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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电视文化的论文
电视纪录片是运用现代电子、数字技术手段，真实地记录人类社会生活，以现实生活的原始内容为基本素材，经过创作者的选择、重组、集中、强化，结构而成一种完整的电视节目形态，它的素材保留着生活的鲜活、真实的信息，具有极强的真实性、客观性，供观众观察、体验和思考，而在选择和结构过程中，则有创作者主观的对生活的认识、理解、兴趣、爱好的介入，可以说纪录片是客观生活与主观认识的一种保有较大空间距离的结构，它既能将真实的生活物化成为一种可以复制、保存、传播的形态，留给人们一段活的历史，又能给观众提供一个创作者对生活的独特的、个性化的视角，供观众评价和欣赏。
与其他的纪实类电视节目相比，电视纪录片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它不依附于电视日常播出的栏目化生产流程，在节目形态上也有其个性化的自我完整的结构，这是由于纪录片自身的特性所决定的。
与其他纪实类节目或专题片相比，纪录片给予观众的是一种文化品质。
首先，它的主题是人，是人的本质力量和生存状态，人的生存方式和文化积淀，人的性格和命运，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宇宙和世界的思维。它不像专题片，专题片有直接的主题目标和宣传的功利效果，它的主题趋向于更为深层更为永恒的内容。它从看似平常处取材，以原始形态的素材来结构影片，表现一些个人化的生活内容，达到一种蕴含着人类具有通感的生存意识和生命感悟，生与死、爱与恨、善与恶、同情与反感、生存与抗争、美的追求等等，强调人文内涵、文化品质。
我国的纪录片到90年代与专题片有了较为明显的分野，体现了创作者对纪录片本质特性的全新理解，《沙与海》、《半个世纪的爱》、《藏北人家》、《望长城》，及以后的《重逢的日子》、《德兴坊》、《龙脊》、《神鹿，我们的神鹿》、《山洞里的村庄》、《影人儿》、《婚事》等，都调整了纪实语言结构，体现了对人的深层关注，都是以人为核心，直接关注人，重视人的本质力量，去除了许多直接的功利心，多了一些人文性。
《望长城》之所以成为中国纪录片的一个分水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它关注的一个人文主题，在《望长城》中占据镜头最多的就是普普通通的人，给观众印象最深的也就是这些普通人。带着孩子逛土龙岗却不知道脚下就是长城的李秀云；民间歌手王向荣和他的母亲；统万城惟一的住户马老汉一家等等，关注的是长城脚下的生存状态；其后的优秀纪录片莫不如是，《德兴坊》以从未有过的姿态，真实地记录着上海一条老式弄堂中人的生活，他们的窘迫，他们的愿望，他们相互间的争吵与互相的关怀，给人们带来多重的生活感受。《远去的村庄》拍摄的是山西省平陆县一个有一千多年历史的鸡子坡村，在面临干旱年时，一些人要先修水利，一些人要迁出这个村子，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就是它的主题，人的真正生活就是它表现的对象。《山里的日子》将视线投向四川省东北部的大巴山区，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里的邓有仁一家，邓有仁是著名油画作品《父亲》原型人物的孙子，影片记录了《父亲》的作者罗中立重返大巴山的经历以及邓有仁一家及其他乡亲们的一段真实生活。山里的每日生活就成为生命本身的缩影，对山村生活的感情以及对人的一种本质关怀，让这个片子真切地反映了普通农民在今天这个时代的一种生存状态。
在今天，数字技术条件为这种对人的关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近来国内就有一些专业或非专业创作者采用更为个人的方式走近人；利用小型数字机，呼吸与共地在记录身边的人，譬如《江湖》、《老头》等就是独立制片人以微型数码相机方式拍摄，近距离微观地记录下的日常生活，在这些片子中拍摄和剪接尽管粗糙，但其对人的关注，具有一种历史、人文的价值。
专题片主题重在说明问题，阐释政策、观念，如“科教兴国”、“20人”、“中华之剑”等，虽然这些专题片中也有精彩的纪实段落，也有对人的关注，但那只是采用了纪实手段，只是用人来说明某个特定的主题。而纪录片以人为本，更接近人类学和民俗学。
其二，纪录片需要较长的时间积累和动态过程，重感受和体验的共时性，因为对人的个性化表现需要有较大的时空跨度，人作为生命体存在是包含着特定的时空内容的，时间是纪录片的第一要素，它与栏目化的纪实节目不同，栏目化的纪实节目，定时定点播出，制作周期短，关注的是正在进行的生活层面，结构较为自由，宽容度大，而纪录片对生命的本质关注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保证的，只有在一定的时间积累中，才能为观众提供一个人类生存的某个阶段的活的历史，才能保留生活自然流程的偶发性和丰富的细节，以及经过交流和反馈之后积累的情绪氛围，展现更为丰富的人文背景。
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都是有一定的时间流程的。
弗拉哈迪在其拍摄中有个预定的模式：住在拍摄地点，亲身体会当地人的日常生活，然后与当地人交往、建立友谊，此时才开始拍摄；而以36年的时间记录了高尔佐的孩子们的德国纪录片工作者认为其日常琐碎的记录的意义在于：人们可在时光流转之间获得对生命的体验与解释；认为“时间是纪录片的第一要素”的小川绅介，每部纪录片拍摄的时间长达三至五年，拍摄《古屋敷村》时，在山村住了好几年，租了房子和稻田，和农民一起种稻；我国的《山洞里的村庄》以人类学的视野，关注着山洞中这个村庄的生存状态，以一年的时间记录着在一些事态中人们的表现，想法和行为，保留其生活的全方位的原始信息；《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历时3年，由于在人物发生重大变动的几个阶段摄像机都在场，记录了完整的过程段落和细节，依照生活自身的逻辑发展来结构人物故事，在动态取材中使生活的各种原始信息得以保留，片子也因而有了生命力。其他像《远在北京的家》、《龙脊》、《神鹿》等都有一年以上的时间过程，在过程和细节中具有了一种记录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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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国纪录片《八廓南街16号》也是这样一种旁观式的记录。镜头对准了西藏八廓南街的一个居委会，摄像机在一种紧张的状态中，观察着这个党的最小的职能机构，这么一个党与人民的交界面，等待着事件的发生。对于片中在审讯小偷段落所采用的惟一一次双机拍摄，导演在成片后还叹其为缺憾，认为破坏了单机固定镜头对事件的等待。其他像《重逢的日子》、《龙脊》、《山洞里的村庄》、《影人儿》等也是在沉静的观望中，解剖了一个家庭，一个山寨、一个村庄方方面面，同时也物化了一段历史。
旁观式记录的目的是要对现实作直接的观察，从而让观众对现实有个直接的了解，其长处在于充分地还原了生活的原生态，保留了更深度的心理真实和观众自由诠释的空间，与此同时，旁观式记录在表现人物内心活动、情感及非现实时空等方面有许多不便，观众在接受过程中也可能因为那种强烈的不确定性而无所适从。
不同的记录只能说是针对不同拍摄内容，依据创作者的不同意图和追求而做出的不同选择。二者并无本质区别也无优劣之分，只是方式方法的不同，都是记录者接近真实的一种途径，引导观众介入事实的一种方式，而在大部分的纪录片中，这两种记录手法是融合在一起使用的，各显其长，其目的都是为了传达出记录者对于世界的看法。
就实质而言，二者对于生活的介入程度并无太大差别，旁观式记录的.巨大片比足以证明其个人声音的发出是在编辑台上实现的，而参与式记录则是在摄像机的镜头前就开始了。
无论何种记录方式都是以记录者对生活的尊重和真诚为前提的。任何纪录片的真实都是经过记录者重新编码后的真实，记录者的真诚是真实的保障，尤其在今天，这一点就更为重要。过去，摄像机等设备粗大笨重，合成图像需要专门的技术人员。那时，假如要“捏造”某个镜头或场景，需要摄像师或编辑人员共犯。但是，在制作设备小型化、高性能化的今天，制作者一个人可以轻易地完成摄像、录音、画面合成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更加要求纪录片制作人尊重纪录片的本质属性。
3、以科学手段进行的超常视点的记录。
现代纪录片更以科学的手段，超常的视野去记录人与自然，人与科学视野的素材。
人的本质力量常常会辐射在各方面，人与自然，人与动物、植物，与宇宙星空都能对话，纪录片的题材范围也越来越宽广，已深入到人的科学活动、野生动物、地理生态等层面，对历史、对心理、对生命等等进行科学探索。
譬如瑞典科技工作者拍摄的《爱的凯歌》，就是将摄像机同一个深入人体的，直径只有一毫米的内窥镜连接在一起，拍摄了从精子的产生到受精，从胚胎的形成到胎儿生长的过程，既真实又神奇；美国的《大白鲨》是将小型摄像机放在冲浪板上，绑在长竿上，在水中近距离接近鲨鱼，还将遥控摄像机绑在鲨鱼的背上，进行水下摄影，获得了一个类似于鲨鱼自身的主观视角，拍摄了一部既真实又有趣的纪录片；在英国的野生动物纪录片《洞穴里的狮子》中，创作者把摄像机放在一个可以遥控的玩具中，人远远的操纵摄像机追随狮子的足迹，拍摄它的日常起居、捕食、游戏等等，而关于植物的纪录片《植物行走》用了许多高科技手段，高速摄影、延时摄影，使一滴水慢慢落下，敲开果实，飞扬出种子，缓缓地四散开去，形成优美的节奏和韵律，仿佛植物在舞蹈。编导者还将植物拟人化，一颗深山溪流上的豆夹种子落入溪水中，顺着溪流，进入河道，擦过河马的身旁，进入大海，直达大洋波岸，生长繁殖，摄影机不断捕捉其行踪，从岸边、水下、空中拍摄，将高科技与新思维完美组合起来，给观众以清新的视觉和心理感受，它是用科技手段进行的纪实，是科学性的纪录片。
