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人物叶嘉莹(优秀18篇)

时间:2024-01-24 03:13:03 作者:笔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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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中国人物叶嘉莹先进事迹心得

不少业内人士说,纪录片要有一种“静水流深”的特点,《掬水月在手》可谓对这一特点的很好诠释。如果选一句诗来形容这部纪录片给人的感觉,相较标题“掬水月在手”,也许更适合的是曹丕《燕歌行》里的“短歌微吟不能长”。短歌轻吟,似续还断,它说明中国艺术需要留白,而留白不等于停顿或缺失,同样是一种内容的呈现形式。

电影中有许多看似和主题无关的传统文化展示,比如细腻地去拍摄一片青瓷,一袭精美的丝绸旗袍,一尊斑驳的摩崖石刻,这些空镜头堆叠出诗的韵味。一首诗不能太实,再浓而烈的感情,也需要有一两笔荡开来,写写山里的叶子,香炉里快燃尽的灰,地上的月光。看似没有关联,但反而是最触摸心灵的东西,更见诗人的火候。《掬水月在手》作为金爵奖纪录片官方入选影片,曾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放映,不少观众喜爱它诗意的镜头和唯美的表现形式,但也有人批评其叙事的支离破碎和过于软性的细节选取,仿佛不足以支撑起叶嘉莹一生的创举和身后波澜壮阔的时代。这也许是因为,《掬水月在手》选择了一种诗性的创作方式,而在体裁里,它更近乎一首婉约词。

据该片创作团队介绍,在拍摄过程中,叶嘉莹的“弱德之美”是最打动团队的地方之一,也是该片想传达给观众的重要理念。而“弱德之美”是叶嘉莹对词体的美感特质提出的一种说法,纪录片中明确提到“弱德之美”的地方,是叶嘉莹谈论朱彝尊的词时。显然,在写作手法上,电影是偏于慢词、长调的,但稍显矛盾的一点是,它选取了《秋兴八首》作为隐线叙事,来烘托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主题,略有一种割裂之感。无论“弱德”还是“要眇宜修”,都是词的一种难以直言的隐曲之美。词之为体,适宜表现女性之柔美,而用词去表达离乱兴衰,有时会失于晦涩难懂,让人觉得形式上有些轻和散。鲜少时代的大处落笔,回避一些直接的现实矛盾,过于清空骚雅,这是《掬水月在手》的不足之处。但我们无须过于苛责它,正如叶嘉莹自述,“我觉得陈导演取的名字很好,因为那不是真实的我,只是水中的一个影子,大概介绍了我一生的经历。”至少,它是一首完整的婉约词,借叶嘉莹之言,照见了古诗词之美。

感动中国人物叶嘉莹先进事迹心得

九月十日教师节,南开大学举办《掬水月在手》影片首映式。叶嘉莹先生是国际儒联荣誉顾问,我衔命陪同王念宁副会长专程赴南开致贺,有幸在南开礼堂聆听九十六岁高龄的迦陵先生与白岩松共话诗意人生。迦陵先生坐在轮椅上娓娓道来,鬓发皤然,声如洪钟,风华绝代。

如何理解这位耄耋老人提出的“弱德之美”?窃以为可从三个层次理解。

首先,“弱德之美”是一个词体美学的概念。叶嘉莹先生将此种美感定义为:“在强大之外势压力下,所表现的不得不采取约束和收敛的属于隐曲之状态的一种美”。词体美学的“弱德之美”,是一种敬畏、节制、内敛、隐忍的美感,是“感情上那种承受”,是“在承受的压抑之中自己的坚持”。

再者,“弱德之美”不仅是词体美学的意蕴,更有人格风骨的美感,是一种在承受压力时坚持理想、坚韧不拔、外圆内方、一以贯之的美,是代表儒家至大气象的美。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言:“弱德是我们儒家的传统,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是我在承受压抑之时坚持我的理想、我的持守,坚持而不改变。”

进而,追问“弱德之美”因何而生?乃是因为词人追求理想境界而受挫不得,曲笔叙说“难言之处”。面对压力,词人可以保持沉默,但却选择了用折笔言之——苏轼、辛弃疾、朱彝尊莫不如是,那是因为他们皆受内心生发的理想情怀、美好情感所驱使。从这个意义而言,“弱德之美”追求的是天池、蓬山、瑶台这样的诗意胜境,是陈寅恪先生笔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

研读《迦陵诗词稿》,我发现叶先生诗词中经常出现的五种意象:荷花、柔蚕、蓝鲸、鲲鹏、妙音鸟,皆能体现“弱德之美”的意蕴。

感动中国人物叶嘉莹先进事迹心得

不少业内人士说,纪录片要有一种“静水流深”的特点,《掬水月在手》可谓对这一特点的很好诠释。如果选一句诗来形容这部纪录片给人的感觉,相较标题“掬水月在手”,也许更适合的是曹丕《燕歌行》里的“短歌微吟不能长”。短歌轻吟,似续还断,它说明中国艺术需要留白,而留白不等于停顿或缺失,同样是一种内容的呈现形式。

电影中有许多看似和主题无关的传统文化展示,比如细腻地去拍摄一片青瓷,一袭精美的丝绸旗袍,一尊斑驳的摩崖石刻,这些空镜头堆叠出诗的韵味。一首诗不能太实,再浓而烈的感情,也需要有一两笔荡开来,写写山里的叶子,香炉里快燃尽的灰,地上的月光。看似没有关联,但反而是最触摸心灵的东西,更见诗人的火候。《掬水月在手》作为金爵奖纪录片官方入选影片,曾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放映,不少观众喜爱它诗意的镜头和唯美的表现形式,但也有人批评其叙事的支离破碎和过于软性的细节选取,仿佛不足以支撑起叶嘉莹一生的创举和身后波澜壮阔的时代。这也许是因为,《掬水月在手》选择了一种诗性的创作方式,而在体裁里,它更近乎一首婉约词。

据该片创作团队介绍,在拍摄过程中,叶嘉莹的“弱德之美”是最打动团队的地方之一,也是该片想传达给观众的重要理念。而“弱德之美”是叶嘉莹对词体的美感特质提出的一种说法,纪录片中明确提到“弱德之美”的地方,是叶嘉莹谈论朱彝尊的词时。显然,在写作手法上,电影是偏于慢词、长调的,但稍显矛盾的一点是,它选取了《秋兴八首》作为隐线叙事,来烘托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主题,略有一种割裂之感。无论“弱德”还是“要眇宜修”,都是词的一种难以直言的隐曲之美。词之为体,适宜表现女性之柔美,而用词去表达离乱兴衰,有时会失于晦涩难懂,让人觉得形式上有些轻和散。鲜少时代的大处落笔,回避一些直接的现实矛盾,过于清空骚雅,这是《掬水月在手》的不足之处。但我们无须过于苛责它,正如叶嘉莹自述,“我觉得陈导演取的名字很好,因为那不是真实的我,只是水中的一个影子,大概介绍了我一生的经历。”至少,它是一首完整的婉约词,借叶嘉莹之言,照见了古诗词之美。

《杜甫秋兴八首集说》是叶嘉莹最重要的研究代表作。电影邀请日本音乐家佐藤聪明以杜甫《秋兴八首》为本,结合雅乐及现代乐创作电影音乐,为杜甫诗歌带来新生命,并以杜诗形成电影的隐性双线叙事结构,由外而内,追寻交织于叶嘉莹身上的个人生命史和诗史。

影片表层的结构,是以叶嘉莹在北京察院胡同的祖宅为章节,从大门走入脉房、庭院、内厢房,循着时间和空间脉络,一层层进入更深的心灵境地。最后一节没有名字,似乎暗喻祖宅的被拆,也隐藏了内心深处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味。王国维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这是叶嘉莹辛苦坎坷的一生经历,而一位友人却说她,“人生最难的就是把自己退到一个位置,用相同的态度去接受一切,轻而化之”。

经历了这么多离难兴悲,一个人如何能够承受得了?但叶嘉莹泰然处之,平静、疏淡地回忆自己的漂泊辗转和至亲的离去,仿佛都是第三人称叙事中的云烟过往,而她沉浸、陶醉其间的,是唐诗宋词。她津津乐道于王国维的“要眇宜修”难以统领朱彝尊的《静志居琴趣》,自得于为它找到了一个名词“弱德之美”。当她沉醉地吟诵《桂殿秋》“思往事,渡江干”,娓娓道来其诗词之法门时,像在电影里滴了几滴她的学术精华,令人想见那些学生为何会仿造听课证来聆听她的讲学。叶嘉莹一针见血地道出古诗词中幽深隐秘的情感,而对于自己亲历的丧乱、生死却仿佛视而不见,这在电影里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复调,留给观众思考回味。

这种优美的复调形式中,也带有对古典诗词呈现形式的一种现代化创新探索。前不久,电视剧《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铁血丹心》在网上再次引发热议,很多网友好奇于其中的男女对唱歌词全然不同,却能完美和谐,其中也借鉴了一种诗词相和的复调形式。在《掬水月在手》中,最为精妙的一处是叶嘉莹和其师顾随两首同题词作的呈现。他们曾就一残句“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先后创作两首《踏莎行》,两词意思相和,但文辞不同。电影中,男声和女声同时吟诵了这两首词,字幕分在左右两边,而最后一句合为一处。这令人感受到了诗词吟和中,文辞虽异,却能共通共鸣的妙处。稍显遗憾的是,“对唱”版《踏莎行》朗诵语速稍快,字幕停留太短,未能给观众留够思考和欣赏的间隙。这是复调结构对于大银幕呈现的挑战,细节、层次丰富,大量文言文和古诗文穿插呈现,在小屏幕和网络传播中,更方便随时停留查看信息,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这种复调结构所带来的参差错落之美。

也许是因为近年来传统文化逐渐成为一种流行,也许是因为流行了之后发现除了古人,当下的“偶像”极度稀缺,最近,一部讲述叶嘉莹的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成为一时文化现象。读过叶嘉莹诗词的人,并不是人群中的大多数,但不妨碍这一代年轻人渴望接近她。96岁的叶嘉莹,突然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电影只有120分钟,拍摄过程却累积了几十位受访者的百万余字素材,同名衍生图书《掬水月在手——镜中的叶嘉莹》的出版,可以算是弥补了影片篇幅有限的缺憾。

