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字范文（14篇）

读后感是一个人心灵的表达，通过它我们可以了解到不同的读者对同一本书的理解和感受，丰富了我们的阅读体验。希望通过这些读后感范文的分享，大家能够相互学习和借鉴，不断提升自己的写作和思考能力。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

《乡土中国》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逻辑连贯、表述清晰、结构完善，仅从文字功底的角度来看，这本书就一骑绝尘。

同时，在内容方面这本书也很有亮点。

《乡土中国》解答了我们的疑惑。乡下的中国有什么性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发展的？乡下的“土”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生于中国，被困在发达的大都市，不了解远离我们的乡下，好奇过、追问过，但始终碍于距离无法看到乡土中国的本质。这时，《乡土中国》就为我们打开了通往那儿的的一道门，一一解答了更多的问题。

《乡土中国》引发了我们的深思。以及为中心、水波式向外扩展的人际圈子富有弹性，但同时带来攀关系、讲交情的现象；乡下人的智力、学习能力不比都市人差，但同时文字下乡的必要性有待考量；中国家庭里家法相当重要，但同时又造成两性间的矜持……以往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现象，经过费孝通先生的一番剖析，就变得的立体而深刻了。《乡土中国》刺激我们重新审视那些容易被忽视的.本质，引发思考。

《乡土中国》生发了我们的兴趣。就我个人而言，曾经不以为自己的品味会与社会类书籍契合，觉得那一类的书都死板又枯燥。而如今，其中的一天一篇篇文章引人入胜，特别是“再论文字下乡”和“维系着私人的道德”这两篇，在简单的社会现象上，用比喻、对比等手法进行解释说明，生动又有趣味。我读着读着，便觉得自己加深了与社会的链接，发现了社会不同层次下的一面，很愿意反复读。现在，我不但不排斥这类书籍，而且更想多读一点是费孝通先生笔下的文字了！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I读书笔记I读书心得I简介】

在第19个世界读书日期间，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陈雨露教授在中国知名大学校长推荐书单上推荐了《乡土中国》这部经典著作。《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著述中一部研究中国农村的作品，书中所提出的“礼治秩序”及其“差序格局”的概念,是以民间传统习俗为基础,进行社会管理,并提升为一系列制度的社会管理模式，为历代圣贤所推崇。

主要内容简介。

该书是由费孝通先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课程内容辑录而成。在此书中，作者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对中国的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理论上的概述和分析，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作者简介。

费孝通，江苏吴江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1938年先后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1981年，他荣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该年度赫胥黎奖章。1982年，他被选为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院士，又被澳门东亚大学授予社会科学博士学位。1985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获联合国大英百科全书奖。

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他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该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同时出版了《行行重行行》、《学术自述与反思》、《从实求知录》等著作。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

《乡土中国》分为十四篇，综合起来可以分为8个主题，下面分别来进行讨论。

一、“乡土本色”、“礼治秩序”、“无讼”——礼治与法治的衔接。

在“乡土本色”这一篇中，费孝通先生讲到：“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礼治秩序”这一篇里，费孝通先生主要讲了“礼治”和“人治”“法治”的区别，他说“法治”其实也离不开人，人治和法治的区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在“无讼”中他说：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而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的建立起法治秩序。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

我们可以知道，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差别正是“礼治社会”和“法治社会”的差别，在当今中国社会的激速变迁中，在从乡土社会进入现在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一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礼治”的逐步解体造成的社会秩序的紊乱亟需“法治”去调整。

或许，乡土社会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已经成为了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重大阻碍。“旧俗”是否一定要破?“法治”的推行是否要完全抛弃我们两千年来的乡土习惯?法治思想能否与与我国的传统思想有机结合起来?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二、“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知识还能改变命运吗。

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连续的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不知道“靠左边走”或“靠右边走”。所以，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冒充内行的城里小姐对着苞谷说：“今年麦子长得这么高”。于是乎，可以说，城里人也是愚的。所以，费孝通先生说：愚与非愚，是知识问题，而不是智力问题。

费孝通先生在书中最后一篇文章“从欲望到需要”的末尾又写到：“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即是权力，因为在这种社会里生活的人要依他们的需要去作计划。从知识里得来的权力是我所称的时势权力。”

这让我想到了我们现在常说的“知识改变命运”这样一句话。可是，我们看到，在当今的中国，随着贫富差距的日益拉大，地区之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多少农村孩子由于没有财力而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失去了去“见世面”的机遇。这导致他们终生都要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日复一日从事重复的体力劳动。而更为严重的事实是，随着大学生就业难的日益加剧，新读书无用论又重新在农村抬头，“不上大学一辈子受穷，上了大学马上就受穷”这样的话已在农村开始流传。

我们不禁要问，知识还能改变命运吗?在当今中国，知识还能带来权力吗?究竟是我们错了，还是社会错了?愚与非愚，或许既不是智力问题也不是“知识问题”，而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权力问题”。

费孝通先生在“再论文字下乡”一文的最后说：“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覆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我同时也等于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而当代的中国，已经发生了而且还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是费孝通先生文章里所提及的“变化”。

一个人在社会中所接受的观念，所学到的知识，尤其是无形的道德规范及道德观念，都是在同一社会中生存的前代人的共同社会经验，是整个社会世代相承的共同的文化取向。可是，当代的中国几千年的发展改变，还不如这短短几十年的变化。翻天覆地的改变，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应接不暇。日新月异的社会风气，既让人新鲜又让人感觉透不过气来。我们前辈的社会经验已经无法让我们拿来去适应社会的急速变化。上文提到的“知识是否还能改变命运”其实也正是这种急速变化的大潮给我们带来的困惑之一。

