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报告是对实际情况进行客观描述和分析的有效途径之一。以下是一些优秀调查报告范文的摘抄，供大家学习和借鉴。
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报告
高级月嫂月薪约为元，而高级卫生间保洁员的月薪是1149元；文字记者的平均月薪是4003元，而摄影记者则为5095元，《北京市劳动力市场指导价位与企业人工成本状况》一书近日由北京市劳动保障局编辑出版，公布了北京市329个工种的价位信息和153个行业的人工成本，以供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做参考。
这次公布的数据由工种价位调查及企业人工成本调查汇总得出。调查涉及地方及中央在京的国有、集体、股份制、外商投资四种经济类型企业共1378户，40多万名职工。按岗位划分的话，可分为服务生产人员、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与去年相比，今年新增了总经理助理、财务总监等40多个工种的.价位信息，还特别发布了酒店业90个工种和家政服务业12个工种的专项工种价位信息。按照惯例，这次还公布了新参加工作的大中专毕业生部分职业月工资指导价位：低位数是1090元，高位数是5743元。
部分职业工资指导价位元／年。
工种低位数中位数高位数。
会计107602790077828。
国际商务人员1414750297149899。
房地产开发业务人员1214145563101567。
保险推销员1128267832243034。
保险理赔员1460355565122714。
证券投资顾问359977527016。
律师2938151459113712。
服装设计人员187242401548059。
室内装饰设计人员152002880072499。
广告设计人员110232847391811。
文字记者225716761186335。
文字编辑221843204067009。
美术编辑177393450073605。
中国劳动力的调查报告
能熟练网购火车票的劳动力仅超1/4。
中山大学12月6日发布“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蓝皮书，聚焦中国劳动力的现状与变迁，启动，到目前已经完成一次试调查和两次全国正式调查。
调查样本覆盖除港澳台、西藏、海南之外的全国29个省市，调查对象为样本家庭户中年龄15至64岁的全部劳动力。共完成401个村居问卷，14226份家庭问卷和23594份劳动力个体问卷。通过对中国城乡以村居为追踪范围的家庭、劳动力个体开展每两年一次的动态追踪调查，系统地监测村居社区的社会结构和家庭、劳动力个体的变化与相互影响。
调查数据今年夏天已经向国内学界免费开放，6日发布的最新数据将在明年免费开放。
调查显示，全国劳动力平均年龄为37.57岁，青年型劳动力为主的年龄结构已不复存在。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梁宏分析，通过和的连续追踪，发现与20调查相比，劳动力性别、年龄与地区构成相差无几，青年型劳动力为主的年龄结构不复存在;其次，中国劳动力的地区分布并不均匀，近一半(47.16%)的劳动力分布在中部各省份，劳动力结构中，15—29岁的低龄劳动力占33.07%，30—44岁的中龄劳动力占32.80%，45岁及以上的高龄劳动力占31.86%。
而来自小规模家庭的劳动力越来越多，这应该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相关。劳动力家庭规模显示，目前劳动力大多来自中、小规模家庭，平均家庭规模为4.32人。家庭成员人数为3人、4人的比例较高，分别为21.06%、20.96%，家庭成员人数为6人及以上的比例仅为22.95%。从地区差异来看，西部地区劳动力的平均家庭规模比东部小。
另外，在工作经历方面，大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有工作经历，未工作的比例不及两成;超过一半的劳动力有农业工作经历;在有换工经历的劳动力中，换工三次及以上的占71%。在从业状态方面，中国劳动力的从业状态以雇员为主(占46.34%)，其次为务农(35.33%)，再次为自雇劳动者、雇主。
在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方面，超过26.77%的农村劳动力有外出务工经历，超过四成还准备外出务工。
20，中国劳动力初中毕业比例最高为46.97%，职高、技校、中专和大学专科都在6%左右，而大学本科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比例仅为5.17%。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28年，高龄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中、低龄劳动力，东部地区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劳动力。
另一方面，20—24岁劳动力过去两年参加过(至少5天的')专业技术培训比例13.99%为最高，35—39岁年龄组以后，专业技术培训和曾经获得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执业资格)的比例急剧下降。这个年龄比例与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的趋势也相当。
与过去不同，劳动力阅读报刊、用手机发短信、写信、银行atm取款完全没问题的比例皆超过一半，但仅有超过1/4的劳动力在使用网上银行、网上购买火车票方面完全没问题。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叶华分析，最年轻的25—34岁组经历了教育扩展的过程，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也受益于九年义务教育的实施，而且男女教育水平差异已经不明显。而25—44岁劳动力的教育分布则出现了双峰的特点，除了初中这一教育水平的比例较高，大专和大学本科的比例也较高，但双峰很可能代表的是两个不同的群体，大专和大学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可能来自城镇，而初中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可能来自农村。
叶华提出，中国劳动力参加过职业技术培训及曾经获得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即执业资格)的比例都不高，说明中国劳动力教育状况的明显差别不仅存在于正式教育方面，更存在于职业技术培训方面，还明显存在于日常技能方面。
另外，城镇非流动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最高，本科或以上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比例超过20%，“农转非”劳动力次之，外出务工劳动力再次之，农村非流动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最低，不同群体的教育水平有显著差异。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中，教育水平以初中居多，占41.1%。
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报告
12月6日，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x年报告》。《报告》显示，全国有收入的劳动者的工资平均数为30197元，与年相比，年均实际增长速度达到9.1%。而工作时间上，从2012年到20，全国劳动力的工作时间总体下降，一般周工作小时数从约50小时降到约45小时，其中超过60%的加班雇员是“自愿加班”，外资合资企业加班人数比例最高，雇员平均加班时长达41.5个小时。
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为9.28年。
《报告》发现，到年，青年型劳动力为主的年龄结构已不复存在，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9.28年，参加过职业技术培训及曾经获得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即执业资格）的比例不高；大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有工作经历，未工作的比例不及两成；超过四分之一（26.77%）的农村劳动力有外出务工经历，并且，超过四成（40.62%）还准备外出务工。
仅1/4农村务工人员会网购火车票。
《报告》得出，中国劳动力阅读报刊、用手机发短信、写信、银行atm取款完全没问题的比例皆超过一半，仅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务工人员在使用网上银行、网上购买火车票方面完全没问题。
《报告》发现，2014年全国有收入的劳动者的工资平均数为30197元，与2012年相比，年均实际增长速度9.1%；在东中西地区，劳动者的工资平均数分别为33624元、26960元和28246元；与2012年相比，年均实际增长速度分别为10.5%、7.7%和8.4%。
家庭收入两端差距高达21倍。
以往网友感叹自己“拖后腿”，往往是由于收入差距造成。据统计，全国平均总收入最高的20%家庭，收入达到153546元，而最低的20%家庭，平均总收入只有7155元，差距达到21倍。城市和农村内部的差距也非常大，城市最高收入组家庭平均总收入是最低组的约12倍，农村的差距则高达27倍。
所有类别男性收入远高女性。
女性为19567元；城市男性平均工资为40152元，女性仅为28704元。
东部大专学历老板收入最高。
老板和农民的收入差距有多大？调查显示，东部雇主的经营性收入平均最高，达到105253元，西部农民的平均收入最低，仅为8829元。
学历水平和收入水平有多大关系？总的来说，学历越高，平均收入越高，本科及以上学历总平均收入最高，达到58875元，而且收入增加幅度最大。具体来说，从未上过学的人做生意收入最低，平均仅有9747元，大专学历者做生意最厉害，平均收入达到68285元，超过了本科及以上学历者。
工作时间最短是负责人和技术人员。
从2012年到2014年，全国劳动力的工作时间经历了总体性下降，一般周工作小时数从约50小时降到约45小时（-11.28%）。
数据显示，2014年劳动力平均工作时间最长的职业类型是个体户，最短的则是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
外资合资企业加班比例最高。
调研发现，加班雇员的加班时长和加班有偿时间比都有较大上升，然而加班工资增长的幅度却并没有跟上；超过60%的加班雇员是“自愿加班”，过半数加班雇员“自愿加班”的原因是为了获得直接的经济回报，其次是表达对企业或组织的归属和忠诚（近20%），只有很小部分的雇员加班是考虑其职业发展以及自我实现。
加班人数比例最高的前三类工作单位分别是外资合资企业（52.66%），国营企业（39.39%），党政机关（37.52%）。其中外资合资企业加班雇员的平均加班时长达41.5个小时。
中国劳动力的调查报告
11月3日，由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和摩根大通共同主办的“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供需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并于当日正式发布了由清华和复旦两所顶尖大学共同完成的《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报告。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面临人口快速老龄化、经济增速进入新常态以及制造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挑战，导致中国劳动力市场陷入劳动力总量不断下降、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劳动力技能供求不匹配的发展困境，结构性失业问题日益严重。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技能需求和供给呈现什么特征?应如何缩小劳动力市场的技能缺口?针对上述两大问题，清华大学教授李强和复旦大学教授袁志刚共同领衔，带领京、沪两大顶尖高校研究骨干30余人通力合作，从技能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变化和未来趋势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并从公共政策、教育改革、公私合营等方面探索缩小劳动技能缺口的途径。该研究由摩根大通发起并委托资助。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院长李强发表了题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型与中等收入阶层的培育”的主题演讲，李强谈到，“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型对整个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短期内有利于推动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长期来看有利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培育和橄榄型社会的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自我国高校扩招以来，高校毕业生的数量逐步攀升，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毛入学率为5%-15%)转变为大众化教育(毛入学率为15%-50%)，为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和比例的提的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结构中低端产业比例占比过高，严重阻碍了高学历人才知识技能的`发挥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时，教育和技能培训与市场需求也存在不匹配的问题，导致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难以形成。下一阶段，如何让劳动力的知识技能与经济结构相互匹配，是培育中等收入阶层的关键。”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同时受到来自长期结构性因素和短期周期性因素的挑战。在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情况下，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是释放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途径。”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袁志刚在题为《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释放经济增长潜力》的主题演讲中表示：“目前，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主要存在产业间、区域间配置不合理的问题。在产业部门间，由于服务业部门的进入限制和国有企业垄断，劳动力资源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间存在错配，服务业就业严重不足，造成了效率损失。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服务业就业在全部就业中所占的比重显著低于其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区域配置上，以人均产出度量，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目前中国存在就业集中度较低，大城市数量和规模不足的问题。我们的研究发现，就业向东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的集中有利于集聚效应的发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带来就业扩张和工资水平上升。未来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应着眼于降低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壁垒，提高配置效率。一方面，我们须致力于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市场化发展和开放，打破国有企业垄断。另一方面，应完善资本和劳动力流动政策，使要素流动顺应区域集聚和分工规律，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会上，复旦大学教授封进和清华大学副教授郑路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课题成果进行汇报。研究指出，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着严重的技能供需错配，高技能劳动力供求缺口日益增加，带来劳动力市场技能回报不断上升;企业普遍存在人才短缺的问题，国际化管理人才和战略设计人才尤难获得，且不同产权类型、不同规模企业在人才竞争上存在差异，导致人才短缺情况的不同;制造业对人才需求呈现区域聚集效应，且由于不同地区的人才需求存在差异，人才短缺也因此呈现区域异质性;随着制造业升级和产品附加值提升，劳动力市场对现代服务业中专业人才的需求将呈现上升趋势。而对如何破解我国劳动技能缺口的难题，研究指出：“必须对中国现有的教育体系、职业培训和认证体制，包括诸多影响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的宏观政策进行反思和改革”。报告中同时提出了五大解决方案：“首先，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赋予高校更大的办学自主权，教育机构加强与企业的对接，校企联合培养技术性高层次人才。其次，职业培训平民化，国家给予补贴，扶助农民工尤其是年轻一代农民工的技能提升。第三，逐渐建立企业为主体的职业技能培训供给模式。第四，弘扬工匠精神，完善职业化教育链条，打通入学、求学、求职、发展等全链条，建设多元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最后，宏观层面，变总量控制性人口政策为服务型人口政策，从强调总量控制转为关注结构性的服务，从控制家庭与个人转变为支持家庭与个人。打破行政性和行业性垄断，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流动，以机会公平为原则推动户籍、社会保障、教育等制度的改革，创造更好的人才流动、就业创业的环境。”
最后，由清华大学社科学院院长李强、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袁志刚主持，世界银行高级社会保护经济学家王德文、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李实、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董克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冯文猛就“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技能缺口与应对策略”进行了研讨，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正面临较为严峻的劳动技能缺口难题，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嘉宾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纷纷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并对参会人员的提问一一进行了回应。
此次研讨会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郑路主持，摩根大通中国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李一为大会致欢迎辞。《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深入揭示了我国在人口、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等多重转型压力下所面临的劳动技能缺口难题，中国经济能否顺利向高附加值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也取决于是否能够培养一支庞大的具有技师或高级技师职称的技术工人队伍。此次研究报告的发布对唤起社会各界对我国技能缺口问题的关注、破解劳动力技能供需错配的困局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劳动力的调查报告
1、引进人才呈上升趋势，人才总量有所增加。xx年国有企业改制时，全市人才总量一度呈下滑趋势，随着各企业逐步走上正轨，企业人才也稳步上升。截至目前，全市31家规模企业人才总量由xx年底的841人增至908人，增加了67人，人才比达到17%，增长了1.4个百分点。调查表明，发展来势足、效益好的企业引才力度较大，人才总量大幅上升。如中意糖果、鸿鹰祥、金湘猪鬃、鑫源缸套等企业近两年分别引进人才15人、8人、12人、10人，受调查的64名人才中，对单位人才引进情况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占68.8%。从引进人才的方式来看，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主要通过在大专院校毕业生中招聘，一般专业技术人才则通过人才市场招聘。如自来水公司从益阳城建学院引进了一名给排水专业的大学生，鸿鹰祥从湘潭大学引进一名外贸英语专业的大学生。
2、人才培养力度加大，培养措施得到增强。问卷表明，一部分企业对人才培养的经费投入明显加大。如湘澧盐矿用于人才培养的年均费用达20万元，金湘猪鬃去年投入15万元加强企业人才的培养，另有7家企业人才培养费用在1万元以上。石化仪还对单位干部职工参加学历教育的费用实行全额报销。人才培养的措施明显增强。问卷表明，各企业培训人才的方式主要有外聘专家授课、企业内部专长员工授课、选派外出进修、播放光碟、订阅专业书籍等。如湘澧盐矿依托机电学院请湖南省干部教育管理学院教授定期给中层以上管理人才上课，金湘猪鬃与长沙集成人才培训公司达成协议，分期分批将全体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才送到长沙进行系统培训，效果比较明显。受调问卷表明，认为企业培训活动开展得较多的占51.6%。
3、人才收入稳步增长，分配机制有所改善。调查表明，目前规模企业的分配标准与人才的市场价位及其工作实绩逐步靠拢，为了吸引和留住人才，一些企业在分配制度改革方面进行了尝试，实行了中高层管理人才年薪制、技术人才岗位工资制，并大幅提高新引进人才的待遇。如湘澧盐矿对去年新引进的大学生实行提前定级，其工资标准按正式职工同等待遇执行。调查数据显示，全市规模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年均收入均在1万元以上，其中年薪2.5万元至3万元的有雪丽造纸、石化仪、鑫源缸套、嘉诚气配、湘澧盐矿等5家企业，年薪5万元的有帮乐公司，其收入居全市规模企业之首。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企业人才队伍总体水平有待提高。一是人才比例偏小。受经济环境、区位条件、资源配置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加之我市企业经营规模偏小，经济效益较差，直接导致全市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生产技能人才的缺乏。据统计，全市规模企业职工总人数7108人，而其中各类企业人才仅有1257人，占比重还不到17%，比全常德市企业人才比例低7个百分点。二是人才构成失衡。全市企业人才中，初级工498人，中级工332人，高级工6人，其人才梯次构成比为83：55：1，与合理的金字塔型比6：3：1有较大差距。高级技术人才的严重不足，影响了人才队伍的帮扶提升能力与企业的创新发展能力。另外人才的老龄化也应引起足够重视，作为我市三大工业板块之一的汽车制造业技术人才就表现出了年龄老化的趋势，如嘉城汽部所有技术人才均为湖桥返聘人员，虽能满足现在生产需要，但基本没有新产品开发能力。三是人才分布不均。全市规模企业人才行业、岗位分布不均。从岗位分布看，企业人才大多数集中在行政管理、财会、简单手工技术等方面，如雪丽造纸115名企业人才中，有63名在行政管理岗位。从行业分布看，企业人才多集中在汽车制造、盐化工、造纸等行业，其它发展中的企业高新科技人才和信息管理人才严重缺乏。
