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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课心得体会
思辨是人类独有的能力，能够使我们超越表象、深入思考事物的本质。而思辨课，正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而设立的一门课程。在经历了一学期的思辨课的学习之后，我深感这门课对于我的成长和自我价值的提升意义重大，它让我受益匪浅。
首先，思辨课让我养成了批判性思维的习惯。在思辨课上，我们经常会就不同的话题展开辩论和讨论，要求我们思考问题的多个角度和可能的解决方案。通过这样的训练，我逐渐形成了质疑和思考的习惯，不再盲从他人的观点，而是能够独立思考、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这种批判性思维的习惯，不仅在学习上帮助我解决问题，也在生活中使我更加理性和客观地看待事物。
其次，思辨课加深了我对不同学科的理解。思辨课程的设置十分灵活，涵盖了哲学、历史、政治、文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在这些课程中，我们不仅学习到了学科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到了学科之间的相互关联和联系。通过思辨课程，我发现了很多不同学科之间的共通之处，如哲学与科学的相似之处，历史与政治的互为因果关系等。这样的学习经历让我在多学科的交叉领域中更加游刃有余，拓宽了我的学科视野。
第三，思辨课培养了我的团队合作精神。思辨课中的辩论和小组讨论都需要我们与他人进行合作，共同探讨问题并找出最佳解决方案。在与团队成员合作的过程中，我学会了倾听、尊重他人的意见，并通过合作找到了共同点，克服了各种困难。这样的经历使我理解到，团队合作是取得更好成果的重要条件之一，尊重和理解他人的观点是团队合作的基石。
第四，思辨课提高了我的沟通表达能力。在思辨课上，我们需要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论证，需要与他人进行合理的辩论和讨论。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提高了自己的沟通表达能力，学会了如何用准确、清晰、有说服力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能力的提高，在我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最后，思辨课让我更加热爱学习。思辨课是一门旨在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创造力的课程，它不仅要求我们理解知识，更要求我们运用知识来解决问题。在思辨课上，我感受到了学习的乐趣，体验到了知识的力量。这种热爱学习的心态，激发了我对于知识的追求和探索欲望，使我更加主动地去学习和思考，提高了我的学习效果。
综上所述，思辨课让我受益匪浅。它培养了我批判性思维的习惯，加深了我对不同学科的理解，培养了我的团队合作精神，提高了我的沟通表达能力，让我更加热爱学习。我相信，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这些经历和收获将成为我前进的动力和基础。因此，我将继续努力，培养自己的思辨能力，在不断思考和质疑中成长。
问思辨心得体会
有句话说得好，“好的问题能带来好的答案，而好的答案通常也是由好的问题得出的”。那么，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如何才能提出好的问题呢？如何才能思考出真正有意义的问题呢？这就需要我们用到“问思辨”这一技巧，通过不断提问，深入分析问题本质，从而得出更为丰富深入的思考结果。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谈谈自己在“问思辨”过程中的一些体会与心得。
第二段：细化“问思辨”的含义。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问思辨”究竟是个什么东西。简单来说，问思辨就是通过一连串的问题来探究事物本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从不同角度来提出问题，以便更好地理解事物。因此，可以说“问”和“思辨”是两个紧密相连的环节，均是这个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第三段：问思辨的使用场景。
问思辨的使用场景非常广泛。可以用于我们的学习、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比如，在学习中，我们可以通过提出问题来更好地理解知识点，解决难点。在工作中，我们可以通过提出问题来挖掘出更多更深层次的需求，从而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生活中也是如此，通过提问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内心需求和想法，从而更好地调整自己的心态。
但是，仅仅知道“问思辨”的含义和使用场景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不断提高我们的问思辨能力。那么，怎样提高问思辨能力呢？首先，我们需要训练自己的思维敏锐性，增强发现问题的能力。其次，我们需要注重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以便更加全面深入的理解问题。另外，我们可以借鉴他人的思考方式，了解别人的提问方式，从而丰富我们自己的提问思路。最后，我们需要多加实践，通过不断尝试，不断总结，才能真正提高自己的问思辨能力。
第五段：结语。
总之，问思辨能力不仅是我们学习和工作的必备技能，更是一个人成长的必经之路。通过问思辨，我们能够提升自己的思考能力，拥有更加深刻的见解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希望我们都能在日常的生活中，不断运用问思辨这一技巧，找到心中的问题，并通过思考得到更为深入的答案。
《周易》的哲学思辨
西方化和科学化使得科学中心主义，机器中心主义的伦理观被人文中心主义的伦理观所替代。从表面上看，科学的发达仿佛给人类带来了无限的幸福和丰盛的物质。但实际上，它给我们带来的却并非是幸福——人彻彻底底变成了机器的奴隶。机器已经不再是人类达成目的的手段，它已经主宰了人类的生活。现在，人们把要做的事情都推给了机器，人类变成了机器的奴隶，连精神也变得越来越机器化了。人类丧失了生存的意义，也丧失了生命的价值。人类不再是宇宙的一部分，而是沦落为了世界的一个无关紧要的牺牲物。西方文明给我们带来就是这样的危险性。我认为，此时此刻我们有必要回顾东方的世界观。本文通过讲述人性在物质化，机器化社会中的逐步丧失，呼吁现代社会能够重新重视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思想，使得《周易》思想重新进入东方思想关注的领域，并据此来分析和考察现代的社会万象。
在现代，《周易》所意味的并非是占卜吉、凶、祸、福和预测未来。我们要做的应该是以具有人文主义特征的周易思想为基础摸索出一种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新的思想。
一
《周易》是最具代表性的东方古典典籍。《周易》中描述了中国人遵循一种固有的自然法则生存，描绘了他们的现实主义宗教观和乐天知命的人生观。在《周易》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象征主义的一些特点。因此可以说，《周易》不仅仅是作为一本占卜书而存在，它更重要的是作为一本提高人的修养的书，反映人类哲学和宗教情况的书而存在。
我们可以把《周易》的中心思想概括成“太极”思想。从哲学角度来说，“太极”的意义是非常复杂的，但如果一定要表达出来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说：“太极”是天地和阴阳还没分化出来以前的混沌（chaos）状态的元气。在《周易》《系辞传》这样写到：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周易》表达了这样的一种思想：宇宙之间先有太极，太极产生了两仪，即阴气与阳气；阴气与阳气产生了四象，即太阴、太阳、小阴和小阳；四象产生了八卦，即乾、坤、离、坎、震、巽、艮、兑的卦。这八卦可以断吉凶，吉凶既定，则可以趋吉避凶，从而造就出一番伟大的事业。这段话正好说明了东方的世界观：太极是宇宙的本质，宇宙万事万物都是从太极发源形成的；太极是万物的源头，阴阳分开就形成了万物。所以可以说，世界万物都是阴阳的复合体。周廉溪对太极有更详细的论述。在他的《太极图说》中这样说到：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複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陽分陰，兩化立焉，阳變陰合生水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作为十翼中之一的“太极”是《周易》的最中心母体。从太极中分化出了两仪，象征阴阳；此外，太极又是宇宙万物无穷无尽的变化的根源，人间万象吉凶的源地。阴和阳从太极中分化出来，相辅相成，成为《周易》的普遍原理，并主导和促进了多种现象的发生。
《周易》中包含了重视生命的思想。这种重视不是自然中心主义或者人文中心主义所提倡的重视，而是通过提倡个体生命，推广到提倡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和谐。通过这样的东方世界观，即《周易》所提倡的世界观，我们可以重新树立那已经逐渐丢失的古老的价值观，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的关系。在破坏自然的现象日益严重的今天，这样一种思想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如何保护自然的答案。
但我们要怎么才能恢复人性，怎么才能找到人与自然并存并和谐发展的新道路？
《周易》《系辞》写到：“天地纲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男女交合而后生人，以此类推，宇宙间的万物遵循的都是同样的原理。男性即为阳，其卦为乾，女性为阴，其卦为坤，天地则是阴阳结合的具体代表。
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
这也是以个体生命为根据类推万物根源的一个例子：即根据“男女的精气和谐而产生万物”类推出“天地万物的气运相混合而万物化育”的原理。天地，男女，太阳，月亮等都以阴阳为构成。因此在《系辞》中有这样的说法：“一阴一阳之谓道”。这就意味着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是由阴阳构成的，所以应该将阴和阳进行适当地调和，如果阴阳不和谐那就不是道，就不符合自然和宇宙的客观规律。宇宙的道指的就是宇宙的和谐。因此孔子说：“人生的价值是参与天地的化育而帮助它（参赞天地之化育）”，人是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要想继续生存和发展，并享受幸福的生活，就不可能忽视自然，破坏自然，一定要与自然进行同化或者亲和，就像中国圣人曾所说过的那样，要“天人合一”。现在我们需要的正是人与自然的阴阳和谐。
追根溯源，现代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大致可以归结为两个原因。首先，是因为人类盲目地追求物质文明而出现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即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等。在现代文明中，人类盲目地追求物质文明，从而产生了“金钱万能”的“拜金主义”思想。为了财富的积累和增加，人类采取了种种手段和方法，甚至不惜以破坏自然的代价来获取财富。自然对于人类来说已不是崇拜或亲和的对象，而是变成了一个被克服或征服的对象。近年来，全世界的环境污染已经达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甚至已经开始直接威胁人类的生命和安全，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人与自然的纠葛越深，对自然的破坏越严重，自然对人类作出的报复也就越严厉，这样一来，人们的生活就会变得越不幸，并且不能保障未来。
其次，是由于人们无限追求物质文明而忽视了精神文明的从而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在正日益蔓延的暴力，色情，吸毒贩毒，利己主义等等。
《周易》中有阴、阳的说法。这里说的阳即是精神，阴即是物质。如果用阴阳来代表东西，那么东就是阳，西就是阴；东方就是精神的地方，西方就是物质的地方。可惜的是，身在东方的我们现在也变得过渡追求物质文明，无法脱离泛滥的物质文明的诱惑，我们把原本引以为豪的、世代相传的道德，哲学，精神都抛弃了。现代社会看起来似乎很美好，不过身处其中的我们心情不再充实，变得空虚而恐慌，我们的精神也变得颓废而失落。整个社会从表面上看五彩缤纷，物质丰富，但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在看似繁华的外表当中掩盖了很多弊病，特别是精神颓废和生活潦倒。