这种全方位视野以及与人文世界、自然世界、精神心理世界的对话，深刻地体现了电视纪录片所带来的文化品质，在文化交流、节目交换上有着广阔的市场。我国虽然也有《神奇的绿色之火》、《朱鹳》、《西藏的野生动物》、《雾海绿洲》等自然生态纪录片，在一个广阔的视野来看待生命、看待人自身，但目前的电视纪录片还多集中在社会生活领域，没有充分认知和实践电视纪录片的应有空间，这也是我们在纪录片工作中需要努力的。
随着制作和拍摄手法的多样发展，纪录片还在不断形成新品种。有的在大量的实拍和历史素材中，运用情景再现，表现某段无法实际拍摄获得的内容，营造某种情景氛围，增强视觉的感受，形成一种特殊风格的文化片，大多在表现旅游风光、文化遗产、历史人物的内容之中运用这种手法，像最近在《东方时空》栏目的《记忆》系列中播出的《梅兰芳》、《瞎子阿炳》等，就是这样的文化片；至于现在也有人对完全真实的素材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组织、摆布拍摄，使人难以用纪录片这一概念来涵括……对于这些新品种，需要我们根据实践的发展来进行定位和正名，认识到不同名目所蕴含的不同属性，既不能忽略这些新品种独有的生命力，也不能因此而对纪录片的认知产生偏差。
纪录片的这种多样化发展，正有待于电视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对其进行界定和研究，需要强调的是，不论出现何种新品种，不论什么手法，对于纪录片而言，它的基本特征是素材来自真实的生活，保证素材的原始状态，历史资料的真实性，即使是有扮演的段落，或电脑制作合成的内容，也应通过明显的申明显示出来，以便和观众取得认同；如果素材是组织、摆布、虚构、想象的，或者是把一些真实的素材当作符号任意割裂、组合，来说明自己观念的，则应属于艺术语言的范畴，这样结构而成的片子只能说是艺术片，而不是纪录片。
文化品质：电视纪录片:电视节目形态研究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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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纪录片《信仰》诠释了中国人是如何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如何坚守信仰，如何取得信仰的胜利。历史选择毛泽东和蒋介石代表各自的阶级和政党，用手中的枪杆和心中的信仰，用对历史的感触，和对未来的预测，在饱经风霜的中国大地上，在进行一次猛烈的碰撞，中国的命运也就取决于这两种信仰的博弈。这种信仰成了中国人寻找一条民族的独立和现代化的道路的'力量之源。
这部纪录片让我重新认识了我们伟大的党，以及那始终引导我们坚定不移的信仰。19，《共产党宣言》创造了共产党信仰的起点。1992年，邓小平曾经回忆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共产党abc》，正是以《共产党宣言》为起点，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不停的追寻，坚守自己的信仰，发挥了他永恒的魅力。
九十年前，南湖澎船里的仁人志士悄然酝酿着时代的蓝图。开天辟地慨而慷。《共产党员宣言》确立了中国人民自己的信仰，在这种力量的支持下，民族先锋队开始了救亡图存的伟大探索，革命面貌焕然一新。《共产党宣言》引导彭湃从一个富家子弟走向革命之路，从他烧田契开始，已经开始绽放出信仰之光。
19，中国共产党诞生，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坚定的信仰，揭开了中国现代历史的新篇章。
有了信仰，还要坚守，正是有无数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坚守自己的信仰，才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聆听着片中的入党誓词，再次心潮澎湃，历经各种时期，党的誓词也在不断修改，但毛泽东主席添加的“永不叛党”一句从未更改。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在用生命捍卫自己的信仰。方曾写过：死，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他在《可爱的中国》一书中说道：中国一定有个可爱的光明的前途。正是由于像他这样对信仰的坚守，他心中的光明前途现在已经出现。当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人都能坚守自己的信仰，像陈公博、张国焘等人，他们终将被历史所唾弃。
中国共产党创造历史奇迹靠的是什么？就是信仰。湘江战役陈树湘断肠而死，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陈毅的“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表达了对信仰的忠诚，张思德的为人民服务，刘胡兰的“怕死不是共产党员”，无不是对信仰的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奋斗的共产党得到了人民的拥护。
从苏维埃到民族解放，从新中国到五星红旗，无数革命先烈前赴后继去实践自己的信仰，共同的信仰让人们凝聚起来，为信仰而奋斗，就是为未来而奋斗。
我深信，在信仰的照亮下，在旗帜的指引下，我们将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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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拍摄者参与到所记录的事实当中，摄影机和被纪录对象之间形成一种亲密的关系，发掘事件的真实面貌，推动事件的进程，并将整个参与的过程拍摄下来，作为记录的有机组成部分。
参与式记录可以溯源至弗拉赫蒂的探险纪录片，是纪录片的主要工作方式之一，其极端发展即为50年代法国出现的真实电影，强调在人为的环境中发掘出隐蔽的真实。
参与式记录可以运用在各种题材的记录当中。
在现实题材的拍摄中，对拍摄事件的介入及与拍摄对象的亲密接触，都会给记录打开一个多维空间。
美国纪录片导演詹妮弗・福克斯在拍了一部9个小时的长片：《比尔和开瑞：一个美国式的爱情故事》，以真实电影的形式呈现一对黑人和白人及他们的两个女儿组成的家庭生活。导演fox用超8毫米摄像机自行拍摄，她的制片担任录音师。她们和这个家庭共同居住了一年的时间，次年又以一年的时间访问了他们的亲朋和同事，拍摄了850小时的素材，最后剪成了9小时的片子，以对日常生活的把握，折射出美国社会的种族融合现象。
90年代初的《望长城》，就是以长城内外普通人的追踪、采访、记录，发出了中国纪录片第一声呐喊，《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采访了315人，其中跟踪采访66人，展开了一幅在日留学生的生活画卷。
在历史题材的纪录片中，由于题材的局限，不可能获得太多的直接素材，更强调以参与式的记录来回顾历史，譬如法国纪录片《证词：犹太人大屠杀》，克洛德・莱兹曼用了1年来拍这部长达9小时的纪录片，全部是通过对见证人的采访而将历史再现于今天。这当然是个特例，其中所耗费的精力和财力可以想象。
我国关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纪录片也多采用了参与式纪录，大量采访相关人物，重访遗址遗迹，让史料在记录者所营造的环境中鲜活起来，重现历史的真实。譬如近期的历史题材纪录片《解放啦》，就是以对各色人等在“解放啦”这一特定历史时刻的所见所闻所感的采访、回顾，结构了全片，每个人对历史都有自己个性化的认知，由于采访，存留在不同人等不同记忆中的瞬间集合在了一起，同一个历史时刻，同一个历史事件就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走了过来，有一些复杂，有一些厚重，又有一些戏剧的况味。
参与式记录的长处在于纪录片工作者可以尽可能的去探究表象之下的真相，对表现内心世界、过去时空、以及赋予记录戏剧性情节性上非常有效，但由于是以对生活的介入而激发出一些非常态的东西，掌握不好，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生活的原生态。
2、旁观式记录。
即在对生活的记录中采用的是一种旁观的方式，也就是摄影机与被拍摄者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最好的就是争取把摄影机对被拍摄者的影响降到最低，剪接时强调一种连续性，从技术的角度就尽力避免表露作者的感情色彩和道德取向，尽量完整地真实地表现人物与事件的本来面目，创造一种包含着不同意蕴的现实模式。
旁观式记录起源于最初的纪录短片，并在6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直接电影中得到极端发展。“‘直接电影’的艺术家扮演的是不介入的旁观者角色，‘真实电影’的艺术家担任了挑动者的任务”。（《世界纪录电影史》［美］埃里克・巴尔诺）。
美国纪录片工作者怀斯曼一直坚持不做任何介入的直接记录，以视觉形象和片中人物的话语来呈现事件，其记录方式俨然已经成了一种信仰，体现了空前的执着与坚持。这也与他一贯选择的记录题材有关：学校、军队、警察、医院、监狱及为人们提供帮助的各种社会服务机构，以此探索当代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他的近作《缅因州的贝尔法斯特》中，一如既往地用镜头解剖机构和人，藉此得到“对20世纪最后1／3时间中美国生活的一个印象化概述”，其高达1001的片比保障了其信仰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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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已经进入了新阶段，对人们的思维习惯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种形势下，文化产业迅速发展起来，成为社会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用文化产业带动经济发展，说明我国社会产业结构的调整取得进展，经济发展模式正在转变之中。纪录片是文化产业中的活跃部分，深受人们喜爱，研究纪录片的策划选择题是非常有必要的。
