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浙民工问题调查报告大全(15篇)

时间:2023-12-16 21:40:22 作者:BW笔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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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浙民工问题调查报告

两千多年来,农民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这二十多年,农民的弱势群体地位得到极大改善的同时,农民阶层开始迅速分化和迁徙。最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现象是,农民工以乡镇企业为跳板异军突起,义无反顾、势不可挡、坚忍不拔地行走在城乡之间,并以工人阶级后备军和城市居民预备队的姿态,执着而耐心地等待着社会的认可。这是有史以来中国农民最伟大的“凤凰涅般木”,是中国产业工人划时代的整体性更新。正是在这种认识和感悟的驱使下,农民工问题成为我重点研究的一个课题。

笔者到四川、浙江等地对农民工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总的感觉是,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数量巨大、结构复杂、不断扩张的新生群体。

四川的情况从一个侧面充分说明了农民工数量的巨大。一份详细材料表明,2004年四川有1490万农民外出务工,比上年增长740万人;举家外出务工的农户达到200万户,占全省农户的10%;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劳务收入达576亿元,比上年增长25.2%。对于这几组数据,可以作三点简单的分析:首先,1490万农民工大军,正巧与北京市总人口相等,意味着四川有30%以上(江西、福建高达4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跃出农门”,这个数字相当一个中等国家的总人口。其次,200万个农户举家迁往城镇,说明了他们告别农村的决心和勇气,也提醒我们这已经不单纯是劳动力的转移,而且还是人口以户为单位的群体大迁徙。第三,576亿元的农民工劳务收入,大大超过了全省地方性财政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已超过50%,这标志着农民工劳务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渠道。不仅如此,四川2005年上半年的情况更让我们关注。截至6月份,全省有1537.36万农民外出务工,同比增加333.06万人;实现劳务收入375.58亿元,同比增加61亿元。四川这种动态性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国民工潮发展的强劲势头,数量的增长和效益的提高都是历史上不多见的。

一般认为,决定农民工涌向城市有两个变量:一是城乡收入的差距;二是城市对农民工的需求。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两个变量在我国都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政策环境和体制环境宽松,农民工的流量就会加大,反之就会减少。那么,全国农民工到底有多少呢?目前,还缺少这方面的准确数字,在统计概念上也没有明确的界定。但有两个数字可以参考。一是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二是农村劳动力到乡以外的就业人数。据有关统计和调查分析,2004年,前者为1.38亿,后者为1.02亿,两者相加为2.4亿。但这两个数据有交叉重合,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中有一些不是农民工,农村劳动力到乡以外就业人数又不包括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此外,有些乡镇企业改制后就不纳入乡镇企业就业人数的统计范围,但一线工人仍然以农民工为主体。除上面两个数据外,还有些相关的数据可以说明农民工群体之宏大。比如,2004年全国春运客运量达18.9亿人次,比10年前增长6.7亿人次。农民工一般占春运客流的60%以上。综合各方面因素保守地进行推算,目前我国农民工大概超过1.8亿。当然,也有专家估计,我国农民工数量在2亿左右。

这些年来,农民工的阶层定位并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重视,人们都习惯于把农民工与农民相提并论,似乎农民工与农民没有什么区别。是的,尽管中国的农民工已经有多年的坎坷历史,但由于二元体制和二元社会的障碍,农民工一直作为农民的一部分,与农民、与农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农民工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民,他们正在迅速从农民阶层中分离出来,逐步成长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

据了解,在浙江,一些进城10多年的农民工,现在都成了企业的中层干部,名副其实的高级“白领”。他们在城里建功立业、娶妻生子,但其身份还是农民,家里还有1亩或者几分地。这些“白领”农民工说,“我们永远也不会回到农村了,家乡的地已经不知道谁在种。自己这一代改变不了农民的身份,下一代一定要改变!”调研中,我深感一些农民工无论是职业还是观念,都已经不是农民,甚至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了。他们不但是现代产业工人,其中优秀分子还是现代企业的管理者和高级技工。据浙江有关部门抽样调查,在农民工的工作岗位中,技术人员占14.8%,中层管理人员占10.1%。这个比例说明,农民工自身素质和在企业中的地位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他们除了身份和名分之外,与“农民”这个概念越来越远了。

2004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指出,农民工已经是产业工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判断非常正确,意义重大。目前,全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7.6%,其中加工制造业占68%,建筑业占80%;在全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2%;城市建筑、环保、家政、餐饮服务人员90%都是农民工。也就是说,农民工正在迅速地从农民中分离出来,顽强地融入产业工人阶层,并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部分。当然,这种分离和融入还处于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渡期,由于打破城乡分割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相当长的时间里农民工的农民“血统”还会延续下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充分理由证明,农民工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具有独特的经济需求和政治诉求。虽然农民工的“根”还在农村,但是他们正像“涅般木”中脱胎换骨的“凤凰”,此时此刻最需要社会给他们一对展翅高飞的双翼。也就是说,农民工的经济需求和政治诉求应该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乃至得到应有的满足。

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年来农民工一直作为边缘化的特殊群体工作和生活着,他们的基本权利和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充分而有效的保障,许多农民工的生存境况令人堪忧。从一定意义上说,农民工既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又是身份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生存境况的主要问题是:(一)作为“廉价劳动力”,工资水平低,拖欠时有发生。在用工企业的概念中,农民工与廉价劳动力划等号。农民工工资水平很低,同工不同酬,是一个普遍的社会就业现象。据有关部门统计,2004年我国农民工年均收入8000元左右,而城镇工人年均收入15000元左右,相差近1倍。浙江省有关部门调查显示,7.5%农民工的月工资在600元以下,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许多企业长期以来把压低农民工工资作为降低企业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主要手段。有的企业主直言不讳地向我们抱怨,“如果提高农民工工资,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将不存在”。即便是很低水平的工资,企业还是想方设法拖欠。这在建筑行业是普遍存在,在其他行业也屡禁不止。去年以来,尽管清欠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由于维护农民工权益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据四川有关部门问卷调查,35.15%的农民工认为按月取得工资有点难,18.87%的农民工则认为很难。看来一些地方还有50%左右的农民工难以按月拿到应得的工资。

(二)作为“超时劳动力”,工作时间极长,超负荷从事繁重工作。涉及工资和工时问题,农民工不得不跳进计件工资和加班加点的陷阱。比如,浙江79.7%的农民工月平均工资在800元以上,听起来不算太低。但是,这绝不是一周工作5天、一天工作8小时的劳动报酬。笔者在浙江一个拥有5000多名农民工的大型民营企业调研发现,农民工每月只有一天休息,每天工作10个小时。由于实行计件工资,农民工要多挣钱就必须延长工作时间。假如按《劳动法》规定的工作时间干活,拿到的计件工作肯定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甚至吃饭都不够。就是在这个企业的食堂里,笔者看到一位农民工正在吃一碗稀饭和一盘土豆片。笔者问他,“花多少钱?”他说,“一元钱”。笔者接着问,“一月工资多少?”他说,“620元,但加班也完不成定额”。一些中小企业里农民工的高工时、超负荷问题就更为严重。比如,浙江省海盐县某制衣公司的农民工陈飞向信访部门投诉,他们一天要工作12小时,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也没有加班工资。平均月工作时间322小时,比有关规定超出155小时。公司为应付劳动部门检查,还特别制作两份工资表。四川省总工会的一个调研材料反映,某服装有限公司农民工的日工作时间高达13—17小时,一周5天加班,超出了生理极限。

(三)作为“高危劳动力”,社会保障缺失,各种安全事故频发。四川是农民工的主要输出地,浙江是农民工的主要输入地。调查中我们感觉到,无论是输出地还是输入地,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都严重滞后,绝大部分农民工是在保障缺失的情况下从事相当艰苦、甚至高度危险的工作,工伤、医疗、失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很低。据四川有关部门调查统计分析,在县以上企业就业的农民工,仅有3.41%参加工伤保险,0.84%参加医疗保险,0.83%参加失业保险,2.99%参加养老保险。该省南充市南坪区的私营企业参加养老保险的只有39人,其中农民工寥寥无几。农民工参保率如此之低,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相当多的企业想方设法逃避参保,以降低企业成本;农民工参保的“门槛”过高,多数农民工想参保但力不从心;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是为城镇职工设计的,农民工流动性大,个人账户转移无法衔接。尤为严重的`是,农民工是工伤工亡的高危人群。一些地方农民工的生产生活条件非常恶劣,有的企业设备陈旧,管理粗放,不投入基本的安全装备,农民工加班加点疲劳过度,导致安全事故频繁发生。四川有问卷调查显示,62.2%的农民工没有劳动保护用品,57.75%的农民工没有经过安全生产培训,9.3%的农民工发生过一次工伤事故,4.23%的农民工发生过两次工伤事故。有的小企业、小作坊,化学用品管理混乱,生产、生活、仓库“三合一”,农民工直接接触有毒有害物品和气体,职业病发病率很高。一方面农民工极易患职业病,工伤事故严重;另一方面农民工发生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后,很难得到合理的赔偿,农民工把伤、残、病带回家乡,社会矛盾由城市转嫁到了农村。

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三农”问题已经衍生为“四农”问题,那就是农业、农民、农村问题加上农民工问题。

为什么把农民工问题单独列出来?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回答其的重要性。

(一)农民工问题关系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我国农村现在是一家一户承包土地经营,全国18.37亿亩耕地,人均1.41亩,2.49亿农户户均7.3亩,耕地块数5.8块。数以亿计农户的土地微小规模经营,汪洋大海的传统小农经济,要想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非常困难。农民工现象与这种状况密切相关,他们外出打工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对传统农业、小农经济、落后农村的“突围”。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工问题实际上是“三农”问题的一个关键性瓶颈。因为解决“三农”问题,归根到底是要减少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才能繁荣农村,才能提高农业整体效益。如何减少农民?通过什么渠道减少农民?鼓励农民外出务工,切实保护农民工权益,及时转换农民工身份,无疑是一条最重要、最根本的渠道。目前,我国有4.9亿农村劳动力,除了已经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起码还有1.5亿有待转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破解“三农”问题就必须抓住农民工这个关键要素,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在新的领域中实现新的突破。实践已经证明,只有积极引导和组织农民外出务工,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和城市转移,科学有序地减少农民,才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及时有效地解决农民工问题,就会开辟“三农”工作新天地。

(二)农民工问题关系到工业化、城镇化和“以工补农、以城促乡”。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时期,面临一系列新情况。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实现“以工补农、以城促乡”,缩小城乡差距,农民工是一支不可替代的生力军。许多人已经认识到,农民工问题解决好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步伐就会大大加快,一些难点问题也会迎刃而解。换一个角度说,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绕不过农民工这道“坎”。现在人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工业怎样反哺农业?城市怎样支持农村?我通过农民工专题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以近2亿农民工为“反哺”与“支持”的桥梁和纽带,紧密工农关系,疏通城乡血脉。比如,四川省今年上半年农民工的劳务收入经银行和邮局汇回农村287.4亿元(不含卡汇等取到),净增134亿元,增长88.%。这些劳务收入是农民工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的“反哺”和“支持”,不需要任何中间环节、不需要政府投资和企业赞助,成本最低、效率最高、实效最强。过去的岁月里,农民工为工业化、城镇化作出了非凡贡献;未来的年代中,农民工还将成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要载体。

(三)农民工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非常及时,非常重要。在制约和谐社会建设的诸多矛盾中,农民工问题最为复杂。特别是一些地方及企业对外来务工人员的不平等待遇,使农民工与企业主的劳资关系紧张,与城市居民的关系不融洽,与社会管理不和谐,有的地方农民工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广大农民工虽然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但在城市仍处于边缘化的状态,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尤其在就业环境差的地方和劳资矛盾尖锐的企业,农民工的逆反心理和苦闷情绪很强烈,农民工高伤亡率、高犯罪率等社会问题突出。比如,南方某地级市每年有1万名农民工因公致残,有近5000名农民工因交通事故伤亡;流动人口犯罪率占犯罪总数的97%。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农民工与城市的和谐相处,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

我国的农民工现象持续多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农民工已经渗透到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不仅是一个重大社会现实问题,还是一个重大政治理论问题。在实践中,我们对农民工现象的认识不断深化,理论层面的探讨也取得了一些成果。现在看来,有必要把农民工问题提升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实践和理论的高度,来加以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特别是“两个趋向”重要判断的提出和“以工补农、以城促乡”方略的确立,使农民工的就业条件和生存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社会对农民工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地方也创造出一些很有成效的经验。目前,无论是宏观的政策导向,还是微观的企业环境,统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这里提出几条建议:(一)构建城乡一体化就业体系。农民工问题实质是就业问题。要树立就业优先的原则,彻底改变重城镇、轻农村,重市民、轻农民的就业观念和相关政策,把农业内部、农村区域和农民进城就业一并纳入国家就业计划,分类实施。近期的重点应该是,把解决好农民工就业问题作为构建城乡一体化就业体系的突破口,制定政策法规,明确工作措施,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

(二)健全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权益保障缺失是农民工问题的症结所在。在全社会,要树立权利面前人人平等、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城乡之间人人平等的理念。进一步清理和废止对农民工的各项歧视和限制政策,坚决制止向农民工的收费和变相收费。在认真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应当尽快出台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重点解决农民工工伤、医疗、失业、养老四大保险缺失的问题。与此同时,着手组织起草关于农民工权益的法规。依法保护农民工权益是治本之策。

(三)强化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培训。对农民工的培训,实际上是要造就新一代产业工人,其意义非常重大。农民工输出地要抓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前的基本技能培训,主要措施是扩大“阳光工程”的实施规模,提高补贴标准,试行农民工“培训券”,使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在转移之前得到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培训。农民工输入地要抓好转移后的农民工专业技能培训工作,特别要充分发挥用工企业培训农民工的积极性,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一定的支持。

(四)稳妥解决农民工户籍问题。建国以来长期实行的户籍制度,客观上起到了城乡分割的作用。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势在必行。但是假如简单地将农民工由农民身份变为市民身份,其弊端可能会产生新的社会问题。解决农民工的户籍问题,还是要从统筹城乡发展全局的高度作出新的制度安排,一要降低城市户口的“含金量”,二要弱化农村人口迁徙的“寻租”动机,三要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这些方面的工作都要注意节奏和配套,不能操之过急或单独行动。

(五)改进对农民工的管理和服务。农民进城的“门槛”低了,农民工管理和服务的任务就更重了。目前,全国还没有一个统筹农民工管理和服务的部门,部门之间既有“各管一段”互不衔接的问题,又有“共管一段”责任不清的问题。应该从自上而下理顺农民工工作的关系,农业部应在有关司局尽快设立(加挂)“全国农民外出务工协调工作办公室”,负责制定全国农民工就业规划、农民工工作政策措施、统计农民工数量、疏导农民工流向、农民工培训等。农民工较多的大中城市也要设立相应的农民工管理与服务机构,切实维护权益,具体指导就业,协调管理事务,提供社会服务。

我们坚信,有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和支持,有各地方、各部门的共同努力和紧密配合,中国农民工———生命力和创造力极强的“凤凰”,一定能够展翅翱翔,鹏程万里!

