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是对作者的创作和作品的赞美，也是对自己阅读经历的总结和记录。想要写一篇好的读后感，不妨先看看以下的范文，或许可以给你一些灵感。
《商君列传》读后感
商鞅，卫国人，故称之卫鞅；姓公孙，故又称之公孙鞅；发于秦，秦封之于商十五邑，故号为商君。
商鞅称商君源于由他主导的一次着名改革——商鞅变法。这次改革既成就了商鞅，也成为杀死商鞅的一把利刃。
商鞅从入秦伊始，便致力于变法，以成秦孝公霸业。从结果上来看，商鞅变法取得了莫大的成功，变法成果为秦后来兼并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为此做出巨大贡献的商鞅，最终却落了一个五马分尸，家人尽灭的凄惨下场。不仅如此，古代史学家对其一生更是极尽损贬之辞。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如此评价商鞅:“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这种评价对于一位功勋卓着的改革家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商鞅在魏国时，得不到重用，个人的理想抱负得不到实现。而秦孝公正欲修穆公霸业，广罗国家人才，这让极具政治慧眼和才能的商鞅看到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遂西入秦。他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来求见秦孝公，以帝道、王道、霸道三种为政理念来试探秦孝公的意图。在得知秦孝公欲成霸业的想法之后，第四次会面，与孝公大谈强国之术，孝公数日不厌，相见恨晚。商鞅与秦孝公达到了一种政治上的共鸣——成霸业以扬名立万。可以把这种君臣关系理解为相互利用:秦孝公需要一位有才干的改革家替自己冲锋陷阵，而商鞅则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国君为其实现政治理想提供平台。
经济方面: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减轻农民赋税徭役；废井田，实行土地私有。政治方面: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推行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推行县制。社会层面:用严峻的刑法来代替德治，严厉控制社会舆论。
《史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由此来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商鞅变法是不成功的。改革达到了秦孝公的目的，可以说为他东复侵地，建立霸业的宏图伟业打下的坚实的基础。于是，在商鞅的建言下，秦趁着魏被齐大败的大好时机下，迅速发动了对魏的战争，商鞅计败魏军，当初对商鞅不以为然的魏惠王无奈只能割地求和，迁都大梁。
然而，当秦孝公和商鞅等改革派享受着改革带来的成果时，改革也招致着守旧贵族的不满，多项改革措施或直接或间接地触动着守旧贵族的利益，在利益面前，没有人会主动退让。守旧贵族对改革的不满终将会成为悬在商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终于，守旧贵族的代表赵良粉墨登场，他游说商鞅，以贤相百里奚和商鞅做对比，指出商鞅在变法中过分激进，用苛刑代替德治，而且丝毫没有考虑贵族的利益。最后甚至用人身威胁的方式来“劝说”商鞅引功身退，停止新法的实施。在如此高压之下，商鞅没有退缩，可以说他是为了自己的名利着想，但更重要的是为了保住改革的成果。
但历史总是充满着偶然性，五个月之后，他的“政治盟友”秦孝公死了。诚如赵良所言，“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守旧贵族立马掀起反扑，诬告商鞅“谋反”，最终杀之于郑渑池，车裂商君以徇，灭商君之家。至此，悬在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可谓成其者变法，亡其者亦变法。
历史不能做到绝对的公正。汉朝实现大一统，国家政权稳定，加之需要休养生息，故尊崇儒术，统治者施仁政，行王道。因此，在汉朝的史学家司马迁眼里，商鞅就是一个离经叛道者，其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也是情有可原。但商鞅变法对秦国国力的提升是毋庸置疑的，为秦后来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也不可否认，商鞅鼓励苛刑，忽略德治的理念确存不合理之处，但苛刑在短时间内达到的效果却又十分惊人。
商鞅变法留给后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任何改革者都当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探求经验，助力改革，以图千年大计。对于商鞅本人的评价，是非功过，留于后人评说吧。
商君列传读后感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8～10题。（9分，每小题3分）。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痤为中庶子。公叔痤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穆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鞅曰：“吾说公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同“悒悒”，不舒畅）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之耳。”以卫鞅为左庶子，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五，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卫鞅说孝公伐魏，孝公以为然，使卫鞅将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击之。军既相距，卫鞅遗魏将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为然。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而袭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
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人捕商君。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君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商君列传读后感
《商君列传》是《史记》七十篇列传中的一篇。这篇列传，太史公主要记述了商鞅事秦变法革新、功过得失以及“卒受恶名于秦”的史实。俗话说：“一千个读者心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读了《商君列传》后，有以下几点粗浅感受。
商鞅变法是历史上重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的案例之一。
1、建新制。根据天下大势和秦国实际，创立了适合秦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制度。把零星的乡村合并为县，重新划分田塍，鼓励开垦荒地，平衡税赋，统一度量衡，极大地促进了秦国经济发展。
2、严管理。十家编一什，五家编一伍，相互监督，连带治罪。秦国出现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城乡秩序稳定的大好局面。
3、明法度。太子犯法，依新法处罚了他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再犯，被处劓刑。打击并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初步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使封建国家机器更加健全，推进了中央集权制。
4、兴教化。要求男子长大后，父子要分开，男女老少分居而住；明确尊卑爵位等级，按等级占有土地、房产。
5、重农业。让粮食丰收、布帛增产的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赋税。
6、奖军功。有军功的显赫荣耀。人民勇于为国战斗，不敢为私争斗，极大地提高了秦军的战斗力，为秦国实现称霸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基础。
商鞅变法使秦国民富国强之功难没，但最终却落得个车裂族亡的悲惨结局，主要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1、用刑过度。
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是法律的责任。如果法律违背人性，滥用酷刑，无视百姓切身利益，就不会得到百姓发自内心的遵从。商鞅变法的宗旨是富国强兵、王霸诸侯，至于百姓权益、尊严则很少顾及。“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让亲人、邻里之间没有安全感；奖军功，“民勇公战”，把人培养成了战争机器；对百姓有议论新法的，“尽迁之于边城”。
2、不听进谏。
赵良对商鞅说，听得进反面意见是聪，能正视缺点是明，能战胜自己的人性弱点是强。还说，一千个人唯唯诺诺赞同，不如一个人不留情面提出反对意见。这番话商鞅还算听得进，认为“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希望赵良“终日正言”，作自己善政之“药”。而赵良劝商鞅，鉴于朝野积怨太多，不如功成身退，交出商於十五国封地，到偏远的地方浇园耕种，“可以少安”。但商鞅认为有秦孝公支持，自己功勋卓著，没有谁能撼得动，因而没有服用赵良的“药”。
赵良劝商鞅学五羖大夫，劳累了不坐车，酷暑炎热不撑伞，走遍国中不用随从，廉洁自律、勤政爱民。提醒他，“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如果您还要贪图商於的富有，以独揽秦国的政教为荣宠，聚集百姓的怨恨，一旦秦公驾崩，“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令人惋惜的是，对赵良的逆耳忠言，“商君弗听”。
3、重刑罚、轻德政。
商君治理国家倾向于刑罚，过度使用严刑、酷刑，这不仅不能使百姓心甘情愿地遵从法令，还容易引起民愤，造成积怨。应当是德政教化，刑法约束，标本兼治，相辅相成，才能夯实治国理政的法治之基。
4、监督缺位。
商鞅自己立法，自己执法，而且拒绝接受监督。他持才傲物，自诩为“高人”、“智者”，瞧不起任何人，认为“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在没有与大臣形成共识，没有征求公众意见，只凭借孝公的支持推行新法。太子犯法，刑、黔太子师傅公子虔、公孙贾，以杀鸡儆猴。公子虔复犯新法，即被处以劓刑，“使宗室贵戚多怨望者”。本来，评论法令得失，是最有效的监督。可商鞅听不进反面意见，对评论者无情打击，“其后民莫敢议令”。
5、自身腐败。
腐败是最不得人心的诟病之一。商鞅出任秦相后，不为百姓造福而大规模地营建宫阙，损耗国家资财，引来众多非议。受封于商於之地，恃功自傲，高调称君，“南面而称寡人”，更是不讲规矩；一旦出行，后边跟着数十辆车，车上都是穿着铠甲的卫士，身强力壮的人作贴身警卫，持矛操戟的人紧靠车子奔随。兴师动众，作威作福，好不气派。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商鞅有缺点也是难免的。然而，每一次改革总会触痛一部分人的利益，特别是涉及到贵族们既得利益后，不仅会引起众怒，还会招树强敌。商鞅迎难而上，力排众议，推行新法，使秦国大治，秦人富强。所以，评价商君不能无视其改革成果，不能抹去他对社会治理的功绩。
商君列传读后感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痤为中庶子。公叔痤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穆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鞅曰：吾说公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同悒悒，不舒畅）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之耳。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五，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卫鞅说孝公伐魏，孝公以为然，使卫鞅将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击之。军既相距，卫鞅遗魏将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为然。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而袭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
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徙告商君欲反，发人捕商君。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君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也。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印，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刻薄少恩也。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商君列传读后感
商鞅，卫国人，本名公孙鞅。
