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学论文范文（1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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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性质从史学与文学比较的角度论文

在我们迎来麦克卢汉诞辰100周年之际，又送走了苹果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麦克卢汉当然不可能见过乔布斯，而从乔布斯的言行来看，对麦克卢汉想必也很陌生。然而，时或空都没有交集的学术重镇和商界领袖之间，却出现了惊人的一致性。

“媒体即信息”又一参考个案：手机。

虽然麦克卢汉有着“媒介即信息”之类的断语，但国内媒介环境学当仁不让的译介大师、深圳大学的何道宽教授坚持认为麦克卢汉不是“技术决定论者”。不过，曾经给莱文森留言否认自己是“媒介决定论”的麦克卢汉应该自己都会承认的是：他的确认为，技术对文明和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手机的出现，无疑是其中之一。国内有论者甚至给手机加上了“第五媒介”的称谓（印刷、广播、电视、互联网之后），虽然这种称谓在学术上未必能完全成立，但它所代表的那种“重要性”是确然的。

乔布斯不是手机的发明者，但正如他在iphone第一代上市时所宣称的：“我们将重新发明手机”，乔布斯和他的苹果，让手机这样本来仅仅是一个通讯工具的东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上面这张图来自美国最大的风险投资基金kpcb（凯鹏华盈）于今年1月份发布的报告，根据它的调研发现，人们今天在手机上只有32%的时间是用于所谓“传统的”功能的：打电话和发短信（图中的skype是一种通话软件，本质上也是打电话），而有9%的时间用在收发电子邮件上，12%的时间用于web式应用，47%的时间则在其他各种原来想都不会想到的功能上：地图、游戏、社交网络、各种工具，等等。

虽然这张图所描绘的时间分配是泛指所有手机，但很显然，几乎所有的移动互联网从业者都同意，正是因为iphone的横空出世，才推动了整个智能手机产业的前行――从谷歌的安卓系统，到微软的wp7，甚至逼迫诺基亚放弃了自己的塞班系统。iphone已经俨然成了“智能手机”的代名词。同时，也让手机不能再被简单地称为“移动的电话”，而真的成了“手上的机器”――也是人们最重要的几乎片刻不离身的数码设备。

但是，苹果的辉煌，乔布斯的巨大成功，和早已故去的`麦克卢汉，又有什么关系呢？

以“冷热媒介说”看手机。

让我们从麦克卢汉本人受批评最为强烈的“冷热媒介说”开始吧。

麦克卢汉认为，所有需要人们高度参与才能完成信息接收的，都属于冷媒介；而相对的，无需人们花费太多额外的注意力就能完成的，则属于热媒介。按照他的说法，电视是一种冷媒介，因为电视能够提供的形象不够鲜明和清晰，看电视的人需要尽可能地去深入参与，才能重构一闪而过但又略显模糊的图像。而电影则是一种热媒介，它的图像很完整，以每秒24格画面的速度播放，使得看电影的人远比看电视的人“省力气”。

这个说法后来受到很大的抨击，因为电视作为一种设备而言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随着今天客厅电视越来越像一个“家庭影院”，抨击者认为“冷热媒介”的区分，显得十分怪异和不合时宜。但事实上，麦克卢汉与其说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不如说他是一个预言家（他的预言倒是有那么点十中八九的意味）。冷热媒介并不是一种结论，而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索过程。电视和电影究竟是冷还是热的，其实压根不重要。重要之处在于：如果一个媒介且属于人们惯常使用不可或缺的媒介，不需要人们深度参与，它会如何影响人类的行为从而影响社会？而一旦不可或缺的媒介需要人们深度参与了，它又将发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才是麦克卢汉及其身后的媒介环境学所关切的重点。

麦克卢汉的“冷热媒介”说，根本上是要引出这样四个问题，也就是他的“媒介四元律”：1.这个媒介使什么得到提升或强化；2.它使什么东西过时或取代了什么东西；3.它使什么过时的东西得到再现；4.它被极端挤压之后产生了什么东西或变成了什么东西。正因为人和媒介之间的互动多寡，才会使得这个四元律变得有其意义。而当我们将智能手机放到这个四元律中，就会出现一大堆有趣的思索和探究。

在乔布斯的iphone之前，智能手机虽然存在，但并不是一个吸引大众眼球的东西。诺基亚是智能手机的第一代王者，但这种王者是建立在本来领域就不大的基础上的。大街小巷的诺基亚手机，基本上还是以“功能手机”为主。它被人们常用的功能只有两项：通话（听说）和短信（阅读）。

音乐手机事实上让我们的参与度更高（虽然听音乐总的来说是一件参与度不高的事，即便麦克卢汉还把爵士乐分为了冷热两种），因为它需要我们动手将音乐复制进去。音乐手机使得每个人的手机或多或少有了些差别：我的手机里放着周杰伦的乐曲，而你的手机则吟唱着帕瓦罗蒂高亢的歌声。

我们现在可以这么说：智能手机是一种冷得不能再冷的媒介了，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它去再创造。这类创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有一大批人不断地为智能手机增加新的功能点，这些人被称为“应用开发者（商）”，iphone上今天有40万种五花八门的应用。第二个部分则是大量的使用者去下载这些应用，目前苹果设备上的应用下载已经超过了百亿次的规模。

媒体发展中的两个节点。

在整个媒介史的发展中，在我看来，有两个重要的节点。第一个节点是“介质和内容的分离”。无论是书本、报刊，还是石碑，都是无法分离的东西。而随后出现的电视机、收音机，乃至mp3播放器、电子阅读器，都使得内容得以脱离介质而存在。所谓的“无字天书”只存在于神话中，但“无纸之书”却存在于现实中。

介质和内容的分离，使得内容的传输更有效率。想象一下，把一本书从一个上海人手中转移到北京人手中，势必要发生物体（也就是原子）的位移。而一份电子文档的传输，则是比特式的，无需任何介质的位移。传输效率的巨大提升，伴随而来的，就是信息复制的轻而易举。

而第二个节点就是介质和应用的分离。电视机作为一种介质，虽然里面播放的内容不同，但都是电视机。两户人家的电视机除了大小、色彩有差异外，主要功能是没有差别的。但以电脑为代表的介质和应用分离，使得两台电脑的功能都会出现显著的差异。一个程序员的电脑，显然和一个专业文字作者的电脑，是完全不同的。

介质和应用一旦分离，使得大量的数码设备成为“冷媒介”――但这个冷媒介的意思，和麦克卢汉笔下的，已经有些不同，或者说，延展了麦氏的意思。大量的开发者让媒介设备呈现出五花八门的功能，而更大量的人蜂拥而至，成为这些设备的使用者。而在这个趋势中，手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可以随身携带的一部智能手机，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手机的功用，它和3g网络一起，推动了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是对互联网一次根本性的提升和拓展。它也让社交这个古老的行为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无数人通过使用智能手机在各种sns、微博上流连忘返，甚至业界还发明出了“弹性社交”的概念。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更加频繁，整个互联网越来越将“没有人知道你是条狗”抛弃。以iphone和ipad为两款重要移动设备为前驱的appstore（苹果应用商店）重新定义了产业界的法则，迫使wintel联盟解体。

过去有一种说法，一个人出门，必须带上手机、钱包、钥匙。但对于智能手机而言，这三样东西似乎一样就够了。智能手机和信用卡捆绑，能够起到钱包的作用，在机场用手机登机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而随着物联网的诞生，用手机开门也不会是什么神话。一部小小的手机，已经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媒介”功用。它已经不再是游离于我们身外的一个配置，有时候，它就是我们自己。

不要忽略麦氏诊断的警告意味。

在媒介环境学的诸位大家中，从极度悲观的芒福德一翼，到极其乐观的莱文森一翼，麦克卢汉其实是位居中间（但稍稍偏于乐观）的。他的很多探索，被误解为热情洋溢的电子媒介鼓吹者，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一个有趣的花边信息是，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告诫自己的儿子，少让自己的孙女看电视）。他的名言“媒介即信息”如雷贯耳，但同样我们需要注意到，他还说过“媒介即按摩”（mediaismassage）。用按摩这一词，已经清晰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在电子媒介的按摩中，我们必须警惕迷失自己。

他对冷热媒介的分析，正如前文所说，其实是一种分析媒介对社会影响的“方法论”，本身并不蕴含多少价值判断。他真正的价值判断在于“地球村”三个字。

在麦克卢汉的理论体系里，“地球村”指代着一种重归部落化的人类。机械量产时代所造成的面容模糊分裂切割的非部落人，需要重新向部落化回归：一个整体的人。电子媒介能够起到这个作用么？麦克卢汉并没有直接解答（正如他一贯喜欢用警句格言而不做直接判断那样）。虽然电子媒介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而非大家都在沉默地阅读着长得一样的报纸，但他自始至终是一名技术环境保护主义者。他深刻地意识到：媒介对我们的作用，远远超过信息对我们的作用，故而，我们需要像保护环境一样地去保护日益技术化的媒介。换而言之，技术，绝不可被滥用。

很难讲。比如，用手机上微博。这件事今天已经非常流行，我们经常可以看见，在饭店中，几个人坐下来并不是交谈或者开始吃饭，而是各自在那里发微博、看微博。我们可以用手机微博填充我们的碎片化时间，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发现，也正是因为移动微博，让我们的时间变得碎片化了：动不动就想去看看微博上有什么新东西。

智能手机更是存在着一些很暧昧的应用，比如“弹性社交”这个类别。这种应用可以让你和周围不认识的人搭讪、社交。听上去不错，可以拓展我们的人脉圈，加强我们和社会的联系而不是一头扎进数字海洋中不能自拔。但事实却是：lbs（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现在被解读成另外一种lbs（locationbasedsex）。我几乎可以断言的是，这绝不是乔布斯自己想看到的。

乔布斯有助于我们咀嚼麦克卢汉。

麦克卢汉曾经说“媒介是人的延伸”，而他那位自称是“麦克卢汉不乖的孩子”尼尔?波兹曼则写道，“机器曾经被认为是人的延伸，可是如今人却成了机器的延伸”。自麦克卢汉以降，一位又一位的媒介环境学学者在呼吁对“媒介这个环境”的人文关怀和保护。同时，媒介技术，也在数字英雄们的努力下，一步步地向前推进。技术的最终走向，不是技术发明者所能掌控的。技术的善恶，取决于我们人类自身的利用。从这个意义出发，媒介环境学，恰恰不是“技术决定论”。

