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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全文司法解释
为了正确审理合同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对人民法院适用合同法的有关问题作出如下解释：
一、合同的订立。
第一条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对合同欠缺的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内容，当事人达不成协议的，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等有关规定予以确定。
第二条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条悬赏人以公开方式声明对完成一定行为的人支付报酬，完成特定行为的人请求悬赏人支付报酬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悬赏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情形的除外。
第四条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字或者盖章地点不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合同没有约定签订地，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不在同一地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最后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为合同签订地。
第五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应当签字或者盖章。当事人在合同书上摁手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有与签字或者盖章同等的法律效力。
第六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格式条款中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内容，在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格式条款予以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符合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所称“采取合理的方式”。
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对已尽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第七条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
(二)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
对于交易习惯，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第八条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经批准或者登记才能生效的合同成立后，有义务办理申请批准或者申请登记等手续的一方当事人未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办理申请批准或者未申请登记的，属于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相对人的请求，判决相对人自己办理有关手续；对方当事人对由此产生的费用和给相对人造成的实际损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二、合同的效力。
第九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关于提示和说明义务的规定，导致对方没有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对方当事人申请撤销该格式条款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第十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并具有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格式条款无效。
第十一条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追认的意思表示自到达相对人时生效，合同自订立时起生效。
第十二条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被代理人已经开始履行合同义务的，视为对合同的追认。
第十三条被代理人依照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承担有效代理行为所产生的责任后，可以向无权代理人追偿因代理行为而遭受的损失。
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第十五条出卖人就同一标的物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合同均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买受人因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请求追究出卖人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合同的履行。
第十六条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案情可以将合同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规定的第三人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但不得依职权将其列为该合同诉讼案件的被告或者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第十七条债权人以境外当事人为被告提起的代位权诉讼，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的规定确定管辖。
合同法全文司法解释
对我国合同法第51条的含义学术界存在不同观点，有人认为我国法律承认物权行为。这里是梁慧星老师的观点。
合同法与物权法是否承认了物权行为和物权行为的独立性，这个问题还是应回归立法本意，不应该按照个人好恶来解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同意梁慧星老师的观点。
问题3：最高人民法院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与合同法第51条的关系如何？
梁老师：让我们先看法律条文。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理解本条的一个“关键”是“处分他人财产”这个短语。你既然不是财产的所有权人，也没有得到所有权人授予的处分权，那你就不能处分该项属于他人的财产。
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不是出于“恶意”，就是“误认”。“误认”即误将他人财产认做自己的财产。因此合同法第51条的适用范围是，没有处分权的人出于恶意或者误认而处分他人财产。
第51条的适用范围非常明确，就是没有处分权的人恶意或者误认而处分他人财产，这样的合同当然是社会不允许的，应当被认定为无效，除非得到权利人的追认或者处分人事后得到了处分权。
例如日本人买卖我国神圣领土鱼岛，就是无处分权的人恶意处分他人财产，按照我们的合同法第51条肯定是无效的。
合同法第51条无权处分合同规则，其适用范围限于恶意或者误认出卖他人财产的合同。但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法院未能正确理解第51条的适用范围，误用第51条裁判处分权受限制的所有权人处分自己财产的案型，及共有人处分共有财产的案型。
例如，夫妻一方出卖共有房屋，丈夫把共有房屋卖了，妻子起诉法院，有的法院就按合同法第51条判决出卖房屋的合同无效。实际上这样的案件，不属于第51条的适用范围，第51条规定的是处分他人财产，而本案是共有人处分共有财产，不是处分他人财产。
再如抵押人出卖抵押财产，好些法院都根据合同法第51条判决买卖合同无效。实际上抵押人出卖抵押财产，不是处分他人财产，而是所有权人处分自己的财产，只不过其处分权受到限制而已，不应该适用第51条。再有，国家机关及国家全资的事业单位，未经上级同意，出卖自己支配的动产不动产，有的法院适用合同法第51条认定合同无效。
这就是说，合同法实施以来，我们一些法院任意扩大了合同法第51条的适用范围，错误适用合同法第51条裁判本不属于第51条适用范围的案件。因此，最高法院制定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的目的之一，是要纠正这种错误适用第51条的实践，这就是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创设了这样一个解释规则，当事人一方以合同订立之时对方没有所有权或处分权为由，要求认定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样的买卖合同，最后不能履行，买受人不能得到标的物所有权，该怎么办呢？买受人可以选择解除合同并要求损害赔偿，或者选择追究出卖人违约责任。
请特别注意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的适用范围，主要是这样几类案件：
(1)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没得到批准处分它支配的动产和不动产案型；
(2)抵押人未征得抵押权人同意转让抵押财产案型；
(3)保留所有权买卖的买受人在付清价款之前转卖标的物案型；
(4)融资租赁承租人付清租金前转卖租赁设备案型；
(5)将来财产买卖案型。
这些买卖合同，均属于处分权暂时受到限制的所有人(权利人)“处分自己的财产”，而不是因恶意或者误认处分他人的财产，过去的一段时间，曾经被好些法院误认为无权处分合同，依据合同法第51条认定合同无效。现在根据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应当认定这些合同都有效。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可以称为买卖合同特别效力解释规则。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买卖合同特别效力规则，与合同法第51条无权处分合同规则，二者是什么关系呢？只要将两个规则进行比较就清楚了。合同法第51条适用于恶意或者误认处分他人财产的案型。
恶意或误认出卖他人财产，而且是他人的有形财产，就是我们说的动产和不动产。最高法院公第5期(总第187期)刊登的一个案例，其裁判摘要指出，股权转让不适用合同法第51条无权处分合同规则。进一步明确了合同法第51条的适用范围是恶意或者误认出卖他人有形财产(动产、不动产)的合同。无形财产转让合同，如股权转让、知识产权转让、债权转让，不适用合同法第51条。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的适用范围是，处分权暂时受限制的所有权人(权利人)处分自己财产的案型：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没得到国务院批准就处分其支配的动产和不动产；抵押人没有告诉抵押权人就转让抵押财产；融资租赁承租人在付清全部租金之前转卖租赁设备；保留所有权买卖的买受人在付清价款之前转卖标的物；还有就是将来财产买卖合同。这些买卖合同，当事人以合同订立时出卖人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要求认定买卖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亦即认定合同有效。
