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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发展论文
在一定程度上，软件开发的实质主要是从“高级层面”到“低级层面”的一次转变历程。但是这一过程十分复杂，涉及到许多方面。比如有人员、技术开发、成本问题等因素的制约，因此软件系统的开发不易且较为艰难。所以，软件工程技术的本质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软件工程技术涉及到程序语言、软件开发工具、设计模式、数据库等多方面，它是按照成本的预算和进度，并在计算机理论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的相关规定下，来实现用户对软件开发及维护的需求或者是以之为研究对象的一种科学技术。
1.2对软件开发的认识和方法。
时代的不同，造就了人们对于软件产业的开发过程及软件类型、项目的不同理解和认识，从最初的瀑布式到后来的螺旋式开发模型，再到如今的敏捷开发的新兴方法。可以从中看出，软件开发过程是以软件工程为主要思想来进行探索开发的。这一过程遵循以下三个原则：良好的组织纪律、严密的管理，各类人员的相互配合完成工作，提高软件的生产效率，都离不开好的软件开发技术。瀑布型、原型模型，总体数据库规划模型是经许多学者总结得出的方法步骤，这些方法步骤在随着社会自身的迅速发展，对软件技术的需求日益增大，要求随之提高，也会因为自身的落后性及局限性，造成“软件危机”的产生。我们不能说一款软件已经“完美无瑕”，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不过，令人可喜的是，新的软件开发模型，计算机辅助软件工程以及软件自动生成器等思想和方法的出现，进一步地推动了软件工程技术的发展，使软件生产更为社会化、自动化、标准化，从根本上使得软件生产在质量上有了巨大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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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经济发展论文
东莞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总体上实现了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变。今后如何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现在东莞市面临的现实问题。本文从分析东莞市的发展模式人手，对东莞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在借鉴我国其他地区发展模式及相关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东莞经济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东莞经济的发展模式（简称“东莞模式”）及其特点和成就。
1“东莞模式”的概念。
“东莞模式”是对东莞经济发展道路的一种概括，主要指东莞充分发挥人缘、地缘、政策优势，以加工贸易为突破口，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迅速实现农村工业化、产业现代化、经济国际化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一种三赢模式，它不仅使东莞赢得了在国际经济中的一席之地，而且使国际资本寻找到了一个低风险、高回报、较稳定的投资场所，同时，更为重要的，这是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成功尝试。
2“东莞模式”的特点。
第一，台商高度集中，在一个三百多万人口的城市里，有三千多家台商企业。
第二，传统劳力密集产业逐步被资讯科技产业所替代，高科技成分不断提升。
第三，台湾接单，大陆生产，产品全部出口的经营方式，提升了台湾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也使东莞成为大陆的出口重镇。
第四，地方当局主动为台商排忧解难，而台商也积极回馈当地社会，形成台商与地方的良性互动。
第五，台商以东莞为家，把家眷也带到东莞来落户。
3“东莞模式”取得的成就。
改革开放30年多年，东莞从一个传统农业县发展成一个知名的工业制造重镇，东莞模式获得了巨大成功。其核心要素是外向型经济主导、区外劳动力支撑、合作共赢的营商文化、务实有效的政府管理和发展创新的主动力。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的向前推进，东莞的城市化水平也不断跃上新的台阶，社会各个方面均获得了快速发展。随着“村改居”工作的深入，东莞真正以农业为生的传统农民已寥寥无几。东莞的文化设施建设和群众文化也获得了快速发展。近几年来东莞还被评为全国绿化模范城市、中国典范品牌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市、广东省教育强市、广东省综合竞争力第一名城市、国际花园城市等等。
改革开放以来，东莞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大力吸引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30年来，东莞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自20xx年金融危机以来，东莞进入了新世纪以来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时期。面对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严重冲击，东莞市政府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双转型，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强管理、惠民生，初步遏制了经济下滑的势头，经济在逆境中实现了新的发展。20xx年预计全市生产总值3760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5.3%，人均生产总值56500元，增长10%。以来虽然世界经济有所复苏，外部需求有所上升，但应该看到国际金融危机对东莞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经济运行中还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从东莞目前来看，经济外部需求依然疲弱，出口订单仍以短单、小单为主，实现出口复苏仍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预计全市实现生产总值4246亿元，比上年增长10.3%，人均生产总值66344元，增长14.6%。工业生产和出口均超过危机前的水平，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813亿元，增长19%；进出口总额1213亿美元，增长28.8%，其中出口696亿美元，增长26.1%。从今年年初开始，东莞又出现了用工紧缺的情况，加之企业成本增加、贸易摩擦、利润较低等问题凸显，企业经营仍面临较多的困难。外商投资出现下降的趋势，民间投资未有效释放，反映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还未恢复，经济整体态势仍将面临一段调整时期。
1发展方式粗放。
众所周知，东莞模式主要是靠资本、土地、劳动力等传统要素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的。在这三大要素中，除了资本外，土地、劳动力供给条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与粗放式发展方式相伴随的是高排放、高污染。东莞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极高的环境代价。相关资料表明，东莞的环境承受力也接近了极限。
2资源制约明显。
受国内、国际市场供应的影响以及重工业化的加速，东莞资源、环境双约束和经济增长矛盾不断加剧，近年几番遭遇的“油荒”无不向东莞地区拉响了能源警报。
3对外来资本和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过高。
“三来一补”的主要特征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其优点是可以克服技术、管理和资金的不足迅速发展起来，缺点就是弱化了本地竞争力。一方面，研发、销售在外，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和自己的销售渠道，也没有自己的品牌，只能赚取廉价的加工费，附加值较低，产业体系落后；另一方面，这一模式导致本地经济对外依存度高，经济受外部形势影响较大，存在较大的风险。
4特殊的人口构成制约了经济社会转型。
东莞模式造成的'东莞人口构成主要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比例严重倒挂。东莞的产业大军主要由非户籍的外来人口构成，这个庞大的群体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游移性，对东莞的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十分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当一部分人会选择离开，这势必会影响产业的稳定性。东莞人口构成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人口受教育程度低，东莞低端产业所吸引的人口主要是文化程度较低的务工者，统计资料显示，在东莞的就业人口当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人口占69.4%。总体文化程度偏低的人口构成，极大地制约了东莞经济社会转型和城市升级。
1产业调整。
从存量调整方面看，对传统产业，要用现代技术改造实现升级换代，要大力发展品牌经济，并果断淘汰少量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甚至完全只能靠违规排放才能生存的企业。产业增量调整方面，要从“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转变，把重点放在大项目引进上，并着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建立起东莞的现代产业体系。
2坚持科学的经济发展观，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
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加强区内生态保护和环境建设方面的协调，对涉及和影响整个区域的生态与环境问题，应当通过一个跨行政区划的组织和与之相对应的基金及机制来加以协调解决。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形成资源节约型、清洁生产型和生态环保型的产业产品结构，使资源能源消耗明显降低，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到，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科技创新水平明显提高，对经济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明显增强；产业布局更加协调，形成分工合理、各具特色的空间格局；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明显下降，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达到全国先进水平，人口结构明显优化，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环境；产业整体竞争力领先珠三角，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对于改善东莞经济的依存度，有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加快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步伐；第二，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服务贸易出口水平；第三，加强技术创新，创立国际品牌，提升产品竞争力；第四，积极开拓国内市场，拓展内需；第五，加强营销，实施品牌战略；第六，建立完善的外贸指标体系。
4协调人口的发展。
把游民变移民。要立足东莞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需要，调整户籍政策，吸引一部分有意在东莞长期工作生活、素质较高的人口群体入户东莞，协调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的比例。
5走智慧发展的道路。
智慧经济是近年来新兴的经济产业，由互联网和物联网相结合从而使得实体经济可以借助虚拟经济的翅膀再次腾飞。金融危机中东莞表现令人欣喜，而今后东莞经济转型升级要走向何方关系到东莞未来30年能否继续引领中国的经济发展。东莞有很好的实体经济基础，如果能够在智慧经济发展上抢占先机，就可以抓住世界经济发展的最新趋势，从而实现成功转型。
文物保护与旅游发展论文
摘要：中泰两国交往的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而今两国更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渗透与合作。本文主要对中泰两国的旅游发展和文化交流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以期找到一条更好地促进两国经济交流与文化发展的双赢路径。
关键词：中泰；旅游发展；文化交流；互利共赢；可持续发展。
泰国，又称暹罗。是一个由30多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其中华人约有600多万，占国人总数的11%，是除主体民族泰族之外最大的民族，目前，大概93%的华人加入了泰国国籍。历史上，在秦统一中国之前就有小部分的中国人由于战乱而散落海外，主要漂流在今泰国一带。正是由于这种由古至今一衣带水的密切交流，使得中泰两国各个领域，尤其是旅游和文化方面的发展与合作都十分频繁而有力。
首先，文化是什么，文化的语意十分的丰富，多年来不管是文化学者、人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还是考古学家都说不清道不明。这里就取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给的定义，即：“文化或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就对其可以作一般原理的研究的意义上说，在不同的社会中的文化条件是一个适于对人类思想和活动法则进行研究的主题。”（引自马文·哈里斯《文化人自然——普通人类学导引》，顾建光、高云霞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页）它将文化定义为特定的生活方式的整体，包括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提供道德和理智的规范。文化作为人类认知世界和认知自身符号系统，它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切成果。根据这一定义的阐释与延伸，从新的视角发现文化内涵，开发旅游资源已非难事。
文化是旅游发展的灵魂，是旅游资源的魅力所在，是旅行者的出发点和归宿。正如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在1981年《旅游与文化》一文中指出：“旅游不仅是一种经济生活，而且也是一种文化生活，”“旅游业不仅是一种经济事业，也是一种文化事业；从旅游资源的角度看，文化事业的发展也具有决定作用。”从文化与人文旅游资源的关系看，文化孕育着人文旅游资源，人文旅游资源包涵着文化，任何的人文旅游资源都需要进行文化的解读才能够深入人心。旅游主体出游的目的无非是出于健康的需要，享乐的需要、求知的需要及审美的需要，这正是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属于高层次的文化需求。而文化品位越高，独特性就会越强、地方民族民俗文化的氛围也会越浓，多样性同样会越丰富，旅游主体必须认真地欣赏、感悟浸润着文化气息的旅游资源，体会它的丰富而又深邃的文化内涵，在领悟过程中，一些文化内蕴自会渗透心中，那么，这些旅行者自然而然就成为传播文化的使者，进行文化交流的对象，同时，该人文资源便也充分实现自身价值。中泰两国都是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国家，在这样良好的资源基础之上，都充分地发掘各自最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寻找文化相通之处作为引子，加以适当开发，突出展现最具民族特色的资源进行大力弘扬，吸引更多的各个层次的游客进行鉴赏传播。这样，以文化为媒介，通过文化交流的方式，推动旅游及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
二、旅游是进行文化交流的有力载体。
根据世界旅游组织（wto）对旅游的定义：“人们离开平时的环境，为消闲、公务或其它目的到外地旅行或逗留连续时间在一年内的活动”。从定义中就可以看出，旅游的发展必定会带动其他方面的沟通融汇，当然包括文化的交流。从一定意义上说，缺乏文化内涵的旅游是没有精髓的旅游，缺乏文化品位的旅游是很难有吸引力和生命力的。那么也可以这么说，旅游是实现文化教化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的重要载体，是挖掘文化、优化文化、丰富文化和保护文化的途径。
“七五”以前中国旅游业发展以经济为生长点是历史的必然，20世纪90年代中国旅游业应在高起点上发展，它的生长点是文化，调整的任务就是要逐步使经济型的旅游业转化成文化型的经济事业。到了21世纪，文化更是成了旅游业竞相追逐、竞相挖掘的对象。例如，近年来，为了更好地发展中泰旅游，双方都在尽全力的拓展服务区域，余杭中泰旅游业界正积极建设以“生态中泰、休闲中泰、艺术中泰、养生中泰”为目标，立足于“乡村休闲，民乐艺术，道教养生”三大主题，形成“一心一带十区”的旅游产品空间结构，这样，通过特殊文化的发掘而赢得广大游客的青睐。由此可见，旅游发展有利于发掘文化，促进文化交流。旅游业是一个极富创造性的行业，其创造的核心是文化品位的不断提升、文化内涵的不断升华和文化底蕴的不断丰富。像美国的迪士尼乐园源于米老鼠、唐老鸭等卡通电影，但在今日它早已发展成为一种极具文化内涵的经典特色品牌。近年来，中泰两国政府也更加注重旅游的带动作用和文化的交流，定期举行的旅游文化周也同样会使双边的交流更加深入促进两国的跨文化交流，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国家对各种景观进行了优化、保护甚至是抢救，最突出的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抢救工作。
正如上文所讲，文化因旅游的发展而得以广泛传播，旅游又因文化传播而得以更好地发展，是传承和弘扬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文化而更富魅力。从本质上说，旅游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活动，带有很强的文化性。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及时寻求文化、购买文化、体验和消费文化，同时也在不断地挖掘和生产文化。旅游发展应该以文化为导向，二者相辅相成紧密联系。只有这样旅游发展和文化交流才能够有机结合，实现互利共赢、可持续发展的局面。中泰的文化有着很多的共通之处，泰国的华人在各个领域都高度活跃，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坚守着有些在国内已接近消失的传统文化，这样，就为旅游的开发创造了很多生长点。
当然，在旅游发展过程中，不能排除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文化交流或许会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变成了一种快餐式的消费模式，为了发展，为了满足游客的猎奇心理，不惜扭曲真相，破坏文化原有形态，甚至张冠李戴，原本旅游是可以增进不同文化背景人们之间相互了解，推动不同族群文化的和谐汇融这一功能，就成了梦幻泡影。若是出现了这种恶性循环，旅游与文化就不能良性互动。因此，中泰两国的旅游主体需站在一个“异文化”的位置上体察自身的“本文化”，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旅游发展与文化交流的互利共赢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阳国亮《论旅游文化学》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1月第30卷1期.
