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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之探析鸦片战争的论文范文
摘要：鸦片战争之后中日两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受列强压迫的社会，而日本却逐渐兴起成为亚洲列强，这其中的原因很多，文章旨在分析中日两国对当时的本国及世界的认识。
关键词：鸦片战争；中日；本国；世界。
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既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割地赔款，卖国求荣，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社会矛盾、革命任务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鸦片战争也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鸦片战争也客观的给中国带来了些许进步的元素，如：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了中国腐败、落后和封闭的大门；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带来了欧洲的现代文明和技术等。但是，这没有改变中国被侵略、被压迫的命运，中国由此进入了极其黑暗的时代。反观日本，以中国的鸦片战争为“天赐之鉴”，开始积极准备与西方列强的预期接触，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加强海防、主张改革内政等。这为日本后期的明治维新及资本主义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那么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为何在鸦片战争之后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呢？我认为这是由于两国对当时的自身和世界认识的不同，所以也产生了后续发展的不同。
一、中日两国对本国的认识。
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在古代历史上，中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奇迹。四大发明、万里长城、丝绸之路、隋唐盛世……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中国文明为亚洲文明提供供给，亦是亚洲文明的中心。古人很早就把中国看做是天下的中心，把周边民族或国家称之夷、蛮、戎、狄，产生了华夷思想。由于周边国家的臣服，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常常是册封与被册封的隶属关系，中国成为册封体制的中心，外国使臣朝觐时都要跪拜磕头，这就更强化了“皇皇中华，四夷来朝”的思想。中国又很早形成了独立的文化体系，并且成为文化输出国。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周围的地区，往往是中国给予文化的地区。在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别国文化流入，但它们不可能成为主流和改变原有文化的本质，相反，总要受到儒学的改造。所以，古代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具有强烈的优越感和自信心。久而久之，这种优越感和自信心就蜕变为夜郎自大的观念，对外国和外来文化总是不能正确对待和虚心学习。清末，即使中国已经落后，本土文化已经呈现保守，但上述传统观念依然非常强烈。顽固者自不必说。显然，传统文化观念模糊了中国统治者的视线阻碍了对世界文明的吸纳。
日本四面环海，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处于相对孤立的环境。自古以来日本民族就有着很强烈的忧患意识，为了生存和发展，日本民族渴望了解外部世界，吸收外部文化，以打破孤立的倾向，在知识方面的表现就是对外国的事物什么都想知道的求知欲。日本不是文化发源地，在公元3世纪以前尚无文字，在7世纪以前也没有系统的政治法律制度，公元645年大化革新以后，日本全面学习中国文化，使自己的文化迅速地产生了飞跃。大化革新后，日本的封建制度渐趋完善，但其封建统治者并非中国的皇帝，而是掌握军权的幕府将军。日本的“天皇”就不可能如中国的皇帝一样孤傲自赏，夜郎自大的。他们不断地学习，积蓄力量，好奇一切新的事物。之后的明治维新就是其最好的证明。
二、中日两国对外部世界的认识。
中国人都是以“中国”与“四夷”(即四周世界)相对称，也就是用“中国中心”的世界坐标轴来认识世界，世界知识非常狭隘。
首先在地理世界观方面，中国人仍然认为“天圆地方”，“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日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日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认为中国人的世界就是中国，而中国即天下。而他们心目中的世界仅限于中国的十几个省，疆土四面环海，旁无大国，对中国以外的地区不甚明确，往往以海洋表示。这种狭隘的世界地理观念极大限制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认识的视野。
虽然在历史上外来文化也曾对中国产生影响，但终非主流，久而久之，中国上自统治者下至士大夫皆认为中国文化是天下最优秀的，形成了体系化、理论化的对外观念，这种模式的不断确认与推广，最终又形成了中国人一元世界观的思维定势，而不愿接受多国并存的多元世界观及国际观念。这种支配从中国统治者一直到普通人的思维定势，对近代之初世界观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与中国文化的自创性特征相比较，日本文化的确“不该骄傲”，但与此同时却使其表现出了“周边性”与“摄取性”。[2]日本自古以来就作为文明古国中国的周边国家，孤悬海外。直至公元前3世纪为止，在漫长的8000年中，日本一直处于缓慢的绳纹文化发展当中。“当我们的祖先聚居在日本列岛上，长期停留在石器文化阶段而裹足不前时，大陆的汉族却很早就迎来了金属文化时代，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汉族向四周地区的扩展引人注目，其部分势力也达到了日本列岛，给日本带来了金属文化和农耕技术”[3]是大陆的中国文化给日本带来了飞跃的发展，日本社会从采集文化转为农耕文化、从旧石器时代进入了铁器、青铜器与新石器并用的金石时代。日本民族喜爱与渴慕优秀外来文化。善于摄取外来文化。
综上所述，中日两国对当时世界及本国认识的不同，使其后续发展的道路也不尽相同。当时，中国故步自封，日本却学以致用；中国唯我独尊，日本却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因此两个古老的东方国家接触西方文明相距仅十余年，但迈向近代化的速度与结果的差异却是如此惊人的。中国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用了近70年，才完成了近代化的一部分，这期间，中国丧权辱国，走上沦为半殖民地的扭曲发展道路。日本则只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就走完了欧美资本主义150―200年走过的道路，20世纪初日显世界强国端倪。这固然也有当时中日两国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价值不同，中国所遭到的殖民侵略的压力远大于日本的原因，但其思想认识的不同产生历史的必然也带给我们深刻的教训，值得我们好好地去思考。
参考文献：
[1]盛邦和。中日华夷史观及其演变[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
[2]韩立红。日本文化概论[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3]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m].商务印书馆，1992.
[4]盛邦和。中日华夷史观及其演化[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
[5]田毅鹏。鸦片战争前后中日两国世界史地研究比较论[j].社会科学辑刊，1993.
中国近代史之探析鸦片战争的论文范文
在鸦片战争教学中，师生对多数内容都诉诸“道德批判”，是带着感情色彩来谈论西方的，甚至有把对西方的满腔愤恨转化成文字上诋毁中伤以泄愤之嫌，很少从道德以外的角度，对鸦片战争进行深刻的反思，这是一种不幸。因为道德的批判最是无情，而批判一旦升至道德层面，事情的细节便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至于细节之中所包含的各种信息更是成了毫无用处的废物。有感于此，笔者就鸦片战争教学中的几点思考成文，以求教方家。
一、对教材表述的几点认识。
王家范教授指出，教材绝不是“经典”，教学过程更不是唯教师、唯教本为“标准模式”。教材只是引导学生理解和思考历史的“阶梯”，是“驱动的过程”，而绝不是“终结”。因此，对教材中一些不尽符合史实的表述，有必要认真分析。
1.英军未进攻广州，是由于林则徐防守严密？
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为何没有进攻广州？人教版认为是林则徐备战认真，防守严密。这是不符合史实的。据茅海建先生的考订，清军的许多部署都建立在对英方意图的错误判断之上，且失败后往往不能迅速吸取教训。如林则徐、关天培的虎门防卫体系都建立在英军舰要闯关这一假设之上，而英军恰好采取了中国人意想不到的直接进攻炮台的战法，结果中方预设的防御长处其实成了短处。事实表明，“清廷依为长城的虎门防卫体系，正如明代尽心尽力修筑的长城未能阻止其祖先的数度人犯一样，本身就是一只靠不住的跛腿鸭”。
后来，清朝对英宣战，派官军南下广东，与英军决战，结果一败涂地。事实证明，英军有着制胜的武力，绝非害怕林则徐的武备。对英人而言，“中国七十万众，未必一千合用”，“中国之敌外国不过纸上言语”。林则徐谪戍伊犁时，在途中曾致书友人说到：英方器良技熟，船坚炮利，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他写出了中英战争的实情，也写出了中国人的窘态。“奈何奈何”一语，真切地表达出了炮火下的人们在拒敌时的茫然和愕然。只是林则徐请他的友人不要给别人看。“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他怕清议的指摘，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
显而易见，英人绕开广州，不是因为害怕林则徐严密防守，害怕广州“民心可用”，而是因为与广州“十三行”在利益上盘根错节，关系太深，一打必损。英人投鼠忌器，才不敢在广州开战。更重要的是，英军的预定战略是对北方施压，迫使清廷早日屈服，以便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建立一种新秩序，所以未攻广州，但予封锁。可悲的是，人们误以为林则徐制敌成功了，尤其是对于那些不相信“天朝”武功居然不敌“岛夷”之技的人们，更是如此。
鸦片战争之后的三部史著《道光洋艘征抚记》《夷氛闻记》《中西纪事》，皆谓林则徐在广东防备严密，英军无隙可乘，遂北犯定海。他们把后来广东战事的失败，归结于林则徐的去职；他们将各地战事的受挫，归结于当地没有林则徐。尽管林则徐的制敌方略当时未经实战，但他们已在心目中认定其必胜无疑。处在失败中的人们，找不到胜利的迹象，最容易产生某种希望。林则徐就是这种希望。而且，局势越危急，战事越失利，这种希望之火就越放光芒。由此，一个神话诞生了。一个林则徐不可战胜的神话，占据了当时许多人的心，并流传至今。
2.不平等条约。哪里不平等？
鸦片战争后订立的中外不平等条约，究竟哪里不平等？有何影响？如何认识？教材没有作具体分析，在教学中有必要深究，不然会以今情测古意，跳不出宥今以衡古的时弊。
不唯如此，对不平等条约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表明，对问题的解释还另有一个广阔的视野。五口通商等条款对中国有不利的一面，但在客观上为中国提供了摆脱传统的新途径。从短期上讲，负面作用大于正面效应，而从长期来看，负面作用在不断退隐，正面效应在逐渐生长。罗兹曼先生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分析指出：“如果我们全面地分析19世纪条约体系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影响，就不难发现，消极面固然不少，但也不乏某些积极因素。”并提醒人们，相对于中国广袤国土和华夏芸芸众生而言，消极面容易被人们夸大。
然而，以上认识只是今人的一种分析，与时人的思想是不搭界的。今人所谈论的平等或不平等，都是以18世纪在欧美产生至20世纪在世界确立的国际关系准则为尺度；而生活在“天朝”中的人们，自有一套迥然相别的价值标准，另有一种平等观念。他们对今天看来“平等”的条款往往愤愤不平，而对今天看来为“不平等”的待遇却浑然不觉。当时的人对于这些条约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
他们觉得外人在广州一口通商的时候已经不易防范，现在有五口通商，外人可以横行天下，防不胜防。直至前清末年，文人忧国者莫不以五口通商为最后的祸根。割让土地当然是时人所反对的，也应该反对的。但是香港在割让以前毫无商业或国防的重要功能。英人初提香港的时候，北京还不知道香港在哪里。时人反对割地，不是反对割香港。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我们近年所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可是当时的人并不这样看。治外法权，在道光时代的人的目光中，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他们想那是最方便，最省事的办法。至于协定关税，他们觉得也是方便省事的方法。
进言之，在《南京条约》里，中国损失了国权，而清朝却没有损失王权，更何况通过《南京条约》，清王朝亦有所获，即以协定关税论，中国损失了海关权，而清朝却增加了海关收入，清廷不仅可以卖中国以自救，还可以卖中国以自利。《望厦条约》签订后，道光帝的朱批是“所办甚好”，称赞耆英的谕旨是“办理均合机宜”。所以我们既要反列强帝国主义，也要反天朝帝国主义，片面反帝，会误读近代史，误以天朝帝国主义为爱国主义。
二、阅读对教学的启示。
鸦片战争史研究，资料翔实、成果丰硕，不少著作和文章多有论述，尤其是学者们潜心涵泳所得的精辟见地值得仔细玩味，而之与高考试题的融合，则更发人深思。
如2008年上海高考卷第41题引用了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中的一段原话，考查学生对中西方交往中“平等”与“不平等”的理解，思维含量较高。试题如下：
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有学者在谈到这次战争之后中外交往的历史时曾说：“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问题：(1)“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指的是什么？(2分)。
(2)简要叙述中国在19世纪是如何受到“不平等待遇”的。(9分)。
(3)你如何评价这位学者的观点？(2分)。
其实，郭廷以与蒋廷黻的观点非常相似，他说：“过去是中国不以平等待人，英人口口声声要争取平等，现在及今后反以不平等对待中国了。”但茅海建的看法不尽相同：“这段话相当凝练且传意。但是，我们若从细部去观察就会发现：尽管鸦片战争前清朝在国家关系上矮化西方列强，但对经济贸易的种种限制，恐怕不能以‘不平等’一语而完全概括之，至于猖獗的鸦片走私贸易，又当别作它论；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勒逼的一系列条约，包含众多不平等条款，而在国家关系上又毫无例外地追求与清朝的‘平等外交’。”并就不同语境下“平等”与“不平等”的内涵作了阐释。学者的观点相互碰撞，发人深省。时人与今人对“平等”与“不平等”的不同感受以及中西方不同的诉求，是文明的落差，恐怕与“东西对视，隔雾看花”的现状不无关系。
又如，2009年广东高考卷第22题是一道单选题，题干如下：
马克思在评论鸦片战争时说：“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这道题主要是考查学生对这段话的理解。郭汉民在剖析这段话时说：“从鸦片战争开始，维护道义、反抗侵略的中国由于自己的孤立无依而被排斥于世界联系体系之外，只能代表落后于世界潮流的‘陈腐世界’，而一意发财的西方列强则恰恰是最现代社会的代表者。道义与落后，赚钱与先进如此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成为近代中国悲剧的根源。为了结束这场悲剧，中国必须尽快从‘陈腐世界’中走出来，改变落后状况，追赶世界潮流。”
其实，马克思在1853年曾预言，现在中国被迫放弃了它的闭关自守的状态，“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显然，鸦片战争不仅是近代中国悲剧的开端，也是结束中国野蛮的、闭关自守、与文明世界隔绝状态的开端。柏杨甚至说，封建卫道之士对旧政权的保卫越努力，中国脱胎换骨的时间，也就是使中国新文明诞生的阵痛时间，也越延长。中国所受的伤害，也因之越大。
无可否认，西方特权最初突出地表现为赤裸裸的殖民主义扩张和侵略，古老中国之“陈腐”早已注定了在最初的博弈中上演的只能是一幕历史悲剧，对西方“特权”的抵制将一直伴随着中西方交往的进程，也必将伴随着中国向前发展的进程。因此对中西方交往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冷峻思索显然比单纯关注西方的侵略更有意义。如此看来，高考以此命题早已对“道义批判”进行了深刻反思，对历史教学已经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只是我们未曾意识到罢了。
如何看待不平等条约？黄仁宇的话令人深思：“南京条约和附约里各种苛刻的待遇，满人汉人的官僚都接受。倒是内中提及今后两方的文书要用平等语气来往，开‘夷人’随意置喙之门，反而使他们不安”。并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10年，感到更不满意的不是战败国而是战胜国o”
如何看待鸦片战争？西方学者费正清等人中肯地指出，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哪一段插曲比鸦片战争为谴责“帝国主义侵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它成为中国人对西方武力入侵和在此以后几乎整整一个世纪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地位的不满情绪的内容。除了从这一角度看鸦片战争外，还有必要将其放到近代历史的主要趋势之中去观察。
上述中外学者的真知灼见，从不同视角来重新审视和理性反思鸦片战争，多为不易之论，在教学中值得借鉴和思索，一味道德式批判和“煽情”式的教学无助于学生思维的历练和学科素养的提高。作为历史教师要研究高考试题，窥测命题思路，关注史学动态、了解学术研究，多读勤思、交流讨论，否则真是抓住了谴责“帝国主义侵略”的机会，而失去了理性反思的契机。
三、几点思考。
1.如何认识“侵略的西方”与“先进的西方”?