才华出众，恃才傲物。这便是我对商鞅的总体感觉。特别自信，就像电影里的超级反派，总有种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
太史公说他刻薄少恩，得罪人太多，以至于招来杀身之祸。其实仔细看看，他得罪的最终害死他的，应该是太子，后来的秦国国君。商鞅是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可那时人家潜龙在渊，等到飞龙在天的时候就回来找他翻旧账了。
公叔痤也是个有趣的人。在位的时候没来得及推荐公孙鞅，快死了才告诉魏惠王，这个人可以做宰相，要重用啊。话说你的国君是个啥样的人你自己个儿心里就没点b数吗？真以为人家来问你是真心担心魏国的未来么？人家那是做做样子的，毕竟身份地位在那里，手下宰相要挂了，怎么也得来看看，不然舆论怎么说？也过不去心里那道坎呀。
商鞅喜好刑学。说明他内心深处认为世界就是黑白分明的，要么对的，要么错的，没有差不多，无所谓之类的情况。推崇法治社会，认为人人守法，规矩天下。难到没边了呀。他这样的人，遇到一个好领导，那就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刀，遇不到，就是人家刀下的菜。
做人要厚道，厚道就是与人为善，与人为善就是要委屈自己，把自己的委屈当作开心。
读书正行，读书正言，读书正心。
商君列传读后感
商鞅，卫国人，故称之卫鞅；姓公孙，故又称之公孙鞅；发于秦，秦封之于商十五邑，故号为商君。商鞅称商君源于由他主导的一次著名改革——商鞅变法。这次改革既成就了商鞅，也成为杀死商鞅的一把利刃。
商鞅从入秦伊始，便致力于变法，以成秦孝公霸业。从结果上来看，商鞅变法取得了莫大的成功，变法成果为秦后来兼并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为此做出巨大贡献的商鞅，最终却落了一个五马分尸，家人尽灭的凄惨下场。不仅如此，古代史学家对其一生更是极尽损贬之辞。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如此评价商鞅：“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这种评价对于一位功勋卓着的改革家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商鞅在魏国时得不到重用，个人的理想抱负得不到实现。而秦孝公正欲修穆公霸业，广罗国家人才，这让极具政治慧眼和才能的商鞅看到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遂西入秦。他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来求见秦孝公，以帝道、王道、霸道三种为政理念来试探秦孝公的意图。在得知秦孝公欲成霸业的想法之后，第四次会面与孝公大谈强国之术，孝公数日不厌，相见恨晚。商鞅与秦孝公达到了一种政治上的共鸣——成霸业以扬名立万。可以把这种君臣关系理解为相互利用：秦孝公需要一位有才干的改革家替自己冲锋陷阵，而商鞅则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国君为其实现政治理想提供平台。
1、经济方面：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减轻农民赋税徭役；废井田，实行土地私有。
2、政治方面：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推行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推行县制。
3、社会层面：用严峻的刑法来代替德治，严厉控制社会舆论。
《史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由此来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商鞅变法是不成功的。改革达到了秦孝公的目的，可以说为他东复侵地，建立霸业的宏图伟业打下的坚实的基础。于是，在商鞅的建言下，秦趁着魏被齐大败的大好时机下，迅速发动了对魏的战争，商鞅计败魏军，当初对商鞅不以为然的魏惠王无奈只能割地求和，迁都大梁。
然而，当秦孝公和商鞅等改革派享受着改革带来的成果时，改革也招致着守旧贵族的不满，多项改革措施或直接或间接地触动着守旧贵族的利益，在利益面前，没有人会主动退让。守旧贵族对改革的不满终将会成为悬在商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守旧贵族的代表赵良粉墨登场，他游说商鞅，以贤相百里奚和商鞅做对比，指出商鞅在变法中过分激进，用苛刑代替德治，而且丝毫没有考虑贵族的利益。最后甚至用人身威胁的方式来“劝说”商鞅引功身退，停止新法的实施。
在如此高压之下，商鞅没有退缩，可以说他是为了自己的名利着想，但更重要的是为了保住改革的成果。但历史总是充满着偶然性，五个月之后，他的“政治盟友”秦孝公死了。诚如赵良所言，“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守旧贵族立马掀起反扑，诬告商鞅“谋反”，最终杀之于郑渑池，车裂商君以徇，灭商君之家。至此，悬在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可谓成其者变法，亡其者亦变法。
历史不能做到绝对的公正。汉朝实现大一统，国家政权稳定，加之需要休养生息，故尊崇儒术，统治者施仁政，行王道。因此，在汉朝的史学家司马迁眼里，商鞅就是一个离经叛道者，其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也是情有可原。但商鞅变法对秦国国力的提升是毋庸置疑的，为秦后来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也不可否认，商鞅鼓励苛刑，忽略德治的理念确存不合理之处，但苛刑在短时间内达到的效果却又十分惊人。
商鞅变法留给后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任何改革者都当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探求经验，助力改革，以图千年大计。
商君列传读后感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贤，未及进。会座病，魏惠王亲往问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讳，将柰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原王举国而听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座召鞅谢曰：“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许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谓王即弗用鞅，当杀之。王许我。汝可疾去矣，且见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
公叔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後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跶之前於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於殷周矣。”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於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见於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彊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学者溺於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丈之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鞅新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於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城。其後民莫敢议令。
於是以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於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诸侯毕贺。
其明年，齐败魏兵於马陵，虏其太子申，杀将军庞涓。其明年，卫鞅说孝公曰：“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领厄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孝公以为然，使卫鞅将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击之。军既相距，卫鞅遗魏将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驩，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为然。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魏惠王兵数破於齐秦，国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卫鞅既破魏还，秦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赵良见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见也，从孟兰皋，今鞅请得交，可乎?”赵良曰：“仆弗敢原也。孔丘有言曰：‘推贤而戴者进，聚不肖而王者退。’仆不肖，故不敢受命。仆闻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贪名。’仆听君之义，则恐仆贪位贪名也。故不敢闻命。”商君曰：“子不说吾治秦与?”。赵良曰：“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无为问仆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子观我治秦也，孰与五羖大夫贤?”赵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武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则仆请终日正言而无诛，可乎?”商君曰：“语有之矣，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终日正言，鞅之药也。鞅将事子，子又何辞焉!”赵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闻秦缪公之贤而原望见，行而无资，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缪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国之君，一救荆国之祸。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由余闻之，款关请见。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於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库，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集解郑玄曰：“相谓送杵声，以声音自劝也。”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见秦王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畜祸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为教也。君又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以诗观之，非所以为寿也。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杀祝懽而黥公孙贾。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此数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则何不归十五都，灌园於鄙，劝秦王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将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商君弗从。
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师，弗受。商君欲之他国。魏人曰：“商君，秦之贼。秦彊而贼入魏，弗归，不可。”遂内秦。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於郑黾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译文。
商君是卫国公室的庶出公子，名鞅，姓公孙，他的祖先原本姓姬。商鞅年少时喜好刑名之学，事奉魏国相国公叔座当中庶子。公叔座知道他有才干，还没有来得及向魏王进荐。适遇公叔座病重，魏惠王亲自前往探望病情，说：“您的病倘若有三长两短，国家将怎么办?”公叔座说：“我的中庶子公孙鞅，年纪虽轻，却身怀奇才，希望大王把全部国政交付给他。”魏王沉默不语。魏王将要离去，公叔座屏退旁人而说道：“大王如果不起用公孙鞅，就一定要杀掉他，别让他出国境。”魏王一口应承而离去。公叔座召见商鞅告诉道：“今日大王询问可以担任相国的人选，我说了你，看大王的表情不赞成我的意见。我理应先国君后臣子，便对大王说如果不任用公孙鞅，就该杀掉他。大王应承了我。你可以赶紧离开了，(不然，)将要被逮捕。”商鞅说：“大王他既然不采纳您的话任用我，又怎么能采纳您的话杀我呢?”结果设有离去。魏惠王离开公叔座後，便对身边的人说：“公叔座病得很重，令人悲伤啊!他想让我把国政交付给公孙鞅，岂不荒唐呀!”
