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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列传读后感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泪。
我倚着墙，捧着那本厚厚的《史记》，认真品读着《屈原列传》，穿越历史的长河，再一次认识了屈原这位伟大的人物。
屈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才高气胜，忠而被谤。他生活在战国中后期，当时七国争雄，其中最强盛的.是秦、楚二国。屈原曾在楚国内政、外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后，虽然遭谗去职，流放江湖，但仍然关心朝政，热爱祖国。最后，毅然自沉汨罗，以殉自己的理想。本文以强烈的感情歌颂了屈原卓越超群的才华和他对理想执着追求的精神。屈原曰：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混浊我独清。纵然是用以身殉国来证明自己对国家的忠心与赤诚，从不言悔；纵然楚国江山已是岌岌可危，还是抓住最后一线希望，竭力挽回一切，亦不言弃。他虽身处污泥浊水之中，但不被世俗所玷污。那样一种高洁，堪与日月争辉。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不愿沦于那墙头的草，只随波逐流。而是近乎偏执地抱着那份骨子里褪不去的清高，直至汨罗江边，他宁用生命保全自己乃至是一个国家的尊严，也不愿屈服于现实。
也许是天妒英才吧，满腔的爱国情怀、盖世的才情，却无处施展，始终郁郁不得志，这就是屈原，一个乱世背景下的悲剧英雄。他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赤胆忠心，一心为国，却遭到奸佞之人的诽谤与楚怀王的质疑。尽管如此，他仍旧是如白莲般，出淤泥而不染，濯垢水而不污。
是啊！出淤泥而不染，濯垢水而不污。这就是屈原爱国理想的写照。权势诚可贵，生命价更高：若为理想故，两者皆可抛。屈原的高贵，屈原的爱国，屈原的高洁，震撼人心，永垂青史。
《屈原列传》读后感
我以为，屈原即使再来一次，也会选择同样的道路。
屈原生在楚国，长在楚国，他的心与楚国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所以即使不能再在朝廷为官，他也“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时时刻刻“心系怀王，眷顾楚国”，即使曾想过“退将复修吾初服”，但也依然难敌“井渫不食”时的心恻，他选择了“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者邪”的儒家思想，选择了独立江滨的孤独。
屈原想要的是一腔的鸿鹄之志，是“君明臣贤，国之幸也”，是满腔的家国情怀。人这一生，该拼搏时拼搏，在该有的年纪里实现人生的价值，才不枉活过这一遭。历史那端的屈原，也不想看到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被敌人的马蹄所践踏吧！
他，就是屈原，就是那个香草美人，那个选择儒学道路的屈原。
《刺客列传》读后感
司马迁是我国伟大的史学家。他为了编成史记着一本伟大的书而漫游华夏各地。在他的雄心壮志以及辛苦付出之下，史记作为一个伟大的存在流传了3000多年。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将千百年来的历史浓缩在这一本书内。
史记中的故事真是数也数不清，我最喜爱的荆轲列传这一篇了。我十分敬佩其中的刺客荆轲。他的英雄的大无畏精神被刻画得淋漓尽致，性情刚烈也被放大突出。他儿时便喜欢读书击剑，结交的朋友还是个宰狗的酒友。荆轲自己也是个酒鬼，天天和他的朋友在一起喝酒。这从小培养了他的'豪情壮志，以及不怕死的精神。等他长大以后，为自己的国家赴汤蹈火，为国家做出了巨大奉献，也为燕国成为最后一个被消灭的国家作出牺牲。故事围绕荆轲刺杀秦王展开。他在国家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牺牲自己刺杀秦王，在失败过后也毫不畏惧死亡，光荣牺牲。
荆轲作为中国几万刺客中的一员，只是冰山一角。中国史上的刺客都有同一个特点：他们都对死亡无所畏惧，对于牺牲坦然面对。之所以荆轲有名，不过是因为他刺杀的是秦王而已，而无所畏惧则是所有刺客的共同点。刺客不仅是刺杀别人的残酷工具，更是敢于打破自己内心的畏惧的勇士，不畏艰难勇敢冒险的人。在这篇文章里，刺客精神也不仅仅表现在一个人的身上。文章中的许多人物都拥有着刺客精神。他们为了保住机密而宁愿自杀，以自己的生命来表达自己的忠心耿耿。
我们也应该要有刺客精神，虽谈不上要以生命做代价，但是要有不畏艰难的心。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商君列传读后感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贤，未及进。会座病，魏惠王亲往问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讳，将柰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原王举国而听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座召鞅谢曰：“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许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谓王即弗用鞅，当杀之。王许我。汝可疾去矣，且见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
公叔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後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跶之前於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於殷周矣。”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於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见於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彊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学者溺於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丈之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鞅新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於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城。其後民莫敢议令。
於是以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於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诸侯毕贺。
其明年，齐败魏兵於马陵，虏其太子申，杀将军庞涓。其明年，卫鞅说孝公曰：“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领厄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孝公以为然，使卫鞅将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击之。军既相距，卫鞅遗魏将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驩，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为然。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魏惠王兵数破於齐秦，国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卫鞅既破魏还，秦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赵良见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见也，从孟兰皋，今鞅请得交，可乎?”赵良曰：“仆弗敢原也。孔丘有言曰：‘推贤而戴者进，聚不肖而王者退。’仆不肖，故不敢受命。仆闻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贪名。’仆听君之义，则恐仆贪位贪名也。故不敢闻命。”商君曰：“子不说吾治秦与?”。赵良曰：“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无为问仆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子观我治秦也，孰与五羖大夫贤?”赵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武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则仆请终日正言而无诛，可乎?”商君曰：“语有之矣，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终日正言，鞅之药也。鞅将事子，子又何辞焉!”赵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闻秦缪公之贤而原望见，行而无资，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缪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国之君，一救荆国之祸。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由余闻之，款关请见。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於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库，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集解郑玄曰：“相谓送杵声，以声音自劝也。”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见秦王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畜祸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为教也。君又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以诗观之，非所以为寿也。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杀祝懽而黥公孙贾。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此数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则何不归十五都，灌园於鄙，劝秦王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将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商君弗从。
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师，弗受。商君欲之他国。魏人曰：“商君，秦之贼。秦彊而贼入魏，弗归，不可。”遂内秦。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於郑黾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译文。
商君是卫国公室的庶出公子，名鞅，姓公孙，他的祖先原本姓姬。商鞅年少时喜好刑名之学，事奉魏国相国公叔座当中庶子。公叔座知道他有才干，还没有来得及向魏王进荐。适遇公叔座病重，魏惠王亲自前往探望病情，说：“您的病倘若有三长两短，国家将怎么办?”公叔座说：“我的中庶子公孙鞅，年纪虽轻，却身怀奇才，希望大王把全部国政交付给他。”魏王沉默不语。魏王将要离去，公叔座屏退旁人而说道：“大王如果不起用公孙鞅，就一定要杀掉他，别让他出国境。”魏王一口应承而离去。公叔座召见商鞅告诉道：“今日大王询问可以担任相国的人选，我说了你，看大王的表情不赞成我的意见。我理应先国君后臣子，便对大王说如果不任用公孙鞅，就该杀掉他。大王应承了我。你可以赶紧离开了，(不然，)将要被逮捕。”商鞅说：“大王他既然不采纳您的话任用我，又怎么能采纳您的话杀我呢?”结果设有离去。魏惠王离开公叔座後，便对身边的人说：“公叔座病得很重，令人悲伤啊!他想让我把国政交付给公孙鞅，岂不荒唐呀!”
