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写读后感，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化对于作品内容的理解和把握。阅读下面几篇读后感，或许能够给你带来全新的思考和感受。
淮阴侯列传的读后感
赵清芳老师按语：
两篇文章主题和写法比较相似，故放在一起阅读。从主题看，两位同学都谈权力对韩信人生的影响，李愚同学用“迷宫”比喻韩信的人生之路，感叹帝王之家本无出路。李佳欣同学用“盛宴”比喻权力的斗争，感叹王的盛宴让人欲罢不能。从写法看，李愚同学多用虚写，通篇皆着比喻色彩。李佳欣同学则用实写，主观抒情比较明显。
迷宫。
成都石室中学北湖校区高届8班 李愚。
它像是一座摇摇欲坠的宫殿，富丽堂皇，但也随时会倒。在这一个偌大的迷宫里，生存才是最基本的目标。
实在是心有不甘啊，于是你拿起了财宝，算着时间，谨慎而行。
些微收获，没有负担，但也没能将行囊装满……再拿一点，再拿一点。似乎有些重了，但你已经无所畏惧。
是继续财宝之路，还是选择脱身捷径？你放弃了后者。此时看来，前者并不危险，反而更加诱人。
在宝藏中不停地翻找，你强健的肩臂渐渐耷拉，你硬挺的脊梁垂如弯弓。时间所剩无几，你这才猛然发现，自己走进的是深深的绝路。
还来得及！你想起先前的路口，急忙返回。行色匆匆中，辛苦的收获散落一地，但已无暇顾及。
终于退回了那个你曾做出错误决定的地方。但你才发现，那条脱身的捷径早已被时间的坠石掩埋得无隐无踪。在堆积的乱石前，你喘息、努力、叹息、哭泣，直到迷宫轰然倒塌，你才被迫醒悟到一个真理：
帝王的城府，本就没有出口。
王的盛宴。
成都石室中学北湖校区高2019届8班 李佳欣。
在阴森的城墙里，权利与欲望黯然滋长，你被囚禁在这不透风的围墙中，置身于王的盛宴。
世人都笑你天真不知明哲保身，然你怎会不明了？乱世之中，生死难料，你早已将性命托付于权力的更迭。叹只叹，你难改你高傲之性!
傲骨之人总会自带光环，你也如此。作为关乎刘项二人存亡的关键一人，你的勇略盖世无不令人赞叹。你傲，你强，你刚，你沉，你知人，你气度非凡。你战必胜，攻必克，扫强楚，灭暴秦，为汉王打下一片江山，你是英雄。
正因如此，我为你叹息。都说你反叛自取灭亡，我却不以为然。你一片忠心却难躲猜疑，你太过优秀令君主担忧。自古最是无情帝王家，当一个人获得了权利，他便害怕失去。汉王不再需要你了，而你又太过强势，“假王之事”仅一时糊涂却成诛族之祸。在王的盛宴中，你终成了牺牲品。
你错了？你没错。历史长卷来来往往不过一世清梦，若有来世，宁有平淡一生。
只因卷入王的盛宴……。
淮阴侯列传读后感
汉初著名军事家韩信前202年，垓下，刘邦的一位大将布下十面埋伏，将号称战无不胜的项羽逼上了绝路。这位楚汉战争时期著名的军事天才，就是韩信。但是，这位有名的将军的一生却跌宕起伏。忍辱负重勤学上进韩信是忍辱负重的典范。
韩信少有大志，当一个少年侮辱韩信，让韩信在杀死他和从他胯下爬过去中选一样，韩信的做法《史记》中描写得很清楚：“于是信孰视之，俯出跨下，匍匐。”韩信真是一个忍辱负重的人，从那天开始，韩信便勤学上进，终于成长为一个大军事家。人微言轻不得重用韩信出身不好，家境贫寒，他首先跟随项梁和项羽，跟随项梁时，韩信的处境是“居戏下，无所知名。”项梁死后，韩信投靠项羽，这时的处境是“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可怜一位军事天才竟然沦落到如此地步！到了刘邦那里后，韩信处境更不好，还差一点被杀了，最后韩信又从刘邦那里逃走，但是萧何看出韩信是一个军事天才，于是月下追韩信，并让刘邦拜韩信为大将，楚汉战争的战局由此发生了转变。居功自傲不听人言韩信的加入使楚汉战争的战局发生了扭转。汉四年，韩信大败楚兵，杀死楚国大将龙且，项羽害怕了，于是派辩士武涉去说韩信，武涉的话《史记》里也记载了：“今足下虽自以与汉王为厚交，为之尽力用兵，终为之所禽矣。”但是韩信认为自己的功劳不小，而且高祖对他很好，于是拒绝了武涉的说言。儿女情长再拒良言武涉走后，又一个辩士来说韩信，这个辩士处处为韩信着想，告诉韩信应该三分天下，但是韩信说道：“汉王与我深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背义乎？”韩信在军事上运筹帷幄，但是在政治上却儿女情长，十分糊涂，这也造成了韩信的.死。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萧何是刘邦早期的谋士之一，为建立汉王朝贡献巨大，是开国功臣之一。这个成语说的就是韩信和萧何的故事。韩信的起家就是靠着萧何，没有萧何月下追韩信，天下就没有韩信的用武之地。但是韩信是怎么死的呢？是被萧何的计谋杀死的。西汉建国以后，汉高祖想除掉功臣，其中刘邦最忧虑的就是韩信。刘邦心里清楚，要是打起仗来，刘邦必败无疑。于是萧何设计把韩信骗进宫，然后将韩信杀害。可怜一代军事家就这样死于吕后之手！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一代军事家，最后死于自己的主公之手，实在可悲！看过《史记·淮阴候列传》之后，我得到了两点启示：懂得隐忍才能成就大事生活本是充满波折的，在人生之中我们总有在人屋檐下的时候，所以学会隐忍才是最重要的。隐忍并不代表着屈服，相反，它是一个人坚强的表现。当初如果韩信受不了欺凌而杀掉了那个人，那么他还会有未来的成就吗？不会！所以，懂得隐忍方能成就大事。兔死狗烹乃是必然韩信之死是十分可悲的。被自己的主公杀死，看起来死得十分窝囊，十分冤枉。但是韩信之死难道不是必然吗？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一直在验证着这样一句话：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靠打天下成功的开国皇帝即位之后的第一件事不是稳定百姓的生活，而是屠杀功臣。诸如勾践杀文种，朱元璋的“胡蓝之狱”等等，这些都是典型的代表。功高震主之人必死无疑，所以，为人臣者必须知道进退，该离开时就要果断地离开。
当一个人的事业达到顶峰时，他的生命也快走到了尽头。所以，我们必须学会适当的把目光放远大一些，不要过多地留恋荣华富贵，这样才可能在人生路上继续创造辉煌。所以，韩信之死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启示。我们必须引以为鉴，学会如何做一个真正的智者，这才是最重要的。
淮阴侯列传读后感
履虎尾对汉初名将韩信的了解，最初是连环画；再大一点，读了蔡东籓先生的《西汉演义》；再后，就是《史记淮阴侯列传》。《淮阴侯列传》是太史公极为成功的人物传，几乎每一个读者，都会被韩信的悲惨遭遇所打动。《淮阴侯列传》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半的篇幅是叙述韩信的事迹----或曰丰功伟绩。韩信足智多谋，能征善战，为刘邦打下大半个天下。在汉初功臣中，无第二人可以比拟，高祖刘邦曰，“连百万之师，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这也是不容否定的事实。另一半的篇幅，则用来表明韩信从来就没有谋反之心，之所以被杀，乃是功高震主。正如韩信自己所说：
“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
最后，太史公乃委婉地为韩信鸣冤叫屈曰：
“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二百年后，班固著《汉书》，韩信之传几乎全抄史记，对韩信的评价，与太历史公无大差异。后世读《史记》《汉书》的几乎所有的读者，无不为韩信的功高不赏，无罪被杀而扼腕叹息；无不为刘邦的“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而愤愤不平。太史公司马迁自己惨遭腐刑，身世堪伤，写出来的历史，也是充满了悲愤。我读《史记》，每读到赵氏孤儿，伍子胥，文种，范蠡，屈原，贾谊，李广等故事时，总是似见一白发苍苍的老人，在仰天呼唤，真乃字字血，篇篇泪是也。所以，鲁迅先生赞叹《史记》曰，此乃“无韵之离骚，史家的绝唱”也。
以后，我又读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在读到这段历史时，却见到了另外一种意见。《通鉴卷十二》的史评——臣光曰：
“夫乘时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醻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
读书至此，自己感觉又进入了一个更深的层次。是啊！司马温公说的.，也不是全无道理啊！
不似萧何，曹参，樊哙，夏侯婴等人那样，韩信本不是刘邦的死党。韩信先投项羽，又来投奔刘邦。韩信这种“朝秦暮楚”的行为，乃是一种政治投机，并不是一心追随汉王刘邦，建功立业。韩信初投刘邦时，只得到一个小官做——“连敖”。有一次，韩信等人犯了法，“坐法当斩”。已经接连斩了十三人，轮到斩韩信时，韩信仰天大叫：“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以斩壮士！”韩信临刑大喊，打动了监斩官夏侯婴。夏侯婴告之刘邦，汉王乃饶其不死，还提升韩信为治粟都尉，此一该杀而未杀也。
韩信犯了死罪，不但不杀，反而升了官。谁知韩信还不满足，竟然私自逃走，又犯下另一条死罪。丞相萧何得知，亲自去追。刘邦以为萧何亦背己而逃，如丧左右手。萧何回来，刘邦且怒且喜。由于萧何的极力举荐，刘邦乃拜韩信为大将。刘邦筑坛拜将，“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此韩信二当杀而非但不杀，还得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将军的地位。
韩信率军攻齐，未至而得到消息：高阳酒徒郦食其已经凭其三寸不烂之舌，说降了七十余城。韩信为争夺功劳，听从辩士蒯通的建议，不顾郦食其的生死，乃乘虚而入，偷袭齐国。齐王田广以为郦生“卖己”，用油锅烹掉郦食其。郦食其的弟弟郦商，是刘邦的爱将，郦商必恨韩信入骨。而且，韩信如此行为，使刘邦失大信于天下，此三当杀也。
