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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论文【精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不仅在理论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在实践中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我们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一些基本规律也有了系统的认识，形成了一系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理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坚定不移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走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使得公民权利不断向纵深拓展，在社会各个领域的民主权利更加广泛、更加具体、更加直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然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不断向前推进的同时，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也开始浮出水面。例如：收入差距问题、教育问题、医疗卫生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本来都是社会发展阶段所必须面临的问题，是生产力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但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趁虚而入，将所有的社会矛盾全部归根于我们民主制度缺陷，大肆宣扬西方的政党制度以及三权分立，有意的扩大矛盾并加速矛盾的激化，使我们的社会意识形态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现在我们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对比一下西方的民主制度与我国的民主制度之间的异同，并说明我们为什么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而必须要结合实际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之路。
一、西方民主制度。
(一)西方古代民主观念起源。
古希腊城邦民主是西方历史上一种早期的民主政治形态。流传至今的古代西方典籍，如希罗多德的《历史》、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名著记述了古希腊的民主制度。雅典之所以能建立一个如此的奴隶制民主社会，并产生早期的民主观念，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实行公民大会、民众法庭等民主制度，一方面是与自然地理条件及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雅典实行奴隶制，奴隶劳动维系支撑着整个社会，贵族和自由民不为日常生活操心，才有了参与政治生活的条件。另一方面，古希腊城邦是小国寡民，公民基本生活都能够得到满足。
就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古代希腊的民主制度真实的产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了各种人为的或者偶然的因素之后，当希腊式民主制度破灭后，取而代之的是罗马人所建立的综合君主制、贵族制以及民主制多种因素的混合政体。然而希腊的民主制度消失，并不代表着民主观念的消失。在后来的人类历史中，这种民主观念已经渗入了西方人的骨髓。
(二)西方近代民主制度产生。
近代西方民主起源于中世纪英国的议会制，1215年签署的《大宪章》则是英国议会制度的起点。《大宪章》的签署是在当时的历史发展条件下必然的选择，下面我们分析一下它的社会根源。
第一、当时正处于封建制度的上升期，生产力获得巨大发展，城市的扩张和商业的繁荣促使全国统一市场形成并使得市民阶层力量不断壮大。国王、封建主以及城市贵族对市民的掠夺也不断加强，促使城市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表面化。第二、大封建主依靠加强封建压榨过日子，大力发展养殖业和生产粮食活动，从而维持其世袭领地经济，使得农民与领主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第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同样非常激烈，国王的权力过于集中，使得贵族们人人自危。另外，“失地王”约翰为夺回失地，组织军队与法兰西开战，期间大肆向贵族和教会征收军费。1214年英格兰再次战败，收复失地的希望化为泡影，终于引起了贵族的不满，发起叛乱。翌年，反叛军进入伦敦得到中小贵族、教会以及市民的支持。1215年6月19日国王被迫签署了《大宪章》。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清楚的看到，西方的民主是历史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在历史的偶然中发现了一种能够为人们所接受的观念，并随着历史的推进过程有意识的将其发展完善和利用，从而达到表面的和谐。
二、中国的民主制度探索。
(一)中国古代的民主概念。
中国古代典籍中曾经不止一次的出现过“民主”这个词。《书？多方》中记载“天惟时求民主，及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左传？文公十七年》中记载“齐君之语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资治通鉴？晋惠帝太安二年》中记载“昌遂据江夏，造谣言云：“‘当有圣人出为民主。’”在这些记载中“民主”意为民之主宰者，多指帝王、君主。
虽然也会出现“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样的民主思想，但是都不能代表中国古代的主流思维方式，不论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都是如此。这一点从历朝历代农民起义的换代口号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虎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毋庸置疑这些改朝换代的口号都体现了中国古代官本位的思想，根本没有任何民主的成分。几千年的历史中，我们的皇帝、官员以及人民都已经习惯了这种“统治和被统治的生活方式”。
(二)中国近代民主建设的尝试。
要解释上面的问题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中国社会一直以来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它所憧憬和为之奋斗的理想社会既是平等、富裕的社会，亦是文明、和谐的社会。“和谐”既是“儒家最高的价值标准”也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标准”。但清末的大儒们走出国门以后，发现西方国家内一片和谐的景象，即使在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中依然能保持相当程度的秩序，而政府官员亦是和善待人，对自己的臣民予以安抚。相比国内的官暴民刁、官逼民反，这西方社会让大儒们为之震撼，欣然向往。西方的民主制度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他们所追寻的理想制度。在西方民主制度传入中国以后，前仆后继的仁人志士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西学的风潮，其中有主张循序渐进改革的保守派，也有主张立即全盘西化的激进派。但这些尝试无一例外的都失败了。笔者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国家缺少直接实行西方民主的土壤，即群众基础。在那个年代广大的人民群众仅仅是要求平静安宁的生活，关于民主他们知之甚少，政府或革命家所宣传的“先进思想”很难与群众产生共鸣，所以他们的行动注定是失败的。直到中国共产党诞生，思人民之疾苦，虑人民之所求，以人民为根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奋战，才最终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从此中华民族的民主建设之路才真正的走上了正轨。
三、当代中国民主与西方民主的对比。
关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必须首先要将它与西方的民主制度相区别开来。正如之前所说过的，在古代中国是没有“民主”这个概念的，然而那并不代表我们没有民主的观念，我们所宣扬的民主是一种和谐的状态，追求的是一种事实上的和谐。而西方民主制度是通过不断的斗争和妥协而建立起来的，是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他们所宣扬的代议制的民主选举、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等等，是在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发展完善而存在的，是适合西方社会的制度，但在中华大地上是没有它生存的土壤的，这一点从历史的经验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必须立足国情，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实事求是的制定出适合我们自己的民主政策，这个政策必须要符合中国现实和传统文化的中国式民主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形成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比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更高类型的民主，具有自己的制度优势和鲜明的特点。我们必须把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统一起来，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不断总结人民创造的民主建设经验，即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包括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中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又必须坚决反对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模式，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划清界线，积极稳妥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并在实践中展现其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的一项长期历史任务。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目标，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还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付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有信心、有能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好、发展好，对世界政治文明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马克思指出，在非民主的政治体制中，国家的基础不是现实的人；而在民主制中，国家的基础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民大众。他说：“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民主制是国家制度一切形式的猜破了的哑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就是保证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选举制度、司法制度、民主监督制度、一国两制等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和保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系列制度。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到，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
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国家的意志上升为普遍意志的人民意志，国家的规则由人民制定，并服务于人民。换句话说，在民主制中，国家本身并不是目的，组成国家的活生生的人才是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中政党合作思想和统一战线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是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这一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政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组成部分。
民族区域制度是多民族国家实现民主的一个重要条件。在多民族国家里，民族平等、民族自主都是国家民主的重要内容，人民的民主权利，包括各民族的当家作主权利都是国家民主组成的一部分。民族区域制度也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是符合我国实际的具体民主政治表现形式。
中国的基层群众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民主自治理论与我国的城乡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农村的村民自治制度、城市居民区的居民自治会制度和公有制企业的职工自治制度是中国的基层群众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主要标志和基本形式。人民大会制度是充分体现我国民主的表现，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所以必须保证充分的民主，才能让人民当家作主。我们必须要坚决维护人民的利益，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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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
[摘要]加强国土资源管理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国土资源利用和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可以看到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力度不断加大，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一定程度上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但是也要看到在经济建设过程中，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等还存在很多的冲突或者矛盾，如何正确地处理好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成为当前政府研究和关注的重点。文章针对生态文明建设与国土资源管理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具体的对策看法，以供参考。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国土资源管理；科学管理。
[doi]1013939/jcnkizgsc201916109。
