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中国近代史论文(热门14篇)

时间:2023-12-12 16:25:13 作者:雁落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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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辛亥革命的论文【】

摘要: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的意义,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发生于列强大肆入侵中国的艰难时代,清王朝处于最为没落的时候,孙中山带领全国的爱国青年掀起了这场革命。它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由传统的封建帝制转换为较为先进的资产阶级专政。虽然这次革命没有成功,但它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关键词:专政;民主;孙中山;成功;革命。

1894年初,孙中山先生放弃了医学事业,面对中国的各种苦难,他毅然决然的投入到了革命事业中。这年,他拟写了《上李鸿章书》,提出了改革的纲领:“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尽其流。”这年六月他在天津没有得到李鸿章的借鉴,上书也没有被采纳。为此说:“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

1、民族矛盾加深。

1894年,发生了甲午中日战争,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的殖民化程度进一步加深。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俄国占领东三省,不久,日俄利益发生冲突,由日俄瓜分东三省。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与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进一步掠夺了中国的各项权益,加紧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侵略,妄图从精神上统治中国人民,以达到他们的目的。

2、“新政”的失败。

1901年一月,清政府颁布所谓“整顿政事”的上谕,为了适应国内改革力量的强烈要求。但是新政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一些民族资产阶级心怀不满,还有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已经感到无可忍受,对清政府不抱任何幻想。

3、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民族资产阶级及与他相联系的社会力量也有了明显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桎梏,发展资本主义,需要自己政治利益的代言人和经济利益的维护者。所以就形成了一批拥护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与戊戌维新运动及20世纪初清政府新学堂、派留学生的措施有关。

从1895年至1911年间,兴中会以及后来的同盟会先后发动了十次的起义,而其他革命组织自立军、光复会等亦发动多次起义。这十多次的起义虽仅昙花一现,但却在全中国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1895年,爆发了第一次广州起义,但是由于事机泄露,第一次广州起义宣告失败,孙中山及杨衢云则被清廷通缉。此后孙中山流亡海外宣传革命筹集资费;1900年爆发了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多数领导者被杀头;1900年孙中山领导了惠州起义,起义军因粮绝弹尽而解散。孙中山被台湾日本当局送离境,回到日本。在此后的十年中爆发了大大小小的革命无数次。1911年孙中山领导了第二次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起义队伍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但最终因力量不敌而失败。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颁布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定为政策”上谕,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保路运动,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以四川最为严重,于是从湖南调兵过来镇压,造成湖南防守空虚,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条件。十月十日,驻军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一月之内,有十三个省宣布脱离清政府的统治,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覆灭。十一月初十,孙中山以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一月三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二十八日,各省代表会议改组为临时参议院,成为临时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1912年3月,临时参议院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

然而,由于革命党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革命的果实终究被军阀势力所窃取。

1、政治影响。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比较完全的革命,它彻底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开辟了中国的历史新纪元。虽然后来遭到北洋政府的压制,出现了张勋复辟和袁世凯称帝,他们不能颠覆人们心中的民主观念。

2、经济影响。

南京政府成立后,孙中山颁布了一系列奖励工商业发展的规章制度,颁布了若干提倡和保护工商业的法令。制定了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政策,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刺激了人们发展民族工商业工业的热情,鼓励人民兴办实业,从事农垦;奖励华侨回国投资;要求各省成立实业公司,鼓励民间成立实业团体。在革命政府的奖励、推动下,一个兴办近代工业的热潮在全国范围内兴起,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来临。但是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

3、文化影响。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出现了大量的新思想。

4、社会影响。

辛亥革命近代史论文

摘要: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的意义,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发生于列强大肆入侵中国的艰难时代,清王朝处于最为没落的时候,孙中山带领全国的爱国青年掀起了这场革命。它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由传统的封建帝制转换为较为先进的资产阶级专政。虽然这次革命没有成功,但它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关键词:专政;民主;孙中山;成功;革命。

一、辛亥革命爆发的背景。

1894年初,孙中山先生放弃了医学事业,面对中国的各种苦难,他毅然决然的投入到了革命事业中。这年,他拟写了《上李鸿章书》,提出了改革的纲领:“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尽其流。”这年六月他在天津没有得到李鸿章的借鉴,上书也没有被采纳。为此说:“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

1、民族矛盾加深。

1894年,发生了甲午中日战争,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的殖民化程度进一步加深。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俄国占领东三省,不久,日俄利益发生冲突,由日俄瓜分东三省。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与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进一步掠夺了中国的各项权益,加紧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侵略,妄图从精神上统治中国人民,以达到他们的目的。

2、“新政”的失败。

1901年一月,清政府颁布所谓“整顿政事”的上谕,为了适应国内改革力量的强烈要求。但是新政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一些民族资产阶级心怀不满,还有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已经感到无可忍受,对清政府不抱任何幻想。

3、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民族资产阶级及与他相联系的社会力量也有了明显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桎梏,发展资本主义,需要自己政治利益的代言人和经济利益的维护者。所以就形成了一批拥护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与戊戌维新运动及20世纪初清政府新学堂、派留学生的措施有关。

二、辛亥革命的经过发展。

从1895年至1911年间,兴中会以及后来的同盟会先后发动了十次的起义,而其他革命组织自立军、光复会等亦发动多次起义。这十多次的起义虽仅昙花一现,但却在全中国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1895年,爆发了第一次广州起义,但是由于事机泄露,第一次广州起义宣告失败,孙中山及杨衢云则被清廷通缉。此后孙中山流亡海外宣传革命筹集资费;1900年爆发了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多数领导者被杀头;1900年孙中山领导了惠州起义,起义军因粮绝弹尽而解散。孙中山被台湾日本当局送离境,回到日本。在此后的十年中爆发了大大小小的革命无数次。1911年孙中山领导了第二次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起义队伍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但最终因力量不敌而失败。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颁布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定为政策”上谕,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保路运动,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以四川最为严重,于是从湖南调兵过来镇压,造成湖南防守空虚,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条件。十月十日,驻军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一月之内,有十三个省宣布脱离清政府的统治,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覆灭。十一月初十,孙中山以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一月三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二十八日,各省代表会议改组为临时参议院,成为临时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1912年3月,临时参议院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

然而,由于革命党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革命的果实终究被军阀势力所窃取。

三、辛亥革命的影响。

1、政治影响。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比较完全的革命,它彻底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开辟了中国的历史新纪元。虽然后来遭到北洋政府的压制,出现了张勋复辟和袁世凯称帝,他们不能颠覆人们心中的民主观念。

2、经济影响。

南京政府成立后,孙中山颁布了一系列奖励工商业发展的规章制度,颁布了若干提倡和保护工商业的法令。制定了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政策,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刺激了人们发展民族工商业工业的热情,鼓励人民兴办实业,从事农垦;奖励华侨回国投资;要求各省成立实业公司,鼓励民间成立实业团体。在革命政府的奖励、推动下,一个兴办近代工业的热潮在全国范围内兴起,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来临。但是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

3、文化影响。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出现了大量的新思想。

4、社会影响。

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传入了更多的西方物品,丰富了人民的业余生活。但是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才使传统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辛亥革命对于十八世纪后的人口剧增,清末的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经济侵略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改观。

总结:总的来说,虽然辛亥革命到最后是失败了,但它的作用是巨大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革先驱者所留下的不能泯灭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学习。辛亥革命将会作为一颗明亮璀璨的明珠永远的记录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之中。

参考文献:

1、陈晨:《孙中山轶事》,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第242页。

2、任知:《话说中国史5》,北京,燕山出版社,第136页。

中国近代史论文

摘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对东西文化进行了研究,他用静、动范畴来描述东、西方文化的特点,认为中国可以充分汲取西方文化的优点来弥补自身文化形态的不足,实现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表面上看李大钊这样做是在调和中西文明差异,实质上是解决现实的新旧矛盾,以新代旧,以至于创造中国新文化。

关键词:李大钊;进化论;阶级论;东西文化观。

从晚清开始,中国大批知识分子怀抱救国救民之志负笈东瀛,在日本接受新式教育,由此这些新型知识分子受日本所谓东洋、西洋的影响,很早便形成了将世界划分为东、西二元化的习惯。李大钊在1914至1916年间曾短暂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期间也受到这一观点的影响。回国后,正值国内新文化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李大钊任职于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北京大学,也积极投身于这场文化运动之中。

“五四”时期东西文化之争,伴随着袁世凯的称帝、世界大战的血火、新文化运动的狂飙,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全面展开。新旧势力生死搏斗,各种思潮旁流杂出,各类人物粉墨登场,既有康有为“尊孔复古”的叫嚣,又有陈独秀“民主科学”的呐喊;既有章士钊“东西调和”的鼓吹,又有胡适“全盤西化”的说教。李大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用犀利明快的文论,深刻剖析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辩证分析了东西文化的优势,从而得出必须走十月革命的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因此,研究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观,有助于我们理解李大钊思想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发展,从激进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积极筹划复辟帝制。1913年10月,袁世凯在宪法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康有为等人以孔教会为基础,以《不忍》杂志为喉舌,攻击辛亥革命是“离经叛道”,提出“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吹捧孔子教义是“放诸四海而皆准”[1]657的经典,一时尊孔复古的逆流泛起。面对弥漫于社会的复古思潮,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主将,从巩固共和的目的出发,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道德进行了强有力的鞭挞。

李大钊明确提出:“中国的一切风俗、礼教、政法、伦理,都以大家族制度为基础,而以孔子主义为其全体结晶。”[2]244因此他着重批判孔子学说中的伦理道德。李大钊认为,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在君臣关系方面,只强调一个“忠”字,使臣子完全成为君主的附属品;在父子关系方面,只强调一个“孝”字,使子女完全听命于父母;在夫妻关系方面,只强调“顺从”“贞节”,使妻子从肉体到精神完全隶属于丈夫,没有任何人格独立可言。接下来,他进一步提出“孔门的伦理是使子弟完全牺牲于他自己以奉其尊上的伦理;孔门的道德是与治者以绝对的权力,责被治者以片面义务的道德”。[2]244这些论述可谓一针见血,直接击中了儒家学说的要害。李大钊进一步指出孔教的反动本质是“保护君主政治偶像”“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因此他立场鲜明地提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3]56他大声疾呼,奔走相告,鼓励新时代的广大年轻人要“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4]38李大钊明确表示“吾人为谋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进展……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3]80。这充分表达了李大钊与孔教势不两立的决心。

