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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专业论文
第四章“国际法框架下的儿童基本权利研究”主要阐述了为国际法所承认的儿童享有的基本权利。这些基本权利涉及儿童的生存权、发展权以及特殊状态下的儿童权利。
第五章“儿童权利保护国际条约的实施研究”主要对儿童权利保护国际条约在各国国内实施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国际条约要在各缔约国产生现实的规范作用，存在一个国际条约在各缔约国国内实施的问题。
第六章“我国儿童权利保护法律制度完善研究”对我国儿童权利保护法律制度的不足与完善问题进行论述。客观地说，我国儿童权利保护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先后通过与修订了一系列儿童权利保护的法律，在司法、行政方面也加强了保护的力度;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儿童权利保护还存在着许多方面的不足，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
尾论部分则对我国儿童权利法律保护工作作出了展望。
五、论文提纲。
摘要。
abstraet。
前言。
第一章儿童权利保护概述。
第一节：儿童的界定及与相关用语的辨析。
第二节：儿童权利的概念及其特征。
第三节：儿童权利法律保护的历史变迁与发展。
第二章儿童权利保护的国际法架构与特征研究。
第一节：儿童权利保护的全球性公约及其特征。
第二节：儿童权利保护的区域性公约及其特征。
第三节：儿童权利保护的其他相关国际文件。
第四节：儿童权利国际法保护的小结和展望。
第三章儿童权利保护的基本原则研究。
第一节：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法律问题。
第二节：平等保护原则的法律问题。
第三节：尊重儿童原则的法律问题。
第四节：多重责任原则的法律问题。
第四章国际法框架下的儿童基本权利研究。
第一节：儿童生存权的法律问题。
第二节：儿童发展权的法律问题。
第三节：特殊状态下的儿童权利问题。
第五章儿童权利保护国际条约的国内实施研究。
第一节：国际条约国内实施概述。
第二节：儿童权利保护条约的国内实施。
第三节：儿童权利保护条约自身的实施机制。
第六章我国儿童权利保护法律制度完善研究。
第一节：我国儿童权利保护的法律框架及其问题。
第二节：司法程序中儿童权利保护及其问题。
第三节：儿童权利的行政保护问题。
第四节：完善我国儿童权利保护的建议。
尾论。
参考文献。
国际法毕业论文选题
摘要：
本文从国际法专业研究生的双语教学实践现状出发，阐述了双语教学在研究生教育中的必要性，指出为顺应时代的发展以及考虑到国际法课堂教育的特殊性，应当提倡双语教学，并针对改革面临的问题从选用教材、师资力量、水生英语水平、课堂教学模式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完善的建议。
关键字：
双语教学；国际法教学；师资力量；课堂教学模式。
1.什么是双语教学。
双语教学在英语中称为“bilingualeducation”，世界语言学专家m.f.麦凯指出，“双语教学这个术语指的是：以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的教育系统，其中一种语言常常是但并不一定是学生的第一语言。”目前国内外关于双语教学的定义林林总总，没有定论。鉴于我国双语教学实际情况，本文所探讨的国际法双语教学是指采用英语和汉语进行的法学学科教学。
2.国际法专业研究生双语教学的必要性。
2.1顺应时代的发展。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我国经济实力的显著增长，对外经济交往和国际贸易发展迅猛，这就需要大量既有扎实法律专业基础又熟练掌握英语的复合型人才。在此时代背景下，教育部于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工作的若干意见》，进一步要求提高双语教学课程的质量，并继续扩大双语教学课程的数量。这就明确要求各高校将双语教学纳入教学实践，使得双语教学成为必要。
2.2国际法学科的特殊性。
首先，国际法作为法学的分支不同于自然学科的客观性与确定性，法学是一门具有浓厚主观色彩的学科，不同的国家存在不同的法律制度，如美国属于英美法系而德国则属于大陆法系。再加上各国的文化差异、风俗习惯不同而形成的法律制度、规则等更是大相径庭。
其次，国际法是指调整国际法主体之间、主要是国家之间关系的，有法律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国际法不同于国内的民法、刑法等处理的是一国内部的法律关系，国际法更多涉及的是各国签订的条约、国际惯例等。又由于国家之间具有不同的法律制度、风俗习惯等，尤其法律本身的专业性，术语众多，所以仅掌握一门语言是不够的。鉴于国际法本身的特点，运用双语教学方法进行国际法的教学显得尤为重要。
3.国际法专业研究生双语教学改革面临的问题以及改善方法。
国际法专业的研究生，要想提高科研能力，写出一流的文章，必须对国外最新的专业资料进行研读，若不全面强化自身英语语言能力,就无法形成相对于其他专业的优势,也不能胜任相关实务工作,其专业实践能力就难以得到提升。因而,无论是从培养目标还是专业特点的角度看,都应引入双语教学,目的是在提高学生英语能力的基础上来全面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实践能力。
3.1选用教材。
选择什么样的教材是进行双语教学非常关键的问题。目前，关于法学双语教材的选用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关于法学双语教学应当采用什么样的教材，国内存在有三种观点：一是引进原版教材，二是使用现有的统编法学教材，三是编写适合国内法学双语教程的教材。笔者认为，直接引进原版教材，容易产生理解上的偏差，不利于教学的进行。外文原版教材多晦涩难懂，尽管原汁原味，但学生理解困难。笔者更倾向于第三种观点，即由中国学者编写适合国内使用的双语课程教材。世界上首本用英文写作的中国国际私法专著是霍政欣的《privateinternationallawinchina》。应当注意的是编写双语教材应符合国家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的要求、严把质量关，且应当正确处理双语教材与统编教材的关系，两者应形成互补的关系，教材难度应当适中。
3.2师资力量。
双语教学最核心的'影响因素当然是教授课程的教师们英语水平的优劣。这不仅要求教师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同时还要求具备丰富的教学经验以及一定程度的英语水平。但是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是，具备扎实专业知识的老师大有人在，口语流利、通过专业八级的英语高级人才也不在少数，但真正能将两者结合，在教学实践中达到预期效果的人却少之又少。而高英语水平的人才，法学专业基础一般较薄弱，知识理论深度不够。
双语教学要求的教师应该是外语水平高，学科知识强的复合型教师，但是我们应当意识到要培养出数量相当可观的此类教师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应当有一个长远的培养计划。首先国家相关部门应当对此类项目投入更多的资源，以刺激各高校有动力开展这样的工作，高校也应当创造条件对现有专业教师进行英语能力的培训。有条件的可以选派优秀教师去国外学习，利用国外丰富的教学资源;另外一方面也可以促进国内外学者的合作，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3.3学生英语水平。
双语教学的开展，也与学生的学习能力密切相关。但是与我国教学的投入相比，我国的外语教学效率并不高。缺乏语言环境、教材脱离实际生活等原因导致我国“哑巴英语”、“聋子英语”的现象比比皆是。
具有扎实的英语功底以及法学基础是学生参与国际法双语教学的前提条件。针对不同水平的学生应当采取不同的方法。一部分研究生已经具备相当的英语水平，使其法律英语水平更快提高的有效的方法之一是，教师布置一定量的国际法相关的翻译作业。学校也应当为推进双语教学设计校园环境，如开设“英语角”，鼓励学生加强英语学习，开展模拟法庭等活动，也可邀请外国法律专家开设讲座，形成良好的学习法律英语的氛围等。只有这样从校园环境出发，才能为双语教学的实施和推广铺平道路。
3.4课堂教学模式。
研究生课堂不同于本科。本科大多进行的是基础的普及性教育，班级人数一般较多，以大课为主。一般采用灌输式教育，而研究生教育由于人数较少，多以小课为主专业性强，更注重开发学生的自主思考能力。但由于受到传统教育的影响，大部分研究生的课堂仍旧多以老师讲学生听为主，缺乏必要的沟通，尤其法律专业知识本身具有不小的难度，再用全英文的教材上课，学生本身也容易丧失兴趣，事先不预习功课更加大了授课的难度。
要使双语教学事半功倍的顺利开展，必须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研究生课堂由于人数较少的缘故，课程设置可更加灵活。课堂除了教师讲学生听的模式，可以采用学生分组讨论、老师最后总结的方式，这样学生掌握课堂的主动权，在上课前查找文献资料，形成自己的观点，围绕一个或若干个主题进行讨论，这样采用英语对话的形式，创造了说英文的环境同时又加强了师生之间的学术沟通。在这样的课堂上，应当尽量少纠结于英语句子本身如何翻译、语句结构、语法问题等，重点应当放在法律语言的语言特点分析上，以及采用法律专业课堂所用的教学方法，如法律条文的理解、司法实践操作以及法学著作的研读等。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双语教学仍旧处在摸索阶段，且存在有许多不足之处，需要教师、学生和整个教育大环境的配合。但是更多人越来越意识到双语教学的重要性，随着大家更多的关注双语教学领域，相信双语教学的普及以及发展肯定会越来越好，也为日益国际化的中国培养更多的外语水平高、专业知识强的复合型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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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邵津.国际法(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3]郭玉军,乔雄兵.国际私法双语教学的思考[j].武汉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
[4]王寅.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国际法论文
不过，从国际法的历史发展来看，古代国际法(或国际法的遗迹)为近现代国际法提供了早期的实践、理念、术语及其概念等。在国际法的历史发展中，基督教因素动态地影响了其发展。从起初《圣经》有关人权、战争的经文、教父神学对战争观的阐释，中世纪教廷有关战争、使节、仲裁等的实践，到近现代社会教廷参与国际条约、参加国际组织、基督教非政府组织参与和影响国际法的实践。可以看出，基督教历史发展起伏对国际法产生了在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历史特征的影响。
基督教对国际法的影响是以《圣经》为基础和核心，以神学为纽带和动力推动国家法发展，进而在国家法的实践和发展中影响国际法发展的。与国家法发展的同时，浸透着基督教因素的国际关系现实也需要相应的国际法。面对不同历史时代的世俗问题，实践中需要信仰通过神学予以有力回应。道德神学全面、系统阐述基督教对于国际关系、国际法的信仰主张，是影响国际法的基础性神学因素。基于神学基调，神学家建构并发展了神学主义法学律，其中有关国际关系、国际法的思想主张丰富了国际法的思想宝库。教廷和基督教非政府组织立足其信仰主张，作为非国家行为体，一方面增加了国际法主体的多元性，另一方面显出传统国际法的内部缺陷并为国际法的发展提供了场域和新资源。
国际法在历史演进中主要是欧洲基督教文明的产物。不过，从基督教的历史发展看，基督教在初期延续并发展了犹太教对国际法的影响。犹太教对国际法的影响是持续性的。
早期的国际法学者有很多受益于犹太教及其法律理念、制度。国际法形成之后，基督教因世俗性的广泛进取对其的影响日渐式微，但延续了此前的基本范畴，并在全球宗教复兴的大背景下对国际法的影响呈现新景象。
从国际法史可以看出，最先有意识、系统化地阐释国际法理论的尝试由15-16世纪西班牙学派的天主教学者和神学家开启，这项工作接着被许多新教的学者，尤其是由荷兰、英国和德国的新教学者接续。法国大革命及其民族国家巩固后，在民族国家与世俗基础上对国际法的系统阐述才变得常见。自然而然地，欧洲基督教文明施与法律的印记使其发展为一般国际法——基于此可以认为，美洲是构成整体的欧洲文明之一部分。而这种智识的领导权现在正处在混乱和被瓦解的过程中。总体来看，这种影响表现为全面广泛、日渐衰减、宗教回归三种形态。从国际法史的角度看，基督教对于国际法的影响可分为1648年之前、1648-1945年、1945年至今三个阶段。
1648年之前，欧洲历经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历史时期。基督教进入法律领域是从罗马帝国定其为国教开始的。基督教对国际法的影响，起先是从罗马帝国的国内法开始的，最初表现为对当时国家政治、法律的影响，在法律观念和国家关系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具有影响力的因素，包括在罗马法中的对外法律规范，是国际法发展的最初渊源之一。
国际法论文
论文摘要：国际合作原则是国际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对于国际环境保护事业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该原则以国际宣言为依据，具有广泛的内容，是人类应对环境危机的必然、理性的选择。但其实施现状并不乐观。国际社会分而治之的政治格局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存在矛盾，为促进国际环境合作的发展，各国需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出发点，让渡主权，坚守合作的承诺，以求实现保护地球环境的最终目标。
