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神话论文（优秀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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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代文学视野下的中国画创作论文

确定中国古代文学论文写作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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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论文的价值和质量，出此一定要慎之义慎。

散文。

辞赋小说戏曲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和代表作家，以人之力，木可能全部掌提，n此，可以从各个历史阶段中选择一个历史阶段作为研究对象，也可以从各种文体中选择一种文体来研究，还可以缩小到诸如研究某一时期的某种文体，甚至还可以再缩小到研究某个流派.以至于单个作家作品c题目愈小，在材料发掘和论述分析方面就能愈加深入细致，对初学论文写作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中国古代文学与人文精神论文

神话大多数反映了原始先民对他们自身所处的世界中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想象和原始理解。神话为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创造了素材和文学样式，也提供了精神典范和文化心理。

神话是文学的源头和材料库。中国古代神话源远流长，它不仅给中国历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也为中国文学史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神话提供统一的民族精神。

神话大多数反映了原始先民对他们自身所处的世界中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想象和原始理解[1]。虽然我国上古神话受到种种破坏，但人们依旧能够从中看到古代先民的智慧与理想。

一、神话为我国文学发展提供了最早的统一的族群心理和精神取向。

神话中乐观进取的精神、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征服自然的气慨，对后世文人及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上古神话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最为质朴的纪录。上古神话中蕴含着古老的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源泉与脉络，它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恩斯特卡西尔曾说：“一个民族的神话不是由它的历史确定的，相反，它的历史是由它的神话决定的或者不如说，一个民族的神话并不决定而是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命运。”[2]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塑造了一个国家的文人精神。文人在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总是依照某种民族文化心理进行自己的思维构建，阐述某些思想。所以，神话作为最初的文学的渊源，神话中催人奋进、乐观进取、不屈不挠的精神逐渐融入我国的民族精神中，对我国文人的文学创作内在的精神品质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

二、上古神话展现了人们不屈服自然，勇于与自然的斗争的精神。

原始人们不屈于大自然的神秘莫测的威力，幻想通过神力战而胜之，借神话表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斗争精神。神话中所表现的人类先祖与大自然积极抗争的生动情景，一直给人们一定程度的力和美的享受，鼓舞人们在逆境中奋起反抗。首先，神话带给现代人一种精神的激励与鼓舞。神话的现实性引导人们直面现实的生存环境;神话的抗争性指引人们勇于挣脱各种各样的束缚，保持一种死而不己的反抗精神;神话又使人们深思自身的存在价值，特别是一直流传下来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精神，引导人们面对生存做出种种思考和抗争。比如屈原的作品中抒情主人公的塑造，遨游天阙，驾驭众多神灵、御飞龙乘鸾凤遨游昆仑仙境的神话就来自上古神话的精神追求。后世诸多文人的诗词歌赋寄予的众多神话形象也都蕴含着某种激昂奋进的民族精神，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展现的神话人物有着丰富的民族性格，其实也是文人自身的精神底蕴。

神话促进我国文学发展。

一、神话促进中国各种文学体裁发展。

神话的题材内容和各种神话人物对历代文学创作及各民族史诗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它丰富的想象和对自然事物形象化的方法，对后世作家的艺术虚构及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形成都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中国古代神话的口头叙事形式也成为叙事文学体裁如小说等的先河，不少神话直接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了创作题材。神话具有美学价值、历史价值与认识价值，它对研究古代社会家庭制度、原始宗教、风俗习惯等都有重要参考价值。中国神话在中国古代即受到一些先哲、史家、学者的注意。他们不仅在著述中加以记述和援引，而且还对神话提出过一些片断的见解、解释和说明。但更多的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排除其虚幻想象的成分，企图从中寻找历史的根据。

二、神话为后世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神话是原始先民面对自然生活的夸张想象。神话的创作与远古人民争取生存、向自然力抗争的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往往表现了远古人民对自然力的抗争和对提高人类自身能力的渴望。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3]原始神话认为自然界的一草一木都有神灵，如河出现神、山神、水神、雷公、电母等神灵。

初民在创作神话时，一般是从现实生活中具体个别的事物出发，通过想象和幻想，赋予具体个别的事物以一定的概念和思想感情。鲁迅先生说：“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赌天物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4]初民把每一种自然现象或自然力都看成是由神灵在操纵着。战国时的《庄子》一书中不少寓言就是根据神话改编的。如《逍遥》中的鲲、鹏就是《山海经》中北海神兼风神的化身。汉代的赋体，如曹植的“洛神赋”就采用洛水女神宓妃的形象。

三、神话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及表现手法影响了后世文学。

神话是原始人通过幻想以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所作的形象描述和解释，用虚幻的想象表现了先民们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强烈愿望和乐观主义、英雄主义精神，是人类早期不自觉的积极浪漫主义艺术创作。

神话中的各种精神和理想抱负为以后的文学提供了借鉴。英雄主义、乐观主义、强烈要求改变现实，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对后世作家进步世界观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比如屈原对清明政治的追求，陶渊明对桃花源式的乐园的向往，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遨游天际的畅想，屈原《离骚》《天问》中对神话人物信手拈来的潇洒化用，李白诗歌中的神话人物更是被赋予了众多浪漫开朗明艳的思想感情，让后人拜读之后自然而然兴起的对中国远古神话的畅想。

神话作为原始先民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先民对自身和外界思考和感受，包含着浓郁的情感因素。神话对文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他是文学家的素材，更为重要的是，神话包含的文化精神和民族性格，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道路。

结语。

通过研究上古神话，我们可以更好地追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因为由神话开创和莫基的精神特质在社会文化生活中起着巨大精神力量的作用，它们都曾以潜意识的方式影响着几千年来人们的文化思维方式，进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只要秉承这些有利于生存、发展的精神品质，一个崇尚道德、境界高远的华夏民族将会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参考文献：

[1]袁珂.中国神话史[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57.

[2]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m].华夏出版社，1990：146。

[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m].人民出版社，1972：113.

中国古代文学与人文精神论文

摘要：

总之，我们正在积极探索实践教学的具体实施，并基本上形成一定的体系。各文体的实践性学习各成体系：既有分散进行、与理论教学相结合的实践性学习，又有相对独立、承担多项教学目标的综合性实践活动。

关键词：

一、诗歌部分。

作为广义的概念，诗歌在中国古代涵盖了古诗、词、曲、民歌等内容。从认知、能力、素质三方面的教学目标来说，古诗、词、曲的实现途径和效果是基本一致的。对这一部分内容，我们设计了三个实践教学目标：识记、背诵名篇;理解、鉴赏古诗;对古诗进行文本解读、设计教学方案并付诸实践。下面依次谈谈具体操作。

1.识记与背诵。在本专业的培养方案中，职业及专业技能训练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有本专业的学生在入学初就按学号顺序划分为若干小组，每组最多10人，安排一名指导老师，按照系部制定的职业及专业技能训练方案在两年理论学习同时对学生进行技能训练。本课程的实践教学也依赖于这一前提，二者紧密配合，互为体系的组成部分。一定阶段的内容结束后，老师给出必背篇目，每个小组的成员到本组小组长那里背诵过关，小组长做出详细记录并评分;小组长集中到学习委员那里过关并评分;学习委员的背诵情况则由任课教师直接负责。同时，老师在课堂上会进行不定时不定人数的随机抽查背诵，抽查到的同学的背诵情况若与小组长记录情况不符，本组同学需抽时间接受学习委员的检查过关。这种方法比之期末试卷中的填空默写更能落到实处。此外，职业技能训练中每学期都有古诗背诵的任务。

2.理解与鉴赏。这一目标和实践任务安排在第二学期专业技能训练中的“文学作品欣赏”中，学生对给出的古诗篇目进行鉴赏，写出书面的小文章，同组成员间互相交流，老师评改。

3.古诗解读、讲好一首古诗。古诗解读安排在第三学期专业技能训练的“文本解读”中，学生从分析文本的角度写出书面的文章，小组交流教师评改。诗歌部分结束后，安排时间由各组准备教案，选派一人在课堂上讲一首古代诗词。

4.在识记、理解、鉴赏、深入认识之后，分班组织古诗词朗诵会，使学生对古代诗词有一个感情上的升华。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期间参赛选手可以请老师指导。班委做好会务工作。朗诵完毕，由学习委员、普通同学、老师组成的评委评分并确定名次，给出相应的奖励。通过这样扎实的过关，到综合性活动朗诵古诗词、讲一首古诗词的时候，学生基本上可以表现的游刃有余，也为他们今后在中小学课堂上讲授古诗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散文部分。

古代散文一个是语言的隔阂，一个是与政治、道德的紧密联系，都使得学生学起来比较费劲。而要集中在课堂上去疏通文意，再去理解、分析文章，是很不现实的。因此需要学生在课前利用课余时间去自主学习，搞清楚文中的字词、特殊用法、句式等，大体上搞懂文章的字面意思。课堂上，大家先互相汇报自主学习的成果，然后再分小组讨论文章的主题、写法、结构等。

1.课前预习。在每次课前一周布置预习内容，包括文学常识、文言字词读法意义、文章大意结构以及相关的问题。学生自己利用工具书、网络等自主学习，并分组整理学习成果。

2.汇报学习成果。用一堂课时间让学生分组解决上述基本问题，采用面对全班讲解的方式，过后老师不再重复，只对缺漏的部分做出补充。

3.提高与升华。解决基本问题之后，针对选文中涉及的观点提出一些问题进行讨论、论辩，如王安石在《读孟尝君传》中认为“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得一士”就可以称霸天下，让学生结合战国历史对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培养学生善于发现问题、树立自己观点并证明自己观点的思辨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另外，学生口头讨论之后，形成文字，在此过程中学习古人立论的构思和写作技巧。散文部分的实践性学习可以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探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点燃他们对古代文化的兴趣，同时能够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口语表达。课堂气氛也从之前老师一言堂时的沉闷而变得比较活跃。

三、小说与戏剧部分。

小说和戏剧都属于叙事性文体，很多古代的小说和戏剧也都搬上了现代荧屏。但总体来说，学生在这两个方面的基础仍然有很大差距。因此，在具体操作方面，有细微的差别。

1.小说。

唐传奇、明清小说的故事是学生之前都有一定了解的。因此很大一部分内容基本上交给学生自主学习。大家互相讲一讲小说所写的故事、对人物的看法以及对主题的讨论，自由发表观点。老师只对一些重要的文学常识和主题趋向进行总结和点拨。这样就有效利用了学生已有的知识积累，也避免了在课堂上占用过多的时间去叙述故事情节，更重要的是学生感觉到自己参与其中了，会增强他们进一步学习和探索的兴趣和动力。

