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协议的有效性和执行力取决于各项条款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合同协议涉及到各种行业和合作方式，以下范文涵盖了一定的广泛性，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装修合同诉状
反诉人：_________________省__________市__________有限公司。地址：_________________省__________市__________街__________号。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王__________，__________有限公司经理。
被反诉人(本诉原告)：_________________省__________市__________有限公司。地址：_________________省__________市__________街__________号。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李__________，__________有限公司经理。
反诉请求：_________________。
1.要求被反诉人支付__________费_____________元。
2.被反诉人应负担案件全部受理费。
事实与理由：_________________反诉人与被反诉人于200_____年月日签订了合同。合同约定：_________________……。
反诉人认为：_________________……。基于上述事实，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论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提出反诉，请法院依法公正判决，以维护反诉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_______________区人民法院。
借款合同诈骗罪上诉状
鉴于：
2、甲方的过错行为，已经给乙方造成了身体上的创伤及财产损失，对此，甲方深表歉意并决心悔改。
有鉴于此，现甲方与乙方就本案的赔偿等相关事宜，经过诚恳、友好的协商，订立如下协议，以兹双方共同信守履行：
1、甲方对自己的违法行为给乙方造成的损害，深感歉意，并致以诚恳的道歉，请求乙方予以宽恕。
2、甲方一次性赔偿乙方财产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金等)合计人民币______万元(大写：______整)。
5、乙方本着化解矛盾的态度，对甲方的行为给予谅解，并同意请求公安机关对本案作调解处理，不再请求公安机关追究甲方的刑事责任。
区公安局存档一份。
甲方：_______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_______。
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信用卡诈骗罪上诉状
上诉人因诈骗罪一案，不服某某市某某区人民法院(xxxx)杭上刑初字第**号判决书，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撤销某某市某某区人民法院(xxxx)杭上刑初字第**号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
上诉理由。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
(一)一审判决认定“可见被告人丁某故意让被害人沈某及其家属误认为丁某有能力在做假护照，且已经处于实施阶段，因沈某的家属才会将4万元欧元及4万元人民币交给丁某”的事实有误。(见判决书第5页第三段末尾)。
该事实认定包含两重内容：一是认定被告人欺骗沈某才导致沈某家属交钱给被告人，二是认定被告人欺骗沈某家属才导致沈某家属交钱给被告人。二者皆不符事实，具体表现在：
首先，被告人没有欺骗沈某的事实。判决也认定了“沈某通过电话多次联系其朋友即被告人丁某，告知其需要丁某帮其办理两本假护照”的事实。既然是朋友关系，沈某应该知道被告人的工作是做旅游工作，而不是做假证件工作，办理假护照肯定不是其本职工作，自然也就没有这个能力了，况且做假护照本身就是一件违法行为，被告人就是想欺骗也欺骗不了沈某。
至于每本假护照要40万元的高价，这也是他们双方博弈的结果，一方急需假护照逃避法律追究，一方要做假护照，其行为本身违法，更何况是为网上逃犯做假证件，更是面临被法律追究的法律风险，因此双方才达成此价格，也不能说明被告人有欺骗沈某。
其次，被告人也没有可能欺骗沈某家属从而导致其家属付款的事实。根据该事实认定的逻辑，沈某的家属付钱的前提是李某、张某、赵某听信被告人丁某的陈述，被被告人所欺骗才实施付款行为。但事实是付款人为沈xx而非该三人，并且根据沈xx的证言，沈xx是应沈某的要求将款项交给被告人丁某的，这说明付款当时还没有开始做假护照的行动，沈xx还没机会被被告人欺骗就付了款项，事实的先后顺序应该是先有沈某对沈xx的交代，再有沈xx对被告人的付款，才有被告人开始做假护照及其陈述。
(二)一审判决认定“可见被告人丁某根本没有如承诺沈某及其家属的那样已经为此事落实并且已经在实施的过程中”(见判决书第6页倒数第四行)与事实不符。
表现在：其一，证人徐某证言显示被告人丁某确实联系过其，让其做假护照，这足以说明被告人已经采取实际行动，至于后来因故未办成则不能说明根本未办。
其二，被告人关于“陈总”的供述也并非只有其个人的供述，还有一张“陈总”收到被告人2万元的收条，正好印证被告人所称的定金事实，也说明被告人正在采取措施落实。
其三，客观上说，从被告人在沈xx处拿到钱到被抓获，大概只有一周时间，而做假护照又不可能像做真护照那样容易，况且受害人沈某本身是网上逃犯，身份敏感，就更不可能那么容易做成，否则不可能普通护照办理只要200元左右，现在沈某愿意出价40万办一张，这也说明办假护照本身存在很大难度，不可能轻易就做成的。