论文关键词：国际合作原则；国际环境合作；途径；主权。
一、国际合作原则的依据及有关规定。
国际合作原则的依据是《联合国宪章》、《人类环境宣言》和《里约宣言》。
《联合国宪章》的序言宣布各成员国为促成社会进步和改善民生，要“力行宽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第一条死三款规定联合国的宗旨为“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
《人类环境宣言》第7条规定：“种类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因为它们在范围上是地区性或全球性的，或者因为它们影响共同的国际领域，将要求国与国之间广泛合作和国际组织采取行动以谋求共同的利益。”此条款尤其强调为实现环境目的，需要共同的努力，即“为筹措资金以支援发展中国家完成它们这方面的责任所需要进行的国际合作”。第22、24、25条都有关于这一原则的规定。
《里约宣言》中，有9项原则规定了加强磋商、合作的内容。其中有的是重申《人类环境宣言》的有关内容，是它的具体化。如原则24，关于战争破坏问题，规定各国“应遵守国际法关于在武装冲突期间保护环境的规定，并按必要情况合作”最后一项原则明确规定：“各国和人民应诚意地本着伙伴精神合作”，将这一基本原则概括升华到一个新的水平。
二、国际合作原则的必然性。
首先，国际环境问题的特点决定了各国必须合作，国际环境问题的特点包括全方位，全因子，整体问题与局部问题交叉和互相促进，既有当前症状又有滞后效应等。环境问题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的解决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能单独胜任的。
其次，国际社会由于在政治、经济、科学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不同国家所组成这一基本事实决定了各国必须合作。这些差异导致了各国之间存在很多利益冲突，尤其是经济和正式利益的冲突，这就反感了各国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中的协调行动。各国唯有加强国际合作才能克服这些利益上的冲突，共同致力于国际环境的保护。
最后，国际环境立法和国际环境法的实施要求各国进行合作。国际合作是国际环境立法和国际环境法的实施的必要条件。唯有通过国际合作，各国才能克服利益冲突，制定表现为各国之间的协调意志的国际环境法规则。所有国际环境法律文件的形成过程都是国际合作或经过斗争达到合作的过程。在合作的前提下，各国才能克服利益冲突和政治、司法制度等方面的差异，有效的实施国际环境法。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小。在这一背景下，国际关系呈现两种趋势。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及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增强，加之危机意识的增强、安全概念的扩展，使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权利分配问题敏感而又复杂，体现出一种无法形成“合力”的“离心”倾向，各国均有意强化政府职能，捍卫主权独立；另一方面，全球化导致国家间的联系日益增多，而由此引发的公共问题——无论是金融危机、跨国犯罪、瘟疫流行、环境问题，都使国界形同虚设。这些问题单凭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努力是不能解决的，无论他们有多么强的实力。为了生存，国家之间需要联合起来，共同应对这些问题，他们由此产生一种“合力”。
三、国际合作原则的实施现状。
（一）在环境问题上采取自扫门前雪的态度。
许多国家和地区不关心其他区域或其他国家的环境整治只关心自己领域范围内的环境保护。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和地区有可能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环境治理上来，这样就导致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环境问题日益缓和的同时，另一些国家和地区环境问题日益尖锐。这样全球和地区性的环境问题与矛盾也就往往通过发达和不发达区域显示出来。
（二）南北双方在承担环境保护责任方面存在重大分歧。
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一直是控制与被控制、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是一种不公正、不平等和不合理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在国际生产体系分工、国际金融贸易等方面的斗争，特别是关于环境权益的斗争非常激烈。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片面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将环境与发展割裂开来；利用环境保护干涉别国内政，要求各自放弃一些主权，尤其是在国家对本国自然资源的主权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国际环境合作上缺乏诚意。发达国家在上述问题上采取的立场观点是与发展中国家对立的，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对此，发展中国家从促进发展、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以及有效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出发，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
四、推进国际合作原则实施的途径。
（一）推动全球环境法制化。
环境问题对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的影响正在逐步加深，环境问题将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国际冲突。面对环境安全对国际政治的深刻影响，国际社会已认识到环境问题不能停留在各种论坛上的一般性讨论，必须寻求制定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确保各国加强合作，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国际立法是一种强制性手段，无论哪一国家加入国际环境保护公约，他就在法律上承担了相关的义务与责任；否则，就要在政治上外交上蒙受国际社会的压力，或在国际贸易上处于不利地位。近年来，新的全球性、区域性和双边环境保护条约不断出台，领域不断扩大。国际环境法的迅速发展增强了国际环境保护措施的有效性和强制性，同时也对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产生深刻影响。
（二）开展环境问题上的南北对话和东西协商。
我们共享同一个地球，任何一个局部地区的环境恶化都会对全球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因而，不发达国家在改善环境时遭遇到资金、技术、设备、人才等方面的障碍时，发达国家基于历史和未来的考虑，应给予大力帮助。比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环境治理基点的不同，在发展中国家环境投资的边际成本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可见，从全球来看，环境保护和投资的重点应放在生态环境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应支持发展中国家改善环境的各种努力。尽管在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始终存在争议，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环境保护领域特有原则的最终确立，使国际环境合作具有了更加灵活的实现方式。这一原则号召各国积极应对环境危机，克服环境合作中的分歧与困难以达成共识。
（三）建立可持续发展指导下的国际环境保护合作关系。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全面的发展观，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的经济行为和生活方式，调整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逐步从理论走向实践。为确保持续发展，各国将在制定经济、社会、财政、能源、交通、农业、贸易及其他政策时，进行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并寻求更大范围的国际参与。国际社会也必须在政策、措施上实行更大范围的协调配合，以解决任何可能影响整个生态系统平衡的环境与发展问题。可以相信，未来世界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将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人类在追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路上将最终走到一起。
从全球主义者角度看，生态环境危机造成的一个国际结构性的变化是，国家的传统权利及权力在淡化，而国际社会的共同职责在加强，影响在扩大；变化的特点是，从最低限度的合作目标，朝建立国际规则和承担更大责任的方向前进，朝改善及改造国家内部的组织功能的方向演进，朝形成共同的星球意识的方向演进。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主权弱化的时代。国际环境合作的成功与否依赖各合作主体的合作诚意及采取的实质措施，需要主权国家更多地站在人类共同利益的角度，更多地让渡主权，以长远利益为重，同心协力，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
国际法毕业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金融机构的地位日趋强势，金融消费者利益受损的情况层出不穷，如何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利益成为了金融危机后我国亟需解决的问题。文章对金融消费者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评析了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投资者的关系，并从立法完善、金融机构的自律监管和金融消费者的外部救济三个方面对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的构建提出了一些看法。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消费者；投资者。
此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各发达国家利用本身较为成熟的消费者保护制度，提出并强化了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理念，将金融消费者保护列为金融改革’的核心措施之一，将金融市场的监管上升到了保护金融消费者的高度。同时，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使得金融服务纠纷日益增多，消费者利益保护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鉴于此，我国也要从理念上和立法体系上明确金融消费者保护这一目标，构建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
一、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涵义。
1、金融消费者的概念界定。
近年来我国对于金融消费者的提法逐步增加，但是对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和范围的界定并不统一。2006年正式施行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首次使用了“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指出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应“满足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充分维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利益”；银监会已将购买银行产品、接受银行服务的顾客均视作“金融服务消费者”；保监会也将投保者视为“保险消费者”，但《保险法》并没有采用“消费者”说法；证监部门认为证券投资者具有投资性质，采用了“金融投资者”概念，提出“保护投资者利益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的口号。
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第二条的规定，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由此可见，构成消费者的三个基本特征是：第一，主体是自然人；第二，行为是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第三，目的是为了生活需要。