农业大县返乡农民工问题调查报告

在目前中国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子女群体规模并没有因20~间的农民工“返乡潮”结束而缩小,相反正呈现持续性增长、常态化存在以及多样性转化的特征。在笔者看来,农民工返乡子女群体绝非短时期的存在,农民工返乡子女就学政策也不应该局限于应时性的政策目标。

笔者所在的“农民工返乡子女的文化冲突与社会支持系统构建研究”课题组,在调查了四川省的237位教师,走访观察数十位返乡子女的就学和生活情境,以及对7个孩子长达半年左右的深度追踪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在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系统中,应该通盘考虑返乡子女就学政策的价值定位和政策效能,并仔细分析政策背后潜藏的制度基础,特别是户籍制度的深层影响,尽力推动农民工返乡子女就学政策实现制度重构。

农民工子女从二元划分悄然转向三类结构。

据国务院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年底,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69亿人,其中外出的农民工1.66亿人。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流动,社会结构、阶层、文化冲突与融合等重大问题都需要我们从全局角度深入思考。

笔者认为,首先,应该注意到近年来中东西部大范围跨省劳务输出趋势的变化。据全国妇联20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全国流动儿童中县内跨乡流动的儿童占全部流动儿童的比例最高,跨省流动儿童比例位居第二。具体情况是,跨省流动儿童占全部流动儿童的30.11%,省内跨市占18.80%,市内跨县占12.83%,县内跨乡占38.25%。部分省份的流动儿童则是以省内流动为主,如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四川和贵州等省份,省内流动儿童比例占90%以上。

这一农民工子女“社会漂移”的新趋势,必然带来农民工返乡子女呈现多类型转化特征。其中,返乡再流动学生的持续增加即是这种“漂移”新趋势下的直接反映。“跨省流动——返乡——省域内流动”逐渐成为农民工子女“社会漂移”的重要模式。

其次,应该思考农民工“引返”抑或“促融”政策的价值选择及政策效能对农民工子女结构性变化的深刻影响。就整个农民工政策而言,是促进其更好的融入城市,还是引导其返乡创业?这是农民工整体政策的核心价值选择。从这些年的政策走向来看,“引返”抑或“促融”政策,似乎是一个两难困局,且摇摆不定。近年来,政策的天平似乎倾向于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在总体性、高密度返乡创业政策的引导下,农民工返乡创业已经成为一股潮流,农民工随返子女越来越多已经成为客观事实。

尽管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执行效果尚需客观评估,但有几点事实必须予以注意:第一,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将会促使更多的农民工及其子女“走在返回家乡的路上”;第二,一旦“引返”政策执行效果不力,将很有可能让这些带着返乡创业愿望,但又耗不起的农民工再次选择外出社会漂移;第三,带有“返乡印记”的农民工子女的绝对数量持续增长已是客观事实,并且正在改变着农民工子女的整体结构。

在本课题组看来,传统的农民工子女二元划分(留守儿童和随迁子女)已经向农民工子女三类结构(留守儿童、随迁子女、返乡子女)悄然转变。

借此,笔者认为,面对农民工子女三类结构变化,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其顶层制度设计,充分考虑三类农民工子女在当前“社会漂移”中的类型转化以及带来的文化适应和制度障碍。

孤立政策不能解决“漂移”带来的综合社会问题。

笔者认为,由“返乡潮”牵扯出来的返乡子女问题以及政策,其实是农民工子女的一个综合问题。它既是一个“他乡”与“故乡”文化冲突在农民工子女身上的直接体现,也是流动、留守以及正常农村孩子身份的一个关联性节点。在一定程度上,它仍是一种“漂移”所带来的综合社会问题,也绝非孤立政策所能解决的。

本课题组在长期的调研中发现,为数不少的返乡再流动子女往往在学校办学条件差、师资水平低、经费投入不足、校园安全存在隐患的民办学校就读;有幸进入公办学校的返乡再流动子女大部分无法进入优质资源校;即便进入公办学校,也存在着单独编班或者在座位上实行划块管理的情况。

总体而言,返乡再流动子女和大部分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一样,在教育过程中受到的显性或隐性不公平待遇十分突出。所不同的是,这部分学生较之非返乡流动的孩子而言,在社会的漂移中经受着更为频繁且持续的文化冲突和适应。而农民工返乡子女的就学政策边界实际上并没有涵盖或者延伸到返乡再流动子女这一分化的群体中去。

从政策对象的精细化、政策边界清晰程度、政策网络成熟度等影响政策效能的诸多因素综合考量,返乡再流动子女的就学问题应该放置在返乡子女就学政策网络中加以优化。这也正如学者段从荣所言:“今天我们的城市化是只见劳动力,不见‘人’的城市化,是只见孤零零的个体,看不到家庭的城市化。”

所幸的是,目前,不少省份已在实质性推进削减户籍制度的深层制约。比如,四川省已对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提出相应要求,全面实行单校划片或多校划片,切实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所有义务教育公办校对随迁子女“开门”,稳步提高接收比例,避免将随迁子女限定在少数学校。

笔者建议,应该在遵循人口迁移、人口城市化的.内在规律的基础上,基于“儿童优先”的原则,进行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以及本课题重点关注的返乡子女的整体性的顶层制度设计。

努力消除就学中的户籍障碍或利益捆绑。

从更为宏观的农民工政策系统来看,户籍制度仍将持续且深刻地影响着“引返”“促融”政策效能,继而导致为数不少的农民工子女在“留守”“流动”之外,将长期存在着“欲走还留”“且走且留”的社会漂移和持续的文化适应问题。

据3月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志明提供的数据显示,全国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已达200万人左右。各地政府也在返乡创业政策方面,大力宣传和努力推进。

从世界各国发展历史来看,现代化进程都伴随着大量的人口转移与流动,也一定会带来社会发展和城市管理的压力。但由于大多国家并不存在中国这样的城乡“二元结构”户籍管理体制,所以,国外户籍制度改革并没有造成户籍对人自由流动的阻隔以及身份等级的区隔。而我们的情况是: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户籍管理体制使得诸多教育政策的执行效能受其掣肘,返乡子女就学政策也深受此制度影响。户籍制度将会与返乡子女的就学政策,乃至与整个农民工子女就学政策网络产生更为频繁的摩擦和冲突,影响着相关政策的执行效能。

发达国家大多是通过法律政策的创新和实践来形成对流动人口及其子女教育的制度化管理。美国自1966年推行至今的“流动学生教育计划”(migranteducationprogram,简称mep)影响最大,成效显著。联邦政府的强力介入和干预、充裕的专项资金支持与完善的流动儿童登记制度挂钩所形成的激励机制值得借鉴。日本基于“住民基本情况网络登记制度”搭建自由的户籍迁徙制度,以此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教育不分地域自由择校。欧盟以高效的管理协调机制,全面的社会融合政策来确保欧盟区域内成员国人口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等。另外,非政府组织参与应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方面也有大量的经验。

具体到返乡子女就学政策而言,笔者建议,首先需要加大异地高考(精品课)政策执行力度,解除就学中的户籍障碍或利益捆绑,最大程度地消除因升学原因造成的被迫返乡现象,最大程度地减少因升学原因造成的返乡子女亲情疏离。同时,针对返乡子女再次流动,特别是省域内的省内跨市、市内跨县、县内跨乡流动态势,我国政府应该切实加快推动户籍制度改革,逐渐剥离户籍上的利益捆绑,回归户籍的登记功能。

就学政策动力不足直接影响政策效能。

纵观大多数省份,在农民工返乡子女就学政策的执行上,仅仅体现了政策的逐级传达和一般性的政策宣传。从更为基层的政策执行方式和推进思路来看,几乎没有超越上述政策主体所搭建的政策框架。可以说,农民工返乡子女就学政策动力不足直接影响着该政策的效能。

针对返乡子女就学政策目标执行表浅、执行动力不足等问题,笔者认为,在接下来的工作中,需着力加强该政策的执行动力系统,特别是对基层执行主体的激励和监督机制建设。

首先,需要清楚认识:农民工返乡子女的就学政策需要末端执行主体积极主动的行动,方可实现。如何防止基层政策执行者对于该政策的窄化理解,从而导致“返乡潮”后农民工返乡子女政策的沉寂和淡化?如何避免学校管理者的无区别甚至消极对待,调动学校各级管理者细致、有针对性且充满爱心的工作?这都需要对返乡子女群体的拓展及转换等情况在政策中有进一步的清晰界定和表达。

其次,要切实在国办发[]130号文件“将返乡农民工子女入学情况列入当地教育督导、评估的重要内容”精神的基础上,建立健全返乡子女就学质量公平的绩效考核指标,以此培育政策利益群体积极、多频的互动,推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基层学校对返乡子女群体就学问题的切实关注,防止基层政策执行者对该政策窄化、静态的理解。同时,针对返乡子女与留守儿童和流动子女的转化特点,引导各级政策执行主体(特别是基层学校)整合、优化农民工子女的管理事务,以监督促激励,最终实现管理的针对性和科学性,以保证农民工返乡子女就学政策执行动力的持续提升。

总之,在充分认识到农民工子女返乡的持续性、常态性及转化性的基础上,推动基层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各级管理者的保障激励和监督机制建设,现在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我们要在大的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系统中去思考返乡子女就学政策的问题指向、价值指向和发展趋向,提升农民工返乡子女就学政策的执行效能。

如何建立返乡子女支持系统。

笔者建议,可以采取以下思路:

由当地政府牵头,建立农民工返乡子女信息登记采集制度。对于农民工返乡子女的具体数量、家庭背景、年龄、性别、返乡原因、回乡居住及生活状况进行详细登记。如有可能,建立以县为主的返乡子女基本情况网上登记制度。可以和留守儿童、流动子女登记制度联通,从而在信息采集方面做到心中有数。

对于返乡子女的不同类型进行区别对待。比如,对于成为留守儿童的农民工返乡子女,可以建立结对子帮扶机制,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的“青神模式”就是一种有意义的探索。必须强调的是,各地既要有效地将返乡子女的就学等问题区别对待,同时,也要看到返乡子女向留守儿童和随迁子女以及正常家庭孩子的转换,在整体性农民工子女关爱网络的大战略下思考返乡子女的关爱系统。对于再次流动的返乡子女,要将其纳入流动子女就学政策的框架中去。

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学校为主体、家庭为依归、社区为依托的基层关爱网络和安全预警机制。比如,可以考虑返乡子女占一定比例以上的学校增设生活和心理辅导教师编制,专职从事此方面工作。可以在各村、社区建立农民工返乡子女互助关爱服务站。在该公共活动空间中,以书籍阅读、游戏、亲子网络联系小屋、“外面的世界”视窗等功能分区构建返乡子女、留守儿童、普通孩子的公共交流空间。同时,针对返乡子女的个人安全等问题,在关爱网络搭建的同时,也应在信息采集系统的配合下,建立返乡子女个人安全监护人责任制度,并以此构建安全预警网络。

农民工返乡子女的支持网络建设和优化,还需要充分考虑目标群体的支持网络感受度,积极推动返乡子女由被动接受向主动的寻求利用支持网络转变。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调查报告

摘要:本文基于上海市的实地调研数据,侧重于从人口学视角分析农民工迁移流动特点、未来发展趋势对其子女教育的影响,揭示了现阶段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流动人口管理体制机制中不利于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因素,在此基础上就如何统筹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提出了战略思路与实施推荐。

本文在收集农民工子女教育相关统计资料及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透过对上海市嘉定区、杨浦区三所学校农民工子女的问卷调查,同时结合对上海市教委相关职能部门、杨浦区教育局,浦东、闵行两所农民工子女学校的访谈资料,在分析现阶段大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现状的基础上,依据农民工群体迁移流动的特点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就现阶段农民工子女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就如何统筹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提出了战略思路和政策推荐。

(1)政策保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的“两为主”原则。20底,上海市教委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适龄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进一步细化了“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的义务教育,以流入地的区县政府管理为主,以在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就学为主”的“两为主”原则。2月,上海市教委拟定了《关于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适龄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要求探索以公办学校为主、社会力量办学为辅的运作格局,在各方应对农民工子女与上海户籍学生同等对待。4月,新修订的《上海市中小学学籍管理办法》,将持有一年及以上《上海市居住证》且在有效期内的非本市户籍人员的义务教育适龄子女划为借读生,对贴合条件的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在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借读,与上海市户籍学生按照同样标准收费。1月,上海市教委颁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了上海市加强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一揽子”计划。

(2)机制保障:市、区两级政府层层落实,将农民工同住子女纳入义务教育的范围。一是建立领导机制。在市级层面,建立了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对农民工子女理解义务教育工作的领导。相关区县也纷纷建立健全了分工管理体系,履行本区域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管理职能。二是建立经费投入机制。上海市教委在20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办法中,把农民工子女理解义务教育的经费纳入年度的教育经费预算,并且按照学校的实际在校人数和定额标准,划拨给理解农民工子女的学校。三是逐步完善运作机制。年9月,上海市教委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继续做好本市农民工同住子女进入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免借读费工作的意见》,对农民工同住子女身份的认定在全市范围内加以统一。

(3)质量保障:拓展教育内涵,逐步改善和规范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办学条件和办学质量。207月1日,上海市教委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以接收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为主学校管理工作的意见》,对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办学性质及其办学条件作出具体规定。与此同时,自年起,每年下拨3000万元,用于改善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安全、卫生、教育教学条件,并透过登记备案、督导评估等措施规范此类学校的办学行为。上海各区县政府也透过种种措施,提升辖区内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公办民营的农民工子女学校能够看作是由社会力量举办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向全日制公办学校转变的一个过渡,作为一种探索模式,在未来必须时期内也将成为一种重要的发展趋势。

(2)学段分布以低年龄段为多。小学阶段在上海理解教育的外来流动人口子女占外来流动人口子女总人数的比例,年为82。79%,年为79。47%,说明义务教育阶段在上海理解教育的外来流动人口子女以小学阶段为主。[4]进一步考察则能够发现,各年级学生分布呈现出典型的金字塔形状,即越是高年级的学生数量越少。

(3)就学渠道以公办学校为主。20之前,大部分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民工子女在农民工子女学校就读,2000年之后,上海市政府加大了对农民工子女学校的管理力度,同时增加了本市公办、民办学校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力度。目前,大部分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民工子女已经为本市的公办、民办学校所接纳。农民工子女在沪理解教育的渠道通常包括:进入公办或民办学校,数量逐年递增;在农民工子女学校就读,数量逐年递减。截至9月,上海尚有农民工子女学校258所。[5]根据市教委规划,到,上海将基本完成农民工子女学校纳入民办教育的管理工作。