一审判决无视做假护照本身的难度，无视被告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已经采取的行动，而径直认定被告人只拿钱不做事的事实明显与事实不符。
(三)一审判决认定“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丁某利用沈某主动找其做假护照的机会，向沈某提出了办一本假护照需要的数目，且其没有为此事付诸任何行动。在沈某及其家属表示不再做假护照的情况下，其表示钱已经全部支付给对方，可见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沈某财物的故意，且使沈某家属陷入其已经在做假护照的认识错误而自愿交付钱财”，既自相矛盾，又与事实不符。(见判决书第7页第一段)。
首先，该认定一方面说“在沈某及其家属表示不再做假护照的情况下，其表示钱已经全部支付给对方，可见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沈某财物的故意”，说明钱早已被被告人占有;但另一方面又认定“且使沈某家属陷入其已经在做假护照的认识错误而自愿交付钱财”，说明款项是被告人实施一系列欺骗手段后得到的，这个认定前半部分说被告人已经占有了财物，后半部分又说被告人通过欺骗手段获得财物，本身前后矛盾。
第二，该认定也与事实不符，其一，前已述及，4万元欧元和4万元人民币是沈某家属应沈某的要求给被告人去办假护照的，也就是说是给钱在先，后面的行动(或者如一审判决说的“欺骗”在后);其二，该认定被告人没有为此事付诸任何行动也与证据相矛盾，证据显示被告人曾经找过徐某和“陈总”，如果这不算付诸行动，那什么才算是付诸行动?其三，该判决认定“在沈某及其家属表示不再做假护照的情况下，其表示钱已经全部支付给对方，可见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沈某财物的故意”也显得太急促，事实是6月6日沈某家属告知被告人不做假护照，被告人谎称钱已经交给人做了，拿不回来了，6月7日被告人就被抓，即使想还钱都来不及，再说，如果真想非法占有，就不会把大笔现金放在家里。
其四，“被告人丁某利用沈某主动找其做假护照的机会，向沈某提出了办一本假护照需要的.数目”，不能构成诈骗。
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刑法上诈骗罪客观上表现为使用欺诈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首先，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欺诈行为从形式上说包括两类，一是虚构事实，二是隐瞒真相;从实质上说是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的行为。欺诈行为的内容是，在具体状况下，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并作出行为人所希望的财产处分。
其次，欺诈行为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对方产生错误认识是行为人的欺诈行为所致;即使对方在判断上有一定的错误，也不妨碍欺诈行为的成立。
再次，在欺诈行为与对方处分财产之间，必须介人对方的错误认识;如果对方不是因欺诈行为产生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就不成立诈骗罪。
但本案一审判决由于首先认定事实错误，再根据一个错误的事实推定来适用相关法律。必然导致一个错误的结论。
本案事实是先是被告人丁某和沈某约定，被告人为其办理两本假护照，沈某让其家属先支付一半费用用于办理两本假护照，然后是沈某跟沈某家属联系办证事宜。根本没有被告人欺诈沈某家属在先，沈某家属因为受被告人欺骗产生错误认识，从而做出处分财产——即交付财物的行为。因此，被告人的行为不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犯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此致
某某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
借款合同诈骗罪上诉状
报案人：____________，男，汉族，_____年_____月_____日出生，住_________________。
被报案人：____________，男，汉族，_____年_____月_____日出生，住_________________。
报案请求：请求以涉嫌诈骗罪对被报案人立案侦查。
__________年_____月，被报案人称__________厂有一批旧房屋需要拆迁，可由被报案人转包给报案人拆迁，并于_____月_____日签订协议(协议附后)。报案人分别于_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和_____日向被报案人两次共支付了押金__________万元。协议签订后，报案人迟迟不能进场开工。经了解，根本上就没有该工程，完全是虚构的项目，且多次催讨，被报案人拒不返还押金。
报案人认为：被报案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报案人巨额现金的行为，完全符合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特征，因此特向贵所报案，请贵所依法立案侦查。
此致
__________公安分局__________派出所。
报案人：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信用卡诈骗罪上诉状
