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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基金监管论文
由于基金这一投资工具的大众性，世界各国对证券投资基金都采取相对严格的监管措施，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管体系。我们下面对基金监管所应遵循的一般原则、基金监管的主要内容以及有代表性的基金市场监管体系进行阐述。
第一节监管的原则：把投资者的利益放在首位。
一、为什么要把投资者的利益放在首位。
证券投资基金是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投资方式。它的最大优点是可以利用基金管理人的专业管理，来提高投资的效率。证券投资基金在分离管理和利益方面的功能，在某种程度上类似现代公司制度下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运作机制。在证券投资基金成立后，基金的受益人一般不再介入基金资产的运作，因此，基金的管理人有着相当大的自主权。证券投资基金优越性的发挥离不开基金管理人对基金资产运作的自主权，但是，基金管理人是一个有着自身利益的机构，并且基金管理人和基金受益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因此应当对基金管理人的权利进行适度控制。由于在证券投资基金设立后，基金的资产是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控制，基金受益人对基金管理人的监控处于相对较弱的位置。在基金投资者和基金管理人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基金的监管部门在进行监管活动时，一定要以保护基金持有人的权益为出发点。也就是说，在基金受益人和基金管理人及基金托管人的委托代理关系中，监管部门监管的基本原则是把投资者的利益放在首位，从法律的角度对受托人权利的行使课以各种义务，以确保受托人善尽其职，保护基金受益人的权利。
另一方面，证券投资基金是聚集了广泛的公众储蓄、采取集中管理形式的巨额资金，它对证券市场乃至整个金融秩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把基金作为一个行业来考虑的时候更是如此；同时，由于基金聚集了广泛的公众储蓄，对于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便变得更加突出，这不仅关系到证券市场的运作，还关系到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定。
因此，综观世界基金业的发展历程，投资者利益的保护都被各国的金融管理部门和证券市场监管部门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保护投资者利益成为基金立法和基金监管的基本原则。在我国也不能例外，建立有效地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制度，制订具体可行的措施是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发展的基础。
二、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几种形式通过基金进行投资，对于投资者来说是把资金交给别人，他们的合法权益很容易受到侵害，因此，对于基金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进行有效保护的各项措施，应当合乎逻辑地覆盖基金的设立、日常管理和基金财产的托管等所有环节。在基金的设立和资金的筹集方面，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措施必须体现在对于基金发起人的身份和状况、基金的运作模式、基金的类型、基金投资者范围等方面的控制上。在基金的日常管理中，基金管理人侵害基金投资人合法权益的可能性是很多的。例如：在基金每份价值的计算或基金资产的估价上作弊；不对每次投资活动事先确定所代表的基金，而在事后视市场行情变化随意划入某一基金；同一工作人员管理几个基金却缺乏有效的控制措施，使得利用一个(或一些)基金的资产为另一个(或一些)基金谋利成为可能；管理人利用基金的资产通过隐蔽的甚或赤裸裸的方式谋取私利；基金管理人改变基金的类型或者不按照招募说明书的承诺进行投资，使基金投资者不能获得预期收益或承担过高的投资风险，等等。尽管以上列举的可能性并不等于说基金管理人一定现实地加以利用，但是，对于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的保护要求制订相应的措施，以制止和惩治可能出现的各种此类行为。
三、如何保护投资者利益。
在基金管理中，对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措施可以是多层次的：国家的法律，政府的行政条例，或者基金业的约定和职业道德等等。基金的监管部门一般应从以下几方面对基金进行监管，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1、基金资产的独立性。
独立可辨的基金资产是基金受益人权益的载体。一旦基金的资产与其他财产混合，基金持有人的利益便失去依托，基金的财产也难以得到保护。所以，基金的监管部门首先要求基金资产的独立保管。体现在具体的措施上便是基金的资产必须由符合条件的第三者托管。基金的资产必须开设单独的帐户，并且必须和基金托管人的自有财产严格分开，如果基金托管人同时托管几只证券投资基金，应对不同的基金设置不同的帐户，实行分帐管理。在这种要求下，即使基金托管人或基金管理人破产，基金的资产也不会受到影响，保护了基金受益人的权益。
2、基金的投资范围。
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都对本国基金的投资范围加以严格限制，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绝对禁止基金投资于他们认为是高风险的市场，甚至将一些高风险的金融产品（如期货、期权等派生金融产品）、流通性差的金融资产、基金管理人无法有效管理的资产排除在某些基金的投资范围之外。
3、基金的投资对象。
即使在允许的投资范围之内，基金也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投资，而必须按照既定的基金类型选择具体投资对象。例如，股票基金就必须将一定比例的资金投资在股票上，不论债券的利息率有多高。类似地，债券类基金必须有不低于某一比例的资金投放在债券上，区域性基金的主要投资对象必须集中在特定的地理区域，部门基金也不能“不务正业”地越部门投资，等等。
4、基金的风险控制。
其实，前面两点从本质上说也是对基金的风险的控制，这里想要强调的是对于基金的金融风险的技术控制，主要是对于风险的集中程度的限制。例如，一个基金在某一类金融产品上投资不能超过基金总值的某一比例，基金在某个发行者(如企业a)所发行的各类金融产品（如普通股票、优先股票、各期债券、可转换债等）上的投资总额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基金根据某一投资顾问（公司）所作的投资应在某一特定的数额之内，等等。
5、利益冲突的防范。
基金管理人作为受托人，一定要避免与基金受益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世界各国的监管法规在防范两者利益冲突方面都有具体的规定，禁止基金管理人利用基金的资产为自身或利益相关人谋取利益而损害基金受益人的权益。如日本的基金法规要求基金不得买卖由基金管理公司本身及其董事或主要股东所持有的有价证券，基金管理人也不能在所管理的不同基金之间进行交易，只要这类交易为涉及交易的基金持有者之外的人谋取利益，或使得涉及交易的某一部分特定的基金持有者得到利益而其他的基金持有者受损。在我国的法规中，则禁止基金资产投资与基金管理人或托管人有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同时也禁止基金管理人从事除国债以外的证券自营和证券承销业务。这些措施都是为了防止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利用基金的资产谋取自身的利益，损害基金投资者。
6、基金的组织与管理。
这方面通常会涉及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的选择标准，以及选。
定的管理人和托管人的外部关系、内部组织和业内信誉等，同时也要考虑管理人和托管人的具体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个人经历以及人品声望等，在绝大多数国家，对于充当基金管理人或托管人的机构以及基金的具体经理人员都有专门的资格要求。基金的托管机构应当被赋予监督基金管理人的责任。基金托管人不仅要保证基金的资产不被非法占用、挪用或转移，还要根据基金的章程检查、监督基金管理人的管理活动，在自己的责任范围内保证基金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7、信息披露。
为了减少基金受托人和基金受益人委托代理关系的不透明性，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提供必须的信息，同时为了监督受托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和基金文件的要求，监管部门在基金的信息披露制度方面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它要求基金的信息披露应做到充分、及时和真实。如在基金的募集阶段，要求基金必须向投资者提供招募说明书，对基金的性质、基金的投资范围和投资政策、基金的发起人、托管人和管理人情况、基金的费用、收益分配和税收以及基金投资的风险进行充分的披露，使得基金投资者能够对基金的情况有清楚的了解，来作出自己的投资决策。同时，规定基金在销售时，不得误导投资者，如承诺保证本金的安全，对基金未来的经营业绩作出肯定的判断等。在基金运作阶段，要求基金在规定的期限内公布年度报告和中期报告，对基金的经营状况进行披露，同时基金还应定期公布投资组合和基金的净资产情况，当临时有影响基金经营的事件发生时，基金也应当及时公告。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措施的有效性都建立在切实得到执行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几纸空文不但无法收到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效果，反而会导致这些措施以及相关的管理机构失去可信性和权威性，并在事实上助长违法犯罪活动。
第二节其他国家和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基金监管体系。
我们下面介绍基金发展有代表性的美国、英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监管体系。
美国自1893年成立第一个封闭式基金“波士顿个人投资信托”至1929年前，政府并没有对基金业进行干预。但是1929年股票市场的崩溃，使得个人和机构投资者都遭到了重创，许多共同基金公司纷纷倒闭。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与其他国家一样，开始寻求保护投资者的调节措施，相继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来规范投资基金的运作，因此我们可以说1929年的崩溃成为政府开始采取干预措施的催化剂。
1、监管机构。
在美国，共同基金的管理机关是证券交易委员会（sec）。sec是按照1934年《联邦证券交易法》成立的一个独立的具有半司法权的管理机构，它不受任何政府机构、政党和上市公司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立法权和司法权，负责管理、实施联邦证券法，保护投资者利益。由于1933年的《联邦证券法》将共同基金定义为一种证券，所以sec成为了共同基金的管理机关。它负责对共同基金的发行和交易活动进行管理，负责证券投资公司的注册，检查审核基金管理公司的经营状况，以保护基金投资者的权利。
全国证券商协会（nasd）是基金业监管的另一机构。它是一个自律性的组织，负责为基金的销售设立公平的交易规则，实施对共同基金业的自我管理功能。
2、监管法规和内容。
美国的共同基金的监管法规比较完善。作为联邦制的国家，联邦和各州的法律对共同基金都有规范，但是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4部联邦法律：
（1）《1933年联邦证券法》。
该法规定了共同基金必须向sec提交一份全面介绍该基金情况的文件，申请注册，还规定了基金在向潜在的基金投资者销售基金时必须提供详细介绍基金管理、投资目标、投资政策以及其他关于基金情况的招募说明书，同时该法还对共同基金在销售时广告的类型和内容作出了明确的限制。
（2）《1934年证券交易法》。
该法规定了共同基金的购买和出售，都必须遵守法规中有关反舞弊的规定。共同基金股份的销售者，必须遵守sec和nasd按照该法制定的条例规章。
（3）《1940年投资公司法》。
该法是对共同基金监管最为重要的一部法律。它的主要内容包括了投资公司的定义、分类、注册、豁免、关联人、职能与活动、规模、投资政策、投资顾问、承销契约、董事会、资本结构、红利、代理、认购和销售、贷款、财务报告、帐户与记录以及sec对投资公司的管理职责等详细规定。
（4）《1940年投资顾问法》。
该法的主要调整对象是投资顾问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它对投资顾问的注册和登记、投资顾问合同、业务范围、收费、报酬、财务报告以及sec对投资顾问的管理职责等事项进行了规定。
英国是现代投资基金的发源地。由于基金发展的历史比较长，基金业的自律组织比较发达，政府在监管中的作用相对较小，所以英国的.基金监管是一种以自律监管为中心的管理体制。这一管理体制有3个层次组成，分工各不相同。
w1、财政部。财政部处于监管体系的最高层，负责重大的方针政策的制定。
w2、证券投资委员会。这是一个半官方、半民间的组织，它的成员由财政部任命，一半是以前的官员，一半是某些专业协会的专家。证券投资委员会向财政部负责，主要职责是制定基金监管方面技术性较强的政策与法规。
w3、民间管理协会。这些自律协会是英国基金监管的实体，它们包括共同基金协会、基金管理人协会、投资顾问协会、投资信托协会等。这些协会采用会员制的管理办法，欲从事基金业务的个人或机构，首先必须成为相应协会的会员。如果符合协会会员的基本条件，申请人一般会被接纳为会员。在成为会员后，他将享受协会所规定的所有权利，同时，他也必须遵守协会制定的规章和投资限制。这些限制一般包括基金投资风险的限制、基金借款能力的限制和基金扩大发行的限制等。
台湾的基金业起步于1983年。当时，台湾的“地下金融”活动非常猖獗，为了引进外国经验教育岛内的投资者，台湾于1983年制订了《证券投资信托事业管理规则》和《证券投资信托基金管理办法》。按照有关规定，台湾的基金业由“财政部”下属的“证管会”负责监管。随之特许成立了4家证券投资信托公司，每家到海外募集1只基金投资于台湾的证券市场，即间接引进侨资和外资投入岛内证券市场。
制，一家信托投资公司一年只能发行一只基金，并且基金的募集发行都是以配合台湾当局的重要财政政策为主。如1986年，为了逐步提高法人投资证券市场的比重，首次核准岛内募集开放式股票基金；1988年，为了挽救因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引起的股市崩溃，特要求证券投资信托公司各设立一只在岛内募集的封闭式股票基金；同年为了疏导岛内游资，又首次核准设立投资海外的基金；1989年，为稳定股市，台湾当局首次同意设立平衡型基金；1991年和1992年，为配合“六年国家建设计划”，特地允许发行债券型基金。
