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传承着古老的农耕智慧和价值观念，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些有关农民的范文，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灵感和思路。
新生代农民工调研报告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是当前新生的社会群体，他们的婚恋问题常被忽视。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观的研究，总结了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观在理性化、多样化、城市化和自主化等方面的现代性表现，同时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观现代性在进一步发展中所遇到的困境，并提出在宏观环境营造、具体解决政策出台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提高等方面的解决之径.
一、问题的提出。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后的，年龄在20岁至30岁之间的青年农民工，目前其在外出打工的1·5亿农民工里面占到60%，大约1亿人左右。[1]目前，学术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较多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的研究，二是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取向，三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关系问题等。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问题研究较少。“婚恋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正处于适龄的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2]新生代农民工在择偶标准，择偶方式，对待婚姻的态度等方面与他们的父辈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观已经显现出现代性的倾向。通过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观现代性的表现，首先，能够加深对这一新生群体的认识；其次，通过此了解他们在城市中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网络等生存状态方面的问题；最后，可以了解农民工入城后的社会心理变化和他们由传统人走向现代人的变化轨迹.
人的现代性是指人在现代生活中的综合素质，是在人的价值观念、文化精神、思维方式以及行为方式上与传统性相对应的概念。“现代性是一个社会中个人所具有的与传统相对应的现代属性。具有现代属性的个人常常表现为见多识广、积极参与，具有明显的个人效能感，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乐意接受新观念和新经验；也可以表现为具有平等开放、独立自主、乐观进取、尊重感情和两性平等等方面的意识。”[3]总之，一个具备现代性的人应该具有能够在现代社会中比较顺利地适应生活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新生代农民工的现代性是指他们在适应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生活时所形成的一套新的行为方式、心理态度和价值观念。婚恋观的现代性当然是他们身上的现代性体现之一。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观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水平较高，婚恋追求更趋理性。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普遍较高，多数受过中等及以上的教育。文化素质的提高有助于他们现代性素质的发展，这在婚恋中也能体现出来，那就是他们更注重婚恋中的个人理性。他们追求真爱，感情至上，具体来说就是在找寻另一半时，强调“感情因素、文化层次、双方爱好的投合、性格脾气的互补等个人因素，而淡化了家庭背景、经济状况等非个人因素”，[4]同时，他们告别了以往婚姻以生育为目的，以及年龄到了，为了结婚而结婚的传统观念。在婚恋上对对象的标准已经有了主观的设想和安排，这些方面的变化体现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婚恋上的自我价值观，是人的现代性的一种表现.
(二)生活范围的扩大带来婚恋交往对象和方式的多样化。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流动体验扩大了他们的生活半径，提高了他们对现代社会的适应性和谋生能力，增强了对新生事物的接受性，为他们建立起超越地缘和血缘限制的各种新型的社会关系。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对象选择范围和交往方式的变化正体现出他们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成长环境和教育经历有很深的城市痕迹。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有的就是在城市长大的，多数新生代农民工都有在城市接受教育的经历，有的人很年轻就来到城市打工。这些原因导致了他们的乡土观念相对淡漠，反而对城市生活十分向往。他们在婚恋观、恋爱形式和方式以及子女观等问题的认识上有明显的城市化倾向，有向城市同龄青年模仿的比照行为取向.
首先，他们的婚恋观较为开放，如对“婚前同居和婚前性行为的态度问题有一定认同，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打工地恋爱交友、租房同居现象”[5]不同程度地存在。其次，他们在婚恋的形式和方式上有对城市青年的时尚模仿，如恋爱消费上，很多人“舍得花钱培养感情”，开生日party、情人节送花等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十分流行。另外，婚礼模式上，很多人选择旅游结婚、拍高级婚纱照等。再次，还有不少新生代农民工结婚后愿做不要小孩的“丁克族”等等.
美国的现代化问题学者英克尔斯认为，城市生活经历具有促成人的现代化的强有力的影响。“城市的生活环境、教育、工厂经历、以及信息传媒等对人的现代性产生很大的影响。”[6]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观的转变也印证了这一点.
(四)婚恋自主性提高。
“要求独立地决定自己的婚姻、前途和职业选择，不受父母和长者以及传统的权威干涉，这是现代人对待个人生活的鲜明态度。”[6]新生代农民工婚姻自主性明显提高了。如择偶标准强调由自己来制定，要找自己中意的。择偶方式也由以前主要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转向父母参与，最终由子女决定的方式，另外，新生代农民工的择偶机会也由以前单纯地依靠父母或是亲戚的社会资源为自己择偶，现在开始转向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进行择偶，他们往往从自己打工的城市出发，通过同学、同事等社会关系去寻找择偶机会.
这表明自身择偶机会增加，也是择偶空间在一定程度上的扩展.
总的来说，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新生代农民工所处的历史时期、所经历的成长环境、所受的教育程度与父辈大不相同，他们对婚姻的思考和处理方式变了。家长做主的婚姻明显减少，子辈在择偶问题上开始逐渐摆脱父母的控制，自己在择偶过程中有了很大的发言权，做到自己决定自己的婚恋.
三、现代性发展的困境与解决对策。
上述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现代性表现的分析只是反映了一种趋向，在他们的婚恋实际中还是存在着诸多障碍影响着他们身上现代性的发展.
(一)现代化发展的困境。
1·自身附加条件不足新生代农民工总体教育水平较低，进入城市后职业选择面较窄，多从事于收入较低的加工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行业，且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原因，他们多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而在世俗化的今天，婚恋是强调物质基础的，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观的自主性就打了折扣，他们的婚恋观现代性一开始就遇到了发展困境.
3·婚恋城市化模仿的不良后果新生代农民工较倾向于模仿相对开放的城市婚恋行为，但是，由于生活环境不同、物质基础差异、文化认知水平区别等原因有时会造成种种预期不好的后果。如婚前同居等会造成感情的纠葛，婚恋消费舍得花钱，自身又囊中羞涩，“模仿城市白领闪婚，又助长了对感情不负责任的放任之风”。[7]4·婚恋自主性的弱化因为自身条件的不足、城乡之间的差别造成在实际生活中选择对象的狭窄，其实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要到本土本乡去找婚恋对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乡村仍是不变的模式，然后完成由相亲到结婚再到出去打工这样一个流程。在整个过程中他们是被动参与的，这样他们的婚恋自主性就大打折扣了.
(二)解决对策。
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观现代性发展的困境，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新生代农民工要从自身做起，提高受教育水平，拓宽就业面，充实职业技能，掌握一技之长，这样才能提高城市生存能力。自身条件提高，才能做到自尊、自立、自信，才可以充分行使婚恋自主权，在更加宽广的范围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婚恋对象.
2·构建一个有助于他们现代性发展的宏观环境。进行体制改革，打破城乡二元格局带来的实际上的城乡差别，如在户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等方面实行同等待遇，使新生代农民工能平等地享受到城市发展的成果，逐渐融入城市社会，只有这样，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困局才能消解，他们才能进一步的城市化，现代化.
3·制定出一些解决婚恋困境的具体政策。相关部门制定出政策，为处于婚恋年龄的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信息，创造机会，搭建平台，如当地的社会公益组织和机构(工会、妇联等其他组织)积极为他们提供免费婚介服务(如专场的农民工见面会等形式)，相关部门要对用工单位加强监督，保证他们的休息时间等等.
参考文献。
[1]王彤.中国一亿“新生代农民工”首次进入中央正式文件[eb/ol].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xx/02-01/2103323·shtml/20xx-02-01/20xx-04-012.
[6]殷陆君.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93，80.
新生代农民工调研报告
从闲暇时间和工作强度情况反映，新生代农民工休闲时间少，导致体育文化生活缺乏，同时，易产生孤寂感、自我封闭以及对城市产生对立情绪和报复心理，进而可能容易引发心理问题。从访谈中了解到，新生代农民工渴望休闲，而且希望企业能经常性地组织体育文化活动，这样他们对企业更有归属感，生活更充实。在调查“当地政府部门、公益事业单位(如学校)或企业举办过一些体育文化活动吗”，有88．4%被调查者认为“从未举办过”。新生代农民工享受不到应有的人文关怀，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的和谐相处。在调查“生活的社区中，您参加过由该社区组织的体育文化娱乐活动吗”，有94．5%的人回答“知道社区组织活动，但没有被邀请参加”或者“根本不知道”，“没参加过”和“每年1—2次”占89．7%。企业或社区提供的体育文化活动内容单一、贫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甚至有些根本没提供过任何体育文化活动。因农民工的文化素质水平相当较低，在组织体育文化娱乐活动时项目往往比较单一，仅仅通过播放专场电影、唱唱跳跳之类的活动，与之新生代农民工多样化休闲文化生活需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政府往往只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物质”权利，然而忽略“精神”层面的需求。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新生代农民工不再仅仅满足物质权益的保障，更多的是要求精神生活最基本的满足。由于政府对新生代农民工公共体育文化服务的重视程度不够，往往呈现重“经济提升”轻“文化建设”、重“物质权益”轻“精神满足”、重“现实效益”轻“潜在受益”的现象较为常见。尽管各级政府对体育文化事业大力宣传，但不少政府部门对体育文化建设仍缺乏必要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讲，对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认识不够具体和全面，对体育文化建设对经济的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理解不够深刻，因而出现对体育文化建设资金投入不足、时间安排不够、工作落实不到位、活动安排不积极等问题。
企业总是以自身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对新生代农民工业余体育文化生活则是关注不够，不能认真履行自身的应当的义务与责任。尽量降低自身的投资成本，企业体育文化严重缺乏。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像机器一样对待，新生代农民工就会以工资来决定去与留，为什么有些企业出现“用工荒”，企业缺乏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缺失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新生代农民工是企业的“链条”，是企业的“发动机”。让员工与企业产生感情，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命运是与企业连接在一起的。只有新生代农民工对企业产生认同感、归属感，企业才有生机。企业只有让新生代农民工产生归属感，才能在经济困难时期度过难关。企业只有多增加体育文化投入，多组织一些体育文化娱乐活动，员工才能在活动中体验到企业的温暖，企业的体育文化魅力，感受到企业的人文关怀，企业的团结等。
2．3新生代农民工对体育文化娱乐生活需求自身意识的缺失。
体育文化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状态的反映指标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物质满足已经不再是他们唯一的需求，作为精神满足的体育文化需求也是其健康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经济原因和工作动机，农民工的体育文化需求意识相对较弱，消费层次大多居于较低水平;体育文化娱乐生活极其单调，而相对单调的体育文化生活致使他们在价值观上也产生消极、保守的特点，进而形成不良的循环趋势，在当前城镇化进程大潮中，严重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转变。
3推进城市公共体育文化服务的举措。
要推进城市公共体育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有效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发展步伐，需要“政府主导、企业共建、社会参与”三位一体的方式构建一个完整的公共体育文化服务体系，实现优势互补，缩减社会距离。
(1)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作为体育文化的主导者，政府是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公共服务范畴要充分容纳体育文化的相关内容，不断增强公共服务的职能，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制机制。通过加强公共体育文化设施建设、创新体育文化服务方式、开展体育文化知识普及与培训，完善公共体育文化服务体系。政府要根据新生代农民工业余时间少、生活工作较偏僻，消费能力低的情况，有选择，有目的进行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公共体育文化设施，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满足自身需求的公共体育文化设施。各体育文化、职能部门要根据实际情况将体育文化服务送到企业、送到新生代农民工身边。多开展一些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文化活动，如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文化节、送温暖等活动。政府要整合政府部门资源，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技能培训，体育文化知识讲授等，让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得到政府的科学技能培训。
(2)突显企业的主体地位。企业要树立新生代农民工也是企业的一员，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他们的理念。一是通过举行体育文化活动，增进新生代农民工与企业的感情。如多开展休闲趣味运动会，举办文艺晚会，组织休闲茶话会等;二是企业要根据新生代农民工需求，增加建设体育文化设施，提供体育文化产品，倡导体育文化活动，丰富新生代农民工业余生活，营造积极、团结的氛围。
(3)调动新生代农民工和社会共同参与积极性。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社会的最关注的问题。对于文化服务主体的农民工，要积极参与到体育文化建设中，提高自身的体育文化水平，增强休闲体育技能，不断融入城市的文化生活中，进而为社会作出自己最大的贡献。全社会共同参与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文化建设，推进体育文化体制改革，将是一个重大任务。事业单位积极主动的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一些体育文化服务或者体育文化服务产品。比如大中院校体育体育文化设施有条件的向新生代农民工开放，定期去到新生代农民工所在的生活、工作社区举办联谊会等，发挥社区服务的优势。另外，允许一部分私人或个人去建设、经营体育文化产品和服务，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多、更好的体育文化服务和产品。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也要自立自强，自觉地融入到城市当中去。
4结语。
