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字（精选14篇）

读后感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和探索书中的主题，提炼书中的核心观点。接下来是一些著名作家的读后感范文，通过阅读他们的观点和思考，我们可以拓宽自己的思路和视野。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I读书笔记I读书心得I简介】

在第19个世界读书日期间，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陈雨露教授在中国知名大学校长推荐书单上推荐了《乡土中国》这部经典著作。《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著述中一部研究中国农村的作品，书中所提出的“礼治秩序”及其“差序格局”的概念,是以民间传统习俗为基础,进行社会管理,并提升为一系列制度的社会管理模式，为历代圣贤所推崇。

主要内容简介。

该书是由费孝通先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课程内容辑录而成。在此书中，作者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对中国的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理论上的概述和分析，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作者简介。

费孝通，江苏吴江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1938年先后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1981年，他荣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该年度赫胥黎奖章。1982年，他被选为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院士，又被澳门东亚大学授予社会科学博士学位。1985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获联合国大英百科全书奖。

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他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该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同时出版了《行行重行行》、《学术自述与反思》、《从实求知录》等著作。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范文

在我理解，差序格局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向外延伸的亲疏不同的关系网络。这个格局和西方的团体格局相同的就是格局与格局之间都有交融性。在差序格局里，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就有些像一片雨点落在湖水里激起的圈圈波纹一样，波纹不断向外推延，同时又互相交错，构成整片湖的联系。而在西方社会中的团体格局里，人与人的关系主要依靠各种形式的团体构成。所以，我们今天大学里会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社团组织大概就是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吧。

另外，据费先生所说，在差序格局的社会里人们总会存在着私的念头，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并且除了为了个人那一块，我们都可以说是为了一个“公”去牺牲其他的利益。似乎都是“大公无私”的，但实际上我们总会披着“公”的外衣去实现最终的私欲。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读后感

《乡土中国》第一次让我思考了中国现在社会结构，社会现象的成因。以前从没有想到要追根溯源过，也从没想过这些问题的背后，竟有如此深层次的或简单或复杂的原因。

在费孝通先生的笔下，中国人的特性是和土地分不开的。是的，中国作为千年的农业大国，无论如今城市化发展如何汹涌，中国人的基因里永远有一句话被传承着“面朝黄土背朝天”。可见，那时的中国，对土地对上天，有着我们无法想象的崇拜。我认为，从一点就能体现出来，就是人们见面时的打招呼的方式。西方国家尤其沿海，需要看上天的脸色，决定是否出海，于是他们搭讪的方式就形成了“今天天气怎么样”，而中国，同样是要看上天的脸色，却总结出了“今天吃了么”这样的句子。“吃”字一出，就让人联想到食物，而食物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土地。所以，在中国人心中，土地是衣食父母，相比于上天，土地在人们心中更为重要，再加上一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这也让中国人留下了些许潜意识，向上天祈求只能是心灵上的.慰藉，真的想要生存下去，要靠自己的双手，上天可以决定这年收成好不好，而土地和双手可以决定今年是不是有收成。在中国，一片土地就像是一位母亲，一大家子人生活在一起，一个乡村，一个镇，年代久了，每个围绕在土地上的人，多少沾些亲带些故。每个人彼此熟悉，每个人守一小片土地，没有外力的情况下，人们就安于这样的现状，不愿意改变，于是家族式的社会就产生了。

家族，以血统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包括同一血统的几辈人，亦可称为家属。如陈氏家族、王氏家族等。提到家族，我不由得想到了一句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句话充分反映了所谓的中国人的丑陋一面，费先生在书中说，“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中国乡下佬最大的毛病就是‘私’”所谓政府的“贪污无能”;所谓企业的“经营不善”都是这“私”的毛病在作祟。当家族的一个人“发迹了”，那么以这个人为中心的恨不得祖宗八代有关系的都成了亲戚;倘若他落魄了，这个家，可能也就缩小成了三口之家。私心、崇尚权力、为自己能得到的那些好处不遗余力的争取，中国人的劣根性就此体现出来。而让这种劣根持续生长的正是中国人世世代代从传承下来的中国式社会结构——家。不过，中国除了私，还有一点特色，就是值得称赞的孝。所谓百善孝为先，虽然乡土中国的私心很重，但是并不能掩盖中华传统美德，从土地发展起来，一家族为基本结构的社会，并不存在过多的法制。虽然历朝历代都有衙门有公堂，但乡土中国的人们通常认为家丑不可外扬。而除了法律还有什么能约束人们的行为呢，就是那“传统美德”了。中国人信奉宗教的不多，大多信仰儒家，“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就是古老中国的礼治。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

《乡土中国》分为十四篇，综合起来可以分为8个主题，下面分别来进行讨论。

一、“乡土本色”、“礼治秩序”、“无讼”——礼治与法治的衔接。

在“乡土本色”这一篇中，费孝通先生讲到：“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礼治秩序”这一篇里，费孝通先生主要讲了“礼治”和“人治”“法治”的区别，他说“法治”其实也离不开人，人治和法治的区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在“无讼”中他说：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而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的建立起法治秩序。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

我们可以知道，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差别正是“礼治社会”和“法治社会”的差别，在当今中国社会的激速变迁中，在从乡土社会进入现在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一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礼治”的逐步解体造成的社会秩序的紊乱亟需“法治”去调整。