如果最终合同不能履行、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由买受人选择追究出卖人的违约责任，或者选择解除合同并要求损害赔偿。
这里补充一下，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适用范围包括“将来财产买卖”，什么是将来财产买卖？这种买卖，我想我们这里也该有，例如买汽车，到4s店去买汽车，特别是买高档车，与到旧车市场购买二手汽车是不同的。
到旧车市场购买二手车，是看上那辆车买那辆车，合同标的物是特定的某一辆二手车。到4s店买车与此不同，我们是根据4s店提供的产品目录订立合同，合同约定所要买汽车的规格、型号、颜色、价位等等，签定合同当时我们并未看见这辆汽车，这辆汽车不在签约现场，还在生产厂家的生产线上，还没有生产出来。出卖人与买受人签订买卖合同的时候，出卖人还没有购进这辆汽车，当然还没有取得这辆汽车的所有权或处分权，而是在订立出卖这辆汽车的合同之后，出卖人再去与生产商订立购买这辆汽车的合同。换言之，出卖人是先卖出(这辆汽车)，后买进(这辆汽车)。这种先卖出的合同，就叫将来财产买卖合同。
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还没有这种买卖合同。过去的教科书讲到一种关系叫“经销”，我们经常讨论“经销”与“代理”的区别，所谓“代理”是代理人出卖被代理人的商品，代理人从被代理人收取佣金，被代理人是出卖人，商品卖不掉或者卖亏了由被代理人承担，代理人只收取佣金，不承担任何责任。
而“经销”就不一样，经销商是从供应商那里买进商品，再出卖给买受人，一个是买进商品的合同，一个是卖出商品的合同，当然是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赚取两个合同之间的差价，卖不掉或者卖亏了由经销商自己承担。区别代理和经销，代理是一个买卖合同，经销是两个买卖合同。
我们过去所理解的“经销”，是经销商先买进货物，再卖出这个货物。
而现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销商，如4s店，都是先卖出、后买进。因此，这个先卖出商品的合同签订时，标的物还不在经销商手里，出卖人还不是标的物的所有权人，过去一段时间法院审理这类案件，就适用合同法第51条认定合同无效。因为出卖人签订买卖合同时，没有所出卖货物的所有权或者处分权，因此认定无效。
这样处理是因为我们不了解现在的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将来财产买卖是最常见、最重要的一种商事交易，当然是合法的。因此最高法院制定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适用于将来财产买卖合同，当事人以合同订立之时出卖人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也即肯定将来财产买卖合同有效，如果最后不能实现所有权的转移，由买受人选择解除合同并要求损害赔偿，或者追究违约责任。
最后补充一下，买卖合同司法解释制定时，本来计划创设两个规则，一个是合同法第132条的反面规则(7月稿第4条)，适用于前面谈到的前四种案型，包括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未经批准出卖自己支配的财产、抵押人出卖抵押物、融资租赁合同承租人出卖租赁设备、保留所有权买卖的买受人转让标的物。
另一个就是将来财产买卖合同效力规则(7月稿第5条)。后来注意到两个规则内容相同，在征得学者同意之后，将两个规则合并为一个规则，即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
请同志们特别注意，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是非常重要的。最高法院解释合同法，制定合同法解释(一)、合同法解释(二)，虽然都很重要，但没有太大的创造性。而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创设买卖合同特别效力规则，具有相当大的创造性性，弥补了合同法的不足，纠正了一段时间以来对合同法第51条的错误适用。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个解释出台后，最高法院出了一本《释义》，讲到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时，说是修改了合同法第51条，造成不应有的混淆。
问题提得非常好。按照合同法第51条规定，如果权利人追认，这个买卖合同就有效，因为权利人的追认，使原来的无权处分合同，变成了有权处分合同。
买卖合同有效的结果，如果标的物是动产，则标的物一交付，所有权就移转，即发生买受人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效果；如果是不动产买卖，则根据有效的买卖合同，就可以向登记机构办理产权过户，将该不动产所有权移转给买受人。在买受人获得标的物所有权的同时，对无权处分合同进行追认的原权利人，其权利就消灭了。
回到我们的问题：追认后的权利人将处于什么样的法律地位呢？应当肯定，在这个买卖合同关系中，他没有法律地位，他不是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出卖人)，也不是买卖合同的第三人。只是因为他的追认，而使该买卖合同，从无权处分合同变成有权处分合同，从无效合同变成了有效合同。
该合同履行的结果，买受人得到标的物所有权，他对标的物的权利消灭了。追认后的权利人，因权利消灭遭受的损害，应当由处分人予以赔偿，但这属于另一个法律关系。他可以向法院起诉这个处分人，要求该处分人赔偿他的损失，这是另一个案件。
最后概括一下，法庭于案件审理中，发现当事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属于无权处分合同时，是否需要将权利人纳入诉讼？如果该权利人进行了追认，法庭是否需要一并处理他对于处分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我的意见是，不需要将该权利人纳入诉讼，法庭只是要求无权处分人提供权利人予以追认的证据。如果处分人提供了权利人予以追认的证据，法庭即据以认定权利人已经予以追认的事实，进而判决本案买卖合同有效；如果处分人不能提供权利人予以追认的证据，也不能提供处分人事后已经取得处分权的证据，则法庭判决该买卖合同无效。在整个案件的审理中，权利人既不是当事人，也不是第三人，仅可能是证人。权利人因追认而丧失权利，所遭受损失，应当另案起诉要求无权处分人赔偿。
梁老师：法庭在审理合同案件中，查明出卖人既不是标的物所有权人，也没有得到所有权人授予的处分权，即认定属于合同法第51条规定的无权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这时法庭并不主动寻找真正的权利人，更不去问他是否予以追认。
前面已经谈到，他与本案没有关系，不是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不是本案诉讼当事人。法庭只审查这个买卖合同有效或者无效。审理中查明出卖人既不是所有权人，也没有处分权，法庭就要认定买卖合同无效；如果当事人主张买卖合同有效，出卖人主张合同有效，或者买受人主张合同有效，法庭就责令他出示证明合同有效的证据。
按照合同法第51条，这样的证据，或者是权利人表示追认的证据(书证或者人证)，或者是处分人事后已经取得处分权的证据(书证或者人证)。如果主张合同有效的当事人，举出了这样的证据，法庭就根据合同法第51条判决本案买卖合同有效，如果举不出这样的证据，法庭就判决本案买卖合同无效。法庭不必去寻找权利人，因为他不在本案法律关系当中，权利人的追认只不过是法庭据以认定事实的证据罢了，不发生第三人介入本案合同关系的问题。
法庭审理的就是一个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权利人既不是当事人，也不是第三人，如果权利人追认，其追认是法庭据以认定合同有效的证据。这样理解，符合立法本意。
请同志们特别注意，根据合同法创设第51条无权处分合同规则的立法目的和第51条的文义，应当肯定，是将权利人予以追认这一事实，和处分人事后取得处分权这一事实，作为决定无权处分合同有效的证据。
绝不是将权利人视为无权处分合同的第三人，更不是赋予权利人以所谓“追认权”。并且，权利人予以“追认”，属于所有权权能中的“处分权能”之行使，无须法律特别授权，与合同法特别赋予法定代理人“追认权”(第47条)和被代理人“追认权”(第48条)，是截然不同的。
梁老师：在我们的民法学者当中，有的人总是说合同法第51条不对，他们说第51条应该区分“处分行为(物权行为)”与“负担行为(债权行为)”，在权利人不予追认、处分人事后未得到处分权的情形，仅仅是“处分行为”无效，而买卖合同(负担行为)的效力不受影响。处分行为无效、买卖合同有效，这是德国民法的立法思路。
而绝大多数国家的民法，都不采取这样的思路。我们的合同法制定时，先由6位学者和2位法官设计立法方案，然后由12个单位的学者按照立法方案分头起草，最后由3位学者统稿完成正式草案。
特别要指出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当年参与设计合同法立法方案的6位学者、2位法官，参与起草具体条文的12个单位的民法学者，以及草案的3位统稿人，都不赞成德国民法区分负担行为(物权行为)与处分行为(债权行为)的这套理论。
正是这个历史事实决定了我们的合同法，虽然采用了大陆法系的德国民法的概念体系，却没有采用德国民法区分处分行为(物权行为)与负担行为(债权行为)的理论和立法思路。
因此，我们的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权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如果权利人追认或者事后处分人得到处分权，是(买卖)合同有效；如果权利人不追认、处分人也没有得到处分权，是(买卖)合同无效。
按照德国民法，称为“无权处分行为”(不是无权处分合同)，如果权利人不追认、处分人事后也没有得到处分权，只是“处分行为”无效，买卖合同仍然有效。
为什么？因为他们采纳严格区分处分行为(物权行为)与负担行为(债权行为)的理论，认为合同只是使当事人负担债务(交付标的物并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债务)，并不直接发生物权变动(所有权移转);而物权变动(所有权移转)是处分行为的`效果。
出卖人在买卖合同之外，还须订立独立于买卖合同的物权合同(处分行为)，然后根据物权合同，发生标的物所有权转移，使买受人得到标的物所有权。依据这套理论，无权处分行为，只是处分行为(物权合同)无效，买卖合同(负担行为、债权行为)的效力不受影响。当然，最终不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买受人仍然不能获得标的物所有权。
合同法起草人认为，这套理论和立法思路不符合中国国情，不符合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经验。按照德国的这套理论，把一个买卖(交易)区分为两个法律关系(债权债务关系、物权关系)三个法律行为(一个买卖合同、两个物权合同)。在中国，你去商店购物，例如买一个茶杯，交钱付款就把茶杯拿回家，就一个法律行为(买卖合同)。
同样买一个茶杯，按德国的法律，要三个法律行为，双方当事人讨价还价达成合意成立买卖合同，这是第一个法律行为，产生商场交付茶杯的债务、买受人付款的债务，及商场收取价款的债权、买受人得到茶杯的债权，这叫负担行为(债权行为)。
但是，仅靠买卖合同买受人还不能得到这个茶杯的所有权，他要得到这个茶杯的所有权，还须要与商场订立第二个法律行为(物权合同)，约定双方一致同意移转这个茶杯的所有权于买受人某某某，根据这第二个法律行为(物权合同)买受人才能得到这个茶杯的所有权。
此外，关于那笔价款(例如5元人民币)所有权的转移，还要订立第三个法律行为(物权合同)，约定双方一致同意，移转这个茶杯的价款(5元人民币)的所有权于出卖人商场。
你看，像买一个茶杯这样简单的交易，被设计为三个法律行为，一个买卖合同外加两个物权合同，是何等复杂、何等繁琐，中国的老百姓怎么能够理解得了？!