彻底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消除新生代农民工身份和制度机制壁垒，让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享受同等待遇，然而，体育文化的参与度高低是准确反映这一指标的重要因子。这个过程是要双方共同努力的:一方面，政府和社会要提供制度、政策等保障措施，提供公共体育文化服务和设施，帮助新生代农民工顺利地融入城市;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要懂得去奋斗，创造条件地融入城市社会。这个过程中的体育文化因素十分关键。体育文化能够使得社会达到和谐、稳定，促进体育文化融入，对城市发展、农村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论文
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它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追求社会个体发展的自由平等和公平正义。一方面，个体全面发展和自由公平的实现要求进城人员素质的全面提升;另一方面，城镇较高的工业化和信息化水平要求进城人员具有相应的技术和能力。诚然，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一定的知识和文化，具有更强烈的自我发展的愿望，然而，第一代农民工大多只是城市的建设者和“过客”，而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是城市的建设者，也将逐步变成城市的“主人”，构成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当前，虽然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愿望强烈，但由于能力相对不足，使其徘徊于城市“边缘”，难以融入其中。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8年，仅能满足劳动密集型产业所要求的教育程度，而资本密集型的第二产业所需工人的受教育年限为10．4年，技术密集型的第三产业需13．3年。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总体上处于义务教育初步完成阶段，相应的专业技术技能教育尚未展开，无法满足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的需求。现实中，农民工工作技能的提升主要是通过干中学和加强熟练程度来实现，这也是造成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只能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简单工作的主要原因。但同时也必须看到，新生代农民工义务教育的完成使得他们具备了进行继续深化教育的基础和条件。因此，通过强化继续教育，全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素质，逐步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和就业能力，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必要途径。
1.缺乏规范和系统，难以形成合力目前，对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继续教育和培训的主要组织者有政府、企业和社团。这些组织者所提供的大多数是重视实用的简单的短期培训，而缺乏对被培训者长期的知识技能、自身素质和工作能力的系统训练。企业出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普遍存在着重使用轻培训的思想，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只是局限于就职前的简单的岗位培训。而转入地政府出于新生代农民工流动速度过快的考虑，也不愿为此付出更大的精力和资金投入，缺乏长期系统的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发展规划。实质上，几乎所有的培训仍然是把新生代农民工定位于一个“打工者”，而不是未来城镇化的构成主体。这种临时的简单培训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对所在城市和企业缺乏归属感和责任感，从而导致他们不得不经常流动以期寻求更为合适的就业和进城机会。
2.教育目标短期化，与城镇化需求脱节。
培养长期稳定的就业能力是确保新生代农民工能够提高收入并扎根城镇的关键。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就业问题，其就业的主要障碍之一是缺乏适当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目前，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或其他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的继续教育基本上是短期的上岗前培训，这些零散的临时的培训难以有效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技术技能和就业能力。培训经费紧张、培训主体单一、培训内容陈旧和培训形式不灵活是新生代农民工实际需求与现实矛盾所在。因此，结合不同地区城镇化发展特点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偏好和需求，制定针对性强的差别化的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长期目标，是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综合素养，满足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环节。
3.激励机制不完善，教育缺乏推动力。
不管是对于教育主体还是客体而言，良好充分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都是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积极性的重要保障。然而，目前的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体制缺乏的恰恰是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一方面，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的主要提供者———政府和企业都缺乏合理的激励。由于信息不完善和不对称，转出地和转入地政府以及企业均难以获得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和偏好的有效信息，而提供长期的系统的继续教育培训要付出较大的成本，一旦接受教育后的受教育客体选择离开，提供教育的所在地政府和企业就不得不承担相应的巨额成本。另一方面，由于信息的缺乏，新生代农民工个体无法预测进城后的工作和生活，对于未来的职业规划和流动具有较大的盲目性。由于政府对农民工一般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疏于管理，企业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往往与新生代农民工签订短期用人合同，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缺乏接受长期系统的继续教育的积极性。
新时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的方式和目标定位取决于未来城镇化的发展特征和内在需求。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以人为核心，逐步将农民转化为城镇居民的过程。这就要求，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未来城镇化建设和发展的主体，其继续教育必须能够满足城镇化的发展和需求。首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要摒弃过去那种短期临时的教育培训模式。过去的这种模式只是将农民工作为城市的“过客”来对待，而没有将他们作为未来城镇“主人”和发展主体。农民转化为市民不仅需要制度的完善和支撑，同时也需要农民自我素质的全面发展和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有效转移，需要在专业技能、心理素质和思想道德修养等三个方面有所提高。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必须重视其全面素质的提升，以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城市社会。其次，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是要从批量生产型经济向质量生产增长型经济转变，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也必将定位于质量增长型经济模式。一方面，追求质量的经济增长方式要求企业用人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日渐成为许多企业生产的主体，他们的技术水平和工作技能对企业产品竞争力具有重要影响。然而，目前企业一线技工普遍短缺，严重制约了企业产品质量的改善和新产品开发的空间。据统计，我国企业的高技能人才比例仅占全部职工的4%，严重滞后于发达国家30%—40%的水平，技术工人短缺已经成为导致当前我国企业竞争力普遍不强的重要原因。而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意识到文化水平低和专业技能的缺乏是制约他们就业的主要因素，有近一半的农民工有接受职业培训的愿望。新生代农民工已完成的教育为他们成长为具有较高水平的技能人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通过建立良好的继续教育体系提高其技术技能水平能够有效提升其融入城市的能力。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未来的“市民”和“专业技能人才”的双重身份，因此，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目标应该定位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有效融入城市的素质教育和职业技能水平教育两个方面。其中，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最重要的是职业技能教育。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不仅能满足劳动力市场对技术工人的需求，也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职业发展和收入问题。
四、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生代农民。
工继续教育的路径虽然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有知识、有文化、有着更强烈的自我发展愿望，更加关心培训机会特别是接受继续教育等。但应该认识到，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政府和社会足够的重视。实际上，同所有教育相似，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具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性质，必须视为一项社会性公共系统工程。因此，笔者认为，应该由政府为主导，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共同参与，通过整合和改造现有继续教育资源，设计和制定相关激励和约束机制，以推动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促进新型城镇化健康顺利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的具体路径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对现有的继续教育体系进行整合与改造，在农民工居住集中区建立社区学院。
实际上，自20世纪80年代起，全国各地为提高企业职工素质和技能水平，已经相继建立起相对成熟的继续教育培训体系，并在当时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随着国有和集体企业破产和改制，该体系正逐渐被瓦解。当前，政府可以重新对这些已形成的原来针对城镇职工继续教育的资源和机构，如高校继续教育学院、广播电视学校、函授学校和职业培训学校等根据时代发展的特征进行整合和改造，建立主要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的社区学院。社区学院可以提供与更高收入相联系的大专学位、职业证书和短期培训证书教育等。
2.采用社区学院与新生代农民工所在企业联合培养的继续教育模式。
新生代农民工希望通过掌握和提高技能水平而扎根于城市，城镇化和企业发展需要培养并留住技能人才。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导致政府、企业和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对继续教育的收益或回报存在疑虑，都不愿意对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进行投入。为此，政府、企业与新生代农民工可以通过双向选择，政府根据城镇化发展要求制订相关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和继续教育规划、政策和管理细则，明确政府、企业和农民工个体的责任和义务;企业根据技术和发展需求，针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技术偏好制订相应的继续教育培训计划，并与社区学院进行联合培养，明确规定受教育者所要达到的技术水平、服务年限、企业和受教育者的学习费用分担等，并与培训合格的农民工签订长期用工合同，建立充分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对所在城市和企业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新生代农民工论文
从闲暇时间和工作强度情况反映，新生代农民工休闲时间少，导致体育文化生活缺乏，同时，易产生孤寂感、自我封闭以及对城市产生对立情绪和报复心理，进而可能容易引发心理问题。从访谈中了解到，新生代农民工渴望休闲，而且希望企业能经常性地组织体育文化活动，这样他们对企业更有归属感，生活更充实。在调查“当地政府部门、公益事业单位(如学校)或企业举办过一些体育文化活动吗”，有88．4%被调查者认为“从未举办过”。新生代农民工享受不到应有的人文关怀，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的和谐相处。在调查“生活的社区中，您参加过由该社区组织的体育文化娱乐活动吗”，有94．5%的人回答“知道社区组织活动，但没有被邀请参加”或者“根本不知道”，“没参加过”和“每年1—2次”占89．7%。企业或社区提供的体育文化活动内容单一、贫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甚至有些根本没提供过任何体育文化活动。因农民工的文化素质水平相当较低，在组织体育文化娱乐活动时项目往往比较单一，仅仅通过播放专场电影、唱唱跳跳之类的活动，与之新生代农民工多样化休闲文化生活需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政府往往只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物质”权利，然而忽略“精神”层面的需求。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新生代农民工不再仅仅满足物质权益的保障，更多的是要求精神生活最基本的满足。由于政府对新生代农民工公共体育文化服务的重视程度不够，往往呈现重“经济提升”轻“文化建设”、重“物质权益”轻“精神满足”、重“现实效益”轻“潜在受益”的现象较为常见。尽管各级政府对体育文化事业大力宣传，但不少政府部门对体育文化建设仍缺乏必要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讲，对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认识不够具体和全面，对体育文化建设对经济的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理解不够深刻，因而出现对体育文化建设资金投入不足、时间安排不够、工作落实不到位、活动安排不积极等问题。
企业总是以自身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对新生代农民工业余体育文化生活则是关注不够，不能认真履行自身的应当的义务与责任。尽量降低自身的投资成本，企业体育文化严重缺乏。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像机器一样对待，新生代农民工就会以工资来决定去与留，为什么有些企业出现“用工荒”，企业缺乏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缺失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新生代农民工是企业的“链条”，是企业的“发动机”。让员工与企业产生感情，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命运是与企业连接在一起的。只有新生代农民工对企业产生认同感、归属感，企业才有生机。企业只有让新生代农民工产生归属感，才能在经济困难时期度过难关。企业只有多增加体育文化投入，多组织一些体育文化娱乐活动，员工才能在活动中体验到企业的温暖，企业的体育文化魅力，感受到企业的人文关怀，企业的团结等。
体育文化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状态的反映指标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物质满足已经不再是他们唯一的需求，作为精神满足的体育文化需求也是其健康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经济原因和工作动机，农民工的体育文化需求意识相对较弱，消费层次大多居于较低水平;体育文化娱乐生活极其单调，而相对单调的体育文化生活致使他们在价值观上也产生消极、保守的特点，进而形成不良的循环趋势，在当前城镇化进程大潮中，严重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转变。
3推进城市公共体育文化服务的举措。
要推进城市公共体育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有效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发展步伐，需要“政府主导、企业共建、社会参与”三位一体的方式构建一个完整的公共体育文化服务体系，实现优势互补，缩减社会距离。
