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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论文篇一
关于叙事(narrative)，比较清楚的一种表述是，“叙事是为了‘告诉某人发生什么事’的一系列口头的、符号的或行为的序列”。相应地，“叙事研究是指任何使用或分析叙事材料的研究。”在研究中采用叙事方法是对现存的实验、调查、观察和其它传统方法的补充[8]。
说到叙事，一个与叙事有千丝万缕联系而又为我们所熟知的词便是“故事”。从孩提时代开始，故事便伴随着我们成长。多数在民间流传的历史故事，往往离不开口头方式的编织，特别是在文盲居多的年代，这种口耳相传式的文化活动显得尤其重要。故事的编织一方面提供了一种方法，它可以帮助人们保留社会生活的重要信息，另一方面为事件提供了不同的解释并赋予事件不同的意义。于是我们在故事中认识世界，分辨美与丑、善与恶，了解对和错的道德抉择，而法律、传统、历史也在这种形式中得以保存和流传。有研究者[9-10]很通俗形象地把“故事”比喻成为一个“整理箱”(package)，其中有条理地存放着各式各样不同的信息。而抽取这些信息，即叙事，是一种表达自我和将自己内心世界展现给他人的最基本方式。人类学家bruner更是提出了叙事思维(narrativemodeofthought)这一概念，并以此来说明，人们是通过“故事”来筛选和理解自身经验的[11]。叙事，一种人类天生就被赋予的能力，也恰恰正是我们区别于动物和机器的地方[12]。
2.2叙事的时间本质
carr认为，叙事不仅是人们描述事件的方式，其本身就是故事的一部分[13]。叙事和故事的定义有很大一部分是重合的，二者都有时间这一重要维度，叙事在时间维度上使事件之间产生联系。难怪有学者会说，叙事的冲动就是寻找失去的时间的冲动，叙事的本质是对神秘的、易逝的时间的凝固与保存。或者说，抽象而不好把握的时间正是通过叙事才变得形象和具体可感，正是叙事让我们真正找回了失去的时间[14]。而历史也是对失去时间的寻找。实在的历史世界虽然是由各种坚硬的事实所构成，然而，这些事实并不是自动地就构成故事的，历史的实在乃是本身并不具有形式的一片混沌，是叙事结构中的时间之线将古往之事的碎片连结起来，构成了一个连贯的整体。时间作为稍纵即逝的东西，在能被我们的经验或语言捕捉的每一当下都是现在，而它在本质上却又不在当下，它是由过去、现在、未来构成的绵延[15]。正如sarbin在其1983年春发表的论文《叙事是心理学的根比喻》中所说，叙事与历史是相通的，它们是同一块布上裁下的料，因为二者都强烈地依赖时间结构。都有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开头、中间和结尾。可见，二者是交叠的。
叙事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纪实与虚构。前者主要以实录的形式记述事件，从而挽留和凝固时间；后者则主要以虚拟的形式创造事件，从而以一种特殊的形式保存甚至创造时间。表现在文本形态上，前者主要以历史、传记、自传、回忆录或新闻报道的形式存在；后者则主要以小说、戏剧、电影或电视剧本的形式存在[15]。英国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ofessex)社会学教授paulthompson认为，口述历史是关于人们生活的询问和调查，包含着对他们的口头故事的记录。这在心理学，特别是叙事心理学的研究中，则属于常用的访谈法。因此，口述个人历史可以简单地看作是以访谈的方式建构自传，这种自传就是口述自传，口述自传也就和口述历史融为一体了[16]。
2.3叙事的记忆中介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beeker将历史定义为“说过和做过事情的记忆”[17]。口述历史将历史与记忆的关系具象化和方法化，将历史对于记忆的依赖性引入历史研究的实践操作中。口述历史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上，它力图通过回忆来获得关于过去事件的丰富证据，从而记述回忆者自己的历史。于是便有研究者认为“那些能够被提取和保存的记忆是口述历史的核心”[18]。
但是，记忆过程却具有高度复杂性，它既包含着事实，也包含着想象。“记忆并非无数固定的、毫无生气的零星痕迹的重新兴奋，它是一种意象的重建和构念。即使在最基本的机械重复的情况下，记忆也很难达到正确无误，而且记忆成为这个样子也是正常之举。”[19]于是在口述自传的过程中，人生故事(lifestory)更像是一个开放式的人生剧本，讲述者与听众分享着经验，通过时间和事件产生联系。故事不可能像录音带那样可以客观地反复重播过去，因为故事包含更多的不是具体事实而是实在意义。在对过去主观而修饰性的描述中，历史往往是重构的[15]。因此，如果从绝对意义上来讲，可以说一切叙事，包括之前谈到的纪实的叙事方式也都是虚构的。难怪意大利著名的哲学家、史学家benedettocroce会在其著作《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充满洞见地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论断。也就是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人的“重建与构念”。如果说人民大众是历史活动的参与者和创造者，那么他们更是历史故事的参与者和创造者。
和记忆打交道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经验领域研究中存在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关系问题。在心理学领域中，就有专门针对记忆的研究。下面我们就试图从记忆过程的编码、存储和提取三个方面来说明记忆的不可靠，以此来进一步说明历史叙事的重构性。
首先，事件进入经历者的意识，也就是记忆过程最初的编码阶段时，人们进行的往往是选择性加工。因为在如今繁杂的信息社会中，即使面对的是同一件事情，每个人也会根据自己的人格特质、动机、社会地位来选择性地加工信息。就是说，人们总是从个体的角度，以当时的历史语境或情境赋予事件以意义。例如，有位口述史家研究德克萨斯州的一些教师，他们曾经将学校从一间教室扩展、整合成现代校区制的小学(注：此处“整合”所指的是1960年以后，美国各级学校由种族隔离的黑白分校转变到黑白合校的过程)。他发现，白人教师们对于种族隔离与整合过程的细节几乎什么也没说。在他们的记忆里，对黑人、拉丁裔和残障学生一直都是“视而不见”的。相对而言，社会地位的不同，促使黑人教师清楚地记得整合时的那段日子，因为他们的生活也同时受到了非常直接的影响[20]。处在事情核心的当事者能够完整地回想起自己的经历，位居边缘的人则能够看出主要当事者彼此之间的差异性。一开始加工的信息不同，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就有偏差，回忆难免会扭曲。