公叔座已死，公孙鞅听说秦孝公在国中下令寻求贤才，准备重建秦缪公的霸业，东方要收复被魏国侵占的土地，于是就西行进入秦国，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来求见孝公。秦孝公立即会见卫鞅，交谈政事很长时间，孝公常常打瞌睡，没有听。谈完后孝公对景监发脾气说：“你的那位来客只不过是个无知狂妄之徒罢了，哪配任用呢!”景监因此责备卫鞅。卫鞅说：“我用五帝之道劝说孝公，他的心思不加理会呀。”五日之后，卫鞅又要求孝公接见自己。卫鞅又进见孝公，谈得比前次更多，然而没有中孝公的意。谈完后孝公又责备景监，景监也责备卫鞅。卫鞅说：“我用三王之道劝说孝公，而他听不进。请求再一次召见我。”卫鞅再一次进见秦孝公，孝公觉得好而没有采用。谈完后卫鞅离开。孝公对景监说：“你的那位来客好，可以同他交谈了。”卫鞅说：“我用霸道劝说孝公，他的意思要采用了。如果再召见我，我知道该说什么了。”卫鞅果然又进见秦孝公。孝公与他交谈，不知不觉膝盖在席上直往前挪动。交谈了好几天还不满足。景监对卫鞅说：“你用什么说中我国君的心意?我的国君高兴得很啊。”卫鞅说：“我用帝王之道达到夏、商、周三代盛世来劝说国君，可国君说：‘时间太长，我没法等待。况且贤能的君主，都在自身就扬名天下，哪里能默默无闻地等待几十年、几百年来成就帝王之业呢?’因此我就用强国之术向国君陈述，国君大为高兴。但这样就难以同殷、周的德治相比拟了。”
秦孝公立即任用卫鞅，卫鞅准备变法，但秦孝公担心天下非议自己。卫鞅说：“行动迟疑不决就不会成名，做事犹豫不定就不会成功。那些有过人举动的人，本来就会被世浴所非难;有独到见识的谋划者，必定会被百姓所讥讽。愚蠢的人对已经完成的事情都感到困惑，智慧的人对没有发生的事情都能预见。百姓，不可以同他们谋划事业的创始，只可以同他们欢庆事业的成功。讲论最高道德的人不附和世俗，成就伟大功绩的人不征询民众。因此圣人如果可以强国，就不袭用成法;如果可以利民，就不遵循旧礼。”秦孝公说：“好。”甘龙说：“不对。圣人不改民俗而施教，智者不变法度而治国。依照民俗而施教，不费气力就会成功;根据成法而治国，官吏习惯而百姓平安。”卫鞅说：“甘龙所说的话，是凡夫俗子的言论。常人苟安于旧习俗，学者局限于所见所闻。用这两种人当官守法是可以的，但不是与之探讨成法之外事情的人，三代不同礼教而成就王业，五伯不同法制而建立霸业。智慧的人制定法律，愚蠢的人受制于法律;贤能的人更改礼教，无能的人拘泥旧礼。”杜挚说：“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能改变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不更换器具。效法古代没有过失，遵循旧礼没有邪恶。”卫鞅说：“治理社会不只一条道路，有利国家不必效法古代。所以商汤、周武不循古道而缔造王业，夏桀、商纣不改礼制而亡国。违反古道的不可以否定，而因循旧礼的不值得赞美。”秦孝公说：“好。”用卫鞅为左庶长，终于决定变法的命令。
下令百姓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相互监视，实行连坐。不告发奸恶者处以腰斩，告发奸恶者给予和斩获敌人首级相同的赏赐，藏匿奸恶者给予和投降敌人相同的惩罚。百姓家中有两个成年男子不分立门户者，加倍征收他们的口赋。有战功者，各按规定接受更高的爵位;进行私下斗殴者，各按情节轻重给予大小刑罚。努力从事农业生产，耕耘纺织送交粮食布帛多者，免除本人徭役。专事工商未利以及因懒惰而贫困者，全部将他们收捕，没入官府为奴。国君宗室中没有军功记录的，不得载入宗室名册。明确尊贵卑贱爵位奉禄等级。各按等级班次占有田地住宅，奴婢、衣着眼饰也按各家的等级班次享用。有战功者显赫尊荣，没有战功者尽管富有也无处炫耀夸示。
法令已经完备，但没有公布，恐怕百姓不信任，于是在都城市场南门立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招募百姓有能搬到北门的给十镒黄金。百姓对此感到惊奇，没有人敢搬。就又宣布说“有能搬的人给五十镒黄金”。有一个人搬走木头，立即给他五十镒黄金，以表明没有欺诈。终于颁下法令。
法令在百姓中实行一年，秦国百姓到国都来说新法不适宜的人数以千计。在这时太子触犯法令。卫鞅说：“法令不能实行，是由于上面的人触犯法令。”准备依法惩处太子。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加刑罚，便对太子傅公子虔行刑，并对太子师公孙贾处以黥刑。第二天，秦国百姓都服从法令了。实行新法十年，秦国百姓皆大欢喜，路上不捡拾他人遗物，山中没有蟊贼强盗，家家富裕，人人满足。百姓勇敢为国作战，害怕私人斗殴，城乡大治。秦国百姓中当初说法令不适宜者有来说法令适宜的，卫鞅说“这些都是扰乱教化的人”，全部迁居到边境城堡。此后百姓中就没有人敢于议论法令了。
于是秦孝公任用卫鞅为大良造。卫鞅率领军队包围魏国安邑，迫使安邑投降，经过三年，在咸阳大兴土木建造冀阙、宫殿，秦国从雍迁都到咸阳。而后下令禁止百姓父子兄弟同居共室养育后代。合并小都、小乡、小邑、小聚为县，设置县令、县丞，共三十一个县。整治田地，开立阡陌封疆作为地界，从而使赋税征收整齐划一。统一斗桶、权衡、丈尺的标准。实行第二次新法四年，公子虔再次违反规约，处以劓刑。经过五年，秦人国富兵强，周天子赠送祭肉给秦孝公，诸侯都来祝贺。
第二年，齐军在马陵击败魏军，俘虏魏太子申，杀死将军庞涓。又过一年，卫鞅劝说秦孝公道：“秦国与魏国，就譬如人有心腹之病，(不能两全，)不是魏国吞并秦国，就是秦国吞并魏国。什么原因呢?魏国居于崇山峻岭的西面，在安邑建都。与秦国以黄河为界而独占山东的地利。情况有利就向西侵伐秦国，情况不妙就向东扩展土地。如今靠国君的贤能圣明，国家赖以强盛。而魏国去年被齐军打得大败，诸侯纷纷背离，可以乘这时机攻伐魏国。魏国抵挡不住秦军，必定向东迁移。魏东迁之后，秦国占据黄河、华山的天险，向东可以控制诸侯，这是千秋帝王之业啊。”秦孝公认为是这样，派遣卫鞅领兵攻伐魏国。魏王派公子印领兵迎击秦军。两军已经相遇，卫鞅送信给魏军将领公子印说：“我当初与公子相交甚好，如今同为两国之将，不忍心互相攻伐，是否可以同公子当面相见，缔结盟约，痛饮一番而后撤兵，以安定秦国和魏国。”魏公子印认为好。两人会面订立盟约完毕，设宴对饮，可是卫鞅事先埋伏穿戴盔甲的武士而袭击俘虏了魏公子印，乘势攻击他的军队，全部打垮魏军而返回秦国。魏惠王因军队屡次败于齐国、秦国，国内十分空虚，日益衰落，非常恐慌，于是派遣使者割让河西之地奉送给秦国以求和解。而后魏惠王就离开安邑，迁都到大梁。魏惠王说：“我悔恨当初不听公叔座的话啊。”卫鞅击败魏军归来，秦孝公封给他於、商之间的十五个邑，从此号称商君。
商君为秦国相十年，公室贵族中有很多怨恨不满的人。赵良会见商君。商君说：“我能见到您，是通过孟兰皋，现在我请求能同您结交，可以吗?”赵良说：“我不敢奢望啊!孔丘有话这样说：‘推举贤才而受到拥护的'人进用，收罗不才而成就王业的人辞退。’我不才，故而不敢从命。我听说这样的话：‘不该有的地位而占据它叫做贪位，不该有的名声而享有它叫做贪名。’我若听从您的意思，就怕我要成为贪图地位、贪图名声的人了。故而不敢从命。”商君说：“您不高兴我治理秦国吧?”赵良说：“能听取反面的话叫做聪，能自我反省叫做明，能约束自己叫做强。虞舜有话这样说：‘自我谦卑就高尚了。’您不如实行虞舜之道，那就不必再来问我了。”商君说：“当初秦国通行戎翟的习俗，父子之间没有区别，男女同室共居。如今我改造他们的旧俗陈规，而制定男女的区别，大建悬示政教法令的门阙，造得如同鲁国、卫国的一样。您看我治理秦国，跟五毅大夫相比谁高明?”赵良说：“一千只羊的皮，不如一只狐狸的腋毛;一千人的随声附和，不如一个士的直言争辩。周武王倡导直言争辩而昌盛，殷纣王喜好无人进言而灭亡。您倘若不以周武王为非，那未我便请求始终直言而不受责难，可以吗?”商君说：“常言有这样的话：‘美言巧语好比花朵，直言不讳好比果实，苦口逆耳好比药石，甜言蜜语好比疾病。’您当真肯始终直言，便是我治病的良药。我将以您为师，您又何必推辞呢!”赵良说：“那位五羖大夫，原是楚国郊野之人，听说秦缪公贤明而希望谒见，可上路没有盘缠，便将自己卖给秦国客商，身穿粗麻服装喂牛。一年之后，秦缪公得知他，将他从牛口之下提拔起来，让他凌驾于百姓之上，秦国没有人敢同他相比。任秦相六、七年，东面讨伐郑国，三次置立晋国的君主，一次挽救楚国北侵的祸患。在境内发布政教，连巴人都来进纳贡品;对诸侯施予德泽，连八方戎翟都来臣服。由余风闻，也来叩关求见。五羖大夫当秦国的相，即使疲劳也不坐安车，即使酷暑也不打伞盖，在国中巡行，不要随从的车辆，也不携带武器，他的功绩名字载入史册保存在府库中，他的德泽品行流传到后代。五羖大夫去世，秦国男男女女痛哭流涕，小孩子不唱歌谣，春谷人不哼小调。这就是五羖大夫的德行啊。如今您进见秦王，利用宠臣景监作为荐主，不是成名的正道。任秦相不拿百姓当事，而大建宫殿门阙，不是立功的举动。对太子的师博处以惩罚和黥刑，用严刑酷法残害平民百姓，这是在积聚怨恨酝酿祸患啊。政教感化百姓的力量超过了君命，百姓服从上司的动作比执行君令还要迅速。如今您又搞歪门邪道让国君大权旁落，这不是实施政教的办法。您同时又在封邑中坐北朝南自称寡人，却时时用法律约束秦国的贵胄子弟。《诗》说道：‘看那老鼠都有肢体，做人却没有礼仪;做人没有礼仪，为什么不快死?’用《诗》中说的话来观察您的所作所为，实在不是谋求长寿善终的行为。公子虔闭门不出已经八年了，您又杀死祝懽而判处公孙贾黥刑。《诗》说道：‘得人心者兴旺发达，失人心者土崩瓦解。’这几件事，是不得人心的啊。您一出行，后面随从的车乘几十辆，车上载满全副武装的卫士，力大而肌肉发达的作陪乘，手持矛戟的武士紧紧护卫着您的车乘而疾走。这中间有一样不齐，您就坚决不外出。《书》上说：‘依仗德行的昌盛，依仗暴力的灭亡。’您的生命危险得像早晨的露水(太阳一出就会消失)。您还想延年益寿吗?那就为什么不归还封赐的十五个都邑，自己到郊外耕灌菜园，劝说秦王起用身居山林的贤士，奉养老人，抚恤孤儿，敬重父兄，叙用有功，尊崇有德，才可以稍微求得平安。您若还要贪恋商、於的财富，专擅秦国的政教，积聚百姓的怨怒，秦王一旦抛弃宾客而不再在朝，秦国用以收拾您的罪名，难道会轻吗?到那时死期就指日可待了。”商君没有听从。