那怎样才能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健康的社会，健康的国家，健康的世界呢？其健康的标志是什么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周易》。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现代社会是一个机器化的社会，其中充斥的文明是物质文明。这样的社会如果用周易来解释，就是一个充满阳气的社会，而作为阴的那一面，即精神却被忽视了。如果人类能够正确处理与机器之间的关系，自然能与人类社会保持和谐，那我们就能说是达到了阴阳的和谐。现代社会也需要张立文先生所说的“和合”。张立文先生说：“和合世界的结构模型，绍成易学结构模型；其结构方式亦与易学相互对应。”《易》曰：
“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
祐，即帮助的意思，天帮助的是人应该顺应宇宙的生存法则。我们始遵循宇宙天地间的法则生活，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上天的帮助。
与中国的思维方式相比较，西方文化重视《圣经》中的“创世纪”说，即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但在中国的文化里没有这样的说法，没有一个绝对的万物起源说。东方的世界观认为世界万物是异质元素相互融合和并相处和谐而形成的。东方最经典的《周易》说宇宙万象都是以阴阳的和谐而形成的，而且时时刻刻变化，简单地说，就是“一阴一阳”的循环过程。
《周易》产生于大约5000年以前，最初由伏羲构思，后来经文王、周公、孔子的不断修改最终完成，而且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不断影响东方的文化。现在，《周易》依然没有失去它的时代性，它的阴阳变化的观点对我们正确理解现代文明也可以起到借鉴的作用。
当然，如果《周易》只是一味地介绍和说明东方过去的文化和历史，在高度发展的西方文明社会中毫无作用的话，那我对它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兴趣。事实上，就像我前面所提到的那样，以阴阳论为中心的《周易》并不局限于一个时代、一个地点，而是对宇宙万象的过去，现在，未来都有涉猎，所以可以说阴阳论也是一个可以说明未来全部变化的理论体系。
三
现在我们生活在西方科学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但事实上，西方科学并不能完全说明现代的种种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所以自然和人之间的关系最好是用东方的科学去理解、去把握。从阴阳论的观点看，西方科学处在阳的位置，如果这种科学片面地支配和独占了社会科学，那自然是不合适的。世界万物都是在阴阳相互对立的过程中互相均衡和调合从而发展下去的，因此东方科学尽管是处在阴的位置，但它的发展是必然的，也是不可忽视的。所以，对以“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阴阳观为核心理论的《周易》，我们应该继续研究和解读，发掘出它更深的内涵，从而更好地为现代科学提供养分。
《周易》以192个阳爻和192个阴爻、一共是384个爻构成，这384爻的符号可以作为人类理解宇宙万物的共同语言。以后随着对周易的理解的加深、并加以应用和利用，那么世界历史会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态。
我们简单地将东西方的文化区分为了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不论是不是精确，这样的区分都是具有奥妙意义的。很明显持这类主张的人大体是希望用东方的价值观来克服西方价值观的弊病，他们的心愿是把以物质为主的社会转换到以精神为主。
资本主义盲目地追求“物质丰富”的结果使得形而上学的人沦落为了形而下学的工具。所以我们说现代是超“主义（ideology）”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超主义”的新世界观。新世界观具体是什么，也许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按我觉得“被压迫潜在的东方世界观”应该是能给我们带来希望的新福音书。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者也。
世界万物时刻都在变化和发展。《周易》就是模仿宇宙的种种事物，模仿其变化，所以有着预测吉凶祸福的功能。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有时为阴气、有时为阳气的宇宙千变万化的根源就叫“道”，这个道是宇宙的规律，懂得这道就是人间的“善”，成就其善就是人的本性。易意味着变化，宇宙的原理和人生的法则。一阴一阳的变化哲学就教给我们人生观和生活态度。《周易》《系辞上》说：
易與天地准，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冥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周易》的创作就是以天地为基准，概括并容涵天地运行变化的规律。在《周易》有天地的“道”，能够知道事物生生死死的规律。这样一来，《周易》就具有了与天地相似的功能，它的一切都不违背天地的法则。它遍查万物，并揭示其中蕴含的阴阳之道来考察天下，所以没有任何偏失。而深得《周易》精髓的人，就能够对事物的万般变化应付自如，也就能够顺其自然、知其命数，乐观向上。他们随遇而安、无所求取，并以敦厚之心施行仁爱，所以能够爱众人、被众人爱。
四
每个时代的社会气氛和问题都不一样。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一样。今天是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在封建社会中卓有成效的方法在现代社会里是不会有作用的。我们现在的社会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为先进的社会，所以我们应该抛弃资本主义社会中盛行的人本主义和个人主义，再探索对现代社会更为使用新思想和新主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克服社会中存在的很多问题，才可以更有效地引导我们的未来。现在的关键是合适的新思想怎样才能诞生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在继承过去的真理、将过去的真理移植于现代社会的同时，把过去的东西加以更新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形成适合现代社会的新思潮。这样诞生的思想既能继承过去的遗产，又使过去有了发展，就可以预示人类的未来，拓宽人类前进的道路。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学习《周易》，而且不应该只学习周易的外皮，更重要的是学习周易思想的精髓，并将其作为新时代的引导思想。《周易·系辞上》第7章说到了“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应该仿效天，取法地，利用《周易》成就美善的德形，并反复蕴存涵养，从而找到通向当然之理（道）和合宜之事（义）的门径。
《周易》曰：“世界万物时时刻刻变化”。每个时代一定会有适合的思想和精神，学者们为了寻找适合当代的思想殚精竭虑。现代社会是一个日新月异的社会，以往的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象今天这？quot；善变“：社会每月、每天甚至每一秒钟都在变化。要为这样多变的社会找到一个适合的思想，以变化（易）为主旨的《周易》一定能给我们很多启发。学习《周易》，我们就能够能动地、而不是被动地对待激变的社会。把过去作为一个教训，不盲目追随时代的潮流，也不盲目追求支配主义（ideologie）。孔子说”安土敦乎仁，故能爱"，我们只会爱适合自己文化，适合自己土地的思想。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既然人类不能离开地球、离开土壤而存在，那么全世界的人就都应该把天地当作父母一样来爱和保护。
参考文献：
《四书五经》，沈阳出版社。
《周易入门》，陈德述著，巴蜀出版社，199x年。
《和合学概论》，张立文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x年。
《周敦颐评传》，梁绍辉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x。
《周易的思维与逻辑》，李廉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x年。
《周易讲义》，南怀瑾著，文艺出版社，199x年。
《周易》，崔完植著，惠圆出版社，199x年。
《周易》的哲学思辨
历史哲学的发展表现出一个明显的趋势:18世纪到19世纪基本上只有思辨的历史哲学;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分析的历史哲学成为主流。这两种历史哲学模式既各有其优长，又各有其致命弱点。因此，对它们的探讨是很必要的。本文拟就从历史哲学的确立及其两种基本形式的阐述入手，以求正确理解这两种思维模式。
一、历史哲学的确立及其分类。
整个中世纪直到近代初期神学的历史观占统治地位，一部人类历史被看作是由一种超人的或超自然的外力所支配。圣奥古斯一在其著作《上帝之城》中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上帝之城战胜尘世之城的历史。美国的斯特恩指出:由于圣奥古斯一，西方世界开始相信整个历史是可以解释的……历史哲学从根本上来说无非是一系列解释人类历史的尝试[0。直到近代这种局面才被打破，一方面，近代资产阶级兴起和壮大迫切要求摧毁神定论的基督教神学史观，建立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另一方面，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促使哲学家从“人”的方面而不是从“神”的方面来看待历史。
维科力图把历史改造成一门“新科学”，寻求历史发展规律。1725年，他出版《各民族本性的新科学的原则》一书，得出关于各民族自然法的一些新原则:“社会的世界确定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原则必然要从人类心灵各种变化中就可找到。”历史哲学一词是启蒙运动时期著名思想家伏尔泰最早使用的，在他的《历史哲学》一书中，他提出历史研究不应该只是堆积历史事实，还应该达到一种哲学或理论的理解高度。1837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一书出版。在书中黑格尔对历史哲学的对象、性质和职能作了深入而全面的论述。至此历史哲学的合法性得以确立。近、现代的历史哲学一词，一般多用于专指西方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至于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则一般通称为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科学。
20世纪卜半叶，在谈到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时，往往采用英国历史哲学家沃尔什在其《历史哲学导论》一书中的分法，即分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继沃尔什之后，美国历史哲学家德雷进一步对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实际含义作了区分，提出“思辨的历史哲学试图在历史中(在事件的过程中)发现一种超出一般历史学家视野之外的模式或意义;而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则致力于弄清历史学家自身研究的性质，其目的在于划定历史研究在知识地图上所应占的地盘”历史哲学的含义和内容，也随着科学观念和哲学观念的变化而经历长期不断地演变，其大体上要回答两个问题:(一)历史演变的规律或规则是什么?(二)历史知识或理解的性质是什么?思辨的历史哲学主要地是回答第一个问题;分析的历史哲学主要地是回答第二个问题。
二、思辨的历史哲学。
思辨的历史哲学，是对整个世界历史过程作宏观的考察，从而抽绎出历史的目的、意义或规律性。思辨历史哲学的主要工作是由孔德、康德、黑格尔、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完成的。孔德指出人类历史的阶段发展经历神学(虚构)阶段，形而上学(抽象)阶段和科学(实证)阶段。孔德的实证主义推崇科学方法的万能，他对人类历史进化的概括，也继承了启蒙思想家所开启的历史哲学传统，认为历史非但会必然进步，而且还会遵循一定的规律。康德于1784年写成《世界公民观点之卜的普遍历史观念》一书。在该文中指出“人类历史大体上可以视为一幕大自然隐蔽的计划的实现”。因此，人类历史就是同时具有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两重性。黑格尔是思辨历史哲学的典型人物。马克思说:“思辨的、奥秘的历史在经验的、明显的历史中的发生是黑格尔一手促成的。”黑格尔认为实现自由的过程必然要经过四个阶段(古代东方，希腊一罗马，基督教的日耳曼人统治卜的中世纪，15-16世纪的君主立宪制的建立和宗教改革)才能完成，到了普鲁士国家“世界精神已经达到了顶点”。世界历史就是在这样的意识中发展着，研究精神意味着研究历史只不过是精神的产物。