实际上德国的老百姓也照样理解不了。德国的不动产买卖，是由律师替当事人拟定书面合同，买卖合同中除了房价、交房、付款这些买卖合同的内容之外，一定要再加上一句话：双方一致同意移转某套房屋的所有权于买受人某某某。合同中如果没有这一句话，在公证时公证员仍然要添上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就是所谓独立于买卖合同之外的物权行为(物权合同)。如果是普通动产买卖，不要求公证，也不要求书面合同，不可能写上双方一致同意移转标的物所有权那样的语句，法官将按照所谓默示条款理论，解释为：该项动产买卖，当然包含一个双方一致同意移转所有权的默示条款，即默示的物权合同。
可见，这是一种极端的、绝对化的逻辑设计。所以，合同法的起草人决定不采用他们这套理论，而是采用与绝大多数国家相同的思路和方案，在买卖合同一章，规定买卖合同直接发生物权变动(合同法第130、133条)，并在第51条规定无权处分合同(有效或者无效)。
请特别注意，不要看到第51条用了“处分”这个词，就说我们的民法、合同法接受了德国民法区分“处分行为”、“负担行为”那样的理论。第51条条文中所谓“处分”，是所有权定义当中的“处分”权能，而不是所谓“处分行为”。
我们的民法通则第71条规定所有权定义：“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合同法第51条所谓“处分”，就是所有权权能中的“处分”。这个处分，包括法律处分和事实处分，把财产卖掉或者赠与他人，这是法律处分；我们把食物吃掉，是事实处分。第51条所谓处分，是指所有权处分权能中的法律处分。
绝不可误认为，合同法第51条用了“处分”这个词，就等于接受了德国民法所谓物权行为(处分行为)独立性那一套理论。
要证明中国民法没有采用德国民法的那套理论，其有力证据，首先是合同法关于合同定义的条文。如果接受了这套理论，买卖合同定义应当这样规定：买卖合同，是使出卖人负担向买受人交货并移转所有权的债务、买受人负担向出卖人支付价款的债务的协议。
而我们的合同法130条规定的买卖合同定义是：“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一方移转标的物所有权于对方，对方支付价款，这就非常清楚、非常直截了当，把买卖合同看成金钱与所有权的交换，而不仅仅是看成产生交货付款的债权债务的协议。
合同法第133条更进一步明确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外，买卖合同的履行，直接发生标的物所有权转移。此外，更为有力的证据在物权法，我们的物权法立法方案明确规定不采纳物权行为(处分行为)独立性理论。物权法规定“原因行为与物权变动的区分原则”(第14、15条)，其所谓“原因行为”是指买卖合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等债权合同，所谓“物权变动”是指产权过户、抵押权设立、质权设立等不动产物权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的事实。
按照物权法关于不动产登记制度的规定(第10、11、12条)和有关行政规章，当事人仅凭生效的房屋买卖合同、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抵押权设立合同以及相关不动产权属证书、当事人身份证件，即可向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产权过户登记和抵押权设立登记，于是发生产权过户和抵押权设立的物权变动结果，自始至终没有给个别学者所谓“物权行为(处分行为)”的存在留下任何解释余地。
最后补充一点，当年合同法草案专家讨论会上，关于第51条无权处分合同规则，究竟是规定“处分(行为)无效”还是规定“合同无效”，曾经举过一个设例：假设某个外国人把我们的天安门城楼出卖给另一个外国人，按照不动产所在地管辖，由北京高院审理此案，能否设想北京高院当庭宣布判决：根据中国合同法某某条，本案买卖合同有效。显而易见，这是参与合同法起草、修改的学者、法官所不能接受的。
至此合同法第51条条文得以确定，直至合同法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获得通过，未再发生争论、未再做任何改动。
现在看来，我们的合同法第51条规定得非常好。日本政府买卖中国神圣领土鱼岛，根据中国合同法第51条买卖合同当然是无效的。假如当年制定合同法第51条规定处分行为无效、买卖合同有效，至少会使我们的政府和外交部面临某种尴尬局面。
当然最终解决鱼岛问题要靠我们国家的实力，靠我们的外交政策和智慧，不是靠某个法律规定。但事实说明，合同法起草人当初的选择和决定是正确的。中国合同法的制定，当然参考了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但并非盲目照搬，而是结合中国国情，有所选择、有所取舍、有所创造。中国的合同法，包括第51条，被公认为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合同法之一，绝非过誉之辞。
梁老师：我认为提问的同志对合同法第51条的理解不准确。按照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如果权利人不追认，事后处分人也没有得到处分权，该无权处分合同无效，合同无效以后，买受人的保护问题该怎么办呢？买受人的保护问题，规定在物权法第106条善意取得制度。
我们有些法院裁判无权处分合同案件，只判决合同有效、无效，至于判决合同无效之后是否发生善意取得，买受人能不能得到标的物所有权，就不管了。这样处理，我认为是不妥当的。因为我们的法律是互相联系的，如合同纠纷案件往往要涉及到物权法，物权法中又可能涉及到侵权法，债务纠纷案件不仅适用合同法，还可能适用继承法甚至婚姻法，更不用说经常会适用到民法通则。
物权法第106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即无权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
这就是善意取得制度，属于合同法第58条关于合同无效法律后果规定的特别法。合同法第58条是关于合同无效法律后果的一般规则，物权法第106条是关于(无权处分)合同无效法律后果的特别规则。
法庭审理合同案件，如果属于因违法导致合同无效，法庭依据合同法第52条关于违法无效的规定判决合同无效的同时，还应当(依职权)适用第58条处理合同无效的后果，处理恢复原状(相互返还)及损失分担问题。有的法官不是这样，只是判决合同无效，至于如何恢复原状就不管了，认为合同无效后当事人要求恢复原状须另行提起请求返还财产之诉。
这样的认识和做法当然是错误的，属于死抠条文，没有正确理解法律内部的逻辑关系。
刚才谈到，合同法第58条是合同无效法律后果的一般规则，物权法第106条是合同无效法律后果的特别规则。但须特别注意，物权法第106条规定的此项特别规则的适用范围，仅限于无权处分合同被确认无效的案型。
此外的合同无效案型，例如根据合同法第52条确认合同无效，及无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因法定代理人未追认而无效(合同法第47条)，均不发生善意取得问题，绝无适用物权法第106条的可能。
法庭审理无权处分他人财产合同案件，在依据第51条判决确认合同无效情形，买受人有权根据物权法第106条主张善意取得。主张善意取得，属于无权处分合同无效情形法律赋予买受人的权利，当然他也有权放弃此项权利。
因此，如果买受人主张善意取得，法庭即应适用物权法第106条，审查是否符合善意取得的要件，如经审查认定符合规定的要件，即应依据物权法第106条判决买受人善意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经审查认定不符合善意取得的要件，则应依据物权法第106条判决驳回买受人关于善意取得的主张，并且直接适用合同法第58条判决恢复原状(相互返还财产)及损失分担。
如买受人未主张善意取得，法庭应当认为买受人放弃权利，而直接适用合同法第58条处理合同无效的后果，既不能依职权适用物权法第106条，也不能就买受人是否主张善意取得进行释明。
当然，如果权利人予以追认或者处分人事后获得了处分权，法庭依据合同法第51条判决确认合同有效，本案就与物权法没有关系了，买受人可以直接根据有效合同的履行(动产须交付、不动产须办理过户登记)得到所有权。
我们的法庭依据合同法第51条认定合同无效，再依据物权法第106条判决善意的买受人得到所有权，得到所有权的时间就是判决生效的时间。至于怎么判断善意呢？应区分动产和不动产，不动产在善意取得制度当中所说的善意，是指买受人“信赖不动产登记”。
例如李四买房子，他看到登记簿上记载张三是所有权人，而实际上张三不是所有权人，但李四不知道张三实际上不是所有权人，他信赖登记簿的记载相信张三是所有权人，而与张三订立买卖合同购买了这套房子，这个买受人李四就是善意。登记簿的记载与实际产权状况不一致的情形有的是，例如有的人委托朋友买房子，受委托人就干脆登记在自己名下，这样登记簿上的权利人和实际的权利人就不一致。
这种情况下，张三只是这套房子的名义所有人而不是真正所有人，张三出卖房子的时候，买受人相信了产权证和产权登记簿的记载，而从张三手里购买了这套房子，因为物权法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的根据(第16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不动产物权的证明(第17条)，因此信赖不动产登记和产权证的买受人属于善意。
这个买卖合同属于无权处分合同，按照合同法第51条，权利人没有追认，处分人事后也没有得到处分权，法庭依据合同法第51条认定买卖合同无效，但是买受人是善意，法庭又依据物权法第106条，判决买受人得到房屋所有权。
在标的物是动产情形的“善意”，是指买受人信赖动产的占有。例如张三的手机借给李四，李四将手机卖给王五。王五看见李四占有手机，就相信李四是手机的所有权人，于是同李四订立买卖合同购买了这部手机。按照物权法第23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
所谓“交付”，指移转动产的占有，因此动产的“占有”具有权利推定的效力。买受人看见李四占有这部手机，于是相信李四是这部手机的所有权人，是出于对占有的信赖，因此属于善意。
此外，在判断动产买受人是否善意时，不能仅凭占有，还要考虑交易价格和交易场所。例如，有人在街头巷尾以很低的价格向行人兜售手机，你应当怀疑他是偷的或者捡的，你不能买，你要贪便宜买了，你就不构成善意。
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全文及逐条解读
第二十一条在试用期中，除有证据证明劳动者不符合录用条件外，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逐条解读。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说明理由。
【解读】本条是关于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限制的规定。
试用期用人单位随意解除劳动合同的现象严重。有些单位利用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相对容易的情况，任意解除，走马观花式地更换试用人员。有的餐饮业单位好像永远在招聘，永远在试用劳动者，招聘的人员竟有90%以上，甚至是100%都不合格。这是用人单位热衷于约定试用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立法征求意见过程中，有的建议明确规定在试用期内，除非法定事由用人单位不得任意解除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要提前通知，并规定相应的经济补偿。
为遏制部分用人单位恶意使用试用期，劳动合同法做出了针对性规定，在试用期中，除有证据证明劳动者不符合录用条件外，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说明理由。
这意味着用人单位在试用期中，要解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合同，必须有证据，有理由，证明劳动者哪些方面不符合录用条件，为什么不合格。如果用人单位恶意使用劳动者，不尽应尽的义务，劳动者诉诸法律时，用人单位要承担败诉的风险。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用人单位支付赔偿金后，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
用人单位应尽的义务是多方面的，比如意大利法律中有实习期的规定，实习期的设置主要是为了对年轻劳动者进行培训。必须保证每年不少于一百二十小时的脱产培训，培训可以在企业内进行，也可以在企业外进行。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项和劳动法中都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通常情况下，这是用人单位的权利。试用期是指用人单位对新招用的劳动者进行思想品德、劳动态度、实际工作能力、身体状况等进行进一步考察的时间期限。根据劳动法的规定，劳动合同可以约定试用期，其期限的长短由企业根据劳动合同期限的长短、工种的实际情况确定，但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在试用期内，如果发现职工有不符合录用条件的，如身体条件、受教育程度、实际工作能力不符合录用条件，企业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以保证职工队伍的素质。
同时，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中和劳动法第三十二条中均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内可以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这说明，在试用期内依法解除劳动合同也是劳动者的权利。
第十四条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有下列情形之一，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劳动合同的，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一)劳动者已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
(三)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本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续订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解读】本条是关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
一、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含义。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
由于缺乏对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的正确认识，不少人认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铁饭碗”、“终身制”，认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一经签订就不能解除，合同范本《劳动合同法逐条解读》。因此，很多劳动者把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视为“护身符”，千方百计要与用人单位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则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看成了“终身包袱”，想方设法逃避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法律义务。
这里所说的无确定终止时间，是指劳动合同没有一个确切的终止时间，劳动合同的期限长短不能确定，但并不是没有终止时间。只要没有出现法律规定的条件或者双方约定的条件，双方当事人就要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规定的义务。一旦出现了法律规定的情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也同样能够解除。