或许，乡土社会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已经成为了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重大阻碍。“旧俗”是否一定要破?“法治”的推行是否要完全抛弃我们两千年来的乡土习惯?法治思想能否与与我国的传统思想有机结合起来?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二、“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知识还能改变命运吗。

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连续的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不知道“靠左边走”或“靠右边走”。所以，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冒充内行的城里小姐对着苞谷说：“今年麦子长得这么高”。于是乎，可以说，城里人也是愚的。所以，费孝通先生说：愚与非愚，是知识问题，而不是智力问题。

费孝通先生在书中最后一篇文章“从欲望到需要”的末尾又写到：“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即是权力，因为在这种社会里生活的人要依他们的需要去作计划。从知识里得来的权力是我所称的时势权力。”

这让我想到了我们现在常说的“知识改变命运”这样一句话。可是，我们看到，在当今的中国，随着贫富差距的日益拉大，地区之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多少农村孩子由于没有财力而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失去了去“见世面”的机遇。这导致他们终生都要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日复一日从事重复的体力劳动。而更为严重的事实是，随着大学生就业难的日益加剧，新读书无用论又重新在农村抬头，“不上大学一辈子受穷，上了大学马上就受穷”这样的话已在农村开始流传。

我们不禁要问，知识还能改变命运吗?在当今中国，知识还能带来权力吗?究竟是我们错了，还是社会错了?愚与非愚，或许既不是智力问题也不是“知识问题”，而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权力问题”。

费孝通先生在“再论文字下乡”一文的最后说：“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覆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我同时也等于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而当代的中国，已经发生了而且还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是费孝通先生文章里所提及的“变化”。

一个人在社会中所接受的观念，所学到的知识，尤其是无形的道德规范及道德观念，都是在同一社会中生存的前代人的共同社会经验，是整个社会世代相承的共同的文化取向。可是，当代的中国几千年的发展改变，还不如这短短几十年的变化。翻天覆地的改变，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应接不暇。日新月异的社会风气，既让人新鲜又让人感觉透不过气来。我们前辈的社会经验已经无法让我们拿来去适应社会的急速变化。上文提到的“知识是否还能改变命运”其实也正是这种急速变化的大潮给我们带来的困惑之一。

所以，我想说，我们不仅需要文字下乡，更需要思想启蒙。文字下乡是前提，思想启蒙是目的。知识或许不能改变命运，但没有知识是一定改变不了命运的。

三、“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我们有统一的道德标准吗。

在“差序格局”中，费孝通先生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我们的社会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与西方像一捆柴组成的团体社会不同，我们是由一张张以自己为中心的蜘蛛网组成的差序社会。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系维着私人的道德”文中提到：“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别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在西方的“团体格局”中，道德的基本观念建筑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上。每个团体分子和团体的关系是相等的。团体不能为任何个人所私有。于是团体格局的道德体系中发生了权利的概念。人对人得互相尊重权利，团体对个人也必须保障这些个人的权利。但在我们的传统道德系统中，我们没有一个像基督教里那种“爱”的观念——不分差序的兼爱，而是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另外我们也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在西洋团体格局的社会中，公务，履行义务，是一个清楚明白的行为规范。而在中国传统中是没有的。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这网络的每一个结附着一种道德要素，因此，传统的道德里找不出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来，所有的价值标准无法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所以，在这种极富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但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个人是对团体而说的，是分子对团体。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指团体不能抹煞个人，只能在个人们所愿意交出的一分权利上控制个人。这些观念必须先假定了团体的存在。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正因如此，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我见过不少痛骂贪污的朋友，遇到他的父亲贪污时，不但不骂，而且代他隐讳。更甚的，他还可以向父亲要贪污得来的钱，同时骂别人贪污。等到自己贪污时，还可以“能干”两字来自解。这在差序社会里可以不觉得是矛盾;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

所以我觉得，我国现在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中，有的的确是政治体制问题造成的，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根植在我们骨子里的这种传统道德观念在作祟。

四、“家族”、“男女有别”——婚姻与爱情。

关于婚姻、家庭制度，费孝通先生在另一本书《生育制度》里有着更为深刻的阐述。在这里我只就《乡土中国》里的这两篇文章来简单的谈一下我的收获。

费孝通先生在“家族”一文中提到：“在西洋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在这团体中是配角，他们长成了就离开这团体。在他们，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有其他团体来担负，不在家庭的分内。夫妇成为主轴，两性之间的感情是凝合的力量。两性感情的发展，使他们的家庭成了获取生活上安慰的中心。而在我们的乡土社会中，家的性质在这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别。我们的家既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配轴虽则和主轴一样并不是临时性的，但是这两轴却都被事业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

在“男女有别”一文中提到：“从社会关系上说感情是具有破坏和创造作用的。感情的激动改变了原有的关系。这也就是说，如果要维持着固定的社会关系，就得避免感情的激动。其实，感情的淡漠是稳定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示。”

我们知道，反对封建礼教的中最重要的一条理由就是争取婚姻自由，无数的文学作品中也都表达了对封建社会限制男女感情、遏制婚姻自由的控诉。通过费孝通先生的文章，让我明白了为何封建社会要控制男女自由结合，这是因为：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社会秩序范围着个性，为了秩序的维持，一切足以引起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着。在乡土社会，男女之间的结合并不简简单单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个家族的一种结合。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一切事业都不能脱离效率的考虑。求效率就得讲纪律;纪律排斥私情的宽容。