陈旭麓指出：“几十年来，我们满怀义愤和民族情感对帝国主义的历史罪恶已经作过无数次的谴责、批判、声讨，产生了众多的书籍和文章，这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必要部分。它裁决了历史上的正义和非正义。但是，伦理观念只能说明历史的一个方面……在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过程中，非正义的侵略者同时又往往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者；而正义的反侵略者则常常同时是落后者。以贪欲为动机的侵略过程常被历史借助，从而在客观上多少成为一个进步改造落后的过程。”回这一洞见对于理性思考“侵略的西方”不无启发意义。日本就是被西洋的炮舰“轰”着离别中世纪而成功走上近代社会的。我不否认中国自身具有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因素，但何其艰难而又一波三折，外界因素——新技术、新观念、新的社会结构模式——的影响，在某个时候已经变成了中国历史演进的决定力量。正是鸦片战争使中国出现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使中国的社会内部结构开始了基本的变革，成为传统王朝的衰落转变成传统文明的衰落的转折点，从此中国开始了艰难曲折的近代化历程。试想，若不是被别人“轰出中世纪”，我们何时能主动地实现“走出中世纪”呢？故仇恨宣泄只能显示情绪和意气，却不能显示理性和力量，有时仇恨的激扬，则越发反衬出人们在国难面前的心怯意沮。鸦片战争的真意义，就是用火与剑的形式，告诉国人的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合世界之潮流。因此，当我们探讨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挑战的反应时，就应该把他们对西方的认识以及能否学习西方谋求改革放在首位，这样，才能够给他们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位和评价。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在对待“侵略的西方”问题上，除了少数人采取低姿态外，大部分都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主张给予坚决回击。可在怎样面对“先进的西方”这一问题上，却很令人失望。道光帝不识时务，守其常而不知其变，士大夫意气用事，以为不必学，甚至在对“侵略的西方”作出迅速而情绪化反应的同时，也迁怒于“先进的西方”，有意歪曲与排斥之，这种傲慢与偏见的结果便是，清廷在炮声寂静之后又沉沉睡去，从而断送了迎头赶上西方的机会。
2.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是否应该抵抗？
在鸦片战争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国调动了十多万军队，先后有一名总督、两名提督、七名总兵、两名都统以及数千名士兵死于战争。但英国远征军的战死人数据英方统计却不足百人。这显现了中国与西方之间巨大的落差。而中西之间舟船与枪炮的悬殊对比，又常会化作无情的压力，逼出血性者的英雄主义，召唤他们在劣境中慷慨一击，肉搏赴死。陈连升喋血沙场、葛云飞血染定海、关天培虎门殉国、陈化成阵亡于吴淞炮台，像这样甘愿以头颅抵挡利炮的人并不是个别的，“可怜裹尸无马革，巨炮一震成烟尘”，他们的心迹和苦痛，既显示了民族战争中英雄主义的悲壮，又显示了民族战争中英雄主义的悲怆。以致林则徐发出“未之前有”与“奈何奈何”的感叹。
以日本为例，自1853年“黑船事件”后，国门被打开，除割地赔款外，日本“享受”着与中国同等的待遇。日本不事抵抗自是幕府的积弱，反过来说，即使进行抵抗，也将遭到与中国同样的惨败，下关和鹿尔岛等地方性抵抗的惨败便是明证。然开国之后的种种刺激，又转化为另一种催化剂，引起了日本历史上的明治维新。由此可见，对于西方的入侵，武力抵抗无疑是正确的，但这种抵抗注定要失败，另作选择也是明智的。负责任的政治家可以选择对其民族更为有利的策略。对此不能简单地以“爱国”或“卖国”的道德观念概括之。诚然，中日两国之间的差异或许更为重要，放弃武力抵抗，对于并无前车之鉴的“天朝”上国而言在当时也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其假设的意义仅仅在于，为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们提供道德批判以外的价值标准。
那清朝将士的鲜血怎样才不会白流呢？“以鲜血而赢得胜利，自是其价值的充分体现。以鲜血而换来失败，也可能不是无谓的，即所谓‘血的教训’。一个失败的民族在战后认真思过，幡然变计，是对殉国者最大的尊崇、最好的纪念。清军将士流淌的鲜血，价值就在于此”。
可叹的是，清朝似乎仍未从“天朝”的迷梦中醒来，勇敢地进入全新的世界，而是依然如故，就像一切都未发生。时人称：“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酒房茶肆之中，亦大书‘免谈实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鸦片战争后，社会停滞不前，以致当1860年庚申之变后，国人再度检讨致败之由时，20年的光阴已经过去了。读史至此，沉思久之。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摘要：孙中山的思想和业绩是中国近代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在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时，孙中山和谐思想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不和谐的原因而形成的。他赞成“五族共和”，反对民族歧视，主张各民族和谐共处，促进各民族发展，不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统一的自觉认同意识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也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和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参照标准，同时是中国特色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孙中山;民族和谐;和谐社会。
翻开历史，不难发现人类古往今来所有世俗的、宗教的思想学说，以和谐理念为其终极与归宿，以和谐社会蓝图为目标和旗帜，号召人们为之实现而努力奋斗。回顾并总结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对于21世纪如何对待民族和谐问题无疑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一)形成的背景。
孙中山民族和谐思想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动荡的年代。在此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孙中山之所以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正是孙中山对社会的不和谐认识基础上提出的。这不和谐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在政治方面，孙中山痛感“中国现行政治，可以概括之曰：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2]第二，在经济方面，针对因中国的生产力落后、区域经济不协调、经济结构畸形、经济秩序混乱等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因素而造成的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障碍，孙中山提出建立生产发达、区域协调、公平正义、充满活力的和谐经济。第三，在文化方面，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形成冲突，多元文化和各民族的精神文化存在现实差异。不同的人文及文化背景，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不同的行为方式，都需要创新文化和主流价值观进行对话、融会、整合与引导。最后，在个人经历方面，与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形成是密不可分的。孙中山学习中国经史，不但对孔孟的忠恕之道和仁义思想情有独钟，而且完全继承了孔子所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早年在海外学习、流亡，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崇尚西方民主。他为了民族和谐，一生为之奋斗。
(二)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发展过程。
1894年11月，孙中山成立资产阶级早期的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要“驱逐鞑虏，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3]他明确地提出要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就必须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但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还是处在狭隘的排满状态。1905年同盟会成立，同盟会的章程中规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4]为盟会的政治纲领，同盟会成立以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思想已经渐为人知、深入人心，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把这个政治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三民主义，后来统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则是孙中山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纲领和原则。“满洲以一民族宰割于上”的民族压迫制度，实现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完成祖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自求解放”，实现“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5]。由狭隘的革命的民族主义变成民族同化的民族主义。
新三民主义时期，孙中山的民族观产生了新飞跃，在反帝为首要任务和民族自决原则上，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基本上达成一致，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国民革命时期的旗帜。孙中山先生高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从“民族自治”到“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1]。为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为克服民族自卑感、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孙中山的和谐社会思想依据中国国情而形成并不断发展的，并经常将其作为论证和谐社会的依据。
(一)政治领域。
政治领域分别体现在政党和政权方面：第一，政党问题。孙中山不仅领导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仿效了西方政治，他指出“要知文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政治不能有进步。吾国帝皇亦有圣明之主，而吾国政治无进步者，独裁之弊也……要皆为利国福民者也”[6]“夫法久必弊，施行者终有不适之时，学勤益精，研求者自有特优之点”[6]。力图把政党政治引入到中国的轨道，推进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以促政治日日向上。第二，政权问题。孙中山抨击了其黑暗现状，专制政体的种种弊端。他对民国的政治蓝图作了精心规划，高举“废除专制，实行共和”的大旗。通过权力的分解、制约而达到社会和谐，是其核心部分。
(二)文化领域。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很早就具有了“和谐”的意识。道家宣扬的“天人合一”说是其最高理想境界，古代人们向往和追求友善、和睦相处、平等对待，社会财产为公共所有，孙中山先生“天下大同”的社会，对以后国家政治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形成，均有广泛的影响。与我们今天所倡导建设的和谐社会，在本质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民族共和下，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共和”类似于现代人们所说的文化(宗教信仰)多元主义体制，就是说，在同一个体制下，各种文化和宗教和平共处。文化多元主义的本质不是让各种文化的载体居住在特定的空间，而是在同一空间里，各种民族或者族群共同生活和互动。各民族之间的日常互动会发展出一系列的行为规范，有助于和谐状态的达成。因此，继承发扬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应当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有机结合起来。
(一)正确理解孙中山的民族和谐的内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民族自治”到“中华民族为统一体”等这些民族和谐思想。孙中山先生提倡的“民族必须独立”、“祖国必须统一”、“天下为公”等思想文化，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这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文化层面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对孙中山文化思想在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
(二)民族和谐的内涵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
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更是重视一个和平的环境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多次呼吁各方力量“以和平方法促成统一”，表示自己一定要尽心竭力，实现敦促和平统一，并倡导南北议和，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但是，恰在祖国大陆迅速崛起的时候，在海峡对岸“台独”势力最为猖獗的时候，“台独”不但不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甚至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必须从正反两面提醒中国人。在对待“台独”的态度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从构建和谐世界的大视野出发，本着两岸的互赢共生，用和平的手段，极大地改进了两岸关系的生态。对等、对话、对流，代替或部分代替了对立、对抗、对垒。因此，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
(三)民族和谐思想是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参照标准。
孙中山在就职演说中庄严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7]民国成立，他强化民族和谐，依法打击民族分裂势力。这对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借鉴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我国少数民族、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以雄辩的事实印证着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主旨：在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里，进行多民族间的多维交流与对话、健全民族和谐的制度保障，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观念将有助于我们实现民族和谐，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中国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充分发挥民族政策对民族和谐发展的促进作用。
考虑民族问题的同时，不能无视宗教。《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7]。这对中国共产党处理宗教问题提供了借鉴意义。1957年1月，周恩来同__在印度新德里谈话时明确表示：“我们欢迎发展宗教联系，不但和印度，而且和东南亚各佛教国家均要发展这种联系。但是，我们反对那种以宗教为外衣而以政治为内容的活动。……如借宗教名义向我们进行颠覆活动，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再一次提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
(四)民族和谐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前进方向，继承“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确立牢固的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是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和思想基础。孙中山崇尚以人为本，重视人生价值，倡导自由、平等和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下大同”、“中华民族和谐统一”等文化思想传承了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与智慧文明，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一种不断地丰富发展、兼容的文化集合。它的内在含义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先进理论有着众多不谋而合之处，是以科学理性精神、人文价值精神为支撑的现代文化精神主流，是社会主义和谐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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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摘要：辛亥革命中一些接受西方思想的妇女开展了参政活动，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运动最终归于沉寂，但是参政运动的开展仍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本文主要分析了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兴起的原因，对妇女参政的活动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妇女参政运动归于沉寂的原因，从而可以更好的了解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参政运动。
关键词：辛亥革命;妇女;参政运动。
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的开展从民族发展以及自身解放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妇女也要参政”的口号，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拉开了妇女参政的大幕，从此女性为了自身的合法权利走上了顽强拼搏和充满坎坷的抗争之路。
（一）革命活动拓展了妇女的眼界。
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比较多，妇女基本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力，辛亥革命的爆发摧毁了在我国延续上千年的封建帝制，明国强调男女平等，女性的地位得到极大的提升，这样就为妇女参政议政工作的开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辛亥革命的爆发促进了思想的传播，很多国外的民主思想传入到国内，促进了国民民主意识的觉醒。
