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的完成不仅要具备一定的学科基础，还需要耐心和毅力，因此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值得一提的是，以下是一些优秀的毕业论文范文，值得大家学习和借鉴。
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写作要求
文稿必须包括中英文题名、中英文作者姓名、中英文作者单位名、中英文单位所在城市名及邮政编码;必须包括中英文摘要、中英文关键词(3~5个)。英文内容单独放在正文之前。
中文题名一般不超过20个汉字，避免使用的研究等非特定词，不使用副题名。英文题名应与中文题名含义一致，开头不用定冠词。
论文摘要尽量写成报道性摘要，即应包括研究目的、方法和过程、结果和结论(中文一般不少于200字)，采用第三人称写法，不要使用本文、作者等作为主语，避免图表、公式和参考文献的序号。英文摘要应与中文摘要文意一致，采用被动语态表述。
中文关键词选词要规范，应尽量从汉语主题词表中选取，不能采用英文缩写。英文关键词应与中文关键词一一对应，也不能采用英文缩写。
2正文。
正文篇幅一般在8000字以内，包括简短引言、论述分析、结果和结论等内容。文中出现的外文缩写除公知公用的首次出现一律应标有中文翻译或外文全称。
文中图、表应有自明性，且随文出现，并要有相应的英文名。文中图的数量一般不超过6幅。图中文字、符号、坐标中的标值和标值线必须写清，所有出现的数值都应标有明确的量与单位。文中表格一律采用三线表。
文中有关量与单位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用单个斜体外文字母表示(国家标准中专门规定的有关特征值除外;如要表示量的状态、序位、条件等，可对该单个字母加上下角标、阿拉伯数字以及^等)，避免用中文表示。
正文章节编号采用三级标题顶格排序。一级标题形如1，2，3，排序;二级标题形如1.1，1.2，1.3，排序;三级标题形如1.1.1，1.1.2，1.1.3，排序;引言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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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致谢词法学本科生毕业人数
老师，谢谢您!
三年寒窗，所收获的不仅仅是愈加丰厚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在阅读、实践中所培养的思维方式、表达能力和广阔视野。很庆幸这三年来我遇到了如此多的良师益友，无论在学习上、生活上，还是工作上，都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和热心的照顾，让我在一个充满温馨的环境中度过三年的大学生活。感恩之情难以用言语量度，谨以最朴实的话语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最后要感谢的是我的`父母，他们不仅培养了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的兴趣，让我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使心灵有了虔敬的归依，而且也为我能够顺利的完成毕业论文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与帮助。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会更加努力的学习和工作，不辜负父母对我的殷殷期望!我一定会好好孝敬他们，报答他们!爸妈，我爱你们!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是我少年时最喜欢的诗句。就用这话作为这篇论文的一个结尾，也是一段生活的结束。希望自己能够继续少年时的梦想，永不放弃。
法学本科毕业论文
一、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和意义。
在当今的媒体上，我们经常看到“医闹”现象的发生：患者家属围堵医疗机构，殴打甚至杀害医护人员，甚至在医疗机构滞留患者的尸体或者设置灵堂等等。医患关系本是鱼水共存、唇齿相依的关系，医患双方的利益应该是统一的，但随着社会发展的步伐加快，人们的权利意识逐渐增强，医疗纠纷越来越多，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种种暴力事件也是时有发生。因此，通过法律途径妥善处理医疗纠纷，对于减少医疗暴力事件的发生、缓解医患矛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医疗纠纷案件专业性强、争议大、矛盾突出，是司法实践的热点和难点，所以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去解决这一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
法谚有云：“举证责任分配是民事诉讼的脊梁。”举证责任分配问题自然受到人们的格外关注。举证责任的分配关系到医患双方实体权利能否实现，关系到医患双方在诉讼中的胜败，因此，如何在医患双方之间合理地分配举证责任，如何让医患双方公平的承担举证责任，是医疗侵权诉讼的焦点之所在。
所以，我选择了“医疗纠纷制度举证责任分配制度”作为我的论文主题。对于此篇论文，我打算从我国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的发展阶段入手，比较国外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找出我国现在实施的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制度不足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我国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建议。只有合理的分配医疗纠纷中的举证责任，才能公平公正的解决医疗纠纷，缓解医患之间的矛盾，构建和谐社会。
二、本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提纲)。
对于本文，拟从我国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的发展阶段入手，比较国外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找出我国现在实施的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制度不足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我国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建议。
提纲如下：
一、我国医疗纠纷中举证责任分配的发展阶段。
(一)第一阶段：举证责任由患者承担。
(二)第二阶段：举证责任由医疗机构承担。
(三)第三阶段：区分类型划定举证责任制度。
二、外国医疗纠纷中举证责任分配制度。
(一)过错原则——专家责任体系。
(二)“说明责任”分配。
(三)过失大概推定原则。
(四)表见证明规则——生活经验法则。
三、现阶段我国区分医疗纠纷类型划定举证责任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一)医疗纠纷类型的划分。
1.学理上医疗纠纷类型的划分。
2.立法上不同归责原则下医疗纠纷类型的划分。
(二)不同医疗纠纷类型下举证责任的划分及其缺陷。
1.医疗技术损害纠纷举证责任的划分及缺陷。
2.医疗伦理损害纠纷举证责任的划分及缺陷。
3.医疗过程中的产品质量损害纠纷举证责任的划分及缺陷。
四、完善我国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制度。
(一)举证责任缓和制度的充分适用。
(二)专家辅助鉴定制度的建立。
(三)降低医疗风险制度的立法完善。
三、文献综述(国内外研究情况及其发展)。
(一)我国关于医疗纠纷中举证责任分配的研究。
我国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施行之前的“谁主张，谁举证”阶段;第二阶段，204月1日以后至6月30日以前的“举证责任倒置”阶段，医方就医疗行为没有过错及没有因果关系进行举证;第三阶段，20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施行以后，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实行区分类型确定举证责任的制度，一般由患者证明医方存在过错，医方在特定情况下就医疗行为没有过错进行举证。就目前我国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实行区分类型确定举证责任的制度也存在着学历上的分类与立法上的分类的分歧，以至于在举证责任分配上也存在分歧。
(二)外国关于医疗纠纷中举证责任分配的研究。
外国医疗纠纷中举证责任分配使用比较广泛地有以下几种类型：
1、欧洲大部分国家将医疗行为责任归入专家责任体系。专家责任的核心要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专家责任基于其专业的特殊性和技术性被赋予了高于一般人的注意义务;另一方面，专家只负过程义务，而不负结果义务。
2、目前英美法院主要采用“说明责任”分配法则。在事实说明自己法则之下，原告无须对被告的过失行为举出直接证据，仅需依据情况证据，基于普通常识判断，即可推论被告过失存在及被告行为与原告之损害间具有因果关系，而令被告负责。
3、在日本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诉讼程序中，司法实务中经常引用“过失大概推定”原则作为医患双方举证责任分配的指导原则。
4、德国的医疗纠纷诉讼程序中一般适用“表见证明”理论来分配举证责任，其主要源自英美法上的“事实本身说明过失”原则。
四、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本文以合理的'分配医疗纠纷中的举证责任为目的，通过了解我国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的发展以及外国对该问题的研究，探讨了现阶段我国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不足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相关问题的建议。你解决的关键问题有以下几点：
1.不同根据下我国医疗纠纷类型的划分。
2.现阶段我国区分类型划定举证责任制度存在的缺陷。
3.如何完善我国区分类型划定举证责任制度。
五、研究思路和方法。
本文通过了解我国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发展的各个阶段以及外国关于此问题的一般研究及规定，分析了我国现阶段区分医疗纠纷类型划定举证责任制度存在的缺陷，提出了完善我国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建议，以期待达到公平公正的解决医疗纠纷，缓解医患之间的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
法学本科开题报告法学本科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一)弱者保护规则体现了人类追求平等的理念和信仰，这种弱者保护规则在劳动法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各项具体制度中都有所体现，只是表现的程度和方式各不相同。十九世纪的劳动者要求的是基本生活保障，现在的劳动者要求的是基本生活保障之上的权利。尽管劳动者的要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劳动者的相对弱者地位并没有改变。于是和保护弱者的法律理念相吻合，《劳动法》赋予了劳动者无因预告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通过保证其劳动权的自由行使来提高与用人单位的对抗实力。《劳动合同法》遵循了劳动法的立法主旨，继续赋予劳动者更充分的单方解除权。
然而，我国《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既没有对劳动者预告辞职权的行使进行任何限制，又没有规定完备的救济制度，导致在实际实施中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劳动者预告辞职制度适用范围宽泛，与劳动合同期限制度设计脱节;无论从用人单位还是劳动者的角度，预告期的规定对于劳动双方均过于僵化等。借鉴其他国家相应立法的有关规定和预告辞职在我国实施后的现实反映，我国两部劳动法律所规定的劳动者单方无因预告辞职制度在一些方面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二)随着我国劳动者维权意识的.增强，劳动者的弱势地位也有所改变，《劳动合同法》倾向于保护劳动者利益的立法宗旨，与现实操作层面上的矛盾日益显现。其中，劳动者的预告辞职制度的立法设计存在缺陷，导致在现实操作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解除劳动关系过程中矛盾重重，双方的利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为更好地保护双方的权益，建立健全的劳动用人机制，有必要借鉴国外有价值的相关立法规定，对我国的预告辞职制度进行深入研究，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提出合理可行的解决措施。
(三)对预告辞职制度现存问题的研究，有助于解决解除劳动合同是否违约、是否构成侵权、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是否矫枉过正、现行规定不一定适用于特殊行业和特殊劳动者等问题。解决劳动法硬性规定特殊行业和特殊劳动者行使一般解除权的问题，也可避免因劳动者行使一般解除权而损害用人单位的经济利益，平衡《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的弱者保护而给用人单位带来的不公平。有利于促进劳动力市场的稳定与和谐。平衡和保护劳资双方的合法权益。对预告辞职制度的研究和改革，也可促进我国劳动法律规范的完善，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建立健全的劳动用人市场。对预告辞职制度现存问题的研究，可以促进相对的救济制度，在劳资双方发生相应问题时，有可以公平合理保护双方权益的救济制度。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在我国现行的劳动法中，预告辞职制度存在着一些不足：劳动者预告辞职制度的适用范围过于宽泛;预告期限单一，统一规定为30日较为僵硬;仅赋予劳动者享有无条件的预告解除劳动合同权，用人单位则受到不公平待遇的限制等不足。但国内现阶段并未对出台有关的法律法规来对这些问题进行实际操作，给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都带来极大不便。
大多数学者认为劳动者预告辞职制度是法律赋予劳动者的一种权利，是劳动者的辞职权。但这一权利的授予却间接地损害了劳动合同另一方当事人用人单位的利益，因此，有学者认为劳动者辞职权的行使是以牺牲用人单位的利益为代价。在制度的完善方面，有些学者认为可以通过立法将一般无因解除权平等地适用于用人单位以此达到劳资双方的平衡;也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劳动者放弃辞职权予以弥补。
(二)国外研究现状：1、新加坡劳动法允许并优先适用双方当事人在劳动合同中约定预告期，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依照法律规定。根据劳动者工作年限的不同，法律规定了不同的预告期。2、法国劳动法典规定，预告辞职是雇员的单方法律行为，在遵循预告期的前提下，无需得到雇主的接受即产生效力。但这并不意味着雇员行使预告辞职权就毫无限制。雇员不得滥用权利，否则要承担赔偿责任。3、英国在成文法上越来越多地引用了不当解雇的概念，一般当雇员连续工作两年以上就可以享有非不当解雇权利，当雇主解雇这样一个享有非不当解雇权利的雇员时，必须有合理的理由，否则就构成了不当解雇。但这一规定的制度背景是英国普通法规定，没有约定终止日期的劳动合同，任何一方在合理期限内给予另一方通知，即可终止合同。纵观各国劳动(雇佣)合同解除的相关法律规定，都有一个相同的内容，即预告辞职仅适用于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而约定了明确期限的劳动合同只能基于法定的正当事由才能预告辞职，以达到劳动关系的稳定性的目的。
三、课题研究内容及创新。
本文针对劳动者预告辞职制度的概念界定、法律性质进行了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存在的价值，对我国劳动用人机制产生的积极作用。介绍了国外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劳动者预告辞职制度，如法国、新加坡、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相关制度都规定了劳动者预告辞职制度的适用范围限于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并根据劳动关系存续时间的长短、工作性质和主体的不同规定了不同的预告期。本文分析了《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以及一些地方立法对此项制度的具体规定，分析了劳动者预告辞职制度存在的不足，例如劳动者预告辞职制度的适用范围过于宽泛;预告期限单一;劳动者恶意解除劳动合同等。通过对以上内容的分析，针对劳动者预告辞职制度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完善劳动者预告辞职制度的意见和建议，并对其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包括借鉴其他国家经验限制劳动者预告辞职制度适用的劳动合同类型，将预告辞职权适用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根据劳动者的性质设立多种预告期;平衡劳动关系双方权益，适度授予用人单位劳动者无因预告解除权;建立劳动者诚信辞职评估和档案，防止部分劳动者恶意辞职，稳定劳动关系。
四、课题的研究方法：
(一)文献研究法：通过查阅国内预告辞职问题领域的著作和文章，进行理论、立法方面的分析和研究。
(二)比较分析法：比较国外主要国家有关预告辞职方面的立法理论，重点分析对我国有价值的经验，与我国的进行比较，提出具有可行性的改善措施。
(三)案例分析法：本文不只是针对预告辞职理论层面的研究，进行辅助、补充。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使内容的研究更加真实。
(四)可行性分析：通过对理论层面和实际案例的研究，对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其在实际操作中是否具有可行性的分析。
五、研究计划及预期成果：
毕业论文。
六、参考文献：
[1]益英.外国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董保华.十大热点事件透视劳动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3]董保华.劳动合同立法的争鸣与思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4]郑尚元.劳动合同法的制度与理念[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
[5]王利明.侵权责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6]张新宝.侵权责任法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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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郭捷.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
[9]彭小坤.劳动合同单方解除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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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林嘉.劳动合同热点问题讲座[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12]秦国荣.劳动违约责任：归责原则、构成要件及立法完善[j]，当代法学，2006，(2)。
[13]王天玉，和谐与稳定之辩劳动者辞职权制度的反思与重构[j]，时代法学，2009，(7).
