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写读后感，我们可以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同时也可以培养自己的写作能力。请看以下一些读者的读后感，他们对作品的独特理解和情感表达，或让我们产生共鸣，或让我们有所思考。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2、宗法制的社会结构传统、广阔的国土、众多的人口，在当时交通信息极不发达的小农社会背景下，自然而然就发展出了以道德为准绳，以士大夫阶层为统治阶级的形式，这是历史的必然。
3、中国是一个道德观念极其盛行的国家。常言道，道德是要求自己的，如果用在了要求别人身上，那多半要出问题。但这种观点，一是很难落实，二是这本身也是一道道德标准本身。其实中国人的道德观念，是分受众的，有些只适合士大夫为代表的的所谓精英阶层；而有些则是针对底层民众的。
4、越是深入历史，越是发现历史的现实性。以前读书时候时候，教科书上赋予的历史观，在万历十五年这类书籍面前，已然全部面目全非。先不说教科书上那些倾向性的表达，即使是客观表达，在你深入了解那些结论背后的事件人物以后，也可能会有全然不同的观感。这就好像一条你认为很有道理的道理，但当你运用到具体事务中的时候，又会碰到诸多问题。当你终于在不断摸索中明白了其真谛以后，虽然你仍然认可这条道理，但那种感悟是截然不同的。
5、最后，这是一本好书，值得对历史有兴趣的人去阅读、思考。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以铜为镜可正冠，以史为鉴可知兴。”这个寒假，在老师的推荐下我看完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不仅让我对明朝的历史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更让我对于当今社会得出了些许感悟。
这本书用传记的手法叙述了当年张居正生前得志，死后却遭掘官之耻；申时行调和皇上与文官之间的关系，处处当起了和事佬；大英雄戚继光在张居正生前位至“总理蓟州军务”，张居正死后却被罢官家居；饱受褒扬的“青天”海瑞，最后却被迫开始长达十五年的赋闲生涯，直至死去；名仕李贽失势后，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一开始试图冲击礼教束缚的万历皇帝，最后却不得不开始长达十七年的“无为而治”。
上至天子下至平民无不成为以德替法制度的牺牲品。黄仁宇先生认为:中国两千多年来，以德替法制度，到明朝为极限，这就是一定问题的症结。
纵观全书，明朝庞大的文官集团是导致这些的根源。以万历皇帝为例，为了防止再出现类似于正德皇帝任意妄为的事情，在万历皇帝登极之际，他们决心不再让朝廷的大权放在一个年轻人手里，听凭他任意使用，而是设法把皇帝引进他们崇奉的规范里。文官们让他从小接受翰林的教育，注意他的家庭生活和私人活动，尤其防止他接受武官和宦官的不良影响。于是他从小就没有体会到自由的意义，不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而获得臣下的尊敬，以至于在后来闹得满城风雨的立储问题，这个孤立无援的皇帝因为缺乏坚强的毅力，一再向强大的文官集团屈服，最后干脆以消极怠工来抵抗，即老子所谓“无为”。
这样一来，皇帝找不到更合适的事情可以消磨时光，只好看宦官掷银为戏。他的消极怠工使帝国陷入深渊。设想，假如文官集团不以“德治”思想处处限制万历的行为，使他保持早期的雄姿英发，励精图治，明朝会不会再出现一次盛世局面？明朝时文官们奉承道德和礼教，他们经常打着道德的幌子满足一己私欲，口中振振有词，背地却瞒天过海，海瑞作为一代清官的模范，却在当时几乎没有人愿意做海瑞，以至于万历十五年丁亥的岁暮，海瑞的死讯传出，使北京的朝廷大大松了口气，那些文官们内心深处有着尴尬和不安，一方面是圣贤书的教导，一方面是现实里必须接受的官场潜规则。一个个充当纸笔上的巨人，高谈阔论的演说家，行动上的矮子。正是由于这腐朽的制度，才造就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改朝换代的悲剧。
现如今，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革新才能引领潮流，可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政治改革，医疗教育，廉政建设等，仍出现“踢皮球”的情况，如李克强总理所说:“改革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更难”。如今国家提倡继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学习国内外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理念，求真务实，勤俭节约，不说空话，实干兴邦，励志创新，走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才是实现“中国梦”的正确方向。
历史是一条时间的长河，读史以使人明志，从史料当中，可以读出如何建设我们的祖国，如何做到“实干兴邦”，如何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决胜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阶段，我们更应读史，善读史，力争从史中汲取经验以兴国。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畅销二十余年的经典之作。
黄仁宇的叙述恣肆雍容，很多人读这本书，就会陷进去，因而产生神龙不见首尾的感觉。