1991年，台湾修订了《证券投资信托事业管理规则》。随着上市公司的增加和股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台湾当局逐渐开放证券投资信托公司的设立，希望藉此提高法人投资比重，稳定股票市场。同时为了防止新的信托投资公司一窝蜂设立及落实基金为散户投资服务的目的，监管部门要求新的证券投资信托公司成立时必须募集一只规模在40亿台币的封闭式股票基金。但在1996年，为了落实“亚太金融中心计划”，证券投资信托公司的设立不再以募集封闭式股票基金为必要条件。
从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基金业的发展有着不同的途径。在美国，基金的成立和发展在先，当基金发展到一定阶段，遇到某些问题时，政府才制订基金运作的法规，对基金实施监管。而在台湾，政府一开始就介入基金的监管，基金业的发展基本上是在政府的引导下进行的。我们认为这两条道路没有优劣之分，各国在发展基金产业时可根据本国的金融市场情况和文化传统等因素进行选择。
儒家社会保障伦理启示论文
儒家伦理是本于一种对日常生活伦理与公共生活伦理这两者间的直通（等同）性的理解的思想与观念。传统儒家伦理包含心性儒学、制度儒学、日用儒学三个层面（参见郑家栋，第184-187页），是一个打通天（宇宙）、地（自然）、人（社会）的总体的道德的世界观：心性儒学是其义理，制度儒学是其原则，日用儒学是其日常观念（意见）。
在理论的意义上，儒家伦理不包含公民、公民社会以及公民伦理的概念因子，但是它隐含着某些关于公共生活关系的推论。儒家的心性学说含着一个根本的原理――“仁”。“仁”的原理是宇宙、自然的原理在人的世界中的继续：阴与阳是宇宙的根本原理，柔与刚是自然的根本原理，仁与义是人类社会的根本原理（“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荀悦《申鉴・政体》］）。宇宙、自然、社会的原理原本是一个（“理一”），阴阳、柔刚、仁义是其展开的表现（“分殊”）。每个人作为宇宙、自然与人类的一分子，都分有它的普遍原理。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反求于己而通达“仁”。通达“仁”使得一个人“成为人”。“仁”便是一个大写的人（“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这个人可以把他的感情推广到他原来不爱的人与事物上（“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同上］）。对于这样一个人，万民皆为同胞，万物皆为友朋（“民胞物与”［张载《西铭》］）。所以，一个人只要反求内心而获得了仁的品质，就会不仅爱其父母（“亲亲”），而且在公共的生活中爱一般的人。
社会保障学论文
同志们：
市政府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市委二届十一次全会、市上“两会”和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会议精神，全面安排部署今年和“十二五”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
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人力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就业和社会保障是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是围绕尊重人的劳动、发挥人的潜力、保障人的权益、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核心来开展的，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十一五”期间，全市人社系统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围绕改革发展大局，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扩大就业成效明显，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人才队伍建设得到加强，人事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劳动关系保持和谐局面，人事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十二五”是我市抢抓机遇、夯实基础、做大产业、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面临难得的机遇。首先，中、省在稳定就业形势、保障民生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投入了大量资金，先后提高了城乡低保、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医疗保险、农村合作医疗以及失业、工伤、生育保险的保障水平，实施了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扩大了群众受益面。在中央制定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我省也确定今后五年财政增收部分主要用于民生，今年将新增财力的80%用于民生工程。其次，市委、市政府对人力资源开发、社会保障工作十分重视。“十一五”期间，全市累计完成民生投入96亿元，新增城镇就业6.9万人，企业职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五项保险参保人数达54万多人次，23.3万城镇居民参加了城镇医疗保险，4.2万农民参加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229万农民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十二五”时期我市将进一步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大力发展新型工业化，将为稳定和扩大就业拓展空间；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将为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创造条件；更加重视和保障民生，今年计划民生投入40亿元，将使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市人民；实施人才中长期规划，计划五年使全市人才总量达到15万人，将使人才匮乏的状况有效缓解。这些都将为做好“十二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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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市正处在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农业化深入推进的关键时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一是在劳动力供需矛盾以及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的情况下，对推动就业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量性矛盾仍比较突出，每年新增大中专毕业生、初高中毕业后不再继续升学的学生以及农村富余劳动力、城镇失业人员、退伍人员等，都会使需要就业的总量持续稳定增加，就业任务将更加艰巨繁重；当前“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反映出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必须深入把握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变化趋势，不断优化就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促进充分就业。二是城镇化进程加快的新形势，对建立全市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提出了更高更紧迫的要求。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就业方式、收入分配形式多元化，进城农民、个体工商户、失地农民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等需要保障的人群日益增多，目前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全统一，城乡险种之间还存在工作缺乏统筹、管理缺乏协调等问题。逐步缩小相关群体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待遇差距，对社会保障管理及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是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对加大高级技能型人才和高尖端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提出了新要求。目前全市有专业技术人才4.55万人、技能人才7400人，但高层次人才缺乏，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仅有1人、省有突出贡献专家13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7人。加快建设一支高素质、高层次人才队伍，为全市跨越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四是建设服务型、责任型、法制型、效能型政府，对公务员队伍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切实增强公务员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实效性，建立公务员科学的流动、激励、考核、评价机制，合理优化配置人力资源，是人社部门面临的重要课题。五是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的新形势，对着力解决新形势下劳动关系领域出现的突出问题，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提出了新要求。因此，各级各部门必须正确把握形势，切实增强做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进一步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勇于创新，努力提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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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为本、人才优先”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的主线。要坚持以就业、社会保障、人才工作和农民进城为重点，深入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实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新发展。
一要全力抓好就业创业工作。温家宝总理指出，“保障民生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保障就业”。我市现阶段就业形势依然严峻，每年仅初、高中毕业生不能继续深造需要培训就业的就达2.1万余人，每年还有近4000多名大中专毕业生及1500多名退伍军人需要就业，再加上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农村富余劳动力等，就业压力仍然较大。因此，必须把促进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一要立足于在发展中拓展就业空间。进一步加快项目建设、招商引资，认真落实推动民营经济和第三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小企业、三产服务业，扩大就业容量，实现经济与就业的同步增长。二要统筹做好各类群体的就业工作。以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伍军人、就业困难人员为重点，对大中专毕业生通过招考村官、公务员、教师，以及扩大“三支一扶”计划、实施就业见习制度、鼓励中小企业吸纳、支持国有企业和科研单位接收、开发公共服务岗位、扶持大学生自主创业等多渠道促进就业；对就业困难人员，特别是“零就业”家庭，实行优先扶持和重点帮助，逐一登记，动态管理，开展专项援助活动，坚持政府购买岗位的形式进行托底安置。三要大力推进创业带动就业。健全完善促进全民创业的政策措施，树立创业典型，强化示范效应，形成创业的社会氛围。全面落实中、省税收优惠、小额担保贷款等扶持政策，扩大贷款规模，解决创业者融资难的问题。四要加大创业和技能培训力度。适应不同层次需要，结合劳务输出，整合技能就业工程、“阳光工程”、“雨露计划”、“人人技能工程”等培训资源，抓好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劳动者素质，提高劳务输出的组织化程度。要调整思路，围绕促进就近就业，针对市域内工业园区、重点企业需求，有目的地开展定向、委托、订单培训，增强培训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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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按照“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加快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增强社会保障的公平性、适应流动性和可持续性。一要下大力气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按照“应保尽保”的要求，在工作推进上以进城农民和城镇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等为重点，扩大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覆盖范围；以城镇居民、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和大学生为重点，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使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6%和97%以上；以非公有制经济和事业单位为重点，扩大失业保险覆盖范围；以高风险行业和农民工为重点，扩大工伤保险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农村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在抓好宁陕、石泉农村养老保险试点的同时，积极争取汉滨、汉阴、旬阳、紫阳列入全国或省上试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也要积极创造条件开展试点工作。二要努力提高保障水平。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医疗保险在优化保险政策，提高待遇水平上下功夫，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市级统筹；工伤保险要完善制度，优化待遇，提高基金支撑能力和保障能力；失业保险要围绕帮助困难企业稳定就业岗位，在保证正常支付失业保险待遇的前提下，继续扩大失业保险基金使用范围，发挥失业保险促进就业的作用。同时，要围绕养老保险跨区域的转移接续、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衔接和异地就医、农民进城落户后的保险接续等问题，在完善制度、方便群众上下功夫，健全管理服务体系。