但是当今中国，随着西方思想的冲击和社会经济关系的的发展，乡土社会结构已被打破，我们正经历着从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随着大家族的瓦解，小家庭成了社会的最基本组成单元，传统的择偶方式已不再适应现在社会的变化。可是，我们也并没有完全走出传统观念的影响，与西方重视的只是两个人之间的爱是否开心，而不在乎家庭、婚事等的束缚相比。我国却是什么都要面面俱到。想要门当户对的理性，想要两个人的爱情合适，也想要一见钟情的浪漫。尽管现代人接受了新的观念，对于婚恋也不再是以前的保守态度，但是一旦涉及到婚姻，作为父母就一定会出来干涉。每个人都会受到盘根错节的传统观念的束缚，瞻前顾后，导致了择偶难度越来越高。”

当今的年轻人，正是在传统观念束缚和新思想的冲击下艰难前行。

五、“无讼”——如何树立司法权威。

本来想把“无讼”这一篇的感受和“乡土本色”与“礼治秩序”放在一起的，但是，作为一名法学专业的学生，我想，很有必要把它单拿出来谈一谈。

费孝通先生在“无讼”里讲到：“现代都市社会中讲个人权利，权利是不能侵犯的。国家保护这些权利，所以定下了许多法律。一个法官并不考虑道德问题，伦理观念，他并不在教化人。刑罚的用意已经不复“以儆效尤”，而是在保护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安全。尤其在民法范围里，他并不是在分辨是非，而是在厘定权利。在英美以判例为基础的法律制度下，很多时间诉讼的目的是在获得以后可以遵守的规则。一个变动中的社会，所有的规则是不能不变动的，环境变了，相互权利不能不跟着改变。事实上并没有两个案子的环境完全相同，所以个人的权利应当怎样厘定，时常成为问题，因之构成诉讼，以获取可以遵守的判例，所谓testcase。在这种情形里自然不发生道德问题了。”

费孝通先生还谈到：“中国正处在从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中，原有对诉讼的观念还是很坚固的存留在广大的民间，也因之使现代的司法不能彻底推行。第一是现行法里的原则是从西方搬过来的，和旧有的伦理观念相差很大。在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中，原本不承认有可以施行于一切人的统一规则，而现行法却是采用个人平等主义的。这一套已经使普通老百姓不明白，在司法制度的程序上又是隔膜到不知怎样利用。在乡间普通人还是怕打官司的，但是新的司法制度却已推行下乡了。那些不容与乡土伦理的人物从此却找到了一种新的保障。他们可以不服乡间的调解而告到司法处去。当然，在理论上，这是好现象，因为这样才能破坏原有的乡土社会的传统，使中国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但是事实上，在司法处去打官司的，正是那些乡间所认为“败类”的人物。依着现行法去判决(且把贪污那一套除外)，时常可以和地方传统不合。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行为，于是司法处在乡下人的眼光中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了。”

尽管费孝通先生的这篇文章是上世纪40年代写的，可是说他是描写我国当今的司法现状也不为过。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中国人以和为贵，宁愿息事宁人也不愿诉之于法庭。村民发生冲突与纠纷,并不是立即想到法律,而是通过人情、礼俗和习惯规矩的某种民间法来进行调解和缓和,通常使用本着以家族和乡邻关系为基础的具有浓厚血缘家族和乡土意识的民间法进行劝导、调和,国家法相反成为他们的参照。

在王连保先生的《我国乡村法律秩序的文化视角解读》一文中写到：“乡村的法律秩序存活和发展的外生变量是国家政权的干预程度。国家工作基本上通过村干部来执行,村干部享有国家赋予的强制的制度性权力，对于乡村事务拥有很大的发言权。但是村干部生长于乡土社会中,他的任何违背乡村法律规则体系的行为,都可能遭到来自乡土社会和制度制约的双重压力,所以他们在执行国家工作中必须顾忌乡村的规则。其他执法机关也会面临同样境况,基层法官在审理农村纠纷案件时,往往不按法律程序办案,甚至有时有意规避法律条文,以达到平息纠纷为目的。”

文章还说，国家正式的法律制度大规模地进入乡村社会,力图构造一个现代的法律秩序,然而,正式法所代表的是一套农民所不熟悉的知识和规则,在很多情况下,它们与乡土社会的生活逻辑并不一致,因此也很难满足当事人的要求。结果人们往往规避法律或者干脆按照习俗行事,而不管是否合法;国家在力图贯彻其政策和法律的同时,也往往退让妥协。这突出表现在民间规范、习惯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不一致上,其实质可以说仍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的冲突,从文化的视角看,这种冲突其实是正常的和不可避免的。这样，我们就会宽容和理解现存的乡村法律秩序，并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传统的“无讼”、“和谐”的观念,以及宗族文化的重视血缘关系的思想,不是必然与现代法律秩序水火不容,它们在维持农村法律秩序中甚至在重建农村法律秩序中有积极作用。

