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作文是经过反复推敲和精心打磨的文字艺术，它让读者在思想触动和文学享受中得到满足。以下是一些经典的作文范文，希望能够为大家提供写作的参考和借鉴。
我的文学我的梦演讲稿
哥不是亲哥，也从没有被我正儿八经的叫过一声“哥”。
哥比我大一岁，这似乎成了我认为他是哥的最正当的理由。
哥不是很聪明，学业也不佳，但那不是哥傻，那是哥憨厚。
哥自己开车从临沂回大连，专程绕道到聊城来看我，走迷了路，四个小时的路走了一整天还没到，傍晚的时候滞留在了济南。我在聊城等了他一整天，早餐午饭都没吃，天黑时接到他从济南打过来的电话，我一点也没认为他笨，心里只有满满的感动。我知道这一整天他肯定跑了很多冤枉路，已经疲惫之极。
哥绕了这么多冤枉路过来，只是为了看看七年未曾谋面的我，哥啊哥。
哥经常半开玩笑的说：“我可是等了你七年啊，老妹。”
七年，应该是很长时间了吧？
认识哥那年，我们都才上初一。当时都是处在天真无邪的年龄，哥是老实巴交、成绩乱糟糟的小男孩，而我，是成绩优秀、伶牙俐齿的小丫头。
当时，我淘气的不像话，天天对哥抓拧咬掐。记忆中，哥从来都没有还过手。认识了这么多年，似乎从没对哥说过赞美的话，对他总是冷嘲热讽，但哥从来都是全盘接纳。现在提起这些事，哥没有一点怨言，傻呵呵的笑着把我曾经的恶劣行为定义为“关怀”。
我的脑海里经常浮现出这样一个画面：夕阳，微风，乡间小路上，一个憨厚的男孩子费力的'蹬着自行车，车座上载着一个啃着苹果东张西望兴高采烈没心没肺的小丫头……想起来，很满足，也很温馨。
上完初一，我转学，和哥分开，没想到，这一别，便是整整七年。
七年里，发生过了多少事呢？我转了好几次学，到外地上初中，到县里上高中，又到聊城上大学，家里的座机撤销了，手机号不知换了多少个。哥在临沂，去青岛，又去大连，换了好几个工作的地方。几乎所有的老同学都失去了联系，唯有哥，隔三差五一个电话，从未间断。每次聊一个多小时，有时候我都忍不住的说：“大哥呀，我都替你心疼电话费了呀。”
我有了男朋友，哥遗憾的说：“唉，七年前我就应该下手啊，白白放过了那么多的机会……”我依旧没心没肺毫不客气的说：“再等七十年，你也没戏……哈哈……”我知道即使那么伤人的话，哥听了也不会生气。
和男友闹了矛盾，一个人躲到楼道里大哭。哥打来电话，我把委屈通通倒给他，哥也会很明事理的安慰我，也会半开玩笑的问我：“要不要把肩膀借给你用一用？”每次，我都会破涕而笑：“你也是有妻室的人啦，跟我说话严肃点！”
哥现在也有了未婚妻，我很高兴，也衷心的祝福他。我们彼此约定，结婚时一定要参加对方的婚礼。哥前天和我说，我转学的时候他曾在我的课本里夹了一张小纸条，无论是真是假，那个纸条我都没有看到，而这，也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和哥现在是最好的朋友。
渐渐的，我发觉哥不再是当年那个木木讷讷的小男孩了，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七年，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工作经验已经把他打磨成了一个口齿伶俐却依旧本分憨厚的优秀青年。
想起曾经看过的一段话：
“每一个女生的生命里，都有这样一个男孩子。他不属于爱情，也不是自己的男朋友。可是，在离自己最近的距离内，一定有他的位置。在想哭的时候，第一个会发短信给他。在和男朋友吵架的时候，第一个会找他。尽管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从自己生命里消失掉，成为另一个女孩子的王子，而那个女孩也会因为他变成公主。可是，在他还是呆在离自己最近的距离内的时光里，每一个女孩子都是在用尽力气，，消耗着他和他带来的一切！这样的感情，都是超越爱情的存在！！”
我想，哥就是我生命中的这个男孩子吧。
很多时候都想喊他一声“哥”，可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可能是不好意思。
真的想和你说一声：“谢谢你，哥。”
我的文学观作文
诗人柳宗元他的文学思想观点和创作实践，不仅引领了当时文坛的新风尚，而且对中国当代文学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和作用。
“文以明道”说。
“文以明道”说是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一文中提出来的。“明道”一词，南朝齐梁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刘勰早就提到过。柳宗元对刘勰“明道”说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务彩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及长，乃知”的意思，一是说明他通过自己的写作与文学实践，才慢慢地明白了这个道理;二是说明他通过后天的学习与借鉴，才逐渐地明白了这个道理。
柳宗元的“文以明道”说，是一种文、道并重的“二元论”观点。写文章的目的是为了“明道”，“道”借助于文章而更加鲜明，文章因为“道”而更加显著。它与北宋时期理学的代表人物周敦颐所讲的“文以载道”观点，把“文”当作“道”的载体，甚至看作纯粹的舆论工具，有着很大的不同;跟南宋时期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所讲的“文便是道”观点，主张“文道一体”，混淆了“文”与“道”的界限，有着更加明显的区别。
非常难能可贵的是，柳宗元不仅在口头上宣讲“文以明道”，而且将其付诸于实践。柳宗元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指出：“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他坚信自己和王叔文等人所实行的政治改革，是正义的事业，是符合国家与老百姓利益的行动，始终不愿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远大的理想，更为广泛地钻研古今典籍，并加以批判性地吸收与借鉴，因而大大提高了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文学修养。他勇敢地拿起笔来，写下了大量的理论著作，愤怒批判黑暗的社会现实，大胆宣传进步的政治观点;并继续高举散文的大旗，写出了许多优秀的山水游记、诗歌和辞赋，从而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留下了光华璀璨的一页。
“辅时及物”说。
“辅时及物”说，是柳宗元在《答吴武陵非国语书》一文中提出来的。“辅时”――即有利于、有助于时代;“及物”――即跟事物相联系。所谓的“辅时及物”，是在“文以明道”的基础上，要更进一步地贴近现实，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与时俱进，服务时代、服务社会、服务人民。
刘勰的基本文学思想，主张文章要“衔毕佩实”，“质文并重”。为了达到这一要求，反对“诡奇”等为争一句之奇而穷思力索，主张“夸饰有节，饰而不诬”的写作原则。认为文章的写作过程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文学的任务是要“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文学的社会作用在于起到“顺美匡恶”。因而反对“无所匡正”、“无益时用”的文学。
柳宗元极力提倡“辅时及物”，他本人也撰写了许多这样的`文章，如：脍炙人口的《捕蛇者说》，揭露暴赋酷役对人民的残害，竟然比异蛇还要厉害“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驳复仇议》针对徐元庆替父报仇的案件，从“刑而后旌”和“亲亲相仇”两个方面，提出“刑”或“旌”必须符合国家法典，切合实际，无论官民，当刑则刑，当旌则旌，但必须刑旌分离，二者不可同用于一人;同样“亲亲相仇”者也是无视国家法典、无视客观实际的错误行动，为官者只有依法行政，为民者只有遵守国家法典，才能消除“亲亲相仇”的隐患，达到为国分忧为民除害的目的。《敌戒》阐明了“敌存灭祸，敌去召过”的道理，指出“敌去而舞”将会招来更大的祸害，提醒人们应当居安思危，希望宪宗不要“废备自盈”。事态的发展果不出柳宗元在文中所料，元和十五年，唐宪宗就被宦官等杀掉。文章反复地阐述了事物相反相成、矛盾相互转化的道理，体现了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对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褒贬讽谕”说。
“褒贬讽谕”说，是柳宗元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一文中提出来的观点。“褒贬讽谕”说，所强调的是写作的文体，他将所有的文章、作品，笼统地归纳为以“褒贬”为主的和以“讽谕”为主的两个大类。
柳宗元在这篇序中指出：“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他认为，文章的作用，就是通过言论辞语来进行表扬或批评，采用比兴的手法来进行讽刺劝戒，给人以开导启发罢了。虽然语言粗俗的文章也足以采用，然而缺少文采，毕竟难以震撼人心，不能给后世留下示范的作用。文章写出来之后很快就淹没无闻，君子是不愿这样做的。所以作者探求写文章的根本，一定要在文采与内容相结合这条路上走下去才能成功。
他接着说：“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喻，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于谣诵也。”
柳宗元这里所说的“文”，是广义的，包括非文学的“著述”和艺术文学的“比兴”之作。他把传统的五经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书》《易》《春秋》等政治学术著作，另一类是以《诗》为代表的文学艺术著作，说明柳宗元对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认识比较清楚。他认为：前者以论述政治、哲学、历史问题为本，必须参照或借鉴《尚书》中有关谋略、开导、教诲等方面的内容，和《易经》中有关经文的解释，(《象传》《系辞传》，都是对《周易》卦爻辞的注释)以及孔子删削《春秋》的笔法，它的主要要求是结构完整、立意高广而内容厚实，语言准确而说理周密完备，才适宜于作为文献来保存与收藏。后者以运用比喻、寄托、联想为本，必须参照或借鉴虞夏时流传下来的歌谣，和殷商、周朝时的《国风》《大雅》《小雅》、“三颂”等诗歌，它的主要要求是辞彩华丽而清朗动听，言语晓畅而意境优美，才适宜于传歌诵与流传。
柳宗元觉得，这两种类型的文章，各有其不同的写作目的和意义，几乎背道而驰，因而历来作者大都只是有所专长，而难得有兼擅两体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必定技艺成熟，达到了“专美――炉火纯青”的境界。而这种擅长著述和擅长比兴的人才，即使在古代文学和雅乐极盛的时代，也属于“凤毛麟角”，很难同时产生。
柳宗元对这两大类文章的区别，不仅认识非常明确，而且“兼擅独到”。而真正做到了“褒贬讽谕”两相宜的，不是别人，正是柳宗元自己。
“四态”说。
“四态”说，也是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同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观点。“四态”――“轻心、怠心、昏气、矜气”，即“轻率之心、怠惰之心、昏聩之气、骄矜之气。”此处重在强调写作态度。
柳宗元在文章中说：“虽常好言论，为文章，甚不自是也。”“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
他的意思是说，我平常喜欢发表议论，写些文章，但很不敢自以为是。我每当写文章时，从来不曾敢掉以轻心，担心过于轻浮而不深沉;不曾敢轻视懈怠，担心过于松散而不严谨;不曾敢辞意模糊混杂，担心意义不明确而产生歧义;不曾敢以骄傲矜持的态度来进行写作，担心过于傲慢而强词夺理。