[2]甘丽《旅游与文化的互动和结合》中国商界2010第6期.
[3]李巍《旅游与文化的互动——对旅游人类学的再认识》（6）.
[4]李欧《泰国文化的中国源流》南风窗·双周刊2010、1第3期.
[5]尹华光彭小舟《文化与与旅游关系探微》中国集体经济、10.
[6]谭颖《从旅游与文化关系谈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商业时代2011、1.
我国旅游电子商务发展论文提纲
1、概念;。
2、模式：(1)btob;(2)btoc;(3)ctoc.
3、特点;。
(1)综合门户网站专业性不强，而且公众对网络安全缺乏信心;。
(2)我国网络信息化总体水平偏低，旅游网站内容极其简单;。
(3)政策和法律方面的障碍;。
(4)缺乏复合型人才;。
(5)国际间的传统风俗文化背景方面的障碍;。
(6)旅游网站建设质量偏低.
2、借助强大的产业资源基础，打造中国旅游电子商务的航舰;。
3、加强政府规划指导与组织协调，得到相关法律保护，推动旅游网站建设;。
5、跨越传统旅游电子商务，实现集团化、信息化、网络化和特色经营;。
6、加强旅游网站的自身建设。
文物保护与旅游发展论文
一、吉林省旅游人力资源背景及分析。
(一)吉林省人力资源总体规模。
从市场结构的角度分析，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旅游产业的集中度就呈现出了一种逐年下降的趋势。
而随着新世纪更多投资主体的积极进入，产业分散化日益明显，尤其是部分大型旅游企业，更是重新呈现出一种基于市场竞争的规模化发展趋势。
旅游业在吉林省经济发展中处于重要地位，同时提供了大批的就业岗位。
按照旅游业的直接就业带动比例，就业每增加一个岗位就可以带动3-5个岗位，全社会就会增加430万个间接就业岗位。
统计结果显示，20世纪90年代初，就业岗位为5万人，-，旅游业就有50万新岗位增加。
就业岗位是86万多人。
在解决吉林省就业和再就业方面，旅游业就成了优势产业。
(二)未来吉林省旅游从业人员的需求预测。
近年来，吉林省旅游业一直保持着快速平稳的增长速度。
数据显示，，吉林省旅游业接待海内外游客人次比“一五”末期增长19145%。
预计未来几年，吉林省旅游人力资源需求将在以下方面发生改变：(1)年龄结构：年龄35岁以下约占80%，年龄在36至50岁的占18%左右。
(2)性别结构：男女比例将维持现状。
(3)知识结构：高学历的就业人员将有所提升，中专学历就业人员为22%左右，大专学历就业人员将约为45%，本科学历就业人员将约占25%，研究生以上学就业人员将约占8%。
(4)岗位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和服务技能人员将会保持10%和8%的速修逐步增长。
[1]。
二、吉林省旅游业在人力资源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由于总量供给不足，日益显露结构性矛盾。
关于接待游客数量，据调查结果显示：150人是一个直接从业人员一年接待的最大数量，到，从业人员的人数已增加到907万人、5240人次的接待游客量，单人年接待量达到578人，这个接待量高出国际标准三倍有余。
这体现出我省的从业人员人数存在着明显不足。
人力资源的结构性方面，我省旅游呈现四个特点：(1)具有敬业精神且接受过技能培训、或是接受过专业知识学习的从业人员供不应求。
(2)比较欠缺的是高技能应用型人才，如高级管理者、特级导游、策划师等。
(3)人数不多的是新型旅游人才，如旅游产品营销人才、旅游电子领域人才、旅游服务人才等。
(4)特别紧缺的是对旅游业国际惯例比较熟悉的高级管理人才。
(二)旅游人力资源的教育投入不足，人才受教育程度不够。
旅游人力资源需进行基础教育，这就需要教育部门投入大量资金。
而现状是教育部门对此投入严重不足。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平稳、重视程度不够、在此方面投资较为有限等问题，我国旅游人力资源的总需求和旅游业总体发展不相适应。
我省的状况亦如此。
(三)不完善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不健全的人才激励机制。
现如今，我国旅游业首先要做的就是健全职业资格认证体系。
建立联动的人才培养机制，特别是从业人员必须有旅游职业资格认证，权威部门认证不到位或者考核方面的体系过于老化，这种认证的影响力就达不到。
健全人才激励机制是吉林省旅游也需要加强的方面，还要结合企业职工薪酬与业绩，否则，老旧的薪酬分配体系，不能理清员工的职位、资历、贡献、能力等要素的关系，按劳分配的机制不能形成，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将会严重挫伤。
(四)旅游人力资源岗前培训效果不佳。
首先在观念上，旅游企业员工自身没有对培训持有积极乐观的态度上，多数员工不够重视，没有理解培训的真正含义。
其次，在培训目的上，培训目的性不强，注重形式主义，培训内容不切合现状且与员工需求不符。
再次，在培训方式上，培训手段不高明，目前培训员工更多的是在中国的大学或企业培训中心(学校)，不像海外培训和在职培训更能让员工得以重视。
第四，在培训时间上，培训与工作时间冲突是培训员工措施上的主要矛盾。
第五，在师资问题上，专业称职的培训员较少，资金不雄厚。
以上等等原因都很大程度导致培训效果不理想。
三、解决吉林省人力资源若干问题的主要措施。
(一)合理统筹，构建科学的`旅游人力资源发展体系。
现阶段，吉林省旅游人力资源发展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取得重大成果。
政府应合理统筹，大力倡导建立科学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旅游人力资源工作机制，为吉林省旅游业营造鼓励、支持、帮助人员干成事业、干好事业的新环境，培养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结构合理、科学文化知识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旅游行业人力资源队伍，来适应新时期新阶段吉林省旅游经济的协调健康发展，进而推动整个旅游行业不断进步。
(二)高校优化教学模式，科学教学。
旅游人才系统培养的教育教学改革包括以下六个方面：根据行业需求进行招生严格面试;(2)本科市场对接要实行“3+1”模式，专科、中专要实行“2+1”模式;(3)学校关于旅游人才的培养可以试行一些办法，可以解锁学历等各方面的限制。
(4)相关部门可以给学校自主招生的权限，但是学校必须掌握旅游环境新业态，可以根据学科进行自主命题，同等对待扩招生;(5)在旅游环境的这种新业态下，可以增设项目化课程体系为重点，包括：一是制定岗位能力标准，二是以开发能力为本位，三是设置旅游品牌专业，四是精品旅游教材开发。
(三)由省政府牵头，联动各部门共同营造吉林省旅游人力资源和谐社会环境。
(4)对创业环境进行优化，加强专业技能培训的服务指导进行，在创新实践中鼓励和支持旅游人才积极大胆创业，激发旅游人才潜能，活跃旅游业市场。
[2]。
(四)完善企业经营管理体系，培养特级旅游人才。
(1)吉林省旅游企业应担负起为我省旅游业培养特级旅游人才的重任。
企业的内外部环境从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员工的价值观，因此，良好的企业环境能够影响员工重视自身价值，不断学习进步，整体行业人员素质的提升会促进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行业发展良性循环。
(2)建立能够推动市场和得到出资人认可的旅游职业经理人评价体系。
其评价内容为职业经理人的资质，推进科学化、职业化的旅游企业经营管理体制。
(3)企业应积极响应政府引导旅游人才培养方向，依托各市旅游学院，开设旅游特级人才培训课程。
(4)政企联动，扩展一些合作培养项目，如海外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和现代服务业高端人才培养计划。
总之，针对从事旅游行业的人员来说，只有长期坚持“以顾客为中心”理念，并不断改进产品与服务，才能让人们的个性化需求得到充分满足。
基于此，我们理应通过学习型组织建立起符合旅游企业要求的管理模式，以适应21世纪知识经济的发展。
[3]。
信息技术发展论文
摘要：本文介绍了卫星通信的基本概念、分类、特点以及应用，并在梳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及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成果展示，以期对以后卫星通信的研究提供一些思路和借鉴。
一、卫星通信概述。
卫星通信是一种微波中继通信，作为中继站，与发、收信地球站共同组成卫星通信链路。
目前的卫星通信系统，主要有固定业务的卫星系统(fss)，移动业务的卫星系统(mss)，和广播业务的卫星系统(bss)，它们的组成部分不全都是相同的。一般的卫星通信系统是由空间阶段和地面阶段两个范围组成的，其中控制和管理卫星的检测站包含在空间段部分内。
卫星通信是指航天器与地球站之间或者地球站相互之间借助通信卫星转发器而进行传输的无线电通信,它主要涵盖卫星移动通信、卫星固定通信、卫星中继通信和卫星直接广播等四大领域。卫星通信技术是现代通信技术不断发展的重要成就,也是航空航天技术运用到实践中的重要方面。它具有容量大、覆盖面广、频带宽、稳定性灵活性强等优点。四十多年以来,它在国际国内通信、军事民用通信等领域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应用。
卫星通信网络是指通过人造地球卫星作为传播无线电波的中继站，从而达到两个及其以上的地面站之间进行相互通信的网络。其中，地面站也称为地球站，是指设置在在地球表面上的通信站点。通信卫星起到了一个传输无线电波的作用。卫星通信网络按照转发时间的长短，可分为立即转发式通信网络和延迟转发式通信网络。当卫星的运行轨道处在低轨道运行时，相对地面站来说，需要进行远距离的实时的通信，这时除了采用延迟转发方式之外，同时也可以利用多颗低轨道运行的卫星进行转发，这种网络就是一般所指的低轨道移动卫星通信网络。
近年来，国外的卫星通信技术无论是在军事还是商业领域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有新型质量高、功率大、寿命长的卫星不断发射升空。目前世界最先进的卫星通信技术仍然被包括波音、劳拉、洛马、阿尔卡特以及休斯等美国和欧洲的几大实力雄厚的卫星制造商所掌握。欧洲为了缩短与美国的差距，正在努力研制新一代的大型通信卫星平台阿尔法舱。俄罗斯则是通过与欧洲和日本的`国际合作的方式来大力推进本国卫星通信技术的发展。
毋庸置疑，美国是目前世界上通信卫星技术水平最发达的国家，其通信卫星技术发展计划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并且在军事、商业等领域都已经形成了系列化的技术先进的卫星产品。目前其通信卫星计划主要包括美国的转型卫星通信系统(tsat)计划、空军宽带填隙卫星(wgs)计划和先进极高频(aehf)卫星计划以及海军移动用户目标系统(muos)计划等。
在欧空局公布的未来通信卫星发展计划中，计划在-间将逐步提高16-30kw的卫星比例，计划达到30%，而8-16kw的卫星比重达到40%，这些成果目前已经基本完成，这标志着欧洲通信卫星向着超大功率的方向不断发展。
俄罗斯于公布了《俄联邦-航天规划》，计划在这中，俄罗斯计划将与欧洲和日本联合建设并发射13颗通信卫星，其中的8颗则是属于快讯系列卫星。
在俄罗斯公布的一份关于俄罗斯通信业发展的报告中，俄罗斯的航天局对其未来10年(-)通信卫星技术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其内容大致包括以下：要掌握微波波段和光学波段技术进行相关项目;构建小型和中型卫星的低速率网络;宽带卫星通信利用大型卫星;在通信卫星上进行全部的信号处理;大力提高太阳电池的转化率。
近些年来随着科技技术的发展，现代小卫星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这对我国航天技术发展和卫星技术的应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内的一些科技公司如中科院下属的所和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以及国内的许多大专院校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等研究人员都对航天编队飞行星座系统的项目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有的对航天编队飞行星座系统提出了初步设想，并进入了专题项目的研究阶段，有的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如编队卫星的跟踪切换技术，激光终端机、单片微波集成接收机等问题已在实验室中得到很好的解决了，但这些与国外发达国家如美国、俄罗斯的星间通信技术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
目前国内在这方面取得的比较明显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4月19日，由哈工大牵头研制的“试验卫星一号”成功发射，并搭载了一颗科学实验小卫星“纳星一号”。“试验卫星一号”主要用于资源测量和环境监控，它是我国成果研制的第一颗传输性立体的测绘小卫星。而“纳星一号”是我国研制的首颗纳型卫星主要用于研究开发纳型平台测试和进行航空航天的高技术演示。
由中科院上海小卫星工程部进行的“创新一号”卫星研究项目中，以星上计算机一体化设计、低轨小卫星扩频通信等关键问题的解决为重点，并进行低轨道小卫星之间数据通讯的关实验，以解决存储转发通信的问题。
哈尔滨工业大学以解决星间激光通信和卫星编队飞行而进行的双星编队飞行项目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信息技术发展论文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软件工程成为一门近代新兴的现代科学技术学科。目前，软件工程技术在计算机技术中有着应用性强，涉及面广，实用性强等特点，对其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软件工程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若没有软件工程技术的发展壮大，就没有计算机技术的蓬勃发展。计算机技术经历了许多次的重大变革，每一次都具有其独特的一面。软件开发从最初简单的程序编写，再到为适应人们的多样化的需求。技术人员对软件技术的深层次的研究，使软件开发技术具有功能更全面，系统更深刻的特性。如今，计算机技术朝着信息多元化，技术科技化的方面不断发展。发展的同时，面对的是软件开发费用的不断增长，软件的生产效率却大大降低，造成了“软件危机”现象。我们知道，现代软件工程的理论思想是以制定一套规范而统一的开发软件为基础的。通过对软件工程技术发展历程展开一定的探索，研究软件工程技术的应用于发展。
关键词：软件工程计算机技术程序开发。
旅游发展论文范文
[摘要]本研究采用文献资料法和归纳分析法，从体育旅游定义、特征和分类入手，浅析湖北省体育旅游发展现状及重点分析影响湖北省体育旅游因素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发展湖北省体育旅游的策略：（1）加强对体育旅游专业人才培养；（2）加强对体育旅游市场的宣传促销；（3）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来推动湖北体育旅游发展等，为湖北省体育旅游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相关建议。
[关键词]体育旅游因素策略。
1、体育旅游的内涵。
什么是体育旅游？目前，体育旅游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概念。本研究通过查阅大量相关文献得知：目前多数学者认为体育旅游包括广义和狭义两层含义：广义的体育旅游是指旅游者在旅游中所从事的各种身心娱乐、身体锻炼、体育竞赛、体育康复及体育文化交流活动等与旅游地、体育旅游企业及社会之间关系的总和；狭义的体育旅游是指为了满足和适应旅游者的各种体育需求，借助多种多样的体育活动，达到使旅游者身心和谐发展，丰富社会文化生活的目的的一种社会活动。与一般旅游相比，体育旅游具备的特征有：健康性、观赏性、文化性、专业性和参与性。从体育旅游者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将体育旅游分为参与性和费参与性两大类型。本研究认为，体育旅游是指人们以观赏或参与各种体育活动为目的而离开自己的常住地前往异地作暂时性逗留，并由此而引起的各种现象和关系总和。
2、湖北省体育旅游发展现状。
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湖北省具备丰富的体育旅游资源，为体育旅游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近几年来，湖北省体育旅游正在围绕长江、武当山、神农架等山水做文章，准备打造国内一些知名体育旅游品牌。目前，大三峡体育旅游圈正以宜昌为依托，以三峡大坝为核心，以长江为主轴，走向国际市场，其清江闯滩、神农溪、九畹溪、杨家溪等特色各异的漂流项目已成为吸引游客的主要因素。武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运动项目，也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武术与旅游的成功契合，不仅在国内诸多城市推出旅游产品，而且已经迈向世界，成为彰显中华民族气概的体育项目。作为“特色旅游”的武当武术旅游近年来在武术市场开发中也凸显出商业价值，在第五届中国武当国际旅游节期间，接待中外游客10万余人次，旅游收入达4960多万元。神龙架是一个充满了神奇与原始风味的旅游区域，目前具有原始森林穿越、野人训踪、高山滑雪、湿地观光、极限挑战等一批特色体育旅游项目，并且已经初步彰显了品牌特色，吸引着海内外科考人员和大批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体育旅游者。总体上来讲，湖北省具备丰富的体育旅游资源，目前湖北省体育旅游还处在一个发展阶段。
3、影响湖北省体育旅游发展因素。
3.1思想观念落后，对体育旅游资源缺乏认识。
目前，人们对体育旅游的本质、特征和意义认识非常浅薄，在国内的旅游类学术著作中很少谈及体育旅游类别，对体育旅游的专论非常少，对体育旅游的理论研究缺乏深入和系统性。同样，各部门和地区对本区域发展体育休闲旅游产业的潜力、政策措施、管理职能没有完全定位，旅游企业对体育旅游业务缺乏重视；另一方面，人们对体育旅游资源的独特优势和潜力认识不足，从而导致体育旅游资源开发建设迟缓，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低，景区中忽视体育类项目规划与布局。
3.2旅游部门和体育部门之间缺乏交流合作。
目前，在国内外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有关体育旅游的概念来说清体育旅游到底是属于旅游产业，还是属于体育产业，或者是体育产业和旅游产业的结合体。这样导致旅游部门和体育部门在思想上很难达到统一，有的甚至为了各自利益的分配而发生冲突；此外，由于中国法制化建设滞后，没有关于体育旅游经营的法规条例，这样使得湖北省各旅游景点在经营时无法可依，在经营时没有一个统一标准，各部门为了自身利益出现相互拆台现象。
3.3体育产业发展不同步。
体育旅游的吸引物主要来自体育产业的内容，然而中国的体育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而且产业结构存在缺陷。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占70%以上（美国仅占30%），而体育服务业只占30%左右，结构严重不平衡。作为体育旅游的核心吸引物之一的观赏娱乐业和竞技性体育产业所占份额太小，而且没有得到广泛推广，这也一直影响到体育旅游的市场化。我国的竞技体育由国家垄断经营，市场化不足。目前这种国内的体育产业发展不同步在湖北省也同样存在，甚至更加突出。
4、湖北省体育旅游发展存在问题。
4.1起步较晚，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发展模式有待完善。
