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体制改革方案（模板1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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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体制改革

尊敬的党组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财税体制改革提升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并赋予了“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特殊定位。全会通过的《决定》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是，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政策，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一是改进预算管理制度。

预算管理制度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制度与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预算能力”。目前我国预算审批包括收入、支出和收支平衡，但核心是收支平衡，而不是支出规模与政策，《决定》指出，审核预算的重点要由平衡状态、赤字规模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这一原则命题揭示的重大政策转向是，税收不再是各级政府预算确定的任务，而是预期目标。这有利于税务机关按照法律征税，避免为了完成任务多收或少收的体制弊端。不仅如此，这一原则规定打破了各级财政固有的“重收入、轻支出”的倾向，有助于推动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有助于纳税人判断政府为社会成员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范围、数量和质量。另外，《决定》指出要建立跨预算平衡机制、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以及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以期为增强预算科学性和执行的有效性提供重要机制保障。

二是完善税收制度。

税收是政府收入的基本形式，是国家存在与公共治理的基础，也是实施宏观调控、调节收入分配的基本工具。《决定》提出深化税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包括：全面推进增值税改革乃至将增值税推广到全部服务业，把不动产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建立规范的消费型增值税制度;推进消费税改革，调整征收范围、环节和税率，进一步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功能;加快房产税立法和改革步伐，提高保有环节的税收;推进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进一步发挥税收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作用;加快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管配套措施，逐步建立健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三是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制度。

事权划分是现代财政制度有效运转的重要前提。目前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清晰、不合理、不规范，一些应由中央负责的事务交给了地方，一些适宜地方负责的事务，中央承担了较多的支出责任。而中央通过大量转移支付对地方进行补助，客观上影响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因此要由粗到细设计中央、省、市县三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明细单，列明各自专享事权以及共担事权的共担方案，并在今后渐进优化与细化。在明确政府间事权划分基础上，界定各级政府间的支出责任，明确划分政府间收入，再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进行调节上下级政府、不同地区之间的财力余缺，补足地方政府履行事权存在的财力缺口，实现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在此基础上，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结合税制改革，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

汇报人：xiexiebang。

纪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纪检体制机制建设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后，我们党适应反腐败工作的需要，不断进行纪检领导体制改革，为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但随着反腐倡廉实践的发展，纪检领导体制不科学的问题日渐显现，成为制约反腐败斗争深入进行的重要因素。因此，探讨进一步深化纪检领导体制改革，对提高党反腐倡廉的能力，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现行纪检领导体制主要包含着两种领导模式：一部分是主要的，普遍实行的双重领导模式，即“块”上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以下各级纪委，接受上级纪委和同级党委的双重领导；另一部分是次要的，刚刚在局部地区和有限层面上推行的垂直领导模式，即“条”上的，它是2004年以来中央纪委和各省区市纪委对派驻机构实行全面统一管理。从在纪检组织内实行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上看，双重领导模式占有主导地位，而垂直领导模式由于尚处于探索阶段等原因，其影响力远不及双重领导模式。因此，我国纪检体制就其根本属性而言是双重领导体制。

不可否认，自1980年中央确定，各省、市、自治区以下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领导关系，由受同级党委领导改为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以来，党的纪检系统的双重领导体制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处于初级阶段的背景条件下，对于充分运用各种组织资源，开展反腐倡廉工作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20多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所呈现出的特点和规律与计划经济时代已大不相同，主要是行政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交换的普遍要求相碰撞，导致权力寻租行为大量滋生和蔓延。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需要大力转变党的执政方式和政府职能，合理分解公共权力，另一方面需要建立对权力运行的有效监督机制，以权力制约权力。但在双重领导体制下，各级纪检组织所发挥的监督作用是有限的，主要表现在：

一是对同级党委及其主要领导干部无法实施有效监督。党章和其它党内法规赋予了各级纪委对同级党委的监督职责。但在双重领导体制下，各级纪委实际上以横向的同级党委领导为主，主要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其人权、财权、事权等都主要掌握在同级党委和政府手中，对于同级党委及其主要领导干部基本处于不能监督、不敢监督、不准监督的尴尬境地。对这种组织监督无力的状况，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曾经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对他而言，如同是“牛栏关猫，进出自由”。原山东省泰安市市委书记胡建学更是露骨地说：官做到我这一级，就没有什么监督的了。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高官落马，主要不是同级纪委揭露出来的主要原因。

至为此负出了沉重的代价。反思这些教训，不难看到领导体制因素是制约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入进行的重要因素。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纪检领导体制进行了数次改革，为全面建立垂直领导体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思想理论基础。十年**结束后，我们党对自身领导体制建设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深刻而明确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这里说的组织制度就包含着体制改革的内容。胡锦涛同志也多次强调要大力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积极适应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需要。党的十七大更是把“坚持深化改革和创新体制”写入报告，并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党的纪检领导体制进行深刻反思、改革，为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2、体制机制基础。自1978年各级纪委逐步恢复以来，党中央一直在积极探索纪检领导体制改革，其中一个十分明显的方向就是不断增强纪检组织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现行的纪检“双重领导体制”就其内涵而言包含着垂直领导的因素。中央明确各级纪委要接受双重领导以来，中央纪委和各级纪委都不断加强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工作。如，中央纪委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委都指定某个纪律检查室对一定区域的纪检工作实施全面归口指导。上下级纪委各业务室之间也建立了十分密切的指导关系。这种工作体制机制已经运行多年，为实行全面垂直领导打下了良好的体制机制基础。

3、改革实践基础。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纪检领导体制改革不断迈出新步伐。2004年，中纪委启动改革步骤，对派驻部委的纪检监察机构实施统一管理。其显著的特点是“两个不再”，即：各部委的纪检组长、监察局长不再从所在部门产生，而由中纪委监察部直接委派；各试点单位不再受同级党组领导，而受中纪委监察部直接领导。此举是我国纪检领导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步骤，推动了党内监督“关口”的再次前移。2005年，中纪委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委要对派驻机构实施全面垂直管理，进一步扩大改革的覆盖面。最近，海南省澄迈县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率先在全国进行镇一级纪委实行全面垂直领导。这些改革虽然只局限在一定区域和层面，但为实行全面垂直领导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实践证明，只有从改革领导体制入手，实现各级纪委全面垂直领导，建立强有力的纪检组织，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监督乏力的现状。这既是反腐败斗争的客观需要，更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必然选择。但由于这项改革涉及党的地方各级组织领导权力的重新分配，涉及体制机制的重大调整，涉及广大纪检干部的切身利益，政治性、政策性强，社会影响大，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确保改革实效。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一个完善的、成熟的监督体制应具有以下三个最基本的客观条件：一是必须对其监督对象进行全面的监督；二是监督制约的力度必须与监督对象的职位和权力相适应；三是监督制约过程必须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因此，打破双重领导体制的框架，革除制约反腐败深入进行的体制弊端，全面实施某种程度的垂直领导，是未来纪检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

反腐败垂直领导体制原则，明确各级纪检组织的职责和进行监督检查的权限、方式和手段；明确省、区、市及以下各级纪委在党内的政治地位；明确各级纪委和同级党的代表大会、同级党委的关系以及纪委和监察部门的关系等。

1、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二大”的重建正名阶段。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中央纪委并重建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机关。

1979年3月,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联合发出通知,规定:省和县的各级党的委员会，都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党的委员会选举产生，报上级党委批准。明确纪委设在同级党委内，名称为某某党委纪委。

1980年2月，中央纪委向中共中央呈送一份请示中提出，为有利于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纪委同志提议，将省、市、自治区以下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领导关系，由受同级党委领导改为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而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同意向中央建议做这样的改变。中央如同意以上意见，请批转各地执行。中共中央在收到《请示》的第11天，即正式发文:中央同意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改变省、市、自治区和省、市、自治区以下各级纪委领导关系的请示报告，现转发你们，请照此执行。这是中共中央对中央纪委的请示，批复最快且规格最高的一次。

2、“十二大”至“十三大”的理顺关系阶段。

1981年11月3日,中组部对北京市委办公厅同年11月2日给中央办公厅的来信进行了答复:经研究,北京市党的顾问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全称应是：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顾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特复。这可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中央机关公文运转最快的一次批复。党的“十二大”后不到两个月,纪委在名义上取得相对独立。

有了这一地位的中央纪委一方面行文提升下属地位，规定:“各级纪委的书记一般应由同级党委常委担任。”同时报请中共中央行文明确职级待遇，中央办公厅1984年9月发文，转发中央纪委《关于纪律检查机关组织建设几个问题的请示》的通知。中央纪委在这个请示中要求“省、地、县一级纪委的书记，应是同级党委副书记一级的干部，纪委副书记应是同级党委部长一级的干部”。

3、“十三大”至“十四大”的提升内部机构规格阶段。

1988年6月，中央纪委、中组部联合颁发通知，规定中纪委室主任“配备正局(司)长级或副部长级干部”。地方各级纪委正副室主任按文件规定的职务设置。中央纪委室主任按文件规定的职务设置，在2004年开始逐步落实。

4、“十四大”至“十五大”的监督关口前移探索阶段。

依靠中央行文或与中组部联合行文来前移监督关口的做法开始改变。开始探索通过全会报告形式使监督关口前移，提出“三重一大”和加强党内监督“五项制度”。

1994年9月，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会提出“重视加强事前事中的监督检查，纪检监察机关的负责人要参加地方和部门有关重大问题决策的会议，了解决策的情况以利于进行监督。”

1995年中央颁布了旨在加强监督和预防腐败的三项制度(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制度、礼品登记制度、国有企业业务招待费报告制度)。

1996年1月，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提出“反腐败领导机制”、“三重一大”(凡属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不准个人或少数人专断)和加强党内监督的“五项制度”。

