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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监狱民警再社会化/孙竽法律论文网
长期以来，我们对监狱工作社会化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特别是《司法部关于进一步推进监狱工作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建设意见》出台后，监狱工作社会化问题已经成为监狱理论工作者和广大监狱民警的自觉行动。但是人们往往把监狱工作社会化理解为社会帮教、行刑社会化和罪犯再社会化三位一体（1），而很少对监狱民警的再社会化问题进行思索。本文试图对此进行初步探索和分析。
人一生下来，就面临着社会化的问题。人的社会化是相对于孤立的自然性个体而言的。社会化是个体与社会意识、社会生活不断调适，使个体从“有机生物人”发展成为“社会人”的过程。社会化是一个双向的活动，一方面由于个体对社会环境的依赖，必须接受社会教化；另一方面，作为独立的个体，他又必定会对完整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进行积极的并带有特殊色彩的思考和再现。（2）。
而人的再社会化问题，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和由传统的封闭社会向现代的开放社会转型时期，最值得我们重视和反思的问题之一。简单地讲，再社会化就是指“个体从一种模式社会化方式向另一种模式社会化方式的转变”过程。（3）在过去，监狱民警受多种因素影响，似乎只需经历小社会化（监狱化）就足够了，而今天，监狱民警为了跟上崭新的时代步伐，就不能不进行再社会化。
综上所述，我们不妨将监狱民警再社会化界定为：监狱民警再社会化是指通过拓宽民警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促使民警深刻而全面地认识他人，认识自身，认识世界，自觉接受新的适合于个体社会角色的社会知识和文化模式，努力使自己成为有个性的善于改造监狱文化的社会人，并将独特的监狱文化外化为社会文化的过程。
过去，因为受计划经济体制制约，“几乎所有人都有自己归属的单位。单位内部的关系是他们主要的和长期的社会关系，在单位内部所承担的角色就是他们最主要的社会角色。单位的性质、规模和特点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单位实际构成了他们社会化进程的全部空间。”（4）每个民警从走上监狱工作岗位那天起，就决定了他自身的社会化过程几乎就是一元的“监狱化”过程，民警被深深地刻上“监狱化”烙印。如今，这种状况正在被逐步打破。
首先，监狱器物态的开放和制度的开放从无到有，决定监狱民警必须进行再社会化。公众对监狱不再象过去那样陌生，他们了解监狱信息的途径和手段也日益多了起来。因而，就连罪犯夫妻同居权这类敏感的话题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在二十年前恐怕是不可能的。现在，全国监狱都在不同程度实施或考虑后勤服务社会化的问题。农村监狱民警的住房逐步向城市化过渡，民警的生活与社会有了越来越广泛的联系。物质的形态的突破，必然带来精神层面的突破。受社会文化的多元化的影响，监狱民警一定要走出“大门”，个人思维方式和能力发展也不允许再局限于狭窄的范围和相对孤立的地点。
其次，监狱职能发生变化，要求监狱民警必须进行再社会化。监狱曾一度是专政机关，是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工具。而现时期，监狱是国家刑罚执行机关。这不仅是简单的表述方式上的变化，更反映出了监狱机关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中的地位。“专政”主要强调阶级斗争思想，阶级之间界限分明，监狱具有绝对的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刑罚执行”则是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的是法治，是法律社会化的具体表现。而法律的社会化，要求司法行政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甚至在某些领域里与公民的地位是平等的。在这种状况下，监狱民警必然要在思想意识和行为模式上彻底摒弃陈旧的不符时宜的框架，融入到社会主流文化中去。
再次，监狱民警的人员构成变化，也促使监狱民警必须进行再社会化。清一色的军转人员、干部子女、警校毕业生组成了过去监狱民警队伍。为了监狱事业，献了自身献子孙的事迹，曾令人感动过。然而，近亲繁殖、素质不高等种种弊端也接踵而至。这种状况直到实行国家公务员公开考试录用制度后才有所改变。人员组成结构的变化，给监狱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包括监狱领导层都已认识到这其中的变化。从社会院校中招录的人普遍思想比较活跃，不喜欢安于现状，不断对监狱的各种制度和措施提出置疑。这也着实让一些人担忧，于是叱之为“不安分守己”，并称“还是警校中专生适应性强，还是干部子女更爱岗敬业”。但是，随着公务员制度的深化，总有一天，“不安分”者会成为监狱民警的主体部分，要求冲破监狱旧的管理模式，改变监狱固有文化的要求会越来越强烈。因而，民警的再社会化问题不仅要引起我们思想上的重视，而且要切实行动起来。
最后，罪犯的构成情况变化，也决定了我们民警必须进行再社会化。社会的进步，必然带来一系列新的犯罪问题。从监狱近几年收押的罪犯类型看，涉黑涉毒涉枪罪犯增多，职务犯罪级别增高，农民进城务工人员犯罪问题突出等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已经对监狱民警固有的知识结构，固有的思维模式构成了很大挑战。加之罪犯的法治观念、人权观念不断提高，监狱工作难度越来越大，使许多民警感到自己与社会大环境的距离在拉大，各种困惑也随之而来。解决这个问题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对民警进行再社会化。
（一）监狱工作社会化，其核心是通过各种社会化的手段，确保罪犯成功再社会化。监狱工作在形式上，“体现为刑罚执行方式的创新，即探索刑罚执行方式的多种实现形式……真正实现罪犯的再社会化，使他们在刑满释放后，顺利实现重返社会。”（5）如果监狱民警还尚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化”的人，那么我们究竟有多大的信心把罪犯的再社会化工作搞好呢？至于社会帮教等手段的实施，更需要民警在信息和知识层次上与“志愿者”之间具有较强的对等和互补性。
许就会引发行政诉讼，而在监狱内部却作为经验得到认可。从法治的角度看，司法行政机关类似的行为，其危害性比个案的犯罪还要大得多。倘若民警的思想不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倘若有关领导还把这种所谓的“经验”发扬光大，那么监狱民警始终难以摆脱“监狱化”阴影，法治化的道路就会变得更加曲折。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只有充分“社会化”了的监狱民警，才能担当起监狱工作法制化的重任，自觉推动法治进程。
（三）监狱工作科学化，其核心是运用科学的理念和方法，促使监狱工作更加符合基本规律。（6）从当前监狱发展的情况看，科学的理念和方法很难全部自生于监狱，必须引导民警主动向社会各行各业学习。这种学习的过程，其实也是民警自身进行再社会化的过程。学习得越深入，学习得越全面，越能加快监狱工作的科学化进程。科学化是动态的，不能原地不动地寻求科学化的东西，更不能对曾经科学的东西抱残守缺。而民警的再社会化过程就是对监狱工作中非科学的作法进行辨析，对现行的落后的制度予以改造。
第三，从有利于促进个人全面自由发展角度看，监狱警察再社会化是非常必要的。
社会发展的目的，不仅在于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最终的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由于监狱民警长期接受一种准军事化的管理，作为专政工具而存在。在某些方面，监狱甚至要求民警千人一面，千口一腔，成为封闭的小环境的维护者。在这种状况下，监狱警察的人格是不健全的，个性是不鲜明的。这严重阻碍了民警全面自由发展。
与此相反，再社会化则要求对个人个性进行扬弃和超越。（7）也就是说再社会化欢迎并造就具有独特个性的人。一个人个性越强，经过扬弃和超越的成果越优秀，他对社会的贡献也就越大，个人全面自由发展得也会越充分。
从人类认识社会化的角度来看，监狱民警再社会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思想意识的再社会化、实践活动的再社会化、工作成果的再社会化。
所谓思想意识的再社会化，是指欲使监狱民警从“监狱化”的人变为“社会化”的人，就必须使其具有与世界丰富性相适应的感觉、思维能力、获得和享受最新的社会文化的能力。这也可以视作世界观的问题，一个人如何认识这个世界，决定了他的行为模式，决定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角色定位。一个思想僵化保守的人，不可能对现有的制度和体系有所创新，有所突破，不可能作出创造性的贡献。因而，思想上要破除一切条条框框，要善于博采众长，要以“拿来主义”的态度接受并过滤一切有价值的观念为我所用。
所谓实践活动的再社会化，是指实践活动必须超越狭隘的封闭的地域性局限，将一切实践活动都纳入到社会的视野和更广阔的空间背景中，体现出执法活动的开放性。这是由法律社会化决定的。法律社会化决定了监狱工作必须以社会发展为基点，向社会各领域、各层次、各方面扩张功能，同时使社会力量广泛介入监狱工作。（8）在这种形势下，民警的所有活动都必须抛弃过去那种封闭的行为模式，真正将自己作为社会成员的一部分，将自己的实践活动作为改造社会活动的一部分。
所谓工作成果的再社会化，是指民警一切工作的终极目的都要围绕社会需要这个中心。过去我们把“三防”工作作为监狱的中心工作，这其实还只是强调监狱内部的稳定和安全的问题，没有把社会对监狱的需要作为工作的重点。社会需要监狱能够把罪犯改造好，使之成为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守法公民。尽管这不是监狱单方面能够做到的，但毕竟我们应将此做为衡量工作成果的.唯一标准，以此为中心开展其他相关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本位主义的误区中解脱，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大力支持。
从人类社会化的一般规律上讲，监狱民警的再社会化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熏染影响期――扬弃整合期――改造外化期――成熟运用期。（9）。