所以，我想说，我们不仅需要文字下乡，更需要思想启蒙。文字下乡是前提，思想启蒙是目的。知识或许不能改变命运，但没有知识是一定改变不了命运的。

三、“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我们有统一的道德标准吗。

在“差序格局”中，费孝通先生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我们的社会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与西方像一捆柴组成的团体社会不同，我们是由一张张以自己为中心的蜘蛛网组成的差序社会。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系维着私人的道德”文中提到：“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别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在西方的“团体格局”中，道德的基本观念建筑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上。每个团体分子和团体的关系是相等的。团体不能为任何个人所私有。于是团体格局的道德体系中发生了权利的概念。人对人得互相尊重权利，团体对个人也必须保障这些个人的权利。但在我们的传统道德系统中，我们没有一个像基督教里那种“爱”的观念——不分差序的兼爱，而是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另外我们也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在西洋团体格局的社会中，公务，履行义务，是一个清楚明白的行为规范。而在中国传统中是没有的。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这网络的每一个结附着一种道德要素，因此，传统的道德里找不出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来，所有的价值标准无法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所以，在这种极富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但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个人是对团体而说的，是分子对团体。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指团体不能抹煞个人，只能在个人们所愿意交出的一分权利上控制个人。这些观念必须先假定了团体的存在。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正因如此，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我见过不少痛骂贪污的朋友，遇到他的父亲贪污时，不但不骂，而且代他隐讳。更甚的，他还可以向父亲要贪污得来的钱，同时骂别人贪污。等到自己贪污时，还可以“能干”两字来自解。这在差序社会里可以不觉得是矛盾;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

所以我觉得，我国现在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中，有的的确是政治体制问题造成的，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根植在我们骨子里的这种传统道德观念在作祟。

四、“家族”、“男女有别”——婚姻与爱情。

关于婚姻、家庭制度，费孝通先生在另一本书《生育制度》里有着更为深刻的阐述。在这里我只就《乡土中国》里的这两篇文章来简单的谈一下我的收获。

费孝通先生在“家族”一文中提到：“在西洋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在这团体中是配角，他们长成了就离开这团体。在他们，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有其他团体来担负，不在家庭的分内。夫妇成为主轴，两性之间的感情是凝合的力量。两性感情的发展，使他们的家庭成了获取生活上安慰的中心。而在我们的乡土社会中，家的性质在这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别。我们的家既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配轴虽则和主轴一样并不是临时性的，但是这两轴却都被事业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

在“男女有别”一文中提到：“从社会关系上说感情是具有破坏和创造作用的。感情的激动改变了原有的关系。这也就是说，如果要维持着固定的社会关系，就得避免感情的激动。其实，感情的淡漠是稳定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示。”

我们知道，反对封建礼教的中最重要的一条理由就是争取婚姻自由，无数的文学作品中也都表达了对封建社会限制男女感情、遏制婚姻自由的控诉。通过费孝通先生的文章，让我明白了为何封建社会要控制男女自由结合，这是因为：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社会秩序范围着个性，为了秩序的维持，一切足以引起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着。在乡土社会，男女之间的结合并不简简单单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个家族的一种结合。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一切事业都不能脱离效率的考虑。求效率就得讲纪律;纪律排斥私情的宽容。

但是当今中国，随着西方思想的冲击和社会经济关系的的发展，乡土社会结构已被打破，我们正经历着从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随着大家族的瓦解，小家庭成了社会的最基本组成单元，传统的择偶方式已不再适应现在社会的变化。可是，我们也并没有完全走出传统观念的影响，与西方重视的只是两个人之间的爱是否开心，而不在乎家庭、婚事等的束缚相比。我国却是什么都要面面俱到。想要门当户对的理性，想要两个人的爱情合适，也想要一见钟情的浪漫。尽管现代人接受了新的观念，对于婚恋也不再是以前的保守态度，但是一旦涉及到婚姻，作为父母就一定会出来干涉。每个人都会受到盘根错节的传统观念的束缚，瞻前顾后，导致了择偶难度越来越高。”

当今的年轻人，正是在传统观念束缚和新思想的冲击下艰难前行。

五、“无讼”——如何树立司法权威。

本来想把“无讼”这一篇的感受和“乡土本色”与“礼治秩序”放在一起的，但是，作为一名法学专业的学生，我想，很有必要把它单拿出来谈一谈。

费孝通先生在“无讼”里讲到：“现代都市社会中讲个人权利，权利是不能侵犯的。国家保护这些权利，所以定下了许多法律。一个法官并不考虑道德问题，伦理观念，他并不在教化人。刑罚的用意已经不复“以儆效尤”，而是在保护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安全。尤其在民法范围里，他并不是在分辨是非，而是在厘定权利。在英美以判例为基础的法律制度下，很多时间诉讼的目的是在获得以后可以遵守的规则。一个变动中的社会，所有的规则是不能不变动的，环境变了，相互权利不能不跟着改变。事实上并没有两个案子的环境完全相同，所以个人的权利应当怎样厘定，时常成为问题，因之构成诉讼，以获取可以遵守的判例，所谓testcase。在这种情形里自然不发生道德问题了。”

费孝通先生还谈到：“中国正处在从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中，原有对诉讼的观念还是很坚固的存留在广大的民间，也因之使现代的司法不能彻底推行。第一是现行法里的原则是从西方搬过来的，和旧有的伦理观念相差很大。在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中，原本不承认有可以施行于一切人的统一规则，而现行法却是采用个人平等主义的。这一套已经使普通老百姓不明白，在司法制度的程序上又是隔膜到不知怎样利用。在乡间普通人还是怕打官司的，但是新的司法制度却已推行下乡了。那些不容与乡土伦理的人物从此却找到了一种新的保障。他们可以不服乡间的调解而告到司法处去。当然，在理论上，这是好现象，因为这样才能破坏原有的乡土社会的传统，使中国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但是事实上，在司法处去打官司的，正是那些乡间所认为“败类”的人物。依着现行法去判决(且把贪污那一套除外)，时常可以和地方传统不合。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行为，于是司法处在乡下人的眼光中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了。”

尽管费孝通先生的这篇文章是上世纪40年代写的，可是说他是描写我国当今的司法现状也不为过。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中国人以和为贵，宁愿息事宁人也不愿诉之于法庭。村民发生冲突与纠纷,并不是立即想到法律,而是通过人情、礼俗和习惯规矩的某种民间法来进行调解和缓和,通常使用本着以家族和乡邻关系为基础的具有浓厚血缘家族和乡土意识的民间法进行劝导、调和,国家法相反成为他们的参照。