李大钊认为宇宙是“无始无终的自然存在”,由宇宙产生的一切现象,都要按照自然法“渐次发生渐次变化”[3]79,道德也要随着社会的自然进化而进化。据此李大钊指出孔子“其人已为残骸枯骨,其学说之精神已不适应于今日之时代精神”,[3]80“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宪法者,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也”“今以专制护符之孔子,入于自由证券之宪法,则其宪法将萌芽专制之宪法,非为孕育自由之宪法也”[3]77。通过严密的论证,李大钊否定了孔子学说存在的价值,从而使“国教”之说不攻自破。

综上可知,李大钊这时的思想是以进化论作为武器,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他对于社会进化只从一般意义上来解释,还不能够了解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因此,他只是抽象地批判孔家的伦理道德,没有说明儒家学说存在的社会根源,所以对尊孔复古派的批判就显出理论上不足,说理性不强。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独辟蹊径,最早抛弃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封建专制统治和孔子学说作了较为正确的分析。他指出:“孔子学说之所以支配中国人心长达两千多年,正是因为其适应了中国自封建时代以来长期存在且未有任何变化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并与宗法制度紧密结合,构成了封建统治的经济和精神基础。”李大钊进一步强调:“中国经济一旦变动,中国封建家族制度将会逐步瓦解,‘三纲五常’等封建糟粕思想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从经济上解释孔子儒学的存在、消亡的方法,戳穿了孔家学说“神圣”的外衣,使人耳目一新。当然,李大钊对于唯物主义的运用还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是他的论述已远远高出当时思想论坛上其他人的见解。

还应该提到的一点是:李大钊并不完全否定孔子的历史作用,而是从历史的考察中肯定孔子学说的价值。他指出:“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3]79。他进一步讲到“故余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者也。”[3]80这一科学地对待孔子儒学的态度,比较合乎历史的实际,既沉重打击了尊孔复古派,又论证严密无懈可击,由此反映出李大钊严密的思维逻辑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在东西文化运动倡导者与尊孔复古派激烈交锋时,《东方》杂志以“不偏不倚”的面目出现,在“调和东西文化”的名义下主张保存中国旧文化,反对新文化。《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根据东西方地理环境的不同,将东西文化概括成“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认为现在西方“动”的文明已露弊端,“西洋诸国日以其科学所发明之利器戕火其同类,悲惨剧烈之状态,不但为吾国历史之所无,亦且为世界从来所未有”,而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固有文化提供了举国上下衡量是非的统一标准,因此主张用“中国固有静的文明”来救济“西洋文明之弊”。李大钊也把东西文明概括为“静”“动”的文明,但比较的结果却迥然有异。

1917年,李大钊发表了《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一文,以“动”“静”及其相互关系为东西方文明之特质,并勉励当下中国的青年学子努力,让“我国家由静的国家变而为动的国家,我民族由静的民族变而为动的民族,我之文明由静的文明变而为动的文明,我之生活由静的生活变而为动的生活。”[5]96第二年,李大钊又撰写了《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在文中他列举多方面事物的二元对立现象,具体论证“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之说。李大钊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解释了“动”“静”的原因。他说,东方民族是“南道文明”,西方文明是“北道文明”。由于“南道得太阳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赐予厚,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而“北道得太阳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赐予啬,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奋斗,与同类奋斗之文明”[6]212。南道民族由于“自然之富,物產之丰”,所以多为定居的农业民族;北道民族则由于“自然之赐予甚乏”,所以多成为迁徙流动的游牧工商民族。

这样就形成了中西方不同面向的国民性:“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6]213正是因为中国是定居的农业民族,家族不断繁衍生息,所以实行“家族主义”;而西方主要是从事游牧工商业的民族,家族成分单一,所以推行“个人主义”。此外,从性别比例来说,中国女子比男子多,因而推行一夫多妻制,而逐渐形成重男轻女的陋习;而在西方,女子比男子少,所以严格执行一夫一妻制,切实保障妇女应有的权利。

李大钊认为东西文明区别很大:“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支配自然的。”在思想上东方人“以个性生存不甚重要,则事事一听之天命”,西方人“信人道能有进步,则可事一本自力以为创造”;就宗教信仰而言,“东方之宗教是解脱之宗教,西方之宗教是生活之宗教”;就伦理而言,“东方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就政治而言,“东方想望英雄,其结果为专制统治,有世袭天子……西方依重国民,其结果为民主政治。”[2]57由此,李大钊认为中国封建文化有以下弱点:厌世的人生观;惰性太重;不尊重个性;轻侮妇女;缺乏同情心;偏重神权;专制主义盛行。因此,李大钊大声呼吁中国文明的弊端已经逐渐显现出来,现在要进行一次彻底的自我革新,这在当时如黄钟大吕,引人深思。

李大钊认为西方文化虽然也有缺点,但仍处于优势地位。他指出:“东方‘静的文明’已处于‘屈败之势’,而西方‘动的文明’则‘实居优越之域’,”[2]59因此,他力主向西方学习。李大钊强调西学先进于中学,主张学习西方,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静止的观念”“怠惰的态度”。但应该指出,李大钊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地理环境决定论出发比较东西文明优劣的,这反映出李大钊在这一时期理论上的不成熟。

“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固有文明”受到更加猛烈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章士钊等守旧派提出了“新旧调合”的论调,以图保存旧文化。

新旧调合派强调可以汲取西方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的优秀部分,但也应重视自身的精神和道德文明形态。他们认为国故象“破布”、欧化象“破纸”,都可以用来造“新纸”,因此得出:“研究国故”“实欲制造新纸”的结论。章士钊保旧的思想更为明显,他说:“凡欲前进,必先自立根基。旧者根基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不迎新之弊,止于不进化,不善于保旧之弊,则几于自杀”,因此提出“道德上复旧”甚于“物质上之开新”[2]的观点。他们以“新旧”文化不可分割对立为理由,否定进行新文化运动的必要,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立即起而应战。

但是在批驳“东西调和论”过程中,胡适等人偏执一端,主张全盘西化;陈独秀等仍然停留在对“旧道德”的鞭挞上,没有进行科学的理论分析。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批判“新旧调和派”的理论观点,认为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不管身处哪个时代,如果经济上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定会发生变动。一切宗教、哲学、风俗习惯、政策、主义都随着物质的变动而变动。“道德”无非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法则”而已,时代生活变了,作为习惯法则的道德必然因之进化递变。由此李大钊得出结论:“物质若是开新,道德亦必是跟着开新”,因此他理直气壮地说:“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并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这些论证虽然不够完整,但明确肯定了道德是由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是随着社会物质生活变动而不断改变的。这种精辟的论述,给“东西文化调合派”以致命的打击,在理论上论证了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因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应该说明的是,李大钊虽然指出封建文化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号召人们学习西方,但他并不提倡照搬照抄西方模式。他讲到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就如同推动世界不断进步的两大机轴,也像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一样,缺一不可,二者各有优劣,“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中。”因此不应该“妄为轩轾”。针对东西文化论争中抹杀传统文化全部价值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李大钊热情赞扬了中华民族在古代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他无不自豪地说:“中国于人类进步,已尝有伟大之贡献。其古代文明扩延于高丽,乃至日本,影响人类者甚大。”[2]68他对中华民族的崛起充满希望,“吾人深信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大贡献。”这令人鼓舞、催人奋进的激扬文字,饱含爱国热情,闪烁着辩证的光芒。

四、结语。

综观五四时期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观,可以看出:李大钊鞭挞了“非复辟不能救国”的尊孔复古派;批判了“物质开新、道德复旧”的东西调合派,批评了“非走西方文明的路不可”的全盘西化派,阐明了自由的东西文化观,从而促进了他的思想由进化论到阶级论的发展,奠定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实基础。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最终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由此建立了一种崭新的东西文化观。

参考文献:

[1]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陈崧.五四前后東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3]李大钊选集[m].人民出版社,1978.

[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五四运动文选[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5]李大钊,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1917年)[m]//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m]//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罗志田.无共识的共论:五四后关于东西与世界的文化辨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

中国近代史论文

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又在《筹议海防折》中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是李鸿章对于当时中国所面临形势的分析,“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则表明了当时中国所对峙的列强势力。可贵的是李鸿章他不同于保守的顽固派,他处在当时的阶段却能正确的看待晚晴所处的局势实为不易;他和一些洋务派更不同于顽固派,他们不仅看清了局势还敢于冒险尝试向前迈进开展了洋务运动,虽然并没有改变甲午中日战争的结局,但是促进了中国近代化,他们在当时迈出了这一步实属不易。

清朝也是历史上一个典型的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在鸦片战争的前期乃至鸦片战争后,一个不可被忽视的阶层值得被思考,那就是士大夫阶层。“闭关锁国”固然有着很大一方面的因素,但是鸦片战争开始后即使林则徐、魏源、黄爵滋等人已经认识到和西方列强的各方面差距后,清朝却没有马上实行变革,很大的原因在于士大夫阶层。“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我国文化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动摇,就是士大夫饭碗的动摇;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短短几句话已经总结了清朝士大夫阶层大部分人麻木、迂腐等特点,鸦片战争后可以说不论军事还是政治上,都与列强有着很大的差距,双方对比之下,清朝统治下的中国真的是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鸦片战争前,对于如何对待列强,清政府内部就有了不一样的声音,主要分为抚夷派和剿夷派,也就是主和派与主战派。随着过程中的各种结果,道光帝也在主站主和间举棋不定,这也使得清政府内部派别争论更为激烈。