在看这本书的同时，其实可以先看黄的另外一本书：《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这本书出版于1974年，研究明代的政府的财政问题，通过细致梳理，指出明代财政只是注重形式上的整齐，政策的实施全赖当局自上而下施压，官僚体制和一般民众之间缺乏法律和经济的联系，无法确保实施一套有效的税收体制，从而揭示帝制中国的某些鲜明特点。
这本书是《万历十五年》的奠基石。明了这本书的主题，当有助于《万》的理解。当然，这是一部财政专书，看起来有一定难度。
那么，还可以通过另一本书来体会《万》书的精髓所在，这就是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青山》。
在回忆录里，黄仁宇结合自己的奇特经历，详细叙述了大历史观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和观点。了解这些，读起《万历十五年》来当有更深切的体会。
由于讲的是万历年间的史事，很多人都把《万历十五年》当作一本历史书来读。其实，这本书不仅仅只有这一种读法。
黄仁宇本人曾这样解释他的历史观的来源：“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因此这本书不是一个书斋学者所写出来的作品，而是融入了作者本人奇特经历和深刻感受的作品。
在这样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心理学上的，政治学上，组织学上的，管理学上的，很多现象和道理都可以触类旁通。
实际上，也有不少人从独特的角度来读这本书。比如，美国心理学家普尼克曾指出：“这是一部出色的作品，有关中国人过去和现在的许多问题，你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黄仁宇在书中一以贯之的观点是，帝制中国的弊病就是以道德代替法制，人们往往凭借私人关系来弥补制度之不足。这其实就是中国人讲究人情的背景所在，从这里面就可以反映出很多心理学上的探究。这也就是普尼克所指的意义。
该书中文初版的责编傅璇琮也曾表示：“这本书的撰写，确实拓新了我们看待历史、观察社会的眼光。”我想，读这本书，培养自己观察、分析社会的能力，也许其意义会更大。
明基电通公司中国营销部总经理曾文祺撰文说：“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当我们观察身边周遭组织里的这些人，从他们日常的做法、想法、看法当中，可以看到企业未来的兴衰，从而培养出一种对未来的洞察力。读透这本书，我用了二十年时间，读了五遍。”
这是从组织学上来看待这本书。根据组织学原理，一个组织成立后，会形成自己独特的组织气氛。成长性氛围强，这个组织将蒸蒸日上，不断强大；非成长性氛围强，成员的成长愿望受挫，这个组织将日渐衰弱，直至解体。随着时间推移，一个组织越是庞大，将不可避免遭遇“组织绝症”，表现之一就是对环境的过度适应，而导致无法应变。
很明显，如果把明王朝当作一个组织的话，在它开国时期，是蒸蒸日上的，文臣武将云集，个个能发挥才干，成长性极强，应变能力也强。而到了明后期，越来越压抑个人欲望，文官政治越来越烂熟，最终导致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叛乱、异族的兴起。读这本书，也能对企业领导人有很大的启示。
也许，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读法，每一个人都能读出自己的《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这是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写的一本好书，1979年首先在美国出版，并多次重印。我是在阅读了王小波的“不新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一文后，才上网购得此书阅读的。在读书中，通过书里提到的文章和人，再去找自己有兴趣的书来读，这种是我自称为“顺藤摸瓜”读书法。由于这个读书法，我最近重点购买了一些“读书笔记”类的书籍来阅读。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是一本历史学范畴的书。在我的读书目录里，应该是文（文学）、史（历史）、哲（哲学）三类为主。在阅读一个人的著作前，最好先阅读他的传记或者简介，这样，才会对作者写作的立场、背景、动因等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有利于自己对作品的理解。这个也是我自称为“摸清背景”的第二个读书法。由于这第二个读书法，我也购买了比较多的人物传记来阅读。
通过读书，我要建立起自己的读书方法和阅读书目体系。
再来谈谈《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吧。全书以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为历史时间的横断面，然后讲述了与这个横断面有关的六个人物――一个皇帝（万历）、两任元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一个模范官僚（海瑞）、一个杰出孤独的将领（戚继光）、一个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最后，从作者的大历史观得出结论：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表面上无事可记，然而四海升平的表面之下，千年帝国崩溃的隐患早已埋下，所以，书中所述的人物都是悲剧性结局（皇帝也不例外），故万历十五年的历史，也是失败的历史！