刘邦与项羽相持于荥阳，在危急的时候，接到了韩信从齐国发来的书信。韩信乘人之危，挟功邀赏，称：“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以镇之。”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刘邦此时心中又该做何想？张良，陈平蹑汉王足，提醒刘邦，“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生变。”刘邦这才明白过来，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于是将计就计，封韩信为齐王，韩信这才发兵帮助刘邦。此韩信之四当杀也。
项羽在与刘邦定立和约后，便东归。刘邦背信弃义，引兵追之，并调韩信，彭越率军来会，最后一举消灭项羽。但此二人皆，不听调遣。刘邦被项羽一个回马枪，杀得大败。刘邦无奈，只好听从张良的意见，把“自陈以东傅海”之地，封给齐王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封给彭越。韩信，彭越得到了好处，这才率军前来（最后垓下一战，消灭项羽）。此韩信之五当杀也。
可见，刘邦固然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而韩信也一直是居功邀赏，讨价还价，从来也没有“士为知己”，“滴水涌泉”之心。刘邦早已有了杀韩信之念头，只不过没有能力罢了。司马温公曰：“高祖用诈谋禽信于陈，言负则有之；虽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汉与楚相距荥阳，信灭齐，不还报而自王；其后汉追楚至固陵，与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当是之时，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顾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信复何恃哉！”
所以，司马温公最后引用了司马迁的原话，反其意而用之，曰：
“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淮阴侯列传的读后感
履虎尾对汉初名将韩信的了解，最初是连环画；再大一点，读了蔡东o先生的《西汉演义》；再后，就是《史记淮阴侯列传》。《淮阴侯列传》是太史公极为成功的人物传，几乎每一个读者，都会被韩信的悲惨遭遇所打动。《淮阴侯列传》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半的篇幅是叙述韩信的事迹----或曰丰功伟绩。韩信足智多谋，能征善战，为刘邦打下大半个天下。在汉初功臣中，无第二人可以比拟，高祖刘邦曰，“连百万之师，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这也是不容否定的事实。另一半的篇幅，则用来表明韩信从来就没有谋反之心，之所以被杀，乃是功高震主。正如韩信自己所说：
“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
最后，太史公乃委婉地为韩信鸣冤叫屈曰：
“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二百年后，班固著《汉书》，韩信之传几乎全抄史记，对韩信的评价，与太历史公无大差异。后世读《史记》《汉书》的几乎所有的读者，无不为韩信的功高不赏，无罪被杀而扼腕叹息；无不为刘邦的“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而愤愤不平。太史公司马迁自己惨遭腐刑，身世堪伤，写出来的历史，也是充满了悲愤。我读《史记》，每读到赵氏孤儿，伍子胥，文种，范蠡，屈原，贾谊，李广等故事时，总是似见一白发苍苍的老人，在仰天呼唤，真乃字字血，篇篇泪是也。所以，鲁迅先生赞叹《史记》曰，此乃“无韵之离骚，史家的绝唱”也。
以后，我又读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在读到这段历史时，却见到了另外一种意见。《通鉴卷十二》的史评--臣光曰：
“夫乘时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
读书至此，自我感觉又进入了一个更深的层次。是啊！司马温公说的，也不是全无道理啊！
不似萧何，曹参，樊哙，夏侯婴等人那样，韩信本不是刘邦的死党。韩信先投项羽，又来投奔刘邦。韩信这种“朝秦暮楚”的行为，乃是一种政治投机，并不是一心追随汉王刘邦，建功立业。韩信初投刘邦时，只得到一个小官做--“连敖”。有一次，韩信等人犯了法，“坐法当斩”。已经接连斩了十三人，轮到斩韩信时，韩信仰天大叫：“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以斩壮士！”韩信临刑大喊，打动了监斩官夏侯婴。夏侯婴告之刘邦，汉王乃饶其不死，还提升韩信为治粟都尉，此一该杀而未杀也。
韩信犯了死罪，不但不杀，反而升了官。谁知韩信还不满足，竟然私自逃走，又犯下另一条死罪。丞相萧何得知，亲自去追。刘邦以为萧何亦背己而逃，如丧左右手。萧何回来，刘邦且怒且喜。由于萧何的极力举荐，刘邦乃拜韩信为大将。刘邦筑坛拜将，“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此韩信二当杀而非但不杀，还得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将军的地位。
韩信率军攻齐，未至而得到消息：高阳酒徒郦食其已经凭其三寸不烂之舌，说降了七十余城。韩信为争夺功劳，听从辩士蒯通的建议，不顾郦食其的生死，乃乘虚而入，偷袭齐国。齐王田广以为郦生“卖己”，用油锅烹掉郦食其。郦食其的弟弟郦商，是刘邦的爱将，郦商必恨韩信入骨。而且，韩信如此行为，使刘邦失大信于天下，此三当杀也。
刘邦与项羽相持于荥阳，在危急的时候，接到了韩信从齐国发来的书信。韩信乘人之危，挟功邀赏，称：“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以镇之。”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刘邦此时心中又该做何想？张良，陈平蹑汉王足，提醒刘邦，“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生变。”刘邦这才明白过来，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于是将计就计，封韩信为齐王，韩信这才发兵帮助刘邦。此韩信之四当杀也。
项羽在与刘邦定立和约后，便东归。刘邦背信弃义，引兵追之，并调韩信，彭越率军来会，最后一举消灭项羽。但此二人皆，不听调遣。刘邦被项羽一个回马枪，杀得大败。刘邦无奈，只好听从张良的意见，把“自陈以东傅海”之地，封给齐王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封给彭越。韩信，彭越得到了好处，这才率军前来（最后垓下一战，消灭项羽）。此韩信之五当杀也。
可见，刘邦固然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而韩信也一直是居功邀赏，讨价还价，从来也没有“士为知己”，“滴水涌泉”之心。刘邦早已有了杀韩信之念头，只不过没有能力罢了。司马温公曰：“高祖用诈谋禽信于陈，言负则有之；虽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汉与楚相距荥阳，信灭齐，不还报而自王；其后汉追楚至固陵，与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当是之时，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顾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信复何恃哉！”
所以，司马温公最后引用了司马迁的原话，反其意而用之，曰：
“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淮阴侯列传的读后感
[54]寄食，数月，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音褥）食（谓早餐时间很早)[55]。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绝去。
韩信与漂母。
信钓於城下[56]，诸母漂[57]，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58]，吾哀王孙而进食[59]，岂望报乎！”
胯下之辱。
淮阴屠中少年有侮（音舞）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f（通胯）[510]下。”於（音于）是信孰视之，a（音俯）[511]出f下，蒲伏[512]。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
萧何月下追韩信。
信数与萧何语，何奇之。至南郑，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信度何等已数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来谒上，上且怒且喜，骂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谁何？”曰：“韩信也。”上复骂曰：“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何曰：“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假使）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515]；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顾王策安所决耳。”王曰：“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何曰：“王计必欲东，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终亡耳。”王曰：“吾为公以为将。”何曰：“虽为将，信必不留。”王曰：“以为大将。”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上常从容与信言诸将能不（〈古〉同否），各有差。
