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的论文(优秀19篇)

时间:2023-12-09 22:12:42 作者:琴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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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策略和翻译理论研究:民族的视角论文

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反映殖民主义统治下以文学形式反映第三世界生活的后殖民文学,进一步探究诸如语言问题、教育问题、民族文化与文学等问题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及文化视域下集中表达后殖民思潮的理论主旨等方面。本文拟以西方后殖民理论对当代文化翻译批评理论中的影响,以期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建设给予批判性提问和参与性思考。在当代翻译理论研究中,后殖民主义俨然成为一个无可替代、不可或缺的重要视角,否则将导致翻译过程中无法彰显不同文化间不对称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不仅如此,用后殖民主义理论重新翻译文本,还会深入剖析其译文与其文字背后蕴含的文化、宗教、地缘、政治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在翻译过程中,也考虑在颠覆现存地缘政治权力体系,重构国际正义的政治框架中的积极而独特的作用。

二、后殖民主义与当代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

其实,早在二战后就产生了“后殖民”(post—colonial)一词,用以代指那些独立的(前)殖民国家。首先《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中萨义德认为“orientalism”有三种含义,而汉语则是无法翻译的。第一层是指传统意义的学科名称“东方学”;第二层是西方的东方主义的渊源;第三层是西方的东方主义式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习惯。后殖民主义以西方文化为中心,从特定的特权视角审视这个世界,关注文本的文化转向,促使文化翻译应运而生。萨义德认为尽管产生冲突和矛盾,但是不能脱离后殖民主义的后现代语境。然而,应该看到一直以来,语言学的对等论束缚了翻译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文化翻译比语言学翻译更具现实的进步性。1972年,美国翻译学者霍姆斯(jamesholmes)首次公开发表题为《翻译学的名与实》的论文,把“translationstudies”作为学科名称,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可。至此,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成立。此后,翻译学蓬勃发展,并且在中西方丰富的理论源泉之中派生出诸多支派,其中便有以“后殖民翻译研究”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研究派。后殖民翻译研究主要是由后殖民研究、翻译理论研究,同时结合诸多学科最终结合而成。

1978年,萨义德(edward)出版《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形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后殖民主义,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它着眼于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的话语关系,涉及范畴的广度和深度,且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延伸,最终影响现当代文化批评的转向。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这么说,自有殖民行为以来,人类历史就有关于殖民主义的批评,人类反殖民主义的思想历史悠久,萨义德在《后殖民与帝国主义》一书的第三章中梳理了历史上的反殖思想家。二战后,多数殖民国家在历经长期的战争洗礼后,获得了主权的独立,但他们随后发现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摆脱殖民统治。西方国家,尤其是前殖民国家采取种种方式,通过诸如宗教文化等方式继续对这些独立后的国家进行殖民统治,这段时期被称之为“新殖民主义”。

新殖民主义主要关注的是独立后的国家的殖民控制问题,后殖民主义是新殖民主义的新阶段。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侧重关注文化,关注知识范畴内的讨论,萨义德是后殖民的开创者,他着重关注后殖民主义与深入探寻文化的深层次结构性特征,继雷蒙德·威廉斯之后,伯明翰学派采用其他学科视角,探寻后殖民主义中文化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批评局面。罗伯特·杨(robertyoung)赞同伊格尔顿的说法,一门学科需从对开创者的理论批评入手,研究后殖民主义必须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批评入手。基于后来不断对文本解读及其思想的研究,壮大后殖民主义批评。传统翻译理论认为当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面对文本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把文本表现出来,事实上人任何表现都是根植于语言、文化和制度的语境。在福柯看来,知识与权利是密不可分的,也就不存在纯粹且客观的表现。萨义德认为,虽然西方对于东方的表现是一直行走于东方主义的话语轨道上,但自古希腊时代到当代,几乎无人能摆脱东方主义思想的约束,即使像马克思这样坚定地从东方立场出发,严厉地批判西方的西方学者也是如此。

后殖民主义翻译学派自诞生之日起就势不可挡,现如今传统译学无法忽视它带来的冲击和震撼,同时全新的视角和不同的文本内涵都能帮助译者更深层次地挖掘两种不同文化的内质,绝大多数的翻译学者们都迫不及待、毫不犹豫地投入后殖民理论的怀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受后殖民主义思想影响,翻译理论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即从语言格式的对等转向文化内涵的体现。这主要是由于“欧洲中心论”已经内化在译者的意识中,译者往往把自己的阐释结构嫁接到殖民地环境中,将殖民者的文化投射到异己文化中,用本土文化意象对他者进行书写。译者通过翻译文本,不仅实现对两种语言的互通,更注重源语中蕴含的文化意涵,并通过合适的译语表达出来。此时,译者不仅具备双语的身份,还具备两种语言的文化,既是语言的翻译,又是文化的翻译。后殖民的文学,首先要认真解读的是萨义德关于英美文学经典所进行的后殖民式解读。萨义德在著作中,即《东方主义》和《文化与帝国主义》中重新解读了西方文学经典,在后殖民主义的语境下开启全新的视角对经典文本进行深入剖析,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重读经典文本”的声势浩大的运动。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因为萨义德在文本解读中引入了后殖民主义概念,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英美文学研究。简单地说,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运用的解读经典文本的方法是在东方主义批评的视域下,将文学研究扩展至历史维度和文化维度,从而使得单纯的文本解读衍生为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的文化批评。翻译的过程不仅研究简单的语言转换,更应成为对文化构成中诸因素研究的过程。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其演变、使用和表达方式必然受到所处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玛丽·霍恩比突破了固有的翻译定义,认为翻译仅仅涵盖于发生在两种语言间的活动,把翻译看做是两种文化间的互动,不具备自身的特质。苏珊·巴斯内特追溯了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并行发展的历史,认为两者均经历了文化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三个阶段,同时进一步指出应将翻译的重心从语言层面转到文化层面,并逐渐形成强调翻译的本质并不是为了语言的互通,而是注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是“文化翻译”的“翻译文化转向”。

引入后殖民主义的文本翻译的效果,以期提高文化翻译的`水平,增强译者的责任感和创造力。汉斯·费米尔认为翻译主要体现文化迁移,强烈反对把翻译看做是纯粹的语言活动。在汉斯·费米尔看来,进行翻译活动的时候,译者首先应具备双重文化背景(甚至可以更多),因为翻译的成功与否首先取决于对于原语和译语的把握,然后才把语言看做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要修正传统的翻译原则和翻译原理,首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翻译不是静态的活动,而是一种不断变化着的动态行为,是一种在时代背景影响下的跨文化交流行为。采用后殖民主义理论视角翻译文本,能够实现对文化的翻译。建构后殖民主义视角中的文化翻译的间质空间,能够实现翻译不夹杂其他色彩的、纯粹的文本。后殖民主义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改变了在语言学范畴内研究翻译的传统观念,把翻译放在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正如萨义德所指出: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之所以说东方被东方化了,不仅仅因为它是被十九世纪的欧洲大众,以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方式下意识地认定为东方的,也就是被欧化的东方。所以我们(尤其是东方的作者或者译者)必须注意,不能驯服自我、屈服民族灵魂和民族文化进行写作或翻译,这并不是为了自我本身的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或是接受,也许表面上看的确如此,但实际上这是一种为了东方化的行为,使得本身对东方存在不良企图的西方可以使之成为一种想当然的理解。

三、结语。

将后殖民的文化翻译理论运用于文本翻译的过程,形成一种适应当前翻译的理论构想。对源语文本进行释读,首先关注的是语音层次,这是文本最基本的层次,是文本赖以存在的基础。把后殖民写作和后殖民翻译研究联系起来,能够拓宽各自的研究视野,增强对后殖民写作和后殖民翻译研究的认识。语音层次为文本的其他三个层次提供物质基础,尤其是语义层次。语境中的世界――由人物和事件构成的特定的有机的世界,世界则是基于不同语言中的文化背景下而呈现丰富多彩的局面。用语言书写自身民族文化及其历史,是身份认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手段,而如何把握且较准确地翻译文本,其重要途径之一是借助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借鉴国内外翻译理论,尝试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给现有的文化翻译注入新的活力,以期促进翻译理论的发展,为更好地进行文本翻译工作提供新的角度。后殖民主义理论是集多语境多学科于一体的批评理论,由于人们对自我中心主义危害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同时也开始消除原本担心后殖民主义视域下的不同语言的隔阂,随着时间推移逐步认识到杂合化作为文化和翻译策略的优越性,如何才能更好地为翻译学的发展作出贡献值得中国翻译界深思。

商务英语口译体验式教学研究论文商务英语翻译口译

教师通过积极创设各种情景,引导学生由被动到主动、由接受性到创造性地对教育情景进行体验,并且在体验中学会感受蕴藏于这种教学活动中的欢乐与愉悦,从而达到促进学生自主发展的目的。体验式教学将语言概念、语篇内容、思维形态、心智感受等纳入学生对社会和世界的体验方式和过程进行解释(曾利沙,2011),能为口译教学提供多角度的体验互动,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兴趣,从认知层面助力语言的输入和输出过程,也更便于老师对学生进行测评并了解学生学习状况。体验式教学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良好教学方法,其基本原则是:尊重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明确学生在学习中的定位;注重创设教学情境;指导学生成立学习团队等。体验式教学与商务英语口译教学相结合,将丰富课堂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促进师生间的更多互动,变被动枯燥的听译课堂为多样化的主动参与、乐于分享式的课堂,使商务英语口译课程真正发挥其主干课程的作用。

商务英语口译,作为专门用途英语,兼具商务英语加口译的特点,要求师生既具有良好的商务领域知识,又具备口译方面的基本技能和口译译员的素质。在本科教学中,商务英语口译课程是在商务英语笔译课程之后开设的一门专业性、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口译课堂的趣味性及形式多样性非常有助于吸引学生的关注力和学习热情。但口译课堂教学中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专业知识性较强。商务英语口译中大量出现的各类专业词汇严重影响学生们的听力理解,造成听力障碍,直接妨碍口译输出。商务英语词汇一词多义现象繁多,还有部分词汇赋予了专业意义及特定的`文化含义。这要求学生对词汇有比较好的掌握,能在短时间内对词的本义、引申义、多义及词性做出恰当的选择。

2)听译为主的教学模式枯燥。通常来说,商务英语口译教课堂先着手中英句子的口译互译,接着是一些小段落英译汉、汉译英,最后是经贸类篇章的口译互译。长期例行的传统单一、枯燥的教学模式已经远不能迎合现代学生对新知识汲取的要求,势必削弱学生们对本课程的兴趣爱好,改进口译课堂教学模式势在必行。

3)口译基础技能薄弱。从大多本科院校对商务英语专业学生开设的课程设置来看,基本是大三上学期商务英语笔译,下学期商务英语口译。学生缺乏最基本的口译知识和口译译员的素养,教与学的过程中在听力技巧、速记能力、笔记法、数字口译、口语表达等方面都有必要增加大量的练习。而短暂的课堂教学时间远不能满足这么多任务,这要求学生们课下主动自觉地进行各种重复性听、记、背、译等的训练。

体验式教学法在商务英语口译课堂的应用可以分成多个层次进行,如通过角色扮演、体验感悟和话题讨论等方式进行角色体验,进而重新构建情境和知识意义。教师根据商务英语口译的课程体系设计多样性教学场景,建立有效的体验式教学流程,循序渐进,因势利导,创造交流共享和体验情境重建的条件,记录并分享学生的体验过程。以增强学生的参与意识和合作意识为方向,以有利于提高学生实际运用语言和自学能力为目标,构建以实用性和趣味性为主的学生导向的课堂教学模式。

3。1以口译技能训练为导向的体验式教学。口译基本技巧主要有听力训练、复述练习、短期记忆力训练、笔记法训练、数字口译等。根据商务英语口译课程特点,教师应分模块教学,明确目标,选取恰当的纸质、听力或视频材料,创设游戏情境,在游戏情境体验中激发学生的兴趣,激活思维,让每一位学生从被动学习变主动参与,挑战自我在听觉、跟读、速记、口译等方面的能力。在教学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导向,关注学生体验、感悟和实践的过程。

3。2以商务情景会话为主题的体验式教学。在社交商务场合,特定主题情景会话出现频率极高,如接机、酒店入住、工厂参观、询盘与报盘、商务谈判、合同签订、就餐、旅游、购物等。教师可根据这些情景让学生进行模拟,结合现代化教学手段为学生创设对话情景,通过分组、分角色虚拟成甲乙公司的相关职位人员,进行排演、即兴对话与口译。这既活跃了课堂气氛,让学生在轻松有趣又富有挑战的课堂环境中感受到真实的商务环境、习得课堂精华,又促使学生课下多自主探索,从而增强他们的认知技能、口译水平和实践能力,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心中悟出始知深,绝知此事须躬行”。

3。3以商务演讲、报告为目标的体验式教学。商务演讲和报告也是商务场合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有礼仪式的和实质性意义的一系列活动,如礼仪致辞、晚宴聚会、商务陈述、公司介绍、企业文化、产品发布、国际会展等。体验式教学要求学生有主动求知性、探索性,能在课堂教学的指引下,自觉地利用杂志、网络等搜集大量相关商务题材文章、音频、视频等,创造性地运用学过的知识展开联想,让学生体验和深刻理解与社会文化语境相关联的现实情境,从而拓展学生的全景视野。学生在学习、记忆文本材料,在模拟各种社会情景场合及互译过程中,能较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真正把听、说、记、口译融为一体,使学生在口译课堂得到全方位的技能提升。