三要扎实做好人事人才工作。人才是事业发展最宝贵的财富。现在的人才是指具有一定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要树立新的人才观，高学历不一定是人才，人才不等于高学历，人才存在于群众之中，要破除唯学历、唯职称、唯资历、唯身份的旧人才观，把所有具有一定知识或技能，能够进行创新性工作和创造性劳动，为经济社会建设作出贡献的劳动者都作为人才来看待。按照“服务发展、人才优先、以用为本、创新机制、高端引领、整体开发”的指导方针，突出抓好人才资源开发和优化配置。首先要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各级各部门都要创造环境，创新机制，坚持引进人才和培养人才并重，既利用多种渠道积极引进、培养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又重视基层人才队伍建设。其次，要加强不同层次的人才队伍建设。既培养形成支持发展的专家队伍、科技领军队伍、经营管理队伍、高技能人才队伍，又突出抓好专业技术人才、企业技工、乡土人才队伍建设，使我市具有拔尖创新人才、一大批专门人才和数以万计的高素质劳动者。要建立和充实我市人才库，对退伍军人中的专业技术人才进行普查，重视乡土人才的培养开发，充分利用职业学校、农广校、农技推广中心等，加强以实用技术为主的技术培训，在广泛调查摸底的基础上，按照专业特长，建立乡土人才数据库，促进新农村建设和产业化发展。第三，要创新人才工作机制。人社部门要从人才的高端引进、培养开发、评价发现、流动配置、激励保障等方面创新工作机制，使人才工作更具活力；加强各级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信息平台建设，推进人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同时，要切实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完善公务员考录、考核、奖励、培训等相关制度；继续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岗位设置管理，加大聘用制推行力度；深化职称制度改革，坚持以重能力、重业绩为导向，进一步规范专业技术资格评价和职务聘任工作，建立科学规范的专业技术人才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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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要加大力度推进有条件的农村居民进城落户。去年市上部署后，各县区积极行动，整体工作进展势头良好。但工作进展不够平衡，特别是少数同志在思想上还有疑虑、还有畏难情绪。要围绕今年实现农民进城落户8万人的目标，切实加大工作力度。一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推进有条件的农村居民进城落户是具有全局性战略意义的一件大事，是一次重要的历史机遇。今后5年我市将转移35万农民进城，可以争取到省上用于培训及公共设施建设的资金补助8.7亿元，而且为满足农民进城后在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方面的需求，省上还会有一系列项目扶持和资金投入；同时，推进农民进城将极大地促进投资和消费。去年我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0469元，农民人均消费支出3536元，城镇人均消费比农村高出近7000元。如果35万农村居民转为城市居民，每人增加7000元的消费，每年可增加24亿多元的消费。从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来看，2010年投资平均为消费的3.2倍，35万农民进城每年还可以拉动投资76个亿。农民进城落户还有利于促进土地资源的集约、节约利用。因此，绝不能把这项工作当作一项简单的任务，必须作为加快城镇化进程、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来抓。二要尽快完善政策机制。特别是工作滞后的县区，要围绕农民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尽快完善和出台农民进城的户籍、就业、社保、住房以及土地退出、资金筹措等配套政策措施。三要突出重点人群。把已在城镇有一定工作生活基础的农村居民作为重点，如在城区的务工经商者、农村籍大中专学生、新增退役的农村籍义务兵以及历年已用地未转非人员等，要加强政策宣传，只要符合条件，农民自愿，都要积极办理进城落户手续。要坚持抓点示范，3月底前“一体两翼”县区报两个点、其他县上报一个点作为示范点，明确领导和部门包抓，发挥示范效应。四要创新工作思路。各县区、各部门要围绕农民进城最关心的土地、住房、就业、教育、社保等问题，结合撤乡并镇、陕南移民搬迁、易地扶贫搬迁等工作，在城镇规划、产业布局、公共服务、重点镇建设、保障性住房以及城乡土地增减挂钩等方面，积极探索和实践。6月底市上将召开现场观摩会、座谈会，来总结经验，寻找差距。市、县区“进城办”要加强组织协调、督促落实，抽调的人员要继续保持稳定，推进工作顺利开展。
五要努力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劳动关系和谐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要加强制度建设，积极推进实施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制度，提高企业和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加强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建设，共同研究解决劳动关系的重大问题。重视保护农民工权益，切实做好农民工维权工作；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提高并落实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建立快捷的人事劳动争议仲裁“绿色”通道，及时处置、调解各类劳动争议；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建立完善群体性事件预警机制和应急预案，维护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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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政策性强、涉及面广。要把握发展大局，突出工作重点，加强自身建设，充分发挥所担负的重要职责。
首先，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政府要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真正做到思想上重视、组织上落实、工作上到位，特别是对一些重大措施和重要任务要抓在手上。各县区要根据机构改革要求，理顺关系，加强统筹，整合力量，结合实际建好基层工作平台。各职能部门要加强支持和配合，共同做好政策制定、资金投入、征收社会保险费、落实就业政策、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工作。
其次，要切实加强人社系统自身建设。一要加强学习，勇于创新。加强各级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强化干部职工理论学习。人社工作牵涉的领域多、涉及的问题有时非常敏感，群众也非常关注，人社系统的干部职工特别要注重学习政策法规，熟练掌握就业、社会保障、劳动维权等方面的政策，做政策的宣传员、矛盾的化解员，带头严格执行政策，提高依法办事水平；要根据新的“三定”要求，适应新的体制，创新工作思路，创造性开展工作，围绕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人才工作和农民进城等重点，努力破解难题，抓出实效，创出特色。二要转变作风，树立形象。增强服务意识，优化工作流程，精简审批事项，提高工作效率。在服务体系建设上，城镇重点要健全完善工作运行机制；农村、社区重点要延伸服务触角，拓展服务领域；在服务方式上，要大力推行“一站式”服务和现代化服务方式，尽量减少内部工作环节。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完善相关制度，加强干部管理，严肃人事纪律，加大政务公开力度，始终坚持依法行政。对考试录用、军转安置、职称评定等热点工作，要坚持公开公正、竞争择优，严格执行程序政策，树立人社系统良好形象。三要真抓实干，狠抓落实。要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树立全局观念，认真履行职责，在服务中心工作、解决热点难点问题上下功夫。要整合资源，加强基层公共服务体系、人力资源市场和信息网络系统建设。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开拓创新，扎实工作，努力开创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新局面。
儒家社会保障伦理启示论文
从道德的理想主义的视角看儒家伦理，儒家伦理确实不仅具有着现代性的义涵、甚至具有永恒存在的价值。这是因为，其一，道德的理想主义乃是一种基于“道德心”的理想主义。之所以说基于道德心的理想主义具有现代性价值，就是因为“一切言论与行动，个人的，或社会的，如要成为有价值的或具有理想意义的，皆必须依据此原意的理想而成为有价值的，成为具有理想意义的。”［14］人的尊严与价值皆依托于他的一颗活泼泼的道德心－－一颗“生动活泼沭惕恻隐的仁心”。它是好善恶恶、为善去恶的根据。这对于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人来说都是没有例外的。其二，道德的理想主义还是一种“理性的理想主义”。所谓理性的`理想主义，不是指的与非理性相对而言的理性，也不是指的理论理性或逻辑理性，而指的是能够“抒发理性指导吾人之现实生活”的来自仁心而又超克习性的、具有自然去私为公、客观正义特点的普遍律则。［15］在此，理想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相互对应性特点凸显无遗。无疑，这对于总是处在人－－己、义－－利关系结构的人类来讲，具有着指导人们处理人际关系与义利关系的作用。只要人类没有脱离这种关系结构，那么，道德理想主义具有的某种指导意义就不会淹没。其三，这种道德的理想主义，还是一种直指实践的理想主义。道德心既是形上的、又是形下的。它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即它对于实践具有一种理论提升的状态。并且它既是实践的、又是理论的，即它对于理论具有一种透入实践的定位。因此，它将形上与形下、理论与实践有效地统一于尽伦尽性的践履仁的过程之中。［16］就此而言，道德理想主义意图将理论与实践统合起来，提供给人们一个完善的道德生活指南。这对于遭遇道德实践源自理论原则、还是源自实践需要的难题的人类社会来讲，也是具有某种明显的导引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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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初探论文
摘要：本文从分析中国城乡社会保障的现状出发，认为中国城乡社会保障体系运作的基础是农村的“土地保障”，并以农村的“土地保障”及社会保障的城乡差别为后盾，通过农村青壮年的城市化不断优化城市的人口结构（或者说在延缓城市人口结构上的老龄化速度），使城市的社会保障得以实现，而不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与不合理的城乡人口比例是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主要障碍。因此，文章进一步认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真正实现，只能通过加快城市化、改善整个社会的阶层结构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扶养比，同时改善城乡人口的比例，使农民在市场中与市民处于平等的竞争地位，才能真正增加其收入，从而实现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一体化。
儒家社会保障伦理启示论文
作为说明这些问题的起点，我以为需要首先确定，在人们的日常生活角色与作为公民的政治社会角色之间有何种关系。人们都会同意，一个人的种种日常生活的角色是他／她生来就自然地承担着的：一般地，一个人先是一个儿子／女儿，进而是一个男人／女人，一个丈夫／妻子，最后又可能是一个父亲／母亲；此外，他／她还可能是一个兄弟／姐妹，一个朋友、同事或邻居，等等。这些角色在一个人身上彼此交叠，其中每一种角色都处于一种特殊的关系之中，都确定着他／她的一种特别的身份。这些关系发生根源上的这种自然性质向来在法律中受到尊重，所以在东方与西方都普遍地被视为伦理的关系。这种自然性质一则在于这些关系是基于血缘或地缘关系的，二则在于它们包含着生命过程中自然的抚育与互助关系。由于这些关系而结成的是最为自然的生活共同体，其成员享有最多的共同生活，并且由于这种共同生活而具有最密切的感情联系。
另一方面，一个人的公民地位以及人们作为公民的相互关系则是通过社会的法律体系确定的。在一个法律的社会，家庭的成员之间同时存在着两种基本的关系：血缘关系与作为公民的关系。不过在家庭中，由血缘关系确定的相互关系是基本的关系。法律总是首先肯定这些关系，并把这些关系所产生的自然义务变为法律。尽管与家庭财产的析分和继承密切相关的事务也是立法的对象，但是立法总是朝着巩固正常的家庭关系的方向，并且使法律的干预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一旦家庭成员之间作为公民的关系成为第一位的关系，这通常表明家庭作为生活共同体的实际解体，这时成员间的相互关系只能依照关于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法律来解决。
公民关系的自然基础，是由兄弟关系引申与扩展的同邦人关系。在古代城市国家，同邦人也像家族的关系那样是一种感情的关系。但是由于它远不及家族关系的感情那样强烈，公民的关系从它在古代社会产生起就是一种建立于法律基础上的关系。近代以来，随着个人主体地位的提升和民族国家的共同生活日渐发达并衍生出许多新的平等自由的形式，同邦人的感情成为被抽象了的对陌生人的关系，稀薄得几不存在，公民间的关系更是渐渐成了无感情的政治与法律。所以公民是一个人在一法律的政治社会中的成员资格。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界是一个法律的政治社会同其他社会相互分隔的界限。在今天的多数国家，一个人仅因出生而具有的国籍便使得他在法律上具有公民的资格。
二