[14]张翠娜，劳动者的预告辞职权[j]，高校薪酬管理研究通讯，2009，(2)。
[15]刘晓茜，单方预告辞职与劳动合同期限制度若干问题的探讨[j]，牡丹江大学学报，2008，(12).
[16]纪荣凯，林彬忠.劳动者的单方预告辞职权研究[j]，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3).
法学本科毕业论文
摘要：本文通过对“共犯”概念的分析;对“共犯过限”概念的分析;对“共犯实行过限”概念的分析，对共犯实行过限在认定方面的几种理论较深入的评析，得出共犯实行过限在认定方面的合理理论。通过对赵某等共同抢劫案的评析，得出该案在“共同抢劫”这一事实的认定上存在争议，无论是用部分犯罪共同说还是行为共同说，本案认定为“共同抢劫”实为不妥。同时用行为共同说认定本案，在违法结果上和个人责任上以及对任意共犯的认定上，都比部分犯罪共同说更趋于合理。再者，是否知情说与超出共同犯意说相比较，是否知情说更趋合理，但其在“知情不阻”的认定方面，存在不足。最后通过对共犯实行过限在认定方面问题的评析，认定本案，同时，对司法工作人员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共犯;实行过限;认定;部分犯罪共同说;行为共同说。
———thecaseofzhaoacommonrobbery。
abstract:thisarticlethroughthe"accomplice"conceptualanalysis;"accomplicelimits"conceptanalysis"accomplicelimitsimposed"conceptanalysis,limitimposedonanaccomplicefoundseveraltheoriesinamorein-depthassessmentofthelimitsimposedthatanaccompliceinfindsreasonabletheory.analysisofacommonrobberybyzhaoconcludedthatthecasewas"acommonrobbery"onthisfactfindscontroversial,whetheritispartofthecrimetogethersaythereisacommonsaying,inthiscaseas"commonrobbery"isinappropriate.whilecommonsayingfoundinthecase,inthelawandtheresultsofanyindividualresponsibilityaswellasonthedefinitionofcomplicity,arecommonandmorereasonablethansomecrime.furthermore,knowledgesaidthatbeyondthecommonintentthatcompares,theknowledgeofthemorereasonable,butits"knowledgenoresistance"finds,thereisinsufficient.finaladoptionofthelimitsimposedonanaccompliceidentifiedaspectsofassessment,findsthatthepresentcase,whilethejudicialstaff,relevantrecommendations.
keywords:accomplice;implementthelimit;identified;partofthecrimeiscommontosay;behaviorcommontosay.
目录。
一、案例介绍。
(一)案情简介。
(二)审判意见。
(三)争议焦点。
二、共犯实行过限的认定。
(一)共犯实行过限的概述。
1.共犯的定义。
2.共犯过限。
3.共犯的实行过限。
(二)共犯实行过限的观点评析。
1.从共同犯罪违法构成上评析。
(1)完全犯罪共同说。
(2)部分犯罪共同说。
(3)行为共同说。
(4)认定比较。
2.从共同犯罪责任要件上评析。
(1)是否知情说。
(2)超出共同犯意说。
(3)认定比较。
三、本案认定及其思考。
(一)对本案的认定。
1.从证据及违法行为事实上来看。
2.从刑法理论上来看。
3.从本案的量刑上看。
(二)通过本案对司法实践中共犯实行过限认定的思考。
结语。
致谢。
参考文献。
前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犯罪也呈现出与时俱进的态势，如今的共同犯罪，由于其在违法形态上体现出各种复杂的犯罪构成，正如前苏联著名刑法学家a.h特拉伊宁在其《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中所说：“共同犯罪的学说是刑法理论最复杂的学说之一”。
如所而知，共犯过限是共同犯罪中理论的重要研究问题之一;共犯中的实行过限又是共犯过限理论中的重要研究问题之一。因而在实行过限的认定上呈现出不同的共犯理论学说，如完全犯罪共同说、部分犯罪共同说、行为共同说以及是否知情说和超出共同犯意说。当然，各种学说的最终目的都是力求能更准确的认定共犯的实行过限同时区别于共犯的本质。于此，笔者以赵某等共同抢劫案为例，具体分析该案在认定上的一些争议之处，同时提出笔者对该案的一些看法。
一、案例介绍。
(一)案情简介。
犯罪行为人赵某，男，羌族，生于1997年06月19日，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王某，男，羌族，生于1996年10月22日，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刘某，男，羌族，生于1996年07月09日，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三犯罪行为人于2012年9月16日凌晨2时许因王某一朋友过生而在绵阳市“天下第一家”ktv唱歌喝酒后回到刘某正学厨的绵阳市涪城区宏杰花园靠河堤处二楼的“香颂咖啡”店内，王、赵二人饥饿，因在店内厨房内做炒饭响声过大引来该店保安即本案受害人胡天某(男，生于1950年09月21日)指责，三犯罪行为人对该保安胡某顿生不满，王、赵二人便相约拿棍棒等出去教训胡某，二人教训完后王担心胡某会报警，王便提议同时教唆赵、刘二人再去“收拾”一下胡某然后去成都，刘因胆小而未去，但在王、赵二人准备去“收拾”胡某时为赵提供一把西瓜刀。后王、赵二人便持刀伙同去“收拾”了胡某，将胡某打伤，经法医鉴定该伤系轻伤，王、赵二人便持刀伙同去“收拾”了胡某后，赵叫王先回去，王走后，赵便从胡某处抢得现金人民币120于元。事后证明，赵“收拾”胡某的本意就是想从胡某处抢点去成都的路费。赵抢劫后，三人一起逃跑，后三人相继被公安机关抓获。经公诉机关起诉，法院对该被告三人以抢劫罪的共犯对三被告人均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二)审判意见。
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9月1日23时许，被告人赵某、王某、刘某在绵阳市涪城区宏杰花园二楼“香颂咖啡”店内，因琐事与保安胡天某(男，61岁，本案被害人)争吵后，三被告人即共谋对胡天某实施抢劫后逃逸。后采用持西瓜刀威胁的方式，从胡天某处抢得现金人民币120余元逃离现场。
2012年9月16日、2012年9月29日，被告人刘某、王某、赵某分别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1.被害人胡天某的陈述，证实其被抢劫的经过;。
2.证人巩某、梁某、杨某的证言，证实了被告人赵某、王某、刘某的家庭情况;。
3.现场图、现场辨认笔录，证实了现场的情况;。
4.到案经过，证实被告人赵某、王某、刘某归案的情况;。
5.户口资料，证实被告人赵某、王某、刘某现在均是未成年人;。
7.被告人赵某、王某、刘某的供述，均供述他们抢劫的经过，其供述相互吻合并与其他证据一致。
上列证据，经庭审质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法院认为：被告人赵某、王某、刘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暴力手段，当场强行劫取公民财物，其行为已触犯国家刑律，构成抢劫罪。被告人赵某、王某、刘某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赵某、王某、刘某犯抢劫罪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公诉机关关于三被告人的量刑建议适当，本院予以采纳。其被告人辩护人所提系未成年人，认罪态度良好等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并在量刑时考虑。为维护正常的社会管理秩序，惩罚犯罪，教育、感化、挽救失足青少年，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赵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二、被告人王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三、被告人刘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三)争议焦点。
通过对张某等三人的违法行为事实、相关证据以及认定为抢劫罪共犯的相关刑法理论和量刑方面的分析，本案具有如下争议点：
1.赵某等三人的共同犯罪中关于赵某抢劫的违法行为是否是共犯的实行过限;是应以共同的一罪进行非难，还是以各自的违法行为所构成的犯罪进行非难。
2.由于对共犯实行过限的认定错误，对赵某等三人的量刑是否与其侵害法益的违法行为相适应。
二、共犯实行过限的认定。
(一)共犯实行过限的概述。
1.共犯的定义。
共犯，必须是共同于正犯的犯罪，还是只要共同于正犯的行为、因果关系即可，此一问题在当今大陆法系刑法学界仍存在激烈论争，不仅如此，在此问题上采取的立场不同，还会影响到其他具体共犯理论如共犯的错误等。因此，可以首先得出，“共犯”一词在概念上存在分歧。
我国刑法第二十五条 【共同犯罪概念】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于此，我国刑法理论除了使用共同犯罪概念外，还使用了“共犯”一词。但“共犯”这一词中外刑法理论上却具多重含义。最广义的共犯是二人以上共同实现犯罪的情形。广义的共犯是共同正犯、教唆犯与帮助犯一起的简称，即共同正犯与狭义的共犯结合在一起。于此，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明文将任意的共犯分为共同正犯、教唆犯、帮助犯三种形态。而狭义的共犯仅指教唆犯与帮助犯，其与正犯相区别。而我国刑法没有使用正犯与狭义共犯的概念，因此，我国刑法中的“共犯”即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的情形。其并非像最广义的共犯那样，可能包括共同过失而实现犯罪，又并非像德日等国刑法明文规定的任意共犯只包括共同正犯、教唆犯、帮助犯三种形态。因此，我国刑法中的“共犯”，极具中国特色，是中国特色法治理念在刑法中的产物。其既可指共同犯罪中犯罪人的分类，如教唆犯、帮助犯;又可指共同犯罪的分类，如共犯过限、共犯实行过限等。如何科学、合理的运用“共犯”的概念，则要结合具体的问题。
2.共犯过限。
共犯过限，是共犯理论中重要的理论之一;同时也是司法实践中在共犯处理问题上相对复杂的问题之一。即是在共同犯罪中，部分共犯人故意或过失地实施了超过共犯的行为而成立的犯罪形态。
纵观世界各国关于共犯的刑事立法和对共犯的理论研究，在刑事立法上对共犯过限作出明确规定的只有俄罗斯、意大利等少数国家。我国只有在封建社会时期才有在刑事立法上对共犯过限作出过明确规定，如《唐律》和《宋刑统》中关于共犯过限的举例规定。新中国成立以来，无论是79刑法还是97刑法，均没有明确规定之。