五个月后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公子虔一帮人告发商君要谋反，国君就派出官吏逮捕商君。商君逃亡到边关之下，打算住客栈。客栈的人不知他是商君，说：“商君的法令：留宿没有通行证件的人要判罪。”商君喟然叹息道：“唉，制订法令的弊端竟然到了这种地步!”离开秦国前往魏国，魏人怨恨他欺骗公子印而大败魏军，拒绝接纳。魏国有人说：“商君，是秦国的盗贼。秦国强大而他的盗贼进入魏国，不遣返，是不可以的。”于是将商君送回秦国。商君再次进入秦国，便直奔封地商邑，与其党徒调动邑中军队往北攻击郑邑。秦王派兵攻打商君，在郑邑池杀死他。秦惠王车裂商君尸体而示众，说：“不许再有像商鞅这样的造反者!”于是又杀灭商君的家族。
太史公说：商君，是个天性刻薄的人。考查他起初用帝王之术来求取秦孝公的信任，只不过是一时操持浮夸不根之说，并非他的本性。况且通过宠臣走门路，到了取得任用。施刑宗室公子虔，欺诈魏将公子印，不听从赵良的话，也都足以说明商君的寡恩了。我曾经读过商君《开塞》、《耕战》等著作。同他本人的行为处事极相类似。他最终在秦国蒙受恶名，是有其缘由的啊!
屈原列传读后感
自怀石投江之后，屈原便一直为人们传诵至今。先民们专设一个节日来纪念一个人并且延续两千年之久，这至少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屈原以自己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嫉恶如仇，洁身自好的高风亮节，赢得了后人对他的永世景仰。
屈原之死，感天动地，气贯长虹。
每至端午。每每读到《屈原列传》中“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这一句，都要被屈原感动得潸然泪下。不难想像，作为一个“真正直行，竭忠尽智”的忠信之臣，一再被疑谤直至被贬，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爱国之心的国之栋梁，眼看祖国山河破碎而自己却无天之力，这该有多痛苦！在极端痛苦之中，用死来求得永恒的解脱，以死来保护自身的清白，以死来报效祖国，这实在令人同情，令人感动，令世人油然而生敬意。
我同情屈原，我景仰屈原，我歌颂屈原，但我又不深深地感叹一句：
屈原之死，悲哉！惜哉！
《张仪列传》读后感
张仪，一个靠嘴打天下的人，就凭他的一张嘴，可以抵得上千军万马。
张仪是战国时期的魏国人，拜鬼谷子为师，练得一身的好口才，提倡连横各国奉秦的政策。
张仪学成之后在游说诸侯之时，花光了身上的钱，一次他被人误以为偷了一块玉，被打了几百下，始终不承认。回家之后，他问妻子：“我的舌头还在吗？”妻子笑着答：“舌头还能打没了？”张仪答道：“这就足够了！”从这件事看出，张仪十分在意自己是否可以靠这张嘴去游说诸侯各国，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后来张仪的得到秦王的重用，帮助秦国从楚国那里得到了许多土地，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把楚怀王忽悠得团团转。
在我读了张仪列传后明白了一个道理：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不可以都用武力解决，如果用智慧，就可以通过谈判和沟通去协商解决问题。就像张仪一样，可以靠嘴去说服他人，而不费一兵一卒。张仪的外交方法很像现代外交手段，不得不说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使用政治手段而非暴力来解决问题，这样才会让这个世界更加和谐、和平。
《货殖列传》读后感
司马迁。
一题解。
这是专门记叙从事“货殖”活动的杰出人物的类传。也是反映司马迁经济思想和物质观的重要篇章。
1．“货殖”是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以致富而言。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翦伯赞曾高度评价司马迁“以锐利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而写成其有名的《货殖列传》”。
2．《太史公自序》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于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这十分明确而简要地道出了写作本篇的动机与主旨。
3．全文主要是为春秋末期至秦汉以来的大货殖家，如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师氏、任氏等作传。通过介绍他们的言论、事迹、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重要经济地区的特产商品、有名的商业城市和商业活动、各地的生产情况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叙述他们的致富之道，表述自己的经济思想，以便“后世得以观择”。太史公认为，自然界的物产是极其丰富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商业发展和经济都市的出现是自然趋势，人们没有不追求富足的。“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所以，他主张应根据实际情况，任商人自由发展，引导他们积极进行生产与交换，国家不必强行干涉，更不要同他们争利。这集中反映了他反对“重本抑末”，主张农工商虞并重，强调工商活动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其产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肯定工商业者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突出物质财富的占有量最终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地位，而经济的发展则关乎到国家盛衰等经济思想和物质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司马迁就能注意社会的经济生活，并认识到生产交易和物质财富的重要性，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此传记天时、地理、人物、风情，历历如画。虽属说理文章，读来却颇有兴味。方家学者对此有口皆碑。潘吟阁赞曰：“《货殖传》一篇，讲的是种种社会的情形，且一一说明它的原理。所写的人物，又是上起春秋，下至汉代。所写的地理，又是北至燕、代，南至儋耳。而且各人有各人的脚色，各地有各地的环境。可当游侠读，可当小说读。读中国书而未读《史记》，可算未曾读书；读《史记》而未读《货殖传》，可算未读《史记》。美哉《货殖传》！”（《史记货殖列传新诠编者弁言》）李景星评本传为：“举生财之法，图利之人，无贵无贱，无大无小，无远无近，无男无女，都纳之一篇之中，使上下数百年之贩夫竖子，伧父财奴，皆赖以传，几令人莫名其用意所在。……盖财货者，天地之精华，生民之命脉，困迫豪杰，颠倒众生，胥是物也。”（《史记评议》卷四）这些赞语准确而深刻地揭示了史公之识，卓绝千古；史公之笔，精妙绝伦。总揽全文可见，传中人物各具特色，各怀其才；篇中叙事行云流水，自然流畅；文中说理鞭辟入里，无懈可击；全篇辞章奇传雄浑，波澜壮阔。可谓博大精深，浑然一体，实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璀璨夺目的光辉篇章。