5、“十五大”至“十六大”的监督关口逐步推进阶段。

此阶段提出了战略思路——提出了源头治理和“三公开”(村务、厂务、政务公开);确定了抓手——《关于实行党风廉政责任制的规定》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正式出台;制定了措施——中纪委、中组部联合巡视制度，对派出机构实行统一管理、直接领导的试点;对地县党政主要领导任免实行党委全委会票决制，纪委书记列席同级党委书记办公会、参加书记办公会、担任同级党委副书记，改派出机构的双重领导为直接领导;突出了重点——治本抓源头，着重推进权、钱、人三项制度的改革。

6、“十六大”以来的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转向阶段。

十六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的吴官正，高度重视并努力发挥制度建设在反腐败中的作用,提出：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2003年2月17日,吴官正在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的报告中指出:“积极稳妥地开展对派出纪检监察机构实行统一管理的试点工作,调整职能，理顺关系，通过改革，切实加强对驻在部门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监督。”这是进行试点以来，首次向社会公开这个问题。

此前，国家工商总局、卫生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成为接受中央纪委统一管理、直接领导第一批试点的3个单位。国家工商总局的9名纪检监察干部成为了最早从本单位脱离出来，接受中央纪委监察部直接领导的纪检干部。派出机构的领导体制由中纪委、监察部与驻在部门双重领导改为由中央纪委、监察部直接领导，这是派出机构领导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为此，中央纪委监察部还专门成立了统一管理试点办公室。商务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共8个单位先后参与试点。

2003年10月14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十六大报告关于“反对和防止腐败”的要求进一步具体化。第一次提出：“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04年4月7日，在中央纪委监察部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工作会上，吴官正宣布，中央纪委监察部今年要全面实行对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

纪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十八大以来，中央以零容忍态度严惩腐败，开启了强力自我净化、强势自我纠错、强效自我革新的新征程，取得了重大实践进展和重要改革成果。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全面诠释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干什么，谁来干，怎么干，干得不好怎么办”等重大认识和实践问题，开启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新篇章。对实际工作来说，《方案》如同党内监督“指挥棒”、反腐败责任落实“坐标系”和保持遏制腐败高压态势的“定盘星”，必将放大“做强主业、担当主责”的改革红利，催生纪检监察机关“内调结构，外显威信”的“化学反应”，为从严治党、从严治标提供持续有效的强力支撑。

治标关键期的改革动员令。

一如众望所归，《方案》指明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正在何处、去向何方”，给出了新形势下推进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和责任状，既体现了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期的从严治党方略，也彰显了治标关键期的反腐必胜信心。

梳理十八大后的反腐新进展新成效，改革措施“集大成”。十八大后，中央纪委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聚焦主业、担当主责，以上率下、立行立改，以“打虎灭蝇”行动取信于民。从巡视制度改革到网络监督拓展，从职能定位转变到内设机构调整等，一系列新举措密集实施，纪检监察机关行动效率之高、问责力度之大，查办的违纪违法人员之多、涉及领域之宽，是前所未有的，党心民心为之振奋。这些反腐新成效就是改革的产物，是一系列纪律检查体制机制改革的“红利”。《方案》是这些有效举措的集成和优化，是反腐败理论认识成果、实践创新成果、制度建设成果的提升和固化。

检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任务清单”，改革行动“再进发”。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作出重要部署，列出了一系列“任务清单”。中央纪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按照三中全会决定要求，深入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在改革中推进，在创新中发展。如落实三中全会决定第36条的要求，抓住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这个“牛鼻子”，着力构建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任务已经明确，行动初显成效，《方案》起到了改革“后评估”和落实再督促的双向功能。

破解纪律检查体制深层次矛盾问题，改革深化“总动员”。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制约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体制障碍依然存在，反腐败形势严峻、胶着。比如查办腐败案件的机构、资源分散，形不成有效合力；一些地区和领域办案阻力大，甚至压案不查、瞒案不报；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与群众期待相去甚远；等等。破困局，靠改革。改革既是战略，也是战术；既是理念，更是方法。《方案》直指长期形成的纪律检查体制“病灶”，用改革之道清障减负，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一再证明了的道理，也是反腐败攻坚克难、取得实效的根本路径。

打造强力反腐的责任链条和“无缝网络”

反腐败关乎党的政治信用和执政安全，是战略任务、责任工程。《方案》把握责任导向、问题导向和执行导向，推动责任主体强力反腐的改革重点十分突出。其主攻方向包括：

“‘两个责任’一起扛”，进一步构建治党管党的责任落实体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共担并进”，将带来治理腐败深度变革。《方案》着力建构党内治理的责任链条、责任体系和问责机制，对“谁来负责，如何问责”作出清晰界定，部署适时修订《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建构正风肃纪“无缝网络”。各级党委牢固树立不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严重失职的意识，变“要我做”为“我要做”，发挥主体功能。纪委牢牢锁定“监督、执纪、问责”三个关键词，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有力保证。同时，加强责任追溯和责任倒查，实行“一案双查”，对领导不力、不抓不管导致“四风”问题突出或发生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等情况，既追究当事人责任，又追究相关领导和纪委责任。

“两个‘上’为主”，进一步传导上下联动的党内监督压力。把纪委两项重要权力——查办案件的事权和干部提名的人权“上提”，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改革“落地”。一是落实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的要求，支持和督促下级纪委依纪依法查办案件。二是推动各级纪委书记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程序化，明确上级纪委在提名考察工作中的职责权限。同时，要督促各级党委、纪委层层传导压力，一级抓一级，制定责任主体抓落实的具体措施。如实行各级党委向上级党委报告履行主体责任情况、各级纪委向上级纪委报告履行监督责任情况，建立完善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向上级纪委全会述廉述责并接受评议质询制度等。

“两个人群一起管”，进一步强化对腐败和特权的治理高压。体制改革是“投入”，打击贪腐是“产出”，要通过改革提高针对性、精准度和震慑力。一是对领导干部“本人”即权力行使者加强监管，如完善防止领导干部利用公共权力或自身影响谋取私利的法规制度，完善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的法规制度，加强随机抽查、重点抽查和结果运用，推动开展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等，强化党内诚信和党内监督。二是对领导干部“家人”即利益相关人加强监管，如重点关注和规范领导干部亲属经商、担任公职和社会组织职务等情况，加强对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实行职位限入和提拔限制、岗位调整等，防止权力递延和利益输送。

改革是坚定反腐信心与定力的根本出路。

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复杂严峻。人们不免心存忧虑，如担心“反腐败会不会时紧时松”、“反四风会不会一阵风”等。《方案》如同一张特殊答卷，锁定了进行时的改革，击碎了社会上的猜疑，释放出“既打攻坚战、又打持久战”的最强信号。

以“用得上”的实招焕发改革活力。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方案》对前一阶段卓有成效的反腐实践作了跟踪扫描，把行之有效的好制度、好方法固化下来，注重改革绩效评价和效果评估，先易后难，由简入繁，以点带面，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不急于发文件，确保各项改革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如《方案》对巡视和派驻“两个全覆盖”、防止“灯下黑”等方面都作了明确安排，“落点”清晰可见、效果明确可期，既以先导性改革树立了信心，也为后续性改革增添了活力和动力。

以“看得准”的变革提升核心能力。《方案》虽有长计划和短安排，但不搞“大而全，小而全”。形象地讲，这是做强做大纪检监察主业的“分解动作”说明书、改革任务书，是提升纪律检查核心能力的规划蓝图。而且，《方案》提出的一些重要改革举措，如开展“三转”、抓好主业等，都是从中央纪委机关首先改起，以上率下、善做善成，带动了近三十年来最具震撼力的大变革。看准时机和节奏，凸显纪律检查资源力量的聚集效应和聚焦效果，集中优势兵力打遭遇战、攻坚战，将会极大地提升监督、执纪、问责的权威性、实体性、有效性。

以“干得成”的事业汇聚治理合力。实践证明，只要动真碰硬、真抓实干、常抓不懈，反腐大业必成无疑。可以预见，随着《方案》的落实和深化，通过巡视监督加压、网络监督提速催生零容忍的社会氛围，以及加强纪检监察、审判、检察、公安等机关在查办案件中的协作配合，加大追逃追赃工作力度等“组合拳”，制约监督权力的“制度笼子”和责任体系越来越密实，对消极腐败和不正之风进行“精确打击”的能力及合力越来越强大。

更重要的是，改革再出发，改革在路上。由于反腐败集中呈现的是我们党的纠错能力和纠错机制，通过中央纪委“开门反腐，上网执纪”的改革行动，主动“大打虎、打大虎”的丰硕战果，进一步表明党有信心、有能力完善党内监督、解决腐败问题，解决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深层次问题，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有着90多年历史的大党，走向强党之路的政治定力和决心。（高波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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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以确保食盐质量安全和供应安全为核心，在坚持食盐专营制度基础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依法治盐，创新管理方式，健全食盐储备，严格市场监管，建立公平竞争、监管到位的市场环境，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逐步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盐业管理体制。

(二)基本原则。

突出食盐安全。完善食盐监管机制，加强企业规范条件和信用体系建设，健全社会食盐储备体系，拓宽碘盐供应渠道，保障食盐质量，实现科学补碘。

释放市场活力。取消食盐产销区域限制，改革食盐定价机制和工业盐管理，鼓励企业自主经营、产销一体，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不断做优做强，为行业健康发展提供动力。

注重统筹兼顾。把确保用盐安全和激发市场活力有机结合，统筹协调各项改革措施，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加强工作指导和效果评估，确保改革稳妥推进。

坚持依法治盐。完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加快建设标准体系，建立健全监管制度，明确各方管理职责，创新管理方式，实施依法治理。

二、强化食盐专业化监管，完善食盐专营制度。

(三)完善食盐定点生产制度。不再核准新增食盐定点生产企业，确保企业数量只减不增。鼓励食盐生产与批发企业产销一体。鼓励社会资本进入食盐生产领域，与现有定点生产企业进行合作。