陈传兴想把一个女诗人的个人历史、一段家国的近现代历史、中国古诗词的几千年历史,投射到同一个落点上。我相信每一种历史都是真实的,但相伴发生的未必是完全的因果关系。所以,我更看重不同的人对叶嘉莹的描述。“盲人摸象”并不一定是贬义词,每一部分都是活生生的存在。

除了“穿裙子的士”“诗的女儿”这些头衔,她也是女儿、妻子、母亲、学生、老师……如果说叶嘉莹在古典诗词上的成就如朗月当空,清辉万里,那每位受访者就仿佛江河湖海,分别映照出她的不同侧面,她不是神,是一个鲜活灵动的人,波光粼粼,是谓月映千川。

诗人席慕蓉的朋友是叶嘉莹在台湾大学的学生,她与她由此结识。叶嘉莹第一次见到席慕蓉,第一句话是:“我也是蒙古人(族)。”叶嘉莹从未在任何作品里提过自己的族姓叶赫那拉,她的祖上虽然是旗人,居住在叶赫水畔,却本属蒙古族土默特部。

无论回到中国,还是回到北京,回乡——这个千百年中国诗人的关键词,也贯穿了叶嘉莹大半生的念想。在她快80岁的时候,一个秋天,席慕蓉陪着她去叶赫(现吉林省梨树县叶赫镇)寻找祖先的故乡。

叶赫古城遗址如今只是一片高出来的土堆,陪同的一个热心人先行跑上去探路,回头说,叶老师您不用上来了,上面什么都没有,就是片玉米地。叶嘉莹还是继续往上走,日已西斜,秋天的红玉米挂在那里,紫红的穗子垂下来,风一吹,发出阵阵沙沙的声响。

叶嘉莹站着看了一会儿,转过头说:“这不就是《诗经·黍离》中描绘的景象吗?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我现在的心情和诗里说得一模一样。”

快80岁的叶嘉莹,是他们家族第一个回到叶赫水畔的人,她还找到了三千年前特地为她写的诗。3年后,81岁的她又想去看蒙古高原,席慕蓉陪着她又出发了。在海拉尔,叶嘉莹口占的第一首绝句是:“余年老去始能狂,一世飘零敢自伤。已是故家平毁后,却来万里觅原乡。”

叶嘉莹是他们家里唯一一个在一百年、甚至三百年里,回到土默特蒙古高原的族人。她跟席慕蓉说,她在北京的家已经没有了,可是到了蒙古高原,天穹低处尽吾乡,突然之间,人就打开了。

有时候我想,如果人生是电影,就能在不顺遂的时候黑屏,出一行小字“某年以后”,把悲伤快进到烟消云散。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又说,诗人有两种: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叶嘉莹大概属于后者。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张静是叶嘉莹在南开大学时的助手。她记得,有一次叶嘉莹在国家图书馆讲女性词的时候,谈到法国作家法郎士写过一本《红百合花》,书里说一个女子如果出生在一个比较幸福美满的家庭,婚后的生活也比较甜蜜,到30岁的时候连一场大病都没有生过,那么,注定她对人生的认识是肤浅的。

当花间词的作者用女性口吻表达男性的阴柔一面时,叶嘉莹在一个被压抑的环境里半生飘零,站在高原之上说“余年老去始能狂”,这个场景,让人想起苏东坡、辛弃疾。在访谈中,叶嘉莹和她的学生,也会反复提到《人间词话》里的那句话,“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

在这本访谈集中,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这几十个人的记忆中,叶嘉莹都是以一个独立个体存在的,她与家人的亲密关系只存在于她自己的口述中。难得有人提到她先生,还说的是“她的先生很不讲理,她自己这么精彩的一个人,竟然都可以忍下来”。

1971年的夏天,文化史学者郑培凯在哈佛大学学习,经常去哈佛燕京图书馆找各种各样的善本,经常碰到叶嘉莹,“叶老师只要进了图书馆,就一整天不出来”。郑培凯到香港后,创立香港城市大学的中国文化中心,曾请叶嘉莹来担任客座教授。让他惊讶的是,叶嘉莹竟然是一个人来的,还带着个很大的箱子。就这样,她一个人住了一个学期,那一年,她80多岁了。

离开香港前,郑培凯去送行,一进门就看见她自己在那儿收拾行李。她把所有行李收拾在一个大箱子里,外面再用带子绑起来,绑得非常好。她对郑培凯说:“我都习惯了,旅行的时候都是这样,都是自己做。”

叶嘉莹有一个自创的概念——弱德之美,意思是要把内心的感情收起来,要有一种持守、一种道德,而这个道德是在被压抑之中的,不能表达出来的。但“弱德”不是软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仍有一种精神力量支持。

叶嘉莹说过,有时候集大成的时代,比如西晋太康时期,正是质朴的五言诗在风格上将转未转的一个阶段,却没出现一个可以集大成的天才,那是诗人对不起时代;有时候诗人很有才华,可是遇到的时代不是文学发展集大成的时代,比如江西诗派,那是时代对不起诗人。

从1924年至今的近百年间,是不是一个对得起叶嘉莹的时代,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她一定是对得起时代的。

有一天,叶嘉莹打电话给学生施淑仪,请她把自己梦中偶得的诗句用书法写出来。那首诗是“换朱成碧余芳尽,变海为田夙愿休。总把春山扫眉黛,雨中寥落月中愁”,青春年华已经远去,但还是要把眉黛扫成春山,那是无望中的希望。

由陈传兴执导的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自10月16日上映以来,排片率最高时也不足1%,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日均票房徘徊在五位数左右,也就是说,这些城市日均观看这部电影的总人数仅千余人。截至11月6日,累计票房突破600万,比起同期热映首两日票房就破亿的《我和我的家乡》《金刚川》,这样的票房成绩显得微不足道。但对一部极其小众的纪录电影而言,这又无疑是一个值得瞩目的可喜成绩。根据猫眼电影的购票评分榜数据显示,《掬》片以9.4的评分始终占据评分榜的前列,也正由于这样的口碑,《掬》片有了尽可能多的排片周期。

这是作为法国高等社会科学学院语言学博士的导演陈传兴,在继执导诗人郑愁予纪录电影《如雾起时》、诗人周梦蝶纪录电影《化城再来人》后,“诗的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电影记叙了诗词大家叶嘉莹先生的生平,既看到了这位女君子磅礴的生命历程,也看到了她澄明的心灵建树。电影从筹备、拍摄到上映历时三年有余,辗转亚洲、北美洲,足迹遍及海内外十余座城市。比起漫长的摄制期和巨大的素材量,影片的最终呈现又极其节制和简朴,多处选择了无声胜有声的留白,不得不说这是电影向诗的一次回归和靠拢,也是没有矫揉造作的一次纪录。尽管有很多评论声音将焦点聚集在片中叶先生所阐述的“弱德之美”上,赋予影作以中心思想,但从更宽广的视境中去忖度电影本身,对观影者而言更像是一次生命的淬纯——这其中自然包含了作为“弱者”的人类,需要承受、坚持、完成自我的过程,但又不止于此。

不是所有人都可生平壮阔,于苦难中成就生命的光辉;也不是所有人在逆境中都可将身外事“轻而化之”,守护心灯。叶先生的做到,在于她把生命的外延衔接到不朽的古诗词上,所以在片尾,我们看到八十余岁回到原乡寻找叶赫水的叶先生竟然并无耄耋老态,只有一个普通寻根人对飘零人生要找到物理栖息地的深情寄望。只是一眼望去,再也寻不到族群的踪迹。叶先生回想起上一次踏足,吟诵起《诗经·王风》篇中的“彼黍离离”,最痛是那一句:“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这是对生命的追问,也是从诗意到现实人生的比兴。

客观地说,这是一部“难于看懂”的电影。所谓难不是因为晦涩,而是因为“电影诗”的风格,对观影者的文学积淀有很高的门槛要求。片中多次出现了呢喃般的影音,叶先生如游吟诗人般对格律的吟诵,唐诗,宋画……叙事整体看似在时间线上从人物幼时讲起,但又总是以诗词间隔——这当中有古诗,也有新诗,有已亡人的旧篇,也有叶先生的自创。这种材料组织方式让影片的空间感十足,但也增加了理解领会的难度。前一段还是平易近人的生活琐碎事,后一段却是意味深长的言此及彼。没有解说词的纪录片,很像没有脚注的文章,如自心不能沉浸和共情,且对文中所引有通晓了解,看一遍很难完全明了。这是对观者的挑战,也是其作为文学纪录电影的魅力之所在。

大门、脉房、内院、庭院、西厢房……这是叶先生记忆中幼时住过的家园——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院落构成,她的自叙就是从记忆中的房门所打开的。而这也一一对应了她从童年到老年的人生历程。那个“梦中常忆,青盖亭亭”的精神家园早已不复,留在身后的是一世磊落功与名。可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不是眼前这位华发学者,而是当年那个出生在夏荷花期的“小荷子”,她令人无尽遐想和揣摩。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亲历家园沦陷、饿殍遍野,18岁痛失爱母,无爱的婚姻,苛重的家养,无依的海外飘零,中年丧女之殇……除去满腹才学和瞩目成就,这些大概构成了叶先生人生的主要事件,足以证明“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不是妄言。但如果只是惊呼叶先生面对诸种遭遇的刚健不息,恐怕又有些余味不足。

在云淡风轻回望坎坷身世的叶先生身上,最可贵和最耀眼的精神,是她求学时的恩师顾随先生所书就的那句:“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它有如雪莱在《西风颂》中掷地有声的宣言:“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是作为知识分子笑对不可控、不可逆悲剧时共有的人文精神。

这不是一部标榜与赞美为传扬中国古诗词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叶先生的传记片,而是一首电影诗——以叶嘉莹的人生轨迹为蓝本,用声画为媒,所作的电影诗。和无数的璀璨诗篇一样,它永远无法一时间尽悟,但是每每捧卷,都是一次新的生命淬炼。这也是一位中国女性,普通又不普通的一生。

不久后,丈夫离世,她精神上的石头随之瓦解。女儿毕业、结婚,她肩上的重担也随之减轻。当时她想:“我一辈子辛勤劳苦,到晚年,我的两个女儿都出嫁了,我想我将来可以乐享余年。”