在道光帝决心迎战后,却出现用人失误的问题,从而引出不断失城的连锁反应。于是道光帝又倒向主和派一方,虽然中途有官员奋勇抵抗,但是道光帝一意妥协,最后耆英、伊里布与璞鼎查还是签订了《江宁条约》。

在这一过程中,主和派主要凸显的人物是琦善、伊里布、耆英等人,琦善的妥协态度则是建立在他亲身了解到了当时英国的军事实力后所下的态度,主战派别的官员中也不乏为了捍卫国家领土与主权但是不了解英国的官员,而期间道光帝所派不乏像奕山这样虚报奏折而导致对英国预估不实的官员,这些种种因素也导致了道光决策时忽主站,忽主和的不坚定立场。

从鸦片战争的过程来看,道光帝的举棋不定十分影响形势的走向,士大夫们在决策同时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会来源于揣摩圣意。其中固然有坚定站在主站或主和的坚定立场的官员,但也不乏与道光帝一样没有坚定决心的官员。如果道光帝坚定决心势必与英国决战至终,侵略者一路遭遇顽强的抵抗,他们也不一定能入侵的如此迅速。假使英国一开始的意图也许只是想要一个和平的条件与环境经商,那么清政府的不明确态度也给了英国一个可乘之机。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从古代史迈入近代史,同时鸦片战争也使得中国发生根本性变化。通过一系列条约,中国直接遭受到的侵犯包括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司法、关税等主权都开始丧失,传统的经济形态也被冲击。当然这些都是可以直接看到的影响,而更加深远的影响和隐患是,清廷为赔偿大额的白银增加的税费直接影响农民的利益得失,甚至沉重的赋税使他们无力支付。由于康乾盛世,使得清朝时期的人口大增,嘉庆九年(1804年)纂修的《巴陵县志》在讲到该地经济、人口分布和各行各业居民状况时写道:“十分其农,而佃种居其六。”农村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是佃户,其余百分之四十,则是地主和自耕农。道光中编写的《江阴县志》,叙述该县风俗,说到“农之家十居**,农无田而佃于人者十居五六”。当时该地农业经济占统治地位,绝大多数居民是农业人口,而增加赋税会使得大多数的农民积贫积弱。另一方面列强在华开设工厂,会使得许多手工业者或者失业,或者沦为廉价劳动力,鸦片战争使得中国多数人口都陷入苦难的状态,也使得清政府陷入失威局面。

在鸦片战争后不久,清政府就迎来了大规模的起义运动,这其中最著名的则属“太平天国”运动。太平运动可以说是鸦片战争的产物,其参与运动的多数为农民阶级,源于鸦片战争后国内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太平军的发展速度也是十分迅速的,或许是因为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使农民有了精神寄托,或许是因为《天朝田亩制度》,使农民有了希望与目标,无论如何太平天国的动向、举措和号召力都侧面反映了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下的社会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朝着不可预估的方向发展,以一个不可预算的速度发展着,并且这些变化都一点点的成为清朝的隐患。

参考文献:

中国近代史论文

摘要:近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从左宗收复新疆,胡雪岩与洋斗商,到张謇实业救国,康梁戊戌变法,六君子横刀向天笑,再到黄兴雨花台起义,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求共和真理之路漫漫,却演绎出一系列惊天动地的故事。但决定历史的是人,是那个时代的人,是一批用热血与精神相交织的人。

前言: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但从救亡图存的角度说是一部人物史。本文从各阶层角度分析近代人物为何纷纷涌现的原因,又从整体以及历史渊源方面分析近代人物源源不断涌现的规律。从晚清到辛亥,人物构成了近代那独一无二的旋律,他们的出现对今天仍有启示意义。

关键字:鸦片战争;农民阶级;资产阶级;革命;爱国主义。

纵观中国近代史,既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勾结中国封建统治者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史;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抗本国的封建统治的抗争史;同时更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政治派别探索国家出路的探索史。这种抗争与探索,对外以反侵略、捍卫民族独立为旗帜;对内以反专制独裁、争取社会进步为核心,抗争与探索互相交织,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中国人的不屈精神与爱国主义演变成救亡图存的原动力,同时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各阶级亦怀投机主义,对纷争乱世产生雄霸天下的想法。

时代造就英雄,也逼我中国人自立自强。

从晚清开始,鸦片战争一下子敲醒了那些沉醉于天朝上国梦幻中的地主阶级爱国知识分子,于是他们开始注目世界、关心时局、寻求强国御侮之道。如林则徐虎门销烟为的是强健国民素质,维护国家长远,魏源编著海国图志为的是开启民智,而洋务运动则为富国强兵,但也有增强自身在朝威望。这其中既有士大夫精神,也有中国人爱国主义,自强自立之道。可以说是时代危机感促使先进人士投身救亡图存中,也催生了一批仁人志士。但由于封建势力依旧强大,近代化初露端倪,以致运动革新屡遭失败,也为乱世枭雄的出世埋下了伏笔。

晚晴社会动荡,税收苛刻,加上体制死板,科举制度依旧存在,小农经济依旧占据主导地位,加上西方思想的传播,激发了一些底层知识分子的救国思想,于是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从白莲教,太平军起义,到捻军起义皆系晚清体制腐败,民不聊生。如洪秀全因科举屡次不中,却以一本***小册子而转变思想,为天下耕者有其田而激起奋斗之志。而石达开自小看到民不聊生的困局,于是决定起义而救天下于水火中。农民阶级的救亡图存运动,使最广大的中国人民更加觉醒,为后来革命人物的出现创造先决性条件。

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毕竟有其局限性。思想的狭隘性,各阶级及各派的矛盾以致太平天国内部的分裂,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重重,如胡雪岩系左宗棠一派,而盛宣怀系李鸿章一派,两者互斗,加之面对外国商品的输入而束手无策,从而导致胡破产的悲剧。这就迫使资产阶级出世以再救中国。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外来资本主义的入侵激发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而政府对民间设厂的放松,近代教育的发展,西方民主自由科学思想的进一步传播,甲午中日战争又一次敲响了地主阶级无能的警钟,资产阶级维新派率先登上了英雄的舞台。从“公车上书”演化为社会运动到百日维新,其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爱国的进步思想,因为它把维新思想与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如康有为经过学习,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使年轻的他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西方的强盛,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梁启超更如是说:“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接着,谭嗣同等人又在南方创立湘报,文化传媒有影响了一批又一批思想先进的中国人,使之为国家自强民主而奋斗。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为了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和角逐,民族危机更加严重;《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此时民族资本主义又有所发展,但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限制和阻碍。而改良派的失败,使资产阶级内部不断反思,亦促使革命派大展手脚。一时间革命人物如雨后春笋般林立天下,黄兴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并贯彻实行。孙中山先生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为自己的座右铭,强调要“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而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更是催生出一系列将思想解放的革命壮士,为近代后期的人物传播了民主思想的火种。

但改良派以及旧势力亦投机革命,局势的复杂性使各方人物辈出,而三座大山的存在,亦使那个时代容易将能臣变为奸雄。如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期军阀混战。而对革命后未来的憧憬也使革命人士不断坚定信念,为之前行。如蔡锷舍荣华富贵而投身于护法战争。一时之变却造就了不同人生,乱世,亦是个人理想可以迸出火花的时代,更是天下理想成为朝阳的时代。

正是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以往那种向往自由的思想如洪水泄了闸般涌流而出。思想改变人,意识的能动性促使近代教育家,思想家,企业家,政治家以及社会各阶层知识分子各言自我观点。陈独秀第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使新青年变为一方平台,蔡元培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使北大成为一方阵地,鲁迅更是剖析中国人性,揭露黑暗,促使中国人更加认知自我。而优秀思想对人的巨大影响性,催生出更多的仁人志士去救亡图存。

爱国主义始终是救亡图存的核心动力。自古从岳飞的精忠报国,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再到当代的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无不体现人物舍不开救国,救国离不开人物。而近代则是爱国主义从古向今过度的一个时代,爱国从忠于民族到真正忠于天下,不断认识世界,革新思想,抵抗外侮,不断有近代人为大我舍小我,成为不朽的灵魂,而这种灵魂又影响下一代人再去抛头颅撒热血,以致近代爱国人士源源不绝。

越是束缚人性的社会,越能激发人的潜在的自由思想。如乌托邦主义就是中世纪阴霾散去后方才绽放光芒。爱好和平的中国人也希望建立一个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理想社会。为此理想社会,受千年封建压迫的中国在近代不断出现为此奋斗的仁人志士。

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人才出。近代国家变革具有阶级派别递进性,类似于达尔文进化论,地主阶级腐败,农民阶级落后,继而资产阶级改良派成为变革国家的主导,而其局限性又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国家的原因之一,而资产阶级亦有其局限性与软弱性,这就需要无产阶级去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种阶级递进性不断催生出一系列仁人志士,同时在递进的过程中又有不少枭雄诞生,但在中国统一的大局中,他们毕竟只是昙花一现。

乱世促使救世人才的爆发性增长。自古以来,乱世是人才最多的时代,百家争鸣产生于先秦,东汉末年却英雄辈出,魏晋南北朝三教九流各放异彩,而近代则不断出现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割据一方的军阀枭雄,影响当代的革命领袖。近代的确是一个面临内忧外患的乱世,而各阶层人物各有生存之道,也各有治世与乱世的独到思想,于是焉,各方人物各显神通。

近代是古中国文化与先进西方文明相冲击的时代,儒学中尊重儒士的风气依旧存在,于是便有章太炎敢摇扇坠怒骂袁世凯,梁启超敢入军营行谈判。中华文化中重文轻武的礼节依旧存在,这种传统风气是促使仁人志士不断出现的原因之一。

总结。

时代造就人物,而历史根性亦为造就人物奠定基础。人物辈出的时代定有规律,这种规律在今天人有借鉴之处。而纵观近代史,感慨那些人物,但无论是英雄还是枭雄,他们的出世则需时代的惊天一变。近代史是一部惊天动地的历史,诸多仁人志士,人杰枭雄因这个时代而绽放光芒。正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时代的发展,以及历史的影响决定了他们的非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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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英】方德万著。