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
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
上曰：于君如何？
曰：臣多多益善耳。
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音未）为（音维）我禽？
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信至国。
项王亡将锺离t家在伊庐[583]，素与信善。项王死後，亡归信。汉王怨t，闻其在楚，诏楚捕t。信初之国，行县邑，陈兵出入。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陈平计，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游云梦。”实欲袭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发兵反，自度无罪，欲谒上，恐见禽。人或说信曰：“斩t谒上，上必喜，无患。”信见未计事。t曰：“汉所以不击取楚，以t（音妹）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汉，吾今日死，公亦随手亡矣。”乃骂信曰：“公非长者！”卒自刭。信持其首，谒高祖於陈。上令武士缚信，载後车。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584]；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系信。至雒阳，赦信罪，以为淮阴侯。
淮阴侯列传的读后感
韩信，可能是汉初三杰中，相关成语最多（233）、最为人们所熟悉的一个了。韩信与洗衣妇、韩信忍受胯下之辱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这些故事生动地表现了韩信早年的落魄与他做事为人的与众不同。他在离楚投汉、被萧何赏识之后，终于得以平步青云，开始了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段时光。在与魏王豹的战争中，他巧妙渡河，击败魏国的军队，将魏王俘虏；用心理战术打败赵军，擒住赵王歇，使燕、齐两国闻风丧胆，接连向他投降；将齐楚联军诱困在河中央，以少胜多。可以说，韩信是刘邦成就霸业决定性的因素之一。
在楚汉之争的中后期，不少人都发现，楚、汉之间谁将取得胜利几乎取决于指挥强大军队的韩信，韩信的抉择将会决定楚汉战争的走向。前来游说韩信的谋士中，就有齐国人蒯通。
蒯通告诉韩信：此时楚汉两国军队疲弊，百姓也厌倦了战争。你韩信占据人才济济的齐国，有了天时地利，完全可以顺应民意，为民请命，结束战争，自己一统天下。另一方面，您战功赫赫，功高盖主，战争结束后迟早会面临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局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将军一定要三思啊。
可蒯通费尽口舌，韩信却再三犹豫，不忍背叛刘邦萧何的知遇之恩。()他一再谢绝蒯通的好意。蒯通见韩信不接受，只能装疯卖傻，逃避灾祸去了。
此时的韩信和蒯通，像极了《鸿门宴》里的项羽和范增。
在垓下，韩信率领的大军为楚汉之争画上句号。
正如蒯通所料，击败楚国后，早已猜疑韩信的刘邦就夺了韩信的兵权。韩信的官职也一降再降。无尽的猜疑横亘在君臣之间。
高帝十年，忍无可忍的韩信决定谋反，奈何天真的他中了萧何的计，谋反计划流产。长乐宫，将要被处决的韩信叹道：“要是我早听蒯通的话，也不至于今天死在一个女人手里”。为汉朝立下汗马功劳的韩信，竟被灭三族。
他的一生，浮浮沉沉，实在令人感慨。
在我眼中，韩信是一位杰出的将领，更像是一位最真实、最平凡的人。他的所作所为，让我感觉他仿佛就活在我们身边。
韩信虽然早年境遇潦倒，但一直胸怀大志、勤奋好学：太史公司马迁评韩信时谈到“韩信母亲去世时，无钱葬母的韩信并不将母亲草草埋了了事，而是将他的母亲埋在‘高敞地’‘其旁可置万家’”。此举足以说明韩信的与众不同。他的忍辱负重、勤奋好学，为他成就一番事业打下了基础。他有着博大胸怀，能以德报怨，任命当年侮辱他的人为官，凭着自己的人格魅力感召敌方降将为他出谋划策。他的知恩图报，使他对当年施舍他饭食的洗衣妇报以千金，也让他在加入汉王旗下后一直跟随刘邦，不离不弃。
而韩信同样有缺点。战功赫赫的他会自高自傲。他曾因为自己的私心和表现欲让刘邦的谋臣郦食其在敌国死于非命。而他的知恩图报却蒙蔽了他的眼睛，给他带来的是悲惨的结局。
我仰慕韩信的卓越才能，也倾心于他的真性情――他的知恩图报，他的以德报怨，甚至是他对汉高祖会留他一命的天真期望。淮阴侯韩信有许多缺点，他会犯错、会犹豫，也不像精于算计的萧何一样得以善终；但他同样能指挥大军，退敌军于千里之外。这个和凡人一般的韩信，比其他在史书中八面玲珑的王侯将相更加鲜活、令人温暖。
胡千烨。
115。
史记淮阴侯列传读书笔记
读史使人睿智，读史使我学会隐忍。我读了《史记·淮阴侯列传》这部分中的“胯下之辱”，内容大致如下：
一个恶少年看韩信不顺眼，在市集上向他挑衅，叫他要么刺自己一剑，要么从自己的裤裆下钻过去。韩信盯着这个人半天，一语未发，弯下腰从他的裤裆下钻了过去。众人大笑。若是当时他因一时之气，把那个恶少年杀了，日后也要应付官府的追捕，就不会有后来的功成名就了。
这部分虽然不是很长，却告诉我们做人要隐忍。
《史记淮·淮阴侯列传》让我想起了春秋时期越王勾践为了复国，他在睡觉时不铺褥子而铺上柴草，在房间里挂了一个苦胆，每天就这样卧薪尝胆，隐忍了十几年，最终成功击败了吴王夫差。
还有西汉时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惨遭宫刑后，还能忍辱负重编修《史记》，终使这文学巨著横空出世。
这些事和韩信胯下之辱道理一样，告诉我们做人要学会隐忍。
《史记淮·阴侯列传》也让我想起了现在社会上的一些青年，他们一点挫折也承受不了，常会为一点小事而冲动从而毁了自己的前途，真是标准的“愤青”。这些反面教材以生动的事例告诉我们：做人要学会隐忍。
傍晚，太阳已经偏西了，天边还泛着红霞，夕阳的余晖照在我的脸上，和风吹拂着我的两鬓。在我的跟前站着一个头发凌乱，身穿红色外衣和灰色牛仔裤的貌似不良少年的人。
“小子，你刚才骂我什么来着？”那不良少年道。
一听这话，我顿时气血上涌，脸上青筋暴现。
“小子，快过来给老子道歉！”那个不良少年接着喝道。
正当我准备卷起袖子，大打一架的时，突然脑海浮现出韩信胯下之辱的那一幕，火气登时消了，反倒吓出了一身冷汗。幸亏没打，我刚才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一点也没想过此事的严重后果，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于是，我低下头，不卑不亢地说了一声：“对不起。”这件事更使我对隐忍坚信不疑。当然，当国家、民族的尊严被侮辱时，我们就要奋起反抗，不能隐忍。
我从《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学到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它时时刻刻陪伴着我，提醒着告诫着我做人要学会隐忍。
史记淮阴侯列传读书笔记
韩信，驰骋沙场的一代天骄，忠义勇武的汉朝臣子，他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令多少人叹服却又唏嘘不已。他经历过寄人篱下的苦闷，威震四方的荣耀，遭人背叛的痛苦，最终含恨离去。抛开他所遭遇的人性险恶不谈，他的隐忍与坚毅，是最令我深深敬佩的。
——古之隐忍者，方能成大事。
韩信年轻时父母双亡，生活窘迫，游手好闲。很多人都瞧不起他，他曾经在亭长家连续蹭饭几个月，最后亭长一家在他来之前就把饭吃完，赶走了韩信。当地的恶少欺侮韩信，让他从自己的裤裆底下钻过去，要么就杀了他。韩信最终选择了从恶少的裤裆下面钻过去，受到讥笑与侮辱。面对这一切，他选择了隐忍。
他没有选择杀了恶少，是因为他不想就此搭入自己的性命。有人说，韩信在生命与尊严之中选择了生命，而尊严比生命更加重要。我却不这样认为。韩信暂时受到侮辱更是为了自己的尊严。他忍受了一切，源于他高傲的本性，他的坚忍不拔，源于他相信自己的才能终究会被天下人认可，包括他后来在项梁和刘邦那里暂时的怀才不遇，都没有阻止他实现自己志向与抱负的愿望。最终他的才能被汉王发觉，被封为大将，掳魏王，擒夏说，杀了成安君，攻打赵国，威胁燕国，平定齐国……名声传遍天下，成为战场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如果他当初图一时之快杀了那个恶少，那么韩信这个名字将不会多年后在史卷上仍然熠熠生辉，日后天下的格局，或许会截然不同。
上天赐给了韩信非凡的军事才能，与之而来的还有痛苦与屈辱，而韩信用他的隐忍与坚毅克服困难，成为人上人。
纵观古今，除了韩信因隐忍而成大业的人数不胜数：张良因为忍受住老人的侮辱而得到兵法，从中获得的智慧使他受益一生；姜太公隐居深山，才干终被周文王发掘，八十出山辅佐武王，推翻商纣的残暴统治；伍子胥为报杀父之仇，隐姓埋名躲避追捕，最终辅佐阖闾大败楚国，对楚平王鞭尸三百……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如果没有隐忍，哪里有这些人如此卓越的成就？而观当今社会，人们大都怀抱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目光高傲，一遭遇困难便立即被打倒在地不再爬起，一怀才不遇便怨天尤人，不再奋斗。缺乏了隐忍精神的我们，又怎能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立足，成为佼佼者呢？人的一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没有了隐忍，成功简直是无稽之谈。
学会隐忍，通向成功大门的路便又缩短了一步。
史记淮阴侯列传读书笔记
今天感到无聊，于是就轻轻翻开《史记》不知不觉我已经看到了《淮阴侯列传》虽然我只看了一点，但是我觉得已经有要写的东西了，虽然只看了一点，但是我已经对韩信有了一个小小的了解我很同情韩信也很钦佩他。