柳宗元在《与友人论为文书》中明确指出：“古今号文章为难，足下知其所以难乎?非谓比兴之不足，恢拓之不远，钻砺之不工，颇颏之不除也。得之为难，知之愈难。”由于文章难写，所以绝不能自以为是，必须十分郑重、严肃认真、头脑清醒、谦和善待，保持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把写文章看作立身立言的大事业来做。这样，柳宗元不仅充分认识到写作的重大意义，而且深刻体察到作文的艰难，从而也就能把它当作人生的大事业来做，并且竭尽心力去做好。他深知写作成败的关键除了学力即内容的因素之外，还有文辞即表达方面的因素，所以他对于具体写作的要求十分严格和认真。
“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他认为，在为内容服务的前提下，文章艺术手法应当丰富多彩，通过综合运用“抑、扬、疏、廉、激、固”六种写作手法，可以起到“奥、明、通、节、清、重”六大作用，使作品更加深刻而不隐晦，鲜明而不浅露，脉络通畅而不一览无余，蕴涵丰富而又简洁明快，清新活泼而不轻浮，内容充实厚重而不呆板。注重学习和借鉴古代文化遗产，充分汲取各种优秀作品的不同特色，加以融会贯通，博采众家之长，来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更好地担负起反映纷纭复杂的现实生活与广阔深厚的思想内容的任务。
我的文学情结
有人说，儿时的记忆能伴你一生。也有人说，儿时的记忆是文学创作的源泉。
两种说法我都同意。但前提是，儿时的生活。
应当在乡村，不管是伴其一生的记忆，还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其实质是一种乡土情结，而且这种乡土情结还不完全受年龄的限制，关键是它在人心里留下的印象的深刻程度。
我由于生在农村，儿时的记忆便充满了优美的神话和迷人的梦境，引我时时回味，甚至魂牵梦绕;而每次写作的冲动大多与儿时的心理感受有关。
只有在乡间，儿童的生活才会像童话。记得小时候我们可以漫山遍野地奔跑，可以到后山的老树林里去摘野果子，可以躺在厚厚的青草上，一边吃果子一边望着天空飘浮的白云，让无忧的心自由飞翔;我们可以在地塄上挖洞，也可以在山坡上挖战壕，然后学电影上的人们打仗;我们可以在水渠里泡上半天，不会游泳就可以在水浅处用手支撑着，让身体浮起来，再用两只脚拍打水面，装出一副游水的样子。我们还可以在大人不在家时，卸下门板搭戏台，披上床单作战袍，沾一把粗麻在嘴上当胡须，扎一条毛巾，挎一把老马刀，在台子上感觉一下英雄;我们可以在听到一点半点消息时，翻山越岭几十里去看露天电影，我也常常为电影里的人和事感动不已，一个人的时候偷偷地思念那位不知名的朝鲜护士。
只有在乡间，儿时的梦想、儿时的情绪才可以延伸。我到上中学的时候，生活中仍然充满了许多童趣。有一个中秋节，我邀请了几位最好的朋友到我家赏月，晚饭后我们登上一个山峰，吟风弄月，指点夜色，徜徉在银光清辉的世界，大大的体验了一下古代文士的洒脱风流。不料第二天一早，一场大雨把正在赶往学校的我们浇成了落汤鸡;还有一次，我和一个好朋友一起合写一篇文章，两个人于晚饭后到山上边散步边商量，不知不觉月出东天，冷晖遍地，我们索性坐在山坡上进行更详细的探讨。回家时小山村已经进入梦乡，除了月光的照耀，再也看不到一个亮点。
我从小喜欢雪。现在才知道，我所喜欢的是乡村的雪，而对于城市的雪，也只有在久居城市而看不到乡村时才注意一下，作为一种心理补偿。最早印象很深的是冬天去上学的路上，踩在厚厚的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好象有一利说不清楚的满足;后来大一点了，就喜欢看漫天飞舞的雪花，迷迷茫茫的不知深浅，我就被一种很神秘的气氛笼罩着，有点飘飘欲仙的感觉;再后来，我就喜欢雪天的那种意境——当然这是受了传统文人的影响，先装了一些古文诗句在肚子里，一旦遇上下雪天就萌发出一些平时不大想得起来的情绪——然后就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比如山顶或河边，一个人立在那儿，静静地感觉冰天雪地中人与天地一气相通。那时，说不上是先有想法后有感觉，还是先有感觉后有想法，直到现在也说不清楚，只就是喜欢那么做。其实，雪在我心中的印象非常深，所以，现在每到冬天，我就觉得城市的乏味，就回想起在乡村的生活趣事，特别想念的还是乡村下雪的情景。
很多情况下，这种对乡村往事的回忆最容易引起人写作的欲望。每到这时候，我就觉得一个人的乡土情结才是他写作的原动力，也可以说是原始冲动。就现在已知的文学大师，几乎都有乡土生长或生活的经历，都有一股很浓的乡土情结，而且好多作品的功力和深度也往往表现在对乡村生活和人物心理的描述方面。比如鲁迅写的童年时扫开雪地扣麻雀的情形，郭沫若自传里写的自己11岁时在后花园里看见婶婶时的一些想法，沈从文笔下的乡村情趣……现在的贾平凹，写的东西也以乡村题材为主体，弥漫着一股浓厚的乡土气息。当然以〈白鹿原〉名扬天下的陈忠实就更不用说了，他为写小说专门找了一片乡土去生活。这种乡土气息有时候还显得十分古老，但是却很有韵味。大概这就是文学的本质吧。我们多少年来不断探讨，说了一大堆理论，其实对于写作的人来说，最关键的是他的生活经历和内心感受以及由此造成的情感倾向。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再多的文学理论都只是一些毫无用处的空洞概念。
我和不少写作的人探讨过这一问题，他们大多都有同感，认为城市的死板生活和繁乱环境，容易使人心身疲惫而缺乏激情，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的自由想象;乡村则不同，这里天高地阔，山水成形，人们过着相对闲散的生活，尤其与自然界有直接密切的接触，比较多的吸收了天地的灵气，对事对物、对人对情对理都有相当敏锐的感觉，又比较容易产生不受拘束的遐想，好多人心里都装着一些奇妙的故事。这正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和动力。
此外，从中国文化传统来看，也能看出乡土情结对文学的价值。由于中国长期的农业文明，在文化传统中包含了很多与山水有关的内容，而审美情趣便是其中之一。这种陶醉于山水之间的审美情趣，其实就是一种很典型的乡土情结。这种情结其实并没有随着社会的重大变化而消失，它依旧隐含在许多文化人的心底,也成了一种源远流长的民族心理情结。
虽然现在也不乏城市题材的文学作品，但总体上说，这些作品还是缺乏文学应有的那种意境和韵味，它提供给人们的不是一种精神享受，一种美感赠与，而是一些城市现象的综合，往往使本来就已经很心累的城市人群在阅读过程中更加心理沉重。它决没有产生于乡土情绪之中的文学作品那样让人读来便有一种如春游、如夏浴，也如隆冬迎风饮雪的感觉，那是一种把自己交给自然，返回生命本体的感觉，那种感觉总是让人回味不尽。这种情形也许就是文学创作和审美的本质特征，再没有更好的方式取代之前，它依然牢固地占居着我们的心灵空间。在我看来，这也是整个美学的一个基本特征。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人类来自自然这一事实，所以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脱离对自然的依赖和亲近，因此在我们的心里，最美的东西仍然是最自然的东西，最自然的东西就是现存于乡村之间的山水草木以及人们生活于其中时所留下的一切美好记忆。
作者：范笠。
公众号：怡心苑。
我的文学观作文
要讨论当代西方思想家，对于治文学的人来说可能有着更便利的条件。因为当代西方许多哲人，在提出一个个自成一格的话语系统的同时，总是不约而同地倾向于把文学或艺术当成自己的殖民地。伊格尔顿不无讥讽地说：“当哲学家变成实证哲学家的工具时，美学就可以用来拯救思想了。哲学强有力的主题被某种具体、纯粹、斤斤计较的理论所排遣，现在正变得无家可归，四处漂泊，它们寻求着一片蔽身的瓦顶，终至在艺术的话语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这当然是事情的一方面。但从策略的角度来看，至少对于我们即将要讨论的布迪厄来说，文学艺术之所以容易成为思想家所关注的宠儿，可能还因为作为精神现象，文学艺术具有更普遍的可通约性。一种理论，倘若能在对文学艺术的分析中站得住脚，在其他领域中也许就显得是不言而喻的了。更何况文学艺术在人类社会中又有类乎广告效应那么强大的影响力。
尽管主要身份是社会学家的布迪厄在原则上反对建立一种普遍性元话语，然而，他的确在事实上创造了一整套话语系统，并将它令人咋舌地运用在农民、失业、教育、法律、科学、阶级、政治、宗教、体育、语言、住房、婚姻、知识分子、国家制度等极为广阔的领域里，而他特别留意的对象之一，似乎是文学艺术。他不仅在许多著作中屡屡提及文学艺术，而且还专门写了几部专著如《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艺术之恋：欧洲艺术博物馆及其观众》、《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发生和结构》、《文化生产场：论艺术和文学》等等。要绍介布迪厄的文学理论，我们可能会有一种浩浩茫茫不知从何处说起的`慨叹，因为布氏几乎没有遗漏文学社会学的任何一个重要领域，但是，正如上述书名所暗示的那样，文学场显然是布迪厄文学理论的一个关键词。正是通过文学场的概念，布迪厄的文学理论才得以清楚的表述。所以，不妨让我们从文学场开始说起。
一、为什么是文学场？
布迪厄自认独擅胜场，并得到了一些学者赞同的学术闪光点之一是，他超越了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内部阅读与外部阅读、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等之间的二元对立。具体到文学研究领域，布迪厄认为，主观主义或本质主义的文学分析方法，诸如浪漫主义者基于卡理斯玛意识形态，将作者视为独创者；新批评派之类的形式主义者沉迷于文本的形式之中，将陌生化等形式因素视为文学性的一般特质；实证主义者相信经验数据的科学性，把赖以统计的分类范畴当成文学事实的自在范畴；萨特在传记材料中寻求作者的个人特性，并将它与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特性混为一谈；弗洛伊德或荣格借助于俄狄浦斯情结或集体无意识来解释文学的本质；而福科则拒绝在话语场之外发现文学发生的解释原则；……凡此种种，都不同程度地把文学观念、文学实践和文学作品当作理所当然的现实加以接受，而完全忽视了这种现实在人的头脑中赖以构成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另一方面，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卢卡契或者以发生学结构主义者自命的戈德曼，则完全无视文学自身相对独立的形式特性，无视作家作为能动者在文学生产中对于文学意义的塑造，而将作者简化为某个社会集团的无意识代理人，将文学的发生发展简化为政治经济力量的直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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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我的梦散文
从小学开始，我就热爱写作，积极进行文学创作。我写过很多别出心裁的文章，认真地刻画下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与思考。文学要源于生活，不可凭空捏造。记得小学时，我做了一个小实验，用塑料杯盖住了一只蚊子(马路边卫生条件极差，蚊子随处可见)，然后将它扔到了一堆蚂蚁聚集的地方，观察蚂蚁是怎样捕食蚊子的。我将这个实验写进了文章中，获得了老师的好评。文学需要加工，但需要有真实的原型。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我的文章更偏于哲学抒情性，少记叙写景。可能跟个人的情感有关，我不是那种风花雪月的人，而乐于严正的思考哲学。这又怎样，人都有自己的短板，发挥长处就行。就好比高考，我宁愿数学满分而英语零分。把强科增强到最强，把弱项作用降到最少。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不会成为徐霞客那样的风景散文家，但有可能成为卢梭那样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不该苛求什么。