交往关系在这两个水平上会显示很大区别。伦理的关系都是个别的、独特的关系。在每种关系中，关系对象都是一个同我们处于特殊关系中的单数的他者。每种关系都与其他关系不同：父子关系同母子关系不同，同兄弟／姐妹关系更不同。每种关系中这一方同另一方的关系也与另一方同这一方的关系不同，例如父亲同子女的关系与子女同父亲的关系不同，每一方可以向另一方要求的也相互不同。同时，每种伦理的关系都是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直接的关系，并且要求个别的、直接的相互回应。由于这些性质，人们常常把这种交往关系视为私人事务。法律对于这类事务的干预必须小心地限制在非常有限的范围之内：仅当一方的合法利益违反意愿地受到另一方的非法侵害时，法律才能作出必要干预。另一方面，人们作为公民的相互关系则是一般的无差别的关系。在公共生活中，典型的交往关系是一个人同陌生人的关系：他／她面对的是同他／她没有感情关系、不具有直接的个别的相互回应性、因而对他／她而言没有差别的陌生人。所谓没有差别，是说他／她同这一个陌生人的关系和同那一个陌生人的关系没有差别。这种无差别性，使一个具体的交往对象失去个别性而显现为无差别的对象整体，即一般的、复数的他者。（参见廖申白、孙春晨主编，第82-83页）。
将这两种交往关系相混淆会引起交往方式上的冲突。公民间的交往，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观察的，主要是自愿的交易，需要以法律为基础；如若一项交易是以伦理的即以交朋友的方式开始而交易中的一方又希望以法律的方式终结，就势必引起纷争与抱怨。（参见《尼各马可伦理学》第8卷第13章）有许多常识的观念支持这种看法。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一方面，在常识意识中，“做人”问题基本上是一个只同日常生活而不同公共生活相关的问题。国人常说的“做人”的实质内容就是指做一个父亲／母亲、丈夫／妻子、儿子／女儿、兄弟／姐妹、朋友／同事等等，即在各种独特的关系中尽自己的各种不同的责任或义务的问题。同陌生人的关系通常同“做人”问题无关。“做人”问题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产生，原因就在于在这个私人交往的领域，由于每种关系都是个别的，需要特殊而适当的感情回应，并且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就会相应地产生回报公正的问题，它经常呈现为一个困难的任务或责任。另一方面，“不相识的陌生人”也通常在常识意识中被当作日常交往与公共生活即有差别的交往与无差别的交往之间的界限。在这个界限之外，即在同陌生人的关系中，人们感觉到摆脱了“做人”的重负与困难的轻松，因为在这种交往中，一个人无须对同这一个人的关系与同另一个人的关系给予特别的注意。这两种交往关系间的区别似乎是一种生活常识。日常交往关系的本性在于感情联系，公共生活关系的本性则在于交换。（注：黑格尔写道，“作为精神的直接实体性的家庭，以爱为其规定”，爱“就是意识到我和别一个人的统一，使我不专为自己而孤立起来”；“但爱是感觉，即具有自然形式的伦理。在国家中就不再有这种感觉了，在其中人们所意识到的统一是法律”。（第175页））在公共生活中，做一个公民对每个人都意味着相同的内容；在私人生活中，“做人”对一个人的含义则可能与对另一个人的非常不同。所以，不言而喻，公共生活的准则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而日常生活中则没有适合所有关系的准则。
儒家社会保障伦理启示论文
自近代以来，儒家伦理的反思，成为中国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一道学术文化景观。翻检一下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主要文献，可以发现在儒家伦理的构成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相关性分析主题下面，浩如烟海般的研究成果。但是，就这种研究的结构分类来讲，则并不是令人满意的二元对诘式的论述：要么儒家伦理因为其道德理想主义有益于现代化，因此值得为之辩护。要么儒家伦理因为其伦理中心主义有碍于现代化，因此必须批判。辩护是捍卫性的，批判是拒斥性的。但是，从儒家伦理的历史构成与现实的可能影响而言，这种研究进路都是值得再检讨的。本文正是在意图突破这种二元对诘思维的基础上，对于儒家伦理的双旋式结构［1］－－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在贯通的基点上进行分别的分析。从而将儒家伦理的内涵作适当的分割，将其具有现代性的道德理想主义加以张扬，而对其从消极的一面影响古典中国历史进程的伦理中心主义加以摒弃。
一、两种倾向。
这种分解，当然需要建立在对于儒家伦理的近代分析加以清理的基础上。这是因为，近代以来对于儒家伦理的分析，已经形成了某种支配人们对待儒家思想的惯性思维。不清理这种惯性思维，就不足以促使人们形成合理看待儒家伦理的理性眼光。而且，不进行这种清理，我们也无法走出以二元对诘的方法对待儒家伦理的方法困境，将儒家伦理的历史内容完整地还给儒家。进而，在提供一个儒家伦理思想的完整图象的基础之上，来讨论儒家的“现代”处境问题。
这里所说的双面受敌，则是指儒家既要对付来自单纯的夸奖带给它的不实之誉，所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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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社会保障伦理启示论文
儒家伦理的传统界定有很多,但它们都不全面,只强调儒家伦理的'人际关系或身心关系层面.关系和谐是儒家伦理的主要特征.儒家伦理的关系和谐包括四个层次:身心关系和谐、人际关系和谐、人与自然关系和谐、自然之间关系和谐.从关系和谐的角度界定儒家伦理不但可以全面的概括其四个方面,而且能很好地表现其生态价值观及其与当代文化的亲和性.
作者：陆自荣作者单位：湖南科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刊名：船山学刊英文刊名：chuanshanjournal年，卷(期)：“”(4)分类号：b95关键词：
社会保障基金监管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社保基金范畴的逐步增加，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压力加大及保证其需求的持续提升，社保基金监管中的不足和要面对的挑战也更加明显。所以，一定要依法加强社保资金的征收处置，规范社保基金专户理财，开拓和完善资金投入来达成社保基金盈余的目的。
关键词：社保基金投资收益投资运营。
社保基金是国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战略的要求，为社保制度的实行而设立的、财政收支管理中以特定来源资金用于指定用途的办法的资金，是社保制度的物资根本。合理地支配社保基金的经营和投入，促成社保基金和期限在一年以上各种资金借贷和证券交易场所的有效整合，是健康完备社保制度，创建和谐社会尤为重要的措施。
一、我国社保的现状和社保基本运营存在的问题。
社保基金是社保制度的物资根本，包含了多种领域。从机能来说，可以分为用于救灾，济贫，扶贫的资金;为保障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待遇，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由缴费单位和缴费个人分别按缴费基数的一定比例缴纳以及通过其他合法方式筹集的专项资金;国家立法或政策所规定的为公民普遍提供维持其一定的生活质量，满足其物质和精神的基本需要而采取的社会保障政策以及所提供的设置和相应的服务所筹集和建立的专项资金;还有社会优抚基金。其中，社会保险基金在我国的社保制度中处于主要位置。国家的社保制度是否健康，表现在很多层面，尤其国家为了预防和强制社会多数成员参加的，具有所得重分配功能的非营利性的社会安全制度的覆盖状况是一个尤为重要的基准。最近些年，随着社会保险体系改良的持续深化和完备，各种基础社会保险覆盖人群数量呈增长的势头。但全面看来，社保覆盖面狭小，社会化情况不高依然是要面对的突出问题。
我国已经进入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达到或超过一定的比例的人口结构模式。但养老金缴纳依然不足，亏欠缴纳的资金数目连年上升，养老金的支拨愈来愈困难。失业保险基金、职工医疗花费等都是我国社保基金的支拨名目。基金收缴和支付的严重不平衡，对我国社保基金的经营管理影响巨大。
社保基金的资本保值增值率是社保基金经营的根本标准。可在我国，因为期限在一年以上各种资金借贷和证券交易的场所缺乏和相关法律法规的限制，社保基金大多数用以购入国债或者存进银行，算上偶尔发生的通货膨胀，社保基金的投资回报率极低。
地方上用于支付退休收入的基金分散在全国近两千个社保部门。从中央到省级再到地市及县级的各个级别社保局，每个部分都存在自己管制方式的社保基金，造就了许多具有共同利益的人们为了共同的目的而集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的社会集团。这种不集中的`管理，很大程度加大了资金管制和资金的调度的难度。
(1)筹措资金，补足社保基金豁口。
我国社保基金的亏损豁口，中央政府要担负主要责任。解决从横向平衡原则为依据，以同一时期正在工作的所有人的缴费来支付现在保险收益人开支的制度向社会保险基金在大范围内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法统一征收、统一管理、在属地范围内统一调剂使用与个人账户相整合的部分基金制中养老保险资金个人账户空置问题是政府急需要做的事情之一。此外，同一时间增大参加社保人数，吸收市镇大量私企的员工，个人经营、个人合伙经营或家庭经营等形式，依法从事营利性活动的人员，灵活就业人员以及农民工人;更要完备农村社保体制的建立，才能筹措到更多的社保资金，并且完备就业相关政策。我国就业当前的现状，失业人员与应届毕业生待业人数较高。提升这类人的就业、创业水平，是社保部门工作的必然要求。最后就是增大社保基金的回报率。把资金投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利润高的国企之中。支持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能够从其中收获高的回报率。同时发展大陆以外地区证券市场的资金投入。
(2)有效配合投资限日。
不同的投资途径所造就的投资限日是不同的，相同投资途径造成的不同的资产也有不相同限日。社保基金投入的限期组合应综合考量。在社保基金投资经营的时候，要采用时间分散化策略。资金投入买进多种时限的资产，让不同时限的资产有机结合，收获较高回报率的同时，达到流动性需求的标准。
(3)完备投资区域连合。
不同地域和不同国家的投资存在不同的回报率和风险系数。利用不同地域和国家投资连合的方法能够减少投资风险，并且增加投资的回报率。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域的经济水平相差较大，这种经济水平差距为社保基金投资的区域连合提供了便利。另外，也该注意，部分经济水平较高的国家常常将他们的社会保障基金的一部分投入到外国资本市场，但我国在这些地方还还有一段路要走。因为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需要改善，社会保障基金的市场化、专业化管控制度的创立也不是短期可以完成的。所以，社会保障基金的海外投资应该循规蹈矩，稳定的进行推进。
想要建立更好健全的监督管理体制，就要持续加大监督管理强度，保证资金安全。并要确定监督管理的方向，创立社保资金投资监督管理系统，加强外部的监督管理。这是在体系的建立，财政和经济工作中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预算管理及资金收入支出存储等等方面都要加强监督，确保社会保障资金投资的稳定运转，推进社保工作的稳健前行。
创立完备合理的社保信息化管理系统，对社保基金的收缴、支拨、稽查、账户经管以及每项数据都做到信息化管理。创建了具备合理的监督管理方法、覆盖地域广、分析方式进步的信息化网络管理平面。经过逐渐的完善，从根源上改变社保老旧管理的方法和方式，对解决反复支拨社会保障资金、私吞社保基金现象有极大遏制，保障社保基金的运用具有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邓大松.年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3]郑功成.社会保障学[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
毕业论文字：社会保障制度
古典文学中常见论文这个词，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为论文。以下就是由编为您提供的。
社会保障制度，是指由国家依据一定的法律和法规，为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而提供救助和补贴的一种制度。它的主要功能在于，通过建立社会化为标志的生活安全网，来消除市场过程中产生的社会不安定因素，防止社会动荡。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是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产物，是公共选择的结果，也是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产业的转型升级、健全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创新社会管理等方面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19世纪80年代，世界上第一个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德国建立，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它已成为现代国家一项不可或缺的社会经济制度。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它是我国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社会不断取得进步的重要标志。社保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和谐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各项社会保险覆盖范围继续扩大，参保人数和基金规模持续增长。202017年末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合计比上年末增加8600万人以上，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2亿人以上，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4亿人以上。2017年全年五项社会保险(不含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合计18823亿元，比上年增长2707亿元，增长了16.8%。基金支出合计14819亿元，比上年增长2516亿元，增长了20.5%。
从纵向来看，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从横向来看，不管是从参保的人数比例上看，还是从社会保障基金的规模、应用、管理上看，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和发达国家相比都还存在不小的差距。随着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成为世界第二，gdp规模越来越大，国家的综合实力越来越强，加强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建设势在必行。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2017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社会保障税的论文
