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学论文(通用18篇)

时间:2023-12-11 07:31:23 作者:笔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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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与历史论文

从文学自身的价值出发,文学与道德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文学的道德属性是文学的社会属性之一,文学的道德教化作用亦是文学突出的功能之一。下面,小编为大家分享现代文学与历史论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自古以来,文学与历史便具有深刻的联系与渊源。许多重要的历史典籍同时也是优秀的叙事文学,比如《史记》与《左传》等。史学一直影响着中国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发展,小说不断地从史学中汲取营养而发展演变。史传对中国小说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春秋笔法及纪传体叙事技巧的运用。文学师法历史,在历史的大背景下生存发展,这是历史对文学单方面的影响。与此同时,文学对史学家的叙事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口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具有深厚的文学造诣,不但善于吟诗作赋,而且在作文方面尤为擅长《史记》不仅具有温润的语言而且在叙事方面张弛有度,且富有诗意与饱满的情感。从司马迁开始,我国史学著作中叙事一般都采用纪传体的叙述方式。

在这一叙述方式中,文本是以某一人物为叙事中心,围绕这个人物展开叙事讲述这个人一生的故事。这是一种富有文学精神的叙述方式。历史作为过往事件的记述,在时间方面保持线性发展,在叙事方面则是事件的客观再现两者交织发展,构成历史叙事的时空构架。纪传体的叙述围绕着人物展开,由于人具有主观性,因而叙事过程中时间与事件则置于人物的描述范围内。

以鲁迅小说桩人日记为例20世纪中国文学呈现出新的历史语境,文学以其独特的话语进入历史的叙事中,共同参与着历史的叙述。在现代,中国发生了历史转型,新的历史主体代替旧历史主体走上历史舞台,采用符合历史形势与文化语境的文学话语,以显现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便是诞生于动荡的“五四”时期,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符合了新历史主体话语权争夺的要求,以一种独特的话语表达契合了当时的历史语境。

(一)文学对历史的解构行为

鲁迅在小说中借助狂人之口把中国历史喻为一部吃人的历史。其中叙述主体即狂人所叙述的事件几乎都是对这一历史观的现实反映。不但赵家的狗表现出吃人的信号,而且周围的人都在设法陷害“我”,亲人包括哥哥与母亲都吃过人,最后发现自己也吃人,推测是不是孩子也吃人。小说通篇的叙述都是对吃人这一历史的叙述,构成了对历史的解构行为。解构历史是为了重构历史,探寻一种崭新的历史叙事话语。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这一叙事人称内蕴着深刻的文化心理内涵。第一人称叙事首先是对个体意识的张扬。个人声音的出现意味着摆脱了以往文学叙事中中允、客观、冷静的叙述方式。中国文学中开始出现了一个响亮的个人的声音,这个声音能够大胆地坦陈自我的内心,在诉说着、呐喊着这个作为个体的、独特的我的想法、愿望以及各种情绪与欲念,这在文学发展史上是一个足以令人兴奋的变化。

中国历史上人们惯于压抑个人的声音,将个人的个性与心理隐匿在群体之中。而小说中狂人的声音则象征着新的历史主体出现他能够在这一历史舞台上响亮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作为叙述者,主宰着新的话语,也掌控着叙述文本的发展,这意味着新的历史主体同样具有这些对历史话语的主宰权与掌控权。这位叙事者具有清醒的头脑,能够看清历史的真正面目,富有怀疑精神,敢于自我解剖,信奉进化论,相信历史发展的进步性,文明在不断进步与发展,总有一天这个世界“将容不下吃人的人”。这位叙事者是一位走在时代前沿的思想家与启蒙者。狂人作为小说的叙事者,是叙事的`主体,也是可以代表新的历史主体的中心人物。

(二)启蒙者的历史叙说

这一叙事主体兼历史主体,以解构历史为立论依据,叙述历史上的种种吃人表现。小说中主要采用日记体的方式来进行叙说,以内心独白的形式为主。内心独白是一种自我言说,是自己与自己对话,但是在小说中,以自我言说的方式分明试图在向他人表达,语言与叙述的指涉对象是外部而非内部。小说中具有一些体现出这种对外表达意图的句子,诸如“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或者“救救孩子”等。这些句子缺少主语,是一种启蒙者的言说方式。这个启蒙者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与深刻的思想。他对历史的看法远较一般人更为深刻,不但可以看透历史上吃人的真相,可以穿透其他人的虚伪表象看到内在本质,而且对自己也有极为勇敢与透彻的认识与剖析,清醒地发现“我也吃了妹子的几片肉”。最后,这位启蒙者将历史的真正面目揭开,让所有人看见这一真相,并斩断了人们在精神上的退路。

小说以独白的言说方式表现启蒙者的思想,以内敛的叙述方式展现一种独特的历史叙事显示出了鲁迅小说艺术技巧的高明之处,同时也是现代启蒙者高超启蒙策略的成功。

(三)特殊历史语境下的双重叙事手法

《狂人日记》采用双重叙事的手法,一是狂人日记式的白话文叙述言说,一是文言小引式的叙事。在日记体的前面,有一段文言文形式的引子表明叙述人发现日记手稿,表面上增加了小说叙事的可信度,从而构成了这篇小说的双重叙述。因此,小说便有了双重的叙述人,一个是文言文之“余”,一个是白话体之“我”,双重叙述人之间构成了一种叙述的张力,大大地增加了叙述文本的丰富内涵与深刻意蕴“余”与“我”的叙述,建构了一个清醒的世界与一个与之相对应的疯狂的世界,这两个文本构成的世界是相互对应并相互对峙的,使得整个叙事呈现出一种复调的关系。这两个叙述世界是整体叙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其中之一而忽略另一个世界都会造成对文本叙述的误读。在前面的文言叙述中,关于狂人已经病愈并赴某地候补的记述,是对后文精神世界的一种对峙与终结。这段文言叙事似乎在暗示,无论狂人多狂思想有多么深刻,终究都被现实所“治愈”,成为一个正常人,为功名利禄而奔波。这种叙事方式似乎在暗示启蒙者的命运。

—以苏童小说《妻妾成群》为例当代文学依然沿袭了与历史的复杂关联,以小说的叙述言说着某种历史的景象。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文学叙事中的历史图景也在发生着某种改变。苏童小说《妻妾成群》呈现了一个与之前不同的历史图景。苏童将控诉封建淫威的题材建构出一种不一样的文学景象与历史言说。

(一)文学叙事中历史图景的转变

《妻妾成群》中,文本叙述者围绕着颂莲这一关键人物进行叙事,呈现出一个日渐颓败但却充满了诱惑的旧家庭景观。这个即将没落的旧式大家庭中充满了各种利益的争夺、工于心计的争斗、欲望的挣扎与煎熬。历史被作者推到了文学的背后,作为一个故事展开的大背景。作者故意忽略当时一些富有政治与历史意义的人物与事件,而把笔墨倾注在一些对主题表达有价值的事件上。叙事者采用了聚焦的手法,并且这种聚焦是多层次的,即存在焦点的转移。叙事中的聚焦在对某些人事提高重视的同时,也忽略了对其他一些人物与事件的表现。聚焦的焦点在一些人与事之间进行转换。这不是局限于叙事学方面的转换,而是延伸到社会文化领域意味着一些可能非常重大的历史景观在叙事中遭到忽略,而另外一些不那么明显甚至不为人知的历史景观则在叙事过程中得以凸显出来。小说叙事通过叙事焦点的变化表现出这种历史的转变,呈现出一幅独特的历史图景。

(二)小说叙事与历史图景的审美距离

小说中的历史图景呈现出20世纪90年代我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某种变化。这种变化渐渐发展,最终促进了市民社会生活图景的产生。在这一历史图景之中,启蒙话语与政治话语都不再作为一种主流的言说,经济利益与欲望及权力的争斗则占据历史发展的中心地位《妻妾成群》以一种独特的文学话语方式再现了这种历史图景的一个侧面,但同时又与这一历史景观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与其保持了一种文学的审美距离。文本中对这一历史景观的书写,是以一种诗意或审美的态度进行的。比如文中出现的“井”的意象,便是一种象征,暗示着这种生活图景中暗藏的危险性,让人们对其保持警惕之心。陈佐千则象征着一种“古旧文化的历史记忆”他试图从年轻女子身上获得新的生命力,使其生殖力得以保持下去。陈佐千这种意图的落空意味着某些古旧的历史存留依然丧失了存在的价值与延续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讲,小说展现出了一种历史颓败的图景与陈旧事物没落的命运。

20世纪文学叙事中既包含对既往历史的解构行为,又具有对历史形象的重新塑造,充分展现出文学与历史相互缠绕与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文学叙事中建构了一幅幅多姿的历史图景,背负着种种历史赋予的责任,起到或启蒙、警示,或娱乐的使命。文学正是在与历史的纠葛与缠绕之中,保持着自身的艺术立场与审美距离,介入历史并言说历史,以文学的话语呈现出历史的图景。

历史学的性质从史学与文学比较的角度论文

当前对贸易协定理论的经济学研究均与博弈论的方法结合,主要有两个分支,其中一个分支是以外部性理论为基础,认为一国贸易政策制定是为了改善其贸易的外部条件,而根据贸易条件的外部性理论,一国贸易条件的改善通常会使得他国的贸易条件变差。因此,各国在制定单边贸易政策的过程中,会陷入囚徒困境的。贸易协定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各国摆脱这样的一种囚徒困境,主要有经济学方法和政治-经济的方法。另一个分支则是从合约的性质出发,认为无论是政府之间的博弈和政府与国内的私人部门博弈的过程中,双方均无从得知对方对于贸易政策的执行,以及之后贸易协定可能的改变等有关的信息,主要有承诺的方法和不完全合约理论。

一、承诺的方法。

承诺的方法认为贸易协定是一种增强信誉的途径,主要研究政府与国内部门之间的博弈。在博弈过程中,政府选择贸易政策,国内各部门则做出相应的生产或投资决策,而政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如果随意性太大,就会出现信誉问题。政府是在生产者的决策做出之后才制定其贸易政策,而此时政府会认为其关税选择只会影响消费者决策,这就造成了政府事前和事后关税选择偏好的区别。而当生产者理解政府的刺激意图而改变其原来的生产政策后,会改变其原来的生产政策,这种生产决策的扭曲就是贸易政策随意性的真实成本。承诺的方法实际上的区分了政府的事前偏好和均衡的事后偏好,此时,用承诺的方法来研究贸易协定的基本观点就是,政府根据事后偏好所作出的最优关税决策如果用事前的偏好来衡量,是次优的。因此,贸易协定能帮助一国政府承诺一种能更好的服从其事前真实偏好的关税选择。

麦格吉和诺德瑞古兹对承诺的方法,用效果模型做了解释。把关于贸易协定动机来源于贸易条件改善的理由剔除掉,并且允许两个部门中有一个部门能形成院外活动集团。此时,政府对国民福利和来自院外集团活动集团的捐助进行评估,而出于政治的目的组织起来的那个部门会比其在自由贸易时要大,以至于产生投资于该部门是为了获得他们的捐助所带来的保护。这就造成了对资源配置均衡的扭曲。而反过来,这种扭曲会带给政府一种承诺实施自由贸易的内在动力。因为,对于政府来说,承诺的利益在于投资的扭曲可以被事先遏制,成本是政治租金的损失。因此,政治作用的特殊成果关系到是否决定选择自由贸易的承诺,只有贸易在政府对院外活动集团而言处于谈判的弱势地位时是具有价值的。承诺的理论还可以用松山(matsuyama)模型得到进一步的解释。如果一个行业的投资高于足以降低其成本的时候,政府就可能会设法消除对这一行业的保护。当时,私人部门此时往往会以不投资的手段,以此确保政府刺激政策的维持。而其贸易伙伴在政府不撤销保护政策时,往往会采取报复手段。因此,政府基于此种考虑,往往会在投资没有开始时偏向于自由化,而这种选择也会使得私人部门投资决策的合理性。

二、不完全合约理论在贸易协定中的应用。

贸易协定作为一种合约形式的存在,具有合约的一般性质,因此一些学者从合约的角度展开了对贸易协定的研究。首先,wto/gatt作为当前国际贸易体系的核心,其本身就是不完全合约(在贸易协定中既包括许多固定不变的贸易自由化承诺,又存在一些部分受限制或根本没有限制的灵活性政策工具),认为在许多领域的贸易协定,必然均有不完全合约的性质。这是由于成员国政府都是以本国利益为核心,在没有第三方强制执行的情况下,只有在违约成本大于立约成本时,贸易协定才能得到履约。因此,他们认为wto协议在制定中,实际上成为了一种鼓励效率违约,并阻止非效率违约的制度。不完全合约理论认为,贸易协定从结构上看,有对合约国有刚性约定的部分,也给合约国留有一定的自主选择的权利。而政府在设定国际贸易协定时,也面临着两个困难,一方面要调整当前国内的政策,使本国在国际贸易协定中占据有利位置;另一方面要使国际贸易协定能应对未来可能现在的变化。此时,合约制定的越完美,其成本越大。这是因为完美的贸易协定需要涉及太多的细节,这就使得相关的费用,如由于合约拖延的时间造成的机会成本的增加,律师费用以及多个国家及其相关产业部门和政策制定部门对争议以及突发时间的处理等。因此,在应对贸易条件外部性的问题时,为控制成本,国家往往不会选择签订一个最优的贸易协定来解决问题,而是会退而求其次,签订一个次优的贸易协定。此时贸易协定或者更具有刚性的,或者是给合约国留有更多自主决策权。