上诉人：何某某，又名何某某，男，xxxx年10月15日出生，广东省xx市人，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xx市梅录街道何屋底村168号。因本案于xxxx年6月6日被xx市公安局监视居住，于xxxx年12月20日被xx市人民法院监视居住。
辩护人冼xx，广东xx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冼xx，广东xx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某某因涉嫌诈骗一案，不服xx市人民法院(xxxx)湛吴法刑初字第158号刑事判决，现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撤销xx市人民法院(xxxx)湛吴法刑初字第158号刑事判决(以下简称“原判决”)，改判宣告上诉人无罪。
上诉理由：
一、上诉人何某某无诈骗的主观故意和行为，原判决忽略上诉人供述以及其他证人证言之间存在矛盾之处，主要凭上诉人何某某的供述认定其具有诈骗的主观故意和行为是认定事实错误。
(一)、从主观上看，何某某没有非法占有为目的。
非法占有目的是指行为人意图非法地改变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审判实践中一般是根据现有证据对“非法占有目的”进行推定：最高人民法院于12月颁布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及1月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也全面肯定了刑事推定在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司法认定中的运用。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不能过分强调何某某的讯问笔录这一点，而应综合考虑书证与其他证据，这样才能排除因不确定因素导致冤假错案的可能性。根据诈骗犯罪的特点，在诉讼证明和司法认定非法占有目的过程中，一般是根据行为人有无履约能力、行为人有无采取诈骗的行为手段、行为人有无履行协议的实际行动、行为人的履行态度是否积极等行为要素来认定。就本案来说，何某某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理由是：
1、何某某有履约能力。履约能力应当包括现实性和可能性两种情况。何某某儿子何某某与李某某于xxxx年12月20日(xxxx年6月9日)签订《立断卖宅基地契约》约定“何某某全家同意”把110平方米宅基地转让给李某某。此契约完全可以履行，即何某某有履约能力，并且积极履行。
2、何某某无采取诈骗的行为手段。何某某向李某某提供的xxxx年12月25日由村长何某某代表xx县大山江乡何屋底农工商合作社、何屋底村民委员会签订《补偿住宅基地协议书》、xxxx年12月20日何某某与何某某签订《立断卖宅基地契约》、何某某儿子何某某与李某某于xxxx年12月20日(xxxx年6月9日)签订《立断卖宅基地契约》均是真实的，无虚构成份。
3、何某某的所作所为均证明其有追求李某某实现用地的意图。一是倒签转让日期是为了方便办证。何某某儿子何某某与李某某本来于xxxx年6月9日签订《立断卖宅基地契约》，却将日期写为xxxx年12月20日。其目的就是为了便于李某某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如何某某在公安补充侦查卷第10页供述称：“邱某某提出推前日期证明是历史遗留问题，方便办证”。此说法印证吴府函[xxxx]165号《关于同意完善历史遗留用地手续和清理闲置土地的批复》的有关规定。二是提供空白证明、规划申请书均是为李某某方便办证。公安二卷第82页《xx市建设用地规划申请书》、第86、87页《同意征地证明》，这是何某某向李某某提供，何某某知道。其目的不但不是为了诈骗，反而是何某某方便李某某办证的善意行为。
综上所述，何某某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无诈骗的主观故意。
(二)、从客观方面看，何某某没有实施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李某某财物的行为。
起诉书指控何某某、何某某虚构两块宅基地诈骗李某某466000元无事实依据。本案侦查证据显示，涉案的二份《立断卖宅基地契约》真正是于xxxx年12月20日所订立，涉案的土地来源实真实，并无虚构情节。
1、涉案的二份《立断卖宅基地契约》真正是于xxxx年12月20日所订立，何某某供述称其倒签日期与事实不符。涉案何某某与何某某儿子何某某、何某某儿子何某某签订的二份《立断卖宅基地契约》的签订时间，应以何某某的证言为准。因为何某某是该二份《立断卖宅基地契约》签订主体之一，而何某某、何某某则不是该二份《立断卖宅基地契约》签订主体，对于该二份《立断卖宅基地契约》是何时签订这个问题，应当以何某某的证言为准。何某某证言：“……于xxxx年12月20日，我将我的三小块地皮作如下处置：东面的一小块留给我自己，中间的转让给何某某的儿子何某某，西面的转让给何某某的儿子何某某……在二份《立断卖宅基地契约》上的卖宅基地人‘何某某’三个字都是我亲笔签名的……”由此可见，何某某在供述中所称的二份《立断卖宅基地契约》的署名时间并非如其供述中所称的“我和何某某把签订《立断卖宅基地契约》的时间刻意推前到xxxx年12月20日”，而是该《立断卖宅基地契约》是真正于xxxx年12月20日所订立。所以，何某某并没有虚构二份《立断卖宅基地契约》的订立时间。