公叔座已死，公孙鞅听说秦孝公在国中下令寻求贤才，准备重建秦缪公的霸业，东方要收复被魏国侵占的土地，于是就西行进入秦国，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来求见孝公。秦孝公立即会见卫鞅，交谈政事很长时间，孝公常常打瞌睡，没有听。谈完后孝公对景监发脾气说：“你的那位来客只不过是个无知狂妄之徒罢了，哪配任用呢!”景监因此责备卫鞅。卫鞅说：“我用五帝之道劝说孝公，他的心思不加理会呀。”五日之后，卫鞅又要求孝公接见自己。卫鞅又进见孝公，谈得比前次更多，然而没有中孝公的意。谈完后孝公又责备景监，景监也责备卫鞅。卫鞅说：“我用三王之道劝说孝公，而他听不进。请求再一次召见我。”卫鞅再一次进见秦孝公，孝公觉得好而没有采用。谈完后卫鞅离开。孝公对景监说：“你的那位来客好，可以同他交谈了。”卫鞅说：“我用霸道劝说孝公，他的意思要采用了。如果再召见我，我知道该说什么了。”卫鞅果然又进见秦孝公。孝公与他交谈，不知不觉膝盖在席上直往前挪动。交谈了好几天还不满足。景监对卫鞅说：“你用什么说中我国君的心意?我的国君高兴得很啊。”卫鞅说：“我用帝王之道达到夏、商、周三代盛世来劝说国君，可国君说：‘时间太长，我没法等待。况且贤能的君主，都在自身就扬名天下，哪里能默默无闻地等待几十年、几百年来成就帝王之业呢?’因此我就用强国之术向国君陈述，国君大为高兴。但这样就难以同殷、周的德治相比拟了。”
秦孝公立即任用卫鞅，卫鞅准备变法，但秦孝公担心天下非议自己。卫鞅说：“行动迟疑不决就不会成名，做事犹豫不定就不会成功。那些有过人举动的人，本来就会被世浴所非难;有独到见识的谋划者，必定会被百姓所讥讽。愚蠢的人对已经完成的事情都感到困惑，智慧的人对没有发生的事情都能预见。百姓，不可以同他们谋划事业的创始，只可以同他们欢庆事业的成功。讲论最高道德的人不附和世俗，成就伟大功绩的人不征询民众。因此圣人如果可以强国，就不袭用成法;如果可以利民，就不遵循旧礼。”秦孝公说：“好。”甘龙说：“不对。圣人不改民俗而施教，智者不变法度而治国。依照民俗而施教，不费气力就会成功;根据成法而治国，官吏习惯而百姓平安。”卫鞅说：“甘龙所说的话，是凡夫俗子的言论。常人苟安于旧习俗，学者局限于所见所闻。用这两种人当官守法是可以的，但不是与之探讨成法之外事情的人，三代不同礼教而成就王业，五伯不同法制而建立霸业。智慧的人制定法律，愚蠢的人受制于法律;贤能的人更改礼教，无能的人拘泥旧礼。”杜挚说：“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能改变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不更换器具。效法古代没有过失，遵循旧礼没有邪恶。”卫鞅说：“治理社会不只一条道路，有利国家不必效法古代。所以商汤、周武不循古道而缔造王业，夏桀、商纣不改礼制而亡国。违反古道的不可以否定，而因循旧礼的不值得赞美。”秦孝公说：“好。”用卫鞅为左庶长，终于决定变法的命令。
下令百姓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相互监视，实行连坐。不告发奸恶者处以腰斩，告发奸恶者给予和斩获敌人首级相同的赏赐，藏匿奸恶者给予和投降敌人相同的惩罚。百姓家中有两个成年男子不分立门户者，加倍征收他们的口赋。有战功者，各按规定接受更高的爵位;进行私下斗殴者，各按情节轻重给予大小刑罚。努力从事农业生产，耕耘纺织送交粮食布帛多者，免除本人徭役。专事工商未利以及因懒惰而贫困者，全部将他们收捕，没入官府为奴。国君宗室中没有军功记录的，不得载入宗室名册。明确尊贵卑贱爵位奉禄等级。各按等级班次占有田地住宅，奴婢、衣着眼饰也按各家的等级班次享用。有战功者显赫尊荣，没有战功者尽管富有也无处炫耀夸示。
法令已经完备，但没有公布，恐怕百姓不信任，于是在都城市场南门立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招募百姓有能搬到北门的给十镒黄金。百姓对此感到惊奇，没有人敢搬。就又宣布说“有能搬的人给五十镒黄金”。有一个人搬走木头，立即给他五十镒黄金，以表明没有欺诈。终于颁下法令。
法令在百姓中实行一年，秦国百姓到国都来说新法不适宜的人数以千计。在这时太子触犯法令。卫鞅说：“法令不能实行，是由于上面的人触犯法令。”准备依法惩处太子。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加刑罚，便对太子傅公子虔行刑，并对太子师公孙贾处以黥刑。第二天，秦国百姓都服从法令了。实行新法十年，秦国百姓皆大欢喜，路上不捡拾他人遗物，山中没有蟊贼强盗，家家富裕，人人满足。百姓勇敢为国作战，害怕私人斗殴，城乡大治。秦国百姓中当初说法令不适宜者有来说法令适宜的，卫鞅说“这些都是扰乱教化的人”，全部迁居到边境城堡。此后百姓中就没有人敢于议论法令了。
于是秦孝公任用卫鞅为大良造。卫鞅率领军队包围魏国安邑，迫使安邑投降，经过三年，在咸阳大兴土木建造冀阙、宫殿，秦国从雍迁都到咸阳。而后下令禁止百姓父子兄弟同居共室养育后代。合并小都、小乡、小邑、小聚为县，设置县令、县丞，共三十一个县。整治田地，开立阡陌封疆作为地界，从而使赋税征收整齐划一。统一斗桶、权衡、丈尺的标准。实行第二次新法四年，公子虔再次违反规约，处以劓刑。经过五年，秦人国富兵强，周天子赠送祭肉给秦孝公，诸侯都来祝贺。
第二年，齐军在马陵击败魏军，俘虏魏太子申，杀死将军庞涓。又过一年，卫鞅劝说秦孝公道：“秦国与魏国，就譬如人有心腹之病，(不能两全，)不是魏国吞并秦国，就是秦国吞并魏国。什么原因呢?魏国居于崇山峻岭的西面，在安邑建都。与秦国以黄河为界而独占山东的地利。情况有利就向西侵伐秦国，情况不妙就向东扩展土地。如今靠国君的贤能圣明，国家赖以强盛。而魏国去年被齐军打得大败，诸侯纷纷背离，可以乘这时机攻伐魏国。魏国抵挡不住秦军，必定向东迁移。魏东迁之后，秦国占据黄河、华山的天险，向东可以控制诸侯，这是千秋帝王之业啊。”秦孝公认为是这样，派遣卫鞅领兵攻伐魏国。魏王派公子印领兵迎击秦军。两军已经相遇，卫鞅送信给魏军将领公子印说：“我当初与公子相交甚好，如今同为两国之将，不忍心互相攻伐，是否可以同公子当面相见，缔结盟约，痛饮一番而后撤兵，以安定秦国和魏国。”魏公子印认为好。两人会面订立盟约完毕，设宴对饮，可是卫鞅事先埋伏穿戴盔甲的武士而袭击俘虏了魏公子印，乘势攻击他的军队，全部打垮魏军而返回秦国。魏惠王因军队屡次败于齐国、秦国，国内十分空虚，日益衰落，非常恐慌，于是派遣使者割让河西之地奉送给秦国以求和解。而后魏惠王就离开安邑，迁都到大梁。魏惠王说：“我悔恨当初不听公叔座的话啊。”卫鞅击败魏军归来，秦孝公封给他於、商之间的十五个邑，从此号称商君。
商君为秦国相十年，公室贵族中有很多怨恨不满的人。赵良会见商君。商君说：“我能见到您，是通过孟兰皋，现在我请求能同您结交，可以吗?”赵良说：“我不敢奢望啊!孔丘有话这样说：‘推举贤才而受到拥护的'人进用，收罗不才而成就王业的人辞退。’我不才，故而不敢从命。我听说这样的话：‘不该有的地位而占据它叫做贪位，不该有的名声而享有它叫做贪名。’我若听从您的意思，就怕我要成为贪图地位、贪图名声的人了。故而不敢从命。”商君说：“您不高兴我治理秦国吧?”赵良说：“能听取反面的话叫做聪，能自我反省叫做明，能约束自己叫做强。虞舜有话这样说：‘自我谦卑就高尚了。’您不如实行虞舜之道，那就不必再来问我了。”商君说：“当初秦国通行戎翟的习俗，父子之间没有区别，男女同室共居。如今我改造他们的旧俗陈规，而制定男女的区别，大建悬示政教法令的门阙，造得如同鲁国、卫国的一样。您看我治理秦国，跟五毅大夫相比谁高明?”赵良说：“一千只羊的皮，不如一只狐狸的腋毛;一千人的随声附和，不如一个士的直言争辩。周武王倡导直言争辩而昌盛，殷纣王喜好无人进言而灭亡。您倘若不以周武王为非，那未我便请求始终直言而不受责难，可以吗?”商君说：“常言有这样的话：‘美言巧语好比花朵，直言不讳好比果实，苦口逆耳好比药石，甜言蜜语好比疾病。’您当真肯始终直言，便是我治病的良药。我将以您为师，您又何必推辞呢!”赵良说：“那位五羖大夫，原是楚国郊野之人，听说秦缪公贤明而希望谒见，可上路没有盘缠，便将自己卖给秦国客商，身穿粗麻服装喂牛。一年之后，秦缪公得知他，将他从牛口之下提拔起来，让他凌驾于百姓之上，秦国没有人敢同他相比。任秦相六、七年，东面讨伐郑国，三次置立晋国的君主，一次挽救楚国北侵的祸患。在境内发布政教，连巴人都来进纳贡品;对诸侯施予德泽，连八方戎翟都来臣服。由余风闻，也来叩关求见。五羖大夫当秦国的相，即使疲劳也不坐安车，即使酷暑也不打伞盖，在国中巡行，不要随从的车辆，也不携带武器，他的功绩名字载入史册保存在府库中，他的德泽品行流传到后代。五羖大夫去世，秦国男男女女痛哭流涕，小孩子不唱歌谣，春谷人不哼小调。这就是五羖大夫的德行啊。如今您进见秦王，利用宠臣景监作为荐主，不是成名的正道。任秦相不拿百姓当事，而大建宫殿门阙，不是立功的举动。对太子的师博处以惩罚和黥刑，用严刑酷法残害平民百姓，这是在积聚怨恨酝酿祸患啊。政教感化百姓的力量超过了君命，百姓服从上司的动作比执行君令还要迅速。如今您又搞歪门邪道让国君大权旁落，这不是实施政教的办法。您同时又在封邑中坐北朝南自称寡人，却时时用法律约束秦国的贵胄子弟。《诗》说道：‘看那老鼠都有肢体，做人却没有礼仪;做人没有礼仪，为什么不快死?’用《诗》中说的话来观察您的所作所为，实在不是谋求长寿善终的行为。公子虔闭门不出已经八年了，您又杀死祝懽而判处公孙贾黥刑。《诗》说道：‘得人心者兴旺发达，失人心者土崩瓦解。’这几件事，是不得人心的啊。您一出行，后面随从的车乘几十辆，车上载满全副武装的卫士，力大而肌肉发达的作陪乘，手持矛戟的武士紧紧护卫着您的车乘而疾走。这中间有一样不齐，您就坚决不外出。《书》上说：‘依仗德行的昌盛，依仗暴力的灭亡。’您的生命危险得像早晨的露水(太阳一出就会消失)。您还想延年益寿吗?那就为什么不归还封赐的十五个都邑，自己到郊外耕灌菜园，劝说秦王起用身居山林的贤士，奉养老人，抚恤孤儿，敬重父兄，叙用有功，尊崇有德，才可以稍微求得平安。您若还要贪恋商、於的财富，专擅秦国的政教，积聚百姓的怨怒，秦王一旦抛弃宾客而不再在朝，秦国用以收拾您的罪名，难道会轻吗?到那时死期就指日可待了。”商君没有听从。
五个月后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公子虔一帮人告发商君要谋反，国君就派出官吏逮捕商君。商君逃亡到边关之下，打算住客栈。客栈的人不知他是商君，说：“商君的法令：留宿没有通行证件的人要判罪。”商君喟然叹息道：“唉，制订法令的弊端竟然到了这种地步!”离开秦国前往魏国，魏人怨恨他欺骗公子印而大败魏军，拒绝接纳。魏国有人说：“商君，是秦国的盗贼。秦国强大而他的盗贼进入魏国，不遣返，是不可以的。”于是将商君送回秦国。商君再次进入秦国，便直奔封地商邑，与其党徒调动邑中军队往北攻击郑邑。秦王派兵攻打商君，在郑邑池杀死他。秦惠王车裂商君尸体而示众，说：“不许再有像商鞅这样的造反者!”于是又杀灭商君的家族。
太史公说：商君，是个天性刻薄的人。考查他起初用帝王之术来求取秦孝公的信任，只不过是一时操持浮夸不根之说，并非他的本性。况且通过宠臣走门路，到了取得任用。施刑宗室公子虔，欺诈魏将公子印，不听从赵良的话，也都足以说明商君的寡恩了。我曾经读过商君《开塞》、《耕战》等著作。同他本人的行为处事极相类似。他最终在秦国蒙受恶名，是有其缘由的啊!