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详细的描写了有关于韩信一生的故事，从布衣乡邻到乡绅门客，从胯下之辱到暗度陈仓，从背水一战到国士无双。韩信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视之，俛出胯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
对于其中记载，韩信应是一个能够明察秋毫，并且遇事极为冷静，各种关系应该分析的很清楚的人，但是却为何“市人皆以为诺”。其实韩信“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生活并非他所擅长，所以才“为母佘肉”，而并非某些人分析的“大德不常，大勇无方”
而后韩信参军却未得到赏识，“及项梁渡淮，信杖剑从之，居戏下，未得知名。项梁败，又属项羽，羽以为郎中。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汉王之入蜀，信亡楚归汉，未得知名，为连敖”。而后由于萧何的发现，逐渐被刘邦赏识，如此良将在之后的楚汉相争之时，功勋卓著。
在整个过程中，刘邦一直称韩信是“国士无双”，并奉为“淮阴侯”。
韩信又矜才自负，不仅羞与绛灌为伍及刘邦本人亦不在其眼目之内这些也都是他的取死之道。
《史记·淮阴侯列传》读后感
“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后人如此评价韩信的一生，精辟而独到。早就听闻有关韩信的故事，不过那是道听途说，以及通过影视剧得来的，最近才去翻开了那篇《淮阴侯列传》，一窥淮阴侯之功过。
韩信之死首先与其性格有关，他很有才，也正因为有才，才有些心高气傲。刘邦问韩信自己可统多少兵时，得到的回答却是“多多益善”。也许他在半开玩笑，也许是对自己过于自信，可惜他在最不能说这话的人面前说了这话。太史公评价其矜功伐能，可谓一针见血。韩信知道刘邦不善统兵却善御人，他自己知道却做不到啊！
如果韩信性格收敛，那么他能锦衣玉食地过下去吗？很难。韩信的军事才能刘邦是明白的，即使他没了兵权，军中仍有许多旧部。连樊哙见了韩信都十分恭敬，其他将领可想而知。大汉家的天下姓刘，有了这种人物在，那“刘”字大纛还能安稳地在风中飘扬吗？即使韩信性格收敛，他的下场应该也可以预见。功高震主，军心所归。可惜伴君如伴虎。
对于韩信“谋反”一事我觉得值得推敲。
当然，对于太史公治史的态度，我们不该怀疑。太史公吃的是汉禄，而且经过李陵事例后他也看清一些东西。所以即使了解真相，太史公为了完成《史记》，怕也只能让韩信谋反了。从太史公叙述蒯通事件来分析，他是否想借此让后人发现什么呢？也许这正是太史公的高明之处。
韩信的被杀让我想起了古代的将军。
中国古代的将军一般只有两种下场：要么解甲归田，安享晚年；要么被以各种理由杀害，最多的是谋反。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仍在宋朝的天空里回荡，抗金名将岳飞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害于风波亭。有人说这是秦桧干的，但若无皇帝的默许甚至支持，他敢对一个手握重兵的将领下手吗？岳飞太直了，过刚易折。不贪财不好色，这样的人想要什么？当皇帝的不得不思考了。相反，韩世忠们则聪明得多。广置田产，兴修豪宅，与美姬欢乐，这种将领才让皇帝放心。
古代的将军是一把无柄之剑。皇帝用权力为柄，运掌此剑。青锋所指，敌军闻讯而逃。但毕竟此剑无柄，权力也不一定掌控的了，为了不让这把无柄之剑到时伤了自己，他们要么把剑折断，要么用财色让剑生锈。有的将领聪明，用自污的方法，自己生锈，而有的将领，却等着皇帝将其折断。
淮阴侯列传的读后感
夜读《淮阴侯列传》，至“信方斩，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语时，遂掩卷为之痛惜良久。设若韩信早日认清刘邦“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之小人嘴脸，听从齐人蒯通之言，三分天下，鼎足而居，何有后来夷灭三族之祸。
细思之，韩信之祸早有征兆，只是韩信不自知罢了。
韩信率军攻齐，未至而得到消息：高阳酒徒郦食其已经凭其三寸不烂之舌，说降了七十余城。韩信假作不知，听从辩士蒯通的建议，不顾郦食其的生死，乃乘虚而入，偷袭齐国。齐王田广误以为汉王背信弃义，迁怒于郦生“卖己”，用油锅烹掉郦食其，而郦食其的弟弟郦商，是刘邦的爱将，郦商必恨韩信入骨。此其征兆之一也。
刘邦与项羽相持于荥阳，在危急的时候，接到了韩信从齐国发来的书信。韩信信中称：“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以镇之。”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多亏张良，陈平蹑汉王足，提醒刘邦，“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生变。”刘邦这才明白过来，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于是将计就计，封韩信为齐王，韩信这才发兵帮助刘邦。此其征兆之二也。
项羽在与刘邦定立和约后，便东归。刘邦背信弃义，引兵追之，并调韩信，彭越率军来会，以求最后一举消灭项羽。但此二人皆不听调遣，刘邦被项羽一个回马枪，杀得大败。刘邦无奈，只好听从张良的意见，把“自陈以东傅海”之地，封给齐王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封给彭越。韩信和彭越这才率军前来，垓下一战，消灭项羽。此其征兆之三也。
由此三者看来，韩信杀身之祸早已深埋，只不过因为还有利用的价值，刘邦才迟迟没有动手。天下一统之时，就是淮阴侯命丧之日，所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及天下已定，信复何恃哉！”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
我在课余时间看了货殖列传，在该列传中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活动不以人们意志转移的客观过程，因此，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史记中影响最深刻的是，两大著名商业家计然和白圭。
“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认为商业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善于观察变化和利用变化，他主张利用规律性变化获利，所谓规律性变化就是不要关注引起变化的具体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变化，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这里面的规律是，由于有大量的人弃，价格必定就掉下来了，而价格掉下来，就是上涨的理由，上涨的理由具备，上涨就是迟早的事！只要发生大量的抛售，就买入，至于这种抛售是属于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呢？还是巨额投资亏损造成的呢？还是原料涨价引起的不关注，只要人弃，我就取。
另一位商业家计然提出贵极则贱，贱极则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价格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价格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贵贱变化，这些商业家们并不关注。而我们的投资人则长期沉逆于引起价格变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视了价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涨的'理由的规律。
说来说去凌通最想要说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跌多了就是涨，涨多了就是跌这是基本规律。人们都不敢买的时候，都弃之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买入机会这也是规律。不要寻求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一旦有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实际股票就没有买入价值了，一旦有上涨的理由的时候，人们就不要抛售了，也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真正的把握机会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体利多的困难阶段下手。同时要理解相信价格的变化总是向反方向变的，上涨总会转化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会转化为上涨！
在这点上，古代商业家计然和白圭分别提供了更伟大的思想，计然指出：天旱资舟，天涝资车，这才是商业和经营的规律。在古代商业家的眼里，所有的商业行动都是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准备，等待时间的推移，实现收益。白圭则提出，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两位商业家都不为明天操心，他们的商业行为都不是为明天挣钱做准备，而是为更长久的未来做的准备。
计然和白圭认为经商一定要利用，“时用”关系，“时用”关系指的是，人们需要某个商品的时间和这个商品处于充足的时间不是同一时间，东西多时大家往往不需要，价格就低了，大家需要时东西往往不足，商人们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差，在供给充足价格下跌是买入，然后随着时间的变化自然会出现东西少，大家又要用，价格高的情况，这时商人就卖出。凌通认为“时用”变化其本质就是充分利用在不同时间或空间商品的供需关系不一样，从而导致价格不一样，来获取利益。在两位大商业家眼里，价差是时间创造出来的，价差是时间的函数，时间是价差之母。
