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是读者在读完一本书后，对书中内容进行思考和评价，以及个人感受和观点的表达。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一些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货殖列传》读后感
“货殖”是指通过商业活动逐利致富。《货殖列传》是司马迁为先秦和西汉前期著名的工商业者所立的类传，分析了工商业的发展状况，记述了各地经济贸易特点，介绍了著名商人的事迹，阐明了作者的经济观点。《货殖列传》虽然排在《史记》末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商业在那个时代和作者心目中的位置，但肯定了商业在国计民生中的必要性、重要性，明确指出了人们追求财富、追求美好生活都是事势的必然，“善者因之”才是最好的方法，字里行间隐藏着诸多迄今为止仍很重要的商道，能够带给我们重要的启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世界是物质的，商业是必要的，经商是有学问的。
文章开篇即指出，《老子》“至老死不相往来”的乌托邦式的陈旧观念，已经成为“涂民耳目”、“几无行矣”的陈腐理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于各地物产不同，社会人群也有所分工，因此必须“商而通之”、“商不出则三宝绝”，商业“上则富国，下则富家”，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商业的重要性。
文章不仅用常见的经济现象揭示出一般的经济规律，“原大则饶，原小则鲜”、“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自出”，而且明确指出，经商不是愚者而是智者的行业，“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还赞扬了弃官经商的人，称其为“贤人”，“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给予商人应有的社会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文章用较大篇幅、用赞赏的口气介绍了范蠡、子赣等人的事迹。范蠡帮助勾践复仇之后，明智地选择归隐经商，“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此所谓富好而行其德者也”。子赣“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在孔门弟子中“最为饶益”，不仅自己“结驷连骑”、与国君分庭抗礼，受人尊重，而且对孔子扬名天下也提供了很大帮助，属于“得势而益彰者”。范蠡、子赣均为当时代的精英，在从政、做学问上均有较大成就和建树，两人又同为商界成功人士，在历史上树立起了儒商典范，成为此后我国商界的楷模和榜样。
三
经商之道，贵在把握时机，咬定目标，薄利多销。
司马迁写作《货殖列传》，距今已经2100多年，但文章中体现的商业思想和基本原则，大部分是正确的。现代商家如果认真体会和灵活运用，仍然有所裨益。
一要准确研判市场。计然是春秋战国时越国的谋臣，又是一名经济学家、商界理论家。据说，勾践成功复国、范蠡成功经商都是在计然的理论指导下实现的。《货殖列传》大幅引用计然的话，说明审时度势、研判市场的重要性。“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一个成功的商业企业，既要深入调查研究，把握经济大势，掌握行业供求信息，又要系统思考，迅速反应，果断采取行动，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要孜孜不倦地追求利润。文章引用《管子牧民》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后，论述道：“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人富而仁义附焉”，多处论及财富的重要性。文章讲到，逐利是人的本性，是推动各行各业发展的动力，“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从“壮士在军”、“赵女郑姬”，到“弋射渔猎”、“医方诸食技术之人”，“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肯定了商人逐利的正当性。作者褒扬了从管仲到曹邴氏等人发家致富的行为。认为管仲在整顿经济秩序，帮助齐国复兴、齐王称霸的同时，自己发家治富，富比君王，是有能力的表现。鲁人曹邴氏“富至巨万”，仍然“父兄子孙约”，定下“俯有拾，仰有取”的家规，也是受人称道，值得世人学习的。
三要勤劳节俭，薄利多销。文中论及商道时，认为勤劳治富是正确道路。一方面讲到，“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赞赏著名商人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的行为，也肯定了郅氏、浊氏依靠磨刀、卖羊肚等小技能、小生意勤劳致富的做法。另一方面，多次强调“廉贾归富”，清廉、不贪一时之利的商人，终归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贪贾三之，廉贾五之”，贪婪的商人居奇惜售，货物滞销，资金周转不灵，所得利润仅为十分之三。薄利多销的商人，财物流通无滞，所得利润可达十分之五。这些道理，直到今日，仍然值得我们学习领会和借鉴实践。
四
推动企业长远发展，要控制成本，用好资金，重视“实体经济”。
《货殖列传》是一篇传记，但仔细阅读后，能够体会出不少与现代商业理论相一致的观点，对现代商业管理管理具有指导意义。
一要加强成本管理。文章引用谚语述及控制运输成本的重要性，“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多处讲到各地风土人情、物产分布、交通情况，都是在提醒世人，运输成本是影响商品价格的重要因素。文章讲到“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讲到“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牵涉到库存和资金管理问题。在讲述经商致富案例时，讲到一个名叫刀间的商人，特别偏爱收留、使用“奴虏”，“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于依靠这些人的力量发家致富，财产多达数千万。这实际上是一个使用廉价劳动力的案例，涉及到人工成本问题。
二是承认资本经营的合法性。《货殖列传》记述的是秦和西汉前期工商业者的事迹。那个时代，多数上层人家是依靠官职俸禄或爵位封地显贵于人的，但也有些人是通过工商业积累资本、发家致富，从而跻身上流社会的。作者给这样的人家起了个名，叫“素封”。说，“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咨所好美矣”，可以“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文章不仅认可资本经营，而且肯定了巴郡一个叫“清”的寡妇继承和享用祖上遗产的合法性，指出货币资金的重要性，讲到了“财币欲其行如流水”、钱能生钱等道理。
三要重视“实体经济”。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社会长期崇尚以农为本，认为依靠农业生产致富为上等，依靠工商业致富为次等。我们不能奢望《货殖列传》在这方面有历史性的突破，但不妨把彼时代的农业比作现时代的“实体经济”，同样有所启发。文中讲了一个有意思的案例。楚汉相争之际，宣曲一个姓任的富人，准确判断战争将会造成土地荒芜、粮食涨价的形势，在别人争夺金银珠宝的时候，他用地窖储存粮食，然后高价卖出，发了大财。经商发财之后，“富人争奢侈”，而任氏不仅“折节为俭，力田畜”，而且在购置田、畜的时候，“独取贵善”，结果任家“富者数世”。任氏“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在经商致富之后，用农耕本业------彼时代的“实体经济”保家守财，成为民间的表率，甚至受到了朝廷的表扬。
五
