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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散文《我的四个假想敌》读后感范文
和父亲亲密无间是20年前的事情了，记忆中和父亲可以亲密到坐在他腿上的情景依稀只得一次，仿佛是看某部电视剧中听到“白马王子”一词，爬上父亲的腿去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不记得他的回答了，大概是“女孩心中喜欢的男孩”之类的话吧，他是从来都给我以正确而真实的解释的。
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和父亲生气了，一连讴了好几天的气，最终好象还是他来找我说话的。忘记是什么原因了，但现在想来，我原来从小就这么倔强，再想想当时的父亲，该是何等的失落——从来都是听他指挥的女儿有了自己的思想和脾气了，而这脾气是从与他对抗开始的。从那以后，再没有抱过他、坐在他腿上，更别说象别的女儿一样大方地亲吻自己的父亲。其实，并非是那一次矛盾结下的恶果，还是与我自身性情有关，或许追究下来还是和他的基因有关，毕竟我也是得他遗传。我和他一样，都是感情越深越深埋，从来也不愿轻易表达的人。于是，这20多年来，我和父亲的感情竟象互相倾心却没有把握的情人的一样，只在心中烧着，一旦见面了，都是平淡之极的面颜相对，不知该怎么亲昵。
所以，我一度以为他是冷血的，因为他极少笑，对孩子对妻子都是如此，我甚至曾经以为他从来不爱母亲。只是后来听见母亲说她与父亲之间的趣事，才知道原来他竟然还有和母亲“打情骂俏”的时候呢，只是这种脸孔待一转身面对我们的时候就又变了。后来，我翻看我成长的照片，惊奇的发现我竟是从小就不会笑的，从幼儿园到小学的那些照片中，一眼就能从同学中认出自己，因为只有我是一张“法官”的脸，极其不符合当时的年纪。这一点倒是长大了改善起来。于是，我知道了，我和他是一样的，脸上是不会笑的，一切的情感都在心中，都在与自己相处的时空里。
看完余光中先生的这篇文章，觉得他真是写尽了一个为人父的心思，我假象这也是我父亲的所想，其实这就是他的所想吧。他也是一直如此珍视我，不愿我出阁又担心我没有归宿的啊。现在对我来说，嫁与不嫁远没有父亲是否在乎我那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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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散文读后感
读着余光中的《当我死时》，我的心也仿佛飞向遥远的美国，却牵连我的母亲国度——中国。人在密西根享福，心在故乡受苦，苦在心里，苦在心的心里。春天，我思念故乡江南水乡的诗情画意，白堤上的绿柳扬着长长的绿袖子，向游客展示妩媚的春意;梅园的梅花开得热火朝天，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淡淡的含着浓浓人情味的香从中国传进我的鼻。夏天，我思念故乡那浪漫的情调。“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杭州西湖的荷花引人入胜，在清爽的河水里自由地游泳。秋天，枫叶们化成了火，时时燃烧着我思乡的炽热的心。瓜果飘香，让我每个细胞都感到甜甜的，很温馨。冬天，松竹梅三君子傲霜斗雪，感动人心，偶而下场雪，寒意覆盖了一切，也覆盖了我思乡之心。
余光中散文读后感
从小吟咏着余光中的《乡愁》长大，相望着的那一方的土地，满溢着我们的思念，更回荡着忧愁。同一片月光下的我们何时才能举杯共邀明月，言欢共饮长江水。然而，在四川省及周边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地震，在哀痛与悲伤面前，让我们强烈的感受到“唇齿相依，手足相连”的血脉亲情，那是一种发自心灵的统一。
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的骨肉亲情，在大灾难面前，愈加强烈。从5月12日汶川地震的灾情-灾区以及受灾民众，成为台湾社会的焦点。台湾同胞们都红着泪眼互问：“我们可以为灾区做点什么?”台胞们的捐赠救灾行动蔚然成风，催生出一幅幅感人画面。大量人力物力涌向中国，为中国的每颗受伤的心，滴血的翅膀带来一份慰藉与抚慰。来自台胞们急切的`捐款的电话系着这一头，在那一头，成千上万的那一头也在急切地等待着，系着这头，系着那头，而电话服务的这一头，恨着自己为什么就只有两只手!此刻台商都动员起来，很多台商捐了又捐，在这一刻他们决不计较着生命的豪华奢侈的投资，在生命的礼遇面前，所有世人同逝者默哀，向生命的尊严致敬。平凡人的爱心，则从四面八方如洪水般汇聚而来，在阴霾里化作缕缕温暖的阳光，轻抚着大陆同胞的心坎。