1策划含义概述。
从现代意义的角度理解，所谓的策划就是在一些信息素材的基础上进行设计，形成一种思路、创意以及方法等，为后续的实际操作提供依据。这一概念被引入到电视节目创作以后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一名电视人需要长期研究的课题，选题策划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一方面，这项工作为节目创新提供了思路和方法，可以说策划已经成为节目创新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策划是节目制作的第一步，可以有效避免决策失误问题，提升信息及其他相关资源的利用率，可以说做好策划工作，一个电视节目就已经成功了一半。纪录片选题策划中，虽然由于节目固有性质导致创作的自由度受到限制，但是选择策划仍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实际上记录片是将真实事件以艺术的`方式再现出来，在不违背事实的前提下提高节目的感染力。总之，纪录片选题策划工作非常重要，是在现有信息上的一种选择过程或者说是一种创作过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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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纪录片不仅是视觉艺术，而且是听觉艺术。作为电视纪录片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对传播电视纪录片的影像意义与表达电视纪录片的主题内涵都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逐渐演变为影响电视纪录片创作与鉴赏的重要手段。随着电视纪录片创作实践的不断拓展与深化，电视纪录片已不可缺少音乐作为其中的元素。作为电视纪录片的重要表达手段，音乐拓展了电视纪录片的风格表现空间与主题表达视域。
通常而言，音乐给人们的印象似乎只是电视纪录片的一种若隐若现的点缀，一个若有若无的配角，但是，音乐实质上是电视纪录片的灵魂所在。音乐运用与调控得当，能够直接提升电视纪录片的艺术底蕴，丰富电视纪录片的思想内涵，使电视纪录片更加具有形而上的审美价值指向。因此，创作与鉴赏电视纪录片应该关注音乐艺术表现形式的开发与拓展，解读电视纪录片音乐的美学特征。
一、动态特征：音乐与影像的实时互动。
电视纪录片声音的三种构成要素为音乐、音响与语言。在电视纪录片作品中，声音与影像相互融合。由于融入影像，电视纪录片中的音乐已经不再是原本意义的纯粹音乐。换而言之，电视纪录片音乐研究应该立足于声音与影像的相互结合与实时互动而展开。音乐与影像既犹如两个单词，组合到一起就会产生新的意义，又类似一双筷子，需要在彼此协作中才能更佳地诠释电视纪录片。融入电视纪录片的音乐，获得了一个具有可视感的影像空间。音乐与影像的结合，使音乐在电视纪录片中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电视纪录片影像的空间转换涉足了电视纪录片音乐的时间流变。
电视纪录片的叙事往往以时间为轴线，来表现变迁当中的动感。作为电视画面来讲，这种空间感和时间感的拓展难度较大。而运用音乐艺术，来表现这种跨度，以音乐风格变化来实现场景的转换，则相对容易很多。音乐与影像的互相渗透与彼此融合在电视纪录片中的主要体现形式就是音乐与影像的实时互动。电视纪录片中音乐与影像的实时互动，将升腾跌宕而具备听觉美感的声音乐符跳动与生动形象而具备视觉美感的影像画面运动彼此结合，不仅使电视纪录片音乐的灵动性绘声绘色地表现于电视纪录片的叙事情节中，而且使电视纪录片影像的流动性生动传神地体现于电视纪录片的声音乐符中。电视纪录片中音乐与影像的实时互动，既鲜明地突出了电视纪录片的主题，又出色地显现了电视纪录片的基调，不仅使电视纪录片的形象更加生动活泼，而且使电视纪录片的意象更加丰富多彩。音乐空间是电视纪录片空间的独立单元。
二、感受特征：视觉与听觉的综合体验。
从本体特征来看，电视纪录片其实就是音乐与影像在时间与空间的共同演绎中塑造视听银幕形象。作为电视纪录片两种不同的媒介表现材料，音乐与影像是在相互协作中引发观赏者感知视听艺术魅力的。观赏者既要从影像中获得观赏电视纪录片的视觉满足，又要从音乐中强化观赏电视纪录片的听觉感知。由此而形成的电视纪录片音乐，将影像带来的视觉形象与音乐引起的听觉意象相互融合，实现欣赏电视纪录片的视觉与听觉直观体验的和谐统一。
电视纪录片的观赏者是结合着电视纪录片的镜头来感受音乐的，而音乐又强化着观赏者对电视纪录片的感受。电视纪录片音乐的听众就是其银幕前的观赏者，视觉与听觉的共同感知，呈现了电视纪录片音乐欣赏与一般音乐欣赏之间的差别。音乐的播放与影像的变化作为整体共存于电视纪录片作品的同一时空中，观赏者的听觉在感受音乐信息时，视觉也在感受影像信息。音乐与影像同时传递给观赏者时，视听器官运用大脑迅速交流与反馈，获得单纯用听觉感受音乐或用视觉感受影像所无法体验的复杂艺术感受。电视纪录片音乐不再是纯粹的时间艺术，而是蕴含了一般音乐所无法具备的视觉信息。音乐与影像共同塑造了电视纪录片复杂而综合的视听艺术形象，同时也给观赏者带来了复杂而综合的视听艺术感受。
电视纪录片当中特别强调了音乐空间延展的独特作用。非独立性和协调性音乐本身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形态，它的这一特性在表达和展示艺术气氛渲染艺术效果上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在电视纪录片的.剪辑制作当中，声音导演将音乐表演艺术家的音乐通过剪辑整合，把它们对于原作的理解和感受，通过恰到好处的表演，将音乐形象传达给听众，使听众获得艺术美的享受。电视纪录片中的音乐与通常概念下的音乐具有不同的艺术形态，它是专门为电视纪录片创作、编配的音乐作品，它既具备了一般音乐的特性，如长于表现而拙于再现、抒发情感、渲染气氛等，又具备了独特的具体可感性，它要表现完美的艺术形象，必须通过与画面及其它表现手段的有机结合才能实现。可以说画面与音乐的契合，是构成电视纪录片声音制作成败的关键因素所在。
三、指向特征：创作与欣赏的审美指向。
一般音乐的审美是人们单纯借助听觉而体验与感悟其所蕴涵的美学真谛的，属于抽象层面的审美过程。与一般音乐的审美有所不同，电视纪录片音乐具有独特的创作与欣赏的审美指向。电视纪录片音乐的审美指向，大体表现为两种类型：其一是电视纪录片音乐创作的审美指向。电视纪录片音乐的创作应该基于综合考虑电视纪录片的主题内容、风格特点与时代特色等因素，使电视纪录片音乐的旋律基调、演唱风格等与电视纪录片本身相符合。因而，电视纪录片音乐的创作具备了明确的审美指向;其二是电视纪录片音乐欣赏的审美指向。在电视纪录片中，音乐与影像通常是同时呈现出来的。电视纪录片音乐不仅烘托了电视纪录片的主题内容与环境氛围，而且展现了电视纪录片的内在意蕴与潜在旨趣，使观赏者产生一种多感官、全方位的共鸣体验。因此，电视纪录片音乐的欣赏也具备了鲜明的审美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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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的核心价值在于真实，在于记录正在进行的一段时空跨度相对较大的一段现实或历史。那么，无论是新闻纪实类的纪录片，还是历史文化类纪录片，都应立足当下，做到真实、可信，做到“真、善、美”。纪实化，是文化类纪录片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是纪录片贴近动态现实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是历史与现实结合的必然。文化类纪录片纪实化的主要表现特征为：
（一）从正在进行的一件文化事件入手，运用纪实长镜头切入对文化与历史的表述，让历史与现在交错进行；例如央视热播的《舌尖上的中国》大多以现实和过去相结合的表现手法，通过对传统和现代的饮食文化的交错叙述，让观众可以深切地体验到所讲述的事物的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现在一些文化类纪录片也大量运用情景再现的手法，将历史与现实一起呈现在观众面前，既提高了纪录片的可看性，也令纪录片的讲述更加有理有据，让观众感叹，看一部好的纪录片就像看一部电影，例如酒泉台摄制的纪录片《玄奘瓜州历险记》，选取了玄奘取经路上最险恶的一段，讲述初唐时期玄奘为西行求法，置朝廷通缉于不顾，夜半偷渡玉门关，历经九死一生，终达伊吾的传奇故事，和以往不同的是，这部纪录片不仅使用高清设备拍摄，而且运用了大量的剧情表演，再现了千年前的传奇故事。文化类纪录片还可以通过完整记录一个鲜活的文化活动，例如，婚丧嫁娶、社火、祈雨、祭祀等。
（二）充分运用自然的现场声音。现场声音是表达的另一个主体，因为电视是一种视听语言艺术，声音语言的作用不可缺少。今年年初，笔者拍摄的《尕海湖边的故事》中，效果声的运用就为节目增色不少。在尕海湖边拍摄冬候鸟大天鹅时，清晨清亮的天鹅叫声，顿时让冬天的尕海湖边响起了候鸟的歌声。如何能让观众也能体会到当时尕海湖边的这种场景，光靠唯美的画面是不可能做到的，《尕海湖边的故事》就将常规的效果声的音频指数略微提高一些，突出候鸟的叫声，充分吸引了观众的眼球。