互联网诞生之初，就有所谓的“数字鸿沟”学说。但在摩尔定律（用一个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每隔18个月翻两番）、吉尔德定律（主干网的带宽每6个月增长一倍）、梅特卡夫原则（网络价值等于节点平方）的效用下，数字鸿沟正在慢慢弥合，越来越多的人接入了数字世界，享受信息社会给他们带来的快感。不过，我这里必须要说的是，数字鸿沟的宽度可能的确在缩小，但它的深度很有可能在增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技术对我们的利弊，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我们的掌控能力。从ipod到iphone再到ipad，乔布斯这一路走来，给我们带来了不断的惊喜，他的成功，正如他一贯念念不忘的，的确在改变着世界。然而，确切地说，他提供了我们改变世界的工具，至于这个世界，究竟如何改变，已然不取决于他。

今天，我们纪念乔布斯，不仅仅是因为他创造了一个真正意义上富可敌国的商业组织，更重要的是，他给了我们一个延伸的工具。而至于究竟是工具是我们的延伸，还是我们是工具的延伸，则需要我们更加去缅怀和反复咀嚼麦克卢汉，不仅仅是因为他那些已经成真的预言，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需要看到的是，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他一手开创的媒介环境学学派，弥足珍贵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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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性质从史学与文学比较的角度论文

论文摘要:后现代主义中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混同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对史学的自律性构成了挑战;其实，史学与文学无论在文本上还是逻样上都有重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同时蕴涵着历史学的性质问题，时此问题的回答是且只能是矛质的: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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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

为什么从后现代主义起笔?原因在于，20世纪后期以来，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学术和社会思潮，在文学与史学的关系上提出了一些新见解，推进了对历史理论、史学理论的研究，同时构成了对历史学独立性、自足性的挑战。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单一的流派，而是一种内部包含不同思想重心和价值取向的思想潮流。本文不想去涉及后现代主义的复杂背景及其内部主张，只是试图从一个特殊的批评视野，即史学与文学相比较的层面作出分析，尤其是从史学与文学各自的特异性分析，回应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所提出的挑战。

大体说来，后现代主义的这一挑战主要通过20世纪中后期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显示出来。在对历史及史学的认识上，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承认历史事件的存在，但由于他们认为这样的事实即使存在，对现在、对今人也没有什么意义，因而他们的主要关注点不是历史实在或“客体”，而是对“客体”的解释和叙述，认为历史的意义取决于对历史的解释，而历史解释不能不依托于历史叙事。总之，其目光聚焦于历史的书写，即历史叙事。

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以海登・怀特为代表，将叙事作为历史学思考的重心，认为历史学家不可能在叙述之外把握历史，而叙述中对结构形式的选择有不同的情节效果。值得肯定的是，怀特对历史叙事的探讨.面向和注重的是整个的文本，因而提出了一些理论创建与洞识。

问题在于，由于史学与文学都离不开“叙事”，怀特的思想立足于史学与文学都依托于“叙事”的基点，并无不当，但又站在文学的立场上分析和看待历史写作，把历史写作文学化了，由此提出了史学等于文学的极端性主张。客观上，怀特以其对历史叙事的自由性阐释，对历史与文学的融合作了有力的发挥。但在一定程度上，这不仅贬抑了历史学的科学性，弱化了历史实在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关联，而且混同了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由此，构成了对史学的客观性、自律性的挑战。

然而，史学与文学的根本差异本来就不存在吗?还是现代学科与学术的演进导致了这种分野的消失?抑或分野虽然存在，但不再具有什么理论与实践意义呢?皆非也!在后现代话语流行的当下，史学与文学的差别依然存在。只是在时下，这种差别及意义被种种话语所遮蔽，以致于在人们的视野中湮没不彰，因此需要理清。

二、史学与文学:同中之异。

在考察史学与文学时，往往首先要涉及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在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分类中，文学作为艺术门类，与神学、哲学、美学等一样，被列入了社会意识形态，并认为意识形态具有自由构造性。关于文学的自由构造性，韦勒克、沃伦有这样的说明:“小说、诗歌或戏剧中陈述的，从字面上都是不真实的，它们不是逻辑上的命题。”

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相当的意义上，尽管有自由构造性，文学也能反映历史。年鉴学派的开创者之一布洛赫曾发出断言:“在我们的艺术，在不朽的文学名著中，都激荡着历史的回声”。这就是说，历史“进人”了文学。由此，产生了“历史文学”这一特殊的文学类型。在反映现实上，历史文学的价值可能是难以估量的。恩格斯曾在一封信中说，他从《人间喜剧》中学到的东西甚至比他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李到的东西还要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恩格斯会认为巴尔扎克所叙述的表层故事为历史所实有，而应该是指巴尔扎克之作所象征的史实是真实的。顺着这一思路，可以认为，优秀的历史文学，其历史真实性往往高于普通的历史著作。

一方面，文学与史学共享一些相同的再现与表现手段。中国自古以来“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表征着二者在历史上有不解之缘。如果把历史视为由权力支撑的“话语”，文本作为话语的产物，可以发现历史学与文学的一个相同点，就是它们都不免借助于人的想象。对于历史写作而言，想象对历史的建构未免就是不真实的。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在谈到如何写作历史时，尽管主张将“想象”限制在所发现的史料上，以免损害其真实性，但还是肯定了想象对历史写作的意义所在:“一个完美的历史学家必须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能使他的叙述既生动又感人。后来，20世纪符号学的代表人物巴特对历史学中想象的强调更进一步了，指出:“历史的话语，不按内容只按结构来看，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或更准确些说，是想象的产物。

对于文学写作而言，想象就显得更为重要，甚至于更为根本。在现代，基于符号学、信息学的观点及对文学本体的分析，有人认为写作是作者“内省的符号化过程，亦即指示自身的一种信息”。这种内省，更凸显了想象对写作的意义。

另一方面，遵循黑格尔不仅要认识事物“异中之同”，更要认识“同中之异”的要求，我们看到，尽管文学与史学共用一些基本的表现手段，但二者仍有原则性差别。它们都既可指向一种写作活动，也会产生一种活动的成果:文本，所以可从两个层面剖析这种差别。

首先，从写作看，史学与文学遵循的逻辑明显不同。历史写作是从“特殊”到“一般”。这种逻辑的含义在于:对历史中普遍的东西，所谓本质、规律等等原理性的知识，是在总结特殊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后才被发现的。按照现代历史解释学的观点，史家的思考角度、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等构成“前理解”的东西、背景性的东西，会对他认识历史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怀特把同一史实纳人不同的布局中，明显是受文学叙事模式的影响。但是，这些因素并不能称为这里所说的“一般”。这是因为，历史学家在对其处理的历史资料进行叙述之前.的确如怀特所认为的.那样.必须在心中预先形成一种叙事情节和修辞结构，用这种结构去梳理组合纷繁复杂的事实，这就是所谓“诗性预构”。但是，“诗性预构”是一种写作中的行为，并不是历史中的基础事实，更非历史自身的本质与规律(“一般”)。

与史学不同，文学写作是从“一般”到“特殊”。即写作者先有一个普遍模式、一般观念，如某种善恶观念，爱情观念、人与自然观念等等，然后再随机地赋予一定文学形式，如诗歌、小说、戏剧等。它遵循的是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对文学写作而言，难点并不在于形成某种观念，因为一般人都可能随机产生某种观念，而在于为这种观念找到一种独特的形式，这就是文学的创造性问题。

其次，从文本看，二者的对象有所不同。即史学描述个别事件，文学描述一般事件。关于这一点，亚里斯多德的经典之语依然有效:“诗人的职责不在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是可能的事。诗人与历史家的差别不在诗人用韵文而历史家用散文……真正的差别在于历史家描述已发生的事，而诗人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史学面向“己经发生的事”，“已经发生的事”不能不是真实的“个别事件”，尽管事件的意义可以是多重的、甚至是变化的，但事件本身却不能虚构，所得出的蕴涵也受制于事件的制约。文学，因为它属于艺术，具有各类艺术所共有的本质:象征。在具体特征上，文学是根据‘一类事实’来想象、虚构特殊事实。在深层意义上，这种特殊事实正是一般事件的“象征”，正是“象征”这一本质反映出文学描述的是“一般事件”。正因如此，文学甚至可以不拘泥于真实对象，即纯粹出自虚构。毕加索说:艺术不过就是说真话的谎言。因此，表层的虚构完全可以象征真实的现实与历史，艺术的谎言中包涵着真实。当亚里斯多德说“诗比历史更近于哲学”时，实际上已深刻地揭示了史学与文学的这种细微然而又相当重要的区别。顺便说明，在亚氏时代，还没有“文学”的概念，因而他所谓“诗学”实际是广义的文学。

例如，《史记》描述的是个别事件，其中的每一篇文本都有很强的艺术性，因此鲁迅赞之曰“无韵之《离骚》”。但从异质性看，《离骚》是文学，《史记》的“无韵”之说，道出了《史记》的弱文学性。金圣叹在比较了《史记》与《水浒》后说:《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这一表述，正是从创作的角度对历史和文学所作的区分。

因此，史学与文学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借用钱钟书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史学与文学“不尽同而可相通”。差别的存在体现出它们各有不同的学科规范。英国当代历史哲学家沃尔什也坚持历史学的独特性和自身的规范，他在《历史哲学导论》中写道:“我们应该把历史学想象为一种特殊的游戏，如果我们要想好好的玩它，我们就必须按规则来玩。……真正的与假的相反历史学家是会承认某些客观规则的(尊重证据就是一个例子)，那是他进行论证所必须遵守的，而且他就可以由于坚持这些规则而被人所识别。

三、史学的双孟品格。

对史学与文学关系的分析，实际上也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在盛行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反中心主义的今天，这个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常常被提出来。围绕着这一问题，人们提出了不同的回答。

其实，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前者来源于历史客体的先在性、既定性、客观性，后者源自历史认识、历史写作的自由性、创造性，受制于史学主体的意识形态。从对客体的反映看，史学要以基本的历史事实为前提。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曾说:“历史包括一个确定了的事实的主体。历史学家可以从文献、碑文等等获得事实，就像获得鱼贩案板上的鱼一样。历史学家搜集它们，把它们拿回家，按他们所喜欢的方式加以烹调，摆上餐桌。这种观点指明了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加工，但并未否认历史事实的存在，在史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之间保持了一种张力。

正是基于史学的科学性立场，黑格尔认为历史学不外乎是“以外在形象反映概念自身发展过程的科学”。在具体表达上，历史学尤其是历史写作可以通过文学的一些手段获得表现，从而可以在历史文本与读者之间建立一种审美关系，但历史学并不能归结为文学。