在一个极端的困境中，极端的抛售中，采取人弃我取的策略，然后等待时间的推移，创造出新的供需关系和价格，自然会挣钱。不要试图在某个低价买入后，次日就获利，这是不可能的。不要等待什么具体的利多才买入，那是已经晚了。在极端的困难和极端的悲观，极端的抛售和极端的利空情况发生时，就是最佳的买入时机，而时间逐步推移之后利多自然会出现。根本就不需要投资人去寻找、去发现、去预测什么利多，只需要投资人等待！这是商业和投资的基本规律也是凌通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之后的心得。
史记伍子胥列传读后感
《史记》七十二列传，故事性较强，人物形象颇为丰满。或正或邪，或贵或贱。都彰显得淋漓尽致，阅读过程中我们会为豫让聂政的刚烈而感染，我们也会为屈原贾谊空有高才而不得其主的郁郁而哀叹。
列传第六《伍子胥列传》中弥漫着一股蒙冤与复仇的血腥味，在血泪纠缠之中。仇恨可以颠覆一个国家，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于是身怀家仇的伍子胥英雄末路，不惜与故国反目，锐意攻伐、鞭尸楚平。这种被认为“倒行逆施，以下犯上”的举动是后世所谓正统史学所不敢记载的，然而忍辱负重以报仇的事迹在《史记》里并不少见，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便是一例，无论国仇家仇，有仇必报，在司马迁看来，似乎就是常理。而太史公在《伍子胥列传》中，毫不掩饰对伍子胥的偏爱，对伍子胥弃国投吴，替父兄报仇表示肯定和认同，赞美之词溢于言表：“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且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虽然，《史记》载伍子胥曾“掘平王墓，出其户，鞭之三百”，“献专诸刺杀吴王到踏上进身之阶”，“编兵士为吴王殉以巩固既得利益”等行为，但即使将他的所有缺陷表现出来，也不能否认他是一位世俗英雄。
司马迁作为一个“刀锯之余”同于宦竖的身份，为编写史记，不辞劳苦，将旁人的冷眼置之不顾，这与伍子胥暂忍失父兄之痛，为躲避追杀而四处逃亡，处心积虑要实现为父兄报仇的人生理想同样可歌可泣。在伍子胥刚毅不屈、百折不挠的品性上，太史公或许看到了自己的某些影子，才会对伍子胥颇为偏爱吧。从这点来说，司马迁写伍子胥，可谓“以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
伍子胥的一生是坎坷的，面对父兄惨死，被迫逃离楚国，辗转在晋、宋、郑、吴等国之间，期间数度受窘，吹箫乞市。借吴国之力复仇楚国，奈何复仇的代价却是使楚国百姓饱受战争的磨难，更使他有家难回，无颜面对故土，只得叛逃吴国。竭忠尽智辅佐两代君王，奠定吴国霸主地位，可惜吴王夫差心无大志，听信谗言，伍子胥忠而见嫉，“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最终还是没逃脱功臣宿命，他的.死也给后人留下无限感慨。
读完《伍子胥列传》，我为伍子胥的政治远见、敢作敢当所倾倒。他有血有泪、恩怨分明，是个铁血男儿。当他隐忍多年终于攻克郢都以报杀父之仇时，挖平王墓鞭尸的疯狂行为，正是复仇火焰突然迸发出来的烈火般的感情，读起来另人为之感慨!“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而当他隐辱多年只为了找仇人报仇时，竟得知仇人已死，愤怒之情油然而生，这也是古代江湖侠义人士的情怀。
伍子胥能够成功，也是得到许多人的帮助，但他并没有过河拆桥，反而心存感激，仓皇出逃蒙渔夫渡之过河后，他将自己唯一的宝剑赠予渔父报恩，献专诸刺杀吴王时内心的抉择忧闷以及事后对专诸子女的重用都让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伍子胥的人生经历完全够得上孟夫子的这段论调。
伍子胥一生坎坷，多灾多难，但并不影响他成就大事业，扬名于后世。在我看来，有两点重要原因，一是他的顽强意志力，二是他的高度忠诚。
伍子胥黑白分明，他代表的是中华传统上的一股新文化，他的忠诚与意志力使他在群雄蜂起，诸侯争霸的动荡时期脱颖而出，他的逆流而上和受挫不馁的精神，更是成为了那些暂时处于劣势的群体和个人奋进的动力。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
《货殖列传》是司马迁为先秦和西汉前期著名的工商业者所立的类传，分析了工商业的发展状况，记述了各地经济贸易特点，介绍了著名商人的事迹，阐明了作者的经济观点。《货殖列传》虽然排在《史记》末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商业在那个时代和作者心目中的位置，但肯定了商业在国计民生中的必要性、重要性，明确指出了人们追求财富、追求美好生活都是事势的必然，“善者因之”才是最好的方法，字里行间隐藏着诸多迄今为止仍很重要的商道，能够带给我们重要的启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章开篇即指出，《老子》“至老死不相往来”的乌托邦式的陈旧观念，已经成为“涂民耳目”、“几无行矣”的陈腐理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于各地物产不同，社会人群也有所分工，因此必须“商而通之”、“商不出则三宝绝”，商业“上则富国，下则富家”，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商业的重要性。
文章不仅用常见的经济现象揭示出一般的经济规律，“原大则饶，原小则鲜”、“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自出”，而且明确指出，经商不是愚者而是智者的行业，“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还赞扬了弃官经商的人，称其为“贤人”，“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给予商人应有的社会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文章用较大篇幅、用赞赏的口气介绍了范蠡、子赣等人的事迹。范蠡帮助勾践复仇之后，明智地选择归隐经商，“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此所谓富好而行其德者也”。子赣“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在孔门弟子中“最为饶益”，不仅自己“结驷连骑”、与国君分庭抗礼，受人尊重，而且对孔子扬名天下也提供了很大帮助，属于“得势而益彰者”。范蠡、子赣均为当时代的精英，在从政、做学问上均有较大成就和建树，两人又同为商界成功人士，在历史上树立起了儒商典范，成为此后我国商界的楷模和榜样。
司马迁写作《货殖列传》，距今已经2100多年，但文章中体现的商业思想和基本原则，大部分是正确的。现代商家如果认真体会和灵活运用，仍然有所裨益。
一要准确研判市场。计然是春秋战国时越国的谋臣，又是一名经济学家、商界理论家。据说，勾践成功复国、范蠡成功经商都是在计然的理论指导下实现的。《货殖列传》大幅引用计然的话，说明审时度势、研判市场的重要性。“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一个成功的商业企业，既要深入调查研究，把握经济大势，掌握行业供求信息，又要系统思考，迅速反应，果断采取行动，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要孜孜不倦地追求利润。文章引用《管子牧民》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后，论述道：“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人富而仁义附焉”，多处论及财富的重要性。文章讲到，逐利是人的本性，是推动各行各业发展的动力，“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从“壮士在军”、“赵女郑姬”，到“弋射渔猎”、“医方诸食技术之人”，“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肯定了商人逐利的正当性。作者褒扬了从管仲到曹邴氏等人发家致富的行为。认为管仲在整顿经济秩序，帮助齐国复兴、齐王称霸的同时，自己发家治富，富比君王，是有能力的表现。鲁人曹邴氏“富至巨万”，仍然“父兄子孙约”，定下“俯有拾，仰有取”的家规，也是受人称道，值得世人学习的。
三要勤劳节俭，薄利多销。文中论及商道时，认为勤劳治富是正确道路。一方面讲到，“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赞赏著名商人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的行为，也肯定了郅氏、浊氏依靠磨刀、卖羊肚等小技能、小生意勤劳致富的做法。另一方面，多次强调“廉贾归富”，清廉、不贪一时之利的商人，终归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贪贾三之，廉贾五之”，贪婪的商人居奇惜售，货物滞销，资金周转不灵，所得利润仅为十分之三。薄利多销的商人，财物流通无滞，所得利润可达十分之五。这些道理，直到今日，仍然值得我们学习领会和借鉴实践。
《货殖列传》是一篇传记，但仔细阅读后，能够体会出不少与现代商业理论相一致的观点，对现代商业管理管理具有指导意义。
一要加强成本管理。文章引用谚语述及控制运输成本的重要性，“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多处讲到各地风土人情、物产分布、交通情况，都是在提醒世人，运输成本是影响商品价格的重要因素。文章讲到“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讲到“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牵涉到库存和资金管理问题。在讲述经商致富案例时，讲到一个名叫刀间的商人，特别偏爱收留、使用“奴虏”，“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于依靠这些人的力量发家致富，财产多达数千万。这实际上是一个使用廉价劳动力的案例，涉及到人工成本问题。