2.戏剧。

戏剧部分是整个古代文学中比较难的地方，同时也是学生基础比较薄弱的地方。虽然它与现代影视在性质、作用上有一致之处，但因为年代久远资料缺失，学生很难直观地去把握古代戏剧的真正面貌。所以在进入这一部分之前，先放映电影《霸王别姬》，里面有许多古代戏剧唱段、扮相等，虽然主要是京剧，但已经足以让学生对古代戏剧有所认识了。看完之后，就结合影片内容讲解古代戏剧的一些常识，并让学生写观后感。

3.综合性实践活动。

小说、戏剧部分结束以后，布置学生按照分组，每组同学选取古代小说或戏剧中的某个片段或场景，自编自导自演一个小的舞台剧。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然后在班上表演并上交剧本。学生通过选题、改编、分派角色到具体揣摩人物的语言、动作乃至心理活动，不止对戏剧和小说的文体性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且对古老的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亲近感。

四、小结。

总之，我们正在积极探索实践教学的具体实施，并基本上形成一定的体系。各文体的实践性学习各成体系：既有分散进行、与理论教学相结合的实践性学习，又有相对独立、承担多项教学目标的综合性实践活动。同时，课堂内的实践教学与职业、专业技能训练中的实践学习双线并行、互相配合。经过这一系列的主动参与和探索，学生不仅在活动中掌握了知识、提高了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对古代文学“高山仰止”、望而生畏了，而是从内心里感受到了古代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和活力，甚至喜欢上古代文学。这正是我们古代文学教学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那就是――发掘古代文学和文化的现代意义，使她进入现代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现代人的精神世界。

从课时分配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论文

[摘要]成书于清代的《芥子园画谱》，是一部在中国画史上影响深远的传统绘画教科书。本文通过对《芥子园画谱》的教学思路进行分析，探讨中国画的程式对当今的中国画教学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芥子园画谱》程式中国画教学。

一、《芥子园画谱》中的程式化教学思路。

（一）完整细致而有章法的编撰。

《画谱》在编排上，并未按写意与工笔等绘画语言特点来分类，而是按传统的以题材划分的方式将整部书分为山水、兰竹梅菊、翎毛花卉、人物四集。《画谱》每一集，皆编撰细致而章法谨严。例如，《画谱》的初集山水卷共分青在堂画学浅说、树谱、山石谱、人物屋宇谱、名家山水谱五卷。卷中对绘画要注意的问题几乎都有论述，大至笔墨运用的'原则，小至一些小窍门、小常识，都有详解，可见编者用心之细。《画谱》从具体形象入手，将对画法画理的讲解贯穿其中，[1]如此低的学习门槛，自然会让刚入门的中国画学习者，走出充满自信的第一步。

（二）对绘画法度的强调。

《画谱》开篇即点明：“鹿柴氏曰：‘论画或尚繁，或尚简，繁非也，简亦非也。或谓之易，或谓之难，难非也，易亦非也。或贵有法，或贵无法。无法非也，终于有法更非也。惟先矩度森严，而后超神尽变，有法之极归于无法。如顾长康之丹粉洒落，应手而生绮草；韩斡之乘黄独擅，请画而来神明，则有法可，无法亦可。’”《画谱》中每一种形象都有法度可依，而这些法度又来源于先贤们的笔墨程式，初学者尽可参照其中的法度来循序渐进，而不至于了无头绪。

（三）举一反三、变化无穷的笔墨运用。

《芥子园画谱》主要以中国画的初学者为对象，使学习者渐渐领悟其规律。编者提到“千石万石，不外叁伍其法。”[3]“四岐者，即画家所谓石分三面，树分四枝也。然不日面而日岐者，以见此法叁伍变幻，直若路之分岐，熟之，则四岐之中面面有眼，四岐之外头头是道，千头万绪，皆由此出。”[4]纵览《画谱》全书，便会发现，书中每一技法，皆以起手式的一笔一画开始讲解，然后举一反三，初具形态；进而“叁伍其法”，略成规模；熟练技法，参透规律之后，便可衍生出千变万化。这种由易渐难，由简入繁的方法，使学习者不至于耽于死记硬背的困局中，而是除了熟练掌握技法，提高笔墨能力之外，还能探索技法的变化规律和应用方式，活学活用。

二、《芥子园画谱》程式化教学思路的启示。

（一）中国画的程式化特征。

程式是指艺术形式构成的一般方法或规则，是一种艺术区别于另一种艺术的主要标志。具体到实践中，就是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均按照一定的程式进行操作。而程式的产生，是长期的艺术规律总结，以及大量艺术经验的积累。在中国画中，程式主要表现为程式化的笔墨形式和技法，是一套经过千百年发展形成的，已经比较稳定的规范。

中国画程式化特征的形成，是一种历史文化的产物，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结果。中国画的程式化，是中国传统绘画在美学范畴内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的心理特征和民族感情的体现。而中国画的程式化教学，便是作为传统艺术的中国画，代代相传永无止息的重要工具。

（二）《芥子园画谱》的程式对教学的启示。

程式化教学思路在当今中国画教学中依然起着重要作用，这些作用在中国画入门学习阶段尤为明显。作为程式化教学的经典教材，《芥子园画谱》在教学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意义。

1、唤起学生对传统笔墨技法的重视。

笔者认为，任何一名中国画专业的学生，不论其入学时水平如何，都不可忽视对传统笔墨技法的学习。《芥子园画谱》对于国画初学者来说，便是一部对于学习笔墨技法很有帮助的工具书。《画谱》博采众家之长，其收录体例之丰富，呈现篇幅之大，对画理法度讲解之精辟入微，叙述语言之通俗易懂，传授技法之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使初学者能了解中国画技法及创作的细微之处，对传统笔墨技法有更好的掌握。2、对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道德修养起到辅助作用。

由于程式笔墨符号的生成是由于文化底蕴的不断积累，所以这些符号所蕴涵的既定意义，使得审美活动也呈现出一种程式化的状态。在课堂教学中的知识点讲解中，程式化符号的积累，又能帮助学生在较短时间内，领悟知识点的关键所在，提高了教学效率，节约了教学资源。

在中国画的类别中，程式化特征最明显，程式化笔墨最丰富是山水画，而《山水集》又是《芥子园画谱》中的最重要一集。艺术家任思维驰骋与天地之间，寻求与自然融合的同时，心灵受到了洗涤，人格获得了净化。

三、结语。

中国画的程式化符号语言是绘画艺术家们长期积累的结晶，正如《画谱》中的笔墨程式，是前人在自然物象的基础上概括、取舍、提炼地表现自然的艺术语言。通过程式化教学，学习者们可以更好地掌握笔墨规律，但正如程式化符号语言本身也是不断积累和拓展的产物，重视笔墨程式的同时，更应该运用传统的规律，活学活用，真正提高中国画的创作能力。

注释：

[1][2][3][4]吴蓬，杨为国．芥子园画谱·第一集·山水[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六页，第一七页，第一一八页，第四一页。

[5]徐建融．从古典到现代——中国画学文献[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第209页。

[参考文献]。

[2]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周积寅.中国画论辑要[c].江苏，江苏美术出版社，2006。

[5]肖鹰.中西艺术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徐书城.论程式化[j].美术研究,1993,(01)。

中国古代文学与人文精神的论文

人体解剖学作为一门传统的医学基础课，但是在授课过程很多还是以理论知识的讲解为主要的教学形式，教师尤为注重培养医学生的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因而一味对其灌输，在教学考核标准上还是沿用以往的方式，考核学生对知识的记忆能力。虽然部分学校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在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上的进行探索性的尝试，改进传统灌输式或是填鸭式的教学方法，适当对应试教育给予淡化等，然而依旧忽视了授课过程中融入人文精神的重要性。人体解剖学作为医学生步入医学殿堂来接触到的第一门医学专业基础课程，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因而于解剖学教学中融入医学人文精神的教育，让学生们在学习中感受人文精神的熏陶，提升个人人文素养，体现人文关怀，形成良好的医学职业道德，进而促进医学教育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针对现代解剖学实际教学的具体特点，结合医学人文精神，我们正在尝试着进行以下的探索，希望与同道共同研究。

2.1在解剖学教学中培养人文素质。

2.1.1解剖学课堂教学中融入医学史医学史是研究社会政治、经济、哲学、科学、文化和医学的相互关系来揭示其发展过程和规律的科学，是医学与人文的一门交叉学科，在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中具有重要意义。在人体解剖学课堂教学中，适当融入医学史的讲授，用医学发展历史和解剖学科的发展有密切相关的一些经典的内容。例如西班牙医学家、神学家米凯尔塞尔维特，通过解剖观察，提出了肺循环学说，为血液循环学说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却因为违反了教义，还没有来得及完成这项工作，就被反动教会活活烧死。在解剖学课堂教学中，通过生动的医学史的讲授，来培养医学生追求真理、不断创新的人文情怀。

2.1.2解剖学实践教学中强化人文精神在解剖学实践教学中，密切融合人文精神、伦理观和职业道德的教育。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究“死者为大”，尸体虽然不存在物质生命，但我们在教学中适当的融入医学伦理观，爱惜尸体，杜绝任何不尊重甚至亵渎尸体的行为，教育学生不能把尸体看成仅供解剖操作的“物”，深刻认识“尸体”同“教具”间的区别，明白尊重尸体就是尊重人性［４］，进而更加热爱生命、敬畏生命，从中深切感悟自己将来作为一名医护人员的责任所在，在将来岗位上才能关心患者、尊重患者。因此，解剖学不仅是一门医学课程，更是一门人文课程，通过解剖学教学过程中的医学人文精神的点滴浸润，培养形成学生高尚的职业道德情操和良好医德医风。

2.2注重教学人文建设，改善教学条件。

2.2.1注重教学环境的人文建设在办公楼楼道、校园展示栏、教室墙壁上悬挂医学名家名言名句和解剖学大事记，使学生耳濡目染，发挥人文景观的育人作用，加强历史文化沉淀。