(四)完善食盐批发环节专营制度。坚持批发专营制度，以现有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和食盐批发企业为基数，不再核准新增食盐批发企业，鼓励食盐批发企业与定点生产企业兼并重组，其他各类商品流通企业不得从事食盐批发。鼓励国有食盐批发企业在保持国有控股基础上，通过投资入股、联合投资、企业重组等方式引入社会资本，开展战略合作和资源整合。

(五)完善食盐专业化监管体制。保持现有专业化食盐监管体制不变，由盐业主管机构依法负责食盐管理与监督。工业和信息化部是国务院盐业主管机构，主管全国盐业工作，负责制定盐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管理全国食盐专营工作，保证盐行业发展稳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授权的盐业主管机构，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食盐专营工作。各级盐业主管机构与公安、司法、卫生计生、工商、质检、食品药品监管等部门各司其职、密切协作，依法加强食盐安全监管。结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探索推进食盐安全监管体制改革，研究剥离食盐批发企业承担的行政管理职能，创造条件将食盐质量安全管理与监督职能移交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或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加快建设食盐电子追溯体系，实现食盐来源可追溯、流向可查询、风险可防范、责任可追究。

三、推进盐业管理综合改革，完善食盐储备制度。

(六)改革食盐生产批发区域限制。取消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只能销售给指定批发企业的规定，允许生产企业进入流通和销售领域，自主确定生产销售数量并建立销售渠道，以自有品牌开展跨区域经营，实现产销一体，或者委托有食盐批发资质的企业代理销售。取消食盐批发企业只能在指定范围销售的规定，允许向食盐定点生产企业购盐并开展跨区域经营，省级食盐批发企业可开展跨省经营，省级以下食盐批发企业可在本省(区、市)范围内开展经营。鼓励盐业企业依托现有营销网络，大力发展电子商务、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等现代流通方式，开展综合性商品流通业务。

(七)改革食盐政府定价机制。放开食盐出厂、批发和零售价格，由企业根据生产经营成本、食盐品质、市场供求状况等因素自主确定。各级价格管理部门要加强对食盐零售价格的市场监测，配合盐业主管机构采取措施，保持价格基本稳定，特殊情况下可依法采取价格干预或其他紧急措施，防止普通食盐价格异常波动。

(八)改革工业盐运销管理。取消各地自行设立的两碱工业盐备案制和准运证制度，取消对小工业盐及盐产品进入市场的各类限制，放开小工业盐及盐产品市场和价格。各省级人民政府要切实执行放开工业盐运销管制的要求，并研究制定落实细则和责任追究等有关管理办法，工业和信息化部要加强督促检查。工业盐生产企业应当建立、保存完整的生产和销售记录，严格防止工业盐流入食盐市场。质检部门要督促生产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加强工业盐产品质量监管，依法查处不合格产品，工商部门要依法查处虚假广告和侵权假冒行为。

(九)改革食盐储备体系。建立由政府储备和企业社会责任储备组成的全社会食盐储备体系，确保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发生时食盐和原碘的安全供应。各省(区、市)根据本地食盐供需情况建立政府食盐储备，储备量不得低于本省(区、市)1个月食盐消费量，可以依托现有食盐批发企业仓储能力，也可以选择具备条件的食盐生产企业实施动态储备，本级财政预算应安排资金对食盐储备给予贷款贴息、管理费支出等支持。加大对储备补贴资金的审计力度，接受社会监督。完善企业食盐储备制度，限定食盐生产、批发企业的最低库存和最高库存，防止食盐市场供应短缺和企业囤积居奇，其中最低库存不得低于本企业正常情况下1个月的平均销售量，库存具体标准由行业协会研究提出、工业和信息化部核定，各级盐业主管机构要加强对库存情况的监督检查。鼓励企业在供求关系稳定或产能大于需求时，在最低库存基础上建立成本自担的社会责任储备。原碘供应按照现行方式管理，中央财政对原碘采购及碘添加剂生产、供应给予适当支持。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案

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港务局体制改革工作进展顺利,市政府于7月26召开市长办公会议,成立了市港务局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工作,体制改革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形成的体制改革初步方案,已正式提交11月13日市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

作者：湄洲湾港务管理局体改领导小组作者单位：刊名：中国港口英文刊名：chinaports年，卷(期)：“”(12)分类号：f5关键词：

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方案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案

广告语，又称广告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告，顾名思义就是广而告之。广义的广告语指通过各种传播媒体和招贴形式向公众介绍商品、文化、娱乐等服务内容的一种宣传用语，包括广告的标题和广告的正文两部分。狭义的广告语指通过宣传的方式来增大企业的知名度，广告语也是市场营销里必不可少使商家获得利润的手段及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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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案

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做好基层常见病多发病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工作的有关通知精神，为配合医改和深入开展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动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开展，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卫生体制改革中的优势和作用，不断提高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的.补偿能力，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矛盾，为广大群众提供以简、便、验、廉为特点的中医适宜技术，经研究在全市组织开展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工作。为保证推广工作顺利开展，确保取得实效，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为深入开展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动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开展，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卫生体制改革中的优势和作用，为广大群众提供以简、便、验、廉为特点的中医适宜技术，不断提高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的补偿能力，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全面提高基层卫生技术人员中医药专业技术水平，切实加强中医药服务能力建设。通过推广中医适宜技术，达到全市各县（市、区）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3年后每个基层单位都能掌握10种中医适宜技术的目标。

二、推广范围。

全市所有区、县（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三、推广时间安排。

年4月制定方案、筛选技术。

年5月―6月编写教材、组织培训等准备工作。

年7月―10月全面推广实施。

年11月接受中医管理局考核验收。

四、组织实施。

（一）活动领导小组。

各区、县（市）卫生局成立由主管局领导负责的中医适宜技术推广领导小组，负责本区、县（市）的推广和组织协调工作。

（二）项目筛选。

每个基层卫生机构根据自身情况，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荐目录中选取5―10个适宜技术项目，上报至主管区、县（市）卫生局。由市中医管理局汇总形成推广中医适宜技术项目目录。

（三）人员培训。

采取市、区（县）两级相结合的培训方式。市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基地设在市中医院，各区、县（市）适宜技术推广基地设在各区、县（市）中医医院（或中西医结合医院）。市推广基地负责各区、县（市）适宜技术推广师资人员培训，各区、县（市）负责各辖区人员培训工作。

（四）政策支持。

积极推广使用中医药适宜技术，对列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中医适宜技术目录中的治疗费用在原有报销比例基础上提高10个百分点。对推广中医适宜技术工作表现突出的区、县（市），将利用市财政专项资金给予适当支持。

五、考核验收和监督管理。

市中医管理局按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制定《基层常见病多发病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考核验收标准》的有关要求，对各区、县（市）卫生局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工作进行督导和检查。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案

自全面实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以来，我乡严格按照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要求，把推进医改工作作为一项重大的民心工程和责任工作，摆在突出位置，狠抓关键环节。现将我乡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一年来的工作总结如下：

一、成立组织，加强领导。

我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医改工作，迅速成立了以乡长为组长，分管医疗卫生副乡长为副组长，卫生院院长和各村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落实责任，建立健全乡医改工作机制，确保医改工作各项规划落到实处。

二、强化“三主”意识，加强对重大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学校卫生等组织协调工作。

成立了以乡长为组长，分管卫生副乡长为副组长，学校、医院、各村负责人为成员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领导小组，完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国，提高基层卫生应急能力，做好辖区内突发公共事件预防控制与医疗救治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突发公共事件造成的威害，保障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组织乡卫生院对医院、学校、人口聚集地进行集中的消毒;组织乡村组干部开展传染病和食品安全知识的宣传;加强学校及其周边环境卫生和食品安全督促检查。

三、加强辖区内医改工作督导检查。

对辖区内医改工作定期不定期地进行督导检查，尤其是乡卫生院对发热门诊落实以及对传染病的预防、控制的`应对力的督导检查。

四、加强新农合工作领导。

把这项工作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缓解和消除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的好事、实事来抓。

成立新农合工作领导小组，通过各种途径加大新农合政策宣传力度，本乡群众对新农合政策的知晓率达100%。我乡今年新农合参合率达99%。对新农合病人的外伤情况落实专人严格调查，没有一例开假证明的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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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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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体制改革机制的建立

因此，需要加快推动财税体制改革的步伐，以此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建立一套完善的现代财税体制。

文中分析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原因，并进一步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路径进行了具体的阐述。

1.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不公。

一直以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关于事权都有明确的划分，在分税制实施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事权划分格局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随着中央相关政策措施的出台，地方政府在民生方面的支出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而且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也得到较大的提高，这导致地方财政收支矛盾越来越突出。

特别是民生项目及对口援建等相关支出还呈现出逐年增加的态势，这给地方财政带来了严竣的挑战。

2.收入划分失衡。

现行的税制度将税种划分为中央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及地方税三种，但在全国财政收入中，中央财政收入所占比例较大，而且呈现还处于日益增加的态势，这也导致地方收入占比较低，从而催生了土地财政。

目前随着“营改增”的实施，作为地方唯一主体税种的营业税又全部转为增值税，这更加重了地方财政的压力。

3.转移支付不合理。

针对于地方财力无法承担较重支出的情况，自分税制改革后，转移支付制度开始被引入，主要以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为主，这是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重要手段，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较小，同时专项转移支付存在多而杂的问题，部分地区中央多以专项转移支付为主，并对用途和使用单位进行了明确，这就导致地方财政无法对其进行统筹安排，使财政资金配置处于较低水平。

1.完善预算管理制度。

一直以来，我国遵循的都是年度收支平衡，预算审核也此作为重点，从而导致许多经济乱象发生，也无法充分的发挥财税体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