20多位台湾的飞行员，舍小家顾大家，纷纷主动请缨上阵，一个坚定的信念是鹰的誓言，要驰骋昨天的废墟。回旋的气流，记录下你一次次最美的弧线。红十字会的爱心团队也在第一时间来到这片满目疮痍的黄土地上，青铜的光辉下，在奔跑，再争夺，这片黄土地上每个人生的权力。放飞着一只鸽子的心，带上温暖与祝福，去寻找那一颗颗恐惧又胆小的心，一路陪着天使来到天堂，在纯净与美丽中寻找快乐。从不放弃过自己的诺言，从不背弃过自己的信念-将爱传播下去。在地狱边上，中国的战士不孤独。在浸染着阴霾与红色的世界里，有无数条黄色的丝带潇洒的飘扬，有着那一条条不屈的铮铮铁骨汉子，一根根不弯的凛冽的脊梁。同一个信念，同一个誓言：希望必将与中国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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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散文读后感
在我读了余光中的散文花鸟后，我立刻对小小的鹦鹉起了由衷的喜爱之情，甚至把自己当做作者，给鹦鹉喂食、打理羽毛。但也为人类的残忍而感到羞愧。
在我读“蓝宝宝菜市上六块买来的，在我所有禽缘里，它是最乖巧最可爱的一只，现在即使有谁出六千元我也舍不得舍弃它的。”的时候，我深深的感受到了作者对蓝宝宝的喜爱之情，因为蓝宝宝是最乖巧可爱的。从“现在即使有谁出六千元，我也不肯舍弃它”写出了蓝宝宝对我的重要性。小小的鹦鹉也有仇必报，有恩必报的心理。如果你平时对它不好，他只要能出来必定就回去咬你，如果你对他好的话，它不但会用小喙亲吻你的手指，还会把“雀栗”与你一同分享。在我读“人类之间，禁止别人发言或强迫从千口一词，也就威武的了，又何必向禽兽去行人道呢？”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人类的残忍，为了让人语推行而违反了人道。这无所不载无所不容的世界属于人，也属于花、鸟、鱼、虫。我们不能为了私欲而破坏这个世界。
我觉得：我们应该保护好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小生物，不要再猎杀它们了，他们也有生命，它们也想人一样，有自己的父母。不要再让一个个无辜的生命惨死于人手！
余光中用诗样的语言对雨进行视觉、听觉、嗅觉等多方面感觉进行描写，字里行间，古诗韵味俯拾即是，例“牧童遥指”，“剑门细雨渭城轻尘”，“杏花春雨江南”。爱好古典文学者看本文，时时会心一笑。而喜爱现代风格的读者也不会失望，例“雨是潮潮湿湿的音乐下在渴望的唇上舔舔那冷雨”一句，已令许多所谓的现代诗人汗颜。
余光中散文读后感
我们大多数读者是从“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从青海到黄海/风也听见/沙也听见”以及“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等诗句里认识余光中的，后来才知道他“右手为诗，左手为文”，散文也写得好。惜乎选本不多，就笔者目力所及，只读过他的几篇小品，如《我的四个假敌》、《宛在水中央》、《在水之湄》、《牛蛙记》、《听听那冷雨》、《借钱的境界》等，即如此，也早已为其作品中四溢的才气所熏醉。不过，跟读粱实秋一样，总感觉机巧有余而厚重不足。及至读到人民日报出版社的最新选本《桥跨黄金城》，才似乎窥到了余光中散文艺术之全豹，不，用他的话说，是全虎，是细嗅蔷薇的猛虎。
虎有威猛之气。当余光中驾着他的小道奇疾驰在辽阔的美国西部的时候，当他饮过嘉士伯啤酒开始浮想联翩的时候，当他陶醉于山、海、塔、高速公路等雄性意象的时候，余光中就是一头威猛的老虎。在《高速的联想》一文中，他说他崇拜速度，并引阿拉伯的劳伦斯的话：“速度是人性中第二种古老的欲望。”诗人的余光中或许永远不会说出“我倒觉得你（指夫人）煨得更腴了，雄得一塌糊涂！”或者“剩下他，血液闲着，精液闲着，泪腺汗腺闲着，愤怒的呐喊闲着”等痛快淋漓的话，但在散文家的余光中说来却显得本真、有人情味。文人不是阉人，不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他应该是最健全，最富生气的人，是猛虎。
当然，这仅仅是浅层意义上的猛虎气。余光中的散文是以想象富赡、节奏紧张、内蕴深厚、造语奇特见长的。他的散文内容不外游记、咏物、品藻人物、家居感受、文艺随笔等几类，但他是带着他全面、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凝重的历史感进入他的意象世界的，所以他可以面对星空作逍遥游，面对莲花而意兴遄飞，从李白、杜甫到米芾、苏轼，从可口可乐到黄河饮过的血扬子江饮过的泪，从盖提斯堡的古战场到周幽王的烽火、卢沟桥的烽火，纵横开合，火花迭现。用他自己的话说“真正丰富的心灵，在自然流露之中，必定左右逢源，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步步莲花，字字珠玉，绝无冷场”。这种语言的密度是才气，是历史的厚重感，是猛虎气。
“微蔷薇，猛虎变成了菲力斯旦；微猛虎，蔷薇变成了懦夫”。余光中散文有其阳刚一面，也自然有其阴柔一面。以他最有名的代表作《听听那冷雨》为例，语言之迭宕、意象之开合，无不透露出他的猛虎气，但就“冷雨”这个整体意象来说，它毕竟是阴柔的、古典的。