“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货殖列传》，值得细读。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
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至今已经有2100多年了，可仍然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货殖，即经商，做买卖，靠贸易以生财求利之意。在《史记·货殖列传》里，司马迁详细地介绍了汉代及其以前有货殖的种种情况，如商贾怎样致富，各地有什么货物，以及经济状况怎样影响人民的生活，形成什么样的社会风气等。它是关于古代社会经济的重要文献。
本文主要论述了货殖的重要性及其不得不然的道理。它说明为积累财富而努力发展生产和贸易，对于改善人民生活，形成好的社会风气和巩固国家统治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并指出不断发展生产和贸易是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司马迁很早就能够注意社会的经济生活，并且清楚地认识到发展生产、交换贸易和积累财富等等的重要性，反映了他的卓越的经济思想，这是十分可贵的，很值得重视。
文章一开头就否定了老子所设思的理想社会，老子说：“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司马迁认为：这种理想美好的情形，不能光靠教化，也要靠发展经济。
人是讲利益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你看，大家热热闹闹地、高高兴兴地、忙忙碌碌地云集又离散为了什么？还不是实惠。你光空头政治行吗？农民种地，人们就有饭吃，工人做工，就会有生产日用品、矿山、铁路、高楼，商人经商，货物就流通，市场经济下，价格自动调节，比如，今年大蒜贵了，明年种蒜的就多，猪肉贱了，喂猪的就少了，南方的菜贵了，其他地方的菜就流向南方。北方的劳动力稀少，劳力就开到北方，并没有人强迫和组织他们这样做，这就是司马迁说的“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文章还谈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在这里，司马迁虽然过分强调了财富对道德的影响，而他的见解也不无道理，有饭吃，生活幸福，出去做盗贼的就少，从小不教育，没能力抚养，不学好的可能性就大，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如果我们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的.需要，加以教育，宣传道德的榜样，社会就会长治久安。
文章据事论理，颇能服人；结构谨严，层次分明；语言精美，明快畅达，时而援引经典，时而征引民谣，雅俗并用，不仅论理性强，且亲切自然，活泼生动，故虽属说理文章，读来亦颇觉有味。
货殖列传读后感
太史公作《货殖列传》，不拘泥于时，驳斥儒道两大家有关经济问题的观点，大胆提出人类追求财富的合理性，字字铿锵，掷地有声。“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无论多美好的志向都得有实现的基础，财富，在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人生的资本。
自从商业产生以后，贫富差距渐渐出现，同时因为有了差距，便生出许许多多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作为以农为本的国家，古代中国一直到了清朝还在压制商业活动，商人们承受着来自朝廷和社会各个方面的阻挠与压力，可以说，一个成功的商人的创业历程真的是步履维艰。士农工商中，商为最下等，其实各个阶级都要养家糊口挣取银钱，只是收获渠道不同，收获数量也不等。皇家贵族子弟生下来过的就是锦衣玉食的生活，双手不沾一点腥土，整天跟着先生念叨仁义礼智信，之乎者也，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每每这些“贵人”不开心的时候，一个巴掌抡过去，挨打的小奴仆低头含泪，以头抢地，可怜兮兮地捂着一边打红的脸：“奴才该死！”同是人，贵贱就这么给划分明了，你，穷人家的孩子，就是受欺负被奴役的命。富人家是有自己的烦恼，他们担心的也许是明天去哪里游玩，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而众多吃穿无着落的穷人们还在忍受着饥饿侍弄那几亩租田，用一句俗语来形容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财大气粗”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货殖列传》读后感
关注某个遇到困难的行业很久了，问了几个业内人士对于未来的看法，大家都说看不清。凌通基本上认为一个过分困难的行业未来好转的确定性极大，虽然现在看不出来。我们一直在思考是等有明确的好转迹象时再参与，还是在没有好转迹象时就参与!一直苦思。
最近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读后凌通更强烈地认为危机行业的未来是光明的，而且不需要为它的好转未来找一个具体的理由，由于它处于极端的低迷中，就是它复苏和好转的理由，这一思想是在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之后产生的强烈感受。
史记中记录了古代两大着名商业家计然和白圭的商业理论和商业活动。“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认为商业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善于观察变化和利用变化，他主张利用规律性变化获利，所谓规律性变化就是不要关注引起变化的具体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变化，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这里面的规律是，由于有大量的人弃，价格必定就掉下来了，而价格掉下来，就是上涨的理由，上涨的理由具备，上涨就是迟早的事!只要发生大量的抛售，就买入，至于这种抛售是属于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呢?还是巨额投资亏损造成的呢?还是原料涨价引起的不关注，只要人弃，我就取。
另一位商业家计然提出贵极则贱，贱极则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价格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价格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贵贱变化，这些商业家们并不关注。而我们的投资人则长期沉逆于引起价格变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视了价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涨的理由的规律。
说来说去凌通最想要说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跌多了就是涨，涨多了就是跌这是基本规律。人们都不敢买的时候，都弃之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买入机会这也是规律。不要寻求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一旦有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实际股票就没有买入价值了，一旦有上涨的理由的时候，人们就不要抛售了，也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真正的把握机会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体利多的困难阶段下手。同时要理解相信价格的变化总是向反方向变的，上涨总会转化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会转化为上涨!