2.2.2改善解剖实验室环境在实验室内完善排气系统，减少甲醛的刺激气味；在实验室周围种植花草植被，吸附甲醛，净化空气，以减轻有害气体损害师生的健康［４］，改善解剖实验室教学环境，体现人文关怀。

2.2.3建立数字化及网络人体解剖教学平台建立“虚拟数字人体解剖馆”和人体解剖学网络课程，在解剖学教学中充分利用虚拟数字化解剖学教学系统、现代多媒体互动影像技术和网络教学平台等高新技术教学辅助手段，化繁为简，改变“以教为主”的传统教学结构，以逼真、直观且形象方便的方式，让学生对所学内容多层次多角度的理解并有效掌握，也调动学生学习解剖学的兴趣，克服厌恶恐惧情绪，营造温馨和谐的学习氛围。

2.2.4发扬红十字的奉献精神、建立红十字人道与生命教育基地解剖学的教学过程中离不开“大体老师”―――尸体的帮助，如今尸体的重要来源是遗体捐献者的无私奉献。因此，我校建立红十字人道与生命教育基地（包括人体生命科学馆、医学伦理教育馆和遗体捐献站等），树立“红十字运动之父―――让亨利杜南”的雕像，弘扬红十字的“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用捐献者“逝而不已、留爱人间”的献身精神，来培养学生敬爱生命、救死扶伤的职业精神。通过教学环境的建设、教学环境的改善，使人体解剖学教学和医学人文精神相互融合统一，陶冶学生心灵。

2.3举办人文教育活动，歌颂遗体捐献者奉献精神。

现代解剖学的发展和遗体捐献者伟大的贡献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把自己的身体奉献给素未谋面的医学生，他们就是对学生进行医学人文教育的最好的老师。我们在解剖学课程开课初期，举办人文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参观校内的红十字人道与生命教育基地，向学生讲解众多遗体捐献者的感人事迹，如一位遗体捐献的革命红军老干部在遗嘱这样写到：“我是唯物主义者，我是共产党人。自入伍以来，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我一生的宗旨；尤其是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我就把我的一生包括生命交给了党的事业；活着一生是为了党和人民服务的一生，死后也属于人民！在我生命结束后，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当心脏停止跳动后，穿上军服，盖上党旗，即把遗体交给人民，由医务系统进行医学病理学研究。”还有位遗体捐献的老党员留下一句话“活着为党做标兵，死后给党做标本！”我们用每位遗体捐献者的生前点滴的记忆来作为陶冶学生心灵的教材，这个时候医学人文精神的教育不再是空中楼阁，一具具“大体老师”用他们崇高道德精神和对医学所作的无私的奉献来教育学生，让学生理解、敬畏生命的真谛，营造浓郁向上的人文氛围。

在解剖学教学中要充分融入医学人文精神教育，培养一支经验丰富、素质高、兼备人文与科学素养的专业教师队伍是必不可少。当前医学高等院校解剖学教学都是由解剖学教研室教师担任，局限于医学专业背景，大多数的教师对人文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是比较缺乏的，在授课过程中要融入人文教育有时候是有心无力。首先，学校应加大解剖学师资的建设，应充分培养并提高其人文素养，调动人文教育中教师的积极性，为学生人文素质的塑造树立榜样。其次，学校有计划组织解剖学教师与人文学科教师交叉性进行业务知识交流，促进解剖学教师人文知识的更新、储备；还有，学校定期聘请专业人士或知名学者来校讲学，既讲解解剖学学科前沿知识，又讲为人处世，踏实做人，进一步对加强教师专业素养，提升其使命感与责任感，也提高教师的人文素养、以身作则，对待学生以全心的感情投入，建立和谐友好的师生关系，调动师生之间互动性与交往性。因此，在整个人体解剖学教学过程中始终贯穿人文精神教育，通过人性化的教学态度提高学生对人体解剖学的理解与认识。

人体解剖学中蕴含丰富的自然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人体解剖学中融入医学人文精神，有利于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铸造人文精神，帮助学生形成高尚人格与优秀的医学职业道德品质，培养综合素质强的现代医学人才。

留学生中国古代文学课的调查与反思论文

近30年的语文美育研究呈现出某些全新的格局与更为深入的学术探究渠道。我们有理由预期语文美育研究的未来发展将更趋于成熟、更趋于完善，但我们也有必要指出，我国语文美育研究的未来发展尚需认真审视某些自身的不足之处。如语文美育研究的专业化程度不够高，表现为低层次重复研究较多。无论哪个学科，都需要把握研究的前沿，语文美育也不例外，这种对学科前沿的把握要求我们做任何一项研究时对以往的研究予以梳理。近30年对语文美育价值、途径的研究始终是语文美育界的热点问题，从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两大主题中的重复、雷同、相似现象也最多，缺少深层次的整合与分析，因而难以带来整体的推进。语文美育研究需要踏着他人的脚印前进，既借鉴他人，又不拘泥于他人。只有这样，才能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2．语文美育自身建设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

3．语文美育研究对实践的关注还需进一步加强。

语文美育主要通过三种形态来体现其存在，即专业的语文美育、大众的语文美育和个人的语文美育。从本质看，语文美育终究是一个社会实践活动，因此，关注实践始终是语文美育工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但是，如何关注实践，语文美育界一筹莫展。这种思维定势必须要打破。语文美育目前进入了一个剧变时期，旧的运行机制已被打破，新的运行机制尚未建立，语文美育与社会互动的矛盾与冲突大量存在，语文美育的差异性和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分析，把理论探讨与解决现实问题结合起来，突出应用性，才能使语文美育研究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探究中国古代文学论文

忠义一方面指的是忠贞义烈，在《后汉书恒典传》之中写到献帝即位，三公奏前与何进某诛阉官，功虽不遂，忠义炳著。在我国古代唐朝时期崔融的《西征军行遇风》之中，他言道，夙龄慕忠义，雅尚存孤直。忠义另一方面指的忠臣义士，在《后汉书臧传》之中曾写道将军举大事，欲为天下除暴，而专先诛忠义，岂合天意？明·无名氏《鸣凤记·拜谒忠灵》中曾经写道“忠义关心，奸邪触目，莫非感慨。”明朝的钱谦益在《袁可立父淮加赠奉直大夫尚宝司少卿》曾说过“以忠义勉其子，过庭多长者之言。”的话，虽然钱谦益违背了忠心，投向了清朝，受到人们的唾弃，但是其话语确实真正描写了忠心的含义，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曾写道:“明朝国政，误在重制科，循资格。是以国破君亡，鲜见忠义。这里面指的是明朝末期，政治腐朽，在当时社会的大臣已经缺少了对皇朝的忠心，以至危局，政权丧失在李自成的大顺起义军与满清的铁骑之中，导致覆灭，从另一角度上来说，也说明了忠义思想在维护皇权统治中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明史》之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之后大肆屠杀功臣，就是怀疑手底下诸将，如徐达，李文忠，冯胜，蓝玉，傅友德等人对皇权的忠心，最终导致杀戮，历朝历代的封建皇朝也不免这样狡兔死，走狗烹的悲惨局面。

而在这其中，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在古代文学作品之中，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之中，忠心也有着另一面反面的作用，比如在水浒传之中，虽然宋江等梁山好汉把行动宗旨立为替天行道，并立下了聚义厅的牌匾，但是却仅仅的局限在了愚忠的范围之内，虽然宋江最后的招安得到了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认可，但是他却给梁山众好汉带了了死亡，虽然忠心在一定程度上能维持封建统治者的统治，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宋江却对当时宋朝末期奸臣当道，乌烟瘴气的朝堂环境缺少一个清醒的认识，最后把梁山带的走向了失败，在小说后期，宋江已经完全的沦为了朝廷的鹰犬，他不惜牺牲广大梁山兄弟，比如林冲，扈三娘，孙立等人，也要征服同时农民起义军的方腊，田虎，王庆等人。最终变成了愚忠，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最后宋江也没有意识到他所谓忠心的局限性，他过于相信朝廷，相信皇帝，但是宋徽宗及蔡京、高俅、童贯等人却仍把他认为是盗匪，最终以毒酒的这种稍微仁慈的方式将他杀害，而可怜又可恨的宋江就是到临死前也没有醒悟过来，竟然将一生忠于他的李逵杀死，可见愚忠之害人，但是在梁山之中也不乏有“聪明者”的存在，李逵和鲁智深虽然都被大家认为是粗汉的存在，并且都不存在像宋江那样所谓的对宋皇朝的忠心耿耿，但是鲁智深却与李逵的命运不相同，他在认清之后，毅然的做出了选择，选择了就算出家再次当和尚，也要远离那种他认为恶心的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忠于本心，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它不同于常人的，可以在一方面说，他在征方腊之前认识到了本是农民起义军却在互相残杀，最终收渔翁之利的却还是腐朽的朝廷与贪官。可以说，从这一方面来讲，鲁智深拥有着现代人的思维，做到了思想上的“穿越”。所以说，忠心既有优点，也有弊端，值得我们从古代史籍以及文学小说之中体会出其经典思想“忠心”的真正含义，并加之以自己的观点，分析品味。

在三国演义之中，关羽可谓是“义”之人，他作为忠心的代表，也无时不刻在感染着其他人，关羽为什么要有如此的忠心，我们可以细究这个问题，从西汉初年以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当时社会上这种忠义的思想就被人们所称颂，汉武帝时期，著名儒学思想家董仲舒即提出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仁义礼智信为主体的新儒学，经过汉朝时期封建统治者的历代推崇宣扬，忠君思想已成为当时社会思想的核心主流，而私学的创办也为其提供了基础，在这里，我们无法去探究关羽受到了多少私学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在小说之中看出，关羽自幼熟读《春秋》，素知忠义，他在桃园与刘备，张飞等三人义结为三兄弟，并在以后他们三个人互相扶持，虽然事业受到挫折，但是其情感其忠义却为历代所敬仰，被人们崇拜。