峥世纪的马克思史学和20世纪年鉴学派也都认同一点:人们对历史可以进行科学的分析。由于年鉴学派对马克思史学有一定继承关系，我们不妨着重审视马克思的历史和史学的观念。尽管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歧见纷呈，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伟大的社会历史哲学。受18,19世纪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马克思在多次场合下把历史看成一种科学。就研究对象看，马克思一生大部分精力用于探索资本的现象与规律，作为探索成果的《资本论》同时也是对资本的历史学分析，其科学性不仅为19世纪的历史事实，也为20世纪的历史事实所证实。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因而其品格是矛盾的。由于这一矛盾性，沃尔什把史学比作数学函数。而从历史的角度看，史学这种矛盾的品格似乎是永恒的。优秀的史家在运用科学理性的同时又富有一种人文主义的情怀，将科学性与艺术性融人一体。后现代主义的一大问题在于:对史学的分析，更多地指向了史学的艺术维度和艺术品格，由此使历史与内在于历史的人的思维之间的分裂扩大化了。至于它对历史学之影响的利弊，我们不妨引用一位当代西方学者的一个看法，以供我们借鉴―当代史学史研究的权威学者伊格尔斯明确指出，虽然后现代主义有助于批判地审视启蒙运动的历史哲学，但如果而因此放弃理性主义，则会流向“野蛮主义”。

历史学的性质从史学与文学比较的角度论文

当前对贸易协定理论的经济学研究均与博弈论的方法结合，主要有两个分支，其中一个分支是以外部性理论为基础，认为一国贸易政策制定是为了改善其贸易的外部条件，而根据贸易条件的外部性理论，一国贸易条件的改善通常会使得他国的贸易条件变差。因此，各国在制定单边贸易政策的过程中，会陷入囚徒困境的。贸易协定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各国摆脱这样的一种囚徒困境，主要有经济学方法和政治-经济的方法。另一个分支则是从合约的性质出发，认为无论是政府之间的博弈和政府与国内的私人部门博弈的过程中，双方均无从得知对方对于贸易政策的执行，以及之后贸易协定可能的改变等有关的信息，主要有承诺的方法和不完全合约理论。

一、承诺的方法。

承诺的方法认为贸易协定是一种增强信誉的途径，主要研究政府与国内部门之间的博弈。在博弈过程中，政府选择贸易政策，国内各部门则做出相应的生产或投资决策，而政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如果随意性太大，就会出现信誉问题。政府是在生产者的决策做出之后才制定其贸易政策，而此时政府会认为其关税选择只会影响消费者决策，这就造成了政府事前和事后关税选择偏好的区别。而当生产者理解政府的刺激意图而改变其原来的生产政策后，会改变其原来的生产政策，这种生产决策的扭曲就是贸易政策随意性的真实成本。承诺的方法实际上的区分了政府的事前偏好和均衡的事后偏好，此时，用承诺的方法来研究贸易协定的基本观点就是，政府根据事后偏好所作出的最优关税决策如果用事前的偏好来衡量，是次优的。因此，贸易协定能帮助一国政府承诺一种能更好的服从其事前真实偏好的关税选择。

麦格吉和诺德瑞古兹对承诺的方法，用效果模型做了解释。把关于贸易协定动机来源于贸易条件改善的理由剔除掉，并且允许两个部门中有一个部门能形成院外活动集团。此时，政府对国民福利和来自院外集团活动集团的捐助进行评估，而出于政治的目的组织起来的那个部门会比其在自由贸易时要大，以至于产生投资于该部门是为了获得他们的捐助所带来的保护。这就造成了对资源配置均衡的扭曲。而反过来，这种扭曲会带给政府一种承诺实施自由贸易的内在动力。因为，对于政府来说，承诺的利益在于投资的扭曲可以被事先遏制，成本是政治租金的损失。因此，政治作用的特殊成果关系到是否决定选择自由贸易的承诺，只有贸易在政府对院外活动集团而言处于谈判的弱势地位时是具有价值的。承诺的理论还可以用松山（matsuyama）模型得到进一步的解释。如果一个行业的投资高于足以降低其成本的时候，政府就可能会设法消除对这一行业的保护。当时，私人部门此时往往会以不投资的手段，以此确保政府刺激政策的维持。而其贸易伙伴在政府不撤销保护政策时，往往会采取报复手段。因此，政府基于此种考虑，往往会在投资没有开始时偏向于自由化，而这种选择也会使得私人部门投资决策的合理性。

二、不完全合约理论在贸易协定中的应用。

贸易协定作为一种合约形式的存在，具有合约的一般性质，因此一些学者从合约的角度展开了对贸易协定的研究。首先，wto/gatt作为当前国际贸易体系的核心，其本身就是不完全合约（在贸易协定中既包括许多固定不变的贸易自由化承诺，又存在一些部分受限制或根本没有限制的灵活性政策工具），认为在许多领域的贸易协定，必然均有不完全合约的性质。这是由于成员国政府都是以本国利益为核心，在没有第三方强制执行的情况下，只有在违约成本大于立约成本时，贸易协定才能得到履约。因此，他们认为wto协议在制定中，实际上成为了一种鼓励效率违约，并阻止非效率违约的制度。不完全合约理论认为，贸易协定从结构上看，有对合约国有刚性约定的部分，也给合约国留有一定的自主选择的权利。而政府在设定国际贸易协定时，也面临着两个困难，一方面要调整当前国内的政策，使本国在国际贸易协定中占据有利位置；另一方面要使国际贸易协定能应对未来可能现在的变化。此时，合约制定的越完美，其成本越大。这是因为完美的贸易协定需要涉及太多的细节，这就使得相关的费用，如由于合约拖延的时间造成的机会成本的增加，律师费用以及多个国家及其相关产业部门和政策制定部门对争议以及突发时间的处理等。因此，在应对贸易条件外部性的问题时，为控制成本，国家往往不会选择签订一个最优的贸易协定来解决问题，而是会退而求其次，签订一个次优的贸易协定。此时贸易协定或者更具有刚性的，或者是给合约国留有更多自主决策权。

三、fta与wto/gatt。

fta之于wto/gatt是一个次优的选择，两者均是以签订贸易协定的方式解决贸易条件外部性的问题，帮助各国走出单边贸易体制下的“囚徒困境”。从承诺的方法来看，政府在签订贸易政策主要考虑与国内部门的博弈。一国加入wto在享受相关出口的优惠条件的同时，也必须开放国内的市场，使得国内的一些产业会面临国际上的相关产业的冲击。在这个开放的过程中（尤其是小国），会最大限度的利用例外条款，对国内的一些部门提供优惠的政策，以保护和支持国内经济的发展。

这些措施在开放的初级阶段，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十分必要的，这些受到保护的产业通常也会得到迅速的发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这些受到保护的产业发展到不需要保护政策到时候，这些产业却已经形成了足够强大的场外利益集团，干预政府的政策，使得政府无法取消对其的优惠政策。显然，此时就会对国内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例如垄断造成的国内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性），同时也会对国际贸易的平衡产生不良影响（贸易失衡的出现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贸易纠纷）。因此，从承诺的方法可以得出，政府是偏向于选择自由贸易政策，以避免上述出现的情况。而当政府决定参与区域自由贸易组织时，政府可以选择与本国产业结构互补或者不相冲同的国家或者地区签订贸易协定，那么政府就可以尽量减少本国的贸易保护政策，而且可以利用加入fta的契机，推动国内经济政策的改革，改善国内经济的运行状况。以上论述说明了为什么当前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发展迅速而多哈会谈进展缓慢的一个原因原因。那么从不完全合约理论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

不完全合约理论从贸易协定签订的成本以及违约成本的角度来解读贸易协定。从这个角度来看，wto/gatt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下，为节约谈判成本，达成的协定均给予协定签订国很大的自主权（例外条款），这种形式的贸易协定的特点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贸易条件均发生较大的改变的情况以至于政府违约收益高于遵守约定时的收益，参与国会越来越多的使用例外条款甚至违约，这就使得最初达成的协定逐渐失去约束性，为了使得多边贸易体制继续有效，必须进行第二轮的谈判，达成一个新的贸易协定。但是随着参与wto的国家逐渐增多，以及贸易量以及贸易的方式日渐丰富，贸易协定所需要涉及到了内容越来越多，这就使得为达成一个有效的贸易协定的成本是巨大的。当前多哈会谈进展缓慢，其原因就在由此。

但是对于fta，参与国家的数量较少，而且签订国可以有选择行的与特定国家和区域签订fta，这就使得签订有效的贸易协定的成本较低，因此能相对容易的达成贸易协定，并且在日后对贸易协定再谈判时，面对的困难也较小。

上述的两种理论从不同的角度解析了国际贸易多变体制进展缓慢而区域自由贸易发展迅速的原因。用一个不是很恰当的对比，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制就相当于计划经济体制，而fta就类似与市场经济体制。以这样的角度来解读国际多边贸易体制与区域自由贸易，就能较为清晰的理解这类问题。

历史学的性质从史学与文学比较的角度论文

由于我国高等学校的产权不明晰,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治理结构,导致高等学校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混乱,违纪违法现象时有发生,一些高等学校甚至出现财务危机。要想解决此类问题,就必须从明晰高等学校的产权入手,建立起完善的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本文从股权结构和治理机制关系的角度,分析我国公立高等学校在产权改革的过程中应合理安排股权结构,以建立起有效的治理机制,确保我国高等学校的改革健康有序进行。

一、治理结构的约束机制和我国高等学校的治理效率分析。

股份制自产生之后就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中都得到了推广并日益成熟,并被证明是最成功的和最具效率的组织形式,我们应当对规范的治理约束和运行机制进行系统的分析,找出我国公立高等学校治理效率低下的原因。

(一)股权集中度对治理效率的影响。

在我国公立高等学校,国有产权一股独大的现象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共识,国有产权带有社团产权或集体产权的色彩,但事实上任何公民都不能行使对国有资产的产权权项,国家产权的特性导致高等学校管理者“越位”和“错位”的现象并存,委托代理成本增高,甚至导致内部人控制现象,从而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治理机制。

(二)投资者的性质对治理效率的影响。

高等学校的投资者可以是个人、公司和金融机构,投资者的性质是对股权结构质的体现,在研究中多用国有股比例和法人股比例反映各类投资者的影响。guercio和hawkins通过实证研究后认为机构投资者提交的议案在治理机制中发挥了有效的作用。曹廷求和孙文祥认为,如果国有股比重大,出资人并未真正到位,就会形成实际上的内部人控制,同时,由于国有股股东的绝对控制地位,市场潜在竞争者对国有股东形不成威胁,使得治理约束机制中的竞争者约束链条发生断裂,从而影响治理效率。