全面实现协调统一发展成为当前政府积极推进和研究的重点只有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地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国国土资源丰富但是在国土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还存在诸多的问题加强国土资源科学管理强化国土资源管理监管有助于更好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国土资源管理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与国土资源管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1生态文明建设与国土资源管理具有一致的逻辑性。
生态文明，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无论是在生态文明顶层体制设计方面还是理念实施等层面，都强调和谐发展。国家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了6大理念和8个体系制度，强调尊重、顺应、保护自然，注重发展和保护之间的有机协调，要求要从宏观角度和综合发展的视角来设计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建设，强化资源总量管理，积极探索节约有效利用机制，在资源有偿使用、生态补偿机制建设以及监管等方面都要注重强化环境治理、生态保护的市场约束和治理的灵活性，严格执行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和责任追究制度。可见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已经全面融入到国土资源管理全过程中。
2加强国土资源有效科学管理，是生动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重要体现和保证。
按照国家《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要求，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抓好空间规划、用途管制、离任审计以及差异考核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在具体开展过程中，空间规划方面主要涉及基础主体功能区规划方面以及县级单元内部综合规划方面，通过开展空间规划，以期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科学化配置管理水平。在用途管制功能设计方面，主要是为了落实红线、加强改造质量、对配置秩序进行理顺等，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涉及红线交叉以及红线褪色两个方面。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加强红线全要素管理，针对红外线工程需要对类型、区域具体数量以及质量等各方面进行统筹管理，加强对林地、更低、草地以及建设用地等全方位的综合监管，从统一设计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加强过程监管，设置更多的约束条件和监督规则，从而确保红线用地管理质量水平不断提升。在离任审计以及差异考核等方面主要是通过加强技术探索和规范化管理来确保资源环境等科学管理。在具体考核指标体系设计方面，需要加强综合全面考核指标设计，既要注重发展速度方面的考核，又要注重质量、民生改善和生态可持续绿色发展等方面的考核，在考核手段方面，需要构建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完善风险识别、监督、考核评价体系，建立更加简便、可操作性强、可视化的绿色发展评价机制。同时要加强资源资产负债核算分析工作，加强对重点数据的动态管理和监控，强化对领导行为的监督考核，加强责任追求落实，对领导干部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工作，切实提升管理层人员的综合素质。在离任审计、生态环境损害等方面要建立领导干部终身追究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提高领导干部科学化管理水平和职业素养，更好地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改善提供强大的人力支持。
3加强国土资源管理与生态环境建设综合数据管理，切实提高双协同发展水平。
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国家虽然出台了一些政策，也引入了一些发展理念，但是想要将理念、政策贯彻落实到位，就需要结合实际制定一些具体的实施方案，且在具体推进过程中加强数据综合管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总结规律，找出存在的问题，提高整体建设质量。可以看到国土资源部分别在2009年和2014年分别向社会公布了全國耕地质量等别成果，这些年度监测评价成果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可以通过国土资源管理相关的数据来分析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情况。
通过开展两次的全国耕地质量等别成果评价，对全国耕地质量情况进行测评，对两轮次的等别评价结果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国家耕地质量等别基线向右方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国家整体耕地质量有所下降，同时根据国家相关部门测算的耕地产能利用系数，通过对不同地区平均耕地产能利用系数进行横向纵向对比，与平均基线进行对比，从而掌握不同地区土地利用情况，找出哪些地区在产能利用方面存在不足或者过量等问题。通过相关的国土资源管理数据，国家可以对相关的土地利用开发情况进行综合研究，进而为制定下一阶段土地开发利用政策等提供参考依据，这也是为更好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基础。此外在国家国土资源管理方面还有很多的其他基础数据可以进行参考，这些土地调查成果可以和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进行应用，这也是更好地推动国土资源实现科学化管理的有效指导。各省份、地区对土地调查成果等方面的数据也非常重视，根据调查情况，在市级、县级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等方面进行调整，通过进行动态调整，可以重新确定基本农田平均等别和农田比率，这也是有效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政策有效落地的关联举措。除了在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方面可以借助相关的国土资源管理成果来进行政策调整，相关的数据还可以为政府在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占补平衡考核等政策制定方面提供参考，从而为不断提高土地资源科学化利用水平、节约土地资源、提高耕地整体开发和管理质量等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和行动纲领。
此外，在国家自然资源管理方面应当把握基本的原则和要求，国家土地资源从整体上可以分成国家所有、集体所有两大框架，在具体实施层面需要考虑各地区的实际，对土地资源管理相关部门的职责和权限进行合理划分，明确具体的职责、义务等，还要加强信息技术探索，构建完善的自然资源统计基础库，结合调查统计结果，适度调整相应的补偿激励机制，只有这样才能构建更加综合的自然资源管理调度体系。要建立完善的覆盖全国的土地调查监督评价体系，定期开展连续监测、周期性监测和随机监测，对自然资源管理实施“管用分开”的原则，坚持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体系，主动学习和借鉴国外相关的经验，加快开展土地整治、通过定位定量监测分析，将农田科学管理理念落到细处、实处。积极借助数字遥感技术、传感器技术等在耕地等级变化数据采集和共享等方面进行同步化管理，形成完善的动态评级机制，将国土资源管理政策、理念等落实到行动中，在潜移默化中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成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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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
摘要：作为中国最大的省级行政区域，新疆的稳定与发展对于祖国统。
一、国家安全意义重大。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实现了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共产党维护新疆稳定、反对民族分裂的战力思考是对国家安全理论的重大发展，是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关键词：新疆稳定、发展、反对民族分裂。
一、新疆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期新阶段。
新疆各项事业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疆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时期，进入了把新疆建设成为西部强区、全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点的新阶段，进入了不断满足各族群众求发展、谋富裕、思稳定、盼和谐愿望的新阶段，全力以赴把经济社会发展搞上去、把长治久安工作搞扎实的新阶段。把握住历史性机遇，就要树立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树立科学跨越、后发赶超的雄心壮志，奋力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
1、国家对新疆发展的重视。
学发展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入实施稳疆兴疆、富民固边战略，始终把推动科学发展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始终把改革开放作为促进发展的强大动力，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把加强民族团结作为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发展进步的基本前提，努力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
2、新疆发展的历史机遇。
新疆发展和稳定在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的特殊地位和特殊意义，提出集全党之智、举全国之力谋划和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和措施，为新疆大建设大开放大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根据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精神，使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体制环境和物质基础更加成熟：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坚强领导是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制度保证，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是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坚强后盾；新疆有明显的区位地缘优势，有优越的自然资源禀赋，有改革开放以来显著增强的经济实力，有大为改善的基础设施条件，有取得积极进展的对外开放格局，这些有利因素将推动新疆经济社会在科学发展的快车道上大步迈进。
3、从思想和行动角度推动新疆发展。
紧紧抓住、切实用好历史性机遇，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
安，离不开中央和各省市的支持，但根本上要靠新疆自身努力，靠各族干部群众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靠各族干部群众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只有真正把中央的关心、全国的支援变成加快发展的强大动力，以时不我待、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发挥本地优势，用足、用好中央给予新疆的各项优惠政策，才能闯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新疆发展实际的新路子。自治区党委、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狠抓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的贯彻落实，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一心一意谋发展、全力以赴保稳定上来，增强贯彻落实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的自觉性坚定性，增强在天山南北创造新的人间奇迹的信心和决心。
二、新疆稳定是跨越式发展前提。
新疆地处中国西部边陲，新疆的稳定是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前提与保障。只有新疆稳定了，解决了民族分裂的问题，才可以以现代文化为引领，以科技、教育为支撑，加速新型工业化、农牧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进程；加快改革开放，打造中国西部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建设繁荣富裕和谐稳定的美好新疆。
1、坚持稳定是发展的第一要素。
出“反暴恐、讲法制、讲秩序”，围绕坚决防止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坚决防止发生特大恶性暴力恐怖案件的目标，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做到了维稳工作常态化；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分裂破坏、暴力恐怖活动，确保了新疆社会大局稳定。面对当前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突出、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新形势，自治区党委、政府按照中央的要求，健全社会管理体制，严格落实维护稳定责任制，加强基层工作和群众工作，夯实维护稳定的社会基础。完善信访工作责任制，认真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正确引导舆情，有效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进平安建设，加大对城乡接合部、流动人口聚居区、敌社情复杂区域的管理和薄弱部位的综合治理，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增强法制意识和法制观念，在全社会形成人人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氛围。
2、发展才能带来新疆长久的稳定。
节水高效农业，发展生态有机农业、现代设施农业，加快建设高产、优质、高效、安全的农牧业产业体系，提高农副产品市场竞争力。按照统筹城乡、合理布局、突出特色、集约发展的要求，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全面推进“外引内联、东联西出、西来东去”的开放战略，加快建设喀什、霍尔果斯特殊经济开发区，做好首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各项准备工作，推进新疆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3、以现代文化为引领新疆发展。
我们积极探索实践新时期新阶段如何以现代的、科学的、先进的文化全面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相互欣赏，进一步弘扬各民族优秀文化，传承和提升区域特色文化，激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激活现代文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内涵，发挥现代文化的教育、凝聚、鼓舞和引领作用，努力在全区形成爱国、感恩、勤劳、互助、开放、进取的氛围，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广泛深入开展“热爱伟大祖国建设美好家园”主题教育，重点进行党领导人民的创业史、奋斗史、改革开放史和新疆历史、民族发展史、宗教演变史宣传教育，使各族干部群众进一步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进一步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进一步激扬各族干部群众热爱新疆、建设新疆，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三、各民族共同建设美好新疆。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疆各级党委、政府将进一步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同心同向同调同力，不断熔铸建设繁荣富裕和谐稳定美好新疆的强大合力。