商君列传读后感
《李斯列传》中有一段话原文为：三川守李由告归咸阳，李斯置酒于家，百官皆前为寿，门庭车骑以千数。李斯怅然而叹曰：“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上述表述反映了李斯作为一个封建王朝的奠基者，能够拥有这样的哲学思想，实在是了不起。，他能够够清醒的认识到的事物的发展，物极必反的客观规律，能够这么谦虚，客观，准确地认识自己，()实属不易。我们许多人往往在事业，家庭，爱情等等方面获得一些所谓成功的时候，志得而意满，得意而忘形。并没有认识和意识到在鲜花和掌声的后面会有一个陷阱，在时刻等待你。人在任何时候都要居安思危，不能盲目乐观。站得越高，摔得越重。所谓之高处而不胜寒矣！
李斯为人谨慎，有才华，为秦始皇的统一霸业和封建制度的建立做出了卓越不凡的贡献，但是在秦始皇死后，他放弃了过去的一心为公，不募私利的为人原则。为一己之私而受赵高之蛊惑，从而落得一个可悲的下场。看来世界上真的没有完人阿！再聪慧睿智的人，也有糊涂的时候，从而也印证了他物极而必衰的道理。
商君列传读后感
原创：刚刚刚刚的铁屋子。
商鞅，卫国人，故称之卫鞅；姓公孙，故又称之公孙鞅；发于秦，秦封之于商十五邑，故号为商君。
商鞅称商君源于由他主导的一次着名改革――商鞅变法。这次改革既成就了商鞅，也成为杀死商鞅的一把利刃。
商鞅从入秦伊始，便致力于变法，以成秦孝公霸业。从结果上来看，商鞅变法取得了莫大的成功，变法成果为秦后来兼并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为此做出巨大贡献的商鞅，最终却落了一个五马分尸，家人尽灭的凄惨下场。不仅如此，古代史学家对其一生更是极尽损贬之辞。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如此评价商鞅:“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n，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这种评价对于一位功勋卓着的改革家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商鞅在魏国时，得不到重用，个人的理想抱负得不到实现。而秦孝公正欲修穆公霸业，广罗国家人才，这让极具政治慧眼和才能的商鞅看到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遂西入秦。他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来求见秦孝公，以帝道、王道、霸道三种为政理念来试探秦孝公的意图。在得知秦孝公欲成霸业的想法之后，第四次会面，与孝公大谈强国之术，孝公数日不厌，相见恨晚。商鞅与秦孝公达到了一种政治上的共鸣――成霸业以扬名立万。可以把这种君臣关系理解为相互利用:秦孝公需要一位有才干的改革家替自己冲锋陷阵，而商鞅则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国君为其实现政治理想提供平台。
经济方面: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减轻农民赋税徭役；废井田，实行土地私有。政治方面: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推行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推行县制。社会层面:用严峻的刑法来代替德治，严厉控制社会舆论。
《史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由此来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商鞅变法是不成功的。改革达到了秦孝公的目的'，可以说为他东复侵地，建立霸业的宏图伟业打下的坚实的基础。于是，在商鞅的建言下，秦趁着魏被齐大败的大好时机下，迅速发动了对魏的战争，商鞅计败魏军，当初对商鞅不以为然的魏惠王无奈只能割地求和，迁都大梁。
然而，当秦孝公和商鞅等改革派享受着改革带来的成果时，改革也招致着守旧贵族的不满，多项改革措施或直接或间接地触动着守旧贵族的利益，在利益面前，没有人会主动退让。守旧贵族对改革的不满终将会成为悬在商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终于，守旧贵族的代表赵良粉墨登场，他游说商鞅，以贤相百里奚和商鞅做对比，指出商鞅在变法中过分激进，用苛刑代替德治，而且丝毫没有考虑贵族的利益。最后甚至用人身威胁的方式来“劝说”商鞅引功身退，停止新法的实施。在如此高压之下，商鞅没有退缩，可以说他是为了自己的名利着想，但更重要的是为了保住改革的成果。
但历史总是充满着偶然性，五个月之后，他的“政治盟友”秦孝公死了。诚如赵良所言，“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守旧贵族立马掀起反扑，诬告商鞅“谋反”，最终杀之于郑渑池，车裂商君以徇，灭商君之家。至此，悬在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可谓成其者变法，亡其者亦变法。
历史不能做到绝对的公正。汉朝实现大一统，国家政权稳定，加之需要休养生息，故尊崇儒术，统治者施仁政，行王道。因此，在汉朝的史学家司马迁眼里，商鞅就是一个离经叛道者，其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也是情有可原。但商鞅变法对秦国国力的提升是毋庸置疑的，为秦后来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也不可否认，商鞅鼓励苛刑，忽略德治的理念确存不合理之处，但苛刑在短时间内达到的效果却又十分惊人。
商鞅变法留给后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任何改革者都当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探求经验，助力改革，以图千年大计。对于商鞅本人的评价，是非功过，留于后人评说吧。
商君书读后感
半年前在网上看到一个学者讲《商君书》的，说《商君书》在很多朝代里面只有君王才能读，引起我的极大的兴趣。最近在网上下载一个老版本的`，看了一下。有很多地方确实不可理解。比如他提出了，国强民弱，国弱民强的观点。开始让我很迷惑不解。
仔细想来，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当一个国家的财富被政府拿的多的时候，民众就拿的少一点。当民众财务上不自由的时候，谈什么理想，谈什么抱负都是瞎扯淡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让你一直穷下去，你就一直独善其身。反观富人是非常自由的，可以用脚来投票。这个国家不想待了，我去别的国家。富人都是能力强的人，一旦他们走了，这就是《商君书》上所谓的“去强”，当有能力的人都走了，这个国家就会更容易管理，更容易统治。
《商君书》上强调一个国家要强大，需要的不是人，而是奴隶。看过《商君书》，你就会对中国种种的现象有很好的解释。
商君书读后感作文
传说老毛读过这本书，没有作任何评论。在读这本书时，最开始其实有点枯燥，除第一篇时的《商君书—更法》中特别让人振奋。其它篇几乎都是再讲其治国之策，通篇都有讲“壹”，讲“重刑轻赏”，讲“法”。这些无疑是商君最重要的思想了。
商君书中最能体现的他的革新思想的莫过于第一篇《商君书—更法》。商君在自己的思考中提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其指出“前世不同教，帝王不相复”“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思想，并进一步指出“圣人为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信而为更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而不成；治不宜时而行之则不干”。并立论“立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讥讽道“知者作法，而愚者制”“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现在读来令人唏嘘不已，千年过去，还有这么多守旧之人，实在令今人汗颜。
在《商君书—壹言》《商君书—赏刑》中有专门的论述。商君的“壹”思想，用他的话说叫“壹赏、壹刑、壹教”。大体讲是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高度统一。此很让人联想到我们现如今的所讲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当然了只有些许类似，不是相同。从思想上来讲，于战国时百家争鸣，商君没有对各家各派的思想进行一个点评，但是其在书中指出的六种“虱害”“国有十者”“十二者”“八者”（例如“八者”指的是“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等，可看出商君对于各种人情世故的不信任，而只信任的是法制，律令。我想从秦孝公时秦为战国一雄到秦始皇一统华夏，商君的这个制度、律令思想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大秦帝国》影视剧中有一个有意思的情节，就是秦孝公去逝后，秦代的后继之君问于商君秦国变大那些押罪犯的时间太短了，是否要修改，而商君说修改秦法要等国家稳定，秦法推广有一定的时间才能改。而后来的陈胜、吴广之辈却正是因这事而起义，实在是孙先生在写作进的一个巧妙之处，但也透露出在秦的后来国君者中只有对于国内人民的赏刑，在对外征战的胜利与喜悦而忘了商君的重要思想“立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这个重要思想。唉，实在是悲哀。
书中对于组织的构架中有《商君书—境内》《商君书—修权》篇等等。里面对于法，商君有言“农战”有功皆有赏，而对于传统的世代贵族，或者新贵族是采取同等对待，商君有言“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书中对于权利的分配中，商君提出国家治理有要重视三个方面“法”“信”“权”。其解释为“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商君似乎想达到新的政治上的动态平衡。其中对于臣下的制约是够的，而对于君主的制约，则是不够，商君只能说是作为君主不能“释法任私”，如果抛弃法则于国家来讲会有危机。于古代君主思想来讲的确是一种进步。但也为君权独揽撒下了种子。不能苛求古人，对于秦的几千年再无商君和秦孝公这种超级搭挡实在是一种遗憾啊。
在对于法的执行上，商君提出“连座”、“无宿治”（今天的政事，今天处理，不放在明天。即时办理）等思想，像“无宿治”思想还是值得现在学习的。其还有关于法律的执行的还有在各级行政部门都回有负责法律的专门人员，这些对于法律的执行来讲，此种政治的执行力肯定是空前，秦国不强都难。
对于这个方面来讲，商君虽然有一些早期早期封建思想，但是对于处于战乱时的人民来讲也实在是一种进步吧。从现代人的一般的思维来讲，实行“重罚轻赏”对于人民来讲就是“苛政”。可从商君行法效果来看，“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从《史记》等书可看出商君行支虽严，但是公平。赏虽轻，但是有希望。就战国时最大的灾祸来讲，莫过于战争了。而商君思想来还有有一部分与道家有关，比如其有言“明赏之犹，至于无赏；明刑之犹，至于无刑；明教之犹，至于无教也”，在这里，商君对于战的思想是战争之犹，至于无战吧。就像“武”字本身，即有“止戈”之意一样。只有通过战争达到统一，才能达战事的少，乃至于无。秦用百年时间完成了统一，虽商君之法或者各种原因致苛政战乱，此非商君所能预计，不能太苛求古人。商君对于民众的重视非有以人为本，而是人民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一点来讲，其所讲的“法者，所以爱民也”，就是“圣人为国也，观俗立法而治，察事本则宜”。