但是，在这本书中，再后来的叙事描写之中，也创造了忠义的最高境界，刘备与关羽因为与曹操作战失败而分散，关羽沦落曹营，但曹操却给之以厚待，关羽为了感谢曹操的厚待，既是出于义气，他为曹操诛颜良，斩文丑，立下奇功，算是报答了曹操，但是在得知故主刘备的消息之后，关羽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冒着生命危险与曹营其他将领对他的有色眼镜去投奔故主，带着刘备的两位夫人，加以照顾，并抛开曹操给的锦衣玉食，投奔实力弱小的故主刘备，真正的做到了忠义，虽然这本小说的作者罗贯中是明代人，但是在当时封建的环境下，我认为这种忠义的思想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传承，虽然“忠”中有很大的愚忠成分，这点在之前我们已经讨论过，但是他却从古至今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即对现在社会的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思想的铺垫作用，虽然古代之精神与现在与很多地方不相符，但在这里，我要借鉴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故忠义在古代不可或缺。

而在小说之中，整部小说都以曹操为反面，刘备为正面，但是其实，文章以另一种角度以关羽与曹操的另一细节描述出关羽的忠义，在华容道，曹军大败，关于为了往日曹操对自己的情义而释放了曹操，释放了曹操，却又是仍然忠心耿耿于刘备，使读者感觉到忠义的最高境界，而在其他人物的渲染之中，其他人物也似乎被关于所感染，比如张飞的义释严颜，刘备的为了兴复汉室而讨伐曹操，诸葛亮为了忠于蜀汉而六出祁山最终客死五丈原，甚至在孙权团队，周泰，太史慈，吕蒙等人也是对主公肝脑涂地，舍生忘死，这在另一种角度上烘托出文章的忠义，三国演“义”，在演什么，演的就是义，即忠义，而这个忠义，则是咱们在之前说的那个古代的忠君，忠友，而不是现在的忠于人民，这就是时代的局限。

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文章中诸葛亮几乎以一个国师的角度来针对时弊，上述请奏，其实在这其中，所表达的不仅仅是一个臣子对国家，对皇帝刘禅的忠心，而这其中的军事，经济，政治，人事等措施也是为了国家考虑，人民考虑，因为它不仅是刘禅的臣子，同时他也是国家的宰相，而且他也是为了报答先主刘备三顾茅庐的情义，我认为在文章这里，忠义已经超出了君臣的界限，诸葛亮，刘备父子的君臣关系与情义虽然有情感的原因，但我认为，这已经成了古代君臣和谐关系的典范，可以说，在这里文章又将忠义推向了一个新高潮，味人民所传颂。所以，依我之见，这里的忠义是与以往古代帝王将相的正史小说中非常不同的一个地方，在其他小说如水浒传，以及汉书，史记，明史等史书中虽然强调了忠义，但多有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味道，但我为什么要强调三国演义的不同呢，就是在这里，忠义达到了一个境界，就是几近达到了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鼓励，相互扶持的地步。即达到了一个比较和谐的地步，这在高度集权的中国古代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中也是非常难得与少见的。

为什么许多作品之中凸显出忠义的作用呢，在这其中虽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封建君主的推崇，但是另一方面，这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内核，即与“仁”“德”等并列的“忠”思想，在现在看来，谈起这些虽然有些老土，但是在当时这是符合社会发展的浪潮的。出师表中写道: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在这其中，我们主要是看到了诸葛亮忠君为民的一面，但是受了时代的限制，这也跑不了有一丝愚忠的色彩，诸葛亮的政治军事建议固然是好的，固然是符合蜀国的发展的，但如果刘禅是个庸君，不是那么一个听话的人，他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抵制诸葛亮的主张，或者出于其他的原因与诸葛亮产生激烈的矛盾，相比这个情景又是另一种局面吧。

“忠”这个词在古今之所以有着解释含义上的非常大的不同，这里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时代的局限性，时代的局限性影响到了社会上的主流思想意识。而主流的社会意识同时也决定了人们的思想。它影响到了人们以及作家的思想方面上的不同，故而形成了作品上忠义观本质含义的不同，在现代生活中，我们要树立自己独特的思想角度来分析这个事情，既要从中借鉴，也要学会加以分析，取之糟粕，这才是我们应该做到的，现在有一些人全盘去否定古代所谓的忠义情节，这其实是一种不太明智的表现，从古代的文献中淘出我们现代人需要借鉴的思想，这也是我们需要做到的，去完成的，我们要借鉴的思想是去用忠的思想去维护自己的朋友的正当利益，这也是处理朋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忠诚乃人之根本，其思想内涵我认为永远不会腐烂，落后，过时。这是从小的角度上来说的，从大的角度上来理解，如果我们在未来工作的时候，我们要时时刻刻忠于国家，现在我们可能会意识不到其中的重要性，这可能使我们的社会经验所限，但是我们要时时刻刻将它悬于心中，无国即无家，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这也是最需要我们做到的。

在古代的文学作品之中，我们不免会看到体现着“忠义”的思想，这种思想在阅读之时，我们要加以领会，加以辨别，加以分析，分析出古今思想上忠义观的相同与不同之处，来体会其思想，体会之时，也要在我们未来的为人处事，学习工作之用到，这才是我们阅读这类思想作品之后最大的，得到的价值所在。注释:钱益谦:钱谦益是东林党的领袖之一，官至礼部侍郎，因与温体仁争权失败而被革职。明亡后，马士英、阮大铖在南京拥立福王，建立南明弘光政权，钱谦益依附之，为礼部尚书。后降清，为礼部侍郎。

后汉书:《后汉书》是一部由我国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取自司马彪《续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5年的史事。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文”与“质”的论争的论文

东海县近些年水晶产业发展迅猛，已成为世界水晶的集散中心。如今水晶行业已经成为东海县的支柱产业。但其丰硕的成果后面也暴露出了不少的问题。水晶创意产品的选题为了迎合市场多以宗教和媚俗题材为主，题材面窄。东海水晶文化产品中缺乏文化性和艺术性。

一、东海水晶创意中的文化性研究。

1.东海水晶创意中要发掘水晶自身的文化内涵。

水晶是透射心灵的，我们都要有一颗水晶般的心，一颗代表真善美的水晶心。正如作家冰心曾说过：我们都要有一颗水晶般的心--正能量的水晶心。西方人认为紫水晶是二月的生辰宝石，属于心灵的，故宜摆放和佩戴。水晶代表纯洁和谐、心境平谧。相传睡觉时把紫水晶置于枕下，可以诱发思考或做一个美梦，使人睡的安泰。人们认为水晶原石能开发个人的潜能，带来希望。在古代的传说中，水晶具有神奇的功效，它可解毒与避免受伤。古人认为它可以带来幸福和长寿，甚至能够防止人患上怀乡病，如同护身符。历来，收藏水晶和玩水晶的人都相信，水晶代表灵性和智慧。接触水晶，能够提高灵性，增长智慧，摆放水晶会使人身心愉悦、清心寡欲。

2.东海水晶文化创意中与当地文脉相融合。

水晶具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倘若以水晶为载体，为媒介融入连云港本地的文化内涵，会使水晶产品创意更加广阔。连云港地处黄海之滨，东夷之地，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在这些朝代中以海洋为母体演绎出诸如徐福文化、淮盐文化、西游文化等灿烂悠久并极具特色的海洋文化体系）。这些文化是连云港独特的地域、历史、人文元素的承载和展现，其蕴含了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实用价值、时尚价值等内涵。连云港的水晶产品要创新思路，将这些悠久的文化通过视觉语言的提炼，形成代表连云港独特文化的图形符号并与水晶载体的现代产品完美融合，从而丰腴东海水晶的文化内涵。例如，设计一款孔子望海的案头水晶摆件，整个摆件展现的是多年前孔子和他的两个学生在海州城南的一座小山上登山看海的情景。这个摆件很好的诠释了连云港沧海变桑田的历史文脉。再如，水晶以其天然、环保，长期佩戴对人体有保健功能。鉴于此在现代产品设计中依托水晶载体，融入海洋生物元素可设计成首饰。如海豚、海星、鱼等不同造型的胸坠、耳坠，螃蟹等不同造型的戒指，海鳗等不同造型的手镯等。也可设计成各式海洋生物造型的摆件，或将海洋文化纹饰图案应用到日常用品之中。如水母环保节能台灯、海螺烟灰缸、珊瑚镂空果盘等。相信水晶以它特有的优秀品质并结合海洋生物形象设计出的产品既带有水晶文化又承载了连云港本地的海洋文化，这样的`产品定会得到受众人群的青睐。

二、东海水晶创意中的艺术性研究。

1.东海水晶文化创意中的题材创新。

我们东海水晶创意产品的选题为了迎合市场多以观音、弥勒佛、福、禄、寿、喜等宗教和媚俗题材为主，题材面窄，这些题材的产品基本都是以观赏和祈福为主。现在大众开始越来越注重自然、简洁、有思想性作品。当今人们对珠宝工艺品的需求已不是以前单一观赏性或单一的功能性，而是向着观赏性与功能性两者完美结合的需求发展。珠宝文化产品不仅要带给人视觉愉悦和视觉美感的同时也要具有一定的实用功能。如开发一款以东海水晶为材质，以西游文化为主题，以笔筒为功能的水晶案头摆件。

2.东海水晶文化创意中的制作工艺创新。

水晶雕刻作为一种新的艺术门类，是近十年间才发展起来的。东海水晶创作工艺沿袭传统，创新比较迟缓、单一。水晶文化产品的工艺要达到精美、细致的程度，必须要在制作的技法上和高科设备投入上下大力气。水晶的创意必须借助先进的设备和高科技。比如，激光3d雕刻技术、3d打印技术、抛光技术等的出现，能弥补水晶艺术创意中人工所不能达到的工艺效果。这样不仅增加了水晶创意形式的多样性，也提高了水晶工艺的艺术价值。譬如激光水晶内雕技术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流行的玻璃内雕刻加工方法。它是将脉冲强激光在玻璃体内部聚焦，产生微米量级大小的汽化爆裂点，通过计算器控制爆裂点在玻璃体内的空间位置，构成绚丽多姿的立体图像。借助高科技设备可以弥补手工制作达不到的效果，从创意的角度会使水晶创意产品的表现形式更多样化、更艺术性。