(1)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作为体育文化的主导者，政府是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公共服务范畴要充分容纳体育文化的相关内容，不断增强公共服务的职能，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制机制。通过加强公共体育文化设施建设、创新体育文化服务方式、开展体育文化知识普及与培训，完善公共体育文化服务体系。政府要根据新生代农民工业余时间少、生活工作较偏僻，消费能力低的情况，有选择，有目的进行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公共体育文化设施，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满足自身需求的公共体育文化设施。各体育文化、职能部门要根据实际情况将体育文化服务送到企业、送到新生代农民工身边。多开展一些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文化活动，如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文化节、送温暖等活动。政府要整合政府部门资源，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技能培训，体育文化知识讲授等，让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得到政府的科学技能培训。
(2)突显企业的主体地位。企业要树立新生代农民工也是企业的一员，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他们的理念。一是通过举行体育文化活动，增进新生代农民工与企业的感情。如多开展休闲趣味运动会，举办文艺晚会，组织休闲茶话会等;二是企业要根据新生代农民工需求，增加建设体育文化设施，提供体育文化产品，倡导体育文化活动，丰富新生代农民工业余生活，营造积极、团结的氛围。
(3)调动新生代农民工和社会共同参与积极性。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社会的最关注的问题。对于文化服务主体的农民工，要积极参与到体育文化建设中，提高自身的体育文化水平，增强休闲体育技能，不断融入城市的文化生活中，进而为社会作出自己最大的贡献。全社会共同参与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文化建设，推进体育文化体制改革，将是一个重大任务。事业单位积极主动的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一些体育文化服务或者体育文化服务产品。比如大中院校体育体育文化设施有条件的向新生代农民工开放，定期去到新生代农民工所在的生活、工作社区举办联谊会等，发挥社区服务的优势。另外，允许一部分私人或个人去建设、经营体育文化产品和服务，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多、更好的体育文化服务和产品。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也要自立自强，自觉地融入到城市当中去。
4结语。
彻底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消除新生代农民工身份和制度机制壁垒，让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享受同等待遇，然而，体育文化的参与度高低是准确反映这一指标的重要因子。这个过程是要双方共同努力的:一方面，政府和社会要提供制度、政策等保障措施，提供公共体育文化服务和设施，帮助新生代农民工顺利地融入城市;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要懂得去奋斗，创造条件地融入城市社会。这个过程中的体育文化因素十分关键。体育文化能够使得社会达到和谐、稳定，促进体育文化融入，对城市发展、农村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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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申论范文：新生代农民工
近年来，有关户籍制度改革的话题很热，相关改革却停滞不前，究其原因在于户籍牵涉的社会管理功能复杂、成本高昂，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户籍制度，成了当前横亘在农民工面前最坚硬的一道制度壁垒。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初步在观念上切断自己和农村的联系，为了一个身份和归宿，他们注定要向取得城市户籍、融入城市的目标不断抗争。
作为一个数量庞大、情况复杂而又对经济与社会稳定具有深层次影响的固有群体，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以下六大问题：一、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是阻碍其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最大障碍；二、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的关键性问题；三、受户籍制度制约,以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是影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生活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四、职业选择迷茫、职业规划欠缺、学习培训的需求难以有效实现,是阻碍其实现职业梦想不可忽视的因素；五、对精神、情感的强烈需求不能很好地得到满足,是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六、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高等劳动权益受损问题，是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
从新生代民工本身存在的问题可以看清其在新时期的新特征。曾几何时，农民工就是一副吃苦耐劳、逆来顺受的形象，他们似乎满足于做“中国制造”这部大机器上最忠实最可靠的螺丝钉，不管劳动多辛苦待遇多低下，只要有钱拿回家养活一家老小，就能继续忍下去。然而今天的新生代农民工不这么想，也不这么做了。
高涨的权利意识，是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新人”的鲜明特征。他们不仅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还要主动参与政治表达和社会管理，在城市里以主人翁的姿态进行活动。他们不再逆来顺受的群体特征，使许多人担忧其成为社会新的不稳定因素，但对一个主动寻求向上流动的社会群体，正确的做法是用前瞻的视野评判他们的未来，用平等的眼光去理解他们的要求，用积极的行动来促使他们早日融入城市社会。
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特征正是在新的经济格局与旧有户籍制度对冲影响而生，所以应以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分析深层次成因，由四方面入手，切实解决问题：一、将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纳入常住地公共预算之中；二、通过试行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落户制度，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三、还需加强对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落实和监管,加大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劳动经济权益的力度；四、继而大力提高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
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明天也正是我们共同的明天。关怀农民工二代，使他们成为共享社会文明成果的平等一员，是弥合社会鸿沟，消除身份、贫富差距，共创和谐未来的应有之举。
新生代农民工论文
[摘要]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职业教育和培训需求日益发展，得到党、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文章根据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的特点构建多起点、有重点，政府、企业和职业学校形成新生代农民职业教育“联合体”，提高其职业能力。
[关键词]两点三联；新生代农民工；多起点；联合体；职业教育模式。
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职业教育和培训需求日益发展，得到党、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农民工是我国经济建设主体，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并提出到20xx年，每年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20xx万人次，鼓励和要求企业要和地方职业教育的学校进行合作，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数大约有1亿人，在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全国总工会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指出，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最关键的环节之一就业培训为重点，针对农民工自身的背景和特点采取措施，使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状况得到显著改善。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较，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较高，职业期望值高，他们内心不再愿意像第一代农民工靠卖体力打拼，更渴望有一门技能。《江苏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价值观研究》报告指出，对受教育程度满意状况53%认为不满意，认为还需要继续学习；对未来受教育的期待，61.7%渴望接受职业技能教育，39.1%渴望接受知识教育。
当前农民工职业培训模式有阳光工程模式、三单模式、职业学校模式、社区工作模式。他们对农民工职业教育与培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存在着教学重理论、轻实践，教学内容针对性、实用性缺乏，教学模式和手段单一，缺乏互动，忽视农民工多元化的社会技能知识的需求等问题。由于城乡劳动力市场二元结构的限制、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技能的制约、职业岗位技术含量的提高，然而他们知识和技能不足、专业的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匮乏，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只有诉求职业教育，打破知识壁垒，才能实现自身更好地发展。
三、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城市建设的生力军，他们的素质和职业技能直接关系到我国城市化、现代化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是改善民生的关键性问题。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培训不仅仅让他们学会一些简单的技能，而是应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和他们的实际需求建设相应模式的职业教育体系。新生代农民工学历起点不一，有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和大专等起点，其基础不一，接受能力也不一。因此，对农民工的职业教育，要多起点（一点），尽可能地全面覆盖他们，同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培训要有重点（另一点），通过职业教育培训让其中部分农民工率先市民化、城镇化，找到城市归属感、幸福感，并通过他们的示范作用，由点到面将更多的农民工纳入到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中来，使他们主动、积极参与职业教育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提升农民工职业技能，是政府、企业、农民工的共同愿望，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既是农民工个体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撑，同时也是职业学校不可推卸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政府、企业和职业学校要形成“联合体”（三联），共同对他们进行职业教育和培训。
1.“两点三联”职业教育总体要求。
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知识特点和职业背景，采取“两点三联”职业教育，需要我们解放思想，打破过去传统格局，针对其特点，资源整合，政府、企业、职业学校及社会培训机构多方联动，形成多元化、立体化的新型职业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一是要有利于为每一个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培训、学习的机会，使他们能够有途径选择职教教育培训；二是该种教育模式需要政府、企业和学校及社会各界多方联动，以政府组织、企业和学校为实施主体，形成完善、系统的职业教育体系；三是要有政策保障，制度要求，使新生代农民工愿意且能够参加与他们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并且使他们职业技能得以提高，获得职业发展，从而使培训教育成为他们的内在需求以及社会的发展要求，是政府和职业学校长效发展的内在需要；四是新生代农民工“两点三联”职业教育模式要有丰富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类型以及相应的培训内容。
2.多起点、多样化的职业教育培训。
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多、区域背景不一、成长经历不同，导致他们基础不一，起点不同，职业教育需求多样化，这就决定了我们的职业教育根据教育对象的特征，构建多起点、多样化的不同类型的职业教育培训形式，继而构成系统的教育模式。一是要有学历提升教育。地方中等学校和高职学校要能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学历提升教育的途径。让学习基础好、学习需要强烈且有经济基础并愿意继续深造的新生代农民工得到进一步提升和发展。中等职业学校的教育对象应由城市转移农村，关注更多的农村青少年；高等职业教育招生的重点要逐渐转移到企业中有一定学习能力和一定技能基础的企业技术工人，提高职业教育比重，扩大职业教育规模，延伸职业教育内涵。二是要有短期专项技能培训，使急需获得某一特定技能的新生代农民工能够通过短期的职业知识与技能培训，获得一定的专项技能。三是非定期职业继续教育，针对在岗的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专业强化教育，拓展专业视野，接受相关新知识、新技能，为他们进一步的职业发展奠定基础。四是要有各种形式的基础知识、基础技能教育选择资源。新生代农民工能够根据自身的职业技能教育，选择其所欠缺的基础知识、基础技能教育，进行相应的补充和学习，适应他们不同的学习起点和多样的学习基础。
3.重点推进中、高等职业教育培训。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提出加快发展农村新成长劳动力职业教育。对于那些没有机会进入中等职业教育的初中应届毕业生以及未能获得高等职业教育的高中应届毕业生，要为他们创造和提供途径，进一步介绍职业培训和教育。因此，需加强政策支持、财政资助，使中、高等职业教育能够面向这个群体，积极推进该种形式的职业教育，鼓励地方政府、职业教育主管部门和职业院校根据区域经济发展背景，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特点，不断创新和建设相应职业教育培训模式，支持没有职业院校的边远地区因地制宜建立相应的职业院校，创新办学模式、建设职业教育师资队伍，提高教育质量。
4.构建政府、学校和企业联合体。
相比较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培训是一种“昂贵”的教育，需要的成本和资源更多，特别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由于他们起点低、接受能力低、分布比较分散，要给他们提供形式多样的、不同起点的职业教育，就需要消耗更多的教育资源和社会成本。因此，需要构建政府主导、学校和企业共同实施的联合体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模式，不仅可以充分、有效利用目前有效的教学资源，而且可以促进企业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更是职业院校外延发展的需要。因此政府、职业院校和企业都应该积极参与到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中，政府部门作为行政主管部门，需要加强统筹管理，发挥主导作用；职业院校作为教育培训主阵地，需要创新教育模式，改进教学方法，提高培训实效；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加强培训力度，支持和参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
构建面向新生代农民工“两点三联”职业教育模式，需要相关的政策和制度来保障、护航。一是政府要制定相关政策，全局导向和引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的发展，同时对新生代农民工加以积极的引导；二是加大财政投入，为向新生代农民工“两点三联”职业教育提供财政支持；三是针对企业制定激励政策及考核机制，鼓励和引导企业积极参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体系；四是逐步建立“职业准入制度”，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新生代农民工需要持有职业教育培训的毕业证书或合格证书，才能就业，并配套“城市准入”“年龄准入”制度，使新生代农民更加清楚认识和接受职业教育，转变对职业培训和教育的认识，并能够积极参与到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体系中来。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涉及到政府、企业、职业院校和新生代农民工等诸多主体，面向新生代农民工，不断地实践和探索构建适合他们的“两点三联”职业教育模式，并根据区域特点、行业特色加以调整和完善，形成新生代农民工“两点三联”职业教育模式动态机制，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两点三联”职业教育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参考文献：
[2]马月珍.农民工职业教育现状分析及对策[j].决策与信息，20xx（5）.[3]吴济慧.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的职业教育策略[j].职教论坛，20xx（19）.