在共犯过限的理论上，学者们对此的认识可以说是“百家争鸣”，但归结起来主要就两种争论，即共犯过限是属于共犯的错误理论问题，还是共同犯罪理论问题。对于前者如日本的大谷实教授认为，共犯的错误，是指共犯所认识到的犯罪事实和正犯所实施的犯罪事实之间的不一致;西田典之教授认为，共犯中也存在抽象性事实的错误的问题，称为“共犯过剩”;我国的陈兴良教授在其《共同犯罪论》第二版中，也是把共犯实行过限放在共犯的认识错误里面的。对于后者如德国的主流学说认为，在共同正犯者之间犯意联络不一致的情形下，各共同正犯者只对其责任层面的故意范围内的行为负责，对于其他过剩者的行为不负任何责任。如耶赛克教授认为，共同正犯者的责任是在共同行为意思所及的范围内，超出这个范围的单个参与者的行为将被视为单独犯个人的责任。
对此，笔者认为，共犯过限实则是共同犯罪理论的一个问题，因为共犯的错误论主要是解决行为人对行为事实与违法构成的不正确认识而产生的相应问题的。而共犯的过限则主要解决，在共同犯罪中，部分共犯人故意或过失地实施了超过共犯的行为而产生的相应问题的。其在根本上不存在认识错误的问题，因为行为人的“犯意不一致”并不等于其主观“认识错误”。
对于共犯过限，其基本类型有重合过限与非重合过限、实行过限与非实行过限、单独过限与共同过限以及故意过限与过失过限等。
3.共犯的实行过限。
共犯的实行过限，是指在共同犯罪中，部分共犯人实施了超过且重于共犯共同行为的共犯形态的犯罪。
对于共犯的实行过限，其可分为共同正犯的实行过限、组织犯的实行过限、教唆犯的实行过限、帮助犯的实行过限等。
共同正犯的实行过限是指，在共同犯罪中，部分正犯实施了超过且重于共犯共同行为的共犯形态的犯罪;组织犯的实行过限是指在有组织的共同犯罪中，部分犯罪人实施了超过犯罪组织规定的共犯形态的犯罪;教唆犯的实行过限是指，在共同犯罪中，被教唆人实施了超过且重于教唆犯所教唆的犯罪;帮助犯的实行过限是指，在共同犯罪中，实行犯实施了超过且重于帮助犯所帮助的犯罪。
(二)共犯实行过限的观点评析。
共犯中的实行过限，如前所述，其实则是共犯理论的问题，是指在共同犯罪中，部分共犯人实施了超过且重于共犯共同行为的共犯形态的犯罪。
首先，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了犯罪。其次，何为“共同”，何为“实行过限”，在认定方面，从共犯违法构成上，刑法理论上存在三种学说，即完全犯罪共同说、部分犯罪共同说、行为共同说;再次，从责任要件上，刑法理论上主要有是否知情说、超出共同犯意说以及对“知情不阻”的理解。
1.从共同犯罪违法构成上评析。
(1)完全犯罪共同说。
完全犯罪共同说的理论起源于客观犯罪理论。特别重视犯罪的定型性。而以特定犯罪的存在为前提。所谓“共同”，就是以同一犯罪的意思，对同一犯罪事实的协同加功。该学说认为共犯是两人以上共同对同一法益实施犯罪的侵害，即“数人一罪”。成立共同犯罪必须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特定目的的犯罪(犯意共同)，即二人以上只能就完全相同的犯罪成立共犯。例如，甲乙两人相约抢劫丙，两人都有特定的犯罪目的，因而，两人成立共犯，又如，甲乙两人相约“收拾”丙，结果甲将丙打成重伤，乙对丙实施了抢劫，如果按照犯罪共同说，甲乙两人就不成立共犯，而只能分别定罪处罚。这样的结论虽然严格限定了共犯的成立，然而，用此观点来认定和处罚共犯的实行过限，却没有考虑到法益侵害的具体事实。
(2)部分犯罪共同说。
部分犯罪共同说的理论源于完全犯罪共同说的框架内，即即数人所共同实施的犯罪，纵然不属于相同的构成要件和过限的行为，但是在不同的构成要件和过限行为不之间，如果存在同质重合的关系时，则在同质重合的限度内，成立共同正犯。如前所举例，甲乙两人相约“收拾”丙，甲以伤害的故意、乙以抢劫的故意共同加害于丙时。只能在故意伤害罪的范围内成立共犯，即乙抢劫的实行过限。用此观点来认定共犯的实行过限，补缺了完全犯罪共同说的缺陷，考虑了到法益侵害的具体事实。
(3)行为共同说。
行为共同说，其伊始为主观主义犯罪论学者而提倡和支持，其认为行为是犯人主观恶性的表现，即数人由共同行为而各自表现其主观恶性以实现各自的犯罪(主观主义的行为共同说)。“二战”后，因时事变迁，人权保障思想抬头，纯粹主观理论的行为共同说日渐落寞，于是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们开始从构成要件理论即客观主义的立场，重新解释行为共同说，即从违法的构成要件该当行为相同来认定。该学说认为，共同犯罪是指数人共同实施了刑法上的违法行为。而不是共同实施了特定的犯罪。即各人因共同的行为而实现了各自的犯罪，因此，对于共同者的故意，在所肯定的共同引起的法益侵害的范围之内，在不同的犯罪(罪名)之间亦可成立共同正犯。其本质特征是，在数人共同的行为造成法益实害或侵害危险情况下的“数人数罪”。用行为共同说来认定共犯的实行过限，实则直接而简单，同时，更考虑了到法益侵害的具体事实。
(4)认定比较。
有学者认为，行为共同说是立足于“行为无价值论”的立场，而犯罪共同说则立足于“结果无价值论”的立场。如果坚持从“造成法益侵害的结果”的角度考察共犯的构造的话。则应采纳部分犯罪共同说的主张。其实非然，如今的行为共同说是指违法构成要件的行为共同说或者客观主义的行为共同说，在违法的构成要件方面仍然坚持客观主义，因为违法的构成要件一方面是指犯罪构成的类型性定义，另一方面是指犯罪的违法性是是对犯罪结果的否定，即结果的无价值。行为的共同是指基于客观违法的共同行为，正如张明楷教授认为，行为共同实质构成要件的重要部分共同。但考虑到共同犯罪是违法构成要件的共同，以及关于共犯的非难原则，笔者认为，虽然部分犯罪共同说与行为共同说均站在客观主义的立场，虽然两者在对具体案件认定的结论上基本相同，但行为共同说比部分犯罪共同说更合理、更直接，对共犯的实行过限问题上的体现说明了这一点。
从违法构成要件来说：如例，甲乙两人相约“收拾”丙，甲以伤害的故意、乙以抢劫的故意共同施暴于丙，结果甲实行过限，将丙打死。共同施暴后甲抢了丙3000元人民币，乙走了。部分犯罪共同说认为甲乙两人在故意伤害(致死)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甲因其符合抢劫罪的违法构成要件而定为抢劫(致死)罪。然而，对于甲，其在违法事实上是以抢劫的方式劫财，在违法构成要件上，符合抢劫罪的违法构成要件;对于乙，在违法事实上是故意伤害(致死)，在违法构成要件上，符合故意伤害罪的违法构成要件。甲乙两人在违法事实和违法构成要件上有重合的部分，但并非甲乙两人在故意伤害(致死)罪上成立共同犯罪。因为如果这样认为的话，甲的一个行为所产生的结果触犯了两个罪名，一个抢劫罪，一个故意伤害罪，最终对甲认定为抢劫罪是因为“法条竞合”或“想象竞合”。“法条竞合”即抢劫罪为特别法条或重法条，而故意伤害罪为普通法条或轻法条;“想象竞合”即对甲的一个行为侵害了两个法益而以抢劫罪从一重。
“想象竞合”方面，甲原本成立数罪，将甲的行为认定为既符合抢劫(致死)罪又符合故意伤害(致死)罪就有了实质根据。然而，就甲的犯罪形态的认定而言仍发生问题，于此，部分犯罪共同说内部的主张也不一致。有的认为,甲、乙在故意伤害(致死)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正犯,最终甲承担抢劫(致死)罪的责任，乙承担故意伤害(致死)罪的责任;有的则认为甲乙成立故意伤害(致死)罪的共同正犯，但甲承担抢劫罪的责任,乙承担故意伤害(致死)罪的责任。如果认为甲承担抢劫(致死)罪的责任，则必然在致丙死亡的事实上重复进行非难。因为，在说甲构成故意伤害(致死)罪的共同正犯的时候，已将丙的死亡结果评价在甲的行为之内了，而将甲的行为又单独定为抢劫罪致人死亡显然是将丙的死亡结果重复评价了，而为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与侧地贯彻“一次责任”原则，只能将甲抢劫致人死亡的行为。认定为一般的抢劫行为(即不评价致人死亡这一加重结果行为)。但是如果不对甲致人死亡这一加重结果行为进行非难，而只对乙承担故意伤害致死进行非难的话，则无法回答为何最终的死亡结果只由具有轻罪的乙承担的问题。这样的处理结果显然是不公平的。
从共犯的非难原则来说：对共犯人进行非难，即要全面贯彻责任主义原则。如所共知，近代以前，对应当受到刑事处罚的行为人实行的是客观责任与团体责任。客观责任即只要造成客观危害，就要对行为人进行非难;团体责任(如连带、株连九族等)，即既要违法，不仅追究行为人个人责任，还要追究与行为人有关联的人的责任。这两者无疑不合理。而近代以后对犯罪行为人实行的是主观责任与个人责任。主观责任是指行为人实施了侵害法益的违法行为，产生了违法结果，根据其责任能力，故意或过失，违法认识可能性或期待可能性而追究其责任;个人责任是指对行为人实施的违法行为而产生的违法结果，只能根据其个人的责任能力等来追究其个人的责任。
现代刑法，为保障人的民主和自由，必须全面而彻底的贯彻个人责任原则。因此对共犯人进行非难，同样全面彻底的贯彻个人责任原则。而部分犯罪共同说则带有团体责任之嫌疑，如前所举例，甲乙两人相约“收拾”丙，甲以伤害的故意、乙以抢劫的故意共同施暴于丙，结果甲实行过限，将丙打死。共同施暴后甲抢了丙3000元人民币，乙走了。甲乙两人在故意伤害(致死)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甲因其符合抢劫罪的违法构成要件而定为抢劫(致死)罪。甲乙两人中，导致丙死亡的是甲，甲应当承当抢劫致人死亡的责任，然而，乙并没有伤害并致死却承担了致人死亡的责任。明显违背了个人责任主义的原则。
2.从共同犯罪责任要件上评析。
(1)是否知情说。
在对共犯责任判断上，刑法理论上和审判实务中，对于共犯实行过限的认定，一般都持是否知情说，即在共同实行犯罪的情形下判定实行行为是否过限的基本原则是看其他实行犯对过限行为人的过限行为是否知情。即如果其他共犯人对过限行为人的过限行为根本不知情，则毫无疑问，该过限行为人成立共犯的实行过限，对其所实施的过限行为独自承担责任;如果其他共犯人对该过限行为人的过限行为知情，除非其他共犯人已经明确而且尽力的阻止了该过限行为人，否则不成立共犯的实行过限，对过限行为人的过限行为共同承担责任。
(2)超出共同犯意说。
超出共同犯意说，主要是在处理共犯实行过限的一种理论学说，在司法实践中使用较少，但该学说无不有理，该学说认为，在共同的犯罪下判定实行行为是否过限的基本原则是看部分行为人的实行行为是否超出了所有共犯人的共同犯意。如果该行为人的行为已经超过所有共犯人的共同犯意，则对于其过限行为所产生的违法结果独自承当责任，反之则共同承担责任。从刑法理论上来说，该学说对于共犯是否过限的非难处罚相当符合罪行相适应原则和刑法的责任主义。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实难认定。因为过限行为人是否超出共同犯罪的共同犯意实难证明。
(3)认定比较。
对于是否知情说和超出共同犯意说两者，笔者认为是否知情说相对更合理。如前所述，超出共同犯意说对于过限行为人是否超出共同犯罪的共同犯意实难证明。但，是否知情说也存在不足，当然不足之处主要在于对“知情不阻”的认定。如例，甲乙两人于深夜共同去丙女家盗窃，甲在外屋盗窃，乙在丙女的卧室盗窃，乙盗窃完丙女的现金5000元后，见丙女睡姿性感无比，便将丙女强奸，在丙女呼救时，甲才知道乙不见盗窃还强奸，但在乙强奸丙女的过程中，甲并未阻拦，也没有乙提供帮助。本例中，乙明显实行过限，但对于“知情不阻”的甲，是否应当承当对强奸事实的相关责任，于此，笔者赞同肖本山博士的观点，即除了临时起意者所实施的行为是出于毁灭证据的目的，其他实行犯知情的，才以共犯论处，除此之外的情形，均构成实行过限。因为“知情不阻”的程度在实践中难以划分。
三、本案认定及其思考。
(一)对本案的认定。
1.从证据及违法行为事实上来看。
通过查阅本案证据卷，得出如下：
姓名。
询问。
故意伤害。
抢劫。
赵某（被告）。
第一次。
无共谋，赵实行。
无共谋，赵实行。
第二次。
王教唆，赵、王实行，刘帮助（提供刀具）。
王教唆，赵、王实行。
第三次。
赵、王实行。
赵实行。