我始终相信文学是能指导数学的，数学也能够领导文学，相辅相成。写文章我可以用数学思维去写，也可以用文学情感去钻研数学。人总要有点情怀，不要为了学习而学习。我爱写作，但更爱数学，幸好二者可兼得。我最佩服的作家是大仲马，会赚钱会花钱，有钱时挥金如土，没钱时穷困潦倒，人生就是这样。
有很多次我都在想，我看过“三国”，读过“西游”，还能品读《童年》《在人家》《我的大学》，分析雨果《悲惨世界》中的《巴黎圣母院》。可情商依旧很低，创作出来的作品没人看没人打赏。日复一日进行着无用的创作，大学了连个女朋友都没有，很想亲亲她的嘴牵着她的小手，带她去看花海，只是不知道去哪里找那个她，也不知那个她在哪里等我。如果数学院没有，就去湘大找，如果湘大没有，那我努力学习，考上北大去北大找，如果北大没有，那我去中国找，如果中国没有，那我去外国找，如果地球没有，那我去外星找。我也在不断地试探和寻找，可惜没有发现适合自己的，适合自己的白菜才是最好的'白菜。
虽然我有点嗜睡，但有空还是很愿意写作的。你看，风华杯投了十多篇稿，江山投了几篇稿，汤圆上更新小说，想想就是很累的事，但我坚持下来了。因为我不光爱数学，也爱文学。既是数学家，也是文学家，更是哲学家。喜欢写作，文学着自己的文学，只是专业挂科就不是很光彩了，这也是我搁笔的原因。给我点时间，等我补考过了，等我数分高代解几满分了，等我考到数学院第一了，等我进入那个所谓的韶峰班后把学费免了，再写几部惊世骇俗之作。人生总是在不断的选择与被选择。
自从高中知道了有个新概念作文大赛后，就很想去参加。可惜凭我这半桶水干什么都是不够的，沉下心来，学好数学才是唯一的出路。
我的文学观作文
大约自中国文学理论界终于冲破一元文学观的藩篱，举国上下，一片多元论的呼声。多元，究竟是多少元？可是谁也说不清，有主张三元者，有主张五元者，有主张二十四元者，最多竟开出文学50元的清单[1]。总之，中国文学理论界的观念性思维，陷于非理性状态：多元论等于不知有多少元；多元论有似乎等同于多样性；多元论等于杂乱无章，终于显示了西方后现代思维的某些特征。这是人类对文学的考察陷于盲目性的结果。其实这些看法并不合文学的事实。为了恢复对文学的理性的考察，上一章的新理性主义的方法论，同样适合于对文学的把握。老子提出的“三生万物”说，在文学艺术世界同样行得通。本章拟通过对中西文论中文学观念的梳理，揭示出人类文学观的三元状态，看能否以由三元论所代表的文学的有序多元论去取代后现代造成了的破碎无序的多元论，从而在文学理论领域重新恢复理性的光辉。
第一节哲理文学与哲理文学观的存在。
20世纪文学观念的混乱，虽然有非理性主义的干扰，同时也是由于过去人类对文学观的思考未臻精密有关。其中最明显的事实是古今中外，哲理文学大量存在，但是由于受种种偏见所致，哲理文学观念却长期受到质疑，因此，本书将首先为哲理文学正名。
一、对哲理文学的争论与文学哲理化倾向。
关于文学应当不应当表现哲理的争论，在发展到针锋相对、旗帜鲜明的程度。艾略特（t.s.eliot,1888-1965）作为一位现代主义理论家，他旗帜鲜明地倡文学的哲理性。他说：
这里明白无误地宣扬一种哲理的文学观，也许是艾略特作为诗人的经验和理想的自然流露，但却激怒了文学理论家。美国现代学者韦勒克、沃伦在其合著的《文学理论》第十章中写道：
这一连串的发难，真是气壮如牛。因为他们的背后，有着一系列的理论大师，都对诗的哲理本质观，表示怀疑。其中最主要的权威是黑格尔，他说：
这是激烈反对哲理可以入诗的例子。其实，中国古代反对哲理为诗的倾向还更为激烈，矛头直指宋诗。宋代诗人“以议论为诗”、“以理学为诗”，也并非全无可读者，而宋诗受到的攻击更是铺天盖地。首先发难者当推南宋文论家严羽。他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而古人未尝不读书、不穷理。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荃者，上也。
近代诸公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可谓不幸也。
严羽的对宋代哲理诗的全盘否定，掀起了全面否定宋诗的怒潮。刘克庄在《吴怒斋诗稿跋》中进一步批判道：“近世贵理学而贱诗，间有篇咏，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后人多鹦鹉学舌，一片臭骂。如谢在杭在《小草斋诗话》中说：“作诗第一等病是道学，宋时道学诸公，诗无一佳者。”清代王夫之甚至说，“宋人以‘意’为律诗绝句，而诗遂亡！”从此，宋代无诗论甚嚣尘上。
然而明清之际，反对严羽，为哲理诗辩护的思想，亦十分激烈。钱谦益、冯班、叶燮、朱彝尊、毛奇龄、汪师韩等，几乎群起而攻之。钱谦益骂严羽的论调是“涂鼓之毒药”，冯班称严羽之说为“呓语”。这些人中唯以冯班、叶燮批驳最力。冯班写道：
这里对严羽原意的理解，似有不太准确之处，但他将严羽反对以哲理为诗的态度，批驳得还是深刻的，主张给哲理诗以一定的地位的做法是旗帜鲜明的。同样，叶燮也不满于严羽对宋诗的批判。他认为严羽的观点有违于风人之旨，相反，诗中言理，却可以达到极高的艺术至境。叶燮认为：诗这种东西，虽不能以直接说理的方式去作诗，但却可以通过含蓄的意象去表达，而且能达到“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审美极境，它所表现的冥漠恍惚之境，就如老子理想的那种“惟恍惟惚”[6]的大道之美一样，是人类最高的审美境界。这就从根本上批判了诗中不能言理的谬误。（叶燮的观点，让我们在第四章再详细论述。）。
可见中国古代关于哲理文学观的争论像西方现代一样针锋相对、旗帜鲜明。但是从古到今，从中到外，理论家却常常无视这种争论，不愿意深思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争论，不愿深思哲理文学观和哲理文学是否是一种合理的存在，不愿意深思文学除表达情感、讲述故事之外，究竟是一种几元性的存在。过去是“反映生活”的一元论简单化了人类的思维，目前又以多元论的论调遮蔽了事实的真象。因此，弄清关于哲理文学观的争论，给旷古之争一个合理的答案，便成了现代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再糊涂下去了！
西方现代派艺术的哲理化倾向为我们提供了观察这一问题的契机。
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的哲理化倾向，已被许多理论家揭示。首先，它也是一个被中国理论家反复描述、感同身受的事实。资深学者叶廷芳先生在评论现代派文学倾向时写道：
近一个世纪（指[7]。
因此他肯定地认为：“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一个最大特征，是哲学广泛进入文学，它引起文学形式和审美规范发生很大的变化”[8]。同样，青年学者刘小枫也发现了这一点，他惊呼道：
现在出现了新的哲学。哲学现状的特征是，哲学的最强大的影响不是来自体系，而是来。
他认为这些都反映了狄尔泰的一个重要思想：在宗教精神逐渐消退的时代，在科学思想和形而上学不断削弱人类的幻想力量的时代，“必然出现诗人与哲学家交换位置的情况”[10]。
而且，
他又分析了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他写道：“在我们时代，艺术创作中的分析因素、理智因素的加强，使艺术和哲学的相互关系具有了新的品格——它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明朗化了，而哲学思想往往成为艺术描绘的直接对象。”[12]这种将哲学思想作艺术描绘的直接对象的做法，便是我们说的现代派文学的哲理化倾向，也许这个倾向太明显了，结果被后现代挖苦为“艺术变成了哲学武器”[13]。
我总是企图传播某种不能言传的东西，解释某种难以解释的事情。[14]。
要画出“对事物的认识”，他继续解释说：“这并不是一种你可以把它抓在你手里的现实性。它更像一种香水——在你的前后、两边。香气到处弥漫，但你却不知道它来自何方。”因此毕加索非常重视他的表现形式，但他的形式绝不是空洞的、非理性的，而是一种精心创造的能够表达其观念的手段。他又说：“每当我想说什么的时候，我就用我觉得应该用的那种方式去把它说出来。不同的主题不可避免地需要用不同的表现方法。这并不意味着艺术本身的演化或进步，而是意味着一个人想去表现的观念以及表现那个观念所用的手段。”[22]毕加索的艺术思想非常明确：（一）他的绘画是观念性绘画；（二）这是有别于“如实描写”的传统绘画的新形式；（三）画中无它，有的只是观念和观念的表现，所谓“观念”即对“事物的认识”，也就是哲理。这样，从我们对卡夫卡到毕加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现代主义艺术，实际上是人类现代史中非常自觉的哲理化文艺现象。
当然，现代主义这种哲理倾向的自觉，还应当与许多理论大师的倡导启蒙有关。作为现代派发端的象征主义，最有建树的理论家是保尔·瓦雷里（[23]。他说：
诗人有他的抽象思维，也可以说有他的哲学；我说过，就在他作为诗人的活动中，他的抽象思维在起作用。我这样说，因为我曾在我自己身上和其他好几个人身上观察到这一点。
每一个真正的诗人，其正确辩理与抽象思维的能力，比一般人所想象的要强得多。[25]。
以上三段话可以充分说明，作为象征主义的理论家，瓦雷里是怎样旗帜鲜明地倡导文学的哲理化倾向，瓦雷里的文学观，可谓货真价实的哲理本质观。然而这种思想并非仅属于瓦雷里自己，而是那个时代许多理论家的共识。
于是，不仅诗哲学化了，而且哲学也诗化了，几乎[26]所以诗人和艺术在人类重返存在之思的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海德格尔认为诗人有一种至高无上的神性，他写道：
由于诗人没有离开神性，即使他无缘居于存在的近旁，去歌咏“喜悦”，而是在无光的`世界，心怀忧虑，赤着流血的双足，去追求澄明消隐的路径，那么，他仍然是神性的显现。因此在神性逃遁的时代，人类只有倾听诗人的吟咏，才能走向诗意居栖的精神家园。海德格尔认为，特别是哲学家要自觉聆听诗人的述说，并要进一步阐发、传达诗人的述说。这是因为只有诗人才能向人们传达神性的消息和神的问候，指引人们返归故乡的路径。海德格尔又以神的口吻号召人类走近诗，去倾听诗人的吟哦。他说：众生啊，你们听一听，诗人以奉献生命来向你们发出充满隐秘的召唤，要你们成为倾听者，倾听诗歌，然后你们才能开天辟地第一次洞悉故乡的真谛。[28]通过这样的转述，也许未能描述海氏思想的全貌，但他的主要精神已十分明显。他分明已将拯救人类和哲学的重任寄托在诗学上。在他这里美和艺术都是真理在无蔽性状态的自行敞开和澄明，并与他的存在有统一性。说明在海德格尔看来，哲学和艺术在本体上应是一个东西。也就是说，海德格尔是用一种诗性哲学的方式在宣扬文学艺术的哲理本质观，否则海德格尔诗学观念将无以建立。这样，当萨特说：
当伽达默尔（[30]就不足为奇了。同时，哲学与文学联姻的现象也从来没有像。
然而，在历史的时代，如果我们从这种文艺现象中不能增加一些理论智慧，老是抱着单一的文艺的情感本质观的不放，那将是可悲的。20世纪现代艺术排山倒海的哲理化倾向至少能让人们发现，在文艺本质的多元事实中，其哲理本质观实属不可轻视的一宗。这还因为，它不仅表现在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中，而且在中西文艺思想史的长河中，也贯穿古今，源远流长。
显然，在卢克莱修这里，诗的形式，诗的外衣，只能如蜜汁一样，包裹着哲理的内容，因此在他看来，诗本质上应是哲理的。
薄伽丘的意思已十分明显，文学不过是用来传达真理的一种特殊方式。英国诗人锡德尼（[39]仍然认为诗人和哲学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做着同一项工作。
因此，首须爱义理：愿你的一切文章，
永远只凭着义理获得价值和光芒。
他的所谓“义理”，一方面是指事物间的从属关系，比如物质从属于心灵，心灵从属于上帝，感情从属于意志，而意志从属于理性，因此理性决定一切，是诗的最高原则；另一方面，义理又是事物的一种内在关系，它表现为“真”，表现为一种普遍、永久的绝对真理。诗只有表现了这种真理，才能形成一种可爱的“真”，文学艺术的一切虚构，“都只是为使真理显得像耀眼的晚霞”。[40]因此，布瓦洛的文学观，归根结蒂不过是一种哲理的文学观。
由此看出，即使是在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高潮中，仍有人持哲理的文学观。