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
2政府需求。
3企业需求。
4调查计划及方法。
二调查结果分析陈妍君殷越聪1问卷调查分析。
2采访汇总（仅农民工的）。
三
总结。
1政府的意见周鑫。
1）目前所出台的相关政策。
2）未来计划与期望。
2企业的意见朱稽涵。
1）企业的培训现状。
2）企业未来的培训方向。
四社会实践心得一起写黄鑫总。
最后整理，宋霜霜。
四社会实践心得请大家把你能协助完成的部分恢复我，晚点根据大家的意见统一安排下~。
陈妍君1/2殷越聪所有朱稽涵3。
同志们，根据大家的意见我们分了下工，为了方便后期统计和制作，请大家在本周日（八点）之前完成自己的part，要求是：小四，1.5倍行距，企业政府的分析各自不少于两页，问卷分析用excel作图然后每个问题分析两三行左右，把所有问题分析完就行了。第一部分概述两页左右。总结黄鑫先写一页。后面是我们各自写的心得，可以加点图片啊什么的。
分工：一调查背景1新生代农民工的定义2政府需求3企业需求4调查计划及方法（范）。
银行新生代农民工心得体会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农村的劳动力纷纷涌向城市，其中一大部分是农民工。他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艰辛奋斗，不仅为自己争取了更好的生活，也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在城市中，农民工面临许多问题和困惑，其中最突出的便是金融服务。为了改善农民工的金融服务，银行推出了新生代农民工金融服务，为他们提供更便捷、更贴心的金融支持，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
首先，银行开展新生代农民工金融服务大大方便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过去，农民工们要取现金、汇款等金融业务，都需要亲自奔波到银行柜台，既费时又费力。然而，有了新生代农民工金融服务，农民工们只需通过手机或电脑，就可以轻松完成各种金融操作。他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方便快捷地查看余额、转账汇款、还款还贷等。这使得他们更加省时省力，无须为了办理金融业务耽误工作时间或额外奔波。
其次，新生代农民工金融服务帮助他们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收支和理财。由于生活在城市，农民工们往往面临着更高的生活成本，他们需要更加精细化地进行理财规划。银行的新生代农民工金融服务提供了更多的金融工具和理财产品，帮助他们更科学地进行财务规划。通过手机APP，他们可以方便地查看账户余额、消费明细、借贷情况等，一目了然地掌握自己的财务状况。而银行的理财产品也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增值自己的资金，提供更多的财务保障。
第三，新生代农民工金融服务改善了农民工的金融信用和信任度。由于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身份特殊，他们的金融信用常常受到怀疑和质疑。然而，银行开展的新生代农民工金融服务通过与公安、社保等部门的信息共享，为农民工建立了更可靠的信用体系。这使得农民工在金融服务中享有更多的便利和优惠，例如贷款利率更低、额度更高等。同时，银行通过为农民工提供金融教育和培训，帮助他们提高金融知识和认知，增强了他们对银行金融服务的信任度。
最后，银行的新生代农民工金融服务加强了农民工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交流。在城市中，农民工们常常面临孤独和困惑，缺乏社交圈子。而通过银行的新生代农民工金融服务，农民工们可以方便地在APP中与其他用户交流和分享经验。他们可以通过APP查询常见问题的解答，获取城市生活技巧和信息，与他人互动讨论，建立友谊和联系。这为农民工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加强了他们和城市社会的联系。
总之，银行的新生代农民工金融服务为农民工们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和机遇。这一服务改善了农民工的生活质量，提高了他们在城市中的金融参与度，增强了他们的金融能力和信用，加强了他们与社会的联系。而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和完善，相信这一服务将会越来越普及和强大，为更多的农民工提供帮助。
如何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
13.努力促进农民就业创业。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积极开展农业生产技术和农民务工技能培训，整合培训资源，规范培训工作，增强农民科学种田和就业创业能力。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高效农业、林下种养业，挖掘农业内部就业潜力。推进乡镇企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扶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积极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森林旅游和农村服务业，拓展农村非农就业空间。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政策措施，将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农民就地就近创业纳入政策扶持范围。加大农民外出务工就业指导和服务力度，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促进农村劳动力平稳有序转移。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深入开展工伤保险全覆盖行动，加强职业病防治和农民工健康服务，将与企业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抓紧落实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落实以公办学校为主、以输入地为主解决好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的政策，关心农村留守儿童。
（十九）落实农民工就业扶持政策。切实落实中央促进农民工就业的政策措施，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拓宽农民工就业的主渠道。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有关部门要研究完善对中小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扶持政策。
（二十）加强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会同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加强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意见，统筹规划农民工培训，增加资金投入，提高培训效益。当前，要特别加强对失去岗位的农民工再就业提供技能培训。
（二十一）多渠道促进农民工就业。要发挥政府投资项目对农民工就业的引导作用，发挥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对农民工就业的吸纳作用，发挥大型企业稳定农民工就业的带头作用，发挥有能力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和新生代农民工投身新农村建设的开拓作用，发挥组织劳务输出、发展家政服务、建设劳务基地、开展国际劳务对农民工就业的支持作用。加强乡镇公共服务基层平台建设，对自主创业的农民工给予小额担保贷款等方面的扶持。
如何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
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村，却与农村日益疏远。他们只好尴尬地流动在城乡间。
90后则三餐饱饭足矣，最好工作三天休四天，甚至愿打零工也不愿签几年的“卖身契”。
为改变，他们进城寻求“机会”
做事踏实的老一代农民工越来越难。
太频繁。
们对工作的要求与老一辈有很大差别，注重工作环境、福利等。
“我情愿打散工，也不愿当流水线工人。”生于1991年的陈志文，是广西南宁武鸣县人，初中毕业后就出来打工，结果在某工厂干了个把月就辞职了，他已记不清换了多少家工厂。父亲觉得他没定力，去年强行带着他在一家瓷砖厂工作。节后，陈志文说什么也不肯再跟父亲回瓷砖厂了，他说受不了生产线每天的重复劳作，更不愿像父亲那样一辈子耗在生产线上。
林米粉店做服务员，很多人不愿意来工厂。“他们觉得能看到希望，将来也能开一家自己的店”。
不少企业管理者有着共同的感受：70后爱加班；80后爱看世界；90后爱叹世界。
把子女留在家里，则出现数目庞大的“留守儿童”，家庭教育严重缺失；把子女带在身边，则成为浩荡的“流动儿童”，学校教育又出现巨大困难，这是新生代农民工遭遇的窘境。
为发展，他们重视子女教育。
与老一代农民工“单打独斗”的情形相比，许多新生代农民工选择携家带口进城务工。
现实也摆在眼前，如果不能入户城市，孩子高考时，还是要回老家。
在广西天等县孟养村龙彰屯，差不多整个屯都搬到深圳了。“他们在深圳挣了钱，回老家盖起新房子，但屯子里却没几个人，老人小孩都接出去了，过年过节都不回来。屯子里的红白喜事，都直接在深圳进行。”
当地一位干部说，去年村委会换届选举，在深圳公明设立了选举分会场。
但并非所有儿童都能被父母接到打工的城市，留守儿童仍是困扰新生代农民工的大问题。
大后选择了外出打工。
是否入户城镇。主要原因是不愿放弃土地、城市生活压力大、担心工作不稳定、农村环境趋好。
心怀梦想、体面劳动、尊严生活，正成为新生代打工者的真实剪影。
为子女，他们回乡另谋出路。
广东东莞虎门镇，一房一厅的出租屋里，王磊一家祖孙三代迎来了龙年。这是王磊一家在广东过的第三个春节。
去卖，比打工强多了……”
业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他们想活出自己的精彩。
至扣上“眼高手低”的帽子，或许已经不合时宜。
心怀梦想、体面劳动、尊严生活，正成为新生代打工者的真实剪影。
从某种程度上说，新生代打工者的潇洒建立在父辈的艰辛上。80后、90后打工者里，独生子女比例较高，在多数家庭中，父母打工挣钱盖起了房子，为新生代解决了后顾之忧；还未成家的新生代，没有养家的压力，活得更洒脱，换工作、换城市、换圈子、换活法，成为他们的常态。
比一年少，他也开始为回家做准备。
记者手记。
培训和服务掉队了。
误了。”中山大学教授郭巍青主张直接由财政出钱，为年轻农民工做培训项目。
行跨省劳务合作，外省用工信息也以务工者自己寻找为主。
人员处在“进不去”城市和“不愿回”农村的尴尬境地。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调研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认真研究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并为解决好他们的实际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全国总工会成立了由中国工运研究所、全国总工会研究室、基层组织建设部、保障工作部等部门参加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今年3月至5月，课题组先后赴辽宁、广东、福建、山东、四川等省的10余个城市，就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并在广泛收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形成此研究报告。
在本报告中，新生代农民工系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本报告所用数据资料，大部分来自国家各部委公布的统计数据，另有一部分来自当前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的调查数据。
(一)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的延续和发展。
农民工问题是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和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性产物，是与农民工现象相伴生并不断凸显的社会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群体，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在新阶段的延续、体现和发展。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他们的就业和生活环境相对传统农民工有了很大改善，对工作和生活有更高的、不同的要求;但在城乡二元社会体制没有彻底打破之前，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就业结构下，他们与传统农民工有着类似的社会境遇，面临一些共同的基本社会问题。总之，这个群体的出现对我们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新要求。
1.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六成以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岁-30岁的占61.6%1。据此推算，20外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8900万左右，如果将8445万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考虑进来，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2.3亿(为2.25亿)职工中，已经占将近一半，他们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2.平均年龄23岁左右，初次外出务工岁数基本上为初中刚毕业年龄。
根据当前三项规模相对较大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一项为中国人民大学20对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1595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一项为珠三角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另一项为全国总工会研究室年组织对千家已建工会企业的问卷调查)，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这要求我们在认识新生代农民工时，必须关注与其所处特定年龄阶段相关的一系列特征和问题。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更低，基本上是一离开中学校门就开始外出务工。一项调查显示，在珠三角，传统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为26岁，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平均为18岁，90后平均只有16岁2。16岁、18岁的年龄，基本上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一离开初中或高中校门就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也意味着与传统农民工相比，他们普遍缺少离开校门后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经历。
3.近80%的人未婚。
据全国总工会研究室2009年的调查，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已婚者仅占20%左右。国务院研究室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当时农民工中80%以上的人已婚。数据对比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一个未婚群体，这意味着，这一群体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问题，这与外出期间80%已成家的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很大差别，这是我们考察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不可忽略的方面。
4.受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水平相对传统农民工有所提高。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9年，在新生代外出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30岁以下各年龄组均在26%以上;年龄在21-25岁之间的达到31.1%，高出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3。而20进行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在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0%。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36.9%，高出传统农民工14个百分点4。数据对比说明，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仍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职业技能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是，相对传统农民工，他们的文化和职业教育水平已有较大提高。
5.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上升，在建筑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下降。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分布呈现明显的“两升一降”特征，即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建筑业中呈下降趋势。《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农民工在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中的比重分别为33.3%、21.7%和22.9%;而国家统计局2009年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的比重分别为39.1%、25.5%和17.3%5。数据对比可以发现：5年间，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上升了5.8和2.6个百分点，建筑业则下降了5.6个百分点。这说明，相对于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显露出了行业倾向性，开始偏向于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更好的行业。
6.成长经历开始趋同于城市同龄人。
从成长经历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经历过父辈那样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化过程，与城市同龄人更为趋同。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自小就跟随父母移居城市，或是在农村初中(高中)一毕业就到城市“谋出路”，因此他们对城市生活环境比对农村生活环境更熟悉、更适应;即使出生、成长在农村，他们在务工前也同城市里的同龄人一样，大多数时间在学校读书，不熟悉农业生产。据统计，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37.9%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没有务工经验6。而且，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城市，在农村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据安徽阜阳市统计，该市无地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26.3%。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这一群体势必将越来越大。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只有一、两个兄弟姊妹，“较之父辈，生活是优越的，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温饱问题在他们头脑里没有什么概念”，“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7，这一点与城市同龄职工也颇为相似。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四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中的新生群体，一方面，因其与传统农民工同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面临共同的社会境遇，自然潜移默化了这一群体共有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又因其出生成长于改革开放、社会加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而明显带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时代烙印，同时，他们所处的特殊人口年龄阶段又使其身上呈现出同龄青年共有的人格特征。概括地说，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呈现出四大群体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
时代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处在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使他们的需要层次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他们更多地把进城务工看做谋求发展的途径，不仅注重工资待遇，而且也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权利的实现;大众传媒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使他们能够更迅捷地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形成多元的价值观与开放式的新思维，成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
发展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大多20岁出头，其思维、心智正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阶段，因此外出务工观念亦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他们绝大多数未婚，即将面临着结婚、生子和子女教育等问题，也必然要承接许多可以预见及难以预见的人生经历和变化;他们大多刚从校门走出3-5年，虽然满腔热情、满怀理想，但是，职业经历刚刚开始，职业道路尚处于起点阶段，在职业发展上也存在较大的变数。