(三)管理股权对治理机制效率的影响。

从国内外的研究看,管理股权与组织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管理股权使得管理层和股东利益趋于一致(即利益趋同),管理股权比例越高,组织的治理效率就越高,绩效就越好,但在我国国家产权占主导地位的高等学校,没有管理者股权或高层管理人员持股的比例非常低,对高层管理者存在严重的激励不足。在精神激励效用日益下降的情况下,有效合理的物质激励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对高层管理人员的激励严重不足,亦会导致治理机制效率的低下。

二、对我国公立高等学校产权改革问题的思考。

建立现代高等教育的关键是实现产权明晰化。在我国产权模糊虽然表现在民办高等学校上,但重点是在公立高等学校上。这正如企业产权明晰问题不仅存在于私人企业中,而且更主要是存在于国有企业中一样。研究高等教育产权明晰问题更应关注的是公立高等学校,只有这个领域的产权问题取得了突破,才能真正说我们开始建立现代高等教育产权制度了。只有将高等学校置身于市场经济的潮流中,高等学校才能健康发展。因此,按照国有企业改革模式来建立和完善高等学校的治理结构,使高等学校政企分开,成为一个真正的企业,才能使高等学校资源得以合理配置,使高等学校能够良性发展。

(一)逐步建立多元化的股权结构。

从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主体由单一向多元化的转变来看,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的结果,是促进并推动了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实践表明,高等教育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是解决高等教育资源短缺的有效途径,也是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1、国家绝对控股的股权结构。

我国目前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转轨期,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还不能完全实现以价格为信号的资源配置。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初期,考虑到我国经济所处的阶段、市场经济的完善程度、公立高等教育在我国教育中所处的非常重要的位置以及其他制度安排的相容性,其股权结构应采用国家绝对控股的方式,这种股权结构是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最优制度安排。

2、国家相对控股的股权结构。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公立高等教育真正转化为现代教育体制,国家绝对控股的制度安排将逐步暴露出其制度设计上的缺陷,此时,应当通过国有股减持的方式逐步向国家相对控股的股权结构转化。

3、多元化的股权结构。

公立高等教育的产权制度改革要兼顾中国整体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性特征和制度突破的最终目标,在中长期改革目标的选择上,可逐步推行多元化的股权结构。

(二)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

在实现公立高等教育股权结构多元化的过程中,应按照一定的标准选择战略投资者,选择时应考虑其投资的稳定性、独立性、实力和信誉,目的在于保持治理结构的稳定。在引进国内外的战略投资者的选择上,非国有法人优于国有法人,境外的法人优于境内的法人。通过引进国际化人才,提高高级管理层的国际化程度,以吸引更多的国外战略投资者。

(三)加大高层管理人员的持股比例。

管理股权使得管理层和股东利益趋于一致(即利益趋同),管理股权比例越高,治理效率就越高,高等学校绩效就越好。我国公立高等学校在激励机制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一是物质激励的手段过于单一,主要以短期激励如工资和福利激励为主,缺乏长期激励手段;二是对高层管理者存在严重的激励不足;三是公立高等学校中存在严重的“官本位”激励现象。对于公立高等学校的高层管理人员,其收益以合同性收益为辅,而以控制权收益为主,控制权收益占有很大的比例。这样的不合理的收入结构是公立高等学校无法摆脱政府干预的主要原因。而管理人员尤其是高层管理人员持股,可以使管理层和股东利益趋于一致(即利益趋同),减少道德风险,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对于提高高等学校的治理效率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结语。

股权结构主要包括股权集中度、管理股权和各类投资者性质。本文在对治理约束的运行机制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后,从股权结构的构成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公立高等学校治理效率低下的原因所在,在此基础上,对今后我国高等学校基于股权结构的改革方向进行了探讨,得出我国公立高等学校的股份制改革应遵循演进主义的方法论,由国有产权绝对控股逐渐向多元化、社会化的股权结构转变,同时按照一定的标准选择战略投资者。管理股权使得管理层和股东利益趋于一致,提高高层管理人员的持股比例,可以有效地提高高等学校的治理效率,对于公立高等学校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历史学的性质从史学与文学比较的角度论文

摘要：新时期素质教育的提出和终身体育发展的需要，给我国的体育教育在教学组织形式上，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通过马斯洛的理论原理，分析体育教育从低到高的发展历程中，以学生为参照物，当学生在体育活动中各种社会需要得到了满足后，社会需要激起学生对体育学习的兴趣和参加体育活动自觉性，并能进行有效学习，使学生真正懂得，运用体育理论知识来科学的进行体育锻炼，为终身体育的形成奠定基础。

关键词：教学创新体育教学终身体育。

putforwordnewrequestinourschoolphysicaleducationinsuchrespectsasteachingorganizationform,teachingcontentandteachingmethodetc.

thearticletriestoanalyzetheschoolp.e.coursegoalandteachingarrangementundernewsituationthroughthedevelopmentofphysicaleducation,andhowtopromotethestudentstobeengagedintheactivityoflifetimephysicaleducation.

1前言。

教师的自我反思是“教学创新”的动力，教学创新的基点，在于教会学生如何学习，教师应当扮演引导者、启发者、咨询者的角色，“教学创新”意味着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变，依据素质教育的基本观念在学校体育课程教学安排中，应建立以“强身育人”为中心的新的课程体系，打破以传授竞技运动技术为主的传统教育模式，适应学校体育教育发展理念，建立以传授体育健身知识和体育锻炼方法为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的教学模式，一切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论，使学生在校形成终生从事体育健身的意识和能力。

2分析传统学校教育模式。

近几年来，随着全民“健身计划”的推广与实施，“终身体育”思想的普及，学校体育作出了重大改革，但从总体上还没有突破性进展。有些学校的体育教师尝试在体育课堂教学中选择一些新颖的教学内容，例如在体育课理论基础上适当增加加人文知识，在教学模式上采用快乐体育和成功体育，但回到教学中，教学方法仍以竞技运动训练为依据，新的理论、新的模式的实施仍存在一定的距离，教学目的'仍旧回到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和运动技能，仍是以授课为主，培养学生的体育健康意识淡薄，体育健身知识匮乏，这种教学模式的局限性已日渐显露。

2.1培养的学生体育健身意识差，学生健身知识匮乏。

现在有很多地区初中升高中，必须进行体育加试。其中有一项是排球，学生在考试时可以在一分钟内轻松垫七八十个，体育课不用想象，一切围绕排球中的垫球。考入高中，教师在排球中仍以垫球为主要内容，甚至到了大学还把垫球作为考核标准。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就很少再去练排球，偶尔碰一下排球也只是作为“工作小插曲”。这仅仅只是一个小例子，但反映出如果再不适应新形势下的学校体育课程教学安排，朝传授体育健身知识、方法和方向发展的话，将来的终身体育将引人深思。

2.2以技术为中心忽视体育健身教育，严重影响了学生的体质发展。

现在体育教师队伍中，约有90%以上是“正途出身”也就是说从体育学院毕业后专门从事体育教育的。而这些教师在大学的学习中实际学的也是竞技运动的一套理论和方法，即传统教学方法。教师一拿到教材，想的是自己怎样去教给学生，而不是考虑学生想要学什么；教师之间主要谈技术问题，生怕别人认为自己是“外行”；在一些学校引成开口训练，闭口打比赛的习惯。所以新的教学安排无法正常实施，也严重影响了学生的体质发展，更不用谈终身体育。

2.3教育的创新意识差，引不起学生学习兴趣。

在学校教育中，体育教师会毫不费力地去使用传统教学方式，因为这样可以不必动脑筋去创造新的教学方法，从而不担任何风险，再说我们许多老师自己也没有学过，就很少考虑增加新的教学方法，传授给学生。为了使我们培养的学生终身从事体育锻炼，必须改变现有的教学模式建立以传授体育健身、文化知识、体育实践相结合的新的教学模式。孔子曾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学生有了体育学习的兴趣，才会经常参加锻炼，才能养成坚持体育锻炼的习惯，树立终身体育的意识，才能将体育活动作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3更新观念，树立新的“体育观”

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并通过人来为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需要服务。教育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人发展的需要，人要求接受教育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教育活动的中心，也是素质教育的最终目标。

体育是教育的一部分，配合德育、智育、美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健康体魄是青少年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基本前提，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切实加强体育工作。”这就明确提出学校体育教学改革的依据和目标。

体育应该刻在人的心中，给学生应施以终身体育教育的思想，促进他们的身体，朝正常的健康的方向发展。无论是学校领导，还是体育教师，都要树立“终身体育”、“健康第一”的新观念，不能只着眼于上好一节体育课，而忽视学生毕业后进入社会的体育健身能力。除了培养学生必要的运动技能外，应考虑“终身体育”的要求，将体育教学内容与未来的社会生活结合在一起，着重培养学生的健身意识和参与意识，能够使体育成为学生人生价值观的一部分，并逐步内化为一种品格。

3.1丰富学习内容，加强理论学习。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曾说过人有七个不同需要，从低到高分别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求知与理解的需要，审美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较高级的需要，至少必须先部分满足比较低的需要之后才能出现。所以可以看出体育活动不仅能满足学生强身健体的基本需要，还能满足学生社会交往，人格尊重，愉悦身心，实现自我价值等各种更高级的社会性需要。

教师就应该有目的地培养学生对体育运动的认识与爱好，引导学生明确体育学习的目的和意义，加强体育学习和体育活动的能力；教师应努力提高自己的教学艺术和教学水平，通过丰富的教学内容，变化教学形式和方法等，尽量满足学生的各种正当需求。当学生在体育活动中各种社会需要得到了满足后，社会需要激起学生对体育学习的兴趣和参加体育活动自觉性，并能进行有效学习，使学生真正懂得，运用体育理论知识来科学的进行体育锻炼，为终身体育的形成奠定基础。

3.2认真贯彻新的教学目标，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由于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动机往往是在认识学习目的和意义的基础上产生的。作为一个教育，首先让学生明确为什么而学，学习体育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今后对自身及社会的意义是什么？同时为了激发学生学习体育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教师不仅要帮助学生明确总的学习目标，如整个中学或大学期间的学习目标，某一学年的学习目标，还要结合学生实际，帮助他们设置和明确符合他们自身的、切实可行的具体目标，真正把对学生的客观要求转化为学生的学习需要。例如，在排球课让一个无法扣球的学生确定一个月后能够扣球的学习目标，第一周进行教师抛球，学生原地起跳扣球的小目标，然后降低网高，来进行扣球，再逐渐上升网高的目标，随着一个个阶段性小步子目标的实现而达到最终目标，这将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调动学生的身心能量，使学生从学习的过程和结果中体验到学习的乐趣和成功感，增强自尊和自信，从而不断提高参加体育活动的动机强度和持续性，为终身体育打下基础。

3.3提高教师教学的艺术性，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兴趣是学习的先导，快乐体育也好，成功体育也好，都是激发学生学习和喜爱体育的内驱力，个体一旦对某种活动产生了兴趣，就能提高这种活动的效率，体育学习活动亦是如此，对体育活动的浓厚兴趣会使学生产生积极的学习态度，促进他们愉快地进行学习，教学活动中师生双方都是以活动为主体。根据“能者为师”及“三人行必有吾师”，完全可以设计一个角色互换，提高教学艺术性的教学方式，以新的知识、新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创造性的思维学习。同时教法的生动、变化、营造了轻松愉快，积极向上的课堂氛围，鼓励学生自编体育游戏、体育舞蹈，适当使用音乐伴奏，投影、录像、计算机多媒体等多种现代化教学手段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只有这样，学生对体育的学习和活动，才能慢慢提高兴趣，学生有了体育学习的兴趣，才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才能养成坚持体育锻炼的习惯，最后才能树立终身体育的意识，才能将体育活动作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4参考文献。

[1]季浏.体育与健康课程与教学论[m].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2版。

[2]钟启泉.体育教育展望[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1版。

[3]白凤瑞.新形势的高校体育课程设计与教学安排[j].