希望通过阅读更多的历史书籍和做历史的思考，能对以上问题做出解答。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其实不算认真看完，只是快速浏览。里面很多故事已经有所了解，因此对我来说更重要的其实是书末的“《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说白了就是，把明朝这段历史置于世界大背景下，然后再把时间长度拉长到数百年，如此可以看出很多在微观上无法看到的东西。
对于当时中国的日渐衰落，以及中国目前遇到的困境，其实都可以归结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上学时候学了无数遍的“生产关系不符合生产力的发展”。
具体点说，什么民主自由文明什么的，都是建立在一种东西之上，那就是“契约精神”，也就是“法治”的基础。这一点，有赖于商业的发展，翻过来又能促进商业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目前国内都说“经济改革倒逼政治改革”。某种先进的生产关系在一开始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到了瓶颈期，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就会受到限制，而这时，就会产生促进生产关系改革的呼声。
黄仁宇还谈到了市民阶层的重要性。不知中央大力推进城镇化的时候，有没有这方面的考量，如果有，那真的是有壮士断腕的勇气。联想到前段时间广东发生的事件，可以看出，“契约精神”的要求在南方是高于北方的，这既是南方商业发达的结果，也反过来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要实现富强民主自由文明，首先得把北方的游牧气质和小农气质去掉，除了大力提倡发展经济外，如何改革上层管理模式也是今后面临的一大问题。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先生在这本书的末尾写到：“由明朝可以向后倒推到其它各朝，主要原因还是受亚洲大陆天候地理关系的影响。”这就是作者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得出了的历史结论。
当历史的问题牵扯到地理环境时，似乎一切已经注定。气候天决定，文化随之产生，历史的大环境也就矗立在那里了。那么，在既定的环境中，历史人物又该如何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实现时代赋予的伟大使命呢?在《万历十五年》中，作者通过几个不同人物的故事串联起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比如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
写到张居正这一章的时候，作者拟定的章标题是——世间已无张居正，也就是说书中阐述更多的是他的落寞和跌入谷底之后朝局的变化。何以一代内阁首辅身前地位显赫风光无限，死后被鞭尸，被抄家?也许，从他的一生，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理解社么叫物极必反。活着的张居正总是幻想凭借一己之力来改变一个国家的发展，他的威严、权利和智慧不仅在小皇帝身上展现出来，也笼罩在整个朝野。他想当皇帝吗?其实不见得，从他不遗余力的改革赋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来看，他也许真的希望这个国家能在他的努力之下蒸蒸日上。只可惜他太相信自己的力量，而忽视了一个事实，推动历史的发展不是一个人的事。他自身就处于明朝这样一个文官体系当中，当他把所有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者贬黜的时候，就打破了整个体系的平衡。
在当时明朝的大环境中，张居正站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度，心中可能有这样的独白：“万人阻挡又怎样，权利会帮我达成所愿。”他不顾整个历史环境的力量，不考虑文官系统里其它人的想法，一意孤行，希望通过明确而坚定的态度处理公务，最终的结果历史给出了答案。当他孤独前行的时候少有人真心实意的成为他的同伴，当他死后大部分人对他群起而攻之，表达不满。
申时行同样作为明朝首辅，并不如张居正那样“有名”。他深知自己处于怎样的一个环境中，没有锋芒，更谈不上毕露。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他更愿意成为和事佬，不触动谁就会相安无事。作为张居正首辅之位的下一任，他看到了前任处事风格之后的下场，因此他不会去重蹈覆辙。
除了厉害关系让他没有做烈士的决心外，他对环境有着更深刻的理解。他认为，在既定的系统中，身为首辅也只能按照整个系统中的共同意志办事，能够恰如其分的调和其中的矛盾，并对大家起到感化和领导的作用才是首辅的角色需求。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任职期间他努力的穿行在百官和皇帝之间，尽量的平和政治波澜，希望凭借“诚意”建立起信赖，通过恕道期望事情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从当时的大环境来看，申时行的做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历史并没有给他太多的时间，大明更不会。对待一个岌岌可危的病人，张居正的猛药行不通，申时行的小米粥同样没有用。