2、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尚需改进。一是企业“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理念缺乏。这在一些生产规模较小的私营企业中尤为突出。多数企业管理层没有培养职业经理人及新产品研发带头人的想法和措施，对人才的使用只看眼前，不重长远，能用一时则用一时，不愿花钱培养人才，而且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特别是有竞争力的薪酬激励机制。理念的缺失导致了人才环境的不优。调查中，64%的企业人才认为企业主对人才的重视和关心情况是“一般”，69%的企业人才对自己目前的薪金感觉“一般”或“不满意”。二是企业用人“近亲繁殖”现象普遍。民营企业大多采取的是家族式的管理和族群式的人才聚集，特别是企业管理层基本是“自己人”，对外聘技术人才也是顾虑重重，不敢放手使用，怕他们跳槽或者自己办公司，成为潜在的竞争对手。这就导致部分企业人才没有归属感而一走了之，长此以往，企业缺乏人才支撑，缺乏发展后劲。三是企业用人存在“急功近利”思想。一些企业虽然也表现出了对某些岗位人才的渴求，但也存在急功近利思想，表现在对人才的“只用不养”或“重用轻养”，只把人才当“蜡烛”，而不是“可充电电池”，不少企业都认为人才就要来即能用，企业可以不承担人才培养和培训义务。如邦乐公司负责人就表示他们的技术人员全部来自汽车改造行业人才队伍比较成熟的株州，基本不用公司培训。对企业培训情况的调查结果也表明，大多数企业虽然也对员工开展比较经常的培训，但多是一些基本的公司章程或操作流程等应知应会教育，少有涉及提升员工综合素质或专业技能的培训，对岗位技能培训采取最为广泛的形式就是“师傅传带式”，少有正式的理论培训班或产品研发班。调查中，54.9%的企业人才认为企业近两年“培训活动开展较多”、60%的企业人才反映企业培训员工的主要方式是“企业内部专长员工授课”、65.5%的企业人才认为企业目前比较注重“一线生产技能培训”。
3、企业人才队伍建设机制亟待健全。一是企业人才人事管理不规范。有的企业与员工签订的聘用合同不鉴证，不实行人事代理，不为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职称，导致有的专业技术人员连续多年没有晋升专业技术职务，现有职称还是从原来的公有制单位带进去的;大部分企业人才引进后没有人事档案、养老保险、劳动保障，各类应由企业负担的保险都没有;“个体户式”经营与“家庭式”管理对企业人才只有月薪或年薪，没有正常的薪酬激励机制，“干好干坏一个样”等。种种管理上的不规范，导致了本地企业人才引力的缺乏。雪丽造纸年初准备从长沙电力学校引进两个大专生，上午确定的初步意向下午就收到了辞呈。石化仪近两年从机电学院引进的6名大中专生也只留下了2个。二是企业人才市场发育不完善。全市没有形成统一的企业人才市场发展规划，对企业人才市场(如针对本市一些支柱产业)的现状、未来和对策缺乏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在发展方向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思想认识;人才市场管理混乱，操作欠规范，目前还没有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人才市场管理较混乱，出现了无序竞争、主管部门不明确等问题;人才市场中介服务整体水平不高，人才开发服务与人员就业服务混淆在一起，人才市场仅停留在介绍人员就业的“职业介绍”层次上;缺少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资源库，由于人才市场体系不完善，本就数量有限的经营管理人才又难以整合，企业往往只能盲目分散地自寻人才，因此，用一用，看一看，今天用，明天走的情况时有发生。三是企业人才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在原来国有管理模式下，企业人才的管理全由企业负担，包括企业人才的各种后勤保障服务，有人曾笑谈像湘澧盐矿这样的企业，除了“火葬厂”外，其它食堂、学校、医院、市场一应俱全。企业改制后，各种后勤保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逐步走向社会化，企业不再负担职工的“生老病死”，员工与企业间只存在最基本的用工关系。在企业“一步到位”甩开包袱的同时，社会化的服务却未跟进，必然导致企业人才的利益丧失。我们调查的很多规模企业连职工宿舍、食堂等最基本的物质条件都不具备，又怎能谈及引才留才。
三、对策及建议。
津市实行“工业强市”，需要有一支能够为之提供智力支持的人才队伍。而企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一目标能否实现。当前，建设适应津市工业又快又好发展的企业人才队伍，应是各级各部门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1、大力强化企业主人才意识。
做好企业人才工作，关键要提高企业主素质，强化人才强企意识。首先，要加强对企业主的教育培训。要通过党校调训、建立企业主协会开展活动、企业主论坛等方式，帮助他们确立“企业要腾飞，必须靠人才”的理念，走出经济工作是硬指示，人才工作是软指标的误区，提高企业主重视人才、尊重人才的意识。其次，要将引导与提高结合起来，在引导中提高企业主素质。如实行市级领导与企业主结对帮扶、定期走访等制度。要明确规定，凡是今后市级领导外出从事与经济工作相关的参观考察、招商引资时，要带领企业主一道外出，让他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在感受中更新观念，提高素质。第三，要将工商联纳入到人才工作职能部门中来，充分发挥其团结、帮助、引导、教育作用。
2、大力推动企业引进人才。
一方面，要鼓励企业引进人才。实行人才引进零门槛制度，凡是企业引进的人才，在落户、子女入学等方面一律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同等待遇。设立“人才突出贡献奖”和“企业引进人才奖”，由政府拿出一定的资金建立人才引进和奖励基金，对年度内引进人才最多，且人才签署劳动合同年限在2年以上的企业，由政府给予该企业5千至1万元的专项奖励。另一方面，要协助企业招贤纳才。要充分发挥人才交流中心的中介作用，采取组团参加各类人才招聘会，政府网页、党建网、电视台代为发布招聘信息等措施，帮助企业引进各类人才。此外，要更新人才引进的思维，实行企业顾问制度，与一些高校、研究院所的专家教授长期挂钩联系，聘请他们担任企业的技术顾问，或建立产品研发中心。采取每月发一定数额的报酬，平时不到企业上班，只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技术攻关或遇到难题的关键时刻请他们来解决问题。实行借“智”生“才”，让相关专家来企业进行阶段性的强化培训，手把手地帮、教、带，让企业员工学会学精关键技术，从而培育出本企业既熟练掌握关键技术又拥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人才。
3、创新人才培育管理措施。
一是同等规格培训育人才。要实行企业人才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各种培训上享受同等待遇，要将企业人才培训纳入到市委党校主体班培训规划，每年至少举办2期。同时，通过培训，及时了解企业人才需求状况和通报省市有关人才培训信息，引导企业不定期的安排人才外出培训。二是拓展党建功能育人才。大力寻求企业党建工作与企业人才工作的链接点，在企业中广泛开展以“把共产党员培养成企业人才、把企业人才培养成共产党员”为主要内容的“双培”工程。同时，实行企业人才工作联络员制度，由企业党建工作指导员或联络员兼任企业人才工作的联络员，这样既可以强化企业人才工作力度，又可以节约人力资源。三是制定规划育人才。劳动、人事部门要分别根据企业人才特点制定人才培养工作规划，适时进行培养，并帮助人才与省相关院校专业的教授之间牵线搭桥，建立联系，促进成长。
4、大力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行企业高层次人才市管制度，对企业主和企业高层次优秀人才由市委组织部、人事局和用人单位共同管理，帮助解决他们的生活、工作、政治待遇问题。对在全市经济发展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才，可聘为市委、政府经济顾问，推荐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报告
前言：
云南省内体育类专业藏族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抽样，采用追踪调查，统计分析后发现其就业创业的价值取向是：就业意愿强烈，重视相关部门的辅导与帮助；注重工作的稳定性，趋向现实化；主体意识自我化，突出个人价值；创业思路单一，观念不成熟；与专业相一致，依重职业能力素养的特点。通过研究该群体各阶段就业创业价值观念的演变过程和各阶段的求职需要及心理特点，总结出针对该群体就业创业能力培养的指导意见和建议。
调查背景：
目前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和形势越来越严峻，特别是体育类专业的特殊群体大学生就业创业形势更令人堪忧。如何针对体育类专业藏族在校大学生，追踪考察不同年级、不同学习阶段就业创业价值观念的演变过程，从而有利于根据学生不同年级阶段的求职需要和心理特点对其开展适宜的就业创业指导，切实提高该群体的就业面与就业质量。
1.调查方法与设计。
采用追踪调查法，选取10名云南省内体育类专业藏族在校大学生进行不同年级、不同阶段的就业创业价值取向追踪调查，通过研究该群体各阶段就业创业价值观念的演变过程和各阶段的求职需要及心理特点，总结出针对该群体就业创业能力培养的指导意见和建议。
2.研究结果分析。
2.1云南体育类专业藏族大学生群体就业创业价值取向。
2.1.1就业意愿强烈，重视相关部门的辅导与帮助从表1中可以看出，调查学生就业意愿和是否希望得到相关部门辅导与帮助的情况是：100％的学生想就业，并希望得到相关部门的辅导与帮助。从而得出云南省内体育类专业藏族在校大学生群体就业意愿强烈，重视相关部门的辅导与帮助。
2.1.2注重工作的稳定性，趋向现实化通过调查，所有人的就业标准单一，且几乎一样，入学的前两年，都希望找到稳定的工作，并且到学校工作。后面几年20％的人出现了想到企、事业单位工作的`愿望，但还是希望工作要有一定的稳定性，需是在职在编人员。体育类专业藏族在校大学生群体不愿尝试、不愿冒险，讲求安逸、稳定，受“铁饭碗”思想的影响，趋于现实化：
2.1.3主体意识自我化，突出个人价值从表2中可以看出，对就业创业价值取向发展空间价值方面的需求调查，选择审美需要的学生人数有1人，占总人数的10％；选择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的各4人，各占总人数的40％；选择归属与爱的需要和认知需要的学生人数各6人，各占总人数的60％；选择自我实现需要的学生人数有9人，占总人数的90％；而选择尊重需要的学生人数有10人，占总人数的100％。从以上数据分析云南省内体育类专业藏族在校大学生群体的就业发展空间价值是希望得到尊重，其次是自我实现需要。这就可以看出该群体很想通过专业学习后，通过就业创业，从而改变现在的命运，该群体主体意识自我化，突出个人价值，希望得到尊重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2.1.4创业思路单一，观念不成熟调查发现，该群体入学的前两年不想自主创业的人数达到100％，而后几年有80％的人表示想自主创业。除了有20％的人对自主创业从未想过，也不感兴趣和10％的人想开超市外，其余70％的人创业都基本一样，单一且跟专业息息相关，都是想开办体育类培训班、当教练。没有整体的职业规划和思路，创业观念不成熟。
2.1.5与专业相一致，依重职业能力素养从表3中可以看出，对就业创业中专业价值取向方面的调查，选择与所学专业一致的学生人数有9人，占总人数的90％；而选择与所学专业不一致的学生人数只有1人，仅占总人数的10％。从数据看出该群体对学校教育比较认同，对所学专业认可，择业态度主动自信，依重职业能力素养，希望通过专业的学习，利用所掌握的专业技能，找到与之相一致的工作。
2.2云南省体育类专业藏族大学生群体就业创业价值取向存在的问题。
2.2.1忽视学校因素从表4中可以看出，对就业创业价值取向发生变化的影响因素调查，选择学校因素的学生人数有3人，仅占总人数的30％；选择家庭因素、自身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学生人数各有9人，各占总人数的90％。从数据看出影响云南省内体育类专业藏族在校大学生群体就业创业和价值取向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家庭因素、自身因素和社会因素，而学校因素则显得不重要，因此通过本研究，如何加强学校对学生就业创业能力的培养，探索出特殊群体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培养的模式，从而切实提高大学生就业创业率，显得尤为重要。
2.2.2以个人为中心，就业创业呈现单一化体育类专业藏族在校大学生群体，注重自我的利益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以自我为中心，大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之势。就业都希望到学校当老师，就是偶尔有不当老师的想法，也是要到具有稳定的，带编制的企事业单位工作。创业要不就没有想过，感兴趣的都是希望开办体育培训班，当教练。该群体就业创业都呈现单一化特性。
2.2.3过分依赖专业，缺乏拼搏冒险精神体育类专业藏族在校大学生群体，就业创业都是要与专业相一致，就业选择是当体育老师，创业则是选择与所学专业相关的体育培训班，而现实中体育专业的专业就业率历年都很低，社会对体育人才的需求并不大，体育专业的学生就业面不广，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该群体不会通过大学的拓展课程发展自身潜能，拓展专业以外的能力，他们过分的依赖专业，对将来的就业创业缺乏整体规划和拼搏冒险精神。
2.3改善云南省体育类专业藏族大学生群体就业创业价值取向的建议。
2.3.1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制定人才培养模式需遵循“社会需要、服务地方、区域特性、学校实际”等原则，不要一概而论，更不能照抄照搬。云南省各设有体育类专业的院校应该利用转型发展和新时代人才培养的要求，认真论证，制定出能培养符合地方需求，且“下得去、留得住、用得成”的人才培养模式。
2.3.2探索完善就业创业指导模式目前，社会、家庭、高校等都对大学生就业创业各尽所能。社会各界给予各种政策，创造各种岗位；家庭高度重视，为孩子想尽一切办法；学校调动所有力量，增强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这些种种，虽然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并没有形成行之有效的模式。因此，探索出完善的、行之有效的、可持续的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模式，特别是针对特殊群体大学生的指导模式，是增强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的最有效途径。
2.3.3发挥榜样作用俗话说“没有吃过猪肉，还没有见过猪跑吗？”，意思就是见过就能照着摸索出来。没有主见和完全形成独立思考的大学生，都有“从众心理”。学校应该利用特殊群体大学生的特性，定期邀请就业创业非常成功的校友来作交流，充分发挥榜样的引领示范作用，让大学生们有追求的目标和学习的楷模，让他们感受到就业创业可以“依葫芦画瓢”，从而减轻压力，减少迷茫感，进而转变观念，积极主动就业创业，使之能够真正提高大学生就业创业率。
3.结语。
从追踪调查及收集的数据综合分析看，体育类专业藏族在校大学生的就业创业价值取向特点是：就业意愿强烈，重视相关部门的辅导与帮助；注重工作的稳定性，趋向现实化；主体意识自我化，突出个人价值；创业思路单一，观念不成熟；与专业相一致，依重职业能力素养。存在：忽视学校因素；以个人为中心，就业创业呈现单一化；过分依赖专业，缺乏拼搏冒险精神等问题。建议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索完善就业创业指导模式，发挥榜样作用等方面进行改进，从而切实提高体育类专业藏族在校大学生群体的就业创业质量。
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报告
近年来，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出现大量剩余，并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为了解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和地方经济社会的影响，本人走访了两个村，并选择了100户有劳动力转移的农户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对农民增收和地方经济的促进作用明显，但对农业生产也造成一些负面影响，且社会问题较为突出，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某某镇是一个典型的农业镇，截至末，全镇耕地面积2938公顷，占全镇总面积的30.2%；农业人口5.8万人。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如下六大特点：
一是从转移人数看，总数较为稳定。至20，某某镇分别转移农村劳动力1.7万人、1.81万人、1.80万人、1.73万人和1.75万人，分别占当年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7.3%、48.1%、48%、47.5%和47.8%，从总量和占比来看，变化都不大。临时性外出务工人员减少，长期外出务工人员增加，劳动力转移队伍相对较为稳定。从100户的调查结果看，年转移的203名劳动力中，常年在外务工（一年以上）的占99%，临时性在外务工的仅5人。
二是从转移渠道看，无序外出偏多。近几年来，政府实施农民职业技能培训“阳光工程”，旨在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但受各方面条件制约，不能充分满足庞大的劳动力输出需求，农村劳动力转移仍以亲友帮带和自闯为主，有组织的外出务工比例不高。2009年，全镇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通过劳务机构介绍的仅占11.6%，亲友帮带的占42.2%，自闯的占41.8%，其他形式的占4.4%。
三是从产业分布看，以二、三产业为主。经统计，2009年，全镇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进入一、二、三产业的分别占0.9%、56.1%和43.0%。
四是从转移流向看，以东部沿海为主。2009年，某某镇转移的1.75万农村劳动力中，省内、省外和境外的比例分别为21.3%、78.6和0.1%，到广东、江苏、浙江、上海等东部沿海城市占76.9%，到西部和其他地区仅占1.7%。东部沿海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形成了对劳动力的强大需求，西部开发大战略的实施也对内陆劳动力转移提供了机会，从发展趋势看，东部沿海和西部地区仍将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集中地。
五是从年龄结构看，以青壮年为主。2009年，某某镇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中18岁以下、18—35岁、35岁以上的比例分别为7.5%、67.8%和24.7%。而从调查结果看，203名转移劳动力中，没有18岁以下的外出务工人员，94%的为青壮年，农村劳动力转移以青壮年劳动力居多。
六是从文化程度看，以初高中为主。2009年，某某镇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中，小学以下文化、初中、高中、大专以上文化的分别占13.1%、70.5%、15.6%和0.8%。入户调查的203名农村转移劳动力中，初中、高中文化程度的比例分别为48.7%、38.8%。
二、劳动力转移对当地经济社会的主要影响。
（一）正面影响：
1、转移就业，带动了农民收入增加。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的转移，不仅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再就业问题，也带动了农民收入的快速增加。一方面，劳务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据统计，近5年来，某某镇每年外出务工农民工的劳务收入总额均在2.5亿元以上。据对100户样本家庭的调查，2009年外出务工人员人均年收入14127元，是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倍以上。另一方面，增加了留守农民的生产收入。由于农村人多地少，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进步，国家惠农政策出台后农业生产效益的提高，外出务工人员闲臵的土地一般都会被留守农民耕种。调查的100户样本家庭中有36户对耕地采取“转包给他人”的方式进行耕种。
2、返乡创业，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既是一种谋生手段，也是一个财富积累和技术学习的过程，部分外出务工者在打下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拥有一定管理或技术水平后，尝试回乡自主创业。据镇劳动保障部门统计，截至2009年末，全镇返乡创业成功的有86人，兴办企业37家，解决了1900人的就业问题，也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如某某镇化工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赵某，九十年代初到深圳打工，返乡创业，利用自己在打工期间学习的技术和管理知识，投资300万元成立化工有限公司，2009年该公司实现销售收入1400万元，上缴税金42万元。由于产品科技含量高、污染少、效益好，得到镇委、镇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2009年公司再投资200万元建设二期生产线，计划在5年内实现产值过5千万，上缴税金上150万元的目标。
3、开阔视野，促进了农民观念转变。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一般都流向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农民工在打工创业的同时，也开阔了自己的视野，增长了见识，思想观念也得到一定的转变。据调查中一位村支书反映，以前基层选举很多村民都不愿参加，即使参加也是随便投票，现在换届选举时有很多外出打工的村民都特意赶回来参与投票，农民参与民主管理的积极性大为提高。此外，在维权意识、经济效益观念、社会责任和环保意识等方面，现在的农民相比过去都明显增强。思想观念的积极转变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和谐社会的建设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负面影响：
1、造成土地实际利用率下降。从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转移后耕地面积并未明显减少，但农村土地的实际利用率有所下降。一方面，部分面积小、位臵偏、灌溉不便的劣质田被荒芜，荒芜比例低的村有1%，高的达4%，被抛荒的主要是不便耕种的劣质田。另一方面，粗放式经营使部分耕地实际上处于半荒芜状态。由于外出务工家庭的耕地大部分由家中留守的老人耕种，而部分家中留守老人体力不足、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导致农业生产先进技术应用不广，粮食单产水平得不到提高，并且多为单季播种，耕地处于一种实际上的半荒芜状态。据对100户样本家庭调查显示，61%的耕地由家中留守人员耕种，双季稻的播种比例在75%左右。
2、延缓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由于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和文化水平稍高者大部分外出务工，懂经营会生产的农业高素质人才相对缺乏，大部分留守农民只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特色农业和优势产业不能形成，农产品科技含量得不到提高，产业结构升级不快。据统计，近两年来某某镇农民粮食收入占农产品收入的比例均在65%左右，与该镇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不无关系。