双重性的体现：他们处于由农村人向城市人过渡的过程之中，同时兼有工人和农民的双重身份。从谋生手段来看，靠务工为生，重视劳动关系、工作环境，看重劳动付出与劳动报酬的对等，关注工作条件的改善和工资水平的提高，具有明显的工人特征;但是受二元体制的限制，他们的制度身份仍旧是农民，作为农民的后代，也不可避免地保留着一部分农民的特质。
边缘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同时，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位于城市的底层，因此，在城乡两端都处于某种边缘化状态。
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在观念上存在一些明显差异，概括起来，集中体现为“六个转变”。
(一)外出就业动机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
传统农民工外出就业的主要目的是“挣票子、盖房子、娶妻子、生孩子”，总之，是为了改善比较饥馑的生活状态。而正值青春年华、职业道路刚刚开始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动机带有明显的年龄阶段性特征，用实地调研中一个26岁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说，就是“体验生活、实现梦想”。
一项调查也证明了上述观点。关于外出就业的目的，选择“出来挣钱”的，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占76.2%，70年代出生的占34.9%，80年代出生的只占18.2%。同时，在8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选择“刚毕业，出来锻炼自己”、“想到外面玩玩”、“学一门技术”，以及“在家乡没意思”的人高达71.4%8。
(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从单纯要求实现基本劳动权益向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转变。
上世纪80年代，农民工刚刚在我国大规模出现时，他们外出就业的目的相对单纯——挣钱，因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也相对较低，甚至认为只要能够按时足额领到劳动报酬，社会保障和职业健康等其他劳动权益可有可无。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就业背景、家庭环境和个人文化技能水平的不同，为他们外出就业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他们对劳动权益的诉求向更高层次发展。用他们的话来说，那种工资不高、吃住不包、合同不签、保险不上、发展(机会)不大的单位，只有傻瓜才去。他们就业选择不仅看重硬件——工资，更看中软件——福利待遇、工厂环境、企业声望乃至发展机会等。新生代农民工对劳动权益相对较高的主观诉求，既体现为当所在单位与自己的诉求存在一定差距时“用脚投票”催发的高跳槽率上，又表现为对就业行业、就业岗位和单位正规程度的更高要求上。从下面的图表中，可以直观地体察出这种变化。
(三)对职业角色的认同由农民向工人转变，对职业发展的定位由亦工亦农向非农就业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所走的从校门到厂门的短暂历程、从学生到工人的角色转换，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情感上疏离农村，从职业角色上认同实际职业身份而非户籍身份，从职业发展定位上倾向于非农职业。一项调查显示，对于职业身份，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只有32.3%，比传统农民工低22.5个百分点，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2.3%，高出传统农民工10.3个百分点;而在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这一差异更加明显，认为自己是“农民”的仅占11.3%，这一比例几乎是传统农民工的五分之一，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4.5%，这一比例是传统农民工的2倍多。另据一项调查，关于“未来发展的打算”，选择“回家乡务农”的，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1.4%，而在当前仍旧外出就业的传统农民工中这一比重为11%;打算“做小生意或创办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27%，几乎高出传统农民工10个百分点;打算“继续打工”的，新老两代农民工均占到一半以上。
(四)对务工城市的心态，从过客心理向期盼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转变。
传统农民工近似于候鸟的打工方式和亦工亦农经历造就了他们城市过客心理。据清华大学对农民工家庭的一项调查，89.7%的农民工表示将来一定会回到家乡定居，只有10.3%的人表示不回到家乡定居9。其他学者根据历年来农村外出流动人口数据估算的结果也大致如此，即在传统农民工中，大约有10%左右的人逐渐在城市沉淀了下来10。然而，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报告，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5.9%的人准备将来“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远远高于17.6%的农业流动人口整体水平。数据对比说明，相对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
(五)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维权方式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
传统农民工自我维权意识较弱，维权能力不高，权利被侵犯时往往采取忍气吞声或被动恳求的方式解决。而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有更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对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教育和发展权、政治参与权、话语表达权，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权等方面，都比父辈有更高的期待，并表现出维权态度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据一项调查，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新生代农民工中因为怕被报复而不向有关部门投诉的只有6.5%，仅是传统农民工的一半;采取投诉行为时，以集体投诉方式进行的(几个人一起去投诉)，新生代农民工为45.5%，高出传统农民工17.6个百分点11。
(六)对外出生活的追求，从忽略向期盼精神、情感生活需求得到更好地满足转变。
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有不同的生活及精神需求。传统农民工外出务工时年龄较大，大多已婚，他们为了实现挣钱的目标，大多不得不对情感精神生活采取忽略或无所谓的态度。而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初次务工的年龄不足18岁，正处于婚恋期、思想彷徨期和情感高依赖期，他们更渴望在外出就业的同时，爱情能够有所收获，思想可以交流，困扰能够倾诉。据国家统计局的调研报告，20，在租赁房和自有房中居住的农民工只有20.1%;而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住在租赁房和自买房中的比例已经上升到37.7%，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他们对精神、情感和家庭归宿的更强需求。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一部分，与传统农民工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工资拖欠、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职业健康安全保障不足等基本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同时，由于具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和新诉求，新生代面临的问题又有其特殊性。
据公安部的调查，按照自身收入水平，有74.1%的农民工愿意承受的购房单价在3000元/平方米以内，有19%愿意承受3001-4000元之间的单价，愿意承受4000元以上的只有6.9%。然而，据调研，3000元/平方米的房子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的县市及以下城镇，在农民工集中流入的东部沿海地区，即便是小城镇的房价也远远超过了3000元/平方米。例如，东莞市当前的房价已经接近6000元/平方米，即使房价相对较低的沙田镇和常平镇，房价也在3500元/平方米以上，大多数建制镇的均价在5000元/平方米以上。对比农民工所能承受的房价与现在农民工流入集中地的房价，可以推断，如果按照当前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假定他们的工资增速能够赶上房价的涨速(目前来看这一假定基本上不成立)，按照商品价购房，新生代农民工中最终能够实现在务工地城市购房定居梦想的比例也不会超过10%。
据中国劳动力市场网发布的信息，2009年城市劳动力市场对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需求占总需求的60.2%，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的需求仅占39.8%。然而，据当前已有的调查数据综合判断，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三成左右。同时，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过专门职业教育、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中专、职高和技校水平的劳动力，这部分占总需求的56.6%，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部分人只有二成左右。也就是说，在知识和技能逐渐代替简单体力劳动作为劳动力市场选择标准的背景下,如果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技能水平不能获得比劳动力市场需求更快的发展，按照他们目前的技能水平估算，只有大约三成的人能够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
新生代农民工基于自身阅历和切身体验，对子女受教育的期望都非常高。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正是为了让子女能够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而选择在务工地就业和定居。据中国流动人口监测报告，2009年农村流动人口子女中，70.2%随同父母流动，只有29.8%留守农村。然而，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难问题仍相当突出，据教育部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公办小学就读的比例，北京为63%，上海为49%，广州仅为34.6%。学龄儿童中未上学的比例，北京为3.81%，上海为3.56%，广州高达7.19%。农民工子女半数以上都有转学经历，在转学3次及以上的比例中，大城市最高，中等城市最少。一些城市公办学校还存在收取借读费和赞助费等行为，而大城市最突出。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年龄的增长，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将步入育龄阶段，与此相伴，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也必将越来越成为他们在务工地稳定就业、生活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
国际社会的成功经验表明，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是农民实现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从农业转向非农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要想实现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目标，必须至少享有三个层次的社会保障：其一为解决年老和疾病时后顾之忧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其二为解决失业后暂时生活困难的失业保险;其三为防范沦入贫困境地的最后一张保障网——最低生活保障。然而，据调查，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中，享有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21.3%、34.8%和8.5%，且不说企业的缴费标准大多以各地的缴费下线为准，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保障对象为当地城市户籍人口，农民工基本上没有享受该项保障的权利。显然，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实际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与他们企盼在务工地城市稳定就业和生活的诉求之间，距离还相当悬殊。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刚迈出中学校门，他们带着对传媒中、社会上成功人士的羡慕和崇拜，期盼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美好的梦想。但是，他们的心智发展尚未成熟、思想尚未稳定、身份认同尚不清晰，面对铺天盖地、瞬息万变的信息和复杂的社会环境，确定具体职业发展目标的能力仍旧不足;加上家庭小型化带来的更低挫折耐受力，他们制定及实施职业规划的能力更低。同时，他们继续学习的愿望非常强烈，据调查，69.7%的人表示迫切需要了解专业技能知识，54.7%的人表示需要学习法律知识，47.8%的人表示希望提升文化知识，但是，由于闲暇时间较少、下班时间较晚、学习培训机构距离较远等因素，导致他们能够便捷、安全、有效接受专业学习培训的渠道严重匮乏。在上述因素下，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目标、就业单位频繁变换，学习培训的专业技能缺少可持续性或者不适应市场需求。这既浪费了他们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又不利于其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企业用工的稳定。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调研
近日，杭州市上城团区委一份《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现状》调研报告新鲜出炉。报告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对自己的工作表示满意，但仍觉得融入杭城有一定的困难。
去年开始，上城团区委以“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就其生存现状等开展调研。据统计，目前在上城区工作、生活的18至30周岁新生代农民工约为2.76万人。
主持调查的浙江理工大学社会工作学系龚逾慈介绍，不同于上一代农民工的“亦工亦农”，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步向新时代的产业工人、工商业者转变。
希望工作更加体面。
“新生代民工，不愿意被称为打工仔。”浙江理工大学学生罗悦讲起自己尴尬被拒的经历，十分感慨。一次，她正在华日冰箱集体宿舍作问卷调查，遇见3位年轻人。他们一看罗悦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现状》问卷表，十分不爽，其中一位年轻人说：“我们月收入也有五六千元，大小也是个车间主任，怎么还叫农民工?”当场拒绝接受调查。
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期望值都较高。对于如何称呼他们，被调查对象一边倒地支持叫“新杭州人”。诸如“打工仔”、“打工妹”等叫法不受欢迎。
调查显示，86.99%的被调查对象年龄处于21至30岁之间，20岁及以下的仅占13.01%。文化程度方面，均为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其中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达25%。
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的行业几乎涉及城市生活的每个方面。从事人数较多的行业为电子电器业、机械制造业、住宿餐饮业和商业零售业。
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从事脑力与体力结合的工作。他们希望在工作中得到锻炼、获取经验。少数新生代农民工自己做生意，仅占被调查对象的2%。
融入城市困难不少。
参与调查的大三学生时美娟印象深刻的是，农民工住宿条件相当艰苦。她在望江公寓发问卷，这里居住的不少农民工在四季青市场卖衣服。一间三四米高的房间被隔成两层，下面一层有两张高低铺，上面一层，放了两张床。屋里很凌乱，且气味较重。房租便宜，每人每月约100元。
调查显示，月工资在1100元以下的约占被调查对象的9.58%，1500元至元月收入的达40.75%，一半左右月工资超过2000元。
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来杭打工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赚钱，改善生活，比例为52.73%。同时，他们也把来杭工作看作是增长见识、学好技术、改变命运的机会，近40%的被调查对象认为杭州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
调查显示，9成以上的被调查对象，通过租赁房屋和单位房屋解决住房。只有2.3%的人在杭拥有属于自己的商品房。
在华日集团工作的陈先生来自江西，他在九堡拥有一套9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陈先生中专毕业后来杭，如今已成为单位的技术骨干，妻子、孩子也从江西老家搬来。经过10余年的奋斗，陈先生一家渐渐融入了杭城的生活。
然而，新生代农民工觉得，想真正融入都市生活还有很多困难，主要是没有归属感、机会不平等、得不到承认和自身条件不足等方面。
鉴于杭州房价高、工作压力大以及家庭牵挂等因素，尽管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的未来寄予很高的期望，但仍有近半的被调查对象表示没有定居杭州的打算。
银行新生代农民工心得体会
第一段：引言（100字）。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成为新时代的劳动力。然而，对于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迈入城市的大门并不容易。作为一个银行工作人员，我有幸接触和服务过许多这样的农民工。与他们的交流和沟通，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他们对于生活的积极态度和勤奋努力的精神，也看到了他们在城市生活中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通过这些经历，我对于银行新生代农民工的心得和体会渐渐形成。
第二段：适应城市生活的挑战（200字）。
对于许多新生代农民工来说，适应城市生活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们需要面对各种陌生的环境和生活方式，很多人甚至从没出过村庄。他们需要学会使用现代科技，了解城市的法律法规，适应繁忙的工作节奏。我曾经见过一位年轻的农民工买了一台新电脑，但完全不知道如何使用。我帮助他安装了系统和一些常用软件，并教他了一些基本操作。看着他渐渐掌握电脑使用技能，我深深地体会到他们学习的拼搏精神和自我进取的态度。
第三段：金融知识的重要性（200字）。
银行新生代农民工需要关注和学习的不仅仅是生活技能，还有金融知识。在他们进入城市后，经济收入的增加为他们带来了更多的财务管理责任。然而，由于长期生活在农村，缺乏金融知识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我曾经和一位年轻农民工交谈，他告诉我他不知道如何储蓄和理财。我推荐了一些金融产品给他，并讲解了如何合理支配收入的方法。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看到了他的存款逐渐增加，这也让我感受到自己对于他的帮助和引导是多么重要。
第四段：信任建立与情感交流（300字）。
作为银行工作人员，我认为与农民工之间的信任建立和情感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他们长期以来在农村的生活让他们对于城市生活和外界充满了陌生感和不信任。当他们遇到问题和困难时，他们希望能够找到值得信赖和倾诉的人。有一次，一位农民工向我倾诉了他在工地上的辛苦和受气的经历，我认真倾听了他的遭遇并给予了鼓励和帮助。从那以后，他经常来银行找我聊天，我慢慢地成为了他在城市中的朋友和依靠。通过这样的交流和交往，我也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第五段：新生代农民工的努力与希望（300字）。
通过与银行新生代农民工的接触，我看到了他们的努力和希望。他们每天早早起床，一直到晚上才回到住所，辛勤工作着。他们嘴上虽然苦，但眼里却放着期盼和希望。他们不仅仅是为了家人和自己的生计，也为了孩子们的未来和家乡的发展。我曾经看到一位年轻的农民工在银行取款时，他告诉我这是他第一次取得这么多现金。他问我如何理财，希望能够达到一种收入稳定和财富增值的状态。看到他们的努力和希望，我不禁为他们加油和祝福。
总结（100字）。
通过与银行新生代农民工的接触和服务，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他们的拼搏精神和渴望改变命运的心态。尽管他们面临着种种挑战和困难，但他们勇敢地面对，并通过努力和学习逐渐适应城市生活。作为银行工作人员，我希望能够继续帮助他们，因为他们的故事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故事，更是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故事。
传媒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
论文摘要人口向城市的集中作为城市化的重要标志，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是城市化最突出的反映。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身份诉求受阻、城市定居诉求受阻、权益公平诉求成为诱发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原因之一，关注和逐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身份诉求、城市定居诉求、权益公平诉求是有效地抑制和预防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关键所在。