2、涉案土地来源真实。涉案土地属于何屋底村集体土地，xxxx年以抵债方式转让给何某某。如xxxx年12月25日由村长何某某代表xx县大山江乡何屋底农工商合作社、何屋底村民委员会签订《补偿住宅基地协议书》：“监于何屋氏宗族何屋村与康氏东海村于xxxx年为大镜坡的地皮发生争议纠纷，事拖多年未能平静。为此，何屋底村民委员会决定向法提出起诉，因当时村里资金短缺，起诉不能正常运转，特向属何屋底村卅世宗族村民何某某借有人民币壹万元作起诉使用。经村委会研究决定，给何某某规划位于上高坡宅基地一块，面积330平方米，作为借钱补偿使用，其四至是：何某某宅基地距离5米路;南村空地3米巷;西至村空地;北至15米路。此宅基地作为何某某永久使用。他人不得侵占。特立此据。注总长度为36.6米，南北长11米。”公安二卷54页何某某陈述：“当时何某某借钱给村，也是为了村好，加上何某某也是村中村民。于是我就同意规划一块地给何某某。记得当时我写了一份《补偿住宅基地协议书》，协议书的内容大概就是由于村借何某某一万元人民币，因没钱还，经村委会研究同意在上高坡新小学(即现在的沿江小学分校)门口对面的坡规划一块面积330平方米的坡地补偿给何某某，从而抵消一万元人民币。我写完《补偿住宅基地协议书》，并盖‘xx县大山江乡何屋底农工商合作社章’后，我就将该协议书交给何某某。”何某某取得该土地后将其中的二块分别转让给何某某之子何某某和何某某之子何某某，并签订了合同。xxxx年12月20日何某某分别与何某某、何某某签订的二份《立断卖宅基地契约》。何某某、何某某受让该土地后再转让给李某某并签订了转让契约。何某某儿子何某某、何某某儿子何某某分别与李某某于xxxx年12月20日(xxxx年6月9日)签订《立断卖宅基地契约》。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毫无虚构成份。对此，湛吴公补侦字[xxxx]第00005号《补充侦查报告书》也确认：“经查证，地皮是何屋底村于xxxx年12月25日以补偿的形式规划给何某某，之后何某某将该地皮分为三小块，并于xxxx年12月20日将其中的二小块地皮，以每小块16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分别转让给何某某的儿子何某某(笔误，应是何某某)和何某某的儿子何某某(笔误，应是何某某)，但该地皮无法办证布建。”何某某的询问笔录、何某某询问笔录均可证实。
3、李某某的委托代理人邱某某和李某某均在涉案土地上勘察确认位置。本案证人邱某某是何屋底小学校长，大学文化。他既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又非常了解涉案土地性质和位置，而且是李某某的全权委托代理人。已给予其被代理人李某某充分的咨询意见。如公安二卷28页邱某某陈述：“当时李某某委托我与何某某、何某某二人面商量买这块地时，我为了落实是否有这块二块地，我叫何某某、何某某二人带我到现场看过这二块地的具体位置，当时何某某、何某某二人带我到沿江小学分校(即庐江小学)门口对面的地方，指着二块地皮说，这二块地皮就在这个位置。”
由此可见，被告何某某在转让土地给李某某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是真实无误的，不存在实施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李某某财物的行为。至于不能即时登记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那是行政登记的问题，不属于诈骗。因为任何一幅土地都存在实现登记办证的可能性，只是办理的手续简易程度不同而已。
二、上诉人何某某与李某某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公诉机关作为刑事公诉案件起诉是错误的，原判决没有纠正此问题是错上加错。
一方面，如上所述，何某某转让给李某某的土地虽属于何某某名下，但实际上属于何某某全家所有，该土地来源合法，其以233000元转让给李某某明显低于当时市场价，这是充份考虑到登记办理的难度而作出的让步。李某某在委托代理人邱某某的帮助下，受让该幅土地，是李某某真实意思表示。不应当因办证难而认为何某某诈骗。现实中，这类土地转让办证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果李某某认为土地转让契约无效则可通过诉讼，由人民法院确认为无效。而事实上，李某某于xxxx年9月28日已以何某某、何某某为被告向xx市人民法院提起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纠纷一案，案号为(xxxx)湛吴法塘民初字第32号。另一方面，何某某转让给何某某之子何某某的土地并签订合同，虽未付清转让款，但合同已成立生效，何某某和何某某一家享有合同项下的权利。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九条“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故何某某以何某某名义将合同项下的土地转让给李某某符合法律。因此，本案属于民事纠纷。公诉机关作为刑事案件起诉追究何某某诈骗显然错误。
三、公诉机关提供的指控何某某有罪证据均是言词证据，证明效力低于书证和与书证相互印证的何某某、何某某等人证言。
公诉机关提供在侦查阶段讯问何某某供述和辩解，以及询问何某某等人、李某某、邱某某等人的陈述，均与本案有关的《补偿住宅基地协议书》、《立断卖宅基地契约》等书证相佐，不能相互印证，而该书证与何某某、何志强、何某某、何某某等人的证言相互印证。因此，何某某供述和辩解，以及何某某等人等人的陈述虚假，不能证明何某某有罪;而《补偿住宅基地协议书》、《立断卖宅基地契约》等书证与何某某、何志强、何某某、何某某等人的证言相互印证，足以证明何某某无罪。
综上所述，原判决认定何某某构成诈骗罪是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李某某借用刑事司法手段，来解决民事纠纷问题显然误是导司法机关，原判决没有纠正是错上加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关规定，请求上级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依法改判，宣告何某某无罪!