【4】《中国近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

【5】《中华民国史史料》季啸风、沈友兰主著。

【6】《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萧致治著。

【8】《民国人物列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9】《寻辛亥革命之路》刘建强罗歆宏著。

中国近代史论文

《申报》创刊于1872年4月30日。创办人为英国商人安纳斯脱?美查,后转卖给民族资本家并几经易主,抗战初期一度停刊。1938年10月在上海复刊,直至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几经波折,历时78年,共出版25600期。《申报》作为中国现代的报纸开端和标志,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申报》保存了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资料。特别是记录了上海当地及全国乃至世界的重大事件,再现了当时军阀、地方势力、中共和其他党派及人民群众的活动。

(一)报道全国性重大事件。

《申报》曾对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包括学界如何反对割让领土、拒绝对德合约;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并迫使他们辞职的报道,学生罢课与学生被捕情况的详细记录。更加珍贵的是,保存了罕见的的历史照片,将的全貌更直观的呈现给后人。

(二)报道地区性史实。

1872―1929年,《申报》对苏沪等地进行了长达80年的持续报道。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报道区域也精确到具体县市。《申报》通过这些鲜活的新闻,对江南地区人民生活方式,社会生产方式,社会风貌形成以及社会变动轨迹进行了持续而广泛的报道。这些细节性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近代中国史研究的空泛,使史的研究更“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申报》无论是从办报宗旨,报道角度的拓宽还是新闻业务的改革,都值得后来人学习借鉴。

(一)办报宗旨。

它始终都在追求新闻独立自由、客观公正、及时准确、为大众服务的理念,注重新闻的真实性和时效性。美查称,“利”和“义”并不完全对立,办报为了盈利,并不排斥在必要时仗义执言,报纸的言论要“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嫁穑之苦”。

《申报》在国内报纸中最早使用电报传送新闻稿。1874年《申报》刊出经由丹商大北电报公司海底线路拍来的关于英内阁改组的伦敦电讯,为国内报纸刊出的第一条电报新闻。津沪电报线路于1881年12月交付后,《申报》立刻把握机会,利用线路传递南北各报新闻。

(二)舆论监督。

报刊一直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公共舆论的平台,因此,把握并利用报刊的舆论导向就成了近代中国各种势力追求权力表达,诉求政治立场的必选之地。在每次剧烈的政治斗争或者社会对抗中,报刊会被卷入其中,并置于风口浪尖。《申报》自创刊以来,始终被不同时期的各种政治势力所争夺的公共舆论平台。不管是美查为赚钱扩张经济势力创办报纸,到席子佩接手经营,再到史量才主持,最后到共产党接手大陆而退出舆论界,中外各种政治势力为占据《申报》这个舆论至高点,进行了纷繁复杂,“刀光剑影”的斗争和合作。《申报》一路走来,中国社会的公共舆论空间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随着舆论空间的不断扩大,公共舆论平台的建立,人民拥有了更多的表达机会。各种政治势力进行争斗时,不得不考虑到人民大众的呼声和言论。报刊舆论公共空间的不断扩大,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消减阶级对抗,促进社会和谐。

(三)时评。

陈冷在新闻评论方面提出,报纸应该做到“明白公正”,即言论既要为读者提供明白的观点又要有公正的态度。对于评论的文体,他主张用言简意赅的时评文体取代《申报》传统的“论说”。他的每日一议、尖锐泼辣的是评委《申报》赢来了不少读者的喜爱,使《申报》步入巅峰。

“时评”在很长时间里起到了《申报》的“社论”作用。社论是“代表报刊编辑部的权威言论。它集中反映并传播一定的政党、社会政治集团和社会群众团体对当前重大事件和迫切问题的立场、观点、主张,是影响并引导社会舆论的有力的评论形式”。时评”专栏是报刊业务的一种进步,半文半白的语言已经被白话文取代,报刊语言的白话趋势已成必然,用白话文创作“时评”适应了语言的变化。对于时评文章的发展而言,这是一次大的调整,虽然放弃了原有的特点与风格,但迎合了时代的发展,为时评文体带来新的生机。

报纸可以宣达政令,也可以掌握主动权,分析时局,探讨国家出路。《申报》中有很多时评是对时局政治的客观分析或是探讨国家出路的“救世文章”。“九一八”事变之后,《申报》发表了时评《国人乎速猛醒奋起》号召国人迅速惊醒:“今日之事,痛哭不足以救国,轻举不足以救国,待助于人犹不足以救国。救国在于积极有效之行动,在于万众一心之团结。”此外,每逢元旦,《申报》都要发表一篇新年展望的时评,年末又要发表一篇对一年之内进行总结的时评。虽然每年各不相同,但大致都要劝告政府善待国民,增强国力。

(四)重视发表副刊性文字。

这是《申报》在新闻业务上的一大创造性举措。该报公开征集竹枝词等文艺作品,并在版面上特辟文艺类作品的篇幅,以满足当时主要读者群――旧时文人的兴趣爱好。这一创举为后起的报纸所效仿,开我国报纸副刊之先河。研究读者爱好,满足其正当需求,保证一个稳定的受众群。

报纸的企业化是民初中国新闻事业职业化的一个重要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无暇估计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快速的发展空间,给中国商业性报纸实行企业化方针提供了有力的条件。《申报》首先向现代企业化报业方向迈步。

(一)广告。

该报聘请张竹平任经理,设广告推广科,派出外勤四处招揽广告,改进广告设计,代客户绘制广告图样,撰写文字说明,直至客户满意,这些服务都深受工商界的欢迎。因此,《申报》的广告日增,成为盈利的主要来源。广告的版面面积逐渐由十分之五六增为十分之六七,超过了新闻报道的版面。

《申报》广告值得挖掘的东西有许多,完全可以按照时间线索,从《申报》创直直至停刊,对广告的形式和内容进行细细分析,追溯近现代广告发展变化的轨迹,把握近现代广告的发展规律,理清现代广告如何一步步从粗糙走向成熟,其中义有哪些是值得借鉴的合理要素,这在广告学上是很有意义的。倘若对其中的各种广告进行深人分析,对广告者、广告内容、广告对象、广告效果进行剖析,从而找到许多有价值的广告经验和手段,这对制作现代各种类型的广告也是大有裨益的。

(二)更新技术设备。

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讯息”理论。在漫长的人类发展过程来看,真正有意义的,有价值的的“讯息”不是各个时期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麦克卢汉从媒介技术的角度,强调了媒介的社会历史作用,虽有片面性,但媒介技术的变革的巨大历史功效是不容忽视的。

《申报》花费70万两白银于1918年建起高5层、拥有百余间房间的报馆大楼,又从美国购进两部最新式的印报机,两小时可以印完十多万份报纸,添置配套的制铜版机、铸字机、压纸版机、浇铅版机、铜字铜模等机器,还自备汽车,加快送报速度。这一切,使《申报》成为当时全国设备最新、最完备的报纸,并为以后进一步企业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三)知人善任。

文化与经济领域一样,一切竞争归根到底都是人才的竞争,媒介的成败其实就取决于媒介从业人员的素质与实力。像任何成功的事业一样,《申报》的经验在于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人才队伍,并让其各展所长,用好了人才,使这支队伍的团队效应得到充分发挥。

史量才自接办《申报》起,就分外注重报社的人才建设,从创业初期被称之为史氏“左膀右臂”的经理张竹平、总编辑陈景韩,守业期经理马荫良、总编辑张蕴和、《自由谈》编辑周瘦鹃的选择、使用,到鼎盛期规划人才黄炎培、陶行知、报业专才戈公振、副刊编辑黎烈文等人的吸纳、任用,无不显示其慧眼识人,唯才是用,用人不疑,灵活实际的用人风范。史量才非常善于抓住对方身上最适合于《申报》的特质,为他所用。越是在报纸发展的关键时期,他越能大胆放权,给人才足够的发挥空间。

《申报》作为近代中国最大影响、实力最强、历史最悠久的中文商业报纸,有着很强的研究价值与意义,无论是从史学、新闻学、经济学角度提供参考,在法学、文学等其他人文社科方面也有很大的价值,对中国近代新闻史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贡献,值得后期报纸及现代报业借鉴。

辛亥革命近代史论文

一、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

1、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这场革命的发生是当时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

20世纪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他们迫使中国签署《辛丑条约》之后,加剧了对清政府的政治控制,多方扩展在华经济势力。在中外反动派的严重压迫下,20世纪初各阶层人民斗争风起云涌,遍及全国。

2、清末“新政”及其破产。

辛亥革命酝酿之际,正是清政府处于内外交困之时。《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已经彻底放弃了抵抗外国侵略的念头,甘当“洋人的朝廷”,国人要求变革的呼声日渐高涨。清政府于1901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实行“新政”。又于1906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预备立宪并没有能够挽救清王朝,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重了危机。事实表明,清政府已经陷入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境地。革命已如箭在弦,一触即发。

3、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基础和骨干力量。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首先发动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骨干是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与戊戌维新运动及20世纪初清政府兴学堂、派留学生的措施有关。这些青年学生接触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其中不少人在民族危难加深,群众自发斗争高涨的形势推动下,开始摸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当时出国留学成为一种潮流,这些出国留学回来的青年知识分子成为了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

二、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近代历史上,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国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所以说它是一次成功的革命。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辛亥革命后在中国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主义观念。除此之外,辛亥革命给人们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解放,它促进了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的积极变化。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以振兴实业为目标,设立实业部,先后颁发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以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从国际方面来说,辛亥革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且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辛亥革命带来了诸多积极的影响,但是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了三个月便夭折了。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以及附从革命的旧官僚、立宪派的共同支持下,窃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袁世凯窃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后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反动政权。在政治上不惜投靠帝国主义,实行军阀官僚专制统治。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军阀们大力扩充军队,建立特务警察系统,他们制定了一些反动法令,任意逮捕、杀害革命党人和无辜群众。在经济方面,北洋政府竭力维护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文化思想方面,尊孔复古思潮猖獗一时。当时的中国又落入了黑暗的深渊,孙中山沉痛地说过,当时中国“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盛,人民困苦日甚一日”。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国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想破灭了。

三、对辛亥革命的评价。

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了,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命题。1930年双十纪日中,何应钦对此做了一个比较简洁的说明,指出“辛亥革命懵懂算是挂上了一个民国的空招牌,并没有建设民国的实际,由推翻满清一点而论,固然算是成功。由全部革命的目的而论,究不能不谓为失败。革命的目的不只在推翻满清,不只在获得中华民国的虚名,而在造一个三民主义自由平等的新中国”,明确了实现三民主义为辛亥革命的最终目标。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很多,第一,它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他们没有明确提出反帝口号,甚至幻想以妥协退让来换取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承认和支持。第二,它不能充分的发动和依靠群众。第三,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这些弱点、错误,根源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象中来的大。辛亥革命虽然常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其实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无论怎样,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它摧毁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史的起点,是中国能发展成民主及现代国家的关键。

【参考文献】。

1、阿瑟。贾德森。布朗著,《辛亥革命》,解放军出版社,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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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鸣著,《辛亥:摇晃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01.