在王连保先生的《我国乡村法律秩序的文化视角解读》一文中写到：“乡村的法律秩序存活和发展的外生变量是国家政权的干预程度。国家工作基本上通过村干部来执行,村干部享有国家赋予的强制的制度性权力，对于乡村事务拥有很大的发言权。但是村干部生长于乡土社会中,他的任何违背乡村法律规则体系的行为,都可能遭到来自乡土社会和制度制约的双重压力,所以他们在执行国家工作中必须顾忌乡村的规则。其他执法机关也会面临同样境况,基层法官在审理农村纠纷案件时,往往不按法律程序办案,甚至有时有意规避法律条文,以达到平息纠纷为目的。”

文章还说，国家正式的法律制度大规模地进入乡村社会,力图构造一个现代的法律秩序,然而,正式法所代表的是一套农民所不熟悉的知识和规则,在很多情况下,它们与乡土社会的生活逻辑并不一致,因此也很难满足当事人的要求。结果人们往往规避法律或者干脆按照习俗行事,而不管是否合法;国家在力图贯彻其政策和法律的同时,也往往退让妥协。这突出表现在民间规范、习惯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不一致上,其实质可以说仍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的冲突,从文化的视角看,这种冲突其实是正常的和不可避免的。这样，我们就会宽容和理解现存的乡村法律秩序，并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传统的“无讼”、“和谐”的观念,以及宗族文化的重视血缘关系的思想,不是必然与现代法律秩序水火不容,它们在维持农村法律秩序中甚至在重建农村法律秩序中有积极作用。

六、“无为政治”、“长老统治”、“名实的分离”——民主与历史周期律。

在“无为政治”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主要论述了两种不同权力：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它们产生的缘由和表现。所谓横暴权力就是上级利用自己的权力以他们的意志去驱使被支配者的行动。而所谓的同意权力就是个人得服从大众的安排做事。由于一方的某种权力过剩引诱了另一方来争取就产生了横暴权力。如广西瑶山常见汉人侵占瑶人的土地，却并不征服瑶人来做奴隶，是由于汉人人口多土地少的原因造成的。而在天高皇帝远的乡下，大多事情都是通过同意权力解决的。

在“长老统治”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主要讲解了教化在乡土社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通过教化的手段，年轻一辈懂得尊重年长一辈，同时年长一辈也在向年轻一辈学习，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在此都有了更进一步的解说，正是一代传一代的教化延续，乡土社会得以稳定发展。

而在在“实名的分离”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继从社会冲突中所发生的横暴权力、从社会合作中所发生的同意权力、从社会继替中所发生的长老权力之后又提出第四种权力——时势权力。他讲到：“社会变迁常是发生在旧有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新的环境发生了，人们最初遭遇到的是旧方法不能获得有效的结果，生活上发生了困难。人们不会在没有发觉旧方法不适用之前就把它放弃的。旧的生活方法有习惯的惰性。但是如果它已不能答复人们的需要，它终必会失去人们对它的信仰，守住一个没有效力的工具是没有意义的，会引起生活上的不便，甚至蒙受损失。另一方面，新的方法却又不是现存的，必须有人发明，或是有人向别种文化去学习，输入，还得经过实验，才能被人接受，完成社会变迁的过程。在新旧交替之际，不免有一个遑惑、无所适从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心理上充满着紧张，犹豫，和不安。这里发生了“文化英雄”，他提得出办法，有能力组织新的实验，能获得别人的信任。这种人可以支配跟从他的群众，发生了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和横暴权力并不相同，因为它并不建立在剥削关系之上的;和同意权力又不同，因为它并不是由社会所授权的;和长老权力更不同，因为它并不根据传统的。它是时势所造成的，无以名之，名之曰时势权力。”

费孝通先生的这三篇文章，必须结合在一起去读，才会发现其中四种权力的联系和区别。四种权力相互融合又相互制约，构建了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权力之争。

对于这四种权力，我是这样理解的，为了利益这一个唯一的目的,横暴权力与同意权力在相互斗争中此消彼长,当运用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获得的利益不如“无为”获得的利益时,前者就让位于后者，无为政治便有了现实的存在。无为政治导致长老权力的出现，若长老权力勇于自我改革，追得上社会变迁的速率，这社会也可以避免因社会变迁而发生的混乱。如果长老权力跟不上社会的变动时，时势权力出现，导致革命，推翻现有长老权力，继而进入下一循环。

费孝通先生提到：“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结果不免是口是心非。在中国旧式家庭中生长的人都明白家长的意志怎样在表面的无违下，事实上被歪曲的。虚伪在这种情境中不但是无可避免而且是必需的。不能反对而又不切实用的教条或命令只有加以歪曲，只留一个面子。面子就是表面的无违。这就是名实之间的分离。社会如果加速的变动时，注释式歪曲原意的办法也就免不了，位与权，名与实，言与行，话与事，理论与现实，全趋向于分离了。”

当今的中国社会正是这样一个实名趋于分离的长老权力下的社会。所谓“中国特色”或许正是这样一种“注释”罢了，是一种口是心非、自欺欺人的注释。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在和毛泽东的谈话中，他坦率地提出了自己长期思索而未解决的历史周期律问题。他问毛泽东,共产党能不能找到一条新路，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的支配.对黄炎培的坦诚直言，毛泽东当即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著名的“延安窑洞对”。

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本来就缺乏民主传统的中国，该怎样来建设今天的民主政治?当我们看到政府由于监督缺失而造成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和政治影响时，我们只能黯然面对那个被时人誉为“建立民主政治宣言”的“延安窑洞对”!