（二）“天赋人权”思想为参政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
妇女参政运动的开展还离不开思想基础，“天赋人权”则是其中的代表。在20世纪初，西方女权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出现了很多女权运动领袖人物，这就为我国女性树立了学习榜样，造成妇女参与到参政活动中。妇女吸收了“天赋人权”思想，同时辛亥革命的爆发为妇女提供了平台，参政运动开展中妇女采用办报刊的方式进行宣传，扩大女子参政的影响力。
（一）外部原因。
辛亥革命妇女虽然参与到政治活动中，但是相对于男性而言，妇女参政的人数比较少。在当时的社会中“男尊女卑”的观念依然存在，即使妇女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但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甚至很多辛亥革命的参与人员也对妇女存在歧视心理，这样就导致妇女参政活动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不仅如此参政的妇女主要为革命参与人员、官员，这些人员理应具有相同的目标。妇女参政运动中受到了抵制，这些人员在面对抵制时采取不同的应对手段，参政妇女之间不够团结，导致参政运动的失利。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妇女参政活动的开展也没有得到社会的支持，请愿活动受到舆论反对。
（二）自身原因。
导致妇女参政运动归于沉寂的原因还包括妇女自身的原因，辛亥革命虽然提升了妇女的地位，但是在当時的社会上妇女的地位仍然比较低，妇女在经济方面不独立，这是重要的原因。妇女在经济上不独立，需要听从男性的指挥，在表达意见时自己的主张不敢轻易的表达出来。其次妇女的素质也比较低，很多妇女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对于政治空有参与热情，但是对于政治的了解比较低，参政的影响力比较小。在参政中不能有效的表达自身的观点，虽然参与到政治活动中，但是效果比较差，这些原因都对参政运动的开展带来了阻碍，最终导致参政运动沉寂下来。
（一）经济独立是参政的基础。
封建时期的妇女在经济上严重的依赖男士，这样就导致妇女受制于人，不能真正参与到参政活动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就说明经济发展对于政治活动开展的重要性。因此要想使妇女真正的能够参与到政治活动中，需要妇女在经济方面处于独立。经济独立可以使女性拥有自己的选择权，表达自身的观点，反之若女性在经济方面处于依赖的状态，则会处处受制于人，辛亥革命中妇女参政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妇女在经济方面不独立，因此要想妇女真正参与到政治活动中要做到经济独立。
（二）参政运动的开展需要妇女的共同参与。
辛亥革命妇女参政的人员数量比较少，绝大多数的妇女没有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同时参政人员之间也没有建立共同的目标，从而导致参政运动的失败。这就说明参政活动的开展需要妇女的共同参与，扩大妇女参政的影响力，在社会中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为参政活动的开展奠定一个良好的社会基础。妇女要想参政还需要提升自身的知识储备，准确的表达自身的观念，加快参政活动的开展。参政运动中要广泛的动员群众的力量，让更多的妇女参与进来。
（三）参与革命是妇女获得权利的重要手段。
封建社会下妇女的权利比较少，不能表达自身的观点，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必须开展革命，获得自身的权利。辛亥革命爆发前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局面，此时妇女将自身的权利与国家的利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参与到辛亥革命中，这样就使得妇女参政运动不断高涨。政治局面比较复杂，资产阶级不能引领革命走向胜利，因此也就不能满足妇女参政的需求。虽然妇女参政运动最后归于平静，但是妇女参政的思想和主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新中国成立后女性政治权利的获取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辛亥革命时期出现了妇女参政运动，妇女参政运动的开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然而辛亥革命妇女参政运动最终归于沉寂，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既有外部原因，也有自身原因。妇女参政运动的开展具有一定的启示，经济独立是参政的基础、参政运动的开展需要妇女的共同参与、参与革命是妇女获得权利的重要手段，可以说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活动的开展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摘要：随着五四运动的到来，妇女解放运动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新的指导思想的确定，广大妇女的积极参与及国际社会的影响，促得五四时期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的重要价值和转折意义。从此，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起来，中国妇女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关键词：五四运动妇女解放马克思主义。
(一)经济基础。
(二)思想的启蒙与传播。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统治。使得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新文化运动在思想领域重新又一次掀起了反封建的浪潮，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猛烈抨击“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号召人们勇敢挣脱封建枷锁获得自由解放，这些都对深受压迫、歧视和剥削的妇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文化运动传播了民主主义思想，冲击了旧中国传统封建主义，对广大妇女的思想产生了颠覆传统腐朽的作用。这样就解决了五四运动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思想基础。
(三)国际社会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发展很快。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的交涉失败直接导致了国内五四运动的爆发，广大女青年和男青年一起罢课，进行集会抗议，号召女工展开罢工运动，共同将五四运动推向高潮，在运动中表现出来了极大的爱国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妇女的思想解放以及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在五四运动之前，妇女运动的思想武器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和“进化论”学说，以及自由、平等理念。在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思想成为了妇女解放思想的主流，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指明了方向。
(一)突破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旧框架，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作为思想武器。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从激进民主主义者队伍中分化出来，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妇女问题，逐渐成为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于1919年2月发表了《战后之妇人问题》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指出西方资产阶级的女权运动与无产阶级运动妇女解放的区别，并断言“妇女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制度;一方面还要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专断的社会制度。”
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新青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1919年至1921年《新青年》登载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及苏维埃俄国妇女状况的文章近20篇，其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主要观点有：第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说明男尊女卑观念的深层根源在于妇女经济的不独立，因为封建社会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妇女的活动也仅限于个体家庭的小圈子，追求妇女解放必须改变这种社会发展模式。第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研究妇女问题，指出实现妇女解放的最终途径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第三，重视革命自觉能动性的作用，强调妇女解放最终要靠妇女自身的觉醒和参与。
这些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指明了方向，即通过阶级斗争改变社会制度，实现社会主义，以求得妇女问题的根本解决与妇女的彻底解放。
(二)突破英雄史观的束缚，劳动妇女成为妇女运动的主体。
辛亥革命时期开创了近代妇女运动之先河。孙中山先生曾经指出：“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不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但是，这次的妇女解放运动仅限于上层资产阶级的妇女当中，有少数的知识妇女参加，占妇女80%以上的劳动妇女没有被动员起来。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也没找到真正的解放道路。
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以劳动妇女为主力的妇女运动，实现了知识妇女与劳动妇女的结合。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妇女领袖向警予，在领导中国妇女进行解放斗争的道路中，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妇女解放思想。他认为，劳动妇女最有团结心，最能战斗。“因大工业的发展把她们成千整万的聚在一起，使她们天然的易于组织和战斗，从而她们的觉悟与实力也就超出了其他妇女团体之上了”，她们一起来，“一声摇班，动辄数百人数千人乃至数万人不等”，用罢工的手段，争自由、争本身的利益，“这支勇敢奋斗有组织而能战斗的新兴妇女劳动军，不独是妇女解放的先锋，而且是反抗外国掠夺者的国民革命之前卫!”由于劳动妇女的这种特殊地位和特殊素质，“我们要完成妇女解放的使命，只有去找群众，只有去找生活最痛苦，要求解放最迫切，而最富有解放精神与魄力的群众。这种群众，方是我们妇女运动真正的基础”
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伴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妇女运动也随之失败。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虽然在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妇女运动的理论不够成熟，但是它毕竟为之后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在妇女运动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以五四运动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为起点，从此，中国妇女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彻底解放的光明之路。
(四)妇女运动与政治革命相结合。
康、梁也把妇女问题与社会问题相结合，但没有触动封建统治基础。孙中山尽管把女权运动看成是民权的一部分，但是在资产阶级所允许的范围内，那是虚伪的，不能实现的。只有彻底变革社会制度，妇女才能真正解放，从而从根本上找到妇女解放的道路。
向警予明确提出，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是实行政治革命。并且号召，热心妇女运动的妇女，在革命运动中，一面要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提出救国救民的主张，一面代表全体的妇女，提出男女平权的主张。这样，显示妇女的能力，使妇女成为每次国民运动中间的劲旅。广大妇女在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奔走呼号，推动了社会革命运动的发展，而社会革命运动又促进妇女运动取得了成功，并进一步将其推向高潮。
(一)妇女运动主要由男性领导，妇女对男性中心社会的反应比较温和。
五四运动对封建礼教进行深入批判，但是妇女解放运动主要由男性启蒙和领导，这就造成了对男性为代表的父权制深入批判的缺失，不仅不把男性作为批判对象，反而以男性为榜样，这就造成“以男性为准则的妇女解放没有从深层去挑战男尊女卑的文化观念的价值标准，其结果是，女性走进了男性的世界，却未能改变这个男性世界的社会性别等级及其价值观，社会资源和权利也依然由男性掌控，知识生产领域更是极少能包容女性的生活和经验”
中国的传统性别始终处于一种基于“男尊女卑”下的和谐状态，中国“有轻视妇女的历史，但是没有仇视和诋毁女性的运动，因此，妇女对男性中心社会的反应一直是比较温和的”。
(二)妇女自身的觉醒和参与不够，女性地位仍然有待争取。
五四时期的女子教育仍旧集中在中上层家庭的女子，广大劳动妇女仍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经学校培养出来的新型知识女性仍占少数。北伐后，虽然在法律上承认男女平等，男女权利义务差不多一样，但实际上，人们的旧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女性就业机会比男人少，就业范围小，也不能同工同酬，女性在某一方面有成就经常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用支离破碎的婚姻来换取一己的事业。
首先，五四运动时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的解放思想，并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表现出了巨大的生命力。
其次，五四运动使妇女解放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联系起来，促成了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政治方向的转型。
再次，五四以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有了自己坚强的领导者。
由此看来，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经历了漫长的摸索过程，到五四时期才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从此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紧密结合，开创了新的纪元。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学院：信息工程学院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姓名：张可明学号：
1105616034。
自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中国以此作为近代史的起点，开始了一段令国人振奋，悲哀，无奈的不可磨灭的历史。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并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此后《虎门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的签订，为中国近代史写下了一个耻辱的开头，世界就这样用近乎残酷的方式让中国人认识了当时的时局，认识当时的中国，当时的世界。当时在一连串的失败后，中国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大堆的条约，使得帝国主义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19世纪60至90年代，各地群众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并不是偶然的。他们还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宣扬中国等黄色人种对西方人构成的威胁，但是这样更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击，刺激了中国人民的醒觉，促使中国人民投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鸦片战争后不断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是中国成为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是近代以来中国在外国资本主义实力的入侵及其与中国封建主义势力相结合的条件下，逐步形成的一种从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畸形的社会主义形态。帝国主义势力于中国封建势力、买办势力相互勾结，共同压迫、剥削中国人民，镇压中国革命。由于外强的进入，大量倾销商品使得中国本身的自然经济迅速崩溃，白银外流严重，人民生活失去经济来源，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了中国从落后的自然经济中发展到商品经济，然而过程却是异常艰苦的，当人们意识到仍旧依靠单纯的自然经济手工劳动已经无法保障自己的生活是已经太迟，而地主，官僚等得出现更是使他们的生活一度陷入困境。这种情况在19世界70年代终于开始转变，中国的民族资本兴办的形式企业逐步发展起来，但其中的真正的民族资本家却因为原始积累不足，大多数规模过小，设备落后，受到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压迫，发展缓慢，始终未能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但这样成果是来之不易的。