第四次。
王教唆，赵、王实行，刘帮助（提供刀具）。
赵实行。
王某（被告）。
第一次。
无共谋，赵实行。
无共谋，赵实行。
第二次。
赵教唆，赵、王实行，刘帮助（提供刀具）。
赵教唆，赵实行。
刘某（被告）。
第一次。
王教唆，赵、王实行，刘帮助（提供刀具）。
王教唆，赵、王实行。
第二次。
王教唆，赵、王实行，刘帮助（提供刀具）。
王教唆，赵、王实行。
胡天某（被害人）。
第一次。
王、赵实行。
王、赵实行。
可以得出一结论：本案王某等三人共同犯罪事实行为认定，王某教唆故意伤害胡，赵某、王某共同实行，刘某帮助。在抢劫方面，王、赵并无共谋，只是赵另起犯意而实行，同时无法证明王某此时为赵某提供了物理上或心理上的帮助，且刘某对赵某实施的抢劫行为并不知情，只是赵某抢劫完了回到屋里后才知道，然而，法院却将三人的“数故意”认作“同一的故意”;将一人的实行过限归结于三人共同的违法行为而产生的违法结果;将三被告认作抢劫罪并且都认作为共同实行犯，即共同正犯，实为不公。因为三被告只有在故意伤害的方面有共同犯罪的意思和相关实行行为，而赵在抢劫方面的过限行为根本与刘某无关，只能证明是赵某抢了钱，而根本无证据或无充分的证据证明王某有教唆、帮助或参与行为。
因而，从证据及违法行为事实这方面来看，法院将三人认定为抢劫罪的共谋共同正犯明显难以成立。笔者认为，从证据及违法行为事实这方面来看，赵某实为抢劫的行为事实，而王某和刘某实为故意伤害的行为事实。
2.从刑法理论上来看。
认定共犯在刑法理论上的上述三种学说，即完全犯罪共同说、部分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而无论从那种学说，都不能得出赵、王、刘三被告人为抢劫罪的共同正犯。分别如下：
对于本案，如果用完全犯罪共同说来认定，该三人明显不成立抢劫罪的共谋共同正犯。因为，其一、该三人犯罪的意思共同，但不同一;其二、该三人的实行行为并非同在一犯罪构成内，即不符合完全犯罪共同说的“数人一故意一罪”。同时该学说因为没有考虑到法益的侵害事实而基本被淘汰，尤其是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中已基本无人主张。
用部分犯罪共同说来分析，赵、王、刘三人都有对胡某的伤害行为事实和伤害故意(刘提供物理上和心理上的帮助)。因为抢劫罪和故意伤害罪在罪质上有重合的范围，只是赵某在实行抢劫方面过限。因此，该三人在故意伤害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而在抢劫方面的过限行为，因赵某在客观上符合抢劫罪的违法构成要件，其行为具有违法性，同时在责任非难方面又是抢劫的故意，则对赵某单独定抢劫罪即可。由于部分犯罪共同说在认定共同犯罪时继承了共同犯罪说的优点，严格限定了共犯的成立，同时还考虑到了法益的侵害事实，即一方面体现了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另一方面更体现了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因而，在我国刑法关于共犯的认定方面成为通说。
用行为共同说来分析，只要认定赵、王、刘三人共同“收拾”被害人胡某就应认定为该三被告人成立共同犯罪，只是赵某“抢劫”过限。即该三被告人共同违法的伤害胡某。通过对犯罪构成和犯罪构成事实的分析和结合，赵、王、刘三人无疑构成共犯。而对于该三被告人的责任则根据各自的故意内容分别认定，即王、刘构成故意伤害罪，赵构成抢劫罪。由此可见，行为共同说认为共同犯罪的“共同”是指违法阶段的“共同”，而非责任阶段的“共同”，对共犯的认定来的更直接，更简单明了。因此，共同正犯的成立不要求共同的故意，也不要求共同的罪名，即“数人数罪”。
通过对完全犯罪共同说，部分犯罪共同说，行为共同说来分析，完全犯罪共同说没有考虑到法益的侵害事实在对共犯的认定上已被抛弃。而本案，在认定结论上，部分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都趋于一致，没有争议。因而，无论从部分犯罪共同说还是行为共同说，法院对赵、王、刘三人认定为共谋的共同抢劫，对于赵某的单独抢劫实行过限，在刑法理论上无疑没有相应的支撑。
同时，对赵某事前的抢劫故意和事后独自的抢劫行为，用是否知情说来分析，王、刘二人对此根本不知情，对于抢劫的层面何来共同犯罪之理。同时，笔者认为，即使王、刘二人对此知情，只要王、刘二人并未为赵提供物理或心理的帮助，对王、刘二人都不应该以抢劫罪的共犯来处理。
3.从本案的量刑上看。
由法院于对赵、王、刘三人在共犯实行过限的认定上出现错误，自然，在量刑上也必然出错。如对王某和刘某的量刑显然不公，显然不符合刑法的罪行相适应原则和责任主义原则。
对于本案的量刑：“被告人赵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被告人王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被告人刘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通过对本案事实证据适用刑法理论的分析，本案首先在罪与非罪、此罪与比彼罪上认定不当，然后基于对罪名的认定不当儿不当或错误的量刑。即一方面违背事实与证据，违背法律的准绳;另一方面违背罪刑相适应主义，违背责任主义。因此，在量刑上实为不妥。
从量刑原则上来看：刑法第五条【罪责刑相适应】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而本案，法院在量刑时或许根本没考虑刑法第五条之规定。
从事实证据上来看：基于前文的论述，赵、王、刘三人只能是在故意伤害胡某的层面构成共同犯罪，赵、王实行，刘帮助。即赵、王为共同正犯、刘为帮助犯，对于赵某抢劫的过限行为，只是赵某单独的事情。法院对此三人以抢劫罪定罪后按抢劫的性质量刑于三被告人的违法事实不相符合;同时，在量刑时，没有区分主犯、从犯，教唆犯、帮助犯，对该三被告人都以直接正犯而量刑，明显违背事实，同时滥用共犯的“部分实行全部责任”。
因此，笔者认为，本案在量刑上，应根据赵某等三人各自的违法行为事实、犯罪情节，各自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分别量刑。
综上所诉：笔者认为，本案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对赵、王、刘三人共犯的实行过限的认定上出现错误，因认定出错，自然在量刑上也会出错。对于本案，首先，赵、王、刘三人因由共同的伤害胡某的违法行为，而成立共犯;其次，对该三人进行非难应以其个人的主观故意、责任能力，违法认识可能性以及期待可能性等，进行各自的非难。即对赵某应直接以抢劫罪定罪处罚;对王某和刘某应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其中对王某以故意伤害罪的实行犯处罚，刘某以故意伤害罪的帮助犯处罚。
(二)通过本案对司法实践中共犯实行过限认定的思考。
通过赵某等共谋抢劫一案的分析，笔者认为，对于共犯中的实行过限的认定，司法工作人员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如下：
第一，司法工作人员在司法实践中，并无必要抽象地讨论共犯的成立条件，相关刑法分则的罪名的违法犯罪构成要件的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只需要明确共同正犯的成立条件，教唆犯和帮助犯的成立条件，并根据相关违法犯罪事实构成而作出相应的合理判断。
第二，司法工作人员在处理共犯中的实行过限的案件时，应当首先从违法层面判断是否成立共同犯罪，然后从责任层面个别地判断参与的数行为人各自的故意是否有责任，以有及何种责任，而进而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何种罪名。
第三，司法工作人员在对共犯中的实行过限做好认定后，应当根据刑罚的量刑原理、具体案件的犯罪事实构成、是否存在量刑的阻却事由，正确量刑，做到罪行相适应，全面贯彻一次的、消极的责任原则，禁止对同一犯罪重复评价、间接非难。
第四，司法工作人员在平时工作之余，应当加强法学知识的理论修养，尤其是从事刑事案件的司法工作人员，更应注意加强对刑法理论的修养。因为，刑法作为一个特殊的部门法，在处罚方面，是所有部门法中最严厉的一个。其处罚的范围，不只有财产方面，还有人的自由方面，更且，还会剥夺人的生命。如果司法工作人员对刑法理论的修养不够，在具体的司法实务中，很可能会出现很多冤假错案，进而损害人的民主和自由;损害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和人权保障机能;损害刑法的安定性。
结语。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的情形。共犯的实行过限，是指在共同犯罪中，部分共犯人实施了超过且重于共犯共同行为的共犯形态的犯罪。
本文借助赵某等共同抢劫案，较深入的分析了共犯的概念;共犯中的实行过限在刑法共犯理论认定问题上的几种不同学说，即完全犯罪共同说、部分犯罪共同说、行为共同说以及是否知情说和超出犯意共同说。得出无论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在刑法理论研究上，部分犯罪共同说与行为共同说都立足于犯罪的客观违法结果，两者虽为不同的推理方式，但最终得出的结果基本相同，但一方面，行为共同说在犯罪的违法结果和个人责任的追究上更趋于合理;另一方面，因行为共同说在对共犯中数故意的认定上更直接更简单，因而笔者深赞同之。同时，对于是否知情说和超出共同犯意说两者，笔者认为是否知情说相对更合理。但，是否知情说也存在不足，当然不足之处主要在于对“知情不阻”的认定。于此，笔者赞同肖本山博士的观点。
同时，对于司法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在处理共同犯罪方面的案例时，尤其是在处理共犯实行过限的这类案例时，笔者不才，提出一些意见，待司法工作人员采纳。
致谢。
用一句曾经在学生会工作时常说的一句话：“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四年的大学生涯即将到站，人生的下一班征程又将启航。经过数日的构思、阅读、交流和写作，我的本科毕业论文终于顺利完成，欣喜之余，回首四年的岁月，感慨万千，于此，深感谢意。
首先，衷心地感谢我的论文导师张正印老师。本课题在选题及研究过程中得到张老师的亲切关怀和悉心指导，从选题到定稿，都凝聚着张老师的心血与辛劳。张老师多次询问研究进程，并为我指点迷津，帮助我开拓研究思路，精心点拨、热忱鼓励。张老师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求实的科学态度，严谨的治学精神，让我终生受益无穷。对老师的感激之情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在此谨向张老师致以诚挚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
其次，我要感谢学院各位老师。学校为学生的学习成长提供良好的学术氛围及优美的环境，为我们提供了展示青春的舞台。我们的任课老师，尤其是何显兵老师，在课堂上的激情洋溢的讲解仍时常浮现在眼前，课堂下的敦敦教诲使我铭记于心。自从进入学校以来，学院的领导和老师都对我的成长和进步给与了极大的关心、支持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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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心祝愿：西南科技大学明天更加美好!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明天更加美好!