七、“血缘与地缘”——城市化进程。

在“血缘和地缘”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重点解说了什么是血缘和地，血缘和地缘的关系、表现、功能。他用自己作为例子，说明“血缘性的地缘更是显著”，如果一个人没有直接的地缘关系，不管他走到哪里，并在那住上了多少年，人家都会用“新客”“客边”“外村人”等来称呼他。从文字可以知道，在乡土社会里，血缘和地缘有着无法分割的关系，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制约。

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作的约定。在订定契约时，各人有选择的自由，在契约进行中，一方面有信用，一方面有法律。法律需要一个同意的权力去支持。契约的完成是权利义务的清算，须要精密的计算，确当的单位，可靠的媒介。在这里是冷静的考虑，不是感情，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性，也正是乡土社会所缺的。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户籍制度的取消是大势所趋，血缘关系社会中将逐步瓦解，取而代之的则是完全的地缘关系社会。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而当代的中国，正在进行着这种转变!

八、“从欲望到需要”——社会的进步。

费孝通先生在这篇文章里说到：“在乡土社会人可以靠欲望去行事，而在现代社会中欲望并不能作为人们的行为的指导了，发生‘需要’，因之有‘计划’”。他认为人的计划是不自觉的，欲望产生了“要”，为了满足“要”，人的行为就由欲望控制了，当人的行为变成自觉的，那就是需要了，这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尽管离题有些远，但我在这里想到了生物进化论的观点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把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在乡土社会中缓慢的社会变迁如同缓慢的自然环境变迁一般导致了乡土社会中人的欲望和行为的印合。在乡土社会中，欲望经了文化的陶冶可以作为行为的指导，结果是印合于生存的条件。但是这种印合并不是自觉的，并不是计划的，这种印合如同漫长的自然选择导致的物种进化一般，可以说是天工，而非人力。

又或许中国社会从乡土社会的依“欲望”而“行为”，到现代社会的因“需要”而“行为”，正是一种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自身自然属性的减少和社会属性的提高。

费孝通先生说：“在乡土社会人可以靠欲望去行事，而在现代社会中欲望并不能做人们行为的指导了，发生“需要”，因之有“计划”。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我也想说，我们国家正在发生着的从乡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变迁的过程中，或许充满着痛苦，或许充满着矛盾。可是，这的确是一种进步!我们应当坚定不移的坚持，后退，是没有任何出路的!”

九、结束语——我们来自乡土。

《乡土中国》一书解释了中国社会人们身上一些很深层的东西，虽然费孝通先生先生指出他所写的是中国的基层，但现代的中国社会也是有基层发展起来的，或多或少的带着乡土的痕迹。尽管此书写于几十年前(1947年出版)，上面说乡土性在渐渐离我们远去，但也许有很多人在看到这本书中某些篇章时会会心一笑，因为在现在的中国社会，书中所描绘的现象依然能在我们心中找到共鸣。

摆脱封建统治才百余年的我们，依旧与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如今的城市生活中，我们依然能看到在城市人西装革履之下隐藏的乡土气息，如“熟人社会”，“长幼有序”等，当今的中国，依然是一个有着浓重“乡土”痕迹的中国。乡土社会和儒家思想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能忽视儒家思想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深刻影响，正因为此，中国乡土社会的完全解体或许还要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

《乡土中国》主要讲述了在解放前那个艰难的年代，作者费孝通本着“行行重行行”的实践理念，充分运用自己在学校，书本上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考察当时在整个中国占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广大农村乡野当中去，为研究中国发展尤其是经济的发展，实地研究和考察总结了西南片区的农村经济，文化，和生活状况，并运用自己的独到见解和集体智慧对当时的农村生活境况做出了精辟性总结，其中所提出的开创性见解对当代的城市和农村发展建设是有很大的积极影响的`，尤其是现在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所要建立的社会注意和谐社会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提供了丰富的借鉴作用和宝贵经验。

作者开篇就提高挈领的提出了乡土特色这一大的主题，作者认为中国社会，尤其是中过农村社会，是具有很大的乡土性的，作者运用先抑后扬的手法先是说乡下人是很土的，但是在后文中确实表达的乡下人土的可爱，土的天真，作者通过分析乡下人土的原因，深刻解析了乡下人土的本质和意义，以及与城里人的区别，从这一点来看，城里人与乡下人应该是平等的。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

这本书很薄，置于掌心，不过一寸有余，但它也可以很厚，厚到要让人一遍又一遍地从头看起。每次拿起书的那一刻，说实话心中永远是抗拒的，那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名词，一句又一句的深奥语句，天堑般阻挡在我和书之间。但当一页翻过，目光扫向第二页时，人仿佛就被吸了进去，一个个生动恰当的例子，永远适时地为我解开疑惑，给我往下读的信念。

全书从社会结构入手，阐明了乡土与城镇两种社会。乡下人并不愚笨，身上的那份土气也是代代耕耘此地而流传下来的。随着一个个论点的提出，这本书也愈加扑朔迷离了起来。

乡土社会，是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相对稳定的社会，从差序格局到男女有别，论述中心逐渐向人的情感发展，直至长老社会的诞生，“礼教”一词逐渐展露在人们面前。管理社会的方式也大多成为了教化，这是属于乡土社会的.特有管理方式。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上一刻都成为了过去，环境、社会都随之改变，当然，乡土社会也有着属于自己的微妙的变化，但“生于斯，死于斯”终究还是决定了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仍会流传下去，烙印在乡土文化中，不易改变。

全书共有十四个章节，将乡土社会分割成单独的小块，但当十四个章节融会贯通时，又是一个完整的社会。乡土社会，我认为就是传统的中国，几千年绵延至今，从未中断，也许有些因素会因时而变，但世代终将薪火相传！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

在序言里费孝通先生讲过一句“这里所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是啊，中国的主要力量是基层，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脸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中国乡土中国的基层结构是一种所谓的“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种格局和现代西洋的“团体格局”是不同的。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句“游牧的人可以遂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确实是因为这个因素而使中国的农业发展到至今。而本人作为游牧家庭的人，是深有体会的，从小就陪爸爸妈妈遂水草而居，哪里的水草好，就迁去哪里，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想要找个水草好一点地方，所以就没有固定性，性。而农业家庭来说他们是不能弃地的，土地就是他们的命，他们要靠它而传宗接代，因此他们具有固定性。