（三）各种声音元素交错进行，扩展声音时空。比如表现崆峒山、武夷山、少林寺，声音除解说、音乐之外，还有钟、鸟、风、游人和做佛事所发出的声音，而这些声音是文化类节目内容的重要组织部分，也是纪实化不可或缺的元素。在甘肃电视台10多年前创办的.日播文化类栏目《美丽甘肃》中我们看到，天水台反映民俗的《年初一》就是因纪录而取胜，它充分反映了民俗中原生态的摇曳多姿。甘肃卫视的《中国西北角》栏目，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纪实化的元素也在大大增加。
二、文学化是文化类纪录片成熟的标志。
纪录片不仅需要真实的影像记录，同时也需要依靠文字的逻辑来推动纪录片的叙述向前发展，而仅靠影像是不能完成推动这一逻辑叙述的发展，所以纪录片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文学化的表述。文化类纪录片不是新闻专题，恰到好处的文学化是此类纪录片的必要因素。从《话说长江》到《望长城》，再到近些年出现的大型文化系列片《江南》《苏园六记》以及中央台9套节目的开播，我们可以看到，电视一直与各种文学类型相伴相生，文学化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类纪录片成熟的标志。《舌尖上的中国》播出后，“《舌尖》体”一时成为人们所喜爱的一种纪录片的语言表达方式，被观众们所喜爱和接受。文学化是编导对采访对象的发现、创造与想象，是对过往历史的复活。简单、沁人心脾的解说词，可以让观众更好地融入节目当中去。文学化是编导个人情感的投入，画面因情感而复活生动，节目因情感被长久记忆。
三、社会化是节目的深度体现。
社会化的过程是编导将纷繁的采访素材进行系统化的过程，它要求我们不要单一地看待一个问题，而是将采访素材纳入到广阔的社会学空间，来判断取舍，并阐释文化的社会含义。纪录片始终是小众的精英文化，社会化并不等于低俗和媚俗，而是需要更大胆地运用先进的高科技手段，用更完美的视觉冲击力去吸引观众，更好地满足和服务于人民大众。如今，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和4g时代的来临，电视也受到了新媒体的冲击，越来越多的纪录片开始在网络上放映，越来越多的纪录片开始运用高清数字化拍摄，运用电脑3d技术合成等。纪录片适应全媒体时代的要求，是纪录片社会化的一个有效途径。说到底，文化类纪录片最后的落脚点必须是对文化的、社会的、现实的透视、提炼、表述与发现，是对社会与时代精神的深度挖掘。中国纪录片应摆脱传统纪录片用冗长的数据或苍白的专家发言来讲述历史的做法，而是应该面对生活，真实地讲故事，这种表达方式才能促进中国纪录片未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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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纪录片要求自身有独立的严谨的结构和个性化的风格样式。纪录片一般都有较长的篇幅，独立成章，表现人文内容应有一定的结构力，有起始、发展、重点段落、某种结果等，创作者还要把握叙事的技巧，注意节奏和韵律，并根据不同的内容，不同的叙述方式，形成不同的风格样式。比如《神鹿，我们的神鹿》、《龙脊》、《阴阳》等影片，就各自有不同的风格。
其四，纪录片需要较大的精力和资金的投入，较长的创作周期和个性化的操作方式，因此，难以在日常播出的栏目化生产流水线上操作，事实上，现在各电视台都是组织一支精粹队伍，投入较大的资金，可以说是特殊形式的制片人操作模式，而且随着电视节目市场化的进程，社会投资、个人投资、独立制片人式的操作方式、市场化的运作方式，会成为纪录片的主要生产方式。
世界市场对纪录片的认同，也是更加人文化、个性化，更长的过程性，更大的时空容量的，所以纪录片应不限日期，不限题材，适于独立制片人的全身心投入。资金运作走市场，将是今后纪录片创作的走向。
基本记录方式。
撇开纷纭繁杂的表象，传统纪录片的记录方式可以分为两类，其一为介入其中的参与记录；其二为作壁上观的直接记录。
电视栏目纪录片的特性探析论文电视栏目纪录片的特点
弗拉哈迪的另两部比较出名的作品:《摩阿拿》讲述波利尼西亚人的生活,《亚兰岛人》描绘爱尔兰人的生活方式,它们都是纪录了离现实生活比较远的“远古部落”的“异国情调”,这一方面源于卢梭的人本主义,他们信奉“最原始的及最少开化的人们是最快乐的,他们也是最不会堕落的一群”,他们认为包括艺术和科学在内的所谓文明,其实是将人类拥有的善良本质毁损殆尽,所以他们更愿意在纪录片作品中展示异域民族的传统文化,歌颂人类在依靠直觉和传统中所学习的技巧来生存。[2]另一方面,当时大众传播还不发达,人们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以此类内容来组织影片,比较容易激起观众的兴趣,获得较好的收视率。
这是对纪录电影产生初期的题材选择的简要分析,但是当纪录片遭遇电视而发展至栏目化,纪录片的题材选择也在发生着变化。
当人们习惯了在《沙与海》中《流浪北京》,厌倦了在《天安门》前寻找《彼岸》,忽然有一天眼前一亮:咦?邻居大妈怎么出现在了电视上?于是,这种讲述现实生活中家长里短的琐碎小事的节目一下子吸引了人们的眼球,而以收视率为支撑杠杆的栏目纪录片不得不迅速改弦更张,将目光从“天涯海角转到家门口”。
纪录片的极大成功出现在90年代初,当时社会正处于转型阶段。80年代中期以前,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让人与人之间变得没有差别,人们只需要了解邻居就可以了解到整个国家。而到了90年代后期,人们已经开始体会到社会转型的种种阵痛。中央电视台原纪录片编导刘春认为,90年代初期的纪录片之所以会取得成功,在于“购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走向商品化的;医疗保险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让大家不再有医疗报销;种种福利制度都是在那个时候表现暧昧性质的转移,开始从计划走向市场。[3]这种人心里的普遍仓皇,引起了个人心里的悲伤。在仓皇和悲伤之中,人们前所未有地关注自己的日子”。所以这段时期的纪录片更像是观众心理的一面镜子:从他人的生活中折射出自己的状态。这个时期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类型的纪录片正好迎合了老百姓的这种心理状态。
此外,电视这种传播媒介为受众提供了一个相对私人化的媒介环境,在这种媒介环境中,观众更容易接受那些大众化的、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而传统的那种具有很高的文化品格的纪录片在电影院里收看会更加合适。
所以栏目纪录片创造者纷纷收起长线,把眼光放在自己身边的普通百姓身上,从这些小人物身上挖掘出有价值的东西,再经媒体抛光、放大,在受众群中形成一定的影响。这是电视纪录片栏目化以后在题材选择上的主要取向。
二、“烹制快餐”--由故事转向情节。
栏目纪录片都有一定的时间限制,不能像栏目外的纪录片那样为了表现真实而把整个故事过程原原本本地展示出来,尤其是短时长的栏目纪录片营销的就是“情节”,而不是“故事”,它要求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让观众获得最多、最直接的信息,并尽可能在第一时间内就吸引住观众眼球。“人们不是怀着研究的目的看电视的。他们是在同家人,同朋友一边聊天或一边用早餐时收看电视的”。所以电视的观赏方式是那种追求消遣娱乐的软化和放松的单纯游戏过程。那种单调的长镜头只能被观众的遥控器无情地毙掉。好莱坞的商业制作技巧开始被中国纪录片编导们不约而同地采用:矛盾的展开、线索的缠绕、不懈的追查、谜底的揭晓,解说词迅速进入、主持人频频出镜,可能是一个并不怎么迂回曲折的故事,但在情节的安排上一定要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栏目纪录片的叙事节奏不能过于缓慢。长镜头在栏目纪录片里备受冷落,一是由于栏目时间长度的限制,长镜头虽然记录了生活的原生态过程,但往往太过拖沓,不利于故事的叙述;二是因为长镜头容易让观众产生倦怠感和视觉疲劳。栏目纪录片创作者的制作要求逐渐倾向于“事件必有悬念,而且悬念必须是一个接着一个”。节奏不仅是快慢的问题,而且是与纪录片编导生计紧密相连的商业性问题。
三、“大众口味”--由深刻转向普遍。
电视栏目纪录片的立场首先是迎合大众,这与传统纪录片的精英文化视角有很大不同。
我们说电视栏目纪录片有三个关键词:(一)电视;(二)栏目;(三)纪录片。
电视传播是一种大众传播,它的信息可以扩展到整个社会中去,同时,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电视与其他媒介相比有一个巨大优势:即声画信息的直观传播。这使得电视迅速赢得了受众的喜爱,而且电视对受众的要求不高,所以电视具有很强的普遍性。但同时,由于电视具有转瞬即逝、不易保存的特点,电视不适合传达深度信息,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打开电视只是为了消遣和娱乐--看看情景喜剧、肥皂剧、戏剧、音乐电视、电影、体育报道、智力竞赛节目等,目的是要获得身心放松、心理逃避、享受、愉悦、消遣或诸如此类情趣。[4]所以电视的娱乐本性正力图渗透到所有的电视节目领域,电视节目的深刻性逐渐降低,转而越来越注重大多数人的收视需求。
栏目化则更注重纪录片对大众的效果以及商业影响,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所以在栏目纪录片的创作观念上,更倾向于创作一些为多数受众所喜爱的大众化的片子,叫好又叫座;在题材选择上从远古部落、异域文化逐渐转移到现实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平凡人物;在叙事方式上着重于“讲述一个好故事”,满足人们听故事的欲望,而不是电影镜头语言的尽情展现;在主题定位上更倾向于通过表现平凡生活中的小人物来映射时代的变迁,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的变化。纪录片似乎一下子从天涯海角回到了家门口,人们逐渐从纪录片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缺少了一些深度,却增添了一些亲切。