1。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带给者dd市、区两级政府和学校面临的主要问题。

作为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带给者,市、区两级政府主要承担教育管理和教育财政经费转移支出等职责,接纳农民工子女的学校则主要承担教学任务。透过上海的实地调研,结合全国其他地区的公开报道及研究信息,本文认为,目前流入地政府开展农民工子女教育主要面临以下问题:

(1)相关统计制度尚未建立,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农民工子女数量不明,难以对这类学生的入学率、巩固率等进行监测。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实有人口管理的信息登记系统,相关统计工作尚不完善,有关部门不能带给较为准确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适龄人口数据,教育部门作为职能部门,掌握的只是自身有受教育需求的农民工子女的数量,并为他们带给受教育的机会。如此的制度框架,既影响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规划的制订,同时也难以对这类学生的入学率、巩固率等进行监测。

(2)农民工集中居住,区域公办教育资源供需矛盾突出,降低了义务教育资源的总体承载力。由于农民工往往集中居住而且多居住于城郊结合部,这使得义务教育资源区域性供给短缺的现象十分突出。对上海来说,出现这一现象主要受以下几方面因素影响:一是流动人口子女超多集中在城郊结合部。如嘉定区的外来人口已经超过户籍人口,教育资源的压力很大,而这些地区又面临本地区农民向城镇集中、中心城区人口因市政动迁导入的冲击。三种类型人口共聚一区,必然造成校舍、师资等教育资源供给紧张。二是部分闲置教育资源已经转让或出卖。过去一段时期,由于上海户籍在校生的减少,各区县公办学校校舍曾一度出现闲置,不是改作他用便是出让置换,使得可容纳量减少。例如,普陀区公建配套的教育资源中,被改作他用的托儿所、幼儿园及中学达46所,占地面积156845平方米,建筑面积38530平方米,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无法收回。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农民工子女不能跨镇、区(县)入学,因此区域性教育资源短缺的矛盾将始终存在。一方面流入地全日制公办学校供不应求,另一方面中心城区的教育资源吸纳不足,从而导致上海整体教育资源的承载力下降。

(3)农民工无序流动,学籍管理尚未联网,增加了义务教育管理以及教育发展规划制订的难度。由于农民工的工作地和居住地不稳定,其子女为了继续就学不得不频繁转学,而且在农民工子女学校就读的流动人口子女,转学的发生比率和人均转学次数都偏高,就学的流动性也更大。频繁转学既影响了其受教育的连贯性,也给区域教育规划管理、学籍管理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农民工举家迁移及随产业布局调整向远郊集聚,致使义务教育资源供给的区域性短缺矛盾由近郊区向部分远郊区扩展。我国目前已经进入到流动人口家庭化的发展阶段,流动人口举家迁移和整体流动的比例显著上升。[7]流动人口家庭化的发展结果,导致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流动人口子女数量大幅增加。此外,随着上海产业结构的空间调整,尤其是工业园区向远郊地区的转移,上海的农民工也出现了向近郊及部分远郊集聚的态势。这不仅仅会改变区域教育资源的配置,使基础教育资源供给区域性短缺的矛盾从近郊区向远郊区扩展;而且,由于远郊区教育资源相对较为薄弱,农民工及其子女的集聚将会进一步加剧这些地区教育资源的区域性短缺,也不利于远郊区教育资源的优化和提升。

(5)户籍人口出生小高峰以及户籍生育政策调整后的生育堆积效应,将加剧近期教育资源供需矛盾。以上海为例,2000年以来,上海逐渐进入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期。统计数据显示,上海常住人口新生儿从20的8。1万人增加到20的16。66万人,将近翻番。同时,上海户籍人口自1993年起持续负增长,很可能在前后对现行的生育政策做出调整,允许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两个孩子。[8]新政策一旦实施,很多人会选取在第一时光内生育,这将导致生育的堆积效应。理解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少年人数的增多,会对上海全面贯彻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以流入地全日制公办学校为主的要求提出更为严峻的挑战。

(6)农民工子女初中后教育通道一旦建立,将对义务教育资源构成必须的冲击。由于户籍制度和中高考制度的限制,目前农民工子女尚不能与户籍学生一样在流入地享有继续理解初中后教育的平等权利。在上海,虽然政府相关部门与社会各界已构成共识dd将向农民工子女开放中等职业教育,但目前仅限于试点阶段。我们认为,无论是开放职业教育还是开放普通高中教育,农民工子女初中后教育的通道一旦建立,不仅仅将加大城市高中教育资源的压力,也会对义务教育资源尤其是初中阶段的教育资源构成较大冲击。

(7)义务教育借读费取消之后,大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解决难度将进一步加大。2008年11月,国家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发出通知,决定自1月1日起,在全国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其中教育部门涉及的10项收费中就包括义务教育借读费。取消义务教育借读费,将对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带来巨大的压力,经费不足将成为首当其冲的现实问题,教育财政经费的压力将进一步加大。同时,此项政策的出台会对农民工子女就学的数量及其渠道产生影响。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对外来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很大,取消借读费后,不仅仅会影响农民工对其子女是流动还是留守的抉择,导致更多的农民工子女透过随迁的方式进入大城市就读;而且因为公办学校的教育资源优于民办及农民工子女学校,这一政策的出台有可能导致较多的农民工子女转向公办学校借读。

(2)免收学杂费的政策尚未惠及所有农民工子女,部分低收入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利仍难以得到保障。仍以上海为例,在国家已经取消义务教育借读费的政策大背景下,上海将面临两难选取dd取消并禁止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存在,将使部分低收入且不贴合同住子女条件的农民工子女无处就学;降低或取消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的借读门槛,则如何解决该部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费用及如何预防更多的教育移民将成为一大难题。如果上述矛盾得不到妥善、有效的解决,那么,由于教育市场和获利机会的存在,新的、非法的农民工子女学校仍会不断地冒出来。

综上所述,农民工居住地域相对集中,造成区域教育资源供给短缺与闲置并存的局面;受未来流动人口发展的变化及相关政策的影响,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子女的数量变动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相关统计制度的不完善使教育职能部门难以掌握农民工子女的基本状况,由此增加了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和规划的难度;初中后教育通道以及免收义务教育借读费等政策的出台进一步加大了资源供需矛盾的核心dd财政压力,而借读条件门槛的设置是不得已之举,显然会让一部分农民工子女失去受教育的机会,也加大了对农民工子女学校的整治难度。农民工子女教育基础薄弱、社会融合进程缓慢、高考户籍制度的限制等因素的存在,也造成其受教育难的客观现实。就应说,上述问题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如果处理不当,不仅仅会影响农民工子女教育的进程,也会影响户籍学龄人口义务教育水平的提高。

上海开展农民工子女教育中所面临的难题在全国具有必须的普遍性。本文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大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难的问题,务必从战略的高度对相关制度加以改革和创新。

首先,务必适应农民工群体的发展特点,实现战略思路的转变。一是教育机制从政策保障向制度创新转变。农民工子女教育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近年来,虽然各地已经构建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基本制度框架和保障机制,但如何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农民工子女教育的“两为主”原则,如何解决教育财政政策和教育入学政策的问题,如何解决区域内部教育资源不均、负担不均的问题,仍需要从制度层面进行创新,使现有的工作系统化和规范化。二是教育目标从教育机会公平向教育内涵拓展转变。流动人口家庭化、常住化的发展趋势充分说明,就应改革以户籍学龄人口为对象的义务教育管理模式,建立覆盖常住学龄人口的义务教育管理和服务机制。相应地,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内涵务必进一步拓展。也就是说,不仅仅要解决义务教育起点的公平问题,还要关注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的公平问题。在关注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同时,还要逐步解决初中后教育的通道问题。

其次,就应秉持“统筹发展、区域调配、多方投入、重点扶持”的指导思想。统筹发展,是指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本市义务教育的统一范畴,将户籍基础教育改革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实施有机结合。区域调配,是指根据农民工子女的数量分布及求学需求,对全市存量教育资源加以统一调配,对农民工子女教育实施跨区域资源配置。多方投入,是指“两为主”原则体现了政府公共服务的一个基本价值,但并不意味着强化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也不意味着强化政府包揽一切的做法。强调在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上以“公办学校为主”的方针并不是排斥其他社会力量、尤其是民间资本和“民办学校”参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重点扶持,是指对贴合条件的农民工子女学校,透过重点扶持的方式,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师资水平、保证教学质量。

最后,就应依据农民工流动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对现有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和流动人口管理机制加以改革和创新。具体的政策推荐包括:

(1)强化和改善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将农民工子女教育资源纳入城市社会事业发展规划。其一,根据各区域人口变动的不一样状况决定教育资源的配置方向。市级财政要加大对人口导入区县尤其是农民工子女集聚的区县的支持力度,将农民工子女教育纳入城市社会事业发展规划,将较多承担农民工子女就学的学校建设列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以增加教育资源短缺区域公办教育资源的供给,提高这些区县公办学校理解外来流动人口子女的潜力。其二,透过对外来务工者居住地的规划引导,及时调整不一样区域学校的设点布局,使其与新的人口格局相适应。为分散农民工子女居住和就学的密度,大城市市区相关政府部门要对有稳定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居住地予以相应的规划和布局。

学生就学。二是应以城市教育附加费及透过社会赞助等方式建立专项基金,透过设立助学金、减免费用、免费带给教科书等方式,帮忙家庭经济困难的农民工子女就学。

一部分。市场操作,是指让有企业背景的职业学校进行培养和消化一条龙,企业也能够委托培养方式招生。教育成本由企业、个人和政府三方共同承担,企业有权在录用方面淘汰不合格的学生(政府应限定最高淘汰率)。与此同时,政府务必制订规则,强化对成本、价格和教育质量的监管。

(4)鼓励和支持更多的民办学校参与农民工子女教育。其一,降低民办学校的办学“门槛”。就应说,上海市政府将农民工子女学校纳入民办管理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在当前农民工子女数量大幅增加、上海公办义务教育资源供给有限的客观现实下,应允许农民工子女学校继续存在,扶持尚不具备基本条件的农民工子女学校用心创造条件转为民办学校。同时根据实际状况,降低民办学校的办学门槛,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创办以接纳农民工子女为主的民办学校。

(5)根据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发展特点,建立涵盖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管理和服务机制。要适应流动人口常住化和家庭化的现实,改变当前以户籍人口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把常住人口纳入地方公共服务的范围以及政府教育的日常管理。具体包括三方面:第一,加强外来人口的综合管理工作,建立外来少年儿童信息登记管理制度。第二,充分发挥农民工子女教育领导机构的作用,统筹协调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涉及面广,需要由政府牵头。第三,根据农民工人员流动性较大的特点,实行农民工子女学籍管理信息化。可试行发放农民工子女“入学绿卡”,专设便民窗口,统一界定、办理农民工子女的入学手续。根据学生家长务工就业不稳、住所不定的特点,学校能够按照受教育时光、分段收取相应费用的办法,以免造成农民工的经济损失。

本文是在“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专项研究课题dd农民工子女教育(农工党上海市委课题组,2008。吴瑞君任课题负责人并主笔课题研究报告)的部分成果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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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调查报告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围绕解决“三农”问题和增加农民收入,全国各地大力发展劳务产业,广大农民纷纷进城务工就业。随之而来的人口迁移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日趋突出。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超过12亿,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则有近20xx万。他们当中,失学率高达93%,近100万名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有学者认为,这100万游荡在城市街头的失学农民工子女,他们耽误的不仅是自己的前途,还会成为未来社会的“定时炸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亟待引起各方重视和尽快解决。

进城的农民工子女一般指6至14周岁,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有学习能力的流动人口。他们就读的主要途径有四种。

一是借读公立学校。这是城市农民工最愿意接受的形式,但其家庭得交纳一定的借读费、赞助费,目前进人此类学校的人数不是很多。

二是进人正规民办学校或私立学校学习。这类学校符合国家的办学标准,得到政府教育部门的批准,办学条件较好,教育质量也高,但进入这类学校需要较高的收人支撑,一般农民工子女只能望而却步。

第四类也是重要的一类就是非正规农民工子弟学校,这类学校往往被视为“非法”,它们尽量避开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视线而成为“地下学校”。它们的办学条件比较简陋,部分教师素质较低,教学质量良莠不齐,可是费用较低,就读于这类学校的农民工子女的绝对数量是巨大的。

综合以上所述,以上四类学校是农民工子女就读的主要途径,都存在各自的问题。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现状真的很让人担忧。很多农民工子女仍然得不到正规、合理的基础教育,使得他们和城市孩子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近年来,农民工子女教育难的问题,虽然逐步引起了各级党委、政府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关注,教育部门及有关部门也做了大量工作,但还是收效甚微。那么,原因何在呢?一是长期形成和执行的“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义务教育体制,致使地方政府职责不明确,管理不到位,办学经费不落实。二是现行户籍制度与人口流动需求不相适应、不够协调,导致了农民工子女就地接受教育需要支付高昂的借读费和赞助费,“流动儿童少年就学以流入地管理为主”的'政策较难操作。三是教育公平发生偏差,部分学校和教师歧视农民工子女学生,非法无情地剥夺了农民工子女学生与城市学生同等的一些受教育权利。四是农民工子女学校办学条件差、师资弱、流动性大,办学合法化问题很难解决。五是农民工收入较低,大部分还生活在城市贫困线以下,面对城市学校尤其是公办学校昂贵的求学成本,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把“望子成龙”的迫切心情无奈地藏于心间。

3、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建议。首先改革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本身要改革创新,取消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取消对进城农民工子女的限制,加快我国现行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实现城乡公平,地区公平的国民义务教育制度。

第二,建立和健全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工作制度机制。其中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也许能给我们某种启示。例如,在法国16岁以下的适龄儿童,无论国籍是否为法国,都能够享受跟当地孩子同样的教育机会和权利,没有任何差别,不管这些儿童有没有合法的身份。法国人的观念是,对社会来讲,这些外来人口既然来了以后更有可能在这里,教育是最好的融入渠道,同时现在让他们受教育也避免了未来可能产生的失业,犯罪问题。这就对移民子女给予了一视同仁的教育机会,坚持了公平性原则,同时也避免了未来可能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第三,解决法规与政策实施之间存在的矛盾。农民工流入地政府有能力也有义务为农民工子女提供义务教育机会。农民工流入地政府有能力也有义务为农民工子女提供义务教育机会。流入地政府要制订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收费标准,减免有关费用,做到收费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通过减免费用,免费提供教科书等方式,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就学。

最后,加大公办学校投资力度,适当放宽条件,保证农民工子女入学的广度,农民工子女上学以流入地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加快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建设。

这次通过抽样调查的方法,调查了农民工家庭的状况,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获得了丰富的资料,培养自己的组织能力。但效率比较低,时间花费较久,有待改进。并且意识到,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处理和解决好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民工子女的健康发展,也关系到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问题,关系到中国社会的稳定和未来的发展,各级政府必须群策群力,深化改革,真正解决这一社会性难题。