我们如果在完全看不到利多的情况下，在大家都疯狂抛出的情况下买入，一定能买到极好的价格，但是由于没有具体的利多和上涨的消息，所以买入后就不可能形成快速的上涨，寻求买入后马上上涨，永远不可能买到好价格，甚至永远也不能挣钱，俗话说的好，财不入急门。在大家都疯狂抛出的情况下买入，在人人不看好的情况下，买入之后，一定不会很快上涨。买入之后，必定经过一个时间的推移，因为变化是需要时间的!为了明天的上涨而买入，这不客观，明天与今天的时间差太短，这中间没有出现较大积极变化的可能，任何一个积极的变化，总是要跨越较长的时间。
在这点上，古代商业家计然和白圭分别提供了更伟大的思想，计然指出：天旱资舟，天涝资车(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才是商业和经营的规律。在古代商业家的眼里，所有的商业行动都是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准备，等待时间的推移，实现收益。白圭则提出，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两位商业家都不为明天操心，他们的商业行为都不是为明天挣钱做准备，而是为更长久的未来做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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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殖列传》读后感
关注某个遇到困难的行业很久了，问了几个业内人士对于未来的看法，大家都说看不清。凌通基本上认为一个过分困难的行业未来好转的确定性极大，虽然现在看不出来。我们一直在思考是等有明确的好转迹象时再参与，还是在没有好转迹象时就参与！一直苦思。
最近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读后凌通更强烈地认为危机行业的未来是光明的，而且不需要为它的好转未来找一个具体的理由，由于它处于极端的低迷中，就是它复苏和好转的理由，这一思想是在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之后产生的强烈感受。
史记中记录了古代两大着名商业家计然和白圭的商业理论和商业活动。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认为商业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善于观察变化和利用变化，他主张利用规律性变化获利，所谓规律性变化就是不要关注引起变化的具体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变化，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这里面的规律是，由于有大量的人弃，价格必定就掉下来了，而价格掉下来，就是上涨的理由，上涨的理由具备，上涨就是迟早的事！只要发生大量的抛售，就买入，至于这种抛售是属于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呢？还是巨额投资亏损造成的呢？还是原料涨价引起的不关注，只要人弃，我就取。
另一位商业家计然提出贵极则贱，贱极则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价格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价格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贵贱变化，这些商业家们并不关注。而我们的投资人则长期沉逆于引起价格变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视了价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涨的理由的规律。
说来说去凌通最想要说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跌多了就是涨，涨多了就是跌这是基本规律。人们都不敢买的时候，都弃之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买入机会这也是规律。不要寻求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一旦有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实际股票就没有买入价值了，一旦有上涨的理由的时候，人们就不要抛售了，也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真正的把握机会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体利多的困难阶段下手。同时要理解相信价格的变化总是向反方向变的，上涨总会转化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会转化为上涨！
我们如果在完全看不到利多的情况下，在大家都疯狂抛出的情况下买入，一定能买到极好的价格，但是由于没有具体的利多和上涨的消息，所以买入后就不可能形成快速的上涨，寻求买入后马上上涨，永远不可能买到好价格，甚至永远也不能挣钱，俗话说的好，财不入急门。在大家都疯狂抛出的情况下买入，在人人不看好的情况下，买入之后，一定不会很快上涨。买入之后，必定经过一个时间的推移，因为变化是需要时间的！为了明天的上涨而买入，这不客观，明天与今天的时间差太短，这中间没有出现较大积极变化的可能，任何一个积极的变化，总是要跨越较长的时间。
在这点上，古代商业家计然和白圭分别提供了更伟大的思想，计然指出：天旱资舟，天涝资车（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才是商业和经营的规律。在古代商业家的眼里，所有的商业行动都是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准备，等待时间的推移，实现收益。白圭则提出，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两位商业家都不为明天操心，他们的商业行为都不是为明天挣钱做准备，而是为更长久的未来做的准备。
计然和白圭认为经商一定要利用，时用关系，时用关系指的是，人们需要某个商品的时间和这个商品处于充足的时间不是同一时间，东西多时大家往往不需要，价格就低了，大家需要时东西往往不足，商人们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差，在供给充足价格下跌是买入，然后随着时间的变化自然会出现东西少，大家又要用，价格高的情况，这时商人就卖出。凌通认为时用变化其本质就是充分利用在不同时间或空间商品的供需关系不一样，从而导致价格不一样，来获取利益。在两位大商业家眼里，价差是时间创造出来的，价差是时间的函数，时间是价差之母。
在一个极端的困境中，极端的抛售中，采取人弃我取的策略，然后等待时间的推移，创造出新的供需关系和价格，自然会挣钱。不要试图在某个低价买入后，次日就获利，这是不可能的。不要等待什么具体的利多才买入，那是已经晚了。在极端的困难和极端的悲观，极端的抛售和极端的利空情况发生时，就是最佳的买入时机，而时间逐步推移之后利多自然会出现。根本就不需要投资人去寻找、去发现、去预测什么利多，只需要投资人等待！
这是商业和投资的基本规律也是凌通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之后的心得！
货殖列传读后感
近年来，有很多经济学家以及历史学家，都以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早已提出市场经济的思想。对这种说法，也有某些学者持反对态度。他们反对的理由很简单，即如果真是如此，那为什么没有被历朝所用？其实，现在有很多学科都在谈论此类问题，以为现在一些思想，在古代早已有之，或西方某某科技（如计算机）在中国古代（《周易》）亦早已有之。这些说法极力膨胀传统文化的作用，既缺乏理论根据，也是夸大其词。我们应该以历史的发展观点，对前人的思想作出科学的解释。比如说，在《史记·货殖列传》里，隐含着某种类似于现在的市场经济理论的思想，但决不能说市场经济理论就是《史记·货殖列传》的翻版。下面，我想从历史的发展观点来谈谈《史记·货殖列传》里所包含的经济思想。
在《货殖列传》里，处处表现出一种自然合理的思想。即一切商贾之事，都是必定要发生的，不论哪个时代，哪个地方，甚至哪个人。这是极其自然的，好象人要吃饭、睡觉一样。古书有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财富身安使人懂礼节知荣辱，这是社会安定以及人们生活的基本条件。司马迁说："故君子富，还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执益彰，失执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言非空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象之侯，百室之言，尚尤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只有人民富了，才始有安居乐业可言。人民深懂此理，且这也是千百年来的真理。所以，一切商贾之事，本来就很自然，也很合理。是社会、生活得以正常运转的必定之事。
但是，这些商贾之事的分布又有其自身的理由所在。比如，每个地方生产自己地方特有的产品，地方与地方之间再进而相互交易，形成自由流通，使人民的生活各有所需、需而有得。故司马迁说："夫山西饶材-----山东多鱼----则千里往往出山基置——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出之，商而通之。"因此，每个人只有把自己应该做的事做好了，同时也就会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司马迁说："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附，而自然之验邪？"人在自己的行内，做自己行内的事，并且应该努力去做好。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别人能得到你的东西，而别人同样也要做他应该做的事，你要就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