六、“无为政治”、“长老统治”、“名实的分离”——民主与历史周期律。

在“无为政治”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主要论述了两种不同权力：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它们产生的缘由和表现。所谓横暴权力就是上级利用自己的权力以他们的意志去驱使被支配者的行动。而所谓的同意权力就是个人得服从大众的安排做事。由于一方的某种权力过剩引诱了另一方来争取就产生了横暴权力。如广西瑶山常见汉人侵占瑶人的土地，却并不征服瑶人来做奴隶，是由于汉人人口多土地少的原因造成的。而在天高皇帝远的乡下，大多事情都是通过同意权力解决的。

在“长老统治”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主要讲解了教化在乡土社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通过教化的手段，年轻一辈懂得尊重年长一辈，同时年长一辈也在向年轻一辈学习，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在此都有了更进一步的解说，正是一代传一代的教化延续，乡土社会得以稳定发展。

而在在“实名的分离”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继从社会冲突中所发生的横暴权力、从社会合作中所发生的同意权力、从社会继替中所发生的长老权力之后又提出第四种权力——时势权力。他讲到：“社会变迁常是发生在旧有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新的环境发生了，人们最初遭遇到的是旧方法不能获得有效的结果，生活上发生了困难。人们不会在没有发觉旧方法不适用之前就把它放弃的。旧的生活方法有习惯的惰性。但是如果它已不能答复人们的需要，它终必会失去人们对它的信仰，守住一个没有效力的工具是没有意义的，会引起生活上的不便，甚至蒙受损失。另一方面，新的方法却又不是现存的，必须有人发明，或是有人向别种文化去学习，输入，还得经过实验，才能被人接受，完成社会变迁的过程。在新旧交替之际，不免有一个遑惑、无所适从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心理上充满着紧张，犹豫，和不安。这里发生了“文化英雄”，他提得出办法，有能力组织新的实验，能获得别人的信任。这种人可以支配跟从他的群众，发生了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和横暴权力并不相同，因为它并不建立在剥削关系之上的;和同意权力又不同，因为它并不是由社会所授权的;和长老权力更不同，因为它并不根据传统的。它是时势所造成的，无以名之，名之曰时势权力。”

费孝通先生的这三篇文章，必须结合在一起去读，才会发现其中四种权力的联系和区别。四种权力相互融合又相互制约，构建了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权力之争。

对于这四种权力，我是这样理解的，为了利益这一个唯一的目的,横暴权力与同意权力在相互斗争中此消彼长,当运用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获得的利益不如“无为”获得的利益时,前者就让位于后者，无为政治便有了现实的存在。无为政治导致长老权力的出现，若长老权力勇于自我改革，追得上社会变迁的速率，这社会也可以避免因社会变迁而发生的混乱。如果长老权力跟不上社会的变动时，时势权力出现，导致革命，推翻现有长老权力，继而进入下一循环。

费孝通先生提到：“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结果不免是口是心非。在中国旧式家庭中生长的人都明白家长的意志怎样在表面的无违下，事实上被歪曲的。虚伪在这种情境中不但是无可避免而且是必需的。不能反对而又不切实用的教条或命令只有加以歪曲，只留一个面子。面子就是表面的无违。这就是名实之间的分离。社会如果加速的变动时，注释式歪曲原意的办法也就免不了，位与权，名与实，言与行，话与事，理论与现实，全趋向于分离了。”

当今的中国社会正是这样一个实名趋于分离的长老权力下的社会。所谓“中国特色”或许正是这样一种“注释”罢了，是一种口是心非、自欺欺人的注释。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在和毛泽东的谈话中，他坦率地提出了自己长期思索而未解决的历史周期律问题。他问毛泽东,共产党能不能找到一条新路，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的支配.对黄炎培的坦诚直言，毛泽东当即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著名的“延安窑洞对”。

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本来就缺乏民主传统的中国，该怎样来建设今天的民主政治?当我们看到政府由于监督缺失而造成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和政治影响时，我们只能黯然面对那个被时人誉为“建立民主政治宣言”的“延安窑洞对”!

七、“血缘与地缘”——城市化进程。

在“血缘和地缘”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重点解说了什么是血缘和地，血缘和地缘的关系、表现、功能。他用自己作为例子，说明“血缘性的地缘更是显著”，如果一个人没有直接的地缘关系，不管他走到哪里，并在那住上了多少年，人家都会用“新客”“客边”“外村人”等来称呼他。从文字可以知道，在乡土社会里，血缘和地缘有着无法分割的关系，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制约。

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作的约定。在订定契约时，各人有选择的自由，在契约进行中，一方面有信用，一方面有法律。法律需要一个同意的权力去支持。契约的完成是权利义务的清算，须要精密的计算，确当的单位，可靠的媒介。在这里是冷静的考虑，不是感情，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性，也正是乡土社会所缺的。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户籍制度的取消是大势所趋，血缘关系社会中将逐步瓦解，取而代之的则是完全的地缘关系社会。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而当代的中国，正在进行着这种转变!