体育与科学，2001年5月第3期。

历史学的性质从史学与文学比较的角度论文

【内容摘要】国家行政与公共行政是不同的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行政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同时，国家行政的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也在变化。传统的命令服从型管理方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代行政的需要，行政指导是在行政管理事务日趋专业化、复杂化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的行政行为。

行政指导（administrativeguidance）是行政机关在其职能、职责或管辖事务范围内，为适应复杂多样化的经济和社会管理需要，基于国家的法律精神、原则、规则或政策，适时灵活地采取指导、劝告、建议等非强制性方法，谋求相对人同意或协力，以有效地实现一定行政目的之行为。简言之，行政指导就是行政机关在其职责范围内为实现一定行政目的而采取的符合法律精神、原则、规则或政策的指导、劝告、建议等行为。

第二次大战以来，特别是6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实践和理论的不断发展，行政指导作为一种灵活、有效的行政管理方式越来越多地被市场经济国家采用，成为现代行政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我国法学界对行政指导的研究远远不够，对于行政指导的性质，一直是众说纷纭。有的学者认为行政指导是“权力性的事实行为”；有的学者将其界定为“非权力行为”；也有学者称行政指导是“不属处分的行为”。笔者认为，行政指导之所以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运用，是因为行政指导制度是“对独立、平等、民主、宽容、责任等最具实质意义的人文精神因素的认同”，充分体现了现代行政的发展趋势。简言之，现代行政的发展决定了行政指导的产生和发展。因此，探讨作为现代行政重要管理手段的行政指导的性质，应该首先明确国家行政在现阶段的发展特点。

本文尝试从国家行政的演变角度，对行政指导的性质作界定，认为行政指导是行政主体为适应行政管理的需要，在其职权范围内作出的一种“新型行政行为”。

一、国家行政与公共行政。

行政是组织的一种职能，任何组织（包括国家），其要生存和发展，都必须有相应的机构和人员执行和行使管理职能（行政职能）。行政是指社会组织对一定范围内的事务进行组织与管理的活动，它存在于所有的社会组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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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我国历史上影响人口的文化文学论文参考

广西地方历史文化教育与高校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论文

现代文学与历史论文

历史教学论文

历史教学是关于历史学的教育，而社会科与历史学有密切的关系，由此，便可知历史教学与社会科可以发生联系。全美社会科协会对社会科课程的解释为:“社会科是一门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各学科领域进行整合研究的课程，旨在促进公民能力的发展。在学校课程中，社会科运用人类学、考古学、经济学、地理学、历史学、法学、哲学、政治学、心理学、宗教和社会学等学科材料，以及人文科学，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恰当内容，为学生提供了相互联系的，而且又是非常系统的社会研究机会。”［2］从社会科定义的角度可知，历史学可以作为材料为社会科所用，进行综合的研究。在韦斯里的社会科课程“六型说”(包括各科目独立型、非系统相关型、系统相关型、统合型、中心统合型和融合型)中，“中心统合型”便是以历史学为中心的。反之，社会科作为一门综合性质的课程，当然也可以为历史学所用。这体现在如果运用社会科的研究视野，当我们学习和研究历史时，思路就会更加宽广些，研究的角度会更加灵活多变，同时更能够较容易地去理解历史、感悟历史。

历史教学论文

嘉祥一中是我的母校，我和我的很多同事曾在这里走过了三年高中生涯。如今在县委县政府“三校合一”的大背景下，她走到了改革的十字路口，因为学生的成分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不同层次的学生进入一个集体学习，各种问题凸显出来。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告诉我们：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很大。依据苏联巴班斯基的“可接受原则”，要求我们的教育要符合学生实际，承认学生的差异性，并根据差异性的原则组织教学，就是我们所说的分层次教学。

一、分层教学是解决教育史上由来已久矛盾的有效方式。

分层教学本质上体现了因材施教的原则，是依据学生不同个性而进行的教育。公元前五世纪，万世师表孔子就实践了分层教学，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第六》）。在教育发展的最初阶段，东西方都是个别教育，但是随着西方文艺复兴的兴起，班级授课制和因材施教存在着矛盾，新课程改革的精神要求我们实事求是地分析学生的个性特征，围绕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有差别的教学，使学生的不同能力得到有效提高，使其素质得到发展，打破原来班级授课制的一次备课一劳永逸的局面。

二、分层教学是解决嘉祥一中大融合后的必由之路。

山东嘉祥一中建于曾子书院旧址，文化底蕴丰富，人文积淀厚重，儒风浸润深远，是一所传统的县域普通高中名校，建校六十余年来，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已发展成为全省同类学校中的佼佼者，是当地教育的一面旗帜。2011年9月，新校区正式启用，原二中、三中并入嘉祥一中，实现了县委县政府“高中进城”“三校归一”的`宏大目标，并为全县普通高中发展均衡教育扫清了障碍。目前，学校一校两区，每个校区一级两部，层层竞争，12个教育科，教职工近千人，204个班，学生12000人，规模极其庞大。但是，新的起点总是机遇和挑战并存。高中进城，嘉祥一中一统嘉祥普通高中教育，这种近乎理想的做法是一把双刃剑，在实现了校舍、设施、生源、师资大均衡的同时，也衍生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学科教师优劣搭配，一个班级的各学科任课教师极不均衡；学生优劣搭配，每个班内学生成绩参差不齐，有的班级第一名和第二名的中考录取分差达到28分，54名学生成绩呈陡立阶梯排列。这种状况令教师感到上课无所适从，讲深一点中后进生因不理解睡一大片，讲浅一点优等生早已厌倦，课堂效率低，家长意见大，很多教师感到异常困惑。与此同时，每个班内师资和优质生源被稀释，难以出清华、北大这样的名牌高校学生，优等生被学困生所困扰，同时给班主任的管理带来极大的困难，庞大的学校规模面临着复杂的问题和严峻的考验。面对这些情况，如果我们正确运用分层教学，可以使学生在学习目标上、具体落实上、评价机制上都得到客观落实，达到稳定优秀生，提高学困生，缩小两极分化，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三、高中文科历史的分层教学是一个系统工程。

（一）学生分层坚持宏观分层与微观分层的有效结合。

1.宏观分层原则依据学部的现在分班编制，所有的文科班大面上分三个层次：科技班、普文班、特长班。科技班侧重于拓展广度，提升高度，加快进度，多给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挖掘出学生个性的、有创造性的见解和观点，在优化基础知识的前提下开拓学生思维，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和创新能力。普文班侧重于落实“双基”，讲练结合，少讲多练，以练促学，强化技能。特长班重在抓实课本知识，抓好正常进度。重点难点内容要反复讲，反复练，达到熟练自动化，使大部分学生能做好低档题。2.微观分层原则把学生高一、高二两次期末考试、高三入学考试五次考试的历史成绩相加后取平均数，排好顺序，然后按3：4：3的比例分为甲（上）、乙（中）、丙（下）三个小组。丙组是智力和非智力因素相对较弱的“学困生”，即能在教师和甲组同学的帮助下掌握课文内容，完成练习及部分简单习题；乙组是智力因素好，非智力因素差，缺乏刻苦向上的精神，成绩忽起忽落不稳定，但潜力较大的中游学生，在教师的引领启发下能独立完成部分练习题；甲组是智力和非智力素质均好，学习兴趣浓，求知欲望高，基础知识扎实，整体素质较高的优等生，既能够独立学习新的知识，完成作业以及老师的补充题，又可以通过协作帮助后两组同学解决疑难问题。

（二）教学目标分层。

根据布鲁姆的教学目标分类学结合学生的分层情况，可将教学目标分为识记、理解、掌握、运用四个层次，不同层次的目标对应不同层次的学生，“掌握”是甲乙两组同学需要达到的中级目标，而“运用”则是甲组同学所达到的高层次目标。

（三）教学内容分层。

四个层次，基础、方法、能力、情感。其中，“基础”层次是甲、乙、丙三组同学均要熟练掌握；“方法”“能力”是乙组、甲组要求达到的目标；“情感”虽然是高级目标，但不受智力因素的影响，要求甲、乙、丙三组同学都要达成。

（四）辅导分层。

辅导具体的基础知识只是最基本的要求，要想达到授人以渔的目的，就必须从精神理念、方法、动力上进行全方位的培养，这样不仅可以把教师解放出来，而且可以使学生更加牢固地掌握知识。另外，还可以动员优等生去辅导学困生，让二者达到双赢的效果。

（五）考试类型分层。

题型层次分为选择题和材料选择题；能力层次分为基础题目和能力题目；考查类型分为背景类、概括类、评价类、认识类、变化类、比较类、特点类、开放类八大类。总之，分层教学可有效解决班级授课制和因材施教之间的矛盾问题，可以清晰地梳理出嘉祥一中实现大融合之后面临问题的各种思路。落实这种先进的教学模式，可以使学生在自然和谐的环境中成长，使学生的素质得以全面、和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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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论文范文

人工智能（ai）是一门极富挑战性的科学，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必须懂得计算机知识，心理学和哲学。人工智能是包括十分广泛的科学，它由不同的领域组成，如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等等，总的说来，人工智能的目的就是让计算机这台机器能够象人一样思考。这可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如果希望做出一台能够思考的机器，那就必须知识什么是思考，更进一步讲就是什么是智慧，它的表现是什么，你可以说科学。