此致
xx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
xxx年六月日。
相关知识。
一、立法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2、现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诈骗罪量刑标准进行了补充：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3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0万元以上的，属于诈骗“数额特别巨大”。
二、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
合同诈骗罪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利用签订合同诈骗钱财的案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不仅侵犯了他人财产权，扰乱了市场秩序，而且与经济纠纷极难区分与识别，因而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热点问题。
1.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对经济合同的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本罪的对象是公私财物。
2.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本罪的诈骗行为表现为下列五种形式：
(1)以虚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的名义签订合同的。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这里所称的票据，主要指能作为担保凭证的金融票据，即汇票、本票和支票等。所谓其他产权证明，包括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以及能证明动产、不动产的各种有效证明文件。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这里所说的其他方法，是指在签订、履行经济合同过程中使用的上述四种方法以外，以经济合同为手段、以骗取合同约定的由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以及其他但报财物为目的的一切手段。
行为人只要实施上述一种诈骗行为，便可构成本罪。
其次，诈骗对方当事人财物必须数额较大的。所谓数额较大，根据，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
(2)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的，数额在五万至二十万元以上的。
3.本罪的主体，个人或单位均可构成。犯本罪的个人是一般主体，犯本罪的单位是任何单位。
4.本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
一、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勾当。
行骗者为了便于实施诈骗的目的，专门持伪造的或他人的身份证件，到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成立公司，然后，以公司名义招聘员工、培训员工，由员工进行诈骗，整个诈骗过程，真正的幕后策划人始终不露面。因此，合同诈骗案件最终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通常都是公司的业务员或一般员工，而隐藏在合法公司后面的策划人因为极少直接与受骗者接触，从而得以逃避法律制裁。以合法公司名义行骗，可以减少行骗的风险，增加行骗手段的隐蔽性。更有甚者，公司连自己招聘的员工都骗，情节十分恶劣。
二、重操旧业者多屡骗不爽。
行骗者多数是具有多次行骗劣迹的行家老手，通常一旦罪行被识破，便马上闻风而逃。当他们认为风声不紧的时候，就会重操旧业。因为他们对于行骗手段十分熟悉，所以在很短时间内他们便可以迅速成立诈骗组织，实施诈骗行为，而且，为逃避法律惩罚，他们会吸取教训，得手后立即销声匿迹，给有关部门查办造成困难。
三、运用见证手法骗取信任。
合同诈骗公证和律师见证的形式，是较为流行的法律见证形式。正是由于这两种形式社会效果好，也为老百姓所熟知，行骗者容易抓住这种心理，从而体现其合作项目和合同的真实性。受骗者此时更多的想法是，合作项目和合同都是受法律保护的，若对方违约，通过法律程序可以保障自己的权利。这也使得受骗者心里如吃了定心丸一样，完全相信行骗者，从而被行骗者多次骗走财物，有时甚至连续被骗还毫无察觉。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方法，通常在受骗者尚且犹豫不决时，行骗者只要使用这种办法，受骗者都会信以为真从而受骗上当的。
四、冒用他人名义实施诈骗。
犯罪分子身份证、单位证明等证件均为伪造，并非常善于伪装，虚张声势甚至假借他人资产以显示其实力，投其所好甚至对受害单位方主管人员进行行贿，以骗取其信任。
五、伪造担保票据非法获取。
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虚假产权证明作担保实施合同诈骗。犯罪分子或利用高科技手段伪造此类票据，足以乱真，或以非法手段获取，不易被察觉。
1、以假乱真“饰耳目”。犯罪分子以虚假的证明材料虚构不存在的单位，或伪造身份证明、冒用他人名义，在签订合同骗取钱财后就溜之大吉。
2、招摇撞骗“唱空城”。犯罪分子虚构购销产品、发包工程、投资协作等名目骗签合同，待收受对方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得到担保财产后迅速逃逸。
3、一唱一和“演双簧”。犯罪分子利用媒体和网络先发布虚假广告，冒充国家行政机关、国有企业、部队和知名民营企业等单位名义，以紧俏和滞销商品为诱饵，通过以一方需购买某种物品，而另一方能提供此物品来演“双簧”，随后诱惑第三方参与进来，上当受骗。
4、虚张声势“空手道”。为证明自己“有经济实力”，犯罪分子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虚假的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等作担保，诱使对方当事人信任，再利用经济合同诈骗钱财。
5、先舍后取“钓大鱼”。犯罪分子本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为达到其犯罪目的，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使对方当事人相信其履约能力和诚意，进而与之签订标的额更大的合同，待诈骗到大量钱财后立即销声匿迹。
6、高进低出“连环套”。犯罪分子先以高价签订买卖合同并交付小额定金或支付小部分货款，在骗取对方信任后，想方设法拿到全部货物，然后迅速将这些货物进行低价倾销，随后迅速逃跑。
刑事附带民事起诉状诈骗罪