农民工问题调查报告

农民工培训是个系统工程。对农民工的培训不能仅限于政府和企业,还应积极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参与进来,形成全社会的合力来进行开展农民工培训、提高农民工素质是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稳妥转移,统筹城乡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全总也明确提出,各级工会要充分利用工会的学校资源和社会教育资源,切实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力度。笔者针对目前农民工培训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并试着提出对策和建议。

调查发现,目前还没有建立完善的农民工培训经费实行政府、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个人共同分担的投入机制,一些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投入并未达到国家规定的比例,而用于农民工培训的经费更是少之又少。政府没有足够的农民工培训保障体系,一些企业也不愿培训。

农民工培训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工作,尽管政府投入了许多财力、物力,各级工会也多方努力,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遇到了不少困难和问题。

首先,从农民工整体来看,对文化知识和技能培训有着强烈渴望和迫切愿望,但具体到单独的个体和实际的培训工作中时,却不然。据调查,不少农民工参加培训都是各级政府下达指标,农民工对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不是很高。另一方面,一些有学习热情的农民工却由于受环境和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无法参加培训。

其次,从农民工分布情况看,农民工比较多的企业往往为民营、外资企业,其中不少企业认为,工人只要每天完成生产任务“能干”、“够用”就行,对农民工技能升级和有关思想道德、安全、维权等方面的培训热情不大,使不少农民工只能长期从事低级体力或简单熟练工种。

第三,农民工教育培训具有教育对象分散且流动性大、教育层次不齐、教育时间不定、约束力不强等特点,这使农民工教育培训质量难以保证。

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

1.一些农民工受自给自足思想束缚,视野较窄,缺乏长远性和开拓性。

2.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偏见和歧视,使其很难摆脱心理上的自卑。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形态之间的反差,不少城市人对农民工怀有偏见,使其在城镇寻求自我发展的热情和信心受到挫伤。又由于其在城镇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因而其对城市也怀有一定戒备和恐惧。

3.不少农民工外出打工并没有明确的目标,不知该不该学、学什么、学了有什么用。另外,多数参加培训的农民工虽然不支付培训费用,但仍需支付车票、伙食费、住宿费等费用。

4.由于城市企业在用工制度上对农民工的歧视,以及农民工自身先天的.不足,他们中的不少人目前还没有谋取固定工作,甚至连劳动合同都没签过。这种短暂的工作状态,使他们只能选择得过且过方式。很难激活其潜在的培训需求和培训热情。

5.一些培训课程的设置不符合农民工就业的实际需要,按规定每个农民只能享受一次免费培训,而根据农民工择业的需求,常常掌握二三门技术的农民工才能更好地找到工作。

6.用人单位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使其在农民工培训问题上不愿有较多投资。一些企业以农民工缺乏稳定性为由,拒绝对其实施培训。这就导致一些农民工虽打工数年,但在职业技能方面并无长进。所以,一遇企业结构调整或技术改造,便被淘汰出局。因此,不少农民工的职业技能与科技和生产水平的发展越来越不相适应。于是出现了一边是大批农民工进城打工,一边是用人单位发愁招不到人的“民工荒”难题。

农民工培训将是我国今后教育的一个新增长点,国家正在构建农民工培训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各级工会来说,既是艰巨的任务,也可能是新的发展机遇。因此,各级工会应有长期的眼光和规划,在尽快开展农民工培训工作的同时,一方面要逐步加强农民工培训工作的管理,使之科学化、规范化;另一方面不断探索工会在农民工培训上的特色之路。

(1)免费和收费相结合。政府对农民工的免费培训投入是有限的,只能是针对每个农民工的一次性免费培训,而对于那些有一定技能,生活基本稳定还有技能升级需求的农民工,培训就可收取一定费用。另外,还可以与用人单位合作,根据企业需要,对有一定经济困难的农民工先免费招聘和培训,合格上岗后由企业支付培训费,或从农民工的每月收入中(在其可承受的范围之内)逐步扣除。

(2)培训和就业信息、维权服务相结合。就业信息服务还应包括职业趋势分析,引导农民工正确选择技能培训方向。把培训、劳务输出、信息资源有机结合起来,达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工会在专业设置、培训内容、培训方式上应当以市场为导向,使农民工培训取得更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3)农民工培训和农民工子女的培训、教育结合。农民工培训的最终目的是顺利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而关注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与培训则是从更长远的眼光来推动这个转移。同时,要在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女教育上发挥工会职业和学历教育的优势。工会可以和政府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出照顾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女的入学与接受教育的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农民工子女参加中职教育。

总之,农民工培训是个系统工程。这种系统性表现之一就是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培训本身,更需全社会对农民工的真正关注,需要对他们的生存状态有更真实的了解。许多农民工表达的想法和要求已超出了培训内容,更多的是对平等的要求和对公正的渴望,希望全社会尤其是城市居民改变对他们的歧视。与培训农民工的城市文明素质(如公共场合礼仪等)相比,提高城市居民的平等意识是更为重要的工作。系统性表现之二就是对农民工的培训不能仅限于政府和企业,还应积极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参与进来,形成全社会的合力来进行农民工培训。

农业大县返乡农民工问题调查报告

农民工是**区的新型劳动大军,在推动我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经济和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民工成为一个典型的弱势群体,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经济违法犯罪案件屡有发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特别是受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大批农民工提前返乡,对我市的社会稳定和社会治安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一、**区农民工的基本情况和特点。

目前,在**区务工的外来农民工约2万余人,大多从事建筑、加工、服务等劳动强度大、收入报酬低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我区的建筑工地、工厂、饭店、娱乐等场所。外出务工人员6万余人,主要是在北京、广州、深圳、珠海等沿海经济发达城市从事制造、建筑、加工、电子产品生产等工作。

当前,**区农民工具有以下特点:

(一)经济上贫困,生活质量低下。

当前,我市60%以上的农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30%左右月收入在800~1200元之间,只有少数能拿到1500元以上的工资。经济上贫困决定了生活质量的低下,农民工衣着简朴、粗陋,一般都暂住在工地、厂区或合伙租住于城乡结合部,由于农民工的劳动强度普遍较大,劳动时间较长,闲暇时间少,基本上处于一种工作、吃饭、睡眠的生活状态。

(二)中青年居多。

**区的农民工中约80%是中青年,留在家种田的大多是老人、妇女。

(三)文化水平普通偏低、职业技能差、谋生能力弱。

农民工大中绝大多数为初中毕业,少数为高中毕业,由于文化水平偏低,农民工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建筑业和加工业等几大领域,从事普通的劳务性工作,对职业技能没什么要求,收入不高,在城市生存能力较弱。

(四)法律意识不强。

**区农民工中很多人没有接受完整的教育,在学校学到的法律知识很少,从各种途径接受的法律宣传教育少,法律意识普遍不强。

(五)具有群体性特征。

农民工一般都是属于一个地方或区域的,经朋友、老乡等介绍工作的,很少有单个农民出来打工,呈现群体性的特征。

二、农民工返乡给我市社会治安造成的影响。

自下半年以来,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也逐步凸显出来,一批中小企业倒闭,就业机会减少,**区外出务工人员逐步回流,从而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一定影响,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外出务工人员大量返乡的同时,有一部分不良人员也随之返乡,并将外地恶习带回,给本地治安带来压力。

三是有的外出务工人员长期在外务工,长达数十年之久,在外务工过程中的现实表现本地公安机关不甚了解,可能存在负案在逃或是曾经有过违法犯罪行为人员。

四是今年的就业形势严峻,加之有的单位不讲诚信拖欠民工工资,而农民工合法权益保障机制和相应救济手段还很不完善,恶化了农民工生存环境,从而诱发犯罪。

三、关于解决农民工返乡给我区社会治安带来问题的对策。

二是以“大走访”活动为载体,扎实开展农民工返乡情况的调查工作。结合“大走访”活动,组织民警深入辖区,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入户调查,并召开村(居)委座谈会等,全面摸清辖区返乡农民工情况;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仔细梳理归纳农民工返乡原因,并全面掌握返乡农民工在生产、生活方面的现状,了解其思想动态;加强同返乡农民工的沟通联系,交心谈心,身体力行为其解决力所能及的事情,从行动上、言语上正面加以引导。对有不良行为与不良嗜好的人员进行彻底摸排,并积极依托基层群防组织加强情报信息收集掌握,对重点人员要钉死、看牢,防止其趁火打劫,危害社会。

农民工手中,让农民工做法律的明白人,自觉维护其正当权益。建立法制辅导员,定期开展法律知识讲座。组织农民工开展法律竞赛等有益活动。切实提高其知法、懂法、守法、用法、护法意识,帮助他们牢固树立“失业不矢志”的理念。

五是加大查处侵害农民工权益案件的力度。积极协助工商、劳动等部门,严厉制裁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行为,配合相关部门,为农民工增加就业,并给予有实际困难的群众以保障、扶持,缓解严峻的社会形势。加强街面及治安复杂场所的治安巡逻及治安防控工作,保持高压态势,遏止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营造一个有条不紊的、和谐的、良好的外部治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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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调查报告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稳步推进,民工的身影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城市的繁荣和乡村的滞塞造就了大批的城市候鸟,并因着其特殊的工作和生存环境而体味着别样的喜怒哀乐。

城市的第二代移民——民工的孩子则因为义务教育体制、户藉制度及相关的政策法规尚未完善等原因,求学的问题受到种种障碍和限制。

在北京,虽然教育主管部门在民工子女教育方面措施比较到位,但由于费用等问题,民工子女在入学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困难。特别是取消借读费后,因财政没有补助资金,这一矛盾更显突出。城市学校多以非学区户口和学生容量已满为由拒收农民工子女,而民办学校较高的收费又使农民工家庭难以承受,致使一些农民工子女失学。

北京市教委和民政局规定,需要父母中有一方持有北京市的正式常住户口,其子女开具《子女关系证明信》后就可免费借读本市中小学,按有本市正式常住户口的学生对待。这样的情况下,外地来京的民工子女要想在北京进入城市学校就读,必需交纳昂贵的借读费。

从秦皇岛来京务工的小张夫妇,七岁的女儿正是入学年龄,按照北京小学生就读的相关政策,夫妻俩既没有北京户口又没有房产证明,不符合北京入学规定的几种情况,被答复为应回户籍所在地就读。夫妇俩求熟人帮忙,再三申请为了不让孩子作留守儿童,给孩子一个阳光健康的心态,希望进入所在暂住地相近的小学入学。最后接到答复为可按暂居地相对就近入学,具体向暂居地附近小学或所在区教育局申请,必须交纳借读费一万两千元,即每年两千,一次交清六年费用。

小张夫妇在北京打工,丈夫开车给一家餐馆送货,每月五千元的收入,妻子没有工作,只负责一家人的饮食起居和日常家务。月工资五千元除掉房租每月一千元、生活费及其它各种费用两千多元,实在所剩无几。一万两千元对夫妻俩来说实在不是小数目,而且还是最低的借读费,按学校质量条件等,多的可达三万六千元。

夫妇俩反复合计,为了女儿有个更好的未来,不像父母这样四处漂泊着谋生存,首先要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不是有句话这样说吗:如果嫌受教育太花钱,那么就尝尝无知的滋味。小张夫妇皆为初中毕业,只能靠简单的技术活和繁重的体力活赚取低廉的生活费,对女儿未来的希望是能像城里人一样,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写写算算,既轻松又体面,别像父母一辈子给人打工,累死累活不说,还要受到种种不公正的待遇。

一万两千元最后由小张夫妇从老家的亲戚处借来,夫妇俩大概需要两年的时间才能还清这笔费用。至于北京户口和房子的问题,从来是不敢想的,唯一的打算就是让女儿把书读好,再有就是多攒点钱。谈到女儿在京入学的问题,夫妇俩一致苦笑:难!并且还有后顾之忧:作为流动人口,能否让女儿在北京完成小学教育还是一个未知数。

在城市的大环境中,农村孩子和城里孩子集中在一起,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他们融入城市,同时也造成了另一种岐视。

多数市民不愿子女与民工娃同班,有的家长听说孩子与民工子女同班,找到校长和老师表示不同意,有的甚至不惜花费代价将孩子转走,留下的也嘱咐孩子尽量不要跟民工娃接触,他们认为这些农村孩子生活习惯不好,肮脏顽劣野蛮好斗。只有很少一部分家长认为和农民工的孩子一起读书有好处,民工子女的刻苦、勤劳和俭朴的精神值得城里孩子学习。

大多城市学生表现出不喜欢和民工孩子在一起玩耍,理由是民工孩子不讲卫生、生活习惯较差,在一起没有共同语言。

对老师而言,教育民工的子女各方面都费心。首先在思想上,由于父母从小没有给孩子理想的教育,很多学生没有远大的目标。在他们眼里,父辈没文化照样在城里挣钱。学生潜意识中已存在这样的思想,所以在他们生活中,找不到可以学习的榜样,让人觉得很可怕。农村学生的文明习惯更让老师操心。例如农村孩子在教室随地吐痰后用脚去擦,老师就提醒他今后注意不要乱吐,结果这位学生很无辜地辩解:我用脚将它擦干净了。有位老师感慨地说,“类似的这种事情还很多,很多城市孩子从小就养成的习惯,农村娃娃得从头学。我们还要担负他们幼儿园就该培养的文明礼仪习惯。”

而对民工子女来说,在城里的生活过得并不愉快。读书改变命运、知识成就未来的口号消除不了许多民工子女的迷茫,父母每天忙于生计,对孩子疏于管理。艰苦的生活条件、低廉的家庭收入,与城市孩子生活在一起被放大了自身存在的很多差距,这让不少农村孩子情结低落自卑,从而导致学习成绩很不理想。

那些在亲人眼里聪明可爱的农村娃,在城里孩子面前显得迟钝、木讷、愚笨,城市的冷漠和岐视过早地投射在他们身上,使他们变得敏感、易怒,遇到不如意的事情自尊心会产生强烈的反弹,在渴望尊重和平等的同时加重对城市的陌生和疏远。

小王夫妇的儿子明明在父母进成打工后的第二年转入了省城的某小学读书,九岁读一年级在农村老家是最普遍和正常的现象,但城里的孩子大多上学早,七岁读一年级为多,还有部分孩子六岁就上了一年级,这样明明在班里就是年龄最大的一个学生。由于个头大、成绩差,同学们暗地里称他为“傻大个”,下课不喜欢和他玩耍,作游戏时也没有人和他一组。