其次，加工后的关于事件的经验在记忆中存储时，会不断受到以后其他信息以及经历者个人情感态度的作用而发生意义的重构，即心理学中提到的有关记忆遗忘的消退说或是干扰说。例如，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必须不断吸收、消化眼前的信息，距离最新的头条新闻时间越远的事，就越不会被想到。以前意义非凡的消息，经过后续发生的事情的对比，便相形见绌，变得不重要或毫无意义了，自然就被大脑过滤掉了。而另一方面，人们惯于重新评估或解释自己过去的决定和行为，往往会援用“后见之明”，赋予过去的种种一层崭新的意义。当然，记忆也会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发生变化。当年口述史学家mauricehalbwachs，便曾对那些在实验室内挖空心思检验个人记忆的科学家们讲道：忘记个人吧，任何对个人记忆之缘起的讨论，必须放在宗族、社区、政治组织、社会阶级和国家的互动之网中来解释，家庭记忆并非仅仅是个人记忆的大杂烩或拼贴画，而是过去的集体再现，换句话说，记忆是一种社会结构[21]。个体记忆、集体记忆、社会记忆三者之间存在一种互动的`关系，个体记忆正是在这种互动的循环之中建构自身，因而叙述者的记忆本身更多的是在叙述着其集体共同意识的声音[22]。
最后，研究者在对经历者调查访问时，其重构历史的意图，会影响经历者经验提取和叙说的角度。最明显的就是记忆的怀旧情绪，让历史因为回顾与联想而变得膨胀失真。许多受访者会谈论自己一生的痛苦、失望、落寞与损失，但有的人则有意或无意地规避透露任何负面的往事，甚至因为不满现状而美化过去，重写自己的历史。此外，人们的回忆也会受到现实生活的影响或者为现实利益所推动，因而人们的许多记忆存在着将历史和现实相协调或以记忆服务于现实的现象。
3叙事的深度连结功能
3.1叙事对意识的揭示
mcadams认为，人生故事就是社会心理的构建。也就意味着，虽然故事是由人来讲述和组织的，但是故事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叙事自我(narrativeidentity)的形式来实现的，而这种形式又是由文化所决定的。事实上，讲述者是通过文化来塑造自我的[23]。复杂的文化背景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人们选择什么样的故事来讲述以及采用何种方式进行叙事[24-26]。而叙事话语是意识形态生产的手段，只有通过对现实的叙事性理解，历史上人类生活的无限多样化、深度和史诗般的广度才能被意识所掌握。叙事不仅是意识形态的生产手段，而且还是一种意识模式，一种观察世界的方法。叙事心理学要通过对人们作为符号(包括语言)存在的精神与行为产物的研究，来揭示人们的意识状态、特点[16]。
而叙事的中介——记忆，它其中所蕴含的感情色彩并不是完全排斥历史事实的，它们也承担着一定的文化涵义并包含着一定的历史内容。近几年，心理学家们通过对生活在东亚和北美居民的对比研究发现，东西方两种文化背景存在着巨大差异。例如，相对于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成年人，北美成年人开始记事的年龄普遍偏小，而且关于童年期的记忆也更具体，更多关注个人经历。在谈及事件中的个人角色和情绪时，普遍呈现出以自我为中心的特点。相反，中国成年人更多的是回忆社会和历史事件，而在回忆叙事中更多谈及的是社会关系以及生活中的重要他人[27-28]。东方人在集体主义文化的影响下，关于自我的意识更多的是依赖于他人而建构起来的。孩子从小就被教育如何做好一个听众，而不是一个只谈论自己的演说家，所以在自我的叙事中自然要首先考虑他人和社会背景。
而记忆的不可靠性也正是客观存在的心理规律的反映。英国口述史家thomson就明确提出：对于历史的分析和重构而言，不可靠的记忆恰恰是一种资源，而不是一个问题[29]。民俗学者alessandroportelli在意大利特尔尼(terni)镇工厂做访谈时就注意到，被访问者对工人luigitrastulli之死的日子的记忆存在误记现象。1949年，为了抗议意大利政府加入北美协议组织，钢厂工人走出工厂参加了共产主义领导者组织的集会。21岁的钢厂工人trastulli在与警察的冲突中不幸丧生。但是当地的人们却认为，他死于1953年为抗议大批钢厂工人被解雇而与当权者进行的街头巷战中[20]。portelli认为，这个错误的记忆对于理解这些事件对个体和工人阶级团体的意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线索，因为他们不能接受trastulli的死只是偶然枪杀的结果而忽略了其中的政治主题。于是他得出结论认为，真正重要的是，记忆并不是事件的消极储存器，而是在积极地创造着意义[30]。
tosh认为，历史理解不仅要认识普通个体的生活过程，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弄清大众日常生活经历背后的思想动机，尽管这些思想动机被现实生活过程所掩盖，但他们是现实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由此tosh得出结论，口述研究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它是什么真的历史或是一种社会团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而在于向人们证明历史意识是怎样形成的[2]。当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们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群众的愿望、情感和心态等精神交往活动当作口述历史研究的主题时，口述历史这种对心理层面的问候，终于拉近了其与后来出现的叙事心理学之间的距离，使二者之间具有了血缘关系。
3.2叙事对自我的统整
很多学者和科学家都已明确表示，叙事最主要的心理学功能就是整合(integration)与治疗(healing)。故事可以统和、治愈我们破碎和受伤的心灵，帮助我们应对危机和释放压力，甚至可以促使我们走向心灵的成熟，达到自我实现[12]。而人类天生地就是故事的叙说者[8]，所以“我们生活于一个故事塑造的世界”[31]。我们每个人也都有一部个人的历史，也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lifestory)要讲。尤其是老年人，他们更是喜欢回忆和谈论过去。新闻记者henryfairlie晚年时就曾表示：“随着年岁的增长，一个人的记忆就像一间堆得满满的阁楼那样可以供他翻检折腾。”
在口述个人历史中，讲故事的是“我”(i)，故事的主人公是“我”(me)，这两个“我”都是自我中的不同侧面。自我可以拥有多个身份，扮演不同的角色，这些身份和角色则可以各自拥有独特的观点，甚至以对话的形式交互作用[32]。当一个人在讲自己的故事时，是“主体我”以“客体我”为主人公来构造故事的，也是“主体我”对“客体我”的审视和反思。mcadams在其提出的同一性人生故事模型中，则把“主体我”看作是从经验中建构自我的基本过程，“客体我”就是自我建构过程中最主要的结果。人们如果要让自己的人生具有统一性和目的性，从某种意义而言就是要使“客体我”具有同一性。只有当个体整合了所扮演的角色，融合了自身不同的价值观和技能，并组织了一个包含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意义的短暂模式时，个体才有可能建构这种同一性，才能将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并清楚明白地界定自我[33]。