3、制约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基础设施老化是一个影响农业生产的关键性因素，特别是水库、塘坝和灌溉沟渠损毁严重，灌溉功能受到很大影响。
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报告
近日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昨天发布智库报告之《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房地产和科研工资收入最高，事业单位工作时间最短。此外，全国有收入的劳动者的工资平均数为30197元，与年相比，年均实际增长速度达到9.1%。
西部工资比中部地区高。
报告显示，除去“异常值”，20全国有收入劳动者的总收入平均数为29394元，家庭平均总收入为49318元。统计者将劳动力收入调查数据中最高的1%和最低的1%列为“异常值”。
同理计算出的工资收入方面，全国平均工资为30197元，东部工资依然最高，达到33624元，中部地区的工资平均数却只有26960元，低于西部地区的28246元，据分析，出现这种现象与西部地区特殊补贴有关。而东部地区的经营性收入平均数大幅领先全国，达到41270元，全国平均数为30266元。
家庭收入两端差距达21倍。
据统计，全国平均总收入最高的20%家庭，收入达到153546元，而最低的20%家庭，平均总收入只有7155元，差距达到21倍。城市和农村内部的差距也非常大，城市最高收入组家庭平均总收入是最低组的约12倍，农村的差距则高达27倍。
全国男性劳动者平均收入为33697元，女性仅为23288元。农村男性平均工资为28991元，女性为19567元;城市男性平均工资为40152元，女性仅为28704元。
据调查，不同行业收入差别较大，总收入最高的是房地产业，平均为67873元，收入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平均收入为17860元。而工资收入方面，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行业的平均工资也达到64775元，仅次于房地产业的66987元，远高于其他行业。
调查显示，东部雇主的经营性收入平均最高，达到105253元，西部农民的平均收入最低，仅为8829元。
本科及以上学历总平均收入最高，达到58875元，而且收入增加幅度最大。而从未上过学的人做生意收入最低，平均仅有9747元，大专学历者做生意最厉害，平均收入达到68285元。
事业单位工作时间最短。
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劳动力工作时间略长，从2012年到年，全国劳动力的工作时间经历了总体性下降，一般周工作小时数从约50小时降到约45小时，下降了11.28%。
劳动力平均工作时间最长的职业类型是个体户，一般周约53小时，月约28天，最短的则是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一般周约41小时，月约23天。从单位类型来看，个体工商户最长，一般周约54小时，月约27天，最短的除务农(无单位)外则是事业单位，一般周约39小时，月约22天。
加班雇员的加班时长和加班有偿时间比都有较大上升，然而加班工资增长的幅度却并没有跟上;超过60%的加班雇员是“自愿加班”，过半数加班雇员“自愿加班”的原因是为了获得直接的经济回报，其次是表达对企业或组织的归属和忠诚(近20%)，只有很小部分的雇员加班是考虑其职业发展以及自我实现。
据调查，大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有工作经历，未工作的比例不及两成;超过一半的劳动力有农业工作经历。在有换工经历的劳动力中，换工3次及以上的占71%。
超过四分之一(26.77%)的农村劳动力有外出务工经历，并且，超过四成(40.62%)还准备外出务工。
广东女性过半要工作。
青年型劳动力为主的年龄结构已不复存在，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9.28年，参加过职业技术培训及曾经获得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即执业资格)的'比例不高。具体来说，初中毕业比例最高(为46.97%)，其次是小学/私塾，普通高中(分别为29.42%，11.66%)，再次是职高/技校/中专和大学专科(分别为6.44%，6.41%)，而大学本科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比例仅为5.17%，另有2.93%的劳动者没上过学。从性别特征看，女性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男性。
此外，我国城镇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略有上升，由2012年的60.5%提高到2014年的61.6%，广东地区上升非常明显，由2012年的67.1%上升到2014年的73.4%;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由2012年的49.3%上升到2014年的51.7%。
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报告
12月6日，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年全国有收入的劳动者的工资平均数为30197元，与年相比，年均实际增长速度达到9。1%。而工作时间上，从2012年到2014年，全国劳动力的工作时间总体下降，一般周工作小时数从约50小时降到约45小时，其中超过60%的加班雇员是“自愿加班”，外资合资企业加班人数比例最高，雇员平均加班时长达41。5个小时。
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为9。28年。
《报告》发现，到2014年，青年型劳动力为主的年龄结构已不复存在，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9。28年，参加过职业技术培训及曾经获得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即执业资格）的比例不高;大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有工作经历，未工作的比例不及两成;超过四分之一（26。77%）的农村劳动力有外出务工经历，并且，超过四成（40。62%）还准备外出务工。
仅1/4农村务工人员会网购火车票。
《报告》得出，中国劳动力阅读报刊、用手机发短信、写信、银行atm取款完全没问题的比例皆超过一半，仅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务工人员在使用网上银行、网上购买火车票方面完全没问题。
《报告》发现，2014年全国有收入的劳动者的工资平均数为30197元，与2012年相比，年均实际增长速度9。1%;在东中西地区，劳动者的工资平均数分别为33624元、26960元和28246元;与2012年相比，年均实际增长速度分别为10。5%、7。7%和8。4%。
家庭收入两端差距高达21倍。
以往网友感叹自己“拖后腿”，往往是由于收入差距造成。据统计，全国平均总收入最高的20%家庭，收入达到153546元，而最低的20%家庭，平均总收入只有7155元，差距达到21倍。城市和农村内部的差距也非常大，城市最高收入组家庭平均总收入是最低组的约12倍，农村的差距则高达27倍。
所有类别男性收入远高女性。
从不同性别收入状况分析，总的来说，不管是在全国层面，还是城市乡村，无论是工资收入还是经营性收入，有收入的男性劳动者平均收入都高于女性劳动者，有的甚至高出一倍。全国男性劳动者平均收入为33697元，女性仅为23288元。农村男性平均工资为28991元，女性为19567元;城市男性平均工资为40152元，女性仅为28704元。
东部大专学历老板收入最高。
老板和农民的收入差距有多大？调查显示，东部雇主的经营性收入平均最高，达到105253元，西部农民的平均收入最低，仅为8829元。
学历水平和收入水平有多大关系？总的来说，学历越高，平均收入越高，本科及以上学历总平均收入最高，达到58875元，而且收入增加幅度最大。具体来说，从未上过学的人做生意收入最低，平均仅有9747元，大专学历者做生意最厉害，平均收入达到68285元，超过了本科及以上学历者。
工作时间最短是负责人和技术人员。
从2012年到2014年，全国劳动力的工作时间经历了总体性下降，一般周工作小时数从约50小时降到约45小时（—11。28%）。
数据显示，2014年劳动力平均工作时间最长的职业类型是个体户，最短的则是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
外资合资企业加班比例最高。
调研发现，加班雇员的加班时长和加班有偿时间比都有较大上升，然而加班工资增长的幅度却并没有跟上;超过60%的加班雇员是“自愿加班”，过半数加班雇员“自愿加班”的原因是为了获得直接的经济回报，其次是表达对企业或组织的归属和忠诚（近20%），只有很小部分的雇员加班是考虑其职业发展以及自我实现。
加班人数比例最高的前三类工作单位分别是外资合资企业（52。66%），国营企业（39。39%），党政机关（37。52%）。其中外资合资企业加班雇员的平均加班时长达41。5个小时。
劳动力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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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农民素质，发展农村劳务经济，是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经过调研，现就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基层体制机制报告如下。
全区劳务工作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围绕“农村第一经济”目标，突出技能培训、转移就业和服务管理三大重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一)农民就业能力得到提高。我区始终把强化技能培训，提升就业能力作为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关键环节来抓，，依托各类培训资源，全区对15080名农民进行了引导性培训，比上年增加50%;对6765名农民实施了职业技能中期和短期培训，将1939名新增劳动力纳入中等职业教育。自实施“阳光工程”以来，全区共对2.6万农民工实施了技能培训，占已转移总数的22%，其中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1.36万人，占培训人数的52%。
(二)劳务经济实现较快增长。全区实现劳动力转移11.92万人，比上年增加2.8%，劳务总收入5.6亿元，比上年增加7.7%，农民工人均劳务收入4698元，比上年增加216元，农民人均劳务收入1294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5.8%，劳务收入已成为我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三)基地建设取得成效。由区劳务办牵头，先后多次组织有关部门到市外考察劳务市场，走访用工单位，洽谈劳务协作，多层次、多渠道、多工种开展劳务合作，建立了上海、深圳(中山)、浙江、陕西、新疆、厦门等劳务输出基地，吸纳了籍农民工5.8万余人。
(四)农民工返乡创业发展较快。全区农民工返乡创业2620人，其中：从事生猪养殖1230人，个体经营1052人，从事蔬菜、中药材、茶叶、水产等种养殖338人。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需引起各级各部门的高度重视。
(一)管理体制分散、综合效能难以体现。目前，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管理体制和培训经费分散，转移工作农业局、劳动局和社会保障局都在管，而农业、劳动、扶贫、教育等部门都有培训资金，都出台了管理办法，而培训的对象都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这种条块分割、经费分散、多头管理在客观上影响了培训质量和有序转移综合效能的提高。
(二)培训资源难以满足农民工培训的需要。一是培训学校小而弱，目前除职教中心能够承担中职长期培训外，其他学校仅能承担中、短期培训。二是培训学校专业设置、调整跟不上市场变化的需求。由于在农民求学盲目性和学校条件差的影响下，竞争激烈、就业困难的计算机专业成为农民工技能培训学校和农民工选择专业的首选，而市场需求大且容易就业的专业却因办学设备和农民择业意识的影响而不能形成规模。三是市场需求技术水平高的专业，区内难以开展技能培训。四是培训经费投入不足，不能满足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培训的需求。除了已培训的2.6万名农民外，还有12.9万名需要转移的富余劳动力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95%，而每年还有4000多新增劳动力不断涌现。
(三)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盲目外出务工队伍较庞大。由于受地处边远山区、居住分散等各方面条件的制约，用工信息收集渠道少，发布信息难以延伸到农村及村民，致使部分农民想外出又因缺少信息而举棋难定，即使外出务工也难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四)转移渠道单一，组织有序劳务输出面临较大困难。目前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主要依靠培训机构和劳动力市场，有序输出比重较小，没有形成市场主体，中介培育力度不大，难以形成市场品牌效应。尽管每年有关部门都要联合举办1-2次企业用工招聘会，但成功率并不很高，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农民工对有序劳务输出的用工单位缺乏了解和信任，他们仍选择“亲带戚、邻带里、师带徒、父带子”等自发转移方式。二是输出后的工资收入与农民自身的期望值存在差距，收入较低的工作不愿做，工资高的工种自身技能又达不到岗位要求，造成了部分农民不愿意远离家乡而外出务工的局面。
(五)服务管理跟不上快速发展的劳动力转移的需要。一是在对外出农民工的服务管理方式上，还不能满足外出务工农民的需要。全区外出务工农民人数多，分布较广，服务管理难度大，农民工在外的医疗、子女入学等诸多问题没有形成系统的解决办法。二是维权工作步履艰难。一些用人单位不依法与农民工鉴定。
劳动合同。
拖欠农民工工资不缴社保费不支付或不足额支付农民工加班工资的现象仍较突出。三是返乡创业上还不能满足农民工创业的要求。全区除发展生猪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外在其他领域创业缺乏具体的扶持措施还没有形成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良好氛围。
(六)经济发。
展滞后，就地转移劳动力较难。尽管近几年我区经济发展提速，步伐加快，但比市内主城区及市外经济发达的地方，仍然差距甚大;目前当地无大、中型企业带动，富余劳动力就地务工较难。
(七)土地流转程度不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一是农业产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程度不高，劳动力不能从土地上有效解脱出来。二是部分农民想将土地流转出去后外出务工，但无流转接受对象。三是部分农民想把土地流转出去又存在害怕收不回来的担忧，不愿流转。四是部分农民两头兼顾，农闲外出务工，农忙回家种地，往返奔波于家庭和务工之间，形成了务工连续性差，岗位不稳定，流动性大，务工收入不高的特点。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级各部门密切配合，改革培训方式，培育市场主体，开辟劳务基地，打造劳务名牌，拓展服务内容，创新工作方式，促进城乡统筹。
(一)理顺管理体制，统筹城乡就业。为了更好地体现人力、物力、财力的综合效能。根据市编委渝编()31号文件精神和市劳务办职能已划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实际情况，尽快将现由区农业局负责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移交给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有利于上下工作衔接，提高办事效率。具体工作由就业局承担。以便建立劳动力资源调查、信息收集发布、组织培训、技能鉴定、基地建设、转移输出、社会保障、执法监督、争议仲裁一条龙的服务管理体系。
(三)以突出提高技能为主，建立农民工培训机制。一是培训管理上，由劳动局统筹协调。长期培训(毕业时发两证：毕业证和职业资格证)由教委负责;中期培训由教委、劳动局共同负责，以劳动局为主;短期培训由劳动局负责。二是在培训方式上，坚持市场运作，强化订单培训，实行农民订单、学校接单、政府买单的“三单”式培训。三是在培训内容上，除长期培训的以外，少讲理论课，多上实践课，中短期培训的至少应做到“半耕半读”;同时要把《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纳入培训内容。四是在培训质量上，要以市场用工需求设置培训科目，做到“数量”与“质量”并重，以成功输出和稳定就业为考评培训机构的主要内容。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培训资金的审计监督，确保政府投入资金的安全有效使用。
(四)建立收集渠道广泛、发布迅速的企业用工信息服务机制。加强信息沟通是确保富余劳动力有序输出的重要因素之一，区就业局除与市劳动力市场信息联网外，还应在劳务输出基地和劳务输出人员较为集中地方的人员中聘请信息员，广泛收集和反馈各种劳务用工信息。各村(居)明确1—2名信息联络员，形成市、区、乡(镇)、村、社五级劳务信息网络体系，为“订单培训”提供信息支撑，为富余劳动力有序输出提供信息保障。
(五)拓展劳务基地，培育劳务中介，建立多渠道劳务输出机制。一是在巩固现有劳务基地的基础上，加强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大、中型企业联络对接，开发建立技能型成规模的劳务定向输出基地，拓展基地规模。二是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建立劳务公司，外来用工单位招收农民工，由劳务公司统一规范劳动合同，实施全程跟踪服务。三是培育经纪人队伍，充分发挥能人的带动作用。四是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的作用，为农民的转移搭建好服务平台。逐步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从自由型向组织型，分散型向规模型，季节型向常年型，流动型向稳定型转变。
(六)加大宣传力度，开展联合执法，建立农民工维权机制。一是加大对《劳动合同法》等法律的宣传力度，提高劳资双方学法守法的意识;二是企业要实事求是的建立劳动用工台帐;三是建立联合执法检查制度，由公安、劳动、司法、工会、工商联等部门组成联合维权组，每年开展1—2次联合执法检查;四是继续实行劳动合同签证制度，以确保劳动合同的合法性;五是劳动部门要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变被动执法为主动执法。
(七)制定鼓励政策，优化投资环境，加强引导性培训，建立扩大就地转移规模的激励机制。一是通过引导性培训，转变输出观念，同时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当地经济发展步伐，逐步引导农民工就地转移当产业工人。二是通过创业培训，增强农民工的创业意识，引导农民工自主创业。三是通过围绕农村土地资源招商引资，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引导农民自愿将土地流转出来，实现由农民向产业工人的转变。四是通过政策鼓励和宽松的环境吸引，引导一批有实力、懂技术、善管理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并实行奖励，实现由“走出去”到“引回来”的转变。
(八)加强领导，增加投入，建立考评奖惩机制。一是区政府向已成规模的劳务基地派驻办事处，负责招商引资、企业用工信息收集反馈、农民工的维权及相关协调工作。二是增加投入，首先是整合教育、农业、扶贫、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的培训资金，形成政府统筹，部门协同配合的工作机制;其次是负责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的主管部门加大向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多争取培训指标的力度;再次是区级财政应按照上级有关规定，设立职业教育专项经费，专项用于农民工技能培训。三是对培训质量高、转移输出稳定就业;基地建设成效显著;一次性转移50人以上的单位或个人给予一定的奖励。四是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列入区委、区政府对各乡镇年度工作目标任务考核，实现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筹协调发展。
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发展劳务经济，既是当前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还是实现城镇化战略目标的必经之路。各级各部门应紧紧围绕“打造劳务品牌，创新服务机制，发展劳务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这一主题，坚持“政府推动、市场运作、部门服务、农民受益”的原则，加强领导增添措施，推动劳务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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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现有农业人口76.38万人，农村劳动力48.2万人，转移到非农产业26.1万人，输出到县外13.8万人。主要的外出务工地区为长江三角和珠江三角地区，占总劳务输出人数的77%。据本次在全县范围内对外出务工返乡的调查结果，截止xx年1月底，我县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共返乡36156人，其中因此次金融危机导致裁员返乡13190人，占全县劳务输出总人数的9.6%。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已经影响我县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返乡农民工的数量仍将有扩大的趋势。
我们针对当前面临宏观经济影响就业的新形势，出现的新问题，一方面加强调查研究，密切关注形势发展;一方面积极寻求对策，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一)成立组织机构，落实工作责任。
为切实做好稳定就业工作，我们成立了**县返乡民工就业工作应急领导小组，主要负责掌握我县农民工返乡动态情况、人力资源供需变动情况，制订应急措施，帮助返乡民工渡过难关，稳定就业局势。
(二)建立报告制度，实行动态监控。
为加强对劳动力转移的动态管理，我们建立了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返乡的长期监测制度。通过镇劳动保障事务所和村劳动保障服务站对本辖区的返乡民工随时进行摸底、登记，定期上报。随时掌握全县的农民工返乡状况。对一次性返乡超过100人、一天内返乡超过1000人的，立即启动应急机制，第一时间将相关情况上报县政府和市劳动保障局。
(三)主动搜集本地企业的用工岗位。
采取“走出去”的工作方式，全面细致的掌握本地企业，特别是中小困难企业的用工需求状况，做好人力资源供求监测分析和用工调控工作。通过人力资源市场的优势和信息发布宣传栏、电子大屏、手机短信发布等方式多渠道发布信息优势。依托电视台、广播电台、新闻中心等新闻媒体发布单位招聘信息、个人求职信息和招聘会信息，让用人单位和求职者能有更多机会和途径了解就业信息，使返乡的农民工能与用工企业及时对接。大力开展服务项目多、服务态度好、服务水平高、服务质量优、服务效果实的大中型招聘会，春节前，我们召开了2次返乡民工的专项招聘会，共召集了86个企业，提供xx余个岗位，当场匹配成功800余人。xx年2月24日，我们联合无锡、徐州市的劳动保障部门，组织了xx年春季返乡农民工招聘暨南北劳动力交流大会，此次招聘大会，182家用人单位提供了11211个就业岗位进场招聘，吸引了1.5万名求职务工人员，现场达成就业意向4612人，有效地促进了我县返乡民工的就业，得到了省、市劳动保障部门领导的充分肯定。