余光中在自序中评价这个选本，“于我的散文艺术，有相当的代表性”，看来他是满意的。这一点，让我想起内地出的多种多样的港台文学选本，似乎这类反映全貌、遴选精当的集子太少了些吧。
余光中散文读后感
深厚的文明积淀，仅是楼房盖得高且漂亮，亦很难让人感动。沙叶新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曾过境香港，跑了好几家新书摊，才淘得此书；而我握有的版本，似乎早已有珍本资历矣！港台名家的一切重要原版书，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出版者，在大陆，大概均可作如是观。
余光中认为，他的正业是写诗：“这只右手始终燃香，向诗的缪思。可是仅饮汨罗江水是不能果腹的。渐渐地，右手休息一下，让左手写点散文。”这一写就是八年，而此书仅是“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的一小部分。
与“美丽的痒”（吻）一样，“左手的缪思”（大陆译作“缪斯”），的确是余光中独创的词语。这个书名的来历，早已成为台湾文学史中的一个典故：“当时用《左手的缪思》为书名，朋友们都觉得相当新颖，也有读者表示不解。其实我用‘左手’这意象，只是表示副产，并寓自谦之意。成语有‘旁门左道’之说，台语有‘副手’（右）‘倒手’（左）之分，在英文里，‘左手的’（left—handed）更有‘顺当’与‘笨拙’之意。”――仅了解其书名之来历，似乎已窥见作者的功力和惊人之笔。
实则，若论余氏之“妙手”，诚如香港作家黄维梁所云，余光中应该有四只手：右手写诗，左手攻散文，第三第四只手专事批评和翻译。《左手的缪思》结集出版时，余氏早已硕果累累：出版了四本诗集，三本译诗集，一本翻译小说，一本翻译传记。
值得文学史专家留意的是，余氏左手的缪斯，一上手走的是知性的路子：论艾略特，评毕卡索，引见梵谷、安格尔，投诉胡适。笔锋一开，便光芒照人。继之而起的感性且抒情式的《石城之行》《记弗洛斯特》《塔阿尔湖》《书斋书灾》等，都是让人赞不绝口的美文。
原来，九位缪斯之中，未闻有司散文之女神，而《左手的缪思》的出现，那真是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寂寞、凄凉的中国文坛，闪现出的一道曙光。
如论余光中与五四文言散文之源流关系，台湾诗人杨牧曾说过这样的话：“徐志摩以诗人之笔为散文，洒脱浪漫，草木人事莫不无情，激越飘逸，影响见于苏雪林，何其芳，张秀亚，胡品清，陈之藩，萧白，余光中。”（《文学的源流中国近代散文》）此话说得很中肯。不过这也仅仅从一个侧面概括了余光中。我以为，若真正把握其实质，余光中之散文，有着钱锺书散文的某些素质。原本，在《左手的缪思》中，他更多的献给读者的，是渊博的诗、画、音乐的典故与知识，是独具余氏散白话语的弹性和变化别致的句式及结构。读钱锺书的散文，咱们常常惊叹其用典的艰涩而密不透风；而读余光中的散文，咱们仿佛看到了其仍然追求意象、用典之典雅，但密而有间，又平易近人。他的散文仿佛达到了情趣、智慧和学识的无机融合。
余光中的散文观在其书中已略见端倪，似乎亦不该掉以轻心。
余光中散文
文学作品给读者的印象，若以客观与主观两极，理念与情感对立，则每有知性与感性之分。所谓知性，应该包括知识与见解。知识是静态的，被动的，见解却高一层。见解动于内，是思考，形于外，是议论。议论要有层次，有波澜，有文采，才能纵横生风。不过散文的知性仍然不同于论文的知性，毕竟不宜长篇大论，尤其是刻板而露骨的推理。散文的知性该是智慧的自然洋溢，而非博学的刻意炫夸。说也奇怪，知性在散文里往往要跟感性交融，才成其“理趣”。
至于感性，则是指作品中处理的感官经验，如果在写景、叙事上能够把握感官经验而令读者如临其景，如历其事，这作品就称得上‘感性十足”，也就是富于“临场感”(senseofimmediacy)。一位作家若能写景出色，叙事生动，则抒情之功已经半在其中，只要再能因景生情，随事起感，抒情便能奏功。不过这件事并非所有的散文家都做得到，因写景若要出色，得有点诗人的本领，叙事若要生动，得有点小说家的才能，而进一步若要抒情，则更须诗人之笔。生活中的感性要变成笔端的感性，还得善于捕捉意象，安排声调。
另一方面，知性的散文，不论是议论文或杂文，只要能做到声调铿锵，形象生动，加上文字整洁，条理分明，则尽管所言无关柔情美景或是慷慨悲歌，仍然有其感性，能够感人，甚至成美文。且以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例：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短短九十个字，回旋的空间虽然有限，却一波三折层层逼进，而气势流畅，议论纵横，更善用五个“士”和三个“鸡鸣狗盗”形成对照，再以鸡犬之弱反比虎豹之强，所以虽然是知性的史论，却富于动人的感性。在美感的满足上，这篇知性的随笔竟然不下于杜牧或王安石自己咏史的翻案诗篇，足见一篇文章，只要逻辑的张力饱满，再佐以恰到好处的声调和比喻，仍然可以成散文极品，不让美文的名作“专美”。
吃饭有时极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正如讨阔佬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这种主权旁移，包含着一个转弯的不甚素朴的人生观。