根据erikson心理发展阶段理论，老年期充满了自我整合对绝望的斗争。于是近年来，让心理治疗领域瞩目的一个发展便是，口述历史针对老年人而开发的怀旧疗法，也称回忆疗法。它重新建构对过去事件的感觉、想法，以此来增强愉悦感、提升生活品质及适应环境的能力，从而达到调适行为的目的。它引导老人说出生命故事(lifestory)来组织、统整个人有意义的人生经验，帮助老人觉察自己生活的意义，同时由此重新探索生命中重要和有意义的事件[16]。当将过往负性生活事件转换成具有连贯性的人生故事时，会进一步促使当事人省察与明晰对这些事件或情境的内在感受，领悟事件意义。它有助于解决个人的冲突及增强对自我的了解，增加自我认同感，提高心理健康水平[34]。因此，缅怀过去、叙说自己的故事便成为了老年人在发展迅速、变幻不定的世界里保持良好自我感受的一种重要方式。
历史学的论文篇二
当前对贸易协定理论的经济学研究均与博弈论的方法结合，主要有两个分支，其中一个分支是以外部性理论为基础，认为一国贸易政策制定是为了改善其贸易的外部条件，而根据贸易条件的外部性理论，一国贸易条件的改善通常会使得他国的贸易条件变差。因此，各国在制定单边贸易政策的过程中，会陷入囚徒困境的。贸易协定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各国摆脱这样的一种囚徒困境，主要有经济学方法和政治-经济的方法。另一个分支则是从合约的性质出发，认为无论是政府之间的博弈和政府与国内的私人部门博弈的过程中，双方均无从得知对方对于贸易政策的执行，以及之后贸易协定可能的改变等有关的信息，主要有承诺的方法和不完全合约理论。
一、承诺的方法
承诺的方法认为贸易协定是一种增强信誉的途径，主要研究政府与国内部门之间的博弈。在博弈过程中，政府选择贸易政策，国内各部门则做出相应的生产或投资决策，而政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如果随意性太大，就会出现信誉问题。政府是在生产者的决策做出之后才制定其贸易政策，而此时政府会认为其关税选择只会影响消费者决策，这就造成了政府事前和事后关税选择偏好的区别。而当生产者理解政府的刺激意图而改变其原来的生产政策后，会改变其原来的生产政策，这种生产决策的扭曲就是贸易政策随意性的真实成本。承诺的方法实际上的区分了政府的事前偏好和均衡的事后偏好，此时，用承诺的方法来研究贸易协定的基本观点就是，政府根据事后偏好所作出的最优关税决策如果用事前的偏好来衡量，是次优的。因此，贸易协定能帮助一国政府承诺一种能更好的服从其事前真实偏好的关税选择。
麦格吉和诺德瑞古兹对承诺的方法，用效果模型做了解释。把关于贸易协定动机来源于贸易条件改善的理由剔除掉，并且允许两个部门中有一个部门能形成院外活动集团。此时，政府对国民福利和来自院外集团活动集团的捐助进行评估，而出于政治的目的组织起来的那个部门会比其在自由贸易时要大，以至于产生投资于该部门是为了获得他们的捐助所带来的保护。这就造成了对资源配置均衡的扭曲。而反过来，这种扭曲会带给政府一种承诺实施自由贸易的内在动力。因为，对于政府来说，承诺的利益在于投资的扭曲可以被事先遏制，成本是政治租金的损失。因此，政治作用的特殊成果关系到是否决定选择自由贸易的承诺，只有贸易在政府对院外活动集团而言处于谈判的弱势地位时是具有价值的。承诺的理论还可以用松山（matsuyama）模型得到进一步的解释。如果一个行业的投资高于足以降低其成本的时候，政府就可能会设法消除对这一行业的保护。当时，私人部门此时往往会以不投资的手段，以此确保政府刺激政策的维持。而其贸易伙伴在政府不撤销保护政策时，往往会采取报复手段。因此，政府基于此种考虑，往往会在投资没有开始时偏向于自由化，而这种选择也会使得私人部门投资决策的合理性。
二、不完全合约理论在贸易协定中的应用
贸易协定作为一种合约形式的存在，具有合约的一般性质，因此一些学者从合约的角度展开了对贸易协定的研究。首先，wto/gatt作为当前国际贸易体系的核心，其本身就是不完全合约（在贸易协定中既包括许多固定不变的贸易自由化承诺，又存在一些部分受限制或根本没有限制的灵活性政策工具），认为在许多领域的贸易协定，必然均有不完全合约的性质。这是由于成员国政府都是以本国利益为核心，在没有第三方强制执行的情况下，只有在违约成本大于立约成本时，贸易协定才能得到履约。因此，他们认为wto协议在制定中，实际上成为了一种鼓励效率违约，并阻止非效率违约的制度。不完全合约理论认为，贸易协定从结构上看，有对合约国有刚性约定的部分，也给合约国留有一定的自主选择的权利。而政府在设定国际贸易协定时，也面临着两个困难，一方面要调整当前国内的政策，使本国在国际贸易协定中占据有利位置；另一方面要使国际贸易协定能应对未来可能现在的变化。此时，合约制定的越完美，其成本越大。这是因为完美的贸易协定需要涉及太多的细节，这就使得相关的费用，如由于合约拖延的时间造成的机会成本的增加，律师费用以及多个国家及其相关产业部门和政策制定部门对争议以及突发时间的处理等。因此，在应对贸易条件外部性的问题时，为控制成本，国家往往不会选择签订一个最优的贸易协定来解决问题，而是会退而求其次，签订一个次优的贸易协定。此时贸易协定或者更具有刚性的，或者是给合约国留有更多自主决策权。
三、fta与wto/gatt
fta之于wto/gatt是一个次优的选择，两者均是以签订贸易协定的方式解决贸易条件外部性的问题，帮助各国走出单边贸易体制下的“囚徒困境”。从承诺的方法来看，政府在签订贸易政策主要考虑与国内部门的博弈。一国加入wto在享受相关出口的优惠条件的同时，也必须开放国内的市场，使得国内的一些产业会面临国际上的相关产业的冲击。在这个开放的过程中（尤其是小国），会最大限度的利用例外条款，对国内的一些部门提供优惠的政策，以保护和支持国内经济的发展。
这些措施在开放的初级阶段，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十分必要的，这些受到保护的产业通常也会得到迅速的发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这些受到保护的产业发展到不需要保护政策到时候，这些产业却已经形成了足够强大的场外利益集团，干预政府的政策，使得政府无法取消对其的优惠政策。显然，此时就会对国内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例如垄断造成的国内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性），同时也会对国际贸易的平衡产生不良影响（贸易失衡的出现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贸易纠纷）。因此，从承诺的方法可以得出，政府是偏向于选择自由贸易政策，以避免上述出现的情况。而当政府决定参与区域自由贸易组织时，政府可以选择与本国产业结构互补或者不相冲同的国家或者地区签订贸易协定，那么政府就可以尽量减少本国的贸易保护政策，而且可以利用加入fta的契机，推动国内经济政策的改革，改善国内经济的运行状况。以上论述说明了为什么当前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发展迅速而多哈会谈进展缓慢的一个原因原因。那么从不完全合约理论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