商君之法使人民与国家的联系更加紧密。于个人来讲必有家庭、家族。而于个人、家族、家族来讲最重要的莫过于荣誉。而商君之法提出“重刑”或者赏赐，对于一个普通人民来讲都是梦寐以求的，而商君提出了能给他们实现的一条路就是“农战”皆有功。且“赏随功，罚随刑”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所以秦人皆言商君之法。这样商君就将人民团结起来了。加之人民对于自己国家的热爱，使国家的凝聚力增强不少，对于国家的实力的增强会有重要的意义。
最后我们将儒家与法家进行对比一下，特别是与商君之法进行对比。儒家言“人之初性本善”故儒家提出“修身”“慎独”，提倡用仁义来治国。而商君指出的“八者”即八种灾害“辩、慧、礼、乐、慈、仁、任、誉”，再来看看商君口中的六种灾害：“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这些是儒家等奉为至宝的，在商君看来是于国无用的。商君看到人性的弱点，即人类追求名利、淫佚，而作为儒家之学只是“看上去看美”没有很大的可操作性，全靠个人的自觉与修养，儒家所谓智善仁义并不能彻底的根除，于是商群采取了一个策略，即“重罚轻赏”。其还指出“凡赏者，文也；利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约也”商君想重新建立一种人际关系或者新型社会关系即“赏厚而信，刑重而威，不失疏远，不失亲近”。
同是对国家的治理，儒法两家所采取的方式却不相同，儒家希望的是能过修养和君主施行仁义，而商君则认为靠严密的法治律令来让人民规范思想行为，两者的所选方式因此而不同。儒家讲仁义，求仁而未得仁，而法家讲法，行重刑而得长治。两者都选择了一个极端的方式来实践，可两者都失败了。如何治理国家，怎么治，如何把握这个度仍是我武至今要面临的问题，值得深思！
读完此书，深深折服于商君，想起几千年的历史，不禁唏嘘不已……。
商君书读后感
《商君书》的文体多样。议论体有《农战》、《开塞》、《划策》等十数篇，或先综合后分析，或先分析后综合，兼用归纳演绎，首尾呼应。有时也运用比喻、排比、对比、借代等修辞手法。《徕民》篇运用了“齐人有东郭敞者”的寓言，以增强说理的效果和形像性。说明体有《垦令》、《靳令》、《境内》等篇，是对秦政令的诠释。辩难体有《更法》，通过人物对话相互驳辩来阐述中心论点，司马迁录入《史记。商君列传》（文字有改动），用以表明商鞅的主张。
《商君书》读后感
《农战》有言：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意思为：国家摒弃空谈民众就朴实，民众朴实就不放纵。
作为一名全职性的企业员工，对此句的理解应当为，我已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合同约定的8小时为全时段付出，属于一种受法律保护的双方约定。
作为一名普通员工，先别说大话，现遵守最起码的规章制度，从最本分做起，把最基础的做好。而作为一名部门负责人，甚或企业高管，更应该注重信用。当社会经历了资本积累，达到一定文明程度，契约的重要性，信用的重要性就逐渐上升到法律地位。竞业禁止等类似的法律限制条款看似是法律的严禁，实际上是道德一种退步。
企业老板的.追求，就如同封建时期的帝王。为了统治思想的下达，希望每一个管理者每天像儒家思想的学者一样，用孔子的理念将国家的理念传播到每一个员工。先育民，使民强，则国强。再驭民，使民弱，则国强。再愚民，使民弱，则国强。
因为作为一名管理者，你每天要宣扬企业的文化、老板的理念。宣传当日要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否则就违背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理念。下不尊上，上不服众。
《史记.田单列传》有言：忠臣不事二主，贞女不更二夫。意思为忠义之臣不奉事两个朝代的君主，贞节的妇女不再嫁第二个丈夫。
在秦汉时期的农业社会，虽然以上言论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放至今日的民营企业仍不为过。民营企业最核心的追求是资本积累，对员工的要求自然是追求极致。如若以一颗公有制员工的心态来衡量民营企业，那么你可以离开了，因为你永远都无法和老板交心，永远都做不好。
《张仪列传》读后感
《史记》，鲁讯先生赞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能得到文学大家如此之高的'评价，确实值得我们一读。
近日，我阅读《史记》之精髓“七十列传”，读罢，叹为观止。
这七十列传，讲述了老子、韩非子、伍子胥、商鞅等有影响力的人物事迹，第十列传讲述的是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张仪，读来让我动容。
张仪，两度为秦相，魏贵族后裔，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外交家和谋略家，他创立了连横的外交政策，以破合纵之策。
其实一开始读张仪时，我并未明白张仪的那颗心，而最近，当我读到一篇名为《张仪受辱》的故事时，我才真正明白了张仪。
在《史记》中，我发现张仪是艰难的成功者，他两度为秦相，也因君王的不喜两度遭废，成功的仕途之路也经历过惊涛骇浪，他的连横之计在六国成功推行。初读他时，我就已经赞赏张仪的持之以恒，他即使被天下人唾骂，也要“死皮赖脸”，但在他心中，始终有一个坚定的目标，他是为了他的连横亲秦。
再读张仪。张仪因儿时贫穷与原来的道德败坏，而被怀疑偷了宰相之玉，因此被打了几百杖。但回到家后，他问他的妻子舌头是否还在，妻子答“在”，他便说，只要舌头尚在，仍旧会向诸候传播他的思想！那一刻，我想，张仪一定是说出了他一生的诺言！他也的确这样做了！他的一生都为他的连横策略而努力。
读罢张仪，在为他的坚定与持之以恒心生敬意的同时，我不禁想到了我自己，打小我就练字，但常常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正是因为我的懒惰，不懂坚持，每次都半途而废，我的字至今还非常难看。唉！都是没有坚持惹的祸。
张仪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什么是目标，什么是坚持，什么是诺言，什么是忍辱负重，什么是理想与信念！
读张仪，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战火连天的时期，在那个时代，张仪用他的一已之力告诉人们：凡事要么不做，做就要做到底。而这个法则在现在的社会也同样适用。
商君书读后感作文
《商君书》的文体多样。议论体有《农战》、《开塞》、《划策》等十数篇，或先综合后分析，或先分析后综合，兼用归纳演绎，首尾呼应。有时也运用比喻、排比、对比、借代等修辞手法。《徕民》篇运用了“齐人有东郭敞者”的寓言，以增强说理的效果和形像性。说明体有《垦令》、《靳令》、《境内》等篇，是对秦政令的诠释。辩难体有《更法》，通过人物对话相互驳辩来阐述中心论点，司马迁录入《史记。商君列传》（文字有改动），用以表明商鞅的主张。
关于《商君书》的作者，学术界频有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商君书》基本是伪书，持这种看法的有郭沫若、黄云眉、顾实、刘汝霖等。另一种意见是基本肯定《商君书》的作者是商鞅，持这种看法的除史志的编着者外，还有吕思勉、谭献等人。第三种意见认为，《商君书》是商鞅遗着与其他法家遗着的合编，此书非作于一人，也非写于一时，持这种看法的有高亨等人。的看法是，前两种意见有些牵强，第三种意见有一定道理。《韩非子—五蠹》篇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这说明商鞅确着有此书。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引公孙鞅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这与《商君书—靳令》、《说民》篇文字大致相同。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最后说：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
《商君书》正好有《开塞》、《农战》篇，这说明韩非、司马迁所见到的商鞅的著作，基本都在《商君书》中。但此书在后人编纂或流传过程中，搀人一些其他法家的言论，这是不可避免的。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重要一家，法家着作是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批判地吸收民族文化遗产的精华，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商君书》读后感
先秦只有法家实现了其学说主张，对分裂的乱世进行了强有力的改革，十分有针对性，而且对后世政治影响深远，也是唯一对后世政体有用处的思想。而在战国各国的变法潮流中，只有商鞅变法是最成功的，商鞅之法在秦国实行了二十余年，秦国“兵革强大，诸侯畏惧”，但也正因为商鞅之严刑峻法，治标强而有效，但不治本，在历史上商鞅也落下了个“作法自毙”的难听嘲讽。最典型的“史家绝唱、无韵离骚”《史记》的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n，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个人觉得司马迁的评论这才叫刻薄，别忘了司马迁正是受害于汉所沿秦代之法“宫刑”才愤而著书，每每思及身受宫刑，他自己说“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秦法谁炮制的？商鞅。他能对商鞅有好评价吗？鄙人还认为，以道德来指责或评论政治人物是肤浅的行为，谋略和学说本身无善恶，运用到国家政治中不可简单以道德来评价。
商鞅的思想在当时非常可贵，主要总结为如下几点：
一、“圣人不法古，法古则后于世”（《商君书开塞》）的先进的发展变化的历史观。
二、人性功利论。
商鞅认为人的一生就是在好利的本性支配下，追逐名利的一生。“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由于利益，儒家所提倡的礼仪对人的行为不起任何约束作用：“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商鞅以人性功利论为富国强兵的国策提供了指导思想，所以后人多简单粗暴的评论其为功利主义。商鞅对人性的理解，历来见仁见智，我个人倾向是比较认同的，有其合理的一面。
三、双刃之“法”。
在法家诸多流派中，商鞅以重视法律而独成一家。虽也谈术与势，但其法制理论更为细密。其提出的主要作用：“法能定分”（《商君书定分》），以立法明分，即人与人之间的财产分界，而反对以私害法，秦法对私斗处分是极严极重的；“法能胜民”（《说民》篇）商鞅明确提出法律是君主权柄（权制断于君），主要功能就是强制民众和镇压民众。商鞅仅仅把民众看为是肉猪一样的统治对象，并建议“焚诗书”，采取“偶语者弃市、谤者族”的高压苛法，也为秦朝埋下了祸根。后世韩非发展完善为“禁心、禁言、禁事”直接执行彻底愚民，剥夺言论自由；“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为秦始皇焚书提供了理论指导。
商鞅的苛法，来自于他对人民道德品质的最恶打算，他认为所有的人民都是奸民，君主应当充分认识民众奸猾的本性“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而强”，有了这样的想法，他在秦国推行了“轻罪重罚”的主张。“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以杀止杀，以暴止暴，这样的施政手段，一旦君主智蒙，必然不可避免的出现暴政酷刑、民无宁日的悲惨局面。然后，后来发生的事我们都知道了。