1976年,命运给了52岁的叶嘉莹又一次沉重的打击。当年那个与她相依为命在患难中成长的大女儿,在外出旅游时出了车祸,与女婿同时罹难。料理完女儿、女婿的后事,她闭门不出,日日哭泣,写了10首哭女诗,每一句都是对女儿最透彻的思念。

“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劳瘁竟何为”,她叹命运不公,反思劳瘁一生的意义。年逾半百,痛失爱女,叶嘉莹悲痛欲绝。但是经此一难,叶嘉莹突然悟到,“把一切建在小家、小我之上,不是一个终极的追求和理想。”

1978年,听闻中国恢复高考,她请愿回国教书。她要让自己从“小我”的家中走出来,要把“余热都交给国家,交付给诗词”,要把“古代诗人的心魂、理想传达给下一代”。

她曾在信中写道,自己一生“很多事情没有选择的余地”,而这次是她唯一一次主动地争取。1979年春,国家同意了叶嘉莹的申请,最终受邀去南开大学任教。于是,叶嘉莹在南开大学开始了三十余年的教书报国路。

每次上讲台,叶嘉莹一站就是两三个小时,期间也很少喝水。虽然因为皮肤过敏,叶嘉莹的手常会因接触太多粉笔而皮肤开裂,但是仍常常在黑板上大段板书。

因此,她的课程在南开非常受欢迎,不仅中文系,外系外校甚至外地的学生都来听讲,场场爆满,甚至有学生为此伪造听课证。在此期间,叶嘉莹应邀到国内的几十所大学讲学,以及辗转国际多所大学讲学,她将传承古典文化作为自己的责任。

除了教课,叶嘉莹在南开大学创办了“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以老师顾随的名义设立“驼庵”奖学金。她在晚年卖掉京津两处房产,又将自己的稿费、版税收入悉数捐出,累计捐赠3568万元,在南开大学设立了“迦陵基金”,用以支持研究古典诗词文化。

将全部财产捐献,在她看来,不过是实现了她“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的一点愿望。庄子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越朴素单纯的人,越有内在的芳香,不惧岁月,优雅老去。

感动中国人物叶嘉莹先进事迹心得

走进叶老先生的诗词世界,盎然诗意,诗意人生,人生静逸。

叶嘉莹老先生以“吟诵”之情,引领我们走进了别有洞天的诗词天地。一诗一人生,一词一境界,令我感同身受的是吟诵中的意境感发之情。在我看来,叶嘉莹老先生所发声的一经一辞一诗一言一词一调,都是以自然之法为我们展开了别样的诗情画意。每一首诗词的背后都有属于它的标识符号,都有属于它的时代记忆。正如《孟子万章章句下》中所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这就是诗词背后作者的情感世界,叶老先生以吟诵诗词之意感发而生情,剖析诗词背后的别样故事,给人以生活的感触。同样,吟诵是最有情意的时候,是个人情感与诗词接触最密切的时候,会有一种由心而发出的情怀,这种情怀超越了时空的局限,那“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不再是孤寂,而是“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的抒怀欣怡。我想每个人的每个阶段里都可以用诗来抒发自我的真性情、真实感,古人亦是如此,以言简意赅的“生活日记”来写实写志写生活。

在叶嘉莹老先生的吟诵之意中,我感发于“入诗”与“出诗”之情,情到深处最为极致,或许这就是自我认为“入诗”的最高境界,而吟诵正是入诗的媒介桥梁,身心、情意、诗意相结合,由心而感发吟诵出来最为情深。正如叶嘉莹老先生对《春望》的钟情,以自我真性情、真故事,与《春望》的时代背景相结合,恰到好处的诗与人融为一处,抒发吟诵出消磨已久的诗词古韵。这让我想到了“建安七子”之冕的王桀,他以《登楼赋》言曰“心凄怆以感发兮,意忉怛而惨恻”,这里的“感发”和叶嘉莹老先生所提倡的“感发”有异曲同工之妙。当你真正的深入诗中的世界,久而久之不再是隔膜,而是一种心灵上的领悟。我之前看过叶嘉莹老先生的纪录片,一箪食、一豆羹正是叶老先生的晚年生活,内心面对周围的疾风骤雨毫无波澜,她早已走进诗意,人生早已充满诗意之韵,正所谓,诗如人生,人生如诗。而对于自我认为的“出诗”,它与“入诗”不是相对矛盾的对立,而是对于诗词的两种感发,“入诗”是因诗而感发,“出诗”是因事而感发。论其“出诗”,当你对诗词的吟诵到达一定的境界,不再是因诗生情,而是因情生诗,或许叶老先生的生活亦是如此,生活如诗意,洒脱自然,平仄有韵律,诗情画意。这也是我最佩服这位“穿裙子的士”的豁达之处,因为吟诵而“感发”,因为吟诵而热爱诗词,因为吟诵而热爱生活。

我在诗词的吟诵中寻找真我之意,寻找诗韵词律的文化魅力,寻找叶嘉莹老先生的“感发”真谛。

感动中国人物叶嘉莹事迹心得感悟

叶嘉莹:在诗歌里感受“不死的心灵”

我曾经改写过前人所作的一首《浣溪沙》小词,写为断句,说:“师弟恩情逾骨肉,书生志意托讴吟,只应不负岁寒心。”老师与学生之间的这种情谊,有时甚至比骨肉更亲近。因为骨肉是天生的,是血缘关系,在个人的精神、思想上并没有一种自我的选择;而师生的情谊,则是他们理想和志意的一种传承。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师生情谊更为可贵,是“师弟恩情逾骨肉”。“书生志意托讴吟”,我们讲授古典诗歌,我们的理想和志意都寄托在其中,也透过古人的诗歌,把他们的品格、理想,他们的志意、怀抱,他们的情操、修养,传递给学生。

关于中国古典诗词,曾有人问我:现在没有人喜欢古诗,大多数人也不赞成吟诵,那么中国诗歌会灭亡吗?我以为不会。中国古人作诗,是带着感情而写的;他们把内心的感动写出来,千百年后再读其诗作,依然能够受到同样的感动,这就是中国诗歌的生命。所以说,中国诗歌绝对不会灭亡。只要是有感觉、有感情、有修养的人,就一定能够读出诗词中所蕴含的、真诚的、生命的感动,这种感动是生生不息的。

真正的精神和文化方面的价值,并不是由眼前物欲的得失所能加以衡量的。上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过分重视物质的结果,也已经引起了西方人的忧虑。在我看来,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用处,也就在其可以唤起人们一种善于感发、富于联想、更富于高瞻远瞩之精神的不死的心灵。如果把中国古典诗歌放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中看,更会发现中国古典诗歌是以这种兴发感动为其特质的,所以《论语》说“诗可以兴”,这正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宝贵传统。

中国古人的修养并不是向外张扬的。你看中国古代的音乐,像古琴、瑟,在大庭广众的演奏厅都并不合适。我们中国“行有不得反求诸己”,都是内向的,是你自身的、正心诚意去修身的,是内在的追求。所以中国的古典诗歌是吟诵,在夜深人静、清风明月之夜,拿一本古诗,把自己的心灵、感情、意念跟那首诗打成一片,而且,不仅是从理性、知识上打成一片,更是从感性上打成一片。李杜诗篇也是带着吟诵的声音作出来的,为什么用这个字不用那个字,有时候是因为意思的关系,有时候是因为声音的关系。而当你做这种斟酌的时候,不是纯粹的理性,是你吟诵的时候结合着声音辨别出来的。那是一种很微妙的区别,所以吟诵才重要。

我从事古典诗词的教学工作已近70年,不仅仅是出于追求学问知识的用心,更是出于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对生命的感发,令我感动,召唤于我。这一份感发生命,蓄积了古代伟大之诗人的所有心灵、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所以中国传统一直有“诗教”之说。我一生历经许多苦难不幸,却一直保持乐观、平静的态度,正是与我热爱古典诗词有很大关系。现在,一些青年人竟因为被一时短浅的功利和物欲所蒙蔽,不再能认识诗歌对人的心灵和品质提升的功用,是件极遗憾的事情。我之所以回国教书,讲授诗词时特别重视诗歌中感发之作用,这也是一个主要原因。我坚信,中国古典诗词的内在精神和兴发感动的生命不会中断,而中华文化的长流也一定能够绵延不绝,沾泽未来的世世代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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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中国人物叶嘉莹先进事迹心得

叶嘉莹先生提出的这一概念,出自对词这一文体美学特性和内在意蕴的研究,最早见于其《从艳词发展之历史看朱彝尊爱情词之美学特质》一文。基于过往对词体的研究“神韵说”“境界说”等不能秉承主旨,叶嘉莹先生从张惠言“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王国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等论点出发,探寻词作者因内心的“难言之处”于无意之中结合进入了词的创作,敏感地把握住词体以深微幽暗、富于言外之意蕴者为美的美学品质。

叶嘉莹先生创造性地提出了“弱德之美”的概念,来归纳词体的这种美感:“这种美感具含的乃是在强大之外势压力下,所表现的不得不采取约束和收敛的、属于隐曲之姿态的一种美。”

叶嘉莹先生发现,在清朝词人朱彝尊《静志居琴趣》《江湖载酒集》等作品中,隐含了一段与其妻妹的不伦恋情。因为这段不为社会所容的爱情,朱彝尊将内心中缠绵郁结的“难言之处”,化生成词作中隐曲的“弱德之美”。在叶嘉莹先生看来,不但“低徊要眇”“沉郁顿挫”“幽约怨悱”的佳词、《花间集》中男性作者托名女性叙写所表现的“双性心态”,甚至苏东坡、辛稼轩等豪放词人蕴含“幽咽怨断之音”和“沉郁悲凉之慨”的作品,都具有“弱德之美”——究其本质,这些都是在外在环境的强压之下,不得不将“难言之处”以曲笔道出。

也正因此,叶嘉莹先生认为词体的“弱德之美”具有双重意蕴和双重心态。东坡词意蕴的深曲,因其儒家用世之心受挫后遁而为道家之超旷的一种双重的修养;稼轩词意蕴的深曲,因其英雄之志受到外界压抑所形成的一种双重的激荡;朱竹垞词作意蕴的深曲,只是由于爱情的追求在礼教的约束之下所形成的一种既想要冲决网罗却又不得不驯服于礼教的挣扎与矛盾。