二、如何解除和变更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也是劳动合同的一种类型，在履行过程中，任何一方由于某种原因希望或已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另一方只要表示同意，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就可以依据本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当法律规定的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出现，或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出现，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就可以依法定条件或约定条件解除。如劳动者有本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情形之一出现时，用人单位就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有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时，劳动者就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由此可见，无固定期限合同并不是没有终止时间的“铁饭碗”，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都可以依法解除劳动合同。
另外，有很多错误观点认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不能变更的“死合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其他类型的合同一样，也适用劳动法与本法的协商变更原则。按照劳动法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除了劳动合同期限以外，双方当事人还可以就工作内容、劳动报酬、劳动条件和违反劳动合同的赔偿责任等方面协商，进行变更。在变更合同条款时，应当按照自愿、平等原则进行协商，不能采取胁迫、欺诈、隐瞒事实等非法手段，同时还必须注意变更后的内容不违法，否则，这种变更是无效的。
三、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优势。
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劳动者可以长期在一个单位或部门工作。这种合同适用于工作保密性强、技术复杂、工作又需要保持人员稳定的岗位。这种合同对于用人单位来说，有利于维护其经济利益，减少频繁更换关键岗位的关键人员而带来的损失。对于劳动者来说，也有利于实现长期稳定职业，钻研业务技术。
四、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订立。
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有两种情形。
(一)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根据本法规定，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只要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没有采取胁迫、欺诈、隐瞒事实等非法手段，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就可以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二)在法律规定的情形出现时，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劳动合同的，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无固定期限合同一经签订，双方就建立了一种相对稳固和长远的劳动关系，只要不出现法律规定的条件或者双方约定的条件，劳动合同就不能解除。因此，法律对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签订条件作了严格的规定，当事人一方并不能随意的要求签订或者拒绝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根据本条规定，只要出现了本条规定的三种情形，在劳动者主动提出续订劳动合同或者用人单位提出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同意的情况下，就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种续订劳动合同意愿的主动权掌握在劳动者手中，无论用人单位是否同意续订劳动合同，只要劳动者提出，用人单位就必须同意续订，而且是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如果用人单位提出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有权不同意。劳动者同意的，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两种情形如下：
1、劳动者已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必须在同一单位连续工作了十年以上，是这个情形的最基本的内容。具体是指劳动者与同一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的期限不间断达到十年。如有的劳动者在用人单位工作五年后，离职到别的单位去工作了两年，然后又回到了这个用人单位工作五年。虽然累计时间达到了十年，但是劳动合同期限有所间断，不符合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条件。劳动者工作时间不足十年的，即使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也有权不接受。法律作这样的规定，主要是为了维持劳动关系的稳定。如果一个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工作了十年，就能说明他已经能够胜任这份工作，而用人单位的这个工作岗位也确实需要保持人员的相对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劳动者愿意，用人单位应当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维持较长的劳动关系。
2、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或者国有企业改制重新订立劳动合同时，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十年的。劳动合同制是以签订劳动合同的形式，明确规定用工单位和劳动者双方的权力、责任、利益，把用工与经济责任制相结合的一种新的用工制度劳动合同制度。1986年7月，我国决定改革国营企业的劳动用工制度，自1986年10月1日起，国营企业在新招收工人中普遍推行劳动合同制。随着劳动法合同法的施行,劳动合同制度在各类企业当中广泛推行。国有企业改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内容，企业通过改变企业形态，改变企业股权结构，改变企业的基本制度，转变为符合自身特点的企业资产组织形式。
合同法全文司法解释
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
合同法司法解释五全文
第二条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
第三条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
第四条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七条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二章合同的订立。
第九条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当事人依法可以委托代理人订立合同。
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第十一条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
第十二条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
(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
(二)标的;。
(三)数量;。
(四)质量;。
(五)价款或者报酬;。
(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
(七)违约责任;。
(八)解决争议的方法。
当事人可以参照各类合同的'示范文本订立合同。
第十三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
第十四条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内容具体确定;。
(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
第十五条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
商业广告的内容符合要约规定的，视为要约。
第十六条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
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收件人指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间;未指定特定系统的，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视为到达时间。
第十七条要约可以撤回。撤回要约的通知应当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前或者与要约同时到达受要约人。
第十八条要约可以撤销。撤销要约的通知应当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到达受要约人。
第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不得撤销：
(一)要约人确定了承诺期限或者以其他形式明示要约不可撤销;。
(二)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已经为履行合同作了准备工作。
第二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失效：
(一)拒绝要约的通知到达要约人;。
(二)要约人依法撤销要约;。
(三)承诺期限届满，受要约人未作出承诺;。
(四)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
第二十一条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
第二十二条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
第二十三条承诺应当在要约确定的期限内到达要约人。
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全文及逐条解读
无论什么理由解聘，都要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
补偿方法，按劳动者在该单位的工作年限，每满1年支付1个月工资。
6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按1年计算;不满6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
对高端劳动者的经济补偿有适当限制，最高标准是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倍，补偿年限最多。
如果劳动者提出辞职，要求解除合同，要履行告知义务，须提前30天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试用期内提前3天通知)。
不提前通知，造成经济损失的，用人单位举出证据，劳动者就要赔偿。
发生纠纷、争议，能协商解决的协商解决，解决不了的可以调解。
现在立法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这方面强化了，企业有调解，地方劳动部门有调解，但调解是自愿的。
调解不成，需要劳动争议仲裁。
对仲裁不服，可以提请诉讼。
依法可以解除合同，但要按规定补偿。
无论是国企还是国家机关，都有个别“磨洋工”的现象存在。
《劳动合同法》规定，对于完不成工作任务，不胜任工作，换一个工作地方仍完不成的，可以解聘。
但要有考核标准，要有明确规定。
合同法司法解释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为正确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根据《劳动法》，和《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之规定，就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作如下解释。
第一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发生的下列纠纷，属于《劳动法》第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一)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
(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已形成劳动关系后发生的纠纷;。
(三)劳动者退休后，与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原用人单位因追索养老金、医疗费、工伤保险待遇和其他社会保险费而发生的纠纷。
第二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当事人申请仲裁的事项不属于劳动争议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分别情况予以处理:。
(一)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应当受理;。
(二)虽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但属于人民法院主管的其他案件，应当依法受理。
第三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六十日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第四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申请仲裁的主体不适格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经审查，确属主体不适格的，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
第五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为纠正原仲裁裁决错误重新作出裁决，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六条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劳动合同法全文。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第七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的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范围，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
第八条劳动争议案件由用人单位所在地或者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劳动合同履行地不明确的，由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第九条当事人双方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同一仲裁裁决，均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先起诉的一方当事人为原告，但对双方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应当一并作出裁决。