三、fta与wto/gatt。

fta之于wto/gatt是一个次优的选择,两者均是以签订贸易协定的方式解决贸易条件外部性的问题,帮助各国走出单边贸易体制下的“囚徒困境”。从承诺的方法来看,政府在签订贸易政策主要考虑与国内部门的博弈。一国加入wto在享受相关出口的优惠条件的同时,也必须开放国内的市场,使得国内的一些产业会面临国际上的相关产业的冲击。在这个开放的过程中(尤其是小国),会最大限度的利用例外条款,对国内的一些部门提供优惠的政策,以保护和支持国内经济的发展。

这些措施在开放的初级阶段,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十分必要的,这些受到保护的产业通常也会得到迅速的发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这些受到保护的产业发展到不需要保护政策到时候,这些产业却已经形成了足够强大的场外利益集团,干预政府的政策,使得政府无法取消对其的优惠政策。显然,此时就会对国内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例如垄断造成的国内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性),同时也会对国际贸易的平衡产生不良影响(贸易失衡的出现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贸易纠纷)。因此,从承诺的方法可以得出,政府是偏向于选择自由贸易政策,以避免上述出现的情况。而当政府决定参与区域自由贸易组织时,政府可以选择与本国产业结构互补或者不相冲同的国家或者地区签订贸易协定,那么政府就可以尽量减少本国的贸易保护政策,而且可以利用加入fta的契机,推动国内经济政策的改革,改善国内经济的运行状况。以上论述说明了为什么当前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发展迅速而多哈会谈进展缓慢的一个原因原因。那么从不完全合约理论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

不完全合约理论从贸易协定签订的成本以及违约成本的角度来解读贸易协定。从这个角度来看,wto/gatt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下,为节约谈判成本,达成的协定均给予协定签订国很大的自主权(例外条款),这种形式的贸易协定的特点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贸易条件均发生较大的改变的情况以至于政府违约收益高于遵守约定时的收益,参与国会越来越多的使用例外条款甚至违约,这就使得最初达成的协定逐渐失去约束性,为了使得多边贸易体制继续有效,必须进行第二轮的谈判,达成一个新的贸易协定。但是随着参与wto的国家逐渐增多,以及贸易量以及贸易的方式日渐丰富,贸易协定所需要涉及到了内容越来越多,这就使得为达成一个有效的贸易协定的成本是巨大的。当前多哈会谈进展缓慢,其原因就在由此。

但是对于fta,参与国家的数量较少,而且签订国可以有选择行的与特定国家和区域签订fta,这就使得签订有效的贸易协定的成本较低,因此能相对容易的达成贸易协定,并且在日后对贸易协定再谈判时,面对的困难也较小。

上述的两种理论从不同的角度解析了国际贸易多变体制进展缓慢而区域自由贸易发展迅速的原因。用一个不是很恰当的对比,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制就相当于计划经济体制,而fta就类似与市场经济体制。以这样的角度来解读国际多边贸易体制与区域自由贸易,就能较为清晰的理解这类问题。

历史学的性质从史学与文学比较的角度论文

摘要:新时期素质教育的提出和终身体育发展的需要,给我国的体育教育在教学组织形式上,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通过马斯洛的理论原理,分析体育教育从低到高的发展历程中,以学生为参照物,当学生在体育活动中各种社会需要得到了满足后,社会需要激起学生对体育学习的兴趣和参加体育活动自觉性,并能进行有效学习,使学生真正懂得,运用体育理论知识来科学的进行体育锻炼,为终身体育的形成奠定基础。

关键词:教学创新体育教学终身体育。

putforwordnewrequestinourschoolphysicaleducationinsuchrespectsasteachingorganizationform,teachingcontentandteachingmethodetc.

thearticletriestoanalyzetheschoolp.e.coursegoalandteachingarrangementundernewsituationthroughthedevelopmentofphysicaleducation,andhowtopromotethestudentstobeengagedintheactivityoflifetimephysicaleducation.

1前言。

教师的自我反思是“教学创新”的动力,教学创新的基点,在于教会学生如何学习,教师应当扮演引导者、启发者、咨询者的角色,“教学创新”意味着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变,依据素质教育的基本观念在学校体育课程教学安排中,应建立以“强身育人”为中心的新的课程体系,打破以传授竞技运动技术为主的传统教育模式,适应学校体育教育发展理念,建立以传授体育健身知识和体育锻炼方法为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的教学模式,一切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论,使学生在校形成终生从事体育健身的意识和能力。

2分析传统学校教育模式。

近几年来,随着全民“健身计划”的推广与实施,“终身体育”思想的普及,学校体育作出了重大改革,但从总体上还没有突破性进展。有些学校的体育教师尝试在体育课堂教学中选择一些新颖的教学内容,例如在体育课理论基础上适当增加加人文知识,在教学模式上采用快乐体育和成功体育,但回到教学中,教学方法仍以竞技运动训练为依据,新的理论、新的模式的实施仍存在一定的距离,教学目的'仍旧回到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和运动技能,仍是以授课为主,培养学生的体育健康意识淡薄,体育健身知识匮乏,这种教学模式的局限性已日渐显露。

2.1培养的学生体育健身意识差,学生健身知识匮乏。

现在有很多地区初中升高中,必须进行体育加试。其中有一项是排球,学生在考试时可以在一分钟内轻松垫七八十个,体育课不用想象,一切围绕排球中的垫球。考入高中,教师在排球中仍以垫球为主要内容,甚至到了大学还把垫球作为考核标准。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就很少再去练排球,偶尔碰一下排球也只是作为“工作小插曲”。这仅仅只是一个小例子,但反映出如果再不适应新形势下的学校体育课程教学安排,朝传授体育健身知识、方法和方向发展的话,将来的终身体育将引人深思。

2.2以技术为中心忽视体育健身教育,严重影响了学生的体质发展。

现在体育教师队伍中,约有90%以上是“正途出身”也就是说从体育学院毕业后专门从事体育教育的。而这些教师在大学的学习中实际学的也是竞技运动的一套理论和方法,即传统教学方法。教师一拿到教材,想的是自己怎样去教给学生,而不是考虑学生想要学什么;教师之间主要谈技术问题,生怕别人认为自己是“外行”;在一些学校引成开口训练,闭口打比赛的习惯。所以新的教学安排无法正常实施,也严重影响了学生的体质发展,更不用谈终身体育。

2.3教育的创新意识差,引不起学生学习兴趣。

在学校教育中,体育教师会毫不费力地去使用传统教学方式,因为这样可以不必动脑筋去创造新的教学方法,从而不担任何风险,再说我们许多老师自己也没有学过,就很少考虑增加新的教学方法,传授给学生。为了使我们培养的学生终身从事体育锻炼,必须改变现有的教学模式建立以传授体育健身、文化知识、体育实践相结合的新的教学模式。孔子曾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学生有了体育学习的兴趣,才会经常参加锻炼,才能养成坚持体育锻炼的习惯,树立终身体育的意识,才能将体育活动作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3更新观念,树立新的“体育观”

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并通过人来为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需要服务。教育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人发展的需要,人要求接受教育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教育活动的中心,也是素质教育的最终目标。

体育是教育的一部分,配合德育、智育、美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健康体魄是青少年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基本前提,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切实加强体育工作。”这就明确提出学校体育教学改革的依据和目标。

体育应该刻在人的心中,给学生应施以终身体育教育的思想,促进他们的身体,朝正常的健康的方向发展。无论是学校领导,还是体育教师,都要树立“终身体育”、“健康第一”的新观念,不能只着眼于上好一节体育课,而忽视学生毕业后进入社会的体育健身能力。除了培养学生必要的运动技能外,应考虑“终身体育”的要求,将体育教学内容与未来的社会生活结合在一起,着重培养学生的健身意识和参与意识,能够使体育成为学生人生价值观的一部分,并逐步内化为一种品格。

3.1丰富学习内容,加强理论学习。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曾说过人有七个不同需要,从低到高分别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求知与理解的需要,审美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较高级的需要,至少必须先部分满足比较低的需要之后才能出现。所以可以看出体育活动不仅能满足学生强身健体的基本需要,还能满足学生社会交往,人格尊重,愉悦身心,实现自我价值等各种更高级的社会性需要。

教师就应该有目的地培养学生对体育运动的认识与爱好,引导学生明确体育学习的目的和意义,加强体育学习和体育活动的能力;教师应努力提高自己的教学艺术和教学水平,通过丰富的教学内容,变化教学形式和方法等,尽量满足学生的各种正当需求。当学生在体育活动中各种社会需要得到了满足后,社会需要激起学生对体育学习的兴趣和参加体育活动自觉性,并能进行有效学习,使学生真正懂得,运用体育理论知识来科学的进行体育锻炼,为终身体育的形成奠定基础。

3.2认真贯彻新的教学目标,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由于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动机往往是在认识学习目的和意义的基础上产生的。作为一个教育,首先让学生明确为什么而学,学习体育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今后对自身及社会的意义是什么?同时为了激发学生学习体育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教师不仅要帮助学生明确总的学习目标,如整个中学或大学期间的学习目标,某一学年的学习目标,还要结合学生实际,帮助他们设置和明确符合他们自身的、切实可行的具体目标,真正把对学生的客观要求转化为学生的学习需要。例如,在排球课让一个无法扣球的学生确定一个月后能够扣球的学习目标,第一周进行教师抛球,学生原地起跳扣球的小目标,然后降低网高,来进行扣球,再逐渐上升网高的目标,随着一个个阶段性小步子目标的实现而达到最终目标,这将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调动学生的身心能量,使学生从学习的过程和结果中体验到学习的乐趣和成功感,增强自尊和自信,从而不断提高参加体育活动的动机强度和持续性,为终身体育打下基础。

3.3提高教师教学的艺术性,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兴趣是学习的先导,快乐体育也好,成功体育也好,都是激发学生学习和喜爱体育的内驱力,个体一旦对某种活动产生了兴趣,就能提高这种活动的效率,体育学习活动亦是如此,对体育活动的浓厚兴趣会使学生产生积极的学习态度,促进他们愉快地进行学习,教学活动中师生双方都是以活动为主体。根据“能者为师”及“三人行必有吾师”,完全可以设计一个角色互换,提高教学艺术性的教学方式,以新的知识、新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创造性的思维学习。同时教法的生动、变化、营造了轻松愉快,积极向上的课堂氛围,鼓励学生自编体育游戏、体育舞蹈,适当使用音乐伴奏,投影、录像、计算机多媒体等多种现代化教学手段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只有这样,学生对体育的学习和活动,才能慢慢提高兴趣,学生有了体育学习的兴趣,才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才能养成坚持体育锻炼的习惯,最后才能树立终身体育的意识,才能将体育活动作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4参考文献。

[1]季浏.体育与健康课程与教学论[m].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2版。

[2]钟启泉.体育教育展望[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1版。

[3]白凤瑞.新形势的高校体育课程设计与教学安排[j].