斯宾格勒于19出版《西方的没落》一书。在书中斯宾格勒把各个历史文明当作历史上的独特现象加以描述。他用生物的眼光看待文明，认为每种文明都经历大体相同的诞生、成长、衰老与灭亡的过程，并以暗淡的笔调预示文明的行将没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同意斯宾格勒的基本历史观点。在该书中他把世界历史分为21个(有说26)个文明单元，并且论断说每个文明单元都将经历着相同的兴衰周期。他宣称自己的目的主要探索“历史事实背后的意义”，他以“挑战”与“应战”的模式作为历史运动的机制，认为“社会的成长是一系列成功的应战的结果。历史的动力正表现在挑战与应战的相互作用中。”
可见，思辨的历史学家们都在试图在一大堆貌似杂乱无章的历史事实的背后寻找出理性的原则、规律和意义来，企求用哲学的思辨来把握客观的历史进程，注重对历史规律的探寻，极力避免单纯罗列事实的形式主义，研究方法的浅薄和片面性，对历史作出提纲挚领式的归纳和简化，内蕴着深刻的历史辩证法。在横向上力求突破管规暴测的史学观和史学研究方法，反对把浑然一体的事物割裂开来，把视野从民族国家的界域和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的专门局限中转移到从客观的角度研究历史，给人以历史的综合的整体的认识，确实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在纵向上着意于历史的深层底蕴，强调历史不可逆转的和不以人的个人意志转移的内在必然性，确实有撼人心弦的历史感。但是，他们的观点通常都带有浓厚的形而上学观念的局限，缺乏严密的科学的语义学与逻辑学的洗练。过分执着于体系的建构和概念的推演，寻求一种具有永恒普遍适用性的历史规则和模式，对于历史的解释和规定难免会表现出牵强附会，削足适履的困窘。因而在观察历史时必然导致对历史实在的偏离，使历史理性化、神秘化、先验化。
20世纪初，自然科学上各种新发现和新理论的百花怒放，旧的.意义上的自然哲学就悄然让位给了所谓科学的(或分析的)哲学。1874年，英国唯心派布莱德雷《批判历史学的前提》一书问世，通常被认为是分析历史哲学的开端。分析的历史哲学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展开:历史学能否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揭示历史发展的因果必然规律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历史学能否真实地揭示客观的历史过程。分析派的出发点是:要理解历史事实，首先要分析和理解历史知识的性质;历史哲学的任务应该就是(或者至少，而且主要就是)对历史的假设前提，思想方法和性质进行反思。对于分析的历史哲学来说，更重要的问题不再是对历史本身的探讨和解释，而是对历史学的探讨和解释，或者说对历史知识进行一番哲学的批判。
狄尔泰于1883年在他的《精神科学序论》中区别了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两种研究方法的不同。这种区分被德国历史学家迈纳克和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文德班和李凯尔特所吸收并做了新的发挥。他们都严格区分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强调其不同在于历史学是对出现一次的独一无二现象的理解。他们都强调直觉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并把历史解说成是主观的东西。克罗奇和柯林伍德对于历史哲学则有独特的见解。在克罗奇看来，历史哲学所研究的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史学史，因此，历史哲学是“有关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四。柯林伍德认为，哲学的本质是反思，历史哲学就是“反思历史思维”，探讨“有组织的和系统化的历史研究之存在而造成的哲学问题……可以正当地要求历史哲学称号”。
总的说来，分析的历史哲学从哲学的角度来考查历史知识的性质，或者说是对历史知识进行哲学批判，从而确立历史科学的界限和特有价值。强调了历史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揭示历史认识与认识主体，现实生活实践的内在统一性，说明历史认识存在(认识自我)的侧面，确实具有合理的因素。分析历史哲学家所注重的已不是历史实在及其运动过程，而是人们对历史认识和这种认识的能力与过程。但是，分析的历史哲学在批判实证主义轻视历史研究并把历史文献与资料等同于历史实在的时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把历史实在与人们对它的反映和概括完全割裂开来，不承认在历史文献和资料中存在的客观实在性，否认了历史认识与历史文献资料的任何客观基础。其结果就势必导致完全无视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客观价值，客观物质基础和物质动力。
《周易》的哲学思辨
《周易》历史观的内容及其价值曾有不少学者论及，但多数似乎语焉不详。至于《周易》历史观对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更是个研究的薄弱环节。
中国之有史书，当以《春秋》为先。《汉书·艺文志》叙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是说《尚书》以记言为长，而《春秋》原为记事之籍，后经孔子删节，整理为“六艺”(六门课程)之一。然《春秋》一书，到了汉代，经学家们却宣称：孔子“笔削春秋”，故蕴有微言大义，以为《春秋》之书法在寓褒贬於记事之文字中，用以示“正名”，定“序分”。—部《春秋》就非一般的史书，而成了作“经”之法，旨在“借事明义”，为后世立不易之准则。尤其是董仲舒“谨案《春秋》之中”，“以观天人相与之际”，搞出个“奉天法古”、“三统”、“三正”的循环论历史观，作为经学正统的重要内容。《春秋》之史学被纳入经学，从中阐发出儒家的古史系统，长期影响着后世史观、史学的发展。这样，在正统儒家那里，历史哲学往往成为经学的婢女，且以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理论上的形而上学为主要特征，难有自身相对独立的地位。
那末，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文化源头究竟在何处呢?我以为在《周易》。《周易》一书，虽源于卜筮，却以其“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路，由二爻六位;六—卜四卦的象数结构模式，构造成三才一体之道，蕴有社会观和历史观的内涵。近年再版的胡朴安著《周易古史观》一书，就认定《周易》是一部历史典籍，又“本《序卦》之说，于古史立场而解说之”(见该书《自序》)。尽管有人对此提出驳议，但也承认胡氏之说“的确是创见”(刘长允：《“周易史观”驳论》，载刘大钧主编《大易集成》)。这可以作为《周易》具有史书之特征，并蕴有史观内容的一个例证。
《周易》的历史观，由《周易》古经发展到战国末的《易传》，有着明显的体系，并奠定了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基本范畴和理论框架。
爻以成卦，其过程是不乖于天之“道”，不逆于人之“德”，不乱于处事之宜，穷尽万物之至理和生命的本性，最后达到对天命的客观法则的把握。很显然，《易传》的这套说法，虽渗有占筮观变的神道设教，但其思路却以阴阳刚柔的自然之道为据，力图将天地自然和社会人事(包括伦理道德)作为一个整体和统一的过程加以考察。
这种考察，在内容上可以概括为“三才两之一顺”之说。“三才两之”，即“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以为“道”普遍存在于天、地、人之间，然又无独而有对，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属性。其属性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终归结于“一顺”，即‘将以顺性命之理”。“三才两之一顺”之说的实质，就是肯定了天地自然准则(阴阳之道、刚柔之变)和社会人事原则(仁义之理)的联系和统一。然其侧重点还在把天、地、人三才之道的“道”伦理化，使之合于“性命之理”。这一思想，源于早期儒家关于天人相通的观念，旨在说明天地自然与社会人事非互相对待之二物，而是一息息相通的有机整体，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揭示了人类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当然，《易传》并不了解这个自然历史过程的本质和内在根据，但它确实首创性地说到了这个过程的两项具体内容：
(一)用宇宙万物之生成来论证人类社会的源起过程。
《易传·序卦》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这段话，通过对宇宙万物与人类生成过程的具体描绘，强调了两者间的联结，以为人类社会中的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之产生及上下之居位，犹如“有天地然后有万物”那样，都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明确排除了神意和天命的主宰。由此可见，《易传》并不局限于儒家立场，而同时吸收原始道家关于宇宙生成论的思想资料，并根据道家的气化观念加以引伸，闸发“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基本思想，以明全宇宙之气化鼓动、振荡不已，故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义，从而把人类社会之源起看成效法自然，遵循天道的过程。
(二)以天地自然之“道”来推导社会等级秩序和道德伦理规范的形成。
《易传》以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宇宙有机论原理来解释人类社会之源起，还内在地包括着对社会秩序之形成机制的考察。《系辞传上》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又“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典者，常也，礼，同理。《易传》以为，社会人事中的常则，恒理(礼义制度，等级秩序)，是圣人“象其物宜”，“观其会通”而仿效建立并加以推行的。《易传》又讲：“知祟礼卑，祟效天，卑法地”，视知礼之所以高明而受敬崇，系效法天道而来：循乱则以卑顺为旨，体现力效法地道(参阅徐志锐：《周易大传新注》)，同样肯定了人们道德规范的制定是效法天地自然之道的结果。
《易传》还围绕着“天秩有序”的命题展开论证。《系辞传上》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此《易》之“序”，就社会人事言，是指人之处位有上下，贵贱之分，与自然界万物产生之有先后而成“秩”相应，据此说明社会中夫妇，父子之生有先后(秩)、君臣之处位有上下(序)，一如“天秩有序”那样，也是自然合理的。其旨虽主要在把儒家伦理纲常“天秩有序”化，以确立其不可违之权威，但同时也蕴涵有对对社会人事制度和自然天道秩序的相通性、一致性的承认，有助于人们站在自然哲学的立场上，排除宗教神学的干扰，理性主义地探讨社会人事秩序的建立及其沿革。
其次，将变易观念引进历史观，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过程的前进性、发展性，初步形成了朴素形态的进化史观。
《周易》的“变易”观念，总体上是作为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普遍原则提出的。《易传》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丰卦·彖传》)以为天道自然是不断地盈虚消息，与时变化，那社会人事亦当如此。《易传》还提出两个基本命题：一是“生生之谓易’，认为“易”者“阳极生阴，阴极生阳，一消一息，转易相生”，肯定了“易”之“变”是个不断生息、生成的过程。转化在社会人事上，则“日新之谓盛德”，肯定了人伦道德也循易理而有不断“日新”的发展变化。二是“通变之谓事”。这里讲的“事”，乃指“圣人”通晓变化之“理”、推之社会人事而成就之事业，即“富有之谓大业”。又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易传·系辞上》)强调了社会人事上的继善成性，亦是效法“阴阳之道’的变易规则。