司法实践中，法院对诈骗罪中受害人提交的刑事附带民事诉状往往采取不受理的态度。理由是，诈骗罪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虽然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101条规定：“受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施行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2015年1月19日废止)，只有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这两种情况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而诈骗罪案中，被骗的钱不属于上述两种情况，因此并不能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根据相关规定，对于诈骗案中受害人的损失，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同时，根据前述，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76条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被追缴、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可见，被害人因诈骗等经济型犯罪而遭受的物质损失，通过刑事判决部分直接对该部分财产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所遭受的物质损失就能够挽回。
事实上，条款是对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限制性规定，既然被害人因诈骗犯罪所遭受的损失能够通过人民法院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进行挽回，就不再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必要。这也有利于减少被害人的诉累，提高司法效率。
综上，诈骗犯罪的被害人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因诈骗犯罪遭受物质损害的，人民法院在刑事判决中应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所遭受的损失，被害人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应告知被告人积极赔偿或者积极返还财产对量刑的意义，鼓励被告人通过赔偿或者返还财产弥补被害人的损失，获得被害人的谅解，这对于实现恢复性司法具有重要作用，也符合刑罚发展的趋势。
合同诈骗罪追诉期是多久
作者：谢德伟许冬梅。
来源：《新农村》2010年第01期。
主要案情。
被告人刘某,男,1970年9月9日出生,系黑龙江省林甸县红旗镇先进村1屯农民,住该屯。2007年11月下旬,被告人刘某产生利用空车配货进行诈骗的想法,刘某为了实施诈骗制作了名为张某某的假身份证、假行车执照、车牌号为黑b66757的假牌照,刘某又在林甸县先进村2屯林某处租用了一辆大货车。2007年12月7日,刘某将黑b66757的假牌照挂到租来的大货车上并将车开到讷河市后,刘某又到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自治旗劳动力市场雇来一男一女冒充其朋友和妻子。一切准备工作就绪,2007年12月10日,刘某来到讷河市畅通配货站联系配往大连的货物,讷河市畅通配货站业主李某将被害人兰某的33吨白芸豆(价值人民币166,300.00元)配货给刘某,双方签订了配货协议书,刘某将33吨白芸豆骗走后卖给姜某和魏某。刘某销赃得款134,600.00元。刘某得款后用该笔赃款在何某处购买一辆自卸货车(价值人民币119,500.00元)。案发后该车追还被害人。
分歧意见。
被告人刘某的行为构成何罪,是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刘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理由是:刘某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客观上采取了“制作假身份证、假行车执照、假货车牌照,并租用了大货车,雇佣两名人员等”的一系列手段,用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得讷河市畅通配货站业主及货主的信任,将价值十六万余元的白芸豆骗走卖掉,诈骗数额巨大。
第二种意见认为,刘某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理由是:刘某的诈骗行为是利用与配货站签定空车配货协议来完成的。刘某的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特征。
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
合同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而诈骗罪的犯罪主体仅限于自然人。前者侵犯的是复杂客体,既侵犯合同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又侵犯市场秩序。后者侵犯的是单一客体,仅限于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在客观方面,前者以签订履行合同为手段达到目的,后者则以故意编造虚假情况或隐瞒真相的方法,使财物所有人或经营人信以为真,从而“自愿”将公私财物交出。
笔者从诈骗罪的概念及构成要件对本案加以分析:。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2、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1)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侵犯的对象,仅限于国家、集体或个人的财物,而不是骗取其他非法利益。有些犯罪活动,虽然也使用某些欺骗手段,甚至也追求某些非法经济利益,但因其侵犯的客体不是或者不限于公私财产所有权。所以,不构成诈骗罪。本案中刘某以空车配货的名义将被害人的白芸豆骗走后卖掉,侵犯了被害人的财产所有权。
(2)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具有使用欺诈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首先,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欺诈行为从形式上说包括两类,一是虚构事实,二是隐瞒真相;从实质上说是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的行为。欺诈行为的内容是,在具体状况下,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并作出行为人所希望的财产处分,因此,不管是虚构、隐瞒过去的事实,还是现在的事实与将来的事实,只要具有上述内容的,就是一种欺诈行为。如果欺诈内容不是使他们作出财产处分的,则不是诈骗罪的欺诈行为。欺诈行为必须达到使一般人能够产生错误认识的程度。欺诈行为的手段、方法没有限制,既可以是语言欺诈,也可以是动作欺诈;欺诈行为本身既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另外,欺诈行为使被害人处分财产后,行为人便获得财产,从而使被害人的财产受到损失。本案中被告人刘某采用了积极的手段,虚构事实,为了实施诈骗制作了名为张某某的假身份证、假行车执照、号牌为黑b66757的假牌照,在林甸县先进村2屯林某处租了一辆大货车,又到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自治旗劳动力市场雇来一男一女冒充其朋友和妻子。之后,刘某将挂着假牌照且租来的大货车开到讷河市畅通配货站,联系配往大连的货物。刘某的这些行为足以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取得了讷河市畅通配货站业主李某及被害人的信任,自愿将货物交给刘某,使其诈骗行为得逞。至于刘某与畅通配货站签定的配货协议只是他实施诈骗的一个环节,而不能凭借签定了配货协议就认定是合同诈骗。