体育与科学,2001年5月第3期。

浅论我国历史上影响人口的文化文学论文参考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截至2000年11月1日全国总人口数已近13亿,详细内容请看下文。

在这个基数上每年净增约1000万,当时的世界人口约60亿,平均每4.6人中就有一个中国人,这是一个惊人的现象。中国的人口优势并不是在18世纪以后才形成的,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根据金斯利·戴维斯等人的测算,他在《文化的起源》里说:“从国家首次出现到基督教开启的四千年中,世界人口从8700万上升到22500万,新人口的总数中近五分之四的人在罗马帝国、中国汉朝和印度古普塔帝国的疆域中生活。”据历代官修史书记载,18世纪以前我国古代人口最盛时达到6000余万,其间在长期战乱之后,人口有时损耗到1000余万,但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很快就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由于户口隐匿、虚报和人口流亡、疆域变动,这些数字的可靠性在立志复原人口数量的人口史学家那里曾产生过极大的怀疑,但是如果由此说中国在世界上长期保持了人口大国的地位,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如何理解如此旺盛的生殖力?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人口史研究中影响人口的很多因素已被揭示了出来,其中自然因素如人口自然增长率、水旱蝗灾、瘟疫疾病,社会因素如物质生产方式、社会生产力水平、国家人口政策、赋税徭役制度、婚姻习俗、财产继承制度、养老、宗教信仰、性别比例、战争等等,阅读这些文献时我们发现这项研究存在两个倾向性问题,在思想方法上由于接受了某些现成的理论其中包含了太多的先验之见,在材料分析上由于对中国文化缺乏系统的理解显得杂乱无章。请先从思想方法说起。

关于人口增长的决定因素至今最流行的解释是生产力理论,如杨宽谈到战国人口状况时说:“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人口逐渐增加。”路遇、滕泽之也说“战国时期铁器和牛耕被应用于农业生产,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促进了人口的发展。”王育民说:“战国时期完成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口急速上升,出现了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飞跃,人口增至二千万。”持这种历史观的学者似乎认为只有在社会准备好充足的生活资料时,新增长人口才能降生。人口与生产力孰为因,孰为果也许并不如此简单,更为常见的是当社会财富应付不了人口压力时,开辟新的生产力才成为必要。在地广人稀的条件下,解决人口过剩的办法首先是迁徙。马克思曾说:“部落人口的增长使他们彼此削减生产所必需的地盘,因此过剩人口就不得不进行那种为古代和现代欧洲各民族形成奠定基础的、充满危险的大迁徙。”他的论断是有历史依据的,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开篇写道:“居住在莱茵河和多瑙河北岸一带地方的居民,由于那个地区既富饶又有利健康,从而繁殖很快,常常因为人口太多,一部分人被迫迁离乡土到别处寻求居住之地。每当一个地区不得不解除人口过多的负担时,往往采取如下办法:把全部人口分成三部分,每部分当中的贵族、富人和穷人的数目都相同,然后抽签,抽到签的那三分之一人口,就要寻找新的居住地区,其余三分之二留下占据原有乡土。”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访问巴西印第安人的'民族志里也说波洛洛人虽然过定居生活,但“实际上存在的村落难得在同一地点存在三十年以上,因为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在那段时间内就变得贫瘠”。南比克瓦拉族拥有“一块面积象整个法国那么大的地方,其中四分之三未被人探险过,只有一小群土着在里面迁移不定。”我国夏、商、周三代先民往来迁移、不常厥居的情形与此大致相同。人类的生活习惯是很难改变的,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如无处可迁时才肯采用新的谋生手段。这时他们面临的选择一是改变生产方式,由狩猎采集或畜牧转变为农耕,二是实行强化生产,由园圃农业转变为集约农业。据我的理解,我国先秦时代的经济模式也经历了一个狩猎、采集、畜牧规模不断缩小,农业成为主导产业的漫长过程,而战国生产力提高的第一推动力仍然是人口的增长。陈独秀在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时很早就说过“人类底人口递增固然是事实,食物随着递增也不是空想”。

历史学的性质从史学与文学比较的角度论文

在我们迎来麦克卢汉诞辰100周年之际,又送走了苹果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麦克卢汉当然不可能见过乔布斯,而从乔布斯的言行来看,对麦克卢汉想必也很陌生。然而,时或空都没有交集的学术重镇和商界领袖之间,却出现了惊人的一致性。

“媒体即信息”又一参考个案:手机。

虽然麦克卢汉有着“媒介即信息”之类的断语,但国内媒介环境学当仁不让的译介大师、深圳大学的何道宽教授坚持认为麦克卢汉不是“技术决定论者”。不过,曾经给莱文森留言否认自己是“媒介决定论”的麦克卢汉应该自己都会承认的是:他的确认为,技术对文明和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手机的出现,无疑是其中之一。国内有论者甚至给手机加上了“第五媒介”的称谓(印刷、广播、电视、互联网之后),虽然这种称谓在学术上未必能完全成立,但它所代表的那种“重要性”是确然的。

乔布斯不是手机的发明者,但正如他在iphone第一代上市时所宣称的:“我们将重新发明手机”,乔布斯和他的苹果,让手机这样本来仅仅是一个通讯工具的东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上面这张图来自美国最大的风险投资基金kpcb(凯鹏华盈)于今年1月份发布的报告,根据它的调研发现,人们今天在手机上只有32%的时间是用于所谓“传统的”功能的:打电话和发短信(图中的skype是一种通话软件,本质上也是打电话),而有9%的时间用在收发电子邮件上,12%的时间用于web式应用,47%的时间则在其他各种原来想都不会想到的功能上:地图、游戏、社交网络、各种工具,等等。

虽然这张图所描绘的时间分配是泛指所有手机,但很显然,几乎所有的移动互联网从业者都同意,正是因为iphone的横空出世,才推动了整个智能手机产业的前行――从谷歌的安卓系统,到微软的wp7,甚至逼迫诺基亚放弃了自己的塞班系统。iphone已经俨然成了“智能手机”的代名词。同时,也让手机不能再被简单地称为“移动的电话”,而真的成了“手上的机器”――也是人们最重要的几乎片刻不离身的数码设备。

但是,苹果的辉煌,乔布斯的巨大成功,和早已故去的`麦克卢汉,又有什么关系呢?

以“冷热媒介说”看手机。

让我们从麦克卢汉本人受批评最为强烈的“冷热媒介说”开始吧。

麦克卢汉认为,所有需要人们高度参与才能完成信息接收的,都属于冷媒介;而相对的,无需人们花费太多额外的注意力就能完成的,则属于热媒介。按照他的说法,电视是一种冷媒介,因为电视能够提供的形象不够鲜明和清晰,看电视的人需要尽可能地去深入参与,才能重构一闪而过但又略显模糊的图像。而电影则是一种热媒介,它的图像很完整,以每秒24格画面的速度播放,使得看电影的人远比看电视的人“省力气”。

这个说法后来受到很大的抨击,因为电视作为一种设备而言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随着今天客厅电视越来越像一个“家庭影院”,抨击者认为“冷热媒介”的区分,显得十分怪异和不合时宜。但事实上,麦克卢汉与其说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不如说他是一个预言家(他的预言倒是有那么点十中八九的意味)。冷热媒介并不是一种结论,而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索过程。电视和电影究竟是冷还是热的,其实压根不重要。重要之处在于:如果一个媒介且属于人们惯常使用不可或缺的媒介,不需要人们深度参与,它会如何影响人类的行为从而影响社会?而一旦不可或缺的媒介需要人们深度参与了,它又将发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才是麦克卢汉及其身后的媒介环境学所关切的重点。

麦克卢汉的“冷热媒介”说,根本上是要引出这样四个问题,也就是他的“媒介四元律”:1.这个媒介使什么得到提升或强化;2.它使什么东西过时或取代了什么东西;3.它使什么过时的东西得到再现;4.它被极端挤压之后产生了什么东西或变成了什么东西。正因为人和媒介之间的互动多寡,才会使得这个四元律变得有其意义。而当我们将智能手机放到这个四元律中,就会出现一大堆有趣的思索和探究。

在乔布斯的iphone之前,智能手机虽然存在,但并不是一个吸引大众眼球的东西。诺基亚是智能手机的第一代王者,但这种王者是建立在本来领域就不大的基础上的。大街小巷的诺基亚手机,基本上还是以“功能手机”为主。它被人们常用的功能只有两项:通话(听说)和短信(阅读)。

音乐手机事实上让我们的参与度更高(虽然听音乐总的来说是一件参与度不高的事,即便麦克卢汉还把爵士乐分为了冷热两种),因为它需要我们动手将音乐复制进去。音乐手机使得每个人的手机或多或少有了些差别:我的手机里放着周杰伦的乐曲,而你的手机则吟唱着帕瓦罗蒂高亢的歌声。

我们现在可以这么说:智能手机是一种冷得不能再冷的媒介了,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它去再创造。这类创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有一大批人不断地为智能手机增加新的功能点,这些人被称为“应用开发者(商)”,iphone上今天有40万种五花八门的应用。第二个部分则是大量的使用者去下载这些应用,目前苹果设备上的应用下载已经超过了百亿次的规模。

媒体发展中的两个节点。

在整个媒介史的发展中,在我看来,有两个重要的节点。第一个节点是“介质和内容的分离”。无论是书本、报刊,还是石碑,都是无法分离的东西。而随后出现的电视机、收音机,乃至mp3播放器、电子阅读器,都使得内容得以脱离介质而存在。所谓的“无字天书”只存在于神话中,但“无纸之书”却存在于现实中。

介质和内容的分离,使得内容的传输更有效率。想象一下,把一本书从一个上海人手中转移到北京人手中,势必要发生物体(也就是原子)的位移。而一份电子文档的传输,则是比特式的,无需任何介质的位移。传输效率的巨大提升,伴随而来的,就是信息复制的轻而易举。

而第二个节点就是介质和应用的分离。电视机作为一种介质,虽然里面播放的内容不同,但都是电视机。两户人家的电视机除了大小、色彩有差异外,主要功能是没有差别的。但以电脑为代表的介质和应用分离,使得两台电脑的功能都会出现显著的差异。一个程序员的电脑,显然和一个专业文字作者的电脑,是完全不同的。

介质和应用一旦分离,使得大量的数码设备成为“冷媒介”――但这个冷媒介的意思,和麦克卢汉笔下的,已经有些不同,或者说,延展了麦氏的意思。大量的开发者让媒介设备呈现出五花八门的功能,而更大量的人蜂拥而至,成为这些设备的使用者。而在这个趋势中,手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可以随身携带的一部智能手机,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手机的功用,它和3g网络一起,推动了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是对互联网一次根本性的提升和拓展。它也让社交这个古老的行为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无数人通过使用智能手机在各种sns、微博上流连忘返,甚至业界还发明出了“弹性社交”的概念。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更加频繁,整个互联网越来越将“没有人知道你是条狗”抛弃。以iphone和ipad为两款重要移动设备为前驱的appstore(苹果应用商店)重新定义了产业界的法则,迫使wintel联盟解体。

过去有一种说法,一个人出门,必须带上手机、钱包、钥匙。但对于智能手机而言,这三样东西似乎一样就够了。智能手机和信用卡捆绑,能够起到钱包的作用,在机场用手机登机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而随着物联网的诞生,用手机开门也不会是什么神话。一部小小的手机,已经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媒介”功用。它已经不再是游离于我们身外的一个配置,有时候,它就是我们自己。

不要忽略麦氏诊断的警告意味。

在媒介环境学的诸位大家中,从极度悲观的芒福德一翼,到极其乐观的莱文森一翼,麦克卢汉其实是位居中间(但稍稍偏于乐观)的。他的很多探索,被误解为热情洋溢的电子媒介鼓吹者,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一个有趣的花边信息是,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告诫自己的儿子,少让自己的孙女看电视)。他的名言“媒介即信息”如雷贯耳,但同样我们需要注意到,他还说过“媒介即按摩”(mediaismassage)。用按摩这一词,已经清晰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在电子媒介的按摩中,我们必须警惕迷失自己。

他对冷热媒介的分析,正如前文所说,其实是一种分析媒介对社会影响的“方法论”,本身并不蕴含多少价值判断。他真正的价值判断在于“地球村”三个字。

在麦克卢汉的理论体系里,“地球村”指代着一种重归部落化的人类。机械量产时代所造成的面容模糊分裂切割的非部落人,需要重新向部落化回归:一个整体的人。电子媒介能够起到这个作用么?麦克卢汉并没有直接解答(正如他一贯喜欢用警句格言而不做直接判断那样)。虽然电子媒介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而非大家都在沉默地阅读着长得一样的报纸,但他自始至终是一名技术环境保护主义者。他深刻地意识到:媒介对我们的作用,远远超过信息对我们的作用,故而,我们需要像保护环境一样地去保护日益技术化的媒介。换而言之,技术,绝不可被滥用。

很难讲。比如,用手机上微博。这件事今天已经非常流行,我们经常可以看见,在饭店中,几个人坐下来并不是交谈或者开始吃饭,而是各自在那里发微博、看微博。我们可以用手机微博填充我们的碎片化时间,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发现,也正是因为移动微博,让我们的时间变得碎片化了:动不动就想去看看微博上有什么新东西。

智能手机更是存在着一些很暧昧的应用,比如“弹性社交”这个类别。这种应用可以让你和周围不认识的人搭讪、社交。听上去不错,可以拓展我们的人脉圈,加强我们和社会的联系而不是一头扎进数字海洋中不能自拔。但事实却是:lbs(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现在被解读成另外一种lbs(locationbasedsex)。我几乎可以断言的是,这绝不是乔布斯自己想看到的。

乔布斯有助于我们咀嚼麦克卢汉。

麦克卢汉曾经说“媒介是人的延伸”,而他那位自称是“麦克卢汉不乖的孩子”尼尔?波兹曼则写道,“机器曾经被认为是人的延伸,可是如今人却成了机器的延伸”。自麦克卢汉以降,一位又一位的媒介环境学学者在呼吁对“媒介这个环境”的人文关怀和保护。同时,媒介技术,也在数字英雄们的努力下,一步步地向前推进。技术的最终走向,不是技术发明者所能掌控的。技术的善恶,取决于我们人类自身的利用。从这个意义出发,媒介环境学,恰恰不是“技术决定论”。