4、中国新闻社著,《辛亥风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09.

百年中国中国近代史论文[本站]

我们生活在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伟大的国家——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曾经创造过令世界人民惊叹的灿烂的古代文明。例如,瑰丽璀璨的《诗经》、敦煌的莫高窟、楚辞、《论语》、四大发明„„中国作为古代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世界上少有的历史文化从未间断,一直延续至今的国家。

然而,中国在近代中的表现却叫人大失所望,被西方列强在家门口打得一败涂地,远远的落后于西方的国家。那么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是什么?很多的历史学者也对此进行过深刻剖析,原因也是错综复杂。历史的发展本来就不是由单一因素组成的,近代中国的落伍也不是某一个时代落后的结果,而是由各种因素、各个时代的积累而造成的。因此在本文中,我将从地理位置、政治制度、外交、科技、经济、文化教育、民族性格七个方面浅析近代中国落伍的原因。

一.地理位置。

我们的国家处在陆地最多的亚洲大陆上,土地广阔、地形复杂、东临大海。有竞争才会有进步,但近代以前,中国作为亚洲大陆上的超级大国,在我们的周围,没有一个实力很强的国家与我们抗衡,可谓四夷臣服、一国称雄。四面八方的蛮夷小国都要向我们进贡,这样就造成了当时中国的统治者,往往在心中存在一种妄自尊大、骄傲自满、不思进取的心理,这种心理一直到清朝时仍然存在,而且愈演愈烈。如果说在清朝以前,我们还有可以炫耀的资本的话,那么在清朝就纯粹是自吹自嘘了。

我们在强盛的时候,别的国家还没有成长起来,正是我们国家的这种“早熟”,从而造成了一枝独秀,而没有形成百国争鸣。假如在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时代就遇上工业化时代的西方列强,我们的国家可能也就不会出现近代之衰了。

二.政治方面。

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的基本特征就是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种制度压制商业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封建统治阶级从皇帝、贵族、官僚到一般地主拥有最大部分土地,而农民则很少或者没有,并且还要交高额的地租,这样就激化了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更何况封建专制走向末期的时候,政治上日益黑暗腐朽,社会动荡,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的生活也是苦不堪言,使得被封建统治阶级压制的广大人民不得不奋起反抗。

并且这种制度的统治者继承制度是“家天下”,通俗说就是“老子当完儿子当,儿子当完孙子当”。这样统治者的个人素质就很难保证。因此,我们看到每一个朝代都是开国初期的几位皇帝还可以,后来就一代不如一代,甚至几岁的孩子就登基做皇帝。而且家人之间为了争夺王位勾心斗角,兄弟反目成仇。这种一人独裁的制度,会使很多重大的决定受个人的影响,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呢!皇帝他一人决定的事,怎么能比得上大家商量出来决定的呢。

相比今天的人民民主专制,我们就可以看出个人独裁的各种弊病。也许我们如今的社会制度有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但再完美的专制也无非是专制,再有缺陷的民主也毕竟是民主啊。

三.外交方面。

这一个原因历来被很多学者重视,的确这是导致近代中国落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从秦始皇建立帝国到明清这一段时期,我国在对外政策中便以一种大国心态自居,我们知道两国交往最重要的是平等。然而那时期的中国外交,多是不平等的。我们以天朝上国自居,命令国力弱小的国家来朝拜进贡,这样本身就破坏了外交的原则。

无论是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抑或是明代的郑和七下西洋,我们都没有在一个平等的平台上跟别的国家进行沟通,这样就进一步加重了我们天朝上国的心理,造成了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

明朝由于倭寇的侵扰而开始实行禁海政策,使中国未能开拓海外市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抑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清朝更是闭关锁国,固步自封。这种闭关政策更加导致统治者妄自尊大,自以为地大物博,割断了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本来已经落伍的中国封建社会更加落后于世界。于是造成了清朝被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之后,还不知道英国在哪里!

四.科技方面。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这一方面我们明显比不上西方,就是在今天我们中国仍然没有一个人获得诺贝尔奖,科技方面也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

这种科技落后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社会政策决定的。有需求才会有生产,当时的政策不鼓励人民创新,独尊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主张“温故而知新”),实行一种愚民政策,造成人民的思想僵化,只知学习古代的传统文化,一心考取功名进入仕途。

并且西方向明清政府传播科技知识时,中国的官员却骄傲自满的说那是蛮夷小技,没有抓住机会,最终造成了中国在科技方面远远落后与西方,在今天仍然缓不过气来。

五.经济方面。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以个体家庭为单位并与家庭手工业牢固结合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这种小农经济束缚和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对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较强的排斥力和抵抗力。并且中国自古有“士农工商”“为富不仁”的观念,人们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不去经商,封建政府也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用一句话概括来说就是“传统的农业经济占据主要地位,商品经济的发展艰难前行,资本主义基本被扼杀”。

中国的这种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决定了中国不会出现资本主义,这是一种必然。四。

世同堂的家族制,把家产都瓜分尽了;严重的剥削制度刮干了人民的钱财。“由于朝廷上下,官员贪婪腐败,常常中央政府一两银子的财政收入,经层层盘剥之后,到了百姓头上就变成了三两的赋税。”[1]这样就造成了一些小资产主,刚刚积攒起来一些财产,便被刮走了。雪球形不成,怎么能越滚越大呢?农耕国家光抽税、摊派、敲诈和索贿,就能把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原始积累榨干,资本主义在中国巨大的农耕大树下没有养分,没有阳光,最后只能长成萌芽,永远是萌芽。

六.文化教育方面。

这一方面的原因,不是某一个朝代造成的,而是经过几千年的积累才形成的,最主要的就是儒家文化和科举制度。

在儒家文化中,有一种“忠君”思想,封建统治者便利用这一点来愚弄人民,进行思想控制以维护其统治。并且,儒家主张以农为本、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并主张施仁政,以驯化软化国民性格,来换取国家和社会安定,为帝王所用;以典章制度治国安民,求得和平发展,提倡人民安贫乐道,这使得中国人大都对财富的心态没有西方那样强烈,以致家家安居乐业,人人不求闻达,只求一生平平安安,团团圆圆,缺少西方人的那股冒险精神。

再看我们近代以前的教育,重社会科学,轻自然科学,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人则追求人对自然的征服,这样一来,中国的科技就远远落后于西方。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才,我们知道几百年的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阶级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也是引导人才流向的重要政策,导致当时的知识分子从小就有“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的观念,使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个只会吟诗作文的书呆子,并且如果不能被统治者任用,不是被流放就是郁闷地隐居山林,处江湖之远,不问世事。再者,科考的内容是什么?是四书五经、儒家经典、八股文,都是老祖宗几千年的东西了,时代在发展,人们的思想怎么还能停留在过去!由此可见,近代以前的文化教育的弊病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多么大的阻碍作用了。

七.民族性格。

提到民族性格,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封建君主专制可以存在那么久?朝代换了一代又一代,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而人民奋起反抗的时候却很少(陈胜吴广起义也是被逼上绝路了,而且陈胜从小就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觉得这就跟我们的民族性格有关系了,用《狼图腾》的话说就是羊性太重,缺少狼的那种进取精神,可以说当时的人民就好比是一群被统治阶级驯化的羊羔,外在表现就变成了人民的集体无意识。

看到,其中农耕最特殊,因为只有农耕可以自给自足、自我封闭、自花授粉、自行退化,基本上可以不需要竞争、交换和杂交。除了农耕之外,其他的几种行业都不是和平的行业,不能自给自足,必须竞争交换搏杀才能生存发展。如果这五种民族没有像狼一样凶悍顽强进取的性格,就不能生存。而在我们华夏文明的内部,欠缺的就是这种比阶级斗争更深层更广泛的残酷激烈的生存竞争。

在性格教化方面,儒家孔学千年谆谆教导:“其为人也,温柔敦厚”,到后来的宋明理学那就更极端了,大力鼓吹“存天理,灭人欲”,连正常的人欲都要灭,就不要说消灭人性中存留的兽性狼性了。在农耕民族存在的基础上,经过千年的教化驯牧,华夏的知识层充满了温柔敦厚的谦谦君子,华夏下层布满了软弱可欺的良民顺民。

从民族性格方面或许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中国的封建制度能存在这么久了。因为西方民族的性格太强悍,专制政府很难压制住人民,在西方,像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制很难立足,就是立足也长不了。而东方的“羊”最恐惧自由和独立,一旦没有“徐州牧”的看管,羊就会被狼吃掉。所以软弱的农耕民族都愿意选择专制,农耕人群是集权专制制度的衣食父母。