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我们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而现有的社会保险统筹制度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所以应当加快建立社会保障税制的步伐，从我国实际出发，借鉴国外经验，不失时机地开征社会保障税。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可行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成熟的社会基础。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推行，企业破产、倒闭现象不断出现，企业用人自主权不断加强，加之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使职工的生活风险增加。对未来社会老龄化高峰严峻形势的预期，使职工的风险意识普遍有所增强，迫切需要国家通过社会保障制度为其生存提供起码的物质保障。社会保障税的专项返还性特征是纳税人受益的保证，使其易于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因此，开征社会保障税具有成熟的.社会基础。
2.2可靠的税源保证。
社会保障税属于所得税类，其征税额的多少与居民的收入水平有直接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人民收入水平有大幅度增长。有资料显示：1978～1993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3元上升到921元，增长了近6倍。城镇居民家庭的人均收入由1981年的500元上升到1993年的2583元，增长了4倍多。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1979年的不足300亿元上升到9月底的50000亿元(金融时报1911月29日周日特刊)。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为开征社会保障税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税源基础。
2.3完备的税收征管体系。
目前，国家税务机关遍布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机构广泛分布于各地，从街道到乡镇均有税务分支机构，更有数十万业务熟练、素质高的税务干部，在长期的税收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在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中，由于采用源泉扣缴办法，各单位的财务人员作为扣缴义务人也有着相当丰富的经验，对社会保障税的开征也是极有帮助的。这就为社会保障税的开征提供了征管体系的保证。
2.4可供借鉴的国内及国外经验。
我国有十几年的社会统筹经验可供借鉴，国外已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征了社会保障税，有较完备的社会保障税体系及其经验可资借鉴。从现实情况看，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就越成熟与完善，也越重视用税收手段进行宏观调控与收入调节。其社会保障税通常以工薪收入为计税依据，税款由雇员及雇主共同承担，税款专用于养老金、失业救济和国家津贴。这些都为我国社会保障税的开征提供了宝贵经验。
以各类企事业单位、行政单位和职工个人为纳税人，具体应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户、行政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及其职工。根据国外社会保障税由雇主和雇员分别负担的惯例，我国的社会保障税亦应分别以企业、单位(雇主)和职工个人(雇员)为纳税人。
3.2征税对象和计税依据。
社会保障税应以纳税人支付或取得的工资总额收入为征税对象。根据惯例，征税对象扣除规定的减免项目后的余额，构成社会保障税的计税依据。
鉴于社会保障税是一种特定的目的税，具有专款专用的性质，原则上不允许减免税。但由于自然条件等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纳税确有困难的纳税人，可根据具体情况给予适当的减免税优惠。
3.3税目和税率。
社会保障税的税率形式，世界各国不尽一致，有的采用比例税率，有的采用全额累进税率等。就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本着易于操作、简便适用、降低征收费用的原则，我国应采用以比例税率为主、定额税率为辅的税率结构。定额税率适用于那些收入不稳定、不易计算的纳税人，其他纳税人适用比例税率。税目的范围包括老年退休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三个税目，其它税目待条件具备后再开征。
3.4征收管理。
社会保障税应实行属地管理原则列入地方税体系。由当地税务部门按月计征，年终清缴，以满足经常性支出需要。采取支付单位源泉扣缴和纳税人自行申报相结合的征纳方法，即职工个人应纳税金在本单位发放工资、薪金时由单位代扣代缴;自营人员自行申报纳税;企业的税金自行申报缴纳，与所得税的缴纳同步进行;行政事业单位的税金由财政部门负责划转。
「参考文献」。
1陶继侃，张志超，当代西方国家税收，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
2陈庆海，关于开征社会保障税问题的探讨，现代财经，1994(12)：56～59。
社会保障论文范文【】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带来的一个大趋势。联合国曾规定：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比重的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比重的7%，即可称为老龄化国家。根据我国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亿，超过总人口8.87%，表明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同时自20世纪70年代起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使得现阶段独生子女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就是老人的养老问题从以往传统的依靠子女的家庭养老转变为依靠政府及社会的养老模式。因此中国的老年社会保障问题已经成为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个严峻而紧迫的民生问题。
一、老年社会保障现状及存在问题。
1、老年人社会生活现状。
（1）随着计划生育刚性政策的推行，中国的独生子女越来越多，如果依靠传统的家庭养老，一般正常情况下，一个成年的独生子女在结婚前要照顾两位老人，而在婚后一对夫妇要照顾四位老人和一个孩子。由于现今城市住房、生活习惯、个人性情等因素，老人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和子女居住在一起，从而使得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依靠子女的家庭养老模式发生了改变。要么老人各自生活成为空巢老人；要么也只能有一对老人跟随子女生活，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老人的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定一致，有的针对户籍地的优惠政策或补贴由于老人居住地与户籍地的不一致而无法享受。
（2）“双轨制”的存在，使得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缺乏公平性，而区域差异、职业差异、城乡差异等更加剧了老人晚年生活的不同，特别是农村失去了劳动能力的老人，若没有子女的照顾生活将会变得更加困难。根据老龄委发布的《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主要数据报告》显示，2010年我国社会养老保障的覆盖率城镇达到了84.7%，月均退休金1527元；而农村只有34.6%，月均养老金只有74元，这无异于杯水车薪，根本无法解决老人的养老问题。
（3）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的身体条件也变得越来越差，因此老人的医疗保障问题成为每个家庭关心的问题。
随着医疗保险的逐步深入，住院报销的比例及门诊报销的慢性病种类也在逐步扩大。但是，由于受到使用条件和人员限制，好的医疗设施相对集中于大医院，而大医院则多数都在大中城市，因此对于医疗保险存在地区差异，而这种差异将会导致贫富悬殊加大。例如，生活在城镇的老人生病可以直接就近到医院看病，需要住院则直接报销，住院成本小；但是生活在乡村的老人受条件限制是小病扛、大病才去医院，但是有的大病当地医院受医疗设施和人员的限制，可以做出诊断但是无法医治或医治效果不佳，需要转院到大医院。先不说由此产生的生活成本，单就医疗报销来说就会减少10%-20%，甚至30%，使得本就不很富裕的家庭更加贫困。
2、老年人社会保障现状。
（1）养老保障制度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叶，起步较晚，还没有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养老制度。
如资金困难、养老金基金增值难以保证、政府执法不严、最棘手的农村养老保障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解决。特别是农村养老的基础保险金和养老金标准过低，无法满足农民的养老需求；另外，计划生育政策与传统养老模式的矛盾都表明中国的养老保障还没有从制度上得到完善。
（2）政府及社会的责任和服务意识不强。
由于独生子女越来越多，家庭趋于小型化，再加上经济发展推动人员流动，加剧了空巢老人比例的加大。到2010年，我国城乡空巢率分别为49.7%和38.3%。空巢老人普遍存在日常生活无人照料，精神缺乏安慰，经济、物质生活困难，疾病无人过问，孤独寂寞等问题，特别是高龄、独居、体弱多病的老人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而从空巢老人对政府及社会的帮助情况来看，根据民政厅的调查有62.3%的老人对社区(村)医疗保健服务的满意度评价为一般或不满意，有66.9%的老人从未得到过帮扶。因此，空巢老人不仅需要子女及亲朋的照料，更需要政府及社会帮助体系的建立健全。另外，对于跟随子女一同居住的老人，特别是对居住地与户籍地不一致的老人，也有享受政府补贴和社会帮助的权利。但是，根据我国现行制度，对老人医疗报销、健康体检、政府补贴等一些优惠政策都需要在户籍所在地进行办理，致使这部分老人不但享受不到优惠，而且还加重了经济负担。使得老人只能在做空巢老人放弃亲情和得到亲情放弃优惠之间做出两难的选择。
二、完善老年人社会保障的途径。
1、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
各级政府、各职能部门都要依法完善职能，严格执法，落到实处，结合中国国情制定出符合中国社会的养老保障制度。特别是棘手的农村养老保障，要根据农村老人的实际，制定出符合农村养老保障的制度及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截止2009年，我国参加新农合的农民达到了8.33亿，参合率为94.1%，中央及地方各级财政落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资金达627亿元，占新农合筹资比例的76.4%。但是这些都没有改变地区差异、城乡差异所带来的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农民看病依然成本偏高，小病不用看，大病看不起。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障制度，将现行的按地区统筹改为全国统筹，真正做到“病有所医”，不“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另外，由于农村经济条件差别大，收入不稳定等因素，因此在缴费数额及补助比例上要有灵活性。
鉴于目前独生子女越来越多的现状，急需健全社会保障经办管理体制，建立更加便民快捷的服务体系。目前全国60岁以上的老人有1.69亿，养老床位150万张，仅占老年人口的1.5%，同时还需要至少1000万名养老护理人员。因此社会保障服务要做到覆盖范围广，需要合理配置养老资源。不仅要有收住经济实力强、条件好的高标准、高档次的养老机构，更多的要有面向全社会的、收住低收入人群的一般养老机构。对于居住地与户籍地不一致的老人，需要更灵活、更人性化的服务。例如，对老人是否在世的审验能否利用网络等高科技手段进行，而不需老人每隔一定时间就要回户籍地一次进行签字确认；又或者能否对60岁以上的老人放宽户籍管理政策，让老人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使得各项优惠政策能够切实落实到位，真正做到老人“老有所依”、“老有所靠”、“老有所养”。
3、增加财政社会保障投入，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
通过建立专门的社会保障预算，明确各项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和用途，扩大社会保障基金的筹资渠道。建立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营制度，确保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并且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政府应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在各级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
总之，社会老年保障问题的解决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进步的过程，需要政府及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只要各级政府能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引导和扶持企事业单位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积极发挥社会力量在老年社会保障中的作用，推动各地老年基金会等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开展慈善救助和社会互助，有针对性的创造结对帮扶、认养助养、志愿服务、走访慰问等形式多样的救助帮扶体制，只有这样，才能普遍为贫困老人提供多样帮扶，社会老年保障问题才能进一步得到有效缓解。
【参考文献】。
[1]张敏杰。老年社会保障——一个严峻而紧迫的民生问题[j]。理论与研究，2013(1)32.
[2]王向阳。浅议老年人社会保障的法律[j]。经济研究导刊，2013(6)241.