朱彝尊收入《江湖载酒集》的一首小词《桂殿秋》,言尽朱词“弱德之美”:“思往事,渡江干,青蛾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竹垞《桂殿秋》一词深受后世词评家激赏,甚至被况周颐评为清词压卷之作。江弱水《十三行小字中央:朱彝尊的风怀诗案》一文对朱彝尊与其妻妹缠绵悱恻的爱情作了福尔摩斯探案般的考据。

同为具有“弱德之美”的作品,但在叶嘉莹先生眼中,风骨高下立判:东坡词可以称为“弱德之美”中的达士,稼轩词可以称为“弱德之美”中的豪杰,竹垞词才真可称为“弱德之美”中一个真正的弱者。

叶嘉莹先生甚至认为,在古典诗歌行列中,陶渊明和李商隐也含有“难言之处”和“弱德之美”。陶渊明“不以五斗米折腰”,退隐归园田居。李商隐身陷晚唐牛李党争,以隐忍态度承受痛苦。陶渊明、李商隐的诗歌各有其“难言之处”,以曲笔委婉道出,同属“弱德之美”。

《掬水月在手》是叶嘉莹先生唯一授权的一部传记电影,导演陈传兴此前曾策划拍摄了在两岸颇具影响力的文学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记录台湾最重要的文学家、作家的一生,随着《掬水月在手——叶嘉莹传》的成功上映,标志着陈传兴“诗歌三部曲”创作终章。

导演陈传兴介绍,为拍摄全景式反映叶嘉莹先生“历经磨难又活得光亮的一生”,电影拍摄团队用时3年,分别在两岸、香港地区以及美国、加拿大等叶嘉莹先生出生、学习、工作、生活的地方取景,采访了叶嘉莹先生的亲友、学生40余位,力图还原叶嘉莹先生以弘扬中华诗词为己任,历经烽火硝烟、家道变迁,活出如诗一般铿锵人生的精神世界。

“叶老师一直在我的拍摄名单里”

陈传兴成立行人文化实验室策划一部在两岸、香港地区颇具影响力的文学主题系列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记录在台湾、香港生活的最重要的几位文学家、作家的一生他本人还参与了诗人郑愁予和周梦蝶两集的拍摄。

“叶老师作为‘诗词的女儿’,她的生命光辉和精神世界一直感召和引领我。”虽然不是学中国古典文学专业出身,但是陈传兴对中国古典诗词有一种天然的心灵亲近。

上世纪80年代初,陈传兴在台湾一家书店偶然看到叶嘉莹先生早期诗词研究的一部代表作——《迦陵谈词》,从此就书不离身,爱不释手。“到法国留学时,我把这本书带在身边,这次为《掬水月在手》的电影宣发来到大陆,14天隔离期中,我还不时翻看这本书。我觉得每每翻看中国古典诗词,都会带给我一种美感,给予我滋养。”

尽管此前为拍片,陈传兴多次往来大陆,但此次大陆之行,让他对大陆、对古都北京收获别样的感受。

“我原来不知道北京的钟楼和鼓楼离得这么近,这次和朋友一起坐在什刹海一个茶馆的露天平台上,秋色浓郁的芦苇在眼前飘荡开,好似时光穿梭,我跟着当年的叶先生,穿过什刹海的胡同,到她的老师顾随先生家里吃饭。冥冥中好似天公的安排,让我跨越两岸的时光机,来讲述两岸的一段过往,叶老师就是联结两岸的一座桥。”

九月十日教师节,南开大学举办《掬水月在手》影片首映式。叶嘉莹先生是国际儒联荣誉顾问,我衔命陪同王念宁副会长专程赴南开致贺,有幸在南开礼堂聆听九十六岁高龄的迦陵先生与白岩松共话诗意人生。迦陵先生坐在轮椅上娓娓道来,鬓发皤然,声如洪钟,风华绝代。

首先,“弱德之美”是一个词体美学的概念。叶嘉莹先生将此种美感定义为:“在强大之外势压力下,所表现的不得不采取约束和收敛的属于隐曲之状态的一种美”。词体美学的“弱德之美”,是一种敬畏、节制、内敛、隐忍的美感,是“感情上那种承受”,是“在承受的压抑之中自己的坚持”。

再者,“弱德之美”不仅是词体美学的意蕴,更有人格风骨的美感,是一种在承受压力时坚持理想、坚韧不拔、外圆内方、一以贯之的美,是代表儒家至大气象的美。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言:“弱德是我们儒家的传统,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是我在承受压抑之时坚持我的理想、我的持守,坚持而不改变。”

进而,追问“弱德之美”因何而生?乃是因为词人追求理想境界而受挫不得,曲笔叙说“难言之处”。面对压力,词人可以保持沉默,但却选择了用折笔言之——苏轼、辛弃疾、朱彝尊莫不如是,那是因为他们皆受内心生发的理想情怀、美好情感所驱使。从这个意义而言,“弱德之美”追求的是天池、蓬山、瑶台这样的诗意胜境,是陈寅恪先生笔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

研读《迦陵诗词稿》,我发现叶先生诗词中经常出现的五种意象:荷花、柔蚕、蓝鲸、鲲鹏、妙音鸟,皆能体现“弱德之美”的意蕴。

柔蚕的意象出现在两首迦陵诗词当中。二〇〇〇年,叶先生作《鹧鸪天》一阕:“似水年光去不停,长河如听逝波声。梧桐已分经霜死,幺凤谁传浴火生。花谢后,月偏明,夜凉深处露华凝。柔蚕枉自丝难尽,可有天孙织锦成。”二〇〇七年,叶先生用此阕词韵作七言绝句:“不向人间怨不平,相期浴火凤凰生。柔蚕老去应无憾,要见天孙织锦成。”从“柔蚕枉自丝难尽,可有天孙织锦成”,到“柔蚕老去应无憾,要见天孙织锦成”——相隔七年光景,迦陵诗词同样的意象,风格一变,由戚婉到豪健,由忧思惆怅到雄心万丈,仿佛杜甫笔下“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迦陵心态可见一斑。

二〇〇〇年,叶先生读到美国作家黛安·艾克曼(dianeackerman)著作《鲸背月色》(themoonbywhalelight),说远古时期海洋未被污染以前,蓝鲸可以隔洋传语,受此意象感发,创作一阕《鹧鸪天》:“广乐钧天世莫知。伶伦吹竹自成痴。郢中白雪无人和,域外蓝鲸有梦思。明月下,夜潮迟,微波迢递送微辞。遗音沧海如能会,便是千秋共此时。”时隔十七年后,叶先生又受此意象感发,创作绝句:“来日难知更几多,剩将余力付吟哦。遥天如有蓝鲸在,好送余音入远波。”

叶先生少年时从伯父习诗词,始知清代词人陈维崧别号“迦陵”、郭麐别号“频迦”,迦陵与频迦合起来,迦陵频迦就是一种鸟的名字。后来叶先生在辅仁大学从顾随先生学诗,选择与“嘉莹”发音相似的“迦陵”作为别号。迦陵频迦是佛经中描绘的一种栖息在雪山或极乐净土的人首鸟身的神鸟,向人间传递美妙声音,又被称为妙音鸟,在梵文中称为kalavinka。迦陵频迦经常作为乐舞的形象,出现在各种讲经说法盛会上。在敦煌莫高窟的多幅唐代壁画上,在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柱头斗拱上,在正定隆兴寺大悲阁观音基座上,甚至在法门寺地宫金银器和日本正仓院漆器上,都能看到迦陵频迦的婀娜身姿。妙音鸟的意象在迦陵诗词稿中也出现了两处:“妙音声鸟号迦陵,惭愧平生负此称。偶往佛庐话陶令,但尊德性未依僧。”“迦陵从此得所栖,读书讲学两相宜。学舍主人心感激,喜题短歌乐无极。”

荷花、柔蚕、蓝鲸、鲲鹏、妙音鸟,是迦陵诗词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五种意象。柔蚕虽然纤小,但却是坚韧不拔、九死不悔的精魂。小荷与妙音鸟,一为先生乳名,一为先生别号,此二者身形小巧,甚至不失柔弱,却亭亭玉立、卓尔不群。蓝鲸与鲲鹏,身形不复娇弱,但却遗世高蹈,雍容华瞻,是天国人间美妙高洁的象征。此五种意象在某种意义上皆为迦陵自况,具有不折不扣的“弱德之美”。

1948年春,叶嘉莹离开北平南下结婚,之后便再没机会见到顾随。叶嘉莹在怀念顾随的文章中这样写道:“(离开北平)三十年来我的一个最大的愿望,便是想有一日得重谒先生于故都……”然而直到1974年叶嘉莹第一次回国探亲,她才得知顾随早于1960年在天津病逝。

关于婚姻,对于很多女人来说可能是人生的全部或者说绝大部分,但是对于叶嘉莹来说,只是不愿提起的一小段往事,尽管她不愿提起,然而这段婚姻还是给她带来了太多的不幸,1948年,叶嘉莹在上海和赵钟孙结婚,对于这段婚姻没有爱情的基础,婚后也没有产生任何的爱情,两人的结合不过是叶嘉莹一时错误的选择,这一错,便错了一生。

婚后两人没有住所,借住在大姑姐家,生下大女儿后,初为人母的快乐还未来得及享受,丈夫就因思想问题入了狱,刚刚安下的家也被抄了个干净,叶嘉莹后来也连母带子的被抓入狱,后来她找到警察局长写了自白书出来,带着四个月大的孩子居无定所,借住在朋友家的过道上,晚上不敢早睡,白天不敢晚起,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

为了生活她到处去找工作,同时去很多所学校任教,夜以继日的像个机器一样工作,勉强能够养活女儿和自己,丈夫出狱后,叶嘉莹还未来得及欢喜,另一个阴影立马笼罩上来,丈夫性情大变样,心理扭曲,对叶嘉莹多次实施家暴,在千难万险中都坚强的走过来的叶嘉莹,看见自己遍体鳞伤的那一刻陷入了绝望,她多次产生了自杀的想法,却为了孩子不得不活下去。

随着在教育界的成就越来越大,对诗词的研究愈加深刻,叶嘉莹的教学事业也逐步上升,由中学转到台湾大学任教,后来作为交换教师去了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任教,受到了很多外国诗词爱好者的喜欢。

1966年,叶嘉莹带着两个女儿来到哈佛做交流者,她打算回国把父亲接到美国,在美国定居,不料遭到阻击,无法返回美国,只得去加拿大,再把女儿丈夫都接到加拿大,在加拿大那段时间,叶嘉莹一个人承受了很多压力,几乎要把她压垮。

第三是家庭关系,错的人永远不能指望他会改变,尽管叶嘉莹无数次的容忍,宽容,沉默,丈夫既无用又大男子主义的恶劣性情丝毫都不知收敛,家内家外什么都做不好,那大男子主义的虚荣心和存在感怎么捍卫?那就家暴好了,通过对妻子发威来显示做丈夫权威的作风。这让叶嘉莹身心俱疲,她把所有的苦闷都写进了诗里:

异国霜红又满枝,飘零今更甚年时。初心已负原难白,独木危倾强自支。忍吏为家甘受辱,寄人非故剩堪悲。行前一卜言真验,留向天涯哭水湄。

独木危倾强自支,多么无助,多么无力又多么无可奈何呀!