1841年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武装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去附和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1867年，台湾人民也在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奋起反抗，《马关条约》签订时更让他们鸣锣罢市，表示抗议，1884年，中法战争时，香港中国造船工人举行罢工，拒绝修理受伤的法国军舰，爱国商人也罢工，码头工人则不运送法货。1900八国联军侵华，义和团部分清军与之展开殊死战斗。鸦片战争后只有少数人朦胧意识到的民族醒觉意识，在甲午战争以后，当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时，中国人才开始有了普遍的民族意识的醒觉。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开始了洋务运动，兴办近代企业，建立新式海军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这在客观上对中国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某些促进主用，都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开始变化，工商业者的地位上升，但洋务运动有封建性，加上对外国的依赖最终难免失败。由此给人民心中一个重击，寄予的希望都无望。清末新政可以算是中国最伟大的政治革命，清末新政自1901年开始，在慈禧太后主持下，进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清末新政的伟大和成就，在海外史学界已经得到承认，清末新政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彻底而迅速地对中国政治系统加以改造，在体制和思想两个方面引起了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从传统向现代转移，从中国转向西方模式，造就了新旧两个中国的分野。清末新政之前的中国政治与清末新政之后的中国政治有着根本意义上的区别，清末新政成为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分水岭，标志着中国政治在西汉至今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唯一的一次革命。“新政”以政治上的革新为主，实际拟定和实行的改革措施以政治为多，改革所影响最深的领域也是政治。新政的开始起因于帝国的危机，但它又刺激引入了新的思想和新的价值观，反而又加剧了帝国的危机，促进了清朝的灭亡，然而新政所带来的新思想、新概念、新制度，却保留了下来。新政所规划的改革措施，很大一部分没有来得及推行，已经明令实施的计划也有相当一部分由于各种原因而举步维艰。但是，清末新政是一系列历史事件链条中的一环，它受到了以前历史环境的影响和限制，也影响和限制了后来的历史环境。新政的失败更是让国民对未来的飘渺的希望一个迎头重击。一直到了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全国响应，人民首尽了太多的压迫，太多的委屈，终于在这一刻爆发出来，1912年2月清帝被迫退位，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得封建帝制终于覆灭，年底，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整在人民当然地以为会迎来新生活的时候，人民艰辛取得革命成果却袁世凯窃取，虽然如此，1921年新文化运动，1919年得五四运动，依然是人民心中对自由、幸福无限追求的体现。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共逐渐扩大，却形成了国民党和中共的对峙，国民党大力推行保甲制度，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厉行文化专制主义，企图压制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但是民心所向，马克思主义在人民心中拥有了不可替代的地位，人民一直坚持着的它，一直相信它，坚持了七年直到抗战胜利，再坚持了十年，直到内战结束。
1927-1937年为土地革命时期，也是十年内战时期。期中中国出现短暂繁荣的现象，但是因为国民党的欺压，中国人民开始作出坚韧的反抗斗争，为了取得民族的独立和自身的解放。从而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在毛泽东主席的带领下，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经历了长征的洗礼，一步步的走向中国革命的心局面。
刚开始，在张学良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后，国民党就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但国民党变成一个由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息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这个政权性质与当时的北洋军阀的统治的本质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国民党实行***和军事独裁统治。首先，为了镇压人民和消灭异己力量，国民党建立了庞大的军队，而且还建立了庞大的全国性特务系统。同时为了控制人民，禁止革命活动，国民党还大力推行保甲制度，以控制广大人民的行动。最后，为了控制舆论，剥夺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还厉行文化专制主义。一个个的控制手法，正是为了维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巩固自身统治。
不过在“一战”期间，因为欧洲列强暂时放松对华的经济侵略，使得中国的办工厂和投资数额增长迅速；轻工业发展显著；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实业家。可是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相当的不成熟，也为成为中国的统治阶级，所以很快就被国民党控制了。
这样的情况，这样的背景使得中国人清醒了，也开始站起来了。无论在国民党的追杀，摧残下，还是在白色恐怖统治下，中国共产党还是独立高举起反封建的革命旗帜。
可是当时无论中外，都没有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而且中国近代革命也曾在大城市进行过革命斗争，但不成功。不过当时的毛泽东主席已经在艰难的探索中发现了问题，他最早关注农民问题，最早提出进行农村的武装斗争，还明确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领导创建了第一次农村革命根据地，明确提出以农村为中心，最早提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以由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后来的秋收起义，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广州起义，让我们革命时期走到了土地革命时期。
土地实行私有制，农民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保护中小工商业，消灭地主阶级，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这一个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纲领，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发展生产和参军参战的积极性，再加上声势浩大的左翼文化运动，大大推动国家的进步，而且根据地也慢慢的成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雏形，使身在苦难深渊的中国人民看到了一线光明和希望。
由于中国情况的复杂性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缺乏认识，而且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所以中国共产党滋长了一种“左”的急躁情绪，而且“左”倾错误一而再，再而三的在领导机关取得统治地位，使得很多方面产生了很多的错误，导致中国革命受到严重挫折。所以迫使到最后红军实行战略转移——长征。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主席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后，开始从理论上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为中国革命提供合乎实际的，完整的理论，路线和方针。再加上红军战士秉着长征精神，为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拼搏一战，展现了长针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在经历过种种的阻碍和困难，中国共产党已在人民的心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地位，而且慢慢的走进了人们的心中，所以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人民都满怀信心的去斗争、去奋斗。这次的土地革命是成功的，它确立了中国的性质，找到了中国的前进方向，而且人民也开始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带给他们明天。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经历了109年的不断战火后，中国人民终于都能够过上自由和平的生活，然而回忆当中的战火烧得依旧猛烈，我们必须居安思危，时时刻刻反省自己，谨记历史的教诲，谨记自己的处境，自尊自强，不再受辱。
而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进行了纠正，但并不彻底，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1966年5月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党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江青集团的艰难曲折的斗争，使得“文化大革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国民经济虽然遭遇巨大的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在国家**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依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心的局面，这一切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果，但是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本应取得更大的成就。
尽管经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次严重挫折，但是从总体上来讲，在以毛泽东未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下，新中国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进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主义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随后开始的改革开放事业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人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国人民定以此为戒，努力开创属于自己的自由、富强的时代。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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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之探析鸦片战争的论文范文
[摘要]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它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以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落后的大门，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运动方向，它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同时，它既对中国近代化起到促进作用，也对中国近代化起到抑制作用。
[关键词]鸦片战争；近代化；关系。
在中国，近代化也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就是实现社会的转型，即从中世纪社会转化为近代社会。近代中国百余年的历史发展，外国列强的侵略与中国人民反抗，无数仁人志士寻求着强国之梦。中国的近代化，也随着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帝反封建中诞生了。
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了，清朝统治阶级中的某些有识之士，试图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以维护清朝统治。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以奕诉、曾国藩等人为代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他们引进了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培养了适应近代社会需要的人才，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社会结构的转变。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封建等级结构，鸦片战争以后，封建等级结构发生了动摇。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在名义上权力如前，实际上大不如前。政令难以完全贯彻，八国联军侵华，皇太后和皇帝逃难。反侵略战争的失败，让武官失去了社会地位，文官在洋人面前也唯唯诺诺，使广大民众对官员失去了信任。这时下层受到不平等待遇的百姓开始追求平等、自由和人道。如浙江的“堕民”、“丐户”在雍正年间被允许开豁除籍，但多数人没有能够实现，光绪末年他们再兴抗争，得到平民的支持。
随着近代产业和近代商品经济的出现，产生近代的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资产阶级主要由三种人员构成，一是从买办转化来，即买办中的一部分人，有了自己的资本，开设近代企业；二是由传统商人和官绅、地主转化而来，经营的是近代企业，还有一些华侨加入这个队伍；三是洋务运动中，政府经办企业，一部分主事的官僚成为资产者，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里，有着一些原来买办出身的人参与进来。中国的工人阶级在一定意义上说，比资产阶级产生的还早一些，因为外国在华开办企业，使用一些中国雇员，所以近代的码头工人、海员、船舶修造工最先出现，及至中国有了近代民族工商企业，一批产业工人诞生。
二、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
鸦片战争后至19世纪末，中国近代化的基本情况是：第一，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体制，已开始解体，中国经济已基本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第二，在政治上清王朝统治危机重重，使得统治阶级不得不向近代化倾斜，推行洋务运动，实施“同光新政”等等；第三，在思想文化上西方资本主义的近代科学技术及社会文化的书籍，逐步输入。北京同文馆先后译成《万国公法》、《格物入门》、《化学指南》等西书26种，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化的作用。
鸦片战争，是英国为了毒害中国人民、阻止中国禁烟而发动的一次侵略战争。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具有两面性，既有促进作用，也有抑制作用。
(一)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化的促进作用是：1.迫使中国人睁眼看世界，承认自己落后，逐步消除“上国天朝”、“惟我独尊”、“夜郎自大”等虚骄之气，引进近代化生产技术和社会制度，把自己变为资产者；2.输入机器和近代生产技术，在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开办了几百个近代大机器工矿和交通企业，大大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过程；3.外国在华近代企业的示范作用。外国企业在使用机器、培养技术工人、以及经营管理等方面，对后起的洋务企业和民营企业都直接和间接地起着示范作用；4.培养近代技术人才。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帝国主义，通过在华企业雇用中国职工，受中国聘用的技术人员，接受中国留学生等各种渠道，为中国培养了大批近代人才。
(二)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化的抑制作用：1.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特权。中国民族企业发展受到严重的限制，其处境十分困难；2.在铁路运输方面，据资料显示1896年至1914年之间，西方国家所投入的资本总额超过2.92亿美元。在1万多公里铁路的修筑中，有超过90%的资本为西方资本；3.在金融市场方面，鸦片战争以后英国汇丰银行长期垄断我国的金融市场，致使我国的民族金融市场发育缓慢。鸦片战争使西方国家控制我国的经济命脉，严重阻碍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总之，鸦片战争后，世界在走向中国，中国开始融入世界，中国开始从传统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迈进，这应该说是历史的巨大进步。近代化也正是从这种意义来讲的。近代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中国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追求确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的历程，这一过程与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过程相互伴随，相互促进，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呈现出明显的层层推进，急速深入的逻辑发展特征。近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追求近代化的脚步急促而悲壮，一刻也未曾停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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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新乡地处河南北部，历史悠久，自然条件优越，在历史上是传统的北方内陆城镇。晚清时期，新乡与沿海城镇相比受到西方文化冲击较小，社会形态未发生明显变化。但到了20世纪初，随着京汉、道清两条铁路交会于新乡，使新乡城市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新乡的历史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深深影响到新乡近代建筑的发展，因而对于新乡近代建筑的研究有助于探究新乡近代城市发展和近代建筑史。有鉴于此，笔者结合相关材料，对新乡近代建筑发展过程进行分期研究，总结各发展阶段的特点，探究其发展规律。
近代新乡建筑发展的萌芽期。
（1840年至1900年）。
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在1840年至20世纪初，新乡的当地建筑仍以传统明清建筑为主，建筑材料以传统的土、木、砖、石为主，延续着以木构架为主的结构体系。但随着西方宗教的日渐传入，新乡出现了一批教堂建筑，其建筑形式多为西式和中西结合式，这也是新乡最早的新式建筑。这些新建筑对新乡建筑面貌的改变并不明显，当时建筑仍以传统民居为主。
這一时期新乡最具代表性传统的民居应为位于今原阳胜利路的夏家民居，宅主是当时阳武县（今属原阳县）最大财主夏家。夏家民居至今仅主院保存完整，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主院是北方民居传统的四合院建筑，有三进院落，房屋74间，皆为硬山顶灰瓦建筑。院落规划整齐，坐西面东，屋顶上有五脊六兽，古朴典雅，浑厚庄重，夏家民居是典型的对称式布局。除夏家民居外，新乡现存的清末民居还有位于凤泉区前郭柳村的宋家民居，位于红旗区北关一带的付家大院、游家大院，以上各处民居皆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始建于1882年的卫辉南门里天主堂是新乡最早的教堂，意大利神父白玉华于1897年进行扩建。该教堂规模宏大，房屋百余间，为中西结合式建筑。该教堂主殿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中国庑殿顶式的殿身实体，二是仿古罗马柱廊的殿身虚部，这是西方建筑样式第一次出现在新乡。这一时期新乡还有建于1884年的新乡县牧野乡天主教堂，1901年建成的原阳县天主教堂和1902年建成的获嘉县中和镇天主教堂，这些建筑均为中国庑殿顶与古罗马柱廊的结合。虽然这些建筑数量少，但对周围建筑影响较大，模仿者日渐增多。
近代新乡建筑的繁荣期。
（1900年至1937年）。
20世纪初，随着京汉、道清两条铁路通车，新乡成为两条铁路的交会点。交通的便捷拉近了新乡与天津、汉口、武昌等城市的距离，人员和物资的快速流动极大促进了新乡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和新文化的传播。同时，这一时期外国资本大量进入河南，大量外国企业直接在河南投资设厂，进行工矿业生产。在以上因素的推动下，新乡兴建了大量新式建筑，近代建筑类型、技术、材料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西建筑风格不断得到融合、混存，城市面貌得到很大改变，当地出现了近代建筑的繁荣景象。