白帝城本来就熔铸着两种声音、两番神貌：李白与刘备，诗情与战火，豪迈与沉郁，对自然美的朝巍与对山河主宰权的争逐。它高高地矗立在群山之上，它脚下，是这两个主题日夜争辩着的滔滔江流。
余光中散文
西德败北那一早，我们固然睡得早些，第两天却一早就给吵醒了。说吵醒，实在不合错误。我们是给教堂钟声从梦里悠悠摇醒的。醉于音乐当然分歧醒于乐音，况且那音乐来自钟声，一波波摇漾着舒缓取舒适，给人中世纪的幻觉。一天就那样起头，老是使人欣喜的。德国很多小城的钟楼，每过一刻钟就当当问答声震四邻天播告工夫之易逝。时候的节拍要动用那样盛大的标点，总难免使人惊古道热肠，且有点伤感。就算是中世纪之少吧，也经不起它一遍各处敲挨。
那样的钟声，在德国四处可闻。印象最深的，除达森海姆以外，还有巴登巴登的边镇史坦巴赫（steinbach，石溪之意）。北欧的仲夏，傍晚出格悠久，要等九点半今后夕照才隐去，西天留下半壁霞光，把一片赤素艳烧成断断续绝的沉紫与滞苍。那是断肠人在海角的时辰，和我存在车少人密的长街上闲闲漫步，开伉俪两心之紧密亲密，竟也难抵暮色四起的苦楚。仿佛一切都沦陷了，只留下一些红瓦渐暗的屋顶在向着晚空。最初只留下教堂的钟楼，灰红的钟面上闪着金色的罗马数字，余霞之平分外埠幻同。遽然钟响了起来，吓了两人一跳。万籁皆寂，只听那老钟楼喉音沉洪地、慎重而笃实地敲出节奏清楚的十记。以后，全镇都告沦陷。这一切，那时有一颗青星，热眼干证。
最绚丽的一次是在科隆。那天开车进城，远近就眺见那威赫的单塔，一对巨灵似的镇守着科隆的天空，塔尖崭露头角，塔脊棱角峥嵘。那气凌西欧的大教堂，我存听我夸过不晓几次了，终究带她一同来企盼，在露天茶座上正面瞻仰了一番，颈也酸了，气也促了，但绕到南侧面，隔着一片空荡荡的广场，以较为舒缓的斜度沉着不雅览它的横体。要把那一派尔虞我诈的峻桥陡楼看出个体系来，不是三眼两眼的事。恰是礼拜六将尽的下战书，傍晚欲来不来，天光欲歪不正，家家的晚饭都该上桌了。突然之间——老是突如其来的——巨灵在半空开腔了。又吓了我们一跳。先是一钟独鸣，不迟不疾而怡然自得。结果是欧洲大名鼎鼎的大教堂，晚钟锵锵在上界颁布发表些甚么，齐城高上下低远远远近的塔楼和窗子都抬头凝听，一切的云都转过了脸来。不暂有其他的钟闻声呼应，一问一答，遥相呼应，曲到钟楼上全部的洪钟都插手晚祷，寡响成潮，卷起一波波的声浪，金属高卑而阳刚的和叫相荡相激，汇成势不成挡的滚滚狂澜，一会儿就使全城没了顶。我们的耳神经在钟阵里惊慌而又高兴地动慑着，如一束盘旋的火草。钟声是金属坚毅的祈祷，铜喉铜舌的崇奉，一记记，全背高处叩奏。飞腾处竟似有长颈的铜号成排吹起，有军容壮盛之势。
"号声？"我存细心再听，然后笑道："没有啊，是人的幻觉，你累了。"。
开了一天车，正本是乏了。这钟声太壮不雅了，令我又高兴，又抚慰，像有所启迪——。
"你说什么？"她在大水的海啸里用手掌托着耳朵，恍忽地说。
两人相对愚笑。泛博而坐体的空间冲动着骚音，我们的心却一片澄静。二十分钟后，钟潮才逐步退去，把科隆古城还给现代的七月之夜。我们从中世纪的沉酣中醒来。鸽群像音符一样平常，纷繁落回空中。莱茵河仍然向北流着，人在异乡，已是吃晚餐的时辰了。
余光中散文
旅客似乎是十分轻松的人，实际上却相当辛苦。旅客不用上班，却必须受时间的约束;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却必须受钱包的限制;爱去哪里就去哪里，却必须把几件行李蜗牛壳一般带在身上。旅客最可怕的恶梦，是钱和证件一起遗失，沦为来历不明的乞丐。旅客最难把握的东西，便是气候。
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旅客。从西班牙南端一直旅行到英国的北端，我经历了各样的气候，已经到了寒暑不侵的境界。此刻我正坐在中世纪达豪土古堡改装的旅馆里，为“隔海书”的读者写稿，刚刚黎明，湿灰灰的云下是苏格兰中部荒莽的林木，林外是隐隐的青山。晓寒袭人，我坐在厚达尺许的石墙里，穿了一件毛衣。如果要走下回旋长梯像走下古堡之肠，去坡下的野径漫步寻幽，还得披上一件够厚的外套。
从台湾的定义讲来，西欧几乎没有夏天。昼蝉夜蛙，汗流浃背，是台湾的夏天。在西欧的大城，例如巴黎和伦敦，七月中旬走在阳光下，只觉得温暧舒适，并不出汗。西欧的旅馆和汽车，例皆不备冷气，因为就算天热，也是几天就过去了，值不得为避暑费事。我在西班牙、法国、英国各地租车长途旅行，其车均无冷气，只能扇风。
巴黎的所谓夏天，像是台北的深夜，早晚上街，凉风袭时，一件毛衣还不足御寒。如果你走到塞纳河边，风力加上水气，更需要一件风衣才行。下午日暖，单衣便够，可是一走到楼影或树荫里，便嫌单衣太薄。地面如此，地下却又不同。巴黎的地车比纽约、伦敦、马德里的都好，却相当闷热，令人穿不住毛衣。所以地上地下，穿穿脱脱，也颇麻烦。七月在巴黎的街上，行人的衣装，从少女的背心短裤到老妪的厚大衣，四季都有。七月在巴黎，几乎天天都是晴天，有时一连数日碧空无云，入夜后天也不黑下来，只变得深洞洞的暗蓝。巴黎附近无山，城中少见高楼，城北的蒙马特也只是一个矮丘，太阳要到九点半才落到地平线上，更显得昼长夜短，有用不完的下午。不过晴天也会突来霹雳：七月十四日法国国庆那天上午，密特朗总统在香热里榭大道主持阅兵盛典，就忽来一阵大雨，淋得总统和军乐队狼狈不堪。电视的观众看得见雨气之中，乐队长的指挥杖竟失手落地，连忙俯身拾起。