在熏染影响期，民警要主动参与社会活动，在广阔的社会大环境中接受社会文化的熏陶和濡染。首先是认识别人。我们对自己和世界的认识往往是从认识别人开始的，对别人认识得越深刻越全面，就对自己认识得越全面越深刻。由人及事，由近及远，由局部地区到整个社会，人只有在社会的大舞台上，才会感觉到自己智力和才能是否超群，感觉到自己在整个社会中处于什么位置，扮演什么角色，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社会文化的特点，进而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必要的调整。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监狱机关以开放和公开的姿态实施监狱工作社会化，为我们广泛接受社会大环境熏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在扬弃整合期，民警根据自己的内在心理结构和主观判断，尽量对社会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进行吸收，并经过变形和转化，从而形成作为社会人的个人所具有的内在独特的个性倾向。这种个体的独立精神，才给大到整个人类社会小到每个人生活的小环境带来无穷的活力。而监狱民警从整体上看恰恰缺乏这种独立精神。当然，这种独立的精神，不再盲目地以自我为中心，而是能够认识到个体独特性与社会文化、社会精神的差异所在。
在改造外化期，民警要根据自己的个性特点，按照社会主流文化模式对监狱监狱文化进行必要的改造。这个过程是痛苦矛盾和令人振奋的过程。一方面，民警生活在监狱这个小社会中，必须受制于习惯势力（中性概念）的约束，想方设法使自己的心理和行为被监狱集体所接受和认同。另一方面个体独特性又要求民警对司空见惯的东西有所突破，必须将独特受到社会熏染的个性外化为监狱文化的一部分，进而对其中不科学、非法治的因素进行改造，推进监狱的改革创新。
在成熟运用期，其主要任务是通过参与社会活动，将被民警改造创新过的监狱文化推向社会，融入到社会主流文化中去，并使之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至此，监狱民警的心理和行为模式，不仅与监狱文化相融合同化，而且与社会文化相融合同化，从而完成了社会塑造个人，个人改造发展社会的社会化过程。
这四个过程并非孤立存在，也并非单向流动，而是个循环往复、环环相扣的过程。
任何工作的开展都不能建立在自我想像中，一定要有所参照。
而且可以了解到港澳台地区的监狱情况乃至外国监狱情况；不仅可以监狱发展动态而且能够学到一切先进的文化。
在选定参照物后，我们还应防止有人借再社会化之机，以种种美丽的借口，将糟粕视为精华，将无聊当成高尚。要时刻谨记民警再社会化不是抛弃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职业道德，而是不断增强“三德”观念。
我们必须时刻感到形势的紧迫，必须清醒地看到监狱自身文化局限性，尤其不能因为监狱的特殊性而拒绝学习新的理念和经验，将自己自封于先进的人类文明之外。
（一）监狱民警社会角色要正确定位。过去，我们总是把监狱、警察、法庭、军队作为国家机器来运作，而监狱警察更是专政工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把人工具化的理论，导致了监狱民警社会角色的缺失。因为工具要由别人来操作，不需要更多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极易使民警迷失自我，以致于出现“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等十分绝对化、缺乏客观性的评价标准。个人的特色被所谓的“集体”力量所淹没，个人的社会角色定位只能局限在监狱小圈子里。事实上，法治的社会里，作为警察不能把自己的角色定位过分政治化，而应该以职业者的形象活跃在社会活动中。如“110”曾一度作为“匪警”的形象出现，但现在成为便民服务的形象。这是时代选择的结果，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工具化的角色定位不可避免地造就“监狱人”，而一旦有了职业化角色定位，便与社会上其他职业者有了平等的交往基础，进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
（二）保障民警有足够的自由支配时间。我们的生命是以时间和空间的方式存在的。因而，民警的再社会化也需要以充分的时间为条件。由于建国以来，中国监狱工作者的工作强度一直比较大，民警的自由时间相对较少，“两眼一睁忙到熄灯”曾一度是监狱民警生活状态的生动写照。这样的状态下，使监狱民警几乎无法参与丰富的社会交往活动。
一个人要认识社会，非要亲自广泛参与社会活动不可。尽管一个人不可能与社会各个领域都直接发生联系，但是这里面仍然有一个量的问题，过去我们往往对此没有足够重视。我们曾经将监狱民警看作机器，可以不知疲劳地转个不停，并将此作为“奉献”的代名词。但随着监狱物防技防水平的明显提高，监狱民警具备了从枯燥的重复性劳动中解脱出来，自由支配业余时间的条件。保证民警有充足的休息时间，也成为从优待警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由于监狱体制改革尚未全面铺开，监企不分问题仍然困扰着监狱民警。为了完成生产任务，许多监狱民警不得不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此种状况并非个别现象。有人在网络论坛中质疑道：“难道监狱警察不受劳动法的保护吗？”响应者众多，大有向有关部门叫板的味道，其言辞中的无奈和郁闷情绪令人担忧。诚然，保证时间是做好工作的基本条件，但是，物极必反，一旦使民警身心疲惫，忙于应付，其工作效率也是可以想见的。实际上，光保障民警的休息还远远不够，而是要保障民警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俗话说得好“磨刀不误砍柴功”，给民警多些自由支配的时间，使他们有机会与社会广泛接触，深入地学习新的社会文化，就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监狱工作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
为了保证民警学习时间，司法部出台了民警队伍建设纲要，在纲要中规定，每名民警三年内的脱产学习时间不少于三个月。此规定实质就是为民警提供了一定的自由学习时间，这为民警再社会化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当然，这还有待于监狱体制改革的到位，特别要解决好监狱民警编制过少、民警专业化水平过低、监企不分等问题。在此之前，监狱领导务必要从旧的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不能以时间的长短来衡量一个人的工作积极性，而是要以是否善于利用新的知识，对工作是否有所创新有所突破作为衡量标准。
（三）努力培养民警健康的心理素质。有人认为，一个人的健康包括生理、心理、社交三大要素。（11）很显然，民警的再社会化实践属于社交范畴，而社交以健康心理素质为基础。有了健康的心理，才会有高质量的人生。什么样的心理才是健康的心理呢？具体而言，就是要有广泛的活动兴趣、融洽的人际关系、健康的自尊情绪、积极的进取精神和稳定的工作热情。（12）仅就健康的自尊情绪而言，我们发现，在与社会人员交往的过程中，民警普遍有一种自卑的心理，总感到低人一头。因而也自然难免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梁启超曾指出：“自尊者，本人道最不可缺之德”。对于个人，只有自尊才有自爱，才能与他人平等相处，其思想才能与社会发展同步。作为一个单位，只有全体人员都是自尊的人，才能把单位建设好。可见，培养民警健康的心理素质是民警再社会化的必备条件之一，也是促进民警再社会化的当务之急。当然，民警的再社会化与造就民警健康的心理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二oo四年五月。
郑重声明：
本文为作者辛勤笔耕之结果，系第一作者监所管理专业第二学士学位毕业论文的草稿，仅供同仁批评指正或参考，严禁任何人以任何方式进行抄袭或剽窃，一经发现，作者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维护本人的知识产权。
作者简介：
孙竽――女，1970年生于辽宁省黑山县，本科学历，毕业于淮北煤炭师范学院物理教育学专业，同年到江苏省丁山监狱工作，监所管理专业第二本科即将毕业。
宋立军――男，1971年生于辽宁省义县，本科学历，1995年毕业于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同年到江苏省丁山监狱工作，现正在苏州大学攻读在职法律硕士学位。
联系地址：江苏省宜兴市丁蜀镇。
江苏省丁山监狱。
邮政编码：214221。
联系电话：13861524689。
e-mail:slj405@。
参考文献：
（1）参见：想说爱你不容易――监狱工作的社会化评说.本刊观察员.江苏警视.20第5期.江苏省监狱管理局主办。
（2）社会化与个性发展.傅永春.内蒙古师大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3期.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社会学1995年第6期)。
（3）同（2）。
（4）市民再社会化：由“单位人”、“新单位人”到“社区人”.彭穗宁.天府新论.第6期.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社会学第1期)。
（5）同（1）。
（6）论监狱工作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杜向东.江苏警视.年第5期.江苏省监狱管理局主办。
（7）马克思的人类社会化思想――兼论现代社会发展的实质.江德兴.江苏。
社会科学.19第3期.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19第7期)。
（9）参见：论个体心理――社会心理的互动与心理社会化.石凤研.南开学报（哲社版）第2期.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心理学20第5期)。
（10）梁启超论人的社会化.周妤.江海学刊.19第2期.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年第6期)。
（11）同（10）。
（12）参见：略论加强中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刘红.贵阳师专学报.年第2期.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小学管理2000年第4期)。
求形
求刑权，即量刑建议权，是指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不但就被告人的定罪，而且就被告人所应判处的刑罚向人民法院提出具体的量刑请求建议的一种权力。量刑建议是公诉权的自然要求，也是公诉改革、审判监督的一项具体措施，对于提高公诉质量、提高诉讼效率、强化刑事案件量刑的公正性、防止司法腐败等方面均有积极的意义。但目前对量刑建议的改革还处于摸索阶段，各地基层院在具体行使量刑建议权时经常遇到一些问题。为此，笔者就检察机关积极行使求刑权的问题阐一孔之见，以供商榷。
一、检察机关求刑权的依据。