如此循环、相交，在社会上就形成了一种经济活动。这样的经济活动的前提是，每个个体必须是自由的、独立的活动，发挥本行内事是他的职责，如果不能做好行内事，那是他的失责；同时，社会上的每一种有关经济的活动，必定是相互之间发生密切联系的，他们互不干涉，但又不能缺少其中任何一种经济活动，否则就会引起某种不协调，更甚导致社会的动荡不安。
从上述的论述里，我们也不难发现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已隐约露出有关"经济"的思想。但毕竟不能与现在的"市场经济"理论完全等同。但是他强调各种商贾的分布合理，以及自由往来的交易，与商人的独立自主、互不相干，且必须做好分内之事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与现在的"市场经济"理论有着相似的一面。因此，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因为，那时的有关"商贾"活动，只是被作为社会以及生活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活动，从实际的生活中得到某些经验性的总结。此与上升为理论的"市场经济"是不一样的，并且当时的这些思想最多也还只是一种初期的萌芽状态。因此，我们在看待古代思想时，必须要持一种历史的发展观点。这样，才能正确地看待历史中所发生的事。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
我在课余时间看了货殖列传，在该列传中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活动不以人们意志转移的客观过程，因此，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史记中影响最深刻的是，两大著名商业家计然和白圭。
“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认为商业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善于观察变化和利用变化，他主张利用规律性变化获利，所谓规律性变化就是不要关注引起变化的具体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变化，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这里面的规律是，由于有大量的人弃，价格必定就掉下来了，而价格掉下来，就是上涨的理由，上涨的理由具备，上涨就是迟早的事！只要发生大量的抛售，就买入，至于这种抛售是属于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呢？还是巨额投资亏损造成的呢？还是原料涨价引起的不关注，只要人弃，我就取。
另一位商业家计然提出贵极则贱，贱极则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价格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价格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贵贱变化，这些商业家们并不关注。而我们的投资人则长期沉逆于引起价格变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视了价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涨的'理由的规律。
说来说去凌通最想要说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跌多了就是涨，涨多了就是跌这是基本规律。人们都不敢买的时候，都弃之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买入机会这也是规律。不要寻求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一旦有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实际股票就没有买入价值了，一旦有上涨的理由的时候，人们就不要抛售了，也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真正的把握机会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体利多的困难阶段下手。同时要理解相信价格的变化总是向反方向变的，上涨总会转化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会转化为上涨！
在这点上，古代商业家计然和白圭分别提供了更伟大的思想，计然指出：天旱资舟，天涝资车，这才是商业和经营的规律。在古代商业家的眼里，所有的商业行动都是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准备，等待时间的推移，实现收益。白圭则提出，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两位商业家都不为明天操心，他们的商业行为都不是为明天挣钱做准备，而是为更长久的未来做的准备。
计然和白圭认为经商一定要利用，“时用”关系，“时用”关系指的是，人们需要某个商品的时间和这个商品处于充足的时间不是同一时间，东西多时大家往往不需要，价格就低了，大家需要时东西往往不足，商人们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差，在供给充足价格下跌是买入，然后随着时间的变化自然会出现东西少，大家又要用，价格高的情况，这时商人就卖出。凌通认为“时用”变化其本质就是充分利用在不同时间或空间商品的供需关系不一样，从而导致价格不一样，来获取利益。在两位大商业家眼里，价差是时间创造出来的，价差是时间的函数，时间是价差之母。
在一个极端的困境中，极端的抛售中，采取人弃我取的策略，然后等待时间的推移，创造出新的供需关系和价格，自然会挣钱。不要试图在某个低价买入后，次日就获利，这是不可能的。不要等待什么具体的利多才买入，那是已经晚了。在极端的困难和极端的悲观，极端的抛售和极端的利空情况发生时，就是最佳的买入时机，而时间逐步推移之后利多自然会出现。根本就不需要投资人去寻找、去发现、去预测什么利多，只需要投资人等待！这是商业和投资的基本规律也是凌通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之后的心得。
读《货殖列传》心得体会
关注某个遇到困难的行业很久了，问了几个业内人士对于未来的看法，大家都说看不清。凌通基本上认为一个过分困难的行业未来好转的确定性极大，虽然现在看不出来。我们一直在思考是等有明确的好转迹象时再参与，还是在没有好转迹象时就参与!一直苦思。
最近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读后凌通更强烈地认为危机行业的未来是光明的，而且不需要为它的好转未来找一个具体的理由，由于它处于极端的低迷中，就是它复苏和好转的理由，这一思想是在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之后产生的强烈感受。
史记中记录了古代两大着名商业家计然和白圭的商业理论和商业活动。“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认为商业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善于观察变化和利用变化，他主张利用规律性变化获利，所谓规律性变化就是不要关注引起变化的具体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变化，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这里面的规律是，由于有大量的人弃，价格必定就掉下来了，而价格掉下来，就是上涨的理由，上涨的理由具备，上涨就是迟早的事!只要发生大量的抛售，就买入，至于这种抛售是属于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呢?还是巨额投资亏损造成的呢?还是原料涨价引起的不关注，只要人弃，我就取。
另一位商业家计然提出贵极则贱，贱极则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价格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价格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贵贱变化，这些商业家们并不关注。而我们的投资人则长期沉逆于引起价格变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视了价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涨的理由的规律。
说来说去凌通最想要说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跌多了就是涨，涨多了就是跌这是基本规律。人们都不敢买的时候，都弃之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买入机会这也是规律。不要寻求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一旦有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实际股票就没有买入价值了，一旦有上涨的理由的时候，人们就不要抛售了，也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真正的把握机会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体利多的困难阶段下手。同时要理解相信价格的变化总是向反方向变的，上涨总会转化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会转化为上涨!