不完全合约理论从贸易协定签订的成本以及违约成本的角度来解读贸易协定。从这个角度来看，wto/gatt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下，为节约谈判成本，达成的协定均给予协定签订国很大的自主权（例外条款），这种形式的贸易协定的特点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贸易条件均发生较大的改变的情况以至于政府违约收益高于遵守约定时的收益，参与国会越来越多的使用例外条款甚至违约，这就使得最初达成的协定逐渐失去约束性，为了使得多边贸易体制继续有效，必须进行第二轮的谈判，达成一个新的贸易协定。但是随着参与wto的国家逐渐增多，以及贸易量以及贸易的方式日渐丰富，贸易协定所需要涉及到了内容越来越多，这就使得为达成一个有效的贸易协定的成本是巨大的。当前多哈会谈进展缓慢，其原因就在由此。
但是对于fta，参与国家的数量较少，而且签订国可以有选择行的与特定国家和区域签订fta，这就使得签订有效的贸易协定的成本较低，因此能相对容易的达成贸易协定，并且在日后对贸易协定再谈判时，面对的困难也较小。
上述的两种理论从不同的角度解析了国际贸易多变体制进展缓慢而区域自由贸易发展迅速的原因。用一个不是很恰当的对比，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制就相当于计划经济体制，而fta就类似与市场经济体制。以这样的角度来解读国际多边贸易体制与区域自由贸易，就能较为清晰的理解这类问题。
历史学的论文篇三
由于我国高等学校的产权不明晰,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治理结构,导致高等学校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混乱,违纪违法现象时有发生,一些高等学校甚至出现财务危机。要想解决此类问题,就必须从明晰高等学校的产权入手,建立起完善的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本文从股权结构和治理机制关系的角度,分析我国公立高等学校在产权改革的过程中应合理安排股权结构,以建立起有效的治理机制,确保我国高等学校的改革健康有序进行。
一、治理结构的约束机制和我国高等学校的治理效率分析
股份制自产生之后就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中都得到了推广并日益成熟,并被证明是最成功的和最具效率的组织形式,我们应当对规范的治理约束和运行机制进行系统的分析,找出我国公立高等学校治理效率低下的原因。
(一)股权集中度对治理效率的影响
在我国公立高等学校,国有产权一股独大的现象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共识,国有产权带有社团产权或集体产权的色彩,但事实上任何公民都不能行使对国有资产的产权权项,国家产权的特性导致高等学校管理者“越位”和“错位”的现象并存,委托代理成本增高,甚至导致内部人控制现象,从而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治理机制。
(二)投资者的性质对治理效率的影响
高等学校的投资者可以是个人、公司和金融机构,投资者的性质是对股权结构质的体现,在研究中多用国有股比例和法人股比例反映各类投资者的影响。guercio和hawkins通过实证研究后认为机构投资者提交的议案在治理机制中发挥了有效的作用。曹廷求和孙文祥认为,如果国有股比重大,出资人并未真正到位,就会形成实际上的内部人控制,同时,由于国有股股东的绝对控制地位,市场潜在竞争者对国有股东形不成威胁,使得治理约束机制中的竞争者约束链条发生断裂,从而影响治理效率。
(三)管理股权对治理机制效率的影响
从国内外的研究看,管理股权与组织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管理股权使得管理层和股东利益趋于一致(即利益趋同),管理股权比例越高,组织的治理效率就越高,绩效就越好,但在我国国家产权占主导地位的高等学校,没有管理者股权或高层管理人员持股的比例非常低,对高层管理者存在严重的激励不足。在精神激励效用日益下降的情况下,有效合理的物质激励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对高层管理人员的激励严重不足,亦会导致治理机制效率的低下。
二、对我国公立高等学校产权改革问题的思考
建立现代高等教育的关键是实现产权明晰化。在我国产权模糊虽然表现在民办高等学校上,但重点是在公立高等学校上。这正如企业产权明晰问题不仅存在于私人企业中,而且更主要是存在于国有企业中一样。研究高等教育产权明晰问题更应关注的是公立高等学校,只有这个领域的产权问题取得了突破,才能真正说我们开始建立现代高等教育产权制度了。只有将高等学校置身于市场经济的潮流中,高等学校才能健康发展。因此,按照国有企业改革模式来建立和完善高等学校的治理结构,使高等学校政企分开,成为一个真正的企业,才能使高等学校资源得以合理配置,使高等学校能够良性发展。
(一)逐步建立多元化的股权结构
从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主体由单一向多元化的转变来看,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的结果,是促进并推动了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实践表明,高等教育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是解决高等教育资源短缺的有效途径,也是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1、国家绝对控股的股权结构
我国目前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转轨期,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还不能完全实现以价格为信号的资源配置。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初期,考虑到我国经济所处的阶段、市场经济的完善程度、公立高等教育在我国教育中所处的非常重要的位置以及其他制度安排的相容性,其股权结构应采用国家绝对控股的方式,这种股权结构是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最优制度安排。
2、国家相对控股的股权结构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公立高等教育真正转化为现代教育体制,国家绝对控股的制度安排将逐步暴露出其制度设计上的缺陷,此时,应当通过国有股减持的方式逐步向国家相对控股的股权结构转化。
3、多元化的股权结构
公立高等教育的产权制度改革要兼顾中国整体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性特征和制度突破的最终目标,在中长期改革目标的选择上,可逐步推行多元化的股权结构。
(二)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