家有智慧，可你决不会说一个路人什么也不会，没有知识，你同样不敢说一个孩子没有智慧，可对于机器你就不敢说它有智慧了吧，那么智慧是如何分辨的呢？我们说的话，我们做的事情，我们的想法如同泉水一样从大脑中流出，如此自然，可是机器能够吗，那么什么样的机器才是智慧的呢？科学家已经作出了汽车，火车，飞机，收音机等等，它们模仿我们身体器官的功能，但是能不能模仿人类大脑的功能呢？到目前为止，我们也仅仅知道这个装在我们天灵盖里面的东西是由数十亿个神经细胞组成的器官，我们对这个东西知之甚少，模仿它或许是天下最困难的事情了。

在定义智慧时，英国科学家图灵做出了贡献，如果一台机器能够通过称之为图灵实验的实验，那它就是智慧的，图灵实验的本质就是让人在不看外型的情况下不能区别是机器的行为还是人的行为时，这个机器就是智慧的。不要以为图灵只做出这一点贡献就会名垂表史，如果你是学计算机的就会知道，对于计算机人士而言，获得图灵奖就等于物理学家获得诺贝尔奖一样，图灵在理论上奠定了计算机产生的基础，没有他的杰出贡献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这个东西，更不用说什么网络了。

科学家早在计算机出现之前就已经希望能够制造出可能模拟人类思维的机器了，在这方面我希望提到另外一个杰出的数学家，哲学家布尔，通过对人类思维进行数学化精确地刻画，他和其它杰出的科学家一起奠定了智慧机器的思维结构与方法，今天我们的计算机内使用的逻辑基础正是他所创立的。

我想任何学过计算机的人对布尔一定不会陌生，我们所学的布尔代数，就是由它开创的。当计算机出现后，人类开始真正有了一个可以模拟人类思维的工具了，在以后的岁月中，无数科学家为这个目标努力着，现在人工智能已经不再是几个科学家的专利了，全世界几乎所有大学的计算机系都有人在研究这门学科，学习计算机的大学生也必须学习这样一门课程，在大家不懈的努力下，现在计算机似乎已经变得十分聪明了，刚刚结束的国际象棋大赛中，计算机把人给胜了，这是人们都知道的，大家或许不会注意到，在一些地方计算机帮助人进行其它原来只属于人类的工作，计算机以它的高速和准确为人类发挥着它的作用。人工智能始终是计算机科学的前沿学科，计算机编程语言和其它计算机软件都因为有了人工智能的进展而得以存在。

现在人类已经把计算机的计算能力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而人工智能也在下世纪领导计算机发展的潮头，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因为受到理论上的限制不是很明显，但它必将象今天的网络一样深远地影响我们的生活。

在世界各地对人工智能的研究很早就开始了，但对人工智能的真正实现要从计算机的诞生开始算起，这时人类才有可能以机器的实现人类的智能。ai这个英文单词最早是在1956年的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在此以后，因此一些科学的努力它得以发展。人工智能的进展并不象我们期待的那样迅速，因为人工智能的基本理论还不完整，我们还不能从本质上解释我们的大脑为什么能够思考，这种思考来自于什么，这种思考为什么得以产生等一系列问题。但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人工智能正在以它巨大的力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让我们顺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来回顾一下计算机的发展，在1941年由美国和德国两国共同研制的'第一台计算机诞生了，从此以后人类存储和处理信息的方法开始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第一台计算机的体型可不算太好，它比较胖，还比较娇气，需要工作在有空调的房间里，如果希望它处理什么事情，需要大家把线路重新接一次，这可不是一件省力气的活儿，把成千上万的线重新焊一下我想现在的程序员已经是生活在天堂中了。

终于在1949发明了可以存储程序的计算机，这样，编程程序总算可以不用焊了，好多了。因为编程变得十分简单，计算机理论的发展终于导致了人工智能理论的产生。人们总算可以找到一个存储信息和自动处理信息的方法了。

人类智力的结果都是一种反馈的结果，通过不断地将结果反馈给机体而产生的动作，进而产生了智能。我们家的抽水马桶就是一个十分好的例子，水之所以不会常流不断，正是因为有一个装置在检测水位的变化，如果水太多了，就把水管给关了，这就实现了反馈，是一种负反馈。如果连我们厕所里的装置都可以实现反馈了，那我们应该可以用一种机器实现反馈，进而实现人类智力的机器形式重现。这种想法对于人工智能早期的有着重大的影响。

在1955的时候，香农与人一起开发了thelogictheorist程序，它是一种采用树形结构的程序，在程序运行时，它在树中搜索，寻找与可能答案最接近的树的分枝进行探索，以得到正确的答案。这个程序在人工智能的历史上可以说是有重要地位的，它在学术上和社会上带来的巨大的影响，以至于我们现在所采用的方法思想方法有许多还是来自于这个50年代的程序。

1956年，作为人工智能领域另一位着名科学家的麦卡希（就是右图的那个人）召集了一次会议来讨论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方向。从那时起，人工智能的名字才正式确立，这次会议在人工智能历史上不是巨大的成功，但是这次会议给人工智能奠基人相互交流的机会，并为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起了铺垫的作用。在此以后，工人智能的重点开始变为建立实用的能够自行解决问题的系统，并要求系统有自学习能力。在1957年，香农和另一些人又开发了一个程序称为generalproblemsolver(gps)，它对wiener的反馈理论有一个扩展，并能够解决一些比较普遍的问题。别的科学家在努力开发系统时，右图这位科学家作出了一项重大的贡献，他创建了表处理语言lisp，直到现在许多人工智能程序还在使用这种语言，它几乎成了人工智能的代名词，到了今天，lisp仍然在发展。

在1963年，麻省理工学院受到了美国政府和国防部的支持进行人工智能的研究，美国政府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在冷战中保持与苏联的均衡，虽然这个目的是带点火药味的，但是它的结果却使人工智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其后发展出的许多程序十分引人注目，麻省理工大学开发出了shrdlu。在这个大发展的60年代，student系统可以解决代数问题，而sir系统则开始理解简单的英文句子了，sir的出现导致了新学科的出现：自然语言处理。在70年代出现的专家系统成了一个巨大的进步，他头一次让人知道计算机可以代替人类专家进行一些工作了，由于计算机硬件性能的提高，人工智能得以进行一系列重要的活动，如统计分析数据，参与医疗诊断等等，它作为生活的重要方面开始改变人类生活了。在理论方面，70年代也是大发展的一个时期，计算机开始有了简单的思维和视觉，而不能不提的是在70年代，另一个人工智能语言prolog语言诞生了，它和lisp一起几乎成了人工智能工作者不可缺少的工具。不要以为人工智能离我们很远，它已经在进入我们的生活，模糊控制，决策支持等等方面都有人工智能的影子。让计算机这个机器代替人类进行简单的智力活动，把人类解放用于其它更有益的工作，这是人工智能的目的，但我想对科学真理的无尽追求才是最终的动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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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小论文

在16世纪下半叶，女真的所有部落被清太祖努尔哈赤统一，在这个过程中，八旗也被逐渐的建立，每个旗的旗主都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众子侄，也就是八和硕贝勒。在八旗的建立当中，互相之间的利益是平均分配的，没有统一的隶属，只对清太祖努尔哈赤服从。在这个时期，军事民主制对其的影响依然是巨大的。

在相关的文献中有记载，在1622年，也就是天命七年三月，清太祖努尔哈赤明确表示，在他之后要实行八王共治国政制度[1]。

（二）汗位（皇位）推选制的实施与皇太极继位。

清太祖努尔哈赤还在世的时候，四大贝勒在后金政权中实力非常的高，大贝勒为代善，二贝勒为阿敏，三贝勒为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在四个贝勒当中，四贝勒皇太极本人行事较为稳重，人很机敏，而且对汉语比较了解，所以，清太祖努尔哈赤更青睐于四贝勒皇太极。于1626年，天命十一年九月，皇太极继承汗位，在皇太极继位期间，他通过各种对策将三大贝勒的权势逐渐的削弱，1636年，天聪十年四月，皇太极被尊号称帝，定国号大清，并且改为元崇德。这也标志着清朝皇权的诞生。

（三）顺治帝福临继位。

1643年，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月，皇太极突然病逝，在生前皇太极未立储嗣，更对新的建储制度未进行设立，这给汗位推选制的再度实施提供了有力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给最高权力传承制度进行了新内容的加入，其性质发生了变化。

皇太极死后，其弟睿亲王多尔衮与皇长子肃亲王豪格争夺皇位特别的激烈，使得继统危机一度的发生。后由五宫后妃所生子嗣中，以福临居长，成为了皇位的继承人，其中母孝庄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汗位（皇位）推选制向嫡长子皇位继承制的过渡与康熙帝玄烨继位。

顺治帝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在这个时期，逐渐削弱了八旗王公的权势，汗位推选制也就此而终。1661年，顺治十八年，顺治帝因发生天花去世，八岁的皇三子玄烨为皇位继承人，此次皇位的继承，是以个人的意志选择的继承人，也是第一次成功的案例。

（一）两废太子。

嫡长子皇位继承是在康熙朝实施的制度，于1675年，康熙十四年末，止于1712年，五十一年十月，有三十七年的历史。在四十七年九月，康熙帝第一次废黜允礽。五十一年十月，允礽在第二次被废黜，虽然其在紫禁城内被软禁，但是生活待遇尚可。

（二）雍正帝继位。

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病逝，胤禛利用康熙帝未宣布皇位继承人的事实，传出假圣旨，告诉所有皇子康熙帝已死，借机上位，而康熙帝秘密实施的建储计划也成为了秘密。

（一）秘密建储制度的建立是一个历史过程。

秘密建储制度的建立有两个阶段，一个是政策的创新，一个是制度的创新，由三个皇帝经过多年的摸索、创新、对其进行不断的完善，这三个皇位为康熙、雍正、乾隆，嫡长子皇位继承制最终完成了改革和创新。乾隆帝完成了制度的创新，于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对秘密建储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从而完成了制度创新的过渡。

（二）秘密建储制度是对中国古代皇位继承制度的创新。

这里所说的建储制度创新，其实就是对皇位传承的问题进行有效的解决，在延续王朝统治的基础上，将常规打破，建储使用的是新的方式和规则，在实际当中被成功的落实。可以说，秘密建储制度的出现，对我国古代建储制度而言，是一大改革和创新。

（三）秘密建储制度的缺陷。

秘密建储制度它是在封建社会晚期而诞生，以本质的角度来讲，它依然是沿袭王朝最高权力子孙后代皇位的传承，更是统治国家的工具，和嫡长子皇位继承制没有太大的区别。秘密建储制度有着自身的不足：在实施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皇储身份不是公开性的，和其他皇子相比，在教育、参政等方面没有明显的优势，使得皇储培养等方面造成一定的限制等[2]。

