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纲要字论文(模板18篇)

时间:2023-12-03 17:44:48 作者:薇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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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摘要:在大学学科教育里,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等许多学科都能帮助大学生真正寻求到到社会的价值观,能够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观念。本文笔者主要就中国近代史教学与思想道德教育进行阐述。

关键词:高校教育中国近代史思想道德教育现状重要性强化教育。

在大学学科教育里,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等许多学科都能帮助大学生真正寻求到到社会的价值观,能够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观念。在中国近代史的教材中,列举了许多的事例,这些事例蕴含着有丰富的思想道德教育内容,这些具备道德教育的事例,给学生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能够最大程度地培养学生的道德观念,提升大学生的道德情操,从中国近代史的学习中了解公民在社会中应该尽到的责任和可以享受的权利,从而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集体主义思想。

一、当前我国高校中国近代史教学中的思想道德教育现状。

高校学生不同于初中生,高中生,他们对于学习历史有自己的特点,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只学习书本上的内容,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书本背后的知识,书本外可以延伸的东西,针对高校学生学习历史的这些特点,高校教育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进展也很顺利,学生的素质也得到了全面的提高。但是,在高校当前的历史教学中开展思想道德教育,依然存在不少的问题。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部分教师思想更新不够,还在运用传统方式开展教学,只强调传授知识,就书本而进行教学,课堂上思想道德教育喊得响,但都是学用脱节,表里不一,仍然流于形式,并没将中国近代史中的思想道德内容与大学生的生活实际有机结合;二是一些老师教学方式单一、陈旧,还在沿用以的老套路,还是传统的“口耳相授”,他们不想花时间去制作多媒体课件,没有想到调动学生学习性;三是没有积极开辟中国近代史教学的第二课堂,出现就书本内容进行书本教育的情况,思想品德道德教育的效果不佳;四围是教学中并不关注学生的主体情感和生活需要,课堂上更多的是大话、空话和套话,没有紧密联系实际,学用脱节,知行脱节,没有真正做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这样的教学模式注定会导致高校中国近代史教学效果不好,出现思想道德教育的缺失,究其原因,主要是当前不良的社会文化影响了学生的思想,导致学生出现道德问题,而教育教学模式还囿于原有思维模式,受到传统观念的阻碍,改革一直推进不理想。当今社会中的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观念严重影响学生正常道德意识的形成,这些消极的反面现象,严重摧残着学生的身心。部分学校德育工作者也受到影响,从而让学生逐步失去学习历史的兴趣,历史的学习对于他们来讲,可有可无,没有任何价值。

加之,当今社会上的许多家庭中家长错误的认识也成为影响高校学生道德意识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学生在历史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建立的思想道德意识与社会生活中相抵触,在生活中并不适用,甚至遭到大多数的讽刺、嘲笑,这些现象的存在,让高校课堂中的教育与学生生活距离越来越远,一些学生由相信这些观点到怀疑这些观点,到后来公然反对教师的观点。历史教师的教学中也存在偏离正确教育导向的情况,教学中重知识,轻能力,重结果,轻过程,重表现,轻内在,观念极为落后,自身素质也不高,大大降低了教学内容对学生的影响。历史知识浩如烟海,包罗万象,信息量世大,师生之间在课堂中缺乏互动,一些教师拿着国家发的工资,安逸于轻松的教学,的巨大信息世界,但师生之间互动作用发挥得并不明显,整个课堂死气沉沉。

二、当前我国高校中国近代史教学渗透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英勇无畏的中国人并没有被吓倒,更没有屈服,他们奋起抗争,积极探索救国之路,为的是让国家定富强,社会安宁,人民幸福。让高校学生通过这中国近代这段历史的学习和理解,进一步加深大学生对人文主义精神的认识,培养大学生们健康的审美情趣,在了解当时国情的同时,增强与革命先烈的崇敬之情,激发学生树立追求真善美的热情,培养学生大我的的人生境界。让学生深入学习和认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让学生热爱并乐于继承中化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正确的,积极的,向上的,进取的人生态度,激发对祖国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培养学生坚强的意志,建立起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使学生树立为国家作贡献,为社会努力,为人民服务的伟大的人生理想。

通过对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学习,强化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加深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充分认识到人类在发展中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在不断的学习和成长过程中,增强明辨是非的能力,能自觉做到真善美,杜绝假丑恶。在中国近代史上渗透思想道德,为高校的德育工作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三、要强化在高校中国近代史教学渗透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力度。

牛根生说:有德有才,破格重用;有德无才,培养使用;有才无德,限制录用;无德无才,坚决不用。从这位知名企业家的言语中看出思想道德的重要性。思想道德教育是学校的终极目标,是历史教学的一个永恒主题。在中国近代史的教育中,教师要培养学生正确的道德观念,明礼知耻,崇德向善,让学生形成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树立正确的历史意识、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公民意识。

教学中,合理使用教学方法,可以使用移情体验法,在学生眼前、脑海中再现历史情境,从而形成道德表象;可以使用对比法,让学生在鲜明的历史对照中深入深化道德认识;可以使用故事法,吸引学生注意力,激发学生兴趣,增强学习历史的积极性。总之,教学中只要能让学生专注于历史知识的学习,教师就要不断致力于教育方式方法的创新,让中国近代史中思想道德教育效果更好,影响更大。

参考文献: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如何针对当前高校学生特点,通过改进世界近代史教学方式、方法等,达到通过世界近代史的教学,实现学生能力培养的教学目标成为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师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本文通过目前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有效的改革对策,旨在为教学提供参考。

一、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应用型教学思维下使世界近代史课程设置存在问题。

近几年,学校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培养全面、高素质人才的要求,在课程设置进行了不小的改革,除增加了适应当前社会要求的应用型课程外,还增加了与之相匹配的社会性课程、实践等,这虽然增强了学生综合素质。受这种应用型学习思维的影响,许多教师将关注点放在对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的培养,学生在学习热情上也对这些应用性较强的课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相比之下,虽然世界近代史课程同样也培养学生能力,但受学生、教师的关注度不够,这也是造成世界近代史课程的教学时间受到压缩。世界近代史课程被严重压缩,但是,教学大纳及教学要求没有改变,这就要求世界教师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将所有内容全部讲完,这必然造成教学质量的下降,形成教学质量下降、学习关注点降低一系列的恶性循环。

(二)世界近代史课程教学内容与方式方法陈旧。

世界近代史课程的教学应以教师阐述历史为主,通过对人类历史进程中的真实历史事实、历史人物活动的阐述,通过学生对历史事件进行反思,研究,达到对其科研能力的培养的目的。但是,目前高校世界近代史课程仍以政治性分析为主,学生对于历史学习,仍以背诵标准答案以应付考试为主要目的,学习过程僵化,无自主能力,世界近代史课程教学流于形式,失去对学生分析能力、总结能力、科研能力的培养的作用。

目前,部分高校世界近代史课程教学仍像高中教学一样,以教师课上讲解,学生被动听讲、记笔记的方式为主,教师只重视课程内容的灌输,而忽略了对学生主观能力的培养。单一、重复的教学方式,易使学生对课堂产生厌倦心理,扼杀了学生学习的热情。

(三)世界近代史教学与中国近代史等相关学科断层。

部分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师教学过程中,只注重课本上的内容,而忽略了与本时代历史事件相关连的中国近代史的讲解,与相关历史知识断层的问题,使不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在分析历史事件时,仅将之作为一件独立的事件来看待,缺乏连续性、全面性的思考,使历史事件、人物分析相对片面。

二、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学改革初探。

(一)教学内容与形式多样,课堂重视学生参与度。

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学不仅以教授知识为中心,更重要的还是要重视对学生查阅史实、分析史实的能力培养为主,因此,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可注意将课堂多放给学生,通过布置资料等方式,让学生自己去查阅要学习的历史时期的全部史实,由学生向学生讲解的方式,达到学生间相互学习的目的,这也是对学生查找资料、分析问题等能力的培养。

(二)教学工具选择的多样化,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历史图册是历史教学的重要工具之一,历史图册可以通过形象、直观的图画展示,向学生讲解相关历史。在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学过程中,可以有效利用历史图册向学生展示所要讲解的历史史实的脉络,引导学生清晰地了解当时世界各国、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面貌,与此同时也可与中国近代史相联系,使学生能够建立全面性、系统的历史观。

近几年,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上得到不断的应用,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学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通过影像资料的展示,向学生展示更为真实的世界历史,有利于学生记忆。如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课程学习中,我们通过播放关于二战史实的资料影片,配合教师前期的讲解,加深学生对二战的认识,同时向学生布置作业,指导学生通过到图书馆自行查找资料,分析二战对当今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深远影响,许多学生在分析这个问题时,甚至提出了如果没有发生二战,当今世界的社会、经济、文化又将如何的反思。

(三)介绍学术界相关研究信息与成果,让学生自行分析。

通过向学生介绍世界近代史当前的相关研究信息与学术成果,丰富教学内容、深化历史知识,同时鼓励学生对这些学术信息与成果进行质疑,发表不同观点,教师也可以将自己的观点告知学生,通过抛砖引玉的形式,由学生向这些学术信息与成果提出问题,通过查阅相关历史资料,分析并提出自己的观点,这是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在此教师应注意对学术信息与成果进行合理筛选,选择适宜学生理解的问题。

总之,高校世界近代史教学可通过改革教学形式、应用多种教学工具,通过对现有的学术信息与成果进行分析,培养学生自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其科研的能力,从而从真正意义上提高教学质量,使世界近代史课程真正达到其教学目的。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中国近代史以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作为开端,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仍处于“威加四方,万邦慑服”的天朝大国的幻想中,但很快这种幻想就被列强的炮火轰碎,中国被列强用铁甲舰拖进了世界舞台之中。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根本目的是打开中国的市场,其实质是对中国的一场侵略,但从客观上来说,中国打开国门与世界交流并逐渐融入其中乃至在国际舞台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与鸦片战争不无关系。鸦片战争不仅仅是一场关于鸦片贸易的战争,更是两种不同不同文明的撞击,甚至是中国开始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契机。

自清朝初期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但这强盛国势,从乾隆末年就呈现出江河日下之势,封建制度已严重阻碍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在鸦片战争之前,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据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思想上,吏治败坏,封建专制达到了顶点,清政府用四书五经束缚人们的思想,对评议时政者进行残酷镇压。对外,清政府长期实施闭关锁国政策,严重阻碍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政治、经济的发展。同时,清政府内部也是一团散沙,国防空虚,军备废弛。

随着清朝统治的日益腐败,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中国的封建社会走到了尽头,而与此同时,西方的工业化进程却在迅速发展。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由于各国工业的发展,其工业产量急剧上升,“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蒸蒸日上,列强为了扩大商品市场,争夺原料产地,加紧了征服殖民地的活动,而古老的中国幅员辽阔,成为了他们狩猎的对象。简言之,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使其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加剧了中国人民的苦难,但同时也使中国由闭塞走向开放。不仅如此,鸦片战争还加速了社会内部的改革,先进的知识分子兴起向西方学习的思潮,西学东渐局面逐渐形成。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运动开始兴起。前期,清廷官员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在全国开展工业运动,后期又以“求富”为口号增加民用工业部门。在两次鸦片战争失利后,请听为解决内忧外患,形成了“顽固派”与“洋务派”两大阵营,其中洋务派官员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利用官商合办等模式发展近代工业以增强国力,维护统治。虽然洋务派在学习西方文化时仍不够大胆甚至有所抵制,但与顽固派相比,他们对中国近代化进程无疑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他们迈出了近代官方对外文化交流的第一步,其意义在于其引进的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帮助了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其培养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也引发了中国的文化结构的变化,可以说,正是洋务运动时期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和吸收,才导致了旧知识分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思想的萌发。虽然洋务运动最后不了了之,但其深刻揭示了在旧制度和旧思想下要依靠自身发展现代化产业是无法达到“自强求富”这一美好愿望的事实。政治上的失利也让国内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要想富国强民,必须从政治体制上下手,否则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了学习西方君主立宪制度,并第一次把西方政治主张同救亡图存的实践结合起来,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试图对旧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改革,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一次尝试。它的失败让广大的爱国人士意识到,清廷是不会接受西方先进的制度的,要想救亡图存,就必须推翻清王朝的统治。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了清王朝统治的灭亡,从此结束了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古老的中国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元。这次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改革之一,它不再是以往那种循环式的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而是在世界的东方升起了第一面民主共和的旗帜。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奴隶之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邹容《革命军》)蒙昧的国人中有部分志士渐渐觉醒,他们不再满足于换汤不换药似的朝代更迭,他们追求的,是自由平等、主权在民等真正能够挽救民族危亡的先进思想。

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有着不同的议论,笔者认为,过去的认识常常过低。辛亥革命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一条道路。辛亥革命在一定意义上是我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的统治,为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所以说,辛亥革命在一定意义上是成功的。

1937年,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经过中国人民的顽强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不懈努力,二战获得了胜利,国共两党通力合作,维护了我国的领土完整,但在治国方针上,国共两党发生分歧,重庆谈判后,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于1946年6月爆发全面内战。三年多的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多次击退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进行了规模空前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等,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解放了全中国,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笔者认为,过去的是历史,但历史并没有过去。历史,以他巨大的惯性连接未来,又以他可贵的经验给后人以借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今日之中国发展蒸蒸日上,但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仍然不能忘记近代中国的屈辱。日军的侵华行为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痛,但在社会变化的过程中,抗战最宝贵的精髓信念——自强奋进、团结民主、逆境求胜、和平博爱等,对今天的人们同样具有巨大的感召与秉承意义。事实上,如果把物质作为生存的基础,信念才是人类的灵魂。如果一个国家失去灵魂,无异于行尸走肉,同样的,一个国家如果失去了灵魂,不仅会丧失凝聚力,还会失去前进的方向。