社会保障论文范文【精选】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带来的一个大趋势。联合国曾规定：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比重的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比重的7%，即可称为老龄化国家。根据我国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亿，超过总人口8.87%，表明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同时自20世纪70年代起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使得现阶段独生子女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就是老人的养老问题从以往传统的依靠子女的家庭养老转变为依靠政府及社会的养老模式。因此中国的老年社会保障问题已经成为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个严峻而紧迫的民生问题。
一、老年社会保障现状及存在问题。
1、老年人社会生活现状。
（1）随着计划生育刚性政策的推行，中国的独生子女越来越多，如果依靠传统的家庭养老，一般正常情况下，一个成年的独生子女在结婚前要照顾两位老人，而在婚后一对夫妇要照顾四位老人和一个孩子。由于现今城市住房、生活习惯、个人性情等因素，老人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和子女居住在一起，从而使得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依靠子女的家庭养老模式发生了改变。要么老人各自生活成为空巢老人；要么也只能有一对老人跟随子女生活，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老人的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定一致，有的针对户籍地的优惠政策或补贴由于老人居住地与户籍地的不一致而无法享受。
（2）“双轨制”的存在，使得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缺乏公平性，而区域差异、职业差异、城乡差异等更加剧了老人晚年生活的不同，特别是农村失去了劳动能力的老人，若没有子女的照顾生活将会变得更加困难。根据老龄委发布的《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主要数据报告》显示，2010年我国社会养老保障的覆盖率城镇达到了84.7%，月均退休金1527元；而农村只有34.6%，月均养老金只有74元，这无异于杯水车薪，根本无法解决老人的养老问题。
（3）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的身体条件也变得越来越差，因此老人的医疗保障问题成为每个家庭关心的问题。
随着医疗保险的逐步深入，住院报销的比例及门诊报销的慢性病种类也在逐步扩大。但是，由于受到使用条件和人员限制，好的医疗设施相对集中于大医院，而大医院则多数都在大中城市，因此对于医疗保险存在地区差异，而这种差异将会导致贫富悬殊加大。例如，生活在城镇的老人生病可以直接就近到医院看病，需要住院则直接报销，住院成本小；但是生活在乡村的老人受条件限制是小病扛、大病才去医院，但是有的大病当地医院受医疗设施和人员的限制，可以做出诊断但是无法医治或医治效果不佳，需要转院到大医院。先不说由此产生的生活成本，单就医疗报销来说就会减少10%-20%，甚至30%，使得本就不很富裕的家庭更加贫困。
2、老年人社会保障现状。
（1）养老保障制度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叶，起步较晚，还没有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养老制度。
如资金困难、养老金基金增值难以保证、政府执法不严、最棘手的农村养老保障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解决。特别是农村养老的基础保险金和养老金标准过低，无法满足农民的养老需求；另外，计划生育政策与传统养老模式的矛盾都表明中国的养老保障还没有从制度上得到完善。
（2）政府及社会的责任和服务意识不强。
由于独生子女越来越多，家庭趋于小型化，再加上经济发展推动人员流动，加剧了空巢老人比例的加大。到2010年，我国城乡空巢率分别为49.7%和38.3%。空巢老人普遍存在日常生活无人照料，精神缺乏安慰，经济、物质生活困难，疾病无人过问，孤独寂寞等问题，特别是高龄、独居、体弱多病的老人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而从空巢老人对政府及社会的帮助情况来看，根据民政厅的调查有62.3%的老人对社区(村)医疗保健服务的满意度评价为一般或不满意，有66.9%的老人从未得到过帮扶。因此，空巢老人不仅需要子女及亲朋的照料，更需要政府及社会帮助体系的建立健全。另外，对于跟随子女一同居住的老人，特别是对居住地与户籍地不一致的老人，也有享受政府补贴和社会帮助的权利。但是，根据我国现行制度，对老人医疗报销、健康体检、政府补贴等一些优惠政策都需要在户籍所在地进行办理，致使这部分老人不但享受不到优惠，而且还加重了经济负担。使得老人只能在做空巢老人放弃亲情和得到亲情放弃优惠之间做出两难的选择。
二、完善老年人社会保障的途径。
1、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
各级政府、各职能部门都要依法完善职能，严格执法，落到实处，结合中国国情制定出符合中国社会的养老保障制度。特别是棘手的农村养老保障，要根据农村老人的实际，制定出符合农村养老保障的制度及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截止2009年，我国参加新农合的农民达到了8.33亿，参合率为94.1%，中央及地方各级财政落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资金达627亿元，占新农合筹资比例的76.4%。但是这些都没有改变地区差异、城乡差异所带来的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农民看病依然成本偏高，小病不用看，大病看不起。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障制度，将现行的按地区统筹改为全国统筹，真正做到“病有所医”，不“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另外，由于农村经济条件差别大，收入不稳定等因素，因此在缴费数额及补助比例上要有灵活性。
2、提高社会保障服务管理水平。
鉴于目前独生子女越来越多的现状，急需健全社会保障经办管理体制，建立更加便民快捷的服务体系。目前全国60岁以上的老人有1.69亿，养老床位150万张，仅占老年人口的1.5%，同时还需要至少1000万名养老护理人员。因此社会保障服务要做到覆盖范围广，需要合理配置养老资源。不仅要有收住经济实力强、条件好的高标准、高档次的养老机构，更多的要有面向全社会的、收住低收入人群的一般养老机构。对于居住地与户籍地不一致的老人，需要更灵活、更人性化的服务。例如，对老人是否在世的审验能否利用网络等高科技手段进行，而不需老人每隔一定时间就要回户籍地一次进行签字确认；又或者能否对60岁以上的老人放宽户籍管理政策，让老人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使得各项优惠政策能够切实落实到位，真正做到老人“老有所依”、“老有所靠”、“老有所养”。
3、增加财政社会保障投入，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
通过建立专门的社会保障预算，明确各项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和用途，扩大社会保障基金的筹资渠道。建立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营制度，确保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并且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政府应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在各级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
总之，社会老年保障问题的解决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进步的过程，需要政府及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只要各级政府能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引导和扶持企事业单位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积极发挥社会力量在老年社会保障中的作用，推动各地老年基金会等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开展慈善救助和社会互助，有针对性的创造结对帮扶、认养助养、志愿服务、走访慰问等形式多样的救助帮扶体制，只有这样，才能普遍为贫困老人提供多样帮扶，社会老年保障问题才能进一步得到有效缓解。
【参考文献】。
[1]张敏杰。老年社会保障——一个严峻而紧迫的民生问题[j]。理论与研究，2013(1)32.
[2]王向阳。浅议老年人社会保障的法律[j]。经济研究导刊，2013(6)241.
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初探论文
当前，我国农民工合法权益被侵犯的事件频繁发生，农民工在社会保障、劳动工资、就业培训及公共服务等方面还有很多问题。尤其是农民工，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其社会保障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真正解决好。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农民工是其中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在城市化进程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为农民工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的民生问题。要通过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帮助农民工解决后顾之忧。
1.促进社会和谐。党和政府历年来非常重视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加快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能够将公平公正的社会保障权利提供给农民工，以此让社会更加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目标。此外，完成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能够让农民工产生更强的城市归属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2.满足农民工现实需要。农民在进入城市之后，本质上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很大程度了解决了“三农问题”，不过在此过程中，容易出现医疗、养老及失业等方面的风险。因此，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解决农民工的现实问题。
3.加快城市化进程。近年来城市人口数量逐步递增，主要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要为这部分人口提供同等的权利和待遇水平。在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后，能够减小城乡间的差距，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并优化城乡资源配置，统筹城乡发展。
1.实行教育培训制度。要实行教育培训制度，让农民工有更强的就业能力，这是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前提。地方政府要重视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从本地实际经济发展情况入手，制定切实可行的农民工培训计划。对培训资金来源进行明确，激发农民工参与培训的热情，提高培训工作的有效性与针对性，确保最终培训成效。要让农民工岗前培训、转岗培训和在职培训更加制度化，帮助农民工提高自身素质，从而更好的实现就业，改善生存情况。
2.抓好配套制度的改革。当前，我国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与社会福利制度时，主要以户籍制度为基础。我国户籍制度一直都是农村城市双轨管理模式，分为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两种，导致农民工享受不平等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农民工虽然在城市里面工作，但是由于是农村户口，所以不能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到相同的社会保障。所以，要尽快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的阻碍。
3.改革现有社会保障制度。当前，各地为农民工构建的分散性和综合性的社会保险，因为农民工流动性较大、统筹层次不高，导致保险关系转移难度很大。为解决这个问题，第一，需要有更高的社会保障统筹层次，要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的统筹层次提升到省级水平；第二，在当前已有条件下，让农民工自由进行选择，完善相关制度，确保社会保障关系能够顺利转移。农民工主要在城市或城乡间流动，比如对养老保险来说，农民工在流动到其他城市之后，流出地社会保障机构要为农民工开具参保缴费凭证，同时根据农民工务工时间长短带动一定比例的社会统筹部分，流入地社会保障机构为农民工累计计算。农民工在流动到农村务农后，要让他们根据自身意愿参与新农保，让他们在原所在地以个人身份进行缴费，直到规定年限能够享受的养老保险待遇。
4.加强社会保障法制建设。要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制定《农民工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好农民工的失业、工伤、医疗、保险、培训就业、社会救济以及社会福利等，构建与*法、法律法规、政策措施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执法上来说，应加大执法力度，对维护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的执法部门的职能明确下来，严肃处理不为农民工办理社会保险的用人单位；司法上来说，应构建便于农民工维护自己社会保障权益的司法制度，鼓励农民工利用好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此外，还要实行法律援助制度，将法律援助提供给农民工，为其权益提供保障。
总之，要进一步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要正确认识到现行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缺陷，积极探索解决措施，构建完善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充分发挥其在农民工社会保障、劳动工资、就业培训及公共服务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社会保障税的论文
一、引言。
社会经济运行体系由社会生产系统、社会管理系统和社会保障系统组成，三者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体系。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社会稳定机制，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一个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原来各企业分散提取和管理，转变为目前社会化的收缴和管理。但是，现行的缴费方式在实践中仍存在着诸如覆盖面小、保障项目统筹层次低、征收力度不够、基金管理制度不健全、政策不统一等一些问题，难以保证筹集社会保障收入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人口老龄化周期的到来和家庭规模小型化的发展趋势以及入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都要求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如何改革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方式，进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目前理论界的主要观点是开征社会保障税以代替现行缴费方式，以更具有法律强制力的税收形式筹集社会保障资金，摆脱当前缴费率偏低的困境。因而，如何设置我国的社会保障税就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通过比较和分析各国保障税收入与各国社会福利支出间的对应关系、社会保障税的设置方式、社会保障税的构成要素、社会保障税的征收管理方式，探讨了在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的相关重要问题。