目前,国内本科学校的商务英语口译教材不是很多,主要以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龚龙生主编的《商务英语口译教程》为主。笔者所在学院商务英语专业学生也一直都是用此书。该书以四大模块分十六个单元的商务专题为主展开,每单元以商务知识的篇章阅读、短文听力、句子、段落、篇章英译汉与汉译英、口译技巧及课后口译练习题。该教材知识性强,信息量大,但句子整体较难,题量过多,只有音频而且语速较快,缺失趣味性。如果严格按照书本进行教学,二个单元后学生就疲于应付,课堂气氛死板。建议课程教学前面先增加专题口译技巧,如听辨记忆、笔记技巧、数字口译等,然后对商务口译分专题开展,从词汇预备到相关句子口译热身,再到商务情景洽谈。多引入公司介绍、产品销售、商务礼仪致辞、金融餐饮、新闻发布等视频材料,生动趣味地展示当下流行的商务活动。让学生评课,吸纳学生建议和意见,不断改进教学。体验式教学的效果要不断结合学生的评课和反馈并进行修正和改进,坚持寓教于乐、寓教于情的新时代教学模式。最后,商务加英语的新兴人才的就业形势非常向好,各类商务口译教材也在蒸蒸日上地涌现出来,教师们也不能只受限于教材,既要基于教材又要高于教材,利用网络信息,和学生一起多搜集各类实用性强的商务素材,把体验式教学更好地应用到商务英语口译课堂中处,使体验式能出奇出新,为社会培养更多的商务应用型人才。

参考文献:

[1]龚龙生。《商务英语口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6。

[2]郭佳,李光霞。从传输式教学到体验式教学[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24—128。

[3]李郁,张泳。商务英语专业口译课程教学与考试改革新探[j]。外语界2005(3):32—36。

[4]马海燕,曾利沙。“体验—建构融通式”教学模式在问题导向文本翻译中的运用[j]。外语与翻译,2017(3):57—63。

[5]曾利沙。体验-建构融通式笔译教学法理念与方法论—兼论语境参数与体验-建构的互动性[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1(4):75—80。

[6]kolb,d。a。experientiallearning:experienceasthesourceoflearninganddevelopment[m]。englewoodcliffs,nj。:prentice—hall,1984。

[7]kolb,d。a。thetheoryofexperientiallearningandesl[j]。theinternettesljournal,1997(9):8。

翻译策略和翻译理论研究:民族的视角论文

在指导电影名的翻译中,异化策略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化处在相等对位的前提下,异化策略能让目的语观众感受到异国情调。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异化翻译策略则是要求翻译者保持原文中的语言特征,并使源语和目的语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从而让目的语观众对译语产生陌生感。在遵循异化翻译策略的前提下,翻译者可以灵活采用直译、补译等翻译方法,充分地展现出源语中的语言特色,与此同时,观众也应主动、自觉地去感知源语中包含的异国风情。在英文电影rainman中,主要讲述的是患有自闭症的哥哥长期生活在幻想中,所以他的行为作风让人感觉很奇怪,甚至被人当做白痴,但他很害怕雨天,时常把自己的名字念成“雨人”。而弟弟对哥哥的情感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由刚开始的疏离,到对哥哥的关心让他终于明白了生命中最珍贵的是手足之情。弟弟的思想也好像经历了一次洗礼,整个人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所以翻译者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把rainman译为“雨人”,实质上,“雨人”在影片中就包含了双层的意思,不由得让中国观众对影片激发了强烈的兴趣,甚至让观众在欣赏完影片后再回想片名,让人感到更加富有深意。在另外一部爱情电影awalkintheclouds中,翻译者采用了异化翻译策略,把它译为《云中漫步》,片名中的“云”和“漫”蕴涵了浓厚的拉丁基调,富有梦幻和唯美色彩的情感体验让中国观众感到浓烈的异国情调,充满诗韵和浪漫的语言表达与中国观众的审美性实现了共鸣。影片中的画面萦绕着一层宛如人间仙境般的薄雾,一天中的任何时候都让人好像身临梦幻一般,影片中的情感基调和片名实现了对等性。有人则把awalkintheclouds译为《飘飘欲仙》,这一片名并没有充分地展现出影片中的思想情感,也没有营造出一种仙境美的体验,甚至会让人对它产生误解,其结果必然导致文化氛围和商业功能的丧失。相类似的电影名翻译也有很多,例如themummy在异化的指导下译为《木乃伊》;英文电影thegodfather中,翻译者基于源语中包含的文化气息,把它译为《教父》。

总之,翻译者在进行电影名的翻译中,应在忠实源语的基础上要求富有独特性。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翻译者应正确把握中西方文化和语言上的差异性,并综合关照目的语观众的接受能力和审美性,灵活地采用归化和异化来指导电影名的翻译。在归化策略的指导下,翻译者应采用目的语观众较为熟悉的语言表达和文化意象,使目的语观众能简便地理解电影名所传达的信息;在异化策略的作用下,翻译者应尽可能地把原作者的意图诠释出来,使目的语观众体会到异国的语言意涵和文化氛围,从而使译名传达出源语中的情感内容,又能被观众所认可。

论阐释学对翻译研究的启示与局限性论文翻译阐释观

摘要:我国译学界的阐释学翻译研究多从哲学阐释学的“理解的历史性”、“视阈融合”以及“效果历史”三个主要方面分析和解释翻译现象。阐释学在翻译领域的研究成绩显着,但是也存在问题。因此,翻译研究者对于诠释学理论的借鉴和引用应该持一种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客观科学态度。

课题项目: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哲学阐释学关照下的翻译研究”(2008c165)。

一、引言。

课题项目:湖南省教育厅度一般项目“哲学阐释学关照下的翻译研究”(2008c165)。

人类最重要的思想观念之一。到伽达默尔(hangs-geoggadamer)时代,阐释学最终完成了向哲学本体论转化这一过程。伽达默尔的巨着《真理与方法》(1975)提出了现代哲学阐释学三大思想即:理解的历史性、视阈融合、效果历史。本文将这三大哲学理论原则对翻译的指导意义及其局限性作一探讨。

阐释学对翻译研究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其最重要的贡献是其创造性地把理解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反思了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理解过程,翻译不再被认为是文本仅仅在语言层面上的转换和对文本进行分析和应用。总的来说,阐释学理论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翻译理论研究中,也在有效地指导翻译实践。

(1)理解的历史性与翻译研究。

根据现代哲学阐释学的观点,文本的意义取决于读者对它的理解,并不是原作者写作时的原意。所谓的理解的历史性,主要指理解者所处的不同于理解对象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和历史地位,这些因素必然影响和制约理解者对文本的看法,因此,文本的意义是不确定的。阐释学代表人物海德格尔认为人们在理解事物时,都以其固有的意识去积极参与,而不是用空白的头脑去被动接受。在翻译这一文化的多维交融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将其个人生活经验、文化和历史背景渗入其中,译者对原作的理解必然会带有自己的主观性,对原作的翻译处理同样也会体现其主体性的标志,因为每个人都属于特定的时代,其思维、行动的方式不免会打上时代的烙印。人是历史存在的人,这些历史性语境就构成了译者的“前理解”。因此,理解总是一定历史阶段内的理解,必定是相对的、不完善的。

在翻译实践活动中,理解的历史性决定了译本的多样性以及“复译”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同一部作品可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译成不同的形式。据统计,1949至1979年间,我国翻译出版社的外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复译本的作品占80%以上,欧洲古典名着如《堂吉诃.德》、《红与黑》、《简爱》、《呼啸山庄》、《包法利夫人》等至少有三个以上的译本,有的如《红与黑》甚至有十三四种译本。东方古典名着《一千零一夜》包括各种节译本、改写本和全译本在内的复译本甚至超过几百种。[1]由于译者的个性、爱好、气质、修养、经历不同,每个译者的“前理解”不同,他们对原着的阐释显然不尽相同,译本的风格因此明显地呈现出很大的差异。

而传统翻译原则和标准如:“信达雅”、“神似”、“化境”“等值”“等效”等,都无不以源语文本的客观性、确定性与唯一参照性作为讨论的前提条件,而阐释学中关于理解的历史性原理则对这一过去认为是无可辩驳的前提提出了大胆的质疑,使之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打破了传统翻译的意义观,丰富发展了现代哲学的理解观,一方面对译者的主体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为翻译研究的宏观构建找到了新的理论依据,突破了传统文学研究的封闭模式,从而将翻译研究置于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

(二)视野融合与翻译研究。

总之,理解的历史性也为我们重新审视文学翻译中存在的历史性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研究视角和批评模式。

传统的翻译理论强调客体中心论或文本中心论,在他们看来,理解的目的就是理解者要超越其自身历史环境、克服自身局限、摆脱一切主观意愿从而无条件地去理解和把握文本作者的本意,而哲学阐释学的效果历史说支持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的创造性。历史是过去与现在相互作用存在的历史,效果历史是理解主体和理解客体关系的历史,是理解主体和理解客体相互作用、结合的产物。理解的过程中。效果历史说揭示了文本意义的产生机制,文本的意义不是作者赋予的,不是固定的和永恒不变的,文本的意义产生于与译者的历史关系之中。从而,译者的主体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充分的肯定。

哲学阐释学这三大原则解释了理解产生的方式、过程和机制:理解和解释是在“前理解”的基础上,解释者与被解释客体产生视阈融合的不断创新的过程。总的来说,哲学阐释学翻译观注重译者对原文本的理解在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客观地指出译者对作品原意的理解必然融合了译者本身的文化、历史背景等因素,强调了文本的开放性和译者阐释的多样性。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被消解,阐释者的主观能动性彰显,从而促成了由文本中心论转向读者中心论,因此,现代阐释学原理对于文本意义和解释者的看法可以为翻译批评提供新的思路。

阐释学理论在向我们提出新视角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非理性的一面,有的翻译问题在阐释学领域尚未得到深入探讨或作出满意回答。正如谢天振教授在其《作者本意和文本本意》一文中指出,解释学理论与翻译研究有着“极其密切关系”,“现代解释学理论家围绕作者‘本意’的争论为我国提供了一个审视传统翻译观念的崭新‘视域’。但同时也指出,伽达默尔提出的有关阐释者与文本之间关系的构想即必须把阐释者与文本的关系设想成双方处于平等地位的对话,在翻译研究者看来是值得商榷的”。[5]其对翻译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

阐释学中理解的历史性理论关注较多,这在肯定了翻译多样性的同时,也可能引发价值虚无主义,使阐释标准变成没有确定标准。因此,我们在以阐释学理论指导翻译批评时,应该同时重视理解的历史性特征和翻译的客观有效性原则,从阐释的客观性重新审视翻译批评,使翻译批评在认识到理解历史性的同时,也能够关注翻译的有效性。

第二,视域融合否认了接受主体的被动性与消极性,强调了阐释多样性问题:但这又导致了另外的问题:所有阐释都正确就意味着没有正确的阐释。翻译批评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允许“视界融合”?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与前文所提到的理解历史性所造成的译文差异类似,由译者本身视界造成的翻译差异也是客观存在,在进行翻译批评时应该正视这种差异。同时,翻译批评需要重视阐释的客观有效性问题,译者的主体性不应抹杀翻译的客观性甚至造成阐释无效,否则,翻译的学科界限,衡量翻译的基本标准也随之消失,最终必然会使翻译走上主观主义、相对主义的可能性。

第三,效果历史说肯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的创造性,译者的主体性也因此获得正面的肯定价值。但是与“理解的历史性”和“视域融合”一样,效果历史说过于强调理解者知识的个体差异,而忽略了共性。事实上,人类知识的共性总是大于差异性,正因为此,人们才得以交流。意大利著名符号学家、释义学家艾柯(umbertoeco)在20世纪60、70年代曾大力强调读者在意义生成过程中的作用,但他后来却对当代思潮中的某些极端观点深表忧虑,认为这些观点无异于给了读者天马行空地“阅读”文本的权利,造成了过度诠释(overinterpretation):“我所提倡的开放性阅读必须从作品文本出发(其目的是对作品进行诠释),因此它会受到文本的制约。换言之,我所研究的实际上是文本的权利与诠释者的权利之间的辩证关系。我有个印象是,在最近几十年文学研究的发展进程中,诠释者的权利被强调得有点过了火”。[9]作为原文诠释者的译者也应该避免步入这种极端。因此,文本的意义应是无限性与有限性的辩证统一。

四、.结语。

阐释理论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理论,它对翻译研究,乃至整个人文社会学科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同时它又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如:阐释是有限度还是无限度的?阐释到底应该离原文有多远?阐释的程度能否量化?这些都是阐释理论没有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在将其引入翻译研究的过程中,应当采取辩证的态度,批判地吸收,并在阐释限度规范的建立上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那么阐释理论将对翻译理论与实践起到更大的实际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陈言.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中的“复译”、“转译”之争[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2).

[2]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3]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m].夏征平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4]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5]谢天振.作者本意与文本本意――解释学理论与翻译研究[j].外国语,2000,(3).

[6]吕俊.翻译:从文本出发[j].外国语,1998,(3).