3.东海水晶文化创意中手工制作的重要性。

中国传统的手工艺主张切合自然状态的“质则人身，文象阴阳”,强调尊重材料特性的“相物而赋形，范质而施采”等，通过手和手工劳作，人的生命信息和生活个性和社会文化经验，自然而流畅地抵达制作物品的表面和深层，使之成为蕴含丰富的“文化产品”,可弥补现代机器产品的情感缺失。东海水晶创意产品的制作过程是艺人的情感在物上升华的过程。水晶产品制作过程中艺人凭借经验和情感手随心动、一气呵成。这种创作艺术情感的升华对于机器是所不能及的。（这里所指的艺人不是流水线上的一般技工，而是既有深厚文化素养和精湛技艺的水晶创意高级技师）这是制作高水品的手工水晶文化产品的核心和关键，高水平水晶雕刻艺人所做出的水晶创意产品才能更具有亲切、安全、丰厚的文化内涵，通过个体差异来实现艺术审美的多元化，从而弥补机器的统一呆板化，充分的体现了手工水晶制作的温情性。

4.东海水晶文化创意中与科技的结合。

借助水晶独特功能进行产品创意。水晶在科技上的运用已非常广泛。国外报道：曾在古墓中挖掘出心脏起搏器即为黑水晶做，由此可见水晶有防辐射的功能。今天款式新颖、创意独特的多用途首饰体现出设计者的奇思妙想。例如耳饰既可做耳环佩戴，也可拆开来变为可以分开佩戴的耳环和吊坠。将优盘做成时尚的手镯形式，既可以作为数字文件储存器使用，也可以作为首饰佩戴。华丽精美的衣纽在作为配饰装饰服装的同时，也起到了链接衣襟的作用。此外水晶纽扣是否可以做手机上蓝牙耳机功能有待进一步的研发。

总之，东海水晶要做大做强，必须打造“东海水晶”的品牌。这个品牌的打造必须要挖掘水晶自身文化内涵，且要与当地文化相融合，体现其地域性、文化性、历史性。还要加强文化创意产品的题材的多样化、艺术语言和表现形式的多元化；最后，结合现代科技和现代产品特点进行高品质和符合现代人使用的水晶产品。

探究中国古代文学论文精选

中国古代的文学传播思想主要有“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与“再次立言”、“成一家之言”、“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文章可立身、以幻为真与声律传文等。这些文学传播思想大都是一些与文学传播有关的意见、主张或观点，而不是系统的传播思想体系或理论。同时，上述文学传播思想在中国古代还不仅仅是以理论表述的形式发表，还有一些是通过某些文学创作的倾向或致力方向体现出来。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思想无论是对于中国文学创作的发展，还是对于中国文学传播的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和引导作用。

中国古代文学传播不但体现出多样性传播方式和传播类型，也形成和体现出许多文学传播思想或观点。这里所谓的传播思想主要指鼓励、强调、号召，以及推动或扩展文学传播的意见、观点、主张，另外，有些关于文学推介、文学互动的观点和态度也属于文学传播思想的范畴。古代中国的文学传播，因为一些文学传播思想的推动或作用，无论是原创的文学还是已存的文学，其传播都会得以或加速、或扩大、或深化、或久远的实现。从传播学立场考察，文学传播思想无论是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还是在外国文学发展史上，都有很多的体现，这一点在中国古代文学传播中尤为集中和突出。易言之，中国古代文学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呈现或体现出明确的文学传播思想。下面我们择要进行归纳、提示和说明，并加以特定的评价与揭示。应该说明的是，从中国文学发展历史上追溯，较早的文学传播思想主要是一些与文学传播有关的意见、主张或观点，而不是系统的传播思想体系或理论架构。同时，有些文学传播思想还不是以理论表述的形式发表，而是通过某些文学创作的倾向或致力方向体现出来的。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作为一种泛文学传播思想，产生于先秦时代。《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云：

冬十月，子展相郑伯如晋，拜陈之功。子西复伐陈，陈及郑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孔子关于“言”、“文”关系的说法，用现代汉语表达就是：言语是用来表达意愿的，文采是用来完善语言的。你不说话，就没人知道你的意愿，你说话没有文采，就不能传布到远方。在这里，被称为“文”的文采或文学性表达，尽管不是我们今天所指称的纯粹文学，但却包含着纯粹文学的主要因素。显然，从文学传播的角度看，“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是具有推动文学传播意义的，其含义是在强调思想的传播要靠丰富或突出的文采来辅助。而这种提倡和主张以“文”行远的传播思想，又因为孔子在中国的特殊文化地位，在后来的文学传播中起到了非常权威的推动作用，造成了极其广泛的影响。

孔子与这个观点相近的表述还有《论语·雍也》的一段话：“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里的“文”也是“文采”的意思；“质”即质朴；“彬彬”就是相互掺杂各占一半。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更将这个观点解释为：“礼，有质有文，质者，本也；礼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能立能行，斯谓之中。”即文与质的关系，延展到礼的传播层面，文采就不但是传播“言”的媒介，也是传播礼的依凭。从文学传播学的角度看，这实质是强调文采对个人形象传播的重要意义。

尽管在当时的语言生态中“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传播观点与今天所说的侠义文学传播有很大的距离，但在具体操作上，孔子所提出的观点则跟文学传播关系密切。这一点在他关于“诗三百”的一些阐述里得到说明。孔子主张人们要努力学习“诗三百”，而学习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使自己的“言”得到很好的传播，他甚至极端地强调“不学诗，无以言”。这里的“诗”是“诗三百”，是很明确的文学。由此可见孔子的这个观点对文学传播的意义。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传播思想还体现在先秦时代诸子散文的创作倾向上。先秦时期，一些作为哲学家、政治家和纵横家的诸子，虽然没有像孔子那样公开提倡这个观点，甚至有人还在口头上表示轻视文采，但是在创作实践上，他们却非常重视以文采来传播自己的思想主张，其中最突出的是庄子。庄子口头上说弃却“文章”和“采色”，但他的文章在先秦诸子著作中却是最文采飞扬、文辞华赡的。《庄子》之文在后世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固然在于其思想，但灿烂的文章辞采和生动的文学表述也是重要的原因。这显然说明“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观点是被庄子实践着的。与此相类似，孟子的文章、荀子的文章也都倾向以文采增强气势、以修辞强化表达。先秦诸子散文尚文采创作倾向的影响所及并不仅仅止于当时，流波所被，是相当深远的。在这样的创作倾向影响下，先秦以后的文人学者，大多都在写作上讲求文采，因此，先秦以后的很多历史学家、哲学家、科学家，往往同时也是文学家。班固的《汉书》、刘勰的《文心雕龙》、郦道元的《水经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一类的著作，尽管大都不是文学创作，却依然丽辞华章、文采飞扬。这说明在中国古代“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作为一种文学传播思想，是在思想主张和创作倾向两个向度上产生着作用和影响的。

与此同时，“再次立言”也作为一种文学传播思想产生着积极作用。该观点同样语出《左传》，该书《襄公二十四年》云：

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意思是：就人的成功而言，最高层次的应该是德遍天下，以德服人；次一级的是为国家立有战功，报效祖国；第三层次的应该是著书立说，以诗书传世。这三个层次人生理想的实现都可以达到使人永垂不朽。从文学传播的角度看，立言就是创制文学，把文学创作当做人生的“不朽”目标，应该是对文学价值的高度确认。这对文学的创作和传播应该具有重要的推动和支持作用。立言作为中国古代士人的人生目标或毕生追求，曾经被许多文人学者所实践，其中最典型的当属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他自觉而明确地把忍辱含诟写作《史记》，当成是圣贤立言以传世的工作，郑重强调这个“立言”工作是一项不朽的事业。在接受宫刑处罚以后，用“立言”作为精神支撑，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用整个生命写成了闪耀着伟大光辉的历史著作。司马迁以后，“再次立言”就逐渐嬗变为士人的人生目标和理想，在文学创作和文学传播方面，对作家起着重要的精神依托和人生价值鼓舞作用，以此也勖助了文学的传播。与“再次立言”文学传播思想相联系，是司马迁提出的“成一家之言”。从传播的角度看，这一观点也蕴含着非常重要的文学传播思想因素。这种思想观点见于《史记·报任安书》：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傲傥非常之。

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略其事……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如果仅仅局限在司马迁本人，以及他当时处身的特殊环境，“成一家之言”或许只是他想通过写一部历史著作，来表达其独到的历史见解和政治思想，并流传于世。但是，可贵的是，司马迁在表述这个“成一家之言”的观点过程中，是将历史上许多“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的文化巨匠罗列为自己的同志。结合《太史公自序》所说的其理想是使《史记》成为《春秋》第二，他自己也以第二个孔子为准的，实现孔子所说的“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也”的创作定位，我们可以明确地见出司马迁是以写《史记》而窃比孔子写《春秋》的。这样，他的“成一家之言”观点即可理解为要通过探究天道与人事的关系，贯通从古到今的历史发展变化，完成一部有独到见解、自成体系的著作。从文学传播的意义上说，则可理解为：创作这部通过研究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的关系，通晓从古到今变化而形成一家之说的文学著作，也可以是一个人最高理想和毕生追求目标，这样的著作的“传之其人通邑大都”，也可以使作者名垂青史。

司马迁不仅自觉地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他用生命实践了这一观点，或者说他用行为实践了这一思想主张。司马迁既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还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所以他的“成一家之言”思想在文学领域也就成为无数文学家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从而树立了文学创作的精品意识，并以此极大地鼓励和推动了文学的传播。

魏晋时期，中国的`文学逐渐进入自觉发展阶段，在此氛围里，许多文人对文学这一艺术形式进行了思考和阐释说明，力图揭示和探究文学的特征与本质。与此同时，一些与文学传播有关的思想火花或鲜明的观点也得到表达，其中以曹丕《典论·论文》最为突出。

《典论·论文》包含了多方面的、深刻的文学传播思想。首先是关于文学体裁方面的要求和标准：“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这是从各种文章体裁最基本风格的角度提出了创作标准。从传播意义上说，一种信息进入传播过程是需要符合特定的质量要求的，各类文学因其体裁不同，在人们的接受观念中也就有了不同的标准，而上述言论，正好是对此提出的。这种思想实质上是鼓励文人通过各种不同的文章体式来自觉担当文学使命，用多样性文学标准的实现来唤醒人们的生命意识、作家自身的生命体验和对历史生命的悲悯，以及自我生命的原始感受，用不同的文章体式来更好地传播思想感受，在具体的文学传播信息制造中，要遵守每一种文章体式的标准和要求，才可以做到更理想的传播。