二、文字疏通。
老子说：“太平盛世到了极盛时期，虽然邻近的国家互相望得见，鸡鸣狗吠之声互相听得到，而各国人民却都以自家的饮食最甘美，自己的服装最漂亮，习惯于本地的习俗，喜爱自己所事行业，以至于老死也不互相往来。”到了近世，如果还要按这一套去办事，那就等于堵塞人民的耳目，几乎是无法行得通。
（这段引文见于今通行本《老子道德经》第八十章。为便于讨论,录于下:小国寡人,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a,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是老子“小国寡人”的理想社会，司马迁认为，世俗是生活的、物质的、享受的、逸乐的，慕荣华而愿富贵，如此已经很久很久了，“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虞夏以来”，就是这样的了。在太史公看来,“至治之极”的社会是美妙的。《货殖列传》引录这段话置于卷首,当有深意。在引用这段话之后,太史公紧接着说“必用此为务!”意思是说,必须致力于此。因此,这句话当属上谈,绝句。这样才符合太史公之意,文气也才顺适。至于“附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一句,则是对晚近时期为奇说谬论,淆乱人民视听者的斥责。
那么，至治与货殖有何关系。
“至治之极”那段话里,没有一句说到货殖。乍一看来,至治与货殖殊无关系。实则,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内在联系是什么?是人民的美好生活。《老子》这段话的中心内容是“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一句话,就是人人都享有美好生活。《货殖列传》的中心内容是什么?它一开始就指出,山西、山东、江南、北方各有特产,“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即生活必需品。但人民无法自致,须“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即有待于社会分工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就是“货殖”一词的基本含义。太史公强调说:“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富饶则生活美好）。
太史公说：神农氏以前的情况，我不了解。至于像《诗》、《书》所述虞舜、夏朝以来的情况则是人们耳目总要听到最好听，看到最好看的，口胃总想尝遍各种肉类的美味，身体安于舒适快乐的环境，心中又夸耀有权势、有才干的光荣。统治者让这种风气浸染百姓，已经很久了，即使用老子的这些妙论挨门逐户地去劝说开导，终不能感化谁。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随势引导，其次是加以教诲，再次是制定规章制度加以约束，最坏的做法是与民争利。
（司马迁认为，世俗是生活的、物质的、享受的、逸乐的，慕荣华而愿富贵，如此已经很久很久了，“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虞夏以来”，就是这样的了。）。
针对如此世俗，为政者的应对政策，最好的是“因之”而已。司马迁上承其父司马谈，推崇道家思想，这“因之”，该就是无为的意思。所以这篇《货殖列传》第一句话摆出的就是道家的社会理想，并且明确主张这种政策）。
《周书》里说：“农民不种田，粮食就会缺乏；工匠不做工生产，器具就会缺少；商人不做买卖，吃的、用的和钱财这三种宝物就会断绝来路；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短缺，资源匮乏了，山泽就不能进一步开发。”农、工、商、虞这四个方面，是人民衣食的来源。来源大则富裕，来源小则贫困；来源大了，上可以富国，下可以富家。或贫或富，没有谁能剥夺或施予，但机敏的人总是财富有余，而愚笨的人却往往衣食不足。所以，姜太公被封在营丘时，那里本来多是盐碱地，人烟稀少，于是姜太公便鼓励妇女致力于纺织刺绣，极力提倡工艺技巧，又让人们把鱼类、海盐返运到其他地区去，结果别国的人和财物纷纷流归于齐国，就像钱串那样，络绎不绝，就像车辐那样，聚集于此。所以，齐国因能制造冠带衣履供应天下所用，东海、泰山之间的诸侯们便都整理衣袖去朝拜齐国。后来，齐国中途衰落，管仲重新修治姜太公的事业，设立管理财政的九个官府，使齐桓公得以称霸，多次以霸主身份会合诸侯，使天下政治得到匡正；而管仲本人也有了三归台，官位虽只是陪臣，却比各国的君主还要富有。从此，齐国富强，一直延续到威王、宣王之时。
（贫与富，若排除社会因素，仅从自然形成的角度看，则不存在予夺，关键在于巧与拙，“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什么是巧者呢？就是能因地制宜，化不利条件为有利因素。他举出姜太公为例，说，姜太公的封地在营丘一带，是海边盐碱地，人口少，较穷，姜太公的措施，一是“劝其女功，极技巧”，大约是种植棉花或养蚕，并且加工出好的纺织品。二是“通鱼盐”，大约是发展海洋捕捞业，还有就是盐业，即海晒盐或煮盐。看来姜太公算是盐文化的老祖。姜太公这样把经济发展起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口，齐国成了“冠带衣履”天下闻名的地方。）。
所以说：“粮仓充实了，百姓就会懂得礼节；衣食丰足了，百姓就会知道荣辱。”礼产生于富有，而废弃于贫穷。因此，君子富有了，就喜好去做仁德之事；小人富有了，就会随心所欲地做他能做的事。江河深，鱼就在那里生存；山林深，野兽就在那里藏身；人富有了，仁义就会依附于他。富有者得了势越发显赫，失了势，依附于他的宾客也便无处容身，因而心情不快。夷狄那里，这种情况更为突出。谚语说：“家有千金的人，不会犯法受刑死于闹事。”这不是空话。所以说：“天下之人，熙熙攘攘，都是为利而来，为利而往。”那些拥有千辆兵车的天子，享有万户封地的诸侯，占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担心贫穷，何况编入户口册内的普通老百姓呢！
（司马迁看出世有贫富，人皆逐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千乘之主，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何况是普通编户之民呢？他赞成老子所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是秩序、道德、文化的前提、基础。）。
从前，越王勾践被围困在会稽山上，于是任用范蠡、计然。计然说：“知道要打仗，就要做好战备；了解货物何时为人需求购用，才算懂得商品货物。善于将时与用二者相对照，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行情就能看得很清楚。所以，岁在金时，就丰收；岁在水时，就歉收；岁在木时，就饥馑；岁在火时，就干旱。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样做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一般说来，六年一丰收，六年一干旱，十二年有一次大饥荒。出售粮食，每斗价格二十钱，农民会受损害；每斗价格九十钱，商人要受损失。商人受损失，钱财就不能流通到社会；农民受损害，田地就要荒芜。粮价每斗价格最高不超过八十钱，最低不少于三十钱，那么农民和商人都能得利。粮食平价出售，并平抑调整其他物价，关卡税收和市场供应都不缺乏，这是治国之道。至于积贮货物，应当务求完好牢靠，没有滞留的货币资金。买卖货物，凡属容易腐败和腐蚀的物品不要久藏，切忌冒险囤居以求高价。研究商品过剩或短缺的情况，就会懂得物价涨跌的道理。物价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物价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货物钱币的流通周转要如同流水那样。”勾践照计然策略治国十年，越国富有了，能用重金去收买兵士，使兵士们冲锋陷阵，不顾箭射石击，就像口渴时求得饮水那样，终于报仇雪耻，灭掉吴国，继而耀武扬威于中原，号称“五霸”之一。