爱国主义从来都不是夸夸空谈,无论在任何时代,实力才是硬道理。当今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面临着社会进步、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挑战。将满腔热情化作牢固的发展信念,将对现实的不满足化作对奋进努力的原动力,让有限的人力物力发挥无限的社会价值,真正从自己做起,这才是爱国情怀的最正确的表达,也是抗战精神在当代的应有体现。

我们的同胞中,对战败之耻的了解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一个民族,若是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实际上也就丧失了民族的记忆功能。失去了记忆的民族是可怕的,他会在当今风云变幻的世界潮流中迷失方向,随波逐流,更会不断重复自己的错误。“历史的灾难无不以历史的巨大进步来补偿。”只有揭露侵略者的罪恶,叩问冷漠者的良知,历史才能真正发挥出它的真正效用。对历史不断触摸和反思的过程,就是文化沉淀的过程。历史是永不间断的长流,人们真正经历的只是其中的一段。司马迁说“述往事,思来者”,历史可以随时摄取、揣摩乃至反刍,这对人类的现在、未来的发展不无益处。叩问历史,掩卷太息,这种情怀不仅仅是简单的怀旧,更多的是对过往的反思。

时间的流逝有可能会磨灭很多记忆,但这些往事将永远警醒人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描述与记录,回忆与解读,是人类不会放弃也不能放弃的权利。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是人类前进的行囊,虽然沉重,但却必不可少。

参考书目:孙立平,《中国近代史现代化努力失败原因的动态分析》,(《学习与探索》,1991)。

龚淑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一版。

朱维铮《重读鸦片战争》。

1999年3月。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摘要]近代中国宪政之路异常曲折。在追求宪政的路上,有林则徐、魏源、袁世凯、段祺瑞、孙中山等人为追求宪政的一次次努力。近代中国的宪政史可以说是一部为强国理想奋斗的历史,一部夹杂着屈辱与不懈奋斗的悲壮史。

[关键词]近代中国;宪政;民主;独立。

一、中国社会宪政化的源泉: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昭示的不仅是典型的现代与传统两种社会体系的冲突,而且揭开了西方与东方两大文明体系在中国冲突的序幕。正是在两大文明的撞击中,中国艰难地开始了宪政化的历程。

林则徐是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四洲志》中辑录了一些关于美国政治制度的资料:“君国大事,关系外邦和战者,均由议会定之,设所见不同,则三占从二。升调文武大吏,更定律例,必询谋和同。”这些介绍虽然过于简单,但已接触到了西方近代宪政制度的最核心的一些东西:实行议会制,少数服从多数,元首任期制。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林则徐的《四洲志》的基础上编写而成,对西方民主、宪政制度的记载比《四洲志》更详尽。该书已经涉及到了议会的地位,议会与国王的关系,议会、国王与各级官员之间的关系,议会与国王的权利界限等制度。关于美国,作者表达了对美国宪政制度的向往。

鸦片战争使得一部分如林则徐魏源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抛却“天朝上国”的幻想,开始睁眼看世界,在与西方人的交流中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宪政制度并且著书立说介绍引进,为后来对西方宪政制度的进一步理解打下了基础。

二、中国立宪的初次尝试:甲午战争与百日维新。

在近代国际环境中,对中国宪政化历程起决定性作用的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及1895年的《马关条约》是近代中国宪政化进程的转折点。甲午战争最终使中国社会进入宪政化阶段。甲午战争对中国体制内外刺激之大,远远超过鸦片战争。这场战争中国被一个过去视为属国的小邦所击败,而这个小邦从事现代化改革甚至比中国还晚约20年。而且,这场战争中国人是被西方人之外的黄种人击败的。

1898年6月11日,在遭受了甲午战争惨败的打击之后,在维新派的极力劝说之下,在经过长时间的思想和人事准备之后,清光绪帝毅然下诏“明定是国”实行变法。可以说,甲午中日战争对中国的宪政化历程起了决定性作用,而百日维新则是中国立宪的初次尝试。

戊戌变法的中心内容之一是体制内的开明派与维新派精英集团合力进行的推动宪政化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资产阶级改良派向清政府提出了“立宪法,开国会”的要求,第一次把资产阶级改良的政治理论运用到政治实践。随之在一系列的内忧外患的压力之下,镇压维新运动的当权者被迫开始了全方位开放,君主立宪作为一种政治和变革思潮在中国开始兴起。“变法”、“新政”和德日宪法模式的抉择。立宪、官制改革、责任内阁制、中央及地方准议会的建立及试验这一系列新观念和新事物在眼花缭乱之中纷纷在中国社会登场。

由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阻挠和光绪皇帝和康有为自身的局限性,维新运动昙花一现,“立宪法,开国会”也只停留在口号上,没有真正实施。但是“百日维新”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光绪皇帝规定的“许官民上书言事”是“百日维新”在宪政建设上所取得的最大成就。“百日维新”是中国以日本为参考下的立宪的初次尝试,但在顽固派的阻扰下,中国失去了实现宪政的绝好机会。

三、抵制革命的幌子:清末预备立宪。

“百日维新”失败以后,中国的宪政历程并未终止。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继续鼓吹君主立宪制,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坚定的走从暴力推翻满清建立民主共和国。

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抛出“预备立宪”的丑剧,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不久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虽然清政府只是把它作为抵制革命维护自身统治的幌子,“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使我满洲朝基础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但是《钦定宪法大纲》第一次将宪法作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使得中国在通往宪政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可是这种纯粹的“皇族特权”当然不会被人民接纳,也无法挽救穷途末路的腐朽清王朝,辛亥革命爆发后,四面楚歌、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发布了近代中国的第一部成文宪法――《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该“信条”同样声明“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皇帝神圣不可侵犯”,但是与《钦定宪法大纲》相比,皇权得到一定削弱,国会权威有较大提高,“皇帝之权,以宪法规定者为限”;“皇帝继承顺序,于宪法规定之”;“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由皇帝颁布之”;“宪法改正提案权属于国会”;“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皇帝直接统帅海陆军,但对内使用时,应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此外不得调遣”;“年度预算,须经国会议决”;“国务裁判机关由两院组织之”。以历史的眼光看,《宪法重大十九信条》是一部比较中立、平衡的宪法,含有“虚君共和”的因素,宪法文本规定的国会之地位,足以与皇权分庭抗礼。

四、中国宪政路上的短暂春天:辛亥革命的成功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

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得“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的观念深入人心,古老的中华民族站在了新的历史阶段,开始新的征程。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众多宪法中最具民主性的宪法之一,它的制度模式仿效美国模式,其民主性体现在“主权在民”的宪政原则和程序性规范两个方面。《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种“主权在民”的宣示,从根本上否定了“主权在君”、“主权在国”等反民主的政治原则以及世袭君主制的合法性。其次,从内容上看,该法的主要部分是涉及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法院组成及选举的程序性规范。虽然迫于当时的情势,有“因人设法”迁就个人的迹象,但是总体上并未规定任何个人和团体的“先定”统治地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使命止于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之时,1913年国会成立,正式的制宪才被提上议事日程,此时袁世凯早已就任正式大总统。先选总统并成立政府,后制订宪法,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顺序问题。早在美国革命时期,潘恩就指出宪法必须先于政府由人民制订,否则先成立的政府必定干预制宪,谋取“私利”。潘恩的话不幸在中国得到验证,事实上袁世凯不仅篡改宪法,而且最后完全抛弃宪法复辟帝制。袁世凯当政期间,产生过《天坛宪草》和《中华民国约法》,前者因无法满足他的权力欲望而被其废弃,后者是在袁世凯直接干预和授意之下制订的,史称“袁记约法”,它的真正宗旨就在于增加总统权力,削弱议会对总统的牵制,完全是满足其私欲的“作弊”之作。袁世凯的称帝以及后来的军阀混战是中国的宪政之路戛然而止,中国再次与机遇失之交臂。

五、结语。

近代中国的发展处处是血与泪,悲伤与苦难伴随着古老的中华民族。中国人一次次的在最关键的时候错过了发展的机会。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出现过两次难得的机遇,曾经“闪现”出培育“健康”宪政的契机:一次是辛亥革命之后,另一次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这两次机遇性的时刻,有许多共同或相似的历史迹象,对宪政的“生长”是适合的,例如,都存在几种势均力敌的政治势力,政治上呈现出一定的均势状态;都出现了掌控着较强政治权力,也享有较高政治权威的“强权人物”。如果这些强权人物能够将其势力真正地用于推动中国宪政的发展,那么他们一定会名垂青史(而不是贻害于历史)。可惜的是,他们都逆历史潮流而动,将其有限的政治权威和合法性用于追求反民主的专制独裁政体,从而耗尽自己的政治资源,最后都落得身败名裂、遗恨万年的可悲下场。他们的失败,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客观的历史文化背景,有意图地追求“极端”的个人、集团和阶级的政治权势,是使得他们“权欲熏心”,无法把握历史机遇的主观原因。

百年中国宪政史昭示人们,容忍不同的价值取向,分享共同的政治利益,协商解决政治冲突,是宪政制度走向健康成熟的最终途径,而极端的党派利益和意识形态,则是宪政发展之大碍。

宪政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表明,宪政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它如何才能与社会、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如何才能引起民众真正关注,如何成为权力的制约而不是工具并值得人们奋不顾身的捍卫与服从。

[参考文献]。

[1]张生。中国法律近代化论集[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2]徐祥民。中国宪政史[m]。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2.

[3]王文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m]。法律出版社。1997.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中国近代史纲要》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其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如何把“80后”大学生的思想带回到近代,让他们从历史中有所感悟,接受先进思想,激发爱国之情,成了任课教师肩上的重任。

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我更加深刻了认识了中国近代的这段血写的屈辱和抗争史。这是一段有关民主生死存亡的整容抗争岁月,无数的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中华民族的自强和复兴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我们应该牢记历史,牢记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学习,我也明白了今天幸福生活得来之不易,所以我们要倍加珍惜,珍惜历史的人民的选择。关于建党90周年:

首先,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中国要独立和自强就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人民的选择和历史的必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选择的符合国情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唯一正确道路。

从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人民进行了近80年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其中包括太平天国革命、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戊戌维新等,这些斗争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但最终都失败了。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辛亥革命没有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最终以同旧势力妥协而告终。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给人们以重要的启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导革命取得最终胜利,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必须有新的阶级领导和新的思想指导。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迅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来考察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两者走向结合的初步实践,表明建立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已经具备,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他与以往任何政党不同,一开始便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是中国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也是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他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外国列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由此可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道路是中国的必然出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与其历史发展走向密切相关的,都有其历史决定性。

如今拥有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7000多万名党员的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在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了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把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落实到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上来,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解决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问题上来。

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和战略高度,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鲜明地提出来,自觉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与时俱进的先进的政党。

由此可见,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无论是农民阶级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还是资产阶级建立西方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努力,都无法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对近代中国出路的早期探索都没有结合中国国情,因为近代对中国出路的探索都是想把中国发展成为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而没有考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走不通资本主义路线的,所以注定要失败。

在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这个时期,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外过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后来又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农民仍然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力,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发展了起来;而工人阶级则代替资产阶级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历史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绝大多数人,经过实践的教育,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关于通过建立人民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的确定性;认识到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有效地发挥积极作用,才有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中国这种崭新的政党制度的确立,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愿。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是由于有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完成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任务,从而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创建,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个历史任务的基本完成,这就为中国人民集中力量进行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

历史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目标才能够真正实现。

通过学习中国近代仁人志士对国家出路的探索,我深刻地了解了国情,坚定了信念: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国家富强做出了不朽的牺牲,使我深感肩负的重任。当代社会要求我们有开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胸襟,又要求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不迷惘,不惶惑。这就要求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便是这个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相信年轻的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通过不断完善自己,一定能能够肩负起历史赋予振兴中华的神圣使命。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当磨洗认前朝。”这一首咏史诗,或许很多人在谈到中国近代史的时候都会用一杜牧的这首《赤壁》来抒发对国家兴亡的感慨。也不免俗的套用一下,让它带领我们看看近代中国翻天覆地的时光。

运动的热情点燃了星星之火——中国共产党人的诞生。这燎原之火点燃了华夏大地的热情和生命,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之下,风雨飘摇了许久的中国人终于看到了希望的光芒,在经过了艰苦卓越的抗战以及各种各样的考验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带领了中国走上了一条光明的道路。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终于在经历了这段屈辱的近代历史后可以抬头挺胸的向前迈进了。

对于近代史,我没有太深刻的见解,但是对于近代史的前半部分特别的有感触,每每读到这段时间的历史都会令我扼腕痛惜,沉浸于纷繁复杂的心情中去。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摘要:理论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和形式,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要求加强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理论灌输。《近代史纲要》理论灌输教学必须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加强学生自我理论灌输,改革理论教育工具和方式,理论联系实际,增强理论教育效果。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教育法《近代史纲要》。

重视理论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理论教育是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们的思想的重要途径,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理论教育往往采取填鸭式、命令式、教条式和硬性灌输的方法,缺乏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忽视了学生的主体作用,课堂教学缺乏师生间的交流和互动,学生成为教师单向灌输的工具。在深化教育改革的今天,这种简单落后的灌输教育模式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抨击。

一、当今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灌输的必要性。

理论教育通常也叫理论灌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形式,是由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受教育者传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帮助受教育者逐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其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的一种教育方法。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这里的“彻底击中”就是指把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闪电“灌输”给无产阶级和“人民园地”。列宁曾经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他认为,科学的、系统的社会主义思想不可能通过自发的方式产生,而只能通过各种形式的自觉地教育,才能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和掌握。只有进行理论教育,才能引导人们超越个人、家庭为单位的局部范围,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武装自己,认识社会和阶级的整体利益,认清自己的历史地位和社会责任。“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但是,“我们的理论始终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因此我们讲的“灌输”并不是强制性“填鸭式”的灌输,而是去引导、启发人们通过自身体验及不断学习,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心悦诚服地接受科学理论。在今天,虽然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社会主义思想必须灌输的理论、原则并没过时,反而对灌输的要求更高了。