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的全体老师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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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本科开题报告法学本科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二、本课题的研究现状：
行政立法中的公众参与，一直是近些年我国法学界研究的热点，学者们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首先，公众参与的概念方面，归纳起来有三种主要观点：一是我国学者俞可平支持的广义说，即公众参与就是公民试图影响公共政策和民主生活的一切活动;二是以蔡定剑为代表提出的互动说，即公众参与是决策者与收到决策影响的利益相关人双向沟通和协商对话的过程;三是狭义说，即公众参与是指行政机关及其他组织在行使国家行政权，广泛吸收私人参与行政决策、行政计划、行政立法、行政决定、行政执行的过程，学者杨建顺对此观点予以支持。
其次，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价值方面，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1)实现公民权利的意义，李海青等学者认为公众参与行政过程是实现公民参政权、监督权、自由表达权等权利的基本途径;(2)制约公共权力的作用，俞可平等学者认为广泛的民主参与是防止政府腐（fu）败、制约公共权力的有效手段;(3)提升决策科学性、合法性的意义，王锡锌等学者认为公众参与有利于广泛调动多元化社会的智识与信息，克服政府和精英立法弊端，从而实现决策的科学性和包容性。
最后，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的现状及问题方面，学者们肯定中国公众参与逐步走向有序化、制度化和法制化轨道，但也存在一些问题：(1)从参与素质看，蔡定剑在《走向宪政》一书中认为，公众有较强的参与意识，但其本身参与技术和能力的有限性限制了其参与范围;(2)从参与效果看，黄凤兰认为参与和决策脱节，缺少信息反馈，进而削弱公众参与的动力;(3)作为公众参与新类型之一的网络参与，学者林华认为关于这种参与法规规范体系不完善，政府应对网络信息危机的能力不足，导致网络政治空间可能会成为虚拟暴力和群体的事件的导火索。
三、主要内容和预期目标：
主要内容：
一、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的基本理论。
(一)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的概念。
(二)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的理论基础。
(三)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的重要价值。
二、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的现状。
(二)行政立法公众参与存在的问题。
(三)行政立法公众参与存在问题的原因。
三、完善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的建议。
(一)建立激励机制，扩大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范围。
(二)完善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的程序。
(三)建立健全信息保障反馈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
预期目标：通过该课题的探讨，加深公众参与理论的研究，健全行政立法制度。
四、拟采用的研究方法和主要措施：
研究方法：比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价值分析法、逻辑分析法。
五、主要参考文献：
[1]蔡定剑.公众参与：风险社会的制度建设[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2]王锡锌.行政过程中公众参与的制度实践[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3]杨建顺.行政过程中的民主参与和利益表达[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2,(5).
[4]李海青.政治哲学视野中的公民参与[j].行政与法,2005,(4).
[5]黄凤兰.公民行政参与的法律应对及完善[j].行政法学研究,2008,(4).
[6]邵东华.论行政立法程序中公众参与的问题与对策[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
[7]代水平.行政立法公众参与机制的完善[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
[8]participationinadministrativeproceedings[j].yalelawjounaral,2000,(6).
法学本科毕业论文
摘要：如何在实现正义（这是法学的最高价值目标）的过程中降低成本，是法学一个古老的追求。而正义和成本都是在人的演化过程中，为了生存和繁衍所发展出来的概念。连接了正义和成本也就连接了法学和经济学。
关键词：人性与法；正义；正义的成本；法律与经济学；熊秉元。
有限的理性和相對的利己性是人的两大特性。笔者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法是人性的产物，同时也是人性的守门人。一个人的活动不会产生人际关系，也就自然不会产生对法律的需求。而当亚当和夏娃同时出现时，就不得不考虑到人与人之间的交集（人际关系），也就产生了对规则（法）的需求。法律的目的就是处理人的行为所衍生的问题。笔者认为，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取舍，是平衡，有取有舍，从而平衡每个人相对平等的私人空间（权利）。正如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所说：“法律的本质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法律，不是来自司法女神的指引，而是来自于人际相处时的实际需要。法律的本质，便是由众多经验所归纳出的逻辑，再利用这些逻辑，去处理千奇百怪的人类事物。人的利己性（即一个人会根据自己的利害的考虑而决定“利他”的程度）间接促使法律成为平衡人与人之间利己程度的工具。人的理性（自主性、思考性）便直接将法律这一工具带到人们身边。而人性与法之间牵牵扯扯，“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绝对也没有如此简单能够被吃透。由于认知的限制，笔者不得不留下大片的想象空间。
埃德加·博登海默说：“正义有着一张普罗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的同时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在法学里，正义是最上位的概念，可分为“垂直正义“和“水平正义”。“垂直公平”是指不同情况（不同行为、不同罪状）的人，应该受到不同的待遇。“水平公平”是指相同情况（相同行为、相同罪状）的人应该受到相同的待遇。法律需要接受方方面面的考验，在人们寻求法律帮助时，在法律制裁罪犯时，公平是否得到维护，正义是否得到匡扶，这是法律正义性（合法性）认定的标尺，也是法律生存的土壤，法律立足正义，才能使正义的概念在法律的基础上得到升华。而理念世界里的“正义”也许真的正义，但是真实世界里的“正义”真的就正义吗？埃尔斯特在《美国的地域性正义》一书中阐明：“正义的理念，不是超然独立于现实之外，而是被各种现实条件所影响形塑而成。而另一方面，各个环境地域，有各自解读和取舍正义的方式。因此，只有地域性的正义，没有举世皆然的正义。”这种真实的正义显然有一种折中的色彩，这也隐含着“正义”并不能无拘无束地在真实世界里横扫天下，它是要得到普遍认同并经过不断加工和多次衡量得到的一种适用性“正义”。所谓正义的内涵，也就是社会所接受或赋予正义的概念（受到多方面的影响）。那些合乎正义的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能达到的也只能是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可和满意。
在经济学上，成本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理念，而是见诸于人们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行为。如果能降低成本，就可以把省下的资源心力，放在其他的使用途径上。因此，成本的概念，符合物竞天择的精神。为了生存繁衍，人们会设法节约资源，降低成本。无论是生命或物质，本身并没有客观的成本，而是间接直接、明白隐晦地被赋予某种成本（价格）。从这个引申思维点来看，伤悲，是一种情感上的成本；歉疚和罪恶感，是一种心理上的成本。甚至于，想要弄清楚“成本”的概念，可能也需要付出可观的成本。这种抽象的“成本”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从经济学到法学的引申。经济学中要考虑成本，法学（尤其是法学实践中）中同样也要考虑“成本”，两者虽然相互区别却也相互渗透。就如同“你没有记分卡，就无法告诉选手分数”是一样的道理。在法学领域中，希望追求愈精致的结果，通常要耗用愈多的资源（人力、物力），所以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不能只注意结果，也要考虑到所付出的资源，也就是说“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不能无视代价”；在法学实践（立法、执法、司法）的过程中也是如此，法律愈严，犯错的价格愈高，修改法律的困难度愈高，修改法律的次数（需求量）就愈少，一定程度上却也使法律的稳定性增加，从而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发挥更大的功能。就这样，用”成本”这个词的引申意义，在经济学和法学之间连结了一条“有缘”的红线。笔者在《正义的成本》一书中受到启发，打破了一定的思维束缚，从而得以体会到熊秉元老师独特而又深刻的思想，受益匪浅。
虽然平等和效率、政治和经济都是天壤般的差别，但这种看似矛盾的组合，或许是巧妙无比的天作之合。就如同“资本主义和民主其实是很不恰当的组合，不过也许这正是它们需要彼此的理由——求平等而不失理性，求效率而不失人性。”法律所维护的权利，背后一定有资源的付出，运用资源时不得不有成本的考虑。奥肯教授也曾说过：“在考虑基本权利时，不要忘记潜在的成本。维持言论自由的权利比较便宜，提供免于饥饿自由的权利比较昂贵。”这种“成本”很巧妙地为经济分析和法学问题搭起一个桥梁。也许这正是法学和经济学难舍难分的缘由。用经济学的思维分析法律，不仅是一种独特的方法，更是一种高效的方法。法律的目的便是增进社会的资源（适用于规范经济活动中），甚至于法律界定责任的原则也是“谁防范意外的成本低，就由谁承担防范意外的责任”。从现实社会看，目前人权程度最高的社会，通常是社会资源较富饶的社会。有了世俗的财富资产，才容易支持比较抽象的价值。经济也是如此，在支撑着法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同时，不断地给法学灌输新思维，使法学为经济服务的同时，也不断引导着经济发展的方向。法治的优越性也许就是通过规则的不断再生产而强化行为规范及法律效果的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使自由得以增长的同时，社会又具有良好的秩序，经济发展也有好的绩效。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经济学更加理性和客观，而法学则带有更强烈的建构性。所以笔者设想，用有限度的经济方法分析法律，对法律来说，益无穷而害有限。
法律在实践过程中更多的是向前看，即法律的制定是为了规范人们的行为，预防非法行为。法律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为了未来社会更好地发展而产生的，所以当以前不重要时，重要的自然是现在和未来。这种“向前看”无异于是对未来长远利益的考虑。司法实践中也同样如此重视现在和未来（即面向未来和注重后果）。“向前看”同时也意味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向前”看，经济基础决定着法律的产生、变化与发展。事实证明，经济发展平稳、水平较高的国家往往法律较完备，司法体系也较健全，人们对法的尊重程度也普遍较高。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向“钱”看的基础，也就没有“向前看”的勇气。向前看的同时，法也极力保护、巩固、发展其所依赖存在的经济基础。所以法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不容忽视的，没有经济的发展，就不会有法的产生，没有法的维护，就没有经济的健康发展。只有向前看的同时也向“钱”看，才能够有力地保障社会的持续发展。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向“钱”看其实有着非常积极向上的含义。当然，在援用法律时，也不能仅仅只是向前看，因为法律本身已是一个演化过程的终点，所以在援用法律时，最好还要知道法律背后的思维，以及这个演化过程的来龙去脉。只有在向“钱”看的基础上向前看，并且综合考虑（向后看），才可能尽量避免错误的产生（冤、假、错案），从而让良法得到普遍服从。
笔者认为，不管是用经济学思维思考法律问题，还是站在经济学的角度思考法律实践，法学都需要这样一个坚强的后盾，或是这样一个强有力的队友，所谓“正义的成本”大概也就是这样的含义。当然，笔者的这种理念可能也只是一个浅层理解（正义的衍生需要成本的考虑，成本为正义的需求），“正义的成本”是一个需要笔者不断深入思考的领域，而笔者自认为法学初学者，有些理念稍显浅显。
参考文献：
[1]熊秉元.正义的成本[j].教师博览，2008，（04）.
[2]张艳军.试析司法与民意的关系[j].贵州大学，2007，（05）.
[3]科斯.厂商、市场和法律[j].特区经济，1992，（11）.