互联网诞生之初,就有所谓的“数字鸿沟”学说。但在摩尔定律(用一个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每隔18个月翻两番)、吉尔德定律(主干网的带宽每6个月增长一倍)、梅特卡夫原则(网络价值等于节点平方)的效用下,数字鸿沟正在慢慢弥合,越来越多的人接入了数字世界,享受信息社会给他们带来的快感。不过,我这里必须要说的是,数字鸿沟的宽度可能的确在缩小,但它的深度很有可能在增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技术对我们的利弊,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我们的掌控能力。从ipod到iphone再到ipad,乔布斯这一路走来,给我们带来了不断的惊喜,他的成功,正如他一贯念念不忘的,的确在改变着世界。然而,确切地说,他提供了我们改变世界的工具,至于这个世界,究竟如何改变,已然不取决于他。

今天,我们纪念乔布斯,不仅仅是因为他创造了一个真正意义上富可敌国的商业组织,更重要的是,他给了我们一个延伸的工具。而至于究竟是工具是我们的延伸,还是我们是工具的延伸,则需要我们更加去缅怀和反复咀嚼麦克卢汉,不仅仅是因为他那些已经成真的预言,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需要看到的是,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他一手开创的媒介环境学学派,弥足珍贵的地方。

历史学的性质从史学与文学比较的角度论文

由于我国高等学校的产权不明晰,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治理结构,导致高等学校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混乱,违纪违法现象时有发生,一些高等学校甚至出现财务危机。要想解决此类问题,就必须从明晰高等学校的产权入手,建立起完善的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本文从股权结构和治理机制关系的角度,分析我国公立高等学校在产权改革的过程中应合理安排股权结构,以建立起有效的治理机制,确保我国高等学校的改革健康有序进行。

一、治理结构的约束机制和我国高等学校的治理效率分析。

股份制自产生之后就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中都得到了推广并日益成熟,并被证明是最成功的和最具效率的组织形式,我们应当对规范的治理约束和运行机制进行系统的分析,找出我国公立高等学校治理效率低下的原因。

(一)股权集中度对治理效率的影响。

在我国公立高等学校,国有产权一股独大的现象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共识,国有产权带有社团产权或集体产权的色彩,但事实上任何公民都不能行使对国有资产的产权权项,国家产权的特性导致高等学校管理者“越位”和“错位”的现象并存,委托代理成本增高,甚至导致内部人控制现象,从而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治理机制。

(二)投资者的性质对治理效率的影响。

高等学校的投资者可以是个人、公司和金融机构,投资者的性质是对股权结构质的体现,在研究中多用国有股比例和法人股比例反映各类投资者的影响。guercio和hawkins通过实证研究后认为机构投资者提交的议案在治理机制中发挥了有效的作用。曹廷求和孙文祥认为,如果国有股比重大,出资人并未真正到位,就会形成实际上的内部人控制,同时,由于国有股股东的绝对控制地位,市场潜在竞争者对国有股东形不成威胁,使得治理约束机制中的竞争者约束链条发生断裂,从而影响治理效率。

(三)管理股权对治理机制效率的影响。

从国内外的研究看,管理股权与组织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管理股权使得管理层和股东利益趋于一致(即利益趋同),管理股权比例越高,组织的治理效率就越高,绩效就越好,但在我国国家产权占主导地位的高等学校,没有管理者股权或高层管理人员持股的比例非常低,对高层管理者存在严重的激励不足。在精神激励效用日益下降的情况下,有效合理的物质激励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对高层管理人员的激励严重不足,亦会导致治理机制效率的低下。

二、对我国公立高等学校产权改革问题的思考。

建立现代高等教育的关键是实现产权明晰化。在我国产权模糊虽然表现在民办高等学校上,但重点是在公立高等学校上。这正如企业产权明晰问题不仅存在于私人企业中,而且更主要是存在于国有企业中一样。研究高等教育产权明晰问题更应关注的是公立高等学校,只有这个领域的产权问题取得了突破,才能真正说我们开始建立现代高等教育产权制度了。只有将高等学校置身于市场经济的潮流中,高等学校才能健康发展。因此,按照国有企业改革模式来建立和完善高等学校的治理结构,使高等学校政企分开,成为一个真正的企业,才能使高等学校资源得以合理配置,使高等学校能够良性发展。

(一)逐步建立多元化的股权结构。

从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主体由单一向多元化的转变来看,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的结果,是促进并推动了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实践表明,高等教育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是解决高等教育资源短缺的有效途径,也是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1、国家绝对控股的股权结构。

我国目前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转轨期,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还不能完全实现以价格为信号的资源配置。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初期,考虑到我国经济所处的阶段、市场经济的完善程度、公立高等教育在我国教育中所处的非常重要的位置以及其他制度安排的相容性,其股权结构应采用国家绝对控股的方式,这种股权结构是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最优制度安排。

2、国家相对控股的股权结构。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公立高等教育真正转化为现代教育体制,国家绝对控股的制度安排将逐步暴露出其制度设计上的缺陷,此时,应当通过国有股减持的方式逐步向国家相对控股的股权结构转化。

3、多元化的股权结构。

公立高等教育的产权制度改革要兼顾中国整体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性特征和制度突破的最终目标,在中长期改革目标的选择上,可逐步推行多元化的股权结构。

(二)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

在实现公立高等教育股权结构多元化的过程中,应按照一定的标准选择战略投资者,选择时应考虑其投资的稳定性、独立性、实力和信誉,目的在于保持治理结构的稳定。在引进国内外的战略投资者的选择上,非国有法人优于国有法人,境外的法人优于境内的法人。通过引进国际化人才,提高高级管理层的国际化程度,以吸引更多的国外战略投资者。

(三)加大高层管理人员的持股比例。

管理股权使得管理层和股东利益趋于一致(即利益趋同),管理股权比例越高,治理效率就越高,高等学校绩效就越好。我国公立高等学校在激励机制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一是物质激励的手段过于单一,主要以短期激励如工资和福利激励为主,缺乏长期激励手段;二是对高层管理者存在严重的激励不足;三是公立高等学校中存在严重的“官本位”激励现象。对于公立高等学校的高层管理人员,其收益以合同性收益为辅,而以控制权收益为主,控制权收益占有很大的比例。这样的不合理的收入结构是公立高等学校无法摆脱政府干预的主要原因。而管理人员尤其是高层管理人员持股,可以使管理层和股东利益趋于一致(即利益趋同),减少道德风险,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对于提高高等学校的治理效率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结语。

股权结构主要包括股权集中度、管理股权和各类投资者性质。本文在对治理约束的运行机制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后,从股权结构的构成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公立高等学校治理效率低下的原因所在,在此基础上,对今后我国高等学校基于股权结构的改革方向进行了探讨,得出我国公立高等学校的股份制改革应遵循演进主义的方法论,由国有产权绝对控股逐渐向多元化、社会化的股权结构转变,同时按照一定的标准选择战略投资者。管理股权使得管理层和股东利益趋于一致,提高高层管理人员的持股比例,可以有效地提高高等学校的治理效率,对于公立高等学校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历史学的性质从史学与文学比较的角度论文

论文摘要:后现代主义中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混同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对史学的自律性构成了挑战;其实,史学与文学无论在文本上还是逻样上都有重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同时蕴涵着历史学的性质问题,时此问题的回答是且只能是矛质的: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

论文关键词:远程开放教育教育质量质量评价质量控制。

一、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

为什么从后现代主义起笔?原因在于,20世纪后期以来,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学术和社会思潮,在文学与史学的关系上提出了一些新见解,推进了对历史理论、史学理论的研究,同时构成了对历史学独立性、自足性的挑战。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单一的流派,而是一种内部包含不同思想重心和价值取向的思想潮流。本文不想去涉及后现代主义的复杂背景及其内部主张,只是试图从一个特殊的批评视野,即史学与文学相比较的层面作出分析,尤其是从史学与文学各自的特异性分析,回应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所提出的挑战。

大体说来,后现代主义的这一挑战主要通过20世纪中后期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显示出来。在对历史及史学的认识上,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承认历史事件的存在,但由于他们认为这样的事实即使存在,对现在、对今人也没有什么意义,因而他们的主要关注点不是历史实在或“客体”,而是对“客体”的解释和叙述,认为历史的意义取决于对历史的解释,而历史解释不能不依托于历史叙事。总之,其目光聚焦于历史的书写,即历史叙事。

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以海登・怀特为代表,将叙事作为历史学思考的重心,认为历史学家不可能在叙述之外把握历史,而叙述中对结构形式的选择有不同的情节效果。值得肯定的是,怀特对历史叙事的探讨.面向和注重的是整个的文本,因而提出了一些理论创建与洞识。

问题在于,由于史学与文学都离不开“叙事”,怀特的思想立足于史学与文学都依托于“叙事”的基点,并无不当,但又站在文学的立场上分析和看待历史写作,把历史写作文学化了,由此提出了史学等于文学的极端性主张。客观上,怀特以其对历史叙事的自由性阐释,对历史与文学的融合作了有力的发挥。但在一定程度上,这不仅贬抑了历史学的科学性,弱化了历史实在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关联,而且混同了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由此,构成了对史学的客观性、自律性的挑战。

然而,史学与文学的根本差异本来就不存在吗?还是现代学科与学术的演进导致了这种分野的消失?抑或分野虽然存在,但不再具有什么理论与实践意义呢?皆非也!在后现代话语流行的当下,史学与文学的差别依然存在。只是在时下,这种差别及意义被种种话语所遮蔽,以致于在人们的视野中湮没不彰,因此需要理清。

二、史学与文学:同中之异。

在考察史学与文学时,往往首先要涉及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在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分类中,文学作为艺术门类,与神学、哲学、美学等一样,被列入了社会意识形态,并认为意识形态具有自由构造性。关于文学的自由构造性,韦勒克、沃伦有这样的说明:“小说、诗歌或戏剧中陈述的,从字面上都是不真实的,它们不是逻辑上的命题。”

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相当的意义上,尽管有自由构造性,文学也能反映历史。年鉴学派的开创者之一布洛赫曾发出断言:“在我们的艺术,在不朽的文学名著中,都激荡着历史的回声”。这就是说,历史“进人”了文学。由此,产生了“历史文学”这一特殊的文学类型。在反映现实上,历史文学的价值可能是难以估量的。恩格斯曾在一封信中说,他从《人间喜剧》中学到的东西甚至比他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李到的东西还要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恩格斯会认为巴尔扎克所叙述的表层故事为历史所实有,而应该是指巴尔扎克之作所象征的史实是真实的。顺着这一思路,可以认为,优秀的历史文学,其历史真实性往往高于普通的历史著作。

一方面,文学与史学共享一些相同的再现与表现手段。中国自古以来“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表征着二者在历史上有不解之缘。如果把历史视为由权力支撑的“话语”,文本作为话语的产物,可以发现历史学与文学的一个相同点,就是它们都不免借助于人的想象。对于历史写作而言,想象对历史的建构未免就是不真实的。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在谈到如何写作历史时,尽管主张将“想象”限制在所发现的史料上,以免损害其真实性,但还是肯定了想象对历史写作的意义所在:“一个完美的历史学家必须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能使他的叙述既生动又感人。后来,20世纪符号学的代表人物巴特对历史学中想象的强调更进一步了,指出:“历史的话语,不按内容只按结构来看,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或更准确些说,是想象的产物。

对于文学写作而言,想象就显得更为重要,甚至于更为根本。在现代,基于符号学、信息学的观点及对文学本体的分析,有人认为写作是作者“内省的符号化过程,亦即指示自身的一种信息”。这种内省,更凸显了想象对写作的意义。

另一方面,遵循黑格尔不仅要认识事物“异中之同”,更要认识“同中之异”的要求,我们看到,尽管文学与史学共用一些基本的表现手段,但二者仍有原则性差别。它们都既可指向一种写作活动,也会产生一种活动的成果:文本,所以可从两个层面剖析这种差别。

首先,从写作看,史学与文学遵循的逻辑明显不同。历史写作是从“特殊”到“一般”。这种逻辑的含义在于:对历史中普遍的东西,所谓本质、规律等等原理性的知识,是在总结特殊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后才被发现的。按照现代历史解释学的观点,史家的思考角度、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等构成“前理解”的东西、背景性的东西,会对他认识历史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怀特把同一史实纳人不同的布局中,明显是受文学叙事模式的影响。但是,这些因素并不能称为这里所说的“一般”。这是因为,历史学家在对其处理的历史资料进行叙述之前.的确如怀特所认为的.那样.必须在心中预先形成一种叙事情节和修辞结构,用这种结构去梳理组合纷繁复杂的事实,这就是所谓“诗性预构”。但是,“诗性预构”是一种写作中的行为,并不是历史中的基础事实,更非历史自身的本质与规律(“一般”)。