后殖民主义与当代翻译理论研究论文

音乐理论研究和音乐创作最大的共性是音乐发展。其次在创造性、真实性和互动性上都有相同的地方。音乐的主体在于演唱家和作曲家,音乐理论研究与音乐创作的互动性就是体现在演唱家和作曲家上的。作曲家在创作的时候,要根据演唱家的音色、音域和演唱的风格来确定创作的目标,同时演唱家也要选择符合自己个人特色的音乐作品来演绎,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在音乐创作的过程中,明确的角色定位也是独具匠心的体现,一方面让创造的成果变得鲜明和形象具体,另一方面使得听众能够最大限度地接受音乐作品。音乐的真实性是对音乐创作的一种检验方式,可以避免在创作的过程中出现夸大和虚假的现象。演唱家和作曲家要通过音乐理论研究和音乐创作的共性来让音乐变得更加完美与和谐,提升其审美价值。音乐创作的真实性决定音乐创作质量的好坏,同时也关系到了音乐作品魅力的发挥。作曲家对于音乐的创作需要音乐理论研究的支撑,这是将两者共性相结合的体现,而演唱家在演绎歌曲的时候,也要赋予音乐强大的表现力。音乐理论起到了使音乐创作的成果更加具体、鲜明的作用,并能让音乐创作成品受到更多人的关注与欢迎,让音乐创作者在创作中发挥最大的潜力。音乐理论最大的检验成果就是音乐创作。两者之间的联系十分重要,音乐理论研究和音乐创作在传递音乐信息时具有准确性、积极性和真实性,音乐不是浮夸和虚伪的产物,具有真实性、创造性的音乐作品才能更加自然的贴近我们的生活。音乐创作的目的就是音乐理论研究的目的,在实际的发展中,音乐理论研究与创作要保持密切的联系和互动,才能够好地表达音乐的内涵。

二、音乐理论研究与音乐创作发展的具体路径。

1.对多层次与多学科音乐展开探索。

开展对多层次与多学科的音乐的研究与探索,一方面能够提高专业的音乐技能水平,另一方向还可以将理论知识转变为实践探索的经验与能力。各种综合性的探索都对音乐创新与音乐理论做了深层次的扩展分析。但现在的音乐研究中,在深层次的扩展方面还是较为薄弱的,因此需要增加研究的层次性,这也是提升理论水平的一个前提。在音乐的综合发展上,音乐创作需要通过音乐理论研究来吸引大家的目光,在音乐中投入理论研究,才能够更好地发展多层次的音乐创作,才能实现研究领域的实用性和严谨性。同时音乐的发展不能局限在一个学科中,多学科的音乐共同发展才能丰富音乐的内涵。

2.增强综合性研究。

综合性的研究是以扩展专业音乐学习的深度为目的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方面要增加在音乐方面的深层次研究,另一方面需要不断地提高音乐创作的理论水平。目前对这方面的研究还是较少的,为了促进音乐的不断发展,在加强综合性研究中,要认识到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是扩展音乐理论研究视野的根本。只有提高音乐理论研究的严谨性,才能不断地推进音乐创作的发展,才能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来指导音乐创作。

3.结合古代音乐发展现代音乐。

现代音乐的发展离不开古代音乐理论的积累,而现代音乐的成功是建立在古代音乐的基础上的,音乐的发展同时也是一个传承的过程。古代音乐理论是现代音乐创作的动机,同时是领略音乐创作的精髓的根本。在我国古代音乐史中,存在大量的音乐创作材料,它们以历史的形式将古代的`音乐创作真实、完整地记录下来,这些音乐材料直接或者间接地给现代的音乐创作以及音乐理论研究提供了资料参考。全面地掌握古代音乐创作的发展规律,并将其有效地和现代音乐相结合,创造出新的音乐研究成果是现代音乐的目标。古代音乐已经是一种音乐的标志,对于整个民族和国家来说,其彰显了古代人民杰出的音乐思维能力。例如在《乐记》中,古代音乐的深度就被完整地体现出来了。古代乐器的创新,也为现代音乐的创作留下了宝贵的理论基础和创作实践经验。我国音乐的发展在古代就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这也为现代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古代就已经形成了完善的音乐创作方法,其中创作的手法多种多样,风格均不相同,各具内涵,并且在音域的研究上获得了不小的成果。从现代的音乐中不难看出,很多音乐创作都对古代的音乐进行了或多或少的参考,部分创作的方法也是借鉴了古代音乐的成功案例,从这里可以看出,古代音乐给现代音乐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其音乐的规律或直或弯、或明或暗,与现代音乐中结合起来,就能体现出我国音乐的连续性和规律性,这是古代音乐延续至今的原因,也是古代音乐的特点,这就需要我们在进行现代音乐理论研究与音乐创作时,好好把握与耐心探寻,这样才能扩展我们的音乐思维,解除固定音乐模式的限制。让现代音乐和古代音乐的历史感相融合,将古代音乐的传统性和民族性发挥到现代音乐中,并对这些特质进行理论的研究,发挥其作用,不断地完善音乐理论的知识,才能对以后的音乐创作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三、结语。

在音乐理论研究中,音乐创作是作为基础而存在的。音乐理论研究和音乐创作是互相联系互相发展的,音乐创作不能缺少音乐理论的理性分析与归纳,同时音乐理论研究也不能缺少音乐创作的实践。在现代音乐的发展中,只有音乐理论研究和音乐理论共同进步,才能实现音乐更快更好地发展。音乐理论研究和音乐创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要合理地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对理论研究和创作的层次进行有效的扩展。同时需要我们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对音乐理论研究和音乐创作开展创新,才能促进音乐的进一步发展。

翻译文化研究与改写理论解析论文

摘要:当前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的提升,而人们的生活质量也逐渐从物质要求向精神层面所发展。现今旅游也成为人们接触自然的一种有效的形式,并且也随之成为一种文化形式,更是人们追求精神需求的重要部分。“旅游文化”和“文化旅游”的概念是不同的,但是其两者很容易被混淆,并且两者也应该引起一定的重视。文章就通过对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两方面进行分析与研究,从而真正明确两者概念,从而真正有效的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关键词:旅游文化;文化旅游;理论与实践;问题;探究。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旅游业在近年来也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通过将旅游与文化进行有效结合,不仅能够让人们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并且也能感受到人类发展的伟大,是促进我国社会文明建设以及不断发展的关键。通过有效的将旅游与文化向结合的形式,从而真正的发挥“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的优势以及其不同的意义,从而明确“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的理论,为其良好的实践提供坚实基础。

一、“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的概念及领域出现困惑和混淆的现象。

对于我国的旅游界来说,在对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概念进行研究时,很容易将两者混淆,甚至出现疑惑的现象,这一直是旅游界所重视的部分。对于“旅游文化”,其是人们一听就非常熟悉的内容,但也还是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概念;而“文化旅游”是近年来才运用开来的名词,可是其内涵与外延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界定。现今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其两者从字面意思上看是非常相似的,但从其内在进行分析,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可是却有很大人并不能分清楚两者的区别。所以对于这两个概念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实业界,都是时常被混淆的概念。只有将两者概念和理论以及实践形式进行明确,才能更好的将其优势与作用发挥出来,并真正能够促进旅游文化产业的稳定发展。

二、关于旅游文化和文化旅游的概念的界定。

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这两个词语在实际的语境运用当中很容易会弄混乱,导致语境意义完全改变。通过从语言的构词法角度进行分析,对于旅游文化其中的核心词是文化,那么可以看出旅游文化主要表达的就是涉及到旅游方面中的文化内容,其属于文化研究的领域范畴。而对于文化旅游来说,其核心词在旅游,其主要的含义就是通过旅游的形式,有效的感受和了解人类文化,从而深刻感受人类在大自然当中所留下的文化遗迹等。通过对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的理论角度进行分析,是相对比较简单辨别的。可是从实际角度出发,在实际运用当中,还是很难将两者区分开来,而影响到两个词组的运用。并且一些学者认为,文化产业当中包含旅游产业,由于文化中所涉及的范围是比较广泛的,旅游产业属于文化产业中的内容。可是实际并不是这样的,并且对其进行深度分析发现,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两者是相互并列的内容。首先,对旅游文化进行有效分析。其属于文化领域范畴内的概念,但是对于旅游来说属于文化中的限定词,其展现的是文化行为的表现。在旅游文化概念形成当中是要有几个元素组成的,其包括旅游主体、旅游媒介以及旅游客体三个环节。在其中所提到的旅游主体属于旅游文化的研究核心环节,也就是旅游者。由此就可以看出旅游文化从实际角度就是研究旅游者的一种文化体系。其次,对文化旅游进行全面分析。其被归结为旅游研究范畴内人,主要就是旅游者通过自身的旅游活动形式,以此来满足自身对文化需求。对于文化旅游来说其展现的是一种经历,旅游者在享受旅游的过程当中,会打从精神上获得愉悦心理。由此就可以看出文化旅游注重的是一个过程,其表现在旅游者在进行旅游过程中,根据自身主观意愿对旅游文化进行有效感知。最后,对于两者的密切关系分析。对于旅游文化是文化研究范畴,而文化旅游属于旅游过程中所感受的文化,可是其两者概念中的内涵以及外延,却并不是两个词语在不同形式下的简单分析或是研究。也可以说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两者间有着密切联系的内容。对于旅游概念自身进行分析,属于人们的一种生活形式,更是展现文化的一种表现。无论是什么样的旅游,都会从中感受到不同的文化。由此可以看出,旅游文化多以人的精神境界进行表达;文化旅游则表现的是旅游参与者,在良好的旅游过程当中,来对其文化进行理解。

三、对于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概念的区别以及关联分析。

1.区别首先,其两者的侧重点有一定的不同,由于旅游文化以旅游为限定词,而文化是核心词,那么可以看出其侧重点为文化,属于文化范畴,对于旅游文化的广义,其中包含了文化在旅游业当中的不同展现,并且也能表出旅游与文化间关系。而从其狭义角度进行分析,旅游文化所表达的就是旅游者在活动当中所引出的文化现象。对于文化旅游来说,穷核心词为旅游,而“文化”是限定词,由此可以看出旅游是其侧重点,属于旅游活动与旅游产品当中重要内容。其次,两者研究的重点有所不同,对于旅游文化的研究来说,其广义角度,不仅注重旅游活动基础理论的研究,其中就包括旅游活动属性、特征以及影响等问题内容,而从穷狭义角度分析,其重视的是旅游业与旅游活动当中的文化内容;而对于文化旅游的重点研究的内容,是旅游活动对象,也就是旅游产品的开发以及其经营管理的问题研究等,更加重视其文化旅游活动特点、管理体制以及文化旅游市场需求特征的研究等内容。最后,两者的学科归属不同,通过对我国现今的学科划分体系进行分析,旅游文化的主体是旅游社会学、心理学以及伦理学范畴内的,也有部分内容是管理学范畴内的部分;而对于文化旅游来说,其主体是旅游管理学以及旅游开发规划学当中的范畴研究内容。而从西方学术界角度进行分析发现,旅游文化属于基础性的学科,文化旅游则是应用性的学科。2.关联首先,通过以概念的范畴进行分析,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都是对当前旅游以及文化的结合点进行全面的研究与分析,其两者有着一定的交集,就包括文化旅游资源以及趋向文化景观旅游活动的开展。其次,对于旅游文化研究来说,其包含旅游社会学、旅游心理学以及旅游人类学等非常多的理论与结论参与到研究当中,这对文化旅游的实践以及理论研究都有着极大的作用。并且文化旅游的'发展和理论研究,也能够科学有效的丰富旅游文化的内涵,促进两者更好发展。

四、对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实践情况进行明确。

对于旅游文化和文化旅游,其两者间是有着很大的联系的,其两者的交集点是对旅游以及文化间的良好结合点,以此来进行有效的研究与分析,主要就是对旅游资源以及文化景观进行分析,从而明确其特点。这样使得旅游文化更加重视理论的研究,因此可以保障其对文化旅游起到理论和借鉴的作用与优势,并且也能够突显文化旅游重视实践以及丰富旅游文化意义的优势。对于我国来说是拥有着上下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文化古国,由此能够看出中国的文化历史是非常悠久和深厚的。这就给我国当前旅游业的开发通过了越来越多的文化资源和文化优势,并且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方向也要靠着文化优势来稳定发展。对于我国旅游业开发状况进行分析,发现中国旅游业的发展还处在起步时期,我国属于新兴旅游大国。由于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给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有利的基础,虽然我国有很多旅游项目还并没有被开发出来,但是却已经受到世界各地的关注,而真因为这些现象从中出现很多问题。如果将与旅游相关的不同资源良好的挖掘出来,并将其与社会实践紧紧地连接在一起,这是一项需要深思的话题。其中就包括不同的旅游产品能够在真正意义上促进旅游业的稳定发展;在旅游业中出现很多旅行团服务,这为旅游者带来非常多的便利,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名目收费以及游客消费产生矛盾等问题的出现,会对旅游业发展带来严重影响,这也是一个需要重视和深度研究的内容。对于旅游地来说,其中不仅包括自然遗产,并且也有当地的文化遗产,而在进行旅游资源的开发时,如果只是想单纯地迎合旅游业发展,而对自然和文化的发展带来影响,这样会失去旅游业发展的价值。所以在旅游业发展中也要重视当地自然以及文化的保护,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旅游业的长远发展。

五、结束语。

通过对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两者的概念进行有效分析,发现其两者很容易混淆,因此在实际当中必须要对两者进行明确,并对两个概念进行清楚的界定,只要这样才能将两者优势和作用展现出来,从而科学有效的促进我国旅游业的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卢俊莉.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理论与实践的若干问题[j].河南科技,2013,(14):237.