当事人双方就同一仲裁裁决分别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后受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案件移送给先受理的人民法院。
第十条用人单位与其它单位合并的，合并前发生的劳动争议，由合并后的单位为当事人;用人单位分立为若干单位的，其分立前发生的劳动争议，由分立后的实际用人单位为当事人。
用人单位分立为若干单位后，对承受劳动权利义务的单位不明确的，分立后的单位均为当事人。
第十一条用人单位招用尚未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原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劳动争议，可以列新的用人单位为第三人。
原用人单位以新的用人单位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可以列劳动者为第三人。
原用人单位以新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共同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新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列为共同被告。
第十二条劳动者在用人单位与其他平等主体之间的承包经营期间，与发包方和承包方双方或者一方发生劳动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应当将承包方和发包方作为当事人。
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第十四条劳动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后，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付出的劳动，一般可参照本单位同期、同工种、同岗位的工资标准支付劳动报酬。根据《劳动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由于用人单位的原因订立的无效合同，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比照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支付标准，赔偿劳动者因合同无效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第十五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相比看男方婚育证明格式。迫使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和经济补偿，并可支付赔偿金:。
(一)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的;。
(二)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提供劳动条件的;。
(三)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
(四)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
(五)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
第十六条劳动合同期满后，劳动者仍在原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表示异议的，视为双方同意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一方提出终止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根据《劳动法》第二十条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未签订的，人民法院可以视为双方之间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并以原劳动合同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第十七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后，当事人对裁决中的部分事项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不发生法律效力。
第十八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多个劳动者的劳动争议作出仲裁裁决后，部分劳动者对仲裁裁决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裁决对提出起诉的劳动者不发生法律效力;对未提出起诉的部分劳动者，发生法律效力，如其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十九条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四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
第二十条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等处理，或者因其他原因解除劳动合同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予以撤销。
对于追索劳动报酬、养老金、医疗费以及工伤保险待遇、经济补偿金、培训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等案件，给付数额不当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变更。
第二十一条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作出的发生。
文档为doc格式。
合同法司法解释二14
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二)》)，记者近日采访了最高法院民二庭负责人。
答：《公司法司法解释(二)》源于我庭年初开始起草的《关于审理涉及企业法人解散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企业法人解散司法解释》)。启动该司法解释的主要考虑是，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企业法人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在参与市场竞争时不仅要遵循准入规则，退出市场也要有完备的规制。
但是，多年来，理论界、实务界和司法界对法人解散和终止关系认识不一致，导致很多企业法人出现解散事由后，不及时清算，甚至故意借解散之机逃废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这种现象的泛滥，不仅严重扰乱了经济秩序，而且极大地破坏了法人制度。基于建立一个健康、有序的法人退出机制，保护公司债权人合法权益、统一执法尺度等目的，我们启动了该司法解释的调研和起草工作。
2月，《企业法人解散司法解释》(送审稿)完成并已提交审判委员会拟讨论时，恰逢公司法进行大规模修订，修订后的公司法在原公司法基础上对公司解散和清算部分进行了调整。考虑到随着我国企业改制的不断深化，公司制企业法人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中最主要的企业类型，同时，为了与修订后的公司法衔接，我们在原《企业法人解散司法解释》(送审稿)基础上，针对人民法院审理公司制企业法人解散和清算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制定专门的司法解释，以统一执法尺度，指导全国审判工作。
答：作为公司诉讼中特殊类型的案件，人民法院受理股东请求解散公司诉讼案件，除要审查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还需从股东据以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事由、股东的资格，以及是否满足前置性程序三个方面进行考虑。
首先，股东据以起诉的理由必须是公司法规定的“公司经营管理出现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事由。《公司法司法解释(二)》明确列举了四种情形。这四种情形主要体现的是股东僵局和董事僵局所造成的公司经营管理上的严重困难，即公司处于事实上的瘫痪状态，体现公司自治的公司治理结构完全失灵，不能正常进行经营活动，如果任其继续存续下去，将会造成公司实质利益者即股东利益的损失，在这种情形下，应当赋予股东提起解散公司诉讼、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救济渠道。
如果股东在提起解散公司诉讼时，其起诉理由表述为公司经营严重亏损、或者其股东权益受到侵害，或者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未进行清算等，因不属于公司法所规定的解散公司诉讼案件提起的事由，因此在受理环节即应将之拒之门外。应当明确，本条列举的四项事由，一方面是解散公司诉讼案件受理时形式审查的依据，另一方面也是判决是否解散公司时实体审查的标准。
其次，公司法明确规定，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有权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如果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股东不具备上述持股条件的，法院对其诉请不予受理。鉴于公司法做此规定系出于防止个别股东恶意诉讼的目的，以期通过对股东所持股份比例的限制，在起诉股东和其他股东之间寻求一种利益上的平衡，因此，《公司法司法解释(二)》规定单独持有或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多个)股东，均可提起解散公司诉讼。
最后，对于公司法所规定的“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这个前置性条件，司法解释中没有再作解释，但我们认为，公司法之所以做此规定，是基于对公司永久存续性特征考虑的，即当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时，还是寄希望于公司能够通过公司自治等方式解决股东、董事之间的僵局，从而改变公司瘫痪状态，而不轻易赋予股东通过司法程序强制解散公司的权利。因此，人民法院在受理解散公司诉讼案件时，还是有必要审查这个条件是否成就。
当然，对于何为“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人民法院可能更多的是形式审查，对于起诉股东而言，其声明应归结为其已经采取了能够采取的其他方法而不能得到解决，“不得不”寻求司法救济的表述，该前置性程序的意义更多在于其导向性。
答：股东请求解散公司和申请法院对公司进行清算,这是两个独立的诉请。司法解释之所以规定法院在受理股东提起的解散公司诉讼时暂不受理其提出的清算申请，原因在于：
第二，股东在提起解散公司诉讼时，公司解散的事实并未发生，公司是否解散尚需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予以确定。
而且，即使法院判决解散后，按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原则上仍应由公司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自行清算，只有在公司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时，方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清算。
问：司法解释为什么要对股东提起解散公司诉讼时申请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作特别规定?
答：解散公司诉讼是变更之诉，其判决生效后仅仅是变更了原有的法律关系，而无财产给付的内容，不存在强制执行问题，因此从理论上讲，审理解散公司诉讼案件应无财产保全事项。但我们考虑，股东提起解散公司诉讼是基于股东之间或董事之间的僵局，虽然判决解散后，公司可以自行清算，但因股东之间矛盾尖锐，最终大多会启动强制清算程序。因此，为了将来公司强制清算的顺利进行和股东利益的保护，我们对变更之诉下的财产保全作出了例外规定。
另外，从兼顾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利益、防止个别股东滥诉给公司和其他股东造成不必要损失的角度考虑，《公司法司法解释(二)》规定，人民法院在此情形下进行财产保全应当要求股东提供相应的担保，且以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为前提。对于解散公司诉讼下证据保全的规定，更多也在于将来公司清算的需要，与一般案件证据保全的目的有所差别。
问：股东请求解散公司案件被告应该是公司还是其他股东?
答：鉴于解散公司诉讼案件性质上属于变更之诉，系变更股东和公司之间的出资与被出资的法律关系，属有关公司组织方面的诉讼，因此，股东请求解散公司诉讼的被告应当是公司。股东之间关于出资设立公司的协议随着公司的成立已经履行完毕，不存在解除设立协议的问题，因此其他股东不应作为解散公司诉讼案件的被告。考虑到解散公司诉讼案件，一是可能影响到其他公司股东的利益，二是基于有关调解工作尚需其他股东参与诉讼，因此，原告提起解散公司诉讼时应当告知其他股东，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其他股东可以以共同原告或者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
答：基于公司永久存续性特征，一般情况下，只要公司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在其非自愿解散时，公权力机关应尽可能不去强制其解散。因此，在公司股东或董事出现僵局时，只要尚有其他途径能够解决矛盾，应尽可能采取其他方式解决，从而使公司免于遭受解散。这也是公司法之所以规定“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时，股东才能诉请解散公司的原因。
我们认为，即便股东依法诉诸于人民法院，法院仍有必要通过公权力的介入，尽可能通过股东离散而非公司解散的方式来解决股东之间的矛盾。基于此，司法解释强调，人民法院在审理解散公司诉讼时应当特别注重调解。
判决驳回原告股东的诉讼请求的，因人民法院对原告据以提起解散公司的具体事实和理由已经作出了生效判决，在其据以主张解散公司的事实和理由不能得到法院支持的情况下，根据一事不再理的原则，提起该诉讼的股东和公司的其他股东不能再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散公司。
这里应当注意两个问题：第一，“同一事实和理由”系指“同一个”事实和理由，而非“同类”事实和理由。第二，之所以将“提起该诉讼的股东”和“公司其他股东”分别列举表述，意在强调对其他股东的法律约束力，即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股东的诉讼请求后，不仅该原告股东不得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其他公司股东亦不得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起解散公司诉讼。
答：公司解散是指引起公司人格消灭的法律事实。除公司因合并、分立需要解散的外，公司因本身不能存续的事由导致的解散是公司终止的原因和前奏，或者说是公司终止程序的一个环节。公司解散并不立即导致公司人格的消灭，而是应当停止积极活动，进入清算程序了结公司既有的法律关系，进入最终目标为公司消灭的.事实状态和法律状态。
公司在清算目的范围内视为依然存续,清算中的公司与解散事由出现前的公司在法律人格上是同一民事主体。对此，公司法已经作出明确规定。
在此基础上，司法解释明确，公司出现解散事由、依法清算完毕前，有关公司的民事诉讼，仍应以公司自己的名义进行。
公司解散后依法成立的清算组取代原公司执行机关，行使清算中公司的代表及执行机关的职能，对内执行清算事务，对外代表公司了结债权债务，在清算目的范围内，与解散事由出现前公司的机关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因此，公司出现解散事由、依法清算完毕前，有关公司的民事诉讼，成立清算组的，应当由清算组负责人代表公司参加诉讼活动;没有成立清算组的，则仍由原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参加诉讼活动。