(3)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凡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单位不构成诈骗罪。本案被告人刘某38岁,无精神疾病,属于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
(4)主观方面为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诈骗罪有自己独特的行为过程: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欺诈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首先,本案被告人刘某主观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故意,而正是在这种主观意识的支配下,制造了各种假证件后将被害人的货物骗出卖掉,赃款据为己有。
处理结果。
讷河市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刘某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00元。被告人没有提出上诉,检察院亦没有提出抗诉。
(作者单位:讷河市人民法院)。
刑事附带民事起诉状诈骗罪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7条的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是，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告人所承担的民事责任仅限于在犯罪中对被害人造成的直接的人身和财产损失，以及在犯罪过程中对财务的损坏。不包括骗走的钱或者抢走的车子等等。对于财产性犯罪中被偷走或者抢走骗走的财物，应当由国家追缴并偿还被害人。就国家追缴的部分，如国家机关没有追缴的，可以在刑事诉讼之外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因此，在该案中，您被骗走的钱不属于被告人因犯罪行为直接导致的财产损失，您不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现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对提交的刑事附带民事诉状不受理。理由是，诈骗罪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虽然《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受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4条至102条都规定了，受害人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一审判决以前都有权申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是，问题就出在2000年最高法颁布施行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根据该规定，只有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这两种情况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显然诈骗案中，被骗的钱不属于上述两种情况。这种情况属于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根据该《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5条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也就是说，不是任何刑事案件造成受害人经济损失，受害人都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诉讼的。比如，像故意伤害罪、抢劫罪等，在犯罪过程中造成了受害人人身伤害、物品损害的，可以就医疗费、误工费、交通、食宿、物品损害价值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而不需要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刑事附带民事起诉状诈骗罪
原告：邓，女，汉族，19年月日生，湖北省王峰土家族自治县渔洋关镇组，身份证号：。
被告：叶，女，岁，四川广安市广安区广乡四合村人，2009年12月18日因涉嫌诈骗罪被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刑事拘留。
诉讼请求：
1、依法追究被告的刑事责任。
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财产损失55200元。
事实与理由：
2009年12月3日，原告乘坐上午10:30分楚雄至昆明的客车，准备在西部客运站下车，原告身背一个女式背包，包内放有本人用品以及刚刚领到的7000元工资和中国邮政储蓄存折一本，以及一张内没有钱的银行卡，同时身上带着一部天语手机。
下行13时一刻左右，在客车快要到西部客运站的时候，原告以为到了车站，由此原告随同其他部分乘客下了车。
下了车原告给家人打电话得知还没有到客运站，于是原告按家人的意思准备打车到客运站。
这时被告与另外一名女子走过来，邀请原告一起坐公交车到西部客运站，在往公交站牌的路上，另一名女子钱包丢在路上，被告将钱包捡起一起走到车站。
这时被告又说不坐公交车而是坐面包车，于是被告与另一外女子将原告连推带拉拉上车并将原告夹在中间。
在准备要开车的时候，丢钱包的女子走过来，说钱包丢失要求检查是否我们捡到他的钱包，原告在被告人要求下将钱包打开给那女子查看，这时被告看到原告包内的钱就将原告的包抢到她手里拿着，同时也将原告的手机也拿走，不让原告打电话。
后来那女子与被告又要求查询原告的存折，看是否将捡到的钱存入银行了，由此在被告等人的哄骗下，原告又将邮政储蓄银行的存折密码告诉被告等人，致使原告在他们车内滞留了两个来小时，在这过程中与被告同伙的男子将原告存折内47000元全部取走(当时原告并不知情)，而原告几次要求打电话，被告均不将手机返还给原告。
在被告他们的犯罪行为得逞后，被告及那名假装丢钱的女子要求又要求原告去东站药村市场作证，于是原告又坐上被告安排的摩托车，并将原告的包放在摩托车上，摩托车司机将原告带了不到100米就以亲戚出交通事故为由将原告放在路边，原告对自己的包检查发现，包内现金全部没有了，这时原告才感觉被被告骗了，而这时原告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手机也被被告拿走了，该手机价值1200元。
对被告对原告财产、现金的诈骗、偷盗行为，原告感到十分的气愤，被被告盗走的7000元可是原告近1年来帮他人做饭的全部收入，而骗掉的银行存折内的钱也是原告多年的收入积蓄，因此事受到的刺激相当的大，致使原告很长时间来精神恍恍惚惚，常常以泪洗面。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2009年12月18日，被告等人在对他人实施同样的犯罪行为时被公安机关抓获，经过照片、当面辩认，被告就是盗窃、诈骗原告钱财的人。
由此，为使原告得到里宽慰并防止被告继续害人，欺骗他人钱财，请求司法机对被告人给予严惩。