(四)全面实施特别职业培训计划。
一是对返乡民工和本地企业失业人员开展基本素质的培训。以乡镇、街道为单位，聘请教师、发放教材，对现阶段企业经营困难而被裁减的人员进行心理疏导，讲解择业知识和必备的务工常识、法律法规。二是以创业培训为重点，努力形成“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格局。加强对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培训,应该把金融风暴引发的民工返乡的不利影响看成是培训人员、提升素质的有利契机，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主动出击。从营造创业培训氛围、保证创业培训质量、强化创业培训服务三方面入手，努力提高创业者的创业水平和创业成功率。通过培训返乡民工促进就业升级。
(五)搭建创业孵化园，引导创业，促进返乡民工就近就地再就业。
为提高创业者的成功率，我们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优先选择手中有一定资金或门路的失业人员作为突破口，在经济条件相对好的镇建立农民创业园。在园内设立办公室，成立劳动服务站，在税费征收、小额贷款、社会保险补贴、经营场地、工商管理等方面给创业者提供更多的方便，降低创业门槛，减少创业成本和风险，优化创业环境，简化创业手续，搭建创业促进就业平台，努力提高创业成功率，实现一人创业带动一片就业，形成以就业促进产业发展的良好互动格局。柳新镇机械加工创业园、马坡镇玻璃制品创业园和黄集镇家禽孵化、养殖创业园已经初具规模，共吸引39家企业进入，带动就业xx余人。
通过多方努力，全县因受金融危机冲击返乡的农民工目前大部分已经实现了重新就业，我们将进一步强化措施，狠抓落实，力争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率达到95%以上，实现“保就业、保增收、保稳定”的目标。
1、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对我县带来的冲击，“率先达小康、建设新”，关键在农村，关键在于增加农民收入，为此，建议县委、县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扶持力度，增加财政资金投入，强化农民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和就业水平。
3、建议县委、县政府进一步降低小额担保贷款发放门槛，简化手续，加大资金投入，切实帮助民营中小企业做大做强。
4、建议县委、县政府加大培训资金投入，特别是加大创业培训的资金投入，对有创业愿望的人进行技能培训，加强政策扶持，使更多的人成为成功的创业者，并带动更多的人就业，增加收入，拉动内需。
5、建议县委、县政府加大对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补助力度，使农民能够得到更多的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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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日益严峻的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全球许多的企业都陆续倒闭，在发展中的中国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严重的企业倒闭使更多的人无法找到工作，全国剩余劳动力从而增加，许多的人回家过年后不知明年该去哪里?该做什么?2月4号镇坪县人劳局对全县剩余劳动力和企业所需劳动力进行调研，做到心中有数，好采取有效的措施帮助他们实现就业。调研采取集中笔录座谈、工作人员深入乡镇、企业、各村实地摸底调查，与村民代表和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以了解更多的真实情况。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1.全县xx年外出务工人数和回家后不再出去的人数、以及在本地就业和自主创业的人数。2.对xx年全县在家待业人数以及年龄、性别、文法程度进行登记。3.对全县各个企业xx年用工情况进行摸底登记。
从调研的情况看主要体现出以下几个方面：
年初全县外出务工(包括有意向外出)和在家(包括回家后不再出去)的人数分别为10247人和3561人。除自主创业和在家务农外全县剩余劳动力人数为1432人，本地企业所需劳动力人数为615人。
2.在这次调研中发现全县大多数企业都同意吸纳本地工人，工资待遇相对上年比较稳定，个别企业有所下降。
3.目前，我县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偏低。农民文化素质不高，已经制约了农民的就业、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增收进程。
(1)加大教育投入。全县要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不断改革、完善教育体制和经费保障机制。坚决杜绝新文盲的产生，全面提高青少年素质，加快培养和造就农村实用人才，必须建立健全农村成人教育网络，形成多层次、多形式成人教育体系，让每个农民都有机会接受教育，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促进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提高，使他们真正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农民。全县剩余劳动力的素质较低，主要表现在低学历的偏多，高学历的极少;体力型的偏多，经过专业培训和有专业技术的较少。低素质的劳动力只能从事赃、累、苦、重等工作，很难找到理想的岗位，挣得满意的收入。因此，进一步加大培训力度，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劳动技能培训，建立政府、企业、党校等共同参与的社会化培训机制，大力发展定向培训和“定单”培训，是xx年劳动保障部门的重要工作任务。
(2)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发展对科技投入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而我国目前农业科技的投入只占农业总产值的0。5%，低于发达国家2个百分点;我国每1万名农业人口拥有农业科技人员6人，远远低于发达国家40人的水平。由于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低下，我国现有的农业科技成果在农村的应用效果大打折扣，推行成本很高，甚至有很多科技成果无法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农民劳动力素质是指农民从事农业经营的综合能力。由次可见，农业面临着大范围变革，现代农业经营者需要掌握系统的农业生产基础知识，具备农产品生产、加工、包装、储运、销售等方面的基本技能，储运、销售将成为提高农业经营效益的关键，改善农产品品质和加快运销周转率将成为农业经营的核心，保护资源、防止污染、可持续发展将成为农业生产不可避免的宏观要求。因此，农业经营者还必须在精通专行的同时，在商品运销、信息处理、环境保护等方面要有较高的专业科技素质。事实上没有较高的专业科技素质，根本无法从事高科技的现代农业。
(3)农民受旧的传统观念影响太深，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这种观念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家庭生产责任制对男性劳动力的需求。然而实际上，我国大多数地区人均耕地已十分有限，加之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劳动力素质对一个产业一个国家而言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劳动力的素质已经代替了劳动力的数量，成为家庭经济的重要因素。农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高，认为学不学一个样，主观上不求进取;有的农民受家庭经济条件影响，自身没能力承担参加培训学习的费用，有的家长还让没有完成初中学业的子女辍学;有的是傻子过年看隔壁，人家不去学他也不去学，没有看到各自的差别。这就造成了农民素质难以提高的问题。
(4)总的结论。农业发展一直都是我国不可忽视的问题，它是我国生存的基础，也是我国能够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农业人口的素质决定了农业发展的潜力，如今农业人口的素质普遍较低因此限制了农业更高速的发展。要提高农业人口的素质问题，就要先做好农业人口的人力资源培训规划，然后才可能进行一系列的培训，进而达到提高农业人口素质这一目的。提高农民劳动力素质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要坚持不懈地将这一任务进行下去才是我国农业的发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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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于大面积实施退耕还林、农村公益事业、基础设施等建设，占用了农民群众的大部分土地，农村涌现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为合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非农劳动力的比重，促进农民分工分业，增加农民现金收入的重要途径，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又一个新的增长点。近日，笔者对特区xx乡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情况进行了调研，务工经济的确为农民群众增收致富注入了生机活力。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繁荣，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渐减少，企业对技术工种的要求越来越高，大量农民工涌入城镇，形成农民工相对过剩，失地后进入城镇就业又失业的现象屡见不鲜，其前景令人堪忧。
xx年，xx乡总人口12510人，农村劳动力6940人，占全乡总人口的55.5，劳动力供给总量5528人，从事农业生产人数533人，全乡农村富余劳动力4995人，占劳动力总人口的72，已转移就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人数2036人，占全乡富余劳动力人口的40.8。外出劳动力中16—35岁的有1546人，36—45岁的有407人，46岁及以上的83人;外出务工人口中有男性1058人，女性978人;小学及以下文化1380人，初中文化的有612人，高中及以上文化的有44人。
外出务工主要的原因一是可以直接增加收入;二是可以学习有关专业技术;三是因为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用地、铁路建设征地、学校、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占地、大面积实施退耕还林后农村出现大量闲散剩余劳动力。按就业流向分：外出务工人员流向大部分是省外，小部分流向本省其它地州市、本市其它县、区，本县其它乡镇，其中省外1689人，本省其它地州市219人，本市其它县、区94人，本县其它乡镇34人;按就业分：外出务工时间在5年及以上的有231人，3—5年的有915人，1—3年的有510人，1年以下的有380人;按收入水平分(平均月收入)：1001元及以上的有347人，801—1000元的有610人，501—800元的有774人，500元及以下的有305人;按就业行业分：从事采矿业的有101人，从事制造业的有1018人，从事建筑业的有427人，从事交通运输业、仓储及邮政业的有143人，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有40人，从事住宿和餐饮业的有102人，从事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有80人，从事其他行业的有125人。返乡农民工有37人。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从规模看，增长较快。1996年全乡外出务工人员50人，到xx年达1866人(其中：常年打工的约800人，季节性打工1066人)。外出务工人数占全乡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8.4，占全乡农村剩余劳动力的65。
(二)从效益看，务工经济已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xx年，全乡外出务工人员寄带回务工收入93万元，年人均纯收入6000元，比全乡农民人均纯收入1166元高出4834元。打工收入占全乡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5，已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
(三)从分布看，沿海及大中城市居多。全乡外出务工人员主要分布在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等地。在沿海地区打工人员1352人，多为年龄在35岁以下且有一定文化和技能的青年，年人均收入在7000元以上。在省内打工人员347人，多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且缺乏技能的重体力劳动者，年人均纯收入在5000元左右。
(四)从组织形式看，自发外出比重大。全乡农民工外出务工渠道主要有劳动部门组织输出、能人带动和自发外出三种类型。有组织输出每年在100人左右，占打工人数的5左右;能人带动占外务工人数的20;约有75的属自发外出务工，他们靠“亲带亲，友带友，邻带邻”的形式结伴外出务工，这种形式，组织松散，随意性大，且风险高，维权难。
务工经济在乡镇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日益明显。但是，无论是组织程度还是输出规模以及经济形式，都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输出无序，呈“松散”型。目前，全乡劳务输出仍处在初始阶段，对输出工作调控、引导不力，很难找到适合的岗位长期固定下来，这部分队伍难以发挥劳务输出的规模效应。
(二)信息不准，呈“盲流”型。县劳动力市场硬件虽投入大量资金，但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未能启用，加之县就业机构未建立，无相应人员上岗，缺乏对招工企业的实际考察。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不健全，辐射功能不强，未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劳务市场信息联网，县、乡、村信息传递更是周期长、效率低，造成部分农民外出务工因缺乏可靠的信息来源，信赖于道听途说和小道消息盲目外出，往往外出一、二个月返回，不仅给输入地造成了社会压力，也给家庭和个人带来了较大的经济损失，还有人在用完路费后靠乞讨回家。
的67.7;拥有较高文化程度和专业技能的人员比重较小，大多从事“苦、脏、累、险”且工作时间长、体能消耗大的重体力工作，劳务报酬每月只在500元—800元之间。
(四)维权意识淡，呈“法盲”型。外出务工农民工群体的法律知识欠缺是影响外出务工经济收入的一个主要原因，由此而引发的劳务纠纷逐年上升。为数不少的自发性外出务工人员签订生死合同，遇到工伤事故、领不到工资等问题时，因不懂法和缺乏中介机构支持而无法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
(五)资金、人才回归少，呈“外流”型。调查发现，部分人员通过打工积累资本后，在异地经商或办经济实体，部分外出务工人员(以女性居多)在外地嫁人。随着各地经济环境和资金的争夺将不可避免，也为今后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如何实施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参与家乡建设的工作增加了新的课题。
务工型经济，强烈呼唤政府因势利导地推进劳动力的双向合理转移，实现输出组织化、基地化，流转有序化、合理化，产业主导化，把外出务工经济培育成农村经济的一个支柱产业。
1、加大宣传力度，营造大氛围，形成气候。要大张旗鼓地宣传，特别是宣传开发劳务产业，培育先进典型和先进经验，重点宣传和表彰回乡创业和先进典型，着力解决县域就业机构人员编制、办公经费问题，高频率、多批次地发布劳务信息，关注外出务工人员的生存状态。
2、加强引导，促进循环，实现转移。一是要加大政府调控力度，提高劳务输出的组织化程度，建立专门的劳务输出管理机构和中介机构，延伸管理服务网络，统筹“输出”和“回引”工作。二是建立覆盖面广、信息反馈灵、管理科学化的劳动力市场，为外出务工人员提供容量大、反应快、全方位、多层面的信息服务，疏通劳动力转移渠道。规范劳动力市场，严厉打击制造虚假劳务信息和欺诈为工人员的行为。二是加强劳务协作，建立信息网络，同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力需求量较大的地区建立劳务输出协作关系，根据需求输送合格的各类务工人员。四是改进服务模式，开展维权服务，保护外出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
3、加快制度与机制创新，促进大创业，做大“面包”。一是加快小城镇建设和户籍制度改革步伐，放低外出人员条件，把城镇建设与发展民营经济相结合，充分发挥城镇吸纳和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载体作用，让进城农民安居乐业。二是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特别是农产品加工和流通企业，为农民就地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创造条件，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三是扶贫式培育务工经济。外出务工人员有相当一部分依靠借钱外出打工。目前，待转移的剩余劳动力中有部分人属绝对贫困人口，虽有外出为工脱贫致富的愿望，但无外出为工需支付的车旅费，政府部门应在资金、培训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对培训师资进行严格审查，对培训资金、培训方式实施全程监控，避免资金被挤占和分割。四是建立外出务工和返乡创业“双向流动”机制。积极为返乡人员提供创业平台，鼓励他们担任村组干部，开办民营小型企业，推出一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农业综合开发项目，鼓励返乡人员承包、建设项目、农业综合开发项目，鼓励返乡人员承包、建设和开发。建立创业服务联动机制，做到手续从简，收费从低、办事从快、服务从优，为返乡创业人员提供政策咨询和业务指导，增强其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的能力。五是制定有利于民工流动的政策、地方法规，做到输出与回引双赢。
劳动力转移调查报告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是每一个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必经阶段。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根本措施，也是切合我县县情的现实选择。为此，我们就全县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进行专题调研，并作深入的分析和思考，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据20xx年统计资料显示，缙云县总人口43.69万人，农业人口39.76万人，占91.0%，农村劳动力23.22万人，其中男性劳动力12.8万人，女性劳动力10.42万人，分别占55.12%和44.88%。全县农村劳动力资源特点：一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比例不高。20xx年全县外出农村劳动力7.68万个，占农村劳动力总人口的31.70%。二是劳动力文化素质偏低。全县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只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2.8%，初中文化程度占57.2%，小学文化程度占26.8%，文盲或半文盲占3.2%。三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压力大。据统计资料，20xx年我县乡村实有劳动力合计23.22万人，耕地面积15.25万亩，如果按劳均种植3亩计算，只需5.25万个劳动力，加上林牧渔业约需2.5万劳动力，除去外出劳动力，尚有8.11万劳动力需要转移。
近致邻县，远到青海、吉林等地，相对集中在广西、广东、福建、上海、江苏等沿海发达地区，在广东东莞、惠州等地超过2万人，上海、江苏等地近2万人，广西东兴市、钦州市等地约5000人。省内主要分布杭州、宁波、温州、义乌等地。
2、劳动力转移规模化。劳动力转移存在着“二多二少”特点，即从事农业及相关产业多，工业、商贸、建筑等行业少；凭技术专长创业多，靠体力务工人员少。从事农业及相关产业主要有麻鸭养殖、水产（鱼、虾）养殖、蜜蜂放养、香菇异地培育、花卉种植、蔬菜种植及农产品加工等。去年全县有4万余人外出养鸭，群鸭饲养量1500万羽，总产值超过20亿元，是全县农业总产值的3倍，有200多名农民在上海从事草花种植，面积达1000多亩，占上海盆栽草花60%市场，年产值达8000万元。
3、劳动力转移专业化。我县农村劳动力转移以自发性为主，大部分人是通过“亲带亲、友帮友、邻帮邻”走出去，具有显著专业化特点。据了解，全县有300多人到全国14个省市从事香菇异地栽培。500多名蜂农常年在黑龙江、吉林、北京、上海、江西等10多个省市放养蜜蜂，放养群蜂1.5万群。依托本县工业，全县有5000多名农民到全国各地推销缝纫机、灯管、工刃具等工业品。1000多名农民在温州、杭州等地长期从事个体运输及餐饮业。另外，劳动力转移具有明显区域性特征，如大源镇深坑村107户，407人口，90%劳动力外出创业，其中70%劳动力常年在外专业从事经销油漆生意，村民中有的拥有资产上千万元，有的上百万元，全年村民年收入达700多万元；溶江乡有数百人在外专业从事隧道挖掘施工；城北古塘下、黄龙等村上百村民十几年长期在金华、义乌等专业从事蒸茏生产；地处最偏僻的木栗乡有150多人，常年在北京经商开设超市。
留城置业发展(农民转变市民)；离土不离乡外出异地开发、务工经商劳动力转移，是我县农民转移的主要形式；不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转移，有的在本县进城入厂务工，有的进入当地农业龙头企业务工，有的兼季节性、临时性转移，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外出从事非农职业。
5、劳动力转移主体单一化。我县劳动力转移以青壮年为主体，年龄40岁以下、文化素质比较高劳动力转移比较容易，文化素质低，弱势群体转移比较困难。
1、行政推动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新的拉动力。近年来，缙云县委、县政府把提高农民素质作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牛鼻子”来抓，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作领导，建立健全工作机构，明确工作职责，出台《关于实施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的若干意见》，明确工作目标，计划20xx年—20xx年全县培训农村劳动力10.5万人，其中以被征地农民、下山移民和农村富余劳动力为主要对象转移就业培训3万人。据统计，20xx年全县投入农村劳动力培训资金237.7万元，培训被征地农民、下山移民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技能7056人。技能培训是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推动力。
挡土墙工程、箱涵工程三大基础工程，已预备落实资格农户450户，将转移农村人口近20xx名。