1、凝聚群众力量。
当前，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全社会的注意力、关注点和兴奋点，已经集聚到走向富裕、走向现代化、建设美好新疆上来，对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充满期盼、充满信心。各族干部群众满怀对党对国家的感恩之情，满怀着对援疆省市人民的感激之情，积极投身大建设大开放大发展的伟大实践，全社会呈现出团结、创新、求实、奋进的精神风貌。自治区党委、政府坚持以现代文化为引领，以科技、教育为支撑，加速新型工业化、农牧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进程，用改善民生这把钥匙开启百姓心门，为各族群众解难事、办实事，使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民群众，不断激发各族群众的向心力、凝聚力，不断凝聚各族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共同演奏新疆旋律的激昂乐章。
2、建立统一思想。
行好职能，形成推动发展的合力；在维护稳定上解放思想，强化责任意识，注重从源头抓起；在实现以现代文化为引领上解放思想，形成爱国、感恩、勤劳、互助、开放、进取的社会氛围，形成自力更生、齐心协力建设美好家园的精神风貌；在依法治疆上解放思想，引导群众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用法，造就现代公民，使经济社会生活走上法制化轨道，不断提升各族干部勇于创新、科学执政的能力，以思想的大解放促进事业的大发展，以观念的大更新推动经济的大跨越。
3、弘扬“新疆精神”
“新疆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新疆的地域体现，是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的集中体现，是新疆人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坐标，是引领新疆发展的精神旗帜。精神不是无源之水，它需要各种丰富载体的支撑，更需要内涵的提升、锤炼和内化。当前，爱国、感恩、勤劳、互助、开放、进取的“新疆精神”，正在内化为各族干部群众的共识，形成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强大精神动力。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有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有兄弟省市的大力支持，新疆各族人民一定能够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不断开创新疆改革发展稳定的新局面，在天山南北创造新的人间奇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
摘要：本文主要先介绍了中国梦的背景，在总书记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阐述了中国梦符合中国人民的心声。并结合当前国内外形式，分析中国梦符合当下、顺应时代。最后结合历史条件谈论如何领会中国梦的精神实质。
关键字：中国梦。
科学发展观。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老百姓热议中国梦，社会舆论聚焦中国梦，海外华人述说中国梦，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梦，中国梦成为当今中国的高昂旋律，成为中国走向未来的鲜明指引。为什么中国梦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其重要意义在哪里？人们都在思考、在探讨。我的体会是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时代的召唤，是人民的期盼，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中国梦不能沦为抽象空洞的政治口号，我们要正确的理解中国梦的实质与内涵。
孙都更加懂得民族复兴的意义。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心底，烙印在民族记忆的深处，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可以说，中国梦道出了中国人民的心声，道出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渴望，最具凝聚力感召力，最具广泛性包容性，是最大公约数，成为激励中华儿女团结奋进、开辟未来的一面旗帜。
第三，中国梦顺应了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展示了中国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的意愿。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中国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越来越离不开中国。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发展理念、发展走向，希望分享中国的发展机会、发展成果。中国梦是亿万中国人民的民族复兴之梦，也是同世界人民携手共进、同各国合作共赢之梦。中国人民素有珍爱和平、崇尚和谐、开放包容的传统，想发展、怕动荡、盼和平。复兴之梦也是和谐之梦、和平之梦。中国的发展、中国梦的实现，意味着世界和平与发展力量的增强，意味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既有利于中国赢得尊严和尊重，也有利于推动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梦。
我们要高度认可“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的论断。我们必须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在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进程中，在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中实现中国梦。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中国的昨天、今天、明天联系起来，将国家、民族、人民联系起来，将中国、世界、人类联系起来，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往开来、高瞻远瞩的深邃眼光，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天下为公、海纳百川的宽广胸襟，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自信和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责任担当。中国梦进一步揭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和当代中国的发展走向，升华了我们党的执政理念，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内涵，对团结动员全体人民开辟党和国家事业新境界，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惟其重大，就需要我们放到战略层面来认识；惟其深远，就需要我们以不懈的奋斗精神来贯彻。
中国梦的视野是宽广的，中国梦的内涵是丰富的。总书记重要讲话围绕什么是中国梦、怎样实现中国梦，以富有创见的思想观点，阐明了中国梦的基本内涵、实现路径、实践要求，需要我们很好地加以领会。
推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离不开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要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深化中国梦的宣传教育，在突出思想内涵、增强认知认同上下功夫，在把握实践要求、推动实际工作上下功夫，形成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
要积极把中国梦宣传教育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结合起来，坚定人们实现中国梦的共同理想信念。中国梦的核心要义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也是为了实现中国梦，中国梦宣传教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是完全统一的。要把这两个方面的宣传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在主题上贯通、基调上呼应、内容上衔接，使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要以宽广的历史视野开展宣传教育，紧密联系中国近代史，紧密联系党领导人民的奋斗史、创业史、改革开放史，深入宣传实现民族复兴的过程是探索和坚持正确发展道路的过程，深入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为实现中国梦展示的光明前景，深入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寻梦圆梦的必由之路。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引导人们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明确奋斗目标，进一步增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自觉性坚定性，把握好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贯彻好“八个必须”的基本要求，为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奋斗。
中国梦就是百姓梦，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终于探寻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发展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一起与时俱进、凝心聚力共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讲“中国梦”就必然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提到这个，那是空想，甚至还可能走向邪路。不能把”中国梦”赋予其他的解释，“中国梦”是目标与手段的有机统一，实现“中国梦”的根本途径就是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梦”是彼岸，达到彼岸的桥和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调动全球所有华侨华人在内的一切积极力量来实现“中国梦”，“中国梦”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坚持和巩固发展。
结束语。
时下，关于中国梦的认识当中存在不少困惑与误解，这些都源自于对中国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认识的模糊不清。正确理解和理清中国梦与中国特社会主义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本文就当前政治热点与自身近期中特的学习谈了对中国梦的了解和总结。并且通过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说明了中国梦产生的条件，结合自己对领会中国梦的精神实质与推行中国梦实践活动总结了中国梦与百姓心声的一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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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
摘要：作为保障环境法治体系良好运行的倒逼机制，政府生态文明建设随着环境立法的不断更新而逐步发展，虽然政府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研究一直没有中断，但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政府生态文明建设仍然存在着缺乏龙头法、缺乏公众参与、制度合力若、智库分配不均等问题。为走出当前困境，政府生态文明建设应从生态环境规划、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治理三个方面进行优化，以此推进生态文明法治建设。
关键词：生态文明;环境保护;法制建设。
广义上说，生态文明建设在我国一直没有中断过。国内研究的基本发展趋势，一是从整体上看，我国理论界目前将生态环境看作一个整体并上升到人类文明的高度，其研究重点是对生态文明全方位建设的研究，而不仅仅是研究环境保护这个单一的层面。二是高度认同应摒弃以点源化、末端化和碎片化调整机制为特征的传统生态法治布局，由点到面，认为应该建立健全系统化、法治化、科学化的生态环境建设机制。三是地方政府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正在逐步开展。但客观上说，目前，还没有对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的完整体系进行系统研究，无法查漏补缺，因而会影响到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的整体推进。
第一，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理论研究还须取得更多实质性进展。经济转型等既是环保法得以实现的结果，也是其顺利推进的原因。生态文明建设研究需要更宽广的视野、更坚实的理论基础，才能找出更明确的症结，开出更有效的药方。当前的研究还存在局部和碎片化的特征，规范的应然逻辑还有待进一步关注。
第二，具体环保法律制度的研究有待深化、细化。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以及水环境治理、生态补偿机制、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绿色发展评估制度等，都是环保法实现的重要环节或重要方面。这些具体制度的研究目前还略为粗糙，特别是结合地方实际和具体实践的研究，还表现得较为薄弱。
第三，生态文明建设落实的“地方化”研究有待强化。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传统的环境问题（如环境污染与经济问题、环境污染的整体性与经济效益的局部性等）与新问题（如公益诉讼、技术评估意见、环境修复费用的计算及其使用、监督问题等）还须要在法治的框架内予以准确应对。
二
（一）缺乏龙头法，机械复制与宏观宣示的地方立法较多。
《江苏省环境保护条例》被废止后，生态环境具体立法“群龙无首”，整个法律体系出现了紊乱状态。同时，江苏现有的生态文明建设法律制度也大多偏向原则性的宏观宣示，缺乏细致规范与深入落实。设区的市在立法结构片面追求“高大上”的情况较为严重，各种生态环境地方立法片面追求结构的完整性，许多能够通过“决定”等立法形式解决的事项却在立法时追求“条例”等“结构完整”的立法形式，造成立法的机械复制、重复立法。
（二）公众参与不足。
江苏在生态环境立法中已经高度重视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专业性意见，在立法过程中也将他们积极吸纳进来。但是，江苏在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不足。这种不足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公众参与渠道的不足;二是公众参与能力的不足。
（三）在形成更为强大的制度合力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