纵观世界各国，目前社会保障收入主要来源于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保障税或费；二是政府的预算拨款，即政府的一般收入；三是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收益；四是各种形式的捐赠。社会保障税(socialsecuritytax)，又译成社会保险税，是为筹集社会保障基金而征收的一种专门目的税。有的国家薪给税(payralltax)与社会保障税是作为一个税种征收的，二者具有相同的特征。也有一些国家征收的薪给税实际上是按工薪收入预提的个人所得税。在欧洲的多数国家中，社会保障税采用社会保险缴款(socialsecuritycontribution)的形式，之所以不称之为税，是基于这种缴款具有有偿性利益对等关系的考虑。但不管名称如何，他们的性质和用途相同。除此之外，世界各国大多数以政府的一般税收收入来弥补社会保障税收入与社保障支出之间的缺口。一些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非常依赖从社会保障税获得资金，而另一些国家则侧重于一般税收收入。社会保障税在规模和结构上的差异反映了各国组织社会保障的不同方式。按照社会保障税收入与各国社会福利支出间的.对应关系，可将目前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筹资方式划分为三种类型：社会保障税与社会保障支出基本一致的筹资模式；社会保障税占社会保障支出较大比重的筹资模式以及一般税收占社会保障支出较大比重的筹资模式。
该模式的典型国家是德国。德国的社会福利方案体系较为完善，具体包括国家养老金体系、国家医疗保险方案、工伤事故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其他社会福利方案。其中，国家养老金体系主要由工资税提供资助，同时，还从联邦税收收入中取得占养老金支出一定比例的补贴。目前这一比例为25％。国家医疗保险方案由社会保障税提供资金，工伤事故保险几乎完全由雇主的工资税提供资金，失业保险几乎完全由社会保障税提供资金，而其他社会福利方案所需资金则来源于政府的一般税收收入。下表列示了德国主要社会福利方案的资金来源。
德国主要社会福利方案的资金来源（，%）。
德国各级政府的社会保障税收入总额为6550亿德国马克，而社会福利支出总额为6555．1亿德国马克，二者的比值为99．92％；社会保障税收入上升到7817．94亿德国马克；社会福利开支为7920．69亿德国马克，二者的比值为98．70％。
以上数据表明，德国的社会保障资金基本上通过社会保障税筹集，政府转移支付所起的作用不大，主要用于其他社会福利方案。
[1][2][3]。
社会保障税的论文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要求愈来愈强烈。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伴生的职工下岗、再就业及人才流动、人口老龄化等问题都要求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现状，尤其是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现状已不能适应上述需要，亟待改进。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始建于建国初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较为齐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1986年开始实行的养老、失业项目的社会统筹，使城镇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迅速。但从目前社会保障筹资制度看，其对经济发展的不适应性正日益暴露出来。
其一：现行社会保障筹资制度具有不规范性。目前，社会保障基金的征集管理政出多门，财政、劳动人事、民政、城建等部门都参与社会保障业务。国务院还允许铁路、邮电等部门自行实施社会保障。这种资金筹集制度由于没有统一的综合协调部门，往往会出现部门之间的相互推诿。尤其是在对待下岗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上，经常出现无法及时归口解决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保障功能的发挥。
其二：现行社会保障筹资制度具有不均衡性。由于社会统筹政策不统一，造成了负担不均的现状。目前，行政分工方式的社会统筹机制造成了不同部门、地区之间各行其是，彼此之间缺少横向联系。这种条块分割的收缴方式，造成了不同所有制企业、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身份的职工之间在缴纳社会保障基金方面的差别。有资料显示，上海市规定的养老保险统筹比例是25.5%，北京市、天津市规定的比例是18%，河北省的比例是16%;铁路邮电行业养老保险的统筹比例是17%。而北京市对不同经济性质的企业规定的统筹比例也不同，对三资企业按16%统筹，对集体企业则按27%统筹。这种缺乏公平性的社会保障统筹制度不利于社会劳动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流动，对经济的发展有阻碍作用。
其三：现行社会保障筹资制度缺乏刚性，征收乏力。由于社会统筹基金的收缴办法是由各地政府制订，并依靠行政手段进行征收，因此缺乏严格的法律依据和强制手段，对企业也就缺乏相应的约束力。社会统筹基金往往不能保证按时征集到位，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拖欠养老保险金的现象。
1.2以征收社会保障税取代现行社会统筹制度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效方式。
社会保障基金采用行政收费方式常常会遭到交费对象的抵制，这是由行政收费的“软性”决定的。并且现行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一体化管理体制容易引起资金挪用，使职工交费的积极性受到影响。如果开征社会保障税，则可以彻底改变上述状况。
其一：税法的刚性使税收形式具有强制性特征，这有利于增强社会保障基金征收的刚性。在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比较低，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都不富裕的情况下，依靠自愿方式筹集社会保障基金是无法保证的。开征社会保障税，依靠法律的强制手段征收社会保障基金，易于为社会成员所承认和接受，与一般的商业保险、行政性收缴有明显区别。
其二：采用税收形式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可以使全国范围内的征收率统一起来，以改变目前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企业之间、职工之间负担不均、待遇有别的政出多门现象。社会保险待遇水平可由此得到统一，以便为劳动力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合理流动创造社会保障条件，打破地区及单位对人力资源的封锁，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其三：税收的形式标志着社会保障的法制化：税务部门负责征收社会保障基金;管理部门依法使用社会保障基金;纳税人依法交纳社会保障税，并有享受相应社会保障的权利。这不仅有利于稳定社会保障金的来源，使社会保障保持相对的稳定性、连续性，而且有利于克服社会保障金支出管理的混乱，降低社会保障基金运作的成本，有助于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和完善一整套科学的社会保障体制。
现行社会保障体制下，企业是社会保障事业的具体实施者，依然执行计划体制下的运作方式。如社会统筹退休保障金的拨付，仍然是由劳动部门返还给企业，再以企业为单位，由企业支付给享受社会保障的职工，离退休职工仍由企业包管。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就成了规模不同的社会保障机构，或者说本应由社会统一实施的社会保障被企业化了。这种企业办社会的社会保障模式必然造成资源的浪费。同时，这种体制还易造成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新老企业之间负担的不均衡，不利于形成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影响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
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用工制度必然有较大变动，职工下岗逐渐成为困扰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解决下岗职工的临时生活保障问题、安置职工再就业必须依靠一套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国有企业的职工在其他所有制的企业实现再就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有企业改革顺利进行。下述资料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一问题。
上述资料显示，国有企业职工再就业的渠道已经向非公有制企业倾斜。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将促进这一进程，开征社会保障税正是加速这一进程的强有力的制度保证。
目前，国有企业职工的医疗费基本由企业负担，这是典型的企业办社会模式。国有企业对此常常显得力不从心，尤其是离退休职工较多的国有企业，由于这一压力而经常处于市场竞争的不利地位。国外没有一个政府敢于把职工医疗风险完全交给企业。因此，开征社会保障税是解决国有企业目前困境的必由之路。
1.4开征社会保障税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
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已由1990年的5.56%上升至1995年的6.68%。根据国际通用标准，当65岁以上人口占一国人口总数的7%以上时，该国即属于老年型国家。人口的老龄化对养老保险提出了新要求。尽快开征社会保障税是稳定社会秩序、加速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手段。
目前我国税制结构的特点是间接税偏重，直接税畸轻，间接税占税收总额的67.1%，直接税仅占税收总额的16.8%。完善现行直接税体系，充分发挥所得税在经济运行中的“内在稳定器”作用，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是我国税制改革的方向，符合税收体系进一步完善的要求。
社会保障税的论文
我国社会保障法制建设先天不足，除残疾人、妇女、老年人权益等方面颁布了相应的法律以外，社会保障的主要领域如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等，至今没有法律。因此，社会保险立法势在必行。完善的社会保障立法，是制定社会保障政策法规的基础，是社会保障管理机构、经办机构、监管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责权限划分的依据，也是对社会保障基金实行监管的前提条件。
社会保障税的实施必须以法律为依据，应建立社会保障法与社会保障税法。关于社会保障税的优惠政策问题，如税收减免、税收抵扣等制度必须规范化，做到全国基本统一，以利于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对于少数民族边远地区，可以用专门条例做出特别规定。社会保障税的立法中还涉及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税收管理体制问题。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短时间内社会保障不能达到全国统筹水平。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目标是努力达到省级统筹的水平，因而初期的社会保障税只能作为地方税种，待时机成熟后，由中央与地方共享，根据地区间差异确定中央收入比例，用于调节地区间的不平衡。
二、加强征收管理，以满足社会保障财源需要。
可以预测，社会保障税税基为所得额，在征管中容易遇到收入不明的问题。此外，工资制度的不规范，也加大了社会保障税征管的难度。要解决以上问题，首先必须深化工资制度的改革。在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同时对国家公务员、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作相应调整，原因是这部分人员原工资没有包含保障支出；而对企业类工资不必调整，因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企业的保障已全部由职工自己负担；由于目前社会中的分配差别主要体现在发放给职工的各种补贴上，宜将已固定化的补贴加入工资的基数，作为征收的税基，体现量能负担原则。其次，应实现工资性收入的货币化，建立实名制的个人工资性收入银行账户，用人单位通过银行支付工资，以利于税务部门的稽核。
三、完善预算制度，优化支出管理。
社会保障税的`开支，应当与社会保障预算制度的完善结合起来。社会保障税收入是一种基金性收入，与一般预算收入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专门的用途，其收支应自成体系，单独管理。我国可以在目前由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组成的复式预算基础上，增加一项社会保障预算，将社会保障的收支全部纳入社会保障预算统一核算，统一管理，这样有利于将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和运用，置于国家法律的制约和监督之下，更好地保证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和有效使用。即使在社会保障预算的内部，不同税目的收入也必须专门用于相应的支付项目。
“内在稳定器”作用。
四、建立事权明晰、责任明确的社会保障管理体系，增强监督力度。
第一，各级政府内部建立协作分工的行政管理体系。涉及社会保障管理的部门有：社会保障主管部门、财税部门、金融部门。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制定政策，税务机关征收，财政监督，银行发放。
第二，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间的事权。中央政府集中精力解决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渠道、基金管理原则、提高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等重大问题。对困难地区的社会保障基金收支缺口，中央政府要根据地方政府财政经济状况，通过专项转移支付给予帮助。地方政府承担筹资征管、支付标准制定、社会化发放等社会保障事权，立足于自身努力，力求足额筹措资金。
第三，建立法律监督、行政监督、社会监督相结合的机制。法律监督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对社会保障基金运行过程实施全面的监督，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确保基金的安全有效运行。行政监督包括财政监督、税务监督和审计监督。财政监督即通过财务会计制度执行、投资管理、预算审核等手段，对社会保障基金运行过程中的有关行为进行经常性审核和检查。开征社会保障税后，税务监督主要通过税法的执行和日常征收管理，对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情况、收支情况及纳税情况实施监督。审计监督是审计机关依据有关法律制度，对社会保障基金运行过程及结果进行定期审核。以上几个方面的监督应相互配合，形成完整的行政监督体系。社会监督是指由社会中介机构，对社会保障经办机构的年度会计报告进行审计，确保报告所提供的财务信息质量，并向社会公布。
五、盘活社会保障基金，实现保值增值。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价的上涨和社会老龄化的到来，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将不断拓宽，社会保障基金的规模也越来越大，能否建立起一个合适的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营机制，确保社会保障基金在不断积累扩大的前提下保值与增值，已成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之一。由于社会保障基金是广大劳动者在丧失劳动能力，或失去工作之后的最后保障，也是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资金保证，因此，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一定要避免风险，基金投资应当兼顾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的原则。
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已全面纳入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此举为防止保障基金被挤占挪用，保障其安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的基金基本上都存放于银行，由银行提供一定的优惠利率实现其保值增值。但在银行利率较低的情况下，容易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社会保障需要。建议目前社会保障基金的一部分存入银行，以保证其流动性、随时支付的需要；基金结余部分宜由中央政府掌握投向，除按照规定投资于国家发行的债券外，应当积极探索更有利的投资方式，如投资于效益高、收益稳定的公共工程和公益设施的建设等，以求得最大利益。当然，结余部分增值或亏损情况应定期向社会公布，接受人大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初探论文