从我国现实出发，可以看到，金融消费者具备了消费者的基本特点：首先，金融消费者是自然人，即单个消费者构成了消费者群体，消费功能由个人行为的集合体及个人行为集合体的再现而构成；其次，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易行为实质上就是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行为；再次，在现代社会经济条件下，这些行为已经成为自然人生活的一部分，金融消费者购买金融产品的目的就是为了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
金融技术不断发展、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不断加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理财产品、结构复杂的金融衍生品、证券化的保险产品，使得金融消费者与其他领域的消费者相比有其特性：一是盈利性的需求，追求收益的最大化；二是安全性的需求，对风险比较敏感，渴望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佳、安全性好的产品与透明可靠、方便灵活的服务；三是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收入层次不同、消费动机不同，还有不少金融消费者希望金融机构提供一揽子理财服务。
同时，美国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就提到，“金融消费者是指为个人、家庭成员或家务目的而从金融机构得到金融产品或服务的个人”；日本2001年《金融商品销售法》将金融消费者界定为“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为金融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主体”。
由此可见，金融消费者应指的是出于非贸易、非职业或非商业经营的目的，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主体。它可以看作是消费者的一种类型，是消费者在金融领域的延伸。
2、金融消费者的范围确定——兼议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投资者的关系。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实践中银行业和保险业监管部门都基本认同消费者概念，而证券业则倾向于认同投资者概念。对于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投资者之间的关系，我国并未明确，界定也比较模糊。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社会各界在对境外各国，特别是美国的金融改革进行报道、分析、研究的过程中，也往往将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投资者的关系混淆，也产生了金融消费者范围确定的误区，认为购买股票、基金的行为属于投资行为，不受《消法》的保护范围，即金融投资者不包括在金融消费者领域。
根据《cats关于金融服务的附件》中的规定，所谓金融服务，指的是一成员金融服务提供者提供的任何金融性质的服务。其范围除了保险、银行业务以外，还包括了证券市场的业务，例如交易市场、公开市场或场外交易市场的自行交易或代客交易，各类证券的发行及与该发行有关的服务等等。
而且，投资者虽然也有投机的行为，但更多是接受金融消费的服务，包括证券公司、投资咨询公司、基金公司、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服务。因此，个人作为投资者在金融服务中购入金融工具，融出资金。这里的个人不仅是投资者更是消费者。绝大多数金融投资商品的购买者都可以纳入金融消费者范畴。
同时也要注意的是，在金融市场上，投资者与消费者的角色尽管有重合，却从未达到相提并论的程度。即使美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国家，整个社会在实体经济的消费者保护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有周密详尽的法律体系和归责原则，也不乏对抗垄断性大企业的传统，在此次金融监管改革中也仍然将金融消费者保护与投资者保护进行了区分，并没有将投资者完全包括在金融消费者中，用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取代投资者的概念。
笔者认为，对于那些高风险的投资商品，特别是那些需要设置市场准入门槛，需要由专业投资人进行投资的商品，如累计期权商品等金融衍生品的购买者，一般不将其纳入金融消费者的范畴，而仍将其视为普通的投资者。因为他们往往是专业水平很高的投资主体，与金融商品提供者之间是平等的市场主体。遵循高风险、高收益，风险自负的原则，不应倾斜保护。从美国的情况来看也是如此，美国金融改革法案对于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主要强调的是在信用卡、储蓄、房贷等金融领域，并未将那些投资于高风险金融商品的个人投资者纳入金融消费者保护领域，而是仍然单独列为投资者保护领域。
因此，此次金融危机后，我国应该培养金融消费者保护与金融投资者保护并重的监管理念。
一方面，金融企业实力强大，在很多时候、很多地方甚至处于垄断地位；另一方面，消费者金融知识欠缺，面对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产品知之甚少，缺乏准确判断风险理性消费的能力，其弱势地位很明显，金融消费纠纷也已经成为了消费者保护的新热点。
所以，对于银行、保险等市场，应当突出金融消费者保护，将金融市场的监管上升到了保护金融消费者的高度，从而有利于保护金融消费者个体利益，从长远实现金融机构和社会的更大利益，提升金融业竞争力。
对于证券市场，首先就是要在监管构建中充分考虑人的因素，坚持投资者保护，继续将其作为工作重心，完善相关制度。并且，在投资者保护的基础上纳入消费者保护的理念和监管做法。把投资者保护提升为金融消费者保护，可以强化我国金融服务提供者的义务，进一步明确政府在经济社会中的核心地位，突出国家对金融命脉行业的绝对控制，这也是当前国际立法的潮流和趋势。
二、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
1、修改现行立法，明确保护目标。
我国现行的专门性金融法律法规多强调金融机构正常稳定的运行秩序，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鲜有直接涉及，或只作原则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目标不明确，操作性不强。如《商业银行法》第11条提到“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利益”，但它和“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保护商业银行的合法权益”并列一起，没有对金融消费者进行倾斜保护；《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3章对银行业监管机构的职责作了系统规定，却没有明确“为消费者提供适当保护”，更没有一个条文涉及到金融消费者保护。
因此，修改时除需明确保护消费者的目标外，在具体规则的修改完善中还要借鉴国际惯例，注意贯彻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精神，细化金融机构诚信、告知提示、保密等义务，通过明确的规则指引，防止金融机构利用垄断地位侵犯消费者的权益。
再者，从目前我国《消法》的规定来看，对于消费者的定义过于狭隘，只是将“生活消费”列入了保护范围，而由于金融消费者的特殊性，使得金融消费者很难被当前《消法》所保护。因此，应当对《消法》进行修改，在具体修改时，可以考虑在该法中专设章节或增加新条款，突出对金融服务关系与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调整，包括金融消费者的含义、保护原则、范围、金融消费者的权利、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的设立与职责、救济手段等内容。
2、协调各行业法律法规冲突。
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下，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律基础除了专门性金融法律之外，就是由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制定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在实际运用中数量众多，内容相对具体，均是针对着特定领域的特定问题。然而，当前我国金融服务者不仅基于分业经营而向消费者提供证券、保险及信托等金融商品和服务，还基于混业经营的特质而向消费者提供各种非典型化金融产品和服务。无论金融服务的内容如何，金融从业者都遵守着相同或相似的服务规则，如诚信义务、禁止欺诈义务、合理销售义务以及保密义务等。
各领域采用的分别立法模式却使得各自的金融服务规则容易引起冲突。比如，目前商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的理财业务由银监会根据《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进行监管；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则归属证监会，适用《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和《信托投资公司信托管理暂行办法》；保险公司的理财产品又必须遵循保监会制定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暂行办法》。这不仅在客观上造成制定法之间的重复与矛盾，还容易影响到人们对金融消费者概念和范围的正确认识，从而阻碍了金融消费者保护之立法宗旨的实现。
因此，应当提高立法的层次，在现有法律法规中去除矛盾重复的规定，协调各行业法律法规的冲突。
3、制定专门法律法规。
从整体上讲，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金融机构的服务意识不断增强，服务水平不断提高，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障程度有了一定的提高，但金融消费的形式、内容、价格等主要由金融机构决定，消费者基本上处于被动消费状态。金融服务中金融机构的明显强势地位与消费者的弱势地位这一现实并没有改变，消费者权利受侵犯在不同形式的金融消费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要改变消费者在金融服务中的弱势地位，保护其利益，不能仅仅从宏观上进行立法的改变，还要深入到各个具体领域，制定专门性法律法规，增加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深度和广度。因此，我国应当尽快制定和颁布有关专门的法律法规，如加快制定《个人信息保密法》和《征信法》，明确个人信息特别是金融信息的收集和使用范围，加大对违法使用个人信息的惩罚力度，禁止个人金融信息被用于法律规定以外的其他目的；颁布《金融机构破产条例》或《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条例》、《存款保险法》或《存款保险条例》，明确对金融消费者财产权的保护和限制范围，“实现对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又要防范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
三、加强金融机构的自律监管。
1、信息披露机制。
信息披露规则是解决金融市场上交易双方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有效途径。任何消费者在众多金融产品中作出最优选择时始终需要依赖于充分和良好的信息披露。
应该说，目前我国关于信息披露的法律规范体系相对来说已比较健全，已初步形成了以法律为主体，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为补充的全方位、多层次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框架体系。在信息披露监管体制上也基本上形成了以一套事前、事中、事后全方位监管，自律与他律结合的新型信息披露监管体制。
然而，从实际操作来看，我国的信息披露机制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首先，信息披露的质量较低，信息失真、滞后较为严重，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充分性与及时性仍然不尽人意，往往给消费者的决策造成很大的误导，甚至严重损害其利益；再次，复杂的金融产品并没有得到金融机构充分的信息披露，一些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向消费者推荐产品时往往片面鼓吹其收益，对产品风险等或是没有披露或只是口头模糊地披露，误导消费者盲目购买，而由于缺乏民事责任的规定，金融机构即便存在虚假陈述也不需向消费者承担任何法定的民事责任，也就无法成为消费者直接援引并据以主张权利的法律依据，无法有效防止金融机构诸如掠夺性贷款的欺骗性交易行为。
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先进的信息披露制度，进一步完善我国现有的信息披露制度，同时要强化对信息披露监管与执法力度，对金融机构课加信息披露义务，要求所提供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和及时，以满足消费者对信息的需求，将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真正落到实处。