我们如果在完全看不到利多的情况下，在大家都疯狂抛出的情况下买入，一定能买到极好的价格，但是由于没有具体的利多和上涨的消息，所以买入后就不可能形成快速的上涨，寻求买入后马上上涨，永远不可能买到好价格，甚至永远也不能挣钱，俗话说的好，财不入急门。在大家都疯狂抛出的情况下买入，在人人不看好的情况下，买入之后，一定不会很快上涨。买入之后，必定经过一个时间的推移，因为变化是需要时间的!为了明天的上涨而买入，这不客观，明天与今天的时间差太短，这中间没有出现较大积极变化的可能，任何一个积极的变化，总是要跨越较长的时间。
在这点上，古代商业家计然和白圭分别提供了更伟大的思想，计然指出：天旱资舟，天涝资车(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才是商业和经营的规律。在古代商业家的眼里，所有的商业行动都是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准备，等待时间的推移，实现收益。白圭则提出，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两位商业家都不为明天操心，他们的商业行为都不是为明天挣钱做准备，而是为更长久的未来做的准备。
货殖列传教案设计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执益彰，失执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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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列传读后感
《商君列传》是《史记》七十篇列传中的一篇。这篇列传，太史公主要记述了商鞅事秦变法革新、功过得失以及“卒受恶名于秦”的史实。俗话说：“一千个读者心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读了《商君列传》后，有以下几点粗浅感受。
商鞅变法是历史上重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的案例之一。
1、建新制。根据天下大势和秦国实际，创立了适合秦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制度。把零星的乡村合并为县，重新划分田塍，鼓励开垦荒地，平衡税赋，统一度量衡，极大地促进了秦国经济发展。
2、严管理。十家编一什，五家编一伍，相互监督，连带治罪。秦国出现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城乡秩序稳定的大好局面。
3、明法度。太子犯法，依新法处罚了他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再犯，被处劓刑。打击并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初步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使封建国家机器更加健全，推进了中央集权制。
4、兴教化。要求男子长大后，父子要分开，男女老少分居而住；明确尊卑爵位等级，按等级占有土地、房产。
5、重农业。让粮食丰收、布帛增产的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赋税。
6、奖军功。有军功的显赫荣耀。人民勇于为国战斗，不敢为私争斗，极大地提高了秦军的战斗力，为秦国实现称霸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基础。
商鞅变法使秦国民富国强之功难没，但最终却落得个车裂族亡的悲惨结局，主要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1、用刑过度。
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是法律的责任。如果法律违背人性，滥用酷刑，无视百姓切身利益，就不会得到百姓发自内心的遵从。商鞅变法的宗旨是富国强兵、王霸诸侯，至于百姓权益、尊严则很少顾及。“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让亲人、邻里之间没有安全感；奖军功，“民勇公战”，把人培养成了战争机器；对百姓有议论新法的，“尽迁之于边城”。
2、不听进谏。
赵良对商鞅说，听得进反面意见是聪，能正视缺点是明，能战胜自己的人性弱点是强。还说，一千个人唯唯诺诺赞同，不如一个人不留情面提出反对意见。这番话商鞅还算听得进，认为“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希望赵良“终日正言”，作自己善政之“药”。而赵良劝商鞅，鉴于朝野积怨太多，不如功成身退，交出商於十五国封地，到偏远的地方浇园耕种，“可以少安”。但商鞅认为有秦孝公支持，自己功勋卓著，没有谁能撼得动，因而没有服用赵良的“药”。
赵良劝商鞅学五羖大夫，劳累了不坐车，酷暑炎热不撑伞，走遍国中不用随从，廉洁自律、勤政爱民。提醒他，“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如果您还要贪图商於的富有，以独揽秦国的政教为荣宠，聚集百姓的怨恨，一旦秦公驾崩，“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令人惋惜的是，对赵良的逆耳忠言，“商君弗听”。
3、重刑罚、轻德政。
商君治理国家倾向于刑罚，过度使用严刑、酷刑，这不仅不能使百姓心甘情愿地遵从法令，还容易引起民愤，造成积怨。应当是德政教化，刑法约束，标本兼治，相辅相成，才能夯实治国理政的法治之基。
4、监督缺位。
商鞅自己立法，自己执法，而且拒绝接受监督。他持才傲物，自诩为“高人”、“智者”，瞧不起任何人，认为“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在没有与大臣形成共识，没有征求公众意见，只凭借孝公的支持推行新法。太子犯法，刑、黔太子师傅公子虔、公孙贾，以杀鸡儆猴。公子虔复犯新法，即被处以劓刑，“使宗室贵戚多怨望者”。本来，评论法令得失，是最有效的监督。可商鞅听不进反面意见，对评论者无情打击，“其后民莫敢议令”。
5、自身腐败。
腐败是最不得人心的诟病之一。商鞅出任秦相后，不为百姓造福而大规模地营建宫阙，损耗国家资财，引来众多非议。受封于商於之地，恃功自傲，高调称君，“南面而称寡人”，更是不讲规矩；一旦出行，后边跟着数十辆车，车上都是穿着铠甲的卫士，身强力壮的人作贴身警卫，持矛操戟的人紧靠车子奔随。兴师动众，作威作福，好不气派。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商鞅有缺点也是难免的。然而，每一次改革总会触痛一部分人的利益，特别是涉及到贵族们既得利益后，不仅会引起众怒，还会招树强敌。商鞅迎难而上，力排众议，推行新法，使秦国大治，秦人富强。所以，评价商君不能无视其改革成果，不能抹去他对社会治理的功绩。
货殖列传教案设计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提到的第一个人物就是太公望，太公望即姜太公。姜太公姓姜名尚，因其先祖曾经担任四岳之官，传说在尧、舜时掌管四时，主持方岳巡守，辅佐夏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吕地，也有封于申的。封于吕的，随封地姓吕，所以，身为姜氏后人的姜太公又姓吕名尚。传说姜太公出生后，家道并不好，已经衰败，所以，为了混口饭吃，他做过屠户，卖过酒水，大半辈子处于浑浑噩噩，碌碌无为的状态。史书对此记叙也很简单。