除了通过两位明朝首辅来阐述自己的大历史观，《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先生还煞费笔墨的写了这位一代名将戚继光，很明显他是偏爱戚将军的。在书中作者写到：“我们的帝国不允许也没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寻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来作部分的修补。戚继光的天才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可避免，而他的成功在于他善于运用技术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戚继光没有像张居正一样超脱于环境之外，自负的以为自己可以搞定一切，而是灵活的适应环境，斡旋在各种关系中。也没有像申时行一样“看透”了环境，将希望寄托在所谓的“诚意”上，而是依据环境采取了必要而可行的措施。他严格练兵，创造的各种战术虽不先进也多有弊端，但是符合当时的军队人员构成和经济技术水平的。
从明朝整个大的历史环境来看，似乎戚继光对环境采取的措施更值得推崇。其实，未定。除了由于地理环境所造就的历史环境之外，每个单纯的个体也处于自己的小环境中。试想一下，如果戚继光处在张居正的位置难道就不会通过权利铁血施政吗?如果申时行只是一方将领他是否会摒弃犹豫不决胆小怕事呢?如果张居正处于首辅之位时和申时行一样看到了前任的不幸，说不定也会小心翼翼，忐忑前行。再往前推，除了职位环境的不同外，每个人生活成长的环境也不同，形成的观念和理念也不同，所以就算历史倒退，试图去寻找一种周全的做法改变明朝的的结局也是不可能的。
所谓“读史使人明智”，如果非要问我《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看完之后有哪些启示和借鉴，我想说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比以上人物平凡很多的普通人，成长的时代也不同，处事之道是借鉴不来的。但是，看待事情的宽容度可以更高一些，不要总拿中国和外国比较，历史都说了，地理环境决定了很多的不一样。不要看到某种行为之后就说三道四，你不是别人，你看不到别人的小环境。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最近看完了《万历十五年》，明朝万历年间的重臣，张居正、戚继光、申时行、海瑞……无一不以悲剧收场。甚至万历自己，在这种文官集团体制之下，也只能无为而治。由此可以看到一种强大体制惯性所带来的悲哀。他们每个人都各有特点，亮光闪闪，也试图做出改革，但最终失败，大部分人还落得个革职、入狱、自杀的下场。一群文官为了整个集团的平衡，国家的武备、科技的革新、商业的发展都陷于停滞。我认为，中国在近代的落后，不是从满清后期开始，而是始于明朝。其实我很厌恶宋朝、明朝两个汉族朝代，尤其是明朝。宋朝也积弱不振，但至少商业、航海、科技发达；明朝则陷入了皇帝官员无能、体制松散、陈腐惯性而集体抵制改革的怪圈。假使xx片战争、甲午海战发生在明朝，也许早就亡了。
还是异族统治好！进而论之，被英国殖民，也许今天会更好。越看中国历史，就越x厌中国，越厌恶儒教。其实我是一个反中医、反孔教的人。
下部书准备看看《彩色欧洲史》。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是一部非常好的人文作品，我也不是第一次读了。可是正如其他好书一样，每次读都会有收获。这次我联系他的另一部作品《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来读，发现一些有趣的问题以及自己的一些愚见。
我的答案是尽管进程会很慢，中国很可能仍然会走向商业化的社会而不是维持农耕文明。
原因是：人口压力。
讨论历史上的社会民族变迁很容易陷入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即究竟是文化的影响为主还是地理的影响为主，还是其二者混合的影响等等等等。。但是无论还是有一个比较量化的而且也是前提性的原因是比较少争议的，那就是人口压力。
两千年来中国经济中心逐渐南迁，从河洛到苏杭，这个其实应该是结果，原因是人口的逐渐南迁，以前瘴疠之地的湖南，福建，广东，因为北方土地几千年的耕作和人口繁衍而负担不起那么多的人口，到明清已经是帝国的重要省份了。倘若没有外敌的入侵，继续多出来的人口无处吃饭，而科技的水平又不能飞速的发展，必定导致往外洋移民。因为倘若科技水平进步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人口则空间扩张。
当然，这个过程绝对是残酷的。宗中国土地的历代帝国，其运行的纲领都是保护落后经济扼杀商业苗头，维持均衡。其最重要的原因是持续的人口压力，故而百姓只要能温饱就可以了，其他一概免谈。这也是儒家思想为什么需要被封为至高标准，崇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否则，在低技术条件下，无法靠极端低效率的法律程序来管理社会。可是当帝国最边缘的省份也人口辐轴的时候，因经济破产而不但爆发的全面战争，会迫使沿海的居民不断移居海外，而中央政权也将没有能力进行约束。华夏民族会因为生活所迫而象现在一样在泛太平洋地区扎根，从而逐渐形成一个稳定贸易圈。
那么这个结论跟现在事实上的中国有何关系呢，结论是，发展科学技术以缓和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是中国最重要的事情。因为现在地球已经太小了。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王国己，男，1971年出生于甘肃省民勤县。现任教于一省级示范高中。
读书，正在为一家杂志英译论语供连载。有多篇教学论文发表。