这种民族性格的软弱在我看来是一个导致近代中国落伍的深层原因。当年的北宋,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发达的生产力、最先进的火药、最智慧的《孙子兵法》,几乎不战而败,最后软弱无能的南宋只得向凶狠顽强的蒙古王朝献出传国玉玺,举国投降。当时的宋朝什么都不缺,唯一缺的就是“脊梁”——刚强的民族性格。清朝在跟西方列强交战时也是屡屡妥协退让,签订了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的条约。因此如果一个民族只有发达的手和脑,而没有坚硬的脊梁,那也就只能成为民族中的无脊椎软体动物。

在我看来,以上的七个方面都直接或间接的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伍。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因素,但是抓住主要因素,放弃次要的因素或许能帮我们更加清晰的看清历史的脉络。

回顾那段屈辱的近代史,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在充满着愤怒和热血的同时,更应该包含着理性和冷静,冷静的分析历史,以史为鉴,吸取历史教训,进而擦亮眼睛看清未来的发展方向。有屈辱不可耻,可耻的是没有在屈辱之后一雪前耻,我们的民族经历了这样的苦难,所以能变得更加强大。

相信龙的传人一定能在世界中腾飞,相信伟大的华夏民族一定能打破已有的局限,昂扬的挺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参考文献。

近代史辛亥革命的论文【】

内容摘要:

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和领导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既是一场革命运动,又是一场政治革新运动,同时又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1]但是辛亥革命是一朵不结果是的花,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充分的暴露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虽然它失败了但它开历史之先河,指明了中国今后应该走的道路。

关键词:

辛亥革命运动意义道路。

(1)《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人普遍感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2)改革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主义民主革命准备了物质条件;(3)新式学堂的兴起和留学教育的发展,革命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壮大;(4)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学说是思想武器;(5)上海和东京成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6)民主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7)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而且《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必须严禁中国人民和清朝官吏进行各种形式的反帝斗争,表明清王朝成了“洋人的朝廷”,使中国社会的两大主要矛盾合流和进一步发展,这是辛亥革命发生的具体原因。清政府“新政”和“立宪”骗局及镇压保路运动激化了这些矛盾,使之成为革命的直接原因。

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首先,在政治上,辛亥革命敢把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拉下马,封建专制制度不能统治中国,并且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也不能领导中国,故需探索民主共和制度,以引导中国走向富强。辛亥革命把反动的封建帝制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为此后的革命积累了经验。它引领的政治风暴使一切专制的制度无法占领地位,也许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尚未形成,但中国人民心深处的民族独立,人民民主的政治理念已经形成。

其次,在经济上,辛亥革命开创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次腾飞,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引向了近代化的发展。在革命政府的奖励、推动下,一个兴办近代工业的热潮在全国范围内兴起,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来临。虽有些措施不切实际,但深深影响了中国,有着不可估量的生命力。它也引导中国向工业化之路发展。

再次,在思想文化、社会习尚上,辛亥革命也开创了一代新风。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新思想,开始吹拂古老的中国大地,砸碎了“忠君尽道”的封建专制文化的枷锁,人们开始用新的道德观念核心的价值观念思考问题认识社会,封建道德日益为人民所遗弃,思想界得以解放,为后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共产党崛起承传中山先生志业奠定了思想根基。

总之,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经济近代化、文化自由化,对中国的现代影响深远。

五、结论。

辛亥革命及其后的斗争最后都归于失败,但它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和启示,要彻底改变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必须寻找新的革命思想、新的革命政党、新的革命力量、新的革命道路、新的革命前途,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工人阶级的迅速壮大和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成为新的领导阶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成为中国新的领导核心。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民主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新民主主义时期。

参考文献:[1]引自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p67。

[3]引自《人民的选择历史的必然》教案(选修3)p19。

[4]引自《孙中山全集》第一卷p112。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摘要:孙中山的思想和业绩是中国近代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在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时,孙中山和谐思想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不和谐的原因而形成的。他赞成“五族共和”,反对民族歧视,主张各民族和谐共处,促进各民族发展,不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统一的自觉认同意识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也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和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参照标准,同时是中国特色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孙中山;民族和谐;和谐社会。

翻开历史,不难发现人类古往今来所有世俗的、宗教的思想学说,以和谐理念为其终极与归宿,以和谐社会蓝图为目标和旗帜,号召人们为之实现而努力奋斗。回顾并总结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对于21世纪如何对待民族和谐问题无疑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一)形成的背景。

孙中山民族和谐思想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动荡的年代。在此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孙中山之所以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正是孙中山对社会的不和谐认识基础上提出的。这不和谐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在政治方面,孙中山痛感“中国现行政治,可以概括之曰: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2]第二,在经济方面,针对因中国的生产力落后、区域经济不协调、经济结构畸形、经济秩序混乱等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因素而造成的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障碍,孙中山提出建立生产发达、区域协调、公平正义、充满活力的和谐经济。第三,在文化方面,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形成冲突,多元文化和各民族的精神文化存在现实差异。不同的人文及文化背景,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不同的行为方式,都需要创新文化和主流价值观进行对话、融会、整合与引导。最后,在个人经历方面,与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形成是密不可分的。孙中山学习中国经史,不但对孔孟的忠恕之道和仁义思想情有独钟,而且完全继承了孔子所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早年在海外学习、流亡,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崇尚西方民主。他为了民族和谐,一生为之奋斗。

(二)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发展过程。

1894年11月,孙中山成立资产阶级早期的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要“驱逐鞑虏,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3]他明确地提出要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就必须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但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还是处在狭隘的排满状态。1905年同盟会成立,同盟会的章程中规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4]为盟会的政治纲领,同盟会成立以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思想已经渐为人知、深入人心,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把这个政治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三民主义,后来统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则是孙中山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纲领和原则。“满洲以一民族宰割于上”的民族压迫制度,实现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完成祖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自求解放”,实现“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5]。由狭隘的革命的民族主义变成民族同化的民族主义。

新三民主义时期,孙中山的民族观产生了新飞跃,在反帝为首要任务和民族自决原则上,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基本上达成一致,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国民革命时期的旗帜。孙中山先生高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从“民族自治”到“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1]。为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为克服民族自卑感、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孙中山的和谐社会思想依据中国国情而形成并不断发展的,并经常将其作为论证和谐社会的依据。

(一)政治领域。

政治领域分别体现在政党和政权方面:第一,政党问题。孙中山不仅领导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仿效了西方政治,他指出“要知文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政治不能有进步。吾国帝皇亦有圣明之主,而吾国政治无进步者,独裁之弊也……要皆为利国福民者也”[6]“夫法久必弊,施行者终有不适之时,学勤益精,研求者自有特优之点”[6]。力图把政党政治引入到中国的轨道,推进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以促政治日日向上。第二,政权问题。孙中山抨击了其黑暗现状,专制政体的种种弊端。他对民国的政治蓝图作了精心规划,高举“废除专制,实行共和”的大旗。通过权力的分解、制约而达到社会和谐,是其核心部分。

(二)文化领域。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很早就具有了“和谐”的意识。道家宣扬的“天人合一”说是其最高理想境界,古代人们向往和追求友善、和睦相处、平等对待,社会财产为公共所有,孙中山先生“天下大同”的社会,对以后国家政治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形成,均有广泛的影响。与我们今天所倡导建设的和谐社会,在本质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民族共和下,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共和”类似于现代人们所说的文化(宗教信仰)多元主义体制,就是说,在同一个体制下,各种文化和宗教和平共处。文化多元主义的本质不是让各种文化的载体居住在特定的空间,而是在同一空间里,各种民族或者族群共同生活和互动。各民族之间的日常互动会发展出一系列的行为规范,有助于和谐状态的达成。因此,继承发扬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应当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有机结合起来。

(一)正确理解孙中山的民族和谐的内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民族自治”到“中华民族为统一体”等这些民族和谐思想。孙中山先生提倡的“民族必须独立”、“祖国必须统一”、“天下为公”等思想文化,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这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文化层面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对孙中山文化思想在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

(二)民族和谐的内涵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

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更是重视一个和平的环境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多次呼吁各方力量“以和平方法促成统一”,表示自己一定要尽心竭力,实现敦促和平统一,并倡导南北议和,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但是,恰在祖国大陆迅速崛起的时候,在海峡对岸“台独”势力最为猖獗的时候,“台独”不但不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甚至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必须从正反两面提醒中国人。在对待“台独”的态度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从构建和谐世界的大视野出发,本着两岸的互赢共生,用和平的手段,极大地改进了两岸关系的生态。对等、对话、对流,代替或部分代替了对立、对抗、对垒。因此,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

(三)民族和谐思想是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参照标准。

孙中山在就职演说中庄严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7]民国成立,他强化民族和谐,依法打击民族分裂势力。这对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借鉴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我国少数民族、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以雄辩的事实印证着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主旨:在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里,进行多民族间的多维交流与对话、健全民族和谐的制度保障,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观念将有助于我们实现民族和谐,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中国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充分发挥民族政策对民族和谐发展的促进作用。

考虑民族问题的同时,不能无视宗教。《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7]。这对中国共产党处理宗教问题提供了借鉴意义。1957年1月,周恩来同__在印度新德里谈话时明确表示:“我们欢迎发展宗教联系,不但和印度,而且和东南亚各佛教国家均要发展这种联系。但是,我们反对那种以宗教为外衣而以政治为内容的活动。……如借宗教名义向我们进行颠覆活动,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再一次提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

(四)民族和谐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前进方向,继承“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确立牢固的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是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和思想基础。孙中山崇尚以人为本,重视人生价值,倡导自由、平等和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下大同”、“中华民族和谐统一”等文化思想传承了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与智慧文明,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一种不断地丰富发展、兼容的文化集合。它的内在含义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先进理论有着众多不谋而合之处,是以科学理性精神、人文价值精神为支撑的现代文化精神主流,是社会主义和谐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孙中山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75.

[5]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c]//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87..