一是劳动力转移的组织程度不高。据了解，我县在组织民工有序流动人数仅占劳务输出总数的16%。大部分外出民工由亲戚朋友带出去，表现出一定的盲目性，导致劳务输出稳定性不强。
二是劳动就业难度加大。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下岗工人增多，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城市劳动力就业及再就业的双重压力。加上劳务市场放开后，外地廉价劳动力进入本县各类用工单位，就地转移难度加大。同时，我县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不适应市场需求由“体力型”向“技能型”的转变。
三是民工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目前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加上发达地区和城市对民工的歧视与排斥，及部分企业老板法律意识淡薄，使许多民工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消弱了农民外出的信心。
四是相关政策不完善。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束缚，进了城的农民生活在城镇边缘，无法像城镇那样享受医保、社保等公共福利，只能“进厂不进城”、“离乡不离土”。县内土地流转机制和市场尚不成熟，一些外出人员农忙时又不得不回家务农，增加了务工成本。
1、加快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拓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
城镇化和工业化是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两个“轮子”，是农民变市民的重要载体。加快城镇化和工业进程，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就业容量，有利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或非农化转移。一是全力抓好工业园区建设。科学规划，稳步推进，完善基础设施，加快新碧工业园区和五东、壶镇二大城市功能区建设，通过招商引资，制订优惠政策和提供优质服务，吸引更多外来企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使工业园区成为增加农村劳动转移的重要载体。二是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统筹城乡发展，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互动，加快仙都新区、中心镇、中心村建设，增强城镇劳动力转移容纳和承载能力，使城镇真正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蓄水池”。同时切实抓好下双龙扶贫小区建设，引导农民脱贫致富农民下山向城镇集聚。三是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充分发挥仙都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的优势，以旅游开发为龙头，带动饮食服务、交通运输、商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四是打破体制瓶颈，消除劳动力转移的屏障。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鼓励农民离土离乡进城落户，在社会保障、子女入学、就业等方面与镇居民享受同等待遇。
2、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和技能。
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关键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问题。加强农民素质培训是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治本之策。深入实施“千万农民素质工程”，以培训促转移，以转移带培训，是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手段。一是加强对现有培训资源整合利用。坚持“实际、实效、实用”原则，整合教育资源，完善职业培训网络，科学制定年度劳动力培训计划，积极推行劳动力“培训教育券”制度，加强对培训工作管理，促进新时期农民教育培训体系的快速发展。二是创新培训方式。
农村劳动力调查报告
灌南县位于连云港市的南大门，濒临黄海，四市交界，东与盐城的响水相连，南与淮安的涟水接壤，西与宿迁的沭阳毗邻。县域总面积1041平方公里，辖18个乡镇，246个村，72.9万人，其中农村人口约55万，农村劳动力30.9万。农业资源比较丰富。境内河流纵横，土壤肥沃，生态环境优良，是江苏省生态农林业试验示范县、国家级生态示范区。20xx年，该县国内生产总值30亿元，人均gdp4126元，财政收入2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970元。
20xx年，该县农民人均劳务收入1503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0.3%，劳务收入在农民增收中的贡献额越来越大。该县始终把加快劳务输出摆上农村工作的突出位置，20xx年劳务输出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劳务输出总量不断增加。县乡村各级对劳务输出工作高度重视，加大劳务输出工作力度。20xx年，该县输出劳动力16.32万人，较去年净增3.99万人，增长33.2%，劳务经济在农民收入中比重由20xx年的36.3%增加到50.3%。
（二）劳务输出层次不断提高。县农办、劳保局等单位狠抓农村劳动力致富技能培训工作，加强组织协调。20xx年，该县由去年培训农村劳动力2万人增加到劳务技能培训3.8万人，培训后就业率达90%。根据市场需求，该县大力开展订单培训，注重挖掘地方特色，打造劳务输出的行业品牌，在建筑、电动缝纫、家政、羊毛衫针织等行业上已经形成了有较强竞争力和较高知名度的劳务品牌，涌现了一批劳务输出特色乡镇和特色村。
（三）南北协作不断加快。充分利用南北挂钩的有利条件，主动加强与苏南挂钩市太仓市的联系和沟通，定期交流情况，在太仓市等劳务输出集中地区派出专人成立劳务输出办事处，专门联系协调劳务输出工作。不断加强与省市扶贫工作队及后方单位的联系，争取他们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去年该县在苏南地区劳务输出达4.88万人，占该县劳务输出总量的40%。20xx年与省委工作队和太仓市密切合作，两次组织太仓市多家企业和劳务输出中介机构来该县举行集中招工现场会，现场招聘该县农村劳动力800余人，南北劳务合作取得了很好效果。
（四）劳务输出对农民增收的贡献份额不断加大。20xx年该县劳务收入8.35亿元，农民人均劳务收入1502元，占该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0.3%，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
虽然该县劳务输出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也存在劳务输出规模还不大，整体水平还不高，发展空间还未充分利用等许多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
（一）有组织劳务输出的比例较低。该县20xx年有组织劳务输出2万人左右，20xx年有组织劳务输出虽然有较快的增长，但有组织劳务输出仍然只有3.5万人，占该县劳务输出总量的22.5%。该县劳务输出仍然处于以自发性输出为主的阶段，自发输出往往带来输出成本高、稳定性差、劳动待遇等权益得不到很好保障等问题。
（二）劳动力综合素质比较低。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择业观念、技能素质诸多方面不能适应现代用工企业的需求，供需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据统计，该县劳动力中目前劳动技能较差、没有取得劳动力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无技能级别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84.7%。农村劳动力既难以进入较高层次的二三产业就业，又加剧了低层次产业领域就业的过度竞争。
（三）劳务输出程度还不高。该县现有农村劳动力30万人，可供输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达20万人以上。目前该县还有6万左右的农村劳动力有待输出。在已输出人员中，季节性劳务输出占30%左右，因此，该县农村还有10万左右劳动力有待稳定输出，劳务输出的发展空间还比较大。
（四）境外劳务输出数量比较少。20xx年境外劳务输出600人，和东海等县相比，境外劳务输出数量差距较大。
（五）劳务输出缺乏有效的组织领导。该县的一些部门和乡镇对加快农村劳务输出的思路还比较模糊，办法也不够多，缺乏有效的组织领导，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该县劳务输出的快速健康发展。
（一）强化宣传发动，提高各级领导重视程度。该县始终把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作为促进农村劳务输出的重要前提。加大农村宣传教育力度，破除农民固守土地、小富即安的狭隘思想和陈旧观念，为加快农村劳务输出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矗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劳务输出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通知》等文件，并召开了一系列的重要会议，把劳务输出工作作为事关该县农村改革发展大局来抓，要求各乡镇书记、乡镇长真正把劳务输出当作农村工作的头等大事，摆上重要位置，明确一名领导专抓劳务输出，村支部书记及其村干部用绝大部分精力抓劳务输出，成为劳务输出信息员、指挥员。县劳务输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抽调精干力量，加强对各乡镇劳务输出情况的督查，定期公布工作开展情况、存在问题和好的经验做法，切实推动劳务输出工作的有序快速开展。
（二）强化劳动力致富技能培训，提高劳务输出层次和水平。针对该县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的现实状况，该县始终把提高劳动者素质作为抢占劳动力市场的突破口来抓，在该县形成了以培训促进输出、以输出带动培训的良好局面。
一是加大劳动力致富技能培训的投入。积极争取省市财政专项培训资金、省扶贫办、省市扶贫工作队等单位培训资金的投入，县乡财政拿出一定的劳动技能培训资金，对培训资金纳入专户管理、专款专用。对贫困户、特困户参加县集中技能培训，免收培训费用。培训资金使用实行“谁培训、谁转移、就奖励谁”的办法，确保有限的资金发挥应有的效益。积极鼓励引导现有社会各类培训机构加大投入，不断提高办学档次，形成政府积极引导、社会多方投入的多元化培训投入机制。
二是开展多元化培训，不断扩大培训规模。进一步整合教育资源，大力开展职业教育，充分发挥现有各级各类职业学校和成人学校的作用，形成多元化培训的格局。依托该县教育中心成立的灌南县富民劳务技能培训基地、县劳动局培训中心等劳动力培训机构和宏大职业介绍服务中心等劳务中介机构多渠道进行农村劳动力致富技能培训。积极调整农村教育方向，在搞好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对该县农村初、高中毕业年级学生增设专业技能培训，确保不能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该部接受一次技能培训。
三是开展订单培训，不断提高培训质量。鼓励引导培训机构和中介机构联合办学，培训机构和输入单位联合办学，实行技能培训和介绍就业相结合，提高培训人员的就业率。通过短期培训与长期培训相结合，县内培训与县外培训相结合，加大对境外劳务输出的培训力度，积极开展对外劳务，拓展国外劳务市场，迅速扩大境外劳务输出规模。20xx年，该县境外劳务人员有由20xx年的200人提高到600人。全力打造电动缝纫、羊毛衫针织、保安、电焊等该县劳务输出的行业品牌。同时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技能培训的行业项目，不断拓展新的领域，对劳动力进行劳动纪律、吃苦耐劳、文明行为等职业道德教育和培训，提高了该县劳动力的综合竞争力，树立了灌南劳务输出的良好形象和县域品牌。
（三）强化劳动力南北合作，提高劳务输出的组织化程度。该县充分利用南北挂钩合作的良好机遇和有利条件，主动出击，加强联系，不断扩大该县劳动力在苏南有组织成建制输出的规模。
一是积极加强南北挂钩的协调配合。县农办、劳动局、总工会、妇联、团县委等县直单位和各乡镇纷纷主动与太仓市等有关单位的沟通联系，搜集劳动力供需信息，邀请苏南发达地区的劳动部门、企业和劳务输出中介机构多次来该县举行用工招聘会，认真听取他们对该县劳务输出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促进该县劳动力要素与苏南技术资本要素的有效配置。
二是组织一批乡村干部主动到苏南等经济发达地区带领劳务输出。专门选派一批乡村干部带领农村劳动力到苏南等地区外出劳务，享受干部离岗创业待遇，村支部书记与村委会主任逐年实行轮岗制度，对成绩突出的给予表彰奖励并提拔重用。通过学习借鉴李集乡和兴村临时党支部在杭州发展劳务输出的做法，各乡村干部积极组织引导和带领劳动力输出，迅速提高劳务输出组织化程度，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
三是在苏南等劳务输出集中地区增设劳务输出办事处。在苏南等劳务输出集中地区建立长期办事处，充分发挥劳务输出办事处的作用，及时掌握劳务输出情况，协调外出务工人员和用工单位的关系，加强劳务输出基地建设，主动为外出务工者提供各种服务。
（四）强化劳动力市场建设，提高劳务输出市场化运作水平。
一是大力发展劳务中介机构。整合劳务输出资源，充分发挥该县富民劳务输出有限责任公司的作用，加快劳务输出的市场化运作步伐。支持鼓励涉农服务部门、各类经济实体、社会服务组织和能人大户领办创办劳务中介机构，促进国有、民办等多种所有制职介机构的成长发育和有序竞争，充分发挥劳务中介机构在提供务工信息和就业服务等方面的机制活、网络广、竞争力强的作用培育了一批劳务输出市场主体。
二是大力发展劳务输出经纪人队伍。支持鼓励该县长期在外地的建筑工头、营销大户、种养大户牵头带领农村劳动力外出劳务，逐步发展成为劳务输出经纪人，利用其长期在外门路广、关系多的优势，组织和介绍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赚钱。鼓励劳务输出经纪人通过有效服务获得合理报酬，实现外出劳务者和中介者的“双赢”。
三是加强劳动力市场的规范化管理。县农办、劳保局等单位坚持一手抓劳动力市场建设，一手抓监督管理。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了劳务市场行为，整顿劳务市场秩序，规范劳务市场运行，坚决杜绝少数劳务中介机构的欺诈行为，切实保护外出务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五）强化劳动力就地转移，提高劳动力多渠道输出水平。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拓展本地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一是通过招商引资兴办工业吸纳一批。该县充分利用农副产品资源、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优势和临海的区位优势，主动接受苏南、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吸引企业家和各种投资主体来该县投资建设木材、棉花、蔬菜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投资化工产业，通过该县工业的大发展，带动该县农民的大转移。
二是通过城镇建设带动转移一批。该县利用县城新老城区和中心镇建设，完善城镇吸引投资和扩大消费的功能，提高集聚要素能力。积极创造条件，吸引农村劳动力到城镇定居就业。
三是通过全民创业消化转移一批。在该县开展“离岗建业、在岗兼业、全民创业”活动。鼓励支持更多的党员干部带头创办实业。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鼓励广大群众自主创业。该县积极鼓励发动已积累了一定资金，掌握了先进技术，市场意识显著增强的长期外出务工人员带资金、技术和新的理念回乡创业。
（六）强化各种配套服务，提高劳务输出的服务质量。
一是抓好信息服务。建立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网络、农村劳动力可供资源和外地劳动力市场需求信息库。县劳务中介机构密切配合，在用工较为集中的苏南、上海、浙江等地，广泛联系，主动搜集劳务用工信息，及时加工整理，通过县乡劳务信息供求网络和电视、报纸等多种渠道向社会发布，为农民提供准确、及时的劳务需求信息，引导农民有目的、有组织地外出务工，切实有效的`减少劳务输出的盲目性。
二是抓好政策服务。结合该县实际全面落实省市关于加快农村劳务输出的一系列扶持优惠政策。农村小额贷款要优先用于农村劳务输出，切实解决外出务工者缺少前期费用的困难。新办劳务中介机构免除工商注册登记费以外的所有行政性收费。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劳务需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外出务工证、计划生育证等有关证件降低收费标准，只收工本费。实行和完善劳务输出奖励政策，对已出台的奖励政策坚决兑现，对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重奖。
三是抓好输后服务。对外出劳务人员加强输后服务，切实帮助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鼓励外出务工人员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土地流转，保护他们在土地流转中的合法收益。在农忙期间，各乡镇、村组织义务帮工队，帮助举家外出或主要劳力在外输出的家庭及时搞好收种。县农办、劳保局、司法局等县有关单位和各乡镇要经常到劳务输出集中地区跟踪服务，切实维护劳务输出人员的工资待遇、职业病防护、安全保障等各种合法权益。
（六）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考核奖惩。该县将劳务输出工作作为“五个一”富民工程的重要内容列入县有关部门和各乡镇的目标考核内容，建立了劳务输出组织网络和工作网络，在该县形成了县乡村一体化、全方位多层次推进劳务输出的工作格局。在该县建立县乡有关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县督查办、农工办等对劳务输出工作的目标进行督查考核，及时将督查考核情况按实绩排出名次通报该县。根据督查考核情况严格奖惩兑现，对该年劳务输出完成情况进行综合评比，对劳务输出工作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奖励。对在劳务输出工作中工作不力、实绩较差的单位和个人，进行通报批评、限期整改，有效的推动了该县劳务输出工作的快速健康发展。
（一）劳务输出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致富的主要渠道。一方面，外出务工为农民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提高了生活质量。20xx年，该县劳务收入在农民收入增长中的贡献额已超过50%。另一方面，外出务工使广大农民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更新了观念，积累了资金，许多外出务工者带资金、技术和项目回乡创业，为农民增收拓展了空间。
（二）坚持市场主导是加快劳务经济发展的必要途径。在市场经济前提下，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与其他要素一样，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使劳动力在市场的引导下有序流动，合理配置。一方面，要强化劳动力市场建设，打破政策限制和城乡壁垒，着力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的主导作用，一切按市场规律办事，按市场需求输出，确保经济效益最大化和最优化。
（三）强化政府引导是加快劳务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强化引导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由自由无序转移向有组织、成建制、规模化有序转移的重要抓手。要运用政府“有形之手”找准工作的切入点，把有序组织劳务输出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作为最大的“富民工程”来实施。
（四）全面提升素质是加快劳务经济发展的关键举措。农村劳动力能否实现充分转移就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力本身的素质和就业能力。从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不高，从事非农产业的职业技能非常缺乏，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没有技术的农村劳动力就业竞争力越来越弱，就业空间也越来越校因此，全面提升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是发展劳务经济的关键举措，是加快富民工程的重要内容。
劳动力转移调查报告
我县现有农业人口76.38万人，农村劳动力48.2万人，转移到非农产业26.1万人，输出到县外13.8万人。主要的外出务工地区为长江三角和珠江三角地区，占总劳务输出人数的77%。据本次在全县范围内对外出务工返乡的调查结果，截止09年1月底，我县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共返乡36156人，其中因此次金融危机导致裁员返乡13190人，占全县劳务输出总人数的9.6%。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已经影响我县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返乡农民工的数量仍将有扩大的趋势。
我们针对当前面临宏观经济影响就业的新形势，出现的新问题，一方面加强调查研究，密切关注形势发展;一方面积极寻求对策，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一)成立组织机构，落实工作责任。
为切实做好稳定就业工作，我们成立了xxxxx县返乡民工就业工作应急领导小组，主要负责掌握我县农民工返乡动态情况、人力资源供需变动情况，制订应急措施，帮助返乡民工渡过难关，稳定就业局势。
(二)建立报告制度，实行动态监控。
为加强对劳动力转移的动态管理，我们建立了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返乡的长期监测制度。通过镇劳动保障事务所和村劳动保障服务站对本辖区的返乡民工随时进行摸底、登记，定期上报。随时掌握全县的农民工返乡状况。对一次性返乡超过100人、一天内返乡超过1000人的，立即启动应急机制，第一时间将相关情况上报县政府和市劳动保障局。
(三)主动搜集本地企业的用工岗位。
(四)全面实施特别职业培训计划。
一是对返乡民工和本地企业失业人员开展基本素质的培训。以乡镇、街道为单位，聘请教师、发放教材，对现阶段企业经营困难而被裁减的人员进行心理疏导，讲解择业知识和必备的务工常识、法律法规。二是以创业培训为重点，努力形成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格局。加强对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培训,应该把金融风暴引发的民工返乡的不利影响看成是培训人员、提升素质的有利契机，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主动出击。从营造创业培训氛围、保证创业培训质量、强化创业培训服务三方面入手，努力提高创业者的创业水平和创业成功率。通过培训返乡民工促进就业升级。
(五)搭建创业孵化园，引导创业，促进返乡民工就近就地再就业。