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形态教育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国际敌对势力与我争夺接班人的斗争也日趋尖锐和复杂,他们加强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进行和平演变,利用各种途径加紧对当代青年学生进行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价值观念、文化渗透,企图用潜移默化的方式使年轻一代全盘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最终达到他们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目的。我们必须加强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灌输,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形势,把握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增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肩负的历史使命,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也日益多元化。当前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的缺乏。例如当代大学生赞成和拥护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对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性、长期性、主要矛盾的复杂性认识不够;坚持和拥护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但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渐进性和长期性认识不够;坚持拥护改革,但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缺乏理解和宽容。因此只有加强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灌输,才能帮助青年学生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理论教学法在《近代史纲要》教学中的运用。

《近代史纲要》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历史教育的角度承担着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功能。在中国近现代史教育的教学中,我们必须加强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灌输。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近代史纲要》课程的开设,不仅仅是对大学生进行历史知识的教育,而是帮助他们从历史知识的认识上升到思想上的科学的认识,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应通过国史、国情的内容教学,加强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使学生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使学生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一)理论教育法必须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切实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是保障教学效果的根本途径。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尽可能采用多种教学方法,而选择教学方式和方法时要力求贴近学生实际,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学习特点,提倡互动式、启发式、参与式、研究式教学。例如在讲述中国古代灿烂的文明时采用启发式教学,通过问答来增强学生的爱国热情;讲述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时采用参与式教学,使学生懂得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史,又是一部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抗争史;在讲述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时采用研究式教学,把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作用放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通过对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策略方针、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在抗战前期和后期的作用与战果等问题的比较,用历史事实说明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评价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此外,我们应认真组织好课堂讨论和辩论。针对一些比较重要、学生比较关心的问题组织讨论,由于这些问题与现实联系紧密,能够激发同学们的讨论热情,也会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例如讲授怎样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坚强党的建设必须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等问题时开展课堂讨论。在讨论中,我们应尽可能鼓励学生主动起来发言,并提倡学生不同观点的争论。由于学生都会有一定准备,因此发言时会比较积极主动,课堂气氛比较活跃。在讨论中,教师要给予适度的点评和引导,对于不正确的观点要明确地进行纠正和说明。只有准备充分,发言热烈,讨论课的效果比较好,才会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才能起到理论教育的良好效果。

(二)采用理论教育法时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应有组织、有计划地组织学生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自我理论灌输。

《近代史纲要》在每个章节最后都给学生列出相关阅读文献,要认真指导学生自觉课下阅读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领会党的文件精神,写出读书心得体会,作为学生平时的考核成绩记入学生的学业考核总成绩,这有助于帮助学生理解章节内容,弄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高思想认识,使学生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从而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更加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导学生阅读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胡锦涛《在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等,有助于学生深刻理解资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救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深刻理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通过阅读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义论》《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破产》等,学生能深刻理解近代中国的三种建国方案,以及两种命运的选择。

(三)应用理论教育法必须改革理论教育的工具,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实现教学手段现代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学生可以通过媒体、网络及小说和影视作品等多种渠道获得近代史方面的知识,因此学生对教师上课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教师要精心做好多媒体课件,精心选择影视作品辅助教学。学生已经不满足于教师课件仅仅是文字和图片,还希望有图表,并且穿插一些视频,必须体现教师自己的特色。因此,教师在课前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在把握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尽可能把课件做得精美些。当然,课件的设计也要恰当,不能文字太多,也不能太花哨。如果课件过于追求形式和色彩,就可能喧宾夺主,使学生忙于记笔记或过于关注课件图片而没有听清楚教师讲课内容,从而削弱教师的主导作用,影响教学效果。《近代史纲要》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政论题材的影视作品和专题片都非常多,讲授这门课程时要充分利用相关的丰富的影视教育资源,教学过程中适当穿插一些影视作品,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课堂的生动性,提高理论灌输的直观效果。

(四)应用理论教育法必须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实际。

我们应通过对有关历史进程、事件和任务的分析,提高学生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和评价历史问题、辨别是非和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在讲授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时,必须联系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国际国内环境;讲授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正确性时,必须联系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理论教育法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的思想实际问题,把握学生的思想脉搏,解决学生关注的社会热点和感到困惑的问题,提高学生的思想理论水平。

《近代史纲要》教学还要加强社会实践环节,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保障机制,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围绕教学目标,制定大纲,规定学时,提供必要经费;加强组织和管理,把实践教学与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专业课实习等结合起来,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到基层去,到工农群众中去。我们要通过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活动,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观察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深化教育教学的效果。

参考文献:。

[2]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317.

[3]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317.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681.

中国近代史纲要洋务运动的论文

摘要: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一阶段。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近代工业化的启动与第一波的推进,对中国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科学教育及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系列深刻变动。

abstract:westernizationmovementwasthefirstphaseofmodernizationinchina,resultinginthebeginningofmoderntimesinchinaandthefirstwaveofindustrialization.itplayedanimportantroleinthepromotionofchina'smodernmilitary-industrial,civilianindustry,scienceeducationandthedevelopmentofideologyandculture。thathadcausedaseriesofprofoundchangesinmodernchinesesociety.

关键词: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化。

中国近代化是伴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展开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了走向近代化的道路。洋务运动是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对中国近代思想的启蒙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有些论者以洋务运动最后失败为由否定它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这样的评价并不全面。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1)。

一、洋务运动为中国经济逐渐走向近代化创造了条件。

第一,洋务运动在中国的封建大地上栽植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幼苗。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清政府正处于危机之中,内有太平天国起义,外有西方列强的侵扰。为了挽救其统治,清政府内部分化出一批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进机器生产的有识之士,即洋务派。他们普遍认识到中国必须谋求富强之道,且需从“练兵”、“制器”开始。如实?说:“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2)曾国藩早在咸丰十年就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可期永远之利”的主张。因此他极力赞同购买并制造先进枪炮,认为“购买外洋枪炮,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3)。经办洋务最多、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李鸿章在列强侵略面前也悟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4)为此曾国藩设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先后设上海洋炮局、江南制造总局与金陵制造局。洋务运动由此进入以发展军用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求强”阶段。

随着军用工业的发展和洋务派认识的深化,他们懂得了“必先富而后强”即经济力量是军事力量的基础,如李鸿章说:“欲自强,必先裕饷,欲饷源,莫如振兴商务”。(5)于是洋务派在继续举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大力兴办民用工业,由此洋务运动进入“求强”与“求富”并重时期。洋务运动期间兴办了一批近代民用工矿企业,先后共有29个单位,其中以开平煤矿、漠河金矿、汉阳铁厂、上海织布局、湖北官布局等规模较大。同时还兴办了大批现代交通运输企业,包括近5万吨位的轮船招商局,津沽铁路、关东铁路、台湾铁路共计477公里。还有通行全国的主要行省的电报及邮政事业。新式工矿企业的设置,改变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手工操作的生产方式,开始有了以机器生产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近代轻工业、重工业,为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起了示范作用。近代工业的出现,也带动了国内市场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社会格局开始了较为深刻的变化,产业工人队伍逐渐形成,据估计,到1894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总数已有近十万人。

第二,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鸦片战争后,外国的入侵首先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洋务运动的兴起、洋务企业的兴办以及商品性产品的生产,进一步破坏了自然经济,促使商品经济发展,使传统的剥削方式开始改变。洋务派在创办民用企业时,主张“官合民之力以收利权”,采取了招引私人投资的办法,倡导商民附股洋务企业。我国早期创办的、规模较大的近代民族工矿企业,大都通过洋务派向清朝政府申请“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洋务派确曾给予过一定的支持或扶助,如为这些企业向清政府请准贷款、垫款,解决企业资金不足的困难。轮船招商局于1872至1877年间向清政府借款达1928万两,电报局于1889年向清政府借款达62万两。洋务运动的兴起,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开辟了道路。

第三,洋务运动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化的进程。洋务派已认识到外国的经济侵略对中国的危害,并提出发展本国的工矿交通电讯业以“分洋商之利”。(6)如李鸿章曾说:“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7)又说:在“中国内江外海之利几被洋人占尽”之时,中国“宜购造轮船,运粮揽货,以济公家之用,略分洋商之利。”于是,他创办轮船招商局,希望“渐收利权”(8)。洋务派通过兴办近代民用企业,确也收到了一些实际的效果。以轮船招商局与上海机器织布局为例,轮船招商局创办20年间,共得纯利润600万两,是实际资本的12倍。仅在创立的头三年,“洋商少装客货,三年共约银493、3万余两。因与该局争衡,减落运价,三年共约银813.6万余两。是合计三年中国之银少归洋者,约1300余万两”。(9)上海机器织布局成立后获得十年专利权,这固然不利于民族资本的发展,但它明确规定“无论华人、洋人均不得于限内另自纺织”,其用意在于使洋人在中国设棉织厂的“后患庶几可免”(10)。这表明洋务运动使中国市场不再是外国商品的一统天下,为中国经济逐渐近代化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二、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洋务运动还兴办了近代文化教育事业,传播了科技知识,培养了人才。洋务派认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11)因此,洋务派一开始就把引进西方科技作为主要手段。但随着科技和机器的输入,对掌握这些技术的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为了培养科技人才和应用人才,“授以机器工程之理论与实验,以期中国不必需用外国机器及外国工程师”(12)洋务派创办了福州船政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广东陆军学堂、天津军医学堂等学校,这些学校以学西学为主,对学生进行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教育,直接为军事企业和工矿企业输送人才。新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由于学习了外语、自然科学知识及专业理论和技能,成为具有近代化知识结构的应用型人才。洋务派注意留学教育,认为要培养足够的、合格的新式人才,必须派人到外国学习“远适肄业,集思广益”,“使西人擅长之计,中国皆能因习。然后渐图自强”(13)1872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到1875年共派出四批120人,从1877年起,又派出108人赴英法等国留学。从此以后,清政府中央以及一些地方督府不断向海外派遣留学生。这些留学生接受了近代科技知识,亲身感受到资本主义文明,文化知识结构和思想意识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回国后,倡导西学,成为新式知识分子。在他们当中涌现出许多科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成为中国近代化事业的栋梁。洋务运动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许多近代化新因素,它使中国有了西方的技术设备和生产方式,有了轮船、铁路等新式交通工具,有了邮政、电报等新式通讯手段,有了新式学堂和翻译、刊印西方书报的机构。洋务运动引进西方文明,推动了中国社会思想的进步,推动了近代文化特别是科技文化的发展。

三、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思想的近代化。

洋务论者已把师夷之长,夺夷所恃与变法主张结合起来,这在封建主义的“祖宗之法”上开了一刀,在学习西方,通向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洋务派中出现了要求政治改革,主张君主立宪的人。如郭嵩焘在1875年时提出“令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的倡议,提出西方各国富强的根本,在于“朝廷政教”。(14)可见,从仿造坚船利炮、师法工商技艺到要求政治改革,表明一部分洋务派对西方长技的认识已在不断深化。在此思想的启示下,19世纪80―90年代,中国出现了早期维新派,开始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如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提倡设议院,从更深层的政治制度方面从事改革。

因此说洋务运动不仅只是学习西方的技术,同时还启迪了人们去学习西方的先进的政治制度,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由于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本身的局限性以及当时国内外的环境决定了其只能畸形发展,洋务运动不可能独立完成中国近代化的任务。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是一个颇多争议的史学课题。本文的论述意在强调,洋务运动是以近代工业化为主体的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应是不争的事实。这样说并没有否认这第一步跨得并不好,也没有否认洋务派的决策思路与内部分歧对这一历史进程的负面影响,更没有否认它的不彻底性和滞缓落后性。

注释:

(1)《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

(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0页。

(3)曾国藩《覆陈购买外洋船炮折》见之于翦伯赞、郑天挺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第343页。

(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0页。

(5)《李文中公全书・奏稿》卷39第32--33页。

(6)(7)(8)《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翦伯赞、郑天挺主编)近代部分上册第358--359、348、358―359页。

(9)《洋务运动》第六册第10页。

(10)郑观应《禀北洋通商李傅相为织布局请给独造权限并免子口税事》《后编》卷七。

(1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变法》第三册第224页。

(12)容闳《西学东渐记》。

(13)《拟选陪颖子弟出洋艺疏》《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30。

(14)洋务运动,第1册:142页。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摘要:“鸦片战争”使中国极不情愿地卷入了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清朝统治者的自主改良性的“洋务运动”成果在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损失殆尽,统治权在内外压力下面临合法性危机的“临界点”时期,制度替换行将发生,1898年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来突破中国封建王朝路径依赖的惰性,把中国带入民主宪政的轨道。然而知识分子为主力的维新派却是晚清政治舞台上势力最弱的政治集团,诸因素包括基本的社会基础力量的缺乏、光绪皇帝的无权状态、未全盘考虑和计划缺乏程序性以及臣民文化对变法的阻滞等,都决定了戊戌变法不可能完成近代中国制度创新这一伟大历史使命;然而它仍然开启了中国制度变迁和以制度救中国的道路,时至今日依然功不可没。