从理论上看，求刑权是公诉权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实际上，公诉权就是一种刑罚的请求权，审判权是刑罚的裁定权和一部分刑罚的执行权。刑罚的请求权由两方面构成，一方面是定罪，另一方面是量刑。所以，公诉机关在指控犯罪的同时，可以对量刑提出一个主张，是有理论依据的。公诉人在庭审阶段发表的公诉意见，动工是对起诉书的补充和完善，也是对起诉书中的求刑意见的具体化和明确化。过去公诉意见过于注重被告人的犯罪情节、性质，强调从重、从轻，对具体量刑只是含糊地请求法庭依法认定有罪，满足于有罪判决，而不能对被告人的量刑幅度具体化、明确化。随着庭审方式改革的深入，将起诉书中没有明确化、具体化的量刑请求予以明确、具体，则是对公诉权的进一步完善。
从法律依据看，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条关于公诉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的规定，可以视为检察机关拥有量刑建议权的直接法律依据之一。就刑事诉讼的目的.而言，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定罪问题，也是为了使被告人受到应有的刑事制裁，公诉人在履行职责时必然会涉及量刑问题。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的任务来看，提出正确的量刑建议，不仅是检察机关和公诉人的权力，也是检察机关应履行的职责。
从法律监督职能看，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完善法律监督形式的重要途径。目前，检察机关对审判监督的方式主要是对确有错误的或量刑畸轻、畸重的判决提起抗诉，但这只是事后监督，而且我国刑法规定的量刑幅度较宽，在判决后对法院的量刑监督难以操作，而量刑建议改革则是在庭审阶段公诉人以公诉意见的形式提出量刑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变事后监督为事前监督，能够最大限度地防止错误的发生，相对于抗诉而言，这种监督能以较低的诉讼成本获得较好的诉讼收益，也有利于司法公正。
二、检察机关求刑权的必要性。
检察机关推行求刑权，可以有效制约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是防止司法腐败的一种有效途径。人民法院作为我国的法定审判机关，具有唯一的定罪量刑权，人民法院的最终司法裁判权不容挑战。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个现实，那就是，我国刑法在量刑体制上采用的是相对不确定刑，而且法定刑有较大的灵活性，多种刑种并存，同一刑种法定刑幅度太大，使得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权力膨胀，而法院队伍素质亟需提高，对其缺少足够的约束和制约，致使大量的裁判不公、不当的案件屡屡出现。“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法官的裁量权也是一种权力，而且是一种司法上的权力，这种权力更需要约束和监督。因而，检察机关必须积极行使求刑权，以有效制约滥用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为。
司法实践当中，检察机关行使审判监督权的最主要方式是行使抗诉权。而每年各级法院提起抗诉的案件，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均是很小的。也就是说，目前检察机关行使审判监督权的空间很小，力度很弱。但这并不表明各级法院的其他判决就无懈可击，合理合法。实践证明，法院的很多判决，虽然没有当事人的上诉和检察机关的（不能）抗诉，但问题还是不少的，有的甚至还是错误的，滥用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案件就更多了。所以，我们必须纠正一种观点，即只要法院作了有罪判决，我们的控诉任务就完成了。我们应该站在更高的角度，将审判监督的阶段前移，积极、主动监督审判活动，将大量的不能抗诉的案件也纳入到强有力的审判监督活动中来。“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检察机关积极行使求刑权，就可以在提起公诉前即定下基调，为正确指控夯实基础。而一旦法院作出不当判决，检察机关即可以找准位置，有的放矢，正确、主动、积极地行使审判监督权，从而，将这一权力真正落到实处。
同时，推行求刑权有利于促进检察官业务水平提高，增强公诉部门队伍的素质。检察机关积极行使求刑权，就要求公诉人员不能仅停留在过去的粗线条式的办案水平和作风上，而应把握全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情节，作出准确的分析和认定，不仅要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作出准确定性，而且要拿出对其依法适用有关法条、刑种、刑期的适当意见。应此要求，公诉人员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方能胜任工作。作为检察机关窗口的公诉部门的整体素质和水平的提高，必将促进全体检察官业务水平的提高和素质的增强。
三、检察机关行使量刑请求权的途径和方式。
检察机关行使量刑请求权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行使：一是在起诉书中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均予以表述；二是在法庭辩论时公诉人以公诉意见的形式，对刑种和量刑幅度的采用向合议庭提出建议。笔者认为后者为优。首先，因为在起诉书中表明量刑意见，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在庭审阶段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及量刑情节往往会发生变化，起诉书中的量刑意见可能会不当，需改变原量刑建议。这样势必破坏起诉书的确定性和严肃性。如果不改变起诉书中的量刑建议，就不能保证量刑建议客观公正，失去量刑建议的作用和价值。而在公诉意见中提出量刑建议则可以根据庭审情况对庭前拟定的量刑建议灵活掌握，保证量刑建议符合客观实际。同时，此时提出量刑建议是立足于充分的证据之上，也比较客观公正，易为法官接受。其次，量刑建议应当阐述事实和法律根据，如果在起诉书中阐述量刑建议的事实的法律根据会使起诉书过于复杂，难以承载，也不符合起诉书的规范要求。而公诉意见是对起诉书的完善物补充，是对起诉书不便或不能展开论述的问题进行深入阐述。因此，在公诉意见中提出量刑建议符合诉讼规律，也有利于充分发挥公诉意见的作用。
关于量刑建议的提出方式，大致有两种：一是提出一个量刑幅度。二是直接提出一个具体的宣告刑。笔者认为提出一个量刑幅度较为合理，既有利于保证量刑的公正性、准确性，又不影响法院的审判权。但对于可适用的刑罚种类较为单一或者符合免予刑事处罚、缓刑、死缓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发表绝对确定的量刑建议。
四、检察机关行使求刑权的实践操作。
在司法实践中，较普遍地存在法院对公诉人提出的量刑建议置之不理的现象。符合抗诉请求情形的较好落实，但属于偏轻偏重的裁判，其处理则较为复杂。为此，笔者以为，首先应强化检察建议的法律效力，针对漠视检察机关求刑权并作出不当裁判的法官应区别对待。对于徇私枉法裁判的，检察机关除依法向该法官所在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外，还应向同级纪检监察部门反映，由有关部门作出相应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其次，建立量刑建议采纳与否说明制度。法庭无论是否采纳，均应在判决书中阐明公诉人所提出的具体量刑建议，并阐述采纳或不采纳的理由。如果量刑建议不应被采纳，可以知道量刑建议错误所在，有利于总结经验，提高量刑建议水平。如果量刑建议应当采纳而不被采纳，检察机关可依此作为抗诉理由，这样可有效地启动二审程序，通过二审予以纠正。
论行政司法行为/文正邦法律论文网
奉献给读者的这部《法哲学论》，绝非出自一时的心血来潮。毋宁说，它是我们适应现代法律科学、尤其是理论法学发展的迫切需要，经过长期的思考和探究而积累起来的成果。本书被列为“国家人文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当下，世界正处于20世纪和21世纪的交接时期。回顾已经过去的百年来的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如同其他科学一样，法学是沿着两个相辅相成的方向进展的：一是各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的强化。如法学与社会学的结合产生法社会学，法学与经济学的结合产生法经济学（经济学法学）；而法学与哲学结合的尝试，则是更为久远的事实了。二是科学部门的分化越来越细致。如古已有之的法理论（理论法学），除了法哲学和法社会学之外，还解析出法学学、法史学等等。至于部门法学（应用法学），这种渗透与分化则更为显著。如民法学与行政法学的结合产生经济法学，刑法学分化出犯罪学、刑罚学、狱政学等，并且已经获得学界广泛的认同。法学的这种演变不是偶然现象，它同现时社会的疾速前进的步伐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状况的复杂化的实际需要相一致，因而具有一定的规律性。面对这种科学发展之大势，我们深感到法哲学的建设确实是落伍了。对于法哲学而言，既没有完成法学与哲学的密切结合和相互渗透，更没有使之从理论法学中真正分化出来而形成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实际情况是，法哲学要么流于一种令人敬而远之的空洞的术语，要么同实证法律科学的法理学甚至法社会学混为一谈。察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认清法哲学的特定研究对象，即法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恰恰这个特定对象，决定着法哲学在整个法学体系，包括理论法学体系中处于理论基础的重要地位。我们之所以打算写一本较为系统的法哲学的书，就是基于法律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对于法哲学的重要性的严肃认真的思考。