2、金融机构内部设立金融投资者纠纷解决部门。
目前，在金融监管机构内部缺少一个部门专门负责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的事务。在证监会，目前仅有一套具有政治色彩的非透明信访制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处理投诉、调查和纠纷的应对机制；银监会则侧重于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规范性、风险性进行监管，而对银行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还存在很大的不足；保监会则缺乏有效的消费者保护机制。许多金融消费纠纷消费者往往不选择金融行业协会和监管部门进行投诉，而诉诸司法部门或媒体，这种做法激化了消费者与金融机构的对抗情绪，也容易导致金融机构的声誉损害。
在金融消费者投诉程序设置方面，可参照美国的做法，遵循先内部解决，不能达到满意结果时才诉诸外部程序处理的原则。在各级监管机构信访工作的基础上，在金融行业协会内部设立专门的处理金融消费者投诉会员的机构，高度重视金融消费者投诉管理的制度建设，制定相应的处理程序规则，明确处理投诉的部门及其职责，优化投诉处理的资源配置，明确投诉处理的时效性要求，保证金融消费者投诉处理信息的公开透明，注意金融消费者投诉的工作。
3、建立长效监管部门间协调监管机制。
在此次金融危机后的改革中，各国都对跨行业的协调监管进行了重新的制度设计和机构设立，相对于以往各自为政的消费者保护机制，无疑是一种进步。鉴于金融领域消费者保护的跨产品和跨市场特性，必须通过联合监管与相互协作才能避免出现监管漏洞与缝隙，实现对金融消费者的有效保护。
首先，我国监管部门可以考虑从金融产品推销、销售环节，包括咨询服务等相关环节进行各行业的协调合作，实现由对行业的狭义保护向对消费者的广义保护转变。比如，设立金融消费者服务预警机制和联动处理机制。对消费者的各类服务投诉，各行业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和监管部门要准确记录，通过信息收集与交流，建立消费者投诉信息数据库，根据金融消费者投诉的次数和涉及金额进行调查和分析，统一汇总、编制各类数据和报表，通过定期的监测，梳理和化解金融消费者反映强烈的难点和热点问题，识别潜在的消费者保护问题，为金融业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翔实数据和参考依据。
其次，进行机构创新，设立新的协调监管机构。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共同建立了“一行三会”联席会议机制，至今并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其原因主要还是在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协调机构。在《中国人民银行法》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改后，作为中央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其职能更多在宏观调控方面，包括更加独立自主地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履行对金融业宏观调控和防范与化解系统性风险的职能。职能的变化使得中国人民银行并不能在联席会议中发挥强有力的协调作用，导致联席会议的工作力度不够，决策效力不强，联合办公容易流于形式。
结合此次金融危机后各国监管改革，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应当对中国人民银行进行再定位，并对金融协调机制进行重新设计。一方面，应当要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金融稳定中的法定职责和所处的核心地位，进一步赋予中央银行以系统性风险和危机处理的管理权，从而将其从一般监管事务的牵头地位提升到负责应对系统性风险和强化金融稳定的地位。另一方面，修改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增加了第9条的规定，即“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因此，国务院应利用此次金融危机后的改革为契机，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之上设立更高级别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委员会。该机构应直接归属国务院，下设三个专业委员会，即保留现有的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会长由主管金融工作的国务院领导担任，而副会长则从三个专业委员会中选拔任命。与之前的金融业监管联席会议不同，金融监管委员会应是一个实质性监管机构。其在监管过程中要获得更高的级别和行使与相关监管部门的协调权力，发挥实质性作用，三个专业委员会予以配合，一季度至少会晤一次，针对不同金融产品的投资者保护问题进行商讨并进行跨部门协作。
四、构建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外部救济机制。
1、加强对于金融消费者的教育。
第一，政策制定时需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是，在有利于改善产品选择和扩展可持续信贷创新的前提下，加强消费者保护。监管机构要有一个长期的金融知识普及计划，投入大量资源以帮助消费者来提升自己以作出最优金融选择。
第二，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当前金融消费者亟需了解的问题，比如消费者权益的自我保护认识和适用环境以及消费者权益欺诈性侵害的事前自我识别、事中自我控制和事后处理等，围绕着这些内容进行教育。
第三，目前监管部门、自律性组织、金融经营机构都在开展投资者教育工作，但缺乏系统性和统一性，协调配合不够紧密。因此，需要厘清各方的职责，明确分工，加强协调。建立“金融监管机构及各派出机构总体协调、协会全程协助、服务机构直接负责”的三位一体机制。
第四，动员社会力量，利用多种媒体作为载体，编制消费者教育资料、定期发布资讯、接受消费者的信息咨询等，开展长效的金融知识教育和信息支援，从而引导不同层次的金融消费者寻找到适合自身的市场与产品。
2、设立金融消费者保护委员会。
就消费者协会而言，虽然各级消费者协会也受理金融类消费者投诉，但金融理财产品和金融服务情况相对复杂，具有很强专业性和风险性，各级消费者协会往往更侧重于消费者非金融性商品消费和劳务消费的保护，而对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往往有心无力。同时，与一般消费者保护相比，金融消费者保护更加复杂，还涉及到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问题，这也明显超出了中消协职能范围。
我国于2008年6月修改了《中国消费者协会章程》，规定消费者协会可以根据工作的需要设立若干消费者保护委员会，汽车、珠宝、家具等各种专业委员会在各地纷纷成立。针对金融市场上出现的消费者权益受损的现象，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委员会。
金融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可在吸收国外经验、继承消费者组织自身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协助各金融业协会承担起对金融消费者教育的主要职能；监督各金融机构，将消费者意见较大、纠纷较多的某些金融机构的服务或产品，向金融监管机构反映，提请监管机构重视，维护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利益平衡；处理金融市场消费者投诉，就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问题向有关行政部门反映或提出建议，从而为金融机构与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提供一个缓冲和解决的平台。
3、加强金融纠纷仲裁机构的建设。
金融仲裁是化解商事金融纠纷的有效方式，在解决金融争端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我国与世界的交融，我国金融业中涉外因素成分的比例将不断攀升，我国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通过仲裁方式解决金融纠纷的案例越来越多，金融仲裁对金融消费者的法律救济的意义日益显现。
因此，一方面需要加紧完善《仲裁法》、地方金融仲裁立法、仲裁组织的仲裁规则；另一方面要推动行金融争议仲裁机构在各地的建立。
4、加快金融法院的试点。
金融行业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最为活跃、创新最为频繁的领域，因此，金融法也成为现代法律中创新最为丰富的部门之一。如果法院民商审判动辄以缺乏现成法律规定为由拒绝受理相关纠纷，那么这些新型金融交易行为和金融产品便得不到司法应有的保护。一旦这些新型金融交易和衍生品不能得到有力的司法保护，对于购买这些产品的金融消费者的利益则构成了巨大的损害。
由人民法院依法及时、准确地审理纠纷案件，不仅是规范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公正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交易秩序，规范市场行为的需要，也是创造公平公正、有序竞争、规范开放、追求效益的金融软环境的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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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剂使用的国际法规制论文
摘要：我国现行对空域的使用分配采取纯粹的行政分配模式,这种模式完全由政府部门来主导,灵活性不强,也因此引发了空域使用效率不高,空域使用者积极性不强等问题。文章认为为了提高空域的使用效率和保障空域的经济价值,将空域使用权作为一种物权法上的用益物权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由国家来分配空域使用的范围,附条件地设定空域使用权,并且允许空域使用者将空域进行市场交易来实现其收益权权能,让市场发挥其在空域资源配置中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空域使用权;物权法;市场化;。
(一)行政许可授权使用模式。
在民用航空中,空域的使用主要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利用空域来进行货物或旅客运输。主要涉及两方面具体资源:航班时刻和航线。这两种资源对航空公司的运营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是否能拿到热门航班的时刻和效益好的航线,直接决定了航空公司经济收益的高低。如何配置这两项公共资源一直都是空域使用主体以及国家空域管理部门重点关注的对象。现阶段我国采取的是行政分配为主的模式,这种模式造成了航线、航班时刻分配过程不够公开透明化,获得空域使用权的承运人可能会滥用空域资源,直接造成空域的使用效率低下。
目前,国内航线的配置采取做法是:根据航空公司的申请,民航局和民航地区管理局核准该申请或许可登记。这是一种单纯的行政许可方式。有些空运企业,尤其是承担政府协调或执行指定的特殊贫瘠航线飞行任务的企业,民航管理部门会根据他们提出的申请酌情增加由其始发的航线或开辟该地区效益较好的航线,航空公司可以以这种方式获得一些额外的航线经营许可使用权。依据《中国民用航空国内航线经营许可规定》第三十七条,航线经营权不可以租赁、转让、买卖和交换。这就从根本上禁止了航线通过二级市场的分配进入市场自由交易。
根据《民航航班时刻管理暂行办法》,政府主导的行政分配机制是我国航班时刻的配置方式,航空公司必须持有运行合格的审定证书后才可向航班时刻协调机构提交申请,航班时刻协调机构负责航班的协调工作,考虑申请航班时刻的性质,审核是否符合航班时刻申请的条件,并结合“祖父原则”和“先到先得”等原则来决定是否许可航空公司使用申请的航班时刻。航班时刻的具体协调、分配与使用监督工作则由中国民航局空管局和地区管理局来负责。它们设立航班时刻协调机构,机构承担航班时刻具体协调、分配与使用监督工作。从经过协调之后确定的最终航班时刻结果公布到新航季确定期间,申请定期航班的航空公司不能调整其获得的航班时刻。在时刻池中没有得到分配的时刻和已经分配未使用的定期航班时刻可以用于不定期航班和通用航空飞行。但是根据规定,航班时刻交换只能发生在航空公司内部和航空公司之间。总的来说,就是承运人获得航班时刻的使用权后,不能放入市场进行出租、出售、抵押等二次交易活动。
(二)行政许可模式存在的问题。
1.条文规定不够全面。
当前国内分配空域资源方式的弊端显而易见。在《民用航空法》中,用有限的几条条文来大体上确立航线分配和航班时刻的行政许可制度,赋予了民航主管部门的行政许可主体地位,申请资格、许可原则、许可条件、许可程序、听证制度等重要内容在《民用航空法》中并没有体现。根据《民用航空法》和《行政许可法》的授权,民航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是行政权力下的产物,具有规范性文件中固有的局限性、滞后性、不稳定性。
2.过度的行政干预不利于空运企业的自由竞争。