来自苏北的小王夫妇在省城奋斗三年多了,小王主要做一些零活,早晨在都市人还处于梦中的时候,把一瓶瓶新鲜的牛奶小心翼翼放进一家家的奶箱里。太阳高悬天空的时候,不王又变成了一位送水工,来时一桶水甩上肩膀,走时拎着空桶步履匆匆。每天多时要干十来个小时,少时也要三五个小时。小王的妻子也要出门做事,自己经营着一个水果摊,每天早起上货,晚上点灯时分回家。夫妇俩没有时间和精力照管儿子的生活和学习,经常是早起出门时儿子还在睡梦中,只好请老乡帮忙照顾。至于城里孩子每天上下学有家长接送、兜里各种新鲜的零食、时髦的玩具,父母对孩子无微不至地关爱和体贴,明明基本上是享受不到的。

同学的嘲笑、老师的白眼、家长的疏忽,使得明明完全厌倦了这种在学校受了委屈无处可诉,回到家里还是一个人对着墙壁的生活,孤独自卑的他几次和父母说要转回老家上学,问他为什么要回去,明明低着头说:不想在这里被人看不起,就是想老家。说得小王夫妇唯有难过的份。

和同龄的城里孩子相比,民工子女的基础教育相对落后很多。英语、电脑、围棋、游泳等名目繁多的暑期兴趣班,几乎每个城里的孩子都参加过,而民工的子女几乎想都没有想过。在农村,学龄前的儿童大多是认识几个拼音和简单的汉字,至于钢琴、美术、舞蹈等方面的培养基本没有,更不会要求孩子们学普通话,来自生活环境的影响对孩子们日后的教育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从起点上他们就远远地落在了城市孩子的后面。

老家在东北的小何夫妇来秦皇岛打工两年多了,小何在家具店卖家具打工,丈夫给家具公司做饭,家庭一个月平均收入20xx元,房租加孩子上学就得1500多元,九岁的女儿在秦市某小学读二年级。本来女儿就近上了学,应该是最让夫妇俩省心的事,无奈女儿的成绩让他们很难露出满意的笑脸。

秦市小学从一年级开设英语课、微机课,对于当地孩子来说,这点课程不算什么问题。现在的城里家庭电脑基本得到了普及,多数孩子学龄前在幼儿园里就简单地学过日常的英语单词,对微机的操作因着家里电脑的普及也相对熟悉,可以说这两门课程对当地孩子来说是轻松和有趣的。

但在小何的女儿这里,英语和微机是最令其头疼的课程,以致于达到了恐惧和厌烦的地步。刚入学时,女儿一口东北小村的方言让小伙伴们很快就不再和她一起玩耍,甚至连同桌也笑话她讲话像噎着了一样,舌头硬得很。更要命的是英语单词的读音恐怕只有她自己能听懂,老师曾戏问她:你说的这是哪国英语?引起全班同学哄堂大笑,活泼聪明的女儿从此害怕并讨厌英语,当然英语成绩也是差得很。

第一次上微机课,老师教给学生开关机、用小画笔作画等简单的操作技能,别的同学几乎没用听就熟练地操作起来,小何的女儿却紧张地连开机也不敢,她不明白这台小小的仪器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功能。城里的孩子笑她笨,她仿佛也觉得自己真得很笨。

提到这些,小何无奈地说:城里孩子条件好,家里有钢琴、电脑,周末参加作文班、美术班,而我们哪有那样财力和精力?我有时下班后教孩子背古诗、给她讲算术,但对于英语、微机等实在是力不从心。至于普通话,你看连我自己也讲不好,更别说教她了。

谈及女儿的未来,不容小何乐观:女儿的东北口音很重,还不太会普通话,也没人教她,经常说什么也听不懂,有时候问她什么,只会点头、摇头,与人沟通较少。老师说她经常一个人远远地望着同学们游戏,满眼的羡慕。当有同学主动邀请她时,她又躲得远远的了。女儿已经有轻微的自闭倾向了。不知道这种心理上的障碍什么时候才会消除,只怕会影响她的成长和发展。

农民工子女教育,包括两部分:一是随父母进城的子女,即流动子女的教育,二是留在家乡的子女,即留守子女的教育。由于留守子女与父母长期分离,在生活、学习等方面都受到影响,尤其是亲情缺失和隔代教育,使得留守子女这一群体存在巨大的心理创伤,性格变得较为孤僻,学习成绩下降。

缺乏家庭这一重要教育环节。现代教育理论认为,家庭教育重于学校教育,有句话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情感的培养与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许多父母长期在外务工经商,甚至多年未与孩子谋面,很难与子女交流,使得孩子产生孤独、寂寞、胆怯心理,形成孤僻性格。

隔代抚养,老人力不从心。由于上一代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并且年老多病,通常都不能有效辅导孩子的功课。很多留守子女由于父母外出对自己的学习中产生的问题无人辅导,无人可问。

学校难和家长沟通,教育脱节严重。家庭教育是教育的重要环节,由于家长外出,学校不能与家长沟通,甚至学生的作业都没有家长签字,不了解学生动态,缺乏互动,不利于共同教育培养下一代。

留守学生学习成绩普遍偏低。由于学习困难、交往困难、社会诱惑等因素,导致留守学生厌学、逃学、退学等现象的发生,对自己的未来也相当迷茫。留守学生成为犯罪和受侵害的高危群体。由于缺乏有效监护,使得留守子女遇到问题得不到及时沟通和解决,容易误入歧途。

民工张跃从农村来市里卖菜为业,十五岁的儿子跟着奶奶在乡下读初三,开学以来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接到老师打来的电话,因为儿子逃课、吸烟、上网、打架,并且屡教不改。老师要求张跃能多抽时间管管孩子,否则再这样下去面临几个月后的中考是很难取得好成绩的,一旦中考失利停止学业,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走向社会没准就会毁了一生。张跃每次匆匆赶来,塞给儿子一些钱外加狠狠地训斥一顿,可惜收效甚微,儿子依然故我。学校已明确表示,这样的学生给学校的管理带来很大难度,甚至影响了同学们的学习和生活,只是鉴于九年制义务教育而没有办法将其开除。

其实民工子女所面临的教育问题远不止这些,他们令人担忧的学习现状、众多的心理问题、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家庭教育的严重缺失,需要学校、社会、家庭三个方面相互配合,针对民工自身的特点,流动性强、居无定所、工作时间长、经济收入低等等,寻求改善教育环境,提高教育质量的出路与方法,发挥三者合一的最大优势。让民工的子女在尊重与理解,平等与关爱中踏上健康的成长之路。

民工子女作为一个特殊的受教育的群体,*法赋予他们与城里孩子一样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当然这一切有赖于政府,特别是教育部门和社会各界方方面面的努力。民工们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要求其实很简单:生活有着落,孩子有书读,一家人享受天伦之乐,在城市里安居乐业。城市应该敞开怀抱接纳这些来自五湖四海和兄弟姐妹,拓宽民工子女的求学之路,给民工的孩子以更多的理解、关爱和尊重,让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回荡在校园的春天里,让所有的孩子都有书读才是硬道理。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调查报告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不仅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问题,更是直接影响我国城乡统筹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问题,改善民生必须高度重视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进城农民工的数量将近2亿,有多达1400万的随迁子女,然而,由于受到国家政策、社会现状、农民工家庭的自身因素等的制约,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令人堪忧。这不仅影响到农民工子女自身的身心发展和未来,而且亦影响到教育公平的实现,也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趋势相背离,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这个庞大群体的受教育权,成为人们关注的现实难题。针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在现有数据的基础上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报告如下:。

1.教育机会不公平,异地入学困难。由于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子女,尽管国家多次出台相关政策但是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仍不能有效的解决,城市中的公办中小学仍以各种理由拒收农民工子女。

2.教育资源有限,教学质量堪忧。尽管国家出台相应的政策要求公办学校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但是由于名额限制,费用较高等原因大部分农民工为其子女选择学费低廉,对籍、户口要求不严的民工子弟学校就读,和普通的公立学校相比,子弟学校大多受办学经费的限制,办学条件较差,校园设备设施简陋,师资力量薄弱,教学方式、方法落后,教师专业化和经验略显不足,教学质量普遍不高,严重影响了学龄儿童的义务教育水平。

3.家庭教育缺失,失学问题严重。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分析,在全国适龄流动儿童中,"未上过学"者所占比例为4.0%,上过学后又辍学的比例为0.8%。二者相加,全国适龄流动儿童中未按要求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比例为4.8%,高于全国儿童的相应比例(3.3%)。另据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儿童中心单位对北京、深圳、武汉、成都等九个大城市流动儿童教育情况的调查;流动儿童失学率仍然较高,达到9.3%,近200万游荡在城市街头;还有近50%的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已经入学儿童有20%因家庭经济困难,难以维持学业。同时,由于父母自身文化的局限性对子女的教育不够重视,导致一系列问题,如子女学习散漫,对学习不感兴趣,成绩较差。

4.缺乏交流,心理问题日益严重。由于生活方式、心理感知、话语体系等方面的城乡差别,使农民工子女极易受到城市孩子的排斥,同时他们缺乏跟父母、老师、同学之间的交流很容易产生孤独、封闭、心理不平衡、戒备心较强、人际关系紧张等心理问题;此外,由于其父母的工作流动性大,导致他们经常缺课,因此大多成绩不理想,使他们普遍感到自卑、自闭、对自我的评价偏低。

“教育是民生之基”。未来的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现阶段对教育的投资上,教育是支撑未来发展的保障。如果不能保证农民工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未来必将产生大批低技能劳动者,将影响社会的和谐及制约经济的发展。

1.建立完善的教育法制体系。国家应从法律的角度,尽快明确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权利,明确规定他们的平等教育权。使各级政府、教育等机构在处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时,可以有法可依;农民工家庭和子女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时,也可以有明确的法律凭证。

2.建立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资金,加大对子弟学校的投资力度,为农民工子女提供良好的公共教育环境。

3.农民工家庭自身应加强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强化农民工送子女入学的观念。政府要向农民工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使他们认识到将孩子送进学校接受教育是他们的义务。

4.学校、教师应给予农民工子女更多关注,及时发现学生的心理问题,加以合理的疏导,让学生尽快适应新的生活,投入到丰富多彩的生活、学习中来。

农民工问题寒假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并试着提出对策和建议。

一、目前现状。

调查发现,目前还没有建立完善的农民工培训经费实行政府、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个人共同分担的投入机制,一些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投入并未达到国家规定的比例,而用于农民工培训的经费更是少之又少。政府没有足够的农民工培训保障体系,一些企业也不愿培训。

二、问题及原因。

农民工培训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工作,尽管政府投入了许多财力、物力,各级工会也多方努力,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遇到了不少困难和问题。

首先,从农民工整体来看,对文化知识和技能培训有着强烈渴望和迫切愿望,但具体到单独的个体和实际的培训工作中时,却不然。据调查,不少农民工参加培训都是各级政府下达指标,农民工对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不是很高。另一方面,一些有学习热情的农民工却由于受环境和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无法参加培训。

其次,从农民工分布情况看,农民工比较多的企业往往为民营、外资企业,其中不少企业认为,工人只要每天完成生产任务“能干”、“够用”就行,对农民工技能升级和有关思想道德、安全、维权等方面的培训热情不大,使不少农民工只能长期从事低级体力或简单熟练工种。

第三,农民工教育培训具有教育对象分散且流动性大、教育层次不齐、教育时间不定、约束力不强等特点,这使农民工教育培训质量难以保证。

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

1.一些农民工受自给自足思想束缚,视野较窄,缺乏长远性和开拓性。

2.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偏见和歧视,使其很难摆脱心理上的自卑。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形态之间的反差,不少城市人对农民工怀有偏见,使其在城镇寻求自我发展的热情和信心受到挫伤。又由于其在城镇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因而其对城市也怀有一定戒备和恐惧。

3.不少农民工外出打工并没有明确的目标,不知该不该学、学什么、学了有什么用。另外,多数参加培训的农民工虽然不支付培训费用,但仍需支付车票、伙食费、住宿费等费用。

4.由于城市企业在用工制度上对农民工的歧视,以及农民工自身先天的不足,他们中的不少人目前还没有谋取固定工作,甚至连劳动合同都没签过。这种短暂的工作状态,使他们只能选择得过且过方式。很难激活其潜在的培训需求和培训热情。

5.一些培训课程的设置不符合农民工就业的实际需要,按规定每个农民只能享受一次免费培训,而根据农民工择业的需求,常常掌握二三门技术的农民工才能更好地找到工作。

6.用人单位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使其在农民工培训问题上不愿有较多投资。一些企业以农民工缺乏稳定性为由,拒绝对其实施培训。这就导致一些农民工虽打工数年,但在职业技能方面并无长进。所以,一遇企业结构调整或技术改造,便被淘汰出局。因此,不少农民工的职业技能与科技和生产水平的发展越来越不相适应。于是出现了一边是大批农民工进城打工,一边是用人单位发愁招不到人的“民工荒”难题。

三、对策及建议。

农民工培训将是我国今后教育的一个新增长点,国家正在构建农民工培训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各级工会来说,既是艰巨的任务,也可能是新的发展机遇。因此,各级工会应有长期的眼光和规划,在尽快开展农民工培训工作的同时,一方面要逐步加强农民工培训工作的管理,使之科学化、规范化;另一方面不断探索工会在农民工培训上的特色之路。

1.转变观念,高度重视,尽心尽力,尽职尽责。

农民工培训工作意义重大,关乎社会的稳定,社会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各级工会不但要充分重视,而且要转变过去工会搞职业培训的观念和模式。农民工的培训不是把物质条件创造好了“等”其主动来参加培训,而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和“请”农民工来参加培训,要教育和吸引农民工认识到接受培训的好处,激发其参加各种培训,不断提高自己综合素质的热情。真正实现“让农民工满意,让用人单位满意,让政府满意”的目标。同时,要积极协调和建议政府有关部门逐步建立培训结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相结合的持证上岗和就业准入制度,在强化职业资格证书作为劳动力市场“通行证”的就业准入制度的管理方面尽快出台政策。

2.突出重点,注重实效,随机应变,因人施教。

(1)办学形式要多样化。对农民工的培训应当根据农民工的工作特点采用集中授课和现场指导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可以把课堂开在工地、车间。在开课时间上可采取脱产和业余相结合,节假日、休息日、八小时之外,只要有需要就开班开课。学制上也可以采取系统培训和一技一能的短训或超短训班结合的形式,使培训的成果一点一点积累。在教学手段上传统的教学和现代的科学技术相结合,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技术,制作教学光盘,使农民工在业余时间自学。

(2)办学对象要层次化。针对不同的培训对象和层次进行“因人。

施教”。对于知识文化水平稍高的农民工可以进行一些难度较大、要求稍高、精密技术工种和经营管理方面的系统培训。对于知识文化水平中等的大多数农民工,可以进行一些有一定技术难度的、要求不太高的技术工种和规范化管理操作方面的系统培训,使农民工由纯体力型向体力技能型转变。对于少数知识文化水平偏低,没有稳定收入的农民工可以进行一些难度不大、要求较低、容易操作的技术工种培训。当前培训的重点是家政服务、餐饮、酒店、保健、建筑、家装、制造等行业的职业技能培训。