四、耕战之策。
综上所述，商鞅的法治在先秦很有典型性，他提出的“刑无等级、一断于法”的主张，在当时的思想家中领先历史一步。最后他的以身殉法，在思想史中留下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痕迹。无论你是否赞同他的政治主张，但是不可否认，于自己的学说，他是一个义无反顾的殉道者；于自己的君主，他是一个大无畏的喋血忠臣，于自己的时代，他更是一个敢作敢为的英雄，值得敬佩。
《商君书》读后感
书中自有黄金屋，这句话说的真是一点都不错。大到世间万物的发展规律，小到日常生活的困难烦恼，中国古代的先知哲人们都早已给出自己的论断注解，各类经典犹如一座座永恒的灯塔照亮着后世迷惘在人生道路上的人们。不同于西方具形具象的特定学科理论，中国经典如老子、孔孟、鬼谷等只是针对某些广大的话题给出看似泛泛的理论，并结合自然现象予以辅助论述，实则千人千用，上可治国安邦，下能齐家修身，天文、地理、政治、人事的道理尽收其中。先知们长于逻辑推断和论据间的辅佐和循环反复对比论证，并佐以自然原理(足见其质朴之心)帮助理解。所以，只要细心观察就能发现，先知们的例子并非例证，至少例子和论点之间的关系并非像西方论断中的那样紧密，而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模糊关系，例如鬼谷使用阴阳相生的宇宙概念来比拟谈话中的捭阖之道：
以阳动者，德相生也；以阴静者，形相成也。以阳求阴，苞以德也；以阴结阳，施以力也；阴阳相求，由捭阖也。此天地阴阳之道，而说人之法也，为万事之先，是谓‘圆方之门户’”。
论点间的关系不可谓不松散，其论述的主旨也不可谓不模糊。阴阳、德行、德力、圆方、捭阖这些相对的概念被分为两组，每组里看似不相关的概念被赋予相互模拟流通的含义而重叠使用，最后一句点出适用的情境(说人)，还不忘加上天地的概念，意在为读者培养一种似是而非，似懂非懂的烟雾缭绕的语境，发挥出自己无尽的想象和理解能力，结合各自不同的生活际遇对赅简的原文加以诠释。所以每个读者心中的鬼谷都是不同的，而这也许就是中国经典的魅力吧。此种魅力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文字的复杂多样，这与中国文化的隐晦深奥是相辅相成的。西方人讲究简洁直观，文化和语言也自然如此。就当中国经典(甚至现代著作)被翻译成英文也有一种画蛇添足的遗憾，平白添加了许多译者自己的理解诠释，在读者还没来得及思考的时候就划定了方向。西方经典往往限定一个特定的课题，并针对某一特定的受众或情境加以不厌其详的论述，段落以分论点开始，后面加以大段详细特定的例证。这样虽然能帮助读者清晰明朗地领会作者的意图思想，却也扼杀了想象和诠释的萌芽，同时也为后人的驳斥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和机会。这不由地让我觉得西方的先哲更善于表达(或者销售卖弄)自己，将完整的想法淋漓尽致地展现在受众面前，唯恐别人误会了自己的观点；而中国的先哲们启蒙滋养的意味更浓，犹如四两拨千斤，寥寥几字传与后世学子，脸上还带着“真理不可言明，孺子自去参悟”的神秘微笑。这也恐怕是西方多有自立门户的原创型学者，而中国多产引经据典的译注大家的原因罢。至于中国后世如于丹之流将论语老子“应用于现代科技生活”的所谓学者们，实则浅薄了隐晦高深的古籍经典。其行为对普及经典的教育意义的确是有所帮助的，但万不可过分颂扬提倡，不然中国子民，特别是在这个速食品充斥市场的现代社会，将最终失去自己民族文化中最宝贵的精髓。
和朋友谈到处死英国毒贩，又引出了死刑废立和人权等等话题。抛开死刑是否该废的问题不谈，是否应当在此英国毒贩的问题上网开一面，我是立场坚定的。如果中国人民(理论上)都是统一受制于现任刑法的，无论该刑法健全合理与否，英国人为什么就能逍遥法外？何况他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犯法？中国政府没有和英国政府妥协的义务，英国政府也没有要求网开一面的'权力。网开一面，基于什么逻辑？因为毒贩是英国人？那不是回到了南京条约后的领事裁判权了吗？因为人权问题？那么中国人的人权在哪里？就因为毒贩是英国人，他的人权就比中国人的人权珍贵吗？更不论法律处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让罪犯对自己的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付出代价，当现任刑法规定贩卖特定数量的毒品=死刑的时候，该罪犯造成了同等的危害，就理应受到同等的处罚。至于人权之论，至于“没有人有权力剥夺别人生存权力”之论，是有待辩驳商榷的，也是永远没有正确答案的。于是，我带着极大的困惑拜读了商君书注译(高亨，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
商君的形象无疑是铁血务实的，也就是所谓的pragmatist，简化排除一切不必要的修饰干扰，定下富国强兵的发展目标，两点一线。任何反对怀疑，或者试图干扰的人都毫不留情地予以消灭。这样的人物是很难用酷吏还是良臣的标签来言明的。中国人，尤其是底层的老百姓太热衷于非黑即白的评论，仿佛一个人善良就要众生皆爱，邪恶就该一无是处，好让自己爱就爱个明明白白，恨就恨个咬牙切齿。
史记说商鞅“天资刻薄”，这也就是司马迁的一家之言，后人且听而不可全信。何谓刻薄？刻薄就一定不好吗？人的性格或者素质本身就是双刃剑，刻薄用好了就叫无私，宽容用坏了就叫放纵。商鞅和其他无疑是酷吏的人有着明显的不同，他绝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滥杀无辜，就像来俊臣和周兴为了讨好武则天那样严刑逼供。至于他是否滥杀无辜，无辜本来就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是由法律或者民心，根据当时的社会风气和价值观来判定。要说连坐受株的邻居是否无辜，现在的人看来也许无辜，可是依据当时的法律就是有辜。至于法律，也不是单纯的对错价值观或者严密的逻辑，而是一个对时事价值观、民心、大众利益、逻辑、个人权利等相悖因素的综合考量平衡下得出的一个体系。因为这些因素是相悖的，你的利益也许就是别人的损失，法律就永远不可能面面俱到，或者百分之百地照顾了某方的利益，自然也就不能避免漏洞。所谓漏洞，也就是利益的某一方对自己失去的那部分利益感到不满，而试图修改法律系统的动机。多方，为了共存(及某种程度上能实现一些的“共荣”)，必须相互牵制妥协，让出自己的一部分利益，共同遵守法律―一定程度上基于逻辑道德的，而更大程度上基于经验妥协的，被人们神化而寄予过多厚望的，其实也有隐衷的，法律。争先恐后都想把法律朝自己的方向拉近的多方，那些有时联盟经常冲突的多方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国家/集体和个人。
人权主义者们发言了，要废除死刑，要还人自由。国家主义者们也发言了，要统一团结，要扩大版图，要个人服从集体。孰优孰劣？无法判定。无非都是拿个放大镜照着自己，将自己的利益渴求无限放大，总是将“我要”挂在嘴边。可是人终究是无法中立的，总是不可避免地选择一个立足点，既然这个立足点存在，就一定会落在一方的范围内，除非生命和思想消失。就像世界上没有不带口音的人，不带口音本身也是一种口音，同样能折射出此人的经历背景。一个人的立足点，相对其对立面，就成了偏见。所以，有偏见不为过，关键是要意识到自己的立场在别人眼里也许是偏见，而自己眼里的偏见是别人的立场的道理，愿意和别人交流沟通，了解别人的意图并尽己所能地帮助他们。还有一条极重要的，就是不要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谈话未必就要以一致意见，或者最佳方案结尾，也往往不能如此，谈话双方的不同立场早已注定了这一点。所以，谁也不能真正地说服谁，谁也没有权力指责谁太顽固，人能做到的，也就是理解和尊重对方。对于一味只想说服你的人呢，也不必争辩较真，沉默不代表投降，一笑了之而已。
又扯远了。还是谈谈我看商君书的感受。
商君的意图很明确：富国强兵，重农尚武。孔孟之道，诗书礼乐被批得一无是处(辩慧，乱之赞也。立约，淫佚之徵也)。文艺、贸易(粟生而金死；粟死而金生……国好生金于竟内，则金粟两死，仓府两虚，国弱；国好生粟于竟内，则金粟两生，仓府两实，国强)、教育、游学等现代人视之理所当然的东西都被看作影响农耕以致削弱国力的洪水猛兽。在商君的眼里，学术研究无异于坐而论道，空谈误国，且徒然让本可以安心务农的人民滋生了虚学求荣的许多念想(事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具备，国之危也)；认为只有愚得人民(农民)心无旁骛地闲时农耕(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战时操戈才是称王称霸，统一天下之道。在商君眼里，遵循古礼是不思进取的表现(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因而他直接针对甘龙杜挚等保守派而在秦王面前大肆鼓吹应时利导的果断改革之法，并将人民(农民)看作没有判断能力的乌合之众，主张无视人民的反对而坚决执行自己认为正确的政策(成大事者不谋与众)，讲究特立独行(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将来与人民一同分享成果(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以与乐成)。
法治是商君思想的核心(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他提倡一视同仁地执行法律，破除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古法，并且按照军功明确定量地论功行赏，赏罚分明，功可抵过。罚亦分明从重(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很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使罪犯众叛亲离(无得为罪人请于吏而饷食之，则奸民无主)，以将罪恶消灭在初级阶段为目标，从而遏制重罪。轻罪轻罚在商君看来就是姑息养奸，给予滋生重罪的温床。在奖惩制度上应当刑九赏一，这样才能使人民无欲无求，而且忠于国家(兴国行罚，民利且畏；行赏，民利且爱……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刑五罚五；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最终达到上下一心，富国强兵的宏图。
爱下结论的人又要跃跃欲试了，不是像译注者高亨那样赞的商鞅多么顺应历史潮流，贬的孔丘多么冥顽不化，就是像人权分子那般批判商鞅残忍恐怖滥杀无辜。的确，商君如此大才，又开创先河冒天下之大不韪开始如此轰轰烈烈的一场改革，是注定要承受后人的大褒大贬的。
《商君书》读后感
为什么封建专制一口气儿在中国大行其道多年?那是因为儒家“三纲五常”流毒让中国人中毒太深;为什么儒家能够深入中国人的骨髓和灵魂?仅仅是因为儒家文化获得历代封建君主大力推广?难道中国老百姓都是喂什么吃什么的病人?现在有答案了，还有法家的幕后黑手在助推!改革开放的一大成就，大概就是过去只有帝王才能看的书，咱们也能够看到了!最近就有这样一本禁书现世，暴露了中国封建专制的不传之秘.这本书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商君书》.最初公开讲解这本书的人，我们也应当记住，他就是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主任鲍鹏山.《商君书》就是有名的天下第一禁书，过去一直是太傅教太子的教材，只有历代君王和准君王才能读到.读了这本书，你就会明白，当年那个北方落后的蛮夷之国秦国，为什么能在短短的迅速崛起，最终摧枯拉朽般地统一六国?也会明白，历代君王为什么会把老百姓修理得服服帖帖，一个王朝稀松平常也是三百年!