虽然发布规范性文件是现阶段民航局管理、调整空运企业经营国内航线的重要手段,但涉及面较广的行政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空运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国内航线经营许可规定》是空域使用行政许可模式的较为基础的规定,效力级别是部门规章,在这效力之下还有《进一步改革国内航线经营许可和航班管理的办法》、民航局国内航线经营许可评审委员会制定的每航季经营许可评审规则,等等。正是这些规定给航空运输企业划定了从申请、批准、后期使用、交换等流程的条条框框的规定,想要高效地使用获得的空域似乎也比较艰难;再者,像《国内航线经营许可规定》这样很早之前制定的规章在整个管理体系中还有很多,已滞后于一直在进行的民航管理体制改革;这些文件的部分内容条款实用性不强,例如空运企业在航空安全、航班正常、服务质量、诚实信用方面的业绩优劣是核准该企业进入航线经营的条件,航空公司的业绩优劣却没有一套标准化的操作规则。
航班时刻和航线分配是政府一手主导,在这种纯粹的行政许可的模式下,航空公司难以插手,也不知道民航管理部门行政审批的程序,只能被动地接受民航管理部门许可的空域,由于民航管理部门不允许航空运输企业在一定范围的变动,航空运输企业想要交换自己获得的空域需要经过一系列繁复的程序,由此造成航空公司的积极性被抑制,航班时刻和航线资源的利用率不高。作为空域资源的直接利用者,空运企业为了获取高收益而竭力去争取高峰时刻,不申请或闲置申请的效益较低的非高峰时刻,导致了不同时刻之间分配不均衡,非高峰时刻没有公司愿意运营,出现航班时刻的虚占和囤积现象,使资源浪费和闲置。这也是导致纂改获取的既定航班时刻、高峰时刻的拥挤、航班延误,以及非高峰时刻的浪费等现象的原因之一。
二、空域使用权利物权法规制的适用。
(一)物权法规制空域使用权的价值。
一旦将空域资源纳入物权法规制,就意味着将空域资源进行物权化利用,进入了私权领域。这和传统的行政许可后航空运输企业在自己被划定的运输范围内各自相安无事的模式相比,将是一种有着更加多的市场交流互动,更加充分地调动航空运输企业积极性以及更加高效利用空域的体制机制。
空域使用权当作一种用益物权可以被占有、使用、收益,也可以进入市场进行抵押、租赁、转让,这意味着使用空域有了一套更为便捷高效的运作方式,这能直接提高空域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经济价值。和行政许可后使用空域相比,权利人因为可以自己排他性的使用而会更加看重自己获得的使用权,会尽力提高空域使用效率从而使自己获得最大化的经济利益,以减少目前存在的许多航空公司闲置航班时刻、不使用获得的空域的现象。空域使用权作为用益物权取得民法上的调整也是迈入市场化的重要途径,当空域使用者取得了空域使用权之后将空域放入市场进行互易、出租、抵押担保时,也就间接地发挥了市场在空域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再者,在现阶段的纯粹行政许可模式中,因为国家行政干预程度较大,空域使用权出现了没有超过规定使用期限却被任意收回的情况。如,根据《国内航线经营许可规定》第四十条,管理部门颁布了多部行政法律规范,为航空公司也就是具体的空域使用权人设定了各种限制,这样直接降低了航空公司的积极性。另外,再以航空公司违反有关规定为由收回其空域使用权,导致权利人无权再使用空域,使航空公司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最后可能直接导致破产。航空公司的空域使用权利得不到很好的保障的情况下,自然不会有效地利用自己获得的空域资源。
1.可避免空域资源产生浪费。
由于现行纯粹的空域使用行政许可的分配模式的不足,使得空域作为国家资源产生了极大的浪费,因此确立以市场为导向改革和创新空域资源分配模式显得尤为必要。在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中,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是独立的市场主体,自己控制人、财、物力等资源的流向、组合比例和流量,一切生产经营活动也都由企业自己自主地安排和组织。政府则发挥宏观调控的经济职能:通过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引导企业把资源配置到社会最需要、最有效率的产品生产上去,以保持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市场机制在庞大的市场中通过需求与供给的相互作用及灵敏的价格反应自如地支配经济运行。应用于空域资源的配置,当航空公司成为了空域资源的配置主体,而政府只是在宏观方面进行把握,航空企业为了不被竞争对手排挤出航空运输业,就会更加珍惜自己获得的空域使用权从而优化使用方案,和其他航空输运企业的竞争也使得空域资源不断得到更高效地利用。空域资源在合理的程度内自由流动,打破了行业和地区限制,空域资源向航空运输最需要的部门的转移才能够更好地实现。
2.符合物权特定性、排他性、可支配性要求。
要引入市场机制,首先得明确空域资源的属性:空域作为国家资源的一种,其所有权是属于国家的。但是这并不影响把空域使用权作为一种物权纳入物权法进行保护。那么如何来理解空域能够作为物权法上的物就成为了空域使用物权法规制的关键性环节。我国物权法中规定了物权的种类和物权的内容必须由法律直接来规定。目前我国的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空域是物权法意义上的物。要想突破这一限制,在未来相关法律修改时可以考虑把空域作为特别法意义上的物从而使空域这一国家资源也纳入物权法的范畴。
根据物权的定义和排他性、可支配性、特定性、绝对性等特征。在民用航空运输活动中,在地面上空为航空器飞行需要而划定的空中区域往往是固定的,监管空域的相关部门不会随意扩大或者缩小空域的范围。分配给空域使用者的使用空域也具有较为固定的期限和空间范围,即使每一次航空器飞行时利用的空域不是固定的,但是仍然在当初管理部门批准使用的时空范围之内。这样使用空域资源在时空方面就有了特定性,符合物权的特定性要求。再者,使用者在管理部门允许的时间空间范围内可以排他性地使用空域,在合理的空域使用范围内由自己支配,有不受其他主体干扰的权利,有权禁止对方使用该特定的时空,除非他人的使用不对其构成威胁。这也符合物权的排他性和可支配性要求。使用空域时权利人是特定的,他们使用空域是为了从事航空运输活动并从中获取一定的利益。故把空域使用权纳入物权法保护就有了可行性。
三、空域使用权物权法规制的方式:以权利获得为核心。
(一)合理使用空域使用权。
空域使用权的客体是特定的时空利益,体现为在一定时空的通行利益。前文已经分析过,时空利益的特定性体现在空气空间中通行的区域和固定的通行时间的.特定性。在权利人获准使用空域资源的范围内,权利人有权禁止他人使用该空域,但是他人使用不对权利人构成妨碍时除外。空域使用权定性为用益物权,空域的所有权人是国家,民航局代国家对空域进行监督管理,具体的航空承运人根据申请或其他方式能够获得空域的使用权。空域使用权可以成为一项附使用条件的用益物权,其条件就是空域的使用效率,一旦空域使用权人对空域的使用率低于法定或约定的要求时,空域使用权经所有权人主张并注销登记而归于消灭。这样的处理方式也符合用益物权因法定原因而消灭的法理。
(二)确定空域使用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了关于用益物权的范围,空域使用权作为用益物权的一种当然也可以由单位或个人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使用,但是为了规范管理,应当由国家来划定军用和民用空域的范围,合理地确定民用军用的比例,这样也能够明确在民用航空运输中航空承运人能够使用的空域范围。空域使用人必须严格依照国家划分空域的相关规定中确定的范围来使用空域,可以从总体上确认有偿使用的空域使用制度,由法律明确规定空域可以由单位、个人使用,而使用者有合理、保护、管理空域的义务。
空域使用权的初次获得——国家资源初次分配给个人使用,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在确定了民用航空的空域使用范围之后,可以按照用途来管理使用空域的制度,由民航局负责对民用航空使用空域的范围提出一些规划,划定航空运输和通用航空之间的空域范围,按照国家规定组织建设和使用空域,监督和管理民用航空活动使用情况。空域使用权的获得必须经过国家相关管理部门的批准授权和核准登记,但允许市场化的手段来操作这一过程。
(三)采取灵活方式分配航班时刻。
比如针对我国航班时刻而言,可由民航运输相关主体共同讨论议定如何市场化地分配这一空域使用权。原则上,通过集体决策,进而纳入民航运输产业公共政策的范畴,保证航班时刻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最大化原则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通过程序正义来保障时刻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和公正性,达到平衡各方利益的局面。故可以考虑采取抽签、拍卖加使用费、行政分配等方式来分配航班时刻。可以参考国外采取抽签来分配航班时刻的优秀经验设计出一套适合我国的抽签分配方式。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国内前一次抽签分配未分配完的航班时刻和新增加的航班时刻,采用抽签方式予以分配,一年内春夏航季和秋冬航季各一次,有关部门在公开出版物或专门时刻网站上发布抽签日期和程序并组织抽签活动,参与者必须是符合在协调机场运营并提供定期客运服务条件的所有国内航空承运人,分为新进入者和在位承运人;每一轮抽签中,优先保证少量时刻供新进入者选择,我国建立的时间池不仅包括本年度新增加的时刻和上年独为分配完的时刻,还包括航空公司违反规定而被收回的时刻。如,2016年1月20日共有38家航空公司参加浦东机场2016年新增航班时刻抽签仪式,抽中后航空公司将拥有时刻的三年使用权,但是同时为此需要相应支付一定使用费。最终,七组新增国内时刻分别被东航、上航、春秋航空等航空公司抽走。
2015年12月30日,在广州白云机场,民航局开展以“时刻拍卖”为模式的初级市场改革试点。在该种模式的试点中,对通过资格审查的航空公司一视同仁,不区分所有制性质,不区分规模大小,平等参与竞拍。民航局选择了第二价格密封拍卖的方式,出价最高的竞拍者胜出但需支付第二高的价格。拍卖成功后,航空公司即获得相关航班时刻使用权。需要说明的是,采取抽签、拍卖等市场化的分配方式不代表就完全放弃了行政分配方式,行政分配方式也有其自身的优点,其仍然是航班时刻初次分配的一种方式,是空域使用者获得航班时刻的获得方式之一。
(四)控制交易风险。
在二级市场领域,权利人在初次获得空域使用权之后,获得占有、使用、收益的排他性权利。权利人因此可以把空域使用权质押、出租、交易,可再一次的将空域使用权转让给其他主体,这也是空域使用权的收益权权能的实现方式之一。权利人一旦将这种权利转让,意味着将当初获得空域使用权的一系列权利义务也随之转让,并且为了保证空域的安全,必须规定空域使用权不能在转让之后改变民用运输的用途,且整个过程需要由相关部门全程监管,把交易风险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为了防止空域使用权人只是为了通过转让获取差价而申请使用空域使用权的行为,在法律中规定申请空域之后权利人没有使用空域的行为就不得将自己手中的权利转让出去。而具体的交易规则则有赖于民航管理部门和空域的使用者们共同来商榷。
四、结语。
允许空域使用权作为一项物权而进入私权领域是一项重要的理论革新,也是把国家空域资源市场化的途径。能够直接促进空域资源利用的效率和经济价值,保障空域使用权不被任意的收回。但是也要看到,把空域使用纳入物权法规制仍然有许多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如空域的使用受空中交通管理、机场协议等限制对权利的行使有什么特殊影响等,未来应当加大在此方面的研究,努力使空域使用权成为我国一项可操作的法律制度,最终促使空域使用效益的最大化。
国际法论文
对于国际法渊源的内涵，即什么是国际法的渊源，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个派别。
(一)单一内涵学派。
大部分学者认为，国际法渊源的内涵是单一的，其中主要流派有三个。其一，起源说，即认为国际法渊源是现行国际法律规范的起源地。例如王铁崖教授认为:“法律渊源是法律原则、规则和制度第一次出现的地方。”劳特派特修订的《奥本海国际法》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其二，形式说，即认为国际法渊源就是现行国际法律规范得以显现的表现形式。例如苏联学者伊格纳钦科和奥斯塔频科认为:“国际法的渊源乃是协调国家意志的形式，是在互相接受的基础上把国家(以及其他主体)达成的协议固定下来的形式。”其三，程序说，即认为国际法渊源是现行国际法律规范的造法程序。例如周鲠生教授认为:国际法渊源是指国际法作为有效的法律规范所以形成的方式或程序。
(二)复合内涵学派。
另一部分学者主张国际法渊源可以有多重内涵，其中最主要的流派是主张国际法渊源为“实质渊源+形式渊源”。例如李浩培教授认为:“国际法渊源，正如国内法渊源一样，主要区分为实质渊源和形式渊源两类。国际法的实质渊源指国际法规则产生过程中影响这种规则的内容的一些因素，如法律意识、正义观念、连带关系、国际互赖、社会舆论、阶级关系，等。国际法的形式渊源是指国际法规则由以产生或出现的一些外部形式或程序，如条约、国际习惯、一般法律原则。”詹宁斯、瓦茨修订的《奥本海国际法》也持类似观点。除上述观点外，复合内涵学派中还有一些其他意见。例如梁西教授认为:对国际法渊源的多种解释中，一种是指国际法作为有效法律规范所由形成的方式，另一种是指国际法渊源第一次出现的地方。两者各有侧重，可以兼采其长。
二、国际法的形式独立于国际法的渊源。
国际法学作为法学的具体分支，其许多概念和理论植根于法理学，渊源问题也是如此。对国际法渊源的内涵之所以众说纷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法理学作为法学基础学科，自己也没有在“法的渊源”问题上达成一致。翻阅中外法理学著作，对“法的渊源”的解释同样是五花八门。由此，凯尔森不禁感慨:法的渊源是个被学界搞得“极端模糊不明”且赋予其种种涵义的概念。博登海默也说:“法的渊源这个术语迄今尚未在英美法理学中获得一致的涵义。法理学的研究滞后拖累了国际法对自身部门法渊源的探究。从法理学角度考察，笔者认为，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很多学者要么把法的渊源和法的形式等同起来，要么认为法的渊源已经包含法的形式，可事实上两者不但互不等同，而且相互独立。
(一)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法的渊源不等同于法的形式。