“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这一段可谓是为《万历十五年》整本书定下了基调。后面的内容恰是围绕它逐次展开，让我们看到明朝历史错综复杂的局面，那种表面上平静而其实暗流涌动，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者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然而并非是帝国的发展和强盛，而是走向式微和衰败。此书在以后的叙述中则让人深刻地感受到历史并非总是在辩证中展开，也不是黑格尔所谓绝对理念的最终胜利。
正如作者所言，这本书对“中国以道德替代法律”“已经批评得很透彻”。皇帝，无非是象征，是抽象的道德和智慧的代表。而所谓德行大部分就体现于各种礼仪之中。“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规范”“任何个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责为逾越道德规范”。所谓“有德者居之。”正是圣贤的训诫。皇帝即是以自己的德性为国家做出贡献。然而道德规范的解释却属于文官。从此书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九五之尊的皇帝实在是在臣僚们以道德的名义为要挟而牢牢地被控制在文官集团之下。然而“四书”中的原则，在有些人无非是具文，拿来做职业上的口头禅。从皇帝亲手安排皇太后入殓时的一切细节，却又以偶患湿毒、敷药未愈、行走不便作为理由，免除自己应该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的繁文缛节就可以看出文官制度对皇帝本人的要挟与节制已经超出了皇帝本人所能接受的程度。这正是文与质的矛盾。在此种较量中，万历皇帝遭受了越来越多的挫败感，最后以“罢工”作为对抗的武器，帝国的衰亡也就是迟早的事了。
从前边的叙述可以看出，伦理道德无非是拿来作为维护帝国统治的工具而已。这正是儒家伦理道德的虚伪性，对此，邓晓芒写有一篇长文《从康德的道德哲学看儒家的`“乡愿”》对此加以了批判，令人信服。
“表面看来皇帝具有传统赋予的权威，他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而其实皇帝是在臣僚们以道德的名义为要挟下按照文官集团所确定的规范来行动。任何超越和违背此种规范的行为将被加以“昏庸无道”之罪名，万历皇帝就曾受到臣下如此的指斥。原来，“百官之所以绝对服从皇帝，即使不是有条件的，但也决不是无目的的。君主专制本来与文官制度是相辅相成的。”皇帝越过这个界限行事的不是没有譬如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就曾经“毫不费力地作弄了他的臣僚”正德皇帝有“超人的胆量、充分的好奇心、丰富的。”他曾亲自训练老虎，差点就此死于非命;亲自操练兵马;率军作战，得胜回朝;自己给自己加封“威武大将军”称号……诸如此类自然引起了文臣们的惶惑以至愤慨，而其中真正的原因就在于“皇帝挖空了他们苦心构筑的政治体系”。万历皇帝“缺乏他叔祖的勇气、积极性和寻找快乐的情趣”，那就只能当“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那就是参加代表着道德的各种礼仪。苦闷之余，只有“用一些更为无聊的消磨时光”。一个喜欢活动的人物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作出积极的创造。”自此埋下历史悲剧的祸根。
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乃人性、社会责任、道德伦常、体系的文化语法规定等等交织而成。其间的复杂很难用一个维度讲得清楚。而且只有拉伸前后的历史岁月，方能看清楚一部分的历史走向。这也正是黄仁宇提出大历史观的一个原因。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通览全书，万历的成功在于仁慈，终万历一朝，他没有用凌迟，也没有任用一个大太监。失败在于懒政，归根结底是对郑贵妃的宠爱和在立嗣问题上的争执。
申时行的成功在于圆滑，他既不得罪皇上，也不得罪同僚。失败在于无为，但是通览全书，他的下场最为美好。海瑞的成功在于清廉，他能够严于律已，严于律人。失败在于极端，须知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他一样安守清贫。
戚继光的成功在于务实，他放弃了俞大猷使军队现代化的建议。失败在于为时代所不容，毕竟明朝重文轻武，不允许武官作大。
李贽的成功在于真诚，同时他结交了大量的豪门贵族。失败在于妖言惑众，有些事看破不说破，特别是在以一个以孔孟礼教为意识形态的农业国。
通览全书，本书既讲政治，又讲经济，讲了军事，还讲哲学。好像什么都讲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讲。
我怀疑作者是理科生，他对历史的理性分析大于感性认识。对技术的研讨大于对善恶的见解。虽然篇幅甚短，但是整体架构要比明朝那些事儿成熟的多，不愧是博士生导师。
要研究明史，还是要看明实录，然而那个太长了，我决定还是先看钱穆的书。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其内心的剧烈矛盾在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样的矛盾也带给他悲观的心态，甚至在去世前写下了“七十老翁何所求”的诗句，或许这样悲观的心态也是导致他在狱中自杀的原因。