答：公司解散后原则上应当自行组织清算，公司未自行清算的，基于对有关权利人利益保护以及社会经济秩序维护的考虑，公司法赋予了债权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清算的权利。公司清算案件，性质上属于非讼案件，类似于我们熟悉的破产案件，只不过由于启动的原因和进行的清算程序不同，人民法院介入的程度不同而已。
因强制清算受理的理论前提还是公司资产足以偿还全部债务，因此，在这种清算程序中人民法院介入的程度相对于破产清算而言非常有限。人民法院在强制清算中主要职责包括指定和更换清算组成员、确认清算方案和清算报告、决定是否延长清算期限、裁定终结强制清算程序。
应当注意的是，公司清算案件不是法院指定完清算组成员就审结了，而是需要监督整个清算程序完毕、裁定终结清算程序后，案件才算审结。《公司法司法解释(二)》一是将清算组故意拖延清算，以及有其他违法清算、可能严重损害公司股东或者债权人利益的行为这两种情形均作为申请强制清算的事由(事实上系自行清算向强制清算的转化);二是将强制清算的申请主体扩大到股东。
另一方面，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竞争中不再具有活力的公司，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也需要通过合法的途径尽快消灭既成法律关系，打破旧的公司形式，将原公司名下集合的各种生产要素和其他有效的社会资源解放出来，通过资本市场的优化组合，重归生产要素市场，使有限的社会资源得以充分利用，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
因此，如果公司清算中出现破产原因时，债权人能够基于意思自治自行协商通过债务清偿方案，则无必要当然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如果当然进入破产程序，对于公司的债权人而言，由于破产程序的费时、费力、费钱，其所获得的利益不一定高于公司清算中及时协商所获得的利益。
因此，在公司强制清算中设置协商机制解决债务清偿问题是非常必要的。这个制度设置的根本目的在于清算效率的追求，即以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通过协商方式确定债务的清偿以尽快了结清算程序，节约经济成本，同时实现破产程序下解决的公平受偿问题。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中均有类似的制度。
司法解释仅就进入司法程序的强制清算中的协商作出了规定，自行清算因自始并未进入司法程序，因此未作规定。公司自行清算的，只要不损害有关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利，又经全体债权人一致同意的，适用上述协商机制应该不为法律所禁止。
答：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是我们这个司法解释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公司解散后应当清算而不清算，甚至故意借解散之机逃废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并危害社会经济秩序。我们对清算义务人及其怠于履行清算义务民事责任的界定，旨在强化清算义务人依法清算的法律责任，建立一个健康、有序的法人退出机制。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解散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有义务及时启动清算程序对公司进行清算，即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控股股东应为公司解散后的清算义务人。清算义务人应当清算而没有清算时，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对此，《公司法司法解释(二)》作了明确规定。规定清算义务人的民事责任，目的在于督促清算义务人依法组织清算，规范法人退出机制，保护债权人的应有利益，以解决我国目前实践中该清算不清算的突出问题。如此规定除了有事后救济的法律价值外，更多的价值在于警示、引导作用。
二是在规定清算义务人该清算不清算要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后，清算义务人会在借解散逃废债务(承担上述清算义务人民事责任)和依法清算了结公司债务(享有有限责任庇护)中进行利益权衡的，如果其仍然选择该清算不清算的，则说明其愿意承担这样的后果，因此，根本不用担心这样规定会损害清算义务人的权益。
答：清算组负责整个清算工作，因此，其在从事清算事务时能否依法进行直接决定着公司能否依法清算，意义非常重大。因我国公司法下尚无清算人的概念，因此，当清算组从事清算事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时，其民事责任落实到清算组成员身上。在对外关系上，清算组成员的责任应该是连带责任。
因公司清算过程中，公司实质上为清算组所控制，因此完全可能出现类似公司正常存续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制公司时，因其自身违法行为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其不可能主动以公司名义向自己主张权利的情形。
因此，当清算组成员在清算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公司造成损失时，如果公司怠于向清算组成员主张权利的，股东有权参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在公司清算期间的特殊体现。
当公司已经因清算完毕而注销终止后，股东发现清算组成员从事清算事务不当造成其损失的(无剩余财产分配或者数额不足)，亦可参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直接向清算组成员主张权利。
合同法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65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65次会议通过)。
为正确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之规定，就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作如下解释。
第一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发生的下列纠纷，属于《劳动法》。
第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一)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
(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已形成劳动关系后发生的纠纷;。
(三)劳动者退休后，与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原用人单位因追索养老金、医疗费、工伤保险待遇和其他社会保险费而发生的纠纷。
第二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当事人申请仲裁的事项不属于劳动争议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分别情况予以处理：
(一)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应当受理;。
(二)虽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但属于人民法院主管的其他案件，应当依法受理。
第三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
第八十二条之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____日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第四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申请仲裁的主体不适格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经审查，确属主体不适格的，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
第五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为纠正原仲裁裁决错误重新作出裁决，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六条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第七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的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范围，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
第八条劳动争议案件由用人单位所在地或者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劳动合同履行地不明确的，由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第九条当事人双方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同一仲裁裁决，均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先起诉的一方当事人为原告，但对双方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应当一并作出裁决。
当事人双方就同一仲裁裁决分别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后受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案件移送给先受理的人民法院。
第十条用人单位与其它单位合并的，合并前发生的劳动争议，由合并后的单位为当事人;用人单位分立为若干单位的，其分立前发生的劳动争议，由分立后的实际用人单位为当事人。
用人单位分立为若干单位后，对承受劳动权利义务的单位不明确的，分立后的单位均为当事人。
第三人。
原用人单位以新的用人单位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可以列劳动者为。
第三人。
原用人单位以新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共同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新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列为共同被告。
第十二条劳动者在用人单位与其他平等主体之间的承包经营期间，与发包方和承包方双方或者一方发生劳动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应当将承包方和发包方作为当事人。
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第十四条劳动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后，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付出的劳动，一般可参照本单位同期、同工种、同岗位的工资标准支付劳动报酬。
根据《劳动法》。
第九十七条之规定，由于用人单位的原因订立的无效合同，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比照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支付标准，赔偿劳动者因合同无效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第十五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迫使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和经济补偿，并可支付赔偿金：
(一)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的;。
(二)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提供劳动条件的;。
(三)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
(四)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
(五)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
第十六条劳动合同期满后，劳动者仍在原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表示异议的，视为双方同意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一方提出终止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根据《劳动法》。
第二十条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未签订的，人民法院可以视为双方之间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并以原劳动合同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第十七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后，当事人对裁决中的部分事项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不发生法律效力。
第十八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多个劳动者的劳动争议作出仲裁裁决后，部分劳动者对仲裁裁决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裁决对提出起诉的劳动者不发生法律效力;对未提出起诉的部分劳动者，发生法律效力，如其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十九条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
第四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
第二十条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等处理，或者因其他原因解除劳动合同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予以撤销。
对于追索劳动报酬、养老金、医疗费以及工伤保险待遇、经济补偿金、培训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等案件，给付数额不当的，人民法院可以予以变更。
第二百一十七条之规定，裁定不予执行：
(一)裁决的事项不属于劳动争议仲裁范围，或者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
(二)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三)仲裁员仲裁该案时，有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
(四)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劳动争议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
合同法司法解释二
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本条是关于法定解除合同的规定。如前所述，合同解除的条件为法律直接规定的，其解除为法定解除。在法定解除中，有的以适用于所有合同的条件为解除条件，有的则仅以适用于特定合同的条件为解除条件。前者为一般法定解除，后者为特别法定解除。