[6]孟庆鹏.孙中山文集(上)[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

中国近代史论文字

摘要:《建党伟业》这部电影所叙述的故事自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拉开的辛亥革命开始,至1921年6、7月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止,在这十年里,许许多多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著名事件都发生在这十年,比如: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护法战争、巴黎和会、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等等,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真正称得上是“风雷激荡”、“巨变迭起”。这部史诗巨著使我们在建党就是周年之时得以重温那段激动人心的历史,再次感受革命先辈在那段峥嵘岁月里的热血与激情,感受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崇高的信仰和不懈的追求。

《建党伟业》这部电影所叙述的故事是自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拉开的辛亥革命开始,至1921年6、7月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止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短短的十年时间内的历史故事与风云人物,它以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周恩来等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中心,讲述了他们在内有军阀混战、外受帝国主义欺辱这样风雨飘摇的时代,为国家民族的独立而赴汤蹈火的精彩故事,旨在向那些为革命奋斗牺牲的先烈们致敬,也提醒现代观众特别是党员们不要忘记那些新中国的开拓者们。观看完该片,我同大多数观看者一样,被深深感动,同时也深受启发。该片对于我们今天新时期的共产党员,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

首先,影片展现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中国革命选择中国共产党来完成其历史使命,不是偶然的,这是历史的必然。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开始,一直遭受列强入侵,逐渐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封建统治者对内镇压人民的反抗,对外卖国苟活,国将不国;中国各阶级的有识之士起来反抗,代表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起义、代表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代表上层资产阶级的戊戌变法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可谓风起云涌,但是,由于受阶级自身的局限所影响,或者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这些革命或者改革自救运动先后都失败。这表明,这些阶级所领导的革命和改革运动不能救中国,不能将中国救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那么,中国的出路在何处?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必须要有新阶级来领导新式的革命,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革命的重任带有历史的必然性地落到了先进阶级的身上,此时,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人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们终于找到了革命的正确方向以苏维埃俄国为师,走社会主义道路,和指导革命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就这样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先进阶级无产阶级和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利益,他们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剥削和压迫,天生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又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加上与农民有着天然的同盟,这些优势就决定了革命的光明前途。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从此在她的领导下,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建国伟业》教育我们,要做一个爱国家爱民族的人。唯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才能安居乐业,才能享受到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近代中国风雨如晦的年代里,民族遭受外敌蹂躏,丧权辱国的事屡见不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原本想借此机会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却被列强拱手转让给日本。这让人何等的愤怒,何等的不平!但是,作为当时腐败的北洋军阀政府,又能怎么样呢?具有爱国良知的学生们终于不能忍受政府的无能,起来抗争,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痛打卖国贼,火烧赵家楼,却遭到政府的镇压,爱国工人和商界也联合起来援助学生的行动,最终迫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时刻警示着中国人,必须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必须实现民族独立,否则就会成为奴役的对象。这些参加五四运动的青年学生,其中就有许多人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奋斗终身。

《建党伟业》教育广大党员,应树立起远大理想,坚守信念,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不断努力奋斗。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就是怀着伟大的理想、崇高的追求,经历巨大的艰难险阻,冒着生命危险,顶着牢狱之灾,赴汤蹈火,忧国忧民,无所畏惧,真正表现出共产主义战士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品质,永远值得后人学习、敬仰、缅怀。对比之下,贪生怕死,动摇信念,最终难免为世人不齿,甚至沦落为千古罪人。陈公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本来参加党的成立大会的他被酒店里的枪杀案所吓倒,竟然忘记自己的使命,被妻子劝说潜回老家广东。从这里就可以窥见一个人的精神品质,历史也证实,后来陈公博叛党,投靠军阀陈炯明,然后又跑到国民党阵营里去了,再后来跟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沦为大汉奸,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罪人,抗战胜利后最终被处决。这就是陈公博的下场,也值得后人警醒与深思。新时期的共产党员应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的高尚品质和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保持先进性,做好先锋带头作用,冲锋在前,享乐在后,舍小家为大家,创先争优,做好表率作用,唯有这样,才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才能凝聚民心,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我们的事业才能取得成功。

《建党伟业》还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与时俱进。时代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民主共和是时代不可逆转的潮流,然而,少数逆历史大势者,违背民心搞复辟,下场自然悲惨。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结果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梦,在人民的唾骂声中抑郁而死;张勋复辟,也只上演了一回十二天的小丑闹剧就草草收场。这就说明,帝制时代在中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能顺应潮流向前看,不能开历史倒车。新的历史时期也是如此,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否则必然会被时代淘汰出局。那么,就要做到:一是要弄清时代的主题是什么。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就要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二是要了解新生事物、接受新生事物,促进新生事物的成长。新生事物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是应时代的发展要求而产生,是进步的。三是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只有开拓创新,我们的事业才会进步,才能在国际社会有着较强的竞争力,我们的国家民族才会屹立不倒。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学习历史,就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面向未来,促进发展。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过去,要牢记历史,因为这是一个民族的“魂”。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九十年风风雨雨,她的丰功伟绩已载入史册,万古不朽。让我们携起手来,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牢记历史使命,坚持信念,开拓进取,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创造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而共同努力!

百年中国中国近代史论文[本站]

《百年中国》观后感重温百年历史,中国经历了从屈辱到自豪、从贫弱到富裕、从封闭到开放、从专制到民主、从分裂到统一,心情也从沉重到舒缓然后一种自豪感油然而起。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中国经历了被外国列强入侵分割领土,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神州大地哀鸿遍野,人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经济一片萧条;两次世界大战更是给中国承受了巨大的灾难。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积极探索,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此,中国发生了翻天腹地的变化,香港、澳门回归、北京申奥成功、“神五”成功升天、世博会将在中国举行、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在牵动世界的神经,我们可以自豪的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为我的祖国而骄傲。

时间的灰烬铺平不了列强铁蹄碾过的道道划痕,漫天的黄沙掩盖不了那硝烟弥漫惨不忍睹的幕幕史实,湍急的碧波荡涤不了抛洒在历史长河中的沽沽热血。

风云世纪,百年中国,穿梭于深远悠长的历史隧道,听着那风起云涌年代的咆哮,撕开那血腥淋淋的层层面纱,几阵悲痛夹着几许哀愁;看着黑暗里一双双寻找光明的眼睛,感受着那弯曲背影里隐藏的无可奈何,听着那战争年代下一曲曲的国民悲歌,几番警醒混着几丝悲凉......一百年前的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黑暗时刻,写下了史上最为耻辱的篇章。慈禧太后,中国垂帘听政的第一人,是她让清政府一步步迈向了落魄,走向了灭亡。在她之水深火热的广大人民于不顾并且还毫不犹豫的答应履行各国列强一系列的割地赔款政策,还能欣然说出“量吾国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时,她可曾想过她会成为历史批判的罪人,她的名字不是流传千古而是遗臭万年?就因为她,美利坚军队可以明目张胆越俎代庖地在气势雄伟的紫禁城里练兵,德国骑士可以在中国的黄土地上搞骑射比赛,并且用的是中国的毛驴,各国公使可以很舒适度地坐在金光闪闪的皇宫大殿的龙椅上拍照.....如此昏庸无能的政府,如此痛人心弦的惨状,却又如此真实地把清政府的罪行揭露得淋漓尽致。

然而,就在这百无聊奈之际,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了很多新生力量,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批立志于解放事业的有志之士站在了枪淋雨弾的最前线,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运动等广大农民运动也纷纷发动起义战争,虽然,他们最终也没能力挽狂澜,但他们的铮铮铁骨,铁血丹心会永远在历史的丰碑上闪耀。

天空的阴霾给华美星空罩上了一层亘古不变的历史的忧伤,眼泪下的海也流淌着昨天伤痛的回忆,历经了历史的考验,迎接过风雨的洗礼,中华民族如今骄傲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传承它的文话,展现它的风采,用无数欢颜的泪水与闪光的智慧震撼着梦想的舞台。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形成的蘑菇云向上升腾,实现了科技梦;“神七”的圆满发射,实现了飞天梦;08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实现了百年期许的奥运梦......还有更多辉煌的瞬间等着我们去创造,更多美妙的旋律等着我们去谱写。

作为团旗下一群年轻人,有着生命闪电的傲慢,有着烈火青春的激情,更应该在这世纪风云的变革中体味正义凛然的民族大义,在这百年中国的沧桑中寻求人生价值的足迹。

天已明,铭记那一段段令人心酸的屈辱史,让它成为成长路上的风向标;梦未央,走出那段滋味沉杂的时光,开辟出星光璀璨的新华章,走出人生的一片艳阳。

中国近代史论文

[摘要]:当今社会,对各个国家来说,最主要问题还是和平与发展的问题,没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外交关系,各国不能正常的发展自己的经济。中日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国际政治讨论的热点。从近代到当今,中国和日本的关系都是很复杂的。

日本和中国是两个一衣带水的国家,近年来,中日关系问题是一个敏感话题。两国的关系关系对世界各国与中日两国之间有着很大的影响。很多人谈到日本时就愤愤不平,所以我觉得,中国应该记住历史和耻辱,再去和平发展。

[关键字]:近代当今症结中日关系未来。

1提出问题。

国与国之间,合作的前提是互相收益,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主导地位,对中日的整体发展具有特别的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十多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七十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

2近代史中日关系的变化。

中国近代史发生了许多事件。而许多事件也使中日关系发生着变化。

1871年9月,清朝和日本在天津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正式确立了对等的国家关系,中日关系也从此进入近代新阶段1872年,日本宣布琉球群岛是日本的领土,不承认中国自1372年起对琉球的宗主国地位,宣布废除琉球国,设置琉球藩,封琉球国王尚泰为藩王,正式合并琉球。1874年,以台湾原住民杀害琉球人的牡丹社事件为由,日本出兵入侵台湾。1879年4月4日,日本废琉球藩,改为冲绳县,完全吞并了琉球。