（司马迁说，越王勾践能使越国富强，与一个叫“计然”的人的经济主张有关。计然看出了当时的一些生产的和经济的规律，比如，天象与农业水旱丰歉的关系，要早作预测，比如，农业有“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的现象，也要早备措施，还要有“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策略。谷贱伤农，谷贵病商，都不好，要调节在适当水平，比如价格“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这样达到农商俱利，令货币“行如流水”，经济自当繁荣。总之，要有一系列经济措施。司马迁没有说用这些智力，就不符合他的“自然经济观”，他并不排斥依据规律对生产和经济有所掌控，这也可算是古代的“科学发展观”）。
范蠡既已协助越王洗雪了会稽被困之耻，便长叹道：“计然的策略有七条，越国只用了其中五条，就实现了雪耻的愿望。既然施用于治国很有效，我要把它用于治家。”于是，他便乘坐小船漂泊江湖，改名换姓，到齐国改名叫鸱夷子皮，到了陶邑改名叫朱公。朱公认为陶邑居于天下中心，与各地诸侯国四通八达，交流货物十分便利。于是就治理产业，囤积居奇，随机应变，与时逐利，而不责求他人。所以，善于经营致富的人，要能择用贤人并把握时机。十九年期间，他三次赚得千金之财，两次分散给贫穷的朋友和远房同姓的兄弟。这就是所谓君子富有便喜好去做仁德之事了。范蠡后来年老力衰而听凭子孙，子孙继承了他的事业并有所发展，终致有了巨万家财。所以，后世谈论富翁时，都称颂陶朱公。
你这样看待范蠡的弃官从商？
范蠡的致富经对你有什么启迪？
（子贡--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商旧时，商人们流行在自己的店铺店堂内悬挂”陶朱事业，端木生涯”八个大字。
这陶朱指的是春秋时的范蠡，吴越争霸时，范蠡为越国大将军。吴国被灭后，范蠡功成身退，经商致富，被称为陶朱公。据说范蠡离开越国时还带走了那位传奇美女西施，二人一起在五湖逍遥快活。
端木指的是端木赐，也是春秋时期人。端木赐是他的名字，他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字--子贡。子贡不但是孔子的杰出弟子，而且经商有成，因此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商。
司马迁说，孔子的七十子之徒当中，最会致富的，是子贡，他的商队“结驷连骑”，往来天下，诸侯国君无不隆重接待。“使孔子名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就是说，孔子的扬名天下，得益于子贡的支持。从事于政治、文化、教育这些事情，经济实力的支持是一个必要条件）。
白圭是西周人。当魏文侯在位时，李克正致力于开发土地资源，而白圭却喜欢观察市场行情和年景丰歉的变化，所以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他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他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他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他了解，太岁在卯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不好。太岁在午宫时，会发生旱灾；转年年景会很好。太岁在酉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变坏。太岁在子位时，天下会大旱；转年年景会很好，有雨水。太岁复至卯位时，他囤积的货物大致比常年要增加一倍。要增长钱财收入，他便收购质次的谷物；要增长谷子石斗的容量，他便去买上等的谷物。他能不讲究吃喝，控制嗜好，节省穿戴，与雇用的奴仆同甘共苦，捕捉赚钱的时机就像猛兽猛禽捕捉食物那样迅捷。因此他说：“我干经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吕尚筹划谋略，孙子、吴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那样。所以，如果一个人的智慧够不上随机应变，勇气够不上果敢决断，仁德不能够正确取舍，强健不能够有所坚守，虽然他想学习我的经商致富之术，我终究不会教给他的。”因而，天下人谈论经商致富之道都效法白圭。白圭大概是有所尝试，尝试而能有所成就，这不是马虎随便行事就能成的。
1、司马迁认为货利对于社会的安定和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文化素来重农轻商，但历史上，汉代的司马迁曾经就“货利”的问题，正式提出来谈经济思想。当时别人都不大注重经济问题，只有他特别注意，而在《史记》中写了《货殖列传》，成为中国经济学上的第一篇传记。
司马迁看法与众不同，在当时大家看不起货利的时候，他却认为货利非常重要。他提出来的第一位经济专家是姜太公，第二位是范蠡，第三位是孔子的天才学生子贡。接下来还有很多，现在我们择要摘录下他这篇文章，来作个研究。
《史记》作者司马迁及其父司马谈，都是比较偏爱黄老道家的学术思想，尤其是推崇老子的思想。他写的《货殖列传》，首先就引用老子的话，描写社会到了富强康乐，民主自由的极点，才能真正进入大同的理想境界，也才能达到老子所说的无为之治，法乎自然的境界。老子前面的一段话，意思是说，比邻的国家，国界相接，或隔一条路，或隔一条小溪，彼此都可以一望而见，连鸡鸣狗吠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而各国的老百姓，都能够吃得好，营养足；穿得好，没有穿打补钉的衣眼；社会风气安定，没有不良分子的骚扰；对自己的事业、职业，都很满意，各人安守本分。生活在这样安定快乐的社会中，人人都很满足，终此一生，都不会去羡慕别人，更不会为了生存，而离乡背井去外地谋生。
曾经听一位青年人说，现在日子过得好，有了钱，退了休，就该环游世界一番，“到老死不相往来”，不出国门，活着有什么意思。出国走走，这是一种很时髦的观念，而且也可增广见闻，但对于老子这句话的反驳，则似有断章取义之嫌。先从近处说起，就在台湾的山区或农林中，还是有一些人，不但没有到过台北，甚至连他居处的县治所在地也没有去过，一生没有离开家乡一步，但因生活过得安定快乐，临终之时，心中了无遗憾。而现代许多曾经环游过世界的人，在他临终之际，或对后代子孙，或对国家社会，或对他自己的一些事情，还是很不放心，带着满腔的无奈而去。
也还有人说，至美国、或到欧洲，去求学深造，或发展事业又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至老死不相往来”？这也是忘记了这句话前面的“至治之极”，以及接下去的描写。我们要反过来问一句，假如我们今天成为世界上经济力量最雄厚，教育文化水准最高，科技最发达，军事力量最强大，社会也最安定的国家，那么你还会想到外国去求深造，求发展吗？再进一步说，全世界，全人类，每个社会都达到了这个水准，那么又有谁不愿安安稳稳在自己家乡努力，反而到处奔波劳苦，替别人洗碟子、擦地板呢？现代的澳洲人，位于南半球，一般人过着太平日子，就很少往外国跑了。不过，在现代也有一种反面的“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现象。那是南北韩之间的三十八度线；东西德的围墙；我们与大陆之间的一衣带水。由此可见，想要达到“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境界，是不容易的，除非全世界、全人类，都富强康乐了，才能达到这个美好的境界。
2．司马迁对于物资利用的观点。
“待农而食之”，在当时的农业社会，许多资源技术还没发掘，社会经济的必然趋势，当然是要依赖农业生产，才有饭吃。“虞而出之”，还要开发山林和畜牧的资源。“工而成之”，然后将农林、畜牧的产品加工制造。“商而通之”，最后，再由商业的经营，来流通农林畜牧和工业的产品，于是才能达到有无相济，各获所需，不虞匮乏的`地步。
接着他又说，这种经济形态的发展，是顺着人类社会的需要，而自然演变出来的一种生活方式，并不是由法律或命令规定而来的，也不是由某一人提倡或教育而成的。而是大家为了生活上的需求方便，很自然地发展出来的。所以每个人都是各尽自己的能力，换取自己的需要。
3司马迁对于商业的经营上的观点。
在商业的经营上，是“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也就是中国商业一句传统的成语--“贱物不可丢，贵物不可收。”一样货品，价钱跌了，不要赔本卖掉。储存在那里，将来一定回涨，甚至还可以加工制造，再卖出去，很可能还会赚大钱。
一样东西涨价了，贵了许多，千万不要一窝风地跟着去买，因为不久的将来，很可能会跌价。所以，“贱价不卖，贵不买”。“各劝其业，乐其事”。各人安于本分，敬业乐群。
4强调农工商虞的同等重要性。
这些来自农林、畜牧，以及工商业的产品，是富国富家的基础。虽然各地的气候、土壤、人力不同，资源的储藏与开发也不一样，但经营得好就富足，经营不好就贫穷。上天是不会厚此薄彼的。