在“生生”与“通变”相结合的基础上讲“变易”，就突出了社会人事的变化也是一种生息不断的生命过程，其“日新”，其“继善成性’，就内蕴有进化的意识。这种进化的`意识，体现在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时，使《易传》能看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于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棺椁”，“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系辞传下》)肯定了人类文明的历史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易传》还特别以“革故鼎新”作为人类历史进化的基本环节。《序卦传》说：“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鼎者，古代传国之礼器，王都之所在，即鼎之所在。引申为王朝确立的象征。革卦在前先明变革之意，后接鼎卦，则以礼器之变迁来说明新君主、新王朝确立的合理性。其意虽直接讲天道移易，更相授命，但《序卦传》强调：“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此据韩伯康注解：“既以去故则宜制器、立法以治新”，又旨在阐明朝代更迭中的“革新”之理。所以，《易传》曾热情地歌颂过“革”之义：“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卦·彖传》)以为朝代更迭中的革故鼎新，是“顺天”而“应人”的过程，如能恰当地把握好这变革的环节，再加以人为的促进和推动，就是历史的进步。所谓“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卦.彖传》)，当然包涵了对人们的社会行为和道德伦理进化的承认。
成质)，仁与义则就“性”而言，三者之间有不同的形质、属性和各自的作用，不能互相替代，虽贯有相似的准则、秩序，但其具体内容和特征则有差异。所谓“天地设位，圣人成能”(《易传·系辞下》)，是说天地设位有其自然功效，而“圣人”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与天地结合为三(参)而成全天地之功。这一思想正好和荀子“明于天人之分”说相通。荀子提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天论》)此处“参”，可以理解为《易传》三才之道之“三”与“圣人成能”之“能”的发挥，肯定了人有不同于天道的作用和功能，强调了人以“礼义”原则组成“群体”力量，参与天地之化育而“全其天功”，高度重视了社会人事的自身组合和特殊功能。
二、对魏晋、唐、宋间历史哲学发展的影响。
《周易》作为中国古代历史哲学发屉的一个源头活水，其史观曾发生过两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方面，它的变易进化观念常被许多哲学家利用为进一步阐述人类历史的变易性和进化性的思想前提，丰富了历史哲学的具体内容，另一方面，又为那些力主革新变法的先进思想家批判保守的正统史观、倡导社会政治变革提供了历史哲学的根据。这在玄学家王弼，唐代刘禹锡、柳宗元和刘知几以及北宋的李觏，王安石那里，表现的尤为明显。
在汉代，因为有了儒术独尊，思想文化领域是经学一统的天下，这制约和影响了儒家为代表的正统史观贯穿着唯心的天命说和独断主义的命定论，其有很强的保守性和复古色彩，势必束缚历史哲学的发展。汉魏之际，儒术独尊的局面开始瓦解，名教出现了危机，在意识形态领域儒学虽仍为思想正统，然以“三玄”为宗的儒道融合的思潮逐渐蔚为大观，终于在正始年间发展成玄学运动。尤其是王弼，在提出“祖述老庄”、“立论以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命题的同时，仍依据儒学的传统立场，着重於《周易》的观念和思维方式，阐发出一个思辩性很强的玄学体系，力求在哲学理论的层次上思考历史经验和社会政治治理问题。他尽黜汉代以来繁琐的象数之易，集中阐发《周易》之义理，结合历史进程总结曹魏政治中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故於历史哲学上有所创获，对《周易》史观作了理性化和思辨化的发挥。
归于无为，即“功成则事损，事损则无为”(《周易注·革卦》)，反映了王弼追求社会大治、太平的愿望。当然，王弼的追求有强烈的时代内容和儒家色彩，他断言，“贤愚有别，尊卑有序，然后乃亨，故先元吉而后乃亨”(《周易注.鼎卦》)，还是以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为标帜。
第三，王弼还吸收《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主动精神，主张在“改命创制”的过程中发挥人为的主观能动性，称：“夫能辉光日新其德者，唯刚健笃实也”(《周易注·大畜卦》)，强调：“成大事者，必在刚也”(《周易注·小过卦》)，表明王弼在援儒入道时，已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道家消极无为的阴柔之道，而溶铸了刚健有为、积极进取的历史意识。这是《周易》史观影响于魏晋时期历史哲学发展的一个积极成果。
《周易》史观的积极精神在唐代有了新的进展。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可说是应用变易进化观念鉴别史实，考察史变的杰出代表。他以秉笔直书的实事求是态度，“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他明确反对正统儒家那种“爱憎由己，厚诬来世”的史学态度，指出：“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史通》卷十六《杂说》上)特别是他承王弼以来“物无妄然，必有其理”的易学传统，引进“势”的观念，考察史事变迁和治政得失，指出：“古今不同，势使之然”，强调：“世异则事异，事异则治异”，批评那些“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如守株待兔者。(《史通》卷八《模拟》篇)在《易传》和韩非的基础上进一步闸发了社会古今之异和历史进化之势。
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则，其用在是非”。(《天论》上)明确区分了自然作用和人事功能，强调人依靠礼义、法制，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参与天地之化育井交相取胜，发展出一种积极的、能动的社会历史意识，丰富了唐代历史哲学的内涵。
北宋思想家李觏站在事功之学的立场上解释易理，其著《易论》十三篇曾专就“人事”而言，侧重探讨了社会人事的历史变迁问题。称：“八卦之道在人，靡不由之也”，“圣人作易，本以教人”。又继承王弼义理之易的传统，指出易理之用无非是使“人事修而王道明。”(《文集》卷四《删定易图序论》)，又称：“若夫释人事而责天道，斯孔子所罕言”，强调“为人上者必以王制从事，则易道明而君道成矣。”主张把社会历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过程加以研究，排斥了圣人，天意对人事的干预，从社会人事本身来解释历史变迁的趋势和原因。王安石则从“新故相除”的阴阳自然之道推导出“有处有辨，新故相除者，人也的结论。”(参见《杨龟山先生集·字说辨》)在承认天道自然的基础上，肯定了人事有为能辅助天道。又称：“五事者，人所以继天道而成性者也”，以为“道”既“为万物之所以生”之本，“不假乎人之力”，又“涉平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后万物成也”(《洪范传》)。以注重人为作用的变易进化史观作为其变法新政的理论依据，与李觏相配合，实开有宋—代历史哲学之新风。
三、促成理学正统史观之分化。
以儒家为代表的正统史观，在宋代理学那里发展到了顶峰。理学家以天理史观的形式，把正统儒学历来提倡的神意史观、圣人史观作综合的概括并加以理性化的闸发，把历史哲学纳入其复古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很大程度上把《周易》史观在后来发展中所积定起来的积极的、进取的因素加以抹煞或有意的忽视了。
不过，宋代理学家几乎都曾精研《周易》，深受易理熏陶。从周敦颐著《易通》，张载治学“以易为宗”(《宋史》本传)而成《横渠易说》，程颐作《伊川易传》、到朱熹融会易学史上之象数派和义理派撰就《周易本义》，我们可以看到易理对理学的体系构建和思维方式的积极影响。这种影响也不能不在历史哲学领域发生作用，促成了理学正统史观的内在矛盾。
矛盾表现之一，宋代理学家在史观上既尊《春秋》为宗，亦奉《周易》为源，尤注重易理对考察社会人事的指导意义，透露了某些突破正统史观的倾向。朱熹就讲到：“上古之书莫尊于《易》，中古后书莫大于《春秋》，然此两书皆未易看。……若要谈此两书，且理会他大义。《易》则是尊阳抑阴，进君子而退小人，明消息盈虚之则。《春秋》则是尊王贱伯，内中国而外夷狄，明君臣上下之分”。(《朱于语类》六十七)他又发挥易之“明消息盈虚之理”，称：“易之为书，因阴阳之变以形事物之理，大小精粗，无所不备”(《文集》卷四十三《答李伯谏》)，据此解释历史研究中的“执古御今”说，认为“执古”“便是易书里面文字言语，御今，便是今日之事”。(《文集》卷八十五)这和董仲舒等正统儒家持《春秋》以为“奉天法古”之本的形而上学历史观还是有区别的。
矛盾表现之二，是理学家一般吸收了易学“物无妄然，必有其理’的思想，也受柳宗元理势合一观念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承认历史发展中客观趋势的存在，和朱熹所述“陶铸历代之偏驳，会归一理之纯粹”，又“一本于圣人之述作”的史学主旨亦有相违之处。朱熹治史，一方面断言：古今史事之变是“合于天理之正，圣人之心”(《通鉴纲目后序》)，以圣人心术为历史变迁进程的主宰。另一方面，他又承认历史发展本身毕竟有着“非人力之可为”的“当然之理”。说：“圣人固视天下无不可为之时，然势不到亦做不得”，意识到历史中还有圣人心术难测，难御的客观趋势的存在，认为“会做事底的人必先度事势，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进而肯定：历史发展“势不容己，柳子厚亦说得是”(均见《朱于语类》卷一二二)，显然和柳宗元的理势论历史观有点接近了。
矛盾表现之三，引进易理的“物极必反”，“传承因革”的思想来考察社会历史的变迁过程，这和理学正统史观的复古、保守倾向有对立的一面。二程已承认“物理极而必反，故泰极则否，否极则泰”(《伊川易传·否卦》)的一般发展原则。朱熹则认为“易中详识物情，备极人事，都是实有此事”(《朱子语类》七十二)又将易理引伸于社会历史进程的考察，提出：“若夫古今之变，极而必反，如昼夜相望，寒暑之相代，乃理之当然，非人力之可为。是以三代相承，有相因袭而不得变者，有相损益而不可常者。”(《古史东论》)肯定了社会历史发展中有着“相因相革”的必然过程。他还讲一步分析社会历史因革变易的原因在有“弊”，指出：“科举是法弊，大抵立法只是立得人之法”，“任法不任人，乃是法弊。人弊可以易人，法弊则必当变法”。(《朱干语类》一o九)强调“革弊须从原头理会”(《朱子语类》—o八)，在复古史观的框架内也包含了某些变革，进化的观念、意识。
理学正统史观的内在矛盾，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周易》史观对宋代历史哲学发展的积极影响，也为正统史观后来的分化准备了条件。到了南宋时期，吕祖谦侧重闸发其理势论历史观，更使这种分化公开化了。并由此构成了导向王延相、王夫之历史哲学的—个重要环节。
从理论倾向和思想立场上看，吕祖谦当是个正统理学家，自称为学之旨在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欲会归于—”。但他又与陈亮友善，受事功之学影响，在历史观上也贯彻经世致用精神。他明确指出：治学“先立乎其大者”，即“须看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国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乱，一人之所以变迁”，着重考察各代政事治乱、社会变迁的前因后果，“欲具体统，源流相接”(《左氏传说》卷二十)。显然，他把《周易》史观影响下对历史发展必然之“理”的探讨，发展到明变(寻流)，求因(探源)，主张“观其所变”，“看史要识得进节不同处”，揭示历史变革中“盛之极乃衰之始”的过程(见《左氏传续说纲领》)。吕祖谦还强调：“观史当如身在其中”，提倡以设身处地的心态，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对其趋势作出判别和预测，如同“看史须看一半便掩盖，料其后成败如何?”(《杂说》，《遗集》卷二十)，深化了对历史发展必然性问题的考察。
明代的王廷相则提出古与今，必然与偶然的关系，深入考察了历史变迁之“势”的具体内容。他认为：“是故男女之道，在古尚疏，于今为密，礼缘仁义以渐而美者也”。以礼义道德之逐步完善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又认为：郡县制之建立，“势也，非秦也。虽一人之私也，天下之民利之，则天下之公也”。(均见《慎言》)在王廷相看来，秦始皇主观动机之“私”所以能实现，原因是其客观效果上合于“天下之公’。意味着能透过个人动机的偶然因素，来揭示历史现象背后隐蔽着的必然性，为后来王夫之在理势合一论的基础上，系统地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奠定了理沦前提。
从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进程来看，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王夫之是中国古代哲学总结的代表。他提出，“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读四书大全说.孟子.尽心上》)，从气一元论出发，对宋明以来的“理气”(道器)与“心物’(知行)之辩作了合理的解决，进而在历史观上强调：“总将理势作一合说”，表明他在历史哲学上山提出了总结的任务。
王夫之是易学大家，所著《周易内传》，《周易外传》是易学史上的名篇，其哲学代表作《张子正蒙注》又以溶贯和阐发易理见称。所以，王夫之对古代历史哲学的总结，是和他自觉地应用和发挥《周易》史观密不可分的。这可以从下述三方面加以说刚.