与史学不同,文学写作是从“一般”到“特殊”。即写作者先有一个普遍模式、一般观念,如某种善恶观念,爱情观念、人与自然观念等等,然后再随机地赋予一定文学形式,如诗歌、小说、戏剧等。它遵循的是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对文学写作而言,难点并不在于形成某种观念,因为一般人都可能随机产生某种观念,而在于为这种观念找到一种独特的形式,这就是文学的创造性问题。

其次,从文本看,二者的对象有所不同。即史学描述个别事件,文学描述一般事件。关于这一点,亚里斯多德的经典之语依然有效:“诗人的职责不在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是可能的事。诗人与历史家的差别不在诗人用韵文而历史家用散文……真正的差别在于历史家描述已发生的事,而诗人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史学面向“己经发生的事”,“已经发生的事”不能不是真实的“个别事件”,尽管事件的意义可以是多重的、甚至是变化的,但事件本身却不能虚构,所得出的蕴涵也受制于事件的制约。文学,因为它属于艺术,具有各类艺术所共有的本质:象征。在具体特征上,文学是根据‘一类事实’来想象、虚构特殊事实。在深层意义上,这种特殊事实正是一般事件的“象征”,正是“象征”这一本质反映出文学描述的是“一般事件”。正因如此,文学甚至可以不拘泥于真实对象,即纯粹出自虚构。毕加索说:艺术不过就是说真话的谎言。因此,表层的虚构完全可以象征真实的现实与历史,艺术的谎言中包涵着真实。当亚里斯多德说“诗比历史更近于哲学”时,实际上已深刻地揭示了史学与文学的这种细微然而又相当重要的区别。顺便说明,在亚氏时代,还没有“文学”的概念,因而他所谓“诗学”实际是广义的文学。

例如,《史记》描述的是个别事件,其中的每一篇文本都有很强的艺术性,因此鲁迅赞之曰“无韵之《离骚》”。但从异质性看,《离骚》是文学,《史记》的“无韵”之说,道出了《史记》的弱文学性。金圣叹在比较了《史记》与《水浒》后说:《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这一表述,正是从创作的角度对历史和文学所作的区分。

因此,史学与文学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借用钱钟书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史学与文学“不尽同而可相通”。差别的存在体现出它们各有不同的学科规范。英国当代历史哲学家沃尔什也坚持历史学的独特性和自身的规范,他在《历史哲学导论》中写道:“我们应该把历史学想象为一种特殊的游戏,如果我们要想好好的玩它,我们就必须按规则来玩。……真正的与假的相反历史学家是会承认某些客观规则的(尊重证据就是一个例子),那是他进行论证所必须遵守的,而且他就可以由于坚持这些规则而被人所识别。

三、史学的双孟品格。

对史学与文学关系的分析,实际上也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在盛行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反中心主义的今天,这个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常常被提出来。围绕着这一问题,人们提出了不同的回答。

其实,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前者来源于历史客体的先在性、既定性、客观性,后者源自历史认识、历史写作的自由性、创造性,受制于史学主体的意识形态。从对客体的反映看,史学要以基本的历史事实为前提。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曾说:“历史包括一个确定了的事实的主体。历史学家可以从文献、碑文等等获得事实,就像获得鱼贩案板上的鱼一样。历史学家搜集它们,把它们拿回家,按他们所喜欢的方式加以烹调,摆上餐桌。这种观点指明了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加工,但并未否认历史事实的存在,在史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之间保持了一种张力。

正是基于史学的科学性立场,黑格尔认为历史学不外乎是“以外在形象反映概念自身发展过程的科学”。在具体表达上,历史学尤其是历史写作可以通过文学的一些手段获得表现,从而可以在历史文本与读者之间建立一种审美关系,但历史学并不能归结为文学。

峥世纪的马克思史学和20世纪年鉴学派也都认同一点:人们对历史可以进行科学的分析。由于年鉴学派对马克思史学有一定继承关系,我们不妨着重审视马克思的历史和史学的观念。尽管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歧见纷呈,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伟大的社会历史哲学。受18,19世纪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马克思在多次场合下把历史看成一种科学。就研究对象看,马克思一生大部分精力用于探索资本的现象与规律,作为探索成果的《资本论》同时也是对资本的历史学分析,其科学性不仅为19世纪的历史事实,也为20世纪的历史事实所证实。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因而其品格是矛盾的。由于这一矛盾性,沃尔什把史学比作数学函数。而从历史的角度看,史学这种矛盾的品格似乎是永恒的。优秀的史家在运用科学理性的同时又富有一种人文主义的情怀,将科学性与艺术性融人一体。后现代主义的一大问题在于:对史学的分析,更多地指向了史学的艺术维度和艺术品格,由此使历史与内在于历史的人的思维之间的分裂扩大化了。至于它对历史学之影响的利弊,我们不妨引用一位当代西方学者的一个看法,以供我们借鉴―当代史学史研究的权威学者伊格尔斯明确指出,虽然后现代主义有助于批判地审视启蒙运动的历史哲学,但如果而因此放弃理性主义,则会流向“野蛮主义”。

历史教学论文

嘉祥一中是我的母校,我和我的很多同事曾在这里走过了三年高中生涯。如今在县委县政府“三校合一”的大背景下,她走到了改革的十字路口,因为学生的成分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不同层次的学生进入一个集体学习,各种问题凸显出来。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告诉我们: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很大。依据苏联巴班斯基的“可接受原则”,要求我们的教育要符合学生实际,承认学生的差异性,并根据差异性的原则组织教学,就是我们所说的分层次教学。

一、分层教学是解决教育史上由来已久矛盾的有效方式。

分层教学本质上体现了因材施教的原则,是依据学生不同个性而进行的教育。公元前五世纪,万世师表孔子就实践了分层教学,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第六》)。在教育发展的最初阶段,东西方都是个别教育,但是随着西方文艺复兴的兴起,班级授课制和因材施教存在着矛盾,新课程改革的精神要求我们实事求是地分析学生的个性特征,围绕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有差别的教学,使学生的不同能力得到有效提高,使其素质得到发展,打破原来班级授课制的一次备课一劳永逸的局面。

二、分层教学是解决嘉祥一中大融合后的必由之路。

山东嘉祥一中建于曾子书院旧址,文化底蕴丰富,人文积淀厚重,儒风浸润深远,是一所传统的县域普通高中名校,建校六十余年来,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已发展成为全省同类学校中的佼佼者,是当地教育的一面旗帜。2011年9月,新校区正式启用,原二中、三中并入嘉祥一中,实现了县委县政府“高中进城”“三校归一”的`宏大目标,并为全县普通高中发展均衡教育扫清了障碍。目前,学校一校两区,每个校区一级两部,层层竞争,12个教育科,教职工近千人,204个班,学生12000人,规模极其庞大。但是,新的起点总是机遇和挑战并存。高中进城,嘉祥一中一统嘉祥普通高中教育,这种近乎理想的做法是一把双刃剑,在实现了校舍、设施、生源、师资大均衡的同时,也衍生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学科教师优劣搭配,一个班级的各学科任课教师极不均衡;学生优劣搭配,每个班内学生成绩参差不齐,有的班级第一名和第二名的中考录取分差达到28分,54名学生成绩呈陡立阶梯排列。这种状况令教师感到上课无所适从,讲深一点中后进生因不理解睡一大片,讲浅一点优等生早已厌倦,课堂效率低,家长意见大,很多教师感到异常困惑。与此同时,每个班内师资和优质生源被稀释,难以出清华、北大这样的名牌高校学生,优等生被学困生所困扰,同时给班主任的管理带来极大的困难,庞大的学校规模面临着复杂的问题和严峻的考验。面对这些情况,如果我们正确运用分层教学,可以使学生在学习目标上、具体落实上、评价机制上都得到客观落实,达到稳定优秀生,提高学困生,缩小两极分化,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三、高中文科历史的分层教学是一个系统工程。

(一)学生分层坚持宏观分层与微观分层的有效结合。

1.宏观分层原则依据学部的现在分班编制,所有的文科班大面上分三个层次:科技班、普文班、特长班。科技班侧重于拓展广度,提升高度,加快进度,多给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挖掘出学生个性的、有创造性的见解和观点,在优化基础知识的前提下开拓学生思维,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和创新能力。普文班侧重于落实“双基”,讲练结合,少讲多练,以练促学,强化技能。特长班重在抓实课本知识,抓好正常进度。重点难点内容要反复讲,反复练,达到熟练自动化,使大部分学生能做好低档题。2.微观分层原则把学生高一、高二两次期末考试、高三入学考试五次考试的历史成绩相加后取平均数,排好顺序,然后按3:4:3的比例分为甲(上)、乙(中)、丙(下)三个小组。丙组是智力和非智力因素相对较弱的“学困生”,即能在教师和甲组同学的帮助下掌握课文内容,完成练习及部分简单习题;乙组是智力因素好,非智力因素差,缺乏刻苦向上的精神,成绩忽起忽落不稳定,但潜力较大的中游学生,在教师的引领启发下能独立完成部分练习题;甲组是智力和非智力素质均好,学习兴趣浓,求知欲望高,基础知识扎实,整体素质较高的优等生,既能够独立学习新的知识,完成作业以及老师的补充题,又可以通过协作帮助后两组同学解决疑难问题。

(二)教学目标分层。

根据布鲁姆的教学目标分类学结合学生的分层情况,可将教学目标分为识记、理解、掌握、运用四个层次,不同层次的目标对应不同层次的学生,“掌握”是甲乙两组同学需要达到的中级目标,而“运用”则是甲组同学所达到的高层次目标。

(三)教学内容分层。

四个层次,基础、方法、能力、情感。其中,“基础”层次是甲、乙、丙三组同学均要熟练掌握;“方法”“能力”是乙组、甲组要求达到的目标;“情感”虽然是高级目标,但不受智力因素的影响,要求甲、乙、丙三组同学都要达成。

(四)辅导分层。

辅导具体的基础知识只是最基本的要求,要想达到授人以渔的目的,就必须从精神理念、方法、动力上进行全方位的培养,这样不仅可以把教师解放出来,而且可以使学生更加牢固地掌握知识。另外,还可以动员优等生去辅导学困生,让二者达到双赢的效果。

(五)考试类型分层。

题型层次分为选择题和材料选择题;能力层次分为基础题目和能力题目;考查类型分为背景类、概括类、评价类、认识类、变化类、比较类、特点类、开放类八大类。总之,分层教学可有效解决班级授课制和因材施教之间的矛盾问题,可以清晰地梳理出嘉祥一中实现大融合之后面临问题的各种思路。落实这种先进的教学模式,可以使学生在自然和谐的环境中成长,使学生的素质得以全面、和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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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一、无文字社会的历史书写。

不过,马林诺斯基仍然把所研究的对象看成是一个均质、结构不变的社会,个人的生命史也就是群体的发展史,对个人生命史的把握也就足以理解一个群体的大致历史。在《伊隆戈人的猎头》这本书中,罗萨尔多宣称要对伊隆戈人的社会与历史进行研究。伊隆戈社会没有文字,同样是一个人口很少的边缘性群体,罗萨尔多会如何走出前辈学者的困境,书写伊隆戈人的历史?1565年,西班牙在菲律宾建立殖民统治,直到1898年菲律宾因美西战争易手,成为美国的殖民地。至少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伊隆戈人的生活就和外界环境联系在了一起,西班牙人、美国人、日本人轮番登场,伊隆戈人的生活世界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罗萨尔多引入了代际分析的研究方法书写伊隆戈人的历史。伊隆戈社会并没有文字记录其历史,也就缺乏社会制度发展的相关文献资料,即使有也是他者带有偏见的记录。故罗萨尔多认为以往人类学中的历史研究多半出自臆测,形成所谓“伪历史的推测”。

罗萨尔多认为:“马林诺斯基的传记方法强调个人能力、个体能动性,克服了人类学田野工作时间较短的问题;从而展现个人生命周期与其他社会机制的互动,并且增加了社会系统研究的时间长度和维度。不过马林诺斯基的生命史研究方法还算不上民族志写作的终极指南,要将历史过程进一步加入民族志当中……将使用包括生命周期、年龄与性别角色、代际交往,以及家庭周期在内的一系列核心概念,作为个人史研究中社会结构方面的参数。”[1]103通过代际分析能把对整个时代的撰述变为一系列个人传记的集合,并将其与这些个人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背景结合起来分析。罗萨尔多在书中写道:首先,这群人通过某一历史运动,获得了集体认同;其次,他们作为一个有着自我意识的群体,在社会中长期存在。这群一同成长的人们,随后也一同慢慢变老。通过代际分析,使我们可以了解群体繁衍、延续、变动以及完全改变社会结构的各种发展过程。借助这一分析方法,我们可以看到上一代人正逐渐离开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而下一代人正逐渐上升取代他们的全部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我们可以注意到产生世代延续,以及每代人独特特征的社会机制。[1]104—106代际分析把当地文化认可的生命周期过程、个体生活的生命史、历史事件对某一历史时段的巨大影响,以及一代又一代的社会更替过程,整合在一个复杂的叙事框架当中。