二是承认资本经营的合法性。《货殖列传》记述的是秦和西汉前期工商业者的事迹。那个时代，多数上层人家是依靠官职俸禄或爵位封地显贵于人的，但也有些人是通过工商业积累资本、发家致富，从而跻身上流社会的。作者给这样的人家起了个名，叫“素封”。说，“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咨所好美矣”，可以“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文章不仅认可资本经营，而且肯定了巴郡一个叫“清”的寡妇继承和享用祖上遗产的合法性，指出货币资金的重要性，讲到了“财币欲其行如流水”、钱能生钱等道理。
三要重视“实体经济”。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社会长期崇尚以农为本，认为依靠农业生产致富为上等，依靠工商业致富为次等。我们不能奢望《货殖列传》在这方面有历史性的突破，但不妨把彼时代的农业比作现时代的“实体经济”，同样有所启发。文中讲了一个有意思的案例。楚汉相争之际，宣曲一个姓任的富人，准确判断战争将会造成土地荒芜、粮食涨价的形势，在别人争夺金银珠宝的时候，他用地窖储存粮食，然后高价卖出，发了大财。经商发财之后，“富人争奢侈”，而任氏不仅“折节为俭，力田畜”，而且在购置田、畜的时候，“独取贵善”，结果任家“富者数世”。任氏“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在经商致富之后，用农耕本业------彼时代的“实体经济”保家守财，成为民间的表率，甚至受到了朝廷的表扬。
五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货殖列传》，值得细读。
史记伍子胥列传读后感
伍子胥列传:在“不为节操而轻死，不为天年而苟活”的人生信念上，伍子胥和司马迁可谓前赴后继！伍子胥不应诱诏，弃蝼蚁之死，经宋，郑，晋曲折至吴，历昭关险渡，街市乞讨，乡野躬耕，宫闱惊变，最终联唐蔡，间郧随，破郢都，鞭王尸！若此前所谋，皆为一己恩仇，则以后所虑，关乎一国兴替！不料竭忠尽智，换来属镂之剑；伐梓做器，眼看头颅高悬！司马迁一介文人，忍受宫刑之耻而苟活，成就太史之书以不朽！若苟活，为一己湮没而名不称，今书成，以一家之言而续《春秋》，笔做枪，史为弹，褒贬今古，臧否人物，终为武帝所忌，杳然不知所终！壮哉，悲夫！
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可谓是先秦时代文化的集大成者！以孔子为枢纽，串联出术业专攻，性格迥异的弟子们！只言片语间，众弟子音容笑貌跃然纸上！颜回“不迁怒，不贰过”的修养；子骞“如有复我，必在汶上”的决绝；子路“食其食者不避其难”的忠诚；子夏“绘事后素，礼后乎”的领悟；子贡“一使而五国变”的大气；曾点“春服既成，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散淡；宰予“三年之丧不亦久乎”的愚钝；司马牛“斯可谓之仁乎？斯可谓之君子乎”的执拗！《史记》第一次完整记述孔子的生平事迹，系统梳理众弟子的师承源流，对于后世诸儒，深刻理解孔子及思想居功至伟！
商君列传:相对于后世众多变法人亡政息或中途夭折的结局，商鞅变法无疑是成功的！在战国这个大争的时代，他通过铁血政令和铁腕执行，使秦国短时间内建立起强大的国家军事机器，为秦始皇一统天下奠定坚实基础！
商鞅本身则具有浓烈的悲剧色彩！客观因素，先是在嫉贤妒能的公叔痤手下长期雪藏；以贵族身份不得已通过宦官景监引荐才得以出仕；怀揣帝道、王道、霸道，三易其稿才摸透秦孝公的用意；不惜得罪太子等宗室贵戚，陷自身极度危险之中以成投名状！主观因素则是性格上刻薄少恩，冷酷无情，政治上贪位贪名，排斥异己，生活上奢侈铺陈，膨胀越礼！最后作法自毙也是应有之义了！
不过商鞅更深层的悲剧在于，他不过是秦孝公统治国家的工具和棋子而已，他所坚定推行的制度，他自身也逃不出请君入瓮的宿命！
史记刺客列传读后感
人类的最高追求是对自我价值的认可。在相对和平的现代，寻找个人价值认同的过程相对容易，我难以想象混乱的时代连展现自己个人价值的机会都是奢侈的。但这种时代真是存在过:比如中国的“春秋战国”。
我想，可能大多数民族的特殊价值观和道德观是在乱世中形成的，其中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士为知己者死”的名言，只有在乱世才会有人没有机会证明自己，而如果有人愿意承认他们的价值，那么就是满足了他们最高尚的欲求，他们定愿为贵人、伯乐做牛做马，甚至奉献出生命，那个时代在人情方面和现在相比，是多么可爱呀。现代社会欺骗和背叛屡见不鲜，珍贵的知己难寻。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再找不到愿为“恩情”拼命的人了。
但我并不认可所有刺客“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因为我觉得，做正确的事远比把事情做正确更重要和神圣，如果事情本身性质错误，那么将事情做得越正确就越谬误，比如聂政刺侠累看似是一次成功的刺杀，可聂政自己却家破人亡，荆轲刺秦王也加速了燕国的毁灭。
如果燕太子丹听从鞠武所说的：“疾遣樊将军入匈奴灭口。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购于单于”。燕或许就可战胜秦国，即使无法战胜也可存活较长时间，可丹采用的方式却是简单粗暴的刺杀秦王，就国家利益而言，这不仅不会得到收益，反而会招来秦国的报复，还损失了两个人才，那么，这么愚蠢的行为是什么导致的呢？让我们来分析燕太子丹的初衷是什么？“丹质于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归。归而求为报秦王”。（引用原文后，需要转述原文为白话文，以方便读者阅读。）太子丹的初衷就是报一己的私仇，他仅为一己之私而动用大量财力、物力行刺秦王，最终将国家推向灭亡。象太子丹这种人，他的行为看似仗义，可就整体来看，却处处纰漏，比如收留樊於期，我第一次也被丹的“善”所撼动，可长远考虑还是那句话：这除了招来秦国的怨恨还有何用？象这样的冒险的行为他自己却浑然不知。丹的人品也是值得怀疑的，丹对鞠武所说的是私人恩怨，而对田光所说的是：“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自己站在道德的至高点上将歪理说得名正言顺。他是一位“优秀”的政客。是值得尊敬的“正人君子”他反抗秦国深恶痛绝的掳掠，直至人头点地。
我个人认为在刺客中值得称许得是曹沫，他即没有伤害他人的肉体也没有残身苦行，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了国家大患。
我也不能对刺客的意义过多妄加评论，他们没有降福于大多数人，可却得到了自我实现，这不能怪他们，只能怪那样的时代塑造出那样的规则，让他们只知道把事情做正确。我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而庆幸，因为我可以通过正常的求学、升学实现自身的价值。
史记伍子胥列传读后感
细考历史，不难发现，用小说笔法写史的做法是有其缘由的。中国人注重文献的积累及传承，但在汉代，统治者似乎还没有意识到编修国史的重要性，因此并未设立专职的史官，也没有“修史”这一概念。在当时，太史令这个官职的功能，与后代的史官不完全一样，“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报任少卿书》)，地位不高。而《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又《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据此可知，在汉代，太史令只不过是个六百石的小官，主要职责是主管天文历法和祭祀，掌管资料，记载朝廷大事，官方并未赋予其修撰史书的责任。
在东汉，班固因在家私修《汉书》而下狱，随后才是“奉诏修史”.汉明帝时有大臣进谏，要求设立专职的史官修史，但被明帝拒绝，可知修史之事在东汉时仍未引起朝廷重视。一直到了魏晋时期，朝廷设置著作郎一职，才算是有了正式修史的专职官员。
关于《史记》一书，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说得很清楚：“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又《太史公自序》谓：“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圣君子。”从这两处自述可知，《史记》在当时并非官书，否则就用不着“藏之名山”了。
正因为这样，司马迁的创作态度才更自由，感情才更为奔放。他是带着充沛的感情去写史的——《史记》的伟大，有这一方面的原因。其实，这也给了后人一个启示：“无感情、不学问。”做学问跟写诗一样，都需要充沛的感情，才能做好。
以事类入传，是《史记》的一个做法。《伍子胥列传》是复仇事迹的汇集，里面的每一个人物都灌注了司马迁的感情。他将各种各样的“仇”组合到这个传里去——伍子胥报家仇，夫差报父仇，伯嚭报祖仇，申包胥报君仇，勾践报己仇，白公报父仇。其中“白公报父仇”事发在伍子胥死后，与伍子胥没有多大关系，但仍被司马迁列入此传。
如此多报仇之事合在一起，“复仇”之意贯穿全篇，意在昭示“报仇”是基于人性的合理行为。古人极重人伦，认为那些破坏人伦的人，一定要受到惩罚。我们可以看到，《春秋》赞同复仇，《礼记》明言“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大戴礼记》认为“朋友之仇，不与聚乡;族人之仇，不与聚邻”.今人读史，不能轻率地用今天的法治思想去苛责古人。
司马迁对伍子胥的褒扬，在写伍子胥的两处说话上，很容易就使人察觉到。一处是他与哥哥伍尚说的那一番话：“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后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另一处是伍子胥将楚平王鞭尸三百之后，回应申包胥的诘难：“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两段叙述，都有“代言”之疑，但让人对伍子胥自然而生“了解之同情”:前者刻画伍子胥的明智及坚忍，后者赞许伍子胥的坦荡。
忍辱负重、坚贞不屈，何尝不是司马迁的品格?