(一)承继《易传》的变易、进化观念，明辩理势关系，强调两者不可“沟分”，初步涉及到要在社会现象和历史内在根据的统一过程中，把握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王夫之强调“天下之变会通于一理”，而理“只在势之必然处”。(《读四书大全说》)据此立论，他论述了理势关系的两重涵意：一是指明“理不可得而见”，属于蕴藏在历史现象背后的一种必然性，但强调：“势因理成”，“离理无势”，“理顺斯势顺矣，理逆则势逆矣”(《尚书引义》)，肯定了“理”支配“势”。二是指出理势关系又是“理成势”与“势成理”两者的相辅相成，认为“理势不可以两截沟分”，断言：“看得‘势’字精微，‘理’字个大，合而名之曰‘天’”。(《读四书大全说》)理势合一才体现出社会历史发展有合乎自然的规律性。
尤其可贵的是，王夫之还承认理势可知，认为顺应并实现理势合一的历史规律可达到公天下之人，利天下之物的目的。他称：“虞、夏、殷、周之法，屡易而皆可师”“夫知之者，非以情，以理也，非以意，以势也。理势者，火人之所知也。理有屈伸以顺平天，势有重轻以顺乎人。则非有德者不与”，进而断定：“君天下之理得，而后可公于人，君天下之势定，而后可利于物”。(《尚书引义·立政周官》)把隋唐以来的理势论历史观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二)发挥《周易》史观的“因”、“革”观念，提出治乱、离合，续绝的关系范畴，用朴素的对立统一观点考察人类社会的变迁过程，深化了对历史发展必然性的认识。
王夫之考察历史发展之必然性，同时伴随着对正统史观的批判和对传统的治乱循环论的改造。他指出：“正统之说，始于五德。五德者，邹衍之邪说，以惑天下，而诬古帝王以徵之，秦、汉因而袭之，大抵皆方士之言，非君子之所齿也’。(《读通鉴论》)严斥邹衍以“五行相以转用事’立论，视社会历史为五德“终而又始”的循环过程的“邪说”。而秦王赢政用於论证始皇观念，汉代董仲舒以三统三正的循环为王道正统永恒的依据，在王夫之看来，总不过是“方士之言，非君子之所齿”。他虽沿用正统论者的说法，讲：“治乱循环，阴阳动静之几也”(《思问录》第33页)，但他特别注意社会治乱循环过程中的离与合、因与续的关系，提出了历史发展中存在着续统与非续统，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互相联结的问题。他指出，历史决非如正统论者认为的那样“合而不离，续而不统”，并引证史事作史鉴，断定“天下之不合与不续也多’，又详细论证中国历史上已经历过的三次治乱、离合的“大变”：春秋之世“各据所属之从诸侯以分裂天下”，“至战国而强秦，六国交相为纵衡”，“此一合一离之始也”，汉亡而有三分天下以后，五胡起，南北寓，而隋苟合之以及唐，五代离而宋乃合之。此一合一离之局，一变也”，至於宋亡以迄于今，当其治“中国有其主”，当其乱则“中国并无一隅分据之主’，“此又一变也”。(《读通鉴论》)进而说明历史中所谓“统”者，乃“绝而不续”，在承认历史发展有相因相合的连续性外，更强调了有相离相绝的间断性。
王夫之能如此具体地阐述治乱、离合、续绝的历史辩证过程，显然和他贯彻《周易》的因革观念有关。他强调：“承治者因之，承治者革之，一定之论也”，(《尚书引义》卷五)认为历史的进程要“止乱趋乱”，就须要发挥人为的因素，适时把握因革关系。又例举“舜之承尧”、“禹之承舜”，“商之革夏、周之革殷”，说明历史发展中的因革，是据“与时消息”，视不同情况而论：“明王之善用其因革者，岂有一定之成法者”。(同上书)。
值得注意的是，王夫之的历史因革观还包含着他乐于正视社会矛盾和激烈变革的思想，这主要体现为他找出“君子乐观其反”的命题(见《周易外传·杂卦传》)，探讨了社会矛盾的解决形式问题。例如，在评论徽宗晚年的北宋社会矛盾时，王夫之指出：“势极于不可止，必大反而后能有所定”，“倾之而后喜”(《宋论》卷八)，认为在“势极’即矛盾空前激化而又“不可止”的情况下，就要“大反”、“倾之”，通过激烈的变革来解决，故提倡：“君子善其交而不畏其争”(《周易外传·未济》)的积极态度。不过，王夫之并不以“大反”，“倾之”作为解决矛盾的普遍形式，他说：“两间之化，人事之几，往来吉凶，生杀善败，固有极其至而后反者，而岂皆极其至而后反哉?”(《思问录·外篇》)承认还有矛盾双方“或错或综，疾相往复”，最后达到“静即含动，动不舍静”的互相渗透、调和的状态。这表明，王夫之在考察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问题上有着十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三)进一步考察了历史发展的内在根据，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人之群体在实现历史规律过程中的作用。
“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是王夫之朴素辩证发展观的核心命题。他据易理加以引伸，认为自然之道的“推故而致新”有着内在的自足根据，即“太极”自身“富有充满”’“成熟扩充，臻于光大”的结果。而人群(社会)作为宇宙万物之一种类，其生殖演进亦有自身原因。他这样讲：“类似相续为藩衍。由父得子，由小向大，自一致万，固宜今日之人物充足两间而无所容”。以为人类的藩衍相续，由消长，增逝的自然原因所支配，经历有“相均”、“相值”的过程，自然趋于平衡，“其消谢、生育相值，而偿其登耗者适相均也”。
(《周易外传》卷四)这样，人类在历史发展中可以通过人群自身的调节(藩衍相。
续)，达到自然平衡。其中就涉及对人类历史和天地自然之间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辨析与确认，王夫之曾指明：“在天有阴阳，在人有仁义，在天有五辰，在人有五官。形异质离，不可强合焉”。他引“父与子异形离质，而所继者惟志”为例，肯定了“天与人异形离质，而所继者惟道也”(《尚书引义》)。王夫之在这里的叙述，实际上提出了历史哲学中—个十分重要而复杂的课题：人怎样在服从自然之道(势所然)的同时，又作为文明的创造者而推动历史的前行?!对此，王夫之曾发挥荀子“制天命而用之”、刘禹锡“天人交相胜”的思想，又吸收宋代吕祖谦肯定社会之兴亡“不在好雄”、“只在小民之身”(《增修东莱之说.召诰》)的合理因素，指出：“天欲静，必人安之，天欲动，必人兴之”(《诗广传》)，以人之“兴”、“安”，助天之动静，赞颂“大哉人道乎!非对于天而有功矣”。(《续左氏春秋传博议》卷下)肯定了人具有发挥主观能动性推动历史的作用。而且，王夫之讲的“人”，既指“时君和智力之士”，又包括“一介之民”，已由圣王和英才扩大到“士”与“民”阶层，反映了他对民众创造文明、推动历史的作用有所承认。
当然，王夫之不懂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来考察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更不懂以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来揭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他对人类历史规律的探讨是不科学的，仍渗有不少唯心史观，圣人中心等封建杂质和消极因素。他通过历史发展必然性的考察，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对封建社会的自我批判，但他并末意识到封建社会自我否定的必然。他的历史哲学不是启蒙型，由此引伸出的政治结论主要在通过改良、弥补封建统治秩序的弊端，使之趋于合理而挽救其危机。从这样的意义上讲，尽管王夫之代表了古代历史哲学的最高水平，但我们仍然要以批判的态度给予选择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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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思辨心得体会
思辨是人类的一种重要思维方式，它可以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思考问题，探索未知。在思辨中，问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只有正确的提问，才能让我们思考更深入、更有逻辑性。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思考和思辨，如何提出正确有效的问题也成为了我们需要不断学习和改进的技能。下面是我对于问思辨心得体会的总结：
一、提出批判性问题。
问一个有挑战性的问题是思辨的第一步。批判性问题不是一般性的问题，而是要针对一个具体的事情或话题提出一个有挑战性的问题，这样才能引发思考和深度讨论。比如，我们可以针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问：“人类能否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的问题一方面具有挑战性，另一方面也开放了讨论的空间，可以激发出更多有价值的成果。
二、区分开放性问题和闭合性问题。
开放性问题和闭合性问题是我们在思辨中需要了解的两种不同的问题类型。开放性问题通常是多维度的，答案也不是唯一的，需要我们通过提出更多的问题来不断地探索和思考。而闭合性问题通常是非常具体和狭窄的，答案也相对固定，这种问题不需要过多的探索，只需要得出正确的结论即可。我们需要明确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以便更好地思考和探索问题。
三、寻找足够的信息。
同一个问题可能有许多不同的答案，因此我们需要收集和分析足够的信息，以确定答案的正确性和结果的可靠性。这需要我们运用一些调查研究、分析、比较、评估等技能。当我们面临一些复杂的问题时，我们需要更多的信息和素材来帮助我们进行思考和决策。
四、考虑背景和前提条件。
当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时，我们还需要考虑到这个问题的背景和前提条件。这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到问题的解答和结果的可靠性。我们需要评估和确认这些因素，以确定我们的思考路径和答案是否正确。只有考虑全面，才能更加有效地解决问题。
五、评估答案和思考结果。
在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整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评估答案和思考结果，以确保它们是可靠和正确的。我们也可以通过与他人的讨论和交流来检验我们的思考和结论。只有持续的反思和改进，才能使我们的思辨技能不断提高。