而栏目所固有的拍摄周期,也使得一些纪录片达不到该有的深度,那些获奖的优秀纪录片一般拍摄时间都比较长。有些纪录片甚至拍摄几年、十几年,这些纪录片的.深度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它们的拍摄时间。而栏目纪录片创作者缺乏这样的自由驾驭时间的权利。
中央电视台的孙玉胜说:“检验栏目纪录片的好坏,应该还给大众,而不是创作者自己架设的神坛,把纪录片变成观众看的平淡无奇,而创作者却能从中进行哲学思考的玄学。”
追求大众口味,满足大众需求是栏目纪录片的必然发展趋向。
四、“委曲求全”--由个性化转向标准化。
传统纪录片充斥着个人化的风格和意义表达,传递创作者个性的思考和观察方式,是创作者个性的抒发,叙事结构一般是开放式结构,事件结局和结论不是由作者给定,而是由观众根据作品所提供的事实自行判断、推理、想象。就像任远所说的那样:“纪录片应当省去的是结论,留下的是思考。”可在电视产品极大丰富、过剩的时代,人们的审美感知逐渐麻木,他们逐渐放弃必要的积极思考和主动参与,为此,很多娱乐节目日趋热闹、刺激、搞笑,很多新闻节目也呈现出信息量大、节奏快的特点。这种传播环境,使得大量的栏目纪录片转向了封闭性的叙事结构。因为人们在收看电视栏目纪录片时,更倾向于在十几分钟或几十分钟内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时间、地点、原因、经过和结果,而不是还要浪费脑筋来猜、猜、猜,所以很多栏目纪录片采用封闭式结构叙述故事,将事件结局、结论直接表述出来。任何创作者的个性只能向栏目统一的标准看齐,受众并不想在片子中观看你的个性。
另外,栏目化运作容易培养一批固定受众,对于这些固定受众来讲,他们已经接受并习惯了栏目统一的风格样式,如果创作者一味地要抒发自己的个性,而破坏了整个栏目的和谐性,就很容易使受众流失。所以,在纪录片遭遇大众传媒、被商业化再造之后,不得不委曲求全,做出让步,牺牲自己的个性而成全栏目整体的标准与和谐。
综上,电视栏目纪录片首先是一个电视栏目而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纪录片,它采用纪录片的创作方式,主要运用客观纪录的手法完成对受众的传播,它与传统纪录片的不同之处在于,电视栏目纪录片虽然力图呈现生活的原汁原味,但是它不是自然主义的奉行者,而是具有明确传播意图的劝服引导性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纪录片为符合电视栏目传播特性,不得不对自身进行由内到外的改革,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赢得受众青睐,完成传播过程,实现传播效果,收获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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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镜子观后心得总结
最近中国首部深度探讨家庭情感教育的真实电影《镜子》在央视cctv-12频道《天网》栏目上映，该纪录片分三集讲述了各种“问题”孩子被强制带入训练营的事情，让人感受颇多。笔者并非心理专家、也非教育相关职业，所以本文仅仅是带大家了解一下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纪录片，以下内容为业余观点。
女儿今年6周岁半，刚上小学一年级,在教育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最深的体会是：
一、温馨、和睦的家庭环境是孩子健康成长的源泉。
家是孩子们主要的活动场所，家庭气氛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孩子的身心健康。父母绝不能经常在孩子面前拌舌头吵嘴，那样会使孩子产生恐惧、自卑甚至厌恶的心理。不仅会疏远孩子与父母之间的感情，在同伴之间还可能会出现偏激行为现象。给孩子一个安全、舒适、温暖的家，是教子的第一步，家人之间要相亲相爱，和睦相处。在这方面，我们是以实际行动让女儿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
二、逐步培养孩子的优良品德很重要。
女儿从3周岁起上幼儿园,步入正规的教育系统，我们要为她的人生的第一步打好基础，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培养她一些优良品德，借此也可改掉“以自我为中心”的当代独生子女的通病。比如：给她讲讲“孔融让梨”的故事，并付诸于实际行动，让她知道尊敬长辈的道理;告诉她帮助别人是件很开心的事，让她知道应该助人为乐;在和小伙伴之间嬉戏时要相互谦让等等。闲暇时，常和女儿做连句的游戏，我说上句：“妹妹摔倒了。”女儿连下句：“我马上把她扶起来。”……乐此不疲。
三、让孩子“自己来”，培养孩子的动手和自理能力。
成人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直接影响到孩子是否会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成人重视与否，教育方法正确与否，首先是观念问题。有些家长望子成龙，学习上不断加大压力，生活上关怀备至，却将良好行为习惯置之脑后，听之任之。我认为孩子爱劳动良好习惯尤为重要。让孩子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不仅能够培养孩子的劳动习惯和勤劳的品德，而且可以培养孩子的独立性、责任感、自信心、意志力等良好素质和各种能力。因此，在我女儿很小时，我就开始让她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如：收拾玩具、穿衣、洗手绢、洗袜子、整理床铺等，当然，孩子干活常常不一定能够干不好，就此我们不能以成人的标准去评价他们。只要孩子作出了努力，家长就要充分肯定。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挑战，需要孩子付出很大努力。
四、让孩子少一点压力，多一份轻松。在学习之余要注意让孩子适当放松，每晚抽出半小时进行散步、慢跑，并利用这一时间，了解孩子的精神需要，并经常和孩子谈心，随时观察其身心的变化，善于利用生活小事，敞开心扉，学会用欣赏的目光看待自己的孩子，善于捕捉她身上的闪光点，不要将子女与别人的孩子相比，将子女的现在和过去进行比较，纵向看进步，及时发现和肯定自己孩子所获得的任何一点成绩，使孩子感受到我们的赞美和鼓励，提高孩子的自信心和良好的学习习惯。
孩子的心田是敏感的，撒下什么样的种子就会开出什么样的花果，就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因此，我真诚地希望家长们撒下的是美丽、善良、友爱的种子。让美丽、善良、友爱的花开满孩子的心田。不要让“望子成龙”的心理变成孩子的压力，顺其自然，因材施教，让孩子轻轻松松学习，要相信：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
国家安全教育日纪录片总结
4月14日午时3时20分，我们海西小学组织学生观看《国家安全教育课》，《国家安全教育课》由火箭军指挥学院军事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军事战略专业博士生导师邵永灵主讲。
《国家安全教育课》这部影片讲述的资料有：我们的国家此刻正面临着一些安全问题，反导系统的威胁，造成我国到侵蚀；不法分子入侵，使欧洲一带受到恐怖袭击；反腐败电视剧《人民的利益》受到人们的好评……还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国家安全。影片生动地给我们诠释了：“国家安全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并且给我们详细地解说了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土安全、社会安全、网络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的现状。
《国家安全教育课》这部影片告诉我们：国家安全十分重要，它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它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仅有我们每个人都一齐齐心协力来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才能更好地生活！
纪录片论文的参考文献
社会实践调查报告的标准格式:。
1、题目应以简炼，概括，明确的语句反映所要调查的对象，领域，方向等问题。
题目应能概括全，引人注目。
2、前言（背景和目的）主要包括研究背景和目的。
背景介绍应简明，扼要，切题，背景介绍一般包括一部分重要的文献小结。
调查目的:阐述调查的必要性和针对性，使读者了解概况，初步掌握报告主旨，引起关注。
3、方法详细描述研究中采用的方法，使读者能评价资料收集方法是否恰当。
4、结果与讨论结果与讨论可以放在一起写，也可以分开写。
结果和讨论分几节来完成。
一般采用描述，分析，讨论来写。
描述:描述事情的发生发展过程，描述调查人群的人口社会学特征，描述调查事物的特征对比:历史对比他人研究对比本调查中不同特征人群对比推断:在对比的基础上进行统计推断（前提条件:调查样本具有代表性）讨论:反映作者学术思想的深度和广度。
要紧紧围绕结果，以及可能有争议的'主要问题进行讨论。