在实现公立高等教育股权结构多元化的过程中,应按照一定的标准选择战略投资者,选择时应考虑其投资的稳定性、独立性、实力和信誉,目的在于保持治理结构的稳定。在引进国内外的战略投资者的选择上,非国有法人优于国有法人,境外的法人优于境内的法人。通过引进国际化人才,提高高级管理层的国际化程度,以吸引更多的国外战略投资者。
(三)加大高层管理人员的持股比例
管理股权使得管理层和股东利益趋于一致(即利益趋同),管理股权比例越高,治理效率就越高,高等学校绩效就越好。我国公立高等学校在激励机制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一是物质激励的手段过于单一,主要以短期激励如工资和福利激励为主,缺乏长期激励手段;二是对高层管理者存在严重的激励不足;三是公立高等学校中存在严重的“官本位”激励现象。对于公立高等学校的高层管理人员,其收益以合同性收益为辅,而以控制权收益为主,控制权收益占有很大的比例。这样的不合理的收入结构是公立高等学校无法摆脱政府干预的主要原因。而管理人员尤其是高层管理人员持股,可以使管理层和股东利益趋于一致(即利益趋同),减少道德风险,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对于提高高等学校的治理效率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结语
股权结构主要包括股权集中度、管理股权和各类投资者性质。本文在对治理约束的运行机制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后,从股权结构的构成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公立高等学校治理效率低下的原因所在,在此基础上,对今后我国高等学校基于股权结构的改革方向进行了探讨,得出我国公立高等学校的股份制改革应遵循演进主义的方法论,由国有产权绝对控股逐渐向多元化、社会化的股权结构转变,同时按照一定的标准选择战略投资者。管理股权使得管理层和股东利益趋于一致,提高高层管理人员的持股比例,可以有效地提高高等学校的治理效率,对于公立高等学校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历史学的论文篇四
论文摘要:后现代主义中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混同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对史学的自律性构成了挑战;其实，史学与文学无论在文本上还是逻样上都有重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同时蕴涵着历史学的性质问题，时此问题的回答是且只能是矛质的: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
论文关键词:远程开放教育教育质量质量评价质量控制
一、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
为什么从后现代主义起笔?原因在于，20世纪后期以来，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学术和社会思潮，在文学与史学的关系上提出了一些新见解，推进了对历史理论、史学理论的研究，同时构成了对历史学独立性、自足性的挑战。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单一的流派，而是一种内部包含不同思想重心和价值取向的思想潮流。本文不想去涉及后现代主义的复杂背景及其内部主张，只是试图从一个特殊的批评视野，即史学与文学相比较的层面作出分析，尤其是从史学与文学各自的特异性分析，回应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所提出的挑战。
大体说来，后现代主义的这一挑战主要通过20世纪中后期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显示出来。在对历史及史学的认识上，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承认历史事件的存在，但由于他们认为这样的事实即使存在，对现在、对今人也没有什么意义，因而他们的主要关注点不是历史实在或“客体”，而是对“客体”的解释和叙述，认为历史的意义取决于对历史的解释，而历史解释不能不依托于历史叙事。总之，其目光聚焦于历史的书写，即历史叙事。
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以海登・怀特为代表，将叙事作为历史学思考的重心，认为历史学家不可能在叙述之外把握历史，而叙述中对结构形式的选择有不同的情节效果。值得肯定的是，怀特对历史叙事的探讨.面向和注重的是整个的文本，因而提出了一些理论创建与洞识。
问题在于，由于史学与文学都离不开“叙事”，怀特的思想立足于史学与文学都依托于“叙事”的基点，并无不当，但又站在文学的立场上分析和看待历史写作，把历史写作文学化了，由此提出了史学等于文学的极端性主张。客观上，怀特以其对历史叙事的自由性阐释，对历史与文学的融合作了有力的发挥。但在一定程度上，这不仅贬抑了历史学的科学性，弱化了历史实在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关联，而且混同了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由此，构成了对史学的客观性、自律性的挑战。
然而，史学与文学的根本差异本来就不存在吗?还是现代学科与学术的演进导致了这种分野的消失?抑或分野虽然存在，但不再具有什么理论与实践意义呢?皆非也!在后现代话语流行的当下，史学与文学的差别依然存在。只是在时下，这种差别及意义被种种话语所遮蔽，以致于在人们的视野中湮没不彰，因此需要理清。
二、史学与文学:同中之异
在考察史学与文学时，往往首先要涉及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在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分类中，文学作为艺术门类，与神学、哲学、美学等一样，被列入了社会意识形态，并认为意识形态具有自由构造性。关于文学的自由构造性，韦勒克、沃伦有这样的说明:“小说、诗歌或戏剧中陈述的，从字面上都是不真实的，它们不是逻辑上的命题。”
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相当的意义上，尽管有自由构造性，文学也能反映历史。年鉴学派的开创者之一布洛赫曾发出断言:“在我们的艺术，在不朽的文学名著中，都激荡着历史的回声”。这就是说，历史“进人”了文学。由此，产生了“历史文学”这一特殊的文学类型。在反映现实上，历史文学的价值可能是难以估量的。恩格斯曾在一封信中说，他从《人间喜剧》中学到的东西甚至比他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李到的东西还要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恩格斯会认为巴尔扎克所叙述的表层故事为历史所实有，而应该是指巴尔扎克之作所象征的史实是真实的。顺着这一思路，可以认为，优秀的历史文学，其历史真实性往往高于普通的历史著作。
那么，以历史为对象的史学与文学是何种关系呢?