地往美国跑一样。后来齐国到了中叶，国力曾经一度衰落，直到齐桓公的时代，用了现在大家都知道的，以经济政治为主，并以经商出名的管仲为辅相，把齐国的国势再度复兴起来。他设立了九个有关财经的行政机构，设置掌财务的官员，行“轻重法”，而使齐桓公完成他的霸业，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仲个人亦有富埒王侯的“三归”建筑，爱好豪华，也相当奢侈。政治地位到了陪臣--和国君近于朋友的关系，财富可和其他诸国的国君相比拟。可是他使得齐国的富强，一直延续到威王、宣王的时代。
5经济、文化、道德的连锁关系。
司马迁引《周书》的话，并举出齐国姜太公和管仲的例子，说明经济财富对政治功业的重要以后，又引用“仓凛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两句名言，讨论财富和德业的关系，提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的主张。因为礼节、仁义这些德性，是以安定的生活与财富为基础的。一个君子富有了，就更乐于行善积德；而普通的人有了财富，也就安守本分，不会作奸犯科。接着他又把财富比作高山大泽，把品德比作山泽间的生物。水深了，自然有鱼，山高了，各种兽类自然繁殖其中。沟里水浅是养不活鱼的；小山也隐藏保护不了大的兽类。换句话说，贫穷就难有高超的道德修养，也难做出对人有益的善行。所以，有了财富，才能发挥出仁心义行。一个人有了钱，如果再得权势，就更容易彰显善举。反之，既无势力，又无钱财的他乡游子，自身难保，更何况其他。这是对有文化根基的中国而言，在文化低落的边疆来说，财富对德性的影响就更严重了。
所以普天之下，熙熙攘攘，来来往往的，都是为了一个“利”字。不论千乘之国，或者万户之侯，或者百室之君，他们都一个个唯恐受到贫穷的困扰，更何况一般老百姓！接着，他又继续举出范蠡、子贡、猗顿、卓氏、程郑、宛孔氏、师史、任氏等十几位历史上名人的致富之道，以及对国家社会的影响，来强调财富和德业事功的关系。同时他强调说，所举的这些人，还只是少数的例子，而且都不是继承祖业，或世袭俸禄而来，都是靠自己的努力，用心经营，把握了时机，去规规矩矩地发展，以最平实的方法来赚钱，而以最高明的原则来守成。至于其他，以发展农林工商而富可倾城的，或者富甲一县，或者称富乡里的，这些就多得数不清了。
结论说，靠自己的劳力，从小生意做起，一点点积蓄起来，这是谋生发财的正道。但是小富由勤，大富由命，发大财也要靠机运。同时司马迁又强调，发大财，还要有头脑，譬如用兵，要出奇制胜。于是他陈列出一些历史资料说，像秦扬这个人，以种田起家，他的财富居然盖过了一州，等于现在富过一省。照理说，挖人家的坟墓，偷盗葬物，这是犯法的，可是田叔就这样起来的；赌博说起来也是坏事情，但桓发却因此致富；至于行贾，类似我们现在所说跑单帮的，在古代也是大家不在意的行业，而雍乐成由此起家；卖油脂，当然也是低贱的行业，一身油垢，不受人尊重，而雍伯就在这个行业中，聚积了上千金的财产；叫卖浆汤、油条，是小生意，但张氏以此赚了千万的资财；磨刀，可以说是最简单的技术，但郅氏以磨刀闻名，人人找他磨，到后来发了大财，养了一大家的人，吃起饭来都是鼎食，气派大得很；卖猪肉干、牛肉干，也只是小本生意，浊氏却因此发财，养了几十匹马。在现代说，就是拥有几十辆汽车了。还有马医，古代医生的社会地位不像现在这么高，兽医更是如此。可是有一个兽医张里，家里开饭的时候还要敲钟，可见其富庶的程度。以上这些都是因为专精一业，勤奋努力而来的。
最后他的结论说：从这些事实看来，致富并没有什么一定的行业，财富也不是说一定永远属于谁的。有能力的人自然会发财，懒惰的人就是站不起来。富有了自然就显贵。一个富有千金的人，就像士大夫般地被人敬重。至于巨万富翁，就和王侯一样享受。这不是上天所赐，也不是祖宗所给，都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
四作业。
谢老师。
《张仪列传》读后感
张仪，是战国时期和苏秦同名的说客，极受秦王宠爱，与苏秦提倡的“合纵”政策不同。张仪提倡的是“连横”政策，即劝说各国与秦国联合，共同对抗其他国家。张仪拥有超出常人的才华与口才，这点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不过我今天想讨论的，并不是张仪的才华与成功的原因，而是就张仪的“连横”政策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并对各国诸侯听取张仪劝谏的原因做出一点分析。
首先，秦国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各国诸侯都担忧秦国会对本国的存在产生威胁，这时对于秦国的外交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苏秦主张合纵，即其余六国联合起来共同抵抗秦国，而张仪则恰恰相反，主张各国与秦国结盟而求得自身安全。有一点必须明确的是，张仪是秦国的宰相，他的所作所为必定是对秦国有利的，而秦国的野心是要取得天下，所以张仪游说各国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帮助秦国取得霸业。秦国取得霸业，其他诸侯自然面临被征服，从而走向灭亡的命运。所以说，张仪的建议是将诸侯引向灭亡的建议。他劝说各诸侯时，总是说：“秦国是当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大王不与秦国结盟，那么秦国将会与周围的国家联合起来攻打大王，夺取大王的地盘，长此以往，大王的国家就岌岌可危了，所以说，大王现在应该做的是与秦国结盟，来保全自己，同时还能与秦国联合起来，共同攻打其他国家，获得利益，这岂不是一件大好事吗？”然而，张仪只提及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并没有深说。张仪清楚：如果进一步进行分析，他的目的就会暴露，各个诸侯也会拒绝与秦国合作。而站在诸侯的角度思考：如果与秦国结盟，在短时间内本国不会有祸患，甚至还会得到好处。各国诸侯都怀抱着自私心理，心想反正这个受害者不是我，我还能获利，何乐而不为呢？不过总会有一个国家受到侵害。终归会有一天，自己会成为这个受害者，等到那时就欲哭无泪了。而能够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则是苏秦所提出的合纵政策。唯有与其余诸侯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秦国才能真正保全自身，不被秦国吞并。张仪的花言巧语，在各国诸侯面前的信誓旦旦，其实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用计策把别人推进深渊，然后自己溜之大吉。张仪作为秦国的官员，所作所为对于秦国来讲是尽到了臣子的职责，但是对于其余各诸侯来说，则是一种灾难。
各诸侯都是深谋远虑之人，为何竟这样轻易听取张仪的游说呢？我相信，他们并不是没有预料到这样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是人性的弱点在作祟。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每一个人活着都在为自己利益的着想，国家亦是如此。不从天下的角度考虑问题，反而只顾着本国眼前的利益，以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与秦国结好，只为获得暂时的便宜，殊不知在为自己的算盘感到窃喜时已经走向了灭亡的深渊。相信，各国诸侯在日后被秦国灭掉之时，既痛恨张仪又在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吧！可是后悔又有什么用呢？该责怪的又仅仅是张仪吗？我想，最应该怪罪的，是人性中的弊端吧。
说起来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从古开始，人们一直在感叹“人性”这个东西带来的利与弊，多少哲学家甚至专门写书来告诉人们如何防止人性中的阴暗部分影响到自己，可是人们多少年来始终在同一个地方犯错误。人性始终像麦田怪圈一样影响着我们，人们却又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而张仪只不过是利用人性的弱点罢了。仰天长叹中也不得不感叹张仪的智慧了。
佩服但不欣赏，尊敬但不赞扬，这就是我对张仪的态度。
《屈原列传》读后感
我的祖国以快60岁了，我的祖国是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才有今天的繁荣，在这几千年的历史中有多少人为祖国抛头颅，但他们依旧微笑有多少人为它洒热血，但他们都觉得值，从古至今有多少的英雄人物为自己的祖国献出了他们自己年轻的生命呀!