制度合力，有别于传统将制度设计与制度执行分割，将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环节分割，将各环节内部各要素分割，而是应该将各个部分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合力，在这种合力中，行政权无疑处于核心地位，围绕行政权形成与其他权力的良性互动，有助于更好地提升法治核心竞争力。然而，江苏在形成更为强大的制度合力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就目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情况来看，仍然存在的问题有：一是尚未完全形成制度设计与制度执行的合力;二是尚未完全形成法律执行之间的合力。法律执行之间的合力主要指执法与司法之间的合力，即通过完善执法与司法的衔接、加强行政应诉能力，形成执法与司法的相互配合与制约。反之，则两者自然不能形成合力。主要表现为：行政应诉能力不够;尚未完全形成行政执法与全民守法的合力;尚未完全形成行政执法与行政监督之间的合力。
（四）智库资源分布不均衡。
江苏作为科教文化大省，省内具有丰富的专业的高端人才资源，这些人才资源可以作为地方生态环境立法智库的储备资源，以为地方生态环境立法提供人力与智力支持。但是这种资源在省内分布极不均衡，如南京、苏州等地区高校、研究机构林立，必然可以为所在地的生态环境立法提供巨大帮助;反观苏北地区高校、研究机构稀少，人才短缺，这些都将制约苏北地区生态环境立法的发展与进步。
（一）生态环境规划。
促进政府生态文明建设，须在立法中明确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主要包括总体目标、指标体系、重点领域及重点工程、重点任务、保障机制和措施等）的编制、批准、效力及其实施，及其与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等相衔接，并据此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红线制度。
（二）生态环境保护。
首先，“生态环境保护”应规定生产生活中的一般性保障制度，主要包括制定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包括生态安全、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人居、生态文化、生态制度等），除此之外，还应含纳其他方面，以较为全面的保护措施进行生态文明的建设。
其次，“生态环境保护”还应就其特殊性保护对象作出规范。以江苏为例，从对象上看，江苏生态环境治理的地理特殊性主要表现为“一江、一海、两河、两湖”。“一江、一海、两河”构成一个巨大的“井”字，与“两湖”共同组成江苏省主要的生态环境建设区域。因此，政府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立法应针对地方生态环境治理的特殊地理作出回应，在此基础上，还应该提升其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建设，这是政府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同时，立法应对地方的特殊保护对象，如生态保护特区、生态保护引领区、开发区、产业园区、国家级新区、自贸区以及近岸海域污染防治等作出立法回应，运用法律手段进行强有力的生态保护。
最后，“生态环境保护”还应就其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作出规范。生態环境重大决策、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及其执行情况、生态功能区范围及规范要求、生态环境建设指标体系及绩效考核结果、财政资金保障的生态环境建设项目及实施情况、生态补偿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社会反映强烈的违法行为查处情况、生态保护红线的范围和内容等都应当听取公众意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现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行为的，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不依法履行职责的，有权举报。
（三）生态环境治理。
首先，“生态环境治理”应就其行政保护这一最基本的手段进行规范，主要包括生态环境保护中的行政处罚;生态环境保护中的行政许可;生态环境保护中的行政征收、征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行政收费;生态环境保护中的行政强制;生态环境保护中的行政指导;生态环境保护中的行政约谈;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磋商;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其他执法手段。
其次，“生态环境治理”应就区域生态环境治理联动机制及其司法治理等作出规范，主要包括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生态修复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等，通过多制度联动，来推进区域水污染、大气污染联防联控。
最后，“生态环境治理”可以引入一些新的治理手段，如生态环境行政裁决。生态环境纠纷自身的特点为行政裁决提供了现实需要。需要强调的是，我国行政裁决制度的回归与嵌入需要进行全面的体系性重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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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
摘要：生态文明建设是继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之后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要为全中国老百姓谋生活幸福，老百姓的幸福生活不仅要有平实的物质生活，也要有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更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所以建设生态文明就是为人民谋生活幸福。
关键词：生态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物质生活比之前富裕了很多，精神文化生活也更加绚丽多彩，人们同时也渴望拥有过去曾经享有的蓝天白云无污染的良好生态环境，因此，生态文明建设是继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之后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人类社会文明终将进入到生态文明的高级形态。
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低，生产关系也很落后，对应产生的是落后的原始文明。在原始社会，由于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生存环境极差，只能靠采摘树上的野果和打猎维持生存，人们一起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果实，常常饱一顿饥一顿，也很少有剩余食物，人类与大自然相处基本是处在被动状态，对大自然没有什么破坏。
工业文明是从发明了机器开始的，随着电的发明，机器的威力更加强大，越来越多的机器被发明，生产效率也日益提高，但对自然界的破坏也逐渐加深，有的破坏也许经过一段时间可以修复，但有的却会长久伴随人类生活。
当人们看到工业文明给自然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时，我们开始反思该如何对待自然，如何利用自然，如何与自然界和谐共处，从而认识到人类不是自然的主宰者，而是自然的一部分，应该与自然和谐共生，不能一味向自然索取，只顾满足自己，更不能为了生存发展而破坏自然环境，从此人类文明进入了生态文明。
2.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
20世纪80年代初期，环境保护已经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三十多年来，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经济发展仍然面临着资源短缺的制约。我国国土面积虽然很大，看似自然资源总量很多，但人均资源占有量比较少，许多资源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对各种矿产资源的需求大幅增加，由于我国资源少，产出率低，利用率也低，因此经济高速增长使得资源对外依存度大幅提高，土地资源水资源消耗大幅增加。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以及城镇化的推进，资源需求量还将持续增加，造成经济发展和资源短缺的矛盾将长期存在，我们希望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必然要求各行各业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
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态环境状况逐渐恶化。一些重点流域水污染比较严重，有些企业偷偷排放工业废水废气;老旧居民区下水道建造不合理，生活污水直接或间接排放，生活中使用一些含氮磷洗涤剂，导致水体氮磷超标污染。其次大气污染严重，以前北方城市灰霾天气较多，现在许多南方城市也加入了雾霾的行列，大量汽车尾气排放，迅速发展的众多企业释放了过多的二氧化碳和含硫物燃烧后的废气，加剧了酸雨的发生，破坏了土壤原有的酸碱平衡，大气温度升高使海平面上升，许多动物濒临灭绝。
1.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
我们要持续发展，就必须树立尊重自然发展规律，认识自然发展规律，保护大自然，顺应大自然的自我发展的生态文明理念。我们不能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是要用平衡和谐的中华文化思想来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永续发展。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关系到生产方式从粗放型转变成集约型，而且人们的生活方式也要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仅是单纯做好资源环境保护工作，还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
坚持环境保护和节约资源的基本国策，坚持保护优先、节约优先、恢复自然为主的方针，要充分利用好自然资源，提高矿产资源的开采率，降低生产用能耗和物耗，把资源节约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特别是要节约土地资源、水资源和其他不可再生资源。在环境保护中，始终以预防为主，把源头治理放在最首要的位置，不能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2.建设生态文明要真抓实干。
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要为全中国老百姓谋生活幸福，老百姓的幸福生活不仅要有丰富的物质生活，也要有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更需要良好的生活环境，所以建设生态文明就是为人民谋生活幸福，是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加强源头管理，扭转先污染后治理的局面，既提升我们现在的生活质量，同时也给子孙后代留住绿水青山，坚决不能为了我们这一代人而牺牲子孙后代的资源，我們要为实现中华民族永远持续发展而建设美丽中国，为全世界生态文明建设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要牢固树立并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体现了绿色发展的要求，反映了我们人类要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决心。我们的改革向纵深发展，就必须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把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变到资源节约型，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改变过去不良的生活习惯，养成节约用水的好风尚，做到垃圾分类，垃圾分类逐渐细化，尽可能减少生活垃圾。
要珍惜每一寸土地，科学布局生态空间、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这三类空间。尽可能多留出良田，少占用土地，避免大广场建设，树立伦理设计的理念，少建别墅。适度流转农村土地，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出租和入股。民以食为天，吃饭始终是个头等大事，我们一定要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色警戒线，大力提倡植树绿化，保住水土，保护好山林，守住绿水青山。
让我们既拥有绿水青山的良好生态环境，又拥抱富裕的物质生活和绚丽多彩的文化生活。
参考文献。
[1]邓楠.从挑战中把握可持续发展的机遇[j].求是，2010（03）：4-7.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论文【精选】
改革开放，使我国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国家开始从全局和顶层角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由原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发展到现在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这一提法，建国以来，我们重视的不够，但有关于“社会建设”理论却由来已久。我国历史上有着内容十分广泛的朴素的社会建设思想，为我们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提供了传统文化的借鉴。例如，儒家的政治理想，是把社会变成一个和谐的大家庭。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我们党不断探索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首先对社会主义建设这一重大课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是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科学地阐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其中包括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重要论断。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们党肩负的新任务，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任务，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这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特别是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新生事物，尽管社会主义代表的是当代世界发展的前进方向，但具体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过去和现在生活中的许多矛盾和走过的弯路，都与这个问题的认识有关。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同任何事物一样，它有特定的要素构成，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人类社会的结构通常被理解为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其实，这样的划分是不全面的，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全面的观点应该是把整体的社会结构看成是社会经济结构、社会政治结构社会文化结构和社会生活结构的统一。基于这个认识，我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从“三位一体”发展为“四位一体”。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相对独立的“一位”，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四位一体”概念的提出，特别是“社会建设”概念的提出，使我们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