样本量的大小及其样本的`代表性仍然是个问题,个体—群体—整体之间的关系不仅表现在“量”的方面,还表现在如何通过“量”的累积提高“质”的方面。以研究一个群体的历史来洞察整体的历史的逻辑基础在于“用代表性样本方法来代替全面调查”。[10]对“代表性样本”的选取过程永远只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客位分类,也就无法做到所谓的“洞察”整体的历史。当民族志文本形成之后,读者所看到的仅是作者对“代表性样本”的表述,没有进入样本的其他个体因研究者的“文字暴力”被排挤出对整体的历史呈现过程当中,他们从此销声匿迹。[11]在全书中,读者看不到罗萨尔多任何关于伊隆戈妇女生命史的完整记录。即使出现对妇女的描述,也只是穿插在对男人的描述之中,成为一种注脚。已经形成的民族志文本中缺失了妇女的声音,仅此一点就能成为女性主义人类学者攻击的口实。

二、田野工作时间的“长”与“短”。

罗萨尔多认为,人类学者常常错误地假设他们研究对象的文化是永恒、静止的,这种错误假设的根源在于短时期的田野工作。人类学者过分局限于自己在短暂田野中所获的观察,对他们来说,见到的就可以相信。[1]埃德蒙·利奇也认为:“这种爱好‘均衡’诠释的偏见,源于人类学家所获资料的性质和从事田野工作的条件。”[3]20经过30个月的共时民族志田野工作之后,罗萨尔多摒弃了依靠一段事件的观察构建复杂社会发现模型的做法,而是通过对个案的研究揭示更为久远的历史、探寻社会过程发展的轨迹。基于此,罗萨尔多认为:“实际田野工作的短暂对民族志研究造成限制这一点并不属实,只是一种幻觉;或者说,这种局限的确存在于某种类型的民族志调查之中。”[1]通过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就可以克服田野工作短暂的不足。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田野工作,并非与人类学同时诞生,而是在人类学学科发展过程中才成为一种不可缺失的研究方法,并逐渐被其他学科所借用,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种十分重要的研究方法。在人类学的发展史中,直到19世纪末,大多数人类学家的研究都是出自于“安乐椅”上的玄想,所采用研究资料依靠探险家、传教士、旅行者或是殖民者的记录。20世纪以来,人类学家对“安乐椅”上的人类学家所作所为加以批判,认为人类学家依靠二手甚至转手多次的文献与文字所作的研究不过是对历史的臆测。于是,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走进研究对象的现实生活中,在与研究对象的接触中目睹其生活方式、聆听其故事。在田野工作成为一种研究方法的过程中,马林诺斯基无疑起了关键的作用。马林诺斯基的田野工作使人们理解了田野工作之于人类学者的重要意义。像马林诺斯基这样卓越的田野工作者,他所做田野工作的时间累计约两年半长,超过了他之前所有的人类学家。[12]马林诺斯基的田野工作时间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调查的时间少于一年,就不可能对研究对象有深入的了解。

历史

历史滚滚,如长江东逝水。时光历历,际会风云,星河璀璨。

这是中国,我是历史。

历史是一部人类进化史,从茹毛饮血到人工取火;从采集野果到吃上熟食;从石器到青铜器、到铁器;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封建社会。经历了多少腥风血雨、艰难困苦,用筚路蓝缕创造、铸就了永恒。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在历史的长河中,数不清令人叹为观止的文明创造陆续被记住。从最早的元谋人、蓝天人,到名震世界的北京人,再到后来的山顶洞人、河姆渡人和半坡人,他们的秘密正在被我们慢慢地揭开。

文明中外,到现在还让外国人羡慕,吃惊不已的三星堆遗址,是我国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涵最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

历史也是一部吃瓜史,各种滑稽人物轮番上场。周厉王在位时,觉得什么都是他的,于是直接控制了山林湖泊,还下令国人“不许说我!”最后,周厉王惨死在异乡。

周幽王为了博取宠妃褒姒一笑,点燃烽火,诸侯们到后却发现没有敌人,褒姒看到这场面,哈哈大笑。此后,周幽王多次点火,诸侯们渐渐都不再相信他。最终被犬戎杀死。这就是著名的“烽火戏诸侯”。

夏桀日夜与宠妃妹嬉饮酒作乐,残杀百姓,还说人民和他是月亮和太阳的关系,月亮不能灭亡,太阳当然也不会灭亡。后来,商国国王汤战胜了桀,灭掉了夏朝。

历史诠释了什么叫“忠”,介子推为了让重耳活命,割下了自己的肉煮给重耳吃。即便后来他没有被封赏,但当重耳火烧绵山时,为了让重耳好好治国,带着自己的母亲被大火活活烧死。

秦国的.改革家商鞅,在生前一心为秦国主持变法,可死后却遭到车裂,但秦始皇还是征用了变法。

吴起率军攻打秦国时,作战期间他与士兵们同甘共苦,但吴起的改革触动了许多人的利益,最后被贵族们乱箭射死。

历史也诠释了什么叫“贪”与“奸”。西周初年,齐国大夫田和将齐康公流放到海岛上,自立为国君,史称“田齐太公”。此后齐国在历史上被称为“田齐”。

时光匆匆,唯有历史永恒。这是中国,我在这里,我是历史。

历史论文范文

在历史科学工作者的宏大队伍中,中学历史教师是一支重要方面军,在历史科学的广阔领域里,中学历史教学的理论与实践是一个重要分支。中学历史老师的业务特点决定了在撰写历史教学论文时除具有一般史学论文的共性外,也必然还带有自己的特性,这就是首先要紧紧围绕如何教好历史这门课程,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在学到科学的历史知识的过程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树立科学的世界观、革命人生观。历史老师除教学外,安排适当的时间精力撰写历史教学论文,也是十分必要的。近年来,在职称评定工作中,在主要考评教学实绩之同时,也看有没有论文、论文写的怎样,就更表明了中学历史教师写历史论文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历史论文的内容取向与主要类型,是应很好考虑的。首先应该肯定,广大中学历史教师能够并且已经撰写出不少各种题材和内容的历史学论文,跟专业研究工作者、大专院校教师同样为历史科学做出了贡献。同时还应看到,通过长期大量的教学实践,中学历史教师积累下了极为丰富的课堂教学经验,这样,把教学经验加以总结提高,形成围绕历史教学的各种类型的历史教学论文,更是优势所在,最为擅长的,而这却很可能是其它史学研究者较为生疏或不谙其道的。我们在虚心向大学教师、专业研究人员学习,并研读他们的撰著的同时,也应看到在撰写历史教育教学论文时,我们特有的优势,在历史科学的总体建设中,在这方面,我们担负着的是一种“责无旁贷”、“舍我其谁”的劳作。

(二)教学总结是历史教师撰写历史论文的主要内容。

围绕历史教育、历史教学这条主线来写历史论文,我们中学历史教师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是主要的着眼点。同时也要看到某些现实条件,也使得我们侧重写这类历史教学论文,才更符合实际,事半功倍,易出成果。写这类历史教学论文,具体说可以“教学总结”为基础、为雏型,这能更有效地服务于提高教学,历史教学论文的针对性也更为明确,避免“教课”、“论文”两张皮,在繁忙的教学及班主任等工作中,因写论文而分夺过大精力。这样,写论文就不是额外负担,而是广义的历史教学的组成部分,与教学紧密相连,互相推动,较易引起撰写者的兴趣,增强写好历史论文的信心。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县、乡以下中学,有的老师是非历史专业毕业,有的老师以大局为重,服从工作需要,克服困难,不辞辛劳,身兼数科;有的老师迫于师资、课程情况而“改行”任课,教非所学。再加上参考资料相对缺乏,借阅、交流并不容易,等等。在清醒地看到这些实际情况之后,我们感到,若空泛地鼓励老师们大写一般性历史论文,“争取达到发表水平”,是不太现实的。更为现实的是:立足于教学总结,写出植根于这块沃土上的教学总结型短小精干有力的历史论文来,它们能言之有物,用之有效,然后汇总上交,审评提高,汇订成册。既是广大教师的历史教学论文成绩,又是县(区)文教成果。可供教学参考,可供评职依据。

以教学总结为基础写历史教学论文,不等于教学总结就是论文。教学总结与论文的区别及联系是应予研讨的。历史论文类型有多少?很难机械地界定;各类历史论文怎样分工?也没法生硬地划分,实际上必然纵横交错,互有联系。为立题、下笔方便,主题思路有所遵循,可粗分为如下几种:(1)思想教育的贯彻;(2)历史知识的讲授;(3)教学质量的提高,(4)教学经验的总结,(5)教学艺术的研讨,(6)学生学习的考察;(7)教师业务的进修,(8)历史专题的论述。

当然,此外还有其它各类,例如:对教材、教学指导书的评析,观摩教学的总结评议等等。我们的历史教学论文的旨趣及重点,很明显是向历史教学倾斜,而且各型历史论文,写起来不可避免是互有交叉、互为融通的。如(3)即带有(1)、(2)的综合性质,(5)(6)则多构成(4)的主要成分;(8)是指对某一历史专题作学术性或知识性的专题研究或论述,这类历史论文虽非大宗或主体,但并非排除在写作之外,也是完全应该写,能够写的。

众所周知,客观历史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有机联系的整体,它的各个部分、各个侧面,本是不能跟别的部分、别的侧面割裂开来认识掌握的;只是在论述、研究时,因侧重点之不同,不得不突出什么、约略什么,于是表现为不同的历史论文类型与内容。从撰写人来说,仍应力争掌握史事全貌,才能从总体联系中深刻认知所要写的部分,才能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精确把握你要截而论之的各个阶段。为此,下些苫工夫、硬工夫是必要的,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广收精选,厚积薄发,深人浅出,由博返约。例如要写“太平天国”这个题目的历史论文,从三种不同的选题立意,可有三种不同的论文类型与行文风格。

(1)如果从加强教师进修,提高业务水平着眼,写出有一定学术质量的历史论文,则应写到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深厚的时代背景;取材自基督教的上帝教经洪秀全加工改造而本土化,成为与传统的农民起义不同的新式发动群众的精神武器;太平天国以雷霆万钧之势,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定都南京,震撼清朝统治,反抗西方侵略,预示着反帝反封性质半殖民地人民革命行将来临;对于天国领导集团内讧问题,则应指出它不只是人际关系上的利害纠葛,从本质上深刻分析农民阶级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在没有先进阶级领导条件下,只能砸乱旧社会,不能建立新社会,在取得若干胜利、进行某些“改革”后,要么是被旧有封建势力镇压下去,要么是自身蜕变为新的封建王朝。尤其应阐明,在总体性质上,太平天国虽然仍属旧式单纯农民起义,但《天朝田亩制度》已突出地反映了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强烈愿望,表露了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伟大尝试,预示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式斗争行将来临。

(2)如果历史论文的主旨是研讨如何教给学生基本历史知识,考察学生理解巩固程度,就应侧重于太平天国重点事件、人物、地点、年代的讲授方法,如何讲的清楚、准确、明白易懂;怎样使学生在理解基础上巩固记忆,在记忆基础上更加深理解;并培养和训练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逐渐使学生达到自觉、能动地掌握历史学习。

(3)如果历史论文重在怎样凭借太平天国这个波澜壮阔的、特富英勇战斗精神的伟大革命业绩之讲述以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那就要侧重总结在教学中是如何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农民起义是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总结生动地、有感染力地讲述(朗诵、演示)的经验及效果。为加大思想教育力度、烘托历史场景,也应总结对革命文献等的利用,如太平天国的《天命诏旨书》中的“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同胆同杀妖”之类的词句,陈玉成、石达开等人壮烈牺牲时的言辞、气节等。

历史教学论文与教学总结虽然关系密切,但毕竟还有不同。教学任务,是依照教学大纲要求,依据课文内容,完整地、全面地讲给学生,各部分不能畸轻畸重,不可过详过简。对教学过程所作的总结,也自然受到制约,基本上需是全面总结。而论文则有所不同,除全面总结性作品之外,可选择某一特定环节、章题、段落,选择整个教学过程的某个侧面,加以研究、总结,形成论文。也就是说,论文比起总结来,有更大的灵活性、选择性、伸缩性,能更深更广地进行探讨。可以认为,论文是在总结的基础上,知识的优化过程。论文源于总结,论文高于总结。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在理性认识上,亦即在理论分析上,论文比总结有所提高。对一堂课或一章书的讲授,是较为成功还是缺点很多?不仅从实践角度总结提高,“下次讲课注意”;而且要分析其优劣成败的原因及条件:史实掌握是否准确、纯熟?理论认识是否正确、深刻?教法是否科学、得当?把个别零散的感性认识上升为完整系统的理性认识,使其具有普遍意义,用来指导一般。

历史论文范文

在高中新课程改革模式下,历史教学越来越重过程与方法,提倡论从史出的教学理念,试着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与以往不同的是,史料在教学中发挥了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史料教学的水平对历史教学的效果影响很大。重视史料并且熟练地运用已经成为历史教学的不二选择。