法国北部及中部地势平坦，一望无际，气候却有变化。巴黎北行一小时至卢昂，就觉得冷些;西南行二小时至露娃河中流，气候就暖得多，下午竟颇燠热，不过入夜就凉下来，星月异常皎洁。
再往南行入西班牙，气候就变得干暖。马德里在高台地的中央，七月的午间并不闷热，入夜甚至得穿毛衣。我在南部安达露西亚地区及阳光海岸开车，一路又干又热，枯黄的草原，干燥的石堆，大地像一块烙饼，摊在酷蓝的天穹之下，路旁的草丛常因干燥而起火，势颇惊人。可是那是干热，并不令人出汗，和台湾的湿闷不同。
英国则趋于另一极端，显得阴湿，气温也低。我在伦敦的河堤区住了三天，一直是阴天，下着间歇的毛毛雨。即使破晓时露一下朝暾，早餐后天色就阴沉下来了。我想英国人的灵魂都是雨蕈，撑开来就是一把黑伞。与我存走过滑铁卢桥，七月的河风吹来，水气阴阴，令人打一个寒噤，把毛衣的翻领拉起，真有点魂断蓝桥的意味了。我们开车北行，一路上经过塔尖如梦的牛津，城楼似幻的勒德洛，古桥野渡的蔡斯特，雨云始终罩在车顶，雨点在车窗上也未干过，消魂远游之情，不让陆游之过剑门。进入肯布瑞亚的湖区之后，遍地江湖，满空云雨，偶见天边绽出一角薄蓝，立刻便有更多的灰云挟雨遮掩过来。真要怪华兹华斯的诗魂小气，不肯让我一窥他诗中的晴美湖光。从我一夕投宿的鹰头小店栈楼窗望出去，沿湖一带，树树含雨，山山带云，很想告诉格拉斯米教堂墓地里的诗翁，我国古代有一片云梦大泽，也出过一位水气逼人的诗宗。
2、《猛虎和蔷薇》。
英国当代诗人西格夫里·萨松曾写过一行不朽的警句：“inmethetigersniffetherose。”勉强把它译成中文，便是：“我心里有猛虎在细嗅蔷薇。”
如果一行诗句可以代表一种诗派(有一本英国文学史曾举柯立治“忽必烈汗”中的三行诗句：“好一处蛮荒的所在!如此的圣洁、鬼怪，像在那残月之下，有一个女人在哭她幽冥的欢爱!”为浪漫诗派的.代表)，我就愿举这行诗为象征诗派艺术的代表。每次念及，我不禁想起法国现代画家昂利·卢梭的杰作“沉睡的吉普赛人”。假使卢梭当日所画的不是雄狮逼视着梦中的浪子，而是猛虎在细嗅含苞的蔷薇，我相信，这幅画同样会成为杰作。借乎卢梭逝世，而萨松尚未成名。
原来人性含有两面：其一是男性的，其一是女性的;其一如苍鹰，如飞瀑，如怒马;其一如夜莺，如静池，如驯羊。所谓雄伟和秀美，所谓外向和内向，所谓戏剧型的和图画型的，所谓戴奥尼苏斯艺术和阿波罗艺术，所谓“金刚怒目，菩萨低眉”，所谓“静如处女，动如脱兔”，所谓“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所谓“杨柳岸，晓风残月”和“大江东去”，一句话，姚姬传所谓的阳刚和阴柔，都无非是这两种气质的注脚。两者粗看若相反，实则乃相成。实际上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兼有这两种气质，只是比例不同而已。
东坡有幕上，尝谓柳永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东坡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他显然因此种阳刚和阴柔之分而感到自豪。其实东坡之词何尝都是“大江东去”?“笑渐不闻声渐杳，多情却被无情恼”;“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这些词句，恐怕也只合十七八女郎曼声低唱吧?而柳永的词句：“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嘶”，以及“渡万壑千岩，越溪深处。怒涛渐息，樵风乍起;更闻商旅相呼，片机高举。”又是何等境界!就是晓风残月的上半阕那一句“暮霭沉沉楚天阔”，谁能说它竟是阴柔?他如王维以清淡胜，却写过“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的诗句;辛弃疾以沉雄胜，却写过“罗帐灯昏，哽咽梦中语”的词句。再如浪漫诗人济慈和雪莱，无疑地都是阴柔的了。可是清啭的夜莺也曾唱过：“或是像精壮的科德慈，怒着鹰眼，凝视在太平洋上。”就是在那阴柔到了极点的“夜莺曲”里，也还有这样的句子。“同样的歌声时常——迷住了神怪的长窗——那荒僻妖土的长窗——俯临在惊险的海上。”至于那只云雀，他那“西风歌”里所蕴藏的力量，简直是排山倒海，雷霆万钧!还有那一首十四行诗“阿西曼地亚斯”除了表现艺术不朽的思想不说，只其气象之伟大，魄力之雄浑，已可匹敌太白的“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也就是因为人性里面，多多少少地含有这相对的两种气质，许多人才能够欣赏和自己气质不尽相同，甚至大不相同的人。例如在英国，华兹华斯欣赏密尔顿;拜伦欣赏顶普吕夏绿蒂·白朗戴欣赏萨克瑞;史哥德欣赏简·奥斯丁;史云朋欣赏兰道;兰道欣赏白朗宁。在我国，辛弃疾欣赏李清照也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但是平时为什么我们提起一个人，就觉得他是阳刚，而提起另一个人，又觉得他是阴柔呢?这是因为备人心里的猛虎和蔷薇所成的形势不同。有人的心原是虎穴，穴口的几朵蔷薇免不了猛虎的践踏;有人的心原是花园，园中的猛虎不免给那一片香潮醉倒。所以前者气质近于阳刚，而后者气质近于阴柔。然而踏碎了的蔷薇犹能盛开，醉倒了的猛虎有时醒来。所以霸王有时悲歌，弱女有时杀贼;梅村，子山晚作悲凉，萨松在第一次大战后出版了低调的“心旅”。