八、“从欲望到需要”——社会的进步。

费孝通先生在这篇文章里说到：“在乡土社会人可以靠欲望去行事，而在现代社会中欲望并不能作为人们的行为的指导了，发生‘需要’，因之有‘计划’”。他认为人的计划是不自觉的，欲望产生了“要”，为了满足“要”，人的行为就由欲望控制了，当人的行为变成自觉的，那就是需要了，这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尽管离题有些远，但我在这里想到了生物进化论的观点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把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在乡土社会中缓慢的社会变迁如同缓慢的自然环境变迁一般导致了乡土社会中人的欲望和行为的印合。在乡土社会中，欲望经了文化的陶冶可以作为行为的指导，结果是印合于生存的条件。但是这种印合并不是自觉的，并不是计划的，这种印合如同漫长的自然选择导致的物种进化一般，可以说是天工，而非人力。

又或许中国社会从乡土社会的依“欲望”而“行为”，到现代社会的因“需要”而“行为”，正是一种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自身自然属性的减少和社会属性的提高。

费孝通先生说：“在乡土社会人可以靠欲望去行事，而在现代社会中欲望并不能做人们行为的指导了，发生“需要”，因之有“计划”。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我也想说，我们国家正在发生着的从乡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变迁的过程中，或许充满着痛苦，或许充满着矛盾。可是，这的确是一种进步!我们应当坚定不移的坚持，后退，是没有任何出路的!”

九、结束语——我们来自乡土。

《乡土中国》一书解释了中国社会人们身上一些很深层的东西，虽然费孝通先生先生指出他所写的是中国的基层，但现代的中国社会也是有基层发展起来的，或多或少的带着乡土的痕迹。尽管此书写于几十年前(1947年出版)，上面说乡土性在渐渐离我们远去，但也许有很多人在看到这本书中某些篇章时会会心一笑，因为在现在的中国社会，书中所描绘的现象依然能在我们心中找到共鸣。

摆脱封建统治才百余年的我们，依旧与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如今的城市生活中，我们依然能看到在城市人西装革履之下隐藏的乡土气息，如“熟人社会”，“长幼有序”等，当今的中国，依然是一个有着浓重“乡土”痕迹的中国。乡土社会和儒家思想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能忽视儒家思想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深刻影响，正因为此，中国乡土社会的完全解体或许还要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读后感

最近读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利用晚上入睡前的时间，本来是要养睡意，哪想这本书有瘾。可能和自己农村生活经验相关，书中描写的人情世故就像自己小时候生活的场景，分析这背后的原因又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也处处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芒。费孝通先生写这本书，是从小处开始，从生活琐事开始，分析却鞭辟入里、入木三分，另人叹服。

讲到乡下人夫妻之间的相敬如宾，似乎总是隔着一层，似乎很少谈笑风生、谈情说爱就更是少见了，这很像很像农村夫妻之间的状态，似乎相敬如宾、客客气气的，但这客气背后确是礼法束缚而至的习惯。这隔膜，我是早就有所感悟的，但经这本书一点，就更真切了，像这种司空见惯的现象，我们早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了，但至于为什么，确没见过什么人讲出个所以然来，这本书给出了答案，对人的启迪远的很。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

在序言里费孝通先生讲过一句“这里所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是啊，中国的主要力量是基层，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脸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中国乡土中国的基层结构是一种所谓的“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种格局和现代西洋的“团体格局”是不同的。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句“游牧的人可以遂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确实是因为这个因素而使中国的农业发展到至今。而本人作为游牧家庭的人，是深有体会的，从小就陪爸爸妈妈遂水草而居，哪里的水草好，就迁去哪里，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想要找个水草好一点地方，所以就没有固定性，性。而农业家庭来说他们是不能弃地的，土地就是他们的命，他们要靠它而传宗接代，因此他们具有固定性。

在乡土中国中，差序格局和社会圈子的组织是比较重要的。同样的，在西洋现代社会中差序格局也是同样存在的，但比较上不重要罢了。这两种格局基本上是社会格局的基本形式，在概念上可以分的清，在事实上就常常可以并存的，可以看得到的不过各有偏胜罢了。

《乡土中国》读后感

我觉得我是一个异常幸运的人，本来是以戏谑的心理拿起这本《乡土中国》，想着我在湘潭看这本书真的是十分应景。可是没想到这是一本异常专业严肃认真的书，我断断续续地看了一个月，很多地方都还是不是很懂，可是还是感觉受益颇多。

这本书年代久远，作者是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的乡村社会学，经过了十多年的研究才定稿出版。总之在那个年代，有一个学者专心致志地去做这样的一个研究，是一件让我异常感动钦佩的事情。

乡土社会是相对静止，稳定的，所以它的发展进程就相比较较缓慢，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很多突然迅速涌入的东西无法用乡土社会的根生于土地的习俗来应对，所以土气就成了骂人的词汇，乡再也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并且我觉得作者说的很对，不一样的社会环境不能用同一种标准去衡量，什么是愚什么是聪明，这是一种相对的关系。并且愚是一种智力缺陷，这样去描述乡村孩子是十分侮辱的。如果同样是连学习和理解教育的机会都没有，那这种嘲笑才显得相对公正，可是并不见得绝对的知识是衡量的标准，还有身体素质和动手本事。

农村与土地的关系密切相关，溶于骨子里，血缘决定地缘，地缘就有排斥性，人口不流动，所以新客想要融入一个村子是十分难的事情，除非他有土地，可是土地又是氏族的受着保护。

作者对于乡土社会的不成文的秩序异常推崇，他认为这是一种出乎与道德上的礼制，现代社会的法律会破坏会误解，是一种被动和强制。可是我觉得传统固然可贵，稳定的社会结构不代表不发展，在剧烈的时代大冲击上看，新问题的涌出会加剧，那么按照原有的进程，相关秩序的出现是会落后的，法治是必然的趋势和进程，这是需要协调和认可的。