因此，需要我们对于年度收支不平衡现象在客观看待，在年度预算审核时需要将重点放在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上，进一步加强预算支出规模控制，采用中长期财政规划管理，有效的提高预算的前瞻性和可持续性，对地方债规模进行绝配中，规范地方债审批制度，使财税体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更好的发挥出来。

我国一直存在着预算碎片化和财务分散等问题，财政资金配置低效，这就要强化预算统筹能力，加强对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加大对社会保障预算和公共财政预算的统筹力度，进一步取肖专项专用规定，对预算执行中一些新增支出严格控制，增强预算的透明度，对监督和引导机制进行完善，以此来提高绩效预算水平。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增长过快，这不仅关系到财政的可持续性，而且与社会、经济发展及国家长治久安都具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在完善政府性债务管理体系，强化对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对地方债举债权限和用途进行明确，建立健全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控制好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完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机制，从而有效的提高对财务风险的抵御能力。

2.健全税收制度。

一是全面推行营改增。

营改增已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施，有效的避免了重复征税的问题，减轻了税负，这不仅有利于加快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而且对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目前多个行业已经纳入到营改增抵扣范围，有效的简化了税率。

而且营改增的实施直接关系到地方主体税种的培育和地方税体系的重构，在当前全面推行营改增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但随着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完善，这些问题也会得到很好的解决，营改增实施的目的也能够更好的体现出来。

二是完善消费税制度。

当前我国消弱税在征收范围及征收环节等方面都存在不合理的地方，直接影响了调控能力，无法发挥出引导消费的重要作用。

因此要合理确定消费税征收范围，进一步对税率结构进行调节，做好征收环节中的各项工作。

三是实施房产税改革。

当前“土地财政”现象越演越烈，这与地方主体税种缺乏具有直接的关系，人地方财务不足情况下必然会产生“土地财政”。

因此要加快推进房产税改革，使其成为地方政府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以此来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收入的依赖，同时还能够更好的抑制房地产泡沫，实现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四是促进个人所得税改革。

目前我国采用分类征收的`方式来征收个人所得税，对高收入的调节作用无法体现出来。

针对于个人所得税制度，在具体改革过程中要充分的借鉴先进的经验，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个人财产登记制度，以此来建立起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3.调节事权与支出责任制度。

我国要尽快出台《政府间财政关系法》，明确中央和地方事权，确定责任主体，进而有效推进“问责制”，保障中央与地方的收入源，抑制“土地财政”。

同时还要尽快建立一整套的转移支付设立、使用、管理、监督检查、绩效考核和后评估机制，科学确定一般性转移支付分配的挂钩因素、原则和依据，同时不断优化结构，逐步提高一般转移性支付占比，推动转移支付结构的动态优化和调整。

三、结束语。

当前，我国社会和经济都处于关键的转型期，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能够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充分的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在改革过程中不仅能够有效的完善财税体制，而且还能够建立起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相适应的现代财政制度，为我国全面构建小康社会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摘要：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我国的税制改革面临着进一步的深化，特别是在及政府提出了加快改革财税体制的多项要求的当下，进一步探究如何有效发挥政府财政职能，以不断深化我国财税体制的改革，更好地实现我国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及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安定，则成为目前我国政府较为关注的重要问题。

本文则主要从我国财税体制改革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及相应的解决措施入手，对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化提出若干思考与建议。

众所周知，自我国进行财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及社会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近年来，随着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提出与落实，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政府及人民对我国目前财税体制改革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因此，进一步探究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现存问题及解决措施，是目前促进我国财税体制改革深化的一项重要课题。

虽然我国目前的财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仍存在一定的问题与不足，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解决。

通常而言，我国财税体制改革中的现存不足主要包括以下几大方面：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原因及路径论文

年6月以来，铁路货运改革可分3个阶段推进，取得12个方面的突破。

1.1.1第一阶段。从2013年6月至年8月，铁路总公司提出了“简化受理、随到随办、规范收费、热情服务”的改革要求，货运组织改革取得4个方面的突破：一是改革货运受理方式，简化手续、拓宽渠道、敞开受理、随到随办。二是改革运输组织方式，取消了长期以来的计划审批等复杂手续。根据客户的运输需求，编制运输计划，及时安排装车，同时对大宗稳定的客户实行协议运输。三是清理规范货运收费，实行“一口价”，执行国家运价政策，坚持依法合规，公开透明收费。四是构建“门到门”全程物流服务体系，搭建由铁路总公司、铁路局、货运中心(站段)组成的三级调度指挥网。

1.1.2第二阶段。从2014年9月至年一季度，铁路总公司以发展零散货物快运为重点，进一步深化货运改革，打出了又一轮“组合拳”。这些举措概括起来，一是“两散两新一打包”战略，所谓“两散”，是指零散货物快运和批量零散货物快运;二是客车化快运班列。“两散”的核心在3方面突破。一是价格，采用紧盯公路价格的方式，按照低于公路价格5%～10%且覆盖铁路变动成本的原则定价;二是计费方式，改变铁路传统的以整车、标重计费方式，改为按实际重量计费;三是办理方式，取消了整车的受理限制，按照货物实际重量及体积受理。所谓“两新”，是指“一口价新管内”和“一口价新直通”。所谓“一打包”，是指铁路企业作为第三方物流，通过参加生产企业物流外包项目的公开招标、邀请投标、竞争性谈判等形式，以签订合同的方式，承接企业客户部分或全部物流外包业务。

1.1.3第三阶段。从2015年4月18日铁路总公司在沈阳召开铁路现代化物流建设现场会至今。在沈阳现场会上，盛光祖总经理提出“要用三年时间，将铁路打造成现代化物流企业”，并提出“全过程、全流程、全方位、全服务”的“四全”发展战略。主要在5个方面取得突破：一是打造快捷准时的个性化产品——特需班列，突破编组轴数和装车吨数限制，开通全程通途、准时送达快运列车;二是落实“一带一路”战略，构建了国际大通道，开通中欧班列;三是规划构建了全国性、区域性、地区性3级铁路物流基地服务网络，制定商品车、冷链等专项物流规划;四是实施“互联网+”战略，开通95306网，打造大宗物资交易市场，推动线上服务和线下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五是实施“总对总”战略合作，由铁路总公司牵头实施大客户合作方案，推进与海尔、美的、格力等家电企业合作。3年来，各铁路局在铁路总公司的领导下，积极采取相关措施，不断推进货运组织改革，加快向现代物流企业转型，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1.2铁路货运改革面临的新形势。

在铁路总公司不断深化货运改革的同时，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社会物流市场日新月异的发展，公路、海运、航空等物流企业不断调整战略，借助资本力量快速发展，铁路面临着新的形势。

1.2.1经济结构调整。一方面，随着国家淘汰落后产能以及节能减排力度持续加大，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深入推进，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受到严格控制，以煤炭、矿石为主的大宗货物市场将持续低迷;另一方面，随着制造业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和新业态正在快速成长。受内需扩大的带动，快速消费品、食品、医药、家电、电子等与居民消费相关的个小体轻、产品附加值高、批量小、时效性强的货源比重不断上升。

1.2.2其他运输方式的崛起。一是以“四通一达”为代表的快递企业通过资本运作迅速扩张，2015年快递货运量以年35.4%的增长速度突飞猛进;二是以德邦、中铁、天地华宇等为代表的零担物流企业不断通过联盟，整合社会零担物流企业，迅速抢占白货市场;三是以安得、卡行天下为代表的第四方物流业兴起，通过打造“互联网+物流”，为客户提供供应链解决方案，逐步打造“无车承运人”模式;四是中远洋、中海运合并，布局海运物流市场。社会其他车货匹配平台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围绕价值链革新和重构，降本增效，提升物流服务效率效益，实施“互联网+物流”战略，借助资本快速腾飞。

1.2.3物流地产的兴起。中国当下的现代物流设施建设速度落后于市场需求，根据戴德梁行统计数据与预测，，中国现代物流设施行业的需求/供给比为44.9%，供给缺口达到2390m2。从中国的物流地产行业份额上看，外资迄今依旧占据行业前三，其中普洛斯以超过55%的市场占有率遥遥领先。其他外资以嘉明、盖世里、安博等物流地产行业为代表的企业也在快速布局。内资民营企业近两年有上升势头，根据戴德梁行数据，截止2015年底宇培与易商分列行业4与6位，平安和万科紧随其后也在布局物流不动产。

综上所述，铁路总公司在货运改革取得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利的经济形势和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铁路总公司应在国家经济结构转型的历史大潮中，担当起义不容辞的责任，加快推进货运改革，应对风云变幻的市场竞争，争取3年内打造成现代化的物流企业。

通过3年的货运组织改革，各铁路局从思想认识上已基本具备现代物流理念，从传统运输业思维中逐渐走出来，现代物流概念已深入思想。随着铁路物流服务从粗放性逐步向精益化、个性化转变，当前的货运体制问题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2.1货运组织机构需进一步优化。

2013年，铁路总公司在推进货运组织改革中，围绕货运营销与行车组织的关系，将货运营销、受理、接取送达、装卸以及在两端进行物流服务的货运中心(站段)部门作为“前店”;将行车、运转业务、调度等部门作为“后厂”。按此思路全路推行两种试点模式，一种是从原站段剥离货运业务成立货运中心，与站段平级，简称方案一;另一种是在原车务站段下成立货运营销队伍，简称方案二。经过3年的探索，虽然方案一在站段单元存在结合部问题以及部分职能划分不明确，但组织结构较方案二更趋扁平化，使其逐步将精力集中于货运营销和业务管理。

方案二的组织模式虽然实现了资源的整合，有利于减少内耗，但是将物流服务全部划归运输站段进行统一管理，主要存在两方面的弊端。一是客观造成了“前店”必须服从于“后厂”的体制结构，使物流服务失去了主动迎合市场的能力，不利于铁路运输组织由内部生产型向市场导向型转变;二是传统“行车安全”思想根深蒂固，无法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经营。