关键词:戊戌变法;制度变迁;制度创新。

一、制度变迁的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学研究领域引入了新制度主义,引起了处于政治学研究困境的学者们的极大关注,并成为政治学研究的“关键词”之一。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三大流派之一的历史制度主义在继承传统制度对重大制度替代和宏大政治变革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将行为主义对行为主体在制度变迁和政治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引入了研究视域,它将研究的核心放在了制度对于行为主体如何产生影响,以及由制度、行为和观念共同作用、相互影响于具体的历史境遇中塑造某种政治后果具有必然缘由。这一研究方法的优点是它避免了行为主义的太过微观琐碎以及对社会历史背景现存限制性条件的忽视,克服了传统制度分析模式的单一边界条件的缺点。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一)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二)制度变迁的“临界点”或“关键节点”

制度变迁的动态过程中夹杂着制度变迁的“临界点”或“关键节点”。在新制度主义看来,所谓“临界点”是指历史发展过程中能够打破旧制度产生新制度的路径突破和路径替代时期;“关键节点”通常归结为重大的外部冲击,诸如战争、经济危机等打破原有政治制度,为制度变迁找到突破口和产生理由,这节点上的制度处于断裂状态,各方利益集团处于博弈争斗状态,新制度可能产生。

(三)制度变迁的利益博弈。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导致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是剧烈的社会环境变化引发了不同社会集团巨大的利益冲突。旧的政治制度由于其先天的惰性使其不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主动改变,它会由于自身的惯性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刚性而进入“路径循环”状态,这种封闭循环使得新旧制度难以实现有序对接,当旧制度难以容纳环境剧烈改变而带来的冲突时,往往会导致旧制度的崩溃,新制度的创立。制度创新的动力之源来自于行动者对于新制度能够带来比旧制度更多利益的期望以及旧制度所引发的政治博弈和人们对旧制度存在合法性的怀疑。在旧制度走向崩溃的“临界点”上,制度选择的走向存在多种可能性,各种政治力量围绕各自的利益诉求和政治理想进行激烈政治冲突和力量博弈,这种合力决定了政治制度的最终走向。

二、路径危机中的晚清政治困局。

中国自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以人治、集权、保守、宗法继承、抑商重农为特征,在服务于皇权统治的路径中运行着。伴随这种路径的是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传统臣民文化这种非正式制度。封建帝国的运行由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作用、相互强化,在君权轨道上难以脱离。这一切注定了因为缺乏政治创新而在东西文明激烈碰撞之际,中国必然失败的历史宿命。

鸦片战争的爆发把中国强行拖入到了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变局促使封建知识分子中的一些开明分子开始寻求“应变”之道,在晚清政治中出现了一些人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的政治新气象,尽管很多都是昙花一现。早期开明的士大夫们看到了西方技术层面的先进,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理念指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甲午海战的惨败促使人们进一步对中国封建政体的反思与醒觉。

甲午战后清王朝为了偿还赔款,向列强大举外债,以海关税收为担保,进而使得列强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肆无忌惮的掀起了势力瓜分狂潮。中国处于瓜分豆剖的局面,财政亏空更使这台陈旧机器的运转雪上加霜,清政府只能“横征暴敛”,导致民变四起,正如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指出:“民日穷匮,乞丐遍地,群盗满山,即无外衅,精华已竭,将有他变。”“付莽遍于山泽,教民遍于腹下,各地会党,发作待时”[3],内忧外患的政治危局促使惊醒,在康有为的领导下和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中国二千多年以来第一次试图打破传统政治制度的改革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三、戊戌变法和制度变迁的流产。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开始变法,在以后的103天中他发布了一系列的推行新政的政令,史称“戊戌变法”,又叫“百日维新”。在政治上,措施主要是改革行政机构,裁撤闲散、重叠机构,裁汰冗员,澄清吏治,提倡廉政,提倡向皇帝上书言事,取消旗人享受国家供养的特权。但一些比较激进的具有资本主义内涵精神的措施却没有被采纳,如康有为在1898年6月对于新政的建议提出“拟定开制度局,立宪法,设议院,建设新京,议开懋勤殿以议制度”[4]。即便维新是以挽救危局为目的且措施多有折衷但变法在后党疯狂的镇压下崩溃瓦解只维持了103天,除了留下一个京师大学堂外,一切回复照旧。以康有为为首的改革派在改革中所设想的君主立宪还未成形就夭折了,一个没有结出果实的花朵随即凋谢。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一次失败的制度替换运动,它没有打破中国几千年以来君主专制的路径依赖,没有成功地实现君主立宪体制的制度创新。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分析,戊戌变法仍有一定的制度创新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尝试打破传统的路径依赖,成为近代以来制度变革的先锋。

制度变迁一般可以分为渐进型制度变迁和突变型制度变迁。渐进型的制度变迁是统治集团在在政治体制能够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通过对局部不适合形势发展的政治体制进行必要的变革。突变型的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更替通过剧烈的、暴力的和全局的方式实现。在以渐进式变迁为主的制度替换过程中,也存在突变型制度变迁,在政治活动中矛盾双方不能在现成的制度架构内协商成功达成妥协,在政治资源中占有优势的一方凭借掌控的话语权,利用暴力机器胁迫对方,以实现有利于自己的制度变迁。晚清政府在19世纪末期已经处于危机之中,只有突变型的制度变迁才能打破传统政治制度的“路径锁定”状态,实现制度创新。但发生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却是中国近代以来一场渐进型的制度变迁,康有为等人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政体过渡。虽然这种渐进型的制度变迁最终命运是以失败告终,但它毕竟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制度创新的尝试,解放了思想,为后来的辛亥革命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作用。

(二)探索从君主专制转向君主立宪之路的路径替代模式。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动力。当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时,社会变革就会到来。清朝末期危机四伏,统治阶级内部旧制度的构建者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势下,一部分人开始认识到不变革将会亡国灭种,于是一场旨在挽救王朝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然而,任何政治改革都会触动既得利益者敏感的神经,遭到他们激烈的反对。15世纪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说:“再没有什么比带头采取新的制度更困难的了,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件事的成败更不确定更没有把握了,再没有什么比这事施行起来更加危险的了。因为新制度的倡导者使所有那些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都变成了他的敌人,而所有那些可以从新制度得到好处的人们则只是他的三心二意的支持者。”[5]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希望通过模仿日本,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来取代君主专制政体,以实现制度变迁的路径替代,然而,渐进式制度变迁已经无法突破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王朝“路径锁定”状态。这样一群势单力薄又缺乏任何政治资质的改良派,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来发号施令,试图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这注定了失败的结局。但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以来试图仿效西方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第一次尝试,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虽然步子迈得不大,但毕竟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这是“康梁”的一小步,却是中华民族探索新政治制度的一大步。

四、“康梁”维新集团的弱势状态。

(一)利益集团的“搭便车”行为。

戊戌变法的组织依托之一的强学会,其成员构成复杂,鱼龙混杂,有不少人加入强学会是带有功利性的,是为了捞取升官发财的资本,并不是真心支持变法,甚至有破坏分子混入其中。维新派人士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不加甄别地将一些封建官僚动员进入强学会,不仅使强学会的组成人员复杂而且矛盾也日益突出。

(二)行动资源不足制约着创新主体的行为。

从历史上看,凡是在制度创新上取得成功的创新集团都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和丰富的创新资源。在具备较高创新能力的前提下却没有足够的创新资源,制度创新主体就很难突破现有的制度路径锁定状态,实现既定的制度替换的目标。制度创新资源主要有军事、经济、政治资质和组织等资源。

首先是军事资源严重不足。在变法之前,光绪皇帝也意识到军队的支持性作用,而自己却无军事调动权,他只有将全部希一望寄托于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身上,通过职务提拔,希望他能支持变法,袁世凯效忠后党集团,在了解光绪皇帝的意图后立即向荣禄报告,于是政变爆发,手无寸铁的维新派只能任人宰割,在镇压维新派人士后,一切恢复原状,制度替代宣告破产。

其次是制度创新的经济资源缺乏。改革旧制,修铁路、奖励农耕、建立现代化的海军等都需要大量经费,而此时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捉襟见肘,为了偿付甲午海战失败的赔款,只能大举外债。这些借款除了偿还对日赔款外,还用到政费、利息、军费、佣金、贪污和折扣等上面去了。列强通过对清政府借款把持了中国的海关税收。所以,戊戌变法过程中颁布的很多发展经济的措施因为无钱支持只能作罢。

再次是政治资质太浅。戊戌变法,其领导者康有为只是一个工部主事,并且维新集团中没有一个人有实际的政治经验,其所依靠的光绪皇帝也是毫无实权的“光杆司令”,要他领导负载如此沉重的政府,做出比王安石还要激烈十倍的变法,失败是可想而知的。

最后是组织不力。戊戌变法的政治组织强学会无法克服组织内部一些投机分子“搭便车”现象,不能形成一个纪律严明的组织和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进而在变法过程中不能形成上下合力协同效应。

(三)制度创新主体意识形态内聚力与整合力不足。

政治集团的主流意识形态体现的是该集团主流的价值取向、利益诉求和政治主张,表现为道德、政治理想、宗教、哲学等形式。意识形态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包括教化、批判、整合、导向和控制等功能,其中整合功能对于制度创新主体来说十分重要,对于解决制度创新过程中利益集团“搭便车”现象很有帮助。

维新集团因为没有搭建起一个合理、严谨、合乎逻辑的意识形态框架,没有形成共同的价值认知目标,更无维持集体行动的动力机制,是其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戊戌变法也缺乏深厚的思想基础,推动变法的动力不是源自维新集团成员对传统体制的深恶痛绝,而是来自外部,即列强对于国家领土的蚕食和瓜分的阴影。

(四)难以抵制臣民文化对于制度创新的阻滞。

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惰性在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以后,皇帝就成为权力的代表,因此,他的权威神圣不可侵犯,于是君主世袭“君权独尊”成为“积习”。所以在改革前后提出“君民共主”,试图利用皇帝的权威来发号施令是很自然的。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发布“密诏”,实行“勤王”运动,可以看出臣民文化对其影响的深远。臣民文化不仅使现代公民文化在皇权崇拜、愚民的专制主义的土壤上难以自发成长并开花结果,也使得西方的先进文化难以为国民所接受。因此,若要在中国成功实现制度替代,就必须对中国的臣民文化进行彻底的清理和淘汰,培育适合现代民主宪政体制的公民文化。

五、结语。

中国作为后发型国家在制度发展历程中若能模仿先发型现代化国家走上制度创新之路是最好不过了,但在模仿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传统与创新的关系,改革者应该立足中国的国情,结合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嵌入到世界政治发展的潮流之中。作为制度创新的主体必须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以先进理论和科学的意识形态作为指导建立具有强大内聚力与整合力的创新团队来完成制度创新的路径替代,这是一项伟大的历史使命,只有具备求实、创新、坚定精神的人才能担此任。面对社会混乱、主权失落、领土残缺的局面“康梁”举起了制度创新的大旗,然而其组织松散,意识形态混乱,创新资源缺乏等,注定了在这个积淀厚重的专制主义沉渣的国家构建民主宪政政体失败的命运。但戊戌变法作为开启了中国近代制度变革先声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启示,至今为后学者探索不尽。(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

[2]paulpierson.increasingreturn,pathdependence,andthestudyofpolitic.th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2000.

[3][4]汤志钧。戊戌变法史〔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5][意]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摘要:高等院校中国近代史教学质量的提高关键在于教学用书。推进中国近代史教学改革的深入开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必须打破现行传统教材单一的局面,编写与出版与教材相配套的系列用书势在必行。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教材改革;系列用书;培养创新思维。

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并提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要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近些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改革与发展,高等院校历史专业的中国近代史教学(1840―1919年,即中国近代史前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但我们在看到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还应看到它存在不足的另一面,即在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中,所存在的实质性问题,长期以来,未能引起有关部门的真正注意,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中国近代史教材改革,未有实质性进展,许多新的学术方法和研究成果未能融入教材。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虽然出版了许多不同版本的中国近代史教材,这些教材虽然编著者不同,出版社不同,但这些教材的体例、内容、所引文献资料、所持学术观点等,基本皆为同一模式,均未能从传统史学观念的框框中超脱出来,真可谓众人一面。教学实践已经充分地告诉了人们,以传统史学观念为指导所编写的中国近代史教材,现在已经不能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形势需要。为了更好地贯彻与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我国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化的战略目标,全面提高历史专业学生的整体素质,对此,笔者认为,要提高我国高等院校中国近代史教学的质量,努力发挥中国近代史在培养学生创新素质方面的功能作用,必须对现行的中国近代史教材进行改革。否则,中国近代史的教学方法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改进,教学质量也不会得到显著的提高,学生们的理论水平和创新思维也不可能得到较好的发展。

教材是教学的载体,是教学的根本之所在。由于我国目前未对中国近代史教材进行实质性的改革,这是导致中国近代史教学方法陈旧的最根本原因。教学实践说明,中国近代史教学方法的改进和教学内容的创新,之所以举步维艰,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从中国近代史教材上去对其进行改革的结果。与高中的中国近代史教材相比,高等院校的中国近代史教材的老化程度极其明显。

这正如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曾经指出的那样:“我们的大学和中学还存在许多几十年如一日的‘爷爷的教材’,这明显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也落后于国内社会发展实际需要和科学技术发展形势。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中国教育落后的最重要部分。”可见,要使中国近代史的教学适应于日新月异的发展形势,对中国近代史教材体例、内容、所引资料、所持学术观点等方面的改革,已成为当前中国近代史教学创新工作的一项紧迫任务。然而在距瞿振元先生提出教材落后的意见十余年后,高校中国近现代史教材改革却依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由于历史专业的大学生(包括有关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的文科学生)在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都已学过中国近代史的知识,并对其中的有些史实和内容背的“滚瓜烂熟”。又由于高校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其中相当部分的基本知识和观点等内容与高中阶段所学的一样,因此,大学生们对这种“炒冷饭”的现象也极不满意。高中阶段,学生们为了高考去被动地死记硬背中国近代史,大学阶段,学生们为了中国近代史课程的过关,仍然要死记有关的内容。