“我心里有猛虎在细嗅蔷薇。”人生原是战场，有猛虎才能在逆流里立定脚跟，在逆风里把握方向，做暴风雨中的海燕，做不改颜色的孤星。有猛虎，才能创造慷慨悲歌的英雄事业;涵蔓耿介拔俗的志士胸怀，才能做到孟郊所谓的一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同时人生又是幽谷，有蔷薇才能烛隐显幽，体贴入微;有蔷薇才能看到苍蝇控脚，蜘蛛吐丝，才能听到暮色潜动，春草萌牙，才能做到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在人性的国度里，一只真正的猛虎应该能充分地欣赏蔷薇，而一朵真正的蔷薇也应该能充分地尊敬猛虎;微蔷薇，猛虎变成了菲力斯旦;微猛虎，蔷薇变成了懦夫。韩黎诗：“受尽了命运那巨棒的痛打，我的头在流血，但不曾垂下!”华兹华斯诗：“最微小的花朵对于我，能激起非泪水所能表现的深思。”完整的人生应该兼有这两种至高的境界。一个人到了这种境界，他能动也能静，能屈也能伸，能微笑也能痛哭，能像廿世纪人一样的复杂，也能像亚当夏娃一样的纯真，一句话，他心里已有猛虎在细嗅蔷薇。
余光中散文
七等生的短篇小说《余索式怪诞》写一位青年放假回家，正想好好看书，对面天寿堂汉药店办喜事，却不断播放惑人的音乐。余索走到店里，要求他们把声浪放低，对方却以一人之自由不得干犯他人之自由为借口加以拒绝。于是余索成了不可理喻的怪人，只好落荒而逃，适于山间。不料他落脚的寺庙竟也用扩音器播放如怨如诉的'佛乐，而隔室的男女又猜拳嬉闹，余索忍无可忍，唯有走入黑暗的树林。
我对这位青年不但同情，简直认同，当然不是因为我也姓余，而是因为我也深知噪音害人于无形，有时甚于刀枪。噪音，是听觉的污染，是耳朵吃进去的毒药。叔本华一生为噪音所苦，并举歌德、康德、李克登堡等人的传记为例，指出几伟大的作家莫不饱受噪音折磨。其实不独作家如此，一切需要思索，甚至仅仅需要休息或放松的人，皆应享有宁静的权利。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论调，认为好静乃是听觉上的优洁癖”，知识分子和有闲阶级的“富贵病”。在这种谬见的笼罩之下，噪音的受害者如果向“音源”抗议，或者向第三者，例如警察吧，去申冤投诉，一定无人理会。“人家听得，你听不得？你的耳朵特别名贵？”是习见的反应。所以制造噪音乃是社会之常态，而干涉噪音却是个人之变态，反而破坏了邻里的和谐，像余索一样，将不见容于街坊。诗人库伯（williamcowper）说得好：
吵闹的人总是理直气壮。
其实，不是知识分子难道就不怕吵吗？《水浒传》里的鲁智深总是大英雄了吧，却也听不得垂杨树顶群鸦的聒噪，在众泼皮的簇拥之下，一发狠，竟把垂杨连根拔起。
叔本华在一百多年前已经这么畏惧噪音，我们比他“进化”了这么多年，噪音的势力当然是强大得多了。七等生的《余索式怪诞》刊于一九七五年，可见那时的余索已经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十年以来，我们的听觉空间只有更加脏乱。无论我怎么爱台湾，我都不能不承认台北已成为噪音之城，好发噪音的人在其中几乎享有无限的自由。人声固然百无禁忌，狗声也是百家争鸣：狗主不仁，以左邻右舍为刍狗。至于机器的噪音，更是横行无阻。最大的凶手是扩音器，商店用来播音乐，小贩用来沿街叫卖，广告车用来流动宣传，寺庙用来诵经唱偈，人家用来办婚丧喜事，于是一切噪音都变本加厉，扩大了杀伤的战果。四年前某夜，我在台北家中读书，忽闻异声大作，竟是办丧事的呕哑哭腔，经过扩音器的“现代化”，声浪汹涌淹来，浸灌吞吐于天地之间，只凭其凄厉可怕，不觉其悲哀可怜。就这么肆无忌惮地闹到半夜，我和女儿分别打电话向警局投诉，照例是没有结果。
噪音害人，有两个层次。人叫狗吠，到底还是以血肉之躯摇舌鼓肺制造出来的“原音”，无论怎么吵人，总还有个极限，在不公平之中仍不失其为公平。但是用机器来吵人，管它是收音机、电视机、唱机、扩音器，或是工厂开工，电单车发动，却是以逸待劳、以物役人的按钮战争，太残酷、太不公平了。
早在两百七十年前，散文家斯迪尔（richardsteele）就说过：“要闭起耳朵，远不如闭起眼睛那么容易，这件事我常感遗憾。”上帝第六天才造人，显已江郎才尽。我们不想看丑景，闭目便可，但要不听噪音，无论怎么掩耳、塞耳，都不清静。更有一点差异：光，像棋中之车，只能直走；声，却像棋中之炮，可以飞越障碍而来。我们注定了要饱受噪音的迫害。台湾的人口密度太大，生活的空间相对缩小。大家挤在牛角尖里，人人手里都有好几架可发噪音的机器，不，武器，如果不及早立法管制，认真取缔，未来的听觉污染势必造成一个半聋的社会。
每次我回到台北，都相当地“近乡情怯”，怯于重投噪音的天罗地网，怯于一上了计程车，就有个音响喇叭对准了我的耳根。香港的计程车里安静得多了。英国和德国的计程车里根本不播音乐。香港的公共场所对噪音的管制比台北严格得多，一般的商场都不播音乐，或把音量调到极低，也从未听到谁用扩音器叫卖或竞选。