城市化是当今世界上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尽管国际学术界对城市化的研究已有数十年的历史，但由于不同的学科对城市化的理解不同，在关于城市化各种各样的定义中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在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是城市化最突出的反映。但是，在我国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由于缺少渐进的过程，当大规模的、突发性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时，必然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始料未及的问题。在城市还没有做好应对准备之时，农民工尤其是有着强烈城市化愿望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诉求与城市的迎接能力之间的矛盾加剧，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诉求受阻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主要诱因。
向城市迁移的农村人口几乎都不携带户籍，他们的人虽然已经迁移到城市但并不标志着其城市化过程的完成。他们虽然常年居住在城市，在城市工作、生活，但仍然是农民身份而非市民身份。对他们来说，真正成为迁入城市的市民,才是城市化过程的关键所在，也是新生代农民工完成城市化过程的重要标志。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2.3亿(为2.25亿)职工中，已经占将近一半，他们正处于城市化进程中向市民转化的关键阶段。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有着强烈的城市化愿望、有着真正融入城市、在城市中追求权益平等的诉求。
(一)城市身份的诉求。
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中把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其特点为，户籍在农村但随父母或独自长期生活在城市，对农村和农村的生活既不了解，也不喜欢农村和农村的生活，渴望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却被城市排斥。据统计，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37.9%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务工经验。
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是在社会经济特征和个人特征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有着许多差异的群体，也是最有市民化意愿和亟需市民化的群体。由于新生代农民工从小生活在城市，与农村生活环境相比，他们对城市生活环境更加熟悉、适应。新生代农民工中有69.9%的人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城市中的一员”，“应该得到和城市人同等的社会地位”，新生代农民工中欲“通过打工，争取留在城里生活”占42.4%，“不愿意回乡干农活，想过城里人的日子”的占15.2%。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想成为市民的原因主要基于城市收入高、生活水平高、精神文化生活丰富以及为自己的孩子教育考虑等因素。而现实的户籍制度却使他们陷入两难的尴尬境地，置身于城市和农村的边缘，无奈于自己的农村身份和城市对他们的不认同。
(二)在城市购房定居的诉求。
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挣钱是为了再回到农村“盖房子，娶妻子，生孩子”，而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动机和目的已经不再像父辈那样，他们期盼自己及其子女能够从城市的过客成为能够在务工地稳定定居的城市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报告表明：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5.9%的人准备将来“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但现实却是：这种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的强烈诉求与其所从事行业的收入及经济发达地区的高房价之间的差距日益突出，许多人在城市购房定居的梦想成为泡影。
(三)权益公平的诉求。
关于权益公平最直白的解读就是：不论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不论是本地人还是外来的人，只要是本国公民，就应享受同等的权益，承担同等的义务。不言而喻，在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应当享有与城市公民同等的就业、受教育、社会保障等机会。
1.受教育权益的诉求。受教育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要求国家积极提供均等的受教育条件和机会，通过学习来发展其个性、才智和身心能力，以获得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机会的基本权利。在以现代技术元素为生产力的背景下，简单的体力型劳动力逐渐被技能型劳动力所替代，只有不断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进行教育和培训，提高新生代农民的职业技术水平，才能满足需求层次不断提高的现代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对就业岗位有着较高的期待，他们有着接受更高教育和更多技能培训的主观诉求。，据全国总工会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调查统计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中有69.7%的人表示迫切需要了解专业技能知识，54.7%的人表示需要学习法律知识，47.8%的人表示希望提升文化知识。但现实中，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受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培训费用高等客观条件的制约，无法使新生代农民工享有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和条件。
2.劳动权益的诉求。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的程度较高，参与社会活动、了解和获得外界的信息的途径和手段较多，自我保护意识、争取权利的意识、维护权益的意识较强，对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劳动权等有着更强烈的诉求。一旦自己的权益得不到保证，不是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逆来顺受，而是选择“炒老板的鱿鱼，甚至寻求社会、法律的帮助来维护自身合法的劳动权益。
3.社会保障权益的诉求。在城市化进程中，生活在城市、且渴望成为城市人的新生代农民工，同城市人一样有着对城市社会保障的强烈诉求。以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是农村人口城市化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基于对城市身份的诉求、城市定居的诉求、在城市稳定工作的诉求的前提下，对社会保障权益的诉求也是城市化的必要诉求之一。他们对城市社会保障的诉求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解决年老、疾病等后顾之忧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二是为解决失业后暂时生活困难的失业保险;三是为维持基本生存的最低生活保障。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调研报告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农民工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认真研究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并为解决好他们的实际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全国总工会成立了由中国工运研究所、全国总工会研究室、基层组织建设部、保障工作部等部门参加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今年3月至5月，课题组先后赴辽宁、广东、福建、山东、四川等省的10余个城市，就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并在广泛收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形成此研究报告。
在本报告中，新生代农民工系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本报告所用数据资料，大部分来自国家各部委公布的统计数据，另有一部分来自当前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的调查数据。
(一)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的延续和发展农民工问题是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和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性产物，是与农民工现象相伴生并不断凸显的社会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群体，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在新阶段的延续、体现和发展。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他们的就业和生活环境相对传统农民工有了很大改善，对工作和生活有更高的、不同的要求;但在城乡二元社会体制没有彻底打破之前，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就业结构下，他们与传统农民工有着类似的社会境遇，面临一些共同的基本社会问题。总之，这个群体的出现对我们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新要求。
1.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六成以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岁-30岁的占61.6%1.据此推算，2019年外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8900万左右，如果将8445万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考虑进来，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2.3亿(2019年为2.25亿)职工中，已经占将近一半，他们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2.平均年龄23岁左右，初次外出务工岁数基本上为初中刚毕业年龄。
根据当前三项规模相对较大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一项为中国人民大学2019年对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1595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一项为珠三角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另一项为全国总工会研究室2019年组织对千家已建工会企业的问卷调查)，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这要求我们在认识新生代农民工时，必须关注与其所处特定年龄阶段相关的一系列特征和问题。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更低，基本上是一离开中学校门就开始外出务工。一项调查显示，在珠三角，传统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为26岁，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平均为18岁，90后平均只有16岁2.16岁、18岁的年龄，基本上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一离开初中或高中校门就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也意味着与传统农民工相比，他们普遍缺少离开校门后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经历。
3.近80%的人未婚。
据全国总工会研究室2019年的调查，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已婚者仅占20%左右。国务院研究室2019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
》显示，当时农民工中80%以上的人已婚。数据对比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一个未婚群体，这意味着，这一群体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问题，这与外出期间80%已成家的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很大差别，这是我们考察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不可忽略的方面。
4.受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水平相对传统农民工有所提高。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在新生代外出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30岁以下各年龄组均在26%以上;年龄在21-25岁之间的达到31.1%，高出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3.而2019年进行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在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0%。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36.9%，高出传统农民工14个百分点4.数据对比说明，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仍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职业技能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是，相对传统农民工，他们的文化和职业教育水平已有较大提高。
5.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上升，在建筑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下降。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分布呈现明显的“两升一降”特征，即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建筑业中呈下降趋势。《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2019年农民工在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中的比重分别为33.3%、21.7%和22.9%;而国家统计局2019年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的比重分别为39.1%、25.5%和17.3%5.数据对比可以发现：5年间，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上升了5.8和2.6个百分点，建筑业则下降了5.6个百分点。这说明，相对于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显露出了行业倾向性，开始偏向于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更好的行业。
6.成长经历开始趋同于城市同龄人。
从成长经历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经历过父辈那样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化过程，与城市同龄人更为趋同。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自小就跟随父母移居城市，或是在农村初中(高中)一毕业就到城市“谋出路”，因此他们对城市生活环境比对农村生活环境更熟悉、更适应;即使出生、成长在农村，他们在务工前也同城市里的同龄人一样，大多数时间在学校读书，不熟悉农业生产。据统计，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37.9%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没有务工经验.而且，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城市，在农村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据安徽阜阳市统计，该市无地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26.3%.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这一群体势必将越来越大。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只有一、两个兄弟姊妹，“较之父辈，生活是优越的，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温饱问题在他们头脑里没有什么概念”，“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这一点与城市同龄职工也颇为相似。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四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中的新生群体，一方面，因其与传统农民工同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面临共同的社会境遇，自然潜移默化了这一群体共有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又因其出生成长于改革开放、社会加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而明显带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时代烙印，同时，他们所处的特殊人口年龄阶段又使其身上呈现出同龄青年共有的人格特征。概括地说，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呈现出四大群体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
时代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处在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使他们的需要层次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他们更多地把进城务工看做谋求发展的途径，不仅注重工资待遇，而且也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权利的实现;大众传媒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使他们能够更迅捷地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形成多元的价值观与开放式的新思维，成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
发展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大多20岁出头，其思维、心智正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阶段，因此外出务工观念亦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他们绝大多数未婚，即将面临着结婚、生子和子女教育等问题，也必然要承接许多可以预见及难以预见的人生经历和变化;他们大多刚从校门走出3-5年，虽然满腔热情、满怀理想，但是，职业经历刚刚开始，职业道路尚处于起点阶段，在职业发展上也存在较大的变数。
双重性的体现：他们处于由农村人向城市人过渡的过程之中，同时兼有工人和农民的双重身份。从谋生手段来看，靠务工为生，重视劳动关系、工作环境，看重劳动付出与劳动报酬的对等，关注工作条件的改善和工资水平的提高，具有明显的工人特征;但是受二元体制的限制，他们的制度身份仍旧是农民，作为农民的后代，也不可避免地保留着一部分农民的特质。边缘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同时，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位于城市的底层，因此，在城乡两端都处于某种边缘化状态。
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在观念上存在一些明显差异，概括起来，集中体现为“六个转变”。
(一)外出就业动机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传统农民工外出就业的主要目的是“挣票子、盖房子、娶妻子、生孩子”，总之，是为了改善比较饥馑的生活状态。而正值青春年华、职业道路刚刚开始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动机带有明显的年龄阶段性特征，用实地调研中一个26岁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说，就是“体验生活、实现梦想”。
一项调查也证明了上述观点。关于外出就业的目的，选择“出来挣钱”的，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占76.2%，70年代出生的占34.9%，80年代出生的只占18.2%.同时，在8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选择“刚毕业，出来锻炼自己”、“想到外面玩玩”、“学一门技术”，以及“在家乡没意思”的人高达71.4%.