那么，司马迁为何一提到姜太公便称之为太公望呢？原来，这与大家所熟知的“姜太公钓鱼”的故事有关，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也有所记载。姜太公晚年垂钓于渭水，西伯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外出狩猎前让人算了一卦，卦辞说“你这次出去狩猎，所获猎物非龙非螭，非虎非熊，所得而是成就你霸业的辅臣。”于是西伯外出狩猎，果然在渭水河南岸遇到姜尚，经过一番交谈，西伯很高兴自己遇到了高人，就说：“自从我国先君太公就说：‘定有圣人来周，周会因此兴旺。’说的就是您吧？我们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了。”因此称姜尚，即吕尚为“太公望”，二人一同乘车而归，尊为太师。
对于姜太公遇文王，《史记》中还有其他说法。
有一个说法是说他博闻多学，曾为商纣王做事，因商纣王无道而离开，然后到各国游说，结果怀才不遇，没人听他的治国之道，最终西归于周西伯，为西伯所用。
还有另一个说法是说姜太公是位隐于海滨的处士，周西伯被商纣王囚禁在h里时，西伯之臣散宜生、闳夭久闻姜尚之名，就召请他。姜尚就言说道：“听说西伯贤德，又一贯尊重关心老年人，何不前往？”此三人为了营救西伯，寻找美女奇宝，献给纣王，以赎取西伯。西伯因此得以被释，返回周国。
虽然姜太公遇文王传说各异，但都认为他是文王武王之师。这几个传说，孰真孰假，不得而知。但是，后世的人们更喜欢姜太公钓鱼这一说法，并赋予它更多的传奇色彩。
不管怎么说，姜太公遇文王，肯定有一番对话。对文王西伯来说，有个识才过程，对姜太公来说有个展示胸中韬略机会的过程。在古兵书《六韬》中可以读到二人对治国之道和军事韬略的精彩对话。尽管不少后人对《六韬》是否为姜太公所作提出不少质疑，但在历史上，姜太公辅佐周文王、周武王，为建周室王朝立下天大之功是不争事实，而且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也较为记载了他辅佐文王、武王的几件大事，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通过“牧野之战”，帮助武王伐纣，建立了周王朝。
在殷朝纣王时期，西周建立之前，大小诸侯便有八百余个，周在文王西伯初期还是个不算出名的诸侯国，所以，姜太公何来雄才大略，不管是《吕氏春秋》，还是司马迁的《史记》，都未做详细叙述，这也就难怪对武王伐纣以前的历史记载语焉不详，多为传说了。
姜太公因其大功而被封于齐地营丘，为齐国开国君王。为此，《齐太公世家》记载道：“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由此可知，姜太公为齐王，定都营丘，在政治上“修政，因其俗，简其礼。”即根据当地风俗，简化了繁琐的旧礼制，来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在经济上“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结果是“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在《货殖列传》则进一步详载到：“故太公望封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h至而辐辏，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也就是说，姜太公被封于营丘，当上齐国国君，看到所封之地是盐碱地，不能生产什么粮食，人口稀少而又穷困，他因地制宜，劝女人们纺织刺绣，极尽工艺技巧，同时让人们贩运鱼盐增加收入。正是因为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充分发挥了人与地域的独特优势，各国的人财物都汇集到齐国，“h至而辐辏”，结果齐国一派繁荣：“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
《史记·货殖列传》原文及翻译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执益彰，失执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货殖列传教案设计
原文：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执益彰，失执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译文：
老子说：“古代太平之世达到极盛时期的时候，虽然邻国的百姓彼此望得见，鸡犬之声彼此听得见，但人们各自以为自家的食物最香甜，衣裳最漂亮，习俗最安适，职业最快乐。以至于老死也不相往来。”要是谁以此为目标，而在近代去涂饰堵塞老百姓的耳目，使他们再回复到往古的时代，那就几乎是行不通的了。太史公说：神农以前的事，我已无从考知了。至于《诗经》、《尚书》所记载的虞、夏以来的情况，还是可以考知的：人们的耳朵、眼睛要竭力享受声、色之乐，嘴里要吃尽各种美味。身体安于舒适快乐，而心里又羡慕夸耀有权势、有才干的光荣。这种风气浸染民心已经很久了。即使用高妙的理论挨家挨户去劝导，到底也不能使他们改变，所以，对于人民最好的做法是顺其自然，其次是因势利导，再其次是进行教育，再其次是制定规章，限制他们的发展。而最坏的做法是与民争利。
太行山以西出产大量的木材、竹子、楮树、野麻、旄牛尾、玉石；太行山以东盛产鱼、盐、漆、丝，又有歌舞和女色；江南出产楠树、梓树、生姜、桂皮、金、锡、铅、朱砂、犀角、玳瑁、珠玑、象牙、皮革；龙门、碣石以北盛产马、牛、羊、毡、裘、筋、角；至于铜、铁则分布在千里的疆土上，各处的山都出产，真是星罗棋布。这是大概的情形。所有这些都是中原地区人民喜爱的必需品，通常用来做穿着、吃喝、养生送死的东西。所以说大家都靠农民的耕种才有吃的，靠虞人才能把山泽中的资源开发出来，靠工人做成各种器具，靠商人贸易使货物流通。这难道是有政治教令征发和约束他们吗？人们各按其能力干自己的工作。尽自己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东西贱是贵的征兆，东西贵是贱的征兆。这就刺激各行各业的人努力从事自己的职业，以自己的工作为乐趣，就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昼夜不停。用不着召唤，他们自己会送来；东西用不着寻求，人们自己会生产。这难道不就证明了农、虞、工、商的工作是符合经济法则的吗？《周书》上说：“农民不生产，粮食就缺乏；工人不生产，器物就缺乏；商人不转运，粮食、器物、财货就断绝；虞人不生产，财货就缺乏。”财货缺乏，山泽中的`资源就不能开发了。农、工、商、虞这四种人的生产，是人民赖以穿衣吃饭的来源。来源大就富足，来源小就贫困。来源大了，对上可以使国家富强，对下可以使家庭富裕，贫富全靠自己。富了也没人掠夺他，穷了没人给他东西，而聪明的人有余，愚笨的人不足。姜太公封在营丘，那里的土地都是盐碱地，劳力很少。于是姜太公就鼓励妇女纺线织布，尽力施展她们的技巧，并且使本地的鱼盐流通外地。老百姓用襁褓背着孩子络绎不绝地归聚到那里，真如同车辐凑集于车毂似的。因而齐国产的冠带衣履，行销天下；东海和泰山之间的各小国的国君，都拱手敛袖恭恭敬敬地来齐国朝见。后来，齐国中途衰弱，管仲又修订了太公的政策，设立了调节物价出纳货币的九府。齐桓公就借此称霸，多次会合诸侯，使天下的一切都得到匡正，因而管仲也奢侈地收取市租。他虽处陪臣之位，却比列国的君主还要富。因此，齐国的富强一直延续到齐威王、齐宣王时代。