对于我们来说，撰写一部法哲学的专著是难度极大的。为此，我们不能不进行长期的理论准备和一点一滴积累创作的经验和成果。在我本人方面，探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法哲学观点的著作有《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史》（与李光灿老前辈合编，法律出版社1991年出版），《列宁法律思想史》（即将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等；探讨西方法哲学观点的著作有《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修订版）》两卷本（与谷春德教授合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1987年出版），《西方法律思潮源流论》（纵向的学派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当代西方理论法学研究》（横向的课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黑格尔法律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1989年出版）；探讨中国法哲学观点的著作有《现代理论法学原理》（与公丕祥教授合编，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和西方法律思想比较研究》（收入《架起法系之间的桥梁》，苏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我第一次有勇气公开发表自己关于法哲学整体性看法的论文是《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体系论纲》（载《中外法学》1992年第4期）。此外，还发表了一批其他相关的学术论文。本书的另一位主编即西南政法大学的文正邦教授，对于法哲学的探讨是颇受学界瞩目的。据我所悉，自改革开放以来，他在报纸杂志上撰写的、直接阐发法哲学的论文不下数十篇。在他编著的书和主编的《外国法学研究》期刊上，也广泛地涉及法哲学问题。我从他那里受益匪浅。再者，读者从《法哲学论》的作者名单中可以知道，我先后带培的博士研究生们对该书的贡献也很值得称道。本着师生互学、教学相长的精神，我与他们彼此之间就法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了多年的锲而不舍和反复的切磋，其中所形成的部分见解亦凝集于书中。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
从《法哲学论》写作提纲的拟定到清样的校对，王振东副教授都耗费了许多精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熊成乾编审、张玉梅副编审，不仅在编书技术上给予我们精心和周到的帮助，而且又同我们一起就书中某些理论表述进行了有益的、启发性的商讨。我们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虽然《法哲学论》的付梓使我们受到一定的鼓励，但我们绝不把它当作什么重要的成就，更不敢妄称其中构筑了什么法哲学的理论体系，顶多只能说是我们在探索法哲学奥秘过程中的一个初步的记录。我们深知自己才疏学浅，法哲学研究的征途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有鉴于此，我们坦率地承认，书中的不成熟之处、欠当之处乃至错误之处，很可能比比皆是。我们恳切地希望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无保留地提出批评。
吕世伦。
2月于中国人民大学。
引言。
马克思曾经指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掌握群众。而所谓彻底，就是触及事物的根本。恩格斯也说过，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一个民族如果缺少理论思维（即哲理思维），既不可能站在时代的前列，也不可能跃居文明的顶峰。开展法哲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坚持法学理论的彻底性和科学性，有助于培养和提升法律工作者的理论思维。因为法哲学是关于法学世界观及其方法论的理论体系，是人类关于法的理论思维的结晶。它赋予我们以深邃的目光和高瞻远瞩的视野去探究法的根蒂和普遍性，体悟和追寻其中所蕴含的时代精神。开展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还可以使我们的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经验得以用法学唯物论和法学辩证法的科学体系武装起来，为法律工作者学习、掌握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铺路搭桥，开辟广阔天地，避免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有效地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和工作能力。显然，这些对于我国法学理论和法制建设的深化、发展和走向现代化，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
许多复杂的法理问题，若深入探究下去往往就是哲学问题；法律实践的指导原则和所遇到的疑难问题，归根到底也涉及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各个部门法学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突破和创新，亦都有赖于相关的法哲学方法和理论之功力。因此，为了开创我国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制建设的新局面，跃上新台阶，法哲学的研究和发展被提到了突出的地位。特别是值此世纪之交和即将跨入21世纪之际，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在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公正、安全、文明、健康地发展和全面进步，更需要强化和高扬法学的科学理性力量和功能，以正确规划和顺利实施我国法制发展战略，总结和吸取人类法律文明发展的宝贵经验和智慧，实现法制现代化和法学现代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和法学而努力，这些都离不开法哲学的研究和发展。
一个不断地学习、借鉴、探索、创造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展法哲学研究出现了以下几种方式和途径：一是评介古今中外已有的法哲学遗产和成果，特别是对马克思法哲学思想和近现代西方法哲学的研究和介绍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二是对一些重大的社会、经济及政治法律问题的法哲学思考，也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广泛的兴趣和注意；三是开展部门法哲学的探索和研究，如对刑法哲学以及诉讼法哲学等的探索和研究，并已出现了颇有分量的成果；四是尝试比较系统地构建中国当代法哲学，这正在热烈地探讨以及争论之中，人们提出了种种方案和设想，但尚未出现比较成熟的体系，因为这乃是最为复杂、艰巨和繁难的一项事业，也是我们开展法哲学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目标和任务。我们谨愿以我们的探究，去迎接我国法哲学研究的新高潮。
文正邦。
公证赔偿的思考/熊晓峰法律论文网
熊晓峰。
记得前两年南方周未上发过一篇文章，文章的具体内容忘了，大意是说司法局职能较弱、要给司法局增加职能，但其中的一句话“司法局是干什么的”却一直萦绕在心头，因为作为一名司法行政人，多次有人用这句话问过我，我也一直不知道该如何向人说清楚司法局到底是干什么的，甚至还有人把司法局误为“市话局”，在装电话难的年代还颇享受了一些尊崇的目光。
算起来司法局的职能不少，与其他政法机关相比，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数量可谓最多，甚至很难找到一两个合适的词来概括其职能。从监狱、劳教，到律师、公证，从法制宣传、人民调解到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从司法鉴定、司法考试到法学教育、法律援助，司法局的职能可以说是千头万绪，但是，各个职能之间缺乏一种必然的联系。
司者，掌握、管理、控制也，司法局的全称是司法行政，顾名思义就是管理司法机关的行政事务。从司法行政的沿革来看，司法行政也曾管理过司法机关的行政事务。追溯起来在清朝末年将刑部改为法部即管理司法机关的行政事务，当然这样追溯颇有些阿q老子祖上也阔过的意味，但就象国际足联认可了足球起源于中国，却无法改变中国足球落后的现状。
新中国成立之初即成立了司法部，确定了司法行政与司法审判分立的制度，职能是主管司法机关的司法行政事务等；1959年4月司法部被撤销，开始实行司法行政与审判的合一制。1979年6月中共中央政法小组在向中央报送的关于恢复司法部的建设中指出：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担负着行使审判权的重任，它不适宜并且也确实难以兼任各项司法行政工作。同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设立司法部，中央将法院的司法行政工作交给司法部统一管理。彭真同志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再强调指出，司法部应当成为司法机关的组织部、宣传部、教育部、后勤部。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了司法行政与司法审判分立的原则，但在1983年、1986年和的.数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放弃了国务院及县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管理司法机关司法行政工作的职能。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改革司法机关的工作机制和人财物管理机制，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实行司法行政与司法业务的适当分离成为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司法行政管理司法机关的行政事务似乎已指日可待，特别是有观点提出还要将判决和裁定的强制执行权划归司法行政机关，在条件成熟时将刑事追诉和刑事侦查等检察权交由司法行政机关统一行使，由此司法局的同志都在等待司法行政的春天到来。
司法局有一句口号叫作要想有地位就要有作为，而要有作为就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应该说这个思路是不错的，如果正确执行，做好该做的，放弃不该管的，不说有地位，起码是有所作为的，可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出了偏差，应该为的没为，或者没为好，不应该为的为了，甚至作为主要工作去为，把工作的主要精力甚至全部精力放到律师、公证上去，轮流到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办案、办证。