而英国浪漫主义作家、理论家柯勒律治（[46]而雪莱认为“划分哲学家和诗人是极大的谬误”，他把莎士比亚、但丁和弥尔顿都称为“最伟大的哲学家”。他并不主张诗歌与哲学完全相同，但是他确信，哲学之外没有崇高的诗歌。[47]这样，哲理性又成了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要特征。
在法国，早在启蒙运动时期便建立了浓厚的哲理文学传统。孟德斯鸠（[48]。狄德罗。
在今天，希望和理性都来纠正你的想象，因此只有合乎哲理的想象才能产生巨大的效果。
一切描绘景象的图景也必须启发人们进行思考，使人们感觉到诗人作为一个思想家的那一面。
因而她主张“诗歌应该紧跟上一切与思想有关的事物，紧紧跟上当代哲学的发展”。“要提高诗歌的效果，就只有用我们美丽的语言来表达随着时间日益丰富的新思想”。目前的时代，正是哲学渗入一切艺术的时代。所以她十分肯定地指出：哲学才是艺术的目的。她说：
总之，哲理成了文学作品内在质量和艺术质量高低的绝对原因。斯塔尔夫人表现了极为鲜明的哲理的文学观。在这样浓厚的哲理文学传统的熏陶下，象征主义首先在法国诞生就不足为奇了。
以上的追述归结为一点，哲理的文学观，是贯串整个西方文学史的一个事实。但却至今没有引起人类足够的重视。而且，如果这一事实仅是西方文论史上的一种现象，它不被重视，犹可说也；而更值得深思的是，它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一个贯串始终的事实。
三、贯穿始终的中国古代哲理文学观。
中国古代的哲理文学观，最早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尚书·尧典》的“诗言志”。其云：
帝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夔曰：“於——予击石拊石！”
百兽率舞。
过去对“诗言志”的解释，多依郑玄注。他说：“诗言志，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于是有人将此翻译为“诗是表达思想感情的，歌是唱出来的语言”等等。[52]这种翻译有两点不通：其一，《庄子》之前的典籍中，“情”并不作“感情”解，这是因为，在原始公社制后期或奴隶制初期，个人的意志和情感还没有独立的地位。因此那时诗，是不可能像今天的诗一样表达所谓“思想感情”的；其二，这样的翻译，有点类似于今天讲的文学理论、类似于什么叫“诗”、什么叫“歌”这样的名词解释，这在当时隆重的虞舜登基的典礼上，与当时的崇高而神秘的气氛，与上下文的逻辑也极不协调。其实这里“诗”传达的并非“人之意志”，而是“天之意志”。诗歌只有传达了天的意志，经过人的反复咏唱，才能达到“神人以和”的目的，而“神人以和”的关系，并非是一种平等的亲和关系，而是通过这种伴之音乐舞蹈的原始宗教形式，形成人对“天意”的全身心的信奉和适应，统一人的行动。[53]此处“诗言志”所言是天意的观点，并非我的主观臆测，可以从《墨子·天志》得到印证。其云：
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
这里透露了一个重要消息：在《墨子》的书里，“天意”即“天志”。那么，从《尚书·尧典》中此语的上下文看，既然“诗言志、歌永言”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神人以和”，那么此处将“志”理解为“神意”、“天意”是顺理成章的事。只要解开这个“疙瘩”，此文的翻译便通顺了，这里试译之：
虞帝说：“夔呀！我命令你主持典礼，来教育孩子们：让他们正直而又温顺，宽厚而又坚强，刚毅而又不粗暴，爽快而又不傲慢。让我们用诗来传达天意吧，用歌声把这上天的语言咏唱吧。要注意：歌声和咏言一定配合好，五音与六律要和谐，八类乐器要协调一致，不能使它们乱了次序啊！这样，我们人和神的意志才能一致而和谐呀！
夔接着发出命令，他叫了一声“於——”说：“给我把石钟石磬敲奏起来吧！”
于是：带着各种图腾面具的不同部落的人们（百兽），便伴着石钟石磬的节拍，跳起舞来。
在《周易·系辞》中，“天意”往往被称为“天下之志”。其云：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
这种“天下之志”又常被解释为“天下之理”。其云：“《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这种“天下之理”又被称为“天下之赜”。所谓“天下之赜”，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疏解为“天下深赜之至理”。看来这种只有圣人才能发现的“幽深难见”的“至理”，就是所谓“天下之理”。《周易·系辞》又认为，“天下之理”或“天下之赜”就是“天之道”，或称“天地之道”。其云：“《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而圣人就是“明天之道”的“聪明睿智神武”之人。这种“道”，由于是一种幽深难见的“至理”，所以“系辞”中更有明确的界定：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这种见解貌似有理，其实是很幼稚的。他们不知道，人类文化在巫术文化阶段是浑一的。启蒙运动时期意大利的文化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维柯（[55]显然，章学诚反复强调《易》与《诗》的相通性，是非常科学的，而今人大叫某某是哲学范畴，某某才是文学范畴时，不知他们在前人学术成果面前是否脸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第四章进一步回答。
《周易·系辞》的这诸多解释，在荀子这里终于统一了起来，仅以“道”论之。可以说是对先秦文学观念的一次总结。《荀子·儒效篇》有云：
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其微也。故《风》之所以不逐者，取是以节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毕是矣。
这段话，可以说是两汉之前中国古代艺术观的全面表达。其要点有四：（一）诗言志，“志”就是“圣人之意”。（二）“圣人之意”就是天下之道。唯物哲学家认为它是“自然之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的东西。荀子认为：“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为桀亡”，就是这种“道”。唯心哲学家认为它是天的神秘意志，“百王之道”就是它的的表现，汉代董仲舒就继承这种传统。（三）艺术和文化典籍——“五经”全是载道的工具，圣人就是传达天意或道的渠道。其中的文学观就是载道的、表达天意或至理的，概而言之就是“诗言志”。朱自清先生说：“‘言志’的本义原跟‘载道’差不多”[56]，并非无根之论。（四）在《诗经》里，“风”“雅”“颂”全是载道之篇，言志之诗。这是先秦儒家哲理文学观最为清晰的最为肯定的表述。但是中国文学史家长期不愿承认这一确凿的事实，不懂中国文学史也有哲理文学观为主的时代，是“情志统一”论将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搞得一片模糊。
进入汉代后，由于儒学的神学化，诗言志一般被阐释为神秘的天意或“圣人之意”，或者是将“志”等同于道。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说：
天不言，使人发其意……圣人所发天意，不可不深观也。
他还说：“《诗》、《书》序其（按：圣人、天帝）志”，“《诗》以道志，故长于质”[57]。由于董仲舒认为，所谓“圣人”，就是“达天意者”。因此，当他传达天意时，也采用诗的形式，发言而为诗。他的这种哲理文学观，还可以从先于他的学者陆贾那里得到印证。其著《新语·慎微》中说：
隐之则为道，布之则为诗；在心为志，出口为辞。
原来在汉初人的眼中，“道”与“诗”，是一个表里关系。所以董仲舒既说：“《诗》以道志”，又说“《诗》以达意”。[58]这可以说是汉代官方对“诗言志”的理解。这一理解明显与荀子的观点一脉相通，也继承了《尚书》和《周易·系辞》的传统解释。总之《诗》言之“志”，与道、意（天意）是一个意思，或者说本质上是相通的，相同的。但一经《毛诗序》和郑玄的曲解，“情”与“志”便混为一个东西，歪曲了先秦儒家“诗言志”的文学观的本意，使儒家文学观的哲理内含受到阉割，失去了它的本来的意义。
魏晋六朝时期，文学艺术家们开始将文学和艺术当作为观道、体道的一种形式，后来则归结为一种明道的方式。这在玄言诗的语境中，表现得十分充分。嵇康在其《赠兄秀才入军诗》中写道：
琴诗自乐，远游可珍，含道独往，弃智遗身，寂乎无累，何求于人，长寄灵岳，怡志养神。
这首诗将琴（音乐）诗（文学）的存在的理由，变成了道家和玄学家的体道神游的生存方式。因此他们诗歌或琴声，不过是诗人玄学家“假物以托心”的方式而已。因此道家的哲理，玄学的议论便直接化为诗句。嵇康在其《琴赋》中写道：“齐万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激清响以赴会，何弦歌之绸缪。”这种将庄子的诗化哲学直接化为诗句的做法，还表现在他的其它诗篇中，如名句：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59]。
操缦清商，游心大象，
倾昧修身，惠音遗响。[60]。
这里的“太玄”、“大象”，都是指玄学家追求的“道”之本体。这既是玄言诗的哲理文学观的体现，也是当时音乐艺术观的体现。成为全社会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思潮。在这种哲理艺术观的影响下，齐梁间的文论家刘勰，虽不满于玄言诗的潮流，仍在其著《文心雕龙》中，大讲其“原道”、“征圣”、“宗经”、“正纬”，都是对中国先秦哲理文学观的诗学传统的强调。例如，他在《原道》中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将“太极”（即道）视为“人文”（包括文学）的总根源。并进一步指出“道”是文（学）的真正本源、本体。其云：
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这里指出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可以说是中国文论史上第一次以最为明确的语言，界定了文（学）的哲理本质观，并第一次提出了“文以明道”的观点。它是对先秦儒、道、易三家文学观的综合和归纳，上承万年，下启千载。
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
又在《答尉迟生书》中写道：“愈又敢有爱于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也就是说，韩愈已将自己视为道的化身，因为他自幼读书，“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64]。这里的圣人之“志”，就是上文中的“古之道”。由道郁积于胸，发而为文，“有诸其中”者，便是“道”，所以他又说：“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65]而韩愈的“道”，是力排佛老的，是更为纯正的儒家之道，是想继承孟子之后的儒家道统的，因此，这种哲理的文学观，主张的是儒家的仁义之道，亦是儒家的教化之道、尧舜之道。更是孟子那种“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中唐儒学复古主义的纲领。他的这种观点，得到了另一古文运动的旗手柳宗元的呼应。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表现了他对“文以明道”观的赞成和执着。其云：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
柳宗元不仅理论上认为文以明道，而且自信地以为自己的文章是离道不远的。这里所说的“道”，与韩愈一样，也是儒家之道，他在《寄许京兆孟客书》中说：“勤勤勉励，唯以忠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都是正统的儒家思想。他还认为：文章的生命，是作者应当关注的问题，如果“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66]。意思是说，那些没有生命力的文章，都是没有按儒家的“导扬讽喻”的创造目的办事。要想自己的文章有生命力，就必须抱住根本，假“道”而为文。“道”才是其中决定性的东西。