本科毕业论文
摘要：在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实践反思的基础上，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探索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改革的新思路：设置以积极心理学理念为导向的教学目标，构建以培养学生积极品质为核心的教学内容与教学环境，实践以积极体验为核心的体验式教学模式，以达到培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目的。
关键词：积极心理学；大学生；健康教育；课程改革
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名称历经“健康心理学”、“心理卫生学”、“心理卫生和咨询”、“心理卫生与健康”等变化，直至近十年，“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名称才广为接受。20xx年5月教育部办公厅正式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的通知（教思政厅[20xx]5号），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建设开始走向规范化建设道路。经过近30年的发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建设卓有成效，全国普通高校大多开设相关课程，呈现出一条从单一到多样，从任选到必修的发展趋势。目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建设主要有三种实践模式：一是学科模式，以大学生所应具备的心理素质内容作为设计课程体系的主线，注重传授系统与完整的心理学知识；二是经验模式，采取心理训练、活动、实践等形式，旨在让学生获得经验和体验；三是问题模式，注重心理辅导与咨询，从大学生所面临的心理问题入手设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但无论何种模式，以知识本位为核心的课程设计思想依旧占主导，过分突出学科理论体系，忽视人文精神的传递与文化素养的陶冶，没有把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和人格的完美发展作为课程建设的重要目标，直接影响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实效性。
一、大学生心理教育课程教学实践的反思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是一门新设课程，起步较晚，经验不足，没有太多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因而也存在不少问题。
（一）教学目标上，
以“问题矫治”为导向“，成长发展”不够教育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以促进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社会活动。依据教育的三项历史使命，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设置一般分为三级：一级目标面向全体学生，预防与发展为主，注重开发潜能和培养健康的心理素质；二级目标面向心理问题学生，解决问题为主，注重心理咨询与疏导，消除心理症状；三级目标面向心理障碍和疾病学生，以心理治疗为主，注重心理障碍的诊断与矫治[1]。长期以来，我国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深受传统的消极心理学研究取向的影响，在教学目标上没有契合以人为本，促进人全面发展的精神，过于偏重二、三级目标，忽视一级目标，导致过分关注学生心理问题与障碍矫治，忽视了学生心理潜能的开发和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偏离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应该以预防与发展为主，促进全体学生成长发展的最终目标。
（二）教学内容上，
以“理论”为主，“实践”不足目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主要以“学科取向”为主，知识本位的课程思想严重，过分强调讲授心理学理论知识，在内容编排上呈现重症状诊断，轻预防，重障碍，轻发展的特点，凸显出过于理论化、专业化、系统化的专业心理学教学的特点。这导致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内容设置未能紧贴学生实际需要，解决学生日常生活的实际问题，违背实施心理健康教育的初衷，降低了心理健康教育教学的实效性。
（三）教学方法上，
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互动”不突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性质决定着其是一门强调应用性和实践性的课程，但目前绝大多数高校所开设的课程均是大班教学，教师课堂讲授理论知识为主，缺少课堂互动，更缺少教学实践活动，导致整个教学过程教师唱独角戏，学生冷眼旁观，课堂教学枯燥无味，教学效果较差，学生的心理素质未能有效提升与培养。
二、积极心理学与心理健康
积极心理学是20世纪末由美国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教授首发，旨在倡导用一种积极的态度解释各种心理现象，致力于研究人类积极品质的一门科学。积极心理学研究的三大支柱是积极体验、积极人格、积极的社会组织系统，其中积极情绪体验是核心，积极体验中又以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最多、成果最丰富，在整体上形成了“一个中心三个支撑点”的理论体系。积极心理学的核心思想是心理学研究的关注点应该从单纯的问题取向转移到人类正向品质的研究与培养，通过挖掘人类自身拥有的潜能和力量来达到积极预防和积极治疗的目的，这与传统的心理学研究取向不同。1958年，学者jahoda率先在反思传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基础上，首次提出积极心理健康的科学概念[2]；cowen更进一步主张“健康应该是积极特征的存在程度，而不仅仅是疾病的缺乏”[3]。由此积极心理学的理念和主观幸福感等积极指标正式融入心理健康的诊断治疗体系，促使人们对心理健康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和理解。我国学者孟万金教授也认为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理念应主张开发心理潜能、降低负性情绪，提升主观幸福感，从而预防各种心理问题，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4]。可见积极心理学作为一种意识、一种理念、一种新的思潮已经渗透到心理健康教育中，成为引领心理健康教育的一种价值取向。
三、基于积极心理学视角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改革的路径分析
（一）设置以积极心理学理念为导向的教学目标
“智慧、感恩、乐观、美德、幸福”等积极因素被积极心理学认为是人类所固有的特质，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如果这些积极的特质被培育与强化，那么与其相对的消极的特质就会改变与消退[5]。因此，要想预防学生出现心理问题，心理健康教育必须致力于培养学生积极的品质和力量，必须整合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三级目标，协调发展、预防、干预三者之间的关系，将心理健康教育的着力点由关注学生的消极方面转向积极方面即可。在具体的目标设置上，大学身心理健康教育应坚持健康、和谐、幸福的价值核心理念，关注和培养学生的优势心理品质和正向积极的力量，在协调心理问题解决与积极品质培养的基础上，实现大学生心理素质的优化、人格特质的健全、心理潜能的开发。
（二）构建以培养学生积极品质为核心的教学内容与教学环境
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丰富了传统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扩大了实施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我国学者孟万金教授基于积极心理学的理念提出了诸如增强主观幸福感、开发心理潜能、改善学习能力、完善积极人格等14项学校心理健康的核心内容[5]。概括起来涵盖三层含义：一是增加积极情绪体验是培养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有效途径，其中最关键、最根本的就是增强其主观幸福感，为此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必须融入“幸福课程”；二是培养大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必须塑造积极的人格，彼得森和赛里格曼提出了6种美德和24种积极人格特质[6]，为开展大学生人格教育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三是创建积极的教学环境，增加积极体验，塑造积极人格离不开营造积极环境，一个良好而积极的教学环境是增加大学生积极体验、塑造积极人格的必要条件，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实践以积极体验为核心的体验式教学模式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是一门深入心灵的课程，它的开设不仅要让学生入脑，更要让学生入心，只有学生用心、用脑、用感情去实践与体验这门课，才能更好地领悟与体会，才能内化与升华。为此，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设计应该遵循“以突出学生主体为中心、以创设故事情境为中介、以凝聚成功经验为起点、以提升积极体验为核心、以合作共赢为主线”的原则，通过课堂互动、团体活动、角色扮演、多元艺术表演等手段，形成自觉自愿的自我教育的氛围，培养学生用积极的角度去看待，用乐观的心态去体会，增强他们的心理免疫力和对不健康心理的抵抗力，达到预防心理问题，提升心理素质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孟万金。论积极心理健康教育[j]。教育研究，20xx（5）：44。
[4]葛莹莹。积极心理学视阈下高校贫困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探究[j]。科教文汇，20xx，309（3）：132。
[5]孟万金。积极心理健康教育[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xx。
[6]任俊。积极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xx。
[7]方双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建设的困境与出路[j]。中国教育学刊，20xx（8）：55—56。
本科毕业论文
［摘要］如果将资金比作一个的“血液”，那么酒店的资金管理系统就是保证酒店能够正常高速运转的“心脏”。只有将财务管理的权利进行合理的分配，才能保障酒店资金资产的有效使用，才能促进酒店经营计划的完成，进而达到企业的战略目标。
［关键词］酒店；资金管理；资产。
1.1酒店财务管理的现状。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酒店的财务管理体系也应不断完善。
（1）在资金的筹措方面，要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当前世界金融市场需要的机制，扩大酒店的资金来源渠道。
（2）在财务分析方面，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财务分析体系，建立规范的财务报表体系，与国际惯例接轨。
（3）在成本控制方面，要结合企业的实际，实行成本核算，完善成本控制制度。
（4）在资金管理制度方面，要逐步建立和完善资金管理制度，对酒店资金进行统一的管理。
1.2酒店财务管理的趋势。
酒店的财务管理目标是酒店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它不仅仅是酒店财务管理工作的出发点，更决定着企业财务管理的基本方向。酒店财务管理目标从它的演变进程来看，都直接反映了酒店财务管理环境的变化，反映了企业利益集团利益关系的平衡，更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体现。
2.1把握投资方向。
酒店筹措资金，是为了能够满足酒店的投资需求。在筹措资金之前，酒店要做好投资方向的调研。两者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相互制约。投资之前必须要做好的是筹措资金，那么在筹措资金之前，也要做好投资的调研。在酒店筹措资金之前，一定要对投资方案严格把关，并对其可行性要充分考虑。要考虑到所投资项目是否有先进的技术，在经济上是否能够符合，以及此次投资的长远发展性。只有这样才能确定投资是否真正合理。也只有在把握了大体的投资意向后，才能选择投资的方式。
2.2节约筹资成本。
酒店筹资的方式多种多样。再完美的筹资方案，也会付出一定的投资成本。这就要求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节约筹资的成本预算，达到酒店的利益最大化，增强其核心竞争能力。
（1）筹资都具有一定的风险性。酒店在筹资时要尽量选择风险性较小的投资项目。降低筹资的风险尤为重要。如果酒店为了筹资而面临非常大的风险，甚至负债，就会增加偿还银行贷款的负担，负担越重，就有可能在贷款到期的时候，没有及时偿还的能力。因此，酒店在筹资的时候，一定要是降低筹资成本，减少筹资风险。
（2）筹资时要选择筹集资成本比较低的渠道。综合比较各种筹资，方案降低筹资成本和风险降低筹资的风险负担。以便取得更好的效益。
在财务管理方式上，酒店集团体现为高度的全面预算。预算结构、运作过程比较复杂。
在财务管理环境上，拥有广泛融资投资的通道，能够利用各种各样的融资手段，为酒店集团的市场进入、后期投资、投资组合、转移与退出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提供财务资源的支持。
在财务管理目标上，表现为成员个体财务目标与集体整体财务目标在战略上的统一性。
在财务管理对象上，呈现出多级理财主体各自资金运动系统的一体化复合结构特征。
在财务管理主体上，表现为一元中心下的多层级复合结构。
因此，相对单体酒店而言，酒店集团财务特征不仅复杂很多，在财务管理上也是突破了单体酒店的范围。
现金流量是指在一定会计期间按照现金收付实现制，通过一定的经济活动，其中包括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和非经常性项目而产生的现金流入、现金流出及其总量情况的总称。
现金流量可分为3种：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和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在现代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决定企业兴衰存亡的是现金流，最能反映企业本质的是现金流，在众多价值评价指标中基于现金流的评价是最具权威性的。现金流量比传统的利润指标更能说明企业的盈利质量。首先，针对利用增加投资收益等非营业活动操纵利润的缺陷，现金流量只计算营业利润而将非经常性收益剔除在外。其次，会计利润是按照权责发生制确定的，可以通过虚假销售、提前确认销售、扩大赊销范围等手段调节利润，而现金流量是根据收付实现制确定的，上述调节利润的方法无法取得现金，因而不能增加现金流量。可见，现金流量指标可以弥补利润指标在反映公司真实盈利能力上的缺陷。
在酒店运营活动中，只要是与资金有关的活动，就是与财务管理有关的工作。在酒店内部，各个部门都与财务部门打交道。比如说工资的发放，年终奖励等，小到桌椅碗筷，大到内部装修都与财务管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需要各个部门在财务部门的指导下，合理使用资金，来保证酒店的正常运营，提高工作效率，增加效益，降低成本。
本科毕业论文