其次，《典论·论文》从文学的政治功能和人生价值角度阐发出深刻而鲜明的文学传播价值观：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与人生中的其他表现形式比较，文章创作具有无穷的、久远的流传功能。这是从政治情怀和人文关怀方面，提出了文章及其传播的价值。尽管此处所说的“文章”还不是纯然的文学，但是文学却是其中的主体。因此从文学传播的意义上说，这段话也可以理解为：文学有突出的使人名声传播后世的功能，即可以使人流芳百世。作为一种文学传播思想，曹丕的这一认识和主张，表现出一种跨越历史与现实的人文精神和道德意识，以及对文学家命运的深层关注。

在当时，曹丕的弟弟曹植曾对这一文学传播思想予以呼应。他在《薤露行》中写道：“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就是说：我希望恣意挥洒我的径不过寸的笔，让我的文采的芳香流传万代、永垂不朽。在表达他立志以诗歌传文名于后世的豪情和意气同时，也凸显出推动文学传播的含义。更可贵的是，曹植还以其创作实践推动了这一传播思想的扩展。他的诗作“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诗品》)，达到了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以致成为当时诗坛最杰出的代表。

作为一个与文学传播有密切联系的思想观点，“文章可立身”语出北宋汪洙九岁所作的《神童诗》。诗云：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从文学传播角度看，这段对于文章和学习的价值描述，其根本在于鼓励读书和主张以文章立世。隋唐之后，中国选官只有科举考试一种方式，而科考的主要内容是文章，因此“文章可立身”的主张，尽管作者的主观意图是劝勉和提示人们通过文章显身扬名、为官作宦，但在客观效果方面，尤其是文学传播意义上，“文章可立身”所表述的文章人生功用和价值，也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认为是倡导文学具有提升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作用。这个观点虽然出自宋代神童之口，但一直被中国古代文人自觉地实践着。因此，“文章可立身”不仅是一个口头上的思想表达，更主要的还是一个用长期实践所体现的思想倾向。“文章可立身”的思想观念被后人所认可和继承，因此，在文学传播的意义上，它是一个有影响的文学传播思想元素。如元代戏曲作家宫天挺在其作品《死生交范张鸡黍》第一折就写道：“道统相承十二君、三圣人。皇天有意为斯文，教人从诚心正意修根本，以至齐家治国为标准。孔子书，齐鲁论，不离忠恕传心印，以此上天子重贤臣，方信文章可立身。”这也是坚持文章立身观念的。

显然，“文章可立身”是与前所述及的“其次立言”、“成一家之言”，以及“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等思想观点一脉相承的。如果说在秦汉之前这些思想观点还主要是就人的自然成长发展而言，隋唐以后，则与其时的选官制度有密切联系。另外，“文章可立身”在很大方面是前所述及的一些文学传播思想观点的翻版或阐释，但是，它在科举考试盛行的特定时代再次强调，以及通过一个神童之口道出，其文学传播主张和激励作用又与之前不可同等看待。

以幻为真的传播思想可以追溯到神话传说，该文学传播思想更主要的是以文学创作倾向的形式体现出来，并逐渐带有理论色彩。众所周知，神话是人们按照自身的认识对自然和社会的幻态反映，又是原始人对于世界的“合理解释”。由于科学发展的局限，在原始人的观念中，幻态即真实，真与幻是浑然一体的。所以在他们的故事和传说里，大量的幻化成分被加入。此一思维影响到后来，就使得文学家甚至历史家在创作自己的作品时，也体现出这一思想的痕迹。比如司马迁写作《史记》，就对有史实根据的材料和无史实根据的内容，分别采取“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来加工，其中的“疑以传疑”就近乎以幻为真。干宝作《搜神记》不但在创作上写了大量的人鬼相杂、幽冥相间故事，还提出了“发明神鬼之不诬”的创作动机，这也是坚持以幻为真的。到了唐传奇时代，一大批文人把许多鬼怪和神仙故事写成小说，并言之凿凿地表示是自己的所见或亲历，以证明实有其事，也是很典型的以幻为真的创作倾向。这说明，以幻为真作为一种以创作倾向体现出来的文学传播思想，在古代对于文学的原创性传播产生过很大的积极作用。

在中国古代，对于原创性文学传播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另一文学传播思想是声律传文。因为中国古代早期诗文创作中的声律，大多带有自然特征，不是作家刻意制造的，所以声律传文的思想尽管在先秦两汉时代既已有所萌芽，或者说是被一些与文学有关的活动体现出来。比如“诗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活动，以及东汉时代蔡文姬创作的诗歌《胡笳十八拍》。但是，到了南北朝时期，南朝的谢灵运、沈约等人发现了所谓“前人未睹之秘”的诗歌声律，并自觉地将其运用到诗歌创作中。从此，中国古代的诗文进入自觉地以声律进行传播的新纪元，甚至被强调到“妙达此旨，始可言文”的程度。

声律传文思想观点到唐宋诗词繁荣以后，更被一些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所发扬，如初唐的“上官体”、宋代周邦彦的词创作，以及明代戏剧方面的“吴江派”、清代的“格律说”，这些有关声律与文学创作相关至切的思想和主张对于文学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除上所述及的几种主要的文学传播思想外，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史书以及其他文献典籍中，还星散着很多文学传播思想的因素或成分。如“不虚美，不隐恶”、“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劝百讽一”、“诗赋欲丽”、“文以载道”、“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以及杜甫“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贾岛的“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之类倡导以修辞藻饰强化诗文主题传播效果的认识表达，还有小说方面的“自娱娱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文学功用认识，都可以视为文学传播思想的质素或分子，这里不再一一详论。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以下的认识或结论：首先，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范围和深度远没有现今的文学传播宽阔与纵深，而且中国古代所使用的文学概念、传播概念，也跟现今的文学、传播学使用的概念在含义上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古代文人对文学传播的理解和认识，也与今人的看法和观念存在着较大差异。这决定了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思想过程中，所做的挖掘和整理工作可能更多、更细致，也就是说从浩如烟海的古典文献中勾稽和揭示古人的文学传播思想元素、观点和成分是艰难的，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思想归纳、提炼和研究的遥不可及。其次，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思想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在文人学者的理论表述中，通过主张要求或认识提倡所提出的思想观点或理论元素；二是通过文人学者的创作倾向或创作实践活动所体现出来的。这两个方面呈现的文学传播思想，往往在同一个时段或历史时期中，表现出较大的一致性或统一性。再次，以上我们的勾稽和阐释的一些文学传播思想，只是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思想的代表性观点或倾向，并非全部，要细致地、系统地阐释和归纳揭示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思想，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最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思想无论是对于中国文学创作的发展，还是对于中国文学传播的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和引导作用。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文”与“质”的论争的论文

摘要：文化概念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其核心应指原则性的思想和一种特殊的精神，即人类认识自己和世界的方式。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成果和载体，中国文化的复兴是时代的需要。

挖掘和传播中国文化的普适价值，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使命。

在“文化大发展”的新形势下，古代文学工作需要进行理念转换、回归元典、强化基础等，才能真正解决现代人教育经历的缺陷和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价值的相悖，服务于当代文化的重塑。

关键词：中国文化价值认同古代文学。

当下中国，文化是传播频率最高的热词之一。

然而，在文化意识不断升温的同时，文化概念的内涵却显得模糊和泛化。

文化的成果之一是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又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资源，正期盼着现代人去重新认识。

一、文化的概念与中国古代文学。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化一词最早见于《周易・贲卦》的《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是阴阳二气的交错氤氲，反映的是季候变化;人文与天文相对应，是天道运化在人身上的显现，也是人依照天道进行教化的社会规则，即礼乐制度。

在《周易》中，文明与文化并无本质区别，指的是“文”所显现的内容或变化的结果，既包括精神层面，也包括制度层面和器物层面。

严格来说，文化与文明是有区别的。

在西方语境中，文化一词最初由“培养，自然的成长”类推为人类训练的过程。

这种含义与中国《周易》中的文化有些相似。

工业革命兴起，文化的意蕴发生了变化。

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在其著作《文化与社会》中将西方的“文化”概念界定在精神方面，特指语言、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哲学思想等，而文明则往往指物质成就，诸如科学技术成果、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各种物质建设。

中国当代学者张汝伦先生将文化解释为“我们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其核心是“原创性的思想和一些特殊的精神”。

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传统精神的产品形式之一，是中华民族思想情感和道德标准的重要载体，学习、鉴赏古代文学作品，就是接近、探寻古代文化的过程。

因而，古代文学教学不仅要重视文学特性的分析，更要透过文学本身，肩负起传承文化的重任。

就像曾经有位学者说的：“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文学性，我们将不会找到民族诗性的生产轨迹，而一个民族失去了文化血缘，它就不会再有未来的出路。”然而，时代一去不复返，在当下“信息海洋”的潮水和“文化大发展”的浮光掠影中，中国古代文学在高校教学中也已显得尴尬和悖论。

二、中国文化的命运与古代文学教学的困境。

古代文学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与中国文化的命运息息相关。

古代文学在当代文化重塑上的困境恰恰是文化危机的表征。

现代教育理念强调以“学”为中心，注重激发受体的兴趣。

然而，兴趣的培养不能只靠“戏说”形式的铺染，而是要建立在价值认同的基础上。

现代中国的年轻人与传统文化之间，缺少的正是这种价值认同。

中国文化经历了漫长历史长河的积淀，形成了自己根深蒂固的特性。

外来文化常常被消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正如佛教被内化为禅宗。

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无处不在，一部分人甚至认为中国最终的出路在于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复制。

在这种意识形态下，西方近现代的的文化价值全面取代了中国原有文化的精神内涵。

再加上改革开放后一次次商业文化的侵蚀和冲击，中国文化已如奄奄一息的老人。

当代年轻人，基本是在现代性的文化条件下长大，天然地容易倾向现代性的逻辑，会觉得与传统中国文化精神格格不入，再加上深入中国人心的社会进化论的集体无意识，人们很容易用现代性的逻辑去改造和包装中国文化。