愈是进步的社会，愈是安静。滥用扩音器逼人听噪音的社会，不是落后，便是集权。曾有人说，一出国门，耳朵便放假。这实在是一句沉痛的话，值得我们这个把热闹当作繁荣的社会好好自省。
余光中散文
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沥淅沥淅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
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雨在他的伞上，这城市百万人的伞上、雨衣上、屋上、天线上、雨下……在基隆港在防波堤在海峡的船上，清明这季雨。雨是女性，应该最富于感性。雨气空濛而迷幻，细细嗅嗅，清清爽爽新新，有一点点薄荷的香味，浓的时候，竟发出草和树沐发后特有的淡淡土腥气，也许那竟是蚯蚓蜗牛的腥气吧，毕竟是惊蛰了啊。也许地上的地下的生命也许是植物的潜意识和梦吧，那腥气。
雨不但可嗅，可观，更可以听。听听那冷雨。听雨，只要不是石破天惊的台风暴雨，在听觉上总有一种美感。大陆上的秋天，无论是疏雨滴梧桐，或是骤雨打荷叶，听去总有一点凄凉，凄清，凄楚，于今在岛上回味，则在凄楚之外，更笼上一层凄迷了。饶你多少豪情侠气，怕也经不起三番五次的风吹雨打。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二打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三打白头听雨，在僧庐下，这便是亡宋之痛，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楼上，江上，庙里，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十年前，他曾在一场摧心折骨的鬼雨中迷失了自己。雨，该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窗外在喊谁。
雨打在树上和瓦上，韵律都清脆可听。尤其是铿铿敲在屋瓦上，那古老的音乐，属于中国，王禹在黄冈，破如椽的大竹为屋瓦。据说住在竹楼上面，急雨声如瀑布，密雪声比碎玉，而无论鼓琴，咏诗，下棋，投壶，共鸣的效果都特别好。这样岂不像住在竹筒里面，任何细脆的声响，怕都会加倍夸大，反而令人耳朵过敏吧。
雨天的屋瓦，浮漾湿湿的流光，灰而温柔，迎光则微明，背光则幽暗，对于视觉，是一种低沉的安慰。至于雨敲在鳞鳞千瓣的瓦上，由远而近，轻轻重重轻轻，夹着一股股的细流沿瓦槽与屋檐潺潺泻下，各种敲击音与滑音密织成网，谁的千指百指在按摩耳轮。“下雨了”，温柔的灰美人来了，她冰冰的纤手在屋顶拂弄着无数的黑键啊灰键，把晌午一下子奏成了黄昏。
因为雨是最原始的敲打乐，从记忆彼端敲起。瓦是最最低沉的乐器灰蒙蒙的温柔覆盖着听雨的人，瓦是音乐的雨伞撑起。但不久公寓的时代来临，台北你怎么一下子长高了，瓦的音乐竟成了绝响。千片万片的瓦翩翩。美丽的灰蝴蝶纷纷飞走，飞入历史的记忆。现在雨下下来，下在水泥的屋顶和墙上，没有音韵的雨季。树也砍光了，那月桂，那枫树，柳树和擎天的巨椰，雨来的时候不再有丛叶嘈嘈切切，闪动湿湿的绿光迎接。鸟声减了啾啾，蛙声沉了阁阁。秋天的虫吟也减了唧唧。七十年代的台北不需要这些，一个乐队接一个乐队便遣散尽了。要听鸡叫，只有去诗经的韵里寻找。现在只剩下一张黑白片，黑白的默片。
正如马车的时代去后，三轮车的时代也去了。曾经在雨夜，三轮车的油布篷挂起，送她回家的途中，篷里的世界小得多可爱，而且躲在警察的辖区以外。雨衣的口袋越大越好，盛得下他的一只手里握一只纤纤的手。台湾的雨季这么长，该有人发明一种宽宽的双人雨衣，一人分穿一只袖子，此外的部分就不必分得太苛。而无论工业如何发达，一时似乎还废不了雨伞。只要雨不倾盆，风不横吹，撑一把伞在雨中仍不失古典的韵味。任雨点敲在黑布伞或是透明的塑料伞上，将骨柄一旋，雨珠向四方喷溅，伞缘便旋成了一圈飞檐。跟女友共一把雨伞，该是一种美丽的合作吧。最好是初恋，有点兴奋，更有点不好意思，若即若离之间，雨不妨下大一点。真正初恋，恐怕是兴奋得不需要伞的，手牵手在雨中狂奔而去，把年轻的长发和肌肤交给漫天的淋淋漓漓，然后向对方的唇上颊上尝凉凉甜甜的雨水。不过那要非常年轻且激情，同时，也只能发生在法国的新潮片里吧。
大多数的雨伞想不会为约会张开。上班下班，上学放学，菜市来回的途中，现实的伞，灰色的星期三。握着雨伞，他听那冷雨打在伞上。索性更冷一些就好了，他想。索性把湿湿的灰雨冻成干干爽爽的白雨，六角形的结晶体在无风的空中回回旋旋地降下来，等须眉和肩头白尽时，伸手一拂就落了。二十五年，没有受故乡白雨的祝福，或许发上下一点白霜是一种变相的自我补偿吧。一位英雄，经得起多少次雨季？他的额头是水成岩削成还是火成岩？他的心底究竟有多厚的苔藓？厦门街的雨巷走了二十年与记忆等长，一座无瓦的公寓在巷底等他，一盏灯在楼上的雨窗子里，等他回去，向晚餐后的沉思冥想去整理青苔深深的记忆。前尘隔海。古屋不再。听听那冷雨。
余光中散文
而孤高的情操无限神往。夜读叔本华，一杯苦茶，独斟千古，忍不住要转译几段出来，和读者共赏。我用的是企鹅版英译的《叔本华小品警语录》（arthurschopenhauer：essaysandaphorisms）：