作者:米雨单位:四川职业技术学院文化传播系。

后殖民主义与当代翻译理论研究论文

传统的心理健康教育忽视了个体积极的心理体验和积极人格的培养,积极心理健康教育以积极心理学理念、人本主义的新思潮等为主要理论基础,重视个体积极品质的开发和积极心态的培养,积极心理健康教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分析了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理论的来源、体系、实施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和方法等方面,以期更好地促进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

本论文是黑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十二五”重点规划课题“积极心理学理念下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课题编号hgjxhb111107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一、积极心理健康教育含义。

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由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心理与特殊教育研究中心孟万金教授创立。该理念继承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整合并借鉴了西方积极心理健康、积极心理治疗、积极心理学、积极教育等方面的内容,可以说是关于心理健康教育的一种新理念。

孟万金教授认为:积极心理健康教育就是根据教育对象的生理、心理发展特点,以人的向善性为价值取向,运用积极的内容、方法,从正面发展和培养个体的积极心理品质,防治各种心理问题,促进个体身心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活动。

二、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理论来源。

积极心理健康教育最重要的理论来源就是近年逐渐兴起的积极心理学(positivepsychology)。积极心理学(positivepsychology)是20世纪末西方心理学界兴起的一股新的研究思潮,这股思潮的创始人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心理学家马丁·塞里格曼(martine.p.seligman)、谢尔顿(kennonn)和劳拉·金(lauraking)。他们认为积极心理学是研究人类积极的品质,充分挖掘人固有的潜在的力量的科学。主张心理学应对普通人如何在良好的条件下更好地生活、发展,具有天赋的人如何使其潜能得到充分地发挥等方面进行大量的研究;倡导要用一种积极的心态来对待心理现象包括心理问题,以此激发个人所固有的积极力量,使每个人都能获得良好的生活。积极心理学思想是对传统心理学的批判与修正。

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另一个重要理论来源是人本主义思潮及它所激发的人类潜能运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马斯洛、罗杰斯等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开始研究人性的积极面,马斯洛认为:如果一个人只潜心研究精神错乱者、神经病患者、精神脆弱者,那么他对人类的信心将会越来越小……,如果心理研究的关注点过多地集中于心理疾患的诊断与治疗,势必会忽略个体的积极特质、自我实现能力以及社会整体的发展。人本主义提出了一种积极的人的模式,人本主义强调尊严、价值、创造力和自我实现,强调人的健康成长和积极发展,认为人类有一种天生的“自我实现”的成长倾向,即一个人发展、扩充和成熟的趋力,它是一个人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各种潜能的趋向。可以说,人本主义心理学思潮为现代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联系我国实际情况,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是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来源之一。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积极心理健康教育思想,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中庸”的修身思想、“性本善”的人性论思想、“中和”的人生态度、“预防”与“整体”的中医养生精髓,这些为积极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理论奠基和重要依托。

三、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理论体系。

(一)积极心理健康的教育对象。

传统心理健康教育主要关注少数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关注面较小;而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关注对象不仅仅是有问题的学生,而是面向全体学生。

(二)积极心理健康的教育内容。

传统的心理健康教育侧重于单一的修补功能,即重视研究如何解决出现的心理问题和困惑;而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重视学生心理潜能的开发和积极心理品质的发展,强调调动学生的积极力量。

(三)积极心理健康的教育目的。

传统心理健康教育目的是解决心理问题,消除心理障碍。即传统心理健康教育目的是问题的消除,侧重矫正和治疗。但是如果学生没有形成积极认知和积极的品格,学生可能以后还会出现别的问题。而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和调动人的心理潜能和积极品质,提升个人的幸福感。即积极心理健康教育侧重于人的心理发展。

积极型与传统型心理健康教育虽然有区别,但是两者之间还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可以说,积极心理健康教育是对传统心理健康教育的批判、继承与发展。积极心理健康教育更注重防患于未然,通常采取“提前预防”和“积极引导”去塑造和培养学生的积极品质,从而达到对心理问题预防的目标。当一旦出现心理问题,此时就需要对问题进行传统心理健康教育的诊断干预了。

四、实施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一)建立积极完善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组织系统。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与学校的其他工作、与社会、与家庭的关系不是分离或者毫无关系的,它们之间是一个融合的有机整体,系统中的因素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因此,要建立起积极完善的心理健康教育组织系统。应充分挖掘和利用各方面丰富的资源,重新整合社会及家庭、学校等各种心理健康教育的积极要素,把心理健康教育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系统,以课堂为主要阵地,以学生﹑家庭和社区为载体,构建“个人——家庭——学校——社会”四位一体的整合之路,形成积极完善的心理健康教育系统,营造积极健康的大环境,组织系统中的各因素在共同的教育目标指引下,相互配合、补充和促进,共同培育学生的积极品格,共同打造和谐健康的育人环境。

(二)开展积极健康、形式多样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

高校要积极组织丰富多样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内容要结合学生的专业和兴趣,注重学生的主体性与创造性,重视学生潜能的发挥,可以开展如团体辅导、专题讲座、主题讨论、专家讲座、素质拓展训练、心理知识竞赛等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如社会调查、科技服务、支农支教等。学生在这些活动中产生积极的心理体验,增强适应社会和自我心理调适的能力,形成积极品质和良好行为习惯,塑造积极乐观的心态和健康人格,培养健康向上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三)营造和谐向上的校园氛围。

和谐向上的校园氛围会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潜移默化的使人受到感悟和触动。校园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应该包含积极教育的因素,给学生以启迪和影响。校园环境要优美,使人心旷神怡,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体验美感、陶冶情操,提高其审美能力,形成积极人格。校园的精神文化要丰富,净化学生的心灵,培养学生优雅的气质和独立人格。

五、我院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

(一)汇聚学生、学校、家庭、社会力量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我院将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置于大教育环境中,通过学校内部的教育、教学活动,同时加强与学生家长的联系,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有机结合了各种教育要素,对学生的心理施加积极的、正面的影响,培养学生积极人格和积极心理。

目前,我院心理健康中心在学生入学时,为每名学生建立个人档案,档案包括家庭联系方式、个人家庭情况及支持系统等。心理健康中心的老师每月都会与各科教师及辅导员老师进行沟通,针对不同年级学生,制定不同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和教学模式,面对全体和个别学生开展班级团体心理辅导、学科渗透、个别辅导等多种形式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同时积极与学生家长、学生的社会支持系统进行沟通。这些举措更新了广大师生、家长的教育观念,促进了学校心理工作的长足进步,培养了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

(二)努力探索积极心理健康教育模式。

我院教师自以来,努力探索积极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模式,教师注重培养自己的积极心理,同时也以积极的心理教育和影响学生。教学过程中,较多使用平等的、积极的、尊重的词汇,鼓励信任学生,调动学生的积极力量,注重培养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重视学生潜能的开发,强调学生的积极情绪和体验,使学生能以自信和积极的心态面对社会和自己的生活。积极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效果体现在,我院师生关系融洽,教学效果良好,师生心理健康状况良好,同时,我院学生就业率较高、毕业生综合素质和优秀品质受到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各种技能大赛、艺术展演获奖次数较多。

谈翻译活动过程中的创造性思维翻译研究系列论文之三

茶业术语的翻译需要分为几个方面考虑,因为茶业术语从不同的方面有不同特征,我们要根据这些特征进行茶叶名称的翻译才有意义。只有表面意义的茶叶名称采用直译方式即可,而具有表面和其他意义的多重意义茶叶名称翻译困难,特别是涉及具体意象和历史典故的茶叶名称最难翻译,具体分为以下几种:

2.1音形相同意不同。

福建工夫茶作为中国的传统泡茶工艺,以使用活泉水和中火煮制而闻名,其中又有对中国传统泡茶方式的继承,受到大多数消费者的欢迎。出口贸易中,工夫茶一般按照汉语拼音翻译为“kongfutea”,这种翻译方式已经被大多数国外消费者认同。但我国有另外的“工夫茶”,虽然和闻名海内外的“功夫茶”读音完全相同,却属于两种不同的茶叶产品。“功夫茶”是一种需要多道工序泡制工艺,首先需要选择上等茶的嫩叶,一层一层将小的茶壶塞实,之后用煮沸的活水冲入,直到活水漫出茶壶,此时迅速盖紧茶盖,使水分充分吸收茶叶的精华。最后取一小杯慢慢倒入,轻柔品其茶水,只需一杯,便可使身心舒畅。而“工夫茶”指的是上等的红茶,和“功夫茶”那种繁复的泡茶方式有很大的差别,“工夫茶”的英文名称为congou,这是根据外国词典的翻译得来的。“工夫茶”的意思为“akindofblackteafromchina”,中国红茶中的一种。因此对这两者需要进行仔细的区分,特别是“工夫茶”,congou这样的翻译对于外国的消费者或许难以理解。除此以外,还有很多花和茶名称混淆问题。如今市面上售卖很多用来冲泡的干花朵,也称为茶,比如:菊花茶、玫瑰花茶和桂花茶等等。这些茶具有清香典雅的气味和颜色,还有解渴化痰的功效,和茶水的功效很相似,因此被称为茶。但他们不含任何的茶叶成分,仅仅是花泡的水。还有些茶因为其独特的药用价值,而被广泛使用,也被称为茶,比如桂花茶、玫瑰茶等,这些茶具有明目清肺的功效。这些茶在翻译的时候,不仅要翻译出花,还要翻译出茶,笼统的花茶可以译为scentedtea,茉莉茶为jasminescentedtea,玫瑰茶为rosetea。他们的意思为花的茶,即以花朵为原材料,用以冲泡的方式进行饮用的饮料,因此被称为茶,这样的解释使国外消费者更容易理解。

2.2茶与实物重名。

很多茶叶名称是以现实中存在的事物命名,而这些茶叶的原材料却和它的名字本身没有太大关联,因此会引起歧义。比如福建的水仙茶,很多国外翻译学者将水仙茶用茉莉花茶的翻译方法,采用直译的方式翻译出来,翻译为narcissustea。这种翻译方式曲解水仙茶的意义,水仙茶不是用水仙花泡的茶,也和水仙花没有任何的关联,而是和水仙茶的发现地有关。水仙茶是在福建的闽北发现的,这种茶在当时为野生茶苗,经过几代的培育以后,逐渐形成品质优良的乌龙茶品种。因为闽北的“桃”字和水字的发音很像,那么水仙茶自然而然的被称为水仙茶。国外学者对水仙茶的翻译是错误的,正确的译法应该仿照普洱茶的翻译,采用拼音加英语的方式,译作shuixiantea更为合适。

2.3茶名不含茶。

还有一类茶,比如上面所说的:君山银针、信阳毛尖、黄山毛峰、都匀毛尖、六安瓜片等等,这些茶的名字中都没有茶字,他们大多是根据茶叶的形状来命名。因此国外学者在翻译时候,除要翻译出他们的外形以外,还要在后面加上茶,也就是英文的tea。这样消费者在购买茶叶的时候,不仅知道茶叶的'外形,而且知道所购买茶叶的种类和茶的特征,有利于我国的茶文化宣传。与此有同样特点的是西湖的龙井,西湖龙井的名字后面也没有茶字,而且西湖龙井的由来也不是因为“龙和井”。龙井是西湖边上一个山村的名字,这个村子主要的农作物就是茶叶,因此这个村子所产的茶也叫龙井茶。而如今的国外学者把龙井茶翻译为“dragonwell”,一方面严重曲解龙井茶原来的意思,另一方面也使国外的消费者对这种茶叶产生误解。因此本文建议,龙井茶的名字具有古朴雅致的特点,翻译时候不妨采用直译的方法,译作“longjingtea”,更能表达龙井茶的味道和特点,也使消费者学会中文龙井茶。

3茶业术语翻译对策。

3.1灵活使用翻译方式。

茶叶命名需要考虑产地、形态、颜色、味道和历史典故等多方面因素,因此茶叶名称的翻译也需要综合多种特征进行翻译,目前最常使用方法有三种:直译法、音译法和意译法。但这些方式远远的不能解决茶叶命名的难题,因为有些茶叶名称不仅包含一方面的特征,有些甚至有超过两方面特征的考虑,因此要想翻译出中文博大的文化内涵显然是困难的。目前能够较好的翻译出茶文化内涵的方式为注释法。注释法即先进行直译、音译或者意译,然后在商品的下面或者后面添加注释的方式,来阐明这种茶叶的名称和特性。最好是这三种方式的恰当运用,互为补充,才能真正翻译出茶业术语的精髓。

3.2茶文化背景学习。

茶术语翻译不准确,关键在于国外许多学者对中国茶文化的了解较少,不能体会汉语背后的深层含义。国外关联理论大师gutt讲到,若想较好进行思想的传授,那就不仅要考虑字面上的含义,也要考虑字面背后的深层含义,甚至是地域语言所具有的文化特征。口译或笔译都需要做到这一点,中国人在翻译上讲究信达雅,“信”则不能违背原文本意,“达”应该挖掘原文深层含义,“雅”指文章要古朴端庄,高雅脱俗。因此学者在翻译茶文化相关术语的时候,应该努力学习中国传统的茶文化;对每一个地区的每一种茶,进行历史渊源、生物习性和外形颜色味道等多方面的调查,掌握充分的资料,然后才能进行翻译。很多茶的名称和它本身的含义没有太大关联,因此翻译的时候切忌囫囵吞枣,完全按照字面意思翻译,使消费者产生误解。

3.3注重消费者理解。

出口贸易茶业术语翻译还要考虑英语母语地区的语言习惯,因为我们的主要消费群体为以英语为母语地区的消费者,因此传达语言要以英文常用词语和语法为主。对于汉语言中存在那些抽象的意象和元素,我们需要努力寻找英文中与其相对的参照物,再结合以英语为母语地区消费者的语言习惯,翻译出简洁明了的艺术效果。对于那些实在用几个词语无法翻译出全部意义的茶业术语,我们可以在商品的后面加上小的注释,方便消费者进行了解和选择。这样的做法,一方面为减小消费者理解难度,另一方面也为茶文化宣传,最重要的是品牌效益形成,我们要建立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茶叶品牌。

4结语。

东西方文化差异,使得茶业术语的翻译困难重重,特别是出口贸易乱象频出,众口难调。茶业术语翻译主要是为出口贸易的平稳进行,最终是为增加茶叶产业在全球的知名度,建立知名茶叶品牌,以及保持茶叶产业经济的长久平稳增长。所以茶业术语的翻译应该综合几个方面的因素,包括我国传统茶文化的考虑,国外消费者的接受程度和品牌效益发挥等等,只有做好这几个方面,茶叶出口贸易才能有大的提高。

参考文献。

[1]赵萍,谭正新.出口贸易翻译之特点在《云南普洱茶》英译中的体现与应用[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

[2]周易华.中国茶文化对茶叶包装设计的影响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3。

[3]张敏.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茶文化课程教学设计[d].暨南大学2013。