这种为考而教,为考而学的被动教学方法,至今也未得到根本的改变。但随着大学生们知识面的不断扩大和理论程度的不断提高,他们迫切需要教师改变中国近代史教材中的陈旧内容,要求教师讲授新的史学观点、新的史料和介绍新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等。因此,要满足学生们更新知识的正常要求,仅靠教师在课堂上所作的点滴介绍,是远远不够的。要适应学生们的强烈求知欲望,我们必须改变目前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使用“单打一”教材的局面。即我国有关的教育行政部门,应积极地去组织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等编写和出版有创新内容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外,还需要编写和出版与中国近代史教材相配套的系列用书。

笔者认为,系列用书应包括一份指导学生们学习中国近代史教材的大纲和编写教材的说明书,让学生们从中了解到,编写中国近代史教材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其中包括编者们筛选史料和观点的标准和原则,编者是如何处理编写中的重难点等,对这些内容的说明,使学生们能够更好地去了解和掌握教材中的有关问题,以加深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因这些内容不仅可以使学生们明白编写中国近代史教材的一整套构思,及其编写手法,更为重要的是让学生们学习到这些构思和方法,这对学生们智力的发展和写作能力的提高,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还应编写一份供学生们阅读的参考书目,在这份参考书目中,必须注明书籍的作者、出版社地点及名称、出版时间及著作的内容提要等。由于种种原因,因此,历史系相当一部分学生的专业知识面狭窄,史学信息不灵,在中国近代史领域里有哪些应该读的著名书籍,学生们则很少知道。这当然不利于提高学生们的史学理论水平和拓展专业知识面。要改变这种局面,向学生们提供一定的参考书目,就显得十分必要。

譬如在参考书目中列出由苏双碧主编,山东齐鲁出版社1985年出版发行的《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若干问题讨论举要》一书,这样,学生们就能根据参考书目中提供的线索,去借阅该书。通过阅读,学生们就会从书中清楚地了解到建国后的30余年中,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者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统治”等问题,进行研究的情况,从而使学生们基本上可以了解到中国近代历史的复杂本相。这无论是对学生们进一步深入地学习中国近代史,还是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等,都是大有益处的。有了中国近代史的参考书目,学生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有的放矢地查找自己所需的书籍,从而减少了学习中的盲目性,节省了有限的学习时间。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字范文

[摘要]西藏本民族的服饰特色得以保留主要原因是取材自然,源于生活,符合藏族劳动人民的生产劳作方式,简要对藏族聚集地区的服饰进行描述。

[关键词]西藏;服饰;特征。

服饰是承载着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及审美内涵。藏族服饰,从头到脚一应俱全,主要有动物皮、氆氇制作的僧俗帽类,藏袍、袍裙、长布衫、皮毛坎肩、围裙,衬衣,僧装,帮典还有传统藏靴。藏族不论男女极喜爱穿金戴银,佩饰就地取材,常用红珊瑚、绿松石、玛瑙、翡翠蜜蜡镶嵌点缀,给人厚重古朴的质感。衣领、袖口、饰物图案花纹丰富特征明显,辨识度极高。

近代前期藏族服饰样式变化不大,基本沿袭甘丹颇章时期的传统。根据藏族主要的分布地区,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区域。

一、卫藏服饰。

城镇居民服饰,平民男子以长袖装为主,襟大、袖长,用料为氆氇。内穿棉布衬衫,脚穿牛皮底的藏靴,靴面用借植或平绒。夏天戴毡制礼帽,冬天戴橙植或狐皮帽。平民女子夏装为斜玛、稽毽质的无袖长袍,内穿粗布衫,冬装穿里子为羔皮或夹棉的藏袍,外套棉布罩,腰束帮典。戴次仁金果帽,靴子用氆氇制成。

牧区服饰,主要指阿里高寒地区。男子以长袖皮袍为主,襟、袖和底边镶上黑色平绒、灯芯绒和毛呢,女子藏袍以着皮袍为主,在板皮外边镶上五彩的帮典料,然后用紅、蓝、绿等颜色作花纹,在襟、袖口和底边镶上黑色羊绒、灯芯绒或毛呢,增加服饰的色彩感和立体感。黑氆氇的藏袍,肩披绸缎为面料水獭皮镶边的披肩,藏语称“甲不力”。

二、康区服饰。

康区包括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西藏的昌都,青海的玉树地区。史上称康巴为“人域”,人杰地灵,风景秀美。一年之内的民族节日盛会很多,藏历年、金马节、迎秋节,每逢节日,康巴汉子、姑娘着盛装欢庆。

农区藏袍大襟、宽腰、长袖、无扣。注重色彩的艳丽明快。男子藏袍以挂金丝缎或毛呢等为面料,下摆、襟、袖等处镶宽大的水獭、豹、虎等珍贵兽皮,白色衬衫外,穿锦缎袄褂夏装与冬装基本相同,只是冬天里子加羔皮,夏天为单层,脚穿钩鼻厚底藏靴,显得粗犷刹悍。康区女子服饰有较大的差异,玉树、昌都、甘孜等地的女子藏袍制作极为考究,多用织锦缎、毛料为面子,边镶一尺余宽的黑白相配的水獭皮,具有很强的立体感和对比感。稻城等地女子盛装,以五颜六色的花错植制成的百褶连衣裙,左右胸襟处镶以红、黄、绿、藏青、金丝绒三角形,双袖肘处镶红布,袖边镶绿布,背部镶绣吉祥图案“公热”,裙边镶红色,色彩鲜丽,装饰性极强。

牧区由于多在高寒地带,男女均以厚重的皮板老羊皮、羔羊皮为袍,上饰线条宽大的五色布、呢料条纹或其他宗教图纹。气候稍温暖的地方夏季以轻、薄的面料里加羔皮,或穿错植袍。早期穿光板老羊皮裤子,冬天毛朝里,夏天毛朝外,脚穿厚底藏靴,腰际横插长刀或铁棍(以防狗),火镰、后腰吊小刀。女子不佩长刀,在前腰佩吊小刀、针线盒、奶钩、银链等,服饰基本形状与玉树农区相似。

康区的丹巴县太平桥的上宅垄、下宅垄和半扇门一带,至今留着清代遗留下来的古老服饰,每逢重大节庆日,妇女们都会穿上先人留下来的盛装歌舞。可能是古老的清代服装珍品在社会上流行的唯一一处地域。

三、安多服饰。

农区妇女多选锦缎为袍面,白羊羔皮作里皮,纯黑、紫青、墨绿、碧蓝、咖啡等色为上乘。袍边、袖口常用橙、黄、绿、蓝、靛五色氆氇镶成一寸宽的花边,犹如彩虹叠绕,色彩明快艳丽。戴白毡高尖帽,帽尖高约一尺,沿圆缀以黑色布边。还有一种棉边帽,俗称“四片瓦”,是用细棉制作的圆顶小帽,镶满了金银丝织锦花条。靴子由氆氇制成,靴头、靴帮都用不同色线装饰,在色线中又夹杂着十字纹作为装饰,不同的色块区划分单元,图案十分耐看。

西藏的服饰之所以与内地的服饰有很大差异,最根本的原因是西藏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方式和基本政治结构不同,我们还需要联系藏民族的文化和其基本精神的影响。藏族人民的服饰一开始便与大自然有密切联系,制服材料取之于自然,用青稞染色,皮毛,羊皮袍,藏地昼夜温差大,牧区风大寒冷,服饰整体厚重。避免了服饰与宗教一体化的僵局,同时一味地突出自然属性,使其服饰长期停留在原始状态上。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苏丽英,山西省原平市人,目前就读于西藏大学。

[作者单位]。

西藏大学。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拥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化。然而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始终与之伴随的却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专制统治下,广大民众始终局限在有限的土地里,过着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而在历代统治者的眼里,华夏大地更是天朝上国,无需与外夷通联。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也就是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的后期,这种封闭性与落后性更加突出。与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的世界正在飞速发展,特别是在欧洲,自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超越了以往任何时期。先进的技术和现代文明,不仅给欧洲民众带来了生活上的改善,而且还给欧洲民众带来了民主和自由。

随着资本主义如雨后春笋般的迅猛发展,欧洲大陆已经远远满足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所以,西方列强将目光不约而同的投到了一个地方:那个曾经被马可波罗称之为遍地是黄金的古老东方国度-中国。通商请求屡遭清政府拒绝的情况下,西方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此时的中国,由于统治者长期以来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已与世界特别是欧洲有相当之大的差距。与西方列强的几次战争,中国均已失败而告终;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已经成为当时对清政府最形象的描述。与战争失败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致使中国成为了长达一个世纪之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面对着亡国的危机,一些爱国之士,纷纷献言献策,想要变法图存,拯救这个危亡的国家。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的公车上书。康有为在奏折《上清帝第六书》中明确反对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力请求维新变革,富强国家。

在这封奏折中,康有为列举了世界各国兴亡盛衰的原因和教训,充分说明了变法的重要性,敦促光绪皇帝痛下决心,尽快确定国家的基本方针和前进方向。康有为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1)下诏鼓天下之气;(2)迁都定天下之本;(3)练兵强天下之势;(4)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指出前三项还只是权益应敌之策,只有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他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总结,提出了变法的三条纲领,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开制度局,试图以此作为指导全国变法的中枢机构。排除守旧派官吏的干扰和抵制,发现并选拔天下的维新人才,使新政得以顺利推行,以此达到国富民强。

然而康有为所倡导的戊戌变法仅仅维持了百天就失败了。究其原因除了有慈禧太后等守旧派的大力阻扰外,其本身的可实用性及实际影响也是有限的。

首先,人民群众至始至终都没有参与到这场政治变革中。无数的历史经验证明了: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作用。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他们在充当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的角色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人民群众的总体意愿和行动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结局。

康有为及其变法者却没有注意到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因康有为幼年时经历过太平天国革命,懂得农民起来造反有多大的威力。所以从变法的一开始他们就站在害怕和反对革命的立场上,不敢设想通过人民革命来推翻封建统治,只是希望帝国主义、封建统治阶级能够向资产阶级让一点步,吸收他们参加政权,实现资产阶级专政。出于此原因,康有为在变法开始时就实行自上而下的模式:一方面自然是鉴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另一方面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希望他能够以身作则,带头变革,从而达到全国的改变;再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面则是鉴于下层人民群众起来造反的危机。出于以上种种对人民加以防范的动机,其影响力也不可能深入群众,从而使革命失去了最有力的依靠。

其次,资产阶级改良派具有软弱性,妥协性。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个初步的发展,这是这场运动的经济基础。但是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阶级力量相当弱小,不具备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变革的基本条件。

资产阶级由于其历史的局限性,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本国封建主义会应允,西方列强会赞成。康有为等人认为只要说服了光绪皇帝,便可以自上而下的改革,维新变法就可以大获成功。但它们却放过了最主要的敌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一大批守旧官员,他们是利益既得者,改革会让他们失去好处,所以他们是改革的一大障碍。再有,就是在华的西方列强,他们也不愿看到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强盛起来,所以千方百计的要阻止中国进行改良变革。因此,维新派对内不敢和封建主义决裂,对外不敢同帝国主义进行正面斗争,幻想以妥协和退让来得到本国封建主义、外国资本主义的同情与支持。资产阶级的如此妥协,改良实难继续下去,结果却被中外反对势力所绞杀。

再次,维新派的影响有限。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鉴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亡我之心日盛。维新派打出了救亡图存的大旗,以唤起群众的爱国热情。但由于维新派自身的缺陷,认识上的不足,严重的脱离群众。所以,维新派所能影响的基本人群只是对当时政治现状不满,朦胧地要求新出路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绅士。

维新派通过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等把这些人员组织起来,并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主张灌输到这些绅士中间去,希望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他们的主张一度得到某些当政的官僚支持。例如强学会成立时,帝师翁同龢、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新建陆军督办袁世凯等清朝大员纷纷捐款资助,并列名于会籍,使强学会一时间名声四起。但这并不代表所有入会的人都真正支持变法,如张之洞是想拉拢康、梁,借他们的名望,壮大自己的实力。而当他发现维新派的言论主张超出了他所能接受的范围时,他不但领导了反对维新派的论战,而且还破坏了维新派的舆论机关。袁世凯起初也是维新变法的积极支持者,谭嗣同曾一度只身前往袁世凯的寓所,托以出兵重任,说服其举兵起誓。但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他看到慈禧的势力远远超过光绪皇帝,决定投靠后者。他随即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随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守旧派官员,发动了宫廷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大肆捕杀维新党人。

光绪皇帝虽然支持变法,但也不能算是维新派的皇帝。光绪皇帝只是把维新派当洋务派的后起之秀来使用。在同慈禧太后的争权过程中,光绪皇帝把维新派引以为援,企图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取得权力,这样的历史现象是很常见的。这些人都不能说是真正的维新派。

综上所述,戊戌变法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虽然冲破了封建守旧主义迂腐沉闷的空气,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但它毕竟只是在资产阶级化的和企图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波动,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政治改革。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经济基础,再加上领导这场改革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所以这场改革的失败也在情理之中。维新派遭到残酷镇压后,随着社会阶级斗争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旗帜越来越褪色,终在历史的长河中淹没,不难看出戊戌变法的实际影响是极其有限的。

中国近代史纲要重点

(1)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从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中,认识到必须冲破闭关自守的牢笼,改变盲目排外的态度,向西方国家学习,以实现富国强兵。他受林则徐之托,编成《海国图志》。在《海国图志序言》中,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和科学知识,以期富国强兵、抵御外国侵略,开创了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新风。

(2)天朝田亩制度:是1853年在洪秀全直接指导下颁布的。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各方面的政纲,集中体现了他对社会改革的思想。在土地制度方面,主张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公有,均天下田地给农民耕种,并制定了颇为详尽的分田方案。其目的就是实现绝对平均主义的理想社会。