他过于否认农村中夫妇两性之间的作用，乡土社会固然是一个大的团体，可是也是以一个个男耕女织的小家庭组成，我觉得这种两性之间的联系不是淡漠的，而是牢固的，以这种联系作为轴才能促进宗族和谐。

总之社会学社会现象是十分深奥的东西，是一种综合的学科。

《乡土中国》读后感

费孝通先生在此书开篇第一句就言明：“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先生正是希望通过《乡土中国》一书来探讨回答：“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法国社会学家孔德曾经说过：“凡在上级的必然以下级为基础，因此也可以用下级来解释上级。”农村是整个中国的基层，中国现存与新兴的很多阶层都是从农村分化出去的，因此研究乡村问题对于我国现在以及未来的发展都十分重要。

什么是“乡土”，这是费孝通先生在全书开篇就着重讨论的问题，在费孝通先生看来“泥土”是与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分不开的，正是土地塑造了中国几千年的荣光，但也是土地束缚了我们向上飞的翅膀。在乡土社会里，“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是生活的常态，一块能用脚步丈量其长短的土地，可能就黏着一个家庭几代人的一生。固定的生活模式、熟悉的生活人群、不流动的生存空间、在各自孤立的社会圈子中形成了的“熟人社会”，是一种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乡土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从长大到死亡都是在一个熟悉的圈子里，人们从熟悉得到信任和安全感，契约与法律在乡土社会中反而成了多余之物，因为维系着乡土间信任关系的是一种由熟悉而带来的可靠性，但这种“约定俗成”却往往格格不入于当下这个由陌生人所组成的社会。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之中，世代定居是常态，迁徙则是变态，哪怕是被迫离家迁徙，乡土社会的“根”还是不变的，他们就像被风吹出去的种子一样，在落地生根以后，仍然会在新的村落中延续旧的习惯。

在乡土社会之中，文字也是多余的，但这并不意味这乡土社会没有文化，更不意味着乡下人是“愚”的。在乡土社会的人们更加重视文字的有用性。我们对文字的定义是：记录思想，交流思想，承载语言的图像与符号。但是乡土社会是一种“面对面社群”。相对狭窄的人际交流结构与封闭式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乡土文化只需要横向之间或者纵向几代人之间经验上的传习，而文字却是因为人们在传情达意的过程中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阻隔的限制而产生的，归根到底，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中发生的。乡土社会是一种近乎于“重复”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单凭语言已经足够传递世代的经验。词不一定要文，中国古代的劳动者并不是缺乏创造力的，以《诗经》为例，《诗经》的风部集合了各地民歌，其中就包括最脍炙人口的《蒹葭》、《关雎》、《桃夭》等等，这些民歌在乡间口口相传，但若无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可能这些名篇就难以传世。在中国基层的乡土社会中，文字的实用性会大打折扣，因此在我们初步推行文字下乡的过程中会遇到困难也就成为能够预料的事情了。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中国人“私”的毛病也是有章可循的。费孝通先生运用社会结构分析法，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在差序格局中，每个人都是以“己”为中心来结成社会关系网络的，但是这个网络的大小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具有伸缩能力的，《增广贤文》里曾言：“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正体现了这个社会圈子会因为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变化的特点。书中以《红楼梦》中的贾府为例子：在贾府鼎盛之时，只要沾亲带故之人都可以包容进这个圈子，但到了风雨飘摇之时，便树倒猢狲散，缩成一团了。圈子的大小与“血缘”、“地缘”、“经济水平”、“政治地位”、“知识文化”水平都休戚相关，在这种由一个个社会圈子所组成的社会之中，群己的界限就模糊了，公私的范围也就有了相对性，“克己”也就成了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德行。

读费孝通与《乡土中国》的论文

花了二十来天才看完这本《乡土中国》，而也是这本书，让我对自己的阅读量和阅读方式产生了一定的反思。今天这次写读后感，可能更多地却在对自己读书上的反思了。

无论怎样，还是先得说正题。《乡土中国》这本书是值得并且需要读第二遍甚至第三遍的。我习惯读一本书的时候先了解作者作这本书的年代和时代背景，我认为，无论什么样的作者，在写书的时候，其背景对其影响一定是很重要的，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根据自己在抗日战争期间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当时的期刊报纸上的小文章所综合的，时代背景是处于极度艰难的抗战时期。而也恰巧是研究之艰难，信息流通之不便，也使得费孝通先生的研究结果具有很鲜明的个人特点和创新的视角。费孝通先生研究的对象是中国社会，他所著《乡土中国》，估计中国已经没有什么时候能够比起那个时代更乡土的了。

《乡土中国》一书还是比较全面的讲述了中国乡土社会的方方面面的。费孝通先生言之“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一总结，加之后面的各项阐述，很具有总结性。不仅在那个年代，即便是现在，所谓的现代化已经得到一定发展了，我认为，中国社会乡土性的烙印还是很深的，现在的内陆地带，现在的农村，还是有很多保持着一贯的乡土性。