有人认为，社会建设建设科学、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建设，这显然把社会建设的涵义理解过于狭隘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中的社会建设，其涵义和内容要广泛、深刻的多。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一样，社会建设也有丰富的内涵，我们党不仅提出了“社会建设”的新理念，并对它已经作了多方面的阐述，初步回答了社会建设的目标、社会建设的原则、社会建设的理念、社会建设的重点、社会建设的主体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上，社会建设新理论正在形成之中，随着实践的深入，社会建设理论将逐步完善，也会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理论一样，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基本框架包涵以下内容。
在社会建设的原则上，强调科学发展和公平正义。坚持科学发展的原则，就是在社会建设的实践中，坚持科学发展观，这是社会建设的首要原则，社会建设的公平正义主要体现在：教育的公平正义，就业的公平正义，分配的公平正义，保障的公平正义，医疗的公平正义等，坚持公平正义是社会建设的基本原则。在社会建设目标上，强调远期目标和近期目标的有机结合。近期目标是在2020年实现“六个基本”，即：基本形成终身教育体系，使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社会就业要更加充分，要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人人要享有基本生活保障，要基本形成合理的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中等收入者占多数，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要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社会管理体系要基本健全，远期目标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社会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住有所居，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在社会建设的理念上，强调既要尽力而为，也要量力而行。既要积极进取，尽最大努力加快推进社会建设，抓紧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图出问题，又要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条件和承受力，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随着经济发展逐步解决问题，稳步提高社会建设的水平，而不能要求过高过急。社会建设的重点是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民生问题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改善民生既要统筹兼顾，又要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入手，突出重点、着力推进。在社会建设的主体上，强调政府的有效主导和社会组织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参与，在实践中，要充分考虑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公益性质，要切实强调政府职责，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不是大包大揽的全能政府。
一不可。社会建设是构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加快推进社会建设，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和重要保障。把改善民生作为社会建设的重点，是对广大群众迫切要求的积极回应，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社会建设是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必然要求，是体现党的执政使命的客观要求。改革攻坚面临深成次的矛盾和问题，都要求加快推进社会建设。我们党站在执政兴国的高度，要实现党的执政使命，就必须加快推进社会建设，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体现到领导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上来。正如经济建设有投入才有产出一样，社会建设也要有投入。特别是涉及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等事业、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空谈不行，必须出实招，而核心就在于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重经济、轻社会”的财政支出，建立“民生服务型”财政。
长期以来，之所以产生经济和社会“一腿长”，一条腿短|”、财政支出结构严重失衡等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发展思路存在的偏颇。所以，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树立正确的社会建设发展观观念是关键中的关键。具体而言，我们要树立以下几个观点。一是投资于社会建设不影响经济发展，二是解决不公平问题不会降低发展活力。三是给社会力量让出空间不会影响政府权威。
疫情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论文
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高校思政课是党在高校青年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载体，发挥着系统宣传、阐释、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作用，是对广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增强思政课“三性一力”，可以从思政课建设的四个维度发力。
一、提升谋课的“高度”
思政课是需要“谋”的，谋课的过程就是提升课程思想性的过程，谋划思政课如何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站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高度来认识思政课的作用，坚决克服仅仅是一门大学普通基础必修课的错误思想。思政课缺乏了思想性，就丢失了灵魂。一是要通过提高课程思想性，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四为服务”，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二是要增加思政课中思想性的供给力度和容量，尤其要强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增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加强思政课建设中，校党委书记亲自任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工作小组组长，制定了本研一体的学校思政“金课”标准，加强顶层设计，坚持全面进、系统进、动态进、深入进的工作原则，通过以“知识观点”进、“思想理念”进、“说理方法”进和“精神气质”进为主要内容，谋划了思政课建设方案，全面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
二、挖掘备课的“深度”
备课是上好课的前提，备好思政课关键要在课程的理论性上下功夫。思政课讲授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课程的理论性体现了课程的深度。思政课要引导学生坚定远大理想，站稳人民立场，认识青年使命，学会辩证分析等，理论深度就是讲清道理，解惑释疑，直击心扉，点亮灵魂的关键。学生把握了理论精髓，就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思想理论观点去战胜各种“杂音”“噪音”。北航在实施大类培养改革的北航学院思政教学中，以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为主体成立了思政大类核心课程群，通过教学团队组织方式，加强教学研究，开展有组织的教学活动，集中研讨教学共性问题，使老师们准确把握教材基本精神，促进各门课程有效衔接。同时，与学生工作队伍积极联动，由书院搭平台、出题目、做组织;思政课教师专题研究、集体备课、名师授课，实现了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深度融合，提升了学生思政教育的系统性和理论性。
三、体现授课的“温度”
要使思想和理论的声音直抵学生心灵，课堂的亲和力至关重要。提升亲和力，就要让理论鲜活起来，课堂热闹起来，学生互动起来。围绕思政能力的提升，实现从知识课堂向能力课堂的转变，从灌输课堂向对话课堂的转变，从封闭教室向开放课程转变，从重学轻思向学思并重转变，从重知轻行向知行合一的转变。北航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北航学院士谔书院党建工作坊以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领导领军能力为培养目标，以“两个维护”为主题，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党章党规以及领袖人物的成长奋斗历程，经过多轮次迭代优化，打造了一门系统化、案例式、互动性专题思政课——《大国领袖》，用历史讲理论、用道路讲制度、用誓词讲党章、用人物讲精神，点燃了课堂温度，许多学生直呼“不够听”“多加几次课”“完全没有听尽兴、学过瘾”。
四、增强育课的“效度”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思政课要结合学生特点进行精准发力。培育思政课程，首先要掌握青年学生的思想动态，在按照要求统一教学目标、课程设置和课程教材的同时，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材施教;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通过专题式、启发式等教学活动，精选案例，精制讲义，减少“大水漫灌”，强化“精准滴灌”。今年1月，北航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敏锐地发现，国际媒体高度关注我国抗击新冠疫情情况，欧美主流媒体在疫情初期或多或少地带着一种隔岸观火、冷嘲热讽的态度。老师们认为，必须要在舆论场中主动发声，因势利导，并开始搜集整理相关新闻和论文，积累第一手素材。2月下旬，在学校党委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学院“战疫”系列专题备课组成立，与北航学院、高等理工学院联合推出专题思政课。当第一课《疫情初期国外媒体报道中国抗击疫情的三种面孔》通过线上讲授后，活泼的语言和新颖的内容，立刻抓住了居家学习的00后学生们，课堂讨论区里热火朝天，在国际间的横向对比中，学生们深刻理解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学懂了中国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科学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90多年来的奋斗历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实践经验作出了理论概括，要求全党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对于我们正确把握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前进路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命题，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这一命题做出新的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全面、系统、深刻地理解和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理论体系，对于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对现阶段纲领的概括。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照抄、照搬别国经验、模式，走适合中国特点的道路，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二、理论自信与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关系。
理论自信与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是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道路是实现途径，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制度是根本保障。理论自信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提供行动指南，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系的思想逻辑，反映了党心民心所向。根植人民的道路自信引领前进方向。“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道路自信”，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人民群众为基础，以人为本，任何时候都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来源于历史和实践的根基。这条道路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历经90多年的奋斗探索出来的成功之路，是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强国之路，是深深扎根于亿万人民群众实践中的富民之路。在当代中国，走老路没有前途，走邪路是死路一条，只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强国富民的正确选择。由于各国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不同，在走向文明进步过程中，必然会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产生不同的价值观念。正是这些不同，构成了当今世界的多样性，体现了人类文明进步过程的多样性。没有哪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可以成为普世样板，也没有哪个国家的价值观念可以成为其他国家必须遵循的准则。正是这样一种深刻认识，强化着中国人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自信。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应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自信。当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应该是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总体上来讲，这套制度体系既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安排，又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存在根本区别。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们就一直行进在这样的制度变迁路径上，坚持不懈地致力于这一制度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回顾制度嬗变的历程，不难发现，这套制度体系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其一，超越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苏联模式为代表，其显著特征是实行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权力过分集中于政府，微观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受到极大压抑，结果是缺乏经济活力，经济效率效益低下。但是，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并没有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把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打入冷宫，彻底抛弃，而是不断地扬弃和超越。在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乃至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结合了中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本国情，并且保留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如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并存的所有制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等。其二，主动充分借鉴、积极吸收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制度的合理成分，并且把其作为参照系，微观放活，宏观调控，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能起到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形成了一套新的、与国际市场经济通行规则接轨的经济制度体系。如，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制度，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现代产权制度，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制度，反映国民经济循环全貌以及各环节间衔接情况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等。