2.2营运机制不适应物流市场。

随着现代物流“四全”战略的深入，从仓、储、配一体化运营，到逐步挖掘物流增值服务，提高物流效率效益，铁路既有的营运机制已经不适应现代物流市场的需要。

2.2.1财务收支机制存在问题。货运中心(站段)不是经济法和民商法意义上的承运人，而是运输服务的代理人或中介人。按照工商登记内容，货运中心的.工商执照不是法人企业营业执照，而是法人代表营业执照，按法人的分支机构对待。虽有主管部门批准和工商登记，但其不能作为承运人，并未设立运输收入专户，现行运输进款交接、保管、存银行、上缴的渠道不变。受货运中心财务收支机制制约，当前投产物流基地主要由多经企业负责运营，导致运输、仓储等物流环节分开运营，不符合现代物流一体化运营的趋势。

2.2.2合作共赢机制存在问题。随着行业价值链革新和重构，要想降增效，必须推进商业模式变革。铁路总公司在推进货运改革中，必须知退知进，与社会企业建立符合国有企业体制的共赢合作机制。当前建成投产的物流基地受机制约束，部分增值物流服务不能开展，仍以传统运输、仓储业务为主，造成高投入、低产出。

2.3当前管理机制落后于改革。

2.3.1承运管理滞后货运改革。除了承运手续有待进一步优化外，还有两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一是承运品类跟不上社会化产品变化，对一些新型的化工产品，由于一线管理人员化工知识匮乏，对规章不包含品类按危险品对待，__失去部分运输市场;二是货物运输装载加固方案固化，对一些生产大型机械的企业，运输这些特殊货物需要制定严格的装载加固方案和付出较高的加固材料费、设计费，导致运输成本加大，最终使货主放弃铁路运输。

2.3.2考核激励机制亟待优化。一是进一步优化“前店”营销考核机制以及“后厂”组织效率考核机制，提高一线人员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二是优化排空考核，通过局每天要排出大量的空车，线路、车辆被占用，造成资源浪费。

2.3.3人才选拔机制固步自封。改革的成败取决于人才，当前从铁路总公司用人到铁路局以及一线货运中心或站段用人，都无自主决策权。一是当前部门设置及编制人数不适应改革发展，各部设处室及处室编制人员数，业务部门无自主权;二是用人、选人机制亟待优化，在资本追逐人才的时代，面对激烈市场竞争，需要打破传统的考核用人机制，把真正需要的人才放到重要岗位;三是难以从体制外引进专业人才。

纪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根据《中共梁平县委、梁平县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梁平委发[2003]10号）文件精神和《梁平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梁平县交通局所属事业单位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梁平编委发[2003]63号）文件精神，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如下公路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按照梁平县机构编制委员会（梁编委发[2003]63号）《关于梁平县交通局所属事业单位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要求，梁平县公路管理段更名为梁平县公路局，辖梁平县公路养护中心和梁平县公路维修中心。其中，梁平县公路维修中心与梁平县国营道路桥梁工程公司合署办公，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一）梁平县公路局机构编制方案。

1、机构性质。

梁平县公路局为隶属梁平县交通局管理的社会公益类事业机构，经费来源为自收自支。

2、业务范围。

（1）负责新建和改建公路的前期可行性研究，施工图设计、工程概算及公路施工的组织工作。

（2）承担县域内公路建设与管理工作，指导乡村公路的建设及养护管理。

1（3）承担公路养护及其质量检查与路况评定，公路灾害抢修与保通、公路绿化。

（4）负责公路行业统计、公路行业普查、公路数据库建设和维护。

（5）负责编制县域内公路发展规划。

（6）管理梁平县公路养护中心和梁平县公路维修中心。

（7）承办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3、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业务范围，内设4个科。

（1）建设养护管理科；（2）计财科；（3）安全保卫科；（4）政秘科。

4、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

（1）人员编制。核定人员编制10名，其中管理人员编制4名，专业技术人员编制5名，工勤人员编制1名。

（2）领导职数。设局长1名，副局长2名，科室负责人4名。

（二）梁平县公路养护中心机构编制方案。

1、机构性质。

梁平县公路养护中心为隶属梁平县公路局管理的社会公益类事业机构，经费来源为自收自支。

2、业务范围。

主要负责全县公路的日常保养和小修工程。

3、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及内设机构。

（1）人员编制。核定人员编制350名。其中管理人员。

2编制10名，专业技术人员编制30名，工勤人员编制310名。

（2）领导职数。设主任1名、副主任2名。（3）内设机构。

根据工作需要，设三个部和14个公路管理站。设养护管理部4名；计财部2名；人事安保部4名。设福禄、石河、复平、合兴、仁金、和林、云龙、荫平、七桥、回龙、明达、竹山、虎城、金柱等14个公路养护管理站。

（三）梁平县公路维修中心机构编制方案。

1、机构性质。

梁平县公路维修中心（挂梁平县国营道路桥梁工程公司牌子）为隶属梁平县公路局管理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收自支、独立核算的法人单位。

2、业务范围。

负责公路局管理的已成公路的大中修维护工程，对外承担各种其它工程。

3、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

人员编制。核定管理人员编制15名，工勤人员若干名，其中，设主任1名，副主任2名。

4、内设机构。

根据工作需要，内设4个部。

（1）工程部5名；（2）设备部2名；（3）财务部2名；（4）人事安保部3名。

根据《中共梁平县委梁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梁平县事。

3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精神，制定如下人事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管干部原则。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以实行聘用合同制为主线，以改革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为重点，理顺人事管理体制。结合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按照“脱钩、分类、放权、搞活”的原则，精简冗员、鼓动竞争，促进流动，提高素质，充分调动各类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优秀人才成长，增强事业单位活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加速高素质社会化的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和管理人员队伍建设。

（二）实施的范围及对象。

公路段及原工程队在编的全民所有制（含集体所有制）事业单位性质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工人。

（三）改革用人制度。

1、推行人员聘用制度。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意见的通知》（渝府发[2002]73号，按照“按需设岗、民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聘用、严格考核、合同管理”的原则，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通过实行人员聘用制度，实现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由行政任用关系向平等协商聘用关系转变。

4等级。建立健全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任期目标责任制，加强对任期目标完成情况的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与任用、奖惩挂钩。

3、管理人员实行职员聘任制。根据《重庆市事业单位职员管理办法》（渝人发[2000]136号），建立体现管理人员水平、能力、业绩、资历、岗位需要的职务等级序列并实行结构比例管理。

4、专业技术人员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根据《重庆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管理办法》（渝人发[2000]135号）的规定，专业技术职务逐步实行岗位总量控制与岗位结构比例管理，强化专业技术职务的聘任管理，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分开，打破专业技术职务终身制。在聘任过程中，根据专业技术人员的任职资格、基本条件和实际工作水平，可以同职同聘，也可以高职低聘。

5、工勤人员实行工人岗位（等级）聘用合同制。按照《重庆市事业单位工人岗位（等级）聘用制管理办法》（渝人发[2000]137号）的规定，事业单位工人岗位（等级）设置实行总量控制与等级结构比例管理，根据各工种岗位职责和本人技能等级、实际能力等条件，采取竞争上岗、择优聘用，定期考核等办法，规定工勤人员的进、管、出。

6、不愿与单位签订人事聘用合同的职工，可自愿申请辞职、调离等形式，单位接申请后，按人事管理权限办理手续。

7、允许事业身份的职工向企业流动。保留事业身份，享受企业的一切待遇，具体按《梁平县公路局关于人事制度改革人员分流安置意见》办理。企业身份的职工，除竞聘公路局系统中层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外，原则上不能向事业单位流动。

（四）加强人员管理。

1、做好考核工作，按《重庆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办法》（渝人发[2000]138号）文件办理。

2、建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惩制度，规范事业单位奖励和行政处分行为。按《重庆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惩办法》（渝人发[2000]139号）文件执行。

3、认真做好解聘工作，按照《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意见的通知》（渝府发[2002]73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4、严格执行离退休制度。认真贯彻国务院国发[1978]104号文件和（渝人发[2000]148号，梁人发[2000]51号文件转发）有关政策规定，加强离退休人员管理，落实离退休人员政治、生活待遇，充分发挥离退休人员的作用。

（五）改革工资分配制度。

1、坚持“按劳分配、优劳优酬、绩效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积极推进事业单位工资分配制度改革，搞活事业单位内部分配，建立重实绩、重贡献、向优秀人才和重点岗位倾斜、自主灵活的分配激励机制。

2、根据公路局属性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在坚持工资总额增长幅度低于经济效益增长幅度和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幅度低于本单位人均效益增长幅度的前提下，确定工资分配办法。也可以实行企业管理或企业工资制度，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3、探索新的分配机制。积极开展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试点，研究探索技术、信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方法，6把职工的业绩、贡献与其经济收入挂钩。探索收入分配向优秀人才和关键岗位倾斜的办法。

（六）妥善安置分流人员。

妥善安置分流人员，根据《中共梁平县委办公室、梁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梁平县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人员分流安置意见〉的通知》（梁委办[2003]53号）文件精神，具体办法按《梁平县公路局人事制度改革人员分流安置意见》办理。

（七）人事聘用合同签订。

原梁平县公路管理段及梁平县公路工程队职工，根据本人实际情况可申请辞职、调离，也可以向梁平县公路养护中心申请签订人事聘用合同，具体时间安排及实施按《梁平县公路局关于实行人员聘用制度的实施意见》办理。

(八)有关问题处理。

1、因病伤、工伤丧失劳动能力的职工，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2、2003年11月1日前，职工与原梁平县公路管理段和梁平县公路工程队签订的待岗、提前离岗休息、人事聘用合同、上岗合同、借用合同一律作废。以本次人事制度改革要求签订的合同为准。