总之，问思辨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思维方式，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解决问题、做出决策。我们需要运用上述方法来提问、收集信息、分析、评估答案，并不断改进和提升我们的思维技能，才能在未来的思考和探索中获得更好的成果。
思辨会心得体会
思辨会是一种由古根海姆基金会主办的活动，是为了促进思考和创新而组织的集体讨论形式。参加思辨会的人们来自各行各业，其目的是在特定主题下就一些问题展开思辨和讨论。思辨会是一个非常充实和刺激的经验，因为它提供了一个与人们分享观点，讨论重要问题并获得不同角度看法的机会。参加思辨会还可以了解不同行业有关的问题以求更好地理解和应对。
第二段：思辨会对个人的促进。
思辨会不仅仅是一种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探讨，同时也是一次对内心世界的深入探索。参加思辨会有助于自我反思，了解自己的思想倾向和心理模式，并尝试以更为开放的视角来审视问题。这种思考过程不仅促进了个人的发展，更有助于个人在职业或生活中的表现。
第三段：思辨会对组织的促进。
思辨会能够为组织带来许多益处，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可以分享问题和方法的平台。参加思辨会的员工可以主动提出使企业更好的设想，有助于在公司内部创造更多的价值。正如思辨会的主持人所指出的，思辨会不仅仅是一个思考的机会，而且还能让每个人的思路更加开放，并鼓励大家为团队的成功做出更多的贡献。
思辨会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到不同领域之间的联系，并帮助我们在不同领域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在思辨会中，不同学科的知识结构之间相互作用，相互纠正错误，并互相学习。这样的交流有助于我们解决与自己专业领域相关的问题，并使我们更有创造力和创新能力。
第五段：结论。
参加思辨会是一种有益的经验，它能够促进个人、组织及跨领域合作的发展。在思考和讨论的时候，我们会增强自己的判断力和决策能力，并获得更多的见解和思路。思辨会也是一种社交活动，它能够提高我们的社交能力，并在朋友和同事中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通过思辨会的活动，我们可以见证思想的碰撞，分享观点和看法，并从中激发出更多的创造力和能动性。
思辨的心得体会
思辨是指思考、推理和评估，它是我们在应对各种情况时做出明智决策所必须的能力。在我看来，思辨是一项底层技能，几乎可以贯穿生活的方方面面。下面，我将分享我在思辨方面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经过思辨后做出正确判断。
一个人在生活中面临各种决策，例如在购物时如何选择产品，或者在工作时如何安排最有效的方案。如果没有能力进行思考和推理，将很难做出正确的决策。类似的情况在教育中也非常常见，在学校里，学生需要学习如何思考、如何面对各种情况，并及时做出正确判断。通过训练，我学到了如何在面对问题时深入思考，不盲目跟从别人的观点，做出自己的判断，并且在不断实践中改进自己的思考能力。
第二段：主动发现并解决问题。
另外，思辨帮助我们主动发现和解决问题。很多时候，问题不一定会直接显现出来，但是通过思考，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情况，发现潜在的问题。在工作和学习中，我发现经常会遇到需要细致思考和逐层分析来解决的问题。就像建一座房子一样，我们需要克服诸多困难和挑战，而思辨正是我们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工具。思辨还可以帮助我们提出新的意见和建议，在团队工作和学校讨论中，我经常使用思辨能力，给出富有建设性的建议，并在团队中发挥推动力。
第三段：深入了解、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生活。
通过思辨，我们可以更深入、更彻底地了解自己的生活。我们可以通过思考自己的行为、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决策，了解自己行为的意义和根源。思辨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方法和思维方式，让我们更好地发挥我们的生活潜力。在我看来，思辨是一种让我们了解自己的方式，我们可以透过思考，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生活状态。
第四段：亦能促进与人沟通时的顺利及深入。
除此之外，思辨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与他人相处和沟通。在与他人沟通时，我们需要协调双方的不同观点，需要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思想、情感和需求。思辨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别人的观点，更好地跟别人交流，有效解决问题。通过思辨，我们可以收集、分析和评估信息，然后赢得更好的解决方案。思辨给了我更深刻地认识人、更好地与人沟通的能力，使我与他人的关系更为紧密，生活品质有了明显的提高。
第五段：思辨带来的收益。
思辨能力是我们生活和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归纳总结，更有效地应对不确定的变化。思辨能力绝对是我们发挥潜力、应对未来挑战的重要途径。通过长期的训练，我们可以深入掌握思辨能力，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变得更加严谨和果断，对生活中各种情况准确而有效地做出反应。在我看来，思辨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可提升我们的活力、对生活的洞察力、充实生活的品质。
思辨型范文
腾讯是一个中国公司，但腾讯的员工入职的时候都要取一个英文名，同事之间称呼也常用英文名。比如马化腾在公司就被叫作“pony”，英文里是“小马”的意思。而阿里的员工基本都有一个花名，比如马云叫“风清扬”，现任ceo张勇叫“逍遥子”。
这么做有道理么?有道理。如果没有花名，下级对上级就会称呼“马总”、“张总”。一但带上这种称呼，沟通就很难平等。沟通一但不平等，信息的传播就会不通畅。
很多硅谷公司的ceo都选择开放式办公，也是为了营造平等的沟通氛围。因为一个超级豪华的老板办公室，会造成强烈的不平等感。
2)鼓励“有话直说”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其实并不推崇“有话直说”。如果我们要批评一个人，也常常习惯先表扬一番，再说缺点。
“有话直说”有两个要求，一个是不铺垫、不饶弯子。二是尽量精简、明确的呈现信息，而不把想说的话隐藏在噪声之中。
“思辨”这个词最近一次进入大众视野，应该还是张小龙的“内部邮件”。邮件中他阐述了微信团队的理念，最后一条是这么说的：
“执行力很重要，但更希望我们的日常工作是一个思辨的过程。我们提倡争论，在工作中通过辩理来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而非为了团队利益或者人际关系放弃思辨能力甚至思辨习惯。进步来自思辨。”
这段话很精彩。在一个人人都强调“执行力”的年代，重视思辨精神就显得尤为可贵。以我曾经在腾讯工作几年的经历来看，这段话的可信度也比较高，因为腾讯员工确实很爱思考、爱辩论。
那么到底什么是“思辨性团队”?说白了就是团队的核心成员，每个人都认可思辨的理念、参与决策和解决问题的过程，而不只是领导决策、其他人负责执行。
什么时候需要思辨型团队?如果任务目标明确且不复杂，那并不需要思辨型团队，而只需要很强的执行力。而当任务很复杂或者需要创意才能解决的时候，思辨型的团队就比较厉害。因为一群人的大脑，一定比一个人的大脑想得更丰富、更全面。
举例而言，在发出公众号之前，我会把内容先给几个朋友看一下。而因为朋友们的视角与我不同，所以他们往往就能提出很有用的修改建议。
3)心态开放地接受批评意见。
从人性的角度讲，没有人喜欢批评意见。但是一旦突破这个障碍，思路就会被大大打开了。
心态开放，意味着我们也要容忍某些明显错误的意见。因为如果我们对错误意见施予打压，那就没有人敢提意见了。
4)先确认事实。
如果能够准确、毫无粉饰地描述事实，那问题常常就解决了一半。
中文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常常把“表达能力”和“文学”这两件事混淆。江州祭酒陶渊明，礼部尚书苏东坡，左都御史纪晓岚……这些大官吏，都是吟诗作文的一把好手。而他们的政策观点是否深刻、是否行之有效，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判断标准是：文学性是否够强，比如是否押韵。
毫不夸张的说，这样的现象，在今天依然存在。所以在进行高水平讨论的时候，我们要警惕用“文学表述”作为战斗武器的情况。
5)追求正确的结果，而不是想尽办法证明自己正确。
这点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极难。因为中国人特别讲“面子”。当面承认自己错了，或者当面接受他人的观点，需要极高的修为。
我还是个新人的时候曾经待过一个团队，团队成员的水平都还不错。但有个很大的问题：每次开会，大家很难达成共识。特别是大老板在的时候，形成共识就更难，因为人人都想在老板面前表现得很厉害。结果就是讨论的效率极低，无法形成合力。
6)判断论点(argument)的强弱。
这条是跟google的朋友学来的。跟他们开会，他们经常会评价说：“你刚才的那条argument很强(或者不强)。”强，就是逻辑上有说服力的意思。判断论点强弱，就是在尝试接受对方的观点，可以形成很好的讨论和互动。
举例说一些论证方法的强弱。(以下一段可以跳过)。
类比论证是最弱的，特别是类比不恰当的时候。
举例证明一个观点是比较弱的。举例和类比的作用是帮助他人理解，而不是证明。
举反例证伪一个观点的时候是很强的。统计数据是比较强的，但是要分清“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用户调研是比较强的，但是要看调研方法是否严谨。a-btest是最强的论证，但是取得数据的过程往往不容易。