李贽内心自相矛盾的一个体现是在1587年他完成了一切对于家族的义务之后，次年即落发为僧。李贽是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之下长大成人的，因此他一直是儒家的信徒。而儒家思想要求人们五德，即仁义礼智信，因此李贽一直肩负着家族的重任。而人们的家族观念之所以如此之重，是因为一个家族世代务农，单指望着能有一个走上仕途的能够光耀门楣，有这样一个念想，这个家族在几代之前就开始苦心经营，争取创造出一个好的经济条件。还是马克思老爷子看得清楚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后才能供孩子读书，科考，中榜，做官。
所以我们看到红榜上的一个名字，其背后往往是一个家族几代人的努力，那么你不肩负起家族重任，对得起谁呢？然而做官，就一定有他们想的那么光鲜吗？之前已经提到过多次，本朝的官员们被限制在严格的道德框架中，可以说是被简朴了。就李贽那点俸禄养家都困难，他还得教书补贴家用，可以说做这个官就只是有一个虚名而已，就这个虚名，也足以使他陷入无数的纠缠中无法自拔。
而李贽，这个哲学家，追求的是独立之人格，又怎会甘愿被世俗纠缠呢？于是，在姚安府任期到达之后，正值官运亨通之际的他毅然退休，在履行完对家族的义务之后，李贽便落发为僧。家族的反对声越大，他的反抗就越激烈。
不过李贽自相矛盾就在于他既然已经遁入空门，却并没有看破红尘。他的妻子去世后，李贽为此颇为神伤，写了很多诗来悼念亡妻，他还告诫别人，家里如果有亲人，千万不要落发为僧。忽然想起在一期《爸爸去哪儿》中，陈小春听到儿子jasper说“我不要爸爸变老”之后的潸然泪下，梁咏琪当妈妈之后搁下了自己对于极限运动的热爱，我也想起了中兴程序员被裁跳楼后妻子的撕心裂肺。我们每个人都不是一个人，我们的身后有许多人需要我们来遮风挡雨。
所以才会有很多中年人感叹不敢生病，活着如此之累却依然咬牙前行，因为我们从来就不是为自己而活，即使看起来已经山穷水尽，想想家人，为了他们，也请砥砺前行。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黄仁宇先生并非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述该年事记，而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礼貌史。我不是学历史的，所谓“门内看行道，门外看热闹”，在热闹之余，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一时感慨万分，以求一吐为快。
一历史。
历史本无所谓错与对，但人们在讨论历史的时候总爱如此评论：“如果当年韩信在汉中自立为王……”，“假如元朝大军向日本进发不遇到海难……”，这些言论无法改变已过去的事实，有好处的在于总结经验，以改造未来。昆德拉所言“永远隆起的硬块”意亦如此。
历史是欲望推动的，众多的欲望组成之合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力量之源。人类开始住在树上，想到地面生活更好，就到了地面。先是打猎为生，后觉得植物也不错，于是开始了种植。当然，这其中固然有很多冲突和矛盾，比如在有的人想从树上跑下来的时候，其他的强烈反对，“野兽来了怎样办?”“在地上怎样睡啊?……，这些反对和赞成冲突融合，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最初的人类公社，是人类最团结的时刻，正因那时人常常挨饿，用马斯洛的理论来说，就是人的需求还处于最低层——生理需求。要吃饱饭这统一的欲望就是团结的基石，同一团队的人务必要相互配合才能猎取到食物。但通常这仅局限于内部，在部落与部落之间，如何获得更多的食物就不再是能靠协作解决的问题，资源争斗(抢地盘)则成了更能解决问题的手段，战争和掠夺由此而生。
在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更高层次需求相应而生。得到尊重变成了理所当然的追求。由于得到尊重的主体必然是个人的，这种欲望彻底破坏了团结，成员之间相互冲突，出现了社会等级。
二道德。
等级制度的确立并没有彻底解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欲望的冲突，这种用暴力或者其他强制性力量对冲突进行缓冲，这种冲突急迫地需要解决，同时胜利者期望自己的地位能够长久持续，因而道德呼之而出。
道德实际上就是对欲望的抑制，是对欲望冲突最有效的协调中和。
道德是神秘主义的法律，法律则意味着工具性，这种神秘主义色彩和工具性相互矛盾的两大特性同存。神秘主义是人类思维的黑洞，是超越人类理性思维之外的东西，中间蕴涵着最强大的能量，这就是道德这个工具难以控制的根源。希特勒从这个黑洞里舀了一点能量出来便世界大乱，拉登沾了一点就能制造“9。11“。
道德自然而然地成为抑制人的欲望的工具，道德本身的神秘主义特点就意味着对道德的明白的多样性。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如何吃面包都做了严格的规定，这让这天的我们感到好笑;伊斯兰教的妇女们个个是蒙面大侠，让汉人望而生畏;纵欲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争论这天依然激烈，这说明了道德由于其神秘主义特性，无力完成对欲望的彻底控制，道德只是神秘主义的法律，而不是单纯的法律，有时相反成了欲望冲突中的武器工具。
事实上中华帝国从古到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美丽的梦想，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都十分默契对追求自己的私欲。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政界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中国古代的德治，毕竟是种境界，全民景仰，只因无法实现而不去要求自己的生活，然而此刻的状况是，以国家的名义公然撒谎，在大家都知道是谎言的状况下，搞政治教育，三个代表，事实上连统治者自己也知道是个谎言，公然推行与所言不符之政策，此实为世界奇观之最。