(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从单纯要求实现基本劳动权益向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转变上世纪80年代，农民工刚刚在我国大规模出现时，他们外出就业的目的相对单纯——挣钱，因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也相对较低，甚至认为只要能够按时足额领到劳动报酬，社会保障和职业健康等其他劳动权益可有可无。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就业背景、家庭环境和个人文化技能水平的不同，为他们外出就业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他们对劳动权益的诉求向更高层次发展。用他们的话来说，那种工资不高、吃住不包、合同不签、保险不上、发展(机会)不大的单位，只有傻瓜才去。他们就业选择不仅看重硬件——工资，更看中软件——福利待遇、工厂环境、企业声望乃至发展机会等。新生代农民工对劳动权益相对较高的主观诉求，既体现为当所在单位与自己的诉求存在一定差距时“用脚投票”催发的高跳槽率上，又表现为对就业行业、就业岗位和单位正规程度的更高要求上。
(三)对职业角色的认同由农民向工人转变，对职业发展的定位由亦工亦农向非农就业转变新生代农民工所走的从校门到厂门的短暂历程、从学生到工人的角色转换，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情感上疏离农村，从职业角色上认同实际职业身份而非户籍身份，从职业发展定位上倾向于非农职业。一项调查显示，对于职业身份，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只有32.3%，比传统农民工低22.5个百分点，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2.3%，高出传统农民工10.3个百分点;而在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这一差异更加明显，认为自己是“农民”的仅占11.3%，这一比例几乎是传统农民工的五分之一，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4.5%，这一比例是传统农民工的2倍多。另据一项调查，关于“未来发展的打算”，选择“回家乡务农”的，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1.4%，而在当前仍旧外出就业的传统农民工中这一比重为11%;打算“做小生意或创办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27%，几乎高出传统农民工10个百分点;打算“继续打工”的，新老两代农民工均占到一半以上。
(四)对务工城市的心态，从过客心理向期盼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转变传统农民工近似于候鸟的打工方式和亦工亦农经历造就了他们城市过客心理。据1999年清华大学对农民工家庭的一项调查，89.7%的农民工表示将来一定会回到家乡定居，只有10.3%的人表示不回到家乡定居9.其他学者根据历年来农村外出流动人口数据估算的结果也大致如此，即在传统农民工中，大约有10%左右的人逐渐在城市沉淀了下来10.然而，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报告，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5.9%的人准备将来“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远远高于17.6%的农业流动人口整体水平。数据对比说明，相对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
(五)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维权方式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传统农民工自我维权意识较弱，维权能力不高，权利被侵犯时往往采取忍气吞声或被动恳求的方式解决。而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有更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对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教育和发展权、政治参与权、话语表达权，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权等方面，都比父辈有更高的期待，并表现出维权态度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据一项调查，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新生代农民工中因为怕被报复而不向有关部门投诉的只有6.5%，仅是传统农民工的一半;采取投诉行为时，以集体投诉方式进行的(几个人一起去投诉)，新生代农民工为45.5%，高出传统农民工17.6个百分点11.
(六)对外出生活的追求，从忽略向期盼精神、情感生活需求得到更好地满足转变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有不同的生活及精神需求。传统农民工外出务工时年龄较大，大多已婚，他们为了实现挣钱的目标，大多不得不对情感精神生活采取忽略或无所谓的态度。而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初次务工的年龄不足18岁，正处于婚恋期、思想彷徨期和情感高依赖期，他们更渴望在外出就业的同时，爱情能够有所收获，思想可以交流，困扰能够倾诉。据国家统计局的调研报告，2019年，在租赁房和自有房中居住的农民工只有20.1%;而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住在租赁房和自买房中的比例已经上升到37.7%，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他们对精神、情感和家庭归宿的更强需求。
劳动合同。
签订率低、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职业健康安全保障不足等基本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同时，由于具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和新诉求，新生代面临的问题又有其特殊性。
(一)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是阻碍其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最大障碍据公安部2019年的调查，按照自身收入水平，有74.1%的农民工愿意承受的购房单价在3000元/平方米以内，有19%愿意承受3001-4000元之间的单价，愿意承受4000元以上的只有6.9%。然而，据调研，3000元/平方米的房子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的县市及以下城镇，在农民工集中流入的东部沿海地区，即便是小城镇的房价也远远超过了3000元/平方米。例如，东莞市当前的房价已经接近6000元/平方米，即使房价相对较低的沙田镇和常平镇，房价也在3500元/平方米以上，大多数建制镇的均价在5000元/平方米以上。对比农民工所能承受的房价与现在农民工流入集中地的房价，可以推断，如果按照当前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假定他们的工资增速能够赶上房价的涨速(目前来看这一假定基本上不成立)，按照商品价购房，新生代农民工中最终能够实现在务工地城市购房定居梦想的比例也不会超过10%。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的关键性问题据中国劳动力市场网发布的信息，2019年城市劳动力市场对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需求占总需求的60.2%，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的需求仅占39.8%。然而，据当前已有的调查数据综合判断，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三成左右。同时，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过专门职业教育、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中专、职高和技校水平的劳动力，这部分占总需求的56.6%，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部分人只有二成左右。也就是说，在知识和技能逐渐代替简单体力劳动作为劳动力市场选择标准的背景下，如果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技能水平不能获得比劳动力市场需求更快的发展，按照他们目前的技能水平估算，只有大约三成的人能够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
(三)受户籍制度制约，以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是影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生活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基于自身阅历和切身体验，对子女受教育的期望都非常高。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正是为了让子女能够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而选择在务工地就业和定居。据中国流动人口监测报告，2019年农村流动人口子女中，70.2%随同父母流动，只有29.8%留守农村。然而，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难问题仍相当突出，据教育部2019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公办小学就读的比例，北京为63%，上海为49%，广州仅为34.6%。学龄儿童中未上学的比例，北京为3.81%，上海为3.56%，广州高达7.19%。农民工子女半数以上都有转学经历，在转学3次及以上的比例中，大城市最高，中等城市最少。一些城市公办学校还存在收取借读费和赞助费等行为，而大城市最突出。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年龄的增长，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将步入育龄阶段，与此相伴，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也必将越来越成为他们在务工地稳定就业、生活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国际社会的成功经验表明，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是农民实现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从农业转向非农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要想实现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目标，必须至少享有三个层次的社会保障：其一为解决年老和疾病时后顾之忧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其二为解决失业后暂时生活困难的失业保险;其三为防范沦入贫困境地的最后一张保障网——最低生活保障。然而，据调查，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中，享有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21.3%、34.8%和8.5%，且不说企业的缴费标准大多以各地的缴费下线为准，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保障对象为当地城市户籍人口，农民工基本上没有享受该项保障的权利。显然，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实际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与他们企盼在务工地城市稳定就业和生活的诉求之间，距离还相当悬殊。
(四)职业选择迷茫、职业规划欠缺、学习培训的需求难以有效实现，是阻碍其实现职业梦想不可忽视的因素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刚迈出中学校门，他们带着对传媒中、社会上成功人士的羡慕和崇拜，期盼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美好的梦想。但是，他们的心智发展尚未成熟、思想尚未稳定、身份认同尚不清晰，面对铺天盖地、瞬息万变的信息和复杂的社会环境，确定具体职业发展目标的能力仍旧不足;加上家庭小型化带来的更低挫折耐受力，他们制定及实施职业规划的能力更低。同时，他们继续学习的愿望非常强烈，据调查，69.7%的人表示迫切需要了解专业技能知识，54.7%的人表示需要学习法律知识，47.8%的人表示希望提升文化知识，但是，由于闲暇时间较少、下班时间较晚、学习培训机构距离较远等因素，导致他们能够便捷、安全、有效接受专业学习培训的渠道严重匮乏。在上述因素下，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目标、就业单位频繁变换，学习培训的专业技能缺少可持续性或者不适应市场需求。这既浪费了他们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又不利于其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企业用工的稳定。
(五)情感、精神的强烈需求不能很好地满足，是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也是在现实生活中最少得到关注的深层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交友、恋爱、结婚的黄金期。同时，他们刚走出校门，仍处于“半成人”阶段，对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的需求更强。由于上班时间长、接触面较窄、工资收入低、就业行业农民工男女比例失调(建筑业和制造业男性多、服务业女性多)，这就使他们普遍面临想交友没时间、想恋爱没人选、想倾诉没对象的困境，再加上企业管理和文化建设的不足，以及社会人文关怀的欠缺，婚恋和精神情感成为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感情孤独”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困惑，在北京建筑业接受调查的农民工，超过七成将“感情孤独”作为困难的首选。在实地调研中，透过一些新生代农民工略带羞涩的话语，常让我们感到其内心闪烁的隐痛和不安。
(六)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高等劳动权益受损问题，是其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共同的经济社会环境，同样的农民工身份，差距不大的人力资本状况，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基本劳动权益实现上与传统农民工相比虽然有所提高，但是总体境况相似，仍旧普遍面临着一些共同的、亟待解决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职业卫生健康保障不够等方面。据一项在广东的调查，2019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只有61.6%;遭遇工资拖欠的人所占比例为7.1%;人均拖欠工资1538.8元，差不多相当于人均1.5个月的工资。另据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2019年流动人口监测报告，60%的农业流动人口就业于工作条件差、职业病发生率高和工伤事故频发的低薪、高危行业。同时，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时，仅有60%的用人单位为其支付医疗费用。其中，服务业最差，这一比例只有47.3%12.