商鞅真的太有才了，一本薄薄的《商君书》书，不到三万个汉字，居然把封建君主治国手段的细枝末节，阐述得头头是道，深刻到无以复加.《商君书》既讲道理又讲办法，真的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哪怕你目不识丁，只要听一遍，你就可以当皇帝了!更令人震惊的是，《商君书》阐述的依法治国，集法家的丑陋和阴损之大成.《商君书》本身，就这么成了空前绝后的“严刑峻法”，读了让人不寒而栗!从零星的史料中，我们偶尔可以看到秦国士兵的恐怖形象——一个个腰里拴着人头.开始我总是不大敢相信，难道秦兵个个都是杀人狂?读了《商君书》才知道，这绝对是可能的.
《商君书》的《境内第十九》实际上是个士兵奖励细则.这个细则，就是以人头数量来作为奖赏标准的.
《商君书》祸害最深的，还得说是治国之术，而其治国之术的核心一是毁商，二是弱民.《商君书》主张禁止粮食贸易，商人和农民都不得卖粮，甚至连为商业贸易和人口流动服务的旅馆业也予以铲除.人民都被禁锢在自己的土地上，只能成为农民.人民不能离开半步，无法获得知识更新(也不需要)，只能成为君主的生产工具.
毁商之后，再就是弱民之道了.《商君书》认为，“有道之国，在于弱民”.通过以弱去强，以奸驭良，实行流氓政治;实行一教，统一思想，进行思想控制;通过剥夺个人资产，让民众依附国家;通过辱民，贫民，弱民，使人民贫穷，软弱，实现民弱国强.如果还有强民依然没杀光，还有杀手锏——发动战争，通过对外战争，外杀强敌，内杀强民.这几点，就是中国历朝历代君主治国驭民心照不宣的诡秘暗器，是他们不惜以民生的代价来化解内忧外患矛盾，获得长治久安的看家本领!读到这里，所有的中国式的困惑，也就迎刃而解了!为什么中国历朝历代君主都重农轻商?为什么中国的土地一直是国家所有?为什么中国长期皇帝一人威严可以压过全国的百姓?为什么中国一直有法不依，人治大行其道，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为什么中国民众没有话语权，文字狱在中国越演越烈?为什么中国官员一直身兼一方官吏和教父的双重责任?为什么中国总会“恰到好处”地发动对内和对外的战争?为什么中国人和太平盛世，都和老百姓的生活改善无关?为什么中国人的身体素质一直比西方人差得多得多?为什么历朝历代中国不允许老百姓拥有兵器?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没有财产给后人继承?为什么中国历朝历代禁止民间习武?为什么中国功夫师徒传承要有严格的师徒关系(背叛师傅要清理门户)?为什么秦朝之后(除了汉唐和东晋)，中国人彻底失去了张扬的个性?为什么人类现代科技文化不可能率先在中国出现?同样的问题可以继续罗列，但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君主专制!这就是严刑峻法!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悲哀，是历史选择了儒家而不是法家.真正的悲哀是，秦朝之后法家并没有消失，而是通过商鞅的《商君书》的传承在封建专制君主的脑袋里.得势的法家根本不是真正的法家，而是法家的变种——为了一己私利挥刀自宫的奴才法家.帝王们一直在用法家的“阴和损”，在幕后操纵着中国的兴与衰;中国的法家，就是变法儿整人的;中国的儒家，就是用臆造的“天理”愚人的.法家把中国人整傻了，儒家把中国人整愚了!两者没一个好东西!中国的儒家能在汉朝以后深入中国人的灵魂，也就不仅仅是皇帝和董仲舒的功劳了.在“严刑峻法”的修理之下，中国人也就只能从《三纲五常》的熏陶中，找到一点可怜的心灵安慰.这一点，中国和欧洲的中世纪异曲同工.在可怕的瘟疫以及阿拉伯人和野蛮民族的入侵等天灾，人祸面前，欧洲人也只能从宗教中获得了心灵的救赎.如果西方人没有ji督教的慰藉，东方没有儒家的安慰，那欧洲人和中国人就只有集体自杀了!
《商君书》这种的皇帝枕边书，西方人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杜撰出来.这就是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臭名昭著的《君主论》(1513).不过，马基雅维利的“智慧”显然比不上商鞅.马氏不过强调君主应该抛弃道德上的考量，用冷酷和阴谋治国.无论是歹毒程度和阴损力度，《君主论》都远远不及《商君书》——这，你就不得不佩服咱中国人的“智慧”了!不幸的是，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出现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他的倒行逆施谬论一出笼，就受到广泛的谴责.马基雅维利本人，也被指为魔鬼的化身.他的名字甚至成了欺骗和阴谋的同义词.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除了拥有拿破仑，--和斯大林等几个粉丝，在欧洲根本没有市场.
商鞅所在的春秋战国，也是一个变革的时代.春秋战国到底应该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现在也难有定论.长期以来，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历史必然趋势的论调，占了主导地位.这种观点，实际上和秦始皇留在石碑上的自我赞美之词是一致的.商鞅的中国第一位改革设计师的地位，也因此无可撼动了.董仲舒不被皇帝待见，商鞅落得个“五马分尸”.但他们都获得后世连绵不绝的赞誉，你不觉得奇怪吗?赞美商鞅，是替皇帝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商君书》是中国人最“伟大”的发明.遗憾的是，这话是对中国帝王们说的;对民众来说，《商君书》是中国人噩梦的开始.秦朝以后，中国人最终变成了肢体羸弱，只知道盲从和服从的另类民族和大国愚民.等到中国人真正放眼看世界的时候，一切已经恍如隔世——我们已经看不懂了!