当我们的司法局陶醉于每年宣讲了几部法律，又有多少人受了教育，有多少人参加了开卷考试，合格率多少，并美其名曰抄也是一种学习时，就好比握有猎枪的猎人告知在山里种地的农民，那灰色的象狗样的东西是狼，会吃人的，你们要保护好自己，然后完事大吉，回家表功去了：我宣传了，大家都知道了。想起了一个笑话：父亲对孩子说，不要怕狗，只要你不去惹它，它就不会咬你，孩子用恐惧的目光看着狗说，我知道了，可狗知道吗？是啊，狗知道吗？群众需要的不是熟知多少部法律，而且就算是法学家也不可能通晓所有的法律，他们所需要的其实很简单，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知道找谁保护，并且有人会去保护他们。
司法局会有春天吗？司法局还需要春天吗？
司法局，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作者单位：江西省南昌市司法局）。
求形
求新。
求效。
“三求”开拓工作新局面。
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政协工作必须适应形势，创新思路，创新工作方法，才能更好地发挥政协的职能作用，提升工作质量。胶东镇政协组按照“正确定位，突出中心，发挥优势，有所作为”的工作思路，选准角度，突出重点，开拓创新，在求实、求新、求效上下功夫，对全镇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求实：摸实情、出实招、办实事，增强工作影响力。
今年，胶东镇政协紧紧围绕镇党委、政府创建“经济发展质量年、文化特色年、社会基础年、党建作风年”的工作思路，选择事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基层搞调研，针对问题搞视察，向党委、政府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围绕全社会普遍关注的“三农”问题，组织委员进行了专题视察和调研，提出了创建“农民夜校，提高增收技能”的建议，被镇党委、政府采纳，并选择了部分村庄进行了试点，受到了农民的欢迎。
除了摸实情、出实招之外，我们还在政协委员中开展了“实践三个代表，为政协增辉”主题活动，在各自的岗位上积极发挥出策出力，成为各条战线上的标兵、能手和带头人。委员徐本信是一名私营企业主，十分关注全镇的经济发展，不但积极为工业园的发展献计献策，积极提供招商引资信息，而且还躬身践行，他成功地把自己的业务合作伙伴引到胶东，受到镇党委、政府领导的好评。委员张玉凤经营的青岛宇洋服饰有限公司积极开发新产品、扩大规模，先后投资150万元扩建增资，为周围村庄解决了300人的就业问题。通过委员们的参与和实践，从不同侧面为促进我镇经济发展、推动对外改革开放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二、求新：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提高参政议政能力。
我们政协组积极探索履行职能的新领域和途径，不断税意进取，开拓创新，使各项工作都有了新的起色。
围绕镇党委、政府提出的建设“文化特色年”的目标，胶东政协组成立了读书会，通过定期确定读书数目、集中学习、发放学习资料等形式，对十六大精神、“三个代表”思想理论、农村政策等知识进行了系统化、理论化的学习。通过学习，提高了委员们的.自身素质、政策理论水平、对当前形势的认知能力和参政议政能力，为履行委员职责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我们活动组积极参与了镇党委、政府的“政策听证会”、机关“三政”管理评议和镇级领导、部门负责人、农村三职干部报告、评议、质询活动，列席镇党委、政府重要会议。政协委员的打分直接影响机关干部职务的升降和奖惩。
同时，我们还鼓励引导政协委员积极参与社会监督活动，帮助改进部门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效能。7名政协委员受聘担任交通、税务、公安、工商等部门的监督员、监察员和询问员，积极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促进部门工作的开展。真正通过政协委员的参与，促进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在镇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
三、求效：实事求是，追求实效，增强工作折服力。
在参与机关“三政”管理中，各政协委员根据镇党委、政府的要求，工作之机多角度、多层次搜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并最终反映到自己的评议意见上来，提高了评议质量，促使机关干部眼睛向下，换位思考，从服务对象的角度思考和处置问题。
在对“双管”单位的评议中，委员们一方面以监督员的身份，注意查找这些单位在平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积极向这些单位负责人反映，另一方面搜集来自这些单位服务对象的意见，综合到最终的评定意见中，保证了评议的公正性、客观性。
针、政策进行了思辨，写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
位委员联合行动，主动从贫困群体中招收职工，不再待遇方面给予照顾，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以实际行动和扎实的效果树立了政协委员的良好形象，增强了活动的感召力和折服力。
扎实的工作和良好的成效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可，大家形成一种共识：政协虽然不是政府的职能部门，但是其联系广泛、智慧密集的优势是其他部门不可比拟的，通过务实求实、开拓创新汇聚的力量对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助推作用也是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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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接待是检察机关一项集接访处访、举报初查、反馈答复和教育息诉于一体的综合性工作，是检察机关保持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取信于民的重要环节。做好文明接待工作首先必须全面认识这项工作，我们应当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思考。
一是等位思考。就是将平等观念引入到文明接待工作中，除司法调查程序外，接待人员与举报人、控告人、申诉人处于平等位置，不能因为由于个别接待人员显露出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让来访群众产生偏激情绪和自卑心理。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创造一个宽松和谐的接待环境，体现亲和力和人文关怀。接待人员要牢固树立平等意识，不断进行自我约束和自我加压，力戒麻木不仁态度和官僚主义作风。要平等地保障来访群众行使权利，做到生人熟人一样、干部群众一样、初访再访一样，不能搞形式接待和区别接待。在接待用语上，讲究语言策略，切忌盛气凌人，咄咄逼人。对群众的'诉求，做到耐心听、认真记、主动想、努力办。
二是换位思考。换位思考是强化等位思考的必然要求，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检察机关在接待处理群众诉求的活动中，既要善于用法，又要学会用情；既要与人群众心连心，又要与人民群众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心连心即要做民情民意入耳，民声民求入脑，民利民苦入心。将心比心，以心换心，是在心连心的基础上要求接待人员主动与来访群众在心理上调换位置，将自己置身于来访群众的处境，据此进行处理和解决问题，真正赢得群众信任。
三是职位思考。接待活动是检察机关的一项职权活动，接待人员所处的岗位是法定职位。首先，职权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开展文明接待活动，就要自觉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通过接访努力解决群众关心的难点、热点问题，全力查处侵犯群众利益的案件，将执法为民落到实处；其次，不能滥用职权。在开展文明接待活动中，既要分清检察权与其他权力的界限，不越权办案，又要区分检察机关内部的不同职能。要全面正确地履行各项控申检察职能，积极开展举报宣传活动，依法开展接访活动，以实现接待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再次，职权不能急于行使。控申接待工作是权力和责任的统一体，不能只讲权力，不谈责任，更不能放弃职责。接待人员要按规定坚守岗位，实行挂牌接待，不得擅离职守，出现脱岗，杜绝有访不接、压案不办。要强化责任意识，克服接访处访是“软任务”的认识，克服重办案、轻接待的做法，大力推行首办责任制，细化措施，狠抓落实，努力把群众诉求解决在首次办理环节。
作者单位:上高县检察院。
为有罪者辩护/龙宗智法律论文网
日本大正3年（19），时任大隈重信内阁农商大臣的大浦兼武，为使内阁提出的增设自卫队师团及建造军舰法案能在国会审议时顺利通过，通过当时众议院秘书处秘书长林田龟太郎收买在野党议员。案发后，检察机关以贿赂罪嫌疑实施侦查。当时已转任内政部长的大浦在法务部长尾崎等人的劝说之下，决定辞去所有公职，并立誓今后绝不参与政治，退隐江湖。检察官侦查终结后，对大浦予以不起诉处分。而相对从犯林田龟太郎及受贿议员等19人均被起诉，并被判决有罪。
鉴于大浦确已构成行贿犯罪，且事实清楚，检察官适用起诉裁量权作出的这一处分，招致舆论抨击，称检察机关“纵放吞舟之鱼”，致使“法律权威坠地”，等等。
根据法务部长尾崎的公开说明，检察官对大浦不起诉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基于刑事政策贯彻的需要。大浦本人于事件后采取自行断绝其政治生命的自处置方式，表示其有悔悟之心，不仅无再犯之虞，而且具有向政界立下范例的意义，因而具有一般预防之效果，事实上与已受严厉制裁并无太大区别，故无追诉必要。此时若对大浦再科处刑罚，应属刑罚权的滥用。第二，基于道义上的理由。大浦的这种应对方式，与不待法律制裁即行自戕之武士相当，道义上值得肯定。第三，具有法制上的根据。起诉裁量在刑诉法中虽无明文规定，却系司法运作过程中长期实行的惯例，已经形成制度，本案亦属适于起诉裁量之案例，因此系合法处分。
对法务部长的解释，有赞成和反对的不同意见，法学界也展开了关于大浦事件的处置与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激烈争论。以牧野英一为代表的一批法学家支持起诉便宜主义以及检察官对大浦事件的处理。他们强调刑事政策的应用，认为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无论是从刑法的社会防卫功能，实质的违法性思想，公诉时效的立法精神，微罪不检举政策取得的成绩，以及对检察官的信赖性等方面，都可以加以论证”。而对大浦事件的处理，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属于“超越了刑事政策的国家最高政策的范畴”。而以富田山寿为首的一批法学家则坚守起诉法定主义立场。强调贯彻法制原则实行有罪必究，认为超出微罪不检举范围的起诉裁量主义容易被政治势力所利用，作为政治权威人物等逃避法律追究的工具，因此不能以所谓最高的国家政策为由而适用起诉裁量权。