(3)资政新篇:1859年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提出一个统筹全局的改革方案。它的主要内容有:政治上,主张学习西方,制定法律制度,加强中央集权;经济上主张发展近代工矿,交通,邮政,金融等事业,奖励科技发明和机器制造,提倡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思想文化上建议设立新闻官、新闻馆,破除陈规陋习,提倡办学校、医院和社会福利事业。外交上,主张同外国平等交往、自由通商,但严禁鸦片输入。《资政新篇》是中国第一个系统的具有鲜明资本主义色彩的方案,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它虽然得到天王的赞赏,但因缺少施行的多种其他条件而未实行。

(4)百日维新:在维新派的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终于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正式宣布变法。从正式宣布变法开始,到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止,共计103天,故称“百日维新”,也被称为戊戌变法。这是维新运动的高潮和集中表现。在此期间,根据维新派的建议,光绪颁发了数十道推行新政的诏书,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和军事、文教等各个方面。

(5)清末新政:清朝末年,列强大举入侵,面对列强的政治压力,要求清政府迅速改变当前的无/17能状态。当时的清政府和军队已经无法应付当时的政治局势,财政上也出现了严重的亏空,这使清朝统治者感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已经开始动摇。因此,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成为统治者们面临的重要课题。于是,1901年,慈禧太后正式宣布实行“新政”。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命大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4月21日,又下令成立了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划推行“新政”的专门机构,任李鸿章、荣禄等为政务大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宜。1901年到1905年,清政府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新政”上谕。

(6)保路风潮: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并与四国银行团订立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国有”名义把铁路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同时借此“劫夺”商股。这激起了湖北、湖南、广东、四川四省的保路风潮,其中以四川为最烈。清政府在铁路权问题上采取的政策,进一步激起了民众的愤慨和反抗,保路风潮使人民感到反侵略的迫切性,并加深了对清政府卖国政策的憎恨,加速了革命的爆发。

晚联合发动。驻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起义军一夜之间就占领武昌,取得起义的胜利。武昌起义吹响了辛亥革命的号角,腐朽的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随之覆灭。

(9)新文化运动: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掀起了新文化运/17动。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反对封建旧文学和文言文。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一次解放思想的启蒙运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在客观上准备了思想条件,但是,它并未超出旧民主主义的范畴,没有给中国人民指出彻底解放的道路。在这一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这一运动并成为五四运动的先导。

(10)五四运动: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直接引发了五四运动。这次运动表明,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发展到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中国早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物,主要有三种类型:

1、首先,是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其代表除李大钊以外,就是陈独秀。

2、其次,就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左翼骨干。其代表为毛泽东等。

3、再次,是一部分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其代表为董必武等。

二、简答题/17(1)鸦片战争为什么是近代史的起点。

答: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的封建社会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逐渐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是因为如此,鸦片战争就成为了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2)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征。

答:

第一,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而且逐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日益成为支配中国的决定性力量。

第二,中国的封建势力日益衰败并同外国侵略势力勾结,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压迫、奴役中国人民的社会基础和统治支柱。

第三,中国自然经济虽然遭到破坏,但是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依然在广大地区内保持着。第四,中国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很软弱,发展很缓慢,而且它的大部分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第五,近代中国各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

第六,在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力的生活。

(3)洋务事业兴办的企业有哪一些。

答:

第一,近代企业:

a、军用企业(官办):

1、1865年曾国藩支持、李鸿章筹办的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李鸿。

章在南京设立的金陵机器局。

b、民用企业:少数采用官办或官商,多数采用官督商办的方式。其中。

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

第二,建立新式海陆军。

第三,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

兴办近代工业、训练新军,需要懂得西方先进技术的专业人才。为此,洋务派创办了新式学堂。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30多年间,创办新式学堂30多所。主要有三种:一为翻译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主要培养翻译人才;一为工艺学堂,培养电报、铁路、矿务、西医等专门人才;一为军事学堂,如船政学堂等,培养新式海军人才。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还先后派遣赴美幼童及官费赴欧留学生200多人。

(4)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失败的原因。

答:失败的原因:

代生产技术为手段,来达到维护和巩固中国封建统治的目的,这就严重限制了洋务运动的发展。

第二,洋务运动对外国具有依赖性。西方列强依据种种特权,从政治经济等。

各方面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控制,他们并不希望中国真正富强起来,而洋务派处处依赖外国,企图以此来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无异与虎谋皮。

历史的作用: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给中国带来新的知识(引进自然学科和官派留学生)。

有利于社会风气的改变。

(5)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教训。

答:意义:

1、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激发了人民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

2、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良运动,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趋势具有进步意。

义/17。

3、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

4、在改革社会风习方面也提出了许多新的主张。

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主观上,维新自身的局限性也是这场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具体在局限性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不敢否定封建主义。

2、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

3、惧怕人民群众。

(6)三民主义学说的内容。

答:“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大主义。

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一是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改变它一贯推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二是追求独立,建立“民族独立的国家”。/17民权主义:民权主义的内容是“创立民国”,即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就是孙中山说的政治革命。

民生主义: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也就是孙中山说的社会革命。孙中山主张核定全国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革命后的地价,则归国家,为国民共享。国家还可以按原定地价收买地主的土地。

(7)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答:

第一,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使中国反动势力乱了政脚。

第二,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是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第三,辛亥革命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解放,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觉醒,打开了思想的阀门。

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8)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原因:

a、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是行不通的。

b、从主观方面上说,在于它的领导者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存在着许多弱点和错。

误。/17主要是:

1、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在理论上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在行动上不愿也不敢正面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推翻封建势力。在思想上识别不清真正的朋友和真正的敌人。

2、资产阶级革命派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

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

3、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

心。

教训:

1、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

胜利。

2、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行不通。

3、中国革命不能依靠少数人,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起来革命,革命才会胜利。

4、推翻任何制度或者都要先充份准备,要有强大的武装力量。

答:大革命是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进行的,在这场革命中,中国共产党起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大革命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政治口号下进行的,而提出这个。

共产党正是国共合作的倡导者和统一战线的组织者。

第三,大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空前广泛儿深刻的群众运动,而中国共产党正。

第四,大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革命战争,共产党人不仅帮助和推动了国民革。

命军的建立,而且在军队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积极提高国民革命的素质,增强他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共产党员在战争中更是身先士卒,骑着先锋作用和表率作用。此外,共产党人还是建立了一定数量的工农武装,配合正规军作战,而上海工人的起义武装更是充当了解放上海的主力。

(10)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与教训。

答:

一,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方针,实现了对抗日战争的正确指导。

二,中国共产党开辟抗日根据地和领导游击战争确立了正确的战争方针。

(12)怎么评价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执行路线以及正面战场的地位与作用。

答:

期的战略防御阶段。

3,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在抗战个阶段中表现不同,其地位和作用也不同。抗战初期的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政府积极抗战,正面战场在整个抗战中起了重要作用。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其实行片面抗战,制造反共摩擦,在抗战中的地位、作用明显下降。在战略反攻阶段,其虽坚持抗战,但对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作用十分有限。

(13)抗日战争的胜利及其原因和意义。

原因:

第四,中欧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同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国际。

组织以及各种反法西斯力量同情和支持也是分不开的。

意义:

精神。

第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世界各国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

界和平的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

(14)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和基本经验/17答:原因: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

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国际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支持。

基本经验: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加强共产党自身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15)遵义会议解决的问题。

答:

1、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

2、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3、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全权负责红军的军事行。

(16)资本——帝国对中国军事侵略有那些。

答:

1、发动侵略战争,屠杀中国人民。

2、侵略中国领土,划分势力范围。

3、勒索赔款,抢掠财富。

(17)资本——帝国对中国政治控制的方式有那些?

答:

1、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

2、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

3、扶植、收买代理人。

(18)资本——帝国对中国的经济掠夺的方式有那些?/17答:

1、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

2、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3、实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

4、操控中国的经济命脉。

(19)资本——帝国对中国的文化渗透的方式有那些?

答:

1、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着侵略活动。

2、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

(20)新文化运动历史作用与局限性。

答:局限性:

1、认为离开对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的根本改造,仅仅依靠在思想文化领。

域内的斗争,就可以根本改造国民性。

2、没有揭示孔学的社会根源并进而指出改造中国现存社会制度的必要性。

3、有对工农群众的痛苦表示真切的同情,没有同群众运动相结合。

4、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着形式主义的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

1、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新文化运动前,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在宣传各自的政治观点时,都没有彻底地批判封建思想。经过新文化运动,封建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批判,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

2、民主和科学思想得到弘扬。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一次西。

3、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新文化运动启发了民众的民主主义觉。

悟,对五四爱国运动起了宣传动员作用。

4、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启发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使他们选择和。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和推进革命的思想武器。这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成果。

5、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繁荣。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能够使语言和文字。

答:

历史特点:

合./17爆发过程:

1、直接原因: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2、首先,是新的社会的力量的成长、壮大。

3、其次,是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的潮流。

4、再次,是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22)二战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出现了那些重要的新情况?

答:

1、在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被彻底打败;战胜国英法也被严重削弱;美国则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

2、苏联经过战争考验成为足以与美国抗衡的世界环强国。欧洲东部,中南部和亚洲东部东南部出现一系列由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主义冲破一国范围在多国赢得胜利。

3、占世界陆地面积2/3,人中3/4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南太平洋地区,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许多原殖民地,附属国争得了或正在争取政治上的独立,殖民主义体系急剧瓦解。在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影响显著增长,工人运动有新的发展。

(23)/17。

中国近代史纲要读后感_中国近代史纲要学习心得体会精彩

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学校为我们开设了中国近代史的学习。历史对于我们而言,是一门不算陌生的学科,但是在高中的学习过程中,并没有把历史的学习太当回事儿。因此当看到中国近代发生的那些事儿时,有一种觉得自己不配做一个中国人的感觉,因为我们竟然不记得那些屈辱的年代,那些艰苦的岁月。我们现在使用的教材是2010年的修订版,上面的内容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直到今天。学习完这本书,我有太多的体会和感悟。

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

一般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鸦片战争是资本主义英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也是中国人民为捍卫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而进行的反侵略战争。鸦片战争,打破了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但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中国没有走上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而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现在回头去看鸦片战争,它的确是中国人一个惨痛的经历,悲痛的回忆,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民遭受了屈辱,还被迫签订了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但是,从另一个方面去看,这也不得不说是一种幸运。在此之前,中国人是封建的、保守的、落后的,但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有很多先进的中国觉醒了,他们开始睁眼看世界了,他们翻译外国书籍、学习西方先进的现代科学知识,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在鸦片战争中我们还能感受到中国人的爱国情节以及中国人民纯洁的道德心和反侵略的坚决性。六三虎门销烟的壮丽画面雕刻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它作为近代爱国史诗的第一章永远铭刻在炎黄子孙的心中。其实,提到鸦片战争,更多的人记得的不是鸦片战争的历史意义,也不是虎门销烟的壮丽画面,而是林则徐这个民族英雄。他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至今仍旧被广大学生牢记。他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被委派去禁烟之后,他对工作的认真负责以及办事的雷厉风行尤其让大家佩服。在收缴和销毁毒品时,他都亲临现场监督。在收缴时,仅用了34天,就收缴了烟土19187箱,又2119袋,总重量1188127公斤。在销毁时,20天共销毁鸦片19179箱、2119袋,共计2376254斤。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屈辱的近代史,也造就了林则徐这个民族英雄。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开始有了较为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于是出现了早期的维新思想,出现了一大批以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为己任的仁人志士。甲午战争以后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都是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面爱国主义大旗下发生的。这些斗争和探索,使中华民族燃烧起了新的希望,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

在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夕这接近80年的时间里,中国遭受了各个国家的侵略,被迫签订了许多的不平等条约,例如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英《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天津条约》、英法俄的《北京条约》、1894年中日的《马关条约》、1900年八国联军的《辛丑条约》等等。在这些条约中,中国被迫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和外国协定关税,外国取得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在通商口岸传教等特权。这些战争和不平等条约把中国推向灾难屈辱的深渊,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贫穷和落后,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和领土完整。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这近8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并不是一味地挨打的,中国人民也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其中包括太平天国革命、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戊戌维新等,这些斗争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虽然这些运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是我们不能否定其带来的对于群众和国家的积极影响。例如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最终的结果是失败了,但是其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竖立起的是一座不朽的丰碑。

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波及全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五四运动是在新的社会力量成长壮大的基础上,在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潮流的思想基础之上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这次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它标志着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从此中国革命真正找到了它所必须依赖的力量基础,五四运动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1921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即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过去面貌之时,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以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都是十分明显的。

其实除了这些无产阶级的运动,中国近代史上还有一个亮点,就是长征。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那种不屈不挠,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永雄气概,那种互帮互助、亲密团结的合作精神,那种严守纪律、全心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都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我们前进。

回顾过去的事情,能够讲述的,值得学习的有太多太多。看着中国历史上的艰苦斗争,我们应该为中国现在的繁荣和昌盛感到自豪。历史早已翻开了新的一页,现在的我们生活在的是一个和平的世界,我们站在的是属于那个强大的中国的土地。我们早已不用抛开学业,上街游行,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我们早已不用为了填补饥饿的肚子,啃草根、吃树皮。中国的历史是另人心酸的,中国的发展是另人震惊的。现在,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我们的经济繁荣了,我们不会再屈于强权,不会再忍受屈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为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停滞不前,停滞不前便是落后,因此,我们更应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努力不懈,使我国保持飞速发展。尤其作为年轻一代,作为大学生,我们更应使强国富民为己任,认清我们在新时期的责任和使命对于我们每一个大学生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我们的民族正在腾飞。