1971年,父亲因病去世,叶嘉莹悲痛万分,从此叶嘉莹的人生就没有了来处,写下一首挽诗《父殁》后,开启了自己的欧洲之行。

老父天涯殁,余生海外悬。更无根可托,空有泪如泉。昆弟今虽在,乡书远莫传。植碑芳草碧,何日是归年。

好不容易走出了痛失慈父的痛苦,好景不长,1976年春天,她的大女儿又出事了。在送母亲去机场参加亚洲学会回来的路上,夫妇俩开车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出了车祸,双双身亡。

女儿的骤然离去,让叶嘉莹的人生猝不及防,她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见任何人,她知道:

人与人的理解谈何容易,哪里有什么感同身受。那切肤之痛旁人是无法想象的。因此,所有劝慰的话都是那么的乏力。既然如此,就不要浪费别人的时间和精力。她宁愿自己忍!

她写下了一首又一首的哭女诗,在她人生最痛苦之际,又是诗歌给了她光明和安慰,或许是一个人一生要经历的灾难也是有限的,叶嘉莹之后的人生倒是没有什么大灾大难了,该经历的都经历了,再有什么也只是一阵小风罢了。

1990年,叶嘉莹从ubc大学光荣地退休了。得知叶嘉莹退休后,国内不少大学,包括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都先后向她抛出了橄榄枝。但叶嘉莹思来想去还是决定留在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决定建立一个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由叶嘉莹担任研究所所长,叶嘉莹开始雷厉风行的去海外筹款,还把自己在美国领到的九十多万人民币退休金捐赠出来,设立了“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她由衷地希望领到奖学金的同学,所看到的不仅是这一点微薄的金钱,而是透过“驼庵”的名称,了解到薪火相传的重要意义和责任。

南开大学也对这个一生漂泊,半世艰辛的老先生做出了回报,为叶嘉莹先生在南开大学校园里修建了一座以她的号为名的四合院式的书院——迦陵学舍,以此作为叶嘉莹的归宿,庭院种满了莲花,莲心不死,先生永在!

多少年过去了?在风雨中吟啸、在花雨中徐行、在诗词里观照人生,叶嘉莹先生走过来的是一路坎坷,似乎应验了王国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这一句话。先生历尽生活的百难,一生有多少说不出的苦,幸好诗词给了她活下去的力量。

最近先生看完我发表在新民晚报“星期天夜光杯”上一篇写她的长文《欲将修短争天地》后,她便告诉我一个小小的秘密:其实“以无生的觉悟,做有生的事业;以悲观的体会,过乐观的生活”,是在她的大女儿与女婿刚因车祸去世后,她在悲哀痛苦中挣扎起来时,曾经写下的两句自我勉励的话,只不过因为当时,她觉得不好意思说这样洞观人生的话是她自己的体悟,所以曾经托名说是她老师顾随先生说的,但现在她年事已高,所以她承认了这是她自己的话。如今想来,这两句话不正是先生在中国诗词道路上一路坚毅走来的写照!

“剩得书卷解沉哀,弱德持身往不回”,先生以为“词人是处在弱势的地位,不能够表白,也不能够言说,但是他有一种持守的品德。我处着一个弱者的地位,……在我保持一个弱者的姿态之中,我有我的持守……就是你的品格跟理想,不应该为外界的环境所左右而改变”。所以先生首倡这“弱德之美”,即使自己处在艰难苦痛之中仍旧终身持守。

今年先生的传记电影《掬水月在手》是未上映先轰动,在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在线售票时,5秒钟全部售罄,后来还得了电影金鸡奖。而每个看过电影的人,在山河唯美空灵的镜头上,在佐藤聪明《秋兴八首》的配乐中,在先生吟唱诗词柔美的嗓音里,一同经历先生传奇的一生,无不感动不已。

导演陈传兴先生说:“叶先生与诗词的关系,已经深到生命里面,她就像一个水月观音一样,让人渡过诗词的大河,到河的彼岸。”先生曾有两句诗“要见天孙织锦成”和“柔蚕老去丝难尽”,先生把自己比作一条吐丝的蚕,因她从小热爱中国古典诗词,70余年从没有停止过教书,她希望她的学生和所有像她一样热爱古典诗词的年轻人,能够把她所吐的丝织成美丽的云锦,就像顾随先生早年对她的勉励和郑重的托付一样。

在今年庚子初夏,扬州广陵书社印了一部《驼庵迦陵师生酬唱集》,顾名思义,内容就是顾随先生和叶先生的诗词唱和。书是传统的木板手工雕版,用上等贡纸手工印刷,并作经折装,并配以宋锦函套,限量印成红、蓝、黑三色,可谓尽善尽美。这折子先生曾握在手中摩挲良久而不能释,那是文字因缘骨亲,更是他们师生传承永继的见证。

我想从台北飞天津探望先生先生在电话里头说:“我实在太忙一般很少跟人聚首见面我已经太老了自己有很多事情要收拾和整理都来不及……”先生这么一说听来是拒绝我的探访。然我不死心过了一段时日又致电先生不意先生竟答应11月19日早上与我相见我便在前一天清晨直飞北京转车天津航空陆路抵达先生家已是傍晚五点半了我这突然提前到达一下子似乎打乱了先生的生活节奏。

因阿姨这么一问,先生就没有让我这万里而来的客人离开,说:“我实在太忙,我要去准备明天下午的讲稿,今期《中国文化》中有我《要见天孙织锦成》的演讲整理稿,你自己坐着看。待会一起吃饭,没准备,只有简单蔬菜,炸酱面不知道你是否吃得习惯?我吃得简单。”而阿姨一边煮面,一边对我说:“先生只要有演讲,都一直做准备,常常到晩上两三点都不睡觉……”

不久,阿姨端出了两碗面、一大碗炸酱、豆芽、毛豆和菠菜,先生便每样分出半碟给我,然后我们各自舀了炸酱拌面,食不言,我就厚着脸皮静静地陪着先生吃了一顿晚饭。我猜先生平日是不留客人在她家用饭的,这次应算是特例。我现在偶然想起这一件事时,还是觉得非常得意,因为能和先生一起吃饭,此生难得。

感动中国人物叶嘉莹先进事迹观后感

一则新闻引来了人们的称赞,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叶嘉莹先生再次向南开大学捐赠1711万元。加上2018年她捐赠的1857万元,目前已累计捐赠3568万元。3000多万元,对于一个著作等身、荣誉等身的高龄专家学者来说,似乎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然而,这却是她两处房产、毕生积蓄外加著作稿酬的总和。她说:“我非常感谢南开大学给我机会,使我‘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的一点愿望,在南开园得到实现。”

在今天这个时代,叶嘉莹先生身上体现着的正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匠人精神和无私品质,她用一辈子的艰苦奋斗来完成她的专业领域里属于她的事业,最后又毫无保留地把毕生成果奉献给这个社会,奉献给后人。正是这样的一种“无我”之境,照见今天的共产党人,该以怎样的一种精神追求来度过这一生,该以怎样的价值观取向来看待得与失。她给后辈们留下来的是永远的精神楷模和榜样。

学习先生对诗词的热爱和孜孜以求的匠人精神。叶嘉莹先生出生于1924年,1945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她自小接触了中国诗词以后,便把一生的时光留给了中国诗词及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化研究事业。1993年,南开大学成立了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并聘请叶先生任所长。条件艰苦的时候,她拿出了毕生积蓄用于古典文化研究。“听她讲古典诗词的时候,你会完全被她震惊,她像是一个海洋一样,你觉得在她面前自己就是一滴水。”这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无疑令人舒适,在这背后,则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热爱与坚持。今天我们的组织工作中,还有不少难度和阻力,对于我们的事业,我们要刻苦钻研,加强思考,把工作做实做透,自己从心里热爱,才能真正把组织工作做到人民群众心里去,才能让人民群众有如沐春风之感。

学习先生对物质生活的淡然和精神追求的满足。叶先生的一生,是淡然的一生,因为她从没有追求过名和利,吃住也很简单;她的一生,又是富足的一生,她不仅著作等身,而且荣誉满载。她的灵魂在中国诗词里显得那么富足。她说:“诗词就是我的生命。”1990年她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2016年3月,她获得“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而最早的时候,她的研究连办公室都没有,更没有经费,只能借用学校东艺楼内的一间办公室工作。后来她为了感谢,决定把她从国外领到的退休金的一半——十万美金捐赠给研究所设立奖学金。叶先生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如今生活只有一人独居、“剩菜剩饭一热就吃了”的简单,但诗词对于先生来说,却是她的生命、她的全部。她说:诗,让我们的心灵不死。这是我们党员干部一生为之奋斗的崇高情怀和追求!