在法理学上提出需要对法的渊源和法的形式进行区分的观点，最早可追溯至克拉克在1883年出版的《实用法理学》一书。一些国外学者的著作，如高柳贤三的《英美法源理论》、庞德的《法学肄言》等，也都有某些类似的意思。在我国，明确提出需要对法的渊源和法的形式进行区分的代表人物是周旺生教授。他认为:“法的渊源与法的形式有密切关联，但它不是法的形式。法的渊源有可能被选择和提炼为法，或有可能形成为法，对法而言，它是一个可能性的概念;而法的形式则是已然的法所采取的表现形式，它表明不同的法具有各自不同的效力等级，对法的渊源而言，法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法的渊源发展的结果。”国内其他学者也有类似观点。例如王勇飞先生也认为:“法的.渊源与法的形式，是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不能混淆。”形式说将法的形式和法的渊源人为地画上等号，显然是一厢情愿的。
三、国际法形式的内涵界定。
既然法的形式独立于法的渊源，那么在界定国际法渊源的内涵时，就必须首先剥离国际法的形式。那么国际法的形式又如何界定呢?首先，按照法理学的一般观点，法是由三大要素组成的，即法律概念、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这三大要素的组合就构成了法的形式。国际法也不例外。其次，国内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保证实施的。但由于世界上不存在“超国家”机构，因此，国际法只能由国际社会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单独或集体的强制措施保证实施”。再次，国际法的形式具有一定约束力。法的本质特征之一无疑是具有约束力，否则就不能称其为法。国际法也是如此。但笔者想强调的是，国际法形式所具备的只是“一定”的约束力，也就是说:。
(1)并非只有全部国际法主体都遵守的法律规范才是国际法的形式。例如国际条约分为造法性条约和契约性条约两种。有人认为只有造法性条约才是国际法的形式，契约性条约由于约束不了第三国，所以不是国际法的形式。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对的。因为特定的法的形式所约束的对象是有限的，但是这种有限性并不妨碍它作为法的形式的根本属性。例如上海的地方立法一般无法约束北京市民，但这并不影响它是法的形式这一属性。国内法况且如此，我们就没有理由去苛求国际法的所有形式都必须具有普遍的、绝对的约束力。
(2)国际法的形式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并不意味着国际法主体在违反国际法后必须实际得到惩罚。“约束力”是一个“应然”概念，“制裁”是一个“实然”概念，“有约束力”不等于“制裁”，“不制裁”并不等于“没有约束力”，更不能说“不是法”。而且正如李浩培先生所说:“各国遵守国际法的事例，较之违反国际法的事例，在数量上要大得多。实际上，遵守国际法是原则，违反国际法是例外。”即使是国内法也很难做到完全的“违法必究”。综上分析，国际法的形式是指由国际社会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单独或集体的强制措施保证实施的，具有一定约束力的法律概念、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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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渊源论文
摘要：灾害发生过程中的人道主义援助活动普遍存在，却尚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一般性国际条约或习惯使之规范。为此，国际法委员会正在研究基础上集中编纂一些规则，以期在不远的将来用国际法促进相关权利与义务的实现。本文将从国际法渊源的角度出发，试论灾害中人道主义援助的合法性。
关键词：人道主义援助；灾害；直接渊源；辅助性渊源。
第一文库网辅助性渊源。
1981年，约旦常驻联合国大使向秘书长提交了一份建议，批评现有的'人道法只适用于武装冲突而不适用于灾害（包括自然灾害和技术灾害）。1988年，联大通过第43/131号决议，旨在推动灾害领域内对受害者的援助。，联大第67次会议通过的决议确认目前有大批民众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包括境内流离失所者，因此需要满足世界各地因自然灾害造成境内流离失所而引发的人道主义需求。因此，联大吁请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和其他相关的人道主义和行为体加快履行承诺，向经常发生自然灾害的发展中国家和处于物质、社会和经济持续恢复过渡阶段的受灾国家提供援助，并为灾后复原工作提供援助；强调指出为进一步提高人道主义援助效力，应努力开展国际合作，鼓励所有会员国充分依照第46/182号决议及其附件的规定，在充分遵守人道、中立、公正和独立的人道主义原则以及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在内的国际法规定的义务的情况下，尽可能协助转运在国际救灾工作中包括从救济到发展的各个阶段所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和发展援助。
国际法碎片化和国际法体系的效力论文
摘要：国际法,是调整国家间关系的法律原则和规则，涉及国家间政治、经济、法律各个领域，是国家间进行交往的行为规范和维护国际社会正常秩序的法律标准。只有做好国际法的研究工作才能保证国家交往与合作的正常进行，更好地保护各国的自身权益和维护与发展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关键词：国际法国内法发展。
1.全球化与国家主权。
国内外的学者们认为,国家主权作为当代国际关系的基石是毋庸置疑的,但不能绝对化,主权的行使也要受到某些限制,这是为了解决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所必需的。但如何限制,限制多少,学者们见解各不相同。有学者指出,国家主权包括经济主权。对主权的限制是基于国家的认可,是主权权力行使的表现而不是剥夺。尽管主权在经济全球化中不会消亡,但主权的行使必定受到来自国际社会和国家内部的限制。有学者认为,主权与全球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矛盾,这也决定了主权行使的限制。还有的学者提出,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应把主权的功能界定为一种对话的实践,使国际法律体制由强制性模式向管理性模式转化。多数学者赞同从现实来看,主权不会消亡,将是现代社会的基石,但全球化带来的许多重大影响值得细化研究。
2.国际法与国内法。
法的内在特质的'普遍性与形式特征的共同性以及法治社会对法律体系融合协调的基本要求,决定了国际法与国内法必须且只能在法律规范的统领下和谐共生、协调一致。从规范上看,既可以是单个规范之间的一致,也可以是由个体规范组成的规范群的调适,还可以是规范性法律文件间的妥协。从方式上讲,国际法律规范与国内法律的协调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不在于国内法与国际法孰先孰后或平行对待,关键在于法的本身是否为良法,而正义与秩序才是衡量法律之善的尺度。
有学者提出,传统法理以维护民族国家的主权为核心,因而国际法不能以限制缔约国的主权来对缔约国产生法律效力,而只能在缔约国主权限制下对缔约国产生一定程度的义务约束。但二战后及联合国成立以来,缔约国在履行国际法的义务时,其本国的主权不可能完全不受影响,国家主权学说不得不面对国际法领域出现的新问题作适应性的调整。影响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新问题有许多,独立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欧盟法院、世界贸易组织等在监督国际法实施中的影响、国际人权公约给传统法理带来的影响等。研究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不能抽象地、无针对性地议论,而要就国际法与国内法发生联系的具体情况和条件区别论证。
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在国内如何适用的问题,由于宪法没有明文规定,学者众说纷纭。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修改宪法或在宪法性法律如立法法、缔结条约程序法等中加入有关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关系的规定,使国际条约具有高于一般国内法的地位,二者并用,在二者发生冲突时,优先适用前者。因为在我国批准参加的国际条约和制定法律的两种议案要经过同样的审批程序,并且经同一立法机关审议进行,二者不会发生矛盾。
有学者认为国际条约和国内立法是两个不同的法律领域,国内法院直接适用国际条约不仅将导致国家主权对内职能的削弱,而且也不利于国家履行条约的国际义务。我国应修改原有的国内立法或者制定新的法律法规,使其符合我国所缔结的国际条约的要求,即要以执行国内法的方式适用国际条约。
国际法和国内法是不同的法律体系，但由于国内法的制定者和国际法的制定者都是国家，这两个体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彼此不得互相对立而是互相紧密联系的，互相渗透和互相补充的，国家在制定国内法时，应考虑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不应违背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国家在参与制定国际法时应考虑到国内法的立场不能干预国内法，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可以从各国的国内法得到补充和具体化，国内法可以从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得到充实和发展。两者互相补充、互相渗透、但不是互相干扰和排斥的：国际法不得干预国内法，国内法不得改变国际法，两者的关系应该是协调一致的。
3.国际法的未来发展与制约因素。
首先，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断为人类活动开辟新领域。世界的范围相对地缩小了，人类的关系空前地密切了。科学技术对国际关系的深刻影响，也必然会反映在国际法的发展上，从而使国际法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变化。近现代国际法是如此，当代国际法亦然。今天，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人和社会的深远影响尤为明显，它也深刻地影响国际关系的发展，推动了国际法各个分支的演进。
回顾国际法的演进，我们能够找到许多反映科学技术对国际法规则的产生和发展有影响的例证。然而，国际法的发展经常滞后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不能很好地适应国际社会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进展所带来的严重的利益冲突所导致的。这几乎体现在国际法的各个领域。例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外层空间的探索和利用、国际海底开发制度、知识产权以及如何弥补南北经济发展的鸿沟等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科学技术本身当然不能为自己制定规则，人类也同样不能成为科学技术的奴隶。唯一的选择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制定新的国际法规范以适应国际社会的需要。
其次，国际法不可能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它深受国际社会各个方面，特别是国际政治的制约。事实证明，公正、合理的国际关系有助于国际法的发展，而国际强权政治会窒息国际法的生机，因为它为国际法划定了一个非常狭窄的天地。人们从国际法的历史演进中可以发现，国际法对国际政治有一种畸形的从属性。中世纪和近、现代国际法，都是如此。
参考文献:。
[1]梁西.国际组织法(修订第五版)[j].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2]余敏友.以新主权观迎接新世纪的国际法学[j].法学评论,2000年第二期.
[3]黄世席.全球化对国际法的影响[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1期.
[4]潘抱存.论国际法的发展趋势[j].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
国际法论文
摘要：
本文从国际法专业研究生的双语教学实践现状出发，阐述了双语教学在研究生教育中的必要性，指出为顺应时代的发展以及考虑到国际法课堂教育的特殊性，应当提倡双语教学，并针对改革面临的问题从选用教材、师资力量、水生英语水平、课堂教学模式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完善的建议。
关键字：
双语教学；国际法教学；师资力量；课堂教学模式。
1.什么是双语教学。
双语教学在英语中称为“bilingualeducation”，世界语言学专家m.f.麦凯指出，“双语教学这个术语指的是：以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的教育系统，其中一种语言常常是但并不一定是学生的第一语言。”目前国内外关于双语教学的定义林林总总，没有定论。鉴于我国双语教学实际情况，本文所探讨的国际法双语教学是指采用英语和汉语进行的法学学科教学。
2.国际法专业研究生双语教学的必要性。