本条规定的解除合向的条件有：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的目的的。
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该合同失去积极意义，失去价值，应予以消灭。我国合同法允许当事人通过行使解除权的方式将合同解除。通过什么途径消灭，各国立法并不一致，本条允许当事人通过行使解除权的方式将合同解除，由于通过解除程序，当事人双方能够互通情况，互相配合，积极采取救济措施，因此具有优越性。
何谓不可抗力，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二、因预期违约。
因预期违约解除合同，指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对方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预期违约分为明示违约和默示违约。
所谓明示违约，指合同履行期到来之前，一方当事人明确肯定地向另一方当事人表示他将不履行合同。所谓默示违约，指合同履行期限到来前，一方当事人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另一方当事人在履行期限到来时，将不履行或者不能履行合同，而其又不愿提供必要的履行担保。
预期违约，降低了另一方享有的合同权利的价值，如果在一方当事人预期违约的情况下，仍然要求另一方当事人在履行期间届满才能主张补救，将给另一方造成损失。允许受害人解除合同，受害人对于自己尚未履行的合同可以不必履行，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三、因迟延履行。
迟延履行，又称债务人迟延，是指债务人能够履行，但在履行期限届满时却未履行债务的现象。它作为合同解除的条件，因合同的性质不同而有不同的限定。
(1)、根据合同的性质和当事人意思表示，履行期限在合同的内容上不特别重要时，即使债务人在迟延履行，也不至于使合同落空，在这种情况下，原则上不允许债权人立即解除合同，而由债权人向债务人发出履行催告，给他规定一个宽限期，债务人在宽限期届满仍未履行的，债权人有权解除合同。
(2)、根据合同的性质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履行期限在合同的内容上特别重要时，债务人迟延履行、不需经催告债权人即可解除合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此一项规定了两种情形。前半句规定的是定期债务。所谓定期债务，是指合同的履行期限对于债权人合同目的的实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债务人不在某一特定时间履行，将会使以后的履行对债权人毫无意义，从而使债权人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在此情形，债权人无须催告即可解除合同。后半句规定的其他违约行为，如果达到了使对方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程度，尽管法律在该处没有明确规定解除权，对方当事人也可以此限规定取得解除权。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解除情形。
这是一个兜底条款。除了上述四种法定解除情形，本法还规定了其他解除合同的情形。比如，因行使不安抗辩权而中止履行合同，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末恢复履行能力，也末提供适当担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请求解除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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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司法解释
第一条融资租赁合同包括直接租赁、回租赁、转租赁合同以及当事人约定的其他租赁方式。
回租赁合同是指承租人将自有物件出卖给出租人，同时与出租人签定一份融资租赁合同，再将该物件从出租人处租回的出卖人与承租人为同一人的融资租赁合同。
转租赁合同是指以同一物件为标的物的多次租赁的融资租赁合同。在转租赁中，上一租赁合同的承租人同时又是下一租赁合同的出租人，称为转租人。转租人从其他出租人处租入租赁物件再转租给第三人，转租人以收取租金差为目的的租赁形式。租赁物件的所有权归第一出租人。
第二条融资租赁合同中的承租人与租赁物的实际使用人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将实际使用人列为案件的当事人。
转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中，第一出租人仅以转租人为被告的，人民法院应当允许。
第三条融资租赁合同的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法院管辖。当事人未选择管辖法院的，应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租赁物的使用地点为融资租赁合同的履行地。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有多个被告的，原告可以选择其中一个被告的所在地法院作为管辖法院。
第四条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涉外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的当事人没有协议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的，适用承租人所在地的法律。
第五条当事人因融资租赁合同租金欠付争议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其权利的期限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五条的规定，自承租人欠付租金应付日的次日起计算。
融资租赁合同履行期不超过四年的，出租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其权利的期限自承租人欠付的最后一期租金到期日的次日起计算。
第六条除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外，出租人未经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取得融资租赁经营范围，与承租人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或其相关条款无效：
第七条出租人虽未经批准取得融资租赁经营范围，但以出售本企业产品为目的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有效。
第八条取得融资租赁经营范围的融资租赁公司签订的回租赁合同有效。
回租赁合同的出卖人出卖他人财产，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经权利人追认或者出卖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回租赁合同有效。
以监管物为回租赁物的，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经监管部门批准的，回租赁合同有效。
第九条以不动产为租赁物的融资租赁合同无效，但租赁物成为土地的附着物或已经嵌入土地内不在此限。
第十条租赁物从境外购买，合同当事人约定用外币支付租金的，应认定有效。出卖人、出租人和承租人是中国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租赁物在境内购买，约定使用外汇支付租金并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的，应认定有效。
第十一条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为境内融资租赁合同提供的外汇担保有效。
第十二条依照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融资租赁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应区分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四)回租赁合同被确认无效的，出租人无权要求返还租赁物。因承租人的过错造成回租赁合同无效的，出租人有权要求承租人偿还购置租赁物的款项及法定利息;因出租人的过错造成回租赁合同无效的，承租人应当偿还出租人购置租赁物的款项，但有权要求出租人赔偿其因回租赁合同无效造成的损失。
第十三条承租人未经出租人书面同意将租赁物进行抵押、转让、转租或投资入股，其行为无效。出租人有权收回租赁物，并要求承租人赔偿损失。因承租人的行为给第三人造成损失的，第三人有权要求承租人赔偿。
三、权利和义务。
第十四条承租人妥善保管、使用租赁物，以使租赁物保持交付时的状态为标准，但合理损耗及当事人商定的.对设备的任何改装除外。
第十五条出租人有权将其对租赁物的所有权或其在融资租赁合同中的全部或部分权利转让给第三方，但以不减损承租人在该融资租赁合同中的任何权利为条件。
第十六条出卖人交付租赁物以后，出租人干预承租人对租赁物的占有和使用，或者擅自取回租赁物，因此造成承租人财产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七条回租赁合同的承租人应当保证出租人对租赁物的所有权没有瑕疵，并在租赁物的买卖合同成立后对租赁物所有权转移进行公示。
第十八条买卖合同出卖人不履行义务，出租人无过错的，对义务人的索赔方案、索赔证据、索赔要求由承租人提出，索赔的费用和结果，均由承租人承担和享有。
第十九条出租人未违反合同义务的，对出卖人的索赔不影响出租人向承租人行使收取租金的权利。
第二十条出租人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索赔逾期或索赔失败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一)利用自己的技能为承租人选择租赁物的;。
(二)利用自己的经验和判断为承租人选择出卖人的;。
(三)擅自变更承租人已经选定的租赁物的;。
(四)擅自变更承租人已经选定的出卖人的;。
(五)明知或者应当知道租赁物有瑕疵却不告知承租人的;。
(六)未转让对出卖人的索赔权，怠于行使索赔权的;。
(七)已经转让对出卖人的索赔权，在承租人行使索赔权时不予协助的。
第二十一条由于承租人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出租人要求收回租赁物的，应当对租赁物评估作价或拍卖，租赁物的价值不能弥补租金的部分，出租人有权要求承租人赔偿;租赁物的价值超过剩余租金以及其他费用的部分，承租人有权要求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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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司法解释四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当地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二零零九年七月七日。
当前，因全球金融危机蔓延所引发的矛盾和纠纷在司法领域已经出现明显反映，民商事案件尤其是与企业经营相关的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呈大幅增长的态势；同时出现了诸多由宏观经济形势变化所引发的新的审判实务问题。
人民法院围绕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要求，坚持“立足审判、胸怀大局、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指导方针，牢固树立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理念，认真研究并及时解决这些民商事审判实务中与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密切相关的普遍性问题、重点问题，有效化解矛盾和纠纷，不仅是民商事审判部门应对金融危机工作的重要任务，而且对于维护诚信的市场交易秩序，保障公平法治的投资环境，公平解决纠纷、提振市场信心等具有重要意义。
现就人民法院在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中的若干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慎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合理调整双方利益关系。
1、当前市场主体之间的产品交易、资金流转因原料价格剧烈波动、市场需求关系的变化、流动资金不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大量纠纷，对于部分当事人在诉讼中提出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请求，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公平原则和情势变更原则严格审查。
2、人民法院在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时，应当充分注意到全球性金融危机和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并非完全是一个令所有市场主体猝不及防的突变过程，而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在演变过程中，市场主体应当对于市场风险存在一定程度的预见和判断。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把握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条件，严格审查当事人提出的“无法预见”的主张，对于涉及石油、焦炭、有色金属等市场属性活泼、长期以来价格波动较大的大宗商品标的物以及股票、期货等风险投资型金融产品标的物的合同，更要慎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3、人民法院要合理区分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商业风险属于从事商业活动的固有风险，诸如尚未达到异常变动程度的供求关系变化、价格涨跌等。情势变更是当事人在缔约时无法预见的非市场系统固有的风险。
人民法院在判断某种重大客观变化是否属于情势变更时，应当注意衡量风险类型是否属于社会一般观念上的事先无法预见、风险程度是否远远超出正常人的合理预期、风险是否可以防范和控制、交易性质是否属于通常的“高风险高收益”范围等因素，并结合市场的具体情况，在个案中识别情势变更和商业风险。
4、在调整尺度的价值取向把握上，人民法院仍应遵循侧重于保护守约方的原则。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并非简单地豁免债务人的义务而使债权人承受不利后果，而是要充分注意利益均衡，公平合理地调整双方利益关系。
在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要积极引导当事人重新协商，改订合同；重新协商不成的，争取调解解决。为防止情势变更原则被滥用而影响市场正常的交易秩序，人民法院决定适用情势变更原则作出判决的，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通知》（法〔2009〕165号）的要求，严格履行适用情势变更的相关审核程序。
二、依法合理调整违约金数额，公平解决违约责任问题。
5、现阶段由于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影响，民商事合同履行过程中违约现象比较突出。
对于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所约定的过分高于违约造成损失的违约金或者极具惩罚性的违约金条款，人民法院应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等关于调整过高违约金的规定内容和精神，合理调整违约金数额，公平解决违约责任问题。