一方面，文学与史学共享一些相同的再现与表现手段。中国自古以来“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表征着二者在历史上有不解之缘。如果把历史视为由权力支撑的“话语”，文本作为话语的产物，可以发现历史学与文学的一个相同点，就是它们都不免借助于人的想象。对于历史写作而言，想象对历史的建构未免就是不真实的。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在谈到如何写作历史时，尽管主张将“想象”限制在所发现的史料上，以免损害其真实性，但还是肯定了想象对历史写作的意义所在:“一个完美的历史学家必须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能使他的叙述既生动又感人。后来，20世纪符号学的代表人物巴特对历史学中想象的强调更进一步了，指出:“历史的话语，不按内容只按结构来看，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或更准确些说，是想象的产物。
对于文学写作而言，想象就显得更为重要，甚至于更为根本。在现代，基于符号学、信息学的观点及对文学本体的分析，有人认为写作是作者“内省的符号化过程，亦即指示自身的一种信息”。这种内省，更凸显了想象对写作的意义。
另一方面，遵循黑格尔不仅要认识事物“异中之同”，更要认识“同中之异”的要求，我们看到，尽管文学与史学共用一些基本的表现手段，但二者仍有原则性差别。它们都既可指向一种写作活动，也会产生一种活动的成果:文本，所以可从两个层面剖析这种差别。
首先，从写作看，史学与文学遵循的逻辑明显不同。历史写作是从“特殊”到“一般”。这种逻辑的含义在于:对历史中普遍的东西，所谓本质、规律等等原理性的知识，是在总结特殊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后才被发现的。按照现代历史解释学的观点，史家的思考角度、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等构成“前理解”的东西、背景性的东西，会对他认识历史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怀特把同一史实纳人不同的布局中，明显是受文学叙事模式的影响。但是，这些因素并不能称为这里所说的“一般”。这是因为，历史学家在对其处理的历史资料进行叙述之前.的确如怀特所认为的.那样.必须在心中预先形成一种叙事情节和修辞结构，用这种结构去梳理组合纷繁复杂的事实，这就是所谓“诗性预构”。但是，“诗性预构”是一种写作中的行为，并不是历史中的基础事实，更非历史自身的本质与规律(“一般”)。
与史学不同，文学写作是从“一般”到“特殊”。即写作者先有一个普遍模式、一般观念，如某种善恶观念，爱情观念、人与自然观念等等，然后再随机地赋予一定文学形式，如诗歌、小说、戏剧等。它遵循的是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对文学写作而言，难点并不在于形成某种观念，因为一般人都可能随机产生某种观念，而在于为这种观念找到一种独特的形式，这就是文学的创造性问题。
其次，从文本看，二者的对象有所不同。即史学描述个别事件，文学描述一般事件。关于这一点，亚里斯多德的经典之语依然有效:“诗人的职责不在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是可能的事。诗人与历史家的差别不在诗人用韵文而历史家用散文……真正的差别在于历史家描述已发生的事，而诗人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史学面向“己经发生的事”，“已经发生的事”不能不是真实的“个别事件”，尽管事件的意义可以是多重的、甚至是变化的，但事件本身却不能虚构，所得出的蕴涵也受制于事件的制约。文学，因为它属于艺术，具有各类艺术所共有的本质:象征。在具体特征上，文学是根据‘一类事实’来想象、虚构特殊事实。在深层意义上，这种特殊事实正是一般事件的“象征”，正是“象征”这一本质反映出文学描述的是“一般事件”。正因如此，文学甚至可以不拘泥于真实对象，即纯粹出自虚构。毕加索说:艺术不过就是说真话的谎言。因此，表层的虚构完全可以象征真实的现实与历史，艺术的谎言中包涵着真实。当亚里斯多德说“诗比历史更近于哲学”时，实际上已深刻地揭示了史学与文学的这种细微然而又相当重要的区别。顺便说明，在亚氏时代，还没有“文学”的概念，因而他所谓“诗学”实际是广义的文学。
例如，《史记》描述的是个别事件，其中的每一篇文本都有很强的艺术性，因此鲁迅赞之曰“无韵之《离骚》”。但从异质性看，《离骚》是文学，《史记》的“无韵”之说，道出了《史记》的弱文学性。金圣叹在比较了《史记》与《水浒》后说:《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这一表述，正是从创作的角度对历史和文学所作的区分。
因此，史学与文学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借用钱钟书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史学与文学“不尽同而可相通”。差别的存在体现出它们各有不同的学科规范。英国当代历史哲学家沃尔什也坚持历史学的独特性和自身的规范，他在《历史哲学导论》中写道:“我们应该把历史学想象为一种特殊的游戏，如果我们要想好好的玩它，我们就必须按规则来玩。……真正的与假的相反历史学家是会承认某些客观规则的(尊重证据就是一个例子)，那是他进行论证所必须遵守的，而且他就可以由于坚持这些规则而被人所识别。
三、史学的双孟品格
对史学与文学关系的分析，实际上也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在盛行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反中心主义的今天，这个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常常被提出来。围绕着这一问题，人们提出了不同的回答。
其实，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前者来源于历史客体的先在性、既定性、客观性，后者源自历史认识、历史写作的自由性、创造性，受制于史学主体的意识形态。从对客体的反映看，史学要以基本的历史事实为前提。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曾说:“历史包括一个确定了的事实的主体。历史学家可以从文献、碑文等等获得事实，就像获得鱼贩案板上的鱼一样。历史学家搜集它们，把它们拿回家，按他们所喜欢的方式加以烹调，摆上餐桌。这种观点指明了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加工，但并未否认历史事实的存在，在史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之间保持了一种张力。
正是基于史学的科学性立场，黑格尔认为历史学不外乎是“以外在形象反映概念自身发展过程的科学”。在具体表达上，历史学尤其是历史写作可以通过文学的一些手段获得表现，从而可以在历史文本与读者之间建立一种审美关系，但历史学并不能归结为文学。