各旅行社及大部分景区还在传统体育观念下运作，不注意产品的升级换代，对体育旅游没有专门研究，缺乏对体育与旅游结合的认识等问题。
4.2宣传力度不够。
旅游产品的不可移动性，决定了旅游产品要依赖形象的传播。体育旅游促销是指运用各种手段、方式向体育旅游消费者对本国或本地区及其体育旅游产品的注意、兴趣，产生好感与信任，进而使其做出购买决策的行动。和，湖北省旅游局投入几百万元在中央电视台连续宣传取得了良好效果，但这与湖北省整个庞大体育旅游市场相比只是杯水车薪。
4.3缺乏专门的旅游人才。
现代体育旅游对体育旅游人才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体育旅游导游的业务素质包括：一是具备水上救生员资格、野外活动指导资格、红十字紧急救护员资格、登山保护员资格，以确保旅游者在体育旅游过程中的人身安全。二是具有良好的人文知识背景。三是具有进取、创新的精神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团队意识及组织协调能力，以自身特点体现体育精神，展现体育魅力。体育旅游人才强调专业性，但进行体育旅游服务的人员往往缺乏体育旅游的专业知识，体育旅游市场也缺乏管理和运作人才，这也影响到对体育旅游市场的长远规划和管理。
5.1加强对体育旅游专业人才培养。
体育旅游专业人才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导游，这种专业人才不仅了解体育旅游资源，而且具有开发和投资体育旅游市场的能力，即熟悉体育旅游市场的运作。因此，体育旅游专业人才的培养，将会有助于我省体育旅游市场的投资与发展。建议在我省一些体育院校开设有关体育旅游的专业。
5.2加强对体育旅游市场的宣传促销。
旅游资源的发挥，往往取决于宣传。应通过报纸、电视、网络、交通工具等方式进行多渠道的全方位宣传，让人们更充分地认识了解湖北体育旅游项目，从而激发旅游消费者的消费动机。
5.3利用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来推动湖北体育旅游发展。
湖北省具备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能力和经验。政府应该加大投资、加速城市建设、改建和修建各种体育设施，大力申请举办各种国内外体育赛事不但能吸引大量国内外游客的眼球，而且能提高国民体育意识，体育意识的提高将有助于大众体育热潮的掀起，从而促进体育旅游消费成为都市消费新时尚。
5.4对湖北体育旅游经营进行科学的时空策划。
体育旅游经营的空间策划是指对于开发各项体育休闲项目所在地的选择要因地制宜，以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为前提，树立可持续发展观。体育旅游空间的.选择要尽量远离污染、喧哗的大都市，构建体育运动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体育旅游经营的时间策划是开展体育旅游经营活动的重要前提。因此，在不同的季节要安排和提供不同的体育旅游产品。同时，要抓住时机，体育旅游很多业务多出现在重大国际、国内比赛期间，一旦错过或滞后，体育旅游市场随之消失。
5.5树立品牌、特色经营。
体育旅游产品的设计应强调民族特色，这种特色应该是其他民族所不具备的，而且这种特色应与消费者的需求结合起来，只有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体育旅游产品才会有市场。与此同时，体育旅游产品应善于创新，产品创新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亦可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进行改进。只有创新，才能不断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提高市场占有率，扩大市场规模。可将民族风情同民族传统体育结合起来，使体育旅游更具人文性和民族文化特征，从而吸引更多的游客加入到体育旅游的队伍中来，促进少数民族体育旅游业持久发展。
5.6联合促销战略。
联合促销战略就是要求目的地体育旅游产品和其他旅游产品进行组合促销。这样既可以使不同旅游产品相互促进，增加旅游客在目的地的消费，还可以满足游客的多目的性要求。
6、结论。
湖北省体育旅游的前景是比较光明的，但是所存在的问题也是很严峻的。发展体育旅游需要政府、企业和研究机构的齐心协力。合作交流最为关键，任何的战略政策都必须在合作交流的基础下才能够顺利实施。政府必须要承担起责任，在政策上提供优惠，能够引进大量投资商，加大媒体宣传力度，为湖北省体育旅游的腾飞铺好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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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体结构发展论文
小型砌块使用灵活，采用不同的砌筑方法可以在立面和平面上排列出不同的组合，使墙体符合使用要求，并能满足砌块的搭接要求。但小型砌块比普通砖重，工人的手工劳动强度大，中型和大型砌块则需要吊装机械。
由于砌块的尺寸比砖大，砌筑时能节约砂浆，空心砌块孔洞率较大，使砂浆和块体的结合较差，因而砌块砌体的整体性和抗剪性能不如普通砖砌体。当砌块使用不当时，也会因砌块干缩而产生干缩裂缝。
智慧城市发展论文
摘要:智慧城市建设以信息化、数字化建设为基础，包含了众多领域，各个领域之间有机互联，互为整体，是现代城市发展的主流方向。目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开展如火如荼，但仍存在一定问题，需要多种举措稳步推进。
关键词：智慧城市智能交通系统智慧医疗系统智能电网发展前景。
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公布，明确提出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统筹城市发展的物质资源、信息资源和智力资源利用，推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实现城市经济社会的智慧发展、五化融合。2014年8月29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公安部、财政部、国土部、住建部、交通部等八部委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根据八部委文件精神，推进智慧城市的发展。
二、总体要求。
（一）以人为本，务实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要突出为民、便民、惠民，推动创新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方式，向城市居民提供广覆盖、多层次、差异化、高质量的公共服务，避免重建设、轻实效，使公众分享智慧城市建设成果。
—1—化基础等，应用先进适用技术科学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在综合条件较好的区域或重点领域先行先试，不断总结经验，再逐步扩大建设范围和领域，有序推动智慧城市发展，避免贪大求全、重复建设。
（三）整合资源，统筹协调。进一步依托云计算中心及城市公共信息平台等系统性软硬件设施，整合政企各方现有的软硬件资源，统筹协调，减少不必要的资源重复及浪费，不断优化流程，提升效率。
（四）市场为主，协同创新。积极探索智慧城市的发展路径、管理方式、推进模式和保障机制。鼓励建设和运营模式创新，注重激发市场活力，建立可持续发展机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建设投资和运营，杜绝政府大包大揽和不必要的行政干预。
（五）可管可控，确保安全。落实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强化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落实责任机制，健全网络和信息安全标准体系，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和保护个人信息的力度，加强要害信息系统和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确保安全可控。
到2020年，建成一批特色鲜明的智慧城市，聚集和辐射带动作用大幅增强，综合竞争优势明显提高，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服务、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网络安全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六）细化要求。
1、公共服务便捷化。在教育文化、医疗卫生、计划生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环境保护、交通出行、防灾减灾、检验检测等公共服务领域，基本建成覆盖城乡居民、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的信息服务体系，公众获取基本公共服务更加方便、及时、高效。
2、城市管理精细化。市政管理、人口管理、交通管理、公共安全、应急管理、社会诚信、市场监管、检验检疫、食品药品安全、饮用水安全等社会管理领域的信息化体系基本形成，统筹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城市地理空间信息及建(构)筑物数据库等资源，实现城市规划和城市基础设施管理的数字化、精准化水平大幅提升，推动政府行政效能和城市管理水平大幅提升。
3、生活环境宜居化。居民生活数字化水平显著提高，水、大气、噪声、土壤和自然植被环境智能监测体系和污染物排放、能源消耗在线防控体系基本建成，促进城市人居环境得到改善。
4、基础设施智能化。宽带、融合、安全、泛在的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基本建成。电力、燃气、交通、水务、物流等公用基础设施的智能化水平大幅提升，运行管理实现精准化、协同化、一体化。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信息服务业加快发展。
—3—保护。
三、发展前景及问题。
智慧城市是指充分借助各种信息技术实现城市的智能化管理，是信息技术发展和应用的交汇点，代表了信息技术发展和综合利用的方向。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正面临着人口膨胀过快、交通拥堵不堪、资源消耗过度、环境污染严重等多种挑战，推动城市向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打造智慧城市成为未来城市建设的重要发展方向。
智慧城市已成为医治“城市病”的最佳良药，是城市发展的高层次需求。智慧城市建设需要智慧的基础设施、智慧产品、智慧技术、智慧设备等协同推进，最终形成城市整体智慧产业链，推动传统城市向智慧城市转型升级。未来成熟的智慧城市体系将包含以下几种必要组成。
1、集多种技术为一体化的智能交通系统。智能交通是将先进的信息技术、数据通讯传输技术、电子传感技术、控制技术及计算机技术等有效地集成，运用于整个地面交通管理系统，从而建立起在大范围内、全方位发挥作用的实时、准确、高效的综合交通运输管理系统。智能交通系统可以有效地利用现有交通设施，减少交通负荷和环境污染，保证交通安全，提高运输效率。目前，智能交通系统已发展为集交通信息采集、通信传输、数据处理、控制指挥等技术为一体的多学科应用型产业，因其实时、准确、高效、绿色的特点，成为解决一些大型城市交通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
2、实时互动的智慧医疗系统。智慧医疗是以医疗信息化为基础，核心是借助物联网和传感器技术，通过传感设备进行患者的身份管理，形成医院信息系统中的患者主索引，并在此基础上按照约定的业务逻辑和网络协议，进行信息的交换和通讯，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目前，基于物联网的智慧医疗主要应用于医疗器械与药品的监控管理、数字化医院和远程医疗监护三个方面。未来智慧医疗产业将向个性化、移动化方向发展，智慧胶囊、智慧护腕、智慧健康检测产品等移动智慧医疗产品将会广泛应用，借助智慧手持终端和感测器，有效地测量和传输健康数据。
3、坚强型智能电网。智能电网是基于高速通信网络，利用传感和测量技术、设备技术、控制方法以及决策支持系统技术等先进技术，实现电力流、信息流和业务流的高度融合。智能电网具有可靠、安全、经济、高效、环境友好和使用安全等特点，能够抵御各类外部干扰和攻击，同时，由于具有强韧的电网基础体系和技术支撑体系，因此在实现多种能源便捷接入的同时，能够抵御各类外部干扰和攻击。智能电网是电网技术发展的必然选择，对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促进世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5—活。智慧家庭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全新的体验，依托数字电视机顶盒、个人手机等终端载体，实现政务服务、社会服务信息化，将人们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通过信息化手段有机联系并融合起来。同时，智慧家庭可将技术、产品、应用、服务和社会、社区、家庭、个人等单元密切联系起来，体现出科技创新对于提升消费水平、推动人文生活进步的巨大力量，真正做到安全、便利、舒适、节能、智能。智慧家庭产业融合了硬件升级、软件应用与运营服务等多个领域，为芯片制造商、面板厂商、终端厂商、内容提供商、网络运营商等产业链参与者带来全新的发展机遇及空间。
（二）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仍存在的问题。
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基本与世界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并且具有良好的实践土壤。随着科技部在2013年10月将20个城市纳入智慧城市试点名单，目前我国智慧城市的规划数目已超过220个，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各地先后投入智慧城市建设中。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如火如荼，但综合分析其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1、缺乏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宏观指导。目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具有很大的盲目性，缺少运营准入标准，存在项目一哄而上等现象。此外，由于缺乏相关的标准体系，项目建设水平、基础参差不齐，严重制约智慧城市的建设。
2、缺乏详细的工作任务和实施路线。目前我国有些城市盲目跟风，把智慧城市仅仅定位在工程建设，或者是作为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没有深刻领悟智慧城市的内涵和国家—6—打造智慧城市的核心目的。
3、缺乏相应的配套体制和法制环境。由于智慧城市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复杂工程，而当前各地对智慧城市建设的这一特性认识不足，没有建立推动智慧城市运营和管理的长效机制，仅仅依靠政府投资来推动建设，无法充分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将直接导致智慧城市建设的可持续性严重不足。
（三）智慧城市建设需要多种举措稳步推进。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智慧城市建设对于加快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求解经济社会发展遇到的复杂问题，提供了良好的解决途径。推动我国智慧城市建设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多种举措稳步推进。
1、要制定顶层设计和长期规划。尽快出台国家层面的指导性政策，充分发挥各部门的力量，联合推进，明确智慧城市建设的标准要求，加强对各地智慧城市建设的管理和监督。
2、要考虑各个城市发展的实际状况。从自身特色和需求出发，以切实解决民生问题为着眼点，处理好“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在统一规划下考虑到每个城市所处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
3、完善智慧城市建设的相关配套措施和法制环境。建立运营和管理的长效机制，通过设立专项资金支持、税收优惠等多种手段激发社会力量参与智慧城市建设，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可持续性发展。
参考文献。
创新驱动发展论文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关键是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就是要把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让广大人民生活得更健康、更舒适、更安全、更幸福。那么，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如何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提升能力，促进工作这一论点，可谓是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基础动力，因为党员干部作风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各项工作的落实，关系着各项事业的成败，关系着党和政府及企业在群众中的形象。为了能够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上级领导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百分百胜任自己的岗位工作，就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的方法，不断提高综合能力来完善自我，超越自我，进而推进现实工作效率显著提高。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核心，也是所有企事业高效发展的一项重要原则。这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关心人、调动人的积极性，而是要开发人的潜在能力，并且将人的发展与企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以促进社会的进步和人的素质的提高。胡锦涛在中央党校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一定要加强学习，勤奋工作。我们的党肩负着艰巨的历史使命和繁重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强学习，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水平和综合素质。当今，我们正处在知识创新的时代，很多新的知识需要我们去学习与探讨，况且过去懂得的和熟悉的知识也要有个不断更新的问题。面对新形势，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一定要有学习的紧迫感，才能符合时代的要求。因此善于学习，不断增强学习的自觉性和实效性，进一步提升能力，促进工作，是摆在我们煤炭行业党员领导干部面前的一项艰巨的任务，这对于打造千万吨煤炭基地的企业建设，推进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那么如何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全面更新“创新驱动发展”的理念，进一步激发企业创造创新的热情，从而为企业发展提供不竭动力，是党员领导干部责无旁贷的使命。在这个创新发展的时代，如果不抓紧学习、不注重提升创新能力，不在学习和工作中继续提升综合素质，就难以完成肩负的历史重任，难以完成贯彻执行国家和吉煤集团、珲矿公司企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法规;进而推动煤炭行业创新体系建设，完成安全创新发展效益年等工作，只有注重对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所以，党员领导干部要围绕“创新驱动发展”主题思想，在安全生产工作中，首先要建立崭新的学习理念，这是提升能力，促进工作的前提。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为适应时代要求，党把“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学习、创新也被提到企业发展的议事日程，建立学习、创新型员工队伍被视作加速提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有效途径。