在唐代，除了独孤及宏道说，韩愈、柳宗元的明道说，李汉还提出过贯道说。他在《昌黎先生集序》中说：
文者，贯道之器也，不深于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爻象，《春秋》书事，《诗》詠歌，《书》、《礼》剔其伪，皆深矣乎。秦、汉已前，其气浑然。……司马氏已来，规范荡悉，谓《易》已下，为古文剽掠潜窃为工耳，文与道蓁塞，固然莫知也。
这位先生几乎否定了司马迁至唐的文学史，当然有失公允，但他为褒扬韩愈，而理清儒道之本源的良苦用心却诚然可嘉，其贯道之说，亦别为一家言。
宋代，是中国哲理诗再次成为主潮的时代，也是哲理文学观最为流行的时代。它的形成大约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宋初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如柳开、王禹偁等导其流；其二，是宋代理学思想成为社会思潮之后对文学艺术的渗透。
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也。且人能一乎心至乎道，修身则无咎，事君则有立。及其无位也。惧乎心之所有，不得明乎外，道之所畜，不得传乎后，于是乎有言焉；又惧乎言之易泯也，于是乎有文焉。信哉不得已而为之也！
王禹偁将文章视为传道明心之作，视为圣人不得已而为之的思想的精华。是一种主张文道合一，很有特色的哲理文学观。经过柳开、王禹偁等人的努力之后，虽对当时五代华靡文风有所打击，但由于他们自己的创作上成就不大，因之古文运动并没成气候，只是到了欧阳修登上文坛之后，宋代古文的复兴，才真算有了实绩。而欧阳修亦是一位重视道与文关系的人。他的重道以立文的主张，亦有相当浓烈的哲理化倾向。他在著名的《答吴充秀才书》中说：
（作文）不能纵横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入于渊泉，无不之也，何患不至。先辈之文，浩乎霈然，可谓善矣。而又志于为道，犹自以为未广，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难也。
他认为，作文之所以不能得心应手，原因就在“道未足也”，如果能不断地追求，重道以立文，那么，孟轲、荀子那样的境界，亦是可以达到的。所以，欧阳修又认为：“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欧阳修这样强调文（学）与道的关系，实际上是传统的哲理文学观的沿续。欧阳修不仅在提倡古文方面成绩卓然，跻身于唐宋八大家之列，而他在宋代文学艺术的哲理化运动中的作用，却常为史家所忽视。其“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的观点，等于在宋代哲理化大潮的潮头，树立了一面理论的旗帜，其影响是非常大的。
与古文运动的倡导的同时，渐渐地宋代理学诸家也翕然而起，成为宋代朝野主流意识形式，弥漫于全社会，文学艺术观念和理论受其影响自然是在所难免。宋代理学家中，一派是文艺的否定派，认为“作文害道”，“玩物丧志”；从宋初三先生如孙复、石介等，就重点阐发儒家的义理，对文学十分轻视，至周敦颐、邵雍和二程出，更对文学不感兴趣，进一步发展到否定文学的程度。另一派是南宋朱熹为代表，他们的文学观比北宋前期理学思想有所进步，不再对文学持否定态度，也开始注意到文学的审美特征。但不论北宋或南宋，理学家们都主张哲理的文学观却是一致的。
周敦颐（。
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按，用），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周敦颐在这里从儒家诗教观出发，提出了他的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在他看来，只有载道之文，才是有益于教化的，因为它有“美”，能使人爱而传之，达到传道和教育的目的，因之，“诗”是儒家很好的教育的手段。文和道的关系，是“实”和“车”的关系，文学不能成一辆空车，而要载道而行，才有其用，如果不务道德，而仅为文辞的所谓文章，不过是技艺而已。显然，周敦颐根本没有把那些仅能抒写性灵的文学放在眼里。他所提倡的载道之文，不过是符合儒家诗教传统的实用文学，这是一种十分狭隘的文学观。但由于符合儒家传统，却很快变成为全社会承认的真理。而且，他对非载道之文的轻视和否定，在更为极端的理学家那里，发展成为对文学的全盘否定。实为宋代理学之耻，所以南宋理学家则有所纠正。其代表者是朱熹。朱熹不好驳斥前辈理学大师的“文以载道”论，却抓住了李汉的“文以贯道”论做文章。他认为李汉提出的“文者贯道之器”的说法，有割裂文、道之嫌。“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而于其轻重缓急本末宾主之分，又未免于倒悬而逆置之也。”[67]文道既不可分，因此他主张文道一贯，道外无文说。《朱子语录》中记录了他的这一观点：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
总之，文道为一，文便是道。这种不可分性的强调，显然已将“文以载道”论纳入他批驳的对象，只是没有言明而已。更由于文道贯一，因此凡为文者，就应议论理之是非，不议理之是非者，还能算是文吗？所以他在《与汪尚书》中明确指出：
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复议其理之是非，则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为道，且文而无理，又安足以为文乎。盖道无适而不存在者也，故即文以讲道，则文与道两得而一以贯之，否则亦将两失之矣。中无主，外无择，其不为浮夸险诐所入，而乱其知思也者几希。
按照这个逻辑，为文便要议论理之是非，就要表现道，也就是要表现理学的“义理”。这才是文（学）的目的。他进一步强调说：
这里再次强调“圣（人）因言以明道”，表现了朱熹对刘勰文学观的继承，它不仅是指散文的，也是指诗歌的。朱熹在《清邃阁论诗》一文中说：“今人不去讲义理，只去学诗人，已落得第二义。”这是因为，他强调诗歌创作，也要把体现“义理”放在第一位，要求以诗明道。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六载：“公（朱熹）尝举其所作绝句示学者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盖借物以明道也。”罗大经的这则实录说明，“借物以明道”，或者说“借诗以明道”已是朱熹十分自觉的文学思想。为了使这一中国古老的诗学传统不被曲解，朱熹还特别将“诗言志”的概念作了厘定。这一点他是超越汉儒而恪守古道的。请看他在《答杨宋卿书》的论述：
熹闻诗者，志之所至。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然则诗者，岂复有工拙哉？亦视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之。
这句话中“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明显出于《诗大序》。但朱熹在引了两句之后，便戛然而止，而将“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略去。显然，这并不是无意的疏忽，而是有意为之。因为如前所述，先秦诗之言“志”，通于神意、天意、圣人之意，即道。这在荀子那里还是相当明确的，而到了汉儒特别是《诗大序》作者那里，就变了质，将“情”偷换了“道”在诗中的位置，或者说将“志”悄悄地解释成“情”了，这实际上是对先秦儒家文学观的公然背离。朱熹作为一代名儒，作为一位十分自觉的儒家哲理文学观的倡导者，不会对《诗大序》不合古道的这一做法视而不见，因而有意删除，重新恢复“诗言志”的古意，这也是朱熹作为理学大师的高明之处。而这一点，却为后代学者所忽略，这又是后人不如前贤之处。明白了这一点，朱熹的观点就变得十分易于理解了。他几乎已将诗的质量与其所表现的道（志）的程度联系起来，认为诗在本质上便是道的最高境界的体现。他的思路和逻辑，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艾略特的观点，何其相似乃尔！请看下述要点对比：
艾略特。
朱熹。
a.最真之哲学即最伟大诗人之诗的最好的素材；
a.诗者，志之所至。（诗是最高哲理的表现）。
b.诗的质量必须由诗中表现的哲学的程度来评定；
b.诗之工拙，亦视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即表现哲理的程度来评定）。
c.诗人的地位也要由他表达哲学的高下来评定；
c.“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的人，才是可以称之为“古之君子”的伟大诗人。
古今中西两位诗人这样统一的哲理的文学观，真是罕见的，它是偶然的相通，还是必然的反映呢？这多么值得现代人思考啊！
朱熹此见还有一个最为明确的特点是反对情感论的混入，以保持哲理本质观的纯粹性。这一点在现代主义那里也有所反映，艾略特引用亚里斯多德的语言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写道：“理智无疑更神圣，而且较不受感情的支配”。[69]又说：“诗歌不是感情的放纵，而是情感的脱离；诗歌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脱离”。[70]朱熹哲理文学观念对情感排斥态度，与艾略特也相通。
为了保持哲理本质观的纯洁性，南宋理学诗人真德秀还为诗下了一个特别肯切的定义：
以诗人比兴之体，发圣人义理之秘。[71]。
这可以说是宋代最清醒的哲理文学观的完美表达。也是元明清学者长期忽视的一个命题，更是现代学者很少思考的一个极有价值的命题。所谓圣人之“义理”即孔孟之“义理”，也就是宋代理学之“义理”。朱熹曾反复强调对“义理”的表达，但他与俗儒的不同之处是，他是比较注意尊重文艺特点的。他在《答王近思》一文中说：
贯穿百氏及经史，乃所以辨验是非，明此义理……义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则其存诸中者，必也光明四达，何施不可。发而为言，以宣其心志，当自发越不凡，可爱可传矣。
朱熹看来，只要诗人德足以达“高明纯一之地”，诗则不学而能之，这种诗因为有内在的真理华光四射，而词语愈美则愈能传达真理，因而也更加“可爱可传”。
因通物性与衰理，逐悟天心用舍权。
宜放襟怀在清景，吾乡况有好林泉。[72]。
又如《秋怀三十六首》之三，其云：
明月生海心，凉风起天末。物象自呈露，襟怀骤披豁。悟尽周孔道，解开仁义结。
这位雅爱山水的哲学诗人，由于直接在诗中说理，的确有诗味不浓之嫌，后人斥为“理障”也是有道理的。但由于他在理学界的威望，带动诗坛的哲理化方向，仍是起过很大作用的。二程，虽武断地以为“作文害道”、“学诗妨事”，但他们作起哲理诗来，尚能尊重艺术规律，亦有“理趣”盎然、兴味醇浓的佳作。如程颢的《秋日偶成》之二，其诗云：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化中。
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此诗体验真切，虽有理语，但有理趣。将儒家的理想人生境界渲染得颇有诗味。朱熹更是一位成功的有代表性的哲理诗人。除其《观书有感》脍炙人口外，佳句佳篇甚多。绝句《泛舟》也大有深意。其云：
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这首诗也许吟哦的是他个人的体验。是说人生得意与不得意，并不靠自己的努力，时代提供的机遇是很重要的。时机一到，即使艨艟巨舰，也被轻轻托起，航行中流。其中成功者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当然也是劝那些未遇之士，要待机勿躁，练好内功，作好准备是必要的。深刻的道理全不用说出，用一意象便一切了然，可见他真是善于借物明道的诗人。