1877年,以何如璋为首任公使的清外交使团赴日,1882年9月正式开设驻日公使馆。

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6月2日,日本内阁作出出兵朝鲜的决定。6月3日,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协助镇压。1894年7月19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逼令朝鲜政府废除《中朝通商条约》,并驱逐清军出境。1894年8月1日,清政府对日宣战。同一天,明治天皇发布宣战诏书,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4月17日,清朝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署了《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中国从朝鲜半岛撤军并承认朝鲜的“自主独立”,中国不再是朝鲜之宗主国;中国割让其东南的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群岛和东北部的辽东半岛给日本;中国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清政府派出知府衔道员刘学洵与员外郎庆宽以“考察商务”为名赴日,相互密商结盟,并引渡康梁回国。但刘学洵与庆宽办事不力,逐告吹。

1905年12月12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接受日、俄《朴次茅斯和约》中的所有规定,还额外给日本以某些权益。

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日本既支持革命党也支持清王朝,图谋分裂中国。武昌起义爆发之后的10月28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致密电给内田康哉外务大臣:“帝国政府亟须当机立断,下定决心??趁此绝好时机,亟应在华中、华南建立两个独立国家,而使满清朝廷偏安华北??维持满清朝廷于华北一隅,而使其与南方汉人长期对峙,乃属对帝国有利之上策。”

1914年8月23日,一战爆发不久,日本对德宣战,却把矛头指向了中国。1928年5月3日,中国国民党北伐军过境山东时,在济南跟日军发生冲突,并杀害了一些日本侨民。国军战地政务委员兼外交处主任蔡公时及随行17人在交涉公署被日军杀害,史称“济南惨案”。之后,日军继续增兵并占领济南全境,对平民进行了屠杀,北伐军被迫绕道北进。1928年6月3日,被北伐军击败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乘火车由北京回奉天。之前,日本政府特使要求张宣布东北独立,被张拒绝。6月4日清晨,张作霖所乘专列途经沈阳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路“三孔桥”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药炸成重伤不治而死,史称“皇姑屯事件”。

1930年5月6日,《中日关税协定》在南京签字。期限3年,日本承认中国关税自主,但又规定对110种进口的日货暂不加税。1934年国民政府在《中日关税协定》期满之际,再次提高进口税税率。中国进口关税从1929年的4%增至1930年的10%,1934年又达25%。

1931年9月18日,日军借柳条湖事件向中国东北驻军发起进攻,因中国守军奉行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日军很快占领东三省,史称“九一八事变”。2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3当今中日关系。

当今中日关系面临着各种低谷近期,而回头看近代史中日关系的变化,中日之间的关系能完全解决吗?能有好相处吗?这有许多问号。就当今中日之间因为钓鱼岛等事件使中日关系降至低谷。

3.1钓鱼岛事件。

在钓鱼岛的归属这一问题上,中日两国存在分歧。多年来,日本时常有一些右翼分子在钓鱼岛问题上进行挑衅。日本政府曾决定,如果外国人无视日本政府的警告登上钓鱼岛,将被认为是非法入境,日本将用武力予以驱逐。

自9月7日一艘中国渔船在钓鱼岛海域同两艘日本巡逻船相撞以来,日本方面非法抓扣中国渔民渔船,并不顾中方十余次的严正交涉,继续非法扣押渔船船长的行径,对中日双边关系造成了严重损害。钓鱼岛领土归属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在这次撞船事件上,日本政府一意孤行,任由事态恶化,也是基于所谓“钓鱼岛历史上是日本的固有领土”的立场。要想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客观而公正的认识,首先必须正视和尊重历史的客观事实。

3.2日本篡改历史并参拜晋国神社。

晋国神社是日本侵略中国的象征靖国神社是位于日本东京千代田区九段北的一个神社,供奉自明治维新以来为日本帝国战死的军人或军属,其中绝大多数是在中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中阵亡的日兵及殖民地募集兵,并包括14名甲级战犯,使得神社备具争议性,所以被视为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

日本历史教科书争议,指围绕日本国内历史教科书而衍生的争议。争论主要围绕书中近代、现代史等课题,也涉及日本文部科学省教科书检定与采纳等议题。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不止引起日本国内关注。周边的国家例如中国、韩国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尤其关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如何记载、评价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所做的事。因此,此事对中日关系影响很大。

以上两事件说明中日当今关系处在低谷,联想近代史中日关系说明中日关系处在利刃上,有点风就可能断。

4中日关系的症结。

4.1我对这种关系的总结。

中日的这种关系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在我想,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3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中日两国间政治磨擦因素和大众传媒的片面报道,不仅阻碍着两国增进相互理解,而且不断制造出新的相互误解乃至相互敌对的情绪。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西方文化影响的不对称性也将对中日共同文化基础产生抵消作用。近年来中日两国国民之间出现了所谓"感情摩擦",以致围绕对华政策的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十分微妙,甚至连经济界也不便将希望发展日中经济关系的"心里话"痛快地说出来。这种为政治的、情绪的因素而牺牲两国利益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合作利益的倾向是十分可悲的。

4.2日本认识问题的方面。

日本的认识问题。日本目前的心理是复杂的,昔日煌达的经济如今深陷低迷,日本应该坦然承认和接受地区国家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竞争与合作的事实。日本要摆脱以下观念:1.追求全球自由贸易,不参加地区歧视性经贸组织;2.继续追求在东亚领头羊角色,维护东亚的垂直分工体系;3.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为保选票,不敢开放国内某些脆弱领域;4.回避历史,认为如果认罪有损日本形象。日本要勇敢于面对历史和现实,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大国首先要以一个正常大国的姿态和度量行事,无论遇到什么阻障和困难,依然故我。只有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周边国家才能对你这种身份认同。

5中日关系展望。

由于日本既是中国的历史宿敌,又是中国的心腹大患,既是世界经济大国,又是中国的近邻,既是美国封堵中国的第一帮凶和制衡中国的重要筹码,又是企图挑起争端妄图永久霸占我国领海的罪恶国家。因此,我们有必要站在亚太地缘战略的高度分析一下中日关系。

5.1日本所处的的地理位置。

日本是一个与地震共生的国家,日本地处环太平洋的地震带上,地震在日本人的四最怕中位居第一,地震就像梦魇一样缠绕着这个樱花盛开的国家。日本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在日本海深处,有一条巨大的鲇鱼,倘若太阳女神不满人间的统治者4的话,鲇鱼就会翻身,地震就会爆发。由于恶劣的生存环境和这个古老的传说,地震改变着日本的历史和未来:

5.2中日两争的前景展望。

中日两争的前景展望,中日钓鱼岛主权之争与东海专属经济区划界之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可分割的。中日两争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海底石油相当于中东的储油量,又有巨大贡献的战略价值—钓鱼岛既处在日本的海外生命线上,也处在中国海军出入太平洋的航道上;同时还与美国的全球战略—保持自身的长期霸主地位而扶日制华—紧密相联。因此,在美国的霸权还没有一定程度之前,中日两争和台湾问题都解决不了。只有当美国的霸权衰落到顾不了那么多或横加干涉得到的比失去的多得多时,中日两争和台湾问题方可一并解决。

5.3我对这个事件的看法。

中日不会太平的,日本民族的劣根性及其军国主义也不会让中国太平的。在与日本的交往中,我们应时刻记住历史,以史为鉴,汲取教训。不管时势怎么变化,我们要先做应对之法,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更何况是对日本。并不是中国人民不想友好,只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个世界并不太平,我们的国家也尚未足够的强大,我们仍需要和平的环境发展,但是我们必须警醒,这个世界没有谁对谁有多好,利益才是一切。今天是朋友,明天就可能是敌人,况且是日本。纵观古今,我们必须时刻提防日本,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做好一切应对,适当的强硬才是硬道理!中国的路只能靠自己走!

参考文献。

【1】日本驻华使馆编:《日本简讯》,第110期。

【2】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8期。

近代史辛亥革命的论文【】

正文:

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以推翻帝国主义压迫,铲除封建制度。使中国成为真正的民国共和国为革命目的的辛亥革命可谓气势磅礴、震撼古今,一直以来人们指点评判、众说纷纭,其中褒贬各占、成败俱有,下面就让我们理性回眸一下,辨证地看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辛亥革命是我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的统治,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辛亥革命是成功的。

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但是我们仍然从某个角度要说辛亥革命是一次失败的革命。辛亥革命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它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仸务,中国仍然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所统治;中国人民没有真正获得民主自由的权利,国家也没有真正获得独立。然而辛亥革命的失败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

首先,辛亥革命的领导阶级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而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的特点,即由于要生存而不得不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统治,因而具有革命性的特点;但同时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充分,所以,民族资产阶级又不得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产生依赖和妥协,因而他又具有妥协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辛亥革命注定是一次失败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也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

其次,中国的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可谓是力量强大,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竟然想以一己之力来推翻它,而不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这只能说是一种莫名的悲哀。

第三,和当时的国际背景有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正是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和扩张的年代,帝国主义当然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强大,所以千方百计阻碍中国的革命,这注定了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无法取得成功。

总而言之,革命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这充分地暴露出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当然,也有许多问题是在当时客观环境下必然会出现的,如封建阶级和外国势力的联合破坏,迫使革命党人将国民政府拱手让给袁世凯;当时农民受封建残余思想很深,不可能迅速接受革命思想;革命党难有建立和掌握一支军队的经济、政治和群众基础等。革命也是在与时俱进的。

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应是它对后来历次革命的影响,它的成功同时也是失败的种种原因一直为后来的革命者所借鉴。大胆地说,正是有了辛亥革命开历史之先河,才会有新中国的建立,民主革命的胜利。所以说,从它本身而言,是成功一半,失败一半。但从它对后来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影响来看,是值得我们赞扬的,而不是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失败的、不成功的。

因此,我们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奠基石,我们切不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最终失败而否定辛亥革命本身取得的巨大成功,就像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不能因为后来的“热月政变”而否定其本身的胜利一样。我们应该以历史辨证的唯物主义观点去看待辛亥革命,既肯定它伟大的历史功绩,又不回避后来遭到的挫败,幵从中学习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辛亥革命将会成为中国滚滚历史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指明了一条金光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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