《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在这里，共同性与合理性实际上被视为宪法秩序的本质。唯其如此，宪法方可具有包容性，成为国家的整体框架；唯其如此，宪法方可具有正当性，成为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唯其如此，宪法方可具有操作性，成为全民的行动纲领。
而要夯实宪法作为基本共识和根本规范的实质内容，就不得不进一步开展价值观讨论，达成基本共识，从而形成新的法律意识形态。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制度顶层设计背景下，“问题”的研究仍然很重要，但“主义”的探讨也无从回避。因为解决“问题”的技术化操作无法形成价值体系上的基本共识。没有这种共识，顶层设计就无法做，宪法实施也无法得到可靠的保障。
为此，有必要提倡一种“共和主义”精神。它可以与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和而不同”的原则相对接，可以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的理性设计和可继承的共同性相对接，可以与历史唯物论相对接，同时也能凸显程序本位的现代法治原理。这种共和主义必须包括市场法理、指令法理、共同法理这样三种最基本的价值元素。
实际上，在全球性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法治秩序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正当化根据，本来就包含两个不同的维度：一是从零开始的理性设计，也就是社会契约型的国家观；另一是尊崇事实、利益以及传统的继承原理，也就是历史传承型的国家观。因此，现代化的价值体系并非通常理解得那样单纯，而是内部存在张力。以此来反观中国现代化过程，价值体系也并非像苏维埃诠释者所断言的那样一元绝对化。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要实现法律意识形态向这种三元共和主义的解释性转换，首先要认真解读历史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是：生产力(劳动、土地、货币)的变化会引起生产关系---主要指由谁、怎样支配生产手段和劳动力的社会关系---的变化，而生产关系的变化又会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化。[1]虽然上层建筑也会反作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但归根结底还是经济基础、社会的物质条件决定上层建筑的存在方式。[2]当今的中国，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基础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市场已经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因此，国家体制和法律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必须随之进行调整，这正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要求。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法律秩序的价值体系必须进行重构，主要是加强“市场法理”这个价值元素的比重和核心地位，并相应调整所谓“指令法理”、“共同法理”与“市场法理”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要通过反腐举措遏制官僚机构的畸形膨胀，进而让权利哲学和公共哲学来制约政府权力的运行，并把这种理念和举措制度化、程序化，纳入法治的轨道。一般认为，历史唯物论特别强调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具有单维进化史观和决定论的特征，在这样的分析框架里，个人的主体性和选择自由似乎缺乏生存空间。但是，仔细研读经典文本可以发现，这样的认识其实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全面的。
例如恩格斯的以下这段著名论述，就可以从中找到若干个推陈出新的切入点：“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外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服从客观规律的历史进程中包含着许多特殊的个人意志，并且这些个人意志是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这些个人各有自己的生活条件和语境，通过博弈形成合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社会结构的塑造。然而，每一个人的意志却不能单独决定事态的演变，结果总是取决于许多个人意志的博弈和综合作用。因此，社会发展很难完全按照预定的计划、有目的地进行，在复杂的力量对比关系中永远存在偶然性和意外性，但又会按照自然的机制不断地有序化演进。
由无数个合力作用的平行四边形构成的这种动态场域，与自我调整的市场其实是相通的、相洽的，也属于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范畴。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历史唯物论与市场经济背景下关于合理选择的理论框架之间的距离，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得那么大，而是很容易采纳实践理性的逻辑来考虑个人意志的计算、利害关系的计算、交涉成本的计算，等等。
实际上，西方有些学者已经试图把理性的个人选择以及公共选择概念与历史唯物论结合起来，采取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和数理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重新认识和诠释。
例如霍布斯提出的如何避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这样一种秩序问题，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实际上就是关于资源和利润如何分配才能减少或者防止纠纷的问题；在法学层面上看，就是如何对权益进行制度化分配的权利论问题。对于欧美现代的合理选择理论而言，在权利分配方面最重要的是交换与共识，因而制度设计上的基本原理是假定个人是均质的'，并且通过法治使得每个人互相尊重权利，这样就可以平等地获得效用。但是，这样的模式过于单纯化了，似乎这样一来就可以获得实质上的平等，结果并非如此。
对于历史唯物论而言，在权利分配方面最重要的是不平等和支配，于是必然引起非合作型的博弈乃至阶级斗争。从这个角度来解读《共产党宣言》中宣示的社会革命理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会对历史唯物论产生一种崭新的认识，并且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演出关于统治理性的根本问题：要么让那种非合作型的博弈导致无休止的阶级斗争，要么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让不同的利益诉求充分表达并进行有效的协调。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一种权利论，或者说为权利而斗争的学说。当然，斗争的方式可以不同：有合法的、和平的，也有非法、反法的甚至暴力的；有个人的，也有群体的。通过这样的思考线路，历史唯物论其实也可以通往自由而平等的法治秩序，以及关于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的制度设计。更重要的是，这里潜藏着一种新的制度观：制度不仅仅是博弈的规则，实际上主要体现为博弈的均衡状态，并且有可能出现多样性的均衡状态。
对于法律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关系的处理，历史唯物论有两个命题很值得重视。一个命题是马克思提出的。他指出，“无论政治的立法或民事的立法，都不过是宣布和登记经济关系的需要而已”[6].他还认为，“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7].马克思的观点与维辛斯基提出的“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达”那样简单化、政治化的公式有着明显的不同，而更强调客观化的共同性。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奠基人安东尼·拉布里奥拉诠释得非常好：“国家是一个现实的有效能的机构，它保障社会制度和它的基础亦即物质生产的稳定性。
这种保障的实质是采取各种方法来保持各阶级的均衡。”[8]由此可见，在市场已经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今天，法制建设必须从自由竞争机制的需要出发，寻求社会各种利益群体的最大公约数或者共同信念。同时，还必须注重社会的公共性，培育民间自组织机制。这些正是历史唯物论的题中应有之意。这个命题也提醒我们，尽管个人意志、自由、权利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题词，但制度改革并非从“应当是怎么样的人”这个观念论前提出发，而必须从“现实的人”出发。也就是说，个人的主体性和自由必须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利益格局以及文化语境中来把握。尽管可以把公民从他们被镶嵌在传统秩序和关系网络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但是他们的行为方式仍然会带有历史的惯性。从这样的“现实的人”出发来推动社会制度的变迁，就可以扬弃社会契约型国家观与历史传承型国家观之间的矛盾，使得法律秩序能够摆脱个人与政府对立的内在矛盾。
历史唯物论的另一个重要法学命题是恩格斯提出来的，涉及良法与恶法的区别，涉及国家制度的反思理性，以及不同政策和意见之间的自由比赛。他是这样表述的：“如果说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那么这种准则就可以依情况的不同而把这些条件有时表现得好，有时表现得坏。”
这意味着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并非自动产生的，也并非固定不变的：法律的表现形式是可以比较的、可以选择的、可以改进的，从而为主观能动性和技术合理性留下了足够的回旋余地，也为制度改革提供了支点和杠杆。恩格斯晚年非常强调法律制度对经济以及财富分配的反作用[10]，为自由主义市场容易出现的不正当竞争、贫富悬殊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历史唯物论的思考线索。把社会主义者以及左翼思想家所关注的平等和公正纳入法治的制度设计蓝图，同时坚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也构成了加强规范秩序正统化机制的一个重要的契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拒绝那种绝对化的法律实证主义立场，让各种制度不断经历批判理性的洗礼和正当性根据的检验，不断趋向公平正义以及民主理念。
我们还须特别留意，与第二个命题相关但又不同的是，在历史唯物论的视野里，法律始终被理解为社会关系的中介物，应该保持中立性，发挥沟通媒介的作用，这与斯大林时代的“阶级司法观”也大相径庭。马克思早就主张法律体系在社会的经济活动和发展的整体机制中，应当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法律是社会各种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的中介物，无论何种社会关系的实现都需要有法律上的表现形式。法律之所以能够发挥这种作用取决于其抽象性，正是由于这种性质，法对于它所包含的被媒介的关系保持“中立”,不改变这类关系的性质。
在这里，我们隐约看到“法治中国”的图景：个人被抽象地勾画为受到客观条件制约的主体，并具有关于背景的基本共识。个人可以表达自己的意志，也可以提出要求，但这些都需要与其他个人的意志和要求进行相互协调。为此，有必要像尤根·哈贝马斯的批判社会理论以及法的实践哲学所描述的那样，设定一种在公正程序之中进行对话和商谈的理想状况，至少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1)独立人格的相互承认；
(2)排除强制、确保自由和平等、提供充分的参加机会；
(3)在信息充分公开和具有基本共识的基础上确定议论的主题。
与此相应，国家和法律体系则被理解为某种现实可行的社会机制，或多或少地对个人的诉求做出回应，而这种回应都必须也有可能保持客观性和中立性。总之，个人的自由和解放主要通过理性对话的方式得到实现，自由度、解放感以及回应的效果则主要取决于机制的反思理性。这正是推动历史唯物论的法学进行重构的关键所在。
以历史唯物论为线索来分析和解释法律意识形态，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法学实际上包含非常丰富的价值内涵和理论创新的契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仅可以与指令法理相联系[12],而且还可以与市场法理、共同法理相结合。这就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一种能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多元化和复杂化事态的公共哲学提供了前提条件，也为通过更具有包容力的共和主义来凝聚关于体制转型和法治秩序构建的基本共识这样的政治需求拓展了话语空间。
新时代的法律意识形态，必须反映国家、市场以及社群这三种不同维度。以这种三元结构为特征的共和主义内部既然包括了不同价值的并存、交错、互动、组合，因而势必容许复数的记述体系和正确解答之间的竞合，这就意味着人们交往和商谈的行为，以及相应的沟通程序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只有按照程序公正原则构建的对话环境，才能真正使人们保持共和主义精神，不断自由地探讨使原理以及道德判断正当化的适当理由；才能在多层多样的语境中丰富对话内容，实现思想认识上的推陈出新，并就公平正义达成共同的立场和态度，进而实现社会价值体系的整合。
[1]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6.
[2]圣地亚哥·卡里略，钟琦译。“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12、13.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78.
法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精选
社会责任这个概念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使用，并非专属于律师职业，关于什么是律师的社会责任，有人做过调查，有人认为是律师作为“法律人”的人格责任；也有人认为是律师的法律责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首先应搞清楚社会责任的概念，才能在律师职业中更好的履行其特殊的社会责任。在现阶段要想给予律师社会责任一个准确的概念是很不容易的，但本文认为律师的社会责任应该做以下的定义：律师的社会责任是除了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以外的、在道德范畴内所要求律师应该为社会公众提供法律服务，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合法利益的责任。本文从律师社会责任在法治国家建设中的特殊性去考虑具体内容，故我认为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第二、进行法制宣传推动立法活动；第三、促进法律文化建设；第四、维持社会稳定。
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律师在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障碍，主要包括现阶段存在的法制障碍和社会障碍。
（一）法制障碍。