二00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纪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近日，中纪委副书记吴玉良做客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就“中央纪委的历史沿革和地位、职能、作用”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时强调，纪检监察机关的领导体制是一个改革、探索的过程，这个历史过程实质上逐步加强了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

吴玉良在回顾纪委的领导体制时表示，七大、八大和十一大党章规定，各级纪委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工作；1980年2月，中央批准地方纪委改为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但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十二大党章规定地方纪委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不再沿用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的表述。

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的一些专家也表示，目前纪委体制的同级监督不利于有效发挥监督作用，导致机构独立性不够。

事实上，在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便是纪检监察体制的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曾在十八大后，被中纪委书记王岐山邀请参加反腐座谈会，他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定位于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纪检监察体制的改革可能会在近期有所突破。

在35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纪委得到恢复和重建，十二大党章规定地方纪委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不再沿用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的表述，吴玉良认为这一过程逐步加强了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

吴玉良表示，十二大党章同时规定，“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党的纪律检查组或纪律检查员”，至十三大召开前，中央纪委共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有关部门派出了21个纪律检查组。目前，中央纪委监察部共有53家派驻机构，这些机构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到六大，党章中都设有“纪律”专章。七大到十一大党章，写法有所改变，不再设立纪律专章，但在“总纲”和“党的组织制度”中都强调了党的纪律。1982年，十二大党章专门增加了第七章“党的纪律”和第八章“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后来经过6次党代表大会的修改，形成了现在十八大党章的表述，核心思想是“党组织必须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共产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

历史上，纪委机构的产生方式也有不同变化。吴玉良说，党的纪律检查机构的产生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是有变化的，主要有选举产生和决定成立两种。选举产生的方式有3种：一是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比如五大、六大和十二大至十八大。二是由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比如七大、八大和十一大。三是由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决定产生是指1949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地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这是由于还没有召开八大的原因。

同级监督之辩。

改革开放以来，民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越来越关注，中央纪委和地方各级纪委也表现出越来越开放的姿态。实际上，纪检监察体制的改革，目前已初露端倪。

9月2日，由中纪委、监察部主办的综合性政务门户网站——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正式改版开通。除了网站改版开通外，中纪委、监察部第一次“晒”出了自己的组织架构。

中纪委、监察部内设27个职能部门，与原来相比增加了2个负责案件工作的纪检监察室。上述官网还首次公布10个纪检监察室的职能分工，有4个室负责中央国家机关和国有大型企业的纪检监察，6个室分别负责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地方的纪检监察。

在提及目前纪检监察体制存在的弊端时，马怀德表示，整个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力量分散。既有纪检监察机构，也有检察机关的反贪机构，还有政府机构中的监督机构，比如审计。从机构的类别上来讲力量很分散，而且各个力量分布于不同属性的机构中，行政机关、党的机关、司法机关等。

第二个问题是，从监督的体制机制来看，纪检监察同级监督。同级纪委监督同级党委，这个难度比较大，不利于有效发挥监督作用。派驻机构的运作中也有差异。派驻各部委的纪检组长是直属中纪委管理的，但其个人与派驻所在单位之间又有很直接的联系，不能保障其发挥很好的作用。

马怀德分析认为，中央制定的制度反腐目标是“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十八大之后已经查出了10名左右的副部级以上高官，其中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惩处腐败力度加大，效果明显。但制度反腐、健全体制机制，才能“治本”。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健全和完善四个体系：党内监督体系、民主监督体系、法律监督体系、舆论监督体系，中纪委和监察部开通新网站，就是健全舆论监督体系的一项举措。此外，派出中央巡视组、清理会员卡行动等，亦是对制度反腐的有益尝试。

对于未来纪检监察体制的改革方向，马怀德认为，可以在两方面着力：第一，搞纪检监察的大部门制，把分散的力量整合起来。把相关部门合并起来，或者形成合力。第二，从同级监督变为提级监督，省级领导由中纪委监督，市级领导由省纪委监督。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也认为，当前纪检监察体制的主要问题在于，机构独立性不够、相对松散，机构授权也不足。

他表示，能否达到“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的目标，还要取决于纪检监察体制的改革能否完成。纪委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目前不断有新的尝试，比如十八大后中央巡视组的首次巡视强调要“一次一授权”。这些变动都是制度不健全没有形成定型的完善制度的表现。这也能看出，现有的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在发挥党内监督和法律监督的功能方面还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任建明等专家学者呼吁纪检体制“大部制”改革，设立类似“国家反腐委”的纪检机构，整合纪检力量。作为体制内的中纪委驻国家粮食局纪检组长、党组成员赵中权在今年6月的《学习时报》发表文章——《反腐败要走法治化道路》。他在文中提出，根据我国反腐败的需要，可以考虑对现有分散在纪检监察机关（预防腐败局）、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局）等的反腐败专门机构进行整合，建立“国家反腐败委员会”，作为反腐败相对独立的专门机构。

马怀德说，“大部制”改革是学界提出的方案之一。此外，还有两个方案，像海关、税务机关一样实现垂直管理；上提一格，由上一级纪委监督下一级政府。（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精选我国财税体制改革思路分析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我国全面进入经济体制改革时期。30多年来,财税体制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几经变革,从放权让利到分税制,至今已初步建立起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公共财政运行规律的财税体制。

1978年至1992年,我国正处改革开放初期,财税体制立足于党和国家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部署,率先改革政府间财政管理体制及国有企业财务管理制度。一时间,地方政府和企业得以放权让利,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分配关系被逐步理顺,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这一时期财税体制改革侧重点在于,改革政府间财政体制,实行中央与地方分级包干,以扩大地方政府资金配置权限,充分调动地方理财积极性;改革国有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实行企业基金、利润流程、利改税以及各种形式的盈亏包干制度等,使企业拥有生产经营必需的自主财权;改革并完善税收制度,逐步形成以流转税及所得税为主体、其他各税配套并存的复合税收体系;改革预算管理制度及资金分配方式和管理方法,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1993年至2017年,我国新型财税体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而初步建立。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新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即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又指明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即在以分税制取代地方财政包干制的同时,依据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的原则,逐步完成税收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从十四大到十六大,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取得明显成效,即改革分税制财政体制,依照财权和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将中央和地方收入明确划分,并以转移支付制度,对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予以规范和理顺;改革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使国家和企业分配关系更加顺畅;改革税收制度,建立并完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复合税制体系;在公共财政导向指导下,全面推行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制度、“收支两条线”等制度。

自2017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经十六届三中全会研究通过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便被注入更多的发展活力,财税体制改革也日益深化和完善。发展至今,我国财税体制改革不断推行新的举措:改革所得税收入分享制度、出口退税制度以及省级以下财政体制,逐步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坚持“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税”的指导原则,从结构上调整税收制度;深化支出和预算管理制度,其包括“收支两条线”管理、国库集中支付、部门预算等内容;公共财政基本框架得以初步建立;农村税费改革全面展开,以清费正税为基础,取消农业税、特产税、牧业税等,促进农村改革和发展。

在税收制度方面,这一阶段的措施比较明显,2017年新企业所得税法在全国实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终于得以合并,这促进了企业间的公平竞争和统一市场秩序的建立。另外,增值税转型稳步推进,从2017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推广,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并与国际惯例逐步接轨。这一阶段,国家还调整了消费税、资源税、关税以及出口退税政策,出台了一系列促进自主创新、节能减排和新能源开发利用的政策。

二、现行财税体制的常见问题。

(一)各级政府间事权、支出责任等划分不合理。

当前,我国各级政府间事权、支出责任等划分不明确、不合理,具体体现在:各级政府间事权划分缺少必要的协商和统筹,不仅只是以上级决定为主,更显出极大的变更随意性,其稳定性不强,履行有效性则欠佳;各级政府事权划分在法律上表现得原则性过强,比如事权交叉重叠、支出责任重点不明、具体规定操作性不强等现象明显;各级政府间在公共服务具体事项划分中出现多重标准且相互交叉冲突、规范性差,比如中央对一些地方性公共物品负有提供责任,地方政府则又承担了一定的全国性公共物品提供责任;基本公共服务事权重心设置偏低,事权配置无法适应各级政府的行政及财政能力,与国际惯例则更加不能接轨。

(二)现行税收体系不完善。

税收体系不完善、税种设置不健全,是我国现行财税体制的另一主要问题。一则税种少、税收覆盖面窄,税收收入比重低、非税收入比重大。据资料显示,我国目前税收收入、收费收入、预算外收入加起来的体制内宏观税负,仅仅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上限相当;二则现行税收结构、税收负担等均不合理,比如间接税比重过高、直接税比重过低,再如不同企业、地区、人群之间税收负担存在差异;三则现行税种设置不健全,对当前改革开放及经济发展缺乏适应能力。

(三)分税制安排不彻底。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带来了较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但分税制安排仍然不甚合理,省级以下对“分税制”的执行尚不够彻底。首先,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不合理,部分中央税种和地方税种划分出现重叠,以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税种为例,其理论上归属中央或地方税,但其中部分税种又被重复划分为共享税;再者,中央和地方各级间收入划分比例不合理,并且省级以下分税制改革不彻底,导致中央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比例较低,县乡财政较为困难,债务负担过重。

(四)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

转移支付制度不透明、不规范主要是指:现行转移支付项目设置多、运用不规范,对转移支付制度实际操作、与国际接轨等均产生阻碍;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过小,专项转移则规模过大,且种类设置多、使用操作不规范;目前中央补助地方财政时,“税收返还”方式仍占主导地位;现行转移支付标准的确定和分配,仍以传统“基数法”为依据,且中央补助地方时,项目上要求地方政府也需配有一定数量的财政资金。