[4]王钰,姜怡.《茶经》的美学价值及其在翻译中的美学重构[j].外语教育研究.2014(3)。

翻译策略和翻译理论研究:民族的视角论文

长期以来,各个民族之间由于地理环境、社会背景等方面的影响,促使中西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也直接关系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一差异反映在电影片名中就各自有不同的心理倾向。中国人民更加重视整体的观念,这一点在电影名中就表现在中国观众乐于接受一些综合性、概括性的电影名称,并且这一类的电影名能帮助观众进行整体性地掌握影片的基本信息,例如《城南旧事》就采用汉语中用来概括的词汇来表达。而西方人民则个体思想鲜明,他们注重语言上的简明性,要求电影名能提炼影片中的核心人名、地点等,或者是某一个名词,例如英文电影lolita就采用了影片中的女主人公的名字作为片名。中西文化上的差异性就导致译名和原名之间会存在一定的偏差,同时也会直接造成部分的语义流失,很多观众都对源语文化不够了解,甚至会感到很难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这些来自于观众文化、审美性等方面的差异就会使翻译者在进行电影名的处理时,就要对源语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归化。但仅仅是译名和原名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翻译者只要对其进行整体上的把握,使其能完整地表达出原作者的内涵和达到预期设定的目的,使观众对译名产生的审美效果和源语观众是相同的情感体验,也可以认为是成功的译名。例如在英thebridgesofmadisoncounty中,翻译者基于归化翻译策略的基础上,主要关照了中国观众的表达习惯和文化性,通过片名直接反映出影片的中心艺术,于是翻译者就为《廊桥遗梦》,通过“遗”和“梦”来突出影片讲述的是一个悲剧故事;而“廊桥”则暗指了故事发生的地点,同时还对主人公的遭遇进行了提示,因为“桥”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认为是相爱人之间的相聚和别离。这个译名把四个汉字连接在一起,不仅精炼地反映了影片中的基本内容,还意味深长地表露出影片中的主题,富有诗情画意的四个字激起了观众对影片故事的联想,译名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国观众的审美性和心理期待。但是如果这部影片采用直译策略,就可以译为《麦迪逊之桥》,从字面意义来看,中国观众就不能深入了解到影片中的思想主旨,可想而知,这部影片的故事也不可能让人回味至今。在另一部英文电影forestgump中,以男主人公的名字作为电影名,故事主要以一个智商低下的主人公阿甘的视角来剖析美国20世纪中叶到90年代的社会变迁,影片中充满了幽默性和讽刺性意味。翻译者在进行电影片名处理的时候,在归化策略的指导下译为《阿甘正传》,片名说明了影片是以阿甘作为视角,并综合考虑到中国观众的接受能力和认知审美意识。翻译者通过对中国文化的灵活运用,采用了“某某正传”的方式作为表达方式,并且把“阿”字放在人名之前则表示出一种亲切的称呼,这种用法在我国江浙等地区仍然还在使用。

茶文化术语翻译问题研究论文

摘要:茶叶不仅是供人们购买饮用的商品,而且是具有文化属性的产品,因此茶叶名称翻译就显得至关重要。茶叶翻译一方面便于国外消费者了解我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便于形成统一名称,形成品牌宣传效应。本文主要探讨茶叶出口贸易中茶文化术语翻译问题,通过对翻译传统、翻译方式和翻译效果的叙述,使读者和消费者对茶业术语翻译的情况有一个简要理解。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文化的传播需要翻译成多种文字,因此,文化传统翻译成为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特别是茶文化翻译,我国茶文化产生于东晋时期,直到唐朝发展达到全盛,茶叶贸易也随着茶文化发展而不断拓展。但目前关于茶业术语翻译还存在很多的问题,茶叶名称翻译错误、一茶多译、只取音译等情况时有发生,对我国茶叶传播和对外贸易发展带来严重影响。因此需要针对这些情况,采取适当的措施加以补救。

1出口贸易翻译目的。

贸易全球化为我国各个行业发展带来机遇,特别是我国茶叶贸易的发展。全球茶叶产业的快速发展对我国茶叶出口贸易产生巨大冲击,茶叶销售逐年下降,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茶业术语翻译问题。茶业术语翻译对我国茶叶出口贸易发展至关重要,如今的茶业术语翻译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各种类型翻译充满着茶叶出口市场,使国外消费者看不懂茶叶产品,不能很容易分辨出所购买的茶叶种类,因此也就对茶叶消费产生怀疑,渐渐对茶叶购买失去积极性,这样就损失掉大部分茶叶出口购买群体。茶叶产业要想真正打造世界品牌,真正走向世界,需要全球化茶叶贸易才能完成,而茶叶出口贸易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茶业术语翻译问题。我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尤其是茶叶,在我国的各个地区都有分布,形成地方独具特色的茶叶产品和茶叶文化。西湖龙井、洞庭碧螺春、黄山毛峰、都匀毛尖、六安瓜片、君山银针、信阳毛尖、武夷岩茶、安溪铁观音、祁门红茶被称为中国十大名茶,他们以其独特的口感和良好口碑受到各族人民的欢迎。这些茶叶命名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他们根据不同茶叶的颜色、香味、形状和产地进行相关茶叶命名,有的茶叶名称还有着传统的历史渊源。所以茶业术语翻译需要考虑很多方面问题,不仅要根据其汉语名字进行直译,还要考虑它的产地、形态、颜色、味道和历史典故等方面因素。最好做到既能使国外消费者清楚自己所买的茶叶种类,又能了解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信息。出口贸易管理局提出:“出口贸易翻译需要做到,使外国消费者能够理解的情况下,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典韵味。这样不仅有利于出口贸易的发展,更有利于中国传统茶叶文化传播。”

翻译学教学研究现状论文

在传统的教学中,高中是学生升学的重要阶段,被社会看成是学业上甚至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很多知识的学习都是对原有知识点的升华和进一步教育。在传统的高中教育中,英语教学还只停留在书面语言教学上,对于口语的练习和培养花费的时间少之又少,并且有关口语的练习可能也是涉及到英语的日常生活联系,与西方的文化背景相差甚远。由于学生入学时候的英语水平参差不齐,学习兴趣也有高有低,所以,高中的英语成绩会有非常大的差别,再加上高中英语教师在教学观点上相对落后,学生的学习兴趣得不到提高,不利于学生英语水平的提升。所以,传统的英语教学没有办法满足社会的需求,需要进行改变。

一、转变教师思维方式。

教师在英语教学中处于引导地位,对学生英语能力的培养以及学习都起到非常好的促进作用,所以,教师不仅要有扎实的英语理论基础和知识技能,还要对西方文化有非常全面的了解,这样有利于在对学生的教育时消除学生所处的环境与英语背景的差异性,激发学生的语言环境,加强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在英语应用上可以更加顺利,对于以后在英语应用上不会出现因为文化差异上的不同而造成的尴尬事件。同时,教师还应该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把西方文化背景自然的融入到对学生的教育中来,减少文化之间的差异程度,让知识点在学习内容的文化背景下更好的溶为一体,帮助学生语言环境的形成,也能加深对文化的认识程度,避免与外国人在英语交流上存在的文化差异,加强学生对文化的认知程度。

二、选修课和课外英语活动中导入英语文化。

不仅仅在传统的英语课堂上学习英语,同时,学校还可以增开英语选修课和兴趣课,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英语兴趣,让学生实际了解到外国的语言文化。教师可以推荐学生进行英文作品的鉴赏,让学生多听听英文歌曲,既能锻炼学生的听力,还能纠正自己的发音。同时,学校还可以为学生开展英语朗诵比赛、歌唱比赛等英语兴趣方面的比赛项目,通过对活动的准备,提升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还能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

三、在语法和词汇教学中导入英语文化。

语法是学生接触英语最基本的一种方式,如果是单纯的语法学习,学生学习起来会比较单调,死记硬背的效果也不是特别明显。所以,教师可以把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语言表达上的不同贯穿在语法的教育上,让学生可以通过学习对语法和文化都有非常好的理解和记忆。英语作为一门语言,在表达形式上非常注重文化内涵的表述,并且由于国家不同,在语言的使用习惯上也与汉语有非常大的差别,所以,教师不应该用汉语的思维方式来教导学生英语,一定要为学生创造出良好的英语语言学习环境。例如,汉语中的“农民”是同一个意思,没有其他的表达形式,在任何一种环境中都可用,但是,在英语中就不同,农民可以用“farmer”和“peasant”两种不同的形式表达,这里的不同在于经济状况和文化教育程度不同,所以,有不同的表达模式,而在使用中如果没有对其深层的含义表达清楚的话,会引起非常大的误会,实际上的差距非常大。学生需要把每一个词汇在背景和运用上完全掌握,这样才会在使用中不会犯错,对于文章的理解上也会更加深刻。

四、多媒体技术的应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很多信息技术开始在课堂上有非常广泛的应用。教师再课堂上使用多媒体技术,可以把课本上的知识点结合一些课外的内容,通过图片、视频等方式播放出来,让学生可以更加深刻的理解学习内容,比传统的教师讲授更加直观、深刻,尤其是遇到一些比较难懂的知识点,效果更加。运用多媒体技术还能提升学生的学习注意力,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够帮助学生理解,更好的提升英语学习兴趣。

五、让英语走出课堂。

高中学生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力,并且教师可以让学生走出课堂,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来验证自己的学习效果,并且,通过实践,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热爱英语这门学科。对于一些有条件的学校,可以聘请一些外国教师,学生在课余时间,找到外国教师与其进行交流,不仅仅是学术方面的知识,还可以是生活的甚至是其他各个方面,既能考验学生的英语学习水平,还能加强学生与外国人的交流能力,为了能够交流更加顺畅,提升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以及对西方文化的进一步了解。同时,教师还可以为学生创造更多的英语方面的交流机会,可以与其他学校的学生进行英语交流,了解其他学生学习英语的方法,看自己在英语学习上是否需要有改进的地方,还可以找到一些可以相互交流的英语书籍,帮助他们在成绩上的提升。并且,学校还可以为学生组织一些西方的节日,让学生亲身感受到西方节日的氛围和与中国节日的差异,体验更加深刻。总之,高中英语是提升学生英语水平的关键时期,为了能够加强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需要教师可以在教学方式上进行转变,把中西方文化进行融合,不断满足日益发展的社会要求。

参考文献:

[1]胡文仲,高一虹.外语教学与文化[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xx.

[2]许力生.跨文化交流入门[m].浙江大学出版社,20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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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语境与文学翻译中词语翻译的研究

摘要:在后殖民语境下,作为翻译研究的根本理论对等理论出现了文化转向。多层次对等理论在全面关照语言本体层面对等的基础上,将社会文化因素纳入翻译学的研究视野,倡导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文在译语文化中文化功能的等值,反映了后殖民理论消解霸权,弘扬弱势文化,承认文化差异,主张平等对话的思想,对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均有着深远的意义,是翻译研究的深化。中国译学从中可以得到极好的启示,即加强汉外翻译实践,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进一步提升译者身份和译学地位。

一、多层次对等理论文化转向的发展脉络。

对等(equivalence)是翻译理论研究中一个关键概念,是翻译学发展过程中争论最多的话题,也是随着翻译学的发展,不断深化、日臻完善的课题。

国内外翻译理论界对对等理论的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从中国传统译论代表“信达雅”到现代译论“神似”、“化境”说,直至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和谐说”等等,对翻译中语言、风格直至整体美学效果的不同层面的对等进行了阐述。但是,传统翻译研究基本上由“忠实”、“准确”等概念所主导,以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为主,局限于静态语言转换机制。

国外对等译论以奈达(nida)形式对等和功能对等(formalcorrespondenceandfunctionale-quivalence)影响最大,后有波波维奇(popovic)、巴斯奈特(bassnett)以及莫奈・贝克(monabak-er)的分层次对等理论,跨越了形式与内容二元对立的局限,使对等理论研究出现“文化转向”(cul-turalturn),在阐释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理论文化政治批判的策略引导下,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及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对等理论研究必然将从语言内部层面走向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语境,从而给予翻译以深刻而具现实意义的启示。

奈达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dynamiccorrespondence)突出内容为主,形式为次的思想,引发了很多批判和误解。后来,他将功能对等中的“信息”作了引申,指出信息不仅包括思想内容,而且也包括语言形式。他认为,形式也表达意义,在功能对等的翻译中,不但要求信息内容的对等,而且尽可能地要求形式对等。90年代中期,奈达放弃句子转换生成的观点,将社会文化因素引入对等理论。对动态对等或者说功能对等作了进一步的阐释。认为“最贴近的自然对等”看来是不够的,没有一种译文可以称得上与原文是完美的对等,虽然可以认为它们达到了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因此,他提出了不同层次的翻译对等概念――“最高层次的对等”和“最低层次的对等”。所谓最高层次的对等,是指译文达到高度的对等,使目的语听众或读者在理解和欣赏译文时所作出的反应,与原文听众或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所作出的反应基本上一致。所谓最低层次的对等,是指译文能达到充分的对等,使目的语的听众或读者能理解和欣赏原文听众或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他认为,在最高与最低之间,可有各种不同层次的对等。可见,经过多年的探索,奈达逐渐将对等的范围从语言内部向读者反应扩展。

波波维奇将等值从词法、句法、篇章及文体等语言层面分为:

(4)语篇对等(横向组合关系对等)(textual/syntagmaticequivalence):原语与译语在篇章结构形式上的对等。

可见,波波维奇对翻译等值的探讨,停留在语言内部,但是他将对等按照语言结构层次进行划分,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巴斯奈特认为,翻译中的等值不是同一(sameness),或者数学意义上的等值,而是多层次的对等。她援引诺伊贝特和皮尔斯语篇理论的观点,认为翻译等值属于符号学的范畴,由句法、语法和语用三方面的对等构成。而且这三方面的对等构成一定的层次关系:语义对等优先于句法对等,而语用对等以前两种对等为前提和补充。巴斯奈特强调,等值问题的研究应该把对等放在文化及时空的背景来看待。巴斯奈特在其与列夫维尔(lefevere)两人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对“功能对等”又作出如下解释:等值即指目的语文本在目的语文化中承担其功能的方式与原文本在原语文化中曾经发挥或承担的功能方式一致。显然,这里的等值内涵已远远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等值概念。在这个定义的理论框架下,译者为了获得功能上的对等,除了语言层次的润饰,还需文化上的整合,从而满足文化价值系统下等值的全新标准,也明确了多层次对等理论的“文化转向”(culturalturn)。

莫奈・贝克将对等层次进一步细化为5个层次:

(1)词层对等;

(2)词组对等,包括搭配、习语和成语的翻译:

(3)语法对等,对照原语与目的语语法范畴的多样性;

(4)语篇对等,涉及主题、信息结构和连贯性的对等;

(5)语用对等,照顾到内涵的传承以及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翻译是一项交际活动,译文不是一个静止的文本,而是原文作者意愿的载体,译者的任务是如何在目的语文化中将这一意愿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另一个读者群。这里,对等理论不仅在语言内部得到了进一步的细化,而且从语用的视角再次将社会文化因素纳入研究视野,追求文化层面的语用对等。

二、对等理论文化转向的后殖民语境。

综合上述,文化转向的对等理论,均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文化研究大潮的冲击下,尤其是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下,翻译理论研究“文化转向”的必然结果。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大潮的冲击下,翻译理论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后殖民批评消解霸权,弘扬弱势文化,承认文化的差异,主张不同文化的平等。后殖民研究视角给予翻译研究的启示在于,它将翻译看作殖民文化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及文化帝国主义思想观念对外进行霸权扩张的工具,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中不平等对话的产物。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殖民地人民在获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之后,更增强了解除、摆脱宗主国的精神控制的要求,这当然是一个比体制变革更艰难的文化政治工程。不少后殖民学者认识到要重塑民族身份,抵抗霸权文化的侵略。从更加广泛的意义来说,虽然殖民主义早已结束,但殖民主义作为维持不平等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代名词仍然以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的形式在经济、科技领域进行着垄断,在社会、文化上进行不遗余力的“渗透”,以西方的生活方式、文化价值取向弱化甚至瓦解殖民地、弱势文化的本土文化。对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而言,直到今天,许多领域仍然承受着这种“不在场”的殖民影响。在中医领域,本土化问题和中国意识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中医现状面临的根本性、全局性的关键问题是“西化”,即向西方医学的异化。哲学领域,中国哲学面临的尴尬局面是:我们加以诠释的概念,是从中国文化中生长出来的,而我们现在用以诠释的概念,是些移植的外文词。中国人文化认同的危机可能比通常所想的还要深重。现代中国哲学的身份令人置疑。而作为跨文化交际重要渠道的翻译实践领域,中西方存在着严重“逆差”。20世纪,中国翻译了西方大约106800余册著作,而西方翻译中国著作仅仅近千册。翻译实践主体的文学交流,同样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现象。中国对西方文学的引入,具有很强的系统性,西方文学名著,在20世纪的中国得到了广泛和系统的翻译,而西方似乎更重视中国古典文学,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则缺乏热情。这一现象似乎与上述中国学的发展相互矛盾,但可能引发我们更深的思考,如果中国学者不做出努力,西方中国学研究是否会停留在赛义德(said)《东方主义》(orientalism)里所论述的情景中?即他们的研究根本不是建立在对东方客观全面的了解基础之上,而是用被扭曲、被肢解的“海市蜃楼”或“想象性东方”,以此作为验证西方自身的“他者”,并将虚构的东方反过来强加于东方,将东方纳入西方为中心的权力结构,实现文化殖民和语言殖民。所以,如果我们不能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去和国际学术前沿对话,只是被动地等待西方的汉学家来发现我们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优秀作品,显然就会存在一种滞后性,造成中国文化的失语状态。更为堪忧的是,我们正面临着西方不遗余力的渗透和西化的巨大威胁。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使者,中国译者必须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促进中国与西方的相互了解和共同繁荣。

三、对等理论文化转向对中国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意义。

(一)理论建构意义。

对等理论作为翻译研究的中心理论,从传统侧重语言形式对等的规范性研究逐渐转向涉及社会、历史、文化、政治、权力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描述性研究。多层次对等理论突破传统译论二元对立、一个对等标准,将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纳入对等理论的视野。在巴斯奈特和莫奈・贝克的对等理论中,语用对等将翻译置于整个社会文化的交际情景之下,消解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殖民统治的影响,推动不同文化的平等对话、和谐互动。

吕俊对目前翻译文化转向做了较为全面透彻的反思,认为翻译的文化转向只是一次研究重点的转移,是目前多元视角中的一个视角,当然也是一次研究深化的过程。但是他担心,文化研究对翻译研究的剥夺,否定对语言问题的本体研究,导致翻译研究的终结,使翻译研究消解在历史研究、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之中,从而丧失其作为独立学科的本体地位。

多层次对等理论文化转向的研究不仅是理论的深入,进一步扩大了译学研究领域,将文化学、人类学、政治学、意识形态学的研究成果融为一体,使这门跨学科研究的新兴学科有了更为宽广的发展平台,而且,对等理论的文化转向将文化因素置于多层次对等体系之下,与语言内部因素相辅相成。在这里,翻译的语言本体研究在诸多外部因素的关照下,将更为全面、科学、有效,必然推动翻译学的发展趋于成熟。对等理论从影响翻译的内部因素向影响翻译的外部因素拓展,关照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文在译语文化中价值的对等,将翻译研究引向探求影响翻译的诸多因素更高层次的对等,诸如作者与译者地位的对等,即主体间性的转向,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中价值的对等,并以此来反观翻译语言内部层面的对等策略,有着深远的实践指导意义。对目前译界的热点如翻译主体间性的转向、弱势文化民族身份的重塑等方面的研究,有着很强的解释力。

(二)翻译学科地位的提升。

后殖民语境下翻译的文化转向,对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文在译语文化中价值对等的研究,必然提升译者以及翻译学科的地位。文化价值的对等,使译者与作者在跨文化交际中享有同等的话语权,译者地位从“隐形”、“女性”的阴影下解放出来,与作者一起共同推动不同文化的平等对话与和谐互动,使人类文明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巴斯奈特和勒菲维尔提出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translationturn)便是有力的佐证。德里达(derrida)甚至将哲学问题的研究最终归结到翻译研究上。他认为,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翻译的概念问题,哲学的起源是翻译,或者是意义传译的可译性这一基本命题。试图通过对翻译问题的探讨,阐明哲学思想,尤其是关于语言本质和意义的观点。

在中国,翻译学学科地位刚刚确立,学科的发展、地位的提升任重而道远。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及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为中国译学界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背景和发展契机。

四、结论。

后殖民语境下,翻译研究文化政治批判倾向必然影响到翻译研究的根本课题:对等理论研究。多层次对等理论突破传统译论二元对立、一个对等标准,将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纳入对等理论的视野。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文在译语文化中价值的对等研究,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不仅有利于提升翻译的地位,推动翻译学研究从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发展;同时,从意识形态的高度促进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话、和谐发展。

翻译学教学研究现状论文

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在《翻译选择适应论》一书中正式提出生态翻译学概念。生态翻译学是在翻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结合达尔文的“进化论”中的“适者生存”思想与东方哲学思想、生态智慧而来为翻译实践提供新的理论基础。该理论提出后引起学界的热议与研究同时也有质疑之声。

在中国知网中高级搜索核心期刊,检索条件为输入主题“生态”“翻译”,时间从至共检索出127篇期刊论文。近几年是生态翻译学相关的学术研究与研讨等学术研究成果最集中的时期。研究学科主要集中在外国语言文字、中国语言文字等学科。研究层次分布在基础研究(社会科学)等领域。其中部分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基金的支持。

长期以来,国内翻译界理论发展滞后,在逐渐借鉴西方翻译思想的过程中,出现了亦步亦趋或西方思想的“追随者”现象,增强国家文化的软实力势在必行。生态翻译学作为本土翻译理论,国内学界逐渐掀起理论研究热潮。

胡庚申教授作为生态翻译学的创始人,孜孜不倦地对理论进行探索。胡认为生态翻译学作为新兴翻译理论。与其他翻译理论相比,生态翻译学在立论视角、哲学理据、关注焦点等方面有自身的优势与创新。胡(2014)对宏观层面上的“译者中心”和微观层面上的“译者责任”进行理论分析。国外学者恩创·哈格斯(2013)介绍了生态翻译学的国际化研究进展与未来的发展趋势。文章认为生态翻译学的引入打破了传统的西方翻译理论一统翻译界的局面,促进东西方翻译理论的交流平台的构建。

三、生态翻译学的具体应用。

生态翻译学作为跨学科、跨领域的翻译理论,学者运用“三维转换”“适应选择”理论分析译文的质量。如翟晓丽(2014)、聂韶峰(2014)从三维转化角度对电影中的译文进行评析。石春让&李健()以《快乐王子》的多个汉译本为范本,从时空两个维度进行比较研究。

学者们更加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例如,舒小杨(2014)将生态翻译学置于翻译教学环境的背景之中,以帮助翻译学习者增强翻译能力。唐祥金(2013)将生态翻译学的“三维”理论与公示语的翻译相结合,吴育红&刘雅峰(2014)注重生態翻译学与外宣翻译相结合。田娜(2015)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支撑,注重研究中国川酒文化的生态翻译。

四、生态翻译学的质疑与释疑。

任何一种理论或批评模式都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尤其在关注面上,都有其重点和盲点,生态翻译学作为新生理论也不例外。

陈水平(2014)认为胡提出的“翻译生态环境是译者和译本生存状态的总体环境”的论述,将翻译放在翻译环境的最底端,忽略了翻译的“跨地域”特点;“译者中心”,违背了生态伦理;选择适应论置于中坚,忽视了更为广阔的翻译环境。胡庚申教授驳斥陈的论点。胡(2014)认为陈“关联序列”存在误读并对相关的最新进展不了解;译者以生态翻译学为研究基础是以文本为支柱,并没有脱离文本而存在;陈没有区分翻译适应选择论和生态翻译学的不同,陈的研究还停留在对初期生态翻译学的研究批评中。

五、结论。

现今翻译市场蓬勃发展而译者鱼龙混杂,译文良莠不齐,低层次译者产能过剩、高层次译者数量不足,对译文的衡量标准尺度不一。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基础的译文它既提升了译文的可读性,同时又满足了大众对高水平、深层次文化的需求。

翻译论文翻译论文实践总结

翻译真是一件痛苦也无趣的工作,不过为了更好的理解英文的意思,全文翻译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法。我翻译的这篇文献是跟我的毕业论文相关度非常大的文献。该文献我看过几遍以为很熟了,结果被别人一问就表达不清楚了,所以还是没有弄清楚作者的意图。通过全文翻译后,差不多明白作者的观点和结论了。由于最近正在准备毕业论文开题,所以翻译工作将会成为最近工作的重心了。前两天听了博士师兄的答辩,才更加清晰的认识到文献综述的重要性。只有多看文献了解国内外研究的进展情况才能更好的开展自己的研究。

解构主义与翻译研究

摘要:本文介绍了20全国暑期英汉翻译高级研讨讲习班的盛况,从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的角度讨论了本次讲习班带给翻译界和教育界的一些新理念,并对学员反馈的主要问题特别是中国的翻译教学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翻译研究;翻译教学;研讨;中国译界。

abstract:thisarticlereviewsthesummersymposiumontranslationinbeijingandthetopicsdiscussedatthesymposium,whichincludethenewapproachesoftranslationstudiesandtranslationteaching.italsodiscussesthemainproblemsintranslationstudiesandtranslationteachinginchina.