追溯渊源，日本明治时代的治罪法（1880年）及刑事诉讼法（1890年）确无检察官裁量起诉的规定，而在学说上也是以起诉法定主义主导。但自明治（1885年）起，政府因苦于执行短期自由刑等带来的监狱经费的膨胀，即有意鼓励所属的检察机关对轻微犯罪予以不起诉处分（微罪不检举）。而后这项政策逐渐强化，到明治30年后，更直接以法务大臣训令的形式，作出实施“微罪不检举”的指示。到明治38年，刑法增设执行犹豫（缓刑）制度，检察实务上进一步采取对可能由法院适用缓刑的案件检察方面作出不起诉处分的具体方针，裁量不起诉的范围逐渐扩大。到大正元年（19），不起诉率已达50．3％，其中裁量不起诉所占比率达24．6％。此时，检察官裁量不起诉已经不限于“微罪不检举”，对一部分非轻微案件也开始积极地依职权作出裁量不起诉处分，如上述对大浦涉嫌行贿的处理。
由“微罪不检举”到更为广泛的'起诉斟酌，这种不起诉处分的“质变”，引起了舆论的非议，也招致了法学界主张“起诉法定主义”者的强烈批评。然而，检察机关巧妙地摆脱舆论及学界的批评，并以大浦事件作为扩大并在法律上确立起诉裁量权的契机。而政府方面也支持起诉便宜主义的发展，并在修改刑诉法的提案中，明确主张全面采用“起诉便宜主义”。大正11年（1922年），日本帝国议会审议通过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其中第279条规定：“根据犯人的性格、年龄及境遇以及犯罪之情状、犯罪后的情况，没有必要追诉时，可以不提起公诉。”这一规定赋予检察官在起诉问题上充分的斟酌处置权，全面贯彻了起诉便宜主义（1949年施行的日本现行刑诉法第248条，在“犯罪之情状”前增加了“犯罪的轻重”，意在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略作限制，这一条款可谓当今起诉便宜主义具有经典意义的法律表述）。而在立法当年（大正11年），不起诉率为69．1％，其中裁量不起诉之比率达53％，裁量不起诉率竟超越了起诉率。
大浦事件的发生，对于日本起诉便宜主义的立法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法律专业法律论文
美国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它对该规则的贯彻执行在世界各国也是最坚决、最彻底的。在美国，它通常以积极的态度肯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详细内容请看下文法律专业。
多实行强制排除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法律明确规定通过非法程序获取的证据作为一般性原则应当予以排除，同时又以例外的形式对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情况加以严格限定，法官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基本上要依据法律的规定。
美国实行的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对于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将自动被排除或导致证据不可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涵盖四种法律实施官员进行的非法行为：(1)非法搜查和扣押;(2)违反第五条或六条获得的供述法律专业毕业论文范文;(3)违反第五条或六条获得人身识别的证言;(4)“震撼良心”的警察取证方法。[2]这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种价值理念：
警察与当事人，前者是国家公务人员，享有国家赋予其专享的权力，这种权力相对当事人具有强制性，而当时人除了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没有其他对抗警察这种强制性的权力的方法。因此，当事人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其合法权利易受到侵犯。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警察或检察官用非法手段，特别是违反美国宪法的手段所取得的证据)就很好的平衡了因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所产生的矛盾。如果法院排除了非法所得的证据，警察就会因为他们的违法而受到惩罚，并使他们将来不敢在进行非法搜查。美国最高法院在沃尔夫案证实了“排除证据可能是威慑不合理搜查的有效方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坎尔金斯案“其目的是通过切断忽略宪法要求的诱因来防止以唯一可用的有效方式强制尊重宪法性保障”，而这些都无一例外的体现出该价值理念。
法律论文范文
同时，面对经济全球化席卷世界的浪潮，中国在迎来发展契机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
这不仅仅直接冲击到我国的经济发展，而且对我国现今的法律制度，尤其是中国尚不健全的私法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合同法作为私法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项法律制度，当然受到的冲击更大。
而合同自由原则作为合同法基本原则之一，是贯穿合同法始终的灵魂，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因此，对这一原则进行深入的探究，现实意义非凡!本文将围绕合同自由原则的含义、渊源、价值、地位等方面进行论述。
大学生校内网()。
关键词：合同法合同自由原则。
一、合同自由原则概述。
一、合同自由的含义。
所谓合同自由，是指当事人依法享有缔结合同、选择相对人、选择合同内容、变更和解除合同、确定合同方式等方面的自由。
在西方国家的合同法中，合同自由是合同法最基本的原则，大学校花校草，是贯穿于合同法的一条主线，是研究合同法的出发点。
因此，我们必须深入探讨合同自由的含义;具体而言，合同自由包括以下五方面内容：
第一、缔结合同的自由。
双方当事人均有权选择是否缔结合同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决定合同内容等方面自由的前提。
如果当事人不享有缔结合同的自由，也就谈不上自由决定合同内容的问题。
第二、选择相对人的自由。
当事人有权自由决定与何人订立合同。
此种自由通常可以包括在缔结合同的自由之中，但也可以与其相分立。
例如，在现代社会某些公用事业服务领域不存在竞争，公用事业组织利用其垄断地位，以标准合同方式从事交易时，消费者则别无选择。
也就是说，他们很难享有选择订约伙伴的自由，但他们毕竟享有订立契约的自由。
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选择缔约伙伴的自由和缔结合同的自由还是有区别的。
也正是这种区别，使我们看到，要真正实现该项自由，必须以市场交易中有大量的参与主体存在为前提。
因此，这项自由能否在市场交易中实现，关键在于有一个充分的完全竞争市场存在。
第三、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
双方当事人有权决定怎样缔结合同具体条款的自由。
从自由决定合同内容上说，当事人有权通过其协商，改变法律的任意性规定，同时也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有名合同之外，订立无名合同或者混合合同。
但是，合同的内容若违背了法律、法规的强行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则将被宣告无效。
第四、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
当事人有权通过协商，在合同成立以后变更合同的内容或解除合同。
如前所述，当事人享有的合同自由，首先包括缔结合同的自由和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
既然当事人可以自由缔结合同，当然也可以通过协商自由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决定合同的内容，同样可以通过协商变更合同的内容。
因而，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也是合同自由的组成部分。
第五、选择合同方式的自由。
指缔结合同的形式由双方当事人自由选择。
古代法律曾经十分注重合同的缔结形式及程序，如古罗马法对买卖的仪式做了具体规定，被称做“曼兮帕蓄”。
(1)近代法律则崇尚形式自由，随着经济生活节奏化的快速发展，现代合同法越来越注重交易形式的简化、实用、便捷、经济，从而在合同方式的选择上以“不要式为原则，以要式为例外”。
(2)。
二合同自由原则的起源。
合同自由原则最早源于罗马法，大学生社会调查报告，优士丁尼的《民法大全》有关诺成契约的规定已基本包含了合同自由思想，但合同自由原则在法律上的确认始于近代民法。
合同自由原则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其经济理论基础，
以18世纪至19世纪的理性哲学为其哲学基础，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其经济基础。
首先，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是合同自由观念的经济理论基础。
他认为每一个经济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都被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去促进并非属于他原来意图的目的，因此，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自由主义经济，政府干预有害而无利。
每个人平等的进行自由竞争，既促进社会的繁荣，也使个人利益得到满足，国家的职责在于保护竞争而非干预竞争，这种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为合同自由原则提供了经济理论渊源。
其次，18世纪至19世纪的理性哲学是合同自由原则的哲学基础。
理性哲学认为，人生而平等自由(天赋人权)。
每人都有自己的意志自由，这是个人行为的基础，个人必须在自己自由选择下，
按照自己的意志才能承担义务，接受约束，法律的职责就是赋予当事人在其合意中表达的意志自由以法律效力，对这种自由限制越少越好。
这是合同自由原则的哲学基础。