学习型组织理论认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企业要持续发展，必须具有持续学习的能力，即单位中的成员均应信守终身学习的理念，而不视其为某个阶段或为达到某个简单目标而进行的短期工作。因此在每个人的工作生涯中，必须随时接受最新的教育，人人都必须持续不断增强学习能力，方能获得成功。因而，在创新驱动发展时代的企业必须建成学习型团队，只有勤奋好学、学以致用，才能坚持与时俱进，创造性地工作。那种认为不学习照样能够干工作、不愿意用心学习的想法，那种满足于一知半解、浅尝辄止的态度，那种借口工作忙不去学习或者敷衍了事的做法，那种把学习当作装点门面而不是用来推动工作的现象，都是十分错误的，也都是十分有害的。因此，党员领导干部要充分发挥好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在现实工作中把围绕加强“创新驱动发展”的学习、创建学习型团队作为效能建设、创新建设的主要抓手，进一步推动企业建设高效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其次要对学习型团队的创建进行具体的规划，党员领导干部要负责组织具体实施，努力造就高素质的党员干部队伍。同时要创建相对稳定的学习机制和运行机制，为学习“创新驱动发展”的先进性、团队学习的整体性提供有力的保证。
再者要围绕“创新驱动发展”建立有效载体，搭建好创新学习的平台。要以人为本，着眼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党员干部要通过创新学习载体，营造浓厚学习氛围，带头引导和调动全员学习的积极性，增强学习效果。工作中要把政治、政策和业务学习有机结合起来，把提高学习能力、创新能力、执行能力作为提升总体素质的目标。
一是要利用好现有的图书资料室，订购专业杂志、报纸，以满足党员干部及广大员工的学习需要;二是要利用好各单位已配备的电脑、网络、投影仪等现代化电教设备，满足各类培训的需要，切合实际围绕“创新驱动发展”发挥好平台的硬件作用。无论党员领导干部还是员工，都必须参加学习，实现自我超越、自我发展，成为复合型人才。三是要经常不断地组织读书演讲比赛、知识竞赛、趣味活动、岗位练兵业务竞赛等，推进学习成果的深化，使学到的知识不仅能够运用于工作中，更能在工作的实践中得到提高和理性升华，转化为创新力、工作执行力。
综上所述，党员干部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提升能力，促进工作的实践，关键在于具体落实。我们要牢记“两个务必”，在实际工作中认真践行杨董事长“六戒六倡”要求，树立良好的工作作风，以优异的执行力，带领广大员工坚决实现全年各项工作目标。
创新驱动发展论文
伴随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我国快速建立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我国开放国内市场、融入经济全球化和推动国内创新型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我们正在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与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向、国内改革开放和实施创新发展战略的新形势相适应，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同样需要全面打造“升级版”，使知识产权保护在中国融入全球化和推动创新驱动战略中发挥更加重大的作用。
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面临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处于一个新的特殊矛盾时期。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较多问题和挑战。我国已成为知识产权大国，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数量已跃居全球第一，但知识产权质量参差不齐;我国已拥有越来越多的关键核心技术和专利，但专利转化率低和效益较差，垃圾专利较多，为科技经济发展埋下了隐患;我国已拥有较多自主品牌，但仍然严重匮乏全球知名品牌，假冒侵权现象较为严重，品牌创立的法律环境仍需改善;一些领域的盗版侵权现象严重，妨碍了文化的发展繁荣和文化产业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于上个世纪80、90年代制定了主要的知识产权法律，于2000年前后进行了大幅的法律修订，目前又进入新一轮法律修订阶段，涉及如何把握修订方向、知识产权制度向何处走的顶层设计问题，尤其是如何处理全球化与国内需求的关系问题。在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态度也有不同认识，在究竟是加强还是弱化保护等问题上争论较多。这种背景表明，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制度实施，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均处于重要的转折关头。这些重大的、方向性的问题需要我们及时正确回答。
当前国内外形势及知识产权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现阶段知识产权保护在理念、制度和具体实施上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从总体目标和方向上看，打造知识产权保护的“升级版”，就是要在现有知识产权体系的基础上对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进行再设计，形成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以及国内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相适应的、先进的和符合国际主流的知识产权规则体系、执行体系、理论体系和社会环境，尤其是要把理念和制度落实为现实秩序。实现这些目标，需要着重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经历了由前些年的“被逼”接轨到当前的重点强调内需和自主设计的过程，当前知识产权立法又全面启动，知识产权保护又处于再定位的转折关头。是继续强化接轨还是更加强调内需?如何认识和应对当前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内外新形势和新要求?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给予深层次的回答。基本态度应当是，在继续强化接轨的基础上，实现接轨与内需的深度融合。
在经历了相当长一段的闭关锁国的时期后，改革开放前夕，伴随着中国的主动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西方发达国家又以国际规则冲开了中国市场的大门。改革开放必然要接受国际的和主流的规则，期间主动与被迫交织，但并没有重演丧权辱国的历史，反而是在接受和适应中创造了高速增长和迅速步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发展奇迹。期间伴随我们接受和引进国际上通行的经济贸易和知识产权规则，我国逐步步入了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融入全球化的现代化轨道。30多年来我国经济贸易得到长足发展，已成为世界经济贸易大国，培育了坚强的实力、国力和自信，正在走向经济强国和和平崛起之路。
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始终伴随着国际“倒逼”现象，外在的压力不断转化为变革的动力。被“逼”恰恰使我们深深受益。如李岚清同志回顾改革开放进程时所说：“我们在具体工作中深深体会到，我们内部的许多改革措施是被对外开放促出来甚至逼出来、榨出来的，也有许多是在对外开放中学到的。同时改革又为对外开放创造了条件，促进了对外开放。”[1]以开放倒逼改革、从无奈走向自觉，推动了我国迅速走向现代化，在许多方面走到先进行列。知识产权制度体系的确立和完善，既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始终参与和推进了改革开放。与整个改革开放进程相适应，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同样经历了由被迫、无奈到主动、自觉的过程和转变。
我国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开始确立的，尤其与中美经贸交往直接相关。我国主要知识产权立法和知识产权体系建立都与中美经贸交往需要、美国施加压力和推动直接相关。1979年中美贸易关系协定要求有效保护知识产权。此后，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陆续制订了《商标法》《专利法》。到了1988年，美国对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满，认为缺乏计算机软件专门保护，没有著作权法，对药品等专利保护不力，以拟启动“特别301条款”、进行贸易制裁相威胁。经谈判磋商，通过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中国政府承诺制定《著作权法》，修订《专利法》等。
1992年中国政府承诺加入《伯尔尼公约》等，修改专利商标法等，利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商业秘密。中国随后兑现承诺，修订相关法律和制定《反不正当竞争法》。这一时期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更多与美国的外在压力相关。2000年加入wto前后，我国按照wto相关条约要求和“入世”承诺，有针对性修改了《专利法》、《商标法》等主要知识产权法律，这些修改亦未表现为突出的自主性。我国行政执法体系也是在外在压力下建立起来的。为适应短期内快速建立执法机制的需要，我国迅速建立了世界上独特的行政执法体系，并开展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这一时期我国知识产权法律理论也更多地是介绍条约和国外的规则。
尽管从知识产权保护的建立过程和动因上看具有被迫性和被动性，但我国由此快速地形成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和执法体系，初步建立了知识产权理论体系，而且知识产权基本规则来源于条约和发达国家的已有做法(当今世界的主流规则)，主要是“舶来品”，具有很强的国际共通性。我国对此也直言不讳，如1994年我国首次发布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指出了如下基本态度：“出于扩大开放的需要，中国积极履行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义务，努力使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向新的国际标准靠拢，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进一步提高中国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这种态度充分地体现和落实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前些年我国商标、专利、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立法在借鉴国际经验和吸收通行标准是思想解放的，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就是在制度接轨和借鉴的基础上建立的。例如，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具有与生俱来的市场经济气息，在立法时“参考国外一般做法”、“分析国内外的大量案例并派人赴美、韩等国考察”，注意符合“国际有关惯例”，“草案第二章写了十二条，具体规定了十二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其中大多数为国际立法例中所共有，只有个别行为是根据我国现实市场交易活动中的突出问题加以规定的”。[2]吸收借鉴国际通行规则使该法具有高度的预见性，适用了不断深化的市场化改革，保持了旺盛生命力和生机活力。
接受以条约和西方国家通行规则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国际规则，无疑是当时的不二选择。西方国家要求中国接受国际规则固然是出于其自身利益，但由此满足了我国改革开放的需求，保障了这一时期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创新发展的需要，积极促进了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初步现代化，使我国步入了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的现代国家行列，实现的是“双赢”。这一过程具有鲜明的“倒逼”色彩，也充分说明了“倒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21世纪以来，更加自主和自觉地涉及和实施知识产权制度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明显特色。例如，2005年发布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新进展》(白皮书)就宣示了新态度：“中国一贯以负责任的态度积极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在坚持遵循知识产权国际保护规则的同时，按照国情确定相应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努力平衡知识产权创造者、应用者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使知识产权的创造与应用形成良性循环。”与以前的提法相比，已由主要强调努力“向新的国际标准靠拢”，向强调根据国情确定保护水平并注重平衡利益的转变。这显然是适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和国内保护实际的政策自觉和理性选择，标志着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成熟和完善。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与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需要，2008年国家制定《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对于知识产权制度进行了自主、全面和系统的战略规划。近期以来新一轮知识产权法律修订，更加体现和强调自主修改，更多强调不是因为外部压力，而是为了适应国内创新和发展的需求、解决知识产权保护中的突出问题。但是，我们要时刻注意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在强调自主性和适应国内需求的情况下，仍应当高度重视向国际标准靠拢，尤其是仍应高度重视研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经验。这更是国际形势和国内发展的必然要求。
首先，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化和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全面提高的需要。从国际情况看，当前全球化进一步加深，货物和市场要素的流通更加自由化，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更加重要，各国经济深度融合，wto体系已不完全符合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成为与全球化并行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欧美都在组建自己的区域集团，建立自贸区也已成为我国国家战略。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要求包括知识产权规则在内的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对此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和未雨绸缪。
其次，要适应我国国力持续增强、国际地位迅速提高和更多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需要。我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我国正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扩大全球经济影响力，只有主动接受和推行主流的知识产权规则，才能在参与全球化中居于高端和前沿，为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强有力的国内经验支撑和微观基础，树立良好的国际经贸形象，在参与全球化中能够挺直腰杆和具有底气。但全球经贸规则仍然由西方主导，我国国内变革的滞后使我国缺乏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水平有限。我们需要通过国际化和法治化，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国内基础。我们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我们不但能够吸收主流规则，还要在吸收的基础上创造现代知识产权经验，为国际社会提供知识产权公共产品，增强我国制度软实力。要充分认识到，包括知识产权规则在内的贸易规则，不同于民族性、政治性色彩浓厚的其他法律规则，是现代市场规则，并具有天然的跨国界性，这是借鉴吸收的重要基础。