盛夏时节,来自全国翻译界和教育界的约170名莘莘学子与24位名闻遐迩的翻译家和教育家汇聚于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进行了一场几近军事化的学术对垒和教学切磋。在短暂的十天时间里,学员们蓄势待发,情绪高涨,教员们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种与传统的学术研讨和教学模式大相径庭的新路向,给中国翻译和教学界注入了一种新的理念。

翻译的学术研究之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让人很自然地想起学术名篇“thenatureofacademy”。作者在文中所描写的社会各阶层强加给学术的悲哀在我们的传统学术范式中亦依稀可辨。学术要关注什么?学术研究要引领何种潮流?学术如何突破世俗樊篱修成正果?这是真正钟情于学术的人们所注目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此次讲习班的过程中,被中国译界的同仁们作了一种别出心裁的诠释。

正如中国译协的领导黄友义、孙承唐和《中国翻译》杂志常务副主编杨平在开幕式上所倡导的那样:这次研讨,重在“全面地提高广大翻译工作者的素质”,重在“思维模式的改革”,重在“抛砖引玉”!这种理念,很快就在开讲人许钧先生的报告中得到印证。许先生对他的译著《红与黑》中的词句是如何剪裁未作任何阐述,而是从“传统与创新”的角度,对翻译、翻译学和翻译批评等问题进行了宏观的解剖。这位来自南京大学的博导还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作为一处翻译学的导师应该如何引导学生和学界进入高层次的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的种种途径。许钧教授是主要从事法汉翻译研究与教学的专家,此次与他的同行刘和平教授一同出现在以英汉翻译为主的讲台上,这种安排本身就意味深长:作为组织者的中国译协《中国翻译》编辑部,旨在打破学科研究的界限,追求一种“殊途同归”的学术效应。

“殊途同归”,还体现在此次讲习班对教师和讲题的选择上。从教师来看,主讲人当中有八十多岁的译坛名宿程镇球、许渊冲,有年富力强的翻译家孙致礼、庄绎传、徐亚男,也有许多三、四十岁的著名中青年学者。各路豪杰流派不一,观点精彩纷呈。演讲的课题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从笔译到口译,从文学翻译到外交翻译、政论翻译、法律翻译、呈现出多层次、多视角和高品位的学术研究特色。

在宏观方面,翻译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代表了主流。来自北京大学的辜正坤教授以“点到为止”的方法,向学员们介绍了他的《翻译学通论》的理路构成,意在引导学生进入宏观翻译学与微观翻译学的主要层面。同是讲翻译学,香港浸会大学的潭载喜教授则是从西方翻译模式谈起,分析了西方翻译模式的强与弱,并对翻译学发展的路向作了展望。清华大学的王宁教授则基于对目前翻译及其研究之现状的思考,试图对全球化时代的翻译进行重新定义和定位,并对全球化进程中翻译的作用做出描绘。王宁认为:“翻译现在正经历着一种转折:从属于语言学层面上的字面辶多译逐步转向文化层面的阐释和再现。”这与西方文化学派的观点遥相呼应。对于西方译论给译者的启示,香港岭南大学的张南峰教授则以vermeer的目的论和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为引线,深入线出、由此及彼地介绍了有益于翻译理论研究或实践研究的多种理论;张先生并结合“英汉文学翻译中的三个问题:戏剧语言、文化专有项和双关语”这一课题,为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中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问题作了全新的注释和演绎。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北京大学的博导申丹为学员们展示了她在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研究方面的成果。申教授从西方文体学的发展概况入手,对文学翻译中对语域的处理和故事层次上的假象等值等问题作了理论与实践的分析,说明了文学文体学在小说翻译研究中的主要作用。申丹教授的高足王东风则通过对文学翻译中的文体变形处的分析,指出了文学翻译中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译家与作家的意识冲突。王教授认为,“无论是翻译文本中的译例,还是译家的言论,都清楚地表明译家的语言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作家。前者的语言策略具有信息取向,而后者则是诗学取向。”据此,他在文中对传统的信息或语义取向的翻译策略提出了质疑。这种多视角的研究路向为广大学员进行多元的、多层面的学术探索提供了样板,这也是此次研讨会的目标之一。

在学术研究方面体现出的另一理念是提倡资源共享、百家争鸣、推陈出新,为质疑学术传统和挑战学术权威提供温床和土壤。这次讲习班打破了传统的10分钟宣读论文的模式。每位主讲人花2-4小时把自己的最新成果以讲义、板书或投影和讲解相结合的方法向学员展示,穿插提问、发言、演示等模式进行探讨。学员们不但可以与教师共享这些科学研究的成果,同时还培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这样的讨论中,新的学术观点不断生长。比如说,对于翻译的“异化”与“归化”的问题,南开大学的刘士聪教授就提出了一个颇为独特的观点。刘先生认为,就英译汉而言,应提倡“归化”,这与英、汉文化的强弱无关,并不代表汉语文化要迁就英语文化,亦与政治、经济无关,而是象征着我们对英语标准语言的一种追求,是纯粹的语言处理。这一观点令学员们困惑不解:如果是纯粹的语言处理,为什么英译汉的策略要与汉译英有所不同?在翻译的文化转向问题上,香港岭南大学的孙艺风博士认为,翻译的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安德鲁·勒弗菲尔夸大了意识形态(ideology)对翻译重写过程的作用。他认为,对待不同理论的吸纳应持全面审慎的态度。孙艺风对内地的许多学生在学术研究中表现出的“师言亦言”、“人云亦云”的'“追尾”现象持否定态度,因此他主张:学术与教育的牵引应以培养独立的思维方式为重。在这次大研讨的过程,最“火爆”的一场“争鸣”来自诗歌翻译的两大名家——许渊冲和江枫。许先生以二十世纪可能改造未来人类面目的伟大成就克隆技术为切入点,深入地阐述了他的“文学翻译克隆论——信达优论”。许先生坚信,富有音美、意美和形美的“三美”译文就是“信达优”的译文。而江枫先生则以“译诗,形似与神似:一点必要的常识”为主题,对许渊冲先生的“新译论”提出了批评。这种沸腾的场面让广大译界同仁有机会目睹学术界的另一种光景,它形象地表明:学术研究的表现形式不总是“温情脉脉的面纱”,有时也会“硝烟弥漫”!问题是,学术界将以怎样的一种学术态度来诠释和审视学术之种种。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从香港学者周兆祥关于“翻译与人生”的报告中得到一些启示。

二、关于翻译教学。

翻译教学,尤其是口译教学,一直就是中国译界的薄弱环节。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关于翻译教学的讲题在此次讲习班课程中覆盖了1/5。内容涵括了香港和内地的主要教学模式。其中,周兆祥先生介绍的“香港浸会大学的翻译教学模式”与内地的翻译教学相比有很大区别。香港的翻译课程设计针对性很强,比较注重市场需求和实际能力的培养。对于教学中的理论渗透,也依不同的培养目标和不同层次有不同的理论教育。课程设置已进入系统化。在教育模式上,亦更鼓励“以学生为中心”,鼓励让学生自己去探索和获取知识。这种模式,为一向崇尚“以教师为中心”的内地教学界提供了不同的参照系。

在口译教学方面,来自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刘和平博士以她的新作《口译技巧思维科学与口译推理教学法》为蓝本,说明了她对口译教学的独特理解。刘和平认为,目前的中国翻译研究停留在静态的研究,即对翻译结果的研究上,忽略了动态的研究,即对翻译过程的研究。要揭开翻译过程之谜,把它教给学生,必须对翻译的动态过程进行认真研究。为此,研究方法和教学方法十分重要。刘和平还以三组学生生动的口译演示为例,说明了教师最重要的是要研究学生理解和接受意义的思维过程,而非词与词、句与句的简单对等。她的这种“渔生鱼”的教学理念引起了口译人员和教学工作者的广泛关注。

另外,从来自北外的谷欣、加拿大外教杜蕴德的交替演示和来自广外大的冯之林的powerpoint软件包的演示过程中,我们有机会了解到国内主要外语院校的口译教学模式,并欣喜地发现,统计方法和多媒体教学手段已逐渐地渗透到翻译教学与研究当中。

三、反馈中的思考。

这次讲习班带来的另一种理念是:以教带学,以学助教,高瞻远瞩、着眼未来。为了提前发现问题,以不断完善未来的办学方式,组织者从一开始就给每一位学员发了一张“调查表”,内容主要是以翻译教学和本次办班模式为主,这一设计与学员大多为高校教师的情况不谋而合。

参加本次讲习班的学员共约170人,其中来自全国高校的副教授、讲师占大多数,另有少数各行各业的外事翻译和在校博士、硕士生。反馈回来的有效调查表为125张。虽不是100%的准确,但这一反馈数字也足以代表主要现象。

从统计数据的分布情况分析,有三分之二的教师仍以笔译教学为主,口译仍未达到平分秋色的地位。就教师素质而言,50%的人从教时间在8年以上,但有96%的人从未参加过翻译教学培训,教师的知识更新和培训问题已成当务之急。翻译的课程设置失衡,课时偏少,每周4小时以下、6小时和8小时的比例为4:2:4。在翻译教学手段上仍显落后,虽有42%的人表示在教学中逐渐引入了磁带、录像带、vcd、powerpoint或多媒体教室的使用,但仍有58%的人回答从未使用过电教设备。在问到“在翻译教学实践中您所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时,有九成以上的学生的回答是:缺少反映新时代要求、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先进教材。学员们普遍反映,现在仍然使用80年代以来出版的《英汉翻译教程》、《口译教程》等市场出售的教材和自编教材,两者使用的比例为2:1。这一情况,与南京全国首届翻译教学研讨会上反映的问题相吻合。这说明,五年来,中国翻译界和教学界仍未把教材建设问题纳入议事日程。这种不正常的“执著”引起了中国译协《中国翻译》编辑部的高度注意,他们正在酝酿在不久的将来物色得力的专家编撰崭新的教材,给中国学界填补这一空缺。相信热情的学术界会同心协力,共助这一力作早日铸成。

这次讲习班的帷幕在军科院的军号声中隆重开启,又在军号声中徐徐降落。对于精心策划的组织者——《中国翻译》编辑部来说,他们又在琢磨新的培训将如何更加切实有效、更加周到细致。而对于学员们来说,讲习班的丰富和精彩、紧凑和有序、务实和高效,带给了他们终生难忘的回忆。来自湖南的印晓红认为,此次学习,就犹如“站在一个巨人肩上,俯瞰译界众多理论和实践的一次大讨论”。广州的蔡若蘅用十分感性的语言说:“味道好极了!有‘恨晚’和‘胜十年’之感。以后若有机会,当然还想来!”而来自合肥的任静生更把这次“高品位”、“大容量”有荟萃比做一道“精美的精神大餐”……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立意要做“中国翻译的合格嫁衣”的《中国翻译》编辑部,一定会把这件嫁衣越织越美。就像学员们送给带病坚持战斗的编辑部工作人员的“中国结”,新的培训班也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岁月的变迁,织入更新更浓更美的中国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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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心得体会

翻译作为一项十分重要和复杂的工作,一直是人们广泛关注的话题。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翻译研究越来越得到了人们的重视,各种新的翻译方法和技术也在不断的涌现。在我进行翻译研究的过程中,我深刻的感悟到“翻译”的深度和广度。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我对于翻译研究的心得和感悟,希望能够对读者有所启发。

第一段:翻译的定义及其本质特征。

翻译是一种从一种自然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自然语言的过程。翻译的本质特征是语言一一对应的替换。如何适当的把原始语言的信息转换到目标语言,避免因文化差异而引入过多的“翻译误差”是翻译工作的核心问题。而当语言之间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时,就可能出现无法完全翻译的情况,这就要求翻译者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和深厚的语言功底,以能够更好的完成翻译任务。

第二段:传统翻译与现代翻译的差别。

传统的翻译方法主要依托于人工完成,采用术语记忆技术和专业字典手动翻译的过程居多,这种方法不仅效率低,而且存在误差也无法避免。而现代翻译方法则主要采用计算机辅助翻译(CAT)技术,以及机器翻译(MT)技术,可以更好的提高翻译的效率和准确度。虽然机器翻译技术已经相对普及,但人工翻译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翻译手段,因为无论是什么语言的翻译,都需要人工的校对,保证翻译的质量和准确性。

第三段:专业术语的提高。

在翻译中,经常会遇到专业术语和词汇,不同领域间术语的差异很难避免,这也是翻译难度之一。而对于这些专业术语,我们需要有良好的词汇记忆能力和熟悉相关领域的知识体系,才能够正确理解术语的含义和用途,并且做到准确翻译。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学习、阅读和翻译来提高自身的专业术语水平。

第四段:文化差异的翻译思考。

在翻译时,文化差异是我们无法避免的问题。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不能单一从词汇和语法上考虑,还需要深入挖掘原文背后的文化含义,以更好理解作者的原意,进而准确翻译。这其中包括社会背景、语义内涵、语境、习惯用语等各种文化差异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通读原文,如果无法理解某些文化背景或语境,需要借助网络查阅相关资料或寻求专家指导,才能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和传达原稿的意图。

第五段:结语。

翻译作为一项非常特殊的工作,给翻译人员带来极大的挑战和机遇。在翻译研究的过程中,我深刻意识到,翻译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替换,还要考虑到文化差异、社会背景等因素,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同时,我们也需要不断的学习提高自己的语言素养和政治素质,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领域,提高翻译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完成翻译任务,并且为促进语言和文化的交流做出更大的贡献。

翻译学教学研究现状论文

在高校中非艺术专业的学生开设美术欣赏课,一直被美术教师们认为是较难掌握的一门课程,因为当前中国的很多中学美术课除了初中开设了一点素描、色彩的临摹课程以外,类似书法、中外美术史论、美术欣赏等课程大部分学生都没有接触。很多学生对美术常识和美术史论知之甚少或者一无所知。所以进入高校后开设美术欣赏课是非常有意义的。

美术欣赏是一个观察、体验、品味艺术作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进行感受、体验、分析、判断,从而获得审美享受以及一定的美学知识。通过不断的欣赏学习可以提高人们的审美趣味,陶冶人们的高尚情操,直接或间接地接受教育,从而发挥其社会功能。普通高校加强和实施美术欣赏教育,是抓好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一般来讲,素质不单单是专业知识的技能,还包括很多直面人生的能力和各方面的修养,如道德素质、生存能力、应变能力、潜在能力、动手能力、审美能力、艺术修养等等。特别是在心理素质方面的能力的培养,在感觉、知觉、记忆、思想、想象等心理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各种能力的倾向,如逆反、好奇、注意力、兴趣、情感、动机、意志等这些将构成心理素质的总体,而这些又直接影响着创造力的发挥。

人的视觉认识是从自然主义开始的,尽管一个立体的自然场景不像是一幅图画,而一幅平面的图画都被看作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公众要求艺术家在一块想象的舞台上把生活的故事表现得栩栩如生。教师经常听到学生说:“我看懂了这幅画”,或是“我看不懂这幅画”,他们也许是仅限于理解了画的表面画了些什么内容,而不会欣赏画面内在的表现手法和含义。在这种认识方法中,丝毫没有审美气息。艺术是以感知为基础的,人们认识美、发现美、鉴别美、创造美都离不开感觉,这种感觉决不是依靠某些逻辑推理或者数字计算,比如对画面物体和人物的比例关系的把握就是如此,比例本来是数字形态的东西,我们可以依据数理逻辑变换出多种方案,但是,只有使数字形态视觉化以后,才能靠感觉来比较、推敲、判断出美与不美。而对艺术的感受力的加强,就会迅速找到它的美的所在,再从色彩上来分析,色彩的构成要素十分复杂,色彩的生理效应更为微妙,色彩美感的个性特征更强,尽管有着十分详尽的色彩理论,有着各种色表,色立体和各种配色宝典的工具手册,也只能对色彩的学习与使用起一定的指导作用,最后如不能落实到视觉感觉上来,总是不行的。正如音乐家对乐感的感受、舞蹈家对肢体语言的感受、书法家对笔墨挥毫的感受一样,他们无一不是凭借着一种强烈的艺术感觉来实现着艺术的升华。