在乡土中国中，差序格局和社会圈子的组织是比较重要的。同样的，在西洋现代社会中差序格局也是同样存在的，但比较上不重要罢了。这两种格局基本上是社会格局的基本形式，在概念上可以分的清，在事实上就常常可以并存的，可以看得到的不过各有偏胜罢了。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I读书笔记I读书心得I简介】

《江村经济》是3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图书，作者是费孝通。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1938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时撰写的博士论文，论文的依据是作者在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今属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的调查资料，最初以英文发表，题为《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1939年在英国出版，书名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作者将开弦弓取名为江村。198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本时沿用原书扉页上的《江村经济》一名。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读后感

《乡土中国》第一次让我思考了中国现在社会结构，社会现象的成因。以前从没有想到要追根溯源过，也从没想过这些问题的背后，竟有如此深层次的或简单或复杂的原因。

在费孝通先生的笔下，中国人的特性是和土地分不开的。是的，中国作为千年的农业大国，无论如今城市化发展如何汹涌，中国人的基因里永远有一句话被传承着“面朝黄土背朝天”。可见，那时的中国，对土地对上天，有着我们无法想象的崇拜。我认为，从一点就能体现出来，就是人们见面时的打招呼的方式。西方国家尤其沿海，需要看上天的脸色，决定是否出海，于是他们搭讪的方式就形成了“今天天气怎么样”，而中国，同样是要看上天的脸色，却总结出了“今天吃了么”这样的句子。“吃”字一出，就让人联想到食物，而食物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土地。所以，在中国人心中，土地是衣食父母，相比于上天，土地在人们心中更为重要，再加上一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这也让中国人留下了些许潜意识，向上天祈求只能是心灵上的.慰藉，真的想要生存下去，要靠自己的双手，上天可以决定这年收成好不好，而土地和双手可以决定今年是不是有收成。在中国，一片土地就像是一位母亲，一大家子人生活在一起，一个乡村，一个镇，年代久了，每个围绕在土地上的人，多少沾些亲带些故。每个人彼此熟悉，每个人守一小片土地，没有外力的情况下，人们就安于这样的现状，不愿意改变，于是家族式的社会就产生了。

家族，以血统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包括同一血统的几辈人，亦可称为家属。如陈氏家族、王氏家族等。提到家族，我不由得想到了一句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句话充分反映了所谓的中国人的丑陋一面，费先生在书中说，“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中国乡下佬最大的毛病就是‘私’”所谓政府的“贪污无能”;所谓企业的“经营不善”都是这“私”的毛病在作祟。当家族的一个人“发迹了”，那么以这个人为中心的恨不得祖宗八代有关系的都成了亲戚;倘若他落魄了，这个家，可能也就缩小成了三口之家。私心、崇尚权力、为自己能得到的那些好处不遗余力的争取，中国人的劣根性就此体现出来。而让这种劣根持续生长的正是中国人世世代代从传承下来的中国式社会结构——家。不过，中国除了私，还有一点特色，就是值得称赞的孝。所谓百善孝为先，虽然乡土中国的私心很重，但是并不能掩盖中华传统美德，从土地发展起来，一家族为基本结构的社会，并不存在过多的法制。虽然历朝历代都有衙门有公堂，但乡土中国的人们通常认为家丑不可外扬。而除了法律还有什么能约束人们的行为呢，就是那“传统美德”了。中国人信奉宗教的不多，大多信仰儒家，“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就是古老中国的礼治。

《乡土中国》读后感

费孝通先生在此书开篇第一句就言明：“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先生正是希望通过《乡土中国》一书来探讨回答：“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法国社会学家孔德曾经说过：“凡在上级的必然以下级为基础，因此也可以用下级来解释上级。”农村是整个中国的基层，中国现存与新兴的很多阶层都是从农村分化出去的，因此研究乡村问题对于我国现在以及未来的发展都十分重要。

什么是“乡土”，这是费孝通先生在全书开篇就着重讨论的问题，在费孝通先生看来“泥土”是与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分不开的，正是土地塑造了中国几千年的荣光，但也是土地束缚了我们向上飞的翅膀。在乡土社会里，“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是生活的常态，一块能用脚步丈量其长短的土地，可能就黏着一个家庭几代人的一生。固定的生活模式、熟悉的生活人群、不流动的生存空间、在各自孤立的社会圈子中形成了的“熟人社会”，是一种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乡土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从长大到死亡都是在一个熟悉的圈子里，人们从熟悉得到信任和安全感，契约与法律在乡土社会中反而成了多余之物，因为维系着乡土间信任关系的是一种由熟悉而带来的可靠性，但这种“约定俗成”却往往格格不入于当下这个由陌生人所组成的社会。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之中，世代定居是常态，迁徙则是变态，哪怕是被迫离家迁徙，乡土社会的“根”还是不变的，他们就像被风吹出去的种子一样，在落地生根以后，仍然会在新的村落中延续旧的习惯。

在乡土社会之中，文字也是多余的，但这并不意味这乡土社会没有文化，更不意味着乡下人是“愚”的。在乡土社会的人们更加重视文字的有用性。我们对文字的定义是：记录思想，交流思想，承载语言的图像与符号。但是乡土社会是一种“面对面社群”。相对狭窄的人际交流结构与封闭式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乡土文化只需要横向之间或者纵向几代人之间经验上的传习，而文字却是因为人们在传情达意的过程中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阻隔的限制而产生的，归根到底，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中发生的。乡土社会是一种近乎于“重复”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单凭语言已经足够传递世代的经验。词不一定要文，中国古代的劳动者并不是缺乏创造力的，以《诗经》为例，《诗经》的风部集合了各地民歌，其中就包括最脍炙人口的《蒹葭》、《关雎》、《桃夭》等等，这些民歌在乡间口口相传，但若无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可能这些名篇就难以传世。在中国基层的乡土社会中，文字的实用性会大打折扣，因此在我们初步推行文字下乡的过程中会遇到困难也就成为能够预料的事情了。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中国人“私”的毛病也是有章可循的。费孝通先生运用社会结构分析法，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在差序格局中，每个人都是以“己”为中心来结成社会关系网络的，但是这个网络的大小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具有伸缩能力的，《增广贤文》里曾言：“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正体现了这个社会圈子会因为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变化的特点。书中以《红楼梦》中的贾府为例子：在贾府鼎盛之时，只要沾亲带故之人都可以包容进这个圈子，但到了风雨飘摇之时，便树倒猢狲散，缩成一团了。圈子的大小与“血缘”、“地缘”、“经济水平”、“政治地位”、“知识文化”水平都休戚相关，在这种由一个个社会圈子所组成的社会之中，群己的界限就模糊了，公私的范围也就有了相对性，“克己”也就成了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德行。