而中国人的很多性格也是乡土性而造成的。

人制与法制，究竟哪种更适合？社会主要依靠道德还是依靠法律？想必很多人觉得该依靠法制，但是对于主要依靠道德还是依靠法律这一点上肯定会有很多争辩。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国的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社会。比之于西洋几乎可以用诉讼解决所有问题，中国社会是很少想到用打官司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西洋遇事，可能很快想到诉讼，而中国人却往往只会在其他所有办法解决不了的情况下才会去打官司。因为，在西洋人看来，打官司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方式，而为被告为原告也都很可以理解，成为被告的不一定会受到道德上的谴责。中国就不一样了，即便是在现在，打官司的被告基本首先就会给人以坏形象的印象，很多时候都会受到很多谴责的，而原告也不一定好运，人们也可能会说“破大点事就打官司，难道没有别的解决方式了吗？”。

中国司法制度的推行不力，不仅仅是因为腐败和权钱当政的原因，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与已经保持了几千年的乡土“礼治秩序”的冲突的。譬如说，妻子与外人通奸被丈夫发现，丈夫动手打了奸夫，最后法律判过来，无法给奸夫和妻子以任何处罚，却可以拘留甚至刑罚于丈夫，但是以所有人的道德和“礼治秩序”的处理方式，丈夫打人是无可厚非的，妻子和奸夫会受到惩罚和谴责，丈夫却没事，两种方式结果截然相反。作为旁观者，你是如何看的呢？群众的看法和抉择就会直接决定最后选择的社会秩序的方式，所以法制的推行阻力重重，社会原因是占很大比重的。

文字的下乡可能对于我们现在几乎扫除了所有文盲的社会已经很难体会，但是放诸于解放前的几乎纯农村的社会确实有很多耐人回味的地方。城里人说乡下人土，不识字，说乡下人笨，费孝通先生认为乡下人不识字不是因为学不会，而是因为他们当时的社会生活不需要用到太多文字，不识字也无妨，所以自然不回去学太多，而不是因为笨而不识字的。这一点我相信是肯定无可辩驳的，当初全国恢复高考的时候，农村孩子在读书方面就从来没有落后过城里孩子。而现在，城乡教育基础差别如此之大的时候，农村孩子依然可以学得很好，说乡下人笨的说法是无法站住脚的。

我想，这本书看完之后，我应该要反思一下读书方式了，不去对于每一本书都求之一定程度的甚解，现在这个阶段就应该广泛涉猎，“好读书不求甚解”，待到需要认真的做研究时，再去甚解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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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读后感

《乡土中国》共分为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等共十四篇，经过我两个星期的阅读，已经对前三章有了一定的理解，感受到了中国浓厚的乡土文化，对中国乡土社会有了基本的了解，也认识到那些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的人的一些特质，下面我就针对阅读后的感受做一个简单的综述。

开篇，费先生便提出“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认为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才是中国社会的根基，说乡下人“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乡下人以种地为生，生于斯长与斯。中原人到了草原上依旧要锄地播种，不管天气如何还要试着种地，想家时可以带一捧家乡的泥土煮汤喝，“土”是他们的命根，又讲“村里的人过去什么姓，现在还是那些姓，不太变动”。土地是固定的，不流动的，而这种不流动表现在人与人身上，就是乡土社会中农民聚村而居。

由于他们聚村而居，彼此之间相互熟悉，即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人与人之间信用的维持依靠的不是法律，而是人情。“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文中提到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有机的团结”即礼俗社会，“机械的团结”即法律社会，说到“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法产生的，而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特性注定了他们彼此特殊的交流环境。

语言本质上是一种象征体质，文字更是，在人与人无法直接接触到的情况下用文字来传递信息。“乡土社会”中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他们天天见面，面对面接触，不需要文字也能在这种社会里生活的很好。费先生说乡土社会是个面对面的社会，有话可以当面说明白，不必求助于文字，乡下人没有文字的需要，因此文盲并非因为愚，而是因为乡土社会的本质。

再论文字下乡。上篇从空间维度讲述乡土社会是“面对面”的社会，因此不需要文字，而本篇着眼于时间格局。认为只有当生活发生变化时，感到记忆不够时才需要借助外在工具即文字，而乡土社会不流动性强，缺乏变化，因此从时间格局来看，乡土社会也没有文字需求。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所讲的中国传统的乡村生活正是我小时候所切身经历的，就是一个人情社会，在乡村生活中最常见的就是举办红白喜事，同村甚至邻村关系要好的大家都会提前帮忙，这次你帮我，下次你家有事我又来帮你。总之，这本书读起来让我很有代入感，将学术与生活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读费孝通与《乡土中国》的论文

时间的流逝总是在不停记录历史的进程，越过世纪的门槛，回首总结上个百年的中国社会学发展，总会有许多名字让人铭刻在心。这些学界前辈毕路蓝缕，在曲折艰难中将社会学研究推向了发展的繁荣时期，不仅使其在中国扎下深厚的学术根基，而且形成了世界所瞩目的中国社会学派。

费孝通先生作为一代学人的典范，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孜孜以求，为建立中国化的社会学倾其一生心力，可谓著作等身，学问深厚；而其代表作《乡土中国》更是影响深远，堪称经典之作，至今仍嘉惠后辈学人，引领探究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质，发掘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

《乡土中国》读后感

《乡土中国》读后感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主要收集了40年代后期先生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任教时所讲的关于“乡土社会学”的14篇文章。近日学有余闲，我又一次拿起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细细品读，竟另有一番收获，于是草拟成文，和众位学子齐分享。

第一篇《乡土本色》中有两句话，一句是“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练出来的结果。”另一句是“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它们凝练而充满意蕴，引发了我的深思。