一、住宅建筑。
这时新乡的住宅大多是传统形式的延续，依旧保持四合院的样式，但有些住宅采用了新的建筑工艺。在传统住宅中也分化出新式的住宅，这些住宅不仅使用了新材料、新技术，而且在建筑形式及功能上有了明显改变。
徐世昌公馆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传统住宅，现位于辉县牌坊街，创建于民国初年，为徐世昌在辉县活动期间（1909-1911年）的办公场所，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公馆“原有建筑占地十余亩，左中右三穿三进，九院相连，皆为四合院，主院穿厅……青堂瓦舍，朱门丹窗，方砖铺地，回廊相连。”（《辉县文史资料》第9辑）。
新乡北关劳动路上的李家大院是新乡市区规模较大的中西结合式住宅，为民国时期新乡商人李裕达及其三个儿子的私宅，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建筑群既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如墀头、梁枋、雀替、如意头、莲花束腰柱础等饰物，又掺杂较多的西方建筑设计手法，如精美线角、雕花、门旁扶壁假柱上的涡卷等。”（《河南近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年，282页）该建筑使用油毡沥青豆粒砂屋面，为新乡地区最早使用新型防水屋面材料的住宅。
卫辉城内健康路丽湖花园内的王家大楼，建于民国初年，为近代民族实业家王锡彤私宅。大楼为砖木结构，青砖墙基，具有明显的西式建筑风格，是新乡近代住宅建筑的代表作，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王家大楼整体为正方形，前面有半月形凉台，四周有双柱走廊。穿过凉台是宽敞的会客厅，客厅东西各有一室相对。绕过影壁有南北走廊，南北走廊和东西走廊成“t”字形，所有房间在“t”字形走廊两边，室室相对，20余间，上下两层基本相仿，上下楼梯均在后部。该建筑样式精巧，美观大方，是独具一格的近代优秀建筑。
二、工业建筑。
新乡的近代工业自20世纪初起步以来，逐渐兴建了一批纺织、面粉、冶铁等工业企业，这些企业的厂房多为单层砖木结构，内部空间宽敞，车间有适宜的生产环境。同时，新乡也出现了多层的厂房和数十米高的烟囱。工业建筑的发展充分说明建筑的发展适应了新的工业生产技术发展的要求。
这期间新乡兴建的大型工业企业，主要有通丰面粉公司和宏豫冶铁公司。通丰面粉公司位于新乡卫河北岸，西临京汉铁路，主要建筑为一栋五层砖木结构制粉楼，砖墙承重，木梁木楼板。木梁板在震动较大的面粉车间可有效地吸收一部分动荷载。宏豫冶铁公司建于1923年，位于新乡市卫河北岸黄岗，东临京汉铁路，是新乡最早且规模最大的一家私人冶铁企业。该工厂建筑布局、房屋结构、造型都依照工业生产所需而设计，其标志性建筑为一座30米高的烟囱，外形修长，粗细得体。宏豫冶铁公司的烟囱与通丰面粉公司的五层制粉楼相互呼应，构成当时新乡卫河北岸的一大景观。
三、公共建筑。
伴随着新乡近代化城镇的发展，医院、文化场所、学校、车站、办公楼等新式公共场所开始出现，展示出近代社会变革中的新乡面貌。始建于1903年的博济惠民医院，旧址位于卫辉市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内，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该建筑为西式风格，后于1920年完成扩建，为砖、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主楼为四层内廊式双面病房楼，中厅设楼梯，两侧对称布置，并设有暖气和隔火墙。该建筑集中体现了中西合璧的风格，西洋古典建筑的砖石结构再加上传统样式的屋顶，是中国建筑从传统建筑到现代建筑过渡的一个典范。同时，这一时期新乡还有同善医院和国光医院，这些医院布局合理，造型简洁，为近代医疗卫生建筑的代表。 新乡文化建筑出现较晚，直到1927年冯玉祥主豫，文化建筑才有一定发展。1927年以后，新乡新建的文化建筑主要有惠祥戏院、中山图书馆、新声戏院、河朔图书馆等，而1934年建的河朔图书馆当属这一时期代表性的文化建筑。河朔图书馆位于新乡市卫滨区一横街北头的卫河公园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34年，一期工程即三层宫殿式办公及阅览大楼动工，1935年8月竣工并投入使用。河朔图书馆为近代著名建筑大师杨廷宝设计，是一座“工”字形宫殿式三层砖钢筋混凝土建筑，为新民族形式建筑，具有中国民族特色与西方科学技术相结合的特点。主楼外观为民族建筑风格，里边是西式设施，光线充足，馆内有新闻杂志社、文物陈列室、演讲室等，可容纳300余人在此阅览。
自20世纪20年代，新乡的近代教育有了快速发展，一大批近代教育建筑发展起来。1913年建造的卫辉中学堂教学楼，是新乡地区现存最早的教学楼。该教学楼为二层砖木结构，“采用了上下拱券外廊、突出的女儿墙、推拉式玻璃大窗、附墙壁柱等近代建筑处理手法，使用玻璃、红机瓦等新建筑材料”（同上，121页）。1930年建成的私立静泉中学（今新乡市第三中学），位于新乡市姜庄街今市卫生学校院内，该学校续建的“廿一”教学楼为砖木结构三层双面楼房，门厅地坪使用了水磨石。建于1933年的获嘉县中和镇天主教堂学校，为两层砖木结构楼房，“教学楼门窗过梁、基础圈梁和雨篷，均使用了钢筋混凝土材料，其中全悬挑钢筋混凝土雨篷建筑，在新乡是第一次出现。此外，还采用了單斜梁两侧双悬挑踏脚板式的木楼梯，亦属本地少见”（同上，121页）。
道清铁路新乡车站于1904年建成，后为方便旅客，于1910年新建车站票房一座。该票房位于新乡车站北端，今建国路西侧，为英国人设计。站房9间，坐东向西，设厕所、月台、风雨棚，仿西欧票房样式。票房由四个功能区构成，功能区内部开门，相互通达。四个区中北区办公、调度，南区售票、后勤，中间两区候车。
建于1933年的新乡第四督察专员公署办公楼，位于今新乡市东大街路北，该建筑为新乡行政管理机构和最高行政长官的办公场所。办公楼坐北朝南，为二层砖石结构房屋。主楼为东西走向，东西两端有南北走向的端楼，因而整个办公楼为中轴对称的“h”形。主楼正面立红漆柱四根，鼓石柱础。楼内为双面内走廊，楼上楼下平面布置相同，每间房设两个平开玻璃窗。整座建筑布置紧凑，造型朴实清新，堪称佳作。
四、市政建筑。
由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铁路沿线城市集中，新乡原有的城区已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需要，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开始突破城墙的制约，向人流、物流比较方便的火车站附近发展，形成新的城区。新乡新城区的建筑多数放弃了传统设计和规划，多采用西式或中西结合的建筑样式，使用更为先进的技术和材料，其功能也更为多样。
在铁路没有通车前，新乡的商业街区位于临近卫河的北门一带。随着铁路的通车，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老城北门外沿卫河商业区开始向旧城西部方向的火车站发展。于是在1915年前后，在新旧商业区中间开辟了一条通道，从北门外沿河街，经石榴园、姜庄街、新华街至火车站。这个区域逐渐被民宅和商铺填满，形成了以中山大街（今新华街）为主的新城区。人口增加、店铺林立，商店多为高门脸和门窗洞口加线饰等西式建筑风格，采用水泥饰面和玻璃橱窗等新材料。民国10年（1921年），由火车站至水阁门，修西站马路。民国20年（1931年）后在火车站东、卫河南岸建中山大街、保安街、斜街、疏河街、姜庄前后街、菜市街等街道。这些街道条块结合，构成卫河南岸街区。同时，在1933年成立城关马路工程委员会，专门整修道路，又将新城区西站马路、中山大街、姜庄街、石榴园、民族路等马路修筑成碎石碎砖路面，还为中山大街、民族路、建国路等马路安装了路灯。通丰面粉公司于1919年在卫河上修建了一座桥，取名为“通丰桥”，此桥原为简易木桥。1933年国民党华北办事处将此桥改建为钢筋混凝土桥，改名为华北纪念桥，为新乡第一座钢筋混凝土桥。桥长35米，宽6.6米，石墩、水泥梁，内衬道轨为筋，棱形红石铺面，8根1.5米高铸铁杆桥灯，为新乡市第一座现代化桥梁，方便了卫河南北交通。在今姜庄街与胜利路交叉口处，民国年间还有一座下方上圆最上为尖顶并镶有机械钟表的装饰建筑，当地人称之为“钟楼”，用以报时之用。华北纪念桥、钟楼与同一时期建造的河朔图书馆、第四督察专员公署办公楼，被新乡百姓称为新乡20世纪30年代的“四大建筑”。新式市政建筑的大规模修建，使城市面貌也相应发生变化，马路宽阔，洋楼林立，门窗也均刷油漆。
五、园林建筑。
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城市内园林建筑也有所发展，这一时期新乡出现两座公园，分别为1924年修建的暴张公园和1927年修建的道清公园。暴张公园是为了纪念暴质夫、张宗周而建，两人为民国初年豫北的革命者。暴张公园位于新乡姜庄街，园内设有暴张纪念堂、衣冠冢、八角亭等。暴张纪念堂建在公园迎门处，是公园重要建筑，现位于新乡市卫滨区武警支队院内，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纪念堂坐北向南，“单檐歇山顶，正脊、垂脊、截脊用灰瓦砌成，四面建回廊。四壁用青砖砌墙，檐柱抱在墙内”。暴张纪念堂建筑式样别致，与之类似的近现代纪念性建筑并不多见。1927年修建的道清公园位于火车站东边的建国路，为爱国将领吉鸿昌所建。道清公园虽规模不大，但环境优美，具有现代城市公园的雏形。入门处为直形长廊，左右种植翠柏，长廊左右，还各有一圆形花坛，有小径将其分作十二尖角形，构成了国民党党徽图案。
近代新乡建筑发展的停滞期。
（1938年至1949年）。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迅速由京津地区南下，新乡于1938年2月沦陷。日伪政权在新乡7年多的殖民统治，致使新乡原有的生产关系被打破，百业凋零，经济衰败，社会倒退。
日军占领新乡后，大力修建军事工程和为其服务的设施，“日本帝国主义在新乡修建飞机场、军政机关及为其服务的金融、商业、邮电、娱乐设施，共建项目58个，建筑面积61799平方米，其中军政设施建筑面积达80%以上”（《新乡市建筑工程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38页）。这一时期代表性的建筑为位于新乡市人民路上的日本领事馆，该建筑平面为长方形，二层混合结构，木质地板，红砖墙，大灰红瓦，四坡式屋顶。该建筑最大的特点是在房屋的基石上有21个通气孔，通气孔直通屋顶四个方形通气孔，通风防潮。领事馆北是领事住处，为日式建筑，开关式门窗，内门和壁柜皆为推拉门，木地板上铺有榻榻米，全部木隔扇，布设讲究。领事住宅路东为三栋日式平房住宅，造型相同。除此以外，在新乡市卫滨区的金家营和八里营现存十座飞机掩体工事，该建筑为拱形，为水泥混凝土结构，异常坚固，很像倒扣地上的大锅，当地老百姓称之为“飞机窝”。这些飞机窝为侵华日军所建，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日伪政权在1943年开始修建引黄济卫工程，计划将黄河水引入卫河。至日本投降时，只将50余公里的总干渠挖掘完成。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该工程加以改造，命名为人民胜利渠。
同时，日伪政权重视新乡的城市建设，曾将新乡列为华北八大城市之一加以规划。“本市于事变后跻于重要地位，人口剧增，拟使成为军事上要点及商工业都市，而策其发达。并应作为政治交通文化经济之地方中心都市，加以计划。”（《北京档案史料》1999年第4期）因此，日伪政权编制《新乡都市规划大纲》，进行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城市建设。新乡规模拟为20平方公里，以京汉铁路东侧为主，从新乡车站往东四五公里，往南三四公里，往北约二公里，包括车站西侧一部分。本区范围东起土马路西至铁路线，南至城南庄，北至中兴街，为一正方形新区。并以孟姜女河为分界线，南面为行政区、住宅区，北面为街市混合区，卫河北岸为工业区。同时，新开6条道路框架，即安城街（今自由路）、中央大道（今解放路）、土马路（今胜利路）、安民街（今平原路）、道尹街（今人民路）、中兴街（今宏力大道）。这一时期，新乡完善、新修大小街巷45条，道路长度11.47公里，面积9.27万平方米。日伪政权按照这个规划大纲对新乡经营多年，对新乡城市建设与规划布局产生较大影响。
1945年秋至新乡解放，兴建的较大工程只有1945年秋国民党新乡县政府为迎接蒋介石路过新乡暂住而建的中正堂。该建筑坐北向南，平面呈长方形，北端设讲台，南端正门有台阶，门厅为三柱拱券，纵墙两侧设休息走廊，间间有高大的砖粉砂浆红廊柱，两端间有传统的倒柱连龙，墙面使用水泥摔毛、拉毛工艺。
结 语。
新乡近代建筑的发展历程，充分体现出近代新乡的社会变迁，是由当时的经济与社会条件所决定的，是科学技术、思想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结合的产物。新乡近代建筑总的来说是把西方建筑风格同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相结合，产生符合现实需要的新建筑。同时，新乡近代建筑局限性很大，在有些建筑类型、技术、材料方面相对单一，高质量建筑少，这表明新乡近代建筑的发展并不充分。
中国近代史之探析鸦片战争的论文范文
自鸦片走私贸易进入中国以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给中国人民的身心带来严重的危害。清政府、民国政府等都有禁烟政策，然而却成效甚微，都没有阻止鸦片在近代中国的泛滥。鸦片贸易横行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是由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共同构成的结果，是当时中国社会内忧外患状况的一个缩影。
一、输入鸦片的帝国主义国家相互竞争。
当时向中国输入鸦片的国家众多，并且国家之间因为利益而相互进行竞争和勾结，这是鸦片泛滥于中国的直接外部原因。西方向中国贩卖鸦片的殖民国家，最早有葡萄牙和荷兰。他们以澳门和台湾为据点，向中国内地输入鸦片，不过数量不大。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成为对华鸦片走私量最大的国家。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英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跃居世界前列，对外殖民扩张也发展迅速。东印度公司是英国侵略东方的殖民机构，它试图以各种方式打开对中国的殖民贸易大门，以便倾销英国商品，但却屡遭碰壁。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以男耕女织、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的封建国家，根本无需依赖对外贸易而生存。因此，鸦片贸易就成为了东印度公司改变不利贸易入超局面的一种手段，确立其对华鸦片政策。甚至最后，英国不惜发动两次鸦片战争，强迫中国接受鸦片贸易。同时，美国独立战争后开始急剧发展资本主义，扩大对外贸易。由于英国对印度鸦片实行垄断，所以美国人另辟蹊径，在土耳其发现了鸦片。土耳其鸦片质量不如印度鸦片，但因价格低廉，在中国市场上竞争力很大。1817年美商又在波斯湾找到新的货源，使得1817、1818两个年度中贩运总数达到4000箱，占各国输华鸦片总数的42%。为了与美国争夺中国的鸦片市场，英国大力增加印度鸦片的产量，导致其价格下降，美国对华鸦片贸易开始处于不利的地位。1821年，为了倾销大量增产的印度鸦片，英国允许美商贩运印度鸦片。英美两国开始相互勾结，扩大对华鸦片的输入量。
二、巨额利润对各方的吸引。
鸦片走私之所以能够兴起并且屡禁不止，根本原因在于鸦片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西方资本主义和烟贩都从鸦片贸易获取了高额利润。以英国为例，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规定，鸦片按照成本300%的高税率进行征税。另外，东印度公司以及后来许多英商洋行以三角贸易方式，将贩卖鸦片所得的现银从中国进口茶叶等畅销品，运回英国本土售出时也需缴纳大量税金，成为英国政府的又一税收来源。以1813年为例，这一年印度上等鸦片“公班土”，每箱成本费用是237卢比，它的拍卖价格，包括印度政府的鸦片税在内，每箱2428卢比，超过原来成本九倍，东印度公司约得其中的三分之二。其次是印度政府。鸦片税是印度政府的大宗收入，它按鸦片成本百分之三百以上的税率抽税，1829―1830年从鸦片专卖所取得的收入超过一百万英镑，约占全年总收入的十分之一。第三是烟贩。因为鸦片是偷运进口的，逃避了纳税。公班土在印度每箱的拍卖价格为1785卢比，在中国的卖价为2618卢比，两者差额为833卢比，折合银洋为四百余元，扣除少数运费等成本外，剩下部分就是烟贩每箱的实际利润。最大的英国鸦片贩子查顿在私信上说，在最好的年头，鸦片的利润高达每箱一千银元。英国鸦片贩子泰勒在1818年说过：“鸦片同金子一样，任何时候我都能卖掉。”鸦片贸易在对东印度公司、印度政府以及烟贩共同有利的条件下，更加快速发展起来。随后，东印度公司采取大量生产、低价推销的政策，鸦片输入中国的数量更进一步增加。
三、清政府的吏治腐败，统治阶级无能。
当时清王朝吏治的腐败、税制的紊乱是导致鸦片泛滥的一个重要的内部原因。由于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与驱动，清朝有不少官员或主动或被动地纵容甚至是参与鸦片走私。鸦片虽然是走私贸易，而且朝廷有令禁止走私贸易，但这种走私其实得到了广东、福建一带官府的默许，几乎形成了庞大的鸦片走私受贿官员集团。以查缉鸦片走私为专责的官府“巡船每月受贿银三万六千两，私放入口”。各级官员也都争相从鸦片走私中获利，“水师有费，巡船有费，窑口有费，自总督衙门以及关口司事者，无不有费。”连英国商人也曾说：“在中国方面，高级官吏与政府人员，对于鸦片走私公开的默许，过去和现在的巡抚，都从中取利。”甚至英国官方也宣称：“因有完备的贿赂制度，鸦片贸易进行得很顺利正常。”官吏受贿的普遍，致使鸦片走私日益猖獗，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偷偷运进了天朝。”并且随着鸦片输入数量的激增，鸦片税也成为清朝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在进口税中，鸦片税约占一半左右，最高时甚至占60%以上。
四、民国成立后的国内状况。
清王朝灭亡后，直到解放前，国家都一度处于战乱与管理的混乱之中，所以在这种国家背景和社会环境下，鸦片便再次泛滥起来。北洋军阀时期中国陷于军阀割据状态，为了争夺地盘，扩充军队，各派系军阀几乎都利用毒品掠夺社会财富，依靠鸦片消费税增加税收来源，有的甚至纵容种植罂粟。于是，鸦片烟毒在北洋军阀时期又逐渐开始流布，甚至出现了一些专业性质的鸦片公司，例如上海的信远公司、公平公司、聚丰公司、三鑫公司等，都是大型专业贩毒公司，其后台则是军阀和外国侵略势力。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从1927年9月至1928年4月颁布了许多禁烟章程及条例，但起初主要采取“寓禁于征”的政策，即用增加税收的方式限禁鸦片。南京国民政府后期，国产鸦片数量猛增，西南地区成为鸦片的最大产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向中国大肆输入鸦片和其他毒品，将东北地区变成日本推行鸦片专卖的主要基地，并建立全国性的贩卖网，使鸦片在中国又一次泛滥成灾。
五、小结。
从探析中我们可以得出，想要真正的杜绝鸦片、毒品的泛滥，首先国家需要拥有独立的主权作保障，当时我国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的二半社会，内忧外患，民族矛盾是当时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寻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解决人民苦难的最关键的前提。其次需要大力发展经济，当一个国家经济强盛，才能在国际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在近代西方国家逐步的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生产力得到大幅的提高的同时，清政府却还在“闭关锁国”，停留在“天朝上国”中止步不前，封建制度严重阻碍着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使得我们在经济上，军事上、科技上等领域落后于西方，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性将我们强行拖入它们的利益纷争中。同时，鸦片的禁止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做基础，而当时的近代中国社会因为政权的更迭，始终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能够长期统一国家、保护人民，社会处于治理的混乱之中。最后，当时清朝政府的日趋腐败，导致国家的治理更加涣散。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府，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因此，鸦片在近代中国的泛滥是有着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多重因素所共同导致的，是中国人民在近代苦难的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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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淑敏，胡赤军。近代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主要利益[j].长白论丛，1996.6.