为提高创业者的成功率，我们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优先选择手中有一定资金或门路的失业人员作为突破口，在经济条件相对好的镇建立农民创业园。在园内设立办公室，成立劳动服务站，在税费征收、小额贷款、社会保险补贴、经营场地、工商管理等方面给创业者提供更多的方便，降低创业门槛，减少创业成本和风险，优化创业环境，简化创业手续，搭建创业促进就业平台，努力提高创业成功率，实现一人创业带动一片就业，形成以就业促进产业发展的良好互动格局。柳新镇机械加工创业园、马坡镇玻璃制品创业园和黄集镇家禽孵化、养殖创业园已经初具规模，共吸引39家企业进入，带动就业20xx余人。
通过多方努力，全县因受金融危机冲击返乡的农民工目前大部分已经实现了重新就业，我们将进一步强化措施，狠抓落实，力争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率达到95%以上，实现保就业、保增收、保稳定的目标。
1、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对我县带来的冲击，率先达小康、建设新xxxxx，关键在农村，关键在于增加农民收入，为此，建议县委、县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扶持力度，增加财政资金投入，强化农民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和就业水平。
3、建议县委、县政府进一步降低小额担保贷款发放门槛，简化手续，加大资金投入，切实帮助民营中小企业做大做强。
4、建议县委、县政府加大培训资金投入，特别是加大创业培训的资金投入，对有创业愿望的人进行技能培训，加强政策扶持，使更多的人成为成功的创业者，并带动更多的人就业，增加收入，拉动内需。
5、建议县委、县政府加大对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补助力度，使农民能够得到更多的实惠。
劳动力动态调查报告
xx县地处xx省西部，总面积xx平方公里，辖12镇4乡1个办事处，xx个行政村，总人口xx万人，农业人口xx万人，劳动力资源总量约为25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5.7%，是劳动力资源大县、务工大县。截止上年度，全县完成转移就业劳动力xx人，其中：35岁以下青年劳动力xx人，占转移就业总人数47.3%。
35岁以下青年劳动力中，男性：xx人，占52.86%，女性：xx人，占47.14%。按年龄结构划分，30岁及以下56190人，占73.98%，31-35岁19768人，占26.02%。按文化程度划分，大专及以上文化21716人，占28.59%，中专及高中文化36209人，占47.67%，初中及以下文化18032人，占23.74%。从输出流向看，省内转移中：县内转移xx人，占21.20%，县外转移18746人，24.68%;省外转移中：珠三角地区11348人，占14.94%，长三角地区11743人，占15.46%，京津冀地区8955人，占11.79%，其他地区xxxx人，占11.93%。从从事产业看，服务业23957人，占31.54%，制造业18021人，占23.72%，建筑业15716人，占20.69%，电子装配xx人，占18.95%，其他行业3870人，占5.1%。
从以上情况分来看，我县青年劳动力资源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青年劳动力资源人口优势明显，这反映出我县仍处于劳动力供给充足、人口社会负担相对轻、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的“人口红利”期;二是青年劳动力整体素质较高，特别是从事制造及电子装配行业比重较大，对于未来引进高端装备制造行业提供良好的人才支撑;三是尽管省外劳务输出总量略大于省内转移量，但大多在经济发达地区，掌握了一定的生产和管理经验，一旦回归，能够尽快地融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去，满足企业发展人才需求。
一是做好青年劳动力台账动态管理。
把提高农村青年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作为全县的重要民生工程，积极构建就业责任体系建设，高位推进转移就业工作。认真排查摸底青年劳动力底数，详细了解其就业状况、技能水平、求职意向和培训需求，建立完善青年劳动力就业信息管理电子台账，特别是对未就业青年劳动力进行跟踪服务，切实做到青年劳动力底数清、就业状况台账明、服务管理跟得上。
二是加强青年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
积极与本地用工企业的联系，广泛收集、储备用工信息，充分发挥就业信息发布平台、云上xx等线上平台方便快捷优势，广泛宣传推送用工信息和就业政策，为用人单位和青年劳动力搭建交流平台，使用工企业有人可招，青年有岗位可聘。同时结合“春风行动”“就业援助月”等专项行动，组织开展专场招聘活动，为广大求职者与企业搭建交流平台，全力做好广大青年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
三是强化青年劳动力技能提升培训。
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因需施培、因人施训”原则，将青年劳动力技能培训需求和就业意愿与市场需要和岗位需求有机结合，依托县高级技工学校和培训中心，大力开展“订单、定向、定岗”技能培训。同时，积极对各类企业职工开展新录用人员岗前技能培训、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进一步提升其技能水平。
(一)拓宽信息发布渠道，实现有效对接。
充分利用政府的官方网站、xx人才网、就业信息发布平台等传统网络媒介，借助微信公众号及微信群、微博、抖音等新媒体信息传播速度快、互动性强、受众范围广的优势，全方位多渠道加强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和重点企业的宣传推介力度，实现企业用工信息县内发布全覆盖，引导在外务工青年劳动力返乡就业。
(二)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推动定向就业。
从保障企业用工需求出发，及时做好企业沟通对接，建立用工需求清单，构建以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为载体的就业培训体系，企业需要什么人才，就有计划地定向性开设什么培训项目，特别注重开展机电一体化、工业机器人技术等“高精尖”“急紧缺”专业定向培训，“多渠道、多形式、多工种”为青年劳动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同时，将培训工作重心前移，在企业、车间开展现代学徒制培训，为企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三)落实就业扶持政策，鼓励吸纳就业。
大力宣传就业见习补贴、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等就业惠企政策，全面解读政策内容和办理程序，提高企业政策知晓率;加大政策落实力度，帮助企业申请相关就业扶持政策，提高其吸纳青年劳动力就业积极性。
劳动力转移调查报告
90年代的中国劳动力就业遇到了新的挑战：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带来大量职业下岗，这一过程又伴随着城市化加速的必然趋势——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尤其是中国新增经济活动人口压力一直居高不下，使得世纪之交的中国面临严重的就业“冲击波”（图一）。
在城市失业大量发生的情形下反而发生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并且产生向城市的持久移民倾向，这是一个与刘易斯著名的二元就业模型(lewis,1954)相违背的问题。因为该模型认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有关生产和组织的各种不对称性，当劳动力在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制造业部门之间流动时，由于传统部门不按照边际产品原则定价，因此保留着几乎可以“无限供给”的边际产出为零的劳动力，而现代部门追逐利润最大化，因此两部门的边际产出并不相等。在刘易斯看来，经济发展就是现代部门通过资本积累而扩张，直到将传统部门“剩余劳动”蓄水池全部吸干。这就是说，传统部门存在着大量劳动剩余，而现代部门里不存在。
这一问题在哈里斯—托达罗模型（harris-todaromodel,1970）中可以找到答案。他们指出，只要城市的预期工资高于一个有保证的农村工资，农村劳动力就会在城市失业已经存在的条件下继续向城市流入。这里，城市工资有政府法令规定而高于市场均衡工资时，预期工资就可能对农村移民有刺激力。
门劳动边际产出相等，均衡工资就是wc。在均衡工资条件下，总劳动力中的ol部分配置给农村，lo’配置给城市，全社会没有剩余劳动。但是，如果城市标准工资(wu)定的高于均衡工资水平，即wuwc，城市就业就会减少，城市出现公开或隐蔽的失业（ll）；但此时城市期望工资（w），即标准工资与城市就业概率的乘积，仍然高于农村均衡工资，因此农村就业量还仍然按照xx’曲线向城市流动，形成农村劳动力供给价格提高，农村就业减少，而城市公开或隐蔽的失业进一步增加，从ll增加到ll。
以上模型假定农村劳动力可以自由向城市部门流动。但是如果存在着禁锢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情形又会不同。在部门间劳动流动被隔绝的条件下，城乡之间可能持久保持工资水平的显著差异而没有发生相应的劳动力流动。“两元模型”无从分析这样的情形，因为“两元”之间的隔绝，使得每个部门都近乎孤立地决定其内部劳动力的供求和定价。这正是改革前中国的情况。正如我们将在后文中看到的，只有当城乡隔绝的体制松动后，哈里斯—托罗达模型才可能重新作为一种有用分析工具。
显然，在国有企业职工大量下岗和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的这一双向进程中，关键因素是城乡的工资差别，不同性质的劳动力对于城市期望工资的预期差异对于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就业形势发挥着重要作用。以下我们将会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来详细阐述这一问题。
1、城镇下岗与失业1992年以来，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稳步上升，自1996年达到3.0%时，1997、1998年两年保持在3.1%的水平上。但是中国的新增经济活动人口和新增从业人员始终分别在1.3%左右和1.2%左右的水平上保持着。
如果把下岗职工考虑在内，中国1997年的城镇失业率将达到9.36%，就业压力将会更为突出（孟庆红等，1999）。1992年中国的城镇失业人中、下岗人数分别为420万人和300万人，而到1997年，这两个数字分别变为620万人和1435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929万）（胡鞍钢，1999a）；1998年进一步变为892万人和571万人（陈淮，1999b）。显然，中国的城镇的失业问题越来越多地通过职工下岗这一种形式表现出来。据原劳动部的一项调查分析，至1999年6月底，下岗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例为11.2%，而全国下岗职工总人数为711万人（原劳动部培训就业司，1999）。而杨宜勇估计，1999年全国下岗未就业人口为600万人，登记失业人口为620万人，企业新下岗300万人，城镇新增劳动力274万人，机构改革预计分流300万人，农转非估计有300万人，绝对数总计达到2394万人，比1998年多出460万人，即1999年就业压力将比1998年增加23.7%（刘诗白，1999）。而且，杨宜勇等人估计表明，在1999到20xx年三年间，中国劳动力总供给中，农转非的人口约为1000万人，其中需要就业的劳动力600万人；城镇国有企业富余人员新下岗850万人，扣除当年再就业的70%，将会有255万人等待就业；机关事业单位分流82万人，1998年年底结转国有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托管的下岗职工614万人，这样仅仅因为劳动力总量的调整就将会为城镇增加1551万人的就业压力（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1999）。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国有企业必须通过市场化改革走出困境，减员增效势在必行；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率的放慢意味着经济对就业的吸收作用减小；但是人口增长的惯性使得新增就业人员继续以较快的速度增加，这样整个经济面临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就业岗位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因此，那些本就因为自身技能较差而被调整下来的下岗职工重新就业的可能性变得更为渺茫。由于城镇职工的下岗具有周期性和结构性的双重特征，经济疲软和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对就业构成的压力交织在一起，从而使得国有企业的就业压力更为严重。
这一下岗趋势是对于长期以来国有企业效率过低局面的一种纠正。在中央根据计划指令来配置经济资源，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并且因此形成由国家行政等级组织垄断工业和商业，管制农业和实行城乡隔绝的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国有企业由于管理公有制僵化，缺乏自主权，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受到扼制，导致企业无力实施有效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结果是企业的效率始终在低水平上徘徊甚至亏损；企业的剩余也被政府以利税的形式拿走，作为补偿，职工获得了“城里人”身份：较低的工资水平（但是这一工资水平相对于农村的工资水平还是很高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安排。这相当于一种“借旧债还新债”的制度安排，即运用当期企业的利税来支付对国有企业职工的历史负债，但是随着这一负债水平的提高和当期企业效益的下降，这样的制度安排无法继续维持下去。职工的下岗就在所难免。由于整个经济发展前景暗淡导致劳动岗位供给不足、下岗职工自身竞争力差、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因素，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难度很大。于是，各地政府费尽心机寻找再就业门路，甚至是关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徙的通道。这样一方面使得最具有竞争力的那一部分劳动力找到工作的概率在大减少，从而阻碍了城乡开通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另一方面，这些举措混淆了周期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的界限，造成了城市中“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局面，同时使得城市中大量使用外来劳动力的那部分经济竞争力大大下降，这样进一步加剧了就业压力。如果在面临城市就业压力时，政府开始选择退却，那么城市就业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将丧失殆尽。
2、农村的劳动力转移城市就业压力剧增这一进程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大趋势相互冲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就业通过三个途径得到缓解：第一，农业内有效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机会增加了；第二，农村的非农就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吸收；第三，城市的吸收，即农村劳动力加速向城镇制造业、商业和服务业转移。据作者参加的劳动部一项研究的结果估计，16年间（1978-1992）农业内部有效利用劳动力的机会共增加了约50%，农村非农就业提供了近1亿个新的岗位，另外约有3000万农民工转移到县城以上的城市就业。另外，据范芹估计，截至1997年，中国的乡镇企业已安排的就业人数占全部农业劳动力总数的25%，1.9万多个小城镇累计吸收农村劳动力3000多万，约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总量的30%（范芹，1997；转自邓大松等1999成都）。
但是，当前乡镇企业由于中国经济状况不佳、融资需要远远不能得到满足、乡企自身面临制度创新等原因，发展速度显著放慢，其对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吸收能力也随之减少。1991年以来中国第一产业中的劳动力一直呈现绝对下降的趋势，也即将会有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寻找新的出路，乡镇企业无法满足其要求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徙就成为其主要出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动力主要在于城乡工资差别，如果城市就业的期望工资（城市工资水平乘以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高于农村的工资水平，农民就会流向城市。显然，随着乡镇企业界的不景气，农村劳动力在农村就业的工资水平大大下降，这无疑加大了城乡工资差别，使得劳动力更有激励流向城市就业。如果城市改革止步不前，城市工资水平仍然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农民工的流动带给城市的就业压力就会更大。
而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是“关门”政策，即城市由于下岗压力对农村劳动力关闭了大门。但是，这只是部分影响到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城市工资水平难以下调，而农村的工资水平则随着乡镇企业停滞而大幅下降，这样就意味着农民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压倒性的竞争优势。因此，政府“关门”政策的结果是农民工“清而不退”，这一巨大的劳动力人口的一部分通过重新回到土地上转变成为隐性失业堵塞，大部分则通过采取种种规避措施在城市的灰色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就业机会；而且，一旦农民工在某一地区工作一段时间后，他们可能就会习惯于城市的生活，即便暂时失业，也不愿意返回农村。在1995、1996和1997年三年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数字达到2400万、2500万和3000万（陈淮，1999）。这一压力在中西部的一些人口大省，如四川、湖南，反映的更为明显；很难想像这些跳出“龙门”的农村劳动力因为城市的大门紧锁而全部返回农村。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如何协调这一人口转移压力在城镇就业压力日渐严重的今天更凸现其重要性。
3、新增劳动力压力中国的就业压力不仅反映在劳动力存量的变化上，而且来自于新增劳动力的数量。在h-t模型中，如果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水平没有较大的改进，而劳动力总量却发生了较大的增加，这就意味着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和城市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相等的那一点所决定的就业水平没有大的增加，最后的结果是总失业水平面的上升。
因此，把中国所面临的就业压力放到中国总的人口增加框架下，我们对于中国窘迫的就业状况将会有更好理解。由图三可知，中国总人口增量在1982年达到了一个高峰，1986-1990年达到了另一个高峰，其中在1987年达到峰值；而中国新增城市人口则分别在1981年有一个大的增量，1984年达到高峰；新增农村人口在1982年就已经达到一个高峰，1984年后更是一直持续增加到1991年。如果以16岁作为劳动力开始要求参加工作的年龄，那么中国的就业压力在1998年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在20xx年再度加大，20xx年达到高峰，并且一直持续到20xx年左右。而城市就业压力将在1997年达到第一个高峰，20xx年左右达到另一个高峰；如果考虑到农村劳动力自20xx年以后持续增加的压力，中国的就业状况将会更为严峻。
劳动力转移调查报告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尤其是园区经济的蓬勃发展，土地这个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被大面积征用，被征地的农民逐渐向非农方向转变。如何促进被征地农民实现充分就业已成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成为各级党委、政府工作的热点、难点问题。为此，××市妇联紧紧围绕这一工作中心，急党政所急，想妇女群众所需，尽妇联所能，面向广大失地妇女，在调查失地妇女就业现状、加大培训、进行就业推荐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帮助和引导广大失地妇女提高整体素质，提高劳动技能，帮助和引导农村妇女实现劳动力转移，服务于农村，服务于经济建设。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市有农村妇女劳动力24.68万，已转移20.34万，占82.4%。从我们的调查数据情况看有以下几个特点：
1、我市农村失地妇女劳动力转移的行业分布以第二产业为主。目前，我市已转移的农村妇女劳动力中，原创：有63.7%转移至第二产业，其中从事工业的占57.2%；转移至第三产业的仅占11.2%。转移的农村妇女劳动力，多数是从事轻工业和加工业，主要以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为主，如纺织和服装加工企业等。
2、我市农村失地妇女劳动力转移的年龄结构以中青年为主。在我市已转移的农村妇女劳动力中，45岁以下的中青年妇女劳动力所占比重达80%。各年龄组的构成为：25岁以下的占15%，25-35岁的占30%，35-45岁的占35%，45岁以上的仅占20%。
3、我市农村失地妇女劳动力转移的流向以就地为主。我市妇女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比较少，绝大多数在本镇或邻近乡镇工作，属于典型的“离土不离乡，务工不进城”。全市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至本镇的占77.4%；转移至本市外乡镇的占18%。在本市范围内转移的人数占全市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的95%以上，而转移至本市以外的农村妇女劳动力比例不足5%。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在土地被征用的过程中，我市各级党委、政府主要通过出台有关政策措施，促进失地妇女劳动力的转移。一是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时，对劳动力的安置达成协议。有些地方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时，明确规定在建企业要优先安置本地劳动力，以利于农村失地妇女劳动力的转移。二是对农村劳动力实行养老补助和社会保障。如新港镇对16-35周岁的失地妇女发放每人每月110元、期间2年的待业金，对36-50周岁的失地妇女发放每人每月50元的生活费，对50周岁以上的失地妇女每人每月发放141元的养老金。三是由政府出资对农村劳动力进行培训。以“政府购买培训成果”和“以奖代补”的方式，对被征地农村劳动力实行免费技能培训、免费就业指导培训、免费提供求职登记、信息咨询及中介服务。四是鼓励用人单位招用农村被征地劳动力。用人单位招用年满40周岁的农村被征地妇女劳动力，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且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的，按相关规定给予用人单位岗位补贴。五是鼓励农村劳动力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凡在规定期限内申请开办个体工商户的农村劳动力，创业经营一年以上，参加社会保险且对社会有一定贡献的，由所在镇政府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六是设立“就业岗位贡献奖”。凡当年招用本市农村劳动力达到200人或城乡劳动力达到150人、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本地劳动力占职工总数达60%以上的用人单位，由市政府授予“就业岗位贡献奖”。