《乡土中国》读后感

乡土中国读后感

《乡土中国》是社会学家费孝通的.代表作，现在是作为高中生整本书阅读的必备书目，也是我们教学中的重要内容。然而，如果仅仅以高中生的阅读来看待它，显然是低估了它的社会价值和时代价值。全书共14张，从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到权力结构，从中西方文化的对比等多个角度着眼，探讨了中国文化形成的基本形态。

作为一个从泥土里摸爬滚打长大的泥娃娃，乡土带与我的，是清新的芳草味与幽幽的炊烟香；但除却那些自然的馈赠，乡里人与乡土的陋习则带给了我无尽的反感。

乡里人不识字，也没见识。明明没读过几份报，没看过几本书，却要装成高深莫测的样子聚在一起聊民生谈天下。

乡里人斤斤计较，睚眦必报。今天这家的鸭子闯进了自家的田，明天就必须把自家的鹅赶到他家的地里去；明明是鸡犬相闻的邻居，偏偏结了八辈子的仇；妇人们没事就爱串门，对别家新嫁过来的媳妇品头论足，又说说自家的婆婆的坏话，咒这家笑那家，乐此不疲。

乡里人迂腐讲究，忌讳多。作为坚信科学的二十一世纪唯物主义者，倒不是我不尊重祖宗的规矩，只是有些太过离谱，损人不利己的东西，早早抛弃才好。乡里人不仅要求自家人遵守，还要别人认同，遭到了否定还摆一副臭脸色。

难怪城里人会嫌弃乡下来的，没见识、自私、胆小懦弱、迂腐落后。书中讲的有道理。没见识是因为不识字，不识字是因为没必要识字；自私是常态，是为了更小的“公”而自私；陈腐规矩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那些讲究如同印度妻子殉葬，缅甸成年礼杀人一样，是传统。这些能成为乡土社会不适应新格局的原因，也能当做乡土社会几千年沉淀的结果，但绝不能成为乡土社会就此止步不前的理由。

“从土里长出过的光荣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

乡土的落后已是现存的事实，如要正本清源，须得下一番狠功夫。面对泥沙俱下的乡土社会，在好的改革也会出现漏网之鱼。我爱这一方乡土，也希望它能改头换面。而都市在前领跑，乡土却止步不前。乡土改革进行得热火朝天，重点放在了发家致富上，但私以为，思想的改革着实是刻不容缓呀！

正如艾青所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依然深爱那片田地。那片让我驰骋其中的，留下烂漫笑声的天地。

如今，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阶段，城市化进程有条不紊逐步推进。但是，我们的文化却长久地承袭于乡土中国。研究乡土文化，就是研究我们国家和我们自己。我们从何处来，所以将向何处去。

我生于田垄，长于稻泥；我愿环住一湾秋水，拥紧一簇稻花；我在烈日之下奔跑，于长空之间遨游；我躺在雨后的泥土上，嗅着新雨的清香；我与跳水的鲫鱼作伴，我以偷食的斑鸠为友；我同乖巧的家犬嬉戏，我随回程的水鸭同归。我守在这一方泥土上，传诉着浓厚的乡情，所以，乡土呀，怎可抛弃得下！（杨晓康）。

《乡土中国》读后感

《乡土中国》共分为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等共十四篇，经过我两个星期的阅读，已经对前三章有了一定的理解，感受到了中国浓厚的乡土文化，对中国乡土社会有了基本的了解，也认识到那些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的人的一些特质，下面我就针对阅读后的感受做一个简单的综述。

开篇，费先生便提出“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认为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才是中国社会的根基，说乡下人“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乡下人以种地为生，生于斯长与斯。中原人到了草原上依旧要锄地播种，不管天气如何还要试着种地，想家时可以带一捧家乡的泥土煮汤喝，“土”是他们的命根，又讲“村里的人过去什么姓，现在还是那些姓，不太变动”。土地是固定的，不流动的，而这种不流动表现在人与人身上，就是乡土社会中农民聚村而居。

由于他们聚村而居，彼此之间相互熟悉，即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人与人之间信用的维持依靠的不是法律，而是人情。“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文中提到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有机的团结”即礼俗社会，“机械的团结”即法律社会，说到“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法产生的，而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特性注定了他们彼此特殊的交流环境。

语言本质上是一种象征体质，文字更是，在人与人无法直接接触到的情况下用文字来传递信息。“乡土社会”中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他们天天见面，面对面接触，不需要文字也能在这种社会里生活的很好。费先生说乡土社会是个面对面的社会，有话可以当面说明白，不必求助于文字，乡下人没有文字的需要，因此文盲并非因为愚，而是因为乡土社会的本质。

再论文字下乡。上篇从空间维度讲述乡土社会是“面对面”的社会，因此不需要文字，而本篇着眼于时间格局。认为只有当生活发生变化时，感到记忆不够时才需要借助外在工具即文字，而乡土社会不流动性强，缺乏变化，因此从时间格局来看，乡土社会也没有文字需求。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所讲的中国传统的乡村生活正是我小时候所切身经历的，就是一个人情社会，在乡村生活中最常见的就是举办红白喜事，同村甚至邻村关系要好的大家都会提前帮忙，这次你帮我，下次你家有事我又来帮你。总之，这本书读起来让我很有代入感，将学术与生活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乡土中国》读后感