峥世纪的马克思史学和20世纪年鉴学派也都认同一点:人们对历史可以进行科学的分析。由于年鉴学派对马克思史学有一定继承关系，我们不妨着重审视马克思的历史和史学的观念。尽管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歧见纷呈，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伟大的社会历史哲学。受18,19世纪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马克思在多次场合下把历史看成一种科学。就研究对象看，马克思一生大部分精力用于探索资本的现象与规律，作为探索成果的《资本论》同时也是对资本的历史学分析，其科学性不仅为19世纪的历史事实，也为20世纪的历史事实所证实。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因而其品格是矛盾的。由于这一矛盾性，沃尔什把史学比作数学函数。而从历史的角度看，史学这种矛盾的品格似乎是永恒的。优秀的史家在运用科学理性的同时又富有一种人文主义的情怀，将科学性与艺术性融人一体。后现代主义的一大问题在于:对史学的分析，更多地指向了史学的艺术维度和艺术品格，由此使历史与内在于历史的人的思维之间的分裂扩大化了。至于它对历史学之影响的利弊，我们不妨引用一位当代西方学者的一个看法，以供我们借鉴―当代史学史研究的权威学者伊格尔斯明确指出，虽然后现代主义有助于批判地审视启蒙运动的历史哲学，但如果而因此放弃理性主义，则会流向“野蛮主义”。
历史学的论文篇五
在我们迎来麦克卢汉诞辰100周年之际，又送走了苹果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麦克卢汉当然不可能见过乔布斯，而从乔布斯的言行来看，对麦克卢汉想必也很陌生。然而，时或空都没有交集的学术重镇和商界领袖之间，却出现了惊人的一致性。
“媒体即信息”又一参考个案：手机
虽然麦克卢汉有着“媒介即信息”之类的断语，但国内媒介环境学当仁不让的译介大师、深圳大学的何道宽教授坚持认为麦克卢汉不是“技术决定论者”。不过，曾经给莱文森留言否认自己是“媒介决定论”的麦克卢汉应该自己都会承认的是：他的确认为，技术对文明和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手机的出现，无疑是其中之一。国内有论者甚至给手机加上了“第五媒介”的称谓（印刷、广播、电视、互联网之后），虽然这种称谓在学术上未必能完全成立，但它所代表的那种“重要性”是确然的。
乔布斯不是手机的发明者，但正如他在iphone第一代上市时所宣称的：“我们将重新发明手机”，乔布斯和他的苹果，让手机这样本来仅仅是一个通讯工具的东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上面这张图来自美国最大的风险投资基金kpcb（凯鹏华盈）于今年1月份发布的报告，根据它的调研发现，人们今天在手机上只有32%的时间是用于所谓“传统的”功能的：打电话和发短信（图中的skype是一种通话软件，本质上也是打电话），而有9%的时间用在收发电子邮件上，12%的时间用于web式应用，47%的时间则在其他各种原来想都不会想到的功能上：地图、游戏、社交网络、各种工具，等等。
虽然这张图所描绘的时间分配是泛指所有手机，但很显然，几乎所有的移动互联网从业者都同意，正是因为iphone的横空出世，才推动了整个智能手机产业的前行――从谷歌的安卓系统，到微软的wp7，甚至逼迫诺基亚放弃了自己的塞班系统。iphone已经俨然成了“智能手机”的代名词。同时，也让手机不能再被简单地称为“移动的电话”，而真的成了“手上的机器”――也是人们最重要的几乎片刻不离身的数码设备。
但是，苹果的辉煌，乔布斯的巨大成功，和早已故去的`麦克卢汉，又有什么关系呢？
以“冷热媒介说”看手机
让我们从麦克卢汉本人受批评最为强烈的“冷热媒介说”开始吧。
麦克卢汉认为，所有需要人们高度参与才能完成信息接收的，都属于冷媒介；而相对的，无需人们花费太多额外的注意力就能完成的，则属于热媒介。按照他的说法，电视是一种冷媒介，因为电视能够提供的形象不够鲜明和清晰，看电视的人需要尽可能地去深入参与，才能重构一闪而过但又略显模糊的图像。而电影则是一种热媒介，它的图像很完整，以每秒24格画面的速度播放，使得看电影的人远比看电视的人“省力气”。
这个说法后来受到很大的抨击，因为电视作为一种设备而言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随着今天客厅电视越来越像一个“家庭影院”，抨击者认为“冷热媒介”的区分，显得十分怪异和不合时宜。但事实上，麦克卢汉与其说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不如说他是一个预言家（他的预言倒是有那么点十中八九的意味）。冷热媒介并不是一种结论，而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索过程。电视和电影究竟是冷还是热的，其实压根不重要。重要之处在于：如果一个媒介且属于人们惯常使用不可或缺的媒介，不需要人们深度参与，它会如何影响人类的行为从而影响社会？而一旦不可或缺的媒介需要人们深度参与了，它又将发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才是麦克卢汉及其身后的媒介环境学所关切的重点。
麦克卢汉的“冷热媒介”说，根本上是要引出这样四个问题，也就是他的“媒介四元律”：1.这个媒介使什么得到提升或强化；2.它使什么东西过时或取代了什么东西；3.它使什么过时的东西得到再现；4.它被极端挤压之后产生了什么东西或变成了什么东西。正因为人和媒介之间的互动多寡，才会使得这个四元律变得有其意义。而当我们将智能手机放到这个四元律中，就会出现一大堆有趣的思索和探究。
在乔布斯的iphone之前，智能手机虽然存在，但并不是一个吸引大众眼球的东西。诺基亚是智能手机的第一代王者，但这种王者是建立在本来领域就不大的基础上的。大街小巷的诺基亚手机，基本上还是以“功能手机”为主。它被人们常用的功能只有两项：通话（听说）和短信（阅读）。
音乐手机事实上让我们的参与度更高（虽然听音乐总的来说是一件参与度不高的事，即便麦克卢汉还把爵士乐分为了冷热两种），因为它需要我们动手将音乐复制进去。音乐手机使得每个人的手机或多或少有了些差别：我的手机里放着周杰伦的乐曲，而你的手机则吟唱着帕瓦罗蒂高亢的歌声。
我们现在可以这么说：智能手机是一种冷得不能再冷的媒介了，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它去再创造。这类创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有一大批人不断地为智能手机增加新的功能点，这些人被称为“应用开发者（商）”，iphone上今天有40万种五花八门的应用。第二个部分则是大量的使用者去下载这些应用，目前苹果设备上的应用下载已经超过了百亿次的规模。
媒体发展中的两个节点
在整个媒介史的发展中，在我看来，有两个重要的节点。第一个节点是“介质和内容的分离”。无论是书本、报刊，还是石碑，都是无法分离的东西。而随后出现的电视机、收音机，乃至mp3播放器、电子阅读器，都使得内容得以脱离介质而存在。所谓的“无字天书”只存在于神话中，但“无纸之书”却存在于现实中。