《商君书》读后感
《商君书》着重论述商鞅一派在当时秦国施行的变法理论和具体措施。
《商君书》论述了大量愚民政策以及法家士子为帝王稳固政权，剥夺百姓人权的观点。例如：《商君书》中认为国家与人民是矛盾的关系。人民强大，则国家虚弱。所以想要国家强大，则必须削弱人民。能够战胜强敌、称霸天下的国家，必须制服本国的人民。只有使人民愚昧无知、朴实忠厚，人民才不易结成强大的力量来对抗国家和君主，这样国家才会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才会牢固。《商君书》中认为人性本恶，必须承认人之恶性，治理国家要以恶治善才能使国家强大。《商君书》中主张重刑轻赏，他认为加重刑罚，减少奖赏，是君主爱护民众，民众就会拼命争夺奖赏；增加奖赏，减轻刑罚，是君主不爱护民众，民众就不会为奖赏而拼死奋斗。
商君书读后感作文
为什么封建专制一口气儿在中国大行其道2000多年？那是因为儒家"三纲五常"流毒让中国人中毒太深；为什么儒家能够深入中国人的骨髓和灵魂？仅仅是因为儒家文化获得历代封建君主大力推广？难道中国老百姓都是喂什么吃什么的病人？现在有答案了，还有法家的幕后黑手在助推！改革开放的一大成就，大概就是过去只有帝王才能看的书，咱们也能够看到了！最近就有这样一本j书现世，暴露了中国2000年封建专制的不传之秘。这本书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商君书》。最初公开讲解这本书的人，我们也应当记住，他就是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主任鲍鹏山。《商君书》就是有名的天下第一j书，过去一直是太傅教太子的教材，只有历代君王和准君王才能读到。读了这本书，你就会明白，当年那个北方落后的蛮夷之国秦国，为什么能在短短的14年迅速崛起，最终摧枯拉朽般地统一六国？也会明白，历代君王为什么会把老百姓修理得服服帖帖，一个王朝稀松平常也是三百年！
商鞅真的太有才了，一本薄薄的《商君书》书，不到三万个汉字，居然把封建君主治国手段的细枝末节，阐述得头头是道，深刻到无以复加。《商君书》既讲道理又讲办法，真的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哪怕你目不识丁，只要听一遍，你就可以当皇帝了！更令人震惊的是，《商君书》阐述的依法治国，集法家的丑陋和阴损之大成。《商君书》本身，就这么成了空前绝后的"严刑峻法"，读了让人不寒而栗！
从零星的史料中，我们偶尔可以看到秦国士兵的恐怖形象——一个个腰里拴着人头。开始我总是不大敢相信，难道秦兵个个都是杀人狂？读了《商君书》才知道，这绝对是可能的。
《商君书》的《境内第十九》实际上是个士兵奖励细则。这个细则，就是以人头数量来作为奖赏标准的。
《境内第十九》说，"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这句话意思是说，"百将，屯长在作战时如果得不到敌人首级，是要杀头的；如果得到敌人三十三颗首级以上，就算满达到了朝廷规定的数目，可以升爵一级。""能攻城围邑斩首八千已上，则盈论；野战斩首二千，则盈论；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将尽赏。行间之吏也，故爵公士也，就为上造也；"这句话意思是说，"军队围攻敌国的城邑，能够斩敌人首级八千颗以上的，或在野战中能够斩敌人首级两千颗以上的，就算满了朝廷规定的数目，所有各级将吏都可得到赏赐，都可以升爵一级。军官旧爵是公士的就升为上造；"（译文）。
《商君书》祸害最深的，还得说是治国之术，而其治国之术的核心一是毁商，二是弱民。《商君书》主张禁止粮食贸易，商人和农民都不得卖粮，甚至连为商业贸易和人口流动服务的旅馆业也予以铲除。人民都被禁锢在自己的土地上，只能成为农民。人民不能离开半步，无法获得知识更新（也不需要），只能成为君主的生产工具。
毁商之后，再就是弱民之道了。《商君书》认为，"有道之国，在于弱民"。通过以弱去强，以奸驭良，实行流氓政治；实行一教，统一思想，进行思想控制；通过剥夺个人资产，让民众依附国家；通过辱民，贫民，弱民，使人民贫穷，软弱，实现民弱国强。如果还有强民依然没杀光，还有杀手锏——发动战争，通过对外战争，外杀强敌，内杀强民。这几点，就是中国历朝历代君主治国驭民心照不宣的诡秘暗器，是他们不惜以民生的代价来化解内忧外患矛盾，获得长治久安的看家本领！
读到这里，所有的中国式的困惑，也就迎刃而解了！为什么中国历朝历代君主都重农轻商？为什么中国的土地一直是国家所有？为什么中国长期皇帝一人威严可以压过全国的百姓？为什么中国一直有法不依，人治大行其道，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为什么中国民众没有话语权，文字狱在中国越演越烈？为什么中国官员一直身兼一方官吏和教父的双重责任？为什么中国总会"恰到好处"地发动对内和对外的战争？为什么中国人和太平盛世，都和老百姓的生活改善无关？为什么中国人的身体素质一直比西方人差得多得多？为什么历朝历代中国不允许老百姓拥有兵器？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没有财产给后人继承？为什么中国历朝历代禁止民间习武？为什么中国功夫师徒传承要有严格的师徒关系（背叛师傅要清理门户）？为什么秦朝之后（除了汉唐和东晋），中国人彻底失去了张扬的个性？为什么人类现代科技文化不可能率先在中国出现？同样的问题可以继续罗列，但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君主专制！这就是严刑峻法！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悲哀，是历史选择了儒家而不是法家。真正的悲哀是，秦朝之后法家并没有消失，而是通过商鞅的《商君书》的传承在封建专制君主的脑袋里。得势的法家根本不是真正的法家，而是法家的变种——为了一己私利挥刀自宫的奴才法家。帝王们一直在用法家的"阴和损"，在幕后操纵着中国的兴与衰；中国的法家，就是变法儿整人的；中国的儒家，就是用臆造的"天理"愚人的。法家把中国人整傻了，儒家把中国人整愚了！两者没一个好东西！
中国的儒家能在汉朝以后深入中国人的灵魂，也就不仅仅是皇帝和董仲舒的功劳了。在"严刑峻法"的修理之下，中国人也就只能从《三纲五常》的熏陶中，找到一点可怜的心灵安慰。这一点，中国和欧洲的中世纪异曲同工。在可怕的瘟疫以及阿拉伯人和野蛮民族的入侵等天灾，人祸面前，欧洲人也只能从宗教中获得了心灵的救赎。
《商君书》这种的皇帝枕边书，西方人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杜撰出来。这就是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臭名昭著的《君主论》（1513）。不过，马基雅维利的"智慧"显然比不上商鞅。马氏不过强调君主应该抛弃道德上的考量，用冷酷和阴谋治国。无论是歹毒程度和阴损力度，《君主论》都远远不及《商君书》——这，你就不得不佩服咱中国人的"智慧"了！
不幸的是，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出现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他的倒行逆施谬论一出笼，就受到广泛的谴责。马基雅维利本人，也被指为魔鬼的化身。他的名字甚至成了欺骗和阴谋的同义词。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除了拥有拿破仑，希特勒和斯大林等几个粉丝，在欧洲根本没有市场。
《商君书》是中国人最“伟大”的发明。遗憾的是，这话是对中国帝王们说的；对民众来说，《商君书》是中国人噩梦的开始。秦朝以后，中国人最终变成了肢体羸弱，只知道盲从和服从的另类民族和大国愚民。等到中国人真正放眼看世界的时候，一切已经恍如隔世——我们已经看不懂了！
商君书读后感
《商君书》该不该读，人们多取决与商君本人，有意思的是，历史上对商君评价与看法，多是非黑即白。司马子长说他：“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史记商君列传》)。有人看了这段说：“司马迁到底是文人，说商君残忍少恩，见解太幼稚了!”司马子长对史实之认真，从古至今似乎没几个人质疑过;然而汗武帝以后“独尊懦术”的风气，同商君说背到而驰，因此《史记》中对商君的评判未免有失偏颇——随着政权主张倒是文人史官们的惯性，司马子长多少还算另类的一位。相反地，李斯则说：“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史记李斯列传》);王半山则有诗言：“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商鞅》)。同是褒扬，李斯有李斯的立场，王半山有王半山的眼光。李斯是秦相，强调法度;王半山是改革家，强调变更——就如同“父亲是科举中人，要看‘板条’;丈人是商人，要看契据。”——各有各的'主意。此是谬谈。
《商君书》历来号称文笔古奥，(读书笔记)原因是流传过程中脱文错简十分严重，并且其书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而导致体例杂芜，再加上近世学术界有“《商君书》精义较少，欲考法家之学，当重《管》《韩》而已。”(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使人对此书兴致大减。
读完《商君书》，实在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好在作者多用前因推后果的句式，理解他的政治目的，并不十分艰难。只是全身心地锱铢积累，恐惧煞费神心，读来并没有太大的乐趣，想毕我不是研习政治的材料。
儒家的学说一直以来都被奉为精辟，其主张不言自知。我从不将《孟子》同《商君书》置于一处，迂腐地觉得他们水火不容，恐有盐铁之争——法家对儒家的称呼实在叫人触目惊心：“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心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商君书靳令第十三》)“六虱”即指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的思想，《商君书》对儒家的概论基本上是“对内人治，对外非兵”。事实证明，儒家学说在盛世尚可招揽民心，在乱世则是大大行不通的。而儒家则惯言法家刑法过于严苛，“畜怨积仇比于丘山”。(《史记集解》引《新序》)。不过，无论如何，商君确使秦由弱转强，“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务本力稿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苏东坡《商鞅论》)的见解是不客观的。
赵策二》)之言，“遇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之语，“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之说劝谏孝公，继而提出“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其关键在于“可以强国”、“可以利民”，遂可以“无顾天下之议”。甘龙以“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驳之，希望孝公沿已有法度，重申“人言可畏”。然而孝公之志，并非徒沿秦族，而恐是一洗前耻，复穆公霸业，因而商君说甘龙之言，世俗之言也，“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认为其论过于死板。商君之辞，重心在于“三代不同礼而王，王霸不同法而霸。”他不是为了说服、驳倒甘龙，而是令孝公不再犹疑不定，于是拿王霸之业而劝说，对于秦公来说，十分具有说服力。而杜挚“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之言，恰恰给商君一个表明变法之忧的契口。结果不言而喻，孝公说：“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乐之，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这便是变法的第一步。
有了痛下决心，变法之路任重道远。强秦变法的第一要务，便是农业。《商君书垦令第二》便列出了细致的强制务农政策。垦令，属法令，此篇却像呈予君上的谏书，晓以利害，层层推进，因果相连，虽然是强制法令，却极在说服力。其中一段最为有趣，可起到讽今之效，现录如下：
“无宿治，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百官之情不相稽，则农有余日。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则农不败。农不败而有余日，则草必垦矣。”
“宿治”即官吏拖延政务。读到此突然联想到神秘的“有关部门”，不禁一笑——此是笑谈。此处若将“无”理解为“没有”，那么这一篇甚至这本书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无”应当是“不允许”，表禁止，这样法令才有了意义。然而官员拖延政务不办之事，从古到今，层出不穷，目的是“为私利于民”，问题就出在这个“无”字上，如无严法苛刑，则无“情不相稽”，则无上下一令。此是后话。接下来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