总结：当道德变成谎言的时候，对欲望的抑制无能为力的时候，何不撕掉这层厚厚的包袱，以获新生?欲望是动力，过分地抑制欲望，也让一切都变得死气沉沉，自春秋战国之后，中国从此败落，盖为此。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不同于断代史或大事记的传统历史写作手法，黄仁宇先生所著的《万历十五年》(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选取了明朝万历年间一个普通的年份进行了社会和人文层面的分析，诚如开篇所言：“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万历十五年……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然而隐藏在平静的社会生活后面，潜伏着明朝由盛转衰的必然趋势。
有鉴于唐朝藩镇制造成的动乱和宋朝管理的松懈，明朝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皇权甚至取消了丞相设置转而依靠原来仅为文学侍从的“大学士”作为统治中枢，组织机构的失衡日渐形成。文官的地位在明朝达到了历史的顶点，武将们出生入死、屡建奇功，但其社会影响，却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文章。明朝任用文官作为总督巡抚来指挥各级武官，在总督巡抚之下还有“兵备使”或“海防道”，名为监察，实际拥有调度攻防的权力，在军政方面，人事的任免以及补给、交通各项也统统由文官主持。这种军事组织，一方面打击了武官的积极性，更造成决策和军事行动的迟缓。在经济上明朝的财政、税收政策打击新兴的工商业，维持单一的农业经济;在文化上僵化科举制度，采用“八股取士”;而对外贸易上实行“海禁”，重回闭国锁关的政策。明朝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200万的军队，却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军事供给和作战能力，“土木之役”中一国之君竟被瓦刺俘虏，而后来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景山，然后是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努尔哈赤率领清兵入关取而代之，留下了历史的遗憾。
中国封建社会在唐宋达到顶峰，明朝的皇帝从太祖朱元璋起未尝不是雄心壮志，延续一个强盛的帝国梦想。从家教和制度约束的角度来讲，明朝的皇帝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如万历皇帝年青时一次与后宫歌女把酒言欢，慈圣太后得知后竟在宗庙祖先牌前痛哭流涕，自责未尽教导之职，并罚皇帝长跪，与朝臣商议差一点废了万历皇帝，虽贵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帝，但小日子也不好过。与其政治抱负不相称的是明朝单一、低效的国家管理机制。明朝强化封建的伦理道德和政治思想，万历年间的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一位封建社会模范官僚：海瑞，他的一席治国话语很有代表性：“两汉力田孝弟并科之意，隆礼相爱，惟上意向，唯民趋之，一归本业，力返真纯”，希望领导社会回复到历史上和理想中的单纯。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发展的潮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滚滚向前，生产技术和经济文化在明朝快速发展，复杂的社会发展挑战着政治管理层的智慧，然而明朝的统治者未与时俱进，死守着封建传统的治国理念，单一、低效的官僚管理制度与经济发展的要求形成强烈的反差，虽然明朝经济发达，但当大敌当前竟无法组织有效的军事供给制度和作战战略。明朝的政治家们也未尝不在反思“土木之役”、正规军打不过倭寇此类现象的制度根源，张居正、戚继光等有识之士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终因触动既得利益者而遇到强大阻力而无力回天。传统史学家将明朝的灭亡与宋朝一样归于外族入侵这样的外部因素，然而《万历十五年》揭示的制度性缺陷说明明朝的衰败已是历史的必然，而这种衰败，也代表着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中国大历史的转折点，而其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深远。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明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是及其普通的年份。但是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以该年前后的史事及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汲取的经验，教训。
黄仁宇先生在这本书中，分别讲述了万历皇帝朱翊钧，首相张居正、申时行，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以及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六位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他们互相独立，同时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好多地方。