近日，读了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受益良多。不仅对当时的农村生活，“差序格局”、“礼制秩序”、“长老统治”等方面有了更多了解，同时领略了社会学的魅力所在，对社会学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费孝通先生曾说过：“社会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它把社会作为—个整体，综合研究社会现象各方面的关系和其发展变化，包括人们对人际关系的知识和理论。它最根本的任务是解决一个生在社会里的人，怎样学会做人的问题。这是对社会学高度和本质的概括。

首先费孝通先生从普通乡下人的土气入笔，一反常人对土气这个词的藐视，称赞“土”字用的精当，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依靠的正是土地。曾听人说过，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也正是因为有了土的滋养，才有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才有了聚村而居、与世无争的传统生活，才有了中国人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根源。中国的问题说到底还是需要回到乡村里去理解，毕竟中国是农业大国。在“乡土本色”中，费老说中国乡土的特色是不流动的熟人社会，由此产生的是符合这种社会的习惯，与现代社会截然不同。对“熟人社会”的说法，我思考良多。

费先生认为，在乡土社会这样的“熟人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因为“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只有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变迁，人们在较大的环境中活动，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都是陌生人，所以要讲个明白，也才需要画个押、签个字，也由此，法律才有产生的必要。在此基础上，费先生概括了熟人社会的一些特点和要素，诸如：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政治、血缘和地缘等等。同时，费孝通又认为，乡土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社会，“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乡土中国的“礼”靠社会传统来维系和传承。礼制不同于法律，亦有别于道德。法律凭借权力机构强加于个人，道德靠社会舆论维持，按照费孝通的意思，做事合乎“礼”则更像“凭良心办事”的意思。

中国的熟人社会这种基层社会结构，是与其独特的聚族而居的聚落形态密切相关。而这种聚落形态恰恰是小国寡民的政治学主张的理想模式，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种聚落形态，是自然和政治因素的双重影响。在南方，确实是过一山而语言风俗就不同，所以聚族而居是很自然的选择。但在北方，好像自然因素就没这么强烈，非自然因素才是根本。这里的非自然因素可能就跟政治有关了。在中国，重农抑商是主流，不是皇帝们不爱钱，他们是爱权胜过爱钱，不患寡而患不均。寡，好管，不均，一个容易乱，一个不均，就有富可敌国的素封，就可能挑战皇帝的力量。所以，历代皇帝，都在作打击豪强的事情，比农民起义还彻底。农民起义不过是个催化剂的作用。而安土重迁，就是一项基本国策，其现代版本就是离土不离乡。

另外，功能主义系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手段，简言之，即需要导致文化的产生，文化又反过来满足需要。法治的功能令其无法在熟人社会中产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多人认证了，熟人社会为什么不能产生法治，是因为不需要！而陌生人社会需要法治，所以法治产生于陌生人社会中。这虽然是一个循环认证，但不妨碍其解释的合理性。以中国目前为例，通说为我们正在建设法治国家，但有些现象，很难解释：比如刑讯逼供的减少，是来自文明国家的压力？还是对外来文明成果的汲取？还是本身技术的进步，已经不需要刑讯逼供？正是在这种难以解释中，社会已经开始变迁了。费老的《江村经济》中，探讨了技术变革对社会变迁的影响，较《乡土中国》更进了一步。而“社会变迁”无疑是中国近百年来的一个宏大的话题，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已经成了所有爱国、有志知识分子都想探究与解决的大问题。所以，可以理解，当人们突然发现这个理论可以解释社会变迁的时候，他们的兴奋是可以预计的！功能主义在中国的流行也就可以理解了！

但是，熟人社会被人诟病的地方，是相当多的社会活动缺乏成文规则。但并不是说这个社会就没有规则。这其间根本没有任何逻辑关系。将这些不成文规则成文化，将这些不成文规则中的不合理的、落后的因素剔除掉，引导到所谓的先进道路上去，就真的.是不可行的吗？任何社会，不管是熟人社会还是陌生人社会，都需要法治。这是不证自明的公理。现代法治，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规则的存在，还关心它的存在形式、稳定性、适用性等一系列微观的、技术的内容。但这并不脱离于规则和律令已然存在这个基础。

所以，我认为，社会的结构形态特征，对法治的形成与否并非有如此决定性的影响。换言之，是否在东方这种所谓的“熟人社会”，就形成不了法治，或者说，形成不了真正意义上、纯粹意义上、真正纯粹西方意义上的“法治”，答案很明显，是否定的！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香港（尤其香港的新界地区很有标本意义），都是不胜枚举的例子。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老先生根据解放前夕中国社会现实状况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所完成的著作。书中详细阐述了费老在深入中国乡村社会后，于基层中洞悉的彼时中国的社会特点。费老在书中从政治，如无为政治、长老统治；经济，如乡土本色、血缘和地缘；文化，如文字下乡、家庭、男女有别等方面进行说明。虽然很多写实的描述早已时过境迁，不适用于如今高速发展的社会，但它对当今学者对那个时候的社会状况的研究仍然有着巨大值，也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费老首先在第一篇的乡土本色中引出他对于“乡土”的概念——社会基层的乡土性，土是指泥土、是乡里人谋生的工具。“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费老写得好，这是因为他们世世代代都囿在土地上、耕种活动的分工程度也浅得很，可以自己自足的人们自然是流动性小、社会变迁速率小。我认为，从全书来看，费老的乡土社会从某种程度上说应该就是我们的传统社会。上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小农经济一直是我们的经济形态，生产力的发展是缓慢的，传统是一种不易被打破的东西，所以我们有着农业的本性。在这种慢节奏的生活中，我们周围都是熟悉的人，完全不需要去耗费时间精力来适应陌生的“新面孔”。生活上的固定性使得我们产生了活动范围的限制性，形成了稳定封闭的邻里关系。熟人相见就打声招呼，法律、合同什么的是面对陌生人时才会有的，所以乡土中国才不是个法制社会，我们“生于斯，长于斯”。