再次，适应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于全方位、高标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需要。我国国内正在进行转方式促发展，进入攻坚克难的改革深水区，创新驱动已成为重要国家战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我国也站在这一变革的起点上。知识产权保护在创新驱动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需要高水准的知识产权保护，这是一项重要的制度环境。
总之，当前我国国力大增，又处于改革开放的新起点，我国应当有更大的勇气和更高的要求吸收借鉴知识产权通行规则，并积极创造世界性经验。我国新一轮的知识产权制度设计必须与促进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相适应，必须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引进外国投资和深化经济技术交流相适应，使我国主导和基本的知识产权规则更加符合国际通行标准，并全面加大保护力度。
与知识产权初创的“被迫”时期相比，当前强调自主接受主流规则是审时度势和权衡利弊之后的理性选择，更多的是适应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国力增强和国际地位提升的新形势和新需求的自信和自主安排。但是，改革、开放与发展三位一体，内需与外需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当前在知识产权制度设计中更为强调内在需求，决不意味排斥国际通行的知识产权规则。外需本来就是内需的有机组成部分，适应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同样是内在需求的应有之义。内在需求更多的是在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前提下，亦更加符合我国实际，实现通行规则和国情实际更深度的融合，决不意味着更多地远离主流规则而另搞一套和自成一体。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是我们长远和根本的利益，决不能以眼前利益牺牲长远利益。在基本面和主导层面符合国际标准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知识产权保护更加符合国情实际和具有必要的中国特色，但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特色甚至落后之实。中国特色与国际标准应当是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冲突的，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应当是在更加符合全球化要求的前提下，国际标准与国内需求高度融合的制度体系。
打造“升级版”的知识产权保护，首先要更加强调自主性和理性需求。我们必须认真深入地研究和准确把握我国进入这一时期以后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安排，要加强形势和方位的判断，“升级版”绝不是孤立和孤独地“升级”，而必须深深扎根于这些需求的基础之上，与这些需求水乳交融。脱离这些形势和需求，就会脱离实际。其次，要更加注重制度设计的顶层性、系统性和协调性。要立足于更高的起点和层次上，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要用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审视知识产权与创新发展的有机联系，使国际接轨与国内创新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结合起来，不简单地就事论事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尽可能避免短视行为;我国或许已完成了立法的初步体系化，不需要打破现行体系，但在制度设计上要深度考虑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再次，要更加注重重点性和针对性，直面焦点和难点问题。要把握准需要解决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和重点问题，增强解决问题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例如，要在立法、司法和行政执法层面解决好执法体制和机制问题，实现体制机制的优化和知识产权授权确权的优质高效;要解决影响保护力度的制度瓶颈和实践操作的重要问题，切实能够加大保护力度;有效解决专利数量虚高、垃圾专利泛滥、抢注商标较为严重等突出问题，预防“专利蟑螂”等知识产权异化现象，清除市场障碍和维护知识产权制度良性运转。最后，还要更加注重知识产权制度的外向性、开放性和融合性。对于国外先进制度的借鉴吸收要有鉴别、有比较和有取舍，不照搬照抄和照单全收，使知识产权保护既符合国情、又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知识产权体系。
“升级版”的中国经济必须是法治经济，知识产权保护是法治环境的重要方面。知识产权保护必须强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必须强化法治治理和弱化政策治理。这里强调几点。
知识产权保护兼具法律性、政治性与政策性，但应以法治为根基，并注重以内化政策的方式进行政策调节和体现政策效果，实现政策目标，弱化法律之外的政策性治理。
首先，要重视法律适用中的内化政策。适当运用法律的内在政策和内化政策，也即法律之下和法律之内的政策，使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恰如其分。法律适用具有裁量性，法律规范之内有时有不止一个选项，且法律有时有漏洞和空白，需要填补。在具有选择性的法律选项之内进行法律适用，本身即具有政策空间。知识产权保护要体现导向性和政策性，但必须在法律范围内考量政策，将政策内化于法律之中，成为法律适用的有机部分，实现法律适用的妥当性。我们不能以政策代法和使政策超越于法律之上，但也需要在法律之内善用政策。
其次，要强化法律的常规运行与逐步弱化政策性行动。打造知识产权保护“升级版”，需要更加强化法治治理，弱化或者改善运动式专项整治等政策性治理。例如，由于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立时间短，知识产侵权在有些领域和地区较为严重，加之我国有特殊的执法体制和习惯做法，时常开展阶段性的专项整治等执法活动。在一段时期内和特殊历史条件下，这种措施对于持续不断地宣示保护决心、提升保护水平和强化保护意识，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这类活动毕竟具有浓厚的政策治理色彩，会淡化和削弱常规机制的作用，减少人们对于常规机制的信赖，也可能助长侵权行为人的侵权投机心理，国外权利人对此也常常是“喜忧”参半和疑虑重重，长此以往显然不利于维护法治形象。因此，这种政策性治理应当弱化和逐步消除。我国已建立较为完善的司法和行政执法体系，要尽可能充分发挥和强化其常规职能作用，尽力维护其高效权威;要时刻注意法律执行的长效性和稳定性，尽可能不去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运动式治理，避免使法律的执行受到随意化和情绪化的干扰，避免为一时一事改变甚至损害法律的长效执行;国家的责任是为救济和保护提供畅通和良好的制度渠道，即使执行体制有问题，也应该尽可能通过加以完善来解决。正如有的企业界人士所提出的：“政府不要所有的事情都去兜底，因为就算你找美国政府让它行政保护，也是不行的，它就是司法保护和有限的行政保护，法院的司法程序，国际贸易委员会的程序，就这两个程序，权利人去主张权利就好了，你找政府没有用，最后也解决不了。专项行动这种形式，是一种短期的行为，并不是可持续的长期的行为，作为一个国家的法律或者可持续的司法制度，它应该是一个稳定的环境，所以我们觉得，更重要的是在于加强真正的执法，在立法层面构筑知识产权竞争力，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样永远会被人家牵着鼻子走。美国也会有假货，美国不会说搞个政府专项行动去打假货，权利人有权利就去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张，去法院主张就可以了。”[4]这些见解是很深刻的。
再次，高度重视司法的法治导向作用。司法是法治的重要化身和代表，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已确立司法保护主导的情况下，要更加重视司法所代表的法治形象，充分发挥司法一以贯之地执行法律的长效保护机制作用。
法治的内涵是丰富的，如：“遵从法律的可预见性、连续性和统一性”。[5]可预见性、连续性和统一性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任何法律制度都高度珍视法律的稳定性和连续性。”[6]在知识产权保护中，执法的可预见性、连续性和统一性以及公开、透明、说理等，对于营造创新和发展的良好环境至关重要。无论是行政执法还是司法，对此均应高度重视。司法在维护这些价值上具有天然的优势和更高的期待，尤其要率先垂范。司法在保护知识产权中的主导地位，实际上就是为了彰显法治的主导地位。司法更要重视维护法律的安定性和确定性，强调程序保障和过程透明，重视遵循法律适用的先例，为利益攸关方提供稳定的和可期待的预期，尽量避免受反复无常的困扰。这是良好的法律环境、投资环境、创新环境和市场环境的标志与象征。
升级版的知识产权法治要更加重视对于各类权利人的一视同仁和平等保护，不搞厚此薄彼和差别待遇。尤其是，司法有一套最为健全的裁决机制和救济程序，要更加以维护法制统一为重要目标，高度重视法律的一体执行。要发挥保护机制的整体效能，即便一时受地方保护或者法律歧视的干扰，也应该靠一套完善和高效的救济机制及时纠偏。要是使司法保护可接近、可信赖和可依托。当然，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贸易密切相关，知识产权国际布局和竞争也是当前国际经济竞争的重要方面。要加强涉及国际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特殊性和对策政策的研究，注重国与国之间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对平衡，为我国参与全球化和全球竞争谋求更大的空间和优势。
知识产权是私权(民事权利)，私权通常都是通过自己行使权利的方式进行保护;我国又有独特的双轨保护制度，公权力在积极主动地进行保护。因此，如何处理私权保护与公权介入的关系，始终是制度设计中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当前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将加强保护与加强公权介入挂钩，将加强保护简单地向加强行政执法靠拢。这种倾向存在一定的误区和误导。例如，当前知识产权“维权成本高、侵权代价低”很可能受到了过度的渲染，甚至成为实现特定法律修改目的的说辞和藉口;[7]即便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存在这种现象，也应当以理性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而不能简单化地处理，否则会治丝益棼，与初衷南辕北辙，甚至被不适当地利用。这些问题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处理知识产权保护与公权介入的关系，要遵循知识产权保护的特点和规律，要据此确定公权力的定位。首先，知识产权已非特权而系民事权利，需要行政程序授予或确认的知识产权，符合条件即应授予和确认，并应当尽量简化程序和提高效率，提高行政服务质量。其次，国家应为知识产权保护提供公正、高效和权威的制度通道。再次，根据知识产权为民事权利的属性，权利人有处分的自由，即便行政救济也应当以权利人主张(投诉)为前提;行政保护尽可能以侵权行为同时危害公共利益前提，纯粹侵害私权的行为尽可能不以行政救济解决。
知识产权具有公共政策色彩，但毕竟落实为一种私权即民事权利，trips协定开宗明义地指出了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将其作为私权与体现公共政策属性并不矛盾，因为在其公共政策属性已体现在私权的塑造之中，如知识产权的规则和利益平衡机制体现了激励创新的公共政策，而且在法律的适用之中仍然可以继续贯彻公共政策精神。而且，公共政策主要是在立法之中贯彻的，在法律的执行上不应该因为行政执法与司法而有所不同，否则法律就不成其为法律了。因此，知识产权的公共政策属性应当内化于法律之中，不应该成为强化公权更多主动介入的法理依据。
像专利这样的知识产权，它们直接关乎创新政策和创新环境，一定要注意保护制度设计上的平衡和协调。各国在专利保护上普遍不采用刑事手段，甚至曾经规定刑罚的个别地方(如我国台湾地区)也改弦更张，采取了祛刑罚化的措施，重要的原因就是为创新营造宽松的环境。因为，有刑罚之类的威慑存在，在权利范围本来就具有模糊性及专利授权不可避免存在各种重大问题和缺陷的情况下，必然会使人们在创新中心胆战心惊、小心翼翼或者有余悸，这种威吓或者窒息(chilingeffect)环境显然与大胆创新的理念明显相悖，从根本上危害或者窒息创新。专利权的保护靠民事诉讼就够了，所体现的是一种维护权利与营造宽松创新环境的平衡。例如，多数发达国家自己既没有制订刑事处罚的规定，也没有在内部实施严厉的刑事处罚。如英国政府2006年5月16日针对2004/48/ec命令的解释性备忘录称：“毫无证据表明，有理由扩大trips协定规定的刑事救助范围”，该政府强烈认为“不应把专利权置于提案的范围之内”，“专利权的生效和有关侵权行为的争端解决，是一个特别复杂的法律范畴……无助于良好刑法所要求的肯定性。我们将密切关注这个问题。”[8]欧盟在解释2007年知识产权实施命令草案排除专利侵权的原因时指出：“将专利侵权作为刑事犯罪处理可能阻碍发明人和研究机构的创新活动。”[9]我国对于知识产权的制度设计要具有这种平衡思维，而不能仅看到加强保护。行政处罚具有执法上的主动性和威慑性，具有与刑罚类似的效果，如忽视制度平衡而片面地强调行政处罚对保护力度的加大，必然会抑制或者扼杀社会的创新积极性，使保护制度与权利实际不相适应。为什么国内外有关方面对于设立专利侵权的行政处罚制度反对激烈和争议很大，甚至一贯要求中国加大保护力度的美国有关方面对于我国专利法引进行政处罚普遍反对激烈，实际上是看到了过多行政处罚可能带来的重大负面效果。我们对此要有足够的关注和理性分析。这不是一句中国国情、特色和实际所能解决的，而关乎国家创新需求和创新政策。
公共权力过多地介入私权保护，必然会弱化权利人主动寻求保护的积极性，使权利保护与权利属性严重背离，导致保护制度的异化。保护权利本来主要是权利人自己的事，这是天经地义的，国家主动维权、越俎代庖和大包大揽，反而不利于培养权利意识和加强权利保护。即便当前有些人维权能力和意识较弱，也应当通过加强教育、引导等方式解决，形成良性循环和导入正常渠道。此外，通过公共执法渠道进行保护，在国际上也不一定得到加大保护力度的肯定，反而可能会陷入越是声称加强公共执法、越不被认可的怪圈。例如，据媒体报道，美国全球知识产权中心发布的知识产权保护报告，重点关注美、英、中、印等11国，其中中国在执法力度评估中得分最低。[10]反过来说，更多地引导当事人通过诉讼保护权利，调动其自我保护的积极性，让权利人承担保护责任，因符合通行做法，也会更少地引来指责。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于知识产权属性的把握还不到位，一些制度设计也值得认真反思。我国有的企业界人士指出：“知识产权是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就是公权的问题，第二个是私权的问题。制度建设和环境建设是公权要解决的问题，我认为这也是政府的核心职能。而对于创造、运营、权利主张、争议解决这些东西，其实更多是私权层面的东西，是权利人应该去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要把这条界限凸显出来，因为政府如果没有聚焦在核心能力上，政府承载太多的责任，可能没有真正体现政府的核心价值。”“政府可能承载了太多的东西。现在政府什么都管，包括争议的解决，包括权利的主张也去管，因为中国的文化里面，和谐是最好的，美国就是通过权利人不断主张权利来促进大家更愿意做这个事情，然后不断创新成果出来，它不是一个鼓励和谐的文化，但是中国实际上是鼓励和谐的文化，鼓励和谐的后果往往是先进的被和谐掉了，落后的得到了鼓励，尤其是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作为一个私权，就是以主张权利为实现目标和价值的，只有回归本来面目以后，我们真正的创新的土壤才建立起来。”[11]这种来自活生生实践的切身感受和见解是很深刻和很有道理的，值得我们在建构科学的知识产权制度设计时深思。
当然，发达国家期待改变这种状况，试图将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实施任务逐渐转移给具体的国家机关。[16]原因是明显的。“此招的关键，即通过把实施的责任从私方转移给政府，使权利持有人既获利又无须负责。”[17]“抱怨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实施不力，在国际上属老生常谈。这些抱怨源于对一个基本概念的混淆，即知识产权实施应该由公共部门(政府)而非私营部门(权利持有人)负责。由这个基本误解出发，发达国家在私营部门巨大利益的驱动之下，有目的地推动了一系列其他误解，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破坏性影响。不仅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资源被错误地用来实施知识产权，而且其创新的空间也因滥用知识产权执法而缩小。”[18]对此我们有必要给予关注，并理性地予以对待。
司法保护主导且在权利人主张时给予保护，这是国际通行做法。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初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司法资源匮乏和经验不足，执法体系基本上是双轨并行和行政为主。随着司法保护需求的不断增长，司法保护范围不断拓宽，保护职能不断强化，法官队伍日益壮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直至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在商标专利授权和确权的核心领域，仍实行行政终局决定制度。在加入世贸组织前后，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大幅修订，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全面提高。期间，在相应的知识产权基本法律的修订中强化了司法保护和司法终局，行政终局决定被取消，司法全面介入所有的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执法体系逐步向双轨并行、优势互补和司法终局的架构演变。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虽然行政执法在相当意义上和在某些方面还发挥主导作用，但司法保护更加引人瞩目，得到明显强化和迅速发展。可以说，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已初露端倪，已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在其他民事权利保护中，司法从来都是发挥着主导地位，对此人们并没有争论和怀疑过。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知识产权保护首先主要是国外压力直接推动的，当时的对外开放形势要求在短期内形成具有较高效率的执法体系，以迅速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随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迅速发展，国内保护知识产权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我国知识产权保护逐步由被动、被迫转变为主动和自觉，双轨并行、优势互补和司法终局的执法体系逐步发展起来，这也形成了我国保护知识产权的鲜明特色。知识产权具有无体性、外部性、公共物品性和政策性等特征，权利边界不似其他财产权那样清晰，在缺乏保护传统、权利意识不强和知识产权文化不够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容易发生重复性的、大规模的侵权行为。我国实行的双轨执法体制显然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还不规范、侵权行为多发、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不强的实际，具有现实的存在基础和合理性。但是，知识产权毕竟是私权，按照私权保护的属性，应当主要由权利人自身寻求法律保护，国家更主要的是通过完善司法救济体系，以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供给满足私权救济的需求。国家最好在局部的特殊侵权领域，动用公共资源和公权力，给予积极主动的法律救济。