三、如何增强理论自信与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首先，我们要认清我国的基本国情。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21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的整个历史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有：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转变为全国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广大人民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
其次，坚持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是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开始实行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改革开放包括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的对内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开始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我国对内改革的大幕；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的强国之路，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强国之路，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
改革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政策改革，而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教育、民生、医疗、体制的完善和健全。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必将拉开新的序幕。
总结为一句话：我们的发展和繁荣需要正确的理论体系、道路和制度支撑，我们的理论体系、道路和制度也要促进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最终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弱有所帮、贫有所济、失业者能解困等目标，才能说明、证明我们的理论体系、道路和制度是正确的，我们才能树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
一、“生态文明”的提出。
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胡锦涛总书记在会上代表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作了题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报告首次把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独立成章，提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1]华民族永续发展。
胡锦涛书记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句深刻的揭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内涵和本质。
二、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性。
2.1是人类文明演替的方向。
演替的历史规律：在社会发展史上，一个文明时代都是由于它的社会运动规则把矛盾激化到了它自己无法解决的程度时才被取代，而一个新的文明时代的出现则是因为它能克服前一个文明时代的弊端，缓解危机，才具有生命力，工业文明时代，将矛盾激化为两大危机：资源环境危机、社会公正危机。
工业文明自身无法克服这两大危机，十世纪中叶以来，先期工业化国家和正在努力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都曾做出巨大努力试图消除上述两大危机，但事实证明看不到解决的希望。所以生态文明必将代替工业文明。
[2]2.2是解决中国生态危机的必然选择。
当前中国面临的生态危机是十分严重的，我们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环境保护的意识仍然还比较薄弱，环境污染事件层出不穷、资源浪费随处可见、生态系统退化地令人震惊。基本上每年都能听到类似于巢湖水藻爆发、洞庭湖鼠患、癌症村等等这样的新闻，这些无一不是跟我们生态环境恶化有关。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改善我们生活环境是我们解决生态危机的必然选择！
2.3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
生态文明是人类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一种社会形态，它涵盖了全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涵盖了社会和谐和人与自然和谐的全部内容。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基础和前提，良好的生态环境本身就是人类幸福生活不可缺少的要素。在遵循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把建设生态文明放在突出位置只有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使公民在一个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中和谐相处，人们才能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与支持，才能增强公民之间的团结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才能推动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4]2.5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3]。
三、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必须面对的几个主要挑战[5]。
3.1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如何开展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
3.1.1充分认识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性。
建设生态文明要求文明彻底消除发展中的不和谐因素，摒弃旧的观念，改变一些政府官员只看重经济增长的观念。在生态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更需要文明转变发展模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生活观念，消费观念，正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经济社会建设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
3.1.2积极宣传生态文明知识，高全社会生态意识。
生态文明意识的普及和提高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生态文明的提出是社会物质文明进步的体现。要在全社会确立这个思想观念，文明要在全社会积极倡导和宣传生态文明，要通过各种媒体，采取多种多样的宣传方式告诉广大民众，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们健康成长的物质基础，有益于人类身心健康，能够陶冶人的情操，塑造人的品格，净化人的心理，推动人的现代化和人类文明向高层次进化。
3.1.3严格执法，确保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建设生态文明要健全和完善生态保护方面的法制，使生态保护有法可依。要切实采取行政，法律手段对各种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惩处，同时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必须进行制度建设，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要严格落实生态治理的责任，加大惩处力度。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加强环保干部队伍建设。
3.1.4协调好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
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二者的矛盾并不是对立的，二者应该是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自然资源的供给和环境影响，生态环境的改善离不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目前面临着发展经济和改善环境的双重任务。生态文明建设应从理论落实到实践中，与经济建设互相促进，和谐发展。
3.2区域间，城乡间经济水平和自然环境差别很大的情况下，如何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首先，我国应健全生态保护制度，同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对待不同情况要灵活应变，总体以建设美好的生态文明社会为目标。进行城乡规划，新农村建设，优化国土空间格局等，生态环境建设并不是单一的，而是互相影响的，不同区域，城乡间经济水平和自然环境虽然有差别，但是必须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是影响每个人的。要树立人们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每个人的利益的理念。
3.3如评价自然生态环境的价值？以及如何在尚无法赋价的情况下建立起符合自然生态环。
[6]境有价条件下的经济结构、运行规则和社会运行秩序？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5日发布，《决定》指出要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坚持使用资源付费和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付费原则，逐步将资源税扩展到占用各种自然生态空间。稳定和扩大退耕还林、退牧还草范围，调整严重污染和地下水严重超采区耕地用途，有序实现耕地、河湖休养生息。建立有效调节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合理比价机制，提高工业用地价格。坚持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发展环保市场，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可见我国对目前生态环境的价值，以及目前情况下，经济结构，运行规则和社会运行秩序做了很多努力和探索，目前对这些问题，我国仍然处于探索和理论状态，并已经初步进行实践。要协调好这些问题，需要国家，个人，社会的协调配合。随着社会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很快可以从初步的理论探索到现实中的实践。另外可以借鉴外国有用的经验，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完成好一系列任务。
3.5我国用30年左右的时间仿照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大体完成了西方先期工业化国家用300年时间完成的工业化的任务，既尝到了“甜头”，又面临着严重的“时间压缩效应”，（生态环境迅速受到严重破坏），能否在较短的时间内消除？如何才能花较少的代价去消除？[8]这些问题不可能在很短时间里消除面对这些问题，国家应坚持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的基本国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继续制定和完善健全的政策制度与法律体系，社会在建设生态文明过程中要积极相应国家的政策，大力宣扬与培育生态文明意识。使人们正确认识生态文明建设，由接受、认同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直至内化为内心的理想信念，最终外化为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企业要加强科技创新与技术革新，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企业经营者的道德意识，不要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对立起来，个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而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也将由我们共享，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思想上树立生态文明意识，从我做起，积极投身到生态文明建设事业当中。
结语人类一直都在为自己的生存和更好地生存而努力，因此人类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组织方式）在不断改变。当前人们所说的“发展”，在本质上就是生存方式的改变。虽然发展是人的本能要求，无可非议，也应受到尊重，但从“可持续”的角度讲，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以损害自然环境为代价，不能以损害他人（别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环境和发展能力为代价，否则就要遭到报复。当前，以和谐与公正为旗帜的生态文明，正以巨大的魅力证明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在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探索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道路和模式，我们有理由相信它的正确与成功，这是伟大的中华民族对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http://十八届三中全会生态补偿问题。
http://从国际贸易角度看生态文明建设。
http:///xz_20***生态文明的必然性及出路探析1.2.3.4.5.6.7.8.