学习先生对文化的敬畏和矢志奉献的无我精神。2018年6月,叶嘉莹先生将北京及天津的两处房产出售所得的1857万元捐赠给了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还将把她的版税、稿酬也捐赠给南开,支持传统文化研究。这一次,她又将自己毕生的积蓄拿了出来,献给了她最热爱的事业。一箪食、一瓢饮,她的选择让人不解,她所追求的又是什么?她说,自己有诗词为伴,并不需要人陪。倾其所有,不图一钱一物,留给我们的却是最丰厚的财富。“大贤秉高鉴,公烛无私光”。就像毛泽东同志所说:“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种无私的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纯粹的人!”今天的组工人,有必要从叶嘉莹先生身上习得一点点这样的无私和奉献。

诚如先生自己所言:“命运把我放在哪里,我就落在哪里,就在哪里开花。”我们选择了为人民服务,就应该毫无动摇地热爱自己的事业。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奋斗之中,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敢于承受命运给我们的压力,选择钻研,选择清贫,选择高尚,选择无私,又何尝不是我们组工人孜孜以求的精神境界呢。

感动中国人物叶嘉莹先进事迹心得

关于叶嘉莹的纪录片《掬水月在手》开拍。拍摄前导演陈传兴做了大量关于诗词的功课他想探讨“叶先生跟中国诗词史、中国诗人的大的生命河流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呼应”。

陈传兴“每次都要背着一大袋的书,随时要翻开”。拍摄有时不按提纲走,叶先生会即兴提到某一首诗,现场的工作人员开始手忙脚乱地翻资料,担心犯错出丑,尴尬又窘迫。“每次拍摄都非常紧张,感觉就是‘上战场’。”

1954年,只有中学语文教学经历的叶嘉莹受聘于台湾大学。若以论文著述为录用标准的话,她不够资格。

时任台大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后来回忆,当年邀聘叶嘉莹到台大任教,是因为看到了她“所作的旧诗,实在写得很好”,所以“就请了她”。

叶嘉莹出生于1924年的北平,从小被关在悬着“进士第”匾额的大门里长大,家里保留着满族的“花盆底”和“阿玛”的称呼。

女孩儿玩的荡秋千、溜冰、踢键子、抓子儿,她都不会,有的根本没见过。她不识字的时候就开始背诗,“所有的精力都用来读书了”。《论语》是她“背诵的最熟的一本经书”。

11岁时,她跟着伯父学作诗。庭院中的竹子、石榴花、枣花、落日、月影是她写诗的主要题材。“迦陵”的别号也是她从与伯父聊天中得来——清朝的陈维崧,是中国词人里写得最多的,号迦陵。

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后,她遇见了影响自己一生的老师顾随。

顾随讲课,她埋头一字不落地记笔记。听了6年课,她记下8大本笔记,此后的50余年,她在台湾、美国、加拿大漂泊,只有这些笔记她随身携带。顾随当年评改的习作旧稿、信件、赠诗,都被叶嘉莹作为书法装裱起来,带在身边。

受顾随的影响,她一改善感的诗风,写下“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70多年后,迦陵学舍在南开大学落成,这两句分挂在月亮门两侧。

她一生中的大多数时候确实无处可逃。1945年,中国进入全面抗战第八年。敌寇占领下的北平,人们吃又酸又臭的混合面,穿打补丁的旧衣裳。师生在课堂上用诗句相互慰勉。顾随在课堂上将雪莱《西风颂》里的诗句”ifwintercomes,canspringbefarbehind”改写成中文诗句,“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叶嘉莹模仿顾随的风格,用这两句诗写成了一阕《踏莎行》。

后,顾随同样用词牌《踏莎行》填了一阕词。但此时,师生二人已失去联系多年。

1977年叶嘉莹从加拿大回国,开始整理顾随文集。一向不喜欢麻烦别人的她为此事托关系找朋友。

“内行”人看出来,叶嘉莹讲课、为文与为人都深受顾随影响。中国古典诗词曲研究家郑骞曾评价她,“走的是顾先生的路子,传了顾先生的衣钵”。

感动中国人物叶嘉莹先进事迹观后感

29日下午,由山东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省民政厅、济南军区政治部和淄博市委共同举办的朱彦夫先进事迹报告会在济南举行。

报告会前,省委书记姜异康亲切会见了朱彦夫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一行。姜异康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山东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涌现出许多先进典型,朱彦夫同志就是其中之一。朱彦夫同志的先进事迹,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坚定理想信念和崇高精神追求,体现了一名基层党员干部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体现了一名伤残军人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的拼搏精神,他的事迹让我们很受感动、很受教育,值得全社会学习。特别是在当前正在开展的教育实践活动中,这样的典型、这样的榜样,将成为激励我们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践行党的宗旨的强大力量。

姜异康强调,当前,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在兰考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以先模人物为榜样,践行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按照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宣传好、学习好朱彦夫同志先进事迹的重要批示要求,精心组织开展好向朱彦夫同志学习活动。要把学习朱彦夫同志先进事迹,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与正在开展的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与做好当前各项工作结合起来,把学习朱彦夫同志焕发出来的工作热情转化为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建设经济文化强省的强大动力。

省及济南军区领导高晓兵、孙守刚、孙绍骋、吕民松参加会见。

报告会上,沂源县委常委、纪委书记黄雪颂,济南军区“沂蒙旅”一营教导员汪祥松,沂源县西里镇张家泉村原大队长张茂兴,朱彦夫同志的女儿朱向欣,淄博市委讲师团副团长于涛等5位报告团成员,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讲述了朱彦夫的感人事迹。报告感人肺腑、催人奋进,会场一次次响起热烈掌声。

孙守刚在主持报告会时指出,广大党员干部要学习朱彦夫同志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精神追求,像他那样,不断强化精神之“钙”,把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地去拼搏、去奋斗;要学习朱彦夫同志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像他那样牢固树立宗旨意识,时刻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与群众一块苦、一块过、一块干,艰苦创业,不辱使命;要学习朱彦夫同志自强不息、勇于拼搏的奋斗精神,像他那样胸怀远大的理想抱负,不畏艰难、勇于担当,书写精彩人生。

感动中国人物叶嘉莹先进事迹观后感

由陈传兴执导的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自20__年10月16日上映以来,排片率最高时也不足1%,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日均票房徘徊在五位数左右,也就是说,这些城市日均观看这部电影的总人数仅千余人。截至11月6日,累计票房突破600万,比起同期热映首两日票房就破亿的《我和我的家乡》《金刚川》,这样的票房成绩显得微不足道。但对一部极其小众的纪录电影而言,这又无疑是一个值得瞩目的可喜成绩。根据猫眼电影的购票评分榜数据显示,《掬》片以9.4的评分始终占据评分榜的前列,也正由于这样的口碑,《掬》片有了尽可能多的排片周期。

这是作为法国高等社会科学学院语言学博士的导演陈传兴,在继执导诗人郑愁予纪录电影《如雾起时》、诗人周梦蝶纪录电影《化城再来人》后,“诗的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电影记叙了诗词大家叶嘉莹先生的生平,既看到了这位女君子磅礴的生命历程,也看到了她澄明的心灵建树。电影从筹备、拍摄到上映历时三年有余,辗转亚洲、北美洲,足迹遍及海内外十余座城市。比起漫长的摄制期和巨大的素材量,影片的最终呈现又极其节制和简朴,多处选择了无声胜有声的留白,不得不说这是电影向诗的一次回归和靠拢,也是没有矫揉造作的一次纪录。尽管有很多评论声音将焦点聚集在片中叶先生所阐述的“弱德之美”上,赋予影作以中心思想,但从更宽广的视境中去忖度电影本身,对观影者而言更像是一次生命的淬纯——这其中自然包含了作为“弱者”的人类,需要承受、坚持、完成自我的过程,但又不止于此。

不是所有人都可生平壮阔,于苦难中成就生命的光辉;也不是所有人在逆境中都可将身外事“轻而化之”,守护心灯。叶先生的做到,在于她把生命的外延衔接到不朽的古诗词上,所以在片尾,我们看到八十余岁回到原乡寻找叶赫水的叶先生竟然并无耄耋老态,只有一个普通寻根人对飘零人生要找到物理栖息地的深情寄望。只是一眼望去,再也寻不到族群的踪迹。叶先生回想起上一次踏足,吟诵起《诗经·王风》篇中的“彼黍离离”,最痛是那一句:“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这是对生命的追问,也是从诗意到现实人生的比兴。

客观地说,这是一部“难于看懂”的电影。所谓难不是因为晦涩,而是因为“电影诗”的风格,对观影者的文学积淀有很高的门槛要求。片中多次出现了呢喃般的影音,叶先生如游吟诗人般对格律的吟诵,唐诗,宋画……叙事整体看似在时间线上从人物幼时讲起,但又总是以诗词间隔——这当中有古诗,也有新诗,有已亡人的旧篇,也有叶先生的自创。这种材料组织方式让影片的空间感十足,但也增加了理解领会的难度。前一段还是平易近人的生活琐碎事,后一段却是意味深长的言此及彼。没有解说词的纪录片,很像没有脚注的文章,如自心不能沉浸和共情,且对文中所引有通晓了解,看一遍很难完全明了。这是对观者的挑战,也是其作为文学纪录电影的魅力之所在。

大门、脉房、内院、庭院、西厢房……这是叶先生记忆中幼时住过的家园——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院落构成,她的自叙就是从记忆中的房门所打开的。而这也一一对应了她从童年到老年的人生历程。那个“梦中常忆,青盖亭亭”的精神家园早已不复,留在身后的是一世磊落功与名。可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不是眼前这位华发学者,而是当年那个出生在夏荷花期的“小荷子”,她令人无尽遐想和揣摩。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亲历家园沦陷、饿殍遍野,18岁痛失爱母,无爱的婚姻,苛重的家养,无依的海外飘零,中年丧女之殇……除去满腹才学和瞩目成就,这些大概构成了叶先生人生的主要事件,足以证明“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不是妄言。但如果只是惊呼叶先生面对诸种遭遇的刚健不息,恐怕又有些余味不足。

在云淡风轻回望坎坷身世的叶先生身上,最可贵和最耀眼的精神,是她求学时的恩师顾随先生所书就的那句:“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它有如雪莱在《西风颂》中掷地有声的宣言:“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是作为知识分子笑对不可控、不可逆悲剧时共有的人文精神。