在农村失地妇女劳动力转移中，我市各级妇联组织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是开展各类教育培训。各级妇联重视对农村失地妇女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市妇联利用市家政服务中心、市巾帼就业培训基地，为失地妇女提供培训、发证、推荐就业一条龙服务。各镇场妇联以镇妇女干部学校和村妇女之家为阵地，以“十万农家女，十项新技术”为重点，通过开展绿色证书培训、“五学”活动、科技结对等活动，引导农村妇女增强致富本领。另外，新港、练塘等镇利用妇女学校、成人教育中心校成立了农村妇女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基地，对失地妇女劳动力开展“定向”和“订单”式技能培训。二是拓展就业服务渠道。我们以“巾帼社区服务工程”为载体，以“市妇联家政服务中心、巾帼就业培训基地”为抓手，广泛协调，逐步形成了“城乡联动、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平等就业”的格局，帮助失地妇女开辟多门类就业渠道。家政服务中心开设了钟点工、职业介绍、房屋中介等系列项目，推出了家政服务卡，招募了小美容、小书屋、小花店等多家“八小”服务业加盟店，带动失地妇女就业。
中心还与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联网，在网上为失地妇女寻求就业信息。每年我们通过举办女性劳动力招聘专场，为失地妇女劳动力寻求工作岗位。三是鼓励自主创业致富。通过举办女性创业知识培训班、农村妇女创业致富现场会、巾帼创新业演讲会、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引导农村失地妇女增强创业本领。鉴于家庭工业在转移农村妇女劳动力方面的独特作用，组织农村妇女参观家庭工业现场，引导农村妇女积极创办家庭工业。充分发挥女企业家的辐射作用，在帮助她们成就事业的同时，引导她们带动失地姐妹共同创业，为失地姐妹提供就业岗位。通过培育女能手、女状元、优秀创业群体，评比创业标兵，宣传创业典型，使农村失地妇女学有榜样，赶有目标。四是深化“双带双扶”工程。通过实施“双带”工作，建立妇女干部联系制度，带动农村妇女致富。近年来，共涌现出“双带”妇联干部104名，带动吸纳近万名农村妇女增收致富。召开了“双扶”工作现场会，将对贫困妇女的扶贫由原来的单纯扶贫扩展到扶贫、发展、创收为一体的开发式扶贫。给予“三八”科技示范基地资金、项目上的扶持，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带动一方妇女致富。
近年来滤布，我市失地妇女在转移就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着就业层次低、就业稳定性差等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失地妇女的综合素质不能适应转移的需要。农村失地妇女，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缺乏科学知识、专业技能和市场意识，难以向新兴产业转移，在与城市劳动力的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特别是许多大龄失地妇女由于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文化偏低，竞争意识弱，不善于利用信息，而且“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负担重，虽然就业愿望强烈，但成功可能较小。就业观念方面，多数失地妇女就业观念上缺乏自主创业精神，认为妇女只能在家做家务；就业方式上存在“等、靠、要”的思想，等待政府安排岗位；就业心理上准备不足，对脏、累等工作不能承受，缺乏按照劳动力市场需要进行自我重塑的主动意识。
2、农村失地妇女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障碍依然存在。一是农村妇女进城的“门槛”依然很高。农村劳动力在各类企业中历来是以“临时工”的身份出现的，还没有达到较为固定的就业。另外，农村劳动力也没有被纳入城市就业培训范围，缺乏分享现代化的知识、信息和技术的机会，无法融入先进生产力系统中。依附在户籍上的劳动用工、住房、教育、社会福利等制度的配套还未相应到位，这些都严重制约了农村失地妇女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二是随着企业及经营性事业单位的改革的深化，城镇下岗人员增多，势必增加农村失地妇女在本市城市就业的难度。三是随着村级经济的减弱，结构调整难度加大，公益性岗位开发能力下降，就业矛盾随之变得突出。加上开发区载体建设征用土地后，原有的村级企业被拆迁，村级企业就近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不少农村妇女面临失地又失厂的境遇。
3、用工单位的外地化制约着失地妇女劳动力转移。由于外地劳动力流动性大，社会保险参保意识不强，法制意识相对较差，出于节约生产成本的考虑，我市许多外资企业和个私企业都热衷于使用外地劳动力，不愿为本地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有资料显示，目前我市外来劳动力相当于本地转移数量的一半以上，而且这种趋势正在进一步扩大。
4、农村失地妇女劳动力转移机制不健全，压滤机滤布处于自发状态。长期以来，“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严重束缚了农村妇女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和转移。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发育，农村劳动力开始在城乡之间形成规模流动转移。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市场调节与适度计划调节结合不够，原创：劳动力供求市场信息还不完全。从近几年我市农村女性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现状来看，无论是流入城市打工，流向私营企业，还是从事交通运输、服务等行业，农村女性劳动力向非农产业流动基本上都是依托传统的血缘、地缘、人际关系网络为主，受市场经济因素趋动的较多，缺乏有组织、有规模、有计划的有序转移，可以说都是属于农村女性劳动力自发的转移，带有较强的盲目性。
1、加强教育，引导失地妇女转变就业观念。要引导失地妇女增强心理承受能力，既要看到困难，又要抓住机遇，正确认识自己，在参与发展中不断提高自己，发展自己。要引导失地妇女抛弃“统包统配”等旧的观念，树立新的择业观，增强新形势下的危机感。尤其是中年妇女要正视现实，认清自我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差距，择业观更要趋于现实，通过多方式、多渠道实现就业。要引导妇女明确“四自”精神内涵，塑造独立人格，以新的姿态、新的作为争当生活和事业的强者，树立新时期妇女的崭新形象。
2、搞好培训，帮助失地妇女提高劳动技能。要依托市巾帼就业培训基地、家政服务中心、妇女学校、妇女之家等阵地，通过乡镇建立农村妇女职业技能培训基地，根据市场需求和农村妇女特点，多渠道、多形式、针对性地开展培训，如家政、电脑、缝纫、餐饮服务及一些实用技术培训，帮助失地妇女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为实现转移提供保证。
3、鼓励创业，为失地妇女提供有效服务。鼓励妇女创业是实现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的有效形式。妇联组织要积极鼓励和发动农村妇女创业。要加强宣传和引导，通过举办报告会、座谈会、推介会等，激发农村失地妇女创业的热情和信心；要加强培训，努力提高农村妇女创业的素质和技能；要加强服务，为农村妇女创业提供信息，为她们办理工商、税务、检验检疫等提供便利；要扶持好已创办的企业，做大做强妇字号服务品牌，吸纳更多的失地妇女劳动力就业。
4、加快发展，为失地妇女拓展就业空间。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可以增加就业机会，实现农村妇女劳动力快速简便的转移，而且以工补农，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妇女生活水平。我们认为，实现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可做到“三个一批”。
一是通过发展企业吸纳一批。企业是实现女性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主要阵地。因此要做大做强企业规模，着力培育区域特色经济，增强企业特别是女性创办的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同时要大力发展各类加工业。调查表明，家庭工业有着劳动时间灵活、生产成本低，能够提高单个劳动力使用率等优点。因此要充分认识家庭工业在现阶段对吸纳女性劳动力的作用，政府要出台有关优惠政策，扶持促进家庭工业的发展。
二是加快小城镇建设转移一批。小城镇是农村经济文化活动中心，是联系城市和农村的桥梁，是工业化的基地，小商品的集散地。它的发展有利于优化城乡经济结构，有利于加速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并降低转移的成本和风险。小城镇的建设直接带动了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扩大了农村妇女的就业空间，给她们提供了众多适宜的就业岗位，如餐饮娱乐业、旅游服务业等，实现了农村妇女劳动其它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
三是实施“双带双扶”工程帮扶一批。要继续发挥女企业家、妇女干部的带动作用，在项目、资金、技术、信息和就业岗位等各个方面积极开展“手拉手、一帮一”结对帮扶活动。
劳动力转移调查报告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农村企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化进程加快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转移，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结构调整，再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了全面了解城乡妇女劳动力转移就业情况，充分发挥妇联组织的作用，我们对全县妇女劳动力转移就业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该县现有的农村剩余女性劳动力中，70%以上是中年妇女。针对这一群体，我们重点考察了四个有代表性的乡镇:镇、乡、乡。
(1)年龄构成。
通过对四个乡镇6890名60岁以下农村富余女劳动力的调查，4102名妇女主要为30岁—50岁之间，70%以上的农村剩余女性劳动力。尤其是41岁—50岁，占总数的41%。
(2)教育水平。
在接受调查的农村中年妇女中，其受教育程度的数量和百分比如下表所示:。
(3)再就业技能。
与现代社会对劳动者知识和技能的要求相比，农村中年女性劳动力由于年龄较高、受教育程度较低、家务劳动较多等一系列因素，普遍缺乏再就业技能，因此比农村男性剩余劳动力更难转移就业。在我们调查的4102名农村中年女性劳动力中，只有788人具备一定的求职技能，不到总数的20%。换句话说，目前超过五分之四的农村中年妇女劳动力没有就业转移技能。他们想富，求财，急着富，却往往没有办法想富，没有能力求财，也没有办法急着富。
(4)选择就业区域的意向。
在我们调查统计的4102名农村中年女性劳动力中，有1146人选择在自己的乡镇生活，816人选择在自己的县区生活，495人选择在本市生活，只有155人选择在其他省市生活。由此可见，要做好农村中年女性的转移工作，首先要思考的是如何帮助她们实现“永远不要离开土壤或离开你的家乡”现场转移。
通过调查发现，我国中年女性劳动力存在就业水平低、就业稳定性差等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观念保守，限制农村中年妇女劳动力转移的速度。
“男主外，女主内”很多人的旧观念根深蒂固，对有钱就安全的观念有依赖，不愿意接受新事物。农村中年妇女家庭观念重，沿袭照顾丈夫和子女、养老扶幼的传统，受夫权观念影响，兼顾家中老人和子女教育等实际问题，对外出打工有严重顾虑。
(二)文化素质低制约了农村中年妇女的劳动力转移水平。
农村中年妇女由于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普遍文化水平低，缺乏科学知识、专业技能和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弱，不善于利用信息，难以转移到新的行业，在与城市劳动力的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他们的文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综合素质和发展潜力，导致职业选择受到很大的限制，缺乏竞争优势，只能从事一些肮脏艰苦的工作，导致就业愿望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三)农村中年妇女家庭负担重，难以摆脱土地和家庭的束缚。
在调查中，农村中年女性劳动力普遍反映出负担过重。一方面要照顾好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另一方面还要种下全家的承包地。他们经常太忙而不能出去工作，但很难离开家。
(四)无效的信息和不良的渠道制约了转移的数量和质量。
由于诸多传统因素，农村中年女性与外界接触少，信息少，想出去工作，不知道该做什么，想在家创业，不知道该做什么，表现出盲目和顺从。在对四个乡镇的调查中发现，农村中年妇女外出打工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妇联组织推荐或劳动就业机构；二是靠亲戚朋友介绍，三是靠自己在外面瞎搜。农村中年妇女劳动力转移仍然存在无序流动现象。
女性劳动力的转移受到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在一些乡镇，如乡镇，在当地支柱产业的带动下，当地农村妇女更好地实现了当地的劳动力转移。而在其他城镇，由于本镇没有特色支柱产业，当地妇女依靠当地产业实现劳动力转移的机会较少，影响农村妇女特别是中年妇女增收致富。
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是发展农村经济的新增长点，也是用现代文明改造新一代农村妇女的有效措施。特别是范围大、就业转移困难的农村中年女性劳动力，渴望致富，但大多找不到好的致富项目，迫切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针对以上分析的五个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促进农村中年女性劳动力的快速转移。为此，建议:。
(1)转变观念，提高农村中年妇女的整体素质。
一是农村中年妇女虽然劳动力资源丰富，但文化水平、知识水平和劳动技能相对较低，导致农村中年妇女在转移速度、数量和质量上落后于农村男性劳动力。因此，要增加农村中年妇女的转移，首先要宣传农村中年妇女的男女平等。四自”精神，提高自身素质等健康向上的观念，打破小农意识，增强群体意识和创业观念，努力引导中年农村妇女转变观念，营造农村妇女学习知识和技术、积极找工作、努力创业的良好氛围。
二是提高农村中年妇女的就业技能。在农村中年妇女剩余劳动力转移中，要把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作为战略任务，作为提高农村中年妇女就业创业能力和产业竞争力的基础性工作，引导和培养农村中年妇女剩余劳动力转移。充分利用城乡各类教育培训资源，通过集中授课、咨询服务、出版资料、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手段，根据市场需求，以订单、定点、定向培训等形式，对农村中年妇女转移就业的剩余劳动力进行技术培训，提高其就业能力，树立新的就业观念。
(2)大力发展地方特色经济。
发展地方特色经济是促进农村中年妇女劳动力转移的良好途径。许多乡镇通过几年十几年的实践，建立了地方特色支柱产业，增加了农民收入，为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各地要把握农村中年妇女的特点，积极引导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支柱产业。县乡妇女依托当地的中国结编织特色产业，通过简单的培训，发展了来料加工，实现了劳动力不出家门的转移。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在家打中国结，不出门就能增加收入，不耽误照顾家庭和孩子。我们一个月挣500多块钱，比在外地工作强多了”。县镇依托当地特色柳产业。镇上的大多数农村妇女都从事种植和编织柳树。甚至60岁或70岁的女性也可以在门口编篮子来增加收入。镇上基本没有农村剩余劳动力。
要充分发挥特色产业在女性劳动力转移中的作用，首先要充分发挥妇联群众组织和pass“双学双比”这个载体匹配桥梁，把女性组织起来，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教育她们，强化努力致富的观念，提高产品质量。第二，要加强支持，扩大产业。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出台一些扶持和鼓励政策，为特色产业的发展壮大创造有利条件。
(3)加大投入。
实践证明，招商引资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解决当地就业问题“双赢”政策。近年来，我县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大量大型项目落户我县，不仅为我县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也解决了当地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该镇通过吸引投资建立的服装厂分厂一期吸引了1000多名女工，帮助当地妇女实现了在家工作的愿望。但针对劳动力供大于求、劳动力不愿离家的现状，应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出台更多优惠政策，引进更多企业在我县建厂招工，为农村妇女特别是中年妇女提供更多就近择业的机会。
(4)发展妇女专业经济合作组织。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和整体竞争力是新形势下发展农业、繁荣农村、富农的发展路径。要总结和推广农村中年妇女合作经济组织的创新实践，帮助更多的农村中年妇女参与各种合作经济组织，形成信息、技术和风险共享的利益共同体，促进一户小生产与瞬息万变的大市场的紧密联系。要为妇女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壮大提供指导和服务，搭建交流平台，宣传相关政策，提供相关信息，推广可供借鉴的做法。胜利乡妇女徐率先在胜利乡成立了皇冠工艺品专业合作社，通过举办免费培训班，吸收周边城镇妇女学习编织技术，加入合作社。目前，合作社吸收了1000多名固定女性成员，平均年收入8000多元。草帽编织已经成为当地农村家庭主妇致富的主要行业。
(5)大力发展庭院经济。
在农村，家家户户都有大小不一的庭院，发展庭院经济潜力巨大。特别是农村中年妇女，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从事种植和养殖，充分利用家庭庭院的空间和各种资源。发展庭院经济，要帮助农村妇女在不离家的情况下增加收入。要因地制宜，帮助农村妇女选择正确的发展模式，根据资源条件和自身能力选择生产经营项目。种植业要在土地资源丰富的地方发展；在土地稀缺的地方，宜发展水产养殖和加工服务；城郊农村应发展庭院花卉产业。
农村劳动力调查报告
近年来，县把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作为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大力实施劳务经济产业化经营，推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向有序化、规范化、规模化的发展轨道迈进，促进了农民就业和增收，为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村人口数量多、劳动力素质偏低、人力资源闲置，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转移的速度和农民收入的增长。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办公室于4月18日——4月19日先后到我县乡，以走访、座谈、发放调查问卷等形式，对其家庭经济、务工情况、务工收入、思想观念以及接受培训等情况进行全面了解，从中掌握了当前我县劳务输出工作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做好劳务输出工作的对策。
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吸纳我县农民工共4663人。收集用工信息150余条，同比增长66.7%。目前，劳务输出在促进农民中作用日益明显、比例逐年增加，已成为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
随着劳动力转移数量的不断增加，劳务经济创收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我县立足自身实际，广开就业门路，积极转移培训农村剩余劳动力，拓宽农民增收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转移规模较大，并呈不断增长势头。20xx年转移劳动力1.74万人次，20xx年转移劳动力4.02万人次，20xx年转移劳动力5.6万人次，20xx年转移劳动力7.02万人次，20xx年转移7.2万人次，20xx年转移输出农村劳动力7.26万人次。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xx年底，全县转移农村劳动力人均创收达200元以上，从劳务收入的占人均纯收比例来看，占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近30%。
（二）转移地域向外扩张，稳定就业人数逐年增加。从加强领导、搞好培训、增加投入、强化管理、抓农民维权等方面入手，我县不断开辟外出务工就业渠道，先后将务工人员转移到天津、河北、山东、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江苏等9个省市企业务工，并建立劳务输出基地。目前，常年稳定输出劳务工1.5万多人，主要在服装、制鞋、纺织、家具等企业务工。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结构不断优化。目前，我县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在年龄结构、文化素质、性别比例逐年优化。务工者年龄在18—45岁居多，初中文化程度居多，女性比例逐年上升。
（四）季节性转移的较多。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决定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季节性较强的特点。85%的劳动力不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大部分农忙务农，农闲务工、经商等，具有明显的季节性。
我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客观原因分析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面临着许多困难。