再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合同自由原则的经济基础。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使市场突破国界，达到全球，这为合同自由原则提供了经济基础。
二、合同自由原则的价值。
一、合同自由原则在新合同法中的体现。
在新合同法出台之前，强调国家有权干预当事人的合同权利，严格限制当事人的合同自由。
新合同法取代旧法是一个重大进步:。
1.在合同管理方面，新合同法大大减少了政府对合同的行政干预。
政府对合同的干预主要体现在合同管理，而合同管理是与合同自由相矛盾的，合同管理明显属于公法的范畴，新合同法属于私法范畴。
原经济合同法设有“经济合同的管理”一章，而新合同法取消合同管理一章，只规定第127条列入总则。
可见，从立法体例上看，相对于旧法而言，新合同法已大大减少了政府对合同的行政干预。
2、在合同的订立程序方面，新合同法第一次在合同立法中系统、完整的规定了要约与承诺制度。
要约和承诺是订立合同的必须程序，一方面，这一缔约制度包含了当事人意志自由、双方的合意本身即可构成合同并产生相当于法律效力的思想，是私法自治、合同自由的充分体现;另一方面，要约与承诺制度所具有的严格的程序性，又为合同自由原则在缔约阶段的实现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
3、对合同形式的规定，新合同法采取了十分宽容的态度。
原经济合同法规定，除即时清结者外，经济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第3条)。
涉外经济合同法也规定，涉外经济合同应采用书面形式。
至于口头合同和其他各种非书面合同是否应被法律允许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新合同法对合同的形式采取非常宽容的态度。
该法第10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并且新合同法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对以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形式订立的合同也予以认可。
应该讲，毕业设计论文总结，这是新合同法在合同形式方面的重大突破，这不仅适应了现代商业运作的便捷和经济的要求，而且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了当事人的缔约自由。
4、在合同内容方面，新合同法对合同主要条款只做一般性规定，使得当事人有充分的自由决定缔约内容。
原经济合同法第12条规定：“经济合同应具备以下条款……”涉外经济合同法第12条规定：“合同一般应当具备以下条款……”从立法语言上来看，经济合同法规定较强硬，涉外经济合同法较之有所松动，但二者均将合同主要条款作为合同成立的前提，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当事人有权决定缔约内容的自由;新合同法第12条明确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可见，新合同法充分尊重当事人决定缔约内容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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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论文提纲范文目前我国国家赔偿法在(muqianwoguoguojiapeichangfazai)贯彻实施工作的过程中存运橹权行为难以依法得到确认进入法定赔偿程序及赔偿案件审理难度大等问题充分认识实施国家赔偿法的重要意义规范刑事司法侵权行为的确认工作大力培养、造就一支机构独立、人员稳定的高餗质赔偿工作队伍使得我国国家赔偿法在贯彻实施的过程中才能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平等。
企业文化论文提纲意识状态是文化的本质特征之一，社会主义意识状态与文化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文化包含意识状态，同时受意识状态的制约，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领域。
文化的外围价值借助意识状态得以传承;社会主义意识状态通过文化形式表现，意识状态帝覃合、渗透等功能借助于文化才得以更好的实现。
社会主义意识状态与文化能够形成这种良性的互补、互动关系，是因为文化本身就具有与社会主义意识状态重叠的内容。
在文化与意识状当前。
本科毕业论文要求及书写规范【3】。
一般而言，非211、985学校的本科毕业论文字数在6000-8000左右(工程类需要制图的专业则会超过这个数字)，而一些要求较高或者重点学校则要求论文字数在1万左右或以上，总之各个学校在论文字数上的规定都有细微的差异。
一、本科生毕业论文主要内容。
1.题目(宋体，小二，居中)。
3.英文摘要，关键词;。
4.目录。
5.正文;字体：宋体、小四号，字符间距：标准;行距：20磅。
6.参考文献。
期刊内容包括：作者题名，刊名，年，卷(期)：起始页码-结束页码。
著作内容包括：作者、编者，文献题名，出版社，出版年份，起止页码。
7.附件：开题报告和检查情况记录表。
二、格式要求。
1.书写格式要求：填写项目必须用碳素或蓝黑墨水钢笔书写;。
2.文稿要求：文字通顺，语言流畅，版面整洁，便于装订。
d文稿a4纸打印。
三、毕业论文份量要求：毕业论文字数一般不少于1.5万字或相当信息量。
外文文献阅读量的具体要求，由指导教师量化。
四、毕业论文规范审查工作由指导教师具体负责，从毕业论文质、量、形式等规范方面对论文答辩资格进行审查。
审查合格者方能参加答辩。
凡质、量、形式等方面审查不合格者，应责令其返工，直到达到要求为止，否则不准参加毕业答辩。
对于在校外进行毕业论文的学生，其论文答辩资格审查回校进行。
五、毕业论文档案应包括以下内容：
1.大学毕业论文(设计)封面(教务处统一印制);。
3.指导教师、答辩委员会评阅意见、成绩评定表;。
4.其他附件;。
法律专业法律论文
美国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它对该规则的贯彻执行在世界各国也是最坚决、最彻底的。在美国，它通常以积极的态度肯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详细内容请看下文。
多实行强制排除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法律明确规定通过非法程序获取的证据作为一般性原则应当予以排除，同时又以例外的形式对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情况加以严格限定，法官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基本上要依据法律的规定。
美国实行的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对于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将自动被排除或导致证据不可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涵盖四种法律实施官员进行的非法行为：(1)非法搜查和扣押;(2)违反第五条或六条获得的供述法律专业。
范文;(3)违反第五条或六条获得人身识别的证言;(4)“震撼良心”的警察取证方法。[2]这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种价值理念：
警察与当事人，前者是国家公务人员，享有国家赋予其专享的权力，这种权力相对当事人具有强制性，而当时人除了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没有其他对抗警察这种强制性的权力的方法。因此，当事人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其合法权利易受到侵犯。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警察或检察官用非法手段，特别是违反美国宪法的手段所取得的证据)就很好的平衡了因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所产生的矛盾。如果法院排除了非法所得的证据，警察就会因为他们的违法而受到惩罚，并使他们将来不敢在进行非法搜查。美国最高法院在沃尔夫案证实了“排除证据可能是威慑不合理搜查的有效方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坎尔金斯案“其目的是通过切断忽略宪法要求的诱因来防止以唯一可用的有效方式强制尊重宪法性保障”，而这些都无一例外的体现出该价值理念。
法律论文范文
选题说明：学生在执业过程中起草过房屋租赁合同，也办理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一个最大的体会就是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法律名称均省略“中华人民共和国”)“租赁合同”一章对当事人权利义务进行了较详细的规定，但由于房屋租赁合同作为租赁合同中特殊的一种除受《合同法》调整外还受《担保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法律调整，因此实践中有些权利义务容易被忽视。另外学生在处理一些具体案件时也遇到过一些难点，比如承租方能否以出租方未给付税票作为不给付租金的抗辩理由，比如“优先购买权”是否必然衍生出“优先承租权”，比如如何认定“转租”、“转让”及“承包”三者的区别，比如国有房屋出租是否必须进行资产评估等等，因此本文试从《合同法》规定的一般权利义务、相关法律规定的特殊权利义务以及实践过程中难点分析等方面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加以论述。
一、内容摘要及关键词。
正文提纲：
一、房屋租赁合同概念、实质要件及形式要件。
二、《合同法》关于房屋租赁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规定。
(一)出租人交付租赁房屋的义务和瑕疵担保义务。
(二)出租人维修义务(可转移负担)。
(三)承租人支付租金的义务。
(四)承租人按约定使用租赁物的义务。
(五)承租人妥善保管房屋的义务。
(六)承租人租赁期满返还房屋的义务。
(七)承租人获得收益的权利。
(八)承租人“买卖不破租权”
(九)承租人“优先购买权”
(十)承租人死亡后的权利。
(十一)承租人在租赁物灭失情况下的请求权。
(十二)转租中双方权利义务。
(十三)房屋改善及添附中双方权利义务。
(十四)其他权利义务。
二、其他法律关于房屋租赁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规定。
(一)承租人提供身份证件，出租人详细登记的义务。
(二)出租人举报承租人违法行为的义务。
(三)出租人抵押告知义务。
(四)出租人纳税的义务。
(五)其他权利义务。
三、实践中难点问题的分析。
(一)税金负担主体及承租方能否以出租方未给付税票作为不履行给付租金的抗辩理由。
(二)转租与转让、承包的法律辩析。