7)有人最终拍板并承担责任。
思辨型团队，并不意味着要民主决策。实际上，如果内部争执不下，需要投票才能做出决策，往往说明决策的质量不高。
所以，有人拍板并承担责任，就会显得很重要。拍板的人，并不一定是职位最大的人，而应该是决策的责任承担者。
思辨的作文
老家的对面，有一幢摇摇欲坠的尘封的古楼。
我时常凝望这古楼，望得忘乎所以，想入非非，每当夕阳射在它墙角的青苔上，每当月光投影在它残破的瓦片上，每当星辉挥洒在它古老的石砖上。望着它，我感到一阵时光的逝去的痛，我让这痛深深地埋藏在我心里，反而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快乐。
渐渐地，我凝望古楼的次数越来越多。如果可以，我想时刻都享受这痛之乐。我不想让这悄无声息的古楼坍塌，不想让辉煌一时的它被人们遗忘。可它最终还是消逝了，消逝在一片嘈杂的机器声中。
虽然一开始我是失落的，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多即将消逝的美好的东西。该消逝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就像“明天”一样，怎么也不会到来，因为它在到来时已经消逝，已经变成“今天”了。
可是，如今的今天一定比过去的今天美好。一定会有更好的东西取代已经消逝的东西，在取代那已经消逝的东西的同时，人们会在新物的身上看到旧物的影子。
行走在变化无常的大千世界，就如行走在消逝中，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让万物自然地消逝，自然地取代，不要刻意去结束一样东西的生命，也不要极力去挽回什么。要想挽留，就让那样东西永远记在心里罢。心灵所要牢记的东西，是永远也不会消逝和遗忘的，比如一位伟人，比如一个建筑，比如一个时间。万物总有自然规律，正如：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
如今，我又回到老家，原来立着古楼的地方已崛起一群林立的高楼，霓虹灯闪得眩目，高射灯亮得耀眼。在透明的落地玻璃窗里，一群白衣的工作人员正在灯下紧张地工作者。我闭上眼，黑暗中又浮现出那幢和过去几乎是一摸一样的古楼，望得忘乎所以，想入非非，哪怕是当夕阳射在它墙角的青苔上的时候，哪怕是当月光投影在它残破的瓦片上的时候，哪怕是当星辉挥洒在它古老的石砖上的时候。望着它，我不再感受我从前的感受，人生总是这样，每时每刻都会有新的想法，但那旧日的体味总是不远不近地跟着我，朝我微笑，向我挥手，令我回味无穷。
我不会忘了古楼，以及很多曾经逝去的东西。因为它们在消逝的同时，也迸发出了最最灿烂的火花。
思辨的作文
在我还是个黄毛小孩的时候，我感觉到世界是那么的美好纯洁一尘不染。我辨天辨地辨云辨水辨花辨草辨泥沙。大千世界里，我是一只鸟，任我自由飞翔。
不知从何时起，爸爸妈妈就开始教我分辨是非黑白。是非非，黑非白。当爸爸妈妈并没有说是否存在黑白皆非的灰色地带。于是我便辨知：打破花瓶是“非”，是做错了，需要道歉认错；考试那一百分就是好孩子，会得到奖励我终于在这样的|“是是非非”纯洁世界里结束了我的可爱童年，无忧无虑地！
于是，我背起了我自己的行囊，开始了属于我一个人的旅程，忘不了把爸爸妈妈的教导装进里面，因为我觉得那会是我人生的第一笔财富。慢慢地，我开始了我行程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我好奇而谨慎地行走在这遥望看不见尽头的旅程。
时光流逝，经历了许多，我终于发现了没有从爸妈口中说出的灰色地带：一小商为教育一偷东西的小女孩，将其追赶，结果导致女孩跳楼身亡。那小商本意是好，那他是对是错？我无可辨出；一孤儿为救受伤住院的姐姐，上公巴偷旅客的钱，是对是错，我也无法辨析；在电视上一些商品哪怕是知名品牌所打的广告，是真还是假，我也分辨不出了其实在这个世界上，灰色占领的土地比黑与白的要多得多吧！于是我感到迷茫了，在黑白灰间不断打滚，双脚似乎泥泞的沼泽，无可动弹。
我开始思考我的人生，在这真假是非充斥的云雾笼罩下的世界里，我开始辨不清东南西北，乱了方向，唯有命运在冥冥中用细线绑在我的腰间，拉我向前。但我并不相信命运，我希望能挣脱那根细线。思考着在雾里辨认方向，开拓一片属于我的天地！
思辨，思着向前！
风景诗画_抒情散文800字高中。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他的名字叫中国，中国有一个党叫共产党，它犹如我们的父母，哺育着中华儿女幸福成长。今年它90岁了，我要为它献歌。
骄阳，父亲，麦田。
是谁腰身佝偻，注视了拔节的小麦情人？
是谁挥镰锄禾，催熟了庄稼颗粒的饱满？
我的党（父亲），你厚重的肩胛沐浴过多少季节的麦浪，你满头的白发，飘着多少人生的沧桑，党——你经历沧桑，为了今天的美丽熬白了头发，双脚之下，一片依依热土酝酿这汗水的芬芳。我的党（父亲）满脸笑容的麦穗可是你汗水浇灌的希望，如今辉煌腾达的中国可是你顽强拼搏的结果。
一声吆喝，雄浑粗犷的无谱歌谣，沿着犁铧翻开的泥土散播最初的果实，你黝黑的皮肤背负苍穹，背负骄阳是党一步一步的去耕耘新的`蓝天图。
一海碗烈酒引出一段荡气回肠的传说。发黄的农历后你伫立的背影仿佛雕塑守望麦田，守望大地丰满的粮仓。
啊！父亲（我的党）这夏季热烈的麦地是你生命永不停止的风声。
针线，母亲。
灯火，一盏秋后的瘦镰。是母亲（我的党）腰身佝偻的姿势，穿针引线的身影倒映在灯光下，无形中构成一幅乡韵浓郁的画，高高卷起的裤脚，无论站在哪一片泥土上，都洋溢着一首朴素动人的乡土诗，就像我的党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如此的伟大。
锅碗瓢盆的交响清脆动听，缕缕炊烟飘扬着温情。一坛坛乡情的美酒，在那辛苦的日子里酝酿出来，浓郁芬芳，醉人，更醉心。
重新忆起黎明的，转动你沉重的生活，此起彼伏的麦浪呈现在你沧桑的额头，你的每一天就融入了麦浪中一道道推向秋天。
你是一粒粒默默无闻的饱满而又美丽的粮食啊！
站着，成了一株金灿灿的麦子，
躺下，变成肥沃的土地。
高空之下，蓑衣草鞋支起一片信念，就像一尊独特的雕像站成的丰碑。白天，黑夜流淌的日子，田野里写满了希望的语句。
这些早熟的庄稼在你细心照料下，在梦里也带着甜美的笑容，一点也不担心鸟会抢她的食物，梦——甜如糖，美如花。
当秋天吹起丰收的号角，雪亮的镰刀成为一道风景，谷堆把收获交给了父亲；母亲（我的党），又一次在烈焰中诠释了生命的真谛。（这一切都已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人们走上富强的唯一道路）。
啊！父亲；母亲（我的党），在季节的微风中，你们站成最美的风景，永恒的丰碑。
哲理思辨作文
她那个打扮实在古怪，而且难看。头发狠狠地束在左耳边，翘起来那么短短的一把，脸蛋儿又肥，看起来就像个横摆着的白萝卜。腿很短，偏又穿松松肥肥的裤子，上衣再长长地罩下来，盖过膝盖，矮矮的人好像撑在面粉袋里做活动广告。她昂着头、甩着头发，春风得意地从我面前走过。她实在难看，但我微笑地看她走过了，欣赏她有勇气穿跟别人不大一样的衣服。
这个学生站起来，大声说他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逻辑完全错误的例子。比手画脚地把话说完，坐下。全班静静的，斜眼看着他，觉得他很猖狂，爱自我炫耀，极不稳重。他的论点非常偏颇，但我微笑地听他说话，欣赏他有勇气说别人不敢说的话。
朋友发了两百张喜帖，下星期就要结婚了。可是又发觉这实在不是个理想的结合——两百个客人怎么办?他硬生生地取消了婚宴。他的决定实在下得太晚了一点，但我微笑地撕掉那张喜帖，欣赏他有勇气做一般人不敢做的事，上了车，还有下车的勇气。
简陋的讲台上，披着红条子的候选人讲得声嘶力竭。穿制服的警察，紧张地站在群众堆里。候选人口沫横飞地把平常报纸绝对不会刊登的言论大声大嚷地说出来。他举的例子谬误百出，他的用语粗糙而低级，可是我站在榕树阴里，耐心地听他说完，欣赏他有勇气主张与大众不同的意见。
那个萝卜头也许很幼稚，只是为了与别人不同而不同;我的学生也许很肤浅，站起来说话只是为了出风头;取消婚宴的朋友或许有朝三暮四的个性，极不可靠;使警察紧张的候选人或许知识和格调都很低。可是，我想，他们有与我不一样的自由，也有与你不一样的自由。
思辨的作文
所谓有思辨，就是有思考，有分辨，要全面地看问题，一分为二地展开分析;写作中，“辨”要由“辩”体现出来.近几年高考作文基本上是话题作文.高考作文命题颇具思辨性.要写好此类思辨性作文题，没有一定思辩能力和思想、文化积累，是难以写好的.怎样提高学生的作文思辨能力呢?方法之一：由浅入深，提升思维品质许多考生在写思辨性作文时，不是完全“无知”，而是缺少思维的深度.对一个问题的分析，往往只看到表面现象就断然下结论，不去分析事物内部的因果联系，只知道是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使得所写文章的立意停留在“是什么”上，忽视在“为什么”上的深入开掘，缺乏思辨性.这是一般考生作文的通病.如上海卷作文题：以“忙”为话题写一篇文章.一些考生只会罗列现象：时处今日之中国，特别是“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上海，个个都在忙!小至于考生本身，日日夜夜忙于学习，忙于复习;大至于天下国家、日理万机的领导人，市场竞争中的企业商家，学术研究中的专家教授，以至战士、民警、工人、农民，都在忙中.显然缺少一些深入的理性的思考，但有一文科考生却做得很好，给人一服“清醒剂”：文章以“奈若何”命题，直截了当地将自己对“忙”的看法毫无遮掩地表达出来.小作者不是简单地对“忙”持否定态度，只是“无可奈何”罢了.这种认识正是反映了当今人们普遍的心理矛盾：不忙不行，但忙又损失了许多.可贵的是作者在铺陈“忙”的现象时，对人的成长所需的精神食粮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道德的丢失做了委婉的批评，对人的心灵净化所需的美好境界表达了无限的向往.全文善用短句和整句，说理透彻而有力;以散文化的笔调一路叙来，自然而富有变化，理性而富有诗意，给人以醒悟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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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的作文
十八世纪，与拉瓦锡同时代的众多的科学家都致力于燃烧现象的研究，为什么掀起这场“史无前例的化学革命”的是拉瓦锡而不是别人呢?甚至舍勒和普利斯特列“当真理碰到他们鼻尖的时候还是没有得到真理”?如果我们探究“革命”的过程，并联系拉瓦锡的一系列科学成就来思考，就会发现这决非偶然.