近代史纲要论文【】

我的家乡在祖国的西南隅,即美丽的彩云之南。有人说,这是荒蛮之地,有人说,这里住着野蛮的名族。但在这片红土地上的确涌现出许多文人志士,抑或是将领之才。而在旧中国和新中国轮换的时候,这里的救国英雄也表现出中华儿女忧国忧民之情节,为祖国贡献一己之力,在中国近代史中留下他们独特的足迹。作为近代影响人物,不得不说的就是龙云。

龙云(1884年—1962年),字志舟,彝族人。他1948年加入民革,历任民革第二届中央委员,第三届中央副主席,第四届中央常委。龙云先后主政云南17年。期间,他努力革新,支持民主运动,坚持抗日,使云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建设都取得了重大进步,被誉为“民主堡垒”,在中国近代为巩固边防做出一定贡献。

龙云曾担任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国民党滇军高级将领,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云南省国民政府主席,云南陆军讲武堂校长。彝族人,彝名纳吉乌萨。龙云早年参加过反清斗争,1911年加入滇军,1914年于云南陆军讲武学堂第四期骑兵科毕业后,入云南都督唐继尧部,为唐所赏识,被唐继尧从下级军官逐步提拔为侍卫队长。1927年龙云与胡若愚等策动“二•六政变”迫使唐继尧下台,投向广州国民政府,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之后在与胡若愚争夺云南统治权的斗争中获胜,1928年被蒋介石任命为云南省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等职。1929年秋统一云南。1933年出兵助蒋镇压福建人民政府。至1945年,共主政云南18年之久,被称为“云南王”。

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地处后方,但龙云先后派遣滇军20多万赴抗战前线,参加了包括“台儿庄战役”等二十多次战役,伤亡10多万,为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1948年12月,在陈纳德等人帮助下,龙云从南京出走香港,脱离蒋介石的控制。不久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1949年8月13日,龙云与黄绍竑、刘斐等44位国民党同仁在香港发表《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正式宣布起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50年1月3日从香港赴北京,加入共产党的新政府,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1956年曾出访苏联、罗马尼亚、捷克、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1962年在6月27日因急性心肌梗塞在北京去世,享年78岁。

虽说中国近代大多数是沿海巨变,沧海桑田,工业社会影响下的东部沿海地区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作为中国较落后的几个省份也开始有所作为,在龙云执政期间,云南的明主,明权体制大为改善,为解放人们的思想,为今后云南的政治经济发展和思想文化的演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近代史上为中国抗击外敌侵略和保全祖国的完整性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为边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新中国成立后为祖国的建设又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可以说,中国近代内忧外患的国情产生出了这样一批特殊的人,他们在不起眼的地方做出了了不起的事业,作为一个当代大学生,和一个云南同乡,我为这种精神和作为感到自豪。

第二个要说的便是近代文人李根源老先生。

李根源生于1879年,字印泉,又字养溪、雪生,号曲石,别署高黎贡山人,生于云南腾冲。光绪二十四年李根源中秀才,二十九年入昆明高等学堂。次年留学日本,学习陆军军事,先后毕业于振武学堂与士官学校。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加入同盟会,次年春任云南留日学生同乡会会长,《云南杂志》社经理。宣统元年(1909年)回国,任云南讲武堂监督兼步兵科教官,旋升总办。武昌起义后,与蔡锷等发动新军响应,成立大汉军政府,任军政总长兼参议院院长,继任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兼国民军总统。后参加“二次革命”,反袁世凯称帝活动和“护法”斗争等革命运动。

1923年,因反对曹锟贿选总统,李根源退出政坛,隐居吴中。“吴淞战事”起,与张仲仁等抚伤救民,收敛大批阵亡将士遗骸,葬于藏书五峰山与马岗山。1926年春夏时,游遍横山、尧峰、皋峰、穹窿、邓尉、天池、渔洋、支硎、天平、灵岩、阳山诸山,《吴县志》书影摩崖题刻访古探幽,历时3月,撰成《吴郡西山访古记》一书。1931年,担任《吴县志》总纂,并撰冢墓、金石卷。同时,担任吴中保墓会会长,还创办“善人桥农村改进会”、阙茔小学、成人学校,凿井筑路,绿化山岭,深为乡民称颂。1936年,为营救“七君子”而奔走。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与张仲仁等倡议组织老子军。不久离苏去内地。

从1932年到1945年,李根源曾先后4次为英勇牺牲的抗日将士建造英雄冢,披麻送国殇。“霜冷灵岩路,披麻送国殇。万人争负土,烈骨满山香。”这是李根源在1932年写的一首题为《奉安东战场阵亡将士忠骸》的五绝。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65年病逝于北京,骨灰安葬于藏书小王山。今小王山辟有李根源纪念馆。遗著有《曲石文录》《曲石诗录》《雪生年录》等。

李根源访记下的史料切实可靠,他从不轻信原有资料的记载与群众的口述,而是注重身临其境,亲自观察。有些地方,他一访再访,力争把事情弄清为止。这是他一贯的态度,例如,他绘制的《滇西兵要界务图》126幅及图说两卷,就是深入英军驻地险境后才写成的实况纪录,为1960年解决中缅边界问题提供了确凿可靠的史料根据。他为中国近代边境考古事业的发展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文化层面上推动了中国的边境事业的发展。

在中国的近代,云南还涌现出了许多的仁人志士,如为中国教育添砖加瓦的楚图南先生:

楚图南先生生于1899年,他6岁丧母,14岁离开文山,辗转到昆明。15岁时,考入昆明私立联合中学。1919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校期间,楚图南就在校办的《史地丛刊》《教育新刊》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内容涉及了美学、心理学、教育学、民族学等。当时正值“五·四”运动时期,楚图南有机会读到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的文章,并直接接触了李大钊。以后,就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办起了《劳动文化》小报,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熏陶。楚图南是由云南考入的官费生,按规定毕业后必须回到云南敬恭桑梓。1923年的秋天,他带着李大钊先生“一要尽可能多地接触学生,多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二要适当地宣传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建立党团组织准备条件”的嘱托,回到了阔别4年的昆明,并在省立一中任教。楚图南以其博学多识,使许多学生后来成了名人、大家。一位从香港回到昆明,考插班生进省一中的李生萱同学,就是楚图南的得意弟子。在楚老的教诲下,李生萱成了著名哲学家。

当年的李生萱,就是我们今天早已熟知的哲学家艾思奇。

1926年春,在李大钊的指导下,楚图南从云南又到了北京,迅即转到哈尔滨,先后在哈尔滨三中、六中、省立女中、吉林六中等中学及长春二师等校任教。这年春天,楚图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楚图南受党组织的指派,先后到山东泰安省立第三中学、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任教。楚图南经常给自己的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讲解鲁迅诗文和柯仲平诗歌,给学生以革命的启蒙,培养同学们努力思考社会问题的兴趣和能力。在他的引导下,柯仲平长诗《风火山》的“一个朋友下监牢,千个朋友杀火冒!一个朋友枪决了,万个朋友滴血誓战刀”之类悲壮、慷慨的诗句深深打动了青年的心,鼓舞青年学生的革命斗志。

1935年春天,楚图南到达上海,改名楚曾,进入暨南大学史地系任教。1936年至1941年,楚图南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工作,并将他翻译的德国陀劳尔、德米尔、贝赫尔,俄国的莱蒙托夫、尼克拉索夫,美国的惠特曼、匈牙利的沙罗西、欧特瓦士等进步诗人的16首诗作结集为《枫叶集》。1944年由昆明北门出版社出版。“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楚图南从上海回到云南。整整抗战八年,楚图南始终以云南大学教授的公开身份,积极投身于昆明的抗日救亡运动,成为云南省民盟的重要领导人和云南文化教育界抗日救亡活动以及昆明民主运动的重要组织者、领导者之一。云大给楚图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93岁时,楚图南还题书赠与云大附中同学“读好书,交好友,行远路,做大事”。

楚图南老先生为中国近代的文化发展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他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在为中国的发展中,引进了许多先进的思想,他用自己的知识保卫了祖国。

如果说近代史中有哪个云南人能让全国人民记住的话,那这个人就是聂耳。聂耳是中国红色革命的先驱,为中国共产党的艺术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最突出的,便是《创作义勇军进行曲》,也就是今天的国歌。

聂耳是天才的音乐家,又是革命者。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辉煌“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乐乃心声”。聂耳本人乃至他那些激越高昂的不朽作品,都是那个特定的民族危亡时代所造就。那些铿锵有力的音符,也都是当时环境下人民的心声。日本侵华和国内抗日群众运动的风雨,在他心中激起澎湃的心潮,音乐与革命从此结合到一起。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的十天后,即2月7日,在外面隆隆炮声可闻、难民在街上到处流离奔走哭喊的环境中,聂耳在日记中首次提出“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聂耳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又是一个革命者,而且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的辉煌。《义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不幸正逢聂耳去世,但这支歌作为民族革命的号角响彻了中华大地,还享誉全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美、印等许多国家电台经常播放此歌。战争结束前夕,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将其列入《盟军胜利凯旋之歌》中。新中国成立前夕征集国歌时,周恩来就提出用这首歌,并在新政协会上一致通过。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和此后每年的国庆节,聂耳谱出的乐章都雄壮地奏响,这足以告慰亡逝于异国的英灵。

在中国近代曲折的道路中从云南走出的革命者和救国者不胜枚举。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名族情结在那个年代绽放,集结了所有的中华儿女为祖国献出了自己的一生。在祖国的西南角,也有那么一群人,他们影响着中国近代的走向,他们在那段历史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自豪,作为云南人,我同样为他们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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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之一,蔡和森在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的基础上,运用这些原理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社会主要特点以及社会各阶级及其政治态度进行了探索和分析,形成了一些理论观点。

蔡和森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蔡和森最早提到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述是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的《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一文中,该文指出:“在中国现在半封建的武人政治之下,无论哪派军阀财闽得势所形成的资本主义,总不外是‘恐怖的资本主义’”[1](p88),首次提出了“半封建”概念。尽管这时蔡和森还没有跳出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但是他已经迈出了正确认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可喜的第一步。一九二二年九月,《统一、借贷与国民党》一文中指出:“中国在国际地位上早已处于半殖民地地位”[1](p107),又提出了“半殖民地”的概念。之后,一九二六年蔡和森在莫斯科做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长篇报告,这篇报告完整地指出,中国近代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这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创造性的贡献。

蔡和森对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些主要特点很早就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对近代中国社会特点有其独到的论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中国社会发生了变化。蔡和森认识到,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国成为他们的经济附庸,“决不会容许中国自成为大工业生产国,以谋经济上、政治上之自由发展与完全独立”[1](p107)。“中国的资本家”,“一面为国际资本所资助,一面结合野蛮的反动势力,来争取全国政权”[1](p88)。这就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指出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成为支配中国的决定力量,控制着中国政治和经济命脉,以及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相勾结统治中国的社会特征。

如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一样,蔡和森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不是一帆风顺的。最初都曾认为中国的革命性质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共二大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并认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此后,蔡和森也提出了自己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看法。

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蔡和森在《反对敦请友邦干涉中国内政》一文中指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惟一的正轨:对内是打倒军阀,对外是打倒侵略中国,扶植中国的帝国主义”[1](p260)。这就表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一九二三年五月二日,蔡和森在《中国革命运动与共产国际之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三十年来的革命运动,虽然是幼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1](p283),同时又一次指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一面打倒国内的封建势力,一面反抗外国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已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p284)。这就区分了中国革命与前欧美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同之处。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日,蔡和森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再次强调:“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反革命后,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革命的阶段虽有明显的变化,但是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1](p989)。这就既批判了“一次革命论”又批判了“二次革命论”的错误观点。由于历史局限性,他没有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做出区分,但蔡和森在对中国革命性质、对象和任务的认识上基本是正确的。

关于无产阶级,蔡和森高度评价了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充分肯定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早在一九二二年九月,蔡和森就认为无产阶级是“最能革命的”,“中国的唯一出路”,由无产阶级来实现“革命的统一”[1](p114),包含了无产阶级是革命领导者的思想。一九二六年,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明确提出“只有无产阶级是民族革命的领导者”[1](p843)的观点,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蔡和森认为“无产阶级的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不是为资产阶级利益而参加,附属于资产阶级,而是为本阶级的利益而去参加民族革命,所以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不仅是独立的,而且为民族革命的领导者”[1](p843)。

关于农民阶级,蔡和森深刻地论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蔡和森对农民问题较早的论述是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的《义和团与国民革命》一文中,他认为“由资本帝国主义剥夺了生存方法的中国农民群众,本来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1](p657)。他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观点,是因为农民在中国各阶级中占多数,深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剥削阶级严酷的压迫,他们有着彻底的革命要求。同时蔡和森还意识到,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农民虽是革命的动力却不能领导革命运动取得胜利,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之后,蔡和森在总结工人运动特别是五卅运动的教训时,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不能孤军奋战,而需要可靠同盟,这个可靠的同盟就包含广大的农民群众。大革命失败以后,蔡和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更进一步认识到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他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说:“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换过说也就是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自然比俄国更重要”[1](p984)。这就更加强调了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中国无产阶级如果不联合广大农民阶级,就不可能战胜国内外强大的敌人,就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

关于资产阶级,蔡和森同时也认识到了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由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不能领导这次革命,而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由于政策不当、组织涣散也无力领导这次革命。一九二六年二月,蔡和森在共产国际作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长篇讲演中回顾中国革命及党的发展历程时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在其内心是有革命需求的。但由于资产阶级自身软弱妥协性,他们与军阀有冲突,又不愿意为消灭军阀而进行积极的斗争。与帝国主义者发生冲突,却不愿拒绝他们的援助。所以“资产阶级力量薄弱,只参加了革命,但不能指导革命”[1](p803)。而“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就是国民党”[1](p798),他们“虽参加了革命,但领导的方法、策略是不对的,不知抓住群众”,因此“不能领导这个革命”[1](p803)。蔡和森还指出,“大资产阶级及买办阶级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他们不要革命”,而是“勾结帝国主义的势力来压迫革命”[1](p843)。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蔡和森未能像后来毛泽东那样准确地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定位。但他将资产阶级进行了基本的划分并意识到在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这在当时看来是十分可贵的。