【作者简介】。
蔡艳君(1991-)女，陕西咸阳人，西安邮电大学研究生，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专业。
中国近代史纲要之鸦片战争论文字
1856年5月，美、英、法三使，先后对叶名琛发出修约照会，不得要领。1856年10月8日发生亚罗号事件，叶名琛对英态度强硬，毫无诚意，不赔偿、不道歉，只答应放人，此举令英国方面极为不满，复以英国企图修改《南京条约》亦遭清朝拒绝。10月23日，英军开始行动，三天之内，连占虎门口内各炮台。27日，英舰炮击督署，叶“危坐二堂，绝无惧色”。29日，英军攻入城内，抢掠督署后退出。12月，洋行夷馆被毁，尽成灰烬。一艘自广州开往香港的英国邮船遭劫。1857年1月，英军焚烧洋行附近民宅数千家，后退出省河。
另一方面，法国神父马赖之西林教案，广西知县并无循西方通行途径处理，在没有告知法国领事馆的情况下处死马赖，令法国方面极为不满。中国违反了应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领事的条约义务，导致现今仍无法确定马氏涉及清朝主张的死刑罪行。英法两国遂以此为由联兵攻打中国。英法还联合美国，但美国仅以外交支持。俄国外交代表以东正教团监护的身份早先混入北京，后来则以调停人的面目出现，借机渔利。
第一次英法联军。
入侵广州。
1857年9月英法联军抵达广东洋面。11月，英使额尔金、法使葛罗、美使列卫廉与俄使普提雅廷齐集香港。12月12日，额尔金、葛罗分别对叶名琛发出以10日为限的通牒，12月28日英法联军对广州发起攻击，次日攻陷。1858年1月5日，俘虏了总督叶名琛。
1月9日英法总局宣布与刚被复职的巡抚柏贵（实际为魁儡）共同治理广州，并于2月11日自行解除封锁和恢复广州的对外贸易，广州便一直由英法联军控制直到战争结束。
1858年3月，四国公使同往上海。两江总督何桂清要求他们返回广东。而四国公使决定集结军舰，北上天津。4月中旬抵达白河口。4月24日，再照会北京，限六日内派全权大臣谈判。直隶总督谭廷襄斡旋拖延。然后同4月英法联军北犯大沽口。
第二次英法联军。
大沽口战役。
5月20日，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炮台，兵临天津。6月13日大学士桂良及吏部尚书花沙纳与俄国特命全权大臣普提雅廷首先签订《中俄天津条约》。6月23日桂良和花沙纳在天津海光寺与英、法、美三国代表分别签订《天津条约》。
1859年6月，英法发舰带同新任驻华公使，前往北京换约及建立使馆。按西方惯例，咸丰帝得接见代表本国的公使见面。而咸丰不欲与外国使臣见面，于是命僧格林沁暗中诱击两国部队，双方在大沽口发生炮战，英法军受创而去。
第一次大沽口之战。
1857年12月广州被攻陷后，英法军意图继续北犯，逼迫清朝签订条约。1858年4月，英法军舰载有2600多人抵达大沽口。5月20日联军以6艘炮艇掩护陆战队近千人向炮台侧面登陆，清军发炮反击，杀伤近百位联军士兵。直隶总督谭廷襄却弃守逃亡，炮台守军孤立无援，清军大约300多人战死，南北炮台陆续被联军攻占。5月26日联军沿河到达天津城。6月中在英、法、美、俄公使的胁迫下，清朝签订了天津条约。
第二次大沽口之战。
经过第一次大沽口战役后，僧格林沁奉命加强防务，修复战后的炮台。1859年6月20日英、法、美三国公使到达大沽口外，清政府要求公使往北方北塘登陆，并由清军保护到北京换约，但遭到拒绝，双方不久便展开战争。
6月25日，英法联军发兵进攻大沽口，英海军司令贺布亲自带领12艘军舰从拦沙江开往海口，下午3时贺布下令攻击炮台，清守军也开始发炮反击，火力充分发挥下，过不久多艘英法军舰遭受损伤，贺布本人也受伤。下午4时有4艘联军军舰被击沉，过了一小时后贺布下令从海口南岸强行登陆，但还是被清军炮火轰击造成死伤，而且地面泥泞难走。英法联军也遭到清守军及从新河来增援的骑兵攻击，到了晚上联军再继续进攻，但又有死伤，激战整夜后联军撤退到杭州湾。这也是鸦片战争以来，清军唯一一次的胜利。
第三次大沽口之战。
由于联军的进攻失败，引起英法方面极度的不满，联军便大举入侵大沽口。先从北塘登陆后陆续拿下新河、塘沽，接着从大沽炮台北侧进攻，清军在奋战后溃败，北炮台被联军攻下。之后僧格以咸丰帝的命令放弃南炮台，剩余清军撤退到天津。自此大沽口完全落入联军的控制。
进军北京。
1860年7月英法援军大举来袭，在大沽口击败清军后，北上进兵天津。8月23日清朝派钦差大臣桂良、恒祺与联军代表额尔金在天津议和。无奈由于驻军北京问题导致议和失败，联军继而进军北京。
清政府再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到通州南张家湾议和。由于双方争执不下，谈判再次破裂，并掳去英国派往负责洽谈停火之谈判代表巴夏礼和士兵等39人。随后英法联军攻陷通州，进而在北京东郊八里桥与清军决战，僧格林沁部全军覆没。9月22日咸丰帝等则以北狩为名逃奔热河避暑山庄。
10月13日，联军从安定门攻入北京。联军发现清军将英法使节团多人虐待至死，遂决定报复中国之野蛮行为，及教训中国皇室以后不得蔑视英国及法国。联军洗劫和烧毁了圆明园和静宜园。圆明园大火持续了两天，300多名太监和宫女葬身火海。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曾对此给予强烈谴责，称之为“两个强盗的胜利”。
10月，联军以焚毁紫禁城作为威胁，迫使恭亲王奕欣出面代表议和，除了完成《天津条约》的换约外，加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以为《天津条约》的补充。
续增的条款包括：
•开天津为商埠。
•割九龙给英国。
•准许华工劳务出口。
•将已充公的天主教教堂和财产发还，法国传教士可以在各省任意租买田地，建造教堂（此条系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孟振生私自在中文本上所加）。
•对英、法两国赔款各增至800万两白银。
浅谈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的论文
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清朝前中期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十分繁荣，尤其康熙、乾隆、雍正三朝，经济发展迅速。但是在平和的环境下，社会风气逐渐走向奢侈糜乱，光鲜之下矛盾暗长。清王朝统治者在落后的封建观念统治下，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使清王朝陷入了不与外界沟通的封闭状态，国家发展陷入停顿，逐渐由盛转衰。而当清王朝逐渐走入没落之时，欧洲各国却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以英国为首的欧洲资本主义各国逐渐完成了资本主机原始积累，相继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具备雄厚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时，为了扩大海外市场，它们逐渐把目光瞄准了中国。
一、鸦片战争概述。
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到十九世纪，英国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并额逐年增多。英国资产阶级极力向中国倾销鸦片以抵御贸易的入超，妄图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在这一过程中英国大发鸦片财。中国方面白银大量外流，人民饱受鸦片摧残，精神和健康受到严重伤害。道光帝派遣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禁烟，林则徐把收缴的鸦片在虎门海滩集中销毁，这就是著名的“虎门销烟”。
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出兵，但清政府并未在沿海地区积极备战，导致当英军来袭之时清军变一触即溃。战争期间，中国人民积极抗英，涌现了三元里抗英斗争等反侵略斗争，充分展现了人民对侵略活动斗争的决心和强烈的爱国情操，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清政府战败收场，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二、鸦片战争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一)传统观念的变迁。
中国的文明诞生极早，是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在周边国家中，中国的文明发展程度一直是最高的，即使被周边落后的少数民族用武力征服，中华文明强大的包容力和融合性最终也会将之同化化作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同时中华文明也以其强大的影响力辐射了周边国家，形成了深远影响。因此中国自古养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天下的观念而非国家观，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理念，视周边的民族皆为蛮夷，认为中国就是天下之中心。石介先生的书中曾提到“天出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中者为中国，居天地之偏者为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
我们能看到这时国人已视自己置身所在即为世界的中心。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中国即为中央之国，周围的蛮夷国家都应该向中国称臣纳贡。在“天朝上国”的骄傲自满中中国对所谓的“洋夷”不屑一顾，这种洋洋得意的自满被带到了鸦片战争之中，清政府认为英国还是一个未开化的民族，甚至当时有的官员向皇帝献策称洋人的腿是不会奔跑的，因此对付他们只需要用竹竿将他们击倒。直到经历了鸦片战争清政府的惨败，时人才认识到清朝“天朝上国”不过是自己编制的美梦，被认为野蛮未开化的夷人已经将自己超越。少数的饱学有识之士开始了自强的道路。从“经世致用”到“开眼看世界”，从“变古愈尽，变民愈甚”到“师夷长技以制夷”，“天下”的观念向“世界”的观念逐渐转变。所以直到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中国的以“国家”而不是以“天下”自称的观念才逐渐形成。
(二)现代教育的萌芽。
除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鸦片战争后西学的传播还是中国的现代教育的重要条件。其中洋务运动时期的洋务教育是中国现代化教育的萌芽阶段，在中国教育史中它是不能抹去的重要篇章。洋务教育主要有三个方面：洋务学堂为中国培养现代化人才，留学教育把学生送往欧洲接受先进教育，翻译西方的优秀著作传播西方先进知识。洋务教育是现代教育的萌芽，它使中国的教育由传统的模式向着现代化模式转变，这是对旧中国已经无法满足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封建式教育的一次彻底否定。中国的近现代教育从此拉开了序幕。
洋务派的洋务学堂无疑应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位。正是洋务学堂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最初的领地，为传统教育在形式上的逐步解体创造了条件，从而也为中国教育正式启动教育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作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和中国近代首次教育价值与道路选择，洋务学堂以缩影的形式充分体现了国人在中西文化冲突的初级阶段对教育问题的思考和处理。它的办学得失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道路的选择，乃至对我们今天的教育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具体来说，洋务学堂改变了传统的教育观念并冲击了陈腐的科举制度，促进传统书院进行改造；洋务学堂是中国近代教育避免了殖民化的前途，代表着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方向等。洋务学堂尽管在客观上开启了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在“变器不变道”办学思想的支配下，洋务学堂仅仅是引进了西方的工艺技术，却失掉了作为技术根本的科学精神；试图保持传统的人文教育，但事实上却僵化和削弱了人文教育，这些都引导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走进了狭窄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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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摘要：在大学学科教育里，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等许多学科都能帮助大学生真正寻求到到社会的价值观，能够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观念。本文笔者主要就中国近代史教学与思想道德教育进行阐述。
关键词：高校教育中国近代史思想道德教育现状重要性强化教育。
在大学学科教育里，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等许多学科都能帮助大学生真正寻求到到社会的价值观，能够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观念。在中国近代史的教材中，列举了许多的事例，这些事例蕴含着有丰富的思想道德教育内容，这些具备道德教育的事例，给学生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能够最大程度地培养学生的道德观念，提升大学生的道德情操，从中国近代史的学习中了解公民在社会中应该尽到的责任和可以享受的权利，从而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集体主义思想。
一、当前我国高校中国近代史教学中的思想道德教育现状。
高校学生不同于初中生，高中生，他们对于学习历史有自己的特点，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只学习书本上的内容，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书本背后的知识，书本外可以延伸的东西，针对高校学生学习历史的这些特点，高校教育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进展也很顺利，学生的素质也得到了全面的提高。但是，在高校当前的历史教学中开展思想道德教育，依然存在不少的问题。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部分教师思想更新不够，还在运用传统方式开展教学，只强调传授知识，就书本而进行教学，课堂上思想道德教育喊得响，但都是学用脱节，表里不一，仍然流于形式，并没将中国近代史中的思想道德内容与大学生的生活实际有机结合；二是一些老师教学方式单一、陈旧，还在沿用以的老套路，还是传统的“口耳相授”，他们不想花时间去制作多媒体课件，没有想到调动学生学习性；三是没有积极开辟中国近代史教学的第二课堂，出现就书本内容进行书本教育的情况，思想品德道德教育的效果不佳；四围是教学中并不关注学生的主体情感和生活需要，课堂上更多的是大话、空话和套话，没有紧密联系实际，学用脱节，知行脱节，没有真正做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这样的教学模式注定会导致高校中国近代史教学效果不好，出现思想道德教育的缺失，究其原因，主要是当前不良的社会文化影响了学生的思想，导致学生出现道德问题，而教育教学模式还囿于原有思维模式，受到传统观念的阻碍，改革一直推进不理想。当今社会中的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观念严重影响学生正常道德意识的形成，这些消极的反面现象，严重摧残着学生的身心。部分学校德育工作者也受到影响，从而让学生逐步失去学习历史的兴趣，历史的学习对于他们来讲，可有可无，没有任何价值。
加之，当今社会上的许多家庭中家长错误的认识也成为影响高校学生道德意识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学生在历史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建立的思想道德意识与社会生活中相抵触，在生活中并不适用，甚至遭到大多数的讽刺、嘲笑，这些现象的存在，让高校课堂中的教育与学生生活距离越来越远，一些学生由相信这些观点到怀疑这些观点，到后来公然反对教师的观点。历史教师的教学中也存在偏离正确教育导向的情况，教学中重知识，轻能力，重结果，轻过程，重表现，轻内在，观念极为落后，自身素质也不高，大大降低了教学内容对学生的影响。历史知识浩如烟海，包罗万象，信息量世大，师生之间在课堂中缺乏互动，一些教师拿着国家发的工资，安逸于轻松的教学，的巨大信息世界，但师生之间互动作用发挥得并不明显，整个课堂死气沉沉。
二、当前我国高校中国近代史教学渗透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英勇无畏的中国人并没有被吓倒，更没有屈服，他们奋起抗争，积极探索救国之路，为的是让国家定富强，社会安宁，人民幸福。让高校学生通过这中国近代这段历史的学习和理解，进一步加深大学生对人文主义精神的认识，培养大学生们健康的审美情趣，在了解当时国情的同时，增强与革命先烈的崇敬之情，激发学生树立追求真善美的热情，培养学生大我的的人生境界。让学生深入学习和认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让学生热爱并乐于继承中化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正确的，积极的，向上的，进取的人生态度，激发对祖国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培养学生坚强的意志，建立起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使学生树立为国家作贡献，为社会努力，为人民服务的伟大的人生理想。
通过对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学习，强化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加深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充分认识到人类在发展中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在不断的学习和成长过程中，增强明辨是非的能力，能自觉做到真善美，杜绝假丑恶。在中国近代史上渗透思想道德，为高校的德育工作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三、要强化在高校中国近代史教学渗透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力度。
牛根生说：有德有才，破格重用；有德无才，培养使用；有才无德，限制录用；无德无才，坚决不用。从这位知名企业家的言语中看出思想道德的重要性。思想道德教育是学校的终极目标，是历史教学的一个永恒主题。在中国近代史的教育中，教师要培养学生正确的道德观念，明礼知耻，崇德向善，让学生形成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树立正确的历史意识、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公民意识。
教学中，合理使用教学方法，可以使用移情体验法，在学生眼前、脑海中再现历史情境，从而形成道德表象；可以使用对比法，让学生在鲜明的历史对照中深入深化道德认识；可以使用故事法，吸引学生注意力，激发学生兴趣，增强学习历史的积极性。总之，教学中只要能让学生专注于历史知识的学习，教师就要不断致力于教育方式方法的创新，让中国近代史中思想道德教育效果更好，影响更大。
参考文献：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每当提到孙中山，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是振奋，是热血，虽然他所在的年代离我们很远，但他对我们国家、对每一个炎黄子孙所做出的贡献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他是一个伟人，他的伟大是任何人都无法取而代之的。
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我作为一名普通的大学生，也想发表一下个人对孙中山先生的感受，斗胆对这位伟人做一下评价。
一、伟大历史地位。
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这段话已经大概反映了孙中山的部分伟大贡献。具体来说，他的伟大贡献有：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1、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光辉旗帜。他系统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纲领--三民主义，并为之奋斗了终生。先生刚强不屈，连遗言都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2、推翻封建帝制，捍卫共和制度。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推翻了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创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先生最大的历史功绩。为了维护之后的共和，从护法到北伐，孙中山先生时刻都没有停歇。
3、孙中山先生晚年更加进步，促进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成立，直接推动了国内第一次革命高潮的来临。他对三民主义作新的解释，成为了国共合作的基础。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支持下，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孙中山与工农日益接近，他参加工农群众的集会，称赞工农是革命的先锋和基础，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
他是全面推动中国进入现代化的先驱，是对中国经济现代化进行总体规划的开山祖。他是中国政治经济现代化之重要阶段性人物。他较全面地整合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重要成分，包括宪政民主，人民主权，权力分立制衡，与社会主义等等。
孙中山先生作为革命的先行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极具意义的。他的人生都在为人民而奋斗，他最后留下的政治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让人心酸心痛，但是国人更加热血沸腾，为之更加努力！
二、高尚的思想修养。
孙中山先生常以“修身岂为名传世，作事惟思利及人”自勉；修身，是指修养身心，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水平。而我们的孙中山先生就是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平，不断修身以齐家，治国。胡适先生曾说过，中山先生所以能至死保留着他的领袖资格，正因为他终身不忘读书，到老不废修养。可见中山先生是很重视自身的思想修养。
命也是救人。治病只能救少数的几个人，而革命能救千千万万的天下人，在国家危机的时候正需要有人站出来，而孙先生就是这样的人。孙中山先生所处的时代，正是国家危难之时，无人知晓国家的命运将会如何。他敢于用自己的力量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他个人的力量是薄弱的，但他敢于站出来，这是挺身而出的精神，这种敢于担当历史国家重任的宝贵精神值得学习。他启迪我们当代大学生要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必要时候挑起国家重任。