前段时间我有幸读了《屈原列传》这本书，对流芳百世的屈原有了个全新的认识。
屈原名平是春秋战国时期楚怀王的左徒，见识广博。但是他一生中遭遇了两大挫折。读《屈原列传》的时候，我感觉到吸引和震撼我的以不再是屈原那高尚的品质，而是感慨活在一个不被人了解的世界，那会是一个多大的悲哀。
屈原为楚国建立了法度，办理外交使楚国的'趋势逐渐走向富强的道路，并一度成为六国联合抗秦的领导，同时他又为祖国积极培养人才。可是楚国的贵族政治，以日趋没落，楚怀王及其子，襄王都是昏君，秦国的张仪以重金收买了嫉妒屈原的大臣及楚怀王的宠妃郑袖，造成一个全面的政治攻势。
事后，屈原便找到楚怀王，要楚怀王听从他的建议，但楚怀王的宠妃和大臣们百般阻挠，最后没听从屈原的建议。过了一段时间秦兵大举来袭，最终楚国灭了。
屈原回首再回首，拭泪，最后终于抱起岸边的一块记录楚国辉煌、中落的历史的江石投入了奔腾不息的滔滔江水。天地不言，唯有江水呜呼。
“路慢慢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每每读到屈原，想到屈原，我总是有一种悲叹，一个真正的跋涉者，一个真正坚持自己的理想和情操的人，他的结局竟是万般无奈的投江，后人们便流传这样一个习俗，每年的五月初五人们便在屈原投江的那条河里，撒粽子，为了不让鱼虾吃屈原的尸体，以后的五月初五变成了今天的端午节。
我读完了这本书以后，我想为什么有那么多高尚的人总是匆匆的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今天的人也许永远也不会明白的。
从屈原坎坷的一生，我悟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遭遇困难和挫折是正常的，关键是在面对挫折时，应当拿出勇气和毅力，迎接挑战，直面迎接，战胜自我，把每一次的挫折，当作前进的踏脚石，最终走向成功，我相信这个道理一定会使我终身受益的。
杜甫列传读后感
《刺客列传》描写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六个人的事迹，始于曹沫，终于高渐离，他们的悲剧性也在逐步加强，只有曹沫一人全身而退。这六个人之中，知名度最高的无疑是荆轲，荆轲的事迹被千百代文人墨客传唱，可其余五个人被淹没在历史的风尘之中，不为大部分人所知晓。其实，他们六个人的事迹都是令人扼腕叹息，荡气回肠。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话被豫让提出来，就成了刺客的信条，他们不顾家人，不计生死，就是为了“知己”这两个字。前面已经说过，荆轲的知名度最高，可是现在看荆轲与太子丹的交往，其中掺杂了太多的利益，并算不得是知己。唐朝司马贞《史记索隐》转引来注解《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荆轲与太子丹游览东宫，荆轲拾瓦投蛙，太子丹捧着金丸给荆轲。他们又一起乘千里马，荆轲说千里马的肝好吃，太子丹就杀了千里马把肝给荆轲吃。荆轲在宴席之上说歌女的手美，太子丹就把歌女的手剁下来放在玉盘里送给荆轲。太子丹的所作所为，实在是有谄媚之嫌。荆轲虽然为人深沉好书，与贤豪长者相结，但是也是郁郁不得志的，每天和狗屠、高渐离在市集之上相乐相泣，旁若无人。太子丹对荆轲也算是有“知遇之恩”了，但是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就是说君子之间的交往不掺杂利益，可太子丹与荆轲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连荆轲也说“太子遇轲甚厚”。所以太子丹为荆轲准备好要去咸阳时，荆轲准备等自己的同伴，但是太子丹并不信任荆轲，以为荆轲要反悔，试探地说“丹请先遣秦舞阳”，他们连朋友之间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更谈不上是知己。太子丹对荆轲不薄，荆轲去刺杀秦王，就有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意味。
但是，古往今来似乎没有人去注意这些，荆轲成了千古刺客的偶像，这和太史公偏爱荆轲有关，《刺客列传》里，荆轲所占文墨最多，其故事性也最完整，还有他身边诸如田光先生、高渐离等一批朋友所渲染出来了强烈的悲剧氛围。文人墨客也写诗作赋咏叹荆轲，例如陶渊明《咏荆轲》中说：“其人虽己没，千载有余情。”这其中自然也有荆轲他一诺千金，视死如归的缘故，但是《刺客列传》其他五人并不缺乏这一特点，所以，这并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与其他五人相比，荆轲的敌人是秦始皇。
秦始皇他“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虽然他并不是完美的，他誉满天下同样也谤满天下，可这并不能抹杀他奠定中国封建王朝基础的功勋。而一个人所能达到的高度，通常是由他的对手来决定的。千古一帝秦始皇在历史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竟然敢刺杀他的荆轲当然也在历史上扬名。尼采说过，慎重地选择你的朋友，更慎重地选择你的敌人，朋友可能影响你的成就，敌人会决定你所能达到的高度。所以，遇到一些人做出一些事，不要随便去和他理论生气，不是所有人都配当你的敌人。
《刺客列传》里，最成功的刺客要算曹沫了，曹沫挟持齐桓公，既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逼齐桓公交出了侵占鲁国的土地，自己又全身而退。专诸虽然达到了自己目的，以鱼肠剑杀了吴王僚，可自己也丢了性命。接下来的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不仅没有完成任务，自己也丢了性命。而且秦王因为被荆轲行刺大怒，发兵攻燕，逼迫燕王喜杀了太子丹，为燕带来了祸患，但他们都是义薄云天、视死如归的死士，其悲剧结局可歌可泣，读来荡气回肠。我认为这其中最令人扼腕叹息的一位，是高渐离。
畔送别荆轲时，流传千古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就是高渐离为荆轲践行之作。似乎在这个时候，高渐离就已预见到荆轲悲剧的结局，并决定自己也踏上这个没有回头路的征途。这是何其悲壮的画面！他与荆轲的友情可见一斑！当秦始皇通缉太子丹和荆轲的门客时，门客们都潜逃了。高渐离更名改姓给人家当酒保，伺机接近秦始皇。秦始皇因为爱惜他的才能，熏瞎了他的双眼，令他击筑，高渐离便把铅放进筑中，再进宫击筑靠近时，举筑撞击秦始皇，当然没有成功，被杀。但是这个时候，秦始皇已吞并燕国，这时再刺杀他，已没有什么意义。更何况，高渐离不会武功，他成功的几率微乎其微，然而高渐离这个击筑国手却义无反顾，这似乎有些寻死的意味。或者，他只是想已一死来告慰荆轲这个朋友，这个这才是真正的“士为知己者死”!他只是为义而死，其中不掺杂任何的金钱、收买、报恩、等等龌龊，死得轰轰烈烈。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李白的诗句描写了一个冷酷无情却又侠肝义胆的刺客。刺客，或者说杀手，这个职业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古老传统却又有着奇特的旺盛生命力。但是，春秋战国那个君子之间争霸的时代过去，“士为知己者死”的刺客也消失了，剩下的只是阴冷的暗杀、丑恶的血腥，这怎么不令人怀念那些舍生忘死、舍生取义的刺客豪侠！
杜甫列传读后感
很诚实地先说一句，实际上这篇文章我并没有认真地听讲，但我能很清晰地感受语文老师在谈论《伯夷列传》这篇课文时的慷慨激昂的心情，我对此印象很深，特别是对于"好人不长命"、"恶人富贵延年"的社会现象的不公，伯夷列传读后感。下课之后，我有重新浏览过这篇著作，暂且不谈文章与司马迁本人的联系，我以下的看法全部围绕文章的内容本身，而不深究作者的写作意图：
就文章中所提出的几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最佳当的答案，因而我不牵强附会，但我认为作者司马迁提出的这几个问题是相辅相成的，甚至后一个问题是前一个的升华，而我就其中几点谈谈自己的微薄看法。
就我看来，这个社会上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机遇，于是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公正的待遇，作为一个圣人，他应该不必在乎自己的声名是否能够流芳百世，而这对于许由、务光等人来说，或许能不能美名外扬不是最重要的，我可以理解作者司马迁自己想要扬名立万的心情，同时他也确实如此，但我绝不赞同他对于成名的看法。这个世界上总是存在着许多有道德的人，他们并不说辞，也没有像以前的圣人一样游学讲法，道德和圣人的存在方式有很多种：一些人退隐田园是为了自身心情的宁静，为了获得一种灵魂上的解脱，很难讲他们的品德究竟高尚到什么程度，但又是否有人像司马迁一样撰写类似《伯夷列传》这样的文章来歌颂他们呢？事实可能是没有的，即便有也并非这些隐士的意愿，更有一句话叫做"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意思是有能力的人希望依赖周围的环境忘却世事，沉湎于桃源世外，这是指小隐真正有能力的人却是匿于市井之中，那里才是藏龙卧虎之地，这是指中隐。
只有顶尖的人才会隐身于朝野之中，他们虽处于喧嚣的时政，却能大智若愚、淡然处之，这才是真正的隐者。而我认为，历史本身就有不完全真实的特性，加上人为的篡改和时间的淡化，许多历史真相已经湮没在了浩瀚无边的时间长流里，就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闪他们闪发光的人，他们智慧、优雅、从容或者淡泊名利，但他们并未被记载光辉荣耀的史册上面，这是为什么呢？是那些拿了俸禄的史官不没有办实事么？亦或者是因为历史的记录并不真实？都不是，是因为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历史不能让他们过于瞩目地出现在后人的眼里，这样可能会毁了他们，因为"某些人"不允许，因为他们与这个庸俗的时代不太协调，就像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一样，他们的品行即便高尚，但只能是"可念不可说"的向往。也许有人会说，"这样子难道公平么？","公平",我人为这跟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公平是需要自己去争取的，如果你本身并不想为了某些方面的"公平"而去努力地抗争些什么，那么你就没必要为了不抗争所带来的后果（即便是不好的），这就像隐退者本身已不在乎世俗人的看法一样，什么流言蜚语什么是不是能够流芳百世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况且——历史虽然没有让他们声名鹊起，但也没有无情地抛弃他们，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他们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时代；他们被包含于历史的一角，又超脱于历史之外永远活在他们应有的光辉里。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句话是不是真理呢？我想也许这只是一种人类自我安慰的措辞而已。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句话在对人的善念的塑造和维持以及恶念的扼杀和遏制，还有在维护社会和平这一方面，确实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第四、五段的言论呼应了前两段的论述。贤人在后世之人中的声名取决于什么呢？什么样的人才算是贤人呢？作者认为，贤人这个概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凡那些道德操守合乎自己的意念和追求时，在这些人眼中他们就被称之为贤人。一般情况下，这些人占据所有人的大多数时，此贤人才能被认可，或者他们是被当时在思想上很有影响力的人所推崇。关于他们声誉是否会在后世传扬以及影响力度的大小，则首先取决于他们的不害他的行为和一定的学识或地位。其次，就主要取决于他们被何人认可了，以及那个人的号召力。司马迁在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所发的感概："可悲啊！普通人想要磨练自己的品行，立下功名，不依附于德高望重的人，怎么能把自己的名声传播到后世呢？"真实得让人难受。
古人语："信道笃而自知明也".