高中历史教师获取史料的途径或许相对偏少,但是我们应该给予史料充分的重视,充分利用手头的资源,真正上好历史课。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论述史料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一、印证历史,还原历史,培养学生论从史出的历史理念和意识。

历史已经过去,人们必须通过史料才能再现历史。梁启超在《历史研究法》中说:“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可言。”可见史料是从事历史教学的基础。

尊重历史,追求真实,是普通高中历史课程的基本理念之一。历史教材总是浓缩地反映某些内容和直接的历史结论,它不可能在每一个历史事件的描述上像具体的史料那样形象生动,也不会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论。所以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应该引用合适精彩的史料,将史料和课本中历史结论结合起来,从深层次与历史进行对话,使学生能更真实地了解历史。在中学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凭借史料的总结整理,让学生体验感悟历史,培养学生论从史出的历史理念,增强其历史意识。

二、创设教学情境,使历史课充满情趣与活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我国伟大的教育学家孔子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可见兴趣是学生学习的最大动力和最好的老师。传统高中历史教学中过分强调对知识点的讲授,忽视过程和能力培养,学生只能被动接受,死记硬背,造成历史课堂枯燥乏味、学生不喜欢历史课的困境。在新形势下,历史教师通过多媒体创设情境将图片、文字、视频等不同史料展示给学生。

高中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历史基础,一些生动的、有内涵的史料的呈现,会给他们以内心的触动,给他们以感官上的强烈刺激,这样能激发他们学习历史的兴趣,使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最大程度地提高课堂效率。丰富多样的史料也使原本枯燥乏味的历史课堂有了血肉,极大地增强了历史课的立体感。同时,思想的碰撞和交流使历史课堂有了深度,有了厚重感。这样的课堂更符合新课程改革的要求,更符合历史学科的特点。

三、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和历史思维能力。

世界着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说:“未来的文盲不是目不识丁的人,而是没有学会学习的人。”新课程改革以来,历史教学也越来越重视学习能力培养。高中学生都是以参加高考并且考取高分为主要目标的,如果在培养兴趣的同时,不忽视其应试能力,是我们要重点研究的`课题。笔者认为将史料引入高中历史教学,尤其是引入对某个事件原因、评价的教学,一方面可以充分实现教学过程中的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积极互动,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能动性。

另一方面,通过理解、分析史料及运用史料完成合作探究,可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及思维能力。阅读史料是利用史料进行历史教学的初级阶段。大部分的史料都以文言文形式呈现,所以理解和研究的的前提是理解史料内涵。而最重要的是理解与分析史料。这是我们史料教学的第二个阶段,需要启发学生以所学的基础知识为平台,充分利用基础知识全面分析史料所包含的信息,慢慢总结,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真正实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

最难的是全面分析史料。这是利用史料教学的最后阶段,在前一步的基础上,深层次培养学生对史料的比较、概括、归纳的能力和历史思维。比如,讲必修一第11课《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时,教师可同时展示两段对其不同评价的材料,学生通过对太平天国运动评价的资料的阅读理解分析,可以形成对太平天国的全面评价,既能了解太平天国运动在反封建中的功绩,又能了解太平天国运动在社会发展层面的局限性。这就既培养了学生阅读分析问题的能力,又使学生认识到任何事物都要辩证地看待,培养了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四、促进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转变,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

传统的历史学习重点在于对历史知识和现成历史结论的记忆和理解,而缺乏深层次的质疑。新课程改革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模式,核心是转换学生的学习观念和学习方式。要想实现这种转变,史料教学无疑是必然选择。新课程改革后,史料教学带给学生多样性课程资源和开放式的学习环境,可以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推动学生主动学习,主动思考,并且学会质疑。

史料教学改变了教师过去单纯备知识点、讲知识点的领导局面,要求教师将备课的重心放在史料的收集、整合及开发利用上,课堂教学的重心放在引导、训练学生分析史料上。这改变了传统教师角色,推动了教师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的转变。

随着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转变,整个课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师的作用变为“导”,而不是“教”,学生也逐渐养成主动学习的习惯,培养了学生自主探究的精神。

总之,史料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历史教师应最大限度地利用史料教学的优势,使历史课堂充满活力,提高历史教学质量。当然,史料的运用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尤其应处理好史料与课堂时间和效果的关系,避免多多益善,使课堂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新课程改革新趋势下,如何更好地更有效地进行史料教学,是一线高中教师长期的研究课题。教师只有转变观念,勇于探索,大胆实践,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才能达到历史教学的理想境界。

[1]龚爱琴。在史料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j].历史教学问题,2005(2).

[2]尚伦岳。新课程改革中史料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运用和意义[d].陕西师范大学,2011.

初中历史论文

《新唐书·百官志三》“国子监”条云:“祭酒一人,从三品;司业二人,从四品下。掌儒学训导之政,总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律、书、算凡七学……丞一人,从六品下,掌判监事。每岁,七学生业成,与司业、祭酒莅试,登第者上于礼部。主簿一人,从七品下。掌印,句督监事。七学生不率教者,举而免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唐代广文馆的学生与其他六学的学生一样,是被国子监统一管理的,而且唐代广文馆的地位排在国子学和太学之后,在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之上。唐代广文馆创立之初,虽然经历过“雨坏庑舍,有司不复修完”,“寓治国子馆”,但是并未“自是遂废”,而是一直存在至唐末或许直至唐亡。

一、唐代广文馆创立的时间。

《大唐六典》是“初唐以迄中唐的一部社会制度史”,成书于开元二十六年(738),书中在讲到国子监的机构组成时,提到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等六学,并未提及“广文”二字。经学者考证,并非《大唐六典》遗漏不记“广文馆”,而是在开元二十六年以前广文馆还没有创立。

在《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旧唐书》卷二十四《礼仪志四》、《唐会要》卷六十六《广文馆》、《唐摭言》卷一《广文》、《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三》、《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等史籍记载中,广文馆是于唐玄宗天宝九年(750)秋,在国子监创立的。据《唐语林》卷二《补遗》中所知,初建之时,“国学增置广文馆,在国学西北隅,与安上门相对”。

二、唐代广文馆存在的时间。

唐代广文馆的创立时间已是确定无疑了。接下来,要澄清的是唐代广文馆的存废时间问题。据《新唐书》卷二〇二《文苑传中·郑虔传》记载:郑虔在广文馆中就职,“久之,雨坏庑舍,有司不复修完,寓治国子馆,自是遂废”。又据《唐语林》卷二《补遗》中记载:“廊宇粗建,会(天宝)十三年,秋霖一百余日,多有倒塌。主司稍稍毁撤,将充他用,而广文寄在国子馆中”。广文馆创立之初使用的房屋,在第四年(754)就因天灾倒塌或损害严重而无法维持正常的教学了。面对没有教学地点的事实,广文馆的命运是“自是遂废”呢,还是继续存在下去呢?正确答案是后者。且看:

《唐会要》卷九十一《内外官料钱》记载着唐代宗大历十二年(777)的一条史实:“四月二十八日,度支奏:加给京百司文武官及京兆府县官每月料钱等,具体如后……国子太学、四门、广文等博士……各十二贯文,国子主簿十贯文;大学广文助教各四贯一百一十六文……”这说明,在唐代广文馆的庑舍损毁之后的第23年,时任广文博士和广文助教的官员都在继续工作,并由上级部门发放每月的“料钱”。广文馆并未被废除。

《唐会要》卷九十一《内外官料钱》记载着唐德宗贞元四年(788)的一条史料:“中书门下奏:京文武及京兆府县官,总三千七十七员,据元给及新加,每月当钱五万一千四百四贯六百十七文,……国子祭酒八十贯文……司业六十五贯文……国子博士四十贯文……大学、广文、四门博士各二十五贯文……国子助教、广文助教各二十贯文……”这说明,在唐代广文馆的庑舍损毁之后的第34年,时任广文博士和广文助教的官员仍在工作,并由上级部门发放每月的“料钱”。广文馆并未被废除。

《全唐文》卷548韩愈《请上尊号表》中曰:“臣某言,臣得所管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及书、算、律等七馆学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状称,身虽微贱,然皆以选择得备学生,读六艺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识,皆由上恩……”文章中有“臣得所管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及书、算、律等七馆学生”言,可知,当时广文馆存在于国子监中。此文为韩愈任职国子监领导即国子祭酒时所作。韩愈任国子祭酒之职的时间段为唐宪宗元和十五年至唐穆宗长庆元年,即公元820~8。换言之,至唐宪宗末年或唐穆宗初年,广文馆依然存在于国子监中,那是在唐代广文馆的庑舍损毁之后的第66~67年。

《唐故朝请大夫尚书刑部郎中上柱国范阳卢(就)府君墓志铭》(大中六年二月廿三日),“开成末,李公任宰相,以卢氏甥有嫌,不得为御史拾遗,旬月除广文馆博士”。此墓志铭中记载,卢氏甥在开成末年被任命为“广文馆博士”。“广文馆博士”一职既然在开成末年存在,那广文馆亦存在于开成末年无疑。“开成”为唐文宗的年号,时值公元836年正月至840年十二月。所以,到公元840年左右,唐代广文馆仍然存在于世。那是在唐代广文馆庑舍损毁之后的第86年左右。

另外,据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之《乾符013》记载:李推贤在唐宣宗时任过广文博士一职;据《新唐书》(卷70上)记载:李彬在唐宣宗时任过广文博士一职。唐宣宗李忱于公元846~859年在位。可知,至少到公元846年,唐代广文馆仍然存在于世。那是在唐代广文馆的庑舍损毁之后的第92年。

还有,据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之《咸通105》记载:贾洮在唐懿宗时任过广文助教之职;据《新唐书》(卷75上)记载:郑顼在唐懿宗时任过广文助教之职。唐懿宗李漼于公元859~873年在位。可知,至少到公元859年,唐代广文馆仍然存在于世。那是在唐代广文馆的庑舍损毁之后的第1。

另据“张策,字少逸,敦煌人。……妙通因果,酷奉空教,未弱冠,落发为僧,居雍之慈恩精庐,颇有高致。唐广明末,大盗犯阙,策遂初返初服,奉父母逃难,君子多之。既丁家难,以孝闻。服满,自屏郊薮,一无干进意,若是者十余载,方出为广文博士,改秘书郎”。文中“大盗犯阙”是指黄巢起义军进入长安城,时间为唐僖宗广明元年(880)。此后,张策奉养父母,避乱田里十多年。大概在公元890年以后即唐昭宗在位时“召拜广文博士”。那是在唐代广文馆庑舍被损毁的136年之后。仅仅再过即公元9,唐朝灭亡。

由此可见,唐代广文馆自唐玄宗天宝九年(750)创立以来,一直存在至唐末。

我们进一步讨论。按照现有的研究结论,广文馆之所以在盛唐之时才创立,根本原因还在于当时中央政府采取的“重诗文轻经学”的政策。这种取士倾向,导致唐代国子监的学生入朝为官的几率下降。为提高国子监生徒在科举考试中的竞争力,换言之,也是为了挽救在国子监读书的公卿子弟们的仕途危机,“亦救生徒之离散”,广文馆应运而生。于是,天宝九年“秋七月乙亥置广文馆于国子监以教诸生习进士者”。唐代广文馆的主要存在价值就在于,它为国子监生徒努力登进士第提供一臂之力。从唐玄宗钦点的第一任广文博士即为诗、书、画皆精妙的郑虔,也可以看出广文馆要教学生的是如何作好诗文而不是如何解析经学中的义理。

《唐才子传》:“裴说,天佑三年礼部侍郎薛廷珪下状元及第。”《唐诗纪事》:“(裴)说与(裴)谐,俱有诗名,谐唐天佑三年登第,终于桂岭,假官宰字而已。”《仙溪志》载陈光义唐天佑三年登第(参《莆阳志》)。唐天佑三年即公元9,也是唐代在历史上将终结的倒数第二年。公元906年二月,裴说、裴谐、陈光义等二十五人擢进士第。这说明,唐代科举制度一直被执行至本朝灭亡。那么,在唐代最后的这17年里,与科举制度命运息息相关的唐代广文馆没有理由被废除。

所以,我们也有理由说,唐代广文馆自唐玄宗天宝九载(750)创立以来,一直存在至唐亡。

参考文献:

[1]孙培青.论唐代广文馆的兴废[j].教育评论,1987,(5).