2.1顺应时代的发展。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我国经济实力的显著增长，对外经济交往和国际贸易发展迅猛，这就需要大量既有扎实法律专业基础又熟练掌握英语的复合型人才。在此时代背景下，教育部于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工作的若干意见》，进一步要求提高双语教学课程的质量，并继续扩大双语教学课程的数量。这就明确要求各高校将双语教学纳入教学实践，使得双语教学成为必要。
首先，国际法作为法学的分支不同于自然学科的客观性与确定性，法学是一门具有浓厚主观色彩的学科，不同的国家存在不同的法律制度，如美国属于英美法系而德国则属于大陆法系。再加上各国的文化差异、风俗习惯不同而形成的法律制度、规则等更是大相径庭。
其次，国际法是指调整国际法主体之间、主要是国家之间关系的，有法律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国际法不同于国内的民法、刑法等处理的是一国内部的法律关系，国际法更多涉及的是各国签订的条约、国际惯例等。又由于国家之间具有不同的法律制度、风俗习惯等，尤其法律本身的专业性，术语众多，所以仅掌握一门语言是不够的。鉴于国际法本身的特点，运用双语教学方法进行国际法的教学显得尤为重要。
3.国际法专业研究生双语教学改革面临的问题以及改善方法。
国际法专业的研究生，要想提高科研能力，写出一流的文章，必须对国外最新的专业资料进行研读，若不全面强化自身英语语言能力,就无法形成相对于其他专业的优势,也不能胜任相关实务工作,其专业实践能力就难以得到提升。因而,无论是从培养目标还是专业特点的角度看,都应引入双语教学,目的是在提高学生英语能力的基础上来全面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实践能力。
3.1选用教材。
选择什么样的教材是进行双语教学非常关键的问题。目前，关于法学双语教材的选用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关于法学双语教学应当采用什么样的教材，国内存在有三种观点：一是引进原版教材，二是使用现有的统编法学教材，三是编写适合国内法学双语教程的教材。笔者认为，直接引进原版教材，容易产生理解上的偏差，不利于教学的进行。外文原版教材多晦涩难懂，尽管原汁原味，但学生理解困难。笔者更倾向于第三种观点，即由中国学者编写适合国内使用的双语课程教材。世界上首本用英文写作的中国国际私法专著是霍政欣的《privateinternationallawinchina》。应当注意的是编写双语教材应符合国家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的要求、严把质量关，且应当正确处理双语教材与统编教材的关系，两者应形成互补的关系，教材难度应当适中。
3.2师资力量。
双语教学最核心的'影响因素当然是教授课程的教师们英语水平的优劣。这不仅要求教师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同时还要求具备丰富的教学经验以及一定程度的英语水平。但是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是，具备扎实专业知识的老师大有人在，口语流利、通过专业八级的英语高级人才也不在少数，但真正能将两者结合，在教学实践中达到预期效果的人却少之又少。而高英语水平的人才，法学专业基础一般较薄弱，知识理论深度不够。
双语教学要求的教师应该是外语水平高，学科知识强的复合型教师，但是我们应当意识到要培养出数量相当可观的此类教师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应当有一个长远的培养计划。首先国家相关部门应当对此类项目投入更多的资源，以刺激各高校有动力开展这样的工作，高校也应当创造条件对现有专业教师进行英语能力的培训。有条件的可以选派优秀教师去国外学习，利用国外丰富的教学资源;另外一方面也可以促进国内外学者的合作，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3.3学生英语水平。
双语教学的开展，也与学生的学习能力密切相关。但是与我国教学的投入相比，我国的外语教学效率并不高。缺乏语言环境、教材脱离实际生活等原因导致我国“哑巴英语”、“聋子英语”的现象比比皆是。
具有扎实的英语功底以及法学基础是学生参与国际法双语教学的前提条件。针对不同水平的学生应当采取不同的方法。一部分研究生已经具备相当的英语水平，使其法律英语水平更快提高的有效的方法之一是，教师布置一定量的国际法相关的翻译作业。学校也应当为推进双语教学设计校园环境，如开设“英语角”，鼓励学生加强英语学习，开展模拟法庭等活动，也可邀请外国法律专家开设讲座，形成良好的学习法律英语的氛围等。只有这样从校园环境出发，才能为双语教学的实施和推广铺平道路。
3.4课堂教学模式。
研究生课堂不同于本科。本科大多进行的是基础的普及性教育，班级人数一般较多，以大课为主。一般采用灌输式教育，而研究生教育由于人数较少，多以小课为主专业性强，更注重开发学生的自主思考能力。但由于受到传统教育的影响，大部分研究生的课堂仍旧多以老师讲学生听为主，缺乏必要的沟通，尤其法律专业知识本身具有不小的难度，再用全英文的教材上课，学生本身也容易丧失兴趣，事先不预习功课更加大了授课的难度。
要使双语教学事半功倍的顺利开展，必须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研究生课堂由于人数较少的缘故，课程设置可更加灵活。课堂除了教师讲学生听的模式，可以采用学生分组讨论、老师最后总结的方式，这样学生掌握课堂的主动权，在上课前查找文献资料，形成自己的观点，围绕一个或若干个主题进行讨论，这样采用英语对话的形式，创造了说英文的环境同时又加强了师生之间的学术沟通。在这样的课堂上，应当尽量少纠结于英语句子本身如何翻译、语句结构、语法问题等，重点应当放在法律语言的语言特点分析上，以及采用法律专业课堂所用的教学方法，如法律条文的理解、司法实践操作以及法学著作的研读等。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双语教学仍旧处在摸索阶段，且存在有许多不足之处，需要教师、学生和整个教育大环境的配合。但是更多人越来越意识到双语教学的重要性，随着大家更多的关注双语教学领域，相信双语教学的普及以及发展肯定会越来越好，也为日益国际化的中国培养更多的外语水平高、专业知识强的复合型人才。
参考文献：
[1]李燕.美国双语教师培训制度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d].华东师范大学,2004.
[2]邵津.国际法(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郭玉军,乔雄兵.国际私法双语教学的思考[j].武汉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4]王寅.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国际法论文
摘要：
本文从国际法专业研究生的双语教学实践现状出发，阐述了双语教学在研究生教育中的必要性，指出为顺应时代的发展以及考虑到国际法课堂教育的特殊性，应当提倡双语教学，并针对改革面临的问题从选用教材、师资力量、水生英语水平、课堂教学模式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完善的建议。
关键字：
双语教学；国际法教学；师资力量；课堂教学模式。
1.什么是双语教学。
双语教学在英语中称为“bilingualeducation”，世界语言学专家m.f.麦凯指出，“双语教学这个术语指的是：以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的教育系统，其中一种语言常常是但并不一定是学生的第一语言。”目前国内外关于双语教学的定义林林总总，没有定论。鉴于我国双语教学实际情况，本文所探讨的国际法双语教学是指采用英语和汉语进行的法学学科教学。
2.国际法专业研究生双语教学的必要性。
2.1顺应时代的发展。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我国经济实力的显著增长，对外经济交往和国际贸易发展迅猛，这就需要大量既有扎实法律专业基础又熟练掌握英语的复合型人才。在此时代背景下，教育部于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工作的若干意见》，进一步要求提高双语教学课程的质量，并继续扩大双语教学课程的数量。这就明确要求各高校将双语教学纳入教学实践，使得双语教学成为必要。
首先，国际法作为法学的分支不同于自然学科的客观性与确定性，法学是一门具有浓厚主观色彩的学科，不同的国家存在不同的法律制度，如美国属于英美法系而德国则属于大陆法系。再加上各国的文化差异、风俗习惯不同而形成的法律制度、规则等更是大相径庭。
其次，国际法是指调整国际法主体之间、主要是国家之间关系的，有法律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国际法不同于国内的民法、刑法等处理的是一国内部的法律关系，国际法更多涉及的是各国签订的条约、国际惯例等。又由于国家之间具有不同的法律制度、风俗习惯等，尤其法律本身的专业性，术语众多，所以仅掌握一门语言是不够的。鉴于国际法本身的特点，运用双语教学方法进行国际法的教学显得尤为重要。
3.国际法专业研究生双语教学改革面临的问题以及改善方法。
国际法专业的研究生，要想提高科研能力，写出一流的文章，必须对国外最新的专业资料进行研读，若不全面强化自身英语语言能力,就无法形成相对于其他专业的优势,也不能胜任相关实务工作,其专业实践能力就难以得到提升。因而,无论是从培养目标还是专业特点的角度看,都应引入双语教学,目的是在提高学生英语能力的基础上来全面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实践能力。
3.1选用教材。
选择什么样的教材是进行双语教学非常关键的问题。目前，关于法学双语教材的选用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关于法学双语教学应当采用什么样的教材，国内存在有三种观点：一是引进原版教材，二是使用现有的统编法学教材，三是编写适合国内法学双语教程的教材。笔者认为，直接引进原版教材，容易产生理解上的偏差，不利于教学的进行。外文原版教材多晦涩难懂，尽管原汁原味，但学生理解困难。笔者更倾向于第三种观点，即由中国学者编写适合国内使用的双语课程教材。世界上首本用英文写作的中国国际私法专著是霍政欣的《privateinternationallawinchina》。应当注意的是编写双语教材应符合国家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的要求、严把质量关，且应当正确处理双语教材与统编教材的关系，两者应形成互补的关系，教材难度应当适中。
3.2师资力量。
双语教学最核心的影响因素当然是教授课程的教师们英语水平的优劣。这不仅要求教师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同时还要求具备丰富的教学经验以及一定程度的英语水平。但是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是，具备扎实专业知识的老师大有人在，口语流利、通过专业八级的英语高级人才也不在少数，但真正能将两者结合，在教学实践中达到预期效果的人却少之又少。而高英语水平的人才，法学专业基础一般较薄弱，知识理论深度不够。
双语教学要求的教师应该是外语水平高，学科知识强的复合型教师，但是我们应当意识到要培养出数量相当可观的此类教师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应当有一个长远的培养计划。首先国家相关部门应当对此类项目投入更多的资源，以刺激各高校有动力开展这样的工作，高校也应当创造条件对现有专业教师进行英语能力的培训。有条件的可以选派优秀教师去国外学习，利用国外丰富的教学资源;另外一方面也可以促进国内外学者的合作，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3.3学生英语水平。
双语教学的开展，也与学生的学习能力密切相关。但是与我国教学的投入相比，我国的外语教学效率并不高。缺乏语言环境、教材脱离实际生活等原因导致我国“哑巴英语”、“聋子英语”的现象比比皆是。
具有扎实的英语功底以及法学基础是学生参与国际法双语教学的前提条件。针对不同水平的学生应当采取不同的方法。一部分研究生已经具备相当的英语水平，使其法律英语水平更快提高的有效的方法之一是，教师布置一定量的国际法相关的翻译作业。学校也应当为推进双语教学设计校园环境，如开设“英语角”，鼓励学生加强英语学习，开展模拟法庭等活动，也可邀请外国法律专家开设讲座，形成良好的学习法律英语的氛围等。只有这样从校园环境出发，才能为双语教学的实施和推广铺平道路。
3.4课堂教学模式。
研究生课堂不同于本科。本科大多进行的是基础的普及性教育，班级人数一般较多，以大课为主。一般采用灌输式教育，而研究生教育由于人数较少，多以小课为主专业性强，更注重开发学生的自主思考能力。但由于受到传统教育的影响，大部分研究生的课堂仍旧多以老师讲学生听为主，缺乏必要的沟通，尤其法律专业知识本身具有不小的难度，再用全英文的教材上课，学生本身也容易丧失兴趣，事先不预习功课更加大了授课的难度。
要使双语教学事半功倍的顺利开展，必须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研究生课堂由于人数较少的缘故，课程设置可更加灵活。课堂除了教师讲学生听的模式，可以采用学生分组讨论、老师最后总结的方式，这样学生掌握课堂的主动权，在上课前查找文献资料，形成自己的观点，围绕一个或若干个主题进行讨论，这样采用英语对话的形式，创造了说英文的环境同时又加强了师生之间的学术沟通。在这样的课堂上，应当尽量少纠结于英语句子本身如何翻译、语句结构、语法问题等，重点应当放在法律语言的语言特点分析上，以及采用法律专业课堂所用的教学方法，如法律条文的理解、司法实践操作以及法学著作的研读等。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双语教学仍旧处在摸索阶段，且存在有许多不足之处，需要教师、学生和整个教育大环境的配合。但是更多人越来越意识到双语教学的重要性，随着大家更多的关注双语教学领域，相信双语教学的普及以及发展肯定会越来越好，也为日益国际化的中国培养更多的外语水平高、专业知识强的复合型人才。
参考文献：
[1]李燕.美国双语教师培训制度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d].华东师范大学,.