中国律师，和全球的同行一样，与生俱来地带有一项重大的任务，即用持有的权利（不管有多小），去限制那个时时都会产生坏东西的好宝贝———权力（不管有多大），说得精确点，哪里有权力的滥用，哪里就应援用权利予以制约，借以体现制度平衡的作用。但现实又是怎样的呢？当权力与权利相撞时，现实生活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深圳“九二零”大火，烧出了陈某“玩忽职守”案。案发时陈某正在休假，闻讯急奔现场，组织救援，甘冒生命危险，亲临前沿，为及时灭火减少损失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旁人看来陈某当之无愧为救火的英雄，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位功臣勇士竟被控“玩忽职守”，判刑六年，沦为冤案。案件发生在某俱乐部，因为演员表演节目时失误导致歌舞厅引发大火。经调查，这所歌舞厅消防验收尚未合格即开业经营。
检方和法院一致认为“陈某是消防中队辖区内防火监督的第一负责人，对安全隐患没有及时进行检查，因此存在严重失职行为，致使该俱乐部在未通过消防验收的情况下，长期违法经营，而发生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上面论述大体符合事实，但结论太过于武断，凭空指责陈某“未完全履行职责”，于是“存在失职行为”。并且“未采取整改、责令停业等措施”不属于陈某及其单位的职责，因此更谈不上“玩忽职守”。陈某是消防功臣，曾因灭火救人重伤致残，而今却被指为“玩忽职守”，真是欲加之罪。
关注过这类案件的人会有一个共同的体会，现如今社会公平何在？事实何在？我们法律的经典“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体现在哪里？产生这类事件的原因在于，我们的法制还是不够健全，没有完善的监督体制去避免这类事件的发生。有权力的存在就会有人去滥用它，为了防止滥用权力就有必要对其进行约束，但我国现阶段这方面仍旧面临重重困难。
上述问题的存在在实现律师的社会责任上，直接导致律师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难以实现，只有真正建立起完善的法治国家，律师才能有自己的活动空间，其社会使命才能更好的实现。
（二）社会障碍。
律师作为法律工作的专业人员，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安定，有着重大的责任。但律师在履行社会责任时其职能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主要是因为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障碍。首先，个人利益没有得到充分的维护，律师有时候只顾追求过高的收入，而很少去从事公益事业。其次，律师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很少参与有关信访接待方面的工作，没有从根本上进行矛盾的消除，进而导致不和谐的社会因素。最后，律师很少介入国家权力阶层，很少参与立法活动。律师是直接接触当事人的人，会更清楚的了解公民之间的矛盾，如果律师能够更多的参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这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和法治国家的建设会有很大的推进作用。
律师社会责任的实现是一个复杂且漫长的过程，要想提出一个完整的构建措施是不太现实的，因此本文只针对现已有的问题加以探讨，在实现律师社会责任的同时，希望能够更进一步的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
首先，律师执业准入制度改革，律师素质是实现律师社会责任的基础性条件，律师的职业准入是律师执业的最初关口，因此要在其职业准入的这个关口把握和提升律师素质。不仅如此，适当规范法律服务者的执业资格与社会公共利益从业规范也是十分必要的。具体包括：律师选用的标准要适当调整，“合格高素质的律师必须受过正规的法学教育，满足这一条件，然后才是资格考试”。法律服务是对公民权益的保障，必须要有专业的、高素质、高水平的人去做这项工作，现如今，新律师只要有本科学历，通过司法考试就可以从事律师职业，那么，那些从上大学到有资格参加司法考试就一直学习法学的学生，他们的教育意义何在，因此，本人认为律师选用的标准需要做一些调整，仍需进一步提高；规范法律服务者的执业资格，现在在基层存在法律服务工作并不少见，他们虽然没有取得律师资格证，也不属于律师职业队伍，但他们除了刑事辩护与代理以外的所有的律师事务几乎都会涉及，并且在案件代理及收费几乎与正式律师无异，这其实是不利于法律服务市场管理的。如果说为了壮大法律服务队伍而盲目的去扩充力量，这更是对法律职业市场发展的一种阻碍。我们应该在壮大法律服务队伍的同时，更加严格规范律师执业资格。这样不仅能够更好的规范律师职业市场，更有利于提高律师的整体素质。
其次，完善律师职业管理体制，目前，我国律师职业管理体制是由司法行政机关指导、监督和律师协会的管理相结合的方式，虽然在逐渐的进步，但完善律师管理体制还是有一定必要性的。具体来说：加强律师职业共同体自治建设，虽然现在律师的从业有司法机关与律师协会的限制，但相比较来说，他们没有强大的强制力束缚，律师需要自治组织来维护自身的权利，提高律师在社会中的地位，律师自治组织的存在不仅可以对律师进行监督和管理，更重要的是这对律师更好的履行其社会责任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完善律师自治组织的职权，律师自治组织建立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律师自身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为律师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保证，通过加强律师自治组织职权的合理控制和调整，使得律师队伍在社会中的整体素质、地位都会有很大的提升，进而完成律师所要达到的特殊社会责任。
最后，把律师履行社会责任纳入律师文化建设的一部分，至今为止，恢复律师职业仅仅三十多年的时间，正处在摸索前进的阶段，没有完善的律师文化，很多从事律师行业的人没有正确定义自己的工作目标，往往把追求名利放在第一位，这使得我们的律师文化道路存在偏差，对此，我有一些个人的想法：律师自治组织要充分发挥其作用，真正做到规范律师行为，将律师的社会责任履行作为律师自身评价的重要标准，律师自身也要清楚的认识到其价值的提高不仅仅是靠高收入带来的，更重要的是履行社会责任的结果；律师事务所作为专业的律师执业机构，应当最大限度的促进律师团队去履行社会责任，这样可以使得律师事务所形成自己独有的文化特点，不仅有利于律师自身社会地位的提高，对整个律师文化的建设也会有很大的推进作用。
本科毕业论文
本研究及学位论文是在我的导师xxx老师的亲切关怀和悉心指导下完成的他严肃的科学态度，严谨的治学精神，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我。x老师不仅在学业上给我以精心指导，同时还在思想、生活上给我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此谨向x老师致以诚挚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我还要感谢在一起愉快的度过毕业论文小组的同学们，正是由于你们的帮助和支持，我才能克服一个一个的困难和疑惑，直至本文的顺利完成。
在论文即将完成之际，我的心情无法平静，从开始进入课题到论文的顺利完成，有多少可敬的师长、同学、朋友给了我无言的帮助，在这里请接受我诚挚的谢意！最后我还要感谢培养我长大含辛茹苦的父母，谢谢你们！
最后，再次对关心、帮助我的老师和同学表示衷心地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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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是一门工具学科。英语学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既有运动的活动，也有思维的活动，既有条件反射，也有顿悟。与其他学科的性质有明显的不同，其学习的要求、内容和方法也具有自己的特点。明确这些问题，对提高英语学习质量是十分有益和必要的。
英语是怎样学会的？历来是英语界有争论的一个问题，形成了两种学习观：联想主义学习观和认知主义的学习观。联想主义学习观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刺激与反应论或条件反射学说，是听说法的心理学基础；认知主义的学习观，强调认知结构和人的思维，是认知法的心理学基础。对这两种学习论不应做僵化的理解，不能因为不赞成听说法就否定联想主义学习论，更不必追本求源，加上经验论的帽子加以否定；同样，也不能因为不赞成认知法而否定认知主义的学习观，要看到今天的认知主义与它的老祖宗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在理论上有了许多发展。英语学习是个复杂的过程，既有运动的活动，也有思维的活动，既有条件反射，也有顿悟。从目前总的情况看，仍然要强调：在非英语环境下进行起始的英语教学，不宜一概排斥模仿和重复，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模仿和重复。由于英语教学受到非英语课程教法的影响，讲得多、会妨碍联想的建立，造成基本功不牢固。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对联想主义学习论的理解不深，对于初级形式的实践活动的方式、方法还研究不够，教学形式单调，方式刻板，课堂上缺乏交际气氛，学生参与活动的机会很少，这就不能不影响到教学效果。我们应当看到非英语环境下学习英语这一特点，从实际出发，正确地对待两种学习观的作用，把握住整个教学过程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英语这门学科与其他学科的性质不同，其训练的要求、内容和方法也具有自己的特点。明确这些问题，对提高英语教学质量是十分有益和必要的。
语言是作为交际工具来学习的，其目的是为了运用。任何一种工具的掌握和运用，一般都经历知、能、熟、巧四个阶段。掌握英语这一工具，一般说来是处于前三个阶段。英语学习是个由不知到知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很长的。但从知到能，由能到熟，却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特别是学生在学习英语时已有母语习惯性的，因此他们在学习英语过程中总是不自觉地把母语习惯强加在英语身上，这就使得从知到能，由能到熟的过程更加复杂化。掌握英语，是建立一新习惯的过程，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它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和严格的训练过程。
加强英语学习的基本训练，一方面要根据英语这一工具的特点，在教学过程中有效地进行英语本身的训练，不要把英语课上成知识课、汉语课，在课堂教学中搞无益于培养各种能力的活动；另一方面要在教学中重视打好基础，不能贪多求快。英语教学中的基本训练就是指导学生听音和发音，写字，掌握单词和惯用词组，合乎语法、合乎习惯地造句等训练，这都是掌握一门英语的根基工作。这些工作做得切实，各项能力就比较容易培养起来。相反，忽视这些训练，就会给将来的学习造成层层障碍，对进一步提高留下长远的不良影响。
基本训练是手段。基本训练的依据是基础知识，其目的是化知识为技能、熟巧。上面我们把中学生掌握英语过程分为知、能、熟三个阶段。从基本训练这一角度来看，不能训练到“能”为止。“能”是指人们初次进行自己理解了的行动。这种“能”距离“熟”还很遥远，而作为实际掌握和运用英语的基本技能，是不能不熟练的。我们通常讲的“得心应手”、“脱口而出”就是“熟”的标志。基本训练的功夫应该达到这种境地。因此，基本训练包括由知到能的训练，即巩固语音、语法、词汇、书写等基础知识的训练，也包括从能到熟的训练，即听、说、读、写各种能力的训练。
英语的基础知识指的是课文范围内的语音、语法、词汇、书写等知识。基础知识是基本训练的依据，因此，基本训练就要根据基础知识的性质和特点，确定适当的方法和途径。
学习语音离不开模仿的方法。模仿有直觉模仿和自觉模仿。直觉模仿仅仅要求学生凭感觉作简单的模仿，自觉模仿应让学生理解发音部位和语音特点。每一种语言里，都有一些音是可以直觉模仿学会的，但如果全都以自觉模仿来学就未必经济。语音训练要注意我国学生学习英语语音的主要困难及方言的影响，有目的地、有重点地进行训练。
语音学习是为了在言语实践中运用的，因此语音的基本训练也应该在言语实践中进行。语音训练要贯彻在课文教学中，和词汇、语法教学结合起来。正确地听准和读准所学单词、一些惯用词组、常用句型和课文中的语言材料应当是语音教学中很重要的而又非常具体的基本训练内容。
写字的技能包括正确的书写技巧。书写训练要以临摹为主要方法。从运笔的基本动作开始，先用准格法，按格子书写，严格要求，一笔不苟地反复练习。书写教学要充分利用黑板。教师端正、美观的板书是学生临摹的榜样。教师要注意多让学生有在黑板上练习的机会。在练习过程中，对大写笔顺、小写连笔、标点、移行应予特别重视。为书写技巧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需要较长的时间训练和培养。
任何一种言语技能的形成，都必需以一定语言材料为基础。掌握词汇过程的主要矛盾表现在音、形、义、用等四个方面。在初学阶段，首先是音形矛盾，许多拼音错误，大多数是由于读音不准而造成的。读音规则、构词知识，可以帮助记忆单词，但真正记忆单词还是靠多拼读、拼写。词汇义用矛盾是随着学习进程而逐步尖锐起来的。教学中要贯彻“就词论词”、“词不离句”的原则；一个孤立的词是很难掌握其意义和用法的，必须和具体的句子及语言环境结合起来才好理解和掌握。
语法的基本训练必须从加强语法基本知识教学和常用句型的训练两方面着手。语法基本知识，要按照不同阶段的要求，简明扼要地讲解清楚，并通过实践练习，达到掌握。进行常用句型的训练是克服“汉语式”英语的重要途径。语法教学中适当的汉外对比是必要的，通过对比可以自觉地排除母语的干扰作用。但对比只能解决理解、领会，而真正的掌握还是要加强英语本身的实践练习。在语法教学的基本训练是建立一种新习惯的过程，其主要方法是熟读多练。因此，在语法教学中贯彻精讲多练是加强基本训练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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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1、论文选题符合专业培养目标，能够达到综合训练目标，题目有较高难度，工作量大。选题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参考)价值(较大的实践指导意义)。
2、该生查阅文献资料能力强，能全面收集关于考试系统的资料，写作过程中能综合运用考试系统知识，全面分析考试系统问题毕业论文，综合运用知识能力强。
3、文章篇幅完全符合学院规定，内容完整，层次结构安排科学，主要观点突出，逻辑关系清楚，有一定的个人见解。
4、文题完全相符，论点突出，论述紧扣主题。
5、语言表达流畅，格式完全符合规范要求;参考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其时效性较强;没有抄袭现象。
良：
1、论文选题符合专业培养要求，能够达到综合训练目的，题目有一定难度，工作量较大。选题具有教学实践指导意义。
2、该生查阅文献资料能力较强，能较为全面收集与研究内容相关的文献资料，写作过程中能综合运用所学专业技能，综合运用知识能力较强。
3、文章篇幅符合学院规定，内容较为完整，层次结构安排科学，主要观点突出，逻辑关系清楚，能够从教学设计、教学实践、教学总结三个方面较为完整的论述了针对《交互设计》课程在一体化教学模式下的教学研究，并提出个人观点。
4、文题相符，论点突出，论述紧扣主题。语言表达流畅，格式完全符合规范要求，其时效性较强;未发现抄袭现象。
中：
1、论文选题符合专业培养目标，能够达到综合训练目标，题目有一定难度，工作量一般。选题具有学术研究(参考)价值(实践指导意义)。
2、该生查阅文献资料能力一般，能收集关于考试系统的资料，写作过程中基本能综合运用考试系统知识，全面分析考试系统问题，综合运用知识能力一般。
3、文章篇幅完全符合学院规定，内容基本完整，层次结构安排一般，主要观点集中有一定的逻辑性，但缺乏个人见解。
4、文题基本相符，论点比较突出，论述能较好地服务于论点。
5、语言表达一般，格式完全符合规范要求;参考了一定的文献资料，其时效性一般;未见明显抄袭现象。
及格：
1、论文选题符合专业培养目标，基本能够达到综合训练目标，题目难度较小，工作量不大。论文选题一般。
2、该生查阅文献资料能力较差，不能全面收集关于考试系统的资料，写作过程中综合运用考试系统知识，全面分析考试系统问题的能力较差强。
3、文章篇幅符合学院规定，内容不够完整，层次结构安排存在一定问题，主要观点不够突出，逻辑性较差，没有个人见解。
4、文题有偏差，论点不够突出，论述不能紧紧围绕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