特别是，由于与贸易关系紧密，知识产权及其保护受到了国外权利人和外国政府的持续性高度关注，它们源源不断地施加外部压力，外部压力促进和推动了国内的重视，国家不惜投入大量公共资源进行保护，并建立以行政执法和行政保护为载体的公法保护机制。这种主动性和应急性的公法保护适应了当初我国法治不够发达和要在短期内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阶段性特征，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和必然的产物。但是，这种急需先立的应急性保护体制和机制，随着我国法治的逐步发展和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的变化，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值得我们从私权属性的角度进行理性的审视。诸如，有人指出：“我国政府对知识产权私权公授的性质理解不透彻，导致对授权后的知识产权为私权的性质重视不够(其实这是在trips协定中开宗明义就已阐明的)，进而导致我国政府常常在外国政府的的压力下，不必要地将知识产权保护的责任和成本揽入政府怀中，承担了许多不应当承担的责任和舆论压力。建议政府明确意识到知识产权私权公授的性质，除非对社会公众利益产生了严重侵害，不应当轻易动用公共资源来保护私权性质的知识产权，并且承担不必要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骂名。”[19]这种说法是有其道理的。
随着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日趋深入，我国在制订《纲要》时对于执法体制和理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和反思。在此基础上，《纲要》将“加强司法保护体系建设”、“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作为完善知识产权制度的一项内容，并纳入战略重点之中。这是《纲要》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根据当前知识产权保护的实际，从国家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作出的新定位。这种定位显然符合私权保护的特点、性质和规律，应该推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逐渐由双轨并行转向司法保护主导，向私权保护的本来面目归位。而且，在相应的制度设计上，也是朝着司法保护主导的方向走的。例如，现行《著作权法》将民事保护作为著作权保护的主要途径，只是在侵犯著作权行为“同时损害公共利益”时，才让行政执法介入。对于专利侵权行为，《专利法》只授权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侵权人停止侵权及就侵权赔偿数额进行调解，而并未授权进行行政处罚，充分体现了专利权的私权属性。
加强保护，首当其冲地是按照民事权利保护要求，加强司法保护体系建设。例如，当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统一法律标准已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国际趋势，但国外的普遍做法恰恰是通过建立专门专门知识产权法院的方式加强保护。例如，20世纪80年代前后，美国面临日本科技赶超和经济竞争，为解决国内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在知识产权制度方面发起了一场变革，主要是修订专利法和建立主要负责知识产权司法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尤其试图通过专门法院加强专利审查和专利保护，统一专利司法标准。此举无疑推动了美国知识产权制度的重大革命。近年来知识产权保护广受关注，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纷纷通过建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强化知识产权司法等方式进行应对。这些趋势性做法值得我们认真关注。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体系日趋完善，司法能力不断增强。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这标志着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将有新的飞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首选是加强司法体系建设、建立专门知识产权法院等途径，不宜动辄另起炉灶，以加强保护为名行其他之实。而且，无论是司法还是行政都是国家之公器，司法体系本身属于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组成部分，不是法院或者司法机关一家之事，国家应当从全局的角度进行谋划，进行顶层设计，避免部门各说各话。
在知识产权保护中，加强保护是方向和趋向，我们要瞄准目标前进，向先进和主流靠拢，但同时要把握好我国创新和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把握好方位，不搞理想化和一步到位，不把未来和趋势当成现实，所以要“分门别类、宽严适度”。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加强保护、分门别类、宽严适度”的司法保护政策，就是以此为背景和基础的。
知识产权制度是个矛盾体，既是激励创新的利器，又会阻碍创新。如斯蒂格利茨所说：“如果不很好地设计知识产权制度，成本就会高出收益。事实上，知识产权制度如果设计不当，甚至会阻碍创新。现今美国的问题就是它的知识产权制度妨碍了创新。在美国，这种情况很普遍，对此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于对美国知识产权制度进行改革的争论。”[20]因此，立法者需要限定权利范围，把知识产权关在“笼子”里，以趋利避害;执法要具体划清权利边界，对于权利的保护不受越宽越强越好，而是要在依法的前提下，要以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促进创新为目标，尽可能做到恰如其分和宽严适度。
我们需要接受国际主流的知识产权规则，这主要是从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趋向和当今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需求角度来说的。这一问题也不能简单看待和处理。首先，所谓的主流规则乃是国际上比较公认的先进规则。美国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上有很大的主导性和话语权，但主流规则并不必然是美国规则。美国一些先进的规则可以借鉴，但一定注意甄别，不能囫囵吞枣式地接受，盲目地认定美国的规则都是好的和先进的。如上所述，并非美国的所有规则都是好的。“在世界知识产权协议(trips)影响下，很多国家正在采用美国式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但这种制度不仅难以适应美国的情况，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不适用，特别是美国自己都还在适应阶段。”[21]对此要高度关注。其次，国家利益是最高的衡量标准。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一定要符合我国实际和具有发展导向。“每个国家必须有一个能够适应自身实际的知识产权制度。这个制度必须调整成本和效益之间的平衡，而具体的方法则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知识差距。而如果知识产权制度设计不当，就会使得缩短差距的目标更难以实现。”[22]这些主张是超脱的和有道理的。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设计应当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促进我国创新和发展。再次，除条约的刚性约束外，可以借鉴其他先进的主流规则，但在操作细节和具体实现上不必亦步亦趋，要根据我国国情和实际具体适用，不作绝对的或者量化的中外对比和衡量。例如，我国侵犯知识产权的赔偿数额日益提高，但不宜简单与美国相应的赔偿数额相对比，而既考虑国际趋势，又考虑我国的情况。
经济全球化并非知识产权规则的完全一体化。“当前，市场已经或接近实现全球化，但是，世界仍然围绕主权国家运行，各国政府拥有设立市场条款的权力，不管是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都要受其影响。我们将会看到，有些时候，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都能相当成功地抵制全球化核心所在的市场力量，尽管他们自己往往要为此付出相当巨大的代价。”[23]为尽量减少代价，我们应当积极参与全球化，但与全球化关系不大、我们独具特色的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仍然根据根据我国国情和实际进行处理，而不是盲目的不加区别地加贴全球化标签。对于一些纯粹贸易性的知识产权规则，我们应当尽可能遵循全球化标准;对于我国创新发展的特殊需求，一定要充分考虑。
知识产权保护是依照我国法律进行的，地域性是知识产权法律的重要原则。我们需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但其他国家的做法不符合我国实际时，我们无需人云亦云，也不能人云亦云。该创新的时候就要创新，法理同样是可以创新的，也需要走自己的路。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我们照样可以走，不能因为别人没有走过就不敢理直气壮和没有底气。当然，创新性保护一定要符合我国实际，有利于我国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以及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繁荣。这才是衡量我国能否创新性适用法律的根本标准。
对于一些民族性和国情色彩浓厚的领域，或者一些特殊的中国式问题，需要坚持独具一格的中国式处理，不盲目与其他国家一致或者寻求国际标准。换言之，我国有特殊的历史、文化和国情，也必然有特殊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必须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按照我国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涉及履行条约义务及其他国际保护问题，而仅仅是如何适用我国法律以及用我国法律解决我国自己的一些特殊问题。尤其是，由于这些问题的特殊性，国外的类似做法要慎重借鉴，一定要看到貌似背后的实质性差异，不宜以简单类比现象和结论的方式囫囵吞枣式借鉴国外做法;确因本质上的差异不能借鉴的，理直气壮和敢为天下先地做出我们自己的裁决。比较法固然有益和重要，但一定首先要与我们的实际相结合，不能脱离实际地进行比较和借鉴。
例如，近来涉及中文字库的著作权保护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仅就字库中的单个汉字能否具有可版权性，争论尤为激烈。不少人举出国外不保护此类字体的例子，主张我国也不应该给予保护，且主张给予保护还会影响文化传播等等。但是，我国汉字具有独特性，与西方文字差别很大，对于中文字库中的单个字体能否保护，一定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同时考虑产业政策等因素。一些法院对此持肯定态度，选择了中国式处理。这种以中国式思维处理中国特殊问题的方式，是必要的。存在决定意识，也决定着我们的保护态度。
再如，“贴牌加工”涉及的商标侵权问题一直争论较大，近年来争论尤其激烈。被贴牌的商标标志与在中国注册的商标有冲突(相同或者近似)，但被贴牌的商品并不在中国境内销售，而全部销往中国境外。争议的焦点是“贴牌”行为是否构成商标使用，从而构成商标侵权。从法理上说，商标使用是指商标被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用途，[24]被“贴牌”的商标标志在中国市场内不产生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也就不能认定为商标使用行为。此种情况下附加商标标识只是具备了商标使用形式，但商标权具有地域性，而不具备在中国境内“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性要件，此类行为不能认定为中国境内的商标使用行为。从政策上讲，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和加工贸易大国，“贴牌加工”是我国制造业和加工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将“贴牌”行为认定为商标侵权，不利于我国企业承接加工贸易业务。也有人提出，贴牌加工并不存在自主品牌，保护此类“贴牌”行为并不有利于我国加工业的转型升级和自主品牌建设。其实，我国加工贸易是分层次的，不可能都是高端的和有自主品牌的加工制造，转型升级也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不同层次的加工制造满足不同的经营需求，且加工制造由低端向高端发展、低端为高端提供积累和条件也是一种重要的发展路径。此外，认定“贴牌”行为构成商标侵权，也是部分加工制造业转入其他一些国家的原因之一。因此，不认定“贴牌”行为构成侵权，有利于为我国加工制作业发展营造宽松的环境，满足加工制造业发展的多样化需求。也有人在法理上进行比较，认为欧美发达国家没有或很少有“贴牌”加工的商标侵权案例，甚至据此认为我国认定不构成侵权不符合国际做法。多年来发达国家奉行产业转移政策，其加工制造业(尤其是低端加工制造业)转移到东亚等发展中国家。当然，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发达国家逐步重视高端制造业，但这些国家早已有众多和完善的自主品牌体系，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不涉及类似中国这样的“贴牌”问题。因此，“贴牌”行为定性上进行这样的国际比较不具有任何经济基础和可比性。
总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之上，面对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的国际环境和我国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内实际，我国知识产权法治升级要统筹兼顾，既保持先进性和前沿性，又符合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国情实际，总体上朝着更加现代化和法治化的方向迈进。
[1]李岚清：《突围———国门初开的日子》，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68页。
[2]刘敏学：“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草案)》的说明”，在1993年6月22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3]“使中国融入全球体系将增加中国的既得利益，促使中国遵守国际规则，将强化中国对外贸易、服务、投资、技术与信息的依赖性。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将逐渐强化，到最后，一旦哪个国家单方面违背国际义务，将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参见李光耀：《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蒋宗强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页。
[4]参见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宋柳平在上海知识产权局第七次专家咨询会上的发言，载上海市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编：《知识产权专家评论》第12期(2011年9月16日)。
[5]蒋惠岭、黄斌编译，“美国联邦司法发展战略”，载《人民法院报》2012年9月14日。
[6][美]理查德·波斯纳：《法官如何思考》，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
[7]这种类似情况在其他国家也会存在。如在本世纪以来的美国专利改革及相应立法中，“我们能够预测到那些针对特地产业的严肃的立法调查以及可获得的回应并不常见，即便出现也难以达到预期目的。”参见[美]丹·l.伯克，马克·a.莱姆利：《专利危机与应对之道》，马宁、余俊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6页。
[8]europeanscrutiny(2006),criminalmeasurestoenforce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31streport,available:http:///.转引自李轩：“关于知识产权实施的十大误区”，参见李轩、卡洛斯·m·柯莱亚编：《知识产权实施：国际视角》，李轩、张征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页。
[9]europeanparliament,2007.“trips协定要求政府必须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处以刑事处罚，实乃一大误解。”转引自李轩：“关于知识产权实施的十大误区”，参见李轩、卡洛斯·m·柯莱亚编：《知识产权实施：国际视角》，李轩、张征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页。