这两句话说明了什么呢？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徙是变态。在中国，农民长久以来聚村而居，因此乡土社会人口的流动率相当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十分稀疏，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为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具备了微妙的特点：每一个孩子都是被长辈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的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了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在熟悉的乡土社会里，乡民之间在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频繁地、长时期地接触，天长日久生出亲密的感觉，并且，这份亲密的感觉会使人和人之间获得天然的信任。在熟悉的乡土社会，彼此间无条件的信任来得似乎没有根据，但却是最可靠的，它已经成为了深入乡民骨髓的规矩。比如，我们今天依然常常在农村听到这样的话：“我们大家都是熟人，打个招呼就行了，还用得着多说么？”万一多说甚至像现代社会一样怕口说无凭，必须得签个字、画个押，那乡民恐怕就要说：“这不是见外了么？”

熟悉尔后亲密、信任，这和“自由”有什么关系？

这就要提到费孝通先生《男女有别》一文中的观点：“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所谓了解，是指接受着同一的意义体系。同样的刺激会引起同样的反应。”“亲密感觉和激动性的感情不相同的。它是契洽，发生持续作用；它是无言的，不像感情奔放时铿然有声，歌哭哀号是激动时不缺的配合。”这两句话说明——了解是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亲密感觉是一种“了解”，熟悉也是一种“了解”。乡土社会中，各个人之间有着高度的了解，知根知底了，熟悉的、亲密的、信任感觉便产生了，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稳定的社会联系，并且，这种社会联系到某种程度会使人感觉到是自动的`，即乡民之间无条件的信任已经内化为乡土社会的礼俗之一，成为乡民自然而然的行为了。

礼是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而传统正是维持礼的这种规范。《礼治秩序》有言：“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行为规范的目的是在配合人们的行为想到这里，乡土社会中“熟悉——亲密——信任——自由”的发展规律已然明晰，但是我们不妨进一步思考此种社会学规律和当代大学生的关系。

我思考的结果是——乡土社会中“熟悉——亲密——信任——自由”的发展规律与“学而时习之”的古训有共通之处。

《论语·学而》有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在这里，“学”是学习，“时”指的是时间，“习”即温习、实习，“说（悦）”就是内心高兴、喜悦的意思。与上文所讲的社会学的理论相对应，“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时习”是经常性的、无数次的陶练，“说（悦）”是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

《乡土中国》读后感

在刚开始拿起《乡土中国》这本书时，我有些部分没有读懂，从而对它有了抵触。但是渐渐地，我发现这本书写的十分有趣，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了许多晦涩难懂的专业名词，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坐下来，安安静静的把这本书读完。当我读完之后，我才意识到，原来我一开始没有读懂的部分——第一章“乡土本色”，是全书的重点核心部分。

在章节开头部分，作者首先提出了他的观点“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紧接着，在一个又一个小故事的串联下，费老提出了乡土性的三个表现：基层社会的人离不开泥土，基层社会的不流动性以及基层社会是熟人社会。我们的生活习惯和对土地的信仰决定了我们离不开泥土。

费老用中国人在内蒙古、西伯利亚种植物的例子生动形象的为我们证明了撒种子、种东西，好像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标签，不管适不适合，都想种点东西，而这只能说是一种流淌在血液里的习惯，或者说是一种文化了。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有土地信仰呢？当我们离开家乡时，总要带上一捧故乡的土，那样才会让我们有安全感。中国古代总说“社稷”，其中“社”是谷神，“稷”是土神，这有力证明了在中国古代时人们对土地的敬仰之情，支持以农业立国。所以在中国古代，泥土就已经占有了如此之高的地位。直到现在，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就对土地有莫名的依恋。

乡土社会的第二个表现是基层社会的不流动性。为什么乡土社会总不流动呢？其实，它是有历史原因的。因为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费老在此用了“游牧的人”、“做工业的人”和“种地的人”三种人的实例说明了我们中国人对土地的黏性很重，外来文化不会轻易的改变我们现有的文化。而即使中国人迁移了，也改变不了定居的常态。一方面，中国人自古形成固定的居所很难改变；另一方面，即使从这块土地上出去了，他们也会像种子一样，在新的地方扎根，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根据地，继续“繁衍”。虽然中国人在历史版图上迁移了一次又一次，但中国人定居的的本性一直没有变过。由此可见，中国基层的不流动性是有历史渊源的，是农业文明造就了这种不流动。

乡土性的第三个表现是熟人社会。在这里，作者引入了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两个概念。前者因为长时间地在一起生活，彼此熟悉，从而自然生长成一种社会。比如中国；后者则是为了完成一项任务而结合的社会，比如欧美。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差距立现。因为大家都生长在同一片土地上，所以大家都是熟悉的，因此中国是一个熟悉人的社会。因为彼此经常接触，陌生感越来越少，熟悉感越来越多，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信任和默契。这样的社会形成的人际关系是熟人社会。这样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中国人总是自来熟？因为我们生在熟人社会，对于我们而言“四海之内皆兄弟”，即使我们真的不熟，喝完这杯酒，也就熟了。

由此可见，中国的社会确实是乡土性的。虽然这种社会在一定方面之下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因素，但同时也正因为这种所谓“土”的依恋与凝聚，使得我们自己的文化不容易被外来文化同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