(3)办学方法要多元化。一是和政府有关部门、行业协会合作,举办针对行业特点的专业技能培训;二是与农民工市场合作,把培训和向用人单位的农民工推荐结合起来;三是和农民工集中的企业合作,送教师、教材到企业。企业参与培训是提高农民工素质的一条重要渠道。应当逐步建立起“定单培训,企业参与”的机制,走先培训后输出,以培训促输出、定向培训、定向输出的路子。

(4)办学内容要实用化。在教学培训过程中,要既不拘泥于教材,也不脱离教材,始终本着突出重点、注重实效;随机应变、因人施教;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尊重对象、适应环境;故事案例、提问解疑。摆脱程式化的课堂教学方式,使农民工的培训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3.探索实践,搞好结合,调动积极,实现双赢。

(1)培训和考证结合。根据一些行业农民工分散性、流动性、季节性,工作时间长、不固定的特点,采取课上授课和课下自学结合,长训和短训结合的办法,分阶段教学,累计学时,逐步推行学分制,实行弹性学制,方便有一定文化基础和能力的农民工半工半读、工学交替,分阶段完成学业,并允许培训学校通过考核将农民工已有的知识和技能认定为学分,学校可以将这类学分折算成接受本校学习的学历学分,凡是参加培训的农民工只要累计达到所需学时,或完成各个阶段的教学要求(通过阶段的考试)即可颁发证书。同时,为激励农民工学习知识,学习技能的'积极性,工会或联合有关部门定期组织举办农民工技能大赛,通过技能大赛对农民工进行技能等级考核认定,并颁发证书。只有这样,培训才有吸引力,培训后的农民工在就业中才具有竞争力,才能体现培训主体、培训对象和用人单位的三赢局面。

(2)免费和收费相结合。政府对农民工的免费培训投入是有限的,只能是针对每个农民工的一次性免费培训,而对于那些有一定技能,生活基本稳定还有技能升级需求的农民工,培训就可收取一定费用。另外,还可以与用人单位合作,根据企业需要,对有一定经济困难的农民工先免费招聘和培训,合格上岗后由企业支付培训费,或从农民工的每月收入中(在其可承受的范围之内)逐步扣除。

(3)培训和就业信息、维权服务相结合。就业信息服务还应包括职业趋势分析,引导农民工正确选择技能培训方向。把培训、劳务输出、信息资源有机结合起来,达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工会在专业设置、培训内容、培训方式上应当以市场为导向,使农民工培训取得更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4)农民工培训和农民工子女的培训、教育结合。农民工培训的最终目的是顺利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而关注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与培训则是从更长远的眼光来推动这个转移。同时,要在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女教育上发挥工会职业和学历教育的优势。工会可以和政府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出照顾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女的入学与接受教育的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农民工子女参加中职教育。

总之,农民工培训是个系统工程。这种系统性表现之一就是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培训本身,更需全社会对农民工的真正关注,需要对他们的生存状态有更真实的了解。许多农民工表达的想法和要求已超出了培训内容,更多的是对平等的要求和对公正的渴望,希望全社会尤其是城市居民改变对他们的歧视。与培训农民工的城市文明素质(如公共场合礼仪等)相比,提高城市居民的平等意识是更为重要的工作。系统性表现之二就是对农民工的培训不能仅限于政府和企业,还应积极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参与进来,形成全社会的合力来进行农民工培训。

民生问题调查报告

关注并解决民生问题就是要落实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每个城乡居民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学上、有医就、平安生活。调研中各界反映,近年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我县民生问题,积极落实社会保障的各项制度,不断健全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城乡人居环境的建设投入。目前,城乡居民收入稳中有升,其中,城市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0282元;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20xx元,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90%以上的村居民点实现水、电、路、电话、闭路电视“五通”,无房户和危房户不到居民总户数的5%;适龄儿童入学率100%、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99%;97.81%的村设有卫生所,90.11%的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保险;2399名非农人口参加了社会养老保险,城市困难居民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全面启动了农村低保,城乡弱势群体的生活得到有效救助;城镇登记失业率稳定在了4.5%以内;社会治安状况逐渐好转,关乎民生的各项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随着社会保障的需求增长,我县关乎民生的保障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民众的心理预期也形成了一定的差距,一些影响民生的矛盾问题正在日渐显现。

(一)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一是农村饮水设施老化,部分农村居民饮水问题亟待解决。我县农村人畜饮水工程大都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受当时自然和经济条件所限,设施建设规模较小,设备承载能力低下,绝大部管道工程使用钢管或再生塑料,造成群众饮水隐患,同时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水源也不同程度地枯竭或水质下降。目前,全县尚有农村饮用水质不达标、用水方便程度不达标、水源保障率不达标等不安全饮水人口5.2万人,在一定程度制约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二是房价看涨,中低收入家庭无力改善住房条件。县城多户居民中,约有五十分之一住在使用了10年以上的平房内,近113户城乡常住居民没有住房,常年租房居住,近39户居民还住在危房里。相当一部分中低收入家庭盼望改善住房条件,不少农户也想进城购买住房,但面对日益看涨的房价都深表无奈,只能等待观望。

三是投入窘困,农村公益事业发展难以满足农民需要。长期以来,受城乡二元体制影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得不到有效保障。同时,村级集体经济薄弱,无力对公益事业进行投入,造成了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反差大,城乡居民不能平等享受诸如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设施的现状。目前农村公共设施总量少、质量低、农民集资建设负担重等问题比较突出。

四是管理滞后,农村公共设施作用不能有效发挥。据反映,目前农村基础设施存在“重建轻管”的问题,建成的公共设施由于权责不明、管理缺位,造成老化失修,人畜机械破坏、被盗无人管理以及后续维护缺乏投入等问题,难以长期发挥作用,给原本不足的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增加了负担。

(二)就业方面。

目前,全县城镇仅登记的失业人员近1300名,隐性失业、半失业人员变数较大。

一是就业困难人员仍然是城镇就业的难点。从再就业情况分析,已办理城镇登记失业的零就业家庭人员、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员、连续失业1年以上人员、女的40周岁和男的50周岁以上人员、残疾人和完全失去土地未就业的六类失业人员就业比较困难。由于他们大多技能和文化水平偏低,年龄老化,工作基础差,市场竞争能力较弱,导致就业比较困难。

二是就业帮扶政策的落实不够到位。这几年,国家和省、市各级围绕推进就业再就业工作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优惠帮扶政策,由于政策具体内容涉及到多个部门的利益,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牵头单位劳动保障部门的协调与组织能力相对有限,使一些优惠政策在落实上打了折扣。据调查,目前我县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复转军人安臵就业、刑满释放人员失业的就业,以及企业吸纳失业人员定额减免税等优惠政策,相关部门落实不够到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就业和再就业工作。

三是无业人员就业观念陈旧。目前在我县无业人员中,不同程度存在就业靠政府、吃饭依恋铁饭碗、不愿干个体、小钱不愿挣、大钱挣不来、宁可失业也不愿从事苦、脏、累、险工种的陈旧观念和惰性心理。还有一部分失业人员宁可“吃低保”也不愿自谋职业、自主创业,有事没人干和有人没事干的现象并存,就业引导、指导和组织工作亟待改进和加强。

(三)教育方面。

目前我县已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但是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仍备受人们关注。

一是高中教育质量不高。随着社会就业压力的增加,群众对教育的期望越来越高,考大学成为子女就业的集中选择,由于扩招,造成师资短缺,师资力量薄弱,相当一部分具备条件的群众对当地高中教育质量缺乏信心,学生择校情况比较普遍。

二是教师队伍建设滞后。我县教师队伍存在编制紧、优势人力资源补充慢、部分教师素质偏低、教学经验欠缺、责任心不够强,年龄偏大教师退出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影响了我县教育教学提质增效。

三是职业教育档次偏低。技能型师资紧缺,专业设臵不尽合理,专业培训能力相对较弱,难以培养出紧跟市场需求的技能型人才。

四是素质教育推行缓慢。受教育导向的影响,教育考核机制偏重“升学率”,淡化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导致“普九”教育目标贯彻不够到位。

(四)社会保障方面。

目前我县群众关注程度较高的社会保障总体上可以分为生活保障、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劳动保障四大类。

一是城乡最低生活保障面窄。我县低保金城市发放标准为230元/月,农村发放标准为50元/月,城乡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居民共有23875户50328人。其中:城镇3694户4857人,约占全县城市人口的18.6%;农村20181户45525人,约占全县农村人口的11.2%。

二是社会养老保险,城镇扩面慢,农村待试点。目前我县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人员共1678名,占全县城市居民总数的6.21%。其中:企业职工690名,自由职业者988名,暂无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

城镇养老保险扩面工作进展缓慢。调研中了解到,养老保障已经受到了城乡各类就业人员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城市自由职业者,他们是城市务工队伍的主力军,因为不少民营企业不给工人缴纳养老金,使其养老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这也导致了城镇社会养老保险扩面进展比较缓慢。由于务工人员的养老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造成务工不安心、企业用人不稳定。

农民的养老问题日渐突出。农民一直走的是“养儿防老”的路子,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家庭养老问题正逐步发生变化,一孩户、双女户逐步进入老龄阶段,父母和儿女分居越来越普遍,农村老人的生活质量不高,养老问题日渐突出已经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他们的养老如何保障亟待探索。

三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存在运行和监管缺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自20xx年在我县全面运行,至目前已经覆盖全县90.11%的农村人口,成为被农民认可的较为理想的医疗保障措施。调查反映,该项制度在惠农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是报销起付线高、比例小,救助能力弱;二是定点治疗的门诊少,不便于群众就近就医;三是对定点医疗门诊的监管不到位。群众反映,现行制度存在定点门诊受益较大,参保群众得实惠较小的问题,即入了合作医疗的群众在定点门诊看病收费高,不入的群众在定点门诊看病收费低。

四是用工单位贯彻劳动保障法规不到位。一是劳动用工合同制、最低工资制的推行进展缓慢。由于劳动合同制和最低工资制约束了用工方的部分行为,所以虽经各级的督促落实,但仍然见效甚微。20xx年我县合同用工率仅为95%,20xx年以来我省最低工资标准是520元,用工单位以算伙食费、住宿费、奖金、劳保品、效益差、做工时间短、工作量轻等为由打折扣执行,致使务工人员收入很低,甚至出现务工不如“吃低保”的现象。二是拖欠务工人员工资的情况仍然严重。

很多企业采用月工资“隔月发”、“季度发”,甚至是克扣工资,套牢务工人员,保证企业工源。这些违法现象的长期存在,将工人臵于一种艰难的处境中。仅20xx年有关部门受理处理拖欠工资投诉案件38起,涉及务工人员268名,追讨欠薪98万元。三是劳动保护法规得不到有效落实。多数民营企业和个体户普遍没有给雇用人员缴纳“三金”,雇工没有完整的休息日,加班没有加班费,防暑、防尘、防潮、防毒、防辐射等《劳动法》规定的基本劳动保护设施短缺。例如个别企业厂房内粉尘超标,工人工作期间缺乏防护,多次受到有关方面的除尘建议,但仍未做有效整改。

(五)医疗卫生方面。

虽然我县的医疗卫生事业有了重大发展,但是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看病贵、病痛解除难仍在影响民生。较为突出的是:

一是药品进入渠道不够规范。调研中,群众反映医院和各种药店均存在药品进入渠道不够公开透明,价格混乱,质量良莠混杂、药效不佳的问题,影响了安全、有效、廉价药品的正常供应和使用。

二是公共医疗卫生事业运行市场化倾向,弱化了卫生服务的公益性保障功能。由于投入不足,公立医疗机构的运行经费和发展资金基本上依靠服务收费,“以药养医”创收运行,导致医疗机构偏重追求经济效益,一些医疗机构推行“承包制”,医务人员收入与服务收入挂钩、“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致使其公益性质淡化,加重了患者的负担。“以药养医”是造成群众看病贵、病痛解除难的重要原因。

(六)社会安全方面。

一是农资涨价过快严重影响了农民增收。农民群众反映,农业税减免所带来的实惠被持续上涨的水费、农药化肥、种子地膜等农资价格所抵消,农民种地的成本较免税前增大,相当一部分农民种地靠贷款,导致生活困难。20xx、20xx两年农资价格比较:20xx年种子上涨了20%,化肥上涨了18%,地膜上涨了6%,每亩生产成本较上年增加30元左右。

二是物价过高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由于受溪洛渡水电站建设的拉动,我县粮食、肉食、蔬菜等基本生活资料需求旺盛,不能自给,从县外调进各种费用增大,导致生活资料价格一直居高不下,与周边县市相比,肉、菜、蛋等生活资料价格高出20%以上,一些居民因此尽可能压缩肉、菜、蛋的消费,部分生活困难的群众捡菜贩扔弃的蔬菜吃。物价过高带来的负面效应已经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三是盗窃案件突出,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由于我县流动人口和移民增加,相关部门对居民区的管理职责不清,存在扯皮现象,导致管理措施落实不到位,县城盗窃案件突出。据社区反映,县城居民区有安全死角,部分楼房经常处于无门房、无物业、无管理制度的“三无”状态,给犯罪分子留下可乘之机,盗窃摩托车、自行车、电动车等案件频发,严重侵害了居民的财产安全,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

二、几点思考。

解决民生问题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着眼长远,立足当前,多措并举,全面覆盖,把教育作为民生之基、就业作为民生之本、收入分配作为民生之源、社会保障作为民生之安全网,实现基本就业、医疗、住房、养老、教育、综治等各方面的全覆盖。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政府的综合实力,逐年提高保障水平,完善相关保障制度,逐步实现基本的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全面和谐稳定。对当前能够解决的问题,特别是社会关注、群众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要千方百计采取措施研究解决。

一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健全民生工程长效机制。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深入研究改善民生政策,继续加强制度建设,强化组织实施的监督检查,增强部门协调配合和上下联动,继续进行民生工程考核评比,健全领导机制、工作机制、监督机制和资金保障机制。

二是完善制度狠抓落实,以项目为载体着力改善民生。建设类工程项目严格按规范操作,依法管理。生活补助类工程继续积极向上争取“扩面提标”,坚决实行阳光操作,完善并落实动态管理制度。医疗卫生类工程要立足解决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加快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创新机制,整合资源,明晰产权,改善服务。农村基础设施类工程要强化规划,统筹推进。项目争取加大力度同时有效整合叠加,充分发挥项目实施效益。

三是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解决好亟待改善的民生问题。县委政研室和责任单位要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不断发现民生改善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及时研究和解决好。四是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强化资金保障。预算超收收入向民生工程倾斜,同时压缩一般性公用经费,优化支出结构。千方百计筹措配套资金,确保配套资金落实,按时序足额拨付资金,保障民生工程的顺利实施。加强督查考核,加强对民生工程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的监督,严防民生工程资金被挤占、挪用、滞留。