(五)预算管理体制不健全。

目前,我国财税体制中预算体系、管理体制未能建立健全,即预算覆盖面小、预算体系不完整、预算管理体制不完善,预算编制方法科学性、准确性不强。现行财政预算对政府财政收支活动无法实现全部覆盖,政府预算体系及财政监管无法囊括预算外资金收支;对于社会保障预算,以及覆盖政府资本和资产经营活动的独立资本预算,财税体制预算体系并未将其单独编列;预算编制、执行等过于集中,制约机制丧失,使得财政收支信息披露不充分、预算资金分配不透明,且预算执行中对编制计划调整随意性强,财政预算规范性、严肃性受到严重弱化,且预算监督效果极差。

(一)继续完善税收制度。

在完善税收制度方面,目前已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切实取消相关收费,加强对人员安置的财力保障,完善对种粮农民等部分困难群体和公益性行业的补贴机制。推进增值税改革,及时研究解决增值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完善相关政策措施,确保改革平稳实施。适当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实行从价和从量相结合的计征方式,改变部分应税品目的计税依据。完善消费税制度,将部分严重污染环境、大量消耗资源的产品纳入征收范围。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的房产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制度。研究环境税及相关税种的改革方案。

此外,对我国企业而言,所得税负担仍然偏重,税负较大,企业税负应进一步降低。此外,还可通过降低税率、简化征管手段、调整不合理税制结构、减少各种不规范非税收入等方式,减少企业所得税负。

(二)改革预算管理。

一直以来,我国财政收入结构混乱是财政支出不透明、民众监督无实效的主要原因。改革现行预算体制,完成由政府主导支出型向人民通过人大决定和监督支出型的转变。从目前各级政府及其他部门运行状况看,其财税管理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政府收入未纳入预算管理体系,《预算法》形同虚设,预算执行不严,预算各个步骤均缺乏有效监督;财政预算科目不合理、程序及过程不透明、支出项目不具体。因而,应加快《预算法》修改进程,革新预算管理体系,彻底理顺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体制,实现地方政府建设借债公开化和规范化,革新清理废除收费罚款体制等。

(三)调整分税制。

在国务院审议并通过的《关于2017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中,经济体制改革涉及国有企业、财税、金融、农村、投资等多个领域。有专家认为,作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难点和重点,财税体制改革牵涉各方面利益,其落脚点在于改革预算制度,以及平衡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及事权。

1994年,我国提出分税制改革,并基本构建出市场经济环境中规范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制度框架。十几年来,此框架体系积极促进了我国财税发展,但也积累了诸多问题,尤其从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分析,中央财政宽余、地方财政紧张,中央集中能力不断加强,居民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纵观我国复合税制中20多个税种,税种划归中央、省、市、或者县,哪些在一定时期内处理为共享税,以及地方必要的收费权、税率调整权、税种选择权等问题,都在分税制税基调整范围内。目前,财政体制扁平化改革得以推行,中央、省、市县三级财政体制逐步形成,即实现“一级政府,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

主要参考文献:。

[1]高培勇.从“放权让利”到“公共财政”――中国财税改革30年的历史进程.理论前沿,2017(23).

[2]高鹏.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的历史回顾与思考.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第28卷(4).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原因及路径论文

3.1.1总体目标。打破铁路纵向一体化的传统组织管理模式，建立横向扁平化的现代企业组织结构，以物流市场经营为核心形成独立的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

3.1.2改革原则。一是专业化管理原则。构建最小组织单元体，货运管理和行车组织分开，货运管理和经营分开。将专业性强的物流业务交给专业化团队。二是节约化管理原则。尽量减少人员调动和节约人力成本。部分职能合并，如货运管理应包含物流中心物业管理。三是开放性管理原则。跳出两条轨，迈开两条腿，突破铁路运输限制，做成能提供综合运输服务的专业化第三方物流企业。

3.1.3改革思路。首先统一全路货运改革思路，建议以呼和浩特铁路局货运体制模式为原始模式，进一步优化。将路局既有多经企业部分物流服务职能和配套职能分拨，与货运中心合并管理，成立物流集团公司，原货运中心改为物流集团分公司。

然后重组铁路运输公司及相关基金及网络公司，由铁路总公司组建中国铁路物流集团公司，其下设95306电商交易平台公司、中国铁路货运调度指挥中心、中国铁路国际物流集团公司、中国铁路特货物集团公司、中国铁路快运集团公司、中国铁路集装箱公司以及7大区域分公司(东北、华北、华中、华东、西北、西南、华南)。其中，中国铁路货运调度指挥中心主要是“后厂”的相关部门，负责编组站的调度指挥管理，以保证安全和提高运输效率;中国铁路集装箱公司负责多式联运设备研发和制造。中国铁路物流集团公司制定合理的清算机制进行内部清算。

3.2创新运输组织模式。

随着我国高速铁路营业里程的不断增加，既有线的运输能力被不断地释放出来，可以尝试将我国的货运组织模式由以调度生产为中心改为以规划型为主的运输组织模式。规划型运输组织模式严格按列车编组计划和列车运行图组织行车。其中，列车运行图是列车运行组织的核心，行车调度指挥工作是辅助。货车采取按照规定的时点集结方式，货物列车定时定点发车，按规定的路径运行。在这种运输组织方式下，由于货物列车定点集结，严格按照运行图运行，可以实现货运部门在不完全占有机车、车辆和车站的条件下对货物运输过程进行控制，从而可以有效解决货运部门自主经营和掌握货物运到期限等问题。

3.3创新选人、用人机制。

目前，铁路货运改革急需擅长物流管理、市场营销、金融贸易、信息、数据、法律等方面的专业人才。铁路总公司各级机构应打破传统用人模式，引进高素质人才，充实铁路货运队伍，用先进的经营理念和技术手段为铁路货运发展注人活力。同时还要建立多种形式和层次的人才培养培训体系。

4下一步工作建议。

到年用4年时间完成铁路货运改革。

4.1成立深化货运改革战略小组。

主要任务：设立机构。尽快从顶层设计成立深化货运改革战略专业小组，机构可设于办公厅总经理办公室，受总公司党组直接领导。此机构必须单独设立，不可临时抽调，避免维护部门利益。人员组成：战略筹备小组人员需精通物流、法律、经济、财会等专业知识，掌握一线运营环节。建议一是从计划统计部、财务部、改革与法律部、运输局、开发部、价格部选拔专业人员若干名;二是从各路局选拔若干人(有货运中心中层及以上经历)。日常职责：一是调研当前货运改革存在问题，研究解决方案;二是研究当前新型物流市场及前端商业运营模式，设计运营机制;三是督导各部门、各路局按照铁路总公司党组部署任务，推进改革。编制改革方案。一是制定清晰的总体铁路货运改革框架;二是理顺资产移交方案;三是研究制定财务清算机制。

4.2优化路局货运体制及资产移交。

主要任务：成立路局物流集团。具备从事物流服务功能和配套服务功能营业执照，具有独立的银行账户。主要由既有路局货运处、开发处人员组成，下设部门分别为综合部、计财部、人力资源部、货运管理部(含装卸管理)、供应链方案策划部、营销部、金融部、调度部。组建分公司。以呼和浩特货运组织机构为例，将多经企业物流服务和相关配套功能职能人员划拨到既有货运中心，重新组建成分公司。财务及资产移交。按照资产随业务走的原则，由路局将相关资产移交到局物流集团。

4.3重组全路物流集团。

主要任务：组建专业化公司，明确各公司职能。从中铁集装箱公司，拆分成立中铁国际物流公司，负责全国国际物流业务开发;中铁特货公司负责全路危险品、商品车物流业务;中铁快运公司负责全路高铁快递以及客车行包业务。由总公司资本运营开发部、运输局营运部部门为主组建中国铁路物流集团，将专业运输公司划归旗下。重组各铁路局物流集团，组成7大区域分公司。

财税体制改革机制的建立

财政收入与支出是国家对社会公共措施进行建设等各项社会治理工作的经济基础，是国家行政系统得以运行的重要支柱。财税体质的改革对于实现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的经济体制、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并且在发展的过程中兼顾发展中的效率与公平、统筹当前与长远之间的关系有重要的影响。

首先，可以发挥财政政策的导向作用，促进市场合理公平的配置资源，将会更加有力于中小企业发展壮大，增加国民经济活力。

其次，在财税改革中针对不同的产业实行差别化财政政策，既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又可以促进其向现代化的方向发展，更加的经济、环保。

再次，可以发挥财政对金融资金的引导功能。可以进一步完善担保系统的发展来整合国家的扶贫基金，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把资金真正的引导到需要资金来促进发展的贫困地区。

最后，可以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彻底改变以前只以gdp数字作为衡量标准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加入城镇居民收入、社会就业率、物价水平、环境保护、财政收入、贫困人口等指标。

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财政政策保护环境。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加快对资源税改革，坚持实施“谁污染、谁治理、谁受益、谁补偿”的生态补偿机制，通过国家层面政策的引导来加大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投资力度。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其根本目的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房价高，要建立健全住房公积金制度，加强对住房公积金的使用监管，为人民的安居乐业提供有力的支持;医疗卫生关系着全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健全网络化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运行机制，借助互联网改革医保支付方式，实现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全覆盖;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要促进城乡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保障教育公平;社保对实现社会公平，稳定社会具有重要作用，要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养老保险制度，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健全社保财政投入制度，完善社保预算制度。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进程中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当前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推进城镇化建设、人口结构老龄化、全民社保制度建设等问题对财政支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的弊端日益显著。为了应对未来持续存在的财政压力和充分发挥财税制度的调节作用，亟待启动建立与当前我国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税制度。

(一)完善预算管理制度。

现代国家已经将预算管理制度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制度，并以写入法律。预算不是预测，是对预测的一种反映，是对未来的规划。如，国家预算体系不够统一完整，各级政府预算外收支缺乏整体协调，预算的许多环节不够透明，保障机制尚不健全。而且长期以来，财政支出固化，与财政收入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对此，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不仅仅依靠《决定》，更要健全法律保障，出台《预算法》，以规范政府权力。预算制定的整个过程都要从法律上予以监督控制，全面维护公款的安全规范使用。