这不是一部标榜与赞美为传扬中国古诗词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叶先生的传记片,而是一首电影诗——以叶嘉莹的人生轨迹为蓝本,用声画为媒,所作的电影诗。和无数的璀璨诗篇一样,它永远无法一时间尽悟,但是每每捧卷,都是一次新的生命淬炼。这也是一位中国女性,普通又不普通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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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丈夫离世,她精神上的石头随之瓦解。女儿毕业、结婚,她肩上的重担也随之减轻。当时她想:“我一辈子辛勤劳苦,到晚年,我的两个女儿都出嫁了,我想我将来可以乐享余年。”

1976年,命运给了52岁的叶嘉莹又一次沉重的打击。当年那个与她相依为命在患难中成长的大女儿,在外出旅游时出了车祸,与女婿同时罹难。料理完女儿、女婿的后事,她闭门不出,日日哭泣,写了10首哭女诗,每一句都是对女儿最透彻的思念。

“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劳瘁竟何为”,她叹命运不公,反思劳瘁一生的意义。年逾半百,痛失爱女,叶嘉莹悲痛欲绝。但是经此一难,叶嘉莹突然悟到,“把一切建在小家、小我之上,不是一个终极的追求和理想。”

1978年,听闻中国恢复高考,她请愿回国教书。她要让自己从“小我”的家中走出来,要把“余热都交给国家,交付给诗词”,要把“古代诗人的心魂、理想传达给下一代”。

她曾在信中写道,自己一生“很多事情没有选择的余地”,而这次是她唯一一次主动地争取。1979年春,国家同意了叶嘉莹的申请,最终受邀去南开大学任教。于是,叶嘉莹在南开大学开始了三十余年的教书报国路。

每次上讲台,叶嘉莹一站就是两三个小时,期间也很少喝水。虽然因为皮肤过敏,叶嘉莹的手常会因接触太多粉笔而皮肤开裂,但是仍常常在黑板上大段板书。

因此,她的课程在南开非常受欢迎,不仅中文系,外系外校甚至外地的学生都来听讲,场场爆满,甚至有学生为此伪造听课证。在此期间,叶嘉莹应邀到国内的几十所大学讲学,以及辗转国际多所大学讲学,她将传承古典文化作为自己的责任。

除了教课,叶嘉莹在南开大学创办了“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以老师顾随的名义设立“驼庵”奖学金。她在晚年卖掉京津两处房产,又将自己的稿费、版税收入悉数捐出,累计捐赠3568万元,在南开大学设立了“迦陵基金”,用以支持研究古典诗词文化。

将全部财产捐献,在她看来,不过是实现了她“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的一点愿望。庄子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越朴素单纯的人,越有内在的芳香,不惧岁月,优雅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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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昆明市东川区乌龙镇坪子村芭蕉箐小组的村民张顺东、李国秀夫妇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多年来,他们凭借“一只手+两条腿”相依为命、自强不息,在战贫斗困中奋发、奋斗、奋进,书写“无脚踏出脱贫路,无手撑起半边天”的感人事迹。

“两个孩子是用双脚抱大的”

张顺东、李国秀夫妻俩都是一级残疾。丈夫右手和双脚先后截肢,只剩下一只左手;妻子生下来就没有手,只有一双脚。在常人眼里,他们并不适合组建家庭。

“当初,我到她家提亲时,她哥哥不同意,她本人也不同意,怕两个残疾人在一起无法生活。”张顺东说,他并没有放弃,最终以真诚打动了她,组建了这个特殊的家庭。

结婚后,他们经历了短暂的甜蜜,但生活中的各种困难相继而来。家里贫穷、住房破旧,感觉“日子过得像爬大山一样难,两人想死的心都曾有过,觉得自己的命实在是太苦了”。

随着两个孩子的出生,一家人生活更是雪上加霜。李国秀常常流着泪说:“我这一生最大的亏欠,就是不能给孩子一个拥抱。别人家的孩子都是用双手抱大的,而我家的两个孩子是用双脚抱大的。”

“我是你的手,你是我的脚”

家中有小是个宝,儿女是全家人的希望。“决不能把贫困传给下一代,再苦再难也要供孩子读书。”

不论天阴还是下雨,常常是别人还没有起床,夫妻俩就上山找猪草,下地种庄稼。

“靠养牲口、种庄稼增加收入,是我们靠自己努力能够做到的。”张顺东说,妻子虽然没有双手,但她的脚像手一样灵活、有力,煮饭、喂牲口、针线活等家务,她样样能干;除草、收花生、种红薯等农活,她样样在行。

夫妻同心,黄土也能变成金。面对困难,张顺东总鼓励妻子说:“我是你的手,你是我的脚,没有什么坎过不去。”夫妻俩就这样相互扶持着走过了一个个春夏秋冬。

春天,他在山沟山洼围水,她在稻田里用脚插秧;夏天,他修枝打杈,她在地里除草;秋天,他用一只手掰包谷,她背着篮子站在地里接着;冬天,他劈柴、生火,她缝补衣服、教孩子读书。

“生得再平凡,也是限量版。”张顺东说,身体残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直面生活、改变命运。所以,在自身奋力拼搏苦干的同时,他还担任残疾人联络员,为村里的87户97名残疾人提供联络服务。他坚信,一根草顶一颗露水珠,只要自立自强、奋发向上,每个人都会像小草一样活下来,残疾人一样能够脱贫奔小康,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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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因为近年来传统文化逐渐成为一种流行,也许是因为流行了之后发现除了古人,当下的“偶像”极度稀缺,最近,一部讲述叶嘉莹的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成为一时文化现象。读过叶嘉莹诗词的人,并不是人群中的大多数,但不妨碍这一代年轻人渴望接近她。96岁的叶嘉莹,突然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电影只有120分钟,拍摄过程却累积了几十位受访者的百万余字素材,同名衍生图书《掬水月在手——镜中的叶嘉莹》的出版,可以算是弥补了影片篇幅有限的缺憾。

陈传兴想把一个女诗人的个人历史、一段家国的近现代历史、中国古诗词的几千年历史,投射到同一个落点上。我相信每一种历史都是真实的,但相伴发生的未必是完全的因果关系。所以,我更看重不同的人对叶嘉莹的描述。“盲人摸象”并不一定是贬义词,每一部分都是活生生的存在。

除了“穿裙子的士”“诗的女儿”这些头衔,她也是女儿、妻子、母亲、学生、老师……如果说叶嘉莹在古典诗词上的成就如朗月当空,清辉万里,那每位受访者就仿佛江河湖海,分别映照出她的不同侧面,她不是神,是一个鲜活灵动的人,波光粼粼,是谓月映千川。

诗人席慕蓉的朋友是叶嘉莹在中国台湾大学的学生,她与她由此结识。叶嘉莹第一次见到席慕蓉,第一句话是:“我也是蒙古人(族)。”叶嘉莹从未在任何作品里提过自己的族姓叶赫那拉,她的祖上虽然是旗人,居住在叶赫水畔,却本属蒙古族土默特部。

无论回到中国,还是回到北京,回乡——这个千百年中国诗人的关键词,也贯穿了叶嘉莹大半生的念想。在她快80岁的时候,一个秋天,席慕蓉陪着她去叶赫(现吉林省梨树县叶赫镇)寻找祖先的故乡。

叶赫古城遗址如今只是一片高出来的土堆,陪同的一个热心人先行跑上去探路,回头说,叶老师您不用上来了,上面什么都没有,就是片玉米地。叶嘉莹还是继续往上走,日已西斜,秋天的红玉米挂在那里,紫红的穗子垂下来,风一吹,发出阵阵沙沙的声响。

叶嘉莹站着看了一会儿,转过头说:“这不就是《诗经·黍离》中描绘的景象吗?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我现在的心情和诗里说得一模一样。”

快80岁的叶嘉莹,是他们家族第一个回到叶赫水畔的人,她还找到了三千年前特地为她写的诗。3年后,81岁的她又想去看蒙古高原,席慕蓉陪着她又出发了。在海拉尔,叶嘉莹口占的第一首绝句是:“余年老去始能狂,一世飘零敢自伤。已是故家平毁后,却来万里觅原乡。”

叶嘉莹是他们家里唯一一个在一百年、甚至三百年里,回到土默特蒙古高原的族人。她跟席慕蓉说,她在北京的家已经没有了,可是到了蒙古高原,天穹低处尽吾乡,突然之间,人就打开了。

有时候我想,如果人生是电影,就能在不顺遂的时候黑屏,出一行小字“某年以后”,把悲伤快进到烟消云散。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又说,诗人有两种: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叶嘉莹大概属于后者。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张静是叶嘉莹在南开大学时的助手。她记得,有一次叶嘉莹在国家图书馆讲女性词的时候,谈到法国作家法郎士写过一本《红百合花》,书里说一个女子如果出生在一个比较幸福美满的家庭,婚后的生活也比较甜蜜,到30岁的时候连一场大病都没有生过,那么,注定她对人生的认识是肤浅的。

当花间词的作者用女性口吻表达男性的阴柔一面时,叶嘉莹在一个被压抑的环境里半生飘零,站在高原之上说“余年老去始能狂”,这个场景,让人想起苏东坡、辛弃疾。在访谈中,叶嘉莹和她的学生,也会反复提到《人间词话》里的那句话,“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

在这本访谈集中,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这几十个人的记忆中,叶嘉莹都是以一个独立个体存在的,她与家人的亲密关系只存在于她自己的口述中。难得有人提到她先生,还说的是“她的先生很不讲理,她自己这么精彩的一个人,竟然都可以忍下来”。

1971年的夏天,文化史学者郑培凯在哈佛大学学习,经常去哈佛燕京图书馆找各种各样的善本,经常碰到叶嘉莹,“叶老师只要进了图书馆,就一整天不出来”。郑培凯到香港后,创立香港城市大学的中国文化中心,曾请叶嘉莹来担任客座教授。让他惊讶的是,叶嘉莹竟然是一个人来的,还带着个很大的箱子。就这样,她一个人住了一个学期,那一年,她80多岁了。

离开香港前,郑培凯去送行,一进门就看见她自己在那儿收拾行李。她把所有行李收拾在一个大箱子里,外面再用带子绑起来,绑得非常好。她对郑培凯说:“我都习惯了,旅行的时候都是这样,都是自己做。”

叶嘉莹有一个自创的概念——弱德之美,意思是要把内心的感情收起来,要有一种持守、一种道德,而这个道德是在被压抑之中的,不能表达出来的。但“弱德”不是软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仍有一种精神力量支持。