“作家可以分为流星、行星、恒星三类。第一类的时效只在转瞬之间，你仰视而惊呼：‘看哪！’——他们却一闪而逝。第二类是行星，耐久得多。他们离我们较近，所以亮度往往胜过恒星，无知的人以为那就是恒星了。但是他们不久也必然消逝，何况他们的光辉不过借自他人，而所生的影响只及于同路的行人（也就是同辈）。只有第三类不变，他们坚守着太空，闪着自己的光芒，对所有的时代保持相同的影响，因为他们没有视差，不随我们观点的改变而变形。他们属于全宇宙，不像别人那样只属于一个系统（也就是国家）。正因为恒星太高了，所以他们的光辉要好多年后才照到世人的眼里。”
叔本华用天文来喻人文，生动而有趣。除了说恒星没有视差之外，他的天文大致不错。叔本华的天文倒令我联想到徐霞客的地理，徐霞客在游太华山日记里写道：“未入关，百里外即见太华兀出云表；及入关，反为冈陇所蔽。”太华山就像一个伟人，要在够远的地方才见其巨大。世人习于贵古贱今，总觉得自己的时代没有伟人。凡高离我们够远，我们才把他看清，可是当日阿罗的市民只看见一个疯子。
“风格正如心灵的面貌，比肉体的面貌更难作假。模仿他人的风格，等于戴上一副假面具；不管那面具有多美，它那死气沉沉的样子很快就会显得索然无味，使人受不了，反而欢迎其丑无比的真人面貌。学他人的风格，就像是在扮鬼脸。”
作家的风格各如其面，宁真而丑，毋假而妍。这比喻也很传神，可是也会被平庸或懒惰的作家用来解嘲。这类作家无力建立或改变自己的风格，只好绷着一张没有表情或者表情不变的面孔，看到别的作家表情生动而多变，反而说那是在扮鬼脸。颇有一些作家喜欢标榜“朴素”。其实朴素应该是“藏巧”，不是“藏拙”，应该是“藏富”，不是“炫穷”。拼命说自己朴素的人，其实是在炫耀美德，已经不太朴素了。
“‘不读’之道才真是大道。其道在于全然漠视当前人人都热中的一切题目。不论引起轰动的是政府或宗教的小册子，是小说或者是诗，切勿忘记，凡是写给笨蛋看的东西，总会吸引广大读者。读好书的先决条件，就是不读坏书：因为人寿有限。”
这一番话说得斩钉截铁，痛快极了。不过，话要说得痛快淋漓，总不免带点武断，把真理的一笔账，四舍五入，作断然的处理。叔本华漫长的一生，在学界和文坛都不得意。他的传世杰作《意志与观念的世界》在他三十一岁那年出版，其后反应一直冷淡，十六年后，他才知道自己的滞销书大半是当作废纸卖掉了的。叔本华要等待很多很多年，才等到像瓦格纳、尼采这样的知音。他的这番话为自己解嘲，痛快的背后难免带点酸意。其实曲高不一定和寡，也不一定要久等知音，披头的歌曲可以印证。不过这只是次文化的现象，至于高文化，最多只能“小众化”而已。轰动一时的作品，虽经报刊鼓吹，市场畅售，也可能只是一个假象，“传后率”不高。判别高下，应该是批评家的事，不应任其商业化，取决于什么排行榜。这其间如果还有几位文教记者来推波助澜，更据以教训滞销的作家要反省自己孤芳的风格，那就是僭越过甚，误会采访就是文学批评了。
余光中散文
在德国，我还去过两个地方，两个以声音著名于天下的中央，却没有听到声音，或可以说，无声之声胜于有声，更令报酬之低回。
其一是在巴登巴登的北郊里赫登塔我（lichtental），临街的一个小山坡上，石级的绝顶把我们带到一座三层黑漆楼房的门前。墙上的记念铜牌正在光阴的侵犯下，依然看得出刻着两止字："一八六五年至一八七四年约翰僧斯？布推姆斯曾居此屋。"那恰是巴乡著名的brahmshaus。
布拉姆斯屋要下昼三点才开放，我们进得门去，只见三五旅客。楼梯和二楼的地板都吱吱有声，昔时，在巨匠的足下，也是这样的不和谐碎音烘托他弘大而盘旋的交响乐吗？前期浪漫主义最敏感的心灵，果然在这空寂的楼上，看着窗中的菩提树叶九度绿了又黄，不断到四十一岁吗？白纱沉掩着半窗仲夏，深深浅浅的树阴，曾是最音乐的楼屋里，只传来细碎的鸟声。
我们沿着莱茵河的东岸一路南下，只为了逃寻传说里那一缕蛊人的歌声。过了马克司古堡，那一袅女妖之歌就悄悄地袭人而来，安静的莱茵河水，青绿世界里蜿蜿北去的一湾褐流，仿佛也藏着一涡危急了。
莱茵河滔滔向北，向现代流来。我们的车轮滔滔向南，深切传说，沿着海涅迷幻的音韵。过了圣瓜豪森，山路盘盘，把我们接上坡去。到了山顶，又有一座小小的看台，把我们推到绝壁的额际。莱茵河道到脚下，转了一个大直，俯眺中，回沫翻涡，公然是船楫的畏途，几只平底货船过处，也都谨慎躲避。正惊奇间，一艘白舷平顶的游舫逆流而下，虽在千尺脚底，满船河客的婉转歌声，仍模糊可闻，唱的正是洛丽莱（lorelei）：
她的金发梳闪闪发光；
她一面还曼唱着歌曲，
令闻声的民气神恍恍：
苦甜的音调没法顺从。
盘桓了一阵，意犹未尽。再下山去，沿着一道半里长的河堤走到终点，就为了花岗石砌成的一台像座上坐着那河妖的背影。铜雕的洛丽莱漆成玄色，从后面，只见到水藻与长发披肩而下，不停环绕纠缠到腰间。转到正面，才在半疑半惧的忐忑之中仰瞻到一对赤露的饱乳，圆硬的小背下，一腿夷但是揭地，一腿则昂然弓起，膝头上倚着右手，那姿式，野性之中带着妖媚。她半垂着头，在午日下不轻易细读脸色。我举起相机，在调解间隔和角度。溘然，她的眼睛半开，向我无声地转来，似嗔似笑，吐露出一棱暗蓝的冷光。
骄阳下，我心神恍恍，情不自禁地一阵摇颤。她的歌颂些什么呢，你问。我不克不及报告你，由于这是德意志的忌讳，莱茵河千古之谜，伤害而且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