浅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的毛概论文字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全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是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的一本书，是中国高校学生的政治必修课。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品鉴！
摘要：本文以提高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为主旨，全面深入的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当代中国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表达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看法，分别为：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何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怎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而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基础下，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现社会主义资源、财富以及利益的公平分配，实现人与资源之间的和谐相处和和谐发展的格局，在体制的改革和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安定有序的社会。
关键词：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民主、和平。
跨入新世纪以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处于一个极为关键的历史性时期，在这一阶段，随着改革和发展事业的深化，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日益突出;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日益不平衡，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以及社会资源与财富的合理分配;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进入的攻坚阶段，已经触及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
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是由中国共产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经济和社会、城市和乡村、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关系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又和谐相处的社会。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
中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提出“和”的概念，用以描述内部治理良好，上下协调一致的状态。例如，《易传》高度赞扬并极力提倡和谐思想，提出了“太和”的观念。孔子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孔子及其学生所说的“和”,既是一个哲学范畴，又是一个伦理道德的标准和社会治理的标准，其本质在于统一和协调多种因素之间的差异。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并认为阴阳二气虽然处于不停的冲撞之中，但它们始终能够在“道”的统一下和谐相处。王阳明指出“天理亦有个中和处”。先哲们的这些经典论，对中国的政治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和谐观念成了治国安民的重要理想。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坚实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理论武器，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进行了有意的探索。1956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论十大关系》这篇重要著作，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1957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篇重要著作，创立了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这些正确的思想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做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在2004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有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一目标又被具体化为“维护群众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今，我们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历史的必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符合新世纪新阶段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实践需要，符合我国改革发展关键时期客观形势的要求，适应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适应我们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面临的新挑战和新任务，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深化和拓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概括起来为三个符合：
(一)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中指出：“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主义是解放全人类的学说，人的充分的自由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条件和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求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唯物辩证法，从物质的存在——商品开始，进而到货币、资本、生产、流通，最后发现剩余价值，形成贫富两极分化，产生阶级和阶级斗争，直至得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必然到来的结论。胡锦涛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也是从社会现实出发，改革社会不合理现象，发展生产力，建立合理的劳动分配制度，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营造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建成富裕、和谐、幸福的社会。
(二)符合党和政府的根本宗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改革开放、提高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根本目的，不只是振兴中华民族，洗雪一百多年的殖民史给予中华民族的痛苦和屈辱的记忆，更不是以牙还牙，对中华民族曾经带来沉重灾难的西方国家实施报复。我国近代史确实是血和泪、悲愤、痛苦的历史，但历史承载的是民族的过去，时代在前进，国际社会百年来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历史是个大舞台，即使中华民族再经过五十年的奋斗，实现了现代化，成为首屈一指的世界大国，她也应该以社会和谐发展充满亲和力为宗旨。首先惠及的是十五亿中国人民，其次惠及的是全世界人民。如果没有这样的理念，社会发展并不等于人民幸福。
(三)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
和谐社会当然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全世界必须面对的课题。人口的迅速增长，对生活资源的无序开发，人类为了生存大量开垦荒地，滥伐树木，森林逐渐消失，森林、草原、湿地“自然之肺”功能减弱，致使空气污染、水污染、天气变暖，水土大量流失。人类为了改善生活，肆意向大自然索取，大自然能承受得起吗?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必将遭受自然的报复，有时这种报复的后果是极其可怕的。南亚的海啸和我国西南洪灾就是现实例证。
我们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从完善管理体制、提高领导能力等方面着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奋斗。
需要指出的是，在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时候，有许多问题是要深入探讨并加以注意的。
第一，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都是在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为贯彻落实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针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第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科学地理解和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以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使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我们党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为本，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必将极大地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第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必须和社会具体实际联系起来，了解和谐社会的内涵。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前提，以安定有序为基础(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以诚信友爱为品质，以充满活力为状态，以先进文化为灵魂，以民主法制为保证。确实解决好现实社会中的医疗、上学、买房、就业等问题。
总之，我们要根据经济发展能够提供的条件来解决好社会问题。这里的关键，是要努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正确处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
参考文献：
[5]《华从际和谐与冲突》重庆大学出版2007年4月第1版黄囇莉著。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大量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通过对这一时期毛泽东早期文化观以及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文化领导权等研究成果的梳理，为更好地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借鉴。
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引起学界高度重视。学者从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研究，成绩斐然。本文旨在对其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概括，以期为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笔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成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梳理。
这一阶段出现了研究毛泽东文化观的热潮，对毛泽东文化观研究不断得到重视。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1对毛泽东早期中西文化观的研究。
1.2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特征研究。
这一阶段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研究趋于成熟、稳定，且侧重从微观方面进行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这一时期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更为客观地论述毛泽东文化观，牟岱以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为目的出发，对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的原因、特点和意义进行分析，指出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与其家庭生活经历、传统文化教育、“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受马列关于文化论述的影响、是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是政治斗争的必然要求。[13]张慧明以建设好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为目的出发，深刻分析了毛泽东文化教育思想，指出毛泽东关于新文化教育的基本观点是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同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方针。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更加细致丰硕，主要研究成果分為以下几个方面：
3.1对李大钊文化思想与毛泽东文化思想关系研究。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以陶红霞等人的研究最为典型。关于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的研究，陶红霞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表现在对待中西文化都采取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态度，都主张中西合璧创造中国新文化。[17]管晓莉则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对于中西文化观的趋同性主要表现在李大钊、毛泽东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静，西方文化主动，对中西文化都进行辩证的否定，均认为中国新文化源于中西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3.2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后，很多学者试从微观入手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譬如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民俗文化观、民主行政文化观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如下：
覃梦早对毛泽东民主行政文化观进行了讨论，作者着重论述了毛泽东民主行政思想的提出、民主行政价值观的界定、民主行政本质的定义以及民主行政的一系列运作原则和方法，指出毛泽东民主行政文化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民主行政文化观，对于当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文化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27]吴燕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进行分析，阐述了毛泽东法制思想的要点和党的法制方针以及共和国法制建设的曲折历程，探讨了毛泽东法制文化观对当今的消极和积极影响。周直对毛泽东革命文化观进行了探析，分析了毛泽东革命文化观的内涵、特点，论述了其发展历程，对毛泽东的革命文化观进行了反思，提出在现代化的新形势、新任务下，毛泽东革命文化观仍然有着警示作用。
除以上学者外，还有学者从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文化创新思想、文化批判思想、文化政策思想等角度进行分析。譬如潘娜从建构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视角出发对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进行分析，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突出体现了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同时指出传承和发扬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要正确处理“一”与“多”的关系，强化法律和制度建设，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亓娇分析了毛泽东文化大众化理论，指出毛泽东文化大众化思想是实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杨成敏分析了毛泽东文化创新思想，指出文化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这一时期学术界渐重视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这一时期主要代表有康渝生、孙宏健等人。康渝生认为梳理毛泽东有关文化问题的理论建树，透视浸润于其中的致思理路，有助于进一步把握毛泽东文化观的精髓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33]孙泽学在分析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基础时提出毛泽东关于文化建设应与经济、政治发展相适应、新文化建设要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吸收外国先进文化走向世界，文化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统一等思想，为初级阶段的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孙宏健在分析毛泽东文化观的基础上提出毛泽东文化观关于文化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成功经验，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和积极启示作用。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毛泽东文化观及相关问题探讨深刻而广泛，研究成绩斐然，但还有一些研究薄弱环节需加强。笔者认为纵观目前研究成果，一是对于现实价值还需深刻探析，深入把握，深入挖掘毛泽东文化观对现代文化建设以及文化自信建设的现实价值;二是笔者发现学界对毛泽东文化观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影响论述欠缺，有待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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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并采取了渐进式、系统化推进策略以缓解改革阻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要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经贸高水平高层次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经济制度是由一组经济规则集合而成的，是对人们经济行为和方式的界定和规范，也是对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界定和维护。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制度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制度也会不断变迁。人们对财富积累的追求使生产力持续进步，而从短期来看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经济制度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生产力进步;当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进步时，就必然要求改变经济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然而，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会形成与其相依存的、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并被视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从理论上说，经济制度变迁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新制度具有旧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终究会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日益增进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积极效应还没有完全释放以前，经济制度变迁必然会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获得较大相对利益的人群）受到暂时性甚至长期性的利益损失。因而，旧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反对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阻碍者;而能够从新制度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经济主体往往会拥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者。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和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使政府在经济制度变迁中起到关键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经济行为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加上多元化经济、社会、政治理论和道路的并存，对于生产力进步驱动的经济制度变迁，政府可能是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碍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了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建立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这是一种集权式的经济制度，其固有的集中过度、统得过死等弊端严重地束缚了地方、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在当时乃至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都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因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使中国富了起来强了起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本身的成效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都是极其显著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稳定的、健康的，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阻力。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转变也是系统性的，必然带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调整，尤其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利益受损者会支持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反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形成经济制度变迁的阻力。此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总体上是实践先于理论的，因而其还会受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論和观点的干扰。对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推进的模式[1]，即从改革阻力最小的领域入手，尔后逐步创造条件继续向前推进。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将涉及更多的利益调整，可能面临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鉴渐进式、系统化改革的经验，妥善处理好各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2]117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选择农村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而城市居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现是，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许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著《摆脱贫困》，主要也是研究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及如何脱贫致富。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与之相联系，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在启动阶段表现为“自下而上”地推进，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因此，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属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称为需求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是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变迁。这种带有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求生存、求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让权、责、利高度统一于农户。这种新制度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解决的温饱问题。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其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承包户）真正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即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从一开始便具有市场化取向。塑造微观市场经济主体的核心是产权很明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划归农户所有，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有机结合在一起。按照传统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据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可以分开的。通过用益物权法可以破解这个难题。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权人对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当用益物权人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他物权依法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时，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上述权利。农户有了明晰的土地产权，则会形成刚性的市场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6]。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是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变迁，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肯定、推广和优化比如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就是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進一步优化。，使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肯定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的同时，也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在全国曾经出现过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压下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不准包产到户”“不要包产到户”“少数边远山区和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直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明确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可见，对待人民群众自发推行的经济制度变迁，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府都应予以支持，并积极进行推广和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在农村选择什么样的经营制度，“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能代替农民选择。”[4]59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体会到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指导意义和战略作用。