万历皇帝不同于明王朝之前的皇帝，他的职责和权限已与前代大有不同。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视为道德标准，而他却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他的责任范围乃是这群文臣们所安排的，他的情感更需做绝对的抑制。他与他的祖先们虽然在他们臣僚的协助下，平常生活工作的形式相似，但在本质上却毫不含糊。
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初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但此时的文官却早已成熟。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弃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此时的文官们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情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争端无法解决时做出强制性的仲裁。他们要求这位守成之主与日常的生活隔绝，在仲裁中不夹带个人的嗜好和偏爱以引起更多的纠纷。简单的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这种关系，已经由万历的曾叔祖弘治做出了榜样。弘治皇帝越是歉抑温和，听凭文臣们的摆布，文臣们就越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
这样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他应该做到寓至善于无形。如果他能够保持感情与个性的真空，经常演习各种礼仪，以增强抽象的伦理观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到万历皇帝这一年，由于其特殊性，更是能通过各种事例体现这一点。万历皇帝在从政后期，看破这一点，虽然依旧有被老祖宗赋予的权力，但是这权力已经“无能为力”，遂转而“无为”。
他的两任首辅兼老师俨然是两个极端，张居正锋利，申时行圆滑。无论是锋利还是圆滑的处事风格，目的都是为了万历朝堂的稳固。可惜，历史悠久的文官制度所带来的弊端，以道德代替法律，终究让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张居正死后被他一手培养的皇帝批判，后人也颠沛流离。申时行也不得善终，无法功德圆满。抛去他们首辅的身份而言，精通儒学的他们，将忠君做到了极致。万般皆下流，惟有读书高。如果我是张居正，如果我在1584年还活着，我一定泪流满面。身为读书人，宁可枝头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风中。他所有读书人的高傲，和自己向往的君子之风，在万历皇帝的猜疑中，灰飞烟灭。可是人间再无张居正，人间再无申时行。这一切一切的源头，是当年暗流不断的朝堂，更是绵延了几千年的文官制度。
海瑞就是这一制度下最具代表的人物。他是个清官，毋庸置疑。但清官不是万能的。他清廉、节俭、不畏权贵、不屑与官场的腐败之风为伍，这是从小接受的儒家教育的结果。他将道德视为至高无上的准则，甚至在判案过程中依旧秉承着道德原则。“他不是依靠强有力的机构而只凭个人的判断去裁决为数众多、头绪纷繁的争执，其是否能一一做到合情合理，无疑是一个极大的疑问。”他会失败，毋庸置疑。这并非是他个人之错，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而遏制法治的成长发育，以抽象的道德代替法律，是极为危险的一种方式。海瑞以一己之力想对抗整个文官集团，甚至在他被免官之时说“举朝之中，皆妇人也。”只会削减他同僚对他的同情。
相对于海瑞，戚继光这个武将甚至可以说是更明白为官之道。戚继光有着很高的军事能力，在当时全国边防守卫混乱的情况下，他成功组建并训练了戚家军，使这支部队成为了抗倭的一把利刃。明朝中后期有才能的武将已经消失殆尽，笔者说，戚继光是一位孤独的将领。不似明前期的武将似百花争奇斗艳，这个时期，只有戚继光一枝独秀了。不得不说，明前期的军事力量非常强悍。自古以来就有这么一句话，文官可乱国，但只有武力可以覆国。所以每个朝代都在尽力打压武将的权利。明朝也不例外。“帝国的军队，经常的任务是面对内部的叛逆，而非外部的侵略者”。这句话，放在今天来看，简直是不可思议。在当时却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书中对边界军队的描述来看，不知有多少马匹，不知有多少士兵，没有组织的军队后勤补给，可以说边防的守卫军，形同虚设。无法想象，这个时期积贫积弱不仅仅是百姓，军队也无法避免。
至于哲学家李贽，他不相信卫道士们口中的「存天理，灭人欲」，认为衣食住行就是天理，人欲是一种很正常的存在，这是实话。但是，他也是矛盾的，就如同千千万万与他一样，从小接受儒家文化教育长大的书生们，似乎是在思想上认同道德，而大部分人却不能身体力行。李贽说出了他们不敢承认的真话，却只是停留在了表象上，而真正的问题来源于这个时代与社会，让他无法从中超脱出来。他的一生都在试图与整个社会抗争，而自身也是矛盾的，最后，自杀在了监狱中，也许，这就是这个封建时代的悲剧。
作者将这一年放进了世界史中，让人对西方的崛起和东方的衰落有了一个大致的对比。从这一年开始，世界悄然改变，西方书写了一部大国崛起史。表面上四海升平的大明，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