1840年后，中国逐渐的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作为清朝最高统治者，所拥有的决策权也只是部分，在这样的情况下，秘密建储制度也画上了句号。1862年—1908年，自同治元年至光绪三十四年，慈禧掌握清朝大权，历经四十七年，在此期间，慈禧懿旨确立嗣君，使得传承皇位和传承皇权长期的分离。

清朝皇位继承制度是中国古代皇位继承独有的一种制度，它对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转型带来一定的阻碍性，更是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一大原因。

[1]施莉琳。清初汗位推选制度的发展路径及其思考[j]。赤子（上中旬），2017（07）：9—18。

[2]汤玉梅。清乾隆帝的秘密建储与训政[j]。兰台世界，2016（19）：120—147。

历史

历史滚滚，如长江东逝水。时光历历，际会风云，星河璀璨。

这是中国，我是历史。

历史是一部人类进化史，从茹毛饮血到人工取火;从采集野果到吃上熟食;从石器到青铜器、到铁器;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封建社会。经历了多少腥风血雨、艰难困苦，用筚路蓝缕创造、铸就了永恒。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在历史的长河中，数不清令人叹为观止的文明创造陆续被记住。从最早的元谋人、蓝天人，到名震世界的北京人，再到后来的山顶洞人、河姆渡人和半坡人，他们的秘密正在被我们慢慢地揭开。

文明中外，到现在还让外国人羡慕，吃惊不已的三星堆遗址，是我国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涵最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

历史也是一部吃瓜史，各种滑稽人物轮番上场。周厉王在位时，觉得什么都是他的，于是直接控制了山林湖泊，还下令国人“不许说我!”最后，周厉王惨死在异乡。

周幽王为了博取宠妃褒姒一笑，点燃烽火，诸侯们到后却发现没有敌人，褒姒看到这场面，哈哈大笑。此后，周幽王多次点火，诸侯们渐渐都不再相信他。最终被犬戎杀死。这就是著名的“烽火戏诸侯”。

夏桀日夜与宠妃妹嬉饮酒作乐，残杀百姓，还说人民和他是月亮和太阳的关系，月亮不能灭亡，太阳当然也不会灭亡。后来，商国国王汤战胜了桀，灭掉了夏朝。

历史诠释了什么叫“忠”，介子推为了让重耳活命，割下了自己的肉煮给重耳吃。即便后来他没有被封赏，但当重耳火烧绵山时，为了让重耳好好治国，带着自己的母亲被大火活活烧死。

秦国的.改革家商鞅，在生前一心为秦国主持变法，可死后却遭到车裂，但秦始皇还是征用了变法。

吴起率军攻打秦国时，作战期间他与士兵们同甘共苦，但吴起的改革触动了许多人的利益，最后被贵族们乱箭射死。

历史也诠释了什么叫“贪”与“奸”。西周初年，齐国大夫田和将齐康公流放到海岛上，自立为国君，史称“田齐太公”。此后齐国在历史上被称为“田齐”。

时光匆匆，唯有历史永恒。这是中国，我在这里，我是历史。

历史小论文的

摘要：随着中国教育体系的发展，学生的基础教育尤为重要。新课标以教学中师生的“双边”理论为核心，指出了教师是“教”而学生是“学”的角色关系。这表明了在课堂学习中教师和学生之间互相沟通是很关键的，这对加强教师和学生教学上的一致性是很有必要的。

关键词：初中历史；课堂教学；师生互动；策略。

应新课标的要求，教学过程需要教师和学生相互交流，一起互动来提高学生的积极性。所以说在新课标形势下形成一套创新型的师生互动模式对教学质量来说尤为关键。初中历史教师同样要深刻地认识到这点的重要性，加强课堂的教学模式的能动性，全方位丰富教学内涵，挖掘出学生的学习潜质，将互动教学作用发挥到极致。

一、目前初中历史教学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一）教师没有肩负起引导者的责任。

历史教师在上课前必须做好详细的课程计划，尤其是针对课上的互动活动，都要提前做好筹备工作。部分教师在上课的时候也许能掌握好互动的规律，但是大多时候只有学生自己在行动，而教师缺乏指导能力的话，很容易让学生偏离课程中心。所以说教师的主导性还是有一定作用的，给学生讨论空间的同时更要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保证课程的正常开展，达到预期的效果。

（二）缺乏活跃的氛围。

有些教师虽然知道课堂互动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但是却忽略了学生间的交流和互鉴。对于传统的分组式学习无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很多学生不愿意主动参与其中，就减少了交流探讨的机会。教师可能觉得学生之间的探讨过于浅显达不到效果，无法抓住课程的重点，会延误课程的进展。但是这样会让学生提不起兴趣，没有学习的动力，没有共享的.学习过程着实让人觉得无趣。

（三）课堂互动内容学习价值不够高。

这么多年的教学经验可以看出，一些教师单纯地认为互动就是给学生提问题，太多的问题设置可能会使学生感到厌倦。教师过多地关注课程进展，只是按照自己以往的教学方式来给不同的学生讲解，忽略了学生间的差异性，这样会给学生拘束感。目前我们需要的还是更加深入的教学。

二、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师生互动的有效策略。

（一）创造融洽的师生关系。

课堂对教师和学生来说是共同学习的平台，师生之间相互了解才是关键，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各自的角色作用。教师要明白，与学生创造出融洽的关系对教学质量有很大的改良作用。师生关系处于比较和睦的状态下学生会感觉更加轻松，学习起来没有太大的压力，和教师互动就像是一个交朋友的过程。学生会逐渐适应这样的教学模式和氛围，对历史的学习更加有信心和乐趣。融洽的师生关系不仅可以给学生营造和谐向上的学习环境，也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和思考的积极性，活跃学生的思维，让教与学变得更加简单和容易，从而促进教学效率的提高。

（二）教师要做好课前的预备工作。

好教师不但要好好上课，更重要的是对于每节课都要提前做好课程计划安排，提前想好互动的形式和方案，对于互动环节中容易出现的问题要提前想好应对政策，以免正常上课时节奏被打乱。在教师和学生的互问互答的环节之外增添多一点和历史有关的游戏环节。在了解学生学习状态的前提下对学生进行分步分组地引导，让学生尽快融入历史学习的主题，教师监督学生把握好学习节奏，以最好的学习状态上完这节课。比如教师在上课前可以提示学生将自己感兴趣的课程提前预习一下，对里面的精彩内容先进行一定的了解，然后在上课时可以让有意向的学生现场表演，根据课本情节内容来进行自己的表演，增强大家对历史情节的印象，有助于历史课程的学习。

（三）抓住学生的学习特点。

现在的初中生可能处于比较桀骜的时期，对于这个时期的学生教师要用更温和的教学方式指引他们。相对来说他们的思维形式比较独特，教师要抓住这个特点做出有效地应对方案。注意多带学生进行一些实践性活动，体会理论和实践结合的乐趣。对于一些浮躁的学生来说，教师要有一定的耐心，不能一味地责问学生，这样会使学生更加敏感，走上叛逆的道路。教师要多和学生进行学习和生活上的沟通，全面了解和掌握学生的心理特点，对学生的优点和进步的地方，多进行鼓励，多发现学生的讲课时要有历史情节感，将学生带入历史的发展中。

（四）利用历史故事激发学生兴趣。

教师可以利用学生对历史故事的兴趣，对历史人物情节的好奇心，针对课本里的故事情节加以扩展，将学生带入情节发展之中，抓住学生的心理，让学生自己掌控学习过程。比如说在学习《春秋》这门课时，教师课前收集好相关的典故，然后向学生提问，以讲故事的形式将历史知识渗入其中，不仅可以让学生全神贯注的进行学习活动，还可以降低知识的难度，便于学生学习。对于学生的学习反馈，教师要及时地进行改正和扩充，学生有哪里不清楚不了解的要及时做出解释。

（五）通过多媒体形式教学。

现在的多媒体技术已经被应用到历史课堂学习中，并成为一种比较流行的学习模式。这样最大形式上优化了历史教学。初中生相对来说比较活泼好动，比较注重形象问题，历史原始的教材还是不够有吸引力，书本上的文字很难让学生感受到历史的伟大，教师需要利用多媒体给学生展示更真实生动的历史故事情节，以动画视频的形式展现出来自然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学生的历史情感随着教学视频慢慢地发散出来，整个课堂充满愉悦的气氛。教师给学生播放《虎门销烟》的视频，学生通过幻灯片观察硝烟的壮阔前景，同时思考当时的政治格局，了解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在此过程中历史的情感也得到了升华。

三、结语。

根据以上论述，在初中历史互动教学不仅加强了教师和学生的沟通还对学生本身的学习互鉴有莫大的益处。学生将自己学到的知识传送同学互相探讨，得到更丰富深刻的知识，同时全方位加强了学生整体素质，对教师的教学经验也有很大作用。教师要提供更多良好的学习渠道给学生，以互动的形式交流自己的兴趣点，活跃课堂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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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论文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我国领导人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奠定了思想基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下简称“核心价值观”），对于当今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提升个人的精神道德修养，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国家竞争力。

作为“京津冀”三核文化中一核的重要组成部分，保定在新时期抓住历史机遇，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促进发展，肩负起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使命。保定拥有悠久的人文历史底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保定人民发挥聪明才智，多元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悠”、“义”、“教”、“善”、“趣”的特点。这些对于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区域发展提供了借鉴。

一、保定人文历史的内涵。

保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多样化的文化相互交融，积淀了悠久的人文历史底蕴，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形成了“崇信、重义、尚和、争先”的新时期保定人文精神。笔者将保定的人文历史归纳为“悠”、“义”、“教”、“善”、“趣”这五个特点，有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保定的人文历史内涵。

（一）“悠”

“悠”取悠久长远之意，又有闲适自得之感，而保定的`历史文化便给人这样的感觉。保定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文物古迹众多，1986年被选为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涞源阁院寺、易县燕下都遗址、清西陵、曲阳北岳庙等众多文物古迹，年代久远，造型精美，气势磅礴，见证了古城保定悠久的历史文化。多样化的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彰显着保定历史文化的魅力。

（二）“义”

“义”是古往今来君子所追求的高尚品格，即正义、义气。保定人文历史悠久，是“燕赵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刺秦王报国家的荆轲，桃园结义的刘备等，都体现着保定人文历史中的侠义之气。在抗日战争时期，保定更是“红色之都”，作为革命的主要阵地，有着悠久的革命历史和优良的革命传统。红二师“七六”**等革命斗争和工人运动体现着保定人民的勇敢无畏，正义凛然。而狼牙山精神、白求恩精神、双拥精神等红色精神更是新时期保定人追求发展的精神支柱。