讨论时应注意以下几点:把调查结果上升到理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揭示内在联系。
与他人结果相矛盾的地方，讨论发生的原因和理论依据。
要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论点明确。
5、结论与建议结论用扼要的文句把论文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切忌重复文章内容。
文字结构应该准确，完整，精练，高度概括文章的主要目的和结果。
建议为政府决策提出科学建议进一步深入研究提出建议。
6、参考文献列出主要理论依据和方法，以及有争议的论据。
7、附录在论文中只有局部使用或完全没有使用，但又与论文有关的具有科学价值的重要原始资料，数据，如调查问卷，访谈提纲，复杂的公式推导，计算程序，各类统计表，统计图等都可以放在附录中，有利于说明和理解调查报告，又可提供有用的科学信息。
纪录片镜子观后心得总结
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分享了观看《镜子》的感受：“我的感受是非常真实，因为这种跟踪拍摄中间没有太多的造作……我觉得这部片子值得中国的家长们看一看，因为对于孩子教育的启示还是蛮深刻的。孩子都是好孩子，就看家长是不是好家长。”以下是我对于《镜子》的一些心得：
一、给孩子一个和谐的家。
孩子的健康成长，最最离不开祥和安全的家庭环境。首先是和谐安宁的家庭氛围给他以心理上的安全感与幸福感。要让孩子全面发展，和谐家庭至关重要，建立温馨的家庭。才能让他们有信心、有兴趣学习，在家中，不但要给孩子和谐愉快的学习空间，而且还要尽可能地培养孩子的基本生活技能，有自理能力，有克服困难的意志，有爱心。再次，要抽出时间来陪伴孩子学习和游戏。文化知识固然重要，但游戏对孩子来说必不可少，父母要让孩子在学习和游戏中得到成功的喜悦，使孩子在学习和游戏中充分找到乐趣。让孩子觉得生活在家庭中的幸福感。给孩子一个愉快的成长空间。
二、父母教育子女要有耐心。
初中阶段是孩子们“翻坎”的阶段，由于种.种原因，学习成绩有所下降，家长心情比较着急、浮躁。孩子与家长之间出现了对立的情绪，这时的家长应先冷静下来，学会耐心等待孩子的成长。平时与孩子相处时总会发现孩子的不少言行不符合父母的意愿，有时甚至无理取闹。但父母应该给孩子辩白表达的机会，耐心地听取孩子的意见，要让孩子在父母耐心的说服教育中感受到自己的过错，进而主动改进。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和付诸的行动往往起着关键性作用。同时，学校的教育也是同等的重要，只有双方共同努力才能出效果。
三、培养孩子良好的自信心。
在孩子的成长中，家长要引导孩子无论干什么不但要用心而且要尽力，即使结果不是最好的，但只要努力了就是最棒的，只有让孩子们跳一跳，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孩子才能体会到成功的喜悦，从而建立起自信心。当孩子有了错误时，家长也不要过于斥责孩子，首先要教育孩子有承担错误的勇气，然后再帮助孩子分析错在哪里，为什么错了，会造成什么后果，以后应如何改正错误。多鼓励自己的孩子，看到他们的进步，肯定他们的成绩，不要盲目地批评他们的努力和失败。给孩子树立信心，自信心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不能够让孩子害怕做一件事，因为其可能失败，而应该让孩子乐于做一件事，因为其可能成功。正因为这是一个渐进的培养过程，因此，需要我们无论在生活的小事上，还是在游戏、学习中，都需要始终注意这一点。生活中，孩子需要帮忙，需要爱，作为父母不是全盘代替，而是进行合理的关怀和训练，要让孩子知道自尊和自信是自己用行动树立的，而不是别人能给予的，这样，才能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健全人格。
纪录片论文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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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题材纪录片的文化责任论文
每个个体都生活于较为固定的场景中，每个场景都有自己的文化，在场景中久了，自然便会形成与场景文化相一致的文化心理。对少数民族民众而言，民族便是其所在的基本场景，因此具有各种各样的民族文化心理是民族民众的基本特征。场景文化依附于外在物质条件，当外在条件发生改变，个体熟悉的文化氛围转向陌生，个体原有的文化心理和现有物质条件上所承载的文化便会形成冲突。特定文化环境中的个体在进入新的环境中时，其必然面临文化心理的适应问题，根据外在条件适当调整自身的文化心理，使自身融入到新的文化环境中，是每个个体在环境发生变化时都必然面对的问题，城镇化中的民族民众也不例外。城镇化的本质是在工业环境下把民众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由农业方式向城市化方式转变的过程，城镇化的过程也是农民融入城市化的过程。与少数民族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相比较，城镇化所带来的变化无疑是巨大的，从居住方式到生产方式，多数少数民族的物质生活被彻底改变。
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变意味着少数民族和其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距离越来越远，依附于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上的人际关系、风俗习惯、价值体系随着原有生活图景的远去而在城镇化环境中面临着无处搁置的困境。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城镇化不仅是物质方面的城镇化，更需要在精神意识方面的城镇化，城镇化进程中的民族民众必须适应和调整好民族文化心理，由此才能在新的环境中安居乐业。民族民众在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心理适应可以简单理解为个体熟悉并按照城镇化文化设置生活的过程。
一、城镇化对民族民众的文化心理影响。
（一）居住方式影响。
少数民族所居住的区域多是偏僻、地理条件较为恶劣地区，人口较为分散是民族民众分布的普遍现象。在乡村社会中少数民族民众虽生活条件艰苦，但在居住方面各自独立，按照宅基地各自修建自己的院落。这样的居住方式使得少数民族民众在物质外在上形成了较为自由封闭独立的私有空间，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文化心理是保守的、独特的。由于城镇化的人口集中化特征，在少数民族民族城镇化的过程中，民众原有的居住方式发生了改变，由原有的独家小院居住方式向社区居住方式转变，原有的独立院落变成了和他人共同居住的楼房，原来散居的人群集中居住于社区，这样的居住方式改变使得少数民族在生产生活上都有了极大的改变。城镇化的居住方式使得民众原有的生活方式有所改变，如土家族的火塘文化在城镇化进程中由于居住条件改善，不需要再设置火塘，火塘消失，与火塘相关的文化表现也随之消失，火塘文化下面潜在的心理意识在城镇化中难以表达。另外城镇化相对公共化的居住方式与民族民众保守的文化心理有所冲突，因此在原有居住方式上所形成的文化心理因居住方式的调整而难以适应。
（二）风俗习惯影响。
在民族传统的生活场景中，因民族生活需求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及节庆习俗，在这样的生活习惯下，民族民众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思想意识文化。民俗和节庆已经成为少数民族民众原有的文化心理的外在使然，通过这些习俗活动，民族民众表达着自己对民族各种各样的情感。因此在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中实际上蕴含着各种各样的民族文化心理，风俗习惯是民族文化心理的载体或出口。而在城镇化进程中，游牧民族不再游牧，狩猎民族不再狩猎，与游牧生活和狩猎文化相伴生的各种风俗习惯也随之消失，大多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城镇化进程中因缺乏相应的物质条件而逐渐淡化消失。民族风俗习惯的淡化或者消失，民族民众的文化心理不仅缺失了表达的窗口，也丧失了滋养的土壤。与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相对应的是城镇化的现代文化环境，这样的环境必然会使民族文化心理不适应。
（三）交际环境影响。
少数民族特有的生活环境使得少数民族民众在交际方面多有不便，民族民众因此也形成了小范围内的熟人交际和定期扩大范围的联欢等交际活动。以西南少数民族为例，当地多个民族于深山峻岭之内，交通上的不便使得民族民众的日常交际往往局限于有限的几户人家，交际是人群的本能，为了有更多的交际机会，多数少数民族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节庆聚会习俗，以便于民族民众的婚恋交流等。草原民族同样也有自己交际环境方面的特征，游牧生活方式使得草原民族难以有更多的人群集中居住，于是便形成了那达慕大会等节庆大会来促进民众交流。少数民族各种各样的交际方式下形成了相应的的人际关系交流心理和秩序观念。而与少数民族原有的交际环境不同的是，城镇化进程中，为了让更多的民众享受现代化所带来的便利，使更多人享受公共设施，必然要把更多的人群集中在一起，城镇化的'方式颠覆了民族原有的交际环境。城镇化所带来的人口集中化也使更多素不相识的个体聚集在一起，而这显然和民众原有村落居住时少数的熟人社会有很大区别。城镇化下交际环境的变迁使得民族民众原有交际观念和思想与现实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冲突，冲击了民族民众固有的社会交际心理。