介质和内容的分离，使得内容的传输更有效率。想象一下，把一本书从一个上海人手中转移到北京人手中，势必要发生物体（也就是原子）的位移。而一份电子文档的传输，则是比特式的，无需任何介质的位移。传输效率的巨大提升，伴随而来的，就是信息复制的轻而易举。
而第二个节点就是介质和应用的分离。电视机作为一种介质，虽然里面播放的内容不同，但都是电视机。两户人家的电视机除了大小、色彩有差异外，主要功能是没有差别的。但以电脑为代表的介质和应用分离，使得两台电脑的功能都会出现显著的差异。一个程序员的电脑，显然和一个专业文字作者的电脑，是完全不同的。
介质和应用一旦分离，使得大量的数码设备成为“冷媒介”――但这个冷媒介的意思，和麦克卢汉笔下的，已经有些不同，或者说，延展了麦氏的意思。大量的开发者让媒介设备呈现出五花八门的功能，而更大量的人蜂拥而至，成为这些设备的使用者。而在这个趋势中，手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可以随身携带的一部智能手机，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手机的功用，它和3g网络一起，推动了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是对互联网一次根本性的提升和拓展。它也让社交这个古老的行为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无数人通过使用智能手机在各种sns、微博上流连忘返，甚至业界还发明出了“弹性社交”的概念。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更加频繁，整个互联网越来越将“没有人知道你是条狗”抛弃。以iphone和ipad为两款重要移动设备为前驱的appstore（苹果应用商店）重新定义了产业界的法则，迫使wintel联盟解体。
过去有一种说法，一个人出门，必须带上手机、钱包、钥匙。但对于智能手机而言，这三样东西似乎一样就够了。智能手机和信用卡捆绑，能够起到钱包的作用，在机场用手机登机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而随着物联网的诞生，用手机开门也不会是什么神话。一部小小的手机，已经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媒介”功用。它已经不再是游离于我们身外的一个配置，有时候，它就是我们自己。
不要忽略麦氏诊断的警告意味
在媒介环境学的诸位大家中，从极度悲观的芒福德一翼，到极其乐观的莱文森一翼，麦克卢汉其实是位居中间（但稍稍偏于乐观）的。他的很多探索，被误解为热情洋溢的电子媒介鼓吹者，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一个有趣的花边信息是，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告诫自己的儿子，少让自己的孙女看电视）。他的名言“媒介即信息”如雷贯耳，但同样我们需要注意到，他还说过“媒介即按摩”（mediaismassage）。用按摩这一词，已经清晰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在电子媒介的按摩中，我们必须警惕迷失自己。
他对冷热媒介的分析，正如前文所说，其实是一种分析媒介对社会影响的“方法论”，本身并不蕴含多少价值判断。他真正的价值判断在于“地球村”三个字。
在麦克卢汉的理论体系里，“地球村”指代着一种重归部落化的人类。机械量产时代所造成的面容模糊分裂切割的非部落人，需要重新向部落化回归：一个整体的人。电子媒介能够起到这个作用么？麦克卢汉并没有直接解答（正如他一贯喜欢用警句格言而不做直接判断那样）。虽然电子媒介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而非大家都在沉默地阅读着长得一样的报纸，但他自始至终是一名技术环境保护主义者。他深刻地意识到：媒介对我们的作用，远远超过信息对我们的作用，故而，我们需要像保护环境一样地去保护日益技术化的媒介。换而言之，技术，绝不可被滥用。
很难讲。比如，用手机上微博。这件事今天已经非常流行，我们经常可以看见，在饭店中，几个人坐下来并不是交谈或者开始吃饭，而是各自在那里发微博、看微博。我们可以用手机微博填充我们的碎片化时间，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发现，也正是因为移动微博，让我们的时间变得碎片化了：动不动就想去看看微博上有什么新东西。
智能手机更是存在着一些很暧昧的应用，比如“弹性社交”这个类别。这种应用可以让你和周围不认识的人搭讪、社交。听上去不错，可以拓展我们的人脉圈，加强我们和社会的联系而不是一头扎进数字海洋中不能自拔。但事实却是：lbs（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现在被解读成另外一种lbs（locationbasedsex）。我几乎可以断言的是，这绝不是乔布斯自己想看到的。
乔布斯有助于我们咀嚼麦克卢汉
麦克卢汉曾经说“媒介是人的延伸”，而他那位自称是“麦克卢汉不乖的孩子”尼尔?波兹曼则写道，“机器曾经被认为是人的延伸，可是如今人却成了机器的延伸”。自麦克卢汉以降，一位又一位的媒介环境学学者在呼吁对“媒介这个环境”的人文关怀和保护。同时，媒介技术，也在数字英雄们的努力下，一步步地向前推进。技术的最终走向，不是技术发明者所能掌控的。技术的善恶，取决于我们人类自身的利用。从这个意义出发，媒介环境学，恰恰不是“技术决定论”。
互联网诞生之初，就有所谓的“数字鸿沟”学说。但在摩尔定律（用一个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每隔18个月翻两番）、吉尔德定律（主干网的带宽每6个月增长一倍）、梅特卡夫原则（网络价值等于节点平方）的效用下，数字鸿沟正在慢慢弥合，越来越多的人接入了数字世界，享受信息社会给他们带来的快感。不过，我这里必须要说的是，数字鸿沟的宽度可能的确在缩小，但它的深度很有可能在增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技术对我们的利弊，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我们的掌控能力。从ipod到iphone再到ipad，乔布斯这一路走来，给我们带来了不断的惊喜，他的成功，正如他一贯念念不忘的，的确在改变着世界。然而，确切地说，他提供了我们改变世界的工具，至于这个世界，究竟如何改变，已然不取决于他。
今天，我们纪念乔布斯，不仅仅是因为他创造了一个真正意义上富可敌国的商业组织，更重要的是，他给了我们一个延伸的工具。而至于究竟是工具是我们的延伸，还是我们是工具的延伸，则需要我们更加去缅怀和反复咀嚼麦克卢汉，不仅仅是因为他那些已经成真的预言，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需要看到的是，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他一手开创的媒介环境学学派，弥足珍贵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