（三）“教”

“教”指因材施教，指导教导的含义。保定拥有丰富的学府文化，更是著名的体育冠军之城。莲池书院、保定陆军学校等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而现今的保定更是堪称“大学之城”，河北大学、华北电力大学、河北农业大学等高校，为学生打造优良的学习环境。不仅如此，保定还培育出大批的优秀体育人才，涌现出多位世界冠军，在世界大赛中为国家争得了无数荣誉。

（四）“善”

“善”有善良、美好之意。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保定人民热情好客，道德诚信，涌现了无数的全国道德楷模。“油条哥”坚持不用“复炸油”，为商家做出了榜样；“河北农大9301班”的事迹更是感动了无数人，将真情传递，这些事例都彰显着保定人民的精神风貌。保定人民积极建设现代化开放城市以迎接四方游客，始终保持坚定的政治立场和觉悟，拥护国家的政策、方针，以迎接新时期的机遇与挑战。

（五）“趣”

“趣”取其美学艺术上的概念，指文学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志趣、情趣和意趣等。保定拥有特色鲜明的地域民俗文化，河北梆子、北昆、老调、评剧、京剧等多种曲艺剧种深受人们的喜爱；曲阳石雕、白沟泥塑、徐水狮子舞等民俗文化在全国享誉盛名，“保定府三宗宝，铁球面酱春不老”的民谣更是让人民津津乐道，体现着保定人民生活的志趣。

二、保定人文历史在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

核心价值观是各地区思想精华的总结与凝练，来源于地方而又高于地方。保定的人文历史精神是保定人民长期奋斗所凝结的思想动力。保定的人文历史精神以核心价值观为思想统领，同时又为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奠定政治、群众、地域文化等基础，是促进其发展的重要载体。

（一）政治保障，优先发展。

保定自古以来便是政治军事要地，为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奠定了政治基础。一方面，保定为核心价值观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前提。悠久古老的保定城池有着三千多年的历史，一直是河北省重要的政治中心。抗日战争时期，作为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爆发了黄土岭战役、平原游击战、地道战等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役；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保定成为我国最早的一批现代工业城市，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因此保定地区有着坚定的政治立场，保定人民有着极高的政治素养与觉悟，形成了忠义的品格，这与核心价值观的“爱国”、“诚信”等内涵相得益彰，为其发展提供了政治前提。

另一方面，保定作为“京津冀一体化”重要战略中的组成部分，为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政策支撑。“京津冀一体化”的提出旨在探索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道路，保定依托悠久的人文历史，努力打造特色文化产业，提升文化软实力，有利于核心价值观的融入与发展。

（二）群众支持，加快推进。

人民群众是价值创造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人杰地灵的保定在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中提供了人的因素。一方面，保定是著名的“名人之乡”，赵国将相廉颇和蔺相如，精密计算圆周率的祖冲之等，都彰显着保定人民的聪明智慧，能够更好地挖掘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另一方面，保定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保定人民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的指导思想，有着极高的政治觉悟与素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艰苦奋斗、团结奋进、不断争先的民族精神深深扎根于保定人民的心中，与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一脉相承，为其发展提供广大的人民支持。依托保定的人文精神，保定人民将会更加热情，更加积极地推进核心价值观的发展。

（三）文化支撑，提供借鉴。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曾提出“软实力”的概念，指出文化在构建软实力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一座城市发展的活力源泉。保定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重视城市文化品牌的培育，近年来注重打造“红色文化之城”、“旅游文化名城”等品牌优势，形成了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同时保定又位于京畿地带，有着地域优势，为核心价值观提供地域文化支撑。丰富的文化资源构成了培育核心价值观的大环境，使得核心价值观更加大众化，有利于为核心价值观在其他区域文化的培育和践行提供借鉴。

（四）增强认同，便于理解。

核心价值观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凝练与升华，它来源于地方又高于地方，因此只有将区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的内涵相结合才能促进更好的发展。保定人文历史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作用。核心价值观是对保定的人文历史有着“悠”、“义”、“教”、“善”、“趣”等特点，这些都与核心价值观赋予的内涵相契合，将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融入到保定人文历史中，有利于保定人民更好地理解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增强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更好地实现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指导功能。

（五）实践平台，开拓空间。

保定地区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更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先锋，这些实践经验的总结为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提供了借鉴，搭建了实践平台，开拓了广阔的空间。抗日战争时期，保定人民伟大的革命实践铸就了他们艰苦奋斗，勇于实践的优良品格。

新中国建设时期，保定成为首批工业城市，促进经济的发展。新时期保定人民开发利用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走在了国家的前列；努力建设“低碳城市”，打造“中国电谷”；巩固发展文化产业，提升文化软实力，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实践。新时期的保定紧抓历史机遇，努力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将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拉回到实践的层面，而积极的实践又为核心价值观的指导引领作用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总之，保定的人文历史精神与核心价值观赋予的内涵是一脉相承的，依托保定的人文历史，将核心价值观融入到保定的人文历史中去，有利于增强核心价值观的区域认同感，将理论付诸实践，更好地发挥其指导引领的作用，促进区域更好更快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刘京花.依托保定人文精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j].保定学院学报,2013,26(3):123―127.

[2]约瑟夫奈.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m].吴晓辉,钱程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历史

一、无文字社会的历史书写。

不过，马林诺斯基仍然把所研究的对象看成是一个均质、结构不变的社会，个人的生命史也就是群体的发展史，对个人生命史的把握也就足以理解一个群体的大致历史。在《伊隆戈人的猎头》这本书中，罗萨尔多宣称要对伊隆戈人的社会与历史进行研究。伊隆戈社会没有文字，同样是一个人口很少的边缘性群体，罗萨尔多会如何走出前辈学者的困境，书写伊隆戈人的历史？1565年，西班牙在菲律宾建立殖民统治，直到1898年菲律宾因美西战争易手，成为美国的殖民地。至少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伊隆戈人的生活就和外界环境联系在了一起，西班牙人、美国人、日本人轮番登场，伊隆戈人的生活世界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罗萨尔多引入了代际分析的研究方法书写伊隆戈人的历史。伊隆戈社会并没有文字记录其历史，也就缺乏社会制度发展的相关文献资料，即使有也是他者带有偏见的记录。故罗萨尔多认为以往人类学中的历史研究多半出自臆测，形成所谓“伪历史的推测”。

罗萨尔多认为：“马林诺斯基的传记方法强调个人能力、个体能动性，克服了人类学田野工作时间较短的问题；从而展现个人生命周期与其他社会机制的互动，并且增加了社会系统研究的时间长度和维度。不过马林诺斯基的生命史研究方法还算不上民族志写作的终极指南，要将历史过程进一步加入民族志当中……将使用包括生命周期、年龄与性别角色、代际交往，以及家庭周期在内的一系列核心概念，作为个人史研究中社会结构方面的参数。”[1]103通过代际分析能把对整个时代的撰述变为一系列个人传记的集合，并将其与这些个人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背景结合起来分析。罗萨尔多在书中写道：首先，这群人通过某一历史运动，获得了集体认同；其次，他们作为一个有着自我意识的群体，在社会中长期存在。这群一同成长的人们，随后也一同慢慢变老。通过代际分析，使我们可以了解群体繁衍、延续、变动以及完全改变社会结构的各种发展过程。借助这一分析方法，我们可以看到上一代人正逐渐离开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而下一代人正逐渐上升取代他们的全部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我们可以注意到产生世代延续，以及每代人独特特征的社会机制。[1]104—106代际分析把当地文化认可的生命周期过程、个体生活的生命史、历史事件对某一历史时段的巨大影响，以及一代又一代的社会更替过程，整合在一个复杂的叙事框架当中。

样本量的大小及其样本的`代表性仍然是个问题，个体—群体—整体之间的关系不仅表现在“量”的方面，还表现在如何通过“量”的累积提高“质”的方面。以研究一个群体的历史来洞察整体的历史的逻辑基础在于“用代表性样本方法来代替全面调查”。[10]对“代表性样本”的选取过程永远只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客位分类，也就无法做到所谓的“洞察”整体的历史。当民族志文本形成之后，读者所看到的仅是作者对“代表性样本”的表述，没有进入样本的其他个体因研究者的“文字暴力”被排挤出对整体的历史呈现过程当中，他们从此销声匿迹。[11]在全书中，读者看不到罗萨尔多任何关于伊隆戈妇女生命史的完整记录。即使出现对妇女的描述，也只是穿插在对男人的描述之中，成为一种注脚。已经形成的民族志文本中缺失了妇女的声音，仅此一点就能成为女性主义人类学者攻击的口实。

二、田野工作时间的“长”与“短”。

罗萨尔多认为，人类学者常常错误地假设他们研究对象的文化是永恒、静止的，这种错误假设的根源在于短时期的田野工作。人类学者过分局限于自己在短暂田野中所获的观察，对他们来说，见到的就可以相信。[1]埃德蒙·利奇也认为：“这种爱好‘均衡’诠释的偏见，源于人类学家所获资料的性质和从事田野工作的条件。”[3]20经过30个月的共时民族志田野工作之后，罗萨尔多摒弃了依靠一段事件的观察构建复杂社会发现模型的做法，而是通过对个案的研究揭示更为久远的历史、探寻社会过程发展的轨迹。基于此，罗萨尔多认为：“实际田野工作的短暂对民族志研究造成限制这一点并不属实，只是一种幻觉；或者说，这种局限的确存在于某种类型的民族志调查之中。”[1]通过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就可以克服田野工作短暂的不足。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田野工作，并非与人类学同时诞生，而是在人类学学科发展过程中才成为一种不可缺失的研究方法，并逐渐被其他学科所借用，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种十分重要的研究方法。在人类学的发展史中，直到19世纪末，大多数人类学家的研究都是出自于“安乐椅”上的玄想，所采用研究资料依靠探险家、传教士、旅行者或是殖民者的记录。20世纪以来，人类学家对“安乐椅”上的人类学家所作所为加以批判，认为人类学家依靠二手甚至转手多次的文献与文字所作的研究不过是对历史的臆测。于是，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走进研究对象的现实生活中，在与研究对象的接触中目睹其生活方式、聆听其故事。在田野工作成为一种研究方法的过程中，马林诺斯基无疑起了关键的作用。马林诺斯基的田野工作使人们理解了田野工作之于人类学者的重要意义。像马林诺斯基这样卓越的田野工作者，他所做田野工作的时间累计约两年半长，超过了他之前所有的人类学家。[12]马林诺斯基的田野工作时间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调查的时间少于一年，就不可能对研究对象有深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