孙中山先生拥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中山先生积极投身革命，然而革命道路总是充满曲折的，极其需要坚定的意志才有可能成功。广州起义失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然而，挫折面前，孙先生没有丧失斗志，而是愈挫愈勇。孙先生在谈到自己的革命经历时说道：“文奔走国事，三十余年，毕生精力尽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不能屈，穷途之困苦不能扰；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勇，再接再厉；用能鼓动风潮，造成风潮。”他的政治遗愿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可见他的信念有多么的坚定。他这种坚定不移，不达目标势不摆休，屡败屡战的精神令我深深感动。
中山先生的良好思想修养是很有口碑的。他的崇高思想修养让世人折服，让后人深深感动，让我们都敬仰万分。纵观孙中山的一生，他的全部优良品质可用“天下为公”四个字来概括。他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一个真正以国家、社会、民众、民族利益为重的人，一个真正以建设性的立场推动社会改革进步的人，一个言行一致、表里一致、真正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三、不足与缺点。
在我看来，每个历史伟人都摆脱不了众多正、负面的评价。孙中山政治生涯中，因固执以至与同志反目。例如同盟会时代之章太炎、中华革命党时之黄兴、护法时之岑春煊，皆曾为孙之股肱，而后来反目不相往来。此外，孙对革命的奉献也许很大，但未必如官方所说般远远超过其他革命人士的贡献。但不可否认孙中山在倡导革命思想，组织、领导革命团体都是处于领导者的地位。孙中山为推翻帝制所付出的牺牲与贡献也为多数人所认同。
一些人认为，孙中山在民国建立以后，有多次作为未能贯彻民主、自由、法治等。
精神，例如：二次革命时力主使用武力使中国出现分裂；护法战争时召开非常国会的合法性；组织中华革命党采行秘密会党形式，皆存在曲解、损害民主及法治的表现]。而后孙中山因为不满西方列强不支持其广州政权，党内实行集权之外，转向师法列宁俄国，推动联俄容共，国民党组织机构采行列宁式体制，遭到党内右派与党外西化民主派颇多批评。孙中山逝世时有三份遗嘱，其中一份遗嘱乃是致函苏联。中国国民党也曾于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甚至考虑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只是未为莫斯科同意。另有一些研究认为孙中山对日本的态度有权宜投机的嫌疑。孙中山为换取日本支援革命，曾主张把中国东北，也就是满族的发源地-满洲，让给日本。此种看法与内地十八省“驱除鞑虏”后放弃满蒙西藏的情绪相契。(革命党在长江中游等地使用之旗帜即为十八星旗)然而此类主张虽然在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组织中相当普通，但今日观之缺乏远见。
孙中山为讨袁，企图争取日本反袁。曾在致日本有司小池张造私函中提出与二十一条相匹敌之不利条件。事实上，孙中山革命时期曾颇受日本友人资助，流亡时也曾避居日本。建立共和后企图推动中日合作，曾首先提出大亚洲主义，成为日本大东亚战争的思想根源之一。惟此一战略后来不受日本日趋激进的扩张派势力欢迎，孙中山转向俄国。近代史中，中国领导人于混乱局势下，企图以权宜手段对列强在华权益让步的案例甚多。李鸿章的中俄密约，重庆与延安对德苏互不侵犯、雅尔塔协定、苏日中立友好条约、外蒙古争议性的公投独立等等的沈默，国民政府为求美国支援的让步，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保证苏联支援的让步，后来皆颇多学者批评。
孙中山先生作为革命的先行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是极具意义的。他的人生都在为人民而奋斗，他最后留下的政治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让心心酸心痛，但是国人更加热血沸腾，为之更加更近！更加努力！孙中山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奋斗与救中国。他具有乐天的人生态度，博爱的人生境界，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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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山书信手迹选》，1986年，文物出版社。
3.《伟人孙中山》,2001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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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中山选集》。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摘要]近代中国宪政之路异常曲折。在追求宪政的路上，有林则徐、魏源、袁世凯、段祺瑞、孙中山等人为追求宪政的一次次努力。近代中国的宪政史可以说是一部为强国理想奋斗的历史，一部夹杂着屈辱与不懈奋斗的悲壮史。
[关键词]近代中国；宪政；民主；独立。
一、中国社会宪政化的源泉：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昭示的不仅是典型的现代与传统两种社会体系的冲突，而且揭开了西方与东方两大文明体系在中国冲突的序幕。正是在两大文明的撞击中，中国艰难地开始了宪政化的历程。
林则徐是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四洲志》中辑录了一些关于美国政治制度的资料：“君国大事，关系外邦和战者，均由议会定之，设所见不同，则三占从二。升调文武大吏，更定律例，必询谋和同。”这些介绍虽然过于简单，但已接触到了西方近代宪政制度的最核心的一些东西：实行议会制，少数服从多数，元首任期制。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林则徐的《四洲志》的基础上编写而成，对西方民主、宪政制度的记载比《四洲志》更详尽。该书已经涉及到了议会的地位，议会与国王的关系，议会、国王与各级官员之间的关系，议会与国王的权利界限等制度。关于美国，作者表达了对美国宪政制度的向往。
鸦片战争使得一部分如林则徐魏源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抛却“天朝上国”的幻想，开始睁眼看世界，在与西方人的交流中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宪政制度并且著书立说介绍引进，为后来对西方宪政制度的进一步理解打下了基础。
二、中国立宪的初次尝试：甲午战争与百日维新。
在近代国际环境中，对中国宪政化历程起决定性作用的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及1895年的《马关条约》是近代中国宪政化进程的转折点。甲午战争最终使中国社会进入宪政化阶段。甲午战争对中国体制内外刺激之大，远远超过鸦片战争。这场战争中国被一个过去视为属国的小邦所击败，而这个小邦从事现代化改革甚至比中国还晚约20年。而且，这场战争中国人是被西方人之外的黄种人击败的。
1898年6月11日，在遭受了甲午战争惨败的打击之后，在维新派的极力劝说之下，在经过长时间的思想和人事准备之后，清光绪帝毅然下诏“明定是国”实行变法。可以说，甲午中日战争对中国的宪政化历程起了决定性作用，而百日维新则是中国立宪的初次尝试。
戊戌变法的中心内容之一是体制内的开明派与维新派精英集团合力进行的推动宪政化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资产阶级改良派向清政府提出了“立宪法，开国会”的要求，第一次把资产阶级改良的政治理论运用到政治实践。随之在一系列的内忧外患的压力之下，镇压维新运动的当权者被迫开始了全方位开放，君主立宪作为一种政治和变革思潮在中国开始兴起。“变法”、“新政”和德日宪法模式的抉择。立宪、官制改革、责任内阁制、中央及地方准议会的建立及试验这一系列新观念和新事物在眼花缭乱之中纷纷在中国社会登场。
由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阻挠和光绪皇帝和康有为自身的局限性，维新运动昙花一现，“立宪法，开国会”也只停留在口号上，没有真正实施。但是“百日维新”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光绪皇帝规定的“许官民上书言事”是“百日维新”在宪政建设上所取得的最大成就。“百日维新”是中国以日本为参考下的立宪的初次尝试，但在顽固派的阻扰下，中国失去了实现宪政的绝好机会。
三、抵制革命的幌子：清末预备立宪。
“百日维新”失败以后，中国的宪政历程并未终止。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继续鼓吹君主立宪制，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坚定的走从暴力推翻满清建立民主共和国。
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抛出“预备立宪”的丑剧，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不久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虽然清政府只是把它作为抵制革命维护自身统治的幌子，“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使我满洲朝基础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但是《钦定宪法大纲》第一次将宪法作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使得中国在通往宪政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可是这种纯粹的“皇族特权”当然不会被人民接纳，也无法挽救穷途末路的腐朽清王朝，辛亥革命爆发后，四面楚歌、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发布了近代中国的第一部成文宪法――《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该“信条”同样声明“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皇帝神圣不可侵犯”，但是与《钦定宪法大纲》相比，皇权得到一定削弱，国会权威有较大提高，“皇帝之权，以宪法规定者为限”；“皇帝继承顺序，于宪法规定之”；“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由皇帝颁布之”；“宪法改正提案权属于国会”；“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皇帝直接统帅海陆军，但对内使用时，应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此外不得调遣”；“年度预算，须经国会议决”；“国务裁判机关由两院组织之”。以历史的眼光看，《宪法重大十九信条》是一部比较中立、平衡的宪法，含有“虚君共和”的因素，宪法文本规定的国会之地位，足以与皇权分庭抗礼。
四、中国宪政路上的短暂春天：辛亥革命的成功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
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得“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的观念深入人心，古老的中华民族站在了新的历史阶段，开始新的征程。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众多宪法中最具民主性的宪法之一，它的制度模式仿效美国模式，其民主性体现在“主权在民”的宪政原则和程序性规范两个方面。《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种“主权在民”的宣示，从根本上否定了“主权在君”、“主权在国”等反民主的政治原则以及世袭君主制的合法性。其次，从内容上看，该法的主要部分是涉及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法院组成及选举的程序性规范。虽然迫于当时的情势，有“因人设法”迁就个人的迹象，但是总体上并未规定任何个人和团体的“先定”统治地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使命止于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之时，1913年国会成立，正式的制宪才被提上议事日程，此时袁世凯早已就任正式大总统。先选总统并成立政府，后制订宪法，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顺序问题。早在美国革命时期，潘恩就指出宪法必须先于政府由人民制订，否则先成立的政府必定干预制宪，谋取“私利”。潘恩的话不幸在中国得到验证，事实上袁世凯不仅篡改宪法，而且最后完全抛弃宪法复辟帝制。袁世凯当政期间，产生过《天坛宪草》和《中华民国约法》，前者因无法满足他的权力欲望而被其废弃，后者是在袁世凯直接干预和授意之下制订的，史称“袁记约法”，它的真正宗旨就在于增加总统权力，削弱议会对总统的牵制，完全是满足其私欲的“作弊”之作。袁世凯的称帝以及后来的军阀混战是中国的宪政之路戛然而止，中国再次与机遇失之交臂。
五、结语。
近代中国的发展处处是血与泪，悲伤与苦难伴随着古老的中华民族。中国人一次次的在最关键的时候错过了发展的机会。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出现过两次难得的机遇，曾经“闪现”出培育“健康”宪政的契机：一次是辛亥革命之后，另一次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这两次机遇性的时刻，有许多共同或相似的历史迹象，对宪政的“生长”是适合的，例如，都存在几种势均力敌的政治势力，政治上呈现出一定的均势状态；都出现了掌控着较强政治权力，也享有较高政治权威的“强权人物”。如果这些强权人物能够将其势力真正地用于推动中国宪政的发展，那么他们一定会名垂青史（而不是贻害于历史）。可惜的是，他们都逆历史潮流而动，将其有限的政治权威和合法性用于追求反民主的专制独裁政体，从而耗尽自己的政治资源，最后都落得身败名裂、遗恨万年的可悲下场。他们的失败，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客观的历史文化背景，有意图地追求“极端”的个人、集团和阶级的政治权势，是使得他们“权欲熏心”，无法把握历史机遇的主观原因。
百年中国宪政史昭示人们，容忍不同的价值取向，分享共同的政治利益，协商解决政治冲突，是宪政制度走向健康成熟的最终途径，而极端的党派利益和意识形态，则是宪政发展之大碍。
宪政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表明，宪政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它如何才能与社会、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如何才能引起民众真正关注，如何成为权力的制约而不是工具并值得人们奋不顾身的捍卫与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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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的论文
论文摘要：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夷夏观、本末观、义利观、人才观发生了转变，其总的表现是逐渐抛弃传统观念的主观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转向现实主义。这四个方面的转变在当时是相对徽小的，但是它们开始了中国传统观念的近代化进程。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它改变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进程，中国由此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思想家们面临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们不得不改变传统观念，以适应社会的变迁。我们试图从夷夏观、本末观、义利观、人才观这四个方面来讨论鸦片战争前后传统观念的转变，以求教于方家。
一、夷夏观念的转变和学习西方思潮的渐起。
术多抱盲目鄙视的眼光，视之为“奇技淫巧”，甚至连比较开明的梁廷榕也认为：“天朝全胜之时，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彼之火炮，始自明初，大率因中国地雷飞炮之旧而推广之。夹板船，亦郑和所图而与之者。即其算学所称东来之借根法，亦得诸中国。但能实事求是，先为不可胜，夷将如我何！不然而反求胜夷之道夷者，古今无是理也。”梁廷榕的观点在当时颇有代表性，他认为没有必要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因为西方先进科技都是源于中国，而且向西方“蛮夷小国”学习有损中华国威，于理不通。
在英军的坚船利炮面前，“天朝上国”被远隔重洋的“蛮夷小国”轻松击败，这对时人特别是亲历了鸦片战争的部分清朝官员和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思想震撼。他们逐渐认识到，“夷”不一定不如“夏”，甚至在某些方面“夷”要强于“夏”，其明显表现就是对英军军事技术的推崇。还在鸦片战争进行的过程中，少数具有敏锐眼光的官员就开始重视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1840年春，林则徐曾“捐资仿造两船，底用铜包，蓬如洋式”。
1841年春，龚振麟以林则徐提供的《火轮船图说》一书为指导，制成一条车轮战船，时速可达3.5海里。战后，林则徐又委托黄冕试制成功开花炮弹。
虽然战后最初的学习主要集中于军事和造船技术，但出于学习这些技术和对外交涉的需要，了解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情况显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在鸦片战争爆发前，林则徐等人通过编译《澳门新闻纸》、《华事夷言》、《四洲志》等书籍、杂志，搜集地球仪、航海图、地图资料等多种方式，积极了解西方国家概况，为对外交涉和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这些工作为后来人们学习和了解西方国家提供了基本资料，在客观上起了开创性的作用。魏源在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的基础上，写成《海国图志》一书，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当时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后又有徐继舍的《壕环志略》、姚莹的《康牺纪行汉梁廷榕的《海国四说》等介绍西方和世界形势的书籍问世，反映了当时人们了解外部世界的渴望，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促使国人逐渐改变封闭、自大、守旧的观念，加速了传统“夷夏观念”的转变。
二、本末观的转变和发展工商的呼声。
在中国历史上，农本商末的本末观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历代统治者也从各个方面积极宣传和贯彻，长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这是封建统治者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也是封闭的小农经济必然的外部表现。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关心国运的先进人士开始了新的思考，如包世臣就提出：“本末皆富，则家给人足”。而龚自珍的“食货并重”、魏源的“本末相辅”虽然和包世臣的说法不同，但重视工商的基本意思是一致的。在重视工商的思想基础上，少数进步思想家提出要发展民族工商业，如魏源就主张允许民间自行设厂，军火工厂也可生产民品。为解决当时严重的白银外流、银源枯竭的问题，他提出了发展银矿业的主张，并建议改变以往专由官办的办法，奖励商民开采，他说：“但官不禁民之采，则荷镭云趋，裹粮鹜赴。官特置局，税其十之一二，而不立定额，特见银之出不可思议，税之出不可胜用，沛乎若泉涌，浩乎若江河，何必官为开采，致防不得偿失，财不足用乎？”林则徐也主张允许商民经营银矿：“召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成则嘉奖，歇亦不追。”林则徐等人的主张虽然是针对具体问题而发，但是对于改变传统重农轻商的本末观显然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鸦片战争前，由于受传统夷夏观念和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绝大多数清朝官吏和知识分子都把中外贸易当成是中国对藩属国和“化外蛮夷之邦”的“恩赐”，是“怀柔远人”的一种策略，因此在战前，很多清朝官吏和知识分子都曾主张断绝中外贸易，以杜绝鸦片的大量流如，并“以示惩戒”，如包世臣就说：“一切洋货皆非所需”，因此要“绝夷船，即自拔木塞源”把断绝中外贸易看作是杜绝鸦片流人、阻止白银外流的最佳办法。以理性来看，这种做法未免过于偏激，事实上也难以实现，但在当时的中国精英们看来则是天经地义的，其思想根源就在于对西方的误解或者说无知，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对中外贸易的错误认识。
此外，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还认为，西方需要中国出口的茶叶、大黄等物来帮助他们调理身体，否则就会因为消化不良而死亡。这种观念是一种误解和无知，但是其根源还在于崇夏鄙夷的传统夷夏观。鸦片战争促使一部分有识之士在对西方深人了解的同时，开始改变传统的对外贸易观念。如林则徐指出，应实行禁烟，并发展同西方国家的正当贸易。魏源也指出，发展进出口贸易能够增加国家收人，改善同西方国家的关系。
三、义利观—由重义轻利到义利并重。
从鸦片战争前后开始，从龚自珍、魏源到孙中山、章太炎等，历经余年的苦苦探索，晚清义利观基本上完成了由传统的重义轻利、贵义贱利向义利并重的资本主义义利观的转变。
龚自珍、魏源是晚清义利观演变的首倡者。龚自珍是封建末世地主阶级中的开明者，他面对商品经济和内外贸易迅速发展，特别是鸦片贸易引起中国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等严峻问题的现实，大胆肯定“利”和“私”，肯定人们对“私利”的合理追求，批判义利对立的义利观，鼓励发展工商贸易。魏源则提出了的振兴工商业等具有实践性的一系列建议，这些建议是在外国军事、经济侵略的刺激下的自发反应，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侵略的现实思考。
稍后的洋务活动家群体在思想上继承并发展了龚自珍、魏源的思想，如左宗棠就认为：“吾益人而不厉乎人，尽吾力，食吾功焉，斯亦可矣。”陈炽则进一步指出：“惟有利而后能有义，亦惟有义而后可能获利。”肯定追求个人的正当利益，并指出“利”和“义”在本质上的依存性。在此基础上，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思想家吸收西方思想，对公利与私利的关系给予较多关注。维新人士受到西学的影响较多，但是他们并没有全盘接受西方的功利主义义利观，对狭隘的自私自利的功利主义义利观还作了专门的批判。康、梁在“中西会通”思想的指导下，追求中西文化的完美结合。他们试图调和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推崇群体利益和国家利益，这使他们的思想易于为时人所接受。维新人士把传统义利观的改造与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封建礼教的现实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主张“天赋人权论”，要求实现资产阶级民权、自由和平等；主张“新民”，要求建立资产阶级新伦理。维新人士的义利观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色彩，反映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社会和经济要求，顺应了近代社会的发展潮流。