理学家们还有许多富有哲理的名句广为流传，显示了道学诗的智慧丰采。如邵雍的“弄假像真终是假，将勤补拙总输勤”；“因探月窟方知物，未蹑天根岂知人”。胡寅的“顺理以观皆成趣，会心之乐最难名”，王鲁斋的“时时涵泳味无味，句句研穷深又深”。朱熹的“等闲识得春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等等。
这样，理学家的崇高声誉和他们的哲理诗的创造实践，便造成了风靡全社会的哲理化艺术大潮。诗歌以有“理趣”为美，绘画以“深造理窟”[73]为荣，诗人画家皆以“借物明道”为务。风气所适，即使文坛巨匠也概莫能外。
苏轼声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74]。又认为作画必“深寓其理”，观画要“明于理而深观之”。
黄庭坚受理学思想影响，宣称：“文章者，道之器也；言者，行之枝叶也。”[75]黄庭坚在评苏轼绘画时又提出：“观物必造其质”的观点，认为苏轼是“深入理窟”[76]之作。
王安石也认为：“文贯乎道”（《上邵学士书》），又在《答吴孝宗书》中说：“若欲以明道，则离圣人之经，皆不足以有明也”。显然，王安石亦是崇经重道之人。他主张新学要“有补于世”和“礼教治政”。这样便造成了宋代诗人，人人能为哲理诗的局面。同时还形成了两个哲理诗的审美范畴：“理趣”和“思致”。
宋诗主理，因此“理趣”的概念出现较早。《宋史》载，宋徽宗大观四年（。
可见北宋时期，诗文有无“理趣”，已成为学宫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此外，“理趣”的概念还出现在北宋画论家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和韩拙《山水纯全集》中[78]，可见远在北宋，它便是一个广泛应用的批评术语，并非如钱钟书所说，是南宋陆九渊弟子包恢所言[79]。
“思致”也是宋人首创的一个审美范畴，其意义大约与理趣相近而更称赏智慧之美。这一概念首见《东坡题跋》卷五。苏轼说：
秦人有屈鼎笔，许道宁师之。盖分布涧谷，间见屈曲之状，然有笔而无思致。
许道宁是北宋中期画家，画山水风格独特，常有屈鼎之笔，风格以狂逸著称，时画“寒林平远”卖于汴梁。宰相张士逊曾赞美他的画名，有诗句说：“李成谢世范宽死，惟有长安许道宁。”苏轼是说许道宁画山水，师法秦地笔法，而意蕴上尚欠匠意。黄庭坚也以“思致”评画。他在《题宗室大年永年画》中说：“大年（赵令穰）学东坡先生，作小山丛竹，殊有思致。”而在《宣和画谱》中，评王维、董源、易元吉之画，皆以“思致”论之。直接用于评诗，首见于吕本中《童蒙诗训》，其中评苏轼诗句时说：
东坡诗如“成都画手开十眉”、“楚山固多猿，青者黠而寿”，皆穷极思致，出新意于法度，表前贤所未到。
吕本中作为理学诗人和评论家，其“思致”，大约与“理趣”相近。之后南宋文论家，更把“思致”当成一个常用术语。陆九渊在论黄庭坚诗时说：“豫章之诗，包含欲无外，搜抉欲无秘，体制通古今，思致极幽眇。”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丙编卷三中，也用“思致”论诗。其云“近时胡仲方《落梅》诗云：‘目孤花鸟三更月，却怨楼头一雨风’，亦有思致。”宋末洪迈在其《容斋随笔》卷十五中，已用“思致”评小说。其云：“大率唐人多工诗，虽小说戏剧，鬼物假托，莫不宛有思致，不必颛门名家而后可称也。”说明当时“思致”范畴的使用已很频繁。
“理趣”和“思致”两个范畴的出现，正是宋代哲理的文学观高度成熟的标志。它是由审美理想的内在机制决定的。宋代之后，一般文论家和诗人已没有像宋代人这样自觉的哲理的文学观。一般主情的作家和文论家多采用恶骂的方式，企图否定宋诗的传统，如严羽、刘克庄、王夫之；也有能给哲理文学观和宋诗以一定地位的文论家和作家。但总体上看，还是主情的和历史的文学观渐占上风，能够宽容地看待哲学文学观和宋诗哲理化倾向的，实属凤毛麟角了。
明代开国之臣的宋濂，主张“文之至者，文外无道，道外无文”，作文务在“明道”，“大抵为文者，欲其辞达而道明耳。”[80]这种观点，虽然仅能承袭前贤之论，但由于明初官方提倡程朱理学，因此在明初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其门生方孝儒进一步弘扬其师之道。他认为：“凡文之为用，明道、立政二端而已”，“师其道而于文者，善学文者也；袭其辞而忘道者，不足与论也”[81]。之后，明代前后七子，其文学观一般都处于十分矛盾的状态，一方面由于严羽对宋诗的否定，他们不敢再肯定宋诗的美学价值，另一方面在意象观上，如王廷相、何景明等，又保持着文学哲理观的内核，以致于前后七子主盟文坛的近百年中，很少有人再敢说宋诗一句好话，惟有不在主流话语之中的杨慎（[82]。
三袁之中，袁宏道亦是有不凡眼力的评论家。他从反对前后七子复古摹拟之风的立场出发，主张文学的创新性。他旗帜鲜明地宣称：
世人卑宋黜元，仆则曰诗文在宋元诸大家。
昔老子欲死圣人，庄生讥毁孔子，然至今其书不废；荀卿言性恶，亦得与孟子同传。何者？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所以他顶天立地。今人虽讥讪得，却是废他不得。
这种对宋诗的肯定，已包含着对宋人以哲理为诗、以议论为诗的肯定。特别是将宋诗看作是一种“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的独创，乃是相当明慧的历史眼光，十分难得。
此外，哲理的文学观，在明代小说理论中，亦有所反映。谢肇淛在《五杂俎》中也分析过《西游记》的哲理倾向。其云：“小说野俚诸书，稗官所不载者，虽极幻妄无当，然亦有至理存焉”。袁于令在其以“幔亭过客”之名写的《西游记题辞》中也说：“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是知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可以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开始出现了哲理的文学观，也是一件意义深远的理论现象。
入清之后，由于钱谦益主张文学的历史本质观，黄宗羲倡导性情，王夫之张扬“诗以导情”，直到叶燮才表现出较浓的哲理化倾向，因前文已述。叶燮之后，沈德潜也是一位肯定哲理化倾向的文论家。他在《说诗晬语》中，首先替宋人以议论为诗的做法作了辩解，其云：
这是沈德潜在主情的主流话语的包围中，作出的公允之论，说明他对宋诗主理的传统是有某些肯定的。其次，像叶燮喜欢用宋人创立的范畴“思致”论诗一样，沈德潜则更喜欢以“理趣”论诗。他评论说：
说明他对宋诗的主理，是并不反对的，而更喜欢有理趣禅意者。第三，沈德潜对“言志说”与“缘情说”的不同，独能保持一份清醒。他批评陆机说：
自孔颖达起，便以“情志一也”之论混淆了视听，将中国古代的哲理文学观和抒情文学观混为一谈，实际上是一重大的理论失误。但千百年来，很少有学者能辨此是非，唯沈德潜慧眼独具，哀叹自陆机起，就已“先失诗人之旨”，而使“章教”（即明道）的传统丧失殆尽。足见沈德潜清醒的理论眼光。他已发现，抒情，不是儒家传统。
翁方纲主张“肌理”说，实际上是主张用艺术形象去表达道学家的义理，是一种更成熟的哲理文学观。他在《志言集序》中说：
昔虞廷之谟曰：“诗言志，歌永言。”孔庭之训曰：“不学诗，无以言。”言者心之声也。文辞之于言，又其精者。《诗》之于文辞，又其谐之声律者。然则“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一衷诸理而已。理者，民之秉也，物之则也，事境之归也，声音律度之矩也。是故渊泉时出，察诸文理焉；金玉声振，集诸条理焉；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诸通理焉。义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也。
翁方纲从“诗言志”的原初意义考察起，绝不言一“情”字，这是他超越俗儒的清醒之处。诗者，在他看来，不过是“衷诸理而已”，也就是表达万物之“理”和儒家“义理”的东西。虽然它是通过“文辞”、通过“声律”、“金玉声振”而“美诸通理”的“肌理”，但它本质上与道学之理、万物通理并无二致，从内部看、本质上看也是“义理之理”，他的这种看法，与宋人相比，有更为成熟的地方，表现了人们哲理文学观的进步。
桐城派文论家多强调“义理”，尤以姚鼐的文学观，最具哲理倾向。他在《敦拙堂诗集序》中说：
夫文者，艺也。艺与道合，天与人一则为文之至。
我的文学观作文
创作主体对文体的选择是一种最自觉最积极的行为，具体而言，创作主体的人生履历、学识涵养、人格情怀、个性气质等牢牢地制约着他的文体意识。冰心在20世纪30年代初出版的《冰心全集》自序中说：“我知道我的弱点，也知道我的长处。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也没有喷溢的情感，然而我有坚定的信仰和深厚的同情。在平凡的小小的事物上，我仍宝贵着自己的一方园地，我要栽下平凡的小小的花，给平凡的小小的人看!”统观冰心一生的创作，她之所以对散文这一文体情有独钟，就在于这一文体独有的朴素、静和的美学特质最容易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架设起一座思想与情感的桥梁，最利于负载冰心澄澈、温润、仁厚的心性。
“创作总根于爱”，鲁迅的名言揭示了创作心理的一条普遍规律，更切合冰心的创作初衷。在70余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冰心一以贯之地将爱作为文学母题、价值尺度和精神旨归，以爱心为文心，以布爱为使命。“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寄小读者•通讯十九》)于是，亲朋之爱，自然之爱，童真之爱就成为冰心在散文创作中布爱的三种具体形式。无论哪一种爱，冰心都真诚地表达了社会最基本最朴素的精神诉求。冰心之爱，决非抽象空洞的理念，而有着真切的内容、真挚的情感、炽烈的情怀和生动多样的形式。例如在《寄小读者》中，冰心纵情歌唱母爱的.博大、无私和永恒，虽说因主观感情的浓烈而夸大了母爱无所不包无所不及的神奇伟大，但冰心并没有将母爱囿于人伦亲情的范围，而是将它升华为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的典范和牢不可破的精神纽带。冰心笔下的母爱在艺术表现的层面往往达到了形象大于思想的审美效果，如《往事》之七的篇末点题：“母亲啊!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谁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着重阐发母爱抚慰和庇护心灵的普遍意义，丝毫没有宗教式布爱的说教和夸饰，而是将思想旨趣隐匿于生动鲜活的意象之中，营造出情景交融的审美意境。
当然，在“爱是有阶级性”的学说甚嚣尘上之时，冰心文学中的“爱”一度被指责为无原则的“泛爱”也就在所难免了。需要说明的是，冰心早期散文确有泛爱倾向，以为爱是人类的天性、世界的本质，是永恒普遍、博大无私、同质等量、无须分辨的。这显然不能为那些习惯用阶级分析方法看待文学艺术的论者所接受，在他们看来，冰心笔下的爱当然是抽象虚幻、遥不可及、难以认同的。事实上，并非冰心的认知水准不能达到从本质上辨认美丑善恶的高度，诚如她自己所表白的，“人世的黑暗面并非没见到，只是避免去写它”，因为“这社会上的罪恶已够了，又何必再让青年人尽看那些罪恶呢”(子冈《冰心女士访问记》，见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
在人类早已步入21世纪的今天，重新审视冰心文学作品中爱的对象、爱的内容和爱的形式，我们会吃惊地发现，冰心之爱并没有因岁月的流逝而消解其积极的意义。相反，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现实面前，在“爱已成为往事”的今天，我们不仅倍加珍视冰心老人赐予人类的爱，而且，冰心之爱无疑能给我们寂寞、冷清、甚至恐怖的精神家园带来一定面积的生机和温暖。
“创作总根于爱”，是人文精神在文学创作中的直接显现。尽管如今“人文精神”成了时髦艺术家的口头禅，但真正“根于爱”的创作却每况愈下。当今文学创作中，把肉麻当有趣，视庸俗为通俗，甚至“以突破禁区”为幌子大肆渲染暴力、色情、恐怖的作品为数不少，“创作冲动”变成了“利益驱动”，作家的人文操守、道德良知、社会责任和艺术使命已沦为名利的奴婢，以此反观冰心毕其一生矢志不渝地坚守的文学观，其意义便足见一斑了。
二因情立体，即体成势。