1.拉瓦锡勇于质疑，具有特别强烈的创新意识。
拉瓦锡对旧理论、旧观念和前人的实验结论敢问一个为什么?这正是创新意识的动力和实质.他从不机械地重复别人的实验，而是批判地继承，使之成为新思想、新理论的论据。如在氧气制取实验上，拉瓦锡不仅重复了普里斯特列加热氧化汞产生氧气的操作，还使产生的汞和氧气重新结合生成氧化汞，结果，原来消耗的氧气量与重新生成的氧气的量完全相等.在验证氧气性质时，他不仅做了蜡烛在氧气中燃烧的实验，还做了磷、硫、木炭、铁、锡、铅及有机物在氧气中的燃烧实验;做了氧化铅、硝酸钾的分解实验以及动物的呼吸实验等等.在此基础上他才提出了氧化学说.
在科学上,拉瓦锡勇于批判旧规范、探索未知领域的精神始终如一.如：他改进了波义耳关于金属锻烧的实验，指出波义耳错误的关键.在水的组成实验上，他不仅让氧气和氢气化合生成水，又使水蒸气通过炽热的铁管分解得到了氧气和氢气，在化合与分解两方面证明了水的组成，并由此提出了科学的元素观.他首次提出了物质不灭定律和质量守恒定律，首次给化合物以合理的命名，首次对早期元素进行了分类，列出了第一张元素表……纵观拉瓦锡一生的科学活动，始终寓伟大成就于不断的创新求索中，所以他才能石破天惊，宣布一个科学新时代的到来.
卡文迪许早在拉瓦锡之前就完成了合成水的实验，并确定了氢气和氧气的体积比为2：1，这个结果足以证明水不是元素，而是化合物，但卡文迪许却墨守成规，囿于“燃素说”的束缚，没有认识到水的真正组成和氢的元素性质，而与科学的元素观失之交臂.“舍勒和普利斯特列虽然析出了氧，但不知道自己得到的是什么……这种本来可以推翻全部“燃素说”并使化学发生革命的元素，在他们手中却没有结出果实.”这些“从歪曲、片面、错误的前提出发，循着错误的、弯曲的、不可靠的途径前进”的事例也反证了拉瓦锡质疑与创新意识的强烈.
2.拉瓦锡敏于洞察、长于思辩，能够归纳提取理论的精髓。
拉瓦锡十分重视理论思维在科研中的重要作用，他头脑敏锐，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科学洞察力.1774年10月，普利斯特列来访巴黎，正值拉瓦锡为加热铁锻灰失败而苦恼之际，当普利斯特列谈及自己用聚光镜加热汞煅灰得到“脱燃素空气”时，拉瓦锡立即意识到这一实验的重大意义，他跟踪实验，制得了氧气，并经过思维—推理—概括，终于揭开了燃烧之谜.如果拉瓦锡没有敏锐的洞察力，他就有可能与科学的最新信息擦肩而过。拉瓦锡对新生事物善于分析、善于从思辩中提取理论之精髓.他的很多产生伟大理论的实验包括氧气的制取和水的合成都是受别人启发而完成的.，瑞典和英国的实验种子之所以能在法国绽开理论之花，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拉瓦锡有高度的思维概括能力这一特点，所以才有种种规律性的发现，否则，他只能与别人站在同一水平线上.
浓厚的知识功底、广博的知识层面、错纵的知识交汇是拉瓦锡成功的重要因由.拉瓦锡毕业于法政大学，但他兼学别样，曾系统学习过哲学、数学、物理学、天文学、植物学、化学、矿物学、地质学、文学等。他常跟随著名地质学家格塔尔去各地进行地质调查，20岁起每天坚持气象观测从未间断.1765年，曾因城市照明设计布获得国王颁发的金质奖章.我们不能否认，全方位、多学科的知识渗透与整合对拉瓦锡高度的综合概括能力、敏锐的科学洞察力和实践操作能力所产生的重要作用.
3.拉瓦锡精于实验，将量作为衡量化学反应的尺度。
拉瓦锡具有明确的物质不灭思想，他说：“……由于人工的或天然的的操作不能无中生有地创造东西，所以每一次操作中，操作前后存在的物质总量相等，且其要素的质与量保持不变，只是发生更换和变形，这可以看成为公理.做化学实验的全部技艺是基于这样一个原理：“我们必须假定被检定的物体的要素和其分解产物的要素精确相等”.而波义耳、舍普里斯特里、卡文迪许恰恰都缺少这种思想。
在拉瓦锡以前，化学基本上停留在定性的阶段，缺乏明显的科学性.拉瓦锡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将重量作为衡量尺度对化学规律加以证明的化学家，他的全部实验都是在严格的定量基础上进行的.他说：“必须用天平进行精确测定来确定真理”，“天平是实验最可靠的手段，它不会欺骗化学家.在实验前后分别测定反应物和生成物的重量，这是化学中所能做出的一切可靠和准确的工作基础.”“由于化学反应开始趋于完善，不可避免地要求昂贵精密的仪器和设备……”现在巴黎国立工艺博物院仍收藏着拉瓦锡在其《化学概论》中提到的三台天平和曾实现了氧氢化合的气量计，其中两台天平是迄当时为止精确度最高的.较小的一台天平的敏感度达0.0001g，较大天平的敏感度为0.006g、最大称重量达600g，制造者为梅尼尔;另一台大天平可称重10kg，精度为25mg，制造者为方廷.
于尔班曾评论道：“对于拉瓦锡来说，称量不仅用来证明他的化学反应过程中质量不变的思想.他在实验中注意不使物质特别是气体物质受到损失，这是他实验方法的一大特点，而在当时也是十分新的事物。在化学史上令人难忘的是他的严格和有条理的科学方法.用这种方法使化学大大发展了”.定量分析方法的广泛使用是古代化学走向近代化学的标志;是导致“燃素说”彻底破产和新的燃烧理论得以确立的重要武器;是化学与物理、与数学相互渗透的开端;为后世化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的建立提供了有力工具;它对整个化学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拉瓦锡在科学上的壮剧和政治上的悲剧值得人们深思,也给所有的科学工作者极大的启示:一个为科学而奋斗的人,必须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必须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一个为科学而献身的人应有高尚的人格与操守,不应追逐过分的名和利。
虽然拉瓦锡的人生并不完美，但200多年来，人们一直没有忘记他的英名，拉瓦锡在化学发展史上树起的座座丰碑仍熠熠闪光;他的科学思想和治学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
思辨作文
在人生之路上。为了更好地生存与发展，有时固然可以示弱。但是，生命的高贵与尊严却向我们昭示：我们不需要向生活示弱。不向生活示弱，就是要勇敢地承担自己的责任。谁不渴望我们的世界美好、社会和谐？谁不赞美那些见义勇为的人？但很多时候，我们仅仅在渴望，仅仅在赞美，却忘记了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面对生活中诸多不良现象。我们很多时侯以“弱”示之，选择了观望，选择了退让，选择了逃避。于是面对不尽如人意的生活，我们常常抱怨慨叹。殊不知，在很多时候，我们也恰恰是别人抱怨的对象。《论语》中说：“见义不为，无勇也。”
是的，为了生活更加美好，我们更需要表现出勇敢，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与义务。不向生活示弱，就是面对挫折不幸永不放弃。生命如白驹之过隙。又如荷叶上的一滴露珠，在这短暂的生命中，难免会遇刭许多挫折与不幸。对此，我们仍然需要以百倍的热情与努力来展现生命的高贵与尊严，而不可示弱。
失聪的贝多芬，发出了“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的呐喊；集聋哑盲于一身的海伦凯勒依然没有失去对生活的热情，成就了伟业；遭受宫刑的司马迁依然顽强地完成了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力扫”的巨著。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面对不幸甚至厄运，他们都选择了顽强选择了热情与更为艰辛的努力。也正是这种不示弱的精神，使他们彪炳千古。不向生活示弱，就是坚守理想与真理。在追求理想坚持真理的过程中，有时会遇到不解嘲笑诽谤谩骂乃至失去生命的危险，对此，那些伟人已经用他们的行为为我们作出了最好的回答：永远不让理想和热情搁浅，不向生活示弱与屈服。屈原面对“举世混浊众人皆醉”的现实，选择了怀抱理想投江面死；布鲁诺面对教皇的淫威，坚持日心说而投身烈火。他们以自己的鲜血与生命捍卫了理想与真理的尊严。
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曲壮歌，以自己永不示弱的精神，让人们在沉沉暗夜中坚守着对黎明的渴望。生命短暂而且仅有一次，如何看待这样的生命，是一个永恒的命题。古人虽有“小不忍则乱大谋”之语，但其中的“小”己明确告诉我们，这仅仅是一种小智慧。面对生命这样一个永恒的命题，永远怀着高昂的斗志，永远怀着永不熄灭的热情，坚守理想与信念，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这才是对生命最好的诠释。让我们把永远不向生活示弱作为自己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