作为革命人士的思想代表，孙中山、章太炎在义利观问题上突出“义”、“公”，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革命任务的需要相适应的。一方面，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洋务思潮、维新思想的宣传，使重利、求利观念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革命人士也就不需再作专门的大力提倡；另一方面，艰苦的革命斗争需要革命人士具备坚强的革命精神，发扬大公无私的道德风尚，勇于牺牲，乐于奉献。因此，作为重要的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章太炎必然要突出“义”和“公”，当然，他们对于“利”和“私”也是肯定的。他们甚至还提出了触及封建统治基础的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平均地权”、“均分田地”的土地改革思想，从而把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推到了一个新阶段。孙、章追求的是“自利”与“共利”、“私”与“公”、道义与功利相结合的资产阶级义利观，在他们的义利观中，可以隐约看到传统义利观的影子。
四、人才观—新变局需新人才。
人才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标准，在中国古代，人才观念的主导倾向是，“强调尊君爱民，重点在从事社会改革的任官的人才，对其他方面的人才重视不够。”因此，中国古代人才概念的第一个共同特点是：“都具有较浓厚的政治性，对政治、军事、文学等方面的人才重视较多，而对于自然科学家、技术发明家、艺术家、经济管理家、能工巧匠、民间群众领袖人物是谈得较少的”。清代至鸦片战争前，统治者实行严厉的思想统治政策，极力提倡空谈性理的程朱理学，并多次大兴文字狱，残酷压制不同思想。在严峻的现实环境下，考据训话治学盛极一时，文人学士埋头故纸堆，对国事民虞不闻不问。在这样的统治政策和学风影响之下培养的人才，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由此而造成整个行政机器效率低下。
嘉道年间，社会矛盾尖锐，一部分知识精英转而提倡经世之学，主张做学问要学以致用，既反对繁琐考据，也反对空谈性理，由此而兴起一股畅谈“经世之学”的风气，集中表现在“经世文编”等著作的出版发行，而以魏源主编的《清经世文编》为代表。
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对外交涉的需要，更加深了人们对实用人才的重视。在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面前，中国的精英们认识到中国在军事技术和工业生产方面与西方的巨大差距，而在对外交涉中对西方国家和近代国际外交的无知，也使清政府的外交官员们深感处处掣肘。严酷的现实使他们认识到，要应对新形势的要求，必须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培养新式人才。早在战争爆发前，黄爵滋就指出：“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此举之弊也。”魏源建议延请西洋工匠、舵师，教习制造及行船演炮之法，并于福建、广东两省武试中，增设水师一科，选拔制造、驾驶人才，视同科举出身。这是近代较早提出的主张改革科举、要求将实用人才纳入国家人才培养主流的议论，虽然并未得到当局的采纳，但是其影响却是深远的。这种由现实出发主张改革科举的思想潮流是对传统人才观的重要突破，“是近代废除科举思潮的先声”，此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式人才越来越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并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鸦片战争前后，受国内外严峻环境的影响，中国传统观念不得不发生相应的转变，逐渐抛弃了传统观念浓厚的主观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转向现实主义。在夷夏观方面，中国人开始向近代民族主义转变，能够正视西方国家在军事、工业等方面的先进和中国的落后，并提出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技术的口号。在本末观方面，开始抛弃工商末业的思想，鼓励发展工商业，希望以此对内解决民生问题，对外维护民族利益。与本末观相适应，在义利观方面虽然仍然提倡“义”，但对于“利”并不盲目排斥，提倡义利并重、以义统利的义利观，鼓励个人合法的求利行为。在人才观方面，为适应对外交涉、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及发展民生的需要，提倡重视实用人才的培养和使用。这四个方面的转变最明显的反映在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先进思想家的相关论述中，由此开始，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也开始了向近代化的转变。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如何针对当前高校学生特点，通过改进世界近代史教学方式、方法等，达到通过世界近代史的教学，实现学生能力培养的教学目标成为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师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本文通过目前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有效的改革对策，旨在为教学提供参考。
一、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应用型教学思维下使世界近代史课程设置存在问题。
近几年，学校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培养全面、高素质人才的要求，在课程设置进行了不小的改革，除增加了适应当前社会要求的应用型课程外，还增加了与之相匹配的社会性课程、实践等，这虽然增强了学生综合素质。受这种应用型学习思维的影响，许多教师将关注点放在对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的培养，学生在学习热情上也对这些应用性较强的课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相比之下，虽然世界近代史课程同样也培养学生能力，但受学生、教师的关注度不够，这也是造成世界近代史课程的教学时间受到压缩。世界近代史课程被严重压缩，但是，教学大纳及教学要求没有改变，这就要求世界教师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将所有内容全部讲完，这必然造成教学质量的下降，形成教学质量下降、学习关注点降低一系列的恶性循环。
(二)世界近代史课程教学内容与方式方法陈旧。
世界近代史课程的教学应以教师阐述历史为主，通过对人类历史进程中的真实历史事实、历史人物活动的阐述，通过学生对历史事件进行反思，研究，达到对其科研能力的培养的目的。但是，目前高校世界近代史课程仍以政治性分析为主，学生对于历史学习，仍以背诵标准答案以应付考试为主要目的，学习过程僵化，无自主能力，世界近代史课程教学流于形式，失去对学生分析能力、总结能力、科研能力的培养的作用。
目前，部分高校世界近代史课程教学仍像高中教学一样，以教师课上讲解，学生被动听讲、记笔记的方式为主，教师只重视课程内容的灌输，而忽略了对学生主观能力的培养。单一、重复的教学方式，易使学生对课堂产生厌倦心理，扼杀了学生学习的热情。
(三)世界近代史教学与中国近代史等相关学科断层。
部分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师教学过程中，只注重课本上的内容，而忽略了与本时代历史事件相关连的中国近代史的讲解，与相关历史知识断层的问题，使不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在分析历史事件时，仅将之作为一件独立的事件来看待，缺乏连续性、全面性的思考，使历史事件、人物分析相对片面。
二、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学改革初探。
(一)教学内容与形式多样，课堂重视学生参与度。
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学不仅以教授知识为中心，更重要的还是要重视对学生查阅史实、分析史实的能力培养为主，因此，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可注意将课堂多放给学生，通过布置资料等方式，让学生自己去查阅要学习的历史时期的全部史实，由学生向学生讲解的方式，达到学生间相互学习的目的，这也是对学生查找资料、分析问题等能力的培养。
(二)教学工具选择的多样化，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历史图册是历史教学的重要工具之一，历史图册可以通过形象、直观的图画展示，向学生讲解相关历史。在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学过程中，可以有效利用历史图册向学生展示所要讲解的历史史实的脉络，引导学生清晰地了解当时世界各国、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面貌，与此同时也可与中国近代史相联系，使学生能够建立全面性、系统的历史观。
近几年，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上得到不断的应用，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学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通过影像资料的展示，向学生展示更为真实的世界历史，有利于学生记忆。如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课程学习中，我们通过播放关于二战史实的资料影片，配合教师前期的讲解，加深学生对二战的认识，同时向学生布置作业，指导学生通过到图书馆自行查找资料，分析二战对当今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深远影响，许多学生在分析这个问题时，甚至提出了如果没有发生二战，当今世界的社会、经济、文化又将如何的反思。
(三)介绍学术界相关研究信息与成果，让学生自行分析。
通过向学生介绍世界近代史当前的相关研究信息与学术成果，丰富教学内容、深化历史知识，同时鼓励学生对这些学术信息与成果进行质疑，发表不同观点，教师也可以将自己的观点告知学生，通过抛砖引玉的形式，由学生向这些学术信息与成果提出问题，通过查阅相关历史资料，分析并提出自己的观点，这是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在此教师应注意对学术信息与成果进行合理筛选，选择适宜学生理解的问题。
总之，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学可通过改革教学形式、应用多种教学工具，通过对现有的学术信息与成果进行分析，培养学生自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其科研的能力，从而从真正意义上提高教学质量，使世界近代史课程真正达到其教学目的。
中国近代史纲要字论文
作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之一，蔡和森在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的基础上，运用这些原理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社会主要特点以及社会各阶级及其政治态度进行了探索和分析，形成了一些理论观点。
蔡和森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蔡和森最早提到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述是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的《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一文中，该文指出：“在中国现在半封建的武人政治之下，无论哪派军阀财闽得势所形成的资本主义，总不外是‘恐怖的资本主义’”[1](p88)，首次提出了“半封建”概念。尽管这时蔡和森还没有跳出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但是他已经迈出了正确认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可喜的第一步。一九二二年九月，《统一、借贷与国民党》一文中指出：“中国在国际地位上早已处于半殖民地地位”[1](p107)，又提出了“半殖民地”的概念。之后，一九二六年蔡和森在莫斯科做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长篇报告，这篇报告完整地指出，中国近代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这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创造性的贡献。
蔡和森对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些主要特点很早就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对近代中国社会特点有其独到的论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中国社会发生了变化。蔡和森认识到，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国成为他们的经济附庸，“决不会容许中国自成为大工业生产国，以谋经济上、政治上之自由发展与完全独立”[1](p107)。“中国的资本家”，“一面为国际资本所资助，一面结合野蛮的反动势力，来争取全国政权”[1](p88)。这就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指出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成为支配中国的决定力量，控制着中国政治和经济命脉，以及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相勾结统治中国的社会特征。
如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一样，蔡和森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不是一帆风顺的。最初都曾认为中国的革命性质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共二大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并认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此后，蔡和森也提出了自己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看法。
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蔡和森在《反对敦请友邦干涉中国内政》一文中指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惟一的正轨：对内是打倒军阀，对外是打倒侵略中国，扶植中国的帝国主义”[1](p260)。这就表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一九二三年五月二日，蔡和森在《中国革命运动与共产国际之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三十年来的革命运动，虽然是幼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1](p283)，同时又一次指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一面打倒国内的封建势力，一面反抗外国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已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p284)。这就区分了中国革命与前欧美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同之处。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日，蔡和森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再次强调：“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反革命后，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革命的阶段虽有明显的变化，但是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1](p989)。这就既批判了“一次革命论”又批判了“二次革命论”的错误观点。由于历史局限性，他没有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做出区分，但蔡和森在对中国革命性质、对象和任务的认识上基本是正确的。
关于无产阶级，蔡和森高度评价了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充分肯定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早在一九二二年九月，蔡和森就认为无产阶级是“最能革命的”，“中国的唯一出路”，由无产阶级来实现“革命的统一”[1](p114)，包含了无产阶级是革命领导者的思想。一九二六年，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明确提出“只有无产阶级是民族革命的领导者”[1](p843)的观点，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蔡和森认为“无产阶级的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不是为资产阶级利益而参加，附属于资产阶级，而是为本阶级的利益而去参加民族革命，所以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不仅是独立的，而且为民族革命的领导者”[1](p843)。
关于农民阶级，蔡和森深刻地论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蔡和森对农民问题较早的论述是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的《义和团与国民革命》一文中，他认为“由资本帝国主义剥夺了生存方法的中国农民群众，本来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1](p657)。他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观点，是因为农民在中国各阶级中占多数，深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剥削阶级严酷的压迫，他们有着彻底的革命要求。同时蔡和森还意识到，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农民虽是革命的动力却不能领导革命运动取得胜利，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之后，蔡和森在总结工人运动特别是五卅运动的教训时，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不能孤军奋战，而需要可靠同盟，这个可靠的同盟就包含广大的农民群众。大革命失败以后，蔡和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更进一步认识到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他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说：“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换过说也就是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自然比俄国更重要”[1](p984)。这就更加强调了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中国无产阶级如果不联合广大农民阶级，就不可能战胜国内外强大的敌人，就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
关于资产阶级，蔡和森同时也认识到了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由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不能领导这次革命，而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由于政策不当、组织涣散也无力领导这次革命。一九二六年二月，蔡和森在共产国际作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长篇讲演中回顾中国革命及党的发展历程时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在其内心是有革命需求的。但由于资产阶级自身软弱妥协性，他们与军阀有冲突，又不愿意为消灭军阀而进行积极的斗争。与帝国主义者发生冲突，却不愿拒绝他们的援助。所以“资产阶级力量薄弱，只参加了革命，但不能指导革命”[1](p803)。而“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就是国民党”[1](p798)，他们“虽参加了革命，但领导的方法、策略是不对的，不知抓住群众”，因此“不能领导这个革命”[1](p803)。蔡和森还指出，“大资产阶级及买办阶级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他们不要革命”，而是“勾结帝国主义的势力来压迫革命”[1](p843)。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蔡和森未能像后来毛泽东那样准确地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定位。但他将资产阶级进行了基本的划分并意识到在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这在当时看来是十分可贵的。
蔡和森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社会主要特点、革命性质以及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近代中国国情的认识，虽然有其历史局限性的一面。但是这些探索和认识毕竟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