[2]徐晖.唐代国子监学官与文学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3]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4]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刘加夫,熊礼汇,闵泽平,霍有明.中国文学编年史·隋唐五代卷(下)[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历史

历史的尘埃滚滚而来,掩埋了无数的辉煌与奢华。

面对那浩瀚的历史长河,数风流人物发出了自己的感慨。他们知道,从炎黄帝到现在,在整个人类历史面前他们有如历史尘埃中的一叶孤舟。但他们都渴望触摸那历史的脊梁。他们的生命不是永恒的`,但他们的精神是永恒的。正如那首诗一样,神龟虽寿,犹有尽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仰望星空,感叹历史沧桑;俯视大地,感受岁月痕迹;环视四周,感慨时光流逝。历史是伟大的,也是渺小的。

历史是美好的,也是遗憾的。历史是善良的,也是残酷的。这不正如那大自然一样吗?伟大而渺小,充满着美好又充满着遗憾,善良而又残酷。

历史

在《双百人物》中,记载着一百多名为新中国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他们为后代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虽然他们现在好多都已离去,但他们的名字会深深地刻在人们心中,永远都不会消失。

在千万人中,他们也许再平凡不过,在千万年中他们也许微不足道,可是野百合也有属于它们自己的春天,谁都有生活的权利,谁都可以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缤纷世界,他们用双手和芬芳装扮着祖国的春天,他们的点点滴滴感动着世人的灵魂。

在这些双百人物中,有的身残,志不残;有的为人民无私地付出,不求一丁点儿的回报;有的人理想智勇拼搏。在这些英雄模范中,令我最佩服的是黄继光,在战场上,黄继光不顾自己的安危,保家卫国。其中有一次,黄继光为了夺一个山头,自己肩上腿上都负了伤,但他并没有放弃,站起来重新战斗,黄继光倒下了,敌人一步步逼近了,黄继光居然又站了起来,实在不可思议。

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因为他们具有优良的`品质、可贵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双百人物是时代的坐标,历史的灯塔,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

初中历史论文

摘要:

诠释学是一个理解和解释文本的哲学理论,是西方哲学、宗教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文艺理论中有关作用、理解和解释等理由的哲学体系、策略论或技术性规则的统称。

而中国的民族文献学研究,是一门正在发展中的新兴学科,其理论体系还处于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中。

因而,从诠释学的视野去讨论图书馆民族文献研究的作用和作用,是对中华民族文献研究理论体系建设的有益探索。

关键词:

诠释学;图书馆;民族文献。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且文化形式多样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在这块富饶、瑰丽的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并共同缔造出璀璨夺目、浩如烟海的中华民族文化宝库,这其中就包括了在时间长河中所凝聚、保存和流传下来的各民族文献。

但是,随着各族人民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的不断进步与增长,虽然中国的学科体系建设与学术研究成果有了较大的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与严谨。

但由于学术界学科界定和相关策略论研究不够清晰所造成的认识和其他方面的理由,作为反映中国各民族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各种民族文献,目前仍就处于一个尚未完全被开发和解读的尴尬状态,这就使得民族文献学的研究还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弱势的境地,而一些曾经在历史上大放异彩的文献由于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推广和保护传承,已沦入濒临散佚消亡的命运。

究其理由,就是没有一套能够较好地正确指导解释和解读民族文献,特别是中华民族古籍文献的策略论。

1、诠释学是一门指导文本理解和解释的规则的学科。

诠释学(hermeneutics)一词来源于古希腊神话中一位往返于神界与人界之间,为人与神传递消息的信使赫尔默斯(hermes),因为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的语言与人间的语言不同,作为信使的赫尔默斯就需要将传递的信息进行翻译和解释,从而使得人类能正确理解神的旨意。

正是基于这种最初的含义,古代语文学家都用“翻译”和“解释”来定义诠释学。

由于从赫尔默斯发展而来的诠释学有传达诸神的旨意的含义,而这种旨意带有一种无条件服从的“神授意味”,使得诠释学在某种作用上被看作是一门我们必须把它的要求当做真理和命令一般加以服从的艺术,因为它能理解和解释那种对我们封闭的东西——陌生的话语或他人未曾说出的信念。

因此,诠释学也被看作是一种需要特殊精神所造就的能力或实践。

诠释学经历了类似于修辞学、语法学、逻辑学、从属于语文学的历程,到了20世纪已把自身从一种理解和解释的策略论发展成为一种哲学理论。

一些人文科学甚至也把它看成一种最新的视角或策略论,如近年出现的文学诠释学、历史诠释学、艺术诠释学等,我国有些学者甚至还提出要建立我们中国的诠释学。

而关于中国诠释学的概念,最早是由台湾历史学家黄俊杰教授在其《孟子思想史论》中提出来的,所指的是“中国学术史上源远流长的经典注疏传统中所呈现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诠释学”。

由此,我们可以先把经典的归属理解为文献的范畴,这应该是没有任何疑义的,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理解,“注”,是对经书字句的注解,又称传、笺、解、章句等;“疏”,是对“注”的注解,又称义疏、正义、疏义等。

注与疏的内容关乎经籍中文字正假、语词作用、音读正讹、语法修辞,以及名物、典制、史实等。

因此,运用诠释学在图书馆进行民族文献研究,特别是民族古籍文献的研究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具有深远作用的。

不仅可以逐渐丰富和完善“中国诠释学”的理论概念体系,还能把目前理论界相对比较杂乱的“古典解释学”、“古代阐释学”以及以古代经典命名的一切解释学、诠释学,统一归并称为“文献诠释学”。

因为,文献学的范畴很广泛,包括了一切与人类文明传承有关的知识、技术与文化及各种载体的总和。

而图书馆是各类文献最大的集藏地,也是各类民族经典的最大收藏者,用诠释学对图书馆中的经典民族文献进行注疏,是对图书馆馆藏古籍文献进行开发利用及科学管理工作的有益尝试和积极探索。

2、理解是联结诠释学与民族文献研究的纽带。

民族文献的研究首先是对民族文字符号的理解与认识,但民族文字符号的理解与认识,又不是简单地求其字义的解释,而是以“理解”的态度去揭示古代的普遍精神。

文字符号的研究不是考据,而是需要研究者进入到整个文本符号的内在去“感受”那个时代的精神世界。

中国古代民族文献的发现极为久远,早期的甲骨文、金石文献被发现时,对于研究者而言只是一种暂时无法解读的文字符号。

这种文字符号与所组成的文本在当时所体现的就是远古时期的普遍精神和生命,而对这些文字符号和文本的解释,就要研究者通过“理解”的途径进入到整个文本的内在精神世界和内在生命中去解读其中的含义。

最终,才能解释出这些文字符号所代表的含义。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体会理解与解释的不同,理解是解释的.基础和前提,解释则是理解的发展和说明。

理解包含两个要素,即领悟个别和综合个别成一整体。

同样,解释也建立在特殊或个别的说明和综合特殊成一统一体的基础上。

因此,一些学者认为,解释是作者精神的重构,对作品的理解和解释乃是对已经被形成的东西的真实的再生产或再创造。

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字文献是我国文献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领域。

但是,由于认识和正确解读等方面的理由,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研究还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例如,我国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文献源于公元2世纪传入中国于阗地区的佉卢文,又名犍陀罗文,是一种古代文字,由252个不同的符号表示各种辅音和元音的组合,从右向左横向书写,大约和印度的婆罗米系文字的出现时间相近,通用于印度西北部、巴基斯坦、阿富汗一带,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通商语文和佛教语文,在历史上总共存在了7以上,被用于铸币、书写契约及翻译佛教文献。

在东汉末年,伴随着贵霜王朝的日趋瓦解,贵霜难民迁入塔里木盆地,佉卢文开始在于阗、鄯善等地传播。

公元4世纪中叶随着贵霜王朝的灭亡,佉卢文也随之消失了。

18世纪末佉卢文早已经成了一种无人可识的死文字,直至837年才被英国学者普林谢普探明了佉卢文的奥秘。

但是理由在于公元3世纪时,佉卢文在产生它的印度消失了,怎么突然又在异国他乡流行了起来?这着实让人无法理解。

如果现在有一本这样的文献放在我们的手中,我们是否可以运用诠释学去“理解”并最终解释呢?目前,我国虽然收集保存了一批藏文、蒙古文、彝文、傣文、东巴文、水书等少数民族文字的古籍文献,但真正能理解和读懂这些文字的人大多早已故去,使得这些珍贵的民族文献变成了难解之谜。

如果能把诠释学的“理解”策略,引入到图书馆民族文献的开发利用与研究上去,那隐藏于这些民族古籍中的神秘大门,一定会被诠释学这把理解和解释文本的钥匙逐一打开。

历史教学论文

第一步是确定历史教学题目。我们调查的课题是《渭南地区历史遗存的保护与开发现状调查研究》。首先这一题目具备很强的可操作性,陕西是历史文化大省,渭南自古是关中东大门,历史遗产极其丰富,有充足的素材可供调查。其次我校学生分布于渭南各个市县,让他们调查当地的文物遗存,能激发积极性,促进他们对本地文化的.了解,培养对国家历史文化的热爱。最后是具备实用价值。如历史遗存的保护开发现状,有哪些经验与不足,这对保护、开发当地历史文化遗产有重大现实意义。第二步是将学生分组。将同一地的学生分为一组,每组一个小题目,设组长一人,负责本组工作安排,如联系组员假日调查,汇总调查材料,组织分析讨论,总结讨论结果等。分好组后,各小组讨论决定本小组具体调查研究的对象。第三步是教师示范。到附近某处历史遗址进行现场示范。先讲解相关史实,再查看周边环境,或测量,或拍照,或咨询相关管理部门,或周边居民,对其保护开发现状做深入了解。最后分析讨论,发现长处或不足,形成书面材料。这样就使学生对具体调查研究过程有了初步了解。第四步是学生分组活动。先查找文献,初步了解调查对象。再实地调查,汇总材料,写出初步研究成果。这能调动学生动手、动脑、动笔去讨论、写作。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使每个组员积极参与,保证调查研究过程的有效性。第五步是成果展示。利用课堂,每小组派代表将本组调查结果、发现的问题与不足,提出的解决办法向全班同学汇报。各组取长补短,完善本组研究。教师适时引导、点评,提升学生的认识水平。经过展示,每组成果进一步完善,形成最终研究结论。

二、实践结果。

这次历史教学调查由于选题恰当,分组合理,示范充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历史教学首先加深了学生对本地历史文化的了解。有小组调查了白水县的仓颉庙,调查前大多数学生只知道古庙历史悠久,但里面纪念的是谁,为何纪念都不甚了解。这次调查使他们对这座古庙有了全面深刻的了解。其次使他们发现某些历史遗迹保护中的问题。如有小组调查了某乡镇的唐朝慧照寺宝塔。经过实地调查他们发现,由于当地农民的开垦和年久失修,塔基已经遭到了严重破坏。最后,对历史遗迹的开发提出自己的设想。例如,韩城小组调查的是司马迁祠。这个遗迹保存很好,旅游价值高,但游客不多。他们对此提出自己的设想:将司马迁祠与当地其他自然、人文景点相结合,形成完整的旅游线路,将自然风光游与历史文化游相结合,充分展示当地迷人的自然风光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其次扩大宣传,使更多人了解司马迁的丰功伟绩。这些方案有借鉴,更有独创。在对方案教学进行分析比较的过程中,锻炼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结语。

总之,社会实践调查课收获很大,但毕竟起步不久,还在摸索,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有待日后不断完善。

历史

司马光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史学家。他主持编写的鸿篇巨著《资治通鉴》,为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传颂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被载入史册,为世人敬仰。最早我是从“司马光砸缸”的这个故事认识他的。

他的机智,勇敢和冷静令我佩服。所以我搜集了许多关于他的历史资料和小故事,他的勤奋好学,光明正直,更是令我钦佩。据说司马光小的时候并没有超出常人的聪颖资质,反而有点平庸,但是他不气馁,他常常担心自己的记忆力和学问不如别人,所以在学习时,总比别人花的功夫多。当他的伙伴们读一会儿书就跑出去玩时,司马光总要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直到把文章背熟了才放下书本。为了提醒自己抓紧时间刻苦读书,他用一截圆木当枕头,取名为“警枕”,这就成了司马光的闹钟,夜里睡觉时圆木一滚开,他的'头就砸在床上,这样他就能立刻醒过来,披衣起床,挑灯夜读。

据《宋史》记载:“司马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中旨。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手不释书”是司马光勤奋好学的最好佐证,“至不知饥渴寒暑”是司马光废寝忘食最好解释。司马光在他以后的仕途生涯中也是如此,他曾经说:“读书不能不背诵,在骑马走路的时候,在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吟咏读过的文章,想想它的意思,收获就多了!”。

当他无政事可做时,也没有享清闲,而是趁着这个机会全身心扑在修书上。他在崇德寺开辟了“独乐园”,开始编纂《资治通鉴》,由于年事已高,但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大志,他常常午夜而睡,五更便起,天天如此。就是凭着这样的恒心和毅力,历经十九载,终于完成了这部史学巨著。司马光之所以能成为伟大的历史学家,能为世人所敬仰,是因为他比别人肯付出,勤耕不辍,当我们学习知识不牢固,成绩不理想时,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我们用心了吗?我们刻苦了吗?从司马光身上我领悟到要想在学习上超越别人,你只有比别人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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