“代言”这一做法，也有其历史原因。唐代设立国史馆，皇家修史制度在法理上确立，修史的人必须遵从朝廷的意志，并且按照严格的程式进行。具体的做法表现为对文本的依赖增加，而对口述材料的引用减少，大段描写人物对话的情景也开始变得稀少。然而，人物对话的情况，在“前四史”当中是很常见的。这是因为司马迁等人在修史的过程中，占有资料的难度要大于后世，尤其是在西汉，其时普遍的文字载体还是竹简，真正廉价实用的纸张尚未问世，雕版印刷术更未产生。因此，即使有文献存在，也难以搜集、保存。
在资料匮乏的前提下，史书中出现涉及秘密的人物对话，也可说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假如没有了这些对话，那么《史记》就会是第二部《春秋》：晦涩简约。学问的发展，其形式一定会有所变化。《春秋》固然卓越，但司马迁不可能再用《春秋》笔法去修史，因为天下遭逢连年兵燹之后，古道变得幽微起来。而以周公、孔子自任的司马迁需要阐发古人的思想、畅论自己的见解。在这个时候，《春秋》那种不温不火、内敛无华的笔法，就显得无法完成这一使命。因此，《史记》掺入小说笔法、行文夹杂时语，就成了一种权变。
只有懂得经权互济之人，才能超越他的时代。孔子如是，司马迁也如是。
雄奇的文字横绝百代，这就是司马迁的业绩。客观来讲，“二十四史”愈往后便愈追求严谨，但后期的史书，在价值上无法与《史记》、《汉书》相提并论，这与其文采的匮乏息息相关。
对于《伍子胥列传》，若用一言以蔽之，可说成是：“弃小义，雪大耻。”此语见于太史公在篇末对伍子胥的评语。可以这样说，整篇《伍子胥列传》都是在为这句话作注脚。而通过这个注脚，很容易发现作者在描写屈原、项羽、韩信、贾谊等优秀人物时，都体现了一种悲悯的情怀。不止如此，即使是小人物或者被定论了的负面角色，只要其人有一丝高贵之处，司马迁也会寄予同情，甚至不惜笔墨为之揄扬。
书以人传，《史记》正因为司马迁的这种悲悯情怀而伟大，它闪耀着作者对高尚人格的追求之光，成为中国人的一个精神符号。
史记伍子胥列传读后感
通读伍子胥列传后，我被他报杀父子之仇，弃小义而灭大恨的事迹所震撼。昭关受窘，中途乞讨，未曾片刻忘掉郢都仇恨的心志，忍辱负重、艰苦卓绝，终于复仇雪耻，名留后世。难怪太史公评价：“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伍子胥列传》是司马迁《史记》中最为著名的篇目之一，具有强烈的悲剧性。以吴国、楚国为主，兼涉鲁、晋、郑、秦诸多国家，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以伍子胥为主，又兼涉太子建、白公胜、太宰嚭、申包胥、夫概等诸多人物。其中光杀父之仇就有吴王夫差与越王勾践的一对不解之仇;伍子胥与平王的一对深仇大恨;郧公与平王的杀父之仇;白公与郑王、子西的生死之恨，相互穿插，节奏紧凑，有条不紊。诚如太史公所说，怨毒对于人来说实在是太厉害了。
伍子胥过昭关，前临大江，后有追兵，与太子胜各自只身徒步逃跑的慌恐，危急之中偶遇渔父的紧张场面，读起来令人心惊肉跳，而他韶关一夜白头的故事，更是万世流传。攻克郢都，没有找到昭王，竟做出“掘楚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三百，然后已。”的疯狂行径，把他多年来忍辱负重，压抑在内心的深仇大恨，突然迸发出来的烈火般的感情，都如泄洪般一泄而出。他头脑清楚，看问题尖锐，深知应父之召必然俱死，故弃小义而雪大耻。如果他象伍尚一样愚忠愚孝，也许我们就不会对他评价这么高了。他能舍小义，成大名，其意志非一般人可比，故后人对他也是褒多于贬，这或许是缘于司马迁对他的美化。他有张弓拒捕，桀骜不驯的一面;也有忍辱负重，含辛茹苦，虽困病交加、中途乞讨也不忘郢都仇恨的一面;有把自己唯一的宝剑送给渔父的感恩报德的一面;也有因时机不成熟，到乡下种地以韬光养晦的`一面，此等做法，让人想起越王勾践，有着坚定信念的能人，都似这般忍耐，深埋野心以在日后一击即中。
伍子胥是有政治眼光的。他多次规劝吴王伐越，分析形势，指陈利害。虽遭伯嚭谗言诬害，但他的形象越显得光明磊落。伍子胥又是智勇双全的人物。他为吴国率兵打仗，为吴王称霸一时，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被赐死前对门客说的一番话，令我震撼：“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这是预言，是现实，是政治远见，是身遭诬害的愤概，也是对吴王昏庸的憎恨!
太史公对伍子胥的志节才敢表现出了极大的赞美与同情，当然，我认为其中也包含着作者对个人身世的无限感慨与悲愤。诚然，一个作者哪能写尽世上的所有人呢?写来写去，写的还是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无论孤独还是野心，其实都是自己人生某个侧面的写照。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
商人，在中国古代常常是被压制、歧视的一个阶层。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士大夫以道德君子自居，对商人不屑一顾。司马迁却能给他们列传，肯定他们对社会的贡献，赞赏他们的才智。更难能可贵的是，司马迁对人的逐利之心给与肯定，认为这是人的天性。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社会风气宽容、自由、开放。所以能培育出司马迁这样自由的思想家。
《货值列传》的一开篇，司马迁就引用了老子的一段话：”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明显，司马迁是反对老子的观点的。他说这是”堵塞人民的耳目“，是行不通的。司马迁说的还算客气。我倒觉得这是一种愚民的政策。至于其中的”邻国相关，老死不相往来“，让人想起了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清朝有康乾盛世，社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排斥外界、自我封闭，施行”闭关锁国“，带来了严重的恶果。
第二段中，司马迁讲述了人的各种欲望。并表示道德教化是不能压制人的欲望的。所以，司马迁主张顺其自然。司马迁认为”最高明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诱导他们，再其次是教育他们，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来）束缚他们，最愚蠢的办法是与百姓争利。“可惜，后来的统治者，采用的都是下策。比如重视道德教化、用典章制度束缚民众等。各种道德、各种规章制度束缚了人的思想，使得社会长期停滞不前，以致于最后远远的落后于西方。
司马迁说，”人们各自以自己的才能来行事，竭尽自己的力量，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物品价格低廉，商人就会把商品销售到可以贵卖的地方；物品价格昂贵，商人就会从价格低廉的地方运来销售。各自勤勉而致力于他们的本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如同水向低处流，日日夜夜而永无休止，他们不待召唤自己就赶来，物产不须征求而百姓们自己就生产出来。“这其实是在论述”市场“这一无形之手的巨大力量。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就能了解”市场“的作用，并具备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思维，实在是让人吃惊。
司马迁对于人的逐利之心，给与了肯定。他说：”求富，是人们的本性，用不着学习，就都会去追求。“对这种逐利天性的肯定，具有巨大的意义。《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认为，人人追求自己的私利，能够极大的促进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繁荣。可惜后世的中国越来越重视道德教化，轻视人的逐利之心。
司马迁后来遭遇凄惨，被汉武帝处以宫刑。这是一位专制独裁君主对一位自由思想家的残酷迫害。汉武帝这样的独裁君主，最热衷的是权力，最痛恨的是自由。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置内朝，收回大臣权力。这些专制君王对思想的控制、对绝对权力的追求，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而司马迁这样的自由思想家，是中国最宝贵的财富。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
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至今已经有2100多年了，可仍然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货殖，即经商，做买卖，靠贸易以生财求利之意。在《史记·货殖列传》里，司马迁详细地介绍了汉代及其以前有货殖的种种情况，如商贾怎样致富，各地有什么货物，以及经济状况怎样影响人民的生活，形成什么样的社会风气等。它是关于古代社会经济的重要文献。
本文主要论述了货殖的重要性及其不得不然的道理。它说明为积累财富而努力发展生产和贸易，对于改善人民生活，形成好的社会风气和巩固国家统治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并指出不断发展生产和贸易是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司马迁很早就能够注意社会的经济生活，并且清楚地认识到发展生产、交换贸易和积累财富等等的重要性，反映了他的卓越的经济思想，这是十分可贵的，很值得重视。