蔡和森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社会主要特点、革命性质以及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近代中国国情的认识,虽然有其历史局限性的一面。但是这些探索和认识毕竟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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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明清之际,西风东渐,引起中西文化正面冲突的开端。西方文明,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工业革命,气焰万丈,其文哲、科技、经济、军备、地理知识、及造船技术,皆有空前的发展。西欧诸国以雷霆万钧之势东来,强行打破了闭关自守的满清帝国的大门。中华民族面临史无前例的冲击和生存危机。有识之士,确认自强更生之道,继而投身民族振兴的大业,并进入国际社会中奋斗,争取独立与保持国家尊严。

正如史学家所言,近代中国史就是一般中国的奋斗抗争史,而如今我们更当明白学习这门课程的重要性。法国史学家阿尔方有言:“挽救过去的事实,使之不被遗忘。”其言直击学习历史之目的。学习近代史就是让我们深记中国近代的屈辱与奋斗,更突出学习近代史的重要性。

然而最后发生的事件我们都相当熟悉,就是四川宣布独立,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轰然倒塌,而赵尔丰亦最后也逃不了死亡的命运。由此其实我们相当明了,赵尔丰其实就是一场斗争的牺牲品,在惨案后他不仅受到清廷内部的指责,还变成人民的公敌,后来他也成为革命爆发的一个合理依据。然就赵尔丰之死,郭沫若曾经写过:“他病了,全无抵抗地遭了别人的屠杀,尽管在他生前人人曾经以‘屠户’目之。待他一死,大家对他却隐隐有些惋惜起来。”就这样,那个曾经说过“知县是知一县之事,即知人民事也。故勤政爱民者,因爱民而勤政。非勤政为一事也,爱民又为一事也。凡民有疾苦,而官不能知之,不能救之,是贼民者也"的清廉官员赵尔丰就这样成了革命的牺牲品,然而我们说,其实赵之死其实就是清廷之死,腐朽落后终究逃不过历史进步潮流的淹没。其实就赵尔丰来说,他并非是未曾有过功绩,数次击退英人对西藏的侵略,其对治理边疆亦是有其一套方法,时人学者尚秉和评论:“自清以来,治边者无有著功若此者”。然而他确是屠杀过人民,无可否认。然历史功过,自有来人继续评说,勿敢继续妄言。

而谈到学习近代史及其我们如今所学课程,我想大抵有些许想法。就是我们是该继续以史实出史论还是史论中看史实。然而我们有一无法逃避的硬伤就是我们对史学理论的学习。西方近代以来史学长足发展,兰克学派,以及后来的年鉴学派以及美国鲁滨逊学派的新史学运动,而中国在近代的史学理论的学习则由一些学者介绍进入中国,其中不乏李大钊的马克思史学理论,和傅斯年引进的兰克主义和成立的史语所,以及胡适为代表的实验主义。当然中国亦是不乏,乾嘉学派以及近代的疑古运动亦是极大推动史学的发展。然而到今现在,史学理论的学习并不那么普遍,甚至许多人并不知道,而学史的方法多为史实出史论这一固定模式,并无几许突破。假如我们在学习近代史,当然不仅是近代史方面,如果参杂教授史论知识,那对于我们学习历史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件相当好的事情。史学理论其实是对历史知识性质的根本看法,学习史学理论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对著史者其对历史的态度更好的认识,对我们自身来说亦是可以产生一个思考的过程,准确的说是可以产生一个实践过程。我想说,史学理论的学习并不只是历史工作者的专事,人人皆可以习之,且其作用并不只产生于历史,于人的三观皆作用得到,并且可以上升到哲学阶段,并无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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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党伟业》这部电影所叙述的故事自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拉开的辛亥革命开始,至1921年6、7月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止,在这十年里,许许多多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著名事件都发生在这十年,比如: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护法战争、巴黎和会、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等等,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真正称得上是“风雷激荡”、“巨变迭起”。这部史诗巨著使我们在建党就是周年之时得以重温那段激动人心的历史,再次感受革命先辈在那段峥嵘岁月里的热血与激情,感受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崇高的信仰和不懈的追求。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国情;教训。

《建党伟业》这部电影所叙述的故事是自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拉开的辛亥革命开始,至1921年6、7月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止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短短的十年时间内的历史故事与风云人物,它以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周恩来等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中心,讲述了他们在内有军阀混战、外受帝国主义欺辱这样风雨飘摇的时代,为国家民族的独立而赴汤蹈火的精彩故事,旨在向那些为革命奋斗牺牲的先烈们致敬,也提醒现代观众特别是党员们不要忘记那些新中国的开拓者们。观看完该片,我同大多数观看者一样,被深深感动,同时也深受启发。该片对于我们今天新时期的共产党员,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

首先,影片展现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中国革命选择中国共产党来完成其历史使命,不是偶然的,这是历史的必然。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开始,一直遭受列强入侵,逐渐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封建统治者对内镇压人民的反抗,对外卖国苟活,国将不国;中国各阶级的有识之士起来反抗,代表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起义、代表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代表上层资产阶级的戊戌变法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可谓风起云涌,但是,由于受阶级自身的局限所影响,或者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这些革命或者改革自救运动先后都失败。这表明,这些阶级所领导的革命和改革运动不能救中国,不能将中国救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那么,中国的出路在何处?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必须要有新阶级来领导新式的革命,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革命的重任带有历史的必然性地落到了先进阶级的身上,此时,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人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们终于找到了革命的正确方向——以苏维埃俄国为师,走社会主义道路,和指导革命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就这样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先进阶级——无产阶级和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利益,他们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剥削和压迫,天生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又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加上与农民有着天然的同盟,这些优势就决定了革命的光明前途。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从此在她的领导下,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建国伟业》教育我们,要做一个爱国家爱民族的人。唯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才能安居乐业,才能享受到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近代中国风雨如晦的年代里,民族遭受外敌蹂躏,丧权辱国的事屡见不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原本想借此机会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却被列强拱手转让给日本。这让人何等的愤怒,何等的不平!但是,作为当时腐败的北洋军阀政府,又能怎么样呢?具有爱国良知的学生们终于不能忍受政府的无能,起来抗争,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痛打卖国贼,火烧赵家楼,却遭到政府的镇压,爱国工人和商界也联合起来援助学生的行动,最终迫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时刻警示着中国人,必须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必须实现民族独立,否则就会成为奴役的对象。这些参加五四运动的青年学生,其中就有许多人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奋斗终身。

《建党伟业》教育广大党员,应树立起远大理想,坚守信念,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不断努力奋斗。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就是怀着伟大的理想、崇高的追求,经历巨大的艰难险阻,冒着生命危险,顶着牢狱之灾,赴汤蹈火,忧国忧民,无所畏惧,真正表现出共产主义战士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品质,永远值得后人学习、敬仰、缅怀。对比之下,贪生怕死,动摇信念,最终难免为世人不齿,甚至沦落为千古罪人。陈公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本来参加党的成立大会的他被酒店里的枪杀案所吓倒,竟然忘记自己的使命,被妻子劝说潜回老家广东。从这里就可以窥见一个人的精神品质,历史也证实,后来陈公博叛党,投靠军阀陈炯明,然后又跑到国民党阵营里去了,再后来跟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沦为大汉奸,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罪人,抗战胜利后最终被处决。这就是陈公博的下场,也值得后人警醒与深思。新时期的共产党员应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的高尚品质和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保持先进性,做好先锋带头作用,冲锋在前,享乐在后,舍小家为大家,创先争优,做好表率作用,唯有这样,才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才能凝聚民心,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我们的事业才能取得成功。

《建党伟业》还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与时俱进。时代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民主共和是时代不可逆转的潮流,然而,少数逆历史大势者,违背民心搞复辟,下场自然悲惨。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结果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梦,在人民的唾骂声中抑郁而死;张勋复辟,也只上演了一回十二天的小丑闹剧就草草收场。这就说明,帝制时代在中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能顺应潮流向前看,不能开历史倒车。新的历史时期也是如此,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否则必然会被时代淘汰出局。那么,就要做到:一是要弄清时代的主题是什么。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就要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二是要了解新生事物、接受新生事物,促进新生事物的成长。新生事物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是应时代的发展要求而产生,是进步的。三是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只有开拓创新,我们的事业才会进步,才能在国际社会有着较强的竞争力,我们的国家民族才会屹立不倒。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学习历史,就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面向未来,促进发展。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过去,要牢记历史,因为这是一个民族的“魂”。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九十年风风雨雨,她的丰功伟绩已载入史册,万古不朽。让我们携起手来,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牢记历史使命,坚持信念,开拓进取,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创造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而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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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恩远.十月革命:必然性、历史意义和启迪,2007。

[3]斯大林.《斯大林集》.人民出版社,1959。

[4]柯云;丽阳.《钟山风雨》,2006.06。

近代史纲要论文【】

一九一九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犹如响彻云霄的一声春雷,打破了辛亥革命以来的沉闷局面,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出现了高潮。

五四运动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社会根源。辛亥革命后,外国侵略者,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妄图把中国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封建军阀为了维持反动统治,极力勾结帝国主义,大量出卖国家主权。内忧外患,日甚一日,民族危机,迫在眉睫。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就是在中国社会基本矛盾日益深化的基础上发生的。五四运动爆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它受到了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当时世界革命潮流的影响和推动。

五四运动既是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又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把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和动员起来,为挽救国家的危亡和争取民主自由而战斗。富于敏感的青年学生在运动中起了先锋作用。“六三”以后工人阶级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成为运动的主力。全国人民的共同斗争,使五四运动的直接目标——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和拒签对德合约,得以实现。从五月四日到六月二十八日的这场政治斗争,就是五四爱国运动。

从一九一五年《青年》杂志创办开始,中国就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随着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的分化,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脱颖而出,经过他们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逐步结合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运动从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分水岭,自鸦片战争开始以来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以五四运动为标志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一。五四运动的酝酿。

一九一九年的春天,严重的民族危机笼罩着中国。四月底到五月初,巴黎和会的噩耗频频传来,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日益暴露。中华民族的严重危机,以及由这一场危机引发的五四爱国运动,都是紧紧围绕着日本侵占中国山东及其权益问题发生的。

二。爱国热潮席卷了整个中国。

“五四”前夜,中国的内忧外患日益深重,使人之祸迫在眉睫。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全国各地都有一些人开始丢掉企图依靠外力收回国家主权的幻想,痛切感到只有自己奋起反抗,才是挽救危亡的正确道路。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提出的“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喊出了当时全国人民的心声;他们焚曹击章的爱国行动,鼓舞了人民的革命热情。因此,五四运动在北京一爆发,就立刻得到各地的积极响应,爱国热潮顿时席卷全国。这场运动的发展速度之快,斗争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及其影响之深,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三。六三运动。

“六三”是五四运动的里程碑,以它为界限把五四运动划分为两个阶段。从“五四”到“六三”,是运动的第一阶段,这时运动的中心在北京,运动的主力是青年学生;从“六三”到六月二十八日拒签“和约”,是运动的第二阶段,这时运动的中心由北京移到上海,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成了运动的主力。青年学生和工人阶级是五四运动中的两大主力,他们高昂的爱国呼声构成了五四交响乐的主旋律。运动发展到“六三”以后,工人阶级奏出了这部交响曲的最强音,工、学、商采取了联合行动,把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推到了高潮。

四。从罢免曹、章、陆到拒签“和约”

五四爱国运动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威力。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特别是“六三”以后工人阶级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使得反动派极为恐惧。北京政府被迫罢免了万夫所指的三个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也没有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五四爱国运动的直接目标得以实现。

五。改造社会的探索。

界出现的围绕着关于“改造社会”的热烈探索和争论,就是这种新、旧交替的主要体现。那时,既是一个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群星灿烂,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又是新旧文化思想相互排斥、相互渗透的复杂局面。这种新、旧交替的状况,在“五四”后的第一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六。走十月革命的路。

五四运动一年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并日益同工人运动相结合。与此同时,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涌现出一批坚信马克思主义、决心走十月革命道路的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从而导致了一九二一年七月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这是五四运动最伟大的历史功绩。

陈独秀和胡适,都是五四时期为社会所公认的思想战线上的民主主义者,都曾被封建卫道者们攻击为“过激党”。如果说,在五四时期的历史条件下,从民主主义的思想出发,而又保留这一思想的某些原则,还可以形成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那么,他们要继续前进,成为共产主义者,就不能再囿于这种状况了。他们所面临的,是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尖锐课题;这同构成民主主义思想的个性解放和天赋人权等基本原则,是直接冲突的。

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在已经出现的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不少人在新的课题面前退缩了,甚至与之对立,背道而驰;能够继续前进,成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只是其中的少数人。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比较重视实际革命斗争,把自己学得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同实际斗争相结合,从而使自己在政治思想上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坚定地相信科学社会主义,坚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七。总结。

五四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促成五四运动的社会矛盾最根本的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中国人民如果不从封建主义的旧教条中解放出来,破除一切封建迷信思想,学习资本主义的进步文化,为改造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落后面貌而奋斗,中国就没有自由和独立的希望;无产阶级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是指导中国人民战胜强大敌人,争取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思想武器;为了保持共产主义思想的纯洁性,还要不断地和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作斗争。

五四运动所提供的这些基本经验应该成为我们的宝贵财富,作为今天进行新的长征中的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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