教育问题调查报告

随着新一轮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的普遍推行,农村中小学的教育问题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对此老师抱怨、学生抱怨、家长抱怨。为了找到问题的实质,把握问题的关键,从而向有关部门、有关人士发出呼吁,我进行了“农村中小学教育问题”调查。本次调查以走访调查及问卷座谈的形式为主,走访了八个中小学,调查了小学生25人,初中生34人,老师及校长19人。通过调查,了解了农村教师、学生和家长对教育的看法及其总体教育状况,并对中国农村教育的发展方向和模式做了进一步的思考。

二、调查的基本情况。

在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已无法满足绝大多数家长和学生对教育的要求,他们要求上高中、上大学。有62.5%的家长希望孩子拿到大学以上学历。在回答升高中的原因时,64.18%的学生选择是因为他们自己喜欢读书,而选择是家长要求的仅为3.49%。看来,事实上相当多的学生和家长已经认识到了受教育的重要性。

孩子们是渴望知识的,农村也是需要人才和技术的。但是从调查情况看,农村中小学教育存在着很多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公共教育经费短缺,导致办学条件和办学效益差。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对素质教育不够重视,教学设施简陋,教师队伍教法相对陈旧严重影响着素质教育的实施。

(2)师资队伍不稳定,总体素质不高。

(3)思想观念落后,教育价值趋向多元化、务实化、功利化。调查中没有一个孩子表示将来会回到自己的家乡。

(4)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脱离农村实际,人才培养与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

调查发现,相当大数量的教师对生活表示不满意(51.8%)和比较不满意(7.8%),感到压力很大。我总结了一下,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一)不合理的农村教育编制导致农村教师的工作量很大。(二)尽管近些年来大力倡导素质教育,积极推进实施着新课程改革,但谁都清楚高考制度不改革,老百姓认可的还是能真正改变孩子命运的考试分数,升学率也就关乎学校生存。面对动辄“下岗”“走人”的内部管理体制,老师们为了保住“饭碗”,感觉压力很大。(三)最近几年教育部门出于维护学生权益考虑,对老师限制很多,比如不准打骂学生,不准开除学生等。然而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学生个性越来越强,纪律越来越差,暴力倾向突出,打架斗殴时有发生,谈恋爱的越来越多,教师对学生的组织与管理难度也越来越大。同时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学校和社会越来越关注学生在诸如被敲诈、勒索、恐吓等人身、精神方面被伤害的问题,这使得老师们经常“提心吊胆”“如履薄冰”。

另外我发现,还有几个关于教师较为集中的问题是:(一)农村教师水平远远低于城区教师水平。虽说教师整体学历在提高,但大部分的学历是通过函授和自考取得的,正规的全日制本科大学生回来的还是比较少。反而外调城镇的几乎全是骨干教师,以致走访的几所中学几乎都没有高级教师。(二)随着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不断深入,农村教师队伍的结构已由原来的公办、民办、代课教师变成了全部是公办教师,但是音乐、美术,微机等教师严重不足。

3.学生问题。

学生自主学习的现状与思考。

在调查学生的学习态度或学习主动性方面,大部分学生都有明确的学习目标,但学生的学习目标大部分是家长、老师压出来的,成绩认可高,重视分数的达80%。在所学课程中,选择英语最薄弱的学生比例最高,占了47.67%。然而对于“你想如何提高”这一问,我原先设计了“自己复习巩固”,“请家教”,“参加培训班”和“其他”四个选项,结果有56.3%的同学选了其他,询问后发现学生们想到的更多方式包括家长指导,向同学、老师请教等等。调查表明,46.1%的农村学生在平时能努力学习,并持之以恒,但也有34.5%的农村学生平时学习没有规律,主要靠在考前加班学习来应付考试。

通过和学生们接触,结合自己的经历,我觉得制约农村学生学习进步的主要因素是农村中小学生学习易受外界因素的影响,需要不断督促才能认真学习。学生们将学习效果不理想主要归因于学习方法有待改进,但由于59.3%的农村学生一般都要承担部分家务劳动,难以保证他们拥有充足的学习时间。此外,农村基础教育条件较差、学习资源匮乏、教师的教育思想观念落后等问题也严重制约着农村学生的学习。

4.家长问题。

在回答“你觉得所在地区教育状况如何”的问题时,75.36%的家长选择“一般”,5.8%的家长认为“较差”。可以看出,很多家长对当地教育状况并不满意。如栾卸村,拥有生产康必得的集团公司,当地农民收入较高,但由于很多家长不满足于当地教育,就将孩子送往城里上学。

当问及“您对孩子在校表现情况了解程度”时,只有17.5%的家长表示很了解,而选择“基本不知道”的占20%。然而在回答“对孩子学习上关心程度”时,却有58.75%的家长表示很关心。这其中似乎存在着矛盾,即对孩子在校表现基本不知道又何以说对孩子学习很关心呢?对此我询问了部分家长,原来很多家长认为对孩子学习成绩的关心即是对孩子学习关心的全部表现。

民生问题调查报告

做好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我市改善民生工作情况报告的准备,从8月份开始,市人大财经委员会组织有关人员认真学习了《****南京市委、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民生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文件精神,拟定了工作方案;9月份,市人大常委会张宁生副主任带领部分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及市人大代表,采取召开专题座谈会议、区县调研、实地察看、听取情况汇报和上报书面材料等五种形式,对我市改善民生工作情况展开了深入细致的了解和调研。调研组实地察看了江宁特殊教育学校、同仁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五个民生项目,并听取了市发改委、农工委、住建委、财政局、人社局、教育局、卫生局、民政局、交通局、环保局等十个相关部门以及部分区县政府有关民生工作情况的汇报。现将调研情况和意见建议报告如下:

今年以来,市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紧紧围绕加快“三个发展”的总体要求和建设更高水平全面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始终把着力解决民生问题放在工作的突出位置,统筹采取富民、惠民、安民、便民、利民的一系列政策举措,全市上下认真贯彻落实《意见》精神,各部门、各区县创新进取、通力协作、密切配合,全面落实各项民生政策,我市的改善民生工作进展顺利,取得阶段性成效。主要表现在:

(一)加强组织领导,加大工作推进力度。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改善民生工作。今年以来,为推进民生工作,市委专门成立了社会事业建设工作委员会统筹协调全市社会建设和民生工作,并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市委、市政府专门将《意见》以今年市委1号文件形式出台,作为今后一段时期内指导全市民生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充分表明市委、市政府以民生为导向,把提升群众福祉和幸福指数作为主要发展目标。全市上下积极行动,各区县、各部门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做好贯彻实施工作。建立健全了民生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确保各项目标任务实施到位、资金到位、工作到位。不断创新工作举措,加大民生资金投入,提升民生保障水平,扩大民生保障范围。首次编制了《南京市“xx”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二)突出工作重点,紧抓年度目标任务落实。截至xx年9月底,就业形势保持稳定,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2。61%,全市新增城镇就业11。85万个,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660元,同比增长10。7%;农民人均现金收入9670元,同比增长12。5%。教育进一步均衡发展,政府加大扶贫助学力度,从今年起,对中等职业学校涉农专业学生免收学费,同时免除44。19万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杂费和信息费1。05亿元,xx年民生教育目标全面完成。积极推行社区首诊和双向转诊制度,全市已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879个,居民步行10—15分钟就可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构建了十五分钟医疗服务圈,方便群众就医;7月1日起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国家、省599种基本药物在我市范围内个人自负比例均为零;全市城镇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参保人员住院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分别达到80。4%和61。1%。市政府成立了保障房建设指挥部和保障房建设发展公司,全市保障性住房在建项目812。6万平方米,新开工457万平方米,竣工127。6万平方米,配建公共租赁房3200套(间);完善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体系,从1月份开始,将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保障准入标准由人均月收入750元提高到1000元,对人均建筑面积15平方米及以下申请实物配租和租赁补贴的所有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实行应保尽保。全市主城区基本形成15分钟步行的社区养老服务圈;全市新增老年福利机构床位2800张、农村敬老院床位280张,全市建成城市社区(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454个,为3400名高龄困难独居老人提供政府买单的家政服务;为90岁以上老人提高了长寿营养补贴标准,实现70岁以上老人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全部老人免费进公园等助老优惠政策。

(三)加大城乡统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社会保障政策体系一体化建设,实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市级统筹,统一全市养老金支付标准;探索建立新农保及征地保障与企保衔接制度,截至9月底,全市社会保险五项险种累计参保人数比去年底净增70。93万人次。进一步提高各项社会保障标准,主城区城乡低保首次实现同区域同标准。城市低保标准提高到400元/月,农村低保标准提高到240元—400元/月,新农合人均筹资标准均达230元以上,老年农民生活困难补助提高到人均243元,新征地保障标准提高到人均400—613元。加快农村公共社会事业发展,“村村通”行政村客运班线通达率达到99%。完成农村地区危桥改造38座,建成农村公路102公里。新增郊区(县)有线电视用户5。9万户,总入户率达到91。3%。完成60个自然村农家书屋标准化建设。

(四)积极探索,不断创新民生工作新机制。我市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中,积极探索,不断创新工作举措。建立了政府主导、社会运作的居家养老新模式,完善政府购买服务的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培养了10余支专业性、规模化养老服务社会组织。在这过程中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全程对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社会组织进行监督管理,确保透明高效运行。启动了投资项目就业评估论证制度,把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与促进就业结构优化、调整院校专业结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投资项目对就业的拉动作用。

(一)城乡居民收入增速有待提高。近年来我市居民收入增速有所下降,xx年,城市居民收入在长三角16个城市中增幅位列第五,在省内位列第十,今年前三季度扣除物价指数,增幅仅为6。6%。与此同时,收入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今年1—9月份,gdp增幅预计为13。7%,分别高于城乡居民收入3个百分点和1。2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对困难群体基本生活的影响不容忽视,保障民生的压力明显加大。

(二)财政资金保障压力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都离不开大量的财政性资金投入。近年来我市一般预算收入有一定的增长,但由于新增的刚性支出项目逐年增加,社会事业建设欠帐较多,“吃饭型”财政与税收增收难度加大并存,市级实际可用财力较少,在进一步提高各项民生保障标准与水平、扩大保障范围和加快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有一定的难度,财政支出压力较大。

(三)拆迁安置力度有待加强。在调研中我们了解到,早期被征地农民还没有全部进入社会保障体系;拆迁居民的安置房工作还存在房源距离远、建设速度滞后、超期过渡费用低、公共配套规划不完善等问题。这需要进一步细化完善政策,加快安置房建设速度,提高政策的可操作性和执行效果。

(四)重大民生工程项目进展不快。在调研中我们了解到,在今年确定的18个重点民生项目中,有8个项目仍然处于项目前期,占总数的44%,有4个项目处于项目启动阶段,占总数的22%,仅有6个项目进展状况良好。《意见》中的十大重点民生工程,有6个项目仍然处于项目前期阶段,尚未达到时序进度要求,亟待加速推进。

(一)理顺工作机制,保障民生工作有序推进。

针对这次机构改革后社会建设和民生工作有关的职能调整问题,要尽快落实到位,明确各自职责,理顺工作机制。尽快建立起由市委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全面统筹、市民生办全面协调、各部门分工协作的民生工作推进机制。形成部门分工负责、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积极探索“大民生”工作新格局,强化政策的执行落实,切实履行好、兑现好政府各项惠民承诺,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二)加快项目进展,确保民生项目有效落实。

对照年初确定的为民办实事工程和重点民生项目,从目前情况看还有部分重点民生项目进展缓慢,有的还没有开工建设。要针对存在的问题,找出具体原因,采取有效措施,集中资源,加大工作力度,促进重大民生项目全面提速,把民生项目建设成“民心”项目,确保完成xx年民生目标任务,为“xx”规划的顺利实施奠定良好基础。

(三)加大工作力度,解决好群众切身利益问题。

一是实施积极的就业创业政策,稳定和扩大就业。加大对大学毕业生等群体的就业创业引导,重视提高大学生社工的待遇,稳定大学生社工队伍。加强对“4045”人员、残疾人、“双失”家庭等就业困难群体的就业帮扶和实用职业技能培训。二是完善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体系。加大拆迁安置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加快拆迁安置工作进展,解决好拆迁安置工作中出现的房源距离远、建设速度滞后、超期过渡费用低、公共配套不完善等问题。三是深入推进医改工作。加快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在城市新区要规划配置优质医疗资源,方便群众就医。认真研究解决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过程中出现的基本药物品种不能满足需求、价格让利不到位等问题。四是加快构建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缩小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尽快将早期被征地农民全部纳入社会保障,完善对困难群体救助政策,加大医疗救助力度,提高救助标准,加快医疗救助同步结算平台建设。

(四)构建长效机制,完善民生工作政策体系。

做好“三个发展”时期的民生工作新任务,需要提供有效的制度保证,在体制机制上做出统筹安排,优化制度设计和政策设计,着力构建保障民生的长效机制。要建立统筹协调的民生工作推进机制,加大对民生建设的政策支持和惠民力度,科学制定解决民生问题的系统规划;落实长效民生投入机制,确保用于民生事业发展的财政资金投入,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范围;积极引导社会资金和民间资本投向民生领域,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公益事业发展,加快形成有序竞争、服务良好的社会事业发展新格局;加强基层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建立科学合理、导向鲜明的民生工作综合考核评价体系。

社会问题调查报告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食品种类的多样化,食品数量的不断增加,食品安全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农贸市场则是人们获取食物的重要场所,农贸市场和里面的各类蔡的卫生状况直接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所以我们食品安全宣传实践服务团队—“健康卫士”就对高沙农贸市场进行了一次实地调查!

高沙社区原名高沙大队,始建于1930年8月1日,占地面积2平方公里,社区xx年5月14日被区政府批准为高沙社区居民委员会。它位于国家级开发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北部,省重点工程“高教园区”西侧,杭州绕城高速公路南面。高沙商业街交通便利,居民与学生流动量日趋增大,有学在下沙,生活在高沙之称。西侧紧连杭州市政府规划落实的平方公里大型居住区(经济适用房),居住人口约9万余人,东邻浙江省最大的高教基地(杭州下沙高教园区),面积平方公里,教职员工、学生15万余人。黄金地段属杭州市副城区之一,规划人口65万余人,市场前景广阔。而高沙农贸市场则位于高沙社区的南部!