于是“反英雄主义”的思潮兴起，颠覆权威、亵渎神圣的“轼父”情结猖獗。

同时，大众文化又为这种潮流推波助澜，颠覆快感与世俗趣味、感官刺激、享乐主义相映成趣。

经典被解构，圣贤被搞笑，真理不复存在，有的只是任意与狂放。

古代文学作品的.解读，似乎成了“对牛弹琴”，或者说是一种不求深刻、只讲形式的哗众取宠。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包括高校学生在内的大众分析能力、鉴赏能力培养及至人格境界的塑造，或只是一句空谈。

三、中国文化的重塑与古代文学。

张汝伦先生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命运》一文中，称当下复兴中国文化是天命。

人类需要中国文化，是因为中国文化具有普适价值，张汝伦先生说这种普适性在“德性”，在“克己复礼的人生态度、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和而不同的共同生活原则和思想原则、义利之辨的道德理念、己立立人与己达达人的淑世情怀、四海一家与天下太平的世界图景”。

这种“德性”便是责任，要担当起这份责任，需要立足当代重新解读和建构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也需要借助新型媒介再造传统文化的开发和传播人才，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古代文学工作者的使命。

因此，古代文学服务于当代文化重塑，必须从学习到传播再到服务运用走出困境，进行标本兼治。

1.校正教育理念：由兴趣到意志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强调：学习者要积极建构他们自己的知识，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教师和课本传递给他们的信息。

因此，学习者的兴趣和意志力很重要。

其中，兴趣关联娱乐，而意志指向勤奋。

目前的教育理念强调兴趣，为引起观众、听众、读者、学生的兴趣，不惜花大力气追求漂亮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主旨内容。

在实际上，包括在校的本科学生在内的成年人，意志力的培养仍至关重要。

从价值角度告知他们所学习、传播内容的重要性，然后依靠自身的意志力去接受，去刻苦，应该是当下教育理念调整的方向。

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共存共荣，价值比兴趣更重要。

2.精选学习内容：回归元典传统文化中，对社会和人类具有普适意义的精华部分，需要继承，对由于时代变迁变得腐朽的部分，必须摒弃。

只有这样，社会和人类才能不断完善。

立足当代对精华和糟粕进行甄别，重塑中国文化的形象，是增强中国文化感召力的重要工作。

当下信息泛滥，鱼目混珠，网络、影视，甚至主流媒体，歪曲元典思想的现象时有发生。

重塑传统，挖掘中国文化的普适价值，必须回归元典。

正如袁行霈先生在《中国文学史》总绪论中强调的那样：“文学史著就应立足于文学本身……文学创作才是文学史的根本，文学理论、文学鉴赏，批评是文学史的辅助方面，文学传媒是文学史的另一辅助面。文学本位就是指强调文学创作的中心位置和紧抓另外辅助的两个方面。”以文学为本位，就要以经典作品为本位。

借助网络资源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查阅元典，是正确解读传统文化的良方。

3.立足传播基础：注重语言分析针对由于古文功底薄弱造成阅读、传播困难的情况，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应该把汉语语言学与文学鉴赏相结合，增加语言分析的力度。

一方面扫清阅读障碍，另一方面又使文学风格、情感意蕴找到依托。

例如，骈文中起伏跌宕的情感如何通过句式和语音来表现;《左传》描写战争前的游说所体现的礼乐思想;用典对诗文典雅、简约之风的作用;诗歌意象间的意脉逻辑与哲理及诗风的关联，等等。

相对枯燥的语言与相对空泛的文学、文化互相补充，相长相生。

另外，“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古训是万万不可废的，配合元典阅读，强化背诵名篇、名段，加强写作训练，也是提高民族的文化综合水平，促使当代中国文化重塑的良策。

4.重视服务实践：加速成果转化在古代文学服务于当代文化重塑中，现代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只有合理地运用，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价值。

首先，要坚持把影视、网络、多媒体作为传播的辅助设施的原则，切不可抛开主旨内容而片面强调形式，造成喧宾夺主。

其次，针对不同的接受对象要区别对待。

对社会大众，在娱乐过程中要正确解读历史文化，切不可一味“戏说”或讲“野史”。

在高校中，对理工学科可充分借助多媒体文学进行素质教育;对中文、新闻等人文学科来说，应强化分析、读写等基本能力的训练，必要时辅以多媒体;对理论性较强的人文学科，鼓励将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及时创作出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适应社会需要，这也是人文学科服务社会的重要环节。

综上所述，我们要充分利用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促进其在大众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的应用，促进中国当代文化的重塑。

参考文献：

[2]高方.双重文化视阈下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j].黑龙江高教研究，，(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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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经典与影视改编分析论文中国古代文学经典

[2]曹文慧:论中国当代新生代小说的影视改编[d].山东师范大学,2013.

[3]赵宏丽: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数字影视媒介化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3.

[4]相彬:浅析当代影视中的戏曲名著改编[d].中国海洋大学,2011.

古代文学经典与影视改编分析论文中国古代文学经典

文学作品虽然可以起到陶冶人们情操、提升人们生活能力的作用，但不能像现代影视剧那样将作品形象生动地展示在消费者面前，以达到吸引消费主体和提高消费主体热情的效果。因此，将文学作品具有净化心灵和陶冶情操的功能与多媒体技术进行有效对接，不仅可以达到提高人们观影激情的目的，还可以帮助人们从传播学的角度，更加深入、全面、系统地了解和认知文学作品，进一步激发人们探索优秀文学作品的欲望。21世纪是一个全球化、信息化和经济化的时代，将文学作品与传播学进行有效融合，是时代发展的趋势，也是提高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市场占有率的重要途径，从而达到互惠互利的目的。在这种大环境背景和影响因素作用下，中国现代文坛有一位女作家，她的作品屡屡被知名导演改编成电视剧和电影，无论是以怎样的方式改编，都不会失去她作品鲜明的特色，依然会让人们保有极高的热情，她就是张爱玲。就张爱玲文学作品的传播热而言，主要有三次。一次是上世纪40年代，一部《传奇》让世人了解到张爱玲传奇的一生。《传奇》是张爱玲真实的人生和生活写照，通过自身的所感所想，站在充满年代感的视角，运用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描述了一个“纸醉金迷”的上海和一个“千疮百孔”的人生。随后一段时间，由于历史和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张爱玲作品在大陆活跃的频率逐渐减少。第二次热潮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大陆的思想观念和环境发生了巨变，不再像以前那样受到政治原因和人为观念等因素的限制和束缚，使张爱玲以及她的文学作品重新被发掘。不论是影视剧领域还是文学领域，都掀起了一股“张爱玲热”。就文学领域而言，文学研究者对张爱玲的作品以及张爱玲生平的研究，带动了张爱玲作品受到市场的热捧。就影视领域而言，很多知名导演对张爱玲的作品喜爱有加，为进一步改编其作品奠定了基础。张爱玲文学作品带有浓厚的批判色彩和深刻的世俗特色，其作品在与当时那个世俗年代的碰撞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从而深深吸引了世人的目光。第三次热潮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她的文学作品被广泛流传于影视界、商业界和文学界，逐渐与市场经济融为一体，无论是张爱玲本人的家庭、爱情还是作品，已经深深与大众市场捆绑在一起，从而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张爱玲本人以及其作品就像一部部生动的戏，这也是导演偏爱张爱玲文学作品的关键因素。在舞台上，张爱玲的作品呈现出完美的画面感和鲜明的艺术色彩，阅读张爱玲作品，可以给人以无限遐想的空间和艺术视觉感。比如，播出的电视剧《半生缘》和播出的《倾城之恋》，这两部文学作品都带有强烈的年代色彩，无论是写作技巧，还是作品与时代的契合度，都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让观众在心理上与影视剧和作品本身产生共鸣。

就传播媒介而言，文学作品通过纸质形式只是展示出一个模糊的人物形象和性格特征，但是通过多媒体技术，不仅可以使人物形象具体化，还可以使人物形象性格特征鲜明化。比如《半生缘》中曼桢这个人物形象，一旦观众看了电视剧，观众心中对曼桢的勾勒就变成了林心如或者吴倩莲。由此可见，电影或者电视剧对文学作品本身的人物设定有一定的影响。就传播环境而言，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大众媒体进入现代消费市场，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大众媒体与文学作品的契合度逐渐加强，由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逐渐向视觉为中心的感性主义转变。

三、影视改编对张爱玲作品文学风格的消解。

1.“苍凉”意境和“传奇”故事的消解。

张爱玲本人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她曾经在《自己的文章》中表达过自己的喜欢和自己的作品风格。由此可见，“悲壮”是张爱玲文学作品的基调，“苍凉”是其文学作品的主调。但是大多数由张爱玲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影视剧，对张爱玲作品的基调和主调认识并不清楚，对张爱玲作品风格的改变，正是影视剧领域对其作品的最大误解。比如，第一部将张爱玲作品改编成电视剧的《倾城之恋》，可以看出这部电视剧的前后与主次：主人公之间的爱情故事是整部戏的前景，政治战争作为故事背景，从侧面反映出当时香港沦陷时人们的生活状况，时代变迁给主人公的爱情故事增添了一抹政治气息。但是在1984年上映的电影中可以看出，导演许鞍华将重点放置在电影场景的建设方面，并运用多视角的艺术表现手法创设出当时香港经历战争时的情景。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并不能与张爱玲作品本身所表达的“反讽刺”意义挂钩，把作品淡化的历史政治背景放在主人公爱情的前景之前。尽管导演在电影上映之后对其有所反思，但是这种有意或者无意的举动在世人看来，确实是将张爱玲作品本身的苍凉主调与基调进行了互换。《金锁记》被世人认为是张爱玲最好的一部文学作品，著名文学家温儒敏曾经说过：《金锁记》是将人生的荒诞与荒凉演绎到了极致。著名导演穆德远在20将其改编成电视剧，并最终呈现在观众面前。但是实际拍摄出来的效果与原著之间的联系只剩下纯粹的人物。

2.缺陷人物和畸形情爱的修正。

文学研究者对张爱玲的文学作品进行了大量研究，他们认为，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带有强烈的`“人生写照”和“参差对照”特色。这种“写照”与“对照”之间的有机组合，不仅丰富了作品本身的结构和层次，也使作品人物形象更加丰富与饱满。正如张爱玲本人所言，她的世界里除了悲凉和爱情，还有生老病死等一类普通的现象存在。文学家就是这样，无论是站在社会还是人物角度，都可以通过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达出世俗社会的日常百态，比如畸形的爱情、极端化的人物、无爱的婚姻等。纵观张爱玲作品可以看出，她极少描述善良朴实的人物形象，这要归结于她的人生经历和家庭背景。比如电视剧版本的《金锁记》，对张爱玲作品进行了过度修改。除了名称之外，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已经看不出是张爱玲的故事写照，整部作品浅薄庸俗，没有深度。电视剧所表现的主题与思想，解构了小说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这一改编不仅使张爱玲一贯的苍凉主调被抹去，还将人物形象性格进行了改变，抹杀了原著作品本身所表达的人物形象特色。

四、结语。

无论是在文学领域还是影视领域，张爱玲的作品都有极大的影响力。随着现代多媒体技术与文学作品不断融合的脚步加快，环境、传者、媒体、受众共同写出的张爱玲神话，给人们留下许多有意味的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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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袁勇麟,李薇.张爱玲研究的趋势与可能——以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研究生学位论文为例[j].扬子江评论,2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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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林吉安.电影史:媒介维度的引入——试论媒介视野下的电影史写作[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2015（03）.