6、在当前企业经营状况普遍较为困难的情况下，对于违约金数额过分高于违约造成损失的，应当根据合同法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坚持以补偿性为主、以惩罚性为辅的违约金性质，合理调整裁量幅度，切实防止以意思自治为由而完全放任当事人约定过高的违约金。
7、人民法院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调整过高违约金时，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以违约造成的损失为基准，综合衡量合同履行程度、当事人的过错、预期利益、当事人缔约地位强弱、是否适用格式合同或条款等多项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综合权衡，避免简单地采用固定比例等“一刀切”的做法，防止机械司法而可能造成的实质不公平。
8、为减轻当事人诉累，妥当解决违约金纠纷，违约方以合同不成立、合同未生效、合同无效或者不构成违约进行免责抗辩而未提出违约金调整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就当事人是否需要主张违约金过高问题进行释明。
人民法院要正确确定举证责任，违约方对于违约金约定过高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非违约方主张违约金约定合理的，亦应提供相应的证据。合同解除后，当事人主张违约金条款继续有效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处理。
三、区分可得利益损失类型，妥善认定可得利益损失。
9、在当前市场主体违约情形比较突出的情况下，违约行为通常导致可得利益损失。根据交易的性质、合同的目的等因素，可得利益损失主要分为生产利润损失、经营利润损失和转售利润损失等类型。生产设备和原材料等买卖合同违约中，因出卖人违约而造成买受人的可得利益损失通常属于生产利润损失。
承包经营、租赁经营合同以及提供服务或劳务的合同中，因一方违约造成的可得利益损失通常属于经营利润损失。先后系列买卖合同中，因原合同出卖方违约而造成其后的转售合同出售方的可得利益损失通常属于转售利润损失。
10、人民法院在计算和认定可得利益损失时，应当综合运用可预见规则、减损规则、损益相抵规则以及过失相抵规则等，从非违约方主张的可得利益赔偿总额中扣除违约方不可预见的损失、非违约方不当扩大的损失、非违约方因违约获得的利益、非违约方亦有过失所造成的损失以及必要的交易成本。
存在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欺诈经营、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当事人约定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以及因违约导致人身伤亡、精神损害等情形的，不宜适用可得利益损失赔偿规则。
11、人民法院认定可得利益损失时应当合理分配举证责任。违约方一般应当承担非违约方没有采取合理减损措施而导致损失扩大、非违约方因违约而获得利益以及非违约方亦有过失的举证责任；非违约方应当承担其遭受的可得利益损失总额、必要的交易成本的举证责任。
对于可以预见的损失，既可以由非违约方举证，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情况予以裁量。
四、正确把握法律构成要件，稳妥认定表见代理行为。
12、当前在国家重大项目和承包租赁行业等受到全球性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影响比较明显的行业领域，由于合同当事人采用转包、分包、转租方式，出现了大量以单位部门、项目经理乃至个人名义签订或实际履行合同的情形，并因合同主体和效力认定问题引发表见代理纠纷案件。
对此，人民法院应当正确适用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表见代理制度的规定，严格认定表见代理行为。
13、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
14、人民法院在判断合同相对人主观上是否属于善意且无过失时，应当结合合同缔结与履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综合判断合同相对人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此外还要考虑合同的缔结时间、以谁的名义签字、是否盖有相关印章及印章真伪、标的物的交付方式与地点、购买的材料、租赁的器材、所借款项的用途、建筑单位是否知道项目经理的行为、是否参与合同履行等各种因素，作出综合分析判断。
五、正确适用强制性规定，稳妥认定民商事合同效力。
15、正确理解、识别和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关系到民商事合同的效力维护以及市场交易的安全和稳定。人民法院应当注意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之规定，注意区分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
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
16、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法律法规的意旨，权衡相互冲突的权益，诸如权益的种类、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规制的对象等，综合认定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如果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如果强制性规定规制的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某种类型的合同行为，或者规制的是某种合同的履行行为而非某类合同行为，人民法院对于此类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慎重把握，必要时应当征求相关立法部门的意见或者请示上级人民法院。
六、合理适用不安抗辩权规则，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
17、在当前情势下，为敦促诚信的合同一方当事人及时保全证据、有效保护权利人的正当合法权益，对于一方当事人已经履行全部交付义务，虽然约定的价款期限尚未到期，但其诉请付款方支付未到期价款的。
如果有确切证据证明付款方明确表示不履行给付价款义务，或者付款方被吊销营业执照、被注销、被有关部门撤销、处于歇业状态，或者付款方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或者付款方丧失商业信誉。
以及付款方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给付价款义务的其他情形的，除非付款方已经提供适当的担保，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合同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六十七条等规定精神，判令付款期限已到期或者加速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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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司法解释二24
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释义】本条是关于可撤销合同的规定。
所谓可撤销合同，就是因意思表示不真实，通过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行使撤销权，使已经生效的意思表示归于无效的合同。我国的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变更或者撤销：(一)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二)显失公平的。被撤销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时起无效。可撤销合同具有以下特点：
1.可撤销的合同在未被撤销前，是有效的合同。
2.可撤销的合同一般是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无论是在大陆法系还是在英美法系，大多规定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撤销权人可以请求撤销合同。
3.可撤销合同的撤销要由撤销权人通过行使撤销权来实现。
可撤销合同与无效合同有相同之处，如合同都会因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后而使合同自始不具有效力，但是二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可撤销合同主要是涉及意思不真实的合同，而无效合同主要是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
可撤销合同在没有被撤销之前仍然是有效的，而无效合同是自始都不具有效力;可撤销合同中的撤销权是有时间限制的，本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合同成立时起1年内具有撤销权。
可撤销合同中的撤销权人有选择的权利，他可以申请撤销合同，也可以让合同继续有效，他可以申请变更合同，也可以申请撤销合同，而无效合同是当然的无效，当事人无权进行选择。
对于可撤销合同的规定必须要注意以下三点：
1.可撤销合同中，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撤销合同，主要是误解方或者受害方有权请求撤销合同;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或者乘人之危而订立的合同中，则只有受损害方当事人才有权请求撤销合同。
2.撤销权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申请变更或者撤销。
3.在可撤销合同中，具有撤销权的一方当事人并非一定要求撤销合同，他也可以要求对合同进行变更。
本条规定了三种可撤销的合同：
1.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所谓重大误解，是指误解者作出意思表示时，对涉及合同法律效果的重要事项存在着认识上的显著缺陷，其后果是使误解者的利益受到较大的损失，或者达不到误解者订立合同的目的。
误解直接影响到当事人所应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同时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同行为人原来的真实意思不相符合，但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由于行为人受到对方的欺诈、胁迫或者对方乘人之危而被迫订立的合同，而使自己的利益受损。
而是由于行为人自己的大意，缺乏经验或者信息不通而造成的。因此，对于这种合同，不能与无效民事行为一样处理，而应由一方当事人请求变更或者撤销。
因重大误解而可撤销的合同一般具有以下几个要件：
(1)误解一般是因受害方当事人自己的过失产生的。这类合同发生误解的原因多是当事人缺乏必要的知识、技能、信息或者经验而造成的。(2)必须是要对合同的内容构成重大的误解。
也就是说，对于一般的误解而订立合同一般不构成此类合同，这种误解必须是重大的。所谓重大的确定，要分别误解者所误解的不同情况，考虑当事人的状况、活动性质、交易习惯等各方面的因素。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误解是否重大，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其一，对什么产生误解，如对标的物本质或性质的误解可以构成重大误解，对合同无关紧要的细节就不构成重大误解。
其二，误解是否造成了对当事人的重大不利后果。如果当事人对合同的某种要素产生误解，并不因此而产生对当事人不利的履行后果，那么这种误解也不构成重大误解的合同。
(3)这类合同要能直接影响到当事人所应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合同一旦履行就会使误解方的利益受到损害。
(4)重大误解与合同的订立或者合同条件存在因果关系。误解导致了合同的订立，没有这种误解，当事人将不订立合同或者虽订立合同但合同条件将发生重大改变。与合同订立和合同条件无因果关系的误解，不属于重大误解的合同。
根据我国已有的司法实践，重大误解一般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1)对合同的性质发生误解。在此种情况下，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将发生重大变化。如当事人误以为出租为出卖，这与当事人在订约时所追求的目的完全相反。
(2)对对方当事人发生的误解。如把甲当事人误以为乙当事人与之签订合同。特别是在信托、委托等以信用为基础的的合同中对对方当事人的误解就完全属于重大误解的合同。
(3)对标的物种类的误解。如把大豆误以为黄豆加以购买，这实际上是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指向对象即标的本身发生了误解。
(4)对标的物的质量的误解直接涉及到当事人订约的目的或者重大利益的。如误将仿冒品当成真品。除此之外，对标的物的数量、履行地点或者履行期限、履行方式发生误解，足以对当事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也可认定为重大误解的合同。
2.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所谓显失公平的合同，就是一方当事人在紧迫或者缺乏经验的'情况下订立的使当事人之间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严重不对等的合同。标的物的价值和价款过于悬殊、承担责任、风险承担显然不合理的合同，都可称为显失公平的合同。
显失公平的合同往往是当事人双方权利和义务很不对等，经济利益上严重失衡，违反了公平合理的原则，法律规定显失公平的合同应予撤销，不仅是公平原则的体现，而且切实保障了公平原则的实现;再是从法律上确认显失公平的合同可撤销，对保证交易的公正性和保护消费者的利益，防止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而损害对方的利益都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的司法实践一般认为，显失公平制度具有以下构成要件：
(1)客观要件，即在客观上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不平衡。根据显失公平的合同，一方当事人权承担更多的义务而享受极少的权利或者在经济利益上遭受重大损失，而另一方则以较少的代价获得了极大的利益。这种不平衡违反了民法通则中的等价公平原则，也违反了当事人的自主自愿。
(2)主观要件，即一方当事人故意利用其优势或者另一方当事人的草率、无经验等订立了合同。因此，在考察是否构成显失公平制度时，就必须把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结合起来考虑。
掌握显失公平制度还要搞清其与正常的商业风险的区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求各种交易中给付和对价给付都达到完全的对等是不可能的，做生意都是有赔有赚，从事交易必然要承担风险，并且这种风险都是当事人自愿承担的，这种风险造成的不平衡如果是法律允许的限度范围之内，这种风险就是商业风险。
显失公平制度并不是为免除当事人所应承担的正常商业风险，而是禁止限制一方当事人获得超过法律允许的利益;同时显失公平制度下，一方当事人一般是利用了另一方当事人的草率或者无经验等而订立的合同，而在正常的商业风险下，不存在这种情况。
3.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对方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
本法第五十二条已规定因欺诈、胁迫订立的合同无效的问题，这和本条对因欺诈、胁迫订立的合同最大的区别是是否损害了国家利益。损害国家利益的，涉及社会公共秩序，大陆法系一般规定为无效。
如果未损害国家利益，受欺诈、胁迫的一方可以自主决定该合同有效或者撤销。适用可撤销合同制度，已经能够充分保护受损害方的利益，也能适应订立合同时各种复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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