高沙农贸市场始建于xx年,当时农贸市场的设施比较简陋,摊位也比较少,农贸市场外没有现在的各种食品店面。据我们从农贸市场管理人员处了解到,当时农贸市场的卫生设施也没现在的好,来买菜的多数是高沙本地人。

但20xx年时,按杭州市农贸市场提升改造的要求,高沙社区投入资金100多万元对农贸市场进行了升级改造,改造之后的高沙农贸市场宽敞明亮,大大改善了顾客的购物环境,原来简陋的棚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干净整洁的瓷砖柜台。全新的高沙农贸市场已于09年11月26号正式开门营业。我们采访了一位正在买菜的高沙居民,她表示新的农贸市场不仅更卫生而且更漂亮了,有一种逛超市的感觉。

现在的高沙农贸市场共建有147个摊位,其中蔬菜摊82个,肉类摊30个,家禽摊3个,海鲜摊11个,冷冻摊8个,豆制品摊6个,干货摊4个,水果摊3个。还有其他店面72个。

另外,我们还在市场门口看到有检测室和称量室,通过与值班室人员的交流我们了解到,市民们如果买到一些食品后怀疑有卫生问题可到检测室进行检测,这样就对该农贸市场的食品卫生起到监督作用。

正如我们采访的那位居民说的那样,现在在高沙农贸市场里买菜好像在逛超市一样。在高沙农贸市场里,同期设施建造得很好,空气较清晰,闻不到那些难闻的异味。走道基本都是干燥的,看不到瓜果菜叶等垃圾。农贸市场配有专门的灭蝇设施,抑制了病毒细菌通过苍蝇传播。

我们在市场入口处的电子“蔬菜农药残留检测结果公示表”上看到市场里的所有菜都已通过检测合格。我们在值班室里了解到各类菜的检测合格率为98%,而已经在市场里销售的菜市通过检测的。我们也观察到农贸市场里的瓜果蔬菜确实较为新鲜,一般畜肉食品的颜色气味外观都属于正常,但部分海产品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海产品本身带有一定鱼腥味加之天气较为炎热,招来苍蝇和蚊虫,不过许多商贩都采取了一定措施,都能保证海产品的安全合格。总体可得高沙农贸市场的卫生状况良好!

1、农贸市场的垃圾箱应及时清倒,以免带来异味,引来苍蝇。

2、农贸市场的管理人员应多去市场里检查检查,发现不卫生或过期的食品应及时消除。

3、农贸市场清洁工人应随时清除市场走道角落里的垃圾。

4、部分蔬菜摊位的残叶应及时清理。

5、部分海鲜摊位应及时更换水桶里的水。宰杀鱼后留下的鳞片等应及时清理干净。

6、部分家禽摊位应注意通风,定时检测家禽的情况。

总结:通过我们“健康卫士”一上午的调查可得,高沙农贸市场的卫生情况良好,农副产品卫生状况良好,无农药残留、食品过期等状况,在销售的产品都已经过检测并合格,市民可放心使用。

这一次调查只是我暑假实践中一次小小的实践,我要做的还有很多,不过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我相信我会在今后的实践工作中做的更好,相信自己的能力一定能够做到,这是最起码的,我相信我会在实践中学到更多!

农村问题调查报告

专业:汉语言文学。

班级:09中文2班。

学号:090102065。

姓名:谢小梅。

正文:放假回家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特别是春节的时候,每个人都怀着美好的心态回到家中。家固然美好,但是我发现现在的农村就像是一个垃圾厂,到处都是垃圾。农村本来就是环境最好的,最适宜生活的地方,但是随处可见的垃圾给这美好的意境添上了败笔。进入21世纪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大批工商业产品涌入农村消费市场,许多投资者更是到农村办起了工厂,农村垃圾因此而逐年增加。为了弄清农村是如何处理这些垃圾,同时也为了增强环保意识和节能意识,我特选取了我所在农村(三堡村)为对象,进行了比较详细全面的调查研究。

一、对象与方法。

但是现在我的家乡却因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垃圾成片。一些工厂的建立,废水的排放污染了小溪,小溪里面的河水已经干枯,更何况是鱼了。我深深地为自己的家乡感到痛心,因为美好的环境就这样断送在我们的手中。为了比较真实的反映现实情况,并通过对农村垃圾及其处理现状的分析弄清农村垃圾已造成的危害以及农村处理垃圾的各种方式方法,所以我才选取我所在的农村作为调查研究的。在调查过程中拜访我们村的村委等各部门,了解领导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走访我村人口对生活环境改变的看法。

二、调查过程。

(1)垃圾现状。

我在走访中发现,如果村内有一定数量的池塘、洼地和沟渠,往往它们的走位变堆放着一堆堆的垃圾。甚至在池塘的水面上还漂浮着一些塑料、纸片、树叶等。经过走访得知,这些垃圾是村民每天从家里清扫出来的生活垃圾,垃圾在堆放地日积月累就成了一个个“小山包”,可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垃圾还是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结果是,池塘、洼地和沟渠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

在农村,村民一般会在房前屋后栽种一些树木,可没想到的是,这些本来代表“净’的绿树却成了垃圾场。只要细看,就会发现,树下往往会堆放着许多垃圾,如塑料袋,纸屑,果壳等。当有风的时候,这些垃圾就会”随风起舞”

虽然近年来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农村的机械化作业在逐渐增多。但传统的耕作方式并没有完全被现代化的生产方式所取代,还有部分村民家里养着者耕牛,同时农户家里一般也会养一些鸡、鸭、鹅等禽畜。受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村民不会轻易将禽畜的粪便丢弃,而是沿袭传统的习惯用禽畜的粪便来沤农家肥。一些村民在处理家庭垃圾的时候,为了方便,便会直接将垃圾丢弃在院子里的沤肥池里,当农家肥被运往农田的时候,塑料等垃圾便随之一起进入农田。

(2)村委及村民看法。

在调查中村委给的看法是:农村现在要发展就要引进工厂和养殖场,这些是造成污染的主要问题。还有就是村民的环保意识不高造成了垃圾成堆。对于垃圾处理问题村委也是想了办法如建了垃圾集中点,但是效率不高。

在调差中大部分村民的看法:工厂和养殖场的废气废水直接排放,直接导致了村里的空气质量的下降,水质也受到了严重的污染。还有就是垃圾集中点不多,导致了村民的生活垃圾所处乱丢,没有同一处理导致垃圾成堆,同时垃圾集中了却没有及时处理,使得垃圾堆积成山,堵塞道路,造成空气污染。

三、调查结果。

(1)垃圾分类。

根据我的调查,我自己将农村垃圾分为生活垃圾和产业垃圾两大类:

a、生活垃圾:农民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废弃物(主要是固体废弃物和液体废弃物),如燃料废渣(煤渣、草木灰等)、厨余物(剩菜、剩饭、剩汤等)、日用品废弃物(废玻璃、废金属、破旧衣物、各种废弃塑料包装盒等)、高科技废旧物(废旧家电、废旧电子产品、废电池等)等。

b、产业垃圾:工业、医疗卫生业等生产或执行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例如砖窑厂、木材加工厂、村内私人诊所等产生的废弃物。其中的部分废弃还具有毒性。这些垃圾由于其数量大,难处理,逐渐成为影响农村垃圾处理的关键。

(2)农村垃圾处理方法。

传统农村条件下,农村垃圾的循环利用和农村环境的自净相结合,完全可以解决农村自身产生的垃圾。但随着农村垃圾数量的增加,成分的复杂,传统的农村垃圾处理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农村垃圾处理的需要。当前情况下,村民在一定程度上保存原有垃圾处理方式的基础上,更多的开始采用填埋、焚烧、沤肥等方式来处理农村垃圾特别是农村的产业垃圾。

(3)存在问题。

a处理简单、随意,环境污染严重。村民在面对数量大、成分复杂的垃圾时开始采用焚烧、填埋、沤肥等看似比较科学的方法来处理。但事实上,这种处理方法,处理是不彻底的,会造成巨大的二次环境污染。

b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农村垃圾的处理需要大量的资金,但是由于村庄可支配的公共产品有限,村庄自身无法拿出大量的资金来处理村庄内部的垃圾。而上级部门也没有用来处理垃圾的专项资金,因此农村产生的垃圾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

c村民的环保意识薄弱。农村垃圾处理问题的解决需要全民共同参与,需要农民的积极配合。但是当前村民“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思想严重,村民的卫生意识较为落后、环保意识较为淡薄、思想认识不足,成为制约农村垃圾处理的主观因素。

四、农村垃圾处理建议。

1、完善立法。

处理农村垃圾,解决农村垃圾污染问题,可以采用很多种手段,但总的来说,立法途径是高效处理农村垃圾的关键,是利用各种手段的前提。

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和《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收集、储存、利用、回收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防治污染环境。按照“谁生产、谁负责”的原则,控制废弃物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专门规定: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环境防治的具体办法,由地方性法规规定。”但是这些法律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和实施。农村垃圾的处理受地域的限制较大,但地方性农村垃圾处理法规很少,没有强制性回收制度,对农村垃圾回收管理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对垃圾处理缺乏指导。

我国农村垃圾处理的立法,应借鉴国外经验,应该重视农村垃圾处理的专门性立法。同时立法过程应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使农村垃圾处理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互结合,促进农村垃圾问题的早日解决。

2、引进科技。

除却传统的简易填埋、焚烧、堆肥模式外,还应该创新垃圾处理模式。一些新的农村垃圾处理方式在实践中得出,例如一些有条件的村庄已经建起资源再生产产业、垃圾处理厂、垃圾化肥厂。

农村垃圾技术处理的技术突破不能单凭村民自身的摸索,必须借助相关科研人员的技术攻关。针对农村的具体情况,对垃圾的处理实现资源利用回收,将科技运用到垃圾处理上,把村民眼中的垃圾变成宝贵的可利用资源。在自然生态基础良好的农村,尽量实现用生态的方式实现垃圾的自净处理,减少清运垃圾的成本和费用。

综上所述,为避免我们的农村环境遭受污染,我们务必采取一切切实可行的措施来组织好农村垃圾处理工作,乡政府和环保局也应和村民们沟通好,做好垃圾的基础处理和统一处理。我衷心的希望我的家乡可以恢复旧日的青山绿水,整洁美丽。这是为了我们世世代代的子孙能够拥有美好的居住环境,也是响应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三农问题调查报告

三农问题自提出日起就是一个热的话题,它关系国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是我们国家进行建设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小康社会。在这一背景下,利用寒假放假,我作为一名大学生回到了我们扶风县,进行“三农”政策的再宣传、有关“三农”的问卷调查。通过宣传与调查,我了解了一些情况,发现了一些问题。以调查资料为基础,结合扶风县的具体情况,在如何解决“三农”问题上,我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与措施。希望能让我们的父老乡亲得到实惠,生活得到提高!

(一)扶风县概况。

1.1位于陕西省宝鸡市东部渭河流域。

西汉时此地为京官右扶风的封地,唐时借汉官名作县名沿用至今。面积751平方千米。辖15个乡镇,205个行政村,22个居委会。人口44.8万。扶风县辖城关镇、天度镇、午井镇、绛帐镇、段家镇、杏林镇、召公镇、法门镇、南阳镇、上宋乡、揉谷乡、太白乡、黄堆乡、建和乡、新店镇。耕地4.92万公顷。耕地4.92万公顷。粮食作物以小麦、玉米为主。经济作物以棉花为主,油菜、芝麻、花生、辣椒、烤烟次之。是我省麦、棉主要产区之一。扶风县是农业大县,是国家确定的粮食生产大县和陕西省粮食、油菜、生猪、苹果、辣椒、秦川牛等生产基地。建成“吨粮田”10133公顷,水果总面积7333公顷,蔬菜面积1067公顷,辣椒2800公顷。县北有天然林400余亩,以山杨、栎类为主。经济林有苹果、柿子、杏、核桃、梨等。种植药材主要有白术,生地、大黄,黄芪等,野生药材主要有防风、黄苓、苍术、柴胡、地榆、酸枣、山楂等。大家畜有牛、马、骡、驴。“秦川牛”、“关中驴”广泛分布于高原和平原乡镇。有野兔、锦鸡等野生鸟兽10多种。工业有农机、电机、毛巾、水泥、水泵、食品加工等厂。

1.2人口。

辖15个乡镇,205个行政村,22个居委会。人口44.8万。

1.3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生活指标。

关于我们县总经济收入,到目前为止没找到近两年的任何可参考资料,但就我本人来看我们的的确确是个经济相对落后于其他兄弟县的穷县,缺少支柱产业,农业灌溉面积较少,农民收入普遍较低,农民生活相对较困难。

(二)扶风县“三农”政策落实情况。

2.1“关注农业关注农村关注农民”大型宣传活动。在过去暑期三下乡的过程中,就在扶风县开展了“关注农业关注农村关注农民”大型宣传活动。他们向广大过往群众发放中央“三农”政策相关资料,向他们介绍中央“三农”问题的相关知识,同时他们还开展了有关“三农”政策的问卷调查。我们调研和分析了以前的数据。得出三农问题需要再收入的宣传。

2.2关于“三农”的问卷调查。我们自己又做了一次问卷调查。能再准确的对以前的`资料进行分析,我们共向过往群众发放问卷120份,回收109份,回收率90.833%。我们的问卷共有11道题,其中8道是选择题,2道是填空题,1道问答题。8道选择题中3道有固定的答案,5道答案不定。

2.3调查结果。在回收的109份问卷中,我们抽取其中的有效问卷98份。我们对这些问卷进行了统计分析。(针对其中的四个问题)问题如下:

1)“三农”问题的“三农”是指:

a农民b农业c农村d农户e农田。

2)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以下哪一项被取消了:

a农业税b农业特产税c我不知道。

3)您是怎样知道有关“三农”政策的?

a看电视b听广播c别人告诉我的d政府宣传的。

4)对于国家出台的相关“三农”政策,您支持吗?

a大力支持b支持c我不在意d我不知道这些政策。

统计分析的结果如下:

623663.265%722673.469%561024821452111。

通过上表中的数据,我们不难发现:在扶风县,对于什么是“三农”,竟有36.735%的人不知道;而对于哪一项税收被取消了,也只有73.469%的人知道;除此之外,他们在了解“三农”政策的途径以及对“三农”政策的关注程度方面也存在着问题。再加上我们调查分析与走访农户,同时结合扶风县的实际情况我们不难发现问题所在:政府宣传力度不够,农民不是很了解“三农”政策;“三农”政策没有很好的落实;“三农”政策的出台对于农民朋友来说,他们好像并未得到什么真正的实惠;农民增收仍然很困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是很大。我想,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不仅仅是扶风县的问题,更是目前我国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那么要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我接下来将讨论这个问题。

(三)认识与思考通过这一次的宣传调查,我们对“三农”问题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我认识到了落实“三农”政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与障碍。

“三农”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大问题,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它关系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万家富;农村定,天下定!”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三农”问题,想方设法解决“三农”问题。我认为可以从以下这些方面着手。

3.1加强“三农”政策的宣传力度,切实贯彻落实“三农”政策。

3.2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为此,我们可以采取以下的途径。

1)尽快打破造成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2)把我国的广大西部地区开辟为农民充分就业的广阔战场。3)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向国外输出劳动力的力度,增加其数量。4)将城镇化作为农民就业的主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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