刘勰“因情立体，即体成势”(《文心雕龙•定势》)的创作论旨在强调创作主体的情感与文体和文体与谋篇之间的特殊关系。冰心的散文创作正是对这一理论的积极实践，她始终追求意到笔随、情文并茂、形神兼备的散文美。冰心一贯强调情感积累对文学创作的驱动作用，强调创作主体的个性气质对于风格的决定性作用，她认为：“文章写到有了风格，必须是作者自己对于他所描述的人、物、情、景，有着浓厚真挚的情感，他的抑制不住冲口而出的，不是人云亦云东抄西袭的语言，乃是代表他自己的情感的独特语言。”(《关于散文》)冰心始终恪守这一准则，从不肯“不自然地，造作地，以应酬为目的地写些东西”(《寄小读者，通讯十六》)，从而确保她的创作真正做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综观冰心一生的创作，我们不难看出她的众多散文篇什都是“为情而造文”的典范之作，体现出情至文生，笔随心到的创作心理机制。正如冰心自己总结到的，“如《南归》，我是在极端悲痛的回忆中写的，几乎不经过思索，更没有炼字造句的工夫，思绪潮涌，一泻千里!又如《寄小读者》，执笔时总像有一个或几个小孩子站在我面前，在笑，在招手……又如《往事》，那都是我心版上深印的雪泥鸿爪，值得纪念，不记下可惜，这又是一种。还有的是一人，一地，一事，触动了我的感情，久久不释，如《尼罗河上的春天》，《国庆节前北京郊外之夜》，《一只木屐》，写来也很自然而迅速。此外为追悼朋友之作，也不需要打什么稿子，顺着自己的哀思，就写成一篇文章。”(《冰心散文选•白序》1982)。
《寄小读者》不仅是冰心“因情立体，即体成势”创作观的最佳显现，而且是“冰心体”成熟的显著标志。这个时期的冰心客居异邦，“书信体”是冰心心性对体式的最自觉的选择。这种选择帮助她设定了与小读者谈心的角度、姿态和口吻，既利于抒发作家的游子情怀，又给人亲切、温馨、自然的审美享受。不做作，不矫揉，清纯洁雅，文心如人心，这就是冰心散文的独特美质。
“因情立体，即体成势”揭示了文学创作中情感与文体，文体与文势之间的微妙关系，无疑是文学文体的生成正途。冰心的创作正是对这一文学观的积极继承，对我们今天在文学创作中如何把握和处理情与体、体与势的关系问题，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言必已出，情尽乎辞。
郁达夫曾概括评价冰心的散文“意在言外，文必已出，哀而不伤，动中法度”(《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应当说是切中肯綮。语言表达是语言风格的外在表现层面，同时也是作家在长期的实践中诸多因素如学识涵养、个性气质、时代精神等的有机整合。冰心从小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唐诗宋词、“八大家散文”、晚明小品谙熟于心，她的创作初期正是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时，现代散文以打破旧规自创新体为主潮，冰心躬逢其盛，把“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托付于现代美文，以独创的“冰心体”为新型散文树立了一种风范。冰心一贯坚守“言为心声”的古训，认为散文创作是“感情涌溢之顷，心中有什么，笔下就写什么;话怎么说，字就怎么写;有话即长，无话即短;思想感情发泄完了，文章也就写完了”，以此写出的散文是“最单纯，最素朴的发自内心的欢呼或感叹，是一朵从清水里升起来的‘天然去雕饰’的芙蓉”(《垂柳集•序》)。纵观冰心散文，尤其是那些脍炙人口的篇什，无一不是情至文生、意在笔先、意到笔随、率真见性、自然天成的产物。因政治和时代原因，冰心也曾写过一些“镀金莲花似的，华而不实的东西”(《垂柳集》序1982)，对此，冰心以“努力出棱，有心作态”严加自责。论及散文的语言，暮年的冰心更是融注了创作和生活的双重体验，她说：“我以为散文的语言应如同老朋友在林中散步，灯下漫淡那样。”(《关于散文》)。
文学创作是一种以语言为载体的传情达意的精神劳动，因此，情与辞的关系问题历来为人们关注，于是便有了“情尽乎辞”、“情溢乎辞”和“辞溢乎情”诸种差别。冰心也曾有过“情溢乎辞”的创作情形，她比较自己代去国前后的散文是“去国以前，文字多于情绪，去国以后，情绪多于文字”(《寄小读者•通讯十六》)，但她努力克服情与辞的矛盾，自觉追求“情尽乎辞”的创作境界。当今文学创作中，冰心自责过的“镀金莲花”并非罕见，“辞溢乎情”的现象在散文创作中表现尤甚，即便是那些所谓名家的散文，也缺少浑然天成、自然无迹的篇什。而在普通作者的散文创作中，最突出的问题便是情与辞的矛盾，或语言干瘪生硬，缺少情韵，或感情泛滥，矫揉造作。如何处理好情与辞的关系，冰心的创作见解与实践已经给了我们太多有益的启示。
我的文学瘾作文
上网打游戏，这是我周末必须做的一件事。所谓上网，就是没事的时候打打游戏，与同学聊聊天，看看书。忽然，我发现，我离不开“网”了！
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天气。懒懒散散的我非常不情愿的起床。此时此刻的客厅，正在唱着什么歌！打开房门，捡起拖鞋往电视砸去。这一举动吓坏了当时在座的人。“脾气倒不小！”拖着睡衣的我，顶着个鸡窝头，不满意的嘟起嘴，眼睛邪邪的看着那个口出狂言的人。干脆直接关上房门，玩起了所谓的“英雄联盟”。
“姐，帮我倒垃圾！”
“懒得去！”我不耐烦的喊道。
“姐，我饿了！”
“自己买东西吃去！”此时此刻的我气炸了。
“姐，你等着。”“哦！”我的内心此时此刻是崩溃的'。然后，电脑蓝屏，系统出错。我瞪大双眼正在看着游戏，突然有种想“炸人”的感觉。
第二天，我不开心的拆了主机，喊妈妈带我去修电脑的地方。然后，妈妈大声对我冲到：“你讲你，好好的书不念，非要玩什么电脑，仅此一次！下回想都别想让我带你修！”
我不开心的坐在椅子上做了半天。感觉手痒痒，想要干点啥。可是，内心又急燥起来，一直在念叨：“我的电脑啊！”急得跺脚，乱晃悠。看见妈妈睡了，手机摆在我眼前摆的，克制自己：不要碰手机，不要玩手机！不知不觉，渴望战胜了一切。拿起手机“刷刷”的玩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妈妈起来了。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关了手机，装作什么也不知道。靠在椅子上半眯着眼。“要睡去床上睡！”妈妈瞅了我一眼。眼巴巴的看着摆在桌上的手机，内心有种想要占为己有的感觉。
电脑送回来了，开始了我的“电脑生涯”。
改掉“网瘾”，从我做起！
我的文学瘾作文
可能是老天嫉妒我这双大眼睛，故意赠送了一份“大礼”――近视给我。
我只好打响一场特殊的战斗――视力保卫战。最难的要算与网瘾的搏斗。
不管是看书还是玩玩具，《造梦西游三》的激烈场面一直在我眼前晃呀晃，心里像被无数只蚂蚁咬着。妈妈抚摸着头：“孩子，你的视力半年就下降五十度，医生交代绝不能再玩电脑。视力要是一直下降，最后就会瞎了。”
我吐吐舌头，不敢再想玩电脑了。
一个人在家想玩时，忍忍还能坚持，可是……。
那天当好朋友泓宜们来我家时，平时最喜欢他们来玩的.我，一下子紧张起来。果然令我害怕的事发生了――他们一边跑向学校的教导处（我家住在妈妈工作的学校里）一边喊：“旭晖，来玩电脑。”我刚跑几步，医生和妈妈的叮嘱便像孙悟空的定身法一样把我定住了。我躺在草坪上责备自己：“要是以前保护好眼睛，现在正和朋友玩电脑呢！”
“我就去玩一小会儿吧，妈妈不会知道的?”
“不行，就算妈妈不知道，可眼睛还是会坏的。”
……。
不知什么时候妈妈走来了，夸我战胜了自己，还亲了我一下，我幸福极了。
渐渐的，网瘾被我甩掉啦！暑假里，我看看书，玩玩玩具，从不会想玩电脑。
昨天晚上，我正在吹葫芦丝。
“旭晖，下来玩！”
可我刚到操场，他们又去玩电脑了。
“电脑有什么好玩的？还让人近视！”
我躺在草地上望着星空，星弟弟眨着眼，仿佛在说：“祝贺你，你战胜网瘾啦！”
泉州泉港庄重文实验小学202班陈旭晖。
我的文学瘾作文
前年的冬天，我爸从重庆搬到了湖北武汉，准备与亲戚合伙弄个餐饮。那时我不到十四，所以随着我爸去了汉口，顺带着我过了段不看书的闲日。
起初一切都挺好，每月分的钱不少，只是好景不长：到武汉的第二年，我爸被合作的亲戚摆了一道，最后带着一些衣物就回了重庆。因为去武汉之前，所有东西都变卖了，所以我爸就寻了以前的朋友，借了点钱周转。而我，则被暂时弄到远在深圳，差不多七八年没见面的......，这个字终究是难以吐出。
到了深圳，我就捧着手机看小说，日复一日。就这期间，我看见了17k小说网上的“申请作者”。记得那时心情挺激动的，总想着自己是个天才，随便动两下笔就能挣大钱出大名。只是这想法很快的，就在我第一次写出三万字小说申请签约后，破灭了。这时，我已经回到了重庆。
回到重庆的时候，这学期已经过了一半，所以我就在家呆着了，成天研究网文。经过一段时间的混迹，我逐渐的'熟悉了网文界，也认识了一些编辑和作者。那时，我已经没有了最初的幻想，只是老老实实的跟着几位前辈文的写作。也知道了码字这个词。
码字的意思，就是指网络文学创作作品的过程。最开始的码字，我总是充满激情，也在东莞图书公司创办的旗峰天下原创网签约了第一部作品。不过，稚嫩的文笔、不娴熟的手法，和毫无内容的情节，让它步入了“太监”（半途而废）。
我忽然意思到，写作，并不是那么简单，尤其是创作一部好的作品。而且网文的千篇一律，和小白似的内容，让我想写出一部带有内涵的网络小说，比如烟雨江南和酒徒的作品。于是我开始购买名著，《战争与和平》、《飘》、《生死疲惫》......一系列书籍阅读。
最先看的就是《战争与和平》，或许因为文化的差异，开篇时安娜·帕夫洛夫娜的第一句话，让我云里雾里，一章下来索然无味。但还是坚持读了下去，因为我知道，看不懂是因为平时看惯了快餐式的网络文学。就这样，我耐着性子阅读，很多时候我会翻过去再读一遍，逐字逐句。
我开始看见《战争与和平》的优点，那气势磅礴、宏大复杂的结构与严整有序的布局。托尔斯泰以天才之笔，游刃于战争与和平、心理与社会、历史与哲学、婚姻与宗教之间，主次分明，匠心独具。这真当得上是名著，比起那些无限的升级流小说，不知道好了多少倍。也许我就不应该用“它”与网络文学做比较。
写到这，我的心情已经不在平静，脑海中满满的都是文学的影子。或许这篇文会被淘汰，但我也因为此多看了好几篇的名家散文，我赚到了！
我的文学梦作文
没有上过大学的我，从小就有个文学梦。那年我还在上中学，被学校选派去县文化馆听地区来的方英文、鱼在洋讲文学座谈课，那个时候对什么都很朦胧的我才隐隐约约懂得了一丁点文学，便稀里糊涂的做起了文学梦。
十八岁那年，第一次踏上西去的列车，我换上一身橄榄绿军装走进部队，在部队艰难的摸爬滚打，我始终没有忘记我的文学梦，《解放军报》成了我的良师益友，是我枯燥生活的精神粮食。训练结束后，我总是沉迷在那些朦胧诗中打发时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作家之路》的文学培训班，在老师的指点下，我的几篇诗歌在刊物上发表了。收获的喜悦增加了我对文学写作的信心，从此如醉如痴的爱上了文学写作。
在部队第三年，我被连队作为考军校的苗子培养，特许不参加军事训练，整天关在连队的图书室里学习，文化课底子很薄的我很清楚自己考学的把握，在那段学习的日子里我偷偷爱上了看外国名著。父亲从老家寄来八百元钱，让我作为考试的费用，我自知考军校无门，索性买来一台照相机，开始学习摄影。
回到老家后，我依然爱着自己的写作，闲暇时间我就读书、看报，推敲诗歌里的文字、散文里的句子，半夜里想到了几句经典的语句，马上翻身起来写在本子上，桌子上总是常备一本不厚的专用稿本。那些年电脑不算普及，不会电脑打字，总是要在稿纸上规整的写好，拿到镇上一个很远的打字部，交上五元钱，打印、排版、留稿，打好的文章装进信封寄到各家编辑部，常常会因为信件超重另补贴邮票，稿件投出去后，剩下了漫长的等待，也常常是石沉大海。就这样不断的写着，奔跑在打印部与邮局之间，时而收获到文章发表的喜悦，拿到微少的稿费，脸上会洋溢着一种得意的自豪，这份精神的口粮支撑着我一直在坚持，从诗歌到散文，从散文到小说，从新闻报道到舆论杂谈，我的文章在省、市、县刊物上发表，使我的写作水平成熟了许多，进步了许多。
抗非典那年，我的一篇抗非典小说在《商洛报》上发表，不常读报纸的一个朋友无意间看到我的小说后打电话问我，报纸上那篇文章是你写的吗，我说是我写的，他说你一个粗人连大学门的方向都不知道朝那开还能写这玩意发表，我笑笑说写的玩玩。从此我这位不爱看报的朋友喜欢上了看报，总是关注上面有没有我的名字和文章。有一次，我的散文《我是牛》在报纸上发表，被一个战友的父亲看到了，我去战友家玩的时候，战友的老父亲拉着我的手说你是牛，真牛！加油啊！，从此我再去他家，他不再叫我真名，直接喊牛，听这种称呼我也倍感亲切。