留学生中国古代文学课的调查与反思论文

语文美育研究已恢复近30年了，但对于一个学科来说，这段时间并不算长。特别是改革开放中出现了大量的教育热点和难点问题，学科的自身建设与拓展面临各种问题，以及学者个人兴趣的限制，学术研究格局处于不断发散、不断展开的过程中。但对语文美育近30年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整理，发现其研究重点更为明确，力量更为集中，并出现了学术对话的趋势，学术旨趣、研究行为、研究力量开始向若干重点领域集中。上述情况大致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语文美育价值、途径的研究，是语文美育最为集中的研究视角；

（2）语文美育的意义问题，是最明确的学科意识；

（3）对多媒体与语文美育的关系的讨论，表明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在拓展；

（4）从人生论的角度探讨语文美育与人生的关系，反映了语文美育研究的新趋势。

2．研究主题：“人”“生命”与语文美育的关系深受关注。

语文美育是直面人的活动，对人与生命的关注始终是其内含的研究主题。近30年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很多是对如何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陶冶其情操等方面的探讨。随着相关研究地逐步深化，在对学生审美情操的培养持续关怀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如何使教师的价值引导与学生自主建构相统一的研究视角上，还增添了有关“生命美育”与语文教学的关系和如何潜移默化式地渗透美育思想等问题的讨论。

3．研究方法：研究思维方式出现了新的走向。

改革开放以来，在一些学者的努力下，西方一些语文美育研究成果被相继介绍到中国，大开国人的眼界。以朱绍禹的《美日苏语文教学》为代表，一批著作相继面世，使国人对国外语文美育理论与实践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随着对西方语文美育研究评价工作的开展，我国对西方语文美育研究有了较准确地把握之后，结合本国实际状况，出版了一些相关著作，如程钧的《语文审美教育论》；彭田翼的《语文美育论》；杨斌的《语文美育叙论》等。大量的著作、文章使国人了解了当前国际语文美育研究的.趋势，也刺激了人们的深入研究。其中，美国盛行的“重视经验、创造性与教育自由”尤其受到关注。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文”与“质”的论争的论文

摘要：2014年4月18日，《舌尖上的中国2》第一集《脚步》播出后，收视率2.481%,成为收视冠军。“舌尖上的中国2”犹如一场飓风席卷了国民餐桌，里面的种种美食一时间成了所有国人争相讨论的热点，其成功的制作理念和播出机制，与市场充分接轨的经营理念得我们思考与借鉴。

关键词：《舌尖上的中国2》；大众视角；播出模式；销售模式。

一、大众化视角下的制作理念。

《舌尖上的中国2》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它运用了高科技手段的拍摄手段，创作了美妙抒情的解说词，更为重要的是该片自始至终体现了纪录片创作“大众化”的理念和贴近生活的场景展现，片中有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人物和故事，有用心用情制作的精美事物，也有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特色，这些“真实”和“真诚”打动了最广泛层面的受众群体，他们可能是向往田园生活的都市人，也可能是身处乡村同样在制作和品尝这些美食的亲历者，也或许是来到城市后对片中美食还存有清晰印象的追忆者，他们都能够从片中熟悉、回忆那些或者陌生或者知晓亦或亲自尝试制作、品尝过的各道美食。

大众化理念始终贯穿着《舌尖上的中国2》该片通过现实中国社会中真实存在的美食个体和制作个体展开叙事，通过一幕幕普通劳动者用辛勤和汗水采集、制作美食的画面来打动观众。片中看不到什么技艺超群、名震四海的“烹饪大师”或“美食专家”,表现的都是普通的劳动者，他们或是为了生计采集食材和制作食物，或是为了全家人的好胃口而对美食情有独钟，比如，职业养蜂夫妻，采集蜂蜜的父子，和妻子合作制作挂面的陕西老汉，扬州的评书艺人等等。该片没有把美食流传的历史或者各地各民族的饮食文化习惯或者各类美食及食材的描述作为表现主体，反将“普通人在普通生活制作的家常美食”作为叙事的主要载体。镜头记录了这些劳动者在生活中与美食有关的点滴片段，其中既有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也有对家乡美食的颂扬和传播。这种对中国美食朴素细腻的描述方式，对中国人和事物的关系的巧妙处理，悄然传达出几千年来中国人在劳动中所产生的智慧思考以及味觉审美。

另外，作为一部介绍美食文化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2》没有从宏大的历史视角展现中国美食文化传统的博大精深，而是从另一个侧面--美食与人情的角度来突出这样一个主题：“每个人舌尖上都有一个中国，每个人舌尖上都有一个家。”

很多观众在观看之后不仅赞叹片中的美食文化，更为其中一个个生活化的场景所感动。比如介绍“挂面”的时候，就以在平常不过的农村大院为背景，在《相逢》一集中，主人公程世坤老人从美国归来定居，站在沙滩上望着无边无际的大海的情景，原来他从小都在海外漂泊了大半辈子。又如《家常》那一集，展示的是家庭聚餐的场景，大家有长幼次序落座分享美味，是交流彼此之间作为情感共同体的重要仪式，人们围坐在一起，吃的是美食，品味的却更是人情。这些都是最震撼人心的故事，朴拙平静生活之下涌动的这种暗流，正是纪录片核心价值的体现。这些生活化场景的运用使《舌尖上的中国2》很容易地就抓住了观众的心。而且这样的镜头在片中俯拾皆是。众多网友在看这部纪录片时，纷纷回味起“妈妈的味道”“儿时的味道”“家乡的味道”……对真实和平凡的恰当解读使这部纪录片具有了感人至深的力量，应该说纪录片的成功因素有很多，但能否在把握现实、反映现实的基础上赢得受众才是关键，《舌尖上的中国2》在此方面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二、首创周播纪录片模式。

《舌尖上的中国2》时隔两年“千呼万唤始出来”,其周播模式首先引发了众多“舌尖”迷的质疑和热议。《舌尖上的中国2》从4月18日开始播出，并未延续第一季的日播方式，一周仅播出一集，开创了国内原创纪录片周播模式的先河。央视综合频道（cctv-1）拿出了每周五晚间9点、纪录频道（cctv-9）拿出了每周五晚间10点的黄金时段播出。应该说与第一季相比，第二季在保留相似制作流程的前提下，《舌尖上的中国2》为更加细致地展现被拍摄的食物与人物的故事，大大增加了制作成本，延长了拍摄时间，制作方倾力将这一季作品打造成可资观众细细品味、反复把玩的精品，因而播出周期也刻意相应拉长，目的是不让观众一气囫囵吃完。

作为国产纪录片代表性作品，《舌尖上的中国2》大胆引进欧美电视剧播出模式，采用每周播出一集的周播模式，这当然有基于自身“舌尖”品牌的足够自信，更是《舌尖上的中国2》商业化运作路径的重要标志。每周更新一集，吸引观众紧跟“追剧”,这其实是欧美电视剧的'通行做法。其实说白了，采用周播模式就是为了延续时间的热效应，而效应延时直接受惠的是赞助商和广告商。如果采用日播模式，短短7天的播出周期很快就结束了，留给赞助商和广告商的空间相当狭小。改为周播后，播出周期抻长为长达60天，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赞助商和广告商的收益。在热炒宣传背景下，裹挟着第一季强劲的轰动效应，《舌尖上的中国2》海外单集预售价就超过了4万美元。事实也证明，正式播出将日播改为周播，《舌尖上的中国2》的广告收益直线飙升。从央视纪录频道提供的官方数据来看，苏泊尔和四特酒分别以4532万元和4399万元成功中标全媒体合作伙伴企业，作为一部专题纪录片，这在以往是很难想象的。这样制作单位、赞助商、播出平台、广告商多赢的局面也是一部美食纪录片成功秘诀之一。

三、开启纪录片与营销平台的“双赢”模式。

在《舌尖上的中国2》招商中，天猫商城旗下的天猫食品，就成为《舌尖上的中国2》的独家合作平台，同步首发每期节目中的食材和美食菜谱，天猫网在首页设立“舌尖上的中国”专栏，受众可以边看边下单。根据数据，第一集《脚步》播出时，贵州鱼酱厂的一年存货都卖光了，四川腊肉7天卖出1万份，臭豆腐销量增至750份，空心挂面两天卖了1156份。节目中出现的西藏蜂蜜、浙江跳跳鱼、贵州稻花鱼、四川腊肠都成了热卖品。例如“跳跳鱼”,首播当天在百度的搜索量从原来的每天约400次大幅增加至1.3万多次。除了大批订单量暴涨外，网页搜索产生的流量费也是一笔客观网络附加盈利，它存在于网购过程中，但又获利于订单额之外，这是在新媒体视域下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商业现象。这样实现了《舌尖上的中国2》在受众中的二次传播，也为营销平台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客源。

四、结语。

综上所述，舌尖上的中国的成功是必然的。可以说，从艺术创新、品牌锻造到商业运作再到传播策略，“舌尖上的中国”系列纪录片所作的一系列积极探索，势必对中国纪录片产生不可估量的示范和启迪作用。在经济飞速发展，生活节奏飞快的今天，《舌尖上的中国2》呈现给我们的已经超出了美食范畴所能给我们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