(二)完善税收制度。

税收是国家取得收入的基本形式，也是实施宏观调控、调节收入分配的基本工具。财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税收制度的改革。从《决定》精神来看，税制改革的重点之一，是逐渐取消营业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畴;不动产也被纳入了增值税进行抵扣的'范畴，减少了企业增值税的缴纳压力。这项改革是牵动着整个财税体制的重大举措。过去增值税和营业税是中央和地方的共同税，“营改增”必将改变中央和地方的分税方式。涉及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必须兼顾两方面的利益，适当调整增值税的分享比例，基本原则是不影响地方的既得利益，以保障这项改革的顺利推进。此外，对于全民所有的公共资源、资产也纳入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权划分范围，综合考虑，彻底调整两方面之间的财权划分范围和划分方式。

(三)财政制度的支出责任与事权相适应发展。

目前我国的各级政府间存在着支出责任与事权不相匹配的现象。一是二者的界定不清晰、明确，例如：中央将一些应该自己负责的事务交给地方完成，而一些地方应该自己负责的事务，却让中央承担了较多的支出责任。二是事权和支出责任协调机制存在着一些漏洞。例如：中央一些政策措施的出台，总是以部委下发文件的方式命令基层政府执行，没有提前沟通协调。三是一些新增支付责任划分不明确。如最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农村义务教育、农村低保、村级组织财力保障等。对此，可初步设计出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明细单，明确事权划分，界定好各级政府支出责任，在以后工作中逐步优化与细化。在此基础上，划分政府间收入，对于上下级政府、不同地区之间的财力余缺，可借助转移支付等手段进行调节，保障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

三、结束语。

通过上述途径对财税体制进行改革必定会触动一些既得利益群体，但是任何改革遇到阻力都是必然的。然而，如果这些改革符合人们大众的根本利益，只要坚持推进和改善就能够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调整，促进社会经济活动更加的具有公平、效率，有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保障发展的效果。

参考文献：

[1]贾康.服务全局的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调控[n].广东商学院学报，2014(02)。

[2]周幼曼.推进人口城镇化的财税体制改革研究[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4(04)。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中办发〔2015〕46号）、《陕西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陕办发〔2016〕38）精神，牢固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增强创新驱动能力，打通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通道，助推和支撑全市转型发展，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思路和主要目标。

1.总体思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准确把握国家“一带一路”和创新驱动发展等重大战略机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打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以转型发展为主线，攻克制约转型发展的关键技术；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为根本任务，引导技术、人才、成果等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以人才培育为关键，汇聚高端人才，培育创新团队，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科技惠民为本质要求，使更多科技成果惠及民生，把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让创新真正落实到创造新的增长点上。

2.主要目标。组织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和重点科技创新工程，在重点产业领域、关键技术环节上取得创新型成果，技术转移与科技成果转化步伐明显加快，科技资源统筹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人才、资本、技术、知识进一步集聚，企业、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协同创新，科技创新体系逐渐完善，形成适应创新驱动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为建成创新型城市奠定坚实基础。

二、加强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3．发挥专家、企业家在重大创新决策中的作用。建设市级科技智库，提高产业专家和企业家的入库比例，吸收更多的企业参与研究制定技术创新规划、政策。

4．加强产业创新链条部署。按照“清单管理、链条思维”的思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培育产业链。选择重点产业链、部署创新资源，突破产业发展环节的共性关键技术，促进产业深度转型；选择重点创新链，加强项目、人才、基地平台与产业的结合，培育形成新的产业。

5．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落实促进企业发挥主体作用的政策措施，推动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对市场导向明确的科技项目由企业牵头、政府引导、联合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实施。更多运用财政后补助、间接投入等方式，支持企业自主决策、先行投入，开展产业关键共性技术、重大装备研发攻关，形成知识产权。

6．创建各级各类创新平台。支持创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持创建国家、省级各类技术研发平台，在能源建材、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现代农业、健康养生等重点产业领域建立研发中心、科技专家工作室，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对经认定的国家级工程（技术）研发中心或企业技术中心一次性补助100万元；对经认定的省级工程（技术）研发中心或企业技术中心一次性补助50万元；对认定的市级研发中心、科技专家工作室一次性补助10万元。

7．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支持骨干企业与大企业集团、高校科研院所按照自愿原则和市场机制构建产学研合作的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发展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一体化产学研合作。对新认定的省级以上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牵头单位一次性补助20万元；对认定的市级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一次性补助10万元。

8．完善中小微企业创新服务体系。大力发展众创、众包、众扶、众筹，推动形成多种形式创新创业孵化链条。鼓励社会资本利用闲置土地、厂房、楼宇等改造建设创客空间、星创天地、创业社区、创新工场、微型企业孵化园、科技孵化器、商贸企业聚集区等小微企业创业基地。对经省级以上认定的众创空间、星创天地、科技孵化器，给予不超过20万元的建设后补助。采取以赛代评的方式，支持企业、团队积极参与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9．落实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全面落实中省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普惠性税收政策。落实技术交易、科技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等税收优惠减免政策。推进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股权奖励个人所得税分期缴纳、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等税收政策落地。

三、强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10．支持应用和转化科技创新成果。推动重点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形成现实生产力。对自主研发生产的列入国家级、省（部）级重点新产品计划或其他相关科技计划、投向市场的首台首套产品，尤其是重大技术装备，给予一定成果转化后补助。支持承接高等学校、科研院所重大科技成果，在市内中试和转化应用取得重大经济效益，给予其技术合同交易额的20%、不超过20万元的后补助。

11．改革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推进科技成果处置权、收益权改革，科技成果转化、转让收益的80%以上归属研发团队所有。允许科技成果奖励奖金80%以上用于激励项目人员，不计入工资总额。实施科技成果转化风险免责政策，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年度统计和报告制度。

12．推进技术交易。健全技术交易市场，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交易活动，促进科技成果供需对接。积极发展科技服务、科技咨询、科技中介，通过线上线下技术交易，把技术推向市场。奖励在市内技术交易转化绩效突出的中介服务机构，奖励金额不超过15万元。

四、推动科技和金融、民生结合13．促进科技和金融融合。积极发展创业投资，发挥财政投入杠杆作用，引导社会资本投资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创业企业。支持科技企业进入资本市场，在国内外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支持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小贷和保险等业务。支持建立科技银行、科技担保公司、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科技保险公司等新型专业服务机构，建立科技贷款风险补偿机制，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14．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促进民生改善。鼓励运用互联网技术，提升教育、医药卫生、文化旅游发展水平，提高应用科技改善生态、绿色发展的能力。建设“智慧铜川”，促进社会治理创新。

15．强化现代农业科技支撑。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支持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研发，支持现代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

16.加强科技脱贫服务。创新科技脱贫模式，延伸科技服务链，构建特色产业技术支撑、科技信息服务、科技人才支撑、科技示范、科技普及培训脱贫体系。

五、完善人才引进、培养、评价和激励机制。

17．加强人才引进及培养。加大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的引进，引进我市急需的科技领军人才、紧缺人才和创新团队，并在科技立项、平台建设、创业投资等方面给予支持。加强优势产业、新兴产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鼓励职业院校、社会教育机构、企业等共建创新型人才培养示范基地、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

18．鼓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挖掘科技人员创新潜能，激发创新创业动力。鼓励高层次人才带项目、带资金创办、领办企业。鼓励学校、科研机构、大中型企业选派科技人员到基层、小微企业挂职或者担任首席工程师，从事高新技术服务、成果转化和技术开发活动，对选派的科技人员与企业联合提出的科技项目予以优先支持。

19．完善人才评价激励制度。实行人才分类评价，对基层一线和从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等科技人员在职称评定、岗位聘用中给予政策倾斜。完善科技奖励制度,突出对重大科技贡献、优秀创新团队和青年人才的激励。积极鼓励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

20．建设陕西省科技资源统筹中心铜川分中心，实现纵向与省科技资源中心链接，横向与省内市区联通。抓紧建成集“政策咨询、项目申报、技术交易、科技金融”等为一体的“一站式”科技综合服务体，提升我市科技创新服务水平，更好支撑我市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21．深化科技计划改革。根据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科技创新规律，面向企业技术需求编制项目指南，建立科技项目库。按照分类管理、权责一致的原则，加强科技计划管理，制定市级科技计划管理办法，推行项目责任制度、诚信承诺制度及黑名单制度，提高科技创新效益。

22.改革财政资金投入方式。对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共性技术类项目，主要实行前资助方式支持；对科技成果产业化、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等项目，主要实行后补助方式支持；对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主要实行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支持。

七、营造激励创新的良好生态。

23．强化政府服务。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推动创新创业，深化创新创业商事制度改革，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制定和实施产业准入负面清单。推行电子政务，提高服务效率。

24．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鼓励开展知识产权活动，加强知识产权综合执法，建立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机制，奖励发明专利、著名（驰名）商标及地理标志等知识产权开发转化。支持和鼓励从事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知识产权资产评估和专利申请代办等服务机构发展。

25．加大创新驱动发展投入。加大财政科技创新投入，引导和拉动全社会研究与发展投入大幅提高，促进资金链、产业链、创新链融会贯通。

26．推进创新型区县建设。创新区域发展模式，强化协同创新，加快创新型区县建设，支持县区建设一批特色科技产业基地,支持创建高新区。

27．强化创新考核。将《铜川市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进科技创新实施方案》任务细化分解，把创新驱动发展绩效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考核范围，对市级部门、区县政府、管委会、市级园区进行目标考核。加大对研发投入、技术合同交易额、知识产权、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等创新指标考核。加大技术创新在国有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中的比重。

28．培育创新文化。加强科学普及，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大力宣传优秀创新创业典型，最大限度地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热情，增强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营造崇尚科学、尊重创新的文化氛围和价值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