后来我在单位被提拔成小领导，办公室里配备了电脑，工作学习更加方便了。但整天忙于政事，各类应酬和家庭琐事互为缠身，精力疲惫了，人也不自觉的变懒了。再后来电脑和手机都普及了，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人与人之间少了信件问候，多了朋友圈上无聊的惊扰，被网页上丰富内容扰乱眼睛的人们闲置了报刊杂志。我学会了电脑打字，学会了排版，不再去打印部，也少了光顾邮局。偶尔在qq空间写点心得，在微信上发发牢骚，昔日的诗歌、散文、小说渐渐远去，网上的精彩小说压制了脑子里的灵感，生锈的文学梦不再是梦，暗淡无光的笔杆丢失的乱七八糟，心里的浮躁应酬着不安的心，彻夜的玩电脑玩手机虚度着一年又一年的光阴。
十多年过去了，在仕途上不济的我没有了往日的写作灵感，没有了投稿后的等待，没有了刊登上的激动，没有了收到稿费的喜悦。生活还得继续，空虚无法填补。会了电脑，却不会了写作；会了牢骚，却不会了投稿，记住了享受安逸，却忘却了那份精神口粮。失落后的自责还是让我拿不起笔，不知道写什么，迷茫在这浮躁的时代，静不下心来，却静下了笔。这是我的悲哀，也是我文学梦的悲哀。
一个午后，我登上单位对面的那座高山，望着连绵起伏的青山，头顶是一尘不染的白云，与远方的河流组成了一幅天然的画卷，真美啊！沉思许久，我想用诗句来赞美眼前的风景，可空洞的脑子却想不出一句词语。我静静的站在原地，回想自己走过的人生历程，年轻时候的那份执着和不惑之年的迷茫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丢失笔杆的生活除了空虚还是空虚，没有梦想的梦总是找不着前进的方向，这多少年来我一直用破罐子破摔的态度麻醉和欺骗自己。
清爽的凉风从头顶吹过，我敲敲久违不用的头脑，反思着自我，是不是该清空心灵的垃圾，给灵感杀个毒了。回到办公室，我找到一叠方格纸，揉一揉手腕，拿起了久违的笔。人生中厮守到死的东西不多，守不住的就留下，留不住的就放手。但是能守住的东西为何选择放弃呢？就像曾经丢弃的写作，它是支撑你前行的梦想；它是你饥饿后的精神口粮，它是一生无可替代妙药良方。我不能再消沉下去，即使写不出好的文章，我也要和年轻时的梦想一起终伴老去。
我的文学梦作文
一天，我在拜读海伦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当我看到失明失聪的海伦步入了文学殿堂时，身子仿佛被闪电击中了般，我的手微微颤抖……从此，每日我桌上摆一瓶水，手上捧一本书，便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孔子云：“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朝花夕拾》中那位天真善良又十分迷信的农村妇女“阿长”，《海底两万里》中外表严肃内心善良身世不明的男子——尼摩船长，《汤姆叔叔的小屋》中憨厚老实的基督教徒汤姆叔叔……这一个个性格鲜活的角色无不令人印象深刻。他们都出自古今中外的文学巨匠之手，经过他们的鬼斧神工的打造将永垂不朽。每读一本书犹如经历了一次旅行，这让我来到中外各地，游遍大江南北。这大大开拓了我的视野，增强了我的文学修养。
之后，我妄想凭借儿时的阅读基础成为一名作家，直到升入初一的第一次期中考试，在作文上大大失利。我认为这只是发挥失常罢了，一次如此，两次如此，可这已是第三次，那毫无根据的自信开始动摇。有一次语文老师读了几篇农村学生与小学生的优秀作文，我才发现自己的文章与他们的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才明白人外有人，山外有山。
我仅仅只是文学界中的一株小树苗，若仅仅局限于现在，不思进取，很快便会被狂风连根拔起；若从今往后扎实地打好文学基础，丰富文学底蕴，在一次次感悟中，多一分成熟，少一分浮躁，即可挺立在狂风中！
“在旷野上奔跑，在险滩上跋涉，在峭壁上攀登……”这些都是我文学路上的一部份。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在文学的殿堂里，看花开花落，观云卷云舒。我要用心写，用心感悟。
鲁迅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等着吧，我即将爆发！
我的文学瘾作文
作文我的大“卡瘾”
别看我是一个普通人，我还有一个瘾，嘿嘿。别误会，可不是那样的，我的是“卡瘾”。那么有人问我，什么是卡瘾啊？我来告诉你，就是特别爱买卡，我的卡可以堆成小山。我对卡来说，不知道是喜欢卡还是什么原因，反正是每天都要买卡。然后就高高兴兴的拿出去玩，本来卡就很软，再折一折、弯一弯整个卡都不能玩了。再加上我的卡都放好久了，也玩不了了，本想就此就不买了。也不玩了。可是有一天我心血来潮，就又买了不少卡片。不知为何，妈妈看到了我，也看到了卡片。就叫我过去，哎呀呀，是一个“天象异常”啊。不出所料，就是”五雷轰顶“。我胆怯的`回到了家，可爸爸不知道这事，我就可以少点用耳朵了。谁知，刚刚吃上饭妈妈就回来了，可是没提到这事。我就放松了，可是出去玩的时候，在马路上妈妈就提到了我买卡的事。”爸爸也知道了，我耳根子可没清净了。”我心里暗暗说道。爸爸的嘴都是你别买卡了这句，还有你买这给有啥用啊，多败家啊。我想说话，可是我的负罪感又开始犯了，一句话也憋不出来。终于我在重重思想下，脱口而出：“我以后不买卡片了！”爸爸说：“好！你从此以后就别买了啊。”我听了这句话，心里十分舒服。正所谓忠言逆耳嘛！
河北秦皇岛青龙县青龙第一实验小学四年级:朱光照。
我的文学观作文
梁实秋作为古典主义文学的推崇者，主张文学的规范化，从其对新文学运动的态度上，可以看见其对人性的阐释。
“文学里面有两个主要的类别，一是古典的，一是浪漫的”梁实秋也正是用古典主义的旗帜，对新文学运动进行了有力反思。他认为新文学运动一定程度上是浪漫主义的文学——重感情，轻理性，缺乏规范，不守纪律，是应极力批判的。在梁实秋的文艺理论中他提出，文学活动的最高标准是古典主义。梁实秋古典主义文学观的核心内容是对其人性论特征的把握并提出了“文学的活动始于表现出一个完美的人性”。
一、关于人性。
既然是以人性论为核心的文学观，那还推崇的是古典主义文学，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里我们有必要关注梁实秋“人性论”同自然人性论的内在区别。一般所说的“人性论”大多是以人道主义为主的人性论，即肯定人的情感欲望与自然本性的的合理要求，反对一切牵制人的暴行，这就是所谓的自然人性论。五四新文学就很有自然人性论的色彩。但这正是梁实秋所批判的，他反对五四文学解放个性，解放自我的浪漫主义特征。
“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关于人性，梁实秋从未有过系统的理论阐述。但是通过加以文献整理，我们可以概括出：人性是常态的、普遍的，是文学之标准。“人性”的文学观应该有两个维度，一是常态的，一是普遍的。“常态的”是指人性乃根本不变的永久恒定。就像在追求真理过程中会遭遇“绝对的真实之物”。人的语言有时是无法适当加以描述的，因为梁实秋所谓的“人性”是支撑一切文学活动进而涵盖一切文学活动进行时的“绝对者”。难怪梁实秋会认为“常态的人性与常态的经验便是文学批评的最后的标准，人性是根本不变的。”从哲学关于真理的态度，我们很容易将梁实秋“人性”称之为文学批评的唯一标准看作是常态的不变。
第二个维度，梁实秋所谓“人性”还是“普遍的”，即人性是面对社会全体的，而非依附于个人自我的。梁实秋在谈及人性时，从未明确解释“人性是什么”的问题。他只在“人性”表述前冠以“固定的”“常态的”“普遍的”“健康的”等定语。人性是极其复杂的，却有意隐形的姿态、抽象的姿态贯之于文学的活动。“物质的状态是变动的，人生的态度是歧异的，但人性的质素是普遍的，文学的品味是固定的。所以伟大的文学作品能禁得起时代和地域的试验。”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人性是可以在伟大的文学作品中得以窥见的。因为它们是时间和世界的禁锢，得到了各时代各地域人们的共同认可的，是人之所向。
二、实现人性的途径。
根据我们关于“人性是常态的、普遍的”两个维度的初步理解，我们还可以从梁实秋的文学理论中得出：实现“人性”的两个途径，一是理性的指导，一是情感的节制。梁实秋是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少有的古典主义文学的推崇者。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瞥见古典主义文学思想的共同影子。古典主义具有以下特征：理性的崇尚，古典的崇尚，追求艺术创作的规范化。理性主义哲学先驱笛卡尔(1596-1650)就认为，理性是先天的，永恒的，“我思故我在”。“沉静的观察人生，观察人生的全体。”是古典主义者的普遍人生态度。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把理性推上了至高无上的位置，主张用理性克制人的情欲，推及文学创作即是要求文学从理性出发并合乎理性。梁实秋认为“古典的文学是凭理性的力量，经过现实的生活达于理想……在理性指导下的人生是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所以文学只有在理性的指导下才能创造出来“永久价值的文学”。缺乏理性指导的文学会是怎样的情境呢?我们可以从梁实秋关于新文学运动的“浪漫的混乱”的不足中略见一二。因为新文学运动希望达到的景象是“又破又立”，可是最终的结果却令梁实秋大失所望：“破”的中国固有的旧标准不曾被打倒，“立”的新的外国的标准是一种无标准。从这一方面，缺少理性指导的中国现代的新文学运动的确有其不足之处。
文学活动理性的指导，其具体实践是追求文学创作与欣赏规范的“严重”。梁实秋以为“文学是一种极严重的工作——创作者要严重的创作，然后作品才有意义;批评要严重的批评，然后批评才能中肯;欣赏着要严重的欣赏，然后欣赏才能切实。”梁实秋从创作、批评、欣赏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认为的文学“严重”。这里也正好印证了“真实的自我，不再感觉的境界里面，而在理性的生活里。”“严重”意在以端正的态度面对文学，使人们脱离感觉对文本的直接创作评价，而是用理性大旗指导文学。
但梁实秋也认为理性不能作为文学的唯一材料，浪漫的成分在人与作品中都是不能尽免的。梁实秋还认为“抒情主义”的自身无什么坏处，我们要考察情感的质是否纯正，及其量是否有度。由于新文学运动对个人意志的推崇，对应地，梁实秋只有节制情感才能使文学归于健康的路途。当然情感的节制其标准依然是理性的。“伟大文学的力量，不藏在情感里面，而是藏在制裁情感的理性里面。”“情感是应放置于理性的缰绳之下。”综上所述，我们对待情感和理性，两者应该是共存的，而非“舍我其谁”的单一存在;对待两者的关系上，理性应置于情感之前。只有理性的指导和情感的`节制才能使文学走向真正健康人性的道路。
三、关于人性论文学观的几点看法。
以上关于梁实秋人性论文学观的梳理，让我们清晰的看到了梁实秋对文学的个人胆识。他大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气魄。对于新文学他没有一味地迎合，而是从自身观察角度看见了浪漫主义于中国文学之弊端。对于反思新文学给以世人新的警醒。其从古的反思视角，以使今人从思维方式上给以新文学运动以新的观照。但是我们也应看见梁实秋人性论文学观的先天不足。
首先，他将人性框定于抽象之中，缺乏真实的文学实践。梁实秋既对现代文学持保守态度，我们却鲜有见诸于其文学的批评写作实践。其理论大多是对前人继承，而缺少个人对现代文学的实践感观。除了缺少文学批评中的实践，梁实秋自身的文学创作也难有其人性的实施，更多是浓烈的贵族气息。其次，忽视了文学活动的时代性。在如今的阶级社会中，不存在一种完全脱离阶级性的完整意义上的人性。这种人性论超阶级的特征亦使为必可避免的时代缺陷。所以其人性论观点忽视了文学活动的时代性。任何文学活动都是映衬在时代大洪流之中的，独发古典异声，是对现实文学洪流的大逃避。此外，其将理性主义置于绝对化，与情感的不对等性，也有其不足。理性与感性是人性的两个重要方面。感性并不是作为理性的绝对对立面而存在的。而人的情感，也可以体现世间最高的理性。对于文学创作而言，个体情感的抒发才是文学的指向。新文学运动正是个体与自我情感的抒发中体现了其时代的青春活力气息。梁实秋“偏理轻情”的观点，是忽视文学即是人学的文学艺术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