[2]邵津.国际法(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3]郭玉军,乔雄兵.国际私法双语教学的思考[j].武汉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4]王寅.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国际法论文
摘要：国际法,是调整国家间关系的法律原则和规则，涉及国家间政治、经济、法律各个领域，是国家间进行交往的行为规范和维护国际社会正常秩序的法律标准。只有做好国际法的研究工作才能保证国家交往与合作的正常进行，更好地保护各国的自身权益和维护与发展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关键词：国际法国内法发展。
1.全球化与国家主权。
国内外的学者们认为,国家主权作为当代国际关系的基石是毋庸置疑的,但不能绝对化,主权的行使也要受到某些限制,这是为了解决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所必需的。但如何限制,限制多少,学者们见解各不相同。有学者指出,国家主权包括经济主权。对主权的限制是基于国家的认可,是主权权力行使的表现而不是剥夺。尽管主权在经济全球化中不会消亡,但主权的行使必定受到来自国际社会和国家内部的限制。有学者认为,主权与全球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矛盾,这也决定了主权行使的限制。还有的学者提出,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应把主权的功能界定为一种对话的实践,使国际法律体制由强制性模式向管理性模式转化。多数学者赞同从现实来看,主权不会消亡,将是现代社会的基石,但全球化带来的许多重大影响值得细化研究。
法的内在特质的普遍性与形式特征的共同性以及法治社会对法律体系融合协调的基本要求,决定了国际法与国内法必须且只能在法律规范的统领下和谐共生、协调一致。从规范上看,既可以是单个规范之间的一致,也可以是由个体规范组成的规范群的调适,还可以是规范性法律文件间的妥协。从方式上讲,国际法律规范与国内法律的协调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不在于国内法与国际法孰先孰后或平行对待,关键在于法的本身是否为良法,而正义与秩序才是衡量法律之善的尺度。
有学者提出,传统法理以维护民族国家的主权为核心,因而国际法不能以限制缔约国的主权来对缔约国产生法律效力,而只能在缔约国主权限制下对缔约国产生一定程度的义务约束。但二战后及联合国成立以来,缔约国在履行国际法的义务时,其本国的主权不可能完全不受影响,国家主权学说不得不面对国际法领域出现的新问题作适应性的调整。影响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新问题有许多,独立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欧盟法院、世界贸易组织等在监督国际法实施中的影响、国际人权公约给传统法理带来的影响等。研究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不能抽象地、无针对性地议论,而要就国际法与国内法发生联系的具体情况和条件区别论证。
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在国内如何适用的问题,由于宪法没有明文规定,学者众说纷纭。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修改宪法或在宪法性法律如立法法、缔结条约程序法等中加入有关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关系的规定,使国际条约具有高于一般国内法的地位,二者并用,在二者发生冲突时,优先适用前者。因为在我国批准参加的国际条约和制定法律的两种议案要经过同样的审批程序,并且经同一立法机关审议进行,二者不会发生矛盾。
有学者认为国际条约和国内立法是两个不同的法律领域,国内法院直接适用国际条约不仅将导致国家主权对内职能的削弱,而且也不利于国家履行条约的国际义务。我国应修改原有的国内立法或者制定新的法律法规,使其符合我国所缔结的国际条约的要求,即要以执行国内法的方式适用国际条约。
国际法和国内法是不同的法律体系，但由于国内法的制定者和国际法的制定者都是国家，这两个体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彼此不得互相对立而是互相紧密联系的，互相渗透和互相补充的，国家在制定国内法时，应考虑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不应违背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国家在参与制定国际法时应考虑到国内法的立场不能干预国内法，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可以从各国的国内法得到补充和具体化，国内法可以从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得到充实和发展。两者互相补充、互相渗透、但不是互相干扰和排斥的：国际法不得干预国内法，国内法不得改变国际法，两者的关系应该是协调一致的。
3.国际法的未来发展与制约因素。
首先，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断为人类活动开辟新领域。世界的范围相对地缩小了，人类的关系空前地密切了。科学技术对国际关系的深刻影响，也必然会反映在国际法的发展上，从而使国际法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变化。近现代国际法是如此，当代国际法亦然。今天，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人和社会的深远影响尤为明显，它也深刻地影响国际关系的发展，推动了国际法各个分支的演进。
回顾国际法的演进，我们能够找到许多反映科学技术对国际法规则的产生和发展有影响的例证。然而，国际法的发展经常滞后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不能很好地适应国际社会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进展所带来的严重的利益冲突所导致的。这几乎体现在国际法的各个领域。例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外层空间的探索和利用、国际海底开发制度、知识产权以及如何弥补南北经济发展的鸿沟等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科学技术本身当然不能为自己制定规则，人类也同样不能成为科学技术的奴隶。唯一的选择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制定新的国际法规范以适应国际社会的需要。
其次，国际法不可能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它深受国际社会各个方面，特别是国际政治的制约。事实证明，公正、合理的国际关系有助于国际法的发展，而国际强权政治会窒息国际法的生机，因为它为国际法划定了一个非常狭窄的天地。人们从国际法的历史演进中可以发现，国际法对国际政治有一种畸形的从属性。中世纪和近、现代国际法，都是如此。
参考文献:。
[1]梁西.国际组织法(修订第五版)[j].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余敏友.以新主权观迎接新世纪的国际法学[j].法学评论,第二期.
[3]黄世席.全球化对国际法的影响[j].世界经济与政治,第11期.
[4]潘抱存.论国际法的发展趋势[j].中国法学,20第5期.
论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论文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__年前，我们朝气蓬勃，热情奔放，满怀着闯荡世界的豪迈志向；一转眼，跨过世纪年轮，进入不惑，都已成为孩他爹，娃__。
今天，我们在这里欢聚一堂，隆重举行__班同学毕业__周年聚会。这次聚会由丁__、刘__、杨__、张__等几位同学的热心发起，得到了全班广大同学的积极响应。经过近一个月的联系筹备，今天，同学们如愿以偿，相聚在一起，重温旧情，共叙友情。在此，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本次聚会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对因故未能参加的个别同学，送去我们诚挚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弹指一挥间，须臾__年，__年的分别，__年的牵挂，给了我们足够的相约相聚的理由。忆往昔，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青春飞扬。初到母校时的那份惊喜、那份纯情、还有那一丝不安，如今历历在目，恍若昨天。曾记否，田间小径，课外漫步，夕阳下聆听鸟儿欢唱；曾记否，元旦晚会，载歌载舞，共同迎接新年的曙光。春去秋来，流转时光，梦境依旧，温馨如昨，悲欢岁月，往事茫茫。回首__余年的风风雨雨，回望我们曾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冲淡的是我们所经历的人生坎坷、悲欢离合，浓郁的却是我们从容平淡、不拘于功名利禄的同窗情谊。__年思念和盼望，酿成了一坛浓香的美酒，今天，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分享！
__年前我们有缘走到一起、坐到一处、玩到一块，一日同学，百日朋友，割不断的情，分不开的缘，但愿相识能相知，相遇能相爱，相识不易，相处更难，同窗三载，因为有缘！今生无缘，今日有缘，天祝一聚，三生有缘！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共同祝愿：友谊长存，激情永在！我提议，为同窗之谊，为今日重逢，干杯。最后提醒同学们，“情未了”篝火晚会等着你。
谢谢。
国际法论文
不过，从国际法的历史发展来看，古代国际法(或国际法的遗迹)为近现代国际法提供了早期的实践、理念、术语及其概念等。在国际法的历史发展中，基督教因素动态地影响了其发展。从起初《圣经》有关人权、战争的经文、教父神学对战争观的阐释，中世纪教廷有关战争、使节、仲裁等的实践，到近现代社会教廷参与国际条约、参加国际组织、基督教非政府组织参与和影响国际法的实践。可以看出，基督教历史发展起伏对国际法产生了在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历史特征的影响。
基督教对国际法的影响是以《圣经》为基础和核心，以神学为纽带和动力推动国家法发展，进而在国家法的实践和发展中影响国际法发展的。与国家法发展的同时，浸透着基督教因素的国际关系现实也需要相应的国际法。面对不同历史时代的世俗问题，实践中需要信仰通过神学予以有力回应。道德神学全面、系统阐述基督教对于国际关系、国际法的信仰主张，是影响国际法的基础性神学因素。基于神学基调，神学家建构并发展了神学主义法学律，其中有关国际关系、国际法的思想主张丰富了国际法的思想宝库。教廷和基督教非政府组织立足其信仰主张，作为非国家行为体，一方面增加了国际法主体的多元性，另一方面显出传统国际法的内部缺陷并为国际法的发展提供了场域和新资源。
国际法在历史演进中主要是欧洲基督教文明的产物。不过，从基督教的历史发展看，基督教在初期延续并发展了犹太教对国际法的影响。犹太教对国际法的影响是持续性的。
早期的国际法学者有很多受益于犹太教及其法律理念、制度。国际法形成之后，基督教因世俗性的广泛进取对其的影响日渐式微，但延续了此前的基本范畴，并在全球宗教复兴的大背景下对国际法的影响呈现新景象。
从国际法史可以看出，最先有意识、系统化地阐释国际法理论的尝试由15-16世纪西班牙学派的天主教学者和神学家开启，这项工作接着被许多新教的学者，尤其是由荷兰、英国和德国的新教学者接续。法国大革命及其民族国家巩固后，在民族国家与世俗基础上对国际法的系统阐述才变得常见。自然而然地，欧洲基督教文明施与法律的印记使其发展为一般国际法——基于此可以认为，美洲是构成整体的欧洲文明之一部分。而这种智识的领导权现在正处在混乱和被瓦解的过程中。总体来看，这种影响表现为全面广泛、日渐衰减、宗教回归三种形态。从国际法史的角度看，基督教对于国际法的影响可分为1648年之前、1648-1945年、1945年至今三个阶段。
国际法论文
在前文,我们已提到国际法渊源的外延非常广泛,至少包括:道德规范、正义观念、法理或国际法学家的学说著作、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决议、准条约(软法)、法律解释、司法判例、国际习惯等。这里将其中争议较大、易混淆的三种(司法判例、权威国际法学家的学说、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决议)国际法渊源挑选出来,做一简单说明。对于司法判例,《国际法院规约》第59条已明确规定:“法院裁判除对当事国及本案外无拘束力”;这样的规定就排除了英美普通法的“依循判例”,法院判决只对案件当事国和本案有拘束力,而对于后来发生的案件没有拘束力,从而使法院没有在英美普通法中创设法律的功能,所以判例不是国际法的表现形式。但国际法院或国际仲裁庭在审理案件中适用国际法时,总会对国际法律原则、规则、原理进行论述,这些论述常常会被援引,并且在一般国际实践中也得到尊重,也有可能发展为一般法律原则、规则,因此判例是国际法的重要渊源。
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决议也应为国际法渊源,但很多人持不同看法。《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没有提到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决议可以作为确立法律原则之补充资料,这可能与当时国际组织的作用还没有现在重要有关。但是,国际组织本身是独立的国际人格者,其做出的决议属于单方面的行为,一般无法律约束力,不是国际法的表现形式。虽然它们一般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它们对国际法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不仅对国际习惯法的形成有贡献,有的还成为缔结条约的基础。因此,它们是重要的国际法渊源。
国际法因素是指不能单独成为国际法渊源，但却对国际法的产生和发展具有直接或间接作用的成分或因素。它的特点在于:。
(1)片面性和必要性。像公法家学说，法官内心确信等，它们虽然不能单独成为国际法渊源，但如果能与其它因素相结合就有可能转化为上述的国际法渊源。
(2)直接或间接影响国际法的产生和发展。国际法因素的最大贡献是它对国际法的推动作用。格老秀斯的(海洋自由论》于16出版，在当时便提出海洋自由或称为公海自由原则对推动海洋法公约等海洋法规范的产生和发展;纽伦堡和远东军事法庭通过对二战的主要战犯进行审判为之后的卢旺达军事法庭的审判、前南军事法庭审判，以及现在将要对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军事审判提供了相应的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规范、原则、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