保持自己的本心，不为他人的只言片语所动，也不被执权者的威严所撼，坚定智慧的理性，这样一个人的思想才有实际上的价值。
至于那些亦真亦假可真可假的所谓正史稗史，所谓正统思想，所谓诡辩，一切皆不要陷入空想的泥潭——"存在就是合理，合理的也都要存在。",黑格尔如是说。
注：《伯夷列传》出自《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第一》，作者司马迁。该篇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伯夷列传》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货殖列传读后感
太史公作《货殖列传》，不拘泥于时，驳斥儒道两大家有关经济问题的观点，大胆提出人类追求财富的合理性，字字铿锵，掷地有声。“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无论多美好的志向都得有实现的基础，财富，在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人生的资本。
自从商业产生以后，贫富差距渐渐出现，同时因为有了差距，便生出许许多多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作为以农为本的国家，古代中国一直到了清朝还在压制商业活动，商人们承受着来自朝廷和社会各个方面的阻挠与压力，可以说，一个成功的商人的创业历程真的是步履维艰。士农工商中，商为最下等，其实各个阶级都要养家糊口挣取银钱，只是收获渠道不同，收获数量也不等。皇家贵族子弟生下来过的就是锦衣玉食的生活，双手不沾一点腥土，整天跟着先生念叨仁义礼智信，之乎者也，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每每这些“贵人”不开心的时候，一个巴掌抡过去，挨打的小奴仆低头含泪，以头抢地，可怜兮兮地捂着一边打红的脸：“奴才该死！”同是人，贵贱就这么给划分明了，你，穷人家的孩子，就是受欺负被奴役的命。富人家是有自己的烦恼，他们担心的也许是明天去哪里游玩，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而众多吃穿无着落的穷人们还在忍受着饥饿侍弄那几亩租田，用一句俗语来形容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财大气粗”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屈原列传》读后感
自屈原投江之后，他便一直被人所怀念。先民们设立一个节日来纪念一个人，并且延续两千年之久，这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屈原以自己强烈的爱国心和嫉恶如仇，洁身自好的高风亮节，赢得了后人对他的永世敬仰！
然而，敬仰之余，我常常会生出一些想法。死，固然不失为一条保持清白、抗争世事的`途径，但这其中难免包含着一些怯弱和无奈。当一个人理想破灭，处于穷途末路之际，死难道就是唯一的选择么？屈原之死，确实悲壮，但相比之下，孔夫子的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顽强斗志，不更令人敬仰么？人生怎么可能没有挫折呢？一旦遭到巨大灾难，就以死来解脱，不显得太消极了么？文天祥被虏，本想求死，可他终于还是“隐忍而行”。因为他心中有一个坚定的目标——“将以有为也”。是这个信念战胜了求死的念头，支持着他斗争直到最后。
屈原不应该选择死！
我同情屈原，我敬仰屈原，我歌颂屈原，但我不由得深深感叹：屈原之死，悲哉！悲哉！
李斯列传读后感
今天我读了《史记》当中《李斯列传》这一部分，我对李斯的人生经历深有感悟。
李斯是楚国人，当时只是一个地方小官。有一次，李斯发现厕所里的老鼠，生存环境非常差;而粮仓里的老鼠，生活环境特别好，有着吃不完的粮食，于是李斯感慨说：“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处耳。”意思是说，一个人是不是有才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处的平台。
于是，李斯就把官辞了，投奔了当时齐国一位大师，这位大师就是大名鼎鼎的荀子，李斯跟荀子学习帝王之术，也就是如何治理一个国家的道理。过了一段时间，李斯觉得自己已经学有所成，应该找一个平台来施展自己的才华。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去当时最强大的秦国。
李斯到了秦国之后，投奔到当时秦国最有权势的吕不韦门下，吕不韦很快就发现李斯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就把他引荐给秦始皇，于是，李斯终于有了施展自己理想抱负的平台，在秦国消灭诸侯六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我觉得李斯是一个有理想和抱负的人，他从老鼠哲学中受到启发，并为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付诸行动，辞官投学，努力提升自我的能力，最终在秦国统一中国这个历史舞台上，上演了一出精彩的人生好戏。
我感悟到：一个人首先有心存远大志向，然后付诸行动，通过努力，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最终才能找到实现自己理想的道路;相反，如果一味好吃懒做，只能让理想变成梦想和空想。
李斯在中国历史上可谓鼎鼎大名，他辅助秦始皇成就帝业，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他坚决拥护郡县制，避免秦朝重蹈周朝覆辙;他协助秦朝制定统一的典章制度，从此中华“车同轨、书同文”;他刻下了泰山第一块石刻，自此李斯小篆名扬四海。然而他终究没有成为后人所仰视的圣人，这些功绩终究掩饰不了在他萎缩的人格的驱使下的卑鄙的行为。正如题目所言，他永远都只能算作是“大历史中的小人物”。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於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司马迁写人物往往一针见血，《李斯列传》开篇所讲的这个小故事，可谓是对李斯一生最概括的评价了。这位政府的小公务员看到了两种老鼠的区别，便对人中“仓鼠”充满了羡慕，从此立志改变自己“厕鼠”的现状，成为一只“仓鼠”。在此之后，虽然李斯做出了惊天动地且改天换地的大事，但他自己却永远没有从他的“老鼠哲学”中走出来，没能使自己大起来。他好像永远都是那个上蔡小吏，永远摆脱不了那种小人物小人格的心态。他患得患失、首鼠两端，永远蜕不出那种委琐细屑。他既没有孔子的宽厚仁德，也没有孟子的浩然正气，还没有商鞅的一意孤行，更没有后来王安石的坦坦荡荡忘怀得失。他绝顶聪明但这一切只是为自己的“老鼠哲学”服务，只是为了一己私利，这便注定了他只能是一个小人。
从此李斯求学于荀卿，学得“帝王之术”，并背弃了自己的祖国，选择了最有统一资本的国家——秦国(当然，这对于士来讲，算不上道德污点)。他比屈原、韩非更有资本，屈原、韩非虽然才能远胜于李斯，但由于出身的缘故，不能自己选择去向而被束缚住，看到自己的祖国日落西山而又不被重用，只有随之一并毁灭。而早就待价而沽的李斯却没有这些拖累，他可以自由选择。到秦国之后，李斯投到了吕不韦门下，取得信任之后有了游说秦王的机会。他建议秦王抓装天下一统”的“万事之一时”，提出了一套包括对六国显贵贿赂暗杀的立竿见影的办法，深得年轻的血液里充满暴-力的秦王嬴政的赏识。之后，他又经受了逐客令的考验，又设计害死了同学韩非并剽窃了韩非的思想。从此，在李斯的策划和秦王的领导下，秦国的暴-力战车再一次开动起来，开始对六国发动了新一轮也是最后一轮进攻。数年之后，这辆战车以杀死六国人口两百多万(这是六国损失人口，不包括秦国为此损失的人口)的代价，结束了征程，换得了统一的胜利。而当时的总人口大概只有两千万。
终于，他的梦想实现了，他在秦朝统一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又两次力排众议、顶住压力，坚决废封建而立郡县，而又是焚书坑儒的提倡者，深得嬴政(这时应当称呼为秦始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