文章一开头就否定了老子所设思的理想社会，老子说：“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司马迁认为：这种理想美好的情形，不能光靠教化，也要靠发展经济。
人是讲利益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你看，大家热热闹闹地、高高兴兴地、忙忙碌碌地云集又离散为了什么？还不是实惠。你光空头政治行吗？农民种地，人们就有饭吃，工人做工，就会有生产日用品、矿山、铁路、高楼，商人经商，货物就流通，市场经济下，价格自动调节，比如，今年大蒜贵了，明年种蒜的就多，猪肉贱了，喂猪的就少了，南方的菜贵了，其他地方的菜就流向南方。北方的劳动力稀少，劳力就开到北方，并没有人强迫和组织他们这样做，这就是司马迁说的“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文章还谈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在这里，司马迁虽然过分强调了财富对道德的影响，而他的见解也不无道理，有饭吃，生活幸福，出去做盗贼的就少，从小不教育，没能力抚养，不学好的可能性就大，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如果我们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的.需要，加以教育，宣传道德的榜样，社会就会长治久安。
文章据事论理，颇能服人；结构谨严，层次分明；语言精美，明快畅达，时而援引经典，时而征引民谣，雅俗并用，不仅论理性强，且亲切自然，活泼生动，故虽属说理文章，读来亦颇觉有味。
史记刺客列传读后感
这一篇写了五位刺客，分别是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刑轲。
曹沫，鲁人，以勇力事鲁庄公。鲁庄公派他带兵与齐国战，屡战屡败，连失几城。曹沫觉得很惭愧，但庄公仍很信任他，“犹复以为将”。齐恒公与鲁庄公于柯邑会盟，曹沫趁隙执匕首劫持了齐桓公，齐桓公的左右投鼠忌器，无法近前，问曹沫，你想干嘛，曹沫说：“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已甚矣。今鲁城坏即压齐境，君其图之。”这时候其实他说什么齐桓公都会答应吧，只要不杀齐桓公，于是齐桓公答应“尽归齐之侵地”，曹沫也干脆，齐桓公一答应，他立马扔掉匕首，回到鲁国群臣的位列中，谈笑自若。齐桓公心里当然愤怒，回去就想背约，管仲劝他，“不可。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与之”这样，“曹沫三战所亡地尽復予鲁”。
曹沫很有勇气，心理素质好，机智。他是本篇介绍的几个刺客中唯一从刺杀现场平安脱险的幸运儿。
专诸，吴国人。伍子胥了解专诸的能力。伍子胥从楚国逃到吴国后就向吴王僚游说伐楚之利，被公子光否定了，说伍子胥提出伐楚是为报私仇，不是为吴国作想。伍子胥因此推断公子光“将有内志，未可说以外事”，这个内事是提公子光有杀吴王僚以自立的图谋。于是伍子胥把专诸推荐给公子光，“光既得专诸，善客待之”。公子光想杀吴王僚自立是有原因的，因为公子光的父亲是吴王诸樊，诸樊的四弟季子札贤，诸樊想把王位传给他，但季子札坚辞不受，于是诸樊不立太子，将王位传给其二弟，二弟死了传三弟，三弟死了准备传四弟季子札时，季子札跑了，于是吴国人立三弟的儿子为吴王，即吴王僚，这下子诸樊的长子公子光就不乐意了，认为王位应该是他的。他很有耐心，等到吴王僚派其弟领兵攻楚，同时派季子出使晋国以观诸侯反应，而楚国虽正值国丧，但并不示弱，派兵从背后断了吴军退路；这时候公子光认为机会终于来了，就与专诸商量，是出手的时候了。公子光发请帖请吴王僚吃饭，吴王僚也是有防备的，带了一大批护卫来赴宴，大家喝洒喝得差不多的时候，公子光称脚痛进入内室，专诸将鱼端给吴王僚吃，近前后抽出藏于鱼肚子内的匕首刺吴王僚，“王僚立死。”专诸也被迅速扑来的吴王僚的随从杀死。吴王的人见僚已死，一时惶乱。公子光这时带入事先埋伏的人一拥而上，把吴王僚的人全部除掉。然后公子光自立为王，即吴王阖闾。吴王阖闾封专诸的儿子为上卿。
专诸的特点应该是刺杀技术好吧，快、准、狠，一发即中。他刺杀成功后被对方杀死于现场，死得其所。
豫让，晋国人。他开初是范氏及中行氏的手下，不受重用，就改投到智伯门下。智伯“甚尊宠之”。后来智伯死于与赵襄子的战斗中，赵襄子对智伯怨恨极深，不但与魏韩合谋灭了智伯，三分其地，还“漆其头以为饮器”，这个，有点变态了。豫让逃到山中，立志为智伯报仇。他报仇的手段一直走的悲情路线，先是扮囚犯到赵襄子宫中去刷厕所，想趁赵襄子上厕所时刺杀他，被发现并抓住了，赵襄子念其忠义，放了他。然后他就扮乞丐，“漆身为厉，呑碳为哑”，连他的妻子都认不出他了，他一个老朋友在街上认出他来，都感动哭了，说以你之才，假装投到赵襄子门下，他一定会收留并重用你的，这样你不是更有机会接近他并杀掉他吗。豫让比较死脑筋，认为我心怀二心投到赵襄子门下并杀他，一是对智伯不忠，二是对赵襄子不义，不能做这种事。他躲在赵襄子的马车必经的一座桥下，结果马惊，赵襄子立即意识到是豫让在附近，于是豫让又被抓住了，赵襄子忍不住指责他，说你也曾经是范氏中行氏的手下，智伯灭范氏中行氏你无所作为，而今我灭智伯你却执意要杀我为智伯报仇，这是为什么。豫让的回答比较经典，说范氏中行氏以常人待我，我就以常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赵襄子默然，说我已放过你一次，你这样不依不饶，我无法再饶你，豫让也有他的逻辑，他说“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仇之意”你要杀就杀吧，临死前希望能刺穿你的外衣来成全我为智伯报仇的意愿，赵襄子感其义气，就脱下外衣让手下拿着，豫让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然后伏剑自杀。
豫让作为一个刺客其实并不专业，他像是一个彻底入戏的演员，专门向世人演示什么是忠义，只专注于表演过程而不计结果，是个失败的刺客。其实他蛮聪明的，很会说话，是个挺有才的文人，只是死脑筋，中毒太深，枉送了性命。想像他连续三次跃起去刺击赵襄子的衣服，然后伏剑自杀的画面，感觉他像一个用生命在演出的小丑，有点悲怆的喜感。唉，这让我想起一句被篡改的歌词：“原谅我一生放纵不羁笑点低”。
聂政，轵.深井里人，轵在哪里？不大清楚。杀了人后躲避仇家，与母亲姐姐一起搬到齐国居住，以屠宰为生。濮阳严仲子本来是韩哀侯的臣子，与韩相累侠结了怨，就跑回老家，一心想除掉累侠，到处访求勇士。听说聂政勇，多次去齐拜访聂政，又备了酒席到聂政门前，并送上百金给聂政母亲祝寿。聂政“惊其厚”，“固辞”。严仲子避开他人，向聂政讲了来意。聂政说我是因为有母亲要赡养才避仇在此，“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最终没接受严仲子的厚礼，严仲子“卒备宾主之礼而去”。后来，聂政的母亲死了，“既已葬，除服”。这时候，聂政就去找严仲子了，说：“前日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不幸而亲以天年终。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请得从事焉。”严仲子就把详情说了，并说了困难之处：对方为韩相，且是韩君季父，在韩国宗族众多，护卫严密，我谋划了很久，终不能成。并说“今足下幸而不弃，请益其车骑壮士可为足下辅翼者。”聂政拒绝了严仲子给他增派人马的提议，说濮阳与韩国相距不远，韩相耳目众多，我们人多了就难免生是非，有是非就容易泄漏机密，若事情传到累侠耳里，“语泄是韩举国与仲子为仇，岂不殆哉！”聂政独自去到韩国，仗剑闯入累侠府中，当时累侠正坐在府中，左右护卫甚多，聂政直接冲上台阶刺杀了累侠，左右大乱，聂政大声呼喝，砍杀几十人后，“自皮面决眼，自屠其肠，遂以死。”
聂政是个孝义双全，冷血果断的杀手。他的每个决定其实都有其道理，你知道他为什么临死前要自已割面挖眼毁容吗，那是因为他还有个姐姐在，他不想让韩国人查到他的身份去杀他姐姐报仇，可见他心思细腻，侠骨柔肠，乃重信诺有担当的真汉子也。说到他姐姐，也不是个耙角，她在齐国听说韩相被人刺杀，韩国将凶手暴尸街头，悬赏征询凶手身份时，意识到可能是弟弟聂政，就去韩国认尸，伏尸痛哭，最后哭死在聂政的尸体旁。
荆轲，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刺客，可能要写的会比较多，不如下一篇再写。
关于已写的这几个刺客，一个是在齐鲁会盟时劫持齐桓公胁迫其归还失地的曹沫；一个是帮公子光刺杀吴王僚后被僚的手下刺死的专诸；一个是立志为智伯报仇结果只刺穿了仇人衣服后自杀的豫让；还有一个是受严仲子之托刺杀韩相累侠后毁容自杀的聂政。四个刺客各有所长，曹沫有勇，专诸有能，豫让有忠，聂政孝义。说到这里，想到中国古代道德观最强调的四个字：忠、孝、节、义，鉴于当今社会节操如水银泄地覆水难收的现状，那“节”字就暂时不提也罢。“忠”是忠君，报君主知遇之恩；“孝”是孝亲，报父母养育之恩；“义”是为朋友两肋插刀，报朋友善待之情。其实我觉得到现代对这几个字已经不能只从字面上机械解释了，应该理解精神实质，就像豫让说的，彼以常人待我，我以常人报之，彼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实际上就是对方怎样待我，我就以相同规格回报，这才是合理的逻辑，不能死忠愚孝蛮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