具体到普通高校的美术欣赏课,教师要通过审美教育来丰富与开阔学生的审美天地,让学生感受到全面与完善的艺术教育,对于非艺术专业的学生来说,并不要求他们了解太多的绘画技能,通过美术欣赏课的教学使其学会一些美术常识及学会如何欣赏。如通过中国美术史论的欣赏,懂得各门类画种的美感特征与技法特点,懂得其透视上的高远、平远、深远和散点的运用,用墨上的浓、淡、干、湿、焦所产生的艺术魅力和创境达意的艺术手法。美术作品及美术现象的种类繁多,比如从种类上分:油画、中国画、水彩水粉画、版画、雕塑、建筑、民间美术、现代美术等;从时间上分,外国美术有:原始与古希腊、古罗马美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18、19世纪欧洲美术直至现代抽象艺术等,中国美术有:新旧石器时代的美术、商代青铜器、秦汉石雕、魏晋壁画以及唐以后的绘画;从作品的内容上分:人物、风景、静物、风俗画、宗教画、装饰画等;从艺术流派上分:西方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后面的印象派、野兽派和立体主义、超越现实主义等;中国画中顾恺之的《传神阿睹》,吴道子的《吴带当风》,范宽、郭熙的《高山仰止》……这些美术欣赏的内容,可自成体系,但也有局限,教师要将这些内容有机地联系起来,寻找切入口,达到最佳效果。

英国的艺术家和批评家艾瑞克·牛顿曾十分形象地将艺术品比作一层层剥开的洋葱,表皮是“再现层”,表皮之下一层为“诠释层”,再往里一层称为“审美层”,也就是讲,看一幅画,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画面表现的内容:人物、场景或是一些抽象的符号。其次,再看一看画家是用何种方法来表现,如构图、线条、色彩、笔触以及总体的表现符号等等。最后,综合以上两点,想一想作品给你一种何样的意境,强烈程度如何,是否领悟到了一种以语言、文字所不能表达的体验,如果有了,那应该是基本上看懂了。

现在我们拿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来作为欣赏对象,第一眼的印象是一个安详、温和、完美的女性形象,然后知道艺术家在应用了科学的方法在绘画观念、技能上采用的独特方法。然后,将其和以“神”为主导的中世纪作品相比较,《蒙娜丽莎》那传神的眼睛和会心的微笑,是对人生的充分肯定,是对人性的赞扬,从而表达了作者的人文主义思想。类似的表现技法,在今天屡见不鲜,但在那个年代,那个历史环境下有如此成果,确实是相当有艺术价值的。

我们再以毕加索的现代作品《格尔尼卡》来欣赏,画面中的各种奇怪造型令初见者费解,然而那种具有张力的感觉是每个人都感受得到的。接下来,如果我们了解了牛头是残暴与黑暗的象征,马是民众的象征,孩子的哭号挣扎的形象以及立体主义的基本造型方法与法则,那我们就会知道毕加索在画中表现了人民受到各种苦难而造成的暴烈恐怖的气氛,画家用犀利的笔触表达了他对法西斯的仇恨与宣泄,而立体主义就是他观察、表达事物的一种表现方法。

在美术欣赏课中教师在教学中要让学生懂得,美是具有多样性的,但又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艺术的价值并非在于精确地摹写事物的表象,而在于表现出事物的本质以及传达作者对事物的理解和情感。艺术史告诉我们,艺术的发展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外部世界向内心精神状态发展的过程。从每个时代所留下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们对前人的成就都有所发展,有所创新并和时代紧密结合在一起。仅看懂一幅作品或是几幅作品并无太大的意义,只有通过大量的、不同风格的作品欣赏,并且使这些作品在脑子里串起来,形成一定的概念和框架,逐步建立起学生自己的审美价值系统,这才算真正地学会了欣赏。

美术是一门与千家万户息息相关的艺术,非艺术专业的美术欣赏教学又是人生感知美术审美教育和美术技能教育的重要阶段。让美术从美术家的小天地中解放出来,“飞入寻常百姓家”,让大学的美育教学工作立足于审美能力的培养,激发学生广泛地参与审美活动,从被动地接受美育变为主动地需要美育。逐步形成健康的审美观念,使学生在审美活动中实现自身精神意识的升华,对造就一代人的高尚情操和社会风气也是大有益处的。

翻译研究的论文

内容摘要:

我国无论是在文学作品还是宗教文化上一直都是有很深的内涵,所以我国文学作品中大多数都会存在着一些宗教文化元素,并且每一个国家文学作品中对宗教文化元素的表达都不相同,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一定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本文通过对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元素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总结归纳出了宗教文化元素在文学作品中的翻译原则,以供相关人员参考或采纳。

关键词:

宗教文化元素;文学作品;翻译原则。

文学作品中经常性的会出现宗教文化元素,对文学作品中宗教文化元素进行翻译的主要目的就是能够体现出国外的一些宗教文化和风俗信仰进而为国内的文学爱好者提供一些其他的宗教文化知识,并且还能够帮助读者更好的了解文章中的深刻含义。但是宗教文化具有复杂性和专业型等特点,所以为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但是只要遵循其翻译原则,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一、文学作品中的宗教文化元素。

当代的文学家christopherdaw-son对宗教文化有着很深的研究,其不仅是著名的文化哲学家,还是历史学家和文化史学家,也有人称他为社会学家和宗教哲学家,甚至称他为“新时代的'先知”。christopherdawson认为宗教就是理解各国文化的关键所在,并且其还在文化的发展和形成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长久的历史长流中,无论是政治、文学、法律还是哲学上都有宗教文化的身影,其对历史的文化和意识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中文学与宗教文化之间更是有着非常深刻的渊源,宗教文化与文学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着,宗教往往会利用文学的形象感来宣扬宗教思想,而文学作品中必定会出现反映当时的宗教文化,以增加历史感和文化感,所以在进行文学交流和翻译时,最不容忽视的就是宗教文化元素。

二、宗教文化元素在文学作品中的翻译原则。

(一)尽量保留。

文学作品的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在翻译过程中,一定要做到尽量保留文学作品中所想表达的信息,从而保证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但是在从前,我国学者在翻译一些国外文学作品时,大多数情况对其中的宗教文化都抱有一定的批判心理在,就算不存在批判的态度,也会进行选择性忽略,所以文学作品中的一些宗教文化始终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诠释和理解。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我国现如今大多数学者在翻译国外文学作品时,都会选择尊重原作者,将原文中所想表达的中心思想进行翻译。

(二)主次有别。

宗教一直都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因为宗教具有非常强的包容性,包含着众多的文化形式,甚至可以说人类的所有活动都和宗教逃脱不了关系,并且宗教中还包含着宗教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复杂结构。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翻译人员常常要面对着如此庞大的社会文化体系,难度可想而知。所以在进行翻译时,一定要遵循主次有别的原则,对原文理解有着重要影响的部分为主,对原文理解影响不大的部分为辅,在翻译的过程中一定要分清主次,进行适当的取舍,才能够准确的表达原文中的信息。

(三)异国文化为主。

在翻译的过程中,一定要以异国文化为主,因为中外的宗教文化相差很大,中国的宗教文化一只受到的都是儒家道家的思想影响,而国外的宗教,以俄罗斯为例,一直都是受到东正教的影响,两个宗教文化的差异非常巨大,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根据自身民族的宗教文化对原文进行修改,但是一经修改,原文所想表达的思想就会有所偏差,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一定要遵循异国文化,以原文中的宗教文化为主。

(四)形式和内容要兼容。

各国的宗教文化是不相同,所以各国的文学作品中,经常会包含着自身民族的宗教文化元素,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一定要保证在理解语言表面意思的前提下,对原文所处的时代和背景进行深入的了解和挖掘,从而得到一个最恰当的翻译方式。因为仅仅通过字面的意思很难真正的了解到原作者所想表达的内在思想,所以一定要保证形式与内容兼容的原则。

(五)注重细节,把握整体。

每一个文学作品都是时代文化的象征,所以翻译文学作品时,一定要注重细节,把握整体,通过原文的整体,对文中所想表达的细节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从整体到局部的将原作者所想表达的中心思想进行明确的阐述,从而更加准确深入的理解文章的精神主旨。宗教文化元素的翻译作为文学作品之间交流的桥梁,其不仅能够拉近西方国家和本国的文化交流,还能够最大程度上帮助本国学习西方一些优良的文化,所以在文学作品中对宗教文化元素的翻译可是说得上是举足轻重,其不仅是整个文学作品的关键,也是整个文学作品的精神主旨,所以在进行文学作品翻译时,一定要遵循以上五点原则,才能够帮助读者更好的理解文学作品中的深刻内涵。

翻译学教学研究现状论文

生态翻译学主要是以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为基础理论的学科,该学科关注生态翻译环境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同时关注翻译者的中心地位以及其对生态翻译环境的选择性。生态翻译学一方面强调了生态翻译系统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另一方面还诠释了翻译的本质。在这种视角下,翻译教学要确保生态翻译系统之间的平衡性,并且注重各个主体之间的整体联系性,教师和学生应该不分主次,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从“授”到“受”,实现师生之间的平等互动,从而形成一个有机和谐的生态翻译系统,更好地提升学生的翻译能力。

一、高校英语专业翻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教学方法过于单一。

我国很多高校在英语翻译教学中一直以来都是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师教学生学的方法过于单一,并且存在较多的.弊端。翻译课程本身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需要学生不断练习。无论英语专业的学生将来从事外贸专业、还是从事导游和教学工作,只要在文本转换和语言转换的过程中,都充当的是一个译员的身份。在翻译过程中,他们是一个独立的主体,从事的翻译活动主要依靠译者的主体意识来完成。在不同语言和不同环境当中,担任着翻译过程的主体角色,因此,传统的单一教学方式对于他们的独特性难以起到很好的培养作用。

(二)课程设置缺乏特色。

我国翻译教材的编写范围比较宽泛,主要涵盖了地理、历史、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往往重视学生对各种文体翻译技巧的练习,导致培育的大多数人才通才并非专才。还有部分学校会根据学生的就业意向对英语专业的学生进行分方向的培养,通过学生未来需要选择的专业确定他们应该主攻的领域,有教育方向、翻译方向、商贸方向等,从而开设不同的英语翻译教学课程,但是在实际的教学中往往因为师资力量匮乏甚至是学生学习时间的限制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教学效果无法实现。

(三)教材内容的编写缺乏实效性。

近年来,随着教学的改革,英语翻译教材的版本逐渐增多,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版本的教材,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编写和使用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如何从实际出发编写英语翻译教材成为现代教学的基本要求。传统的教材都是重翻译技巧的讲解,忽略了翻译的本质问题。站在生态翻译学的角度上来看,高校英语专业教学中,翻译教材内容的编写缺乏语境。

二、生态翻译学视域下构建高校英语专业翻译教学模式的策略。

(一)以译者为中心创新教学方法。

生态翻译学是后现代语境下的一种翻译理论形态,为高校英语专业翻译教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因此,需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加强对现有教学方法的创新,强调以译者为核心的理念,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作为独立的主体,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起到基石的作用。作为一种教学方式,翻译工作坊应该将以译者为中心的核心理念落实到实处,以学生为教学的中心,为学生搭建高强度的翻译平台,让学生参与各种翻译实践和讨论活动,从而在实践中增强他们的翻译能力,感悟翻译的真谛,为他们以后走上工作岗位从事翻译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在利用翻译工作坊这种教学方式进行教学时,应该选择应用型和信息性的文本材料为主要的教学材料,同时,使用翻译教学的语言难度应该贴近学生的实际理解能力,涉及到的翻译技巧也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选择一些具有真实性的材料,与翻译市场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从而更好地表现完整的语境和语意。

(二)构建有效的翻译教学模式。

高校英语专业翻译教学的改革首先应该明确翻译教学的定位,制定合理的教学目标,选择一个具有特色的教学内容,从而构建一种合理的翻译教学模式。明确翻译教学的定位应该综合考虑翻译教学生态环境中的各个因子,包括对学校办学性质的考虑、学校师资队伍以及软硬件设施的考虑等。通过开设专门的翻译课程,让学生接受专业化的教育,有利于学生掌握翻译的技能。高校的英语专业教学还应该遵循高等教育的基本教学规律,确定综合性的人才培养模式,根据学校所在地的教学特色构建合理的教学模式,如果学校所在地的旅游业比较丰富,可以以此为契机,让翻译课程教学向旅游方向倾斜,从而培养更多的能够服务于区域经济翻译人才。

(三)加强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

语言能力的培养是翻译教学中一个最基本的要素,作为英语专业的学生,必须满足语言上的审美需求,在翻译的过程中,需要对译文和原文的语言美作出适应性选择。在按照原文的語言进行翻译时,一方面要保证句子的连贯性和通顺,另一方面需要拿捏好词语的使用状况,不仅需要将原文中的内容和情感丰富的展现出来,同时还要展现翻译的艺术之美。因此,在具体的教学中,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利用双语教学的方式实施教学,通过对中外文化的对比和分析,让学生了解外国的语言环境,从而对两个语言有更好的驾驭力。

三、结束语。

基于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高校英语翻译教学,有了一个全新的教学思路,在具体的教学内容落实的过程中,教师要意识到从根本上提升教学质量的关键,注重学生主体地位的发挥,从学生的实际状况出发设计教学,从语言能力的提升和文化分析能力的提升入手,带领学生了解不同的文化领域,在此基础上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确保他们能够在尊重语言的基础上做出更好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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