（一）农村劳动力素质较低，市场竞争力差。据调查，全县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严重不合理，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2％，初中文化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98％。大多数农民素质偏低，缺乏市场竞争力及专业技能，这是影响他们向二、三产业顺利转移的主要因素之一。从目前已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情况来看，也存在专业技术水平低、综合素质较差等问题。而且这些农民工从事的工种大多是一些科技含量不高、体力型、劳动密集型的岗位。工资待遇低，自身权益得不到很好的保障，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其他农民转移的积极性。因此，提高劳动力素质，对农村劳动力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十分必要。
（二）农民工社会保险接续问题得不到保障。目前我县到内地务工人员在内地企业主要参加了工伤保险。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与厂方协商务工人员必须参加各种社会保险，但在实际操作中，能够较好落实的是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其它几项保险由于在接续等方面国家还没有出台相应的政策，在落实过程中，难度较大、问题较为突出。
（三）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稳定。从调查数据看，农村劳动力大多数是小范围、近距离、季节性的转移，转移的区域大多集中在区内。但由于我县工业化程度低，吸纳劳动力能力不高，转移到县内的，占到全县劳动力转移总数的30％，这充分说明这种转移离我们要实现的农村劳动力转得出、留得住，最终达到创业致富还有很大差距。
（四）劳务供求信息渠道不通畅。基层劳务工作机构作用发挥不明显，劳务信息传达不及时，致使经常出现“有企业无工人”的问题，同时，还有政策解释宣传不到位，影响了农民外出务工的积极性。
（五）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用工单位违约现象较多、劳务收入有所减少。一是在双方盖章签订好合同、车票订好的情况下，厂方终止合同，并且内地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原因，厂方违约现象较多，招工比例不稳定、变化不断，致使开展疆外转移工作难度较大。二是劳务合作企业受金融危机影响，外销订单减少，加班减少或取消加班，务工人员薪酬随之降低。据对部分务工人员调查，今年1——4月月薪平均下降10%左右。
（六）组织化程度不高，造成农村劳动力转移难、输出难、稳住更难。农村劳动力转移仍表现为低技能多、高技能少，自发的多、有序的少，就业多、创业少，短期的多、长期的少。
（七）后勤保障不力，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进程。部分厂家无法垫付赴厂人员路费，数额较大，务工人员家庭条件不允许又无力支付，只能从县财政上预支。
今后一个时期，我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主要任务，是在扩大农民转移的同时，提高农民就业的层次。虽然，我们在工作中取得了初步成效，但还有大量的劳动力沉积在农村，农民增收还面临严峻的考验，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如何有效地解决全县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紧迫而艰巨的任务。在今后的工作中，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在进一步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从多方面采取措施，把农村劳动力转移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提高思想认识，强化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一是要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重要意义，重视农民外出务工工作，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进程。进一步研究制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方针、政策、工作目标及优惠政策，统筹安排，加大投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的健康快速发展，逐步做大做强劳务输出产业。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先进典型经验的宣传力度，帮助农民拓宽思路，消除顾虑，使外出务工，增收致富成为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二是强化对金融危机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的组织领导。县、乡两级要明确职责，落实工作目标责任，定期召开会议，沟通工作情况，研究应对措施，解决实际问题。
（二）努力提高农民的基本素质，不断增强就业能力。文化素质不高是影响我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数量和层次的重要因素，也是培育新型农民的关键。因此，把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作为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年度目标量化考核，尤其要加强男性劳动力技能培训，使他们掌握1—2门熟练技术，切实提高就业竞争力。
（三）完善农民工保险接续制度，维护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根据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需求，除工伤保险和简易医疗保险外，其它几项保险还需国家出台相应的政策，从而解决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问题，使农民工在流动就业中的社会保障权益不受损害。
（四）发展县域经济，拓展就地安置渠道，实现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的转移。农民转向非农产业仅靠外出务工单一渠道，转移数量十分有限，农民工就地就近吸纳转移既能降低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和就业风险，又可以有效的避免在大城市吸纳能力下降时，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同时还可以避免农民进城后所面临的激烈竞争。充分发挥生态工业园区的优势，并大力加强招商引资工作，把懂管理、有技术的农民，安置一批就近就地转移。所以要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促使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
（五）做好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的搜集和反馈，确保劳务输出渠道畅通、合理有序，增强劳务输出的组织性和有效性。加强对农村富余劳动力和输出劳动力的摸底调查，建档立册，实现网络化管理。
（六）加大农民工维权力度。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较难维护，因此成立一个农民工维权机构，在务工人员相对集中的地区或工作站成立农民工维权机构，加强部门间分工协作，建立农民工维权网络体系是当务之急。
（七）加强组织化程度。从有关部门了解到，用工需求信息中不乏外资、待遇丰厚企业发来的各类招工信息，其中有缝纫、纺织、电焊、各类操作工，但招工的首要条件是具备熟练操作技术。虽条件诱人，也倾心组织，但由于技能薄弱，无法接到抛过来的“绣球”。因此，我们应该通过定向培训形式，进一步提高劳务输出人员的技术水平。
（八）鉴于赴厂人员路费问题，设立专项基金，为劳务输出工作提供经费保证。将财政扶贫培训项目与劳务输出相结合，从扶贫款中划出一部分，直接用于补贴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岗前培训和劳动力输出工作，使劳务输出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并列入年初财政预算中。
（九）建立企业用工监测报告制度。驻内地劳务输出工作站工作人员要深入企业掌握第一手资料，摸清企业生产经营和劳动用工状况，第一时间反映相关信息。实行定期报告制度，建立企业用工监测的长效机制和快速反应机制，对裁员企业提前采取措施。
（十）严格限制企业裁员。在金融危机形势下，对于企业一次性裁员超过10人或一次性裁员占职工总数10%以上的，我办要求企业将裁员方案及时上报本地政府批准后执行，确保企业和务工人员队伍稳定。
（十一）加强对农民工的信息引导和就业服务。一是要把做好农民工返乡统计和促进二次就业摆上重中之重的位置，安排专人负责农民工返乡回流情况的调查统计工作，加强动态监控和统计分析，建立农民工返乡回流基础台账。二是要加强与劳务输入地区的联系和衔接，充分发挥驻内地劳务输出工作站的作用，掌握劳务输入地区的用工数量、行业工种、工资待遇等信息情况，发挥劳务品牌优势，促进有意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外出务工。同时根据本地区、本县域内用工需求，合理引导返乡农民工就地就近转移就业。
总之，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坚持科学发展观，认真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紧紧抓住增加农民收入这个目标不放松，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把劳务经济这个产业做强做大，为建设和谐富裕“新疏附”做出更大的努力。
劳动力转移调查报告
内容提要：有效地转移剩余劳动力，成为&&镇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建设进程、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环节。所以，深入调查分析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的现状与制约因素，从而形成有效的转移对策，就显得极为重要。本文就20xx年度原&&、&&、&&三乡镇开展劳动力转移工作所掌握的有关资料，分析新&&镇劳动力转移现状、特点及劳动力转移存在的制约因素，结合新的实际镇情，提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具体对策，并对该镇今后五年劳动力转移工作提出建议。
（一）、现状。
1、劳动力分布现状：
从总体数量上看：20xx年&&镇有农村劳动力21133人，除了已经进入乡镇企业、非农产业和大中城市打工的15033人外，还有6100劳动力在农闲季节处于相对失业状态。
从地区分布上看：由于各村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虽带有普遍性，但在各村的数量分布不均衡。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村，农村劳动力的剩余率较高，而&&村、缫舍村、磻溪村等中心村及一些企业较多的村，由于第三产业和企业发展比较迅速，农村剩余劳动力比例较低，村与村之间的差异比较明显。
从受教育程度上看：据统计，在农村劳动力中，文盲或半文盲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0.1％，小学程度的占31％，初中程度的占49％，高中程度的占9％，中专程度的占1％，大专及以上程度的比重为0.1％。其中，初中及其以下文化程度的比重高达79.4％。由此可见，&&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总体文化素质比较低。
20xx年度，原三个乡镇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县全县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立足本乡镇实际，因地制宜，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扎实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截止20xx年底，全镇累计转移劳动力15033人，占劳动力总数21133人的71%，其中20xx年转移劳动力5780人。20xx年外出务工人员劳务性工资收入达4500万元，占全镇农民人均收入的31%，劳务性工资收入已经成为&&镇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和有效途径。
1、从事二、三产业的人员居多。据调查，20xx年在外打工人员在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批零贸易餐饮、社会服务等行业的从事人数占整个务工人员的78%。
2、外出务工以自发为主，政府和经纪人组织的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异地转移中，主要以自发转出为主。
3、季节性转移的较多。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和传统的风俗习惯，决定了&&镇农村劳动力转移季节性很强的特点。20xx年底，全镇转移超过6个月以上的劳动力占转移量的38%，而62%的转移劳动力则不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劳动，基本上农忙务农，农闲务工、经商、跑运输，往往是春节后出夏收前回，夏种后出秋收前回，秋种后出春节前回的“候鸟式”转移，具有明显的季节性。
4、群体性外出的多，而单枪匹马外出闯世界的少。输出的劳动力一般都按照血缘、人缘关系，或三五成群，或数十结队，集体外出，互相照应，互有联络。
一些农民知道靠有限的土地挣不了几个钱,也懂得出去闯荡才能走上富裕路。但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使多数农民不愿转移,也不敢转移。
从主观原因分析主要表现在:一是安于现状,怕打破宁静的生活。尽管改革开放使农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两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二是胆小怕事,怕带来麻烦。在农村,由于教育、文化、技术、信息落后,使一些农民自卑心理严重,怕跑出去找不到活干,怕干了活又要不来钱,怕外出打工挨欺负。特别是老年人心疼子女,宁可不挣钱,也不让他们出去闯荡。三是缺少手艺,怕自己干不好。在农村,多数人文化少,素质低,没有一技之长,外出打工只能干那些苦脏累、挣钱少的活。这显然已经不适应城市产业多样化、技术现代化对劳动力的需求,加大了农民进城就业的风险。农民进城因找不到工作返乡的屡见不鲜,也使一些没有走出去的农民不再往外走。
从客观原因分析主要表现在:一是信息不灵,怕找不到挣钱的门路。一些农民与外界接触少,缺乏沟通,信息量小。想出去打工,不知该干什么;想在家创收,不知干什么挣钱;想学技术,不知要到哪里去学。二是渠道不畅,怕没有人帮助。就内部环境而言,虽然在镇、村组织中成立了劳动力转移工作的专门的机构和人员，但还没有很好的发挥从事劳动力转移的协调、服务、培训等项工作的作用;就外部环境而言,农民外出打工,在户籍管理、婚姻、子女入学等方面受到诸多限制。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要“政府搭台,农民唱戏”。做到上下统一,转变思路,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开辟广阔的道路。
1.破除陈旧观念,变要我转移为我要转移。
增加农民收入,要从农业以外去想办法,出路在于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二、三产业,转移剩余劳动力。农民必须破除安于现状、守摊吃饭的观念,要有创新意识,盯住市场,走向市场,从自身实际出发,自觉地寻找适于自己发展的空间。
2.加大教育力度,变盲目转移为特长转移。
提高农民素质的关键是加大农村教育的力度,搞好农民教育。
第一,搞好农村九年义务教育。不仅在保就学率上下功夫,也应该狠抓教育质量,确保九年义务教育收到理想的成效。
第二,大力开展职业技术培训教育,为农民走出土地重新就业创造条件。在农村,应为“下岗”或半下岗农民举办各类职业技术培训班,使之具有一技之长,不但为农民在农村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创造条件,也为农民到城市创业、就业创造条件。这就不仅要靠政府去办,也要由政府引导、扶持大企业、教育单位去办,根据农民个人特长,培训他们相应的技术,使他们取得必要的技术资格证书。
3.创造优良环境,变无序转移为有序转移。
农民的思想解放了,素质提高了,想要转移,但向哪里转移,怎么转移,又成了摆在农民面前的一道难题。政府要为劳动力转移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一是要建立健全劳动力转移的中介机构,安排专人搞协调服务,宣传引导。二是通过发展民营企业,鼓励扶持私营企业,加速小城镇建设,来拉动和吸引剩余劳动力转移。
4.敢于投资创业,变守摊式转移为创业式转移。
在劳动力转移中,对于有条件的农户,拿出一笔资金搞投入,其效益大多高于单纯靠出力气打工的收入。在劳动力转移中,首先应考虑如何投资、如何增值的问题。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不敢投资是不会挣到大钱的。但投资一定要看准;盲目投资则损失更惨。
5.练就一身本领,变不敢转移为大胆转移。
一要有“手艺”。现在很多农民外出打工,不愿从事那些挣钱少、粗重的体力劳动。他们也想干点挣钱多、出力少的“巧”活,而这种活收入高,科技含量也高,也就是人们说的“手艺活”。因此,要想办法提高自己,锻炼自己,充实自己。掌握一技之长,才能占领一席之地,开创一片新天地。
二要有“心计”。就是在外出打工时要做到心中有数,特别注意的是:要了解对方,知道用人方的实情;找工作要通过正规的职业介绍中心,不要急于求成;要签订合同,发生纠纷时有依据;要遇事多想一想,有问题向专业机构寻求帮助;要学习掌握有关法律法规知识,用以保护自己。
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个重要课题，如何实现劳动力快速、合理、有序的转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件大事。根据前文分析及对策，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总体目标：
截止20xx年底，&&镇共有未转移劳动力6100人。在今后五年中，要在稳定已转移劳动力总数的基础上，力争每年新增转移劳动力1500－20xx人，到20xx年，全镇劳动力转移总数达到19500人，占全镇劳动力总数的91%(以20xx年人口为基数)，非农产业收入达8000万元，其中外出务工收入达20xx万元，人均非农产业收入占农民人均收入的55%以上。
（二）、具体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形成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工作合力。把推进城镇化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列入&&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尽快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政策措施。建立健全工作体系。成立劳动力转移工作领导小组及劳动力转移办公室，负责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综合协调和管理工作。农办、工办、民政、司法、城建、教育、成教等各有关部门要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协调配合、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建立目标考核制度，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有关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到具体责任单位，定期进行检查和考核；充分发挥新闻媒介的宣传导向作用，大力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使社会各界都来关注、关心农村剩余劳动力。
2、做好劳动力转移的动态管理和调研工作，及时掌握劳动力转移动向。一是建立劳动力资源库，实行劳动力资源电脑化管理。二是每年对劳动力转移工作进行1次到2次的专题调研，及时掌握劳动力转移动向，积极探索劳动力转移工作的新路子、新办法，为制定工作计划、理清工作思路、明确工作目标提供依据。
3、积极拓展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渠道和空间。
城建等部门根据&&实际，做好城镇建设规划，加快农村工业化和小城镇建设进程，大力发展城镇二、三产业，提高城镇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使建筑业、运输业、饮食餐饮业、娱乐业等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
工办等部门加快发展&&镇民营经济，为广大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进一步解除束缚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做大做强民营企业，使民营经济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的重要载体。
农办等部门要积极开展农业招商，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外国资本和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大力发展高效农业和畜牧业、水产业，培育一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就地消化农村劳动力。
同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瞄准国际劳务市场，充分利用大集团、大公司的国外承包工程和劳务项目，组织农村劳动力跨出国门，提高对外劳务输出水平。
4、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技能、素质培训。着重抓好四个方面的教育，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
首先，落实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狠抓该镇各中、小学教学质量，提高&&镇中、小学学生升学率，从而普及高中教育，努力培养一大批具有良好基础教育和掌握新知识、新信息和新技能的新型劳动者。
其次，充分发挥该镇成教中心等教育阵地的作用，建立一支稳定的高素质的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开展多领域、多渠道、多形式的农村成人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
再次，成立&&镇劳动力素质培训中心，有针对性地开展劳务输出专门培训，建立农村职业培训与劳动力转移的衔接机制，注重培训质量，讲求培训效果，根据劳务市场和用工单位的需要，合理确定培训专业和培训规模，进行有针对性、有计划性地培养输出。
最后，司法等部门加强法律知识培训，在该镇用工单位和农村劳动力中开展《劳动法》等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培训，增强用工单位和劳动力的法律素质，提高转移劳动力的自我保护能力。
5、成立&&镇农村劳务中介机构，构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服务网络。由各涉农服务部门、各类经济实体、群众团体联合成立集劳力培训、信息搜集、职业介绍、劳务输出于一体的&&镇农村劳务中介机构，形成开放有序、管理规范的劳动力转移社会化服务体系；建立镇、村二级劳务信息服务网络，加强农村劳动力资源调查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库，畅通劳动力资源调蓄和信息共享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