叶嘉莹说过,有时候集大成的时代,比如西晋太康时期,正是质朴的五言诗在风格上将转未转的一个阶段,却没出现一个可以集大成的天才,那是诗人对不起时代;有时候诗人很有才华,可是遇到的时代不是文学发展集大成的时代,比如江西诗派,那是时代对不起诗人。

从1924年至今的近百年间,是不是一个对得起叶嘉莹的时代,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她一定是对得起时代的。

有一天,叶嘉莹打电话给学生施淑仪,请她把自己梦中偶得的诗句用书法写出来。那首诗是“换朱成碧余芳尽,变海为田夙愿休。总把春山扫眉黛,雨中寥落月中愁”,青春年华已经远去,但还是要把眉黛扫成春山,那是无望中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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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陈俊贵随所在部队到新疆参加修筑天山深处独库公路的大会战。1980年4月6日,部队被暴风雪围困在天山深处,面临断炊的危险。四名战士奉命带着最后的干粮出门求援,在风雪弥漫的生死关头,班长把最后一个馒头给了年龄最小的陈俊贵。

班长和战友陆续牺牲了,陈俊贵终于找到了人群,部队得救了。接受4年冻伤治疗后,他复员回到辽宁老家,始终没有忘记班长的临终嘱托:希望陈俊贵可以去他的老家看望一下自己的父母。陈俊贵不知道战友的家庭地址和父母姓名,多方打听无果,1985年冬天,陈俊贵作决定,带着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儿子,来到班长和战友牺牲的新疆天山脚下,为战友守墓。

20多年里,他从未停止对班长父母的寻找。终于,他从一名扫墓的老战友口中得到班长在湖北省罗田县白莲乡的地址。20xx年10月,陈俊贵赶赴罗田县,得知班长父亲母亲都已去世。陈俊贵跪在班长父母坟前说:对不起,我来晚了,你们不要牵挂,今生今世我都将守在郑林书坟前,让他永不寂寞!

目前,陈俊贵已将班长和副班长的遗骨,从新源县移到新扩建的尼勒克县乔尔玛筑路解放军烈士陵园安葬,还担任了这里的管理员。陈俊贵说:我不仅可以和班长在一起,还可以守护为修筑天山独库公路牺牲的战友们了!

只为风雪之夜一次生死相托,你守住誓言,为我们守住心灵的最后阵地。洒一碗酒,那碗里是岁月峥嵘;敬一个礼,那是士兵最真的情义。雪下了又融,草黄了又青,你种在山顶的松,岿然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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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月,谢海华获得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谢海华与妻子结婚30载,撑起妻子病痛的人生,以爱之名诠释了“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29年前,23岁的湖南农民谢芳与入室盗窃歹徒搏斗,身中9刀,落下残疾。刚刚从部队复员回家的谢海华,经人介绍与谢芳订婚。面对谢芳日益严重的后遗症,谢海华仍选择了与她结婚。近28年来,谢海华一直悉心照顾妻子,每天早上6时准时起床做饭,帮妻子穿衣服、洗漱,端屎把尿,一日三餐把饭菜送到床头喂她吃……这些事,谢海华一做就是29年。对于谢芳来说,谢海华就是她的手和脚,“没有他,我活不到今天。”

1988年10月,谢海华与谢芳完婚。没多久,他们的儿子出生了。不幸的是,谢芳的身体每况愈下,手脚韧带和肌肉开始不断萎缩,不久便瘫痪在床,生活无法自理。妻子卧病在床,儿子嗷嗷待哺,家庭重担都落在谢海华一个人身上。谢海华认真学做家务活,洗衣、打扫、炒菜、熬药,帮妻子梳洗按摩、端屎把尿,抚养教育儿子……这些事,谢海华一做就是29年。

为了照顾妻子、孩子,谢海华不敢远行,只能守着家里的田地勉强维持生活。为给妻子凑钱治病,谢海华变卖粮食,拉下脸面向亲朋好友挨家借钱,平时只吃辣椒和青菜,若没有客人来,一年都吃不上几块肉。为了治好谢芳的病,谢海华找来一辆独轮土车,推着妻子四处求医,中西医看了个遍,病情却丝毫未见好转。谢芳有时会灰心泄气,不忍拖累谢海华,谢海华总是给予妻子最灿烂的笑容,鼓励她、开导她。

谢芳面临子宫和卵巢切除手术她要求放弃治疗。谢海华抱着妻子一句一句地安慰道:“一切都会好的我会一直陪着你我们都要坚持下去坚持才有希望。”在丈夫的鼓励下谢芳继续治疗。

谢海华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替妻子优先考虑。为了让妻子住得舒服,他把家里的茅草土砖屋改建成简单的毛坯房,后又建起了厨房和杂屋。

苦的时候,谢海华也躲在被子里哭过,但他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谢芳感激地对丈夫说:“我勇敢了一次,你却勇敢了一生!”

11月,谢芳夫妇在政府安排下入住了敬老院。谢海华也在敬老院当起了保安,家庭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观。抱着感恩的心,谢海华利用当兵时学会的理发手艺,免费为敬老院老人理发,还热心地做一些水暖、电工、勤杂、园艺等杂务。

感动中国人物事迹

木拉提·西日甫江,男,38岁,维吾尔族,新疆和田地区公安局民警。

木拉提·西日甫江,是新疆和田地区的一名公安民警,曾荣立个人二等功两次,个人三等功四次。早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读书期间,木拉提就多次参与警方行动,担当卧底和翻译。从警来,木拉提·西日甫江始终坚持战斗在打击暴恐犯罪活动第一线,用热血和行动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和谐稳定,被当地群众誉为大漠“猎鹰”(维吾尔语的尊称,传说中老百姓的守护者)。

4月,木拉提获得重要情报,一伙隐藏在和田农村的暴恐分子,正在秘密制造大批炸弹,准备实施多点连环袭击。秘密侦查发现,暴恐分子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布置了大量机关,还在制爆窝点的内部和周边预埋了遥控启爆的炸药,事情一旦败露,就打算和警察同归于尽。情况紧急,木拉提和战友们没有犹豫,在摸清位置、确定时机后,果断行动,击毙了歹徒。当场搜出了200多枚的自制炸弹的成品和半成品,其中包括杀伤力巨大的汽油炸弹和人体炸弹。

和田是暴力恐怖斗争的前沿阵地,面对艰巨繁重和复杂危险的维稳任务,木拉提·西日甫江与犯罪分子机智周旋、斗智斗勇,先后数十次将暴恐犯罪活动打击在预谋之中。

战友的牺牲、亲人的牵挂让木拉提更加坚定。他说,我们的这个工作背后,是美好的一个未来。因为我们就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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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故事,感动着你我,我的内心仿佛受到了神圣的洗礼,在感动与眼睛背后,我收获的不仅仅是这些文字上的,更多的是内心中无法言喻的那份震撼与动容。

火箭和卫星总体技术专家。原籍辽宁复县,1929年4月8日生于辽宁盖县。1958年毕业于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飞机设计专业。1985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研究员、高级科技顾问。曾任国防部五院一分院总体设计部副主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及总体设计部主任、七机部总工程师、航天部科技委副主任、航天工业部副部长、航空航天部副部长级科技委主任。长期从事运载火箭、人造卫星研制工作。从事中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与中远程导弹的总体设计工作,任总体主任设计师;参加领导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返回式遥感卫星的研制与发射;担任多种型号卫星的技术总负责人和总设计师;负责绕月工程大系统的技术决策、指挥和协调,任总设计师。1985年获2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9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感动中国人物叶嘉莹先进事迹观后感

20__年9月10日,第36个教师节到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的“闪亮的名字20__寻找最美教师”发布仪式在北京举行,公布了10位最美教师、1个最美教师团队的先进事迹。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实验高中教师刘秀祥就是其中一位“最美教师”。

今年32岁的刘秀祥,是曾经千里背母上大学感动了无数人的中国孝子。他在大学毕业后毅然回乡任教,如今是贵州省黔东南州望谟县实验高中副校长。从20__年从教至今,刘秀祥把自己的全部奉献给了学生,他牵线“一对一”资助贫困学生1700多人,开展公益励志演讲1000多场,听众达上百万人。

刘秀祥老师邓小艺摄9月7日,记者一行赴贵州省黔西南州望谟县采访刘秀祥老师的事迹。采访结束,我们和刘秀祥在校门口告别时,一名女孩挽着父亲,拿着录取通知书来找刘秀祥报喜。女孩叫姚恩全,前一天刚收到大连财经学院的录取通知书,父母都在望谟县实验高中食堂工作。刘秀祥拿着录取通知书看了又看,高兴地说:“恭喜呀!你们在学校为学生们服务,自己的孩子又取得这么好的成绩,真是太好了,太好了!”从刘秀祥爽朗的笑声中,我感受到了采访中人们的说法:“刘老师,他是光……”

“他是光……”王代分深情地说起刘秀祥老师。

王代分和妹妹王代美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她们的父亲身有残疾,精神也需要长期靠药物稳定,只靠母亲一人支撑一家5口人的生活。20__年,在望谟县民中高一的一次历史课上,刘秀祥注意到了这对眼神中充满对知识的渴望却有些怯怯的双胞胎姐妹。在了解到了姐妹俩的家庭情况后,刘秀祥像哥哥一样,在生活和学习上都尽力帮助她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她们。

“刘老师的经历和我们有些相似,我们会觉得很有共鸣。当时刘老师特意为我们俩姐妹写了一篇文章《同样的命运,同样的坚强》,鼓励我们。他是我们奋发读书,改变命运的精神动力!”说到这里,王代分有些激动。

现在,王代分和王代美已经分别从贵州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姐妹俩都选择回到望谟建设家乡。妹妹王代美在望谟县政府工作,王代分则成为了刘秀祥工作室的一员,看到工作室筹备的消息时,她立刻联系刘秀祥表示自己希望加入。“刘老师改变了我们,我们也想回来改变更多的人。”王代分说。

刘秀祥工作室是在宁波市教育局、黔西南州教育局和望谟县教育局的支持下建设起来的。工作室致力于培养更多优秀的乡村教师,帮助更多孩子,将刘秀祥的光和热辐射到更广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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