[10]参见“美国发布知识产权报告中国再入重点观察名单”，载《经济参考报》2012年5月3日。
[11]同注[4]。
角》，李轩、张征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第36页。
[14]cornish,williamr.(1999),intellectualproperty:patents;copyright,trademarksandalliedrights,london:sweet&maxwell.转引自李轩：“关于知识产权实施的十大误区”，参见李轩、卡洛斯·m·柯莱亚编：《知识产权实施：国际视角》，李轩、张征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第22页。
[15]southcentre,2008,转引自李轩：“关于知识产权实施的十大误区”，参见李轩、卡洛斯·m·柯莱亚编：《知识产权实施：国际视角》，李轩、张征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第23、24页。
[16]同注[13]。
[17]同注[12]，第22页。
[18]同注[12]，第31页。
[19]张勤：“析知识产权规则国际化”，载《知识产权》2011年第10期。
[20][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新发展模式”，载王梦奎主编：《迈向新增长方式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
[21]同上注，第27页。
[22]同注[20]，第27页。
[23][美]罗伯特·夏皮罗：《下一轮全球趋势》，刘纯毅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页。
[24]2013年8月修订的《商标法》第48条规定：“本法所称商标的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新《商标法》关于商标使用的规定，应当为解决涉及“贴牌加工”商标侵权的法律适用争议问题提供了新依据。
创新驱动发展论文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到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2013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着力强化创新驱动，为建设“两富”现代化浙江奠定坚实基础。最近召开的省委十三届三次全会，专题研究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这些都是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放眼世界、立足全局、面向未来作出的重大决策。这一重大决策既是抢抓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机遇、充分发挥科技创新战略支撑作用、实现民族复兴和富民强省目标的必然选择，也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破解资源要素瓶颈制约、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和活力的根本举措。我们必须认清形势、把握规律、创新举措，大力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加快推进创新型省份和强省建设。
“实现四个转变”
创新层面上，要进一步从点的突破为主导转向多元化的整体推进为主导。过去的科技创新主要还是依靠科技部门的单兵突进，较多的是着力于点上的突破，而相对缺乏集成与联动。在创新驱动阶段，必须注重创新的统筹协调和顶层设计，强化创新的系统化和网络化，要更加注重科技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多元化创新，更加注重政产学研金介用的协同创新，更加注重产业链上下游、大中小企业以及各个层面的整体突破与提升。
创新途径上，要进一步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主导转向集成创新和原始创新为主导。在投资驱动阶段，科技创新本身还是比较粗放的，创新的目标主要是追赶型的，创新需求主要集中在一些先进技术推广应用、新工艺开发和管理创新，创新的途径主要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随着形势的变化，在创新驱动阶段，依靠引进技术、设备和管理带来的经济增长空间越来越小，企业只有通过集成创新和原始创新才能有效减少对外的技术依赖，形成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从而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产业扶持上，要进一步从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为主导转向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在创新驱动阶段，更加讲求发展的质量和创新的效益，更加注重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提升。就浙江而言，传统产业虽然在一定时期仍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发展的瓶颈制约越来越多、技术提升的局限性越来越大、市场空间越来越小。我们必须把重心转向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上，围绕新兴产业链来部署创新链，通过科技的支撑和创新的驱动，推动产业高端升级，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科研组织上，要进一步从供给模式为主导转向需求模式为主导。在创新驱动发展阶段，技术更替加速，技术路线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如果依靠政府和高校院所主导的供给式创新，就会存在较大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因此，科技创新要进一步转向企业为主导的需求模式，真正面向企业、面向市场、面向社会，围绕需求来部署和谋划创新活动，依托龙头企业更好地把高校院所和社会创新资源整合起来搞研发，如此才能提升科技创新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有效降低创新风险。
“五个重点环节”
更加重视科技创新的统筹部署和顶层设计，加快形成合力推进的工作格局。
一是要在统筹谋划和整体推进上下功夫。科技创新是全社会的系统工程，必须用全球视野、站在全局高度来统筹谋划，把科技创新摆上党委政府的核心工作来研究，促进科技管理部门与经济产业部门的统筹部署，把科技创新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落实到具体规划、具体部署、具体政策、具体行动中。进一步健全部省会商、厅市会商和部门会商制度，完善科技部门牵头、有关部门协同配合、省市县集成联动、政产学研金介用协同、专家咨询与行政决策相结合的科技管理体制，形成创新各主体、各环节、各方面相互支撑、高效互动的格局。
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坚持和完善市县党政领导科技进步目标责任制考核评价工作的意见》，建立以创新驱动、科学发展为导向的考核评价机制，加强对关键指标的动态监测、创新绩效的考核评价和考核结果的奖惩力度，促进各级党委、政府领导尤其是主要领导亲自抓、主动抓科技创新工作，象江苏省一样涌现出一批科技书记和科技市、县(市、区)长。
二是要在顶层设计和系统集成上做文章。围绕“两富”现代化浙江建设大局、围绕“四大国家战略举措”和“四大建设”的推进、围绕创新型省份、科技强省建设和“五个倍增”的目标任务、围绕经济转型升级的技术需求，加强科技创新的顶层设计，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本链、人才链“四链”融合，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根据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赋予科技创新的重点任务，进一步系统集成创新资源，促进工作聚焦，力求重点突破。
1、要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度。不折不扣执行好《浙江省科技进步促进条例》，确保财政科技投入增长幅度高于同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一个百分点以上，确保到2015年，省、市、县(市、区)财政用于科学技术经费占本级财政预算内经常性支出的比例分别达到8%、42%和32%以上，对科技投入达不到法定要求、弄虚作假的要追究法律责任。
2、要加强资源的统筹汇聚。善于把分散在政府各部门的资源有效集成起来，集中财力办大事;促进各高校院所科研设施、实验室以及各类服务平台对外开放，更好地服务于创新创业。
第三，要善于突出工作重点。坚持在“有所不为”中更好地“有所为”、在统筹兼顾中更好地抓住关键，真正把有限资源用到刀刃上;调整完善科技计划体系，引导科技资源向重点企业、重点园区、重点产业、关键人才集聚，提高科技资源投入产出率;集中力量凝练设计一批重大项目，促进省市县资源的集成，加大持续支持力度，加快涌现出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科技成果，切实改变“星星很多、月亮很少”的局面。
一是要形成倒逼企业创新的机制。建立健全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差别价格机制，完善企业能耗、物耗、污染物排放和安全、质量、技术等市场准入标准，严厉打击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使不加快转型升级、不注重自主创新的企业难以立足发展。对于自身不重视研发投入和科技创新的企业，政府不列为支持对象，倒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研发机构建设。
二是要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坚持把研发机构建在企业、将人才工作重心转向企业、将科技创新政策落实到企业、将科技创新资源集聚到企业、将科技服务覆盖到企业，形成“一切围着企业转”的机制，尽量降低企业的创新成本和风险，激发企业内在创新动力。在项目实施中，要突出企业主导作用，凡是应用研究、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项目，必须以企业牵头实施;在科技项目评审中，要增加企业界专家的权重，确保企业的话语权，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应用的主体。
三是要加快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引导企业改善投资结构，持之以恒加大研发投入，加快研发机构建设和创新人才建设。鼓励企业改变创新模式，建立全球化的创新网络，加强与国内外知名高校院所、企业建立紧密型的战略联盟，广泛利用先进技术、成果、项目、人才等创新资源。鼓励企业立足长远发展，联合高校院所加强基础前沿研究和产业关键技术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加快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较强核心竞争力的产品。通过努力，大力培育一批象苹果公司、阿里巴巴这样引领产业变革的企业。
四是要加快形成科技产业联动、大中小企业协同的技术创新机制。强化产业和企业的技术需求导向，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着眼技术瓶颈组织重大技术攻关，立足产业升级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实现产业规模与质量效益的同步提升;深入开展产业技术创新综合试点，加快建设一批上下游协同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和重点企业研究院，实施一批突破关键技术的重大项目，选派一批青年科技人才到企业工作，努力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倾力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强的创新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以这些大企业为依托，以核心技术和市场为纽带，形成集群式产业协作体系，带动关联的中小企业共同创新发展。
一是要大力发展高新园区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其作为衡量科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体现科技投入绩效的重大举措来抓。大力推进14个产业集聚区创建高新区和省级高新园区转型升级工作，努力培育一批国家级高新区。加强高新园区的动态评价与考核，推动高新园区提升创新能力、做强特色产业、实现错位发展，打造一批品牌园区，辐射和带动全省高新产业加快发展。围绕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需求，以突破高端核心技术、培育高附加值产品、打造上下游配套的高新产业为目标，大力组织实施十大重大科技专项，力争在若干前沿领域取得突破，培育一批新兴产业集群。确保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每年提高3个百分点以上，到2017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加值实现翻番。既要注重扩大高新技术生产规模，更要注重增强高新技术产业创新能力和附加值，努力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二是要大力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把产业化导向贯穿于科技创新的全过程，各项工作部署都要围绕产业化、各项考核评价都要突出产业化、各种资源配置都要面向产业化，促进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首先，要引导高校院所面向市场搞研发。具体要实现“四个转变”：科研人才的评价，要从“以论文比高低”转向“以转化产业化论英雄”;科研活动的组织，要从“做什么吆喝什么”转向“企业需要什么研发什么”，促进“研之能”与“产之需”无缝对接;科研的合作方式，要由单纯的“技术入股”转向“技术、资本入股并举”，与企业结成更加紧密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同体;创新链条的打造，要从“实验室样品”向“生产线产品”的转变，加强中试孵化，延伸创新链条，提高成果成熟度。
第二，要加快提升企业承接和转化能力。企业要善于把握技术市场发展形势，从企业创新发展的需求出发，主动加强高校院所的紧密合作，大胆引进先进成果以及成果转化的人才、设施，提升科技成果的承接和落地转化能力，努力解决好“最后一公里”问题。
第三，要完善政府和社会的服务体系。在省、市、县三级建立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鼓励和引导社会各界加大对成果转化的投入，深入实施十大科技成果转化工程。切实加强中试基地、成果转化基地、科技孵化器建设，完善技术转移转化体系和市场交易平台，加强网上技术市场建设，完善科技成果拍卖机制，促进先进和适用技术的连片推广转化。
第四，要建立有效的创业投资机制。既要让创业资本对处于工业化生产阶段的科技成果感兴趣，也要让创业资本对处于中试生产阶段的科技成果给予扶植，同时要建立有效的退出和循环投入机制，切实解决好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资金“短板”问题。更加重视创新型城市建设和创新平台打造，加快完善区域创新体系。一是要加快创建各具特色的创新型城市。深入贯彻科技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创新型城市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大力支持杭州、宁波、嘉兴三个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先行先试，加快争创杭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强化示范引导作用。鼓励湖州、绍兴等有条件的城市争创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提升城市整体创新力。同时加快创建一批省级创新型城市和创新型乡(镇)，鼓励和支持各地在某个或某些方面先行先试。力争通过5年的努力，全省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设区市达到国家创新型城市标准，三分之二以上的设区市成为省创新型城市，三分之一以上的县(市、区)进入创新型县(市、区)行列，加快构建以杭州为中心、宁波、嘉兴为副中心，其它中心城市各具特色的网络化、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二是要加快完善多层次广覆盖的创新平台体系。重点要加快建设“高新区(产业集聚区)和科技城、特色产业基地、科技园(创业园)、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科技中介服务组织”五个层面的服务平台，为集聚创新资源、促进产学研合作、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强力支撑。高新区(产业集聚区)和科技城要坚持产城互动，着力打造成为科技资源集聚区、高新产业孵化区、高效低碳的转型升级示范区;特色产业化基地，要在做特做专做深上下功夫，提升特色新兴产业竞争力和辐射带动力;各类大学科技园、科技创业园等要成为新兴产业发展的摇篮和创新创业的试验区、活跃区;各类区域、行业公共科技创新平台要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向中小企业转移辐射先进科技成果、提供公共科技服务;各类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要提升社会化、网络化、市场化服务水平，积极为科技型企业提供专利代理、项目策划、知识产权评估、科技信息咨询、技术转让、成果转化、检测监测、资格认证等专业性服务。
一是要强化科技公共服务职能。正确处理好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关系，尽可能从市场能自我调节的领域中解脱出来、从具体的分钱分项目中解放出来，最大限度地运用公共政策工具如税收、金融、贴息、政府采购政策等来配置科技资源，更好地运用公共服务手段来支持创新活动，更好地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和制度的方法来引领科技创新。重点支持对我省产业转型升级具有较强带动性的重大研发项目和成果转化项目;支持基础性研究和前导技术研发;支持创新型城市、重大创新基地、高新园区和特色产业基地、公共创新平台等公共产品建设;支持知识产权开发、运用和保护，技术市场和中介机构建设，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大力营造公共创新环境。