党和政府对农民工问题始终高度重视，近年来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农民工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随着我国进入加快城乡统筹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阶段，随着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明显的结构性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并必将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该群体具有一些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新诉求和新问题，这些诉求和问题的积累已经开始显露出对我国政治社会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农民工家庭幸福及其个人发展的负面影响。这就使有针对性地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成为国家发展中事关大局的紧迫问题。
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长期性、城镇化的过程性、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凝固性，使得农民工问题十分复杂。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既涉及农民工的共性问题，又有其群体特殊性。问题的解决既要着眼全局和长远，着力完善制度和体制、机制，大力提高已有政策、措施的效力和效率，促进问题的根本解决;又要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出发，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为目标，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最关键的环节——就业培训、住房、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为重点，以素质门槛、学历门槛、技能门槛、人力资本积累门槛、社会保险缴纳门槛和稳定居住门槛等为主要标准扩大户籍改革的口子，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力争尽快取得新进展。
(一)以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重点，将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纳入常住地公共预算之中要以贯彻中央《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为契机，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作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将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各级政府应以常住人口为基础，把农民工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明确发展目标、细化阶段任务、保障资源和措施、落实领导和机构分工、完善人员配备。中央政府各相关部门应重点就新生代农民工最需要的职业教育培训、子女教育、住房改善、社会保障、户籍改革和城市公共服务中心建设等方面，制定专项规划，并督促各地因地制宜制定地方专项规划。力争到“”期末使目前已有及新增的“两后生”(指初中、高中毕业后未考取大中专院校，又不愿意复读的学生)80%以上能免费接受一次职业教育，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80%以上接受初、中级职业技能培训;确保各地90%以上的农民工子女，能够进入公办学校和政府委托的普通民办学校接受免费义务教育。力争农民工工伤保险实现全覆盖，医疗保险达到60%以上，养老保险达到50%以上。解决至少20%的外来农民工进城落户问题。力争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0%以上，所有城市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制度和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所有城镇建立农民工就业-服务-维权-传染病预防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中心。
建立按照常住人口配置土地、公共设施、预算等公共资源的制度，将农民工纳入常住地公共预算，并逐渐加大对农民工公共预算的存量和增量投入。建立农民工服务和管理工作的经费保障机制，各级财政应将涉及农民工的就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子女教育、计划生育、权益维护、治安管理和信息系统建设等有关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提交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并确保用于农民工的预算在存量和增量上逐年科学、合理地增长。将农民工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使之享受与城镇职工同城化待遇，逐步实现公共服务统一政策、统一制度、统一管理和统一服务。多渠道多形式提供农民工居住场所，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农民工公寓，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设置夫妻房，探索建立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深入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落实以输入地为主和以公办中小学为主的政策，加快将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公共教育体系，纳入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和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权益的落实。开展做文明新市民活动，引导新生代农民工按照现代城市文明要求规范自身行为，提高文化素质，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二)通过试行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落户制度，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户籍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一大瓶颈。中央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决策，要求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这为我们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指明了方向。各地应积极、稳妥地创新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对在中小城市、小城镇实现稳定就业创业而又放弃农村责任地的农民工，取消准入门槛;在稳定就业前提下，农民工有条件进行投资或有不低于城市人均住房面积的住房，或单位提供相应面积廉租公寓的，准许转入城镇户口;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要积极研究放宽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落户的相关政策，采取积分制落户办法，将教育、技术资格、工龄、社保缴纳年限等作为积分内容，优先考虑将农民工劳模、农民工高级技能人才、农民工人大代表等农民工优秀分子转变为市民。可考虑通过稳定居住、社会保险交纳、学历和职业技术、突出贡献、人力资本积累等标准，力争每年解决3%的外来农民工——即300万人进城落户问题，以使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能够转入当地城市户口，享有与当地市民平等的待遇。当前的过渡措施是：一是逐步剥离附加在户口上的社保、住房、子女教育等社会福利，引导人口有序迁徙流动和就业。二是普遍推广居住证制度，进一步清理取消歧视性规定。三是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改善县城和中心镇的就业创业条件和人居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综合承载能力，促进农民工及其家属向小城镇聚集。通过不懈地努力，力争到“”期末，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0%.
(三)加强对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落实和监管，加大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劳动经济权益的力度进一步完善立法和政策，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创造法制环境和制度保障。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职业技能的不足，研究建立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教育制度、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免费劳动预备培训制度，创新农民工培训机制，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展针对性上岗技术培训;针对恶意欠薪行为，修改《刑法》，设立“恶意欠薪罪”;针对随迁子女高中阶段教育困境，研究制定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方案;针对公共服务享有和传染病预防的薄弱环节，研究制定农民工城市公共服务中心指导意见等。
贯彻落实《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积极指导新生代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规范企业经济性裁员。以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城乡接合部和乡镇企业为重点，开展打击非法用工专项行动，督促企业依法规范用工。促进建立农民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完善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行业人工成本信息指导制度，推动农民工与企业其他职工同工同酬。督促企业改善管理，强化科学管理和人性化管理理念，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使广大职工实现体面劳动。以贯彻落实《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为契机，努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社会保险的参保率。加强农民工职业病防治和职业健康保护，搞好农民工安全生产培训教育，严格执行高危行业农民工持证上岗制度，依法保障农民工职业卫生和生产安全。
(四)大力提高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加大对农民工的舆论宣传，宣传党和国家关于农民工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及农民工所作的重大贡献，引导用工单位认真履行社会责任，进一步营造关心、尊重和爱护农民工的良好社会氛围。畅通农民工利益诉求渠道，保障农民工参与管理社会事务的民主政治权利。贯彻落实修改后的《选举法》有关城乡居民选举“同票同权”的规定，制定相关措施切实保障农民工的选举权。逐步提高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各级党代会、人大和工会代表大会及企业职代会中的比例，增加其参政议政、权益表达、参与决策管理的渠道和机会。注重在优秀农民工中发展党员，逐年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模范、高级技工技师以及有其他突出贡献者中的比例。
积极组织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丰富其业余生活。要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教育和培训工作，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技术技能素质，加强企业文化、职工文化建设，开展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活动，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注意加强青年职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和行为矫正服务，加大对他们心理健康的关注和投入，开展社会关怀活动，帮助他们搞好自我管理、自我调适，缓解心理压力，提高耐挫能力，树立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恋爱婚姻问题，为他们组织开展交友联谊活动，为解决婚姻问题创造条件。
(五)进一步探索新生代农民工维权工作的新机制、新方法，形成社会化的工作格局建立健全党政主导、工会运作、相关部门协作的社会化维权工作体制，赋予工会更多的资源和手段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探索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的新机制、新方法。按照促进科学发展的要求，建立农民工工作目标责任考核和激励约束机制，把农民工就业培训、收入增长、居住、就医、子女入学和社会保障等基本生活条件改善，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鼓励各地根据实情、因地制宜地探索和尝试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教育、住房改善、户籍制度改革、随迁子女高中阶段教育的新机制和新方法。加强农民工工作机构和队伍建设，推进农民工工作在相关机构和地方的常规化和规范化。完善农民工信息统计监测调查制度和农民工信息网络建设，提高农民工就业管理和服务的网络化程度，实现信息共享。建立和完善地区之间农民工工作机构的协作机制，使之在劳务对接、权益维护、信息沟通等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时，借鉴国外解决类似“农民工”和移民问题的有益经验，为创新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提供参考。
(六)各级工会要进一步加大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力度，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要以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对象，创新农民工组织形式和入会方式，通过源头入会、劳务市场入会、先入会再组织成建制劳务输出、加强劳务派遣工入会等措施，推进工会组建和发展会员工作。加强农民工会籍管理，推广完善农民工“一次入会、持证接转、全国通用、进出登记”的工会会员会籍管理制度，健全城乡一体的农民工流动会员管理服务工作制度。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工会组织建设，大力推进区域性、行业性基层工会联合会建设，聘用社会化、职业化工会工作者，充分发挥基层工会联合会在组织农民工加入工会中的重要作用，扩大对农民工的覆盖率。进一步推行和探索会员优惠办法，拓宽优惠渠道，体现会员与非会员的区别，增强工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提高农民工自愿入会的积极性。
加强源头参与机制建设，积极参与《劳务派遣规定》、《企业工资条例》、《企业民主管理条例》等涉及农民工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积极反映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提出政策主张，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进一步推进《劳动合同法》等相关劳动法律和制度的贯彻落实，督促相关部门定期或不定期进行专项检查。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开展覆盖农民工的职代会、工资集体协商和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工作，保障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广大职工民主权利、工资分配和获取劳动报酬的权益。有针对性地做好新生代农民工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其依靠工会组织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推广培训-就业-维权“三位一体”工作模式，积极开展政策咨询、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小额贷款担保、跟踪扶持等农民工就业服务。继续推动“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家政工程”、法律援助等活动的实施，发挥工会“职工就业培训基地”、“农民工技能培训基地”的示范作用，开展有工会特点、符合市场需求和新生代农民工要求的培训，着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支持企业开展岗位培训，推动落实企业组织农民工培训的资金补贴政策。加强输出地和输入地工会的信息交流和劳务对接。积极开展建设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活动，努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技能和综合素质，培养造就高素质的现代产业工人。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调研
与传统的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注重自我，更注重权益保护，更注重发展前途……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既和过去的农民工一样面临共同的问题，同时具有自身的新特征和新诉求。
中华全国总工会2月20日发布的一份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面临的困难以及助其发展的对策，希望唤起全社会对他们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关爱。
新生代农民工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目前全国约1亿人。报告显示他们有五个特点：
——受教育时间较长，专业技能较欠缺。新生代农民工中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比例为67.2%，比传统农民工高18.2个百分点。拥有中专(中技、职高)、大专(或高职)、大学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经历的比重分别是过去农民工的1.6倍、2倍与2.3倍。尽管受教育年限普遍更长，但绝大多数仍停留在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阶段。
——过半未婚，生活经历简单。处于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59.9%尚未结婚，而传统农民工中已婚比例为93%;务工前他们的生活经历更简单，74.1%外出务工前“在学校读书”。
——多在东部、沿海地区就业，外出谋求发展动机强烈。七成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前往东部就业，高于农民工整体水平。42.3%的外出务工动机是为了“寻找发展机会”，出来见世面的比重为6%;而传统农民工中55.1%的人是为了“赚钱养家”。
——多聚集在第二、第三产业就业。调查显示，81.7%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于第二产业，近两成在第三产业就业。从行业分布来看，73.9%的新生代农民工集聚在制造业。
——绝大多数从业于外商投资企业，在国企就业比重近期有所攀升。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商投资企业中的聚集度最高，为58.2%。从发展趋势来看，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纳能力较有所增强，分别上升了17.9和3.4个百分点。
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面临着劳动权益保障等一些共同的问题，但其面临的问题又有特殊性。
——整体收入偏低。据调查，他们平均月收入为1747.87元，仅为城镇企业职工平均月收入(3046.61元)的57.4%;同时也比传统农民工低167.27元。
——劳动合同执行不规范。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为84.5%，低于城镇职工4.1百分点。合同签订质量较差，执行情况差。68.2%的合同对于月工资数额没有具体约定。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合同后，16.8%未持有正式的合同文本，这为他们与用人单位一旦发生争议时认定劳动关系、维护合法权益埋下隐患。
——工作稳定性差。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后更换工作的平均次数为1.44次。且每年变换工作0.26次，是传统农民工的2.9倍。他们更倾向于采取主动与用人单位结束合同的行为。换工作中，88.2%主动提出结束合同。37.6%的主动辞职是因为工作“没什么发展前途”。同时，他们更换工作的意愿更强烈，19.2%的人表示近期有换工作的打算。职业发展空间小，无法满足实现自我发展的愿望，导致他们工作满意度较低。
——社会保障水平偏低。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的参保率为67.7%、77.4%、55.9%、70.3%和30.7%，分别比城镇职工低23.7、14.6、29.1、9.1和30.8个百分点。总体看，他们的社会保险接续情况较差，对于所在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知情程度不高。
——职业安全隐患较多。调查显示，36.5%的新生代农民工面临高温、低温作业问题，41.3%的人工作环境中存在噪音污染，36%的人工作环境存在容易伤及肢体的机械故障隐患，存在粉尘污染问题的为34.7%，但是用人单位为其采取防护措施的比重低于传统农民工。其保护条件堪忧，职业病检查、安全培训落实较差。
——企业人文关怀不到位。新生代农民工更渴望和企业能够紧紧相融。96.1%的人表示他们关心企业发展，但认为企业“不怎么关心”或“完全不关心”他们的达16.9%。认为管理者和普通员工之间关系不融洽的最主要原因是“管理者不关心职工疾苦”，而传统农民工认为是“收入及福利待遇差距过大”。他们更渴望得到来自企业管理者的关怀和关注。此外，职业培训不理想、加入工会比例较低等因素，也成为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的不利因素。
春晚舞台上，一首来自农民工的《春天里》引发社会热议。专家认为，要学会倾听且真正弄懂农民工的呼声，解决问题才会有的放矢。薪酬问题是农民工关注的主要问题。对此，中国工运研究所所长吕国泉建议：
首先，要建立健全工资支付、增长、共决机制，加强对其工资的劳动监察力度。建立和完善工资支付保障机制，预防和解决工资拖欠问题。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要以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集中的非公企业和中小企业为重点，建立健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形成“区域谈底线、行业谈标准、企业谈增长”的薪酬工作格局。在行业集中度较高、小企业密集的地区，积极开展区域性、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努力提高协商覆盖范围，使之成为企业工资决定的主要形式。
其次，要推动社会保险政策法规的落实，扩大农民工参保面。重点加强在非公有制企业工作的农民工的参保工作，提高社保统筹层次，实现社保关系顺利转移和接续。多渠道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保障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后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住房权益。
再次，可鼓励各地探索户籍制度改革，结合“十二五”规划，力争全国每年至少解决400万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落户问题。
最后，要实施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对他们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增强他们的就业竞争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同时，组织新生代农民工加入工会，畅通农民工利益诉求渠道。加大维权力度，增强工会组织对他们的吸引力和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