同时，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被盗窃、诈骗的钱财共计55200元。
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之规定,原告向贵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处。
此致
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
2010年2月5日。
撤销诉状合同
诉讼请求：
1、责令被告赔偿因其作出的__________处理，给原告造成的___________损失，共计________元。
2、由被告承担本次诉讼的所有费用。
事实和理由：
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被告________以__________为由，对原告________作出_______的处理，因此给原告________造成了___________损失,共计_________元。原告认为被告该行为给原告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为了维护原告________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恳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处。
此致
___________人民法院。
起诉人：_______。
______年______月_____日。
诉状买卖合同
上诉人：_________________北京__________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_________________北京市__________区__________街__________国际3-2-1605。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该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_________________武汉__________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_________________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__________路_____号_____栋_____室。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该公司总经理。
因买卖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一案，上诉人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20__）洪民商初字第__________号民事裁定，现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_________________。
请求上级人民法院撤销原裁定，将本案依法移送北京市__________区人民法院审理。
上诉理由：_________________。
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__年7月14日签订的《协议书》中，既未约定合同履行地，也未约定交货地点。双方在《协议书》中特别提示约定：_________________“所有货物必须于收货当日当着运输公司人员的面开箱确认货物外观完好，……。如果甲方于收货数日后而非收货当日告知乙方货物外观由于运输原因破损，由于已无法追究运输公司责任，乙方对此破损不承担责任。”以上约定应当正确地理解为双方就货物的交接验收和责任划分所进行的约定。然而，一审法院想当然地将其延伸理解为双方对交货地点的约定。而且这种错误的理解为一审法院错误地适用相关规定，错误地处理本案的管辖权异议埋下了伏笔。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确定经济纠纷案件管辖中如何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的规定》（法发[1996]28号）明确规定了以约定的履行地点或者以约定的交货地点确定合同履行地。而一审法院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条，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法发[1996]28号号司法解释问题的批复》（法释[1998]3号）明确规定废止适用。该《批复》规定：_________________“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纠纷案件管辖中如何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的规定》（法发[1996]28号），是一项关于人民法院案件管辖问题的程序性规定。不论购销合同是在该规定生效前签订的还是生效后签订的，凡在该规定生效后起诉到人民法院的购销合同纠纷案件，均应适用该规定，而不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条的规定。”
所以，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条的规定，以交货方式确定合同履行地是错误的，是不能成立的。同时，一审法院援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确定经济纠纷案件管辖中如何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当事人在合同中未明确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交货地点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是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的，亦是错误的。上诉人依法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确定经济纠纷案件管辖中如何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的规定》第三条规定的“当事人在合同中对履行地点、交货地点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或者虽有约定但未实际交付货物，且当事人双方住所地均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以及口头购销合同纠纷案件，均不依履行地确定案件管辖”，本案不能依据履行地确定管辖，而应依上诉人的住所地确定本案的管辖，即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是不适当的，应依法将本案移送到北京市__________区人民法院审理。
综上所述，上诉人请求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严格执法，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此致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_________________北京__________科技有限公司。
二o一o年六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