二是要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确立“投资科技就是赢得未来”的理念，进一步深化科技金融结合，支持“杭温湖甬”国家科技金融结合试点建设，抓住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建设的契机，探索扩大民间资本向科技创业投资的新途径。大力发展科技银行、风险投资、科技担保、科技保险、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和上市融资等，充分发挥金融资本的“放大效应”。逐步建立起初创期政府无偿资助、成长期科技信贷支持、成熟期股权直接投资、扩张期上市培育的金融支撑体系，满足不同发展阶段科技企业多元化融资需求。引导创投机构更多关注初创期、孵化期的科技企业，提高企业创新创业成功率。
三是要完善人才的引进和激励机制。确立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学习借鉴江苏“引进一批人才、带动一个产业、影响一座城市”的做法，进一步整合资源、加大投入，大力引进海内外高层次创新人才、创新团队，以高层次人才引领高水平创新。同时，通过有效机制，促进高校院所甚至是机关事业单位的创新人才向企业流动，开展科技创新，转化科技成果，创办科技企业，提供科技服务;大力培育青年创新人才，保护青年的创新积极性，让社会创新的涌流不断迸发。健全以激励创新为导向的用人制度和薪酬分配制度，努力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格局。
四是要完善创新绩效评价机制。建立多元的人才考评体系，把标志性成果的质量、创新效益作为评价科研绩效和人才水平的主要依据。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对高校院所与市县的创新绩效进行评估并公布排名，将创新绩效与项目持续申报相挂钩，提高科技资源配置效益。
五是要加快改善“创新生态环境”。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将违法行为纳入企业、个人社会诚信体系加以约束，促进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的有机衔接，让侵权行为付出沉重代价，让创新者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引导企业建立知识产权创造和开发体系，完善技术要素参与股权和收益分配政策，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能力。遵循科技创新规律，杜绝急功近利和浮躁冒进，减少折腾和干忧，促进科研人员潜心研究、执著求新。进一步完善科研诚信体系和科研经费全程监管机制，对违规行为进行严管重罚，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大力发展创新文化，弘扬创新精神，在全社会形成关注创新、支持创新、参与创新的浓厚氛围。
旅游发展论坛心得体会
在当下社会中，旅游已经成为了许多人的选择，旅游业的发展也为国家带来了经济和文化的双重效益。为了进一步探讨旅游业的未来发展方向和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我参加了最近举办的旅游发展论坛。通过参与这次论坛，我对旅游业的前景和发展策略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并从中获得了一些宝贵的心得体会。
首先，我认识到旅游业的前景非常广阔。在论坛期间，许多专家和学者分享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和经验。他们普遍认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休闲旅游需求的增加，旅游业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旅游业有着巨大的潜力。论坛还提到，未来旅游业将更加注重个性化和定制化的服务，以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我对旅游业的前景充满了信心。
其次，论坛还提出了一些关于旅游发展的策略。在现场，与会者就如何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和文化底蕴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专家们一致认为，旅游业的发展需要注重保护和传承本地文化遗产，同时提供高品质的服务。此外，论坛还强调了健康、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他们提倡开展生态旅游和推广低碳出行方式，以减少旅游业对环境的影响。这些策略给了我启示，旅游业的发展必须要兼顾文化保护和环境保护，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再次，论坛让我认识到合作是促进旅游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在论坛上，参与者们分享了各自国家或地区旅游业的经验和案例。通过交流，我了解到不同国家之间可以通过合作共同促进旅游业的发展。例如，一些国家可以共同推广旅游线路，开展旅游资源共享，提供联合营销服务等。这样的合作不仅可以加强国家间的友好关系，还能进一步拓展旅游市场，实现共赢发展。我认为，合作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最后，我还意识到技术的应用对于旅游业的发展非常重要。在论坛上，一些专家分享了关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旅游业中的应用案例。通过对游客需求和行为的分析，旅游企业可以更准确地制定营销策略和旅游线路。而利用智能设备和应用程序，游客可以更便捷地获取旅游信息和进行预订。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旅游业的效率，还提升了游客的旅游体验。我深感旅游业需要紧跟科技发展的潮流，通过技术的应用，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和体验。
总的来说，参加旅游发展论坛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经历，我从中收获了许多关于旅游业的见解。我相信，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各方合作的推动，旅游业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作为一名旅游爱好者，我将继续关注旅游业的发展动态，为其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低碳发展论文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实质是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低碳经济”提出的大背景,是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峻挑战。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实施以下政策和措施。
一、推行低碳生产,实行可持续的生产模式。
低碳生产是一种可持续的生产模式,要实现低碳生产,就必须实行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循环经济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我国在电力、钢铁、化工和轻工等许多行业,已开展了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工作。
推行低碳生产,需要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为此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要完善发展循环经济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和实行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完善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体系;推进重点行业、产业园区和省市循环经济试点工作等。
二是要按照低投入、低消耗、高产出、高效率、低排放、可循环和可持续的原则发展低碳产业,改造传统产业,把节能、节水、节地与削减污染物总量有机结合起来,实行统筹规划、同步实施。
三是要发展清洁能源,推动能源结构的低碳化。提升新能源在国家能源战略中的地位,做好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地热、生物质能、氢能等,提升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在采用最安全最先进技术的前提下,积极发展核电等。
四是要加大科技投入,促进低碳技术创新。把可再生能源、先进核能、碳捕集和封存等先进低碳技术作为提升国家技术竞争力的核心内容,列入国家和地区科技发展规划;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科学、战略与政策的研究。
二、提倡低碳消费,实行可持续的消费模式。
大力宣传低碳消费理念,引导城乡居民转变消费观念,以节能降耗为抓手,推进低碳消费,着力构建低碳型社会。
低碳消费应当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做起。有些事情看起来很小,但如果大家都这么做,意义却非常重大。
三、控制高碳产业发展速度,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我国的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的。钢铁、有色、建材、化工、电力和轻工等行业的高速过热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我们要努力解决这些行业造成的污染。
另外,在调整经济结构过程中,要对我国现行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作出必要调整,限制高碳产品的出口,努力扩大低碳产品出口。
四、大力开展国际合作,引进低碳技术。
国际上已经有许多成熟的低碳技术,我们在努力发展和应用自己的低碳技术的同时,要大力从国外引进这些先进技术。
低碳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新探索,也是一个长期努力和实践的过程。中国的低碳经济转型将有助于提高我国长期能源安全,有助于缓解当前和未来能源体系下的国内国际环境问题,而且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一脉相承的。
旅游发展论坛心得体会
第一段：引子，介绍旅游发展论坛的背景和目的（200字）。
在当今全球旅游业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机构和企业开始关注旅游发展的问题。为了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各地区和国家都纷纷举办旅游发展论坛，以搭建交流平台，分享经验和观点。近期，我有幸参加了一场旅游发展论坛，并且从中获得了许多宝贵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探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250字）。
本次论坛以“旅游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围绕着环保、文化保护、资源利用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在论坛中，与会代表们纷纷指出，旅游业作为一个以自然和人文资源为基础的行业，必须注重可持续性发展。只有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前提下，才能保证旅游业的长期发展。同时，也应当尊重和保护当地的文化遗产，提倡旅游与文化的融合，这样才能更好地传播文化，促进文明交流。在资源利用方面，要合理规划和管理，避免过度开发和滥用资源，以免给环境和社会带来不可挽回的破坏。
第三段：总结论坛上的精彩演讲和案例分享（300字）。
在本次论坛上，不仅有各地区政府官员的精彩演讲，还有许多旅游企业代表的成功案例分享。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位来自某地区旅游局的官员的发言。他分享了他们地区采取的一系列环保措施，如建设低碳旅游景区、推广绿色交通工具等。这些举措不仅减少了旅游对环境的不良影响，还提升了当地旅游的可持续性和竞争力。另外，一家国际知名的旅游企业代表也分享了他们的经验。他们注重文化传承和当地民俗保护，将当地文化融入到旅游产品中，吸引了大量游客。这些成功案例充分证明了可持续发展对旅游业的重要性。
第四段：论坛上的互动交流成果和启示（300字）。
在论坛中，与会代表们进行了深入的互动交流。他们分享了各自的经验和挑战，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通过与代表们的交流，我对旅游业的发展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同时，我还结识了许多同行业的人士，与他们建立了联系，将来可以相互学习和合作。在论坛的启示下，我认识到只有通过合作、共享和互动，才能更好地推动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五段：总结并展望（250字）。
通过参加这次旅游发展论坛，我深入了解了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实践案例。保护环境、传承文化和合理利用资源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作为从业者，我们应该积极行动起来，提高环保意识，倡导文化保护，推动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我也对未来的旅游发展充满了信心和期待，相信通过各方合作，旅游业一定能够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总结：通过这次旅游发展论坛的参与，我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只有注重环保、传承文化和合理利用资源，旅游业才能够实现长期发展。同时，这次论坛也给我提供了与同行业人士交流合作的机会，以共同推动旅游业的进步。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旅游业将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低碳发展论文
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期间中美两国就削减义务进行了全面争辩，其实争夺的是的碳排放权的分配。最终达成的《哥本哈根协议》并未明确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为此国际间的碳汇市场的前景扑朔迷离，各国必将关注进入国际碳汇市场的基础――采用降低碳排放的替代技术。本文从国际和国内探讨了碳排放与环境服务付费的内在机制，为进一步开展国内并加入全球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低碳经济环境服务市场碳关税。
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温室气体带来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峻挑战。作为温室气体的一种，二氧化碳的排放可以被隔离或采用技术手段消减，因此，国际上温室气体排放削减的重要途径是把温室气体排放目标与大气中二氧化碳削减相关联。低碳经济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
一、发展低碳经济的国际背景。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京都议定书》是历史上第一个给成员国分配了强制性减排指标的国际法律文件，而《哥本哈根协议》对成员国的的减排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只是为各国下一步开展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提供了起点。中美作为世界的焦点，双方的立场、态度将对未来国际温室气体减排框架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美国目前参与国际气候变化公约的可能性不会很大。一方面由于美国国内对削减碳排放的量化指标不但要求从技术上明确其效果、还要从经济上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根据美国1997年的《伯德－哈格尔决议》，美国不应当签署没有明确各参与国相应责任的气候协议，并且要求行政部门对任何气候政策都要提供经济合理性分析，以确保未来的收益高于现期费用。因此，多数美国人认为现在还没必要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另一方面，即使美国参与了国际性气候变化公约，对于温室气体排放的交易也面临两难选择：若不采取交易的办法，削减排放的成本费用在发达国家就显得太高；倘若采取交易的办法，削减的配额的分担有可能得不到各方的普遍认同，从而无法获得美国国内公众政治上的支持。因此，哥本哈根会议后，美国为防止各国对温室气体排放各行其是，提出到2018年如果未达成多方协议，就美国的国内气候政策美国可以单方面调整关税政策，碳关税是其可能的选择。因为在不存在削减温室气体共同行动的国际政策下，美国认为美国国内的企业竞争力会受到国内气候政策与其他国家“碳泄漏”的影响。为保护其国内企业由于严厉的国内气候政策导致的资金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减弱，将对来自于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增加温室气体排放的能源密集型进口品征收碳关税。除非温室气体排放削减等同于或高于美国，或者被美国认定的不发达国家，或者是温室气体排放少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0.5%，进口到美国的商品需要购买排放配额，以保证其国内产业的就业率、竞争和发展。因此，碳关税的目的是保护其国内相关产业的竞争力。
中国是为西方进口需求生产碳密集型产品的供给者，作为消费者的美国应该对制造产品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负责，而不应是出口这些产品的发展中国家负担。而中美两国不同的选择依据和标准必然导致中美关系将会进一步恶化，碳关税将会彻底搅乱中美的贸易关系，这是对双方都不利的。
为在未来的全球共同行动中取得话语权，同时也是本着对全人类负责的态度，中国自愿性地实施减排措施，采取低碳经济战略。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实质是解决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技术替代取决于能源投入中替代资本和技术转换的难易以及低碳排放技术成本的高低。但是如果不存在各国一致认可、执行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框架协议，低碳排放的新技术市场就发展不起来，社会将会锁定在集中大量使用石油的体系中，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全球温室气体变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