二、城镇化进程中民族民众的文化心理适应与调整。
（一）坚持开放性的文化心态。
在现代技术条件支持下，多元文化共存是大势所趋，每个个体都必然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文化冲击，并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找到合适的相处模式。
少数民族民众在民族文化环境下所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适应民族传统的文化环境，但是在城镇化进程中，还以这样的民族文化心理模式来应对新的环境，显然是不够的，新的交际环境，新的文化条件意味着民族民众如果坚守原有的文化心理模式，不能对其他文化有所包容，必然要受到各种文化的冲击，在各种各样的文化冲突中，对于民族民众的结果只有一个：难以在城镇化环境中很好地生存和发展。民族文化心理所对应的是民族传统文化场景，如果在城镇化环境下依然固守民族文化心理，用固化的民族文化心理模式来应对各种各样的新变化，无疑是刻舟求剑，自然难以在新环境中适应下来。文化心理源于文化在心理层面的投射，对于民族民众而言，要在城镇化进程中适应并发展，就需要秉持开放性文化心态，去认知和理解现有城镇化环境的文化，从新文化中汲取营养，丰富现有的文化知识，开放性的文化心态将更有利于固有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新环境的和解，从而使民族民众避免与新的文化环境形成心理僵持。
（二）继承民族文化心理的精髓。
多数少数民族长期居住于较为偏僻和封闭的民族地区，在浓厚的民族文化环境下形成了特有的民族文化心理。这种民族文化心理支配着民族民众的一举一动，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民族人文景观。民族文化心理与民族传统环境的同根性意味着在民族传统文化环境下的民族文化心理表现与环境是和谐的。但是城镇化更多的强调众人的参与和交流，城镇化目的是为了更多的民众聚集在一起，享受较为先进的公共设施，改善其物质生活条件，同时在其物质变化的过程中，转变其固有的生产生活观念，使其形成与新的环境相一致的生产生活方式。由于多数少数民族民众与大众生活的区别较大，因此对少数民族民众而言，城镇化相比较其他普通民众而言所带来的变化更多。在城镇化过程中，由于场地及生产方式改变，民族原有的风俗习惯被淡化或以其他方式取代。因此城镇化环境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冲击更大，民族民众在城镇化环境中更需要对自身的民族文化心理进行调适。文化无高低之分，虽然少数民族文化相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力较弱，但是民族文化维系着少数民族在艰苦的民族环境中世代沿袭。在民族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民众用自己的智慧和经验形成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是民族赖以存在的内在支撑，历史岁月已经证明了民族文化的无可取代性。民族文化心理是以民族文化体系为根所形成的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宗教信仰、审美情趣、文化性格等，文化心理是文化在心理层面的投射，文化心理的表现也是文化的表现。虽然民族文化心理并不能完全代表文化，但是在文化心理支配下所形成的民族历史行为和表现已经证明了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性。城镇化进程中，由于外在环境的改变，民族民众原有的文化心理和新的文化环境产生了冲突，但是这并不能否认民族文化心理的价值，民族文化心理是民族存续的精神支撑。因此在城镇化进程中，不能对民族文化心理予以完全否定，民众的民族文化心理需要给予合理地引导，在尊重文化心理本质的基础上，对民族文化心理予以适当继承。
（三）糅合城镇文化的新元素。
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主要是民族文化作用于民族民众心理层面的结果，要使民族文化心理和新的城镇化环境相契合，就需要在民族民众的心理层面上接受城镇化所带来的新文化，并使之内化，当新的文化也成为民族民众文化心理的一部分时，民族民众的文化心理自然与城镇化在内在上达成一致。与城镇化所对应的文化是现代文化，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文化，是现代文明的代表，相较于其他文化，更加丰富，更加先进。
在对各种有益文化成分的吸收内化中，城镇化所代表的现代文化自然会和民族民族原有的文化心理融合在一起，城镇化所带来的的文化心理的不适应问题自然便难以发生了。
（四）采用合理的心理表现方式。
意识支配行为，而行为对于意识的表达有多种形式。民族文化心理支配下促使民族民众形成各种各样的行为活动，民族场景下形式各异的宗教祭祀活动以及节庆活动中的各种表演形式都是民族文化心理的外显。在城镇化之前民族场景下民族文化心理支配下所形成的各种文化仪式活动都是和民族场景相吻合的，但是同样的文化心理表现形式在城镇化这个新场景中往往会形成不同的表达效果。民族文化心理关涉着民族民众的行为模式、价值选择和人生态度，虽然行为模式是民族文化心理的外显，但是就行为模式对于民族文化心理的价值而言，其更多地是文化心理的展示，对于文化心理本身并没有决定性作用，这就意味着对于民族文化心理的继承，并不一定要完全继承它的表现形式。而在现实场景中，文化心理方面的冲突往往源于文化心理形式表达，以民族宗教信仰为例，多数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在城镇化中如何处理宗教问题是民族民众心理适应的重点问题。宗教信仰是民众内心对于世界及未来的精神认知，信仰的关键在于民众在内心的理解和认可，相对应地，宗教法器及宗教仪式都是宗教信仰的外在表现或表达方式。个体的宗教信仰并不意味着大众的信仰，当个体的信仰以较为突出的方式呈现于大众眼前时，往往容易引起非议或误解，因此对个体而言，坚持信仰是必要的，但是在信仰表达方式方面也需要考虑大众的感受，以大众能为接受的方式出现可以使个体的行为更容易得到大众的认可。民族民众的文化心理由来已久，这种心理不会因城镇化进程而立即中断，但是对于民族民众而言，更重要地是意识到文化心理在内在层面的价值意义，而不能仅仅执着于形式的固守，新环境下新的文化心理表现形式更有利于文化意识或现象得到大众的认可。
结束语。
少数民族文化心理是民族文化影响下民族民众固有的文化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等，文化心理是民族维系的内在精神支撑。城镇化进程对于民族民众生活场景的改变，改变了民族文化心理原有的场景，使得民族民众产生了文化心理方面的不适应，对于相关问题的解决不是否定或忽略民族文化心理的存在，而是在正视其前提下，对其进行合理引导，使民族文化心理与新环境融合，由此少数民族民众才能从物质到精神彻底地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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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文章(文献类型标识：j)[序号]主要责任者。题名[j]。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任选)。
(2)专著(文献类型标识：m)[序号]主要责任者。题名[m]。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3)论文集(文献类型标识：c)中析出的文献(文献类型标识：a)[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a]。论文集主要责任者(任选)。论文集题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析出文献起止页码。
(4)学位论文(文献类型标识：d)[序号]主要责任者。题名[d]。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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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未定义类型的文献(文献类型标识：z)[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z]。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电视栏目纪录片的特性探析论文电视栏目纪录片的特点
电视栏目是人类利用电子技术手段获取信息，传播信息，满足生活、享受、发展的需要，诉诸人类视觉感知的精神产物。对于电视而言，为满足合适人和社会的需要，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栏目。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电视人已经从业务实践和理论探索过程中，得出了一个宝贵的经验：要吸引创造好的观众收视率，就需要电视栏目围绕不同的受众群体和需求层次进行的精确定位，创造好的品牌栏目，名牌栏目来塑造电视形象，从而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品牌栏目作为电视媒体的支柱产品，是电视从业人员一直的理想追求，品牌栏目如何办，怎样将它办好，就成为电视人攻克的难题，为广大受众服好务的课题。
1定位。
定位，中山大学教授中国营销研究中心cmc主任卢泰宏说：“要想在激烈竞争的今天，能够坚实的把收视率牢牢的占据在自己的阵地上，我们就不能不在节目的制作过程中不断的审视”定位“的重要性。”