而对于现在，许多原本世代以务农为生的家庭里的年轻人甚至父辈母辈放弃家乡里的土地，涌进城市务工。这不得不说是社会发展而形成的结果，表面上似乎他们应该会得到与城里人平等的待遇。但也正是由于上千年沿承下来的传统，他们是基层社会里的人们，与城里人似乎显得“格格不入”。所以在今天，他们与城里人还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权益在一定程度上得不到维护，他们的生活得不到保障，我们的社会并未成为一个真正的法制社会！

在文字下乡中，费老则是选择了现身说法。很多人认为乡下人“愚”，但是费老认为不应该这么说，乡下人不是智力上笨，只是知识上不足，更确切的说是知识结构不一样，他们的知识足以应付他们自己的生活，而对于城市的文明生活自然不甚了了。这种不了解就像城里人分辨不了麦子和包谷、不会下河摸鱼、不会猴子上树一样，没有什么值得取笑的。之前也说到，乡土社会是熟人的社会、是“面对面的社会”，各家各户独立自己、见面也只用打招呼而已，语言是足以解决他们的一切问题的。这样想来，文字对他们来说就并不是必要的了。推行“文字下乡”于费老看来，似乎有些“削足适履”了。但在这推行过程中，我们要找对方式，文字是文明的象征，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因此，费老并非反对推行。我认为，这也正是与现在重视教育的原因如出一辙，社会在进步，教育强国。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读书是他们的“出路”，一间间乡村的希望小学正在被盖起。费老得出这些认识正是来自于他在乡间生活的经历，这也正是他所推崇的“田间考察”的研究方式，也是注重实践经验的“实证主义”的重要体现。

差序格局中，费老指出“私”的毛病在中国比愚和病更普遍，于是生出了许多，滋生了许多贪污无能的问题，并以此引出中国社会结构的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的差序格局。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格局中，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社会联系。这就涉及到中国传统中的人伦，“人和人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伦是有差等的次序”。在这种格局中，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就看站在哪个角度去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同的社会结构格局导致不同的道德观念。这也是西方社会“团体格局”与我们社会相区别的原因。“差序格局”这一概念也是由费老提出来的，并逐渐被国际社会学学者所承认接受。

家族这一章中，有人说乡土社会也包含着团体，比如家。其实就社会结构的格局而言，西方社会与乡土社会内部都有团体式的社群，也都有差序式的网络，但就其主要形式而言，西方社会强烈地呈现为一种团体格局，乡土社会强烈地呈现为一种差序格局，这个只是取决于不同的侧重点。东西方都有的“家”，在结构和功能上也有很大的区别，这反映出社会格局的不同所导致的差异。

在西洋，“亲子指结构，生育是功能”、“主要的是生育儿女”、“西洋家庭里夫妇是主轴，两性之间的情感是凝合的力量，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成年即离开……不在家庭的功能分区里”费老如是说。而在中国，“家是一个事业组织”、“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

乡土社会的家庭呈现出比较强的差序格局特性。家庭成员不限于亲子，可以依需要而以父系原则沿亲属差序向外扩大。人类学称这种根据单系亲属原则组成的`社群为氏族，乡土社会的家在结构上就是氏族，称为家族。除生育外，家族可担负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家族必须是绵续性的，因为政治、经济、宗教等事务是绵续性的，所以家族不因个人的成长或死亡而分裂或结束。这种除生育之外的绵续性事业社群凝合的基础不是两性情感，而是家族事业的需求。“中西家庭在结构与功能上的这种差异，使得中国人在家庭情感上尤其是在两性情感间有着矜持与保留”，女性于传统中被教导相夫教子、三从四德，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决定了这一切。

在男女有别这一章中，费老提到西洋有两种文化模式，一是阿波罗式的，一是浮士德式的。前者认为宇宙有一个超自然超人力的秩序，人只能接受它，维持它。天堂遗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后者认为冲突是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没有尽头的创造过程，不断地在变。费老认为乡村社会属于前者，现代社会属于后者。

对于浮士德式的文化模式，我认为可以理解为一种人生观，“生命是障碍的克服”，挫折愈多，生命也愈顽强，生活的意义也愈深。其中隐藏的结论就是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而非结果，因为生即使，每一天的生只是向死更迈进了一步。进而推论，我们不是要得到更多而是要经历更多，这就是存在主义者加缪的观点——不是生活得更好，而是生活得更多。

费老说“家庭是以同性为主、异性为辅的单系组合”，“男女有别的界限使中国传统的感情定向于同性方面去发展”。我认为这是有道理的，同性恋虽然大部分是先天的，但后天过多地与同性接触或环境影响，也是有可能的，我的同学中就有这样的情况。

在无讼中，“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为了内在的习惯。”这句话让我想起了中国当代的教育，创新意识在一定层面上是这个时代所缺少的，很多学生们在高考这个独木桥面前被转化成了一个个的做题机器，理论与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是脱节的。但庆幸这一问题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到。

在血缘与地缘中，“血缘所决定的社会地位不容个人选择”，“只要你接受了这原则”，而括号里的“我们有谁曾认真地怀疑过这事实？我们又有谁曾向为这原则探讨过存在的理由？”费老是不否认在乡土社会里，血缘决定着你的出身地位，但在这其中又隐隐含着一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声讨。如陈胜、吴广，都有揭竿而起之时，这一切又都是传统使然。

名实中，很多结果都是你做这些事情时附带而来的，是当初做这些事情时所未料想到的，而这些后果又真实地发生了并且又碰巧地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正面的积极作用。

整本书中，费老前后结合，乡村的即是传统的，而他也在一直围绕着这个话题展开讨论，经典而又准确，于细微中用最朴实的语言把他所经历的乡土社会展现出来。颇有感触的是他在重刊序言里说到的——教师的任务主要是在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的领域进军。是的，而不仅仅只是传道授业。费老想借乡土中国这不成熟的果实所展现给我们的一往无前的探索的劲道，也确实是值得我们观摩和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