所以，管仲说：“仓库储备充实、老百姓才能懂得礼节，衣食丰足，老百姓才能分辨荣辱。”礼仪是在富有的时候产生的，到贫困的时候就废弃了。因此，君子富了，才肯施恩德；平民富了，才能调节自己的劳力。水深，鱼自然会聚集；山深，兽自然会奔去；人富了，仁义自然归附。富人得了势，声名就更显著；一旦失势，就会如同客居的人一样没有归宿，因而不快活。在夷狄外族，这种情况则更厉害。俗话说：“家有千金的人，不会死在市上。”这不是空话啊。所以说：“天下的人乐融融，都是为财利而来；天下的人闹嚷嚷，都是为着财利而往。”兵车千辆的国君，食邑万户的诸侯，食禄百户的大夫，尚且还都怕穷，更何况普通的平民百姓呢！
注释：
“至治之极”八句：引自《老子》，但文字略有不同。
“挽近世”句：挽，同“晚”。涂，堵塞。
已同“矣”。
刍豢：指牲畜的肉。用草饲养的叫“刍”，如牛、羊；用粮食饲养的叫“豢”，如猪、狗。
眇：同“妙”。
道：同“导”。
旄：，即楮（楚）树，树皮可以造纸。旄，旄牛，其尾有长毛，可供旗帜装饰之用。
连，同“链”，铅矿石。
丹沙，同“丹砂”，矿物名，俗称朱砂。
玳瑁：龟类，其甲为名贵的装饰品。
玑：不圆的珠子。
龙门：山名。在今山西稷山县和陕西韩城县之间。
碣石：山名，在今河北昌黎县西北。
旃：同“毡”。
筋、角：兽筋，兽角，可用以制造弓弩。
虞：掌管山林川泽出产的官，此指开发山林川泽的人。
邪，同“耶”。
周书，指《逸周书》，今本《逸周书》无此段话。盖是古本《逸周书》的佚文。
辟，同“僻”。
原，同“源”。
公望，即姜尚，相传他姓姜，名尚，字子牙，其先人封在吕地，故又称吕尚。他佐武王伐纣，封于营丘e在今山东昌乐县东南f，国号齐。
至，犹言襁负而至。
三归，按常例应归公室所有的市租。
陪臣，诸侯之大夫对天子自称陪臣。
威、宣：齐威王，名婴齐，田桓公之子，公元前356-前3在位。宣，齐宣王，名辟疆，威王之子，公元前3-前3在位。
“仓廪实”二句：见《管子·牧民》。
壤壤，同“攘攘”。
编户，编入户口册。
赏析：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待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表达的经济思想，无论如何赞誉也不为过。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司马迁还具有那么清晰的经济自由的思想，他关于经济活动以及商人的看法对当下中国也是有极大借鉴意义的。在政府和民间经济的关系上，像“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样的观点在时下中国听来也有振聋发聩之感。
司马迁的这个经济自由的思想影响了历代中国人，并且还会继续影响下去。他的民本的思想以及对商人求利平和开放的心态，已经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是中华民族的财富。
《货殖列传》是论述春秋末年到汉武帝年间的社会经济史的专章。在序文中，作者驳斥了老子的“小国寡民”的历史倒退论，肯定了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合理欲望，并试图以此来说明社会问题和社会意识问题。他认为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必然推动社会生产的分工和社会各经济部门的发展，而人的道德行为又是受他占有财富的多少制约的，从而谴责了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垄断政策，抨击了当时以神意解释社会问题的唯心主义观点。
读《货殖列传》心得体会
本文中，司马迁记述了不同人致富的手段，得出“致富并不是靠固定的行业，而财货也没有一定的主人，有本领的人能够财货，没有本领的人会破败家财”的结论。
太史公说，人们总是要使自己的耳目尽情地得到音乐和女色的享受，使口中尽多地品尝牲畜肉类的美味，身躯尽量安处于舒适而快乐的环境，而精神上还要炫耀自己的权势与才能的荣耀，使这种风俗浸染百姓的思想已经很悠久了，即使用老子那样微妙的言辞逐家逐户地去劝说他们，终究也不能使他们精神淳化。所以说，求富是人的本性，用不着学习，就都会去追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攮攮，皆为利往。
司马迁还不断强调财富对治国的重要性。仓库充实了，百姓才能懂得礼节，衣食丰富了，百姓才知道荣耀与耻辱。礼仪产生于富有而废弃于贫穷。壮士在军队中，打仗时攻城先登，遇敌时冲锋陷阵，斩将夺旗，冒着箭射击，不避赴汤蹈火，艰难险阻，是因为重赏的驱使，这验证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读到这里，飞絮的思维让我想起扶涛教授的话，要学好经济学必须抛开道德的束缚。每个人都是理性经济人，总是企图以最低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只有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社会福利才最大。社会上各种食品安全事件的背后，商家们都是这样想的吗?我们恨贪官，可又拼命地报考公务员;我们骂垄断，可又拼命地往高薪单位里钻;我们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却忙着找关系。总之我们愤恨不是因为不公平，而是觉得自己处在不公平的不利位置。我们不是想消灭这种不公平，而是想要自己处于不公平中的有利位置，这种骨子里的自私，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自我批评。
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时代里，人心浮躁，急功近利，人情冷漠，要使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法制完善的脚步必须赶得上人类道德下滑的速度，这样才能抑制负能量阻止人类的进步。
随着分工明确化，管理科学规范化，人类劳动率不断提高，创造了更多的财富，毫无疑问，这些财富归功于企业家和资本家。古代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劳动和土地具有较高的丰裕度，创造的财富远远少于现在。所以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这四个生产要素中，只有资本和企业家才能才是真正推动财富的创造。正如历史才是英雄创造的。
明白创造财富的方法，也要知道如何分配剩余的财富。这需要政府寻找完善的分配制度和监管制度体系。这样社会福利和人民幸福指数才提高。因为高的gdp不一定能带来高的社会福利水平。
经过一年的学习，能逐渐理解经济学。我的理解是经济学是研究如何有效配置稀缺资源来生产各种商品和劳务，并且将这些商品和劳务分配与不同的社会科学。经济学能让我更理解生活，虽然有些理论不切合实际，但是那些理论隐藏的思维方式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才是你的生存法宝。大学是加油站，要使以后的你走得更远更快，必须加更多油，我们都是路过加油站的车辆，付出的金钱和时间是为了能带走油。路过后，在蓦然回首之际，摸着均匀跳动的脉搏说，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羞耻，我想，这样的人生也足够了。
货殖列传教案设计