近年来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有了较大的发展，如在农村推行医疗保健制度、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和计划生育保险等等，而根据社会保障的基本特征，目前我国在农村实施的任何一种“社会保障”项目都不完全符合社会保障的基本特征，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们都不应该归属为社会保障，而是社区保障。无论是农村医疗保健制度、或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或是农村计划生育保险都是在一定社区范围内，以本社区居民为保障对象的一种福利制度，与社区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联，因为它们都不是一种由国家强制实行的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的保障制度，也没有国家财政的支持，更不属于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的一种形式。这种城乡有别的“社会保障”体制是有违社会公平的，因此，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就势在必行。
（一）中国社会保障的前提：城乡二元分割。
我国80%的人口在农村，但农业所创造的国民收入仅占国民收入总额的30%，而20%的城市人口却创造国民收入的70%。发达的城市经济与欠发达的农村经济同时并存，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同时并存，这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
由经济二元结构决定，我国过大的城乡差别制约着社会保障总体水平的提高。占人口20%的城镇居民享受89%的社会保障经费，而占人口80%的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仅占全国保障费的11%。城镇已初步建立了较高水平且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养老保险金已基本实现了社会统筹，建立了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的基金模式，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以及女职工生育保险，都在原有的制度上进行了改革和逐步完善。而在广大的农村，仍然是以国家救济和乡村集体办福利事业为重点、以家庭保障为主体的社会保障，除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进行了改革试点以外，其他保险项目基本上没有建立起来，城镇的社会保险覆盖率已达90%以上，而农村覆盖率不足2.4%。这种城乡社会保障发展水平的客观差距，具有深刻的经济和社会背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无法改变的。
（二）中国社会保障的基础：“土地保障”
广大乡村农民的经济收入无一定保障，主要依当年的农业收成好坏而定，农业收入几乎成为农民的唯一经济来源，土地亦成为农民赖以维持生计的最后依托。而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土地资源有限的农业大国，“靠天吃饭，靠土地为生”是农民数千年来世代相袭的传统，从这个意义而言，土地就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命根子”。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在农村的全面贯彻落实，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大二公”的农村经济格局，使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感。改革开放以来，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为龙头的改革为农民铺就一条通向富裕的大道，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多元化生产经营方式构筑了农村经济的基础，但农业收入仍然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据有关资料的统计显示，我国农户生产性纯收入的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非农业收入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由1980年的17.0%上升到1992年的43.2%，农业收入则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由1980年的83.0%降至1992年的56.8%。1可见，尽管农民的非农收入增长较快，但是，农业收入目前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靠土地谋生仍是绝大多数农民的理性选择。
（三）中国社会保障的实现机制：农村青壮年的城市化。
改革开放后，大量的农村青壮年或通过特定的社会流动渠道定居城市或进城打工，城市化的进程明显加快。青壮年的城市化带来了两个方面的效应：一方面，农村青壮年的城市化使城市的扶养者与被扶养者比例减小，城市社会保障中的大量空账也因此而变得充实起来，从而保证了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可以说，农村青壮年人口的城市化时刻在优化或者说在延缓城市人口结构上的老龄化速度，正如外来人员对超级村庄经济的发展造成负担轻于国有企业形成优势一样。2另一方面，由于农村人口有土地作最后的保障，加之农村基本保障水平极低，城市化后的农村青壮年，只需少量的经济扶助就可以实现自己农村亲属的基本保障，一般情况下，城市化后的农村青壮年对农村亲属的扶助主要在于他们加强了这部分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
正是借助于这种城乡保障水平上的差别与农村广泛存在的“土地保障”，城市化后的青壮年，支持或者说延缓着城市老龄化进程，即通过城市统一的群体或者说集体的转移支付方式——城市社会保障系统，为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非正式的个体间的亲友馈赠方式支持着部分农村人口的基本保障运行。显然，这种方式的运行，是由城乡社会保障二元化、农村社会保障的低水平共同决定的。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从总体上来看，农村为其城市化的青壮年提供了抚养、教育等相关费用，即在这些城市化的青壮年的身上积累了大量的人力资本，显然，这并不是一个小数字，而这些人在城市化以后，借助于城乡差别，实际上给农村所做出的是不对称的回报。换一个角度来说，实际上是由农村投资，而同时由城市和农村共同来收益，甚至是城市收益大于农村。所以，从社会保障体系的资源上来说，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农村资源凝结成人力资本的形式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城市化这一机制，使城市化的青壮年在支持城市社会保障运行的同时，也支持了农村基本保障的运行。
二、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实现障碍之一：不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
“社会保障，是社会（国家）通过立法，采取强制手段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形成社会消费基金，对基本生活发生困难的社会成员给予物质上等帮助，以保证社会安定的一系列有组织的措施、制度和事业的总称。社会保障是社会成员应享有的基本权利，是国家应履行的确保社会成员生活权利的一种法律制度”3。而社会保险在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中居于核心层次，一般由疾病、生育、工伤、残障、失业、老年和死亡等保险项目组成，其中老年、疾病及失业等项目居于最重要的位置，并成为各国发展社会保障事业的重点。但不论社会保障的项目与内容有多在的差异，社会保障的对象主要是社会的弱者及潜在的弱者。
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从社会阶层结构上来看，主要是一个从金字塔型向纺锤型转变的过程。所谓金字塔型社会阶层结构是指社会的上、中、下三个阶层的成员从上至下逐渐增多的一种结构类似于金字塔的形状，而纺锤型的社会阶层结构是指社会的同样三个阶层的成员中，中层的成员多，而其它两个阶层的成员比较少的一种阶层结构。目前，单从城市或农村内部的阶层结构上看，二者都呈现出一种纺锤型的结构，但从整个社会即城乡一体的角度来看，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还是一种金字塔型的结构，因为我们还存在一个巨大的农业劳动者阶层。在理想情况下，我们将金字塔型社会的上、中、下阶层的比例定为1﹕2﹕3，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推进得很快，但社会的下层阶层（主要是农业劳动者）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到我国人口的城市化率仍然只28％左右，也就是说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被城乡壁垒人为地向后拖着，4这也就意味着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的下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果运用理想类型法，将金字塔型阶层结构与纺锤型阶层结构作为社会阶层结构两极上的两种极端类型，我国目前的社会阶层结构仍然是更靠近金字塔型结构这样一种状态。
从上面对社会保障的定义及其基本特征可以看出，既存的与潜在的社会弱者是社会保障的核心，而社会的下层成员由于其比较低的抵御风险的能力而成为社会弱者的主要来源。一般来说，社会保障所依靠的是全体社会成员在物质方面以转移支付为手段实现的社会成员间的再分配，简单地说就是上、中层社会成员对下层社会成员在经济上的一种扶助。显然，在金字塔型的社会阶层结构社会中，有能力提供扶助的社会成员是社会的上、中阶层，接受扶助的成员是社会的下层成员，这样，社会的扶助比率为3（1+2）﹕3，即1﹕1的比例，显然，这样的扶助比例过高，不可能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一体化保障，即使勉强实现，其保障的水平也不可能很高，起不到保障的作用。
因此，如果我们加快城市化的进程，使社会的阶层结构转化为类似于高福利国家的纺锤型结构，即中间大、两头小的服从正态分布的结构，我们将其上、中、下三个阶层的比例理想化为1﹕2﹕1（一般情况下，这些国家的中间阶层的比例远远大于2），显然，这种社会结构的社会扶助比例为3（1+2）﹕1或更大，所以这种扶助比例是社会的上、中层成员可以接受的。
社会保障水平比较高的国家的实践无不证明了这一点。发达国家是一种存在一个巨大的中等阶层的社会阶层结构，这是学术界不争的事实。如果说发达国家的保障水平较高是因为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话，即将经济发展水平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进行考察的话，那么与我国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智利，其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但其社会保障建设得非常完善，社会成员接受政府救济的贫困线的水平比较高，是每天收少于4美元就可以领取政府救济金，即一个人如果1个月的收入少于120美元，就可以领取政府救济金。5在如此高的保障水平下，墨西哥、智利政府却没有感到有多么的吃力，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阶层结构的影响。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阶层结构已呈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型结构已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仍以墨西哥、智利为例，这些国家的农业人口仅为总人口的20%，而且农村的城镇化建设比较快。6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只有改善我们的社会阶层结构，加快城市化的进程，才能真正实现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
三、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的障碍之二：不合理的城乡人口比例。
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工业国，农民（farmer）明显比城市普通居民（普通雇员、工人）拥有更多的财产。一般来说，农户不但拥有他们耕种的全部或部分土地，而且拥有相当可观的牲畜和农业机械，并且这些财产是可以随时变现的。
而在现阶段的中国，由于城乡居民收入上的差距导致的城乡居民在缴纳保费上的差别是实现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的真正障碍已是学术界和社会各实际工作部门不言的共识，只有农民的收入实实在在地得到不断提高，并和城市居民达到真正的平等，农民才有实力参与现代社会保障事业，所享受的保障待遇也才能和城市居民达到公平，可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之间的巨大差距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保障的城乡一体化，而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农产品收入，因此，实现社会保障的城乡一体化最终落实于能否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农产品的价格提高了，农民就能真正提高收入，从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上的差异，社会保障的城乡一体化才能真正实现，否则就只能是空谈。如何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有些学者建议借鉴日本的经验，宜采取继续提高农产品价格以保护农民的收入得到不断的提高。8笔者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单方面提高农产品的价格，除了人为地增加了计划性排斥市场以外（这对于一个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的国家来说，其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只能增加政府的负担，其可行性非常低，即便可行，由于广大农民群体的存在，这也就决定了农产品的保护价格不可能与市场价格有太大的差距，因而达不到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目的，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决定农产品价格高低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人为的计划性，因此我们需要从市场本身中去寻找其根本原因，下面我们从市场机制本身，即农产品的市场供求状况来分析决定农产品价格偏低的原因。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产品的市场供给大于其社会需求的话，该产品的市场价格就不可能非常理想，这是因为由于存在多家生产者，且相互之间处于一种竞争状态，这就决定了购买者的主动权，其有充分的讨价还价的余地，而卖方则明显处于一种被动状态，也即市场中的交换双方并不是处于对等的地位上，因此，农产品价格的相对偏低就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
同样根据市场原理，这多家生产者中必然有些生产者由于利润的下降甚至亏损而不得不退出市场之外，从而调节供求状况，使之达到供求的平衡而不至于使某一产品的价格长期偏低。但是，我国农产品的生产却并没有完全按照市场的这一规则来运行，因为农业生产是农民唯一的生产手段和生产目的，农民们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商品可以生产，因而市场对其作出生产决定并不起多大的作用，即使是亏损也要生产，这一状况是普遍的，这就更加剧了买方的心理预期和压低农产品价格的把握，在这种情况下，农产品的价格不可能达到一个合理的状态，即使人为地提高了其价格，在这种市场的作用下也不可能持久，最终还是会被压低下来，更何况我们的城乡人口比例相差悬殊。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知道，决定农民不能增收的决定因素是农产品价格偏低，而农产品价格偏低又是由不合理的农业、非农业从业人口结构决定的，这一不合理的结构主要表现在城乡人口的比例上，因此，不改变城乡人口的比例，要实现农民增收进而实现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只能是不现实的，只有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达到一个适当的比例，从根本上改善农产品的供求状况，才能实现农民收入的绝对、相对上的提高。这种决定关系我们可简单概括成如下表格：
城市化的阶段与农产品供求比例。
城市化阶段城乡人口比例农产品供求比例。
早期小大。
中期中中。
晚期大小。
显然，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上表中的早期或者是早期与中期的交接处，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我们离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实现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同样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所能做的也只能是调整城乡人口的不合理比例，从根本上改变农产品的供求状况，进而改变城乡收入上的巨大差距而实现社会保障的城乡一体化，而要调整城乡人口的不合理比例也只有城市化这一条道路，至此，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知道，不是城乡居民收入上的差距而是城市化人口比例不高在真正阻碍着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