(三)关于优先承租权的考证分析。
(四)租赁合同备案的法律分析。
(五)国有房屋出租是否进行资产评估的法律分析。
法律论文
诊所法律教育因其实践性与公安院校的教学理念十分契合，分析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困境，并试图寻找突破困境的路径,对教学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美国的法学教育经历了从学徒训练法到案例教学法再到诊所法律教育法的发展阶段。
最初，在美国要想成为一名律师就必须跟着一位执业律师学习必要的执业技能。
1870年至1895年,兰德尔(christophercolumbuslangdel)担任哈佛法学院院长并采用“案例教学法”教学，案例研究成为学生的主要课程。
19世纪20~30年代，弗兰克(jeromenewfrank)提出“法律诊所”这一概念，并对案例教学法进行改革。
xx年，耶鲁法学院获得由福特基金会授权的职业责任法律教育委员会(councilonlegaleducationforprofessionalresponsibility，clepr)的资金资助成立法律诊所，随后，美国大学法学院多采用这种新的法律教学模式。
xx年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我国首先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华东政法学院开设诊所法律课程。
目前我国开设诊所法律课程的学校已达50余所，几乎覆盖国内知名大学的法学院与政法院校，并成为法学教育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短短半个世纪，诊所法律教育能够在全球各大洲主要国家广泛开展，一方面得益于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另一方也依赖其自身的天然优势。
1.诊所法律教育更能体现实践需求。
上世纪60年代，西方各类人权运动兴起，诊所法律教育为社会提供了急需的法律人才，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现实案例。
学生不再是围绕已经生效的案例讨论法律条文、规则和理论，而是面对未决案件，从程序到实体、从事实到法律、从生活到理论进行全面考虑。
2.诊所法律教育具有更强的技术性。
诊所法律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法律实践的学习培养律师的执业技能。
从表面上看，诊所法律教育似乎与案例教学法、学徒制训练无异，但三者具有本质区别。
案例教学法虽然以案例为载体，但其实质还是理论教学；学徒制重技能训练，但又缺乏理论根基。
诊所法律教育将二者有效结合，在诊所课程中融合法学理论与法律技能，教师的“导”与学生的“学”相互配合，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具体案件的处理中。
3.诊所法律教育更为开放。
诊所法律教育打破传统封闭课堂的教学模式，学生通过对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改变传统由教师单方灌输知识的方式，转为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模式。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需要利用法学理论知识作为解决法律问题的手段，还需要学习相互协作培养团队精神，更好地与当事人、对方律师、法官、证人等案件相关人员沟通。
在这个全开放的环境中，学生能快速积累社会经验，提高执业技能。
xx年12月26日，在全国公安院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部长强调，要紧密结合公安院校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紧密结合青年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现实关切，不断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推进具有公安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着力形成课上与课下、校内与校外，理论与实践、公安院校与实战单位相结合的课程教学体系。
可见，突出实战，加强实践是公安教育特色，诊所法律教育的实践性、技术性和开放性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公安院校面向实战、服务实战、融入实战的需求。
但是，在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也面临着如下困境：
我国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学校多数通过在各法学院系设置法律教育诊所的方式实现。
公安院校是公安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院系设置、管理体制与培养模式都服务于培养高素质应用型警务人才的需要。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虽然受到重视，但其非公安专业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身的发展。
要想在公安院校设置法律教育诊所，短期内还无法实现。
公安院校的教师具有警察与教师的双重身份，这种特殊身份使得公安院校的教师责任更重，纪律更严。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多数教师都具有律师职业资格，但由于警察的特殊身份，很难申请从事兼职律师工作。
相比普通高校，公安院校法学专业教师从事律师执业的寥寥无几。
诊所法律教育的开展又离不开这类教师的积极参与，学院仅仅依赖聘请专职律师承担诊所法律教育不仅不现实，也会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最能体现公安教育特色。
实践中，为了更好贯彻“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公安院校的课程安排非常紧凑，相比普通高校，模拟实战“练”和一线岗位的“战”占有较高比例。
在此前提下，如何将诊所法律教育的课程合理安排融入到“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中?是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前提性问题。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确实存在一定困境，但因此放弃该教学方法，岂不因噎废食，因小失大。
诊所法律教育的精髓在于摒弃传统教育偏重理论知识学习的方式，将法律知识与社会实践融于一体，无论是从理念还是从方法的角度，诊所法律教育与公安院校“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在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不仅能全面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能促进“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在非公安专业有效开展。
因此，思考突破困境的路径才是正确的选择。
现有的诊所法律教育机构设置存在四种类型：一是在原有公益性机构如法律援助中心的基础上设置诊所；二是挂靠有关研究中心设置诊所；三是与有关机构如律师事务所等合作设置诊所；四是直接设置法律诊所。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直接设置法律诊所存在困难，但可以借鉴其他模式，结合公安院校自身特色，利用现有的实习和公众服务平台来开展诊所法律教育。
以湖北警官学院为例，该校长期与地方市、县保持良好的实习合作关系。
在教师带领下每位学生都要参与为期半年的实习，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可以充分利用实习机会将诊所法律课程融入到一线岗位的“战”中。
湖北警官学院还设有司法鉴定中心对外开展鉴定工作，法学专业可以与该中心建立合作机制，对来申请鉴定的相关案件提供法律援助。
通过实习与公众服务平台冲破机构设置的困境，打开获取案件的渠道。
公安院校教师因双重身份限制了其从事兼职律师工作，但《司法部关于公安警察院校教师可以担任兼职老师的通知》明确表示，公安警察院校的教师中符合律师条件的，经考核批准后，可以在当地法律顾问处(律师事务所)担任兼职律师。
实践中，虽然很少有公安院校教师能成功兼职律师，但根据相关文件，学院应鼓励符合条件的教师积极争取兼职律师执业资格。
除此之外，公安院校应加强与其他法律部门、组织的联系，聘请法官、律师兼职诊所法律教师，与其他院校的诊所法律教育机构展开互助合作，扩展渠道，解决教师资源缺乏的实际问题。
专业院校与普通院校在课程设计上应有所区别，特别是诊所法律教育的课程必须围绕专业需求，体现专业特色，除了掌握基本法学理论和法学技能外，还必须重点把握公安业务中涉及的法律理论及公安法律运用技能。
在课程设计上，可以结合学院开展的实习训练，根据一线公安工作实际情况，将具有公安特色的诊所法律教育课程融入到实习中。
具体课程需要教师深入一线广泛调研，结合课堂教学经验，科学合理设计以保证在实习过程中既能满足学生学习的需求又能解决公安一线工作实际问题。
[1]allegaleducationintheunitedstates：in-houseclinics,externshipsandsimulations[j].journaloflegaleduca-tion,2001,51(3)：375-381.
[2]柯岚.诊所法律教育的起源及其法理学意义[j].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06(3)。
论法律漏洞法律论文
同时不断产生新型的社会关系与纠纷，这些新型的社会关系本应当属于法律的调整范围，但是由于法律的滞后性，使得司法机关在裁判相关纠纷时无明确的法律规范可以借鉴，这时候就产生了法律漏洞。
法律所调整的范围是既有限又相对广泛的，立法者立法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法律能否得到有效的适用。如果立法者的立法水平较低，制定出的法律规范适用性较差或者对于应当适用法律进行调整的社会关系未能及时制定相关法律规范，那么就会使得法律的适用出现问题，同时法律的公信力也会降低。
为了能够制定出具有普遍适用价值的法律规范，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时，往往采取较为抽象的法律规定，而不会予以详细阐述，由此来维护法律的稳定性。而法律条文过于抽象和笼统，会导致适用过程中大量的问题。如不同的主体根据其价值观念对抽象性的法律有着不同的理解，由此在法律适用方面产生诸多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