近年来，有很多经济学家以及历史学家，都以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早已提出市场经济的思想。对这种说法，也有某些学者持反对态度。他们反对的理由很简单，即如果真是如此，那为什么没有被历朝所用？其实，现在有很多学科都在谈论此类问题，以为现在一些思想，在古代早已有之，或西方某某科技（如计算机）在中国古代（《周易》）亦早已有之。这些说法极力膨胀传统文化的作用，既缺乏理论根据，也是夸大其词。我们应该以历史的发展观点，对前人的思想作出科学的解释。比如说，在《史记・货殖列传》里，隐含着某种类似于现在的市场经济理论的思想，但决不能说市场经济理论就是《史记・货殖列传》的翻版。下面，我想从历史的发展观点来谈谈《史记・货殖列传》里所包含的经济思想。
在《货殖列传》里，处处表现出一种自然合理的思想。即一切商贾之事，都是必定要发生的，不论哪个时代，哪个地方，甚至哪个人。这是极其自然的，好象人要吃饭、睡觉一样。古书有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财富身安使人懂礼节知荣辱，这是社会安定以及人们生活的基本条件。司马迁说：“故君子富，还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执益彰，失执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言非空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象之侯，百室之言，尚尤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只有人民富了，才始有安居乐业可言。人民深懂此理，且这也是千百年来的真理。所以，一切商贾之事，本来就很自然，也很合理。是社会、生活得以正常运转的必定之事。
但是，这些商贾之事的分布又有其自身的理由所在。比如，每个地方生产自己地方特有的产品，地方与地方之间再进而相互交易，形成自由流通，使人民的生活各有所需、需而有得。故司马迁说：“夫山西饶材-----山东多鱼----则千里往往出山基置――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出之，商而通之。”因此，每个人只有把自己应该做的事做好了，同时也就会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司马迁说：“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附，而自然之验邪？”人在自己的行内，做自己行内的事，并且应该努力去做好。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别人能得到你的东西，而别人同样也要做他应该做的事，你要就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
如此循环、相交，在社会上就形成了一种经济活动。这样的经济活动的前提是，每个个体必须是自由的、独立的活动，发挥本行内事是他的职责，如果不能做好行内事，那是他的失责；同时，社会上的每一种有关经济的活动，必定是相互之间发生密切联系的，他们互不干涉，但又不能缺少其中任何一种经济活动，否则就会引起某种不协调，更甚导致社会的动荡不安。
从上述的论述里，我们也不难发现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已隐约露出有关“经济”的思想。但毕竟不能与现在的“市场经济”理论完全等同。但是他强调各种商贾的分布合理，以及自由往来的交易，与商人的独立自主、互不相干，且必须做好分内之事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与现在的“市场经济”理论有着相似的一面。因此，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因为，那时的有关“商贾”活动，只是被作为社会以及生活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活动，从实际的生活中得到某些经验性的总结。此与上升为理论的“市场经济”是不一样的，并且当时的这些思想最多也还只是一种初期的萌芽状态。因此，我们在看待古代思想时，必须要持一种历史的发展观点。这样，才能正确地看待历史中所发生的事。
《货殖列传序》原文赏析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 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 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 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周书》 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 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 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 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 繦至 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 也。
故曰：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执益彰，失执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 之民乎！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待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表达的经济思想，无论如何赞誉也不为过。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司马迁还具有那么清晰的经济自由的思想，他关于经济活动以及商人的看法对当下中国也是有极大借鉴意义的。在政府和民间经济的关系上，像“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样的观点在时下中国听来也有振聋发聩之感。
司马迁的这个经济自由的思想影响了历代中国人，并且还会继续影响下去。他的民本的思想以及对商人求利平和开放的心态，已经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是中华民族的财富。
《货殖列传》是论述春秋末年到汉武帝年间的社会经济史的专章。在序文中，作者驳斥了老子的“小国寡民”的历史倒退论，肯定了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合理欲望，并试图以此来说明社会问题和社会意识问题。他认为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必然推动社会生产的分工和社会各经济部门的发展，而人的道德行为又是受他占有财富的多少制约的，从而谴责了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垄断政策，抨击了当时以神意解释社会问题的唯心主义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