（1）定位要准――名牌栏目的生存之需。
一个栏目要想进行准确的定位，就需要确定自己所办栏目的风格，一定要及时的把握电视市场的风向标，确实的知晓电视受众的各种需求。
市场定位，一个电视栏目开办的目标，是仅仅以社会效益为目的，还是以经济效益为目的，或是要达到这两者并举呢？很显然，就要对电视台所开办的栏目进行市场定位，寻找两种效益的契机点，谋求二者合得之利。
观众定位，“电视也最显着的特点是观众的市场越来月细分，而且将目标受众定位于’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群落。”顾客是商品的上帝。那么在电视市场里，就可以说，受众是电视栏目的上帝。开办一个电视栏目，就要有明确的受众定位，办栏目者受众群体进行细致的调查，根据他们的职业、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兴趣爱好、观赏口味等进行市场细分化，从而确定出准确的受众群。
（2）个性要鲜明――名牌栏目的核心竞争力。
如何制作出富有个性而又风格独特的电视栏目，是电视人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而在诸多影响栏目个性特征的因素中，电视编导的个性特征，主持人的个性风格，电视栏目的文化特质等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将这些个性特征很好的应用在电视栏目里，才能获得好的收视率。
编导的.个性特质，“电视栏目要具有个性化特征，首先要拥有一批具有创作激情，又勤于思考，善于思索，勇于探索的电视编导群体。”对于编导来说，在任何条件下，去激发灵感的源泉，去结构触发灵感的网络是很重要的，灵感的火花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在文化的不断积淀，艺术感知能力的不断加强，行为见解的不断超脱之后才爆发出来的。所以一个好的编导就要跨越思维定式和行业局限，从而谋求个性化的突破。
“节目主持人与其他媒介人物不同，他是节目的主体、灵魂，因而具有具有特有的特性。”一个电视栏目也因为主持人的个性风格而形成了栏目的个性化特征。如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李咏主持的《幸运52》，等。他们通过自身的语言、情感、形体风格，在荧屏上塑造出个性鲜明的形象，从而吸引众多的电视观众。
（3）机制活――名牌栏目发展的动力。
“重视电视媒体的人力资本，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激励机制”。要想真正打造一档品牌栏目，就需要电视媒体注重经营模式的市场化，人员设置的合理化，激励机制上的透明化。
一个电视栏目的成功打造，“以人为核心”的价值理念不能丢，只有将人的因素重视起来，以人性化的管理模式和协调机制，才能将一档栏目推向名牌。
2品牌塑造。
品牌塑造，“品牌”是一个经济学名词，是企业产品经营的一个概念，它包括名称和标识两部分，是指产品与服务的名称及其标识，用以同竞争对手的产品或服务相区分。伴随着传媒业的飞速发展，电视台想在激烈的竞争中不被淘汰出局最中要的就是要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品牌栏目。
（1）内容为王，以内容至上为原则。世界最著名的品牌管理公司美国奥美传媒集团认为：一个强势品牌必须具备品牌知名度，品牌认知度、品牌联想度和品牌忠诚度。而从这四个方面的产生都必须依靠内容。在内容为王的今天，凤凰卫视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品牌，央视新闻频道为何能够得到世界广泛的关注，这都归结为内容上的优势。《新闻调查》有过这样的口号，即新闻内容上的“三性”，新闻性、故事性和调查性以至到它后来的“主题事件化，事件故事化，故事人物化。”这在它的最初选题上都有详尽的体现，也是它一直能够保持很高的收视保证。
（2）打造明星主持人，电视媒体品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主持人、现场记者他们即是电视产品的制造者，又是电视产品的传播者，同时还是电视品牌形象的主要体现者，主持人的个性形象是电视品牌内涵的最好诠释者。
（3）老品牌的创新与开拓，“如果说品牌代表着一系列的信仰和价值，则创新可以视为对价值的合理追求。”按照马斯洛的人本需求理论，人的需求是不断升级和发展的，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人的需求和价值索取也在提高和增长。“’过去曾经合理的价值品牌承诺可能成为新的需求发展的障碍’，而价值创新就是’用新的品牌价值去满足人们对原有产品和服务的更高价值目标的追求。”从这里可以看出，创新是品牌最重要的核心价值。
一个老品牌也许在以前是个响当当的好品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可能就变成了一个不符合时代发展的四老品牌：编者老化、议题老化、对象老化、形式老化，这些都会影响电视栏目的近一步发展。借助传统品牌的影响力来为现有品牌换上符合时代潮流的鲜血，扩充和延伸原有品牌的单一内容形式和表现手法，都能有利于品牌的塑造。
参考文献。
[1]徐志祥。《广播电视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2]姜宏敏。《打造品牌栏目之我见》，《记者摇篮》，2005，11。
[3]钱向斌。《电视栏目个性化特征探讨》，《视听界》，2004，2。
[4]王献玲。《谈电视专业频道品牌的发展战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2，7。
[5]华康。《媒体品牌的理论与实践》，《新闻记者》，2005，11。
[6]汪澜。《锻造品牌栏目提升媒体价值》，《新闻记者》，2005，11。
电视纪录片配音的审美特征论文
藏族舞蹈审美特征略探作者：
本文通过对藏族传统舞蹈的身韵、风格以及审美意识、审美理想的研究，探讨了藏族舞蹈的审美特征，从而在继承和发展创新藏族舞蹈中，把握古老民族的基本审美特征，使发展中的藏族舞蹈更具有民族特色和审美价值。
一
舞蹈艺术是伴随人类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同步产生，并成为人类历史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门最早形成的艺术形式之一。同样，藏族舞蹈也在民族心理素质和审美理想的基础上，伴随着藏民族的形成发展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审美内容。
探讨藏族舞蹈的审美特征，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历史上如何看待舞蹈，以及如何定位舞蹈艺术在藏族文化中的地位。在藏族传统文化典籍“大小五明学“中把舞蹈归于“工巧明”(即工艺学)，这就表明舞蹈艺术在理论上被定位于大文化范围之内，并形成具有成熟理论依据的艺术形式之一。在西藏历史上，“羌姆“等舞蹈大多不仅配有文字记录的“舞谱”，还用“线“记录着“舞曲”；“卡尔“舞蹈的音乐“藏文古谱”流传至今。在古代藏族民间歌谣中传唱着众多的有关“说舞蹈“方面的歌谣。在众多舞蹈论述中，什么是舞蹈、形体运用以及“舞蹈艺技九”等舞蹈理论是古代论述藏族舞蹈的`精髓之作，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舞蹈理论部分。藏文古籍(注：工珠・云登加措：《知识总汇》[m]，中册290页(藏文)，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中关于“舞蹈的各种动作姿态是人体塑造的精彩工艺之一“这一论述，首先把舞蹈定位于人，以及人体所做出的各种动作，塑造出的千姿百态的“精彩工艺”。恰恰是这一活生生的“工艺“，表现着当时当地人的思想情感。古人能把审美对象的表现手段论述的如此精辟，充分证明了当时舞蹈艺术在人们生活中占据的地位，以及人们对舞蹈艺术的认识高度。同时“舞蹈艺技九”(注：桑杰加措：《四部医典蓝流璃注解》[z]，第130页，木刻板(藏文)。)中简洁透彻地阐明舞蹈是用人体的“形“，动作语言的“声”、舞动的“情“表现生活和情感。如：“优美、英姿、丑态”都借助人的各种生动的形态来表现；又如同说话一样用人体把“凶猛、嬉笑、恐怖“表演的活灵活现；同样用人体把“悲悯、愤怒、和善”等内心情感表现得有声有色、淋漓尽致。从以上“舞蹈艺技九“的观点中不难看出舞蹈以升华到艺术高度来表现人的思想情感。“形、声、情”和谐运用到舞蹈中，更进一步突出了舞蹈的美学特色。同样，随着社会的进步，种类繁多的藏族民间舞蹈，也由起初的简单模仿、无意识的自娱性逐渐发展成为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一门艺术。值得指出的是，有人认为西藏古代的“舞蹈艺技九“是古印度“乐舞论”中婆罗多牟尼论述的，与藏族舞蹈无关。对此，经笔者查阅有关资料考证，在藏族历史上，人们在吸收印度佛教文化的同时，也吸收了不少相关的艺术理论和技法。“波罗多牟尼在论述‘拉斯’时只提出了八种，后经印度舞蹈家增至九种。这九种‘拉斯’主要作为卡达卡利舞演员的面部表情和眼神训练之用“(注：于海燕：《东方舞苑花絮》[m]，第18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这与藏文古籍“舞蹈艺技九”中论述的内容相重合的只有“愤怒、恐怖、英武“三种，其余六种则根本不同，而且古印度的“拉斯”也没有提到“形、声、情"和谐运用于舞蹈艺术中的观点。这就有力地证明藏族先人在吸收外来文化时非常重视与本土的审美意识相结合，以民族审美需要和创新精神创造了符合民族审美特征的舞蹈理论。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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