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会触动城市经济系统，进而引发城市经济制度的变迁。但与农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经济制度变迁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给主导型（或政府强制型）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财税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还是户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现为自上而下地推动。之所以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原因在于城市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强大的地方，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较大，改革的难度也大;而农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较容易推进。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一样，城市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向也是市场化，但由于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农民工”“城中村”等是城乡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缩影。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扬弃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不是（也不能）采取推倒重来的“休克疗法”，不能即刻废除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既要依靠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又要进行经济制度创新，这是不可回避的矛盾。变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必然涉及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如果步子迈得过大，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改革会面对相当大的阻力，这就需要进行渐进式的改革。首先是选择能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利益增进的经济制度变迁，如前所述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次则可以选择使部分人利益增进但又不损害（或损坏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经济制度变迁，即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领域率先改革，也称之为从“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这种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2]238“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3]631乡镇企业之所以被称之为“异军”，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是“正规军”，国家工业化的推进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谁也没有料到在广大农村也会自发地发展出与“正规军”（即国有企业）相竞争的乡镇企业（即草根企业），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市场化的，进而形成一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之外的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异军”。早在1985年，乡镇企业产值就超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6万多亿元，相当于1985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其中乡镇工业总产值达12万多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与当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相当。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包括“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晋江模式”，都是建立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的。
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对经济增长、国家税收、居民收入、科技创新以及对外贸易等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超过70%，提供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90%。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较为雄厚，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非公有制企业机制灵活，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增长能力。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制度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制度有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将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置于统一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場竞争。
现在回顾起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经济制度结构下的利益结构是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的，并且各经济主体在此利益结构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护的。传统经济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从而使传统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害。市场空间总是有限的，增量制度变迁的产物——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对传统公有制企业的既得利益造成较大的冲击，两者成为竞争对手，冲突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种损害程度比起制度内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对比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进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不是最优方案，只能说是次优方案。还必须进行制度内存量改革，将公有制企业也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并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和市场运作机制，让其与非公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
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并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如果说家庭承包制把“一统天下”的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使中国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演变。但是，这两项制度变迁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都是源于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农村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绝对离不开城市改革，离不开国有企业改革。在城市经济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内存量改革的启动阶段，为了减轻制度变迁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领域并没有立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而是先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做些政策性调整。这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进行分析。
为克服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对国有企业统得过死的弊端，改革开放后首先实施了对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过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权力和利益下放给地方、企业和个人（包括利润留成、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政策调整），以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政策性调整，只有激励机制，而没有约束机制，往往会导致工资、奖金、福利等的增长速度超过企业利税的增长速度，进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政策性调整转入制度创新。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则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建立起硬预算约束机制，才有可能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而要形成硬预算约束机制，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企业必须为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源支付代价，二是企业必须按事先规定的标准向国家上缴利税，三是企业经营亏损时不能随意获得国家的财政补贴，四是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契约（包括信贷契约、商业契约等）。因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造成为股份制或公司制，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国有资产产权问题。比如：如何准确评估国有资产价值，以防止在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进而建立合理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防控机制;如何管控国有股权交易，使国家、企业和个人能够平等分享国有资产增值利益;国家的股东职能应由政府的哪个部门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通过产权流动或转换推动资本流动和重组，使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进而促进生产的集聚与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即国有股占绝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还需要为重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有利的条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强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离不开市场化的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权利的获得都应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所有权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场条件必然导致不完全的所有权形态，扭曲的市场关系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权关系。所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进一步从产权制度改革来看农村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差异性。表面上看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两权分离”关于“两权分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从理论上厘清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离开所有制关系谈所有权，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理论：所有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系列经济关系的产物，所有权则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制关系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其主体是同一的;所有权也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但与所有制不同，所有权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分离的，即分属于不同主体。马克思把所有权关系或财产关系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7]。既然是法律用语，法律可以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进而使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有了法律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两者的“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具有本质区别。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权人把资产或资源委托给经营权人经营，就会产生代理关系带来的代理成本，使经营者的经营方向有可能偏离所有者的目标。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农户则是集体成员，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加上农业家庭生产经营规模及监督成本较小，因而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几乎没有代理成本;同时，包干制使农户的经营绩效与其自身收益密切相关，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活力，也为农民走向市场扫除了障碍。而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相对于“农民集体”，“全民”更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标取向，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组织运行较复杂，监督成本也较高，因而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会产生较大的代理成本;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益与经营绩效的关联度相对较小，其努力程度也难以衡量，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但可能产生激励不足问题，还可能引发寻租、利益输送等弊端。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预的惯性，简单的“两权分离”并不能使国有企业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还需要在诸多领域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可见，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领域，改革的难度越大，产权越难明晰，越难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步到位的，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国有企业改革面对的利益关系要复杂得多，需要逐步推进，其短期绩效也逊色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加上没有现成的经济制度和经验可供借鉴，中国的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没有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选择了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路径。这种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在地域上表现为：先在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再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全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先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再推广到全国。具体来讲，最为典型的就是根据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为了在经济制度变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就必须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市场经济制度较易建立的地方开始，经济特区应运而生。1980年中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以引进外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设置在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制约较小，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外资经济比较容易发展。在当时投资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为了吸引外资，中央赋予这些地区特殊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金融优惠、土地厂房使用权优惠、固定资产折旧优惠以及放宽外汇管制等。这些特殊优惠政策对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引进外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构建了经济特区独特的经济竞争优势，使经济特区以超常速度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并有效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增长，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窗口”和“试验田”作用。在经济特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固然对突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不符合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公平竞争规则，不符合经济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狭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宽大直至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厦门经济特区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经济制度变迁从重点突破、单方面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的必然产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顾名思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在于全局性、系统性、链条性，要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城乡、生态等方面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增强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的协调性，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央选择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条件的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并把解决各地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攻克全国性制度创新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综合性配套改革发挥示范作用。应当说，创建经济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是为了促进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如果说经济特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開辟了道路，那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是与经济特区一起，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条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规模效益的存在决定了市场经济是开放的。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外部的市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了适应新时代经济制度创新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深化制度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务、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的国际流动，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要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开放上升到市场规则的开放，不但要学习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也要坚持和推广自己好的做法，还要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完善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化作出积极贡献。截至2020年9月，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260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目的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需要逐步推进，还要求制度变迁是系统性的。这里基于中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的渐进性与系统性。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要求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国内市场统一，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统一，还包括市场规则的内在统一，要消除各种行政障碍，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相互开放，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城乡、跨行业的商品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体系;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还包括资本、劳力、土地、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不仅包括现货市场，还包括期货市场。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进而具有渐进性、顺序性，具体表现为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和期货市场发育三个不同阶段。
与计划经济制度相辅相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更不承认要素是商品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只限于个人消费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的范围从消费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但也明确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因为这涉及要素和资源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问题。然而，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放开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购销和价格，使商品供给根据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场化，让要素能够根据市场信号进行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没有要素市场对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只能发挥微观组织的比较优势，无法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率。此外，要素市场还可以通过地区间、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和配置，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因此，没有充分发育的要素市场，也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9]。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论文【】
建立并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与执法监督，扩展与规范法律服务和援助，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内容。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管理和法的关系理论来说，社会管理是法存在和发生的前提，法从属于社会管理，是进行社会管理的工具。从社会的普遍管理秩序回归社会的本质和功能来讲，其目的就在于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构建公开、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追求最大程度的社会公平与自由。所以，社会秩序管理回归社会依赖于法律制度，作为进行社会管理的工具和途径，法律是现代社会实现规则整合最为有效的手段和方式。
一、实现社会管理法制化。
在我国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将法治纳入到社会管理体制之中，有助于进一步推进社会管理向社会的回归，也会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活力。社会秩序的维持离不开法治的保障，是政府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力支撑，并使该服务本身处于受规范之具体处境之下，使规范效力保持外在的合理运行时，又保证了其内在的合法性。在当前经济环境中，社会管理面临的是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要建立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民主、平等的社会合作关系，解决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就应当有一个公平正义的解决机制，而法治无疑最有效的制度形式，这是由法治的优越性决定的。
同时法治具有强制性、规范性和正义性等特点，将法治纳入社会管理机制，能够使社会管理合法化、程序化和效率化，使社会管理的整个过程有法可依，不因个别行政意志而改变，保障了社会管理的有效性和公正性。进而，社会管理法制化可以有效实现法律的社会治理效力，最大限度地确保社会管理的程序性与正义性，使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参加社会管理的广泛的民主权利，真正成为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人，这正是社会管理和法回归社会的本质涵义。可以认为，当前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推进，是实现社会管理和法回归社会的必由之路。因此，法治是实现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条件，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必须实现法制化。
二、保障人民依法行使社会管理之民主权利。
既然社会管理和法原初的目的就是为了平等地保护社会成员的利益和需要，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只是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管理和法沦为了阶级统治的工具，成为压迫人的力量，社会主义的政治任务就是消灭阶级压迫的力量，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使社会管理和法重新实现其社会性和共同性，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那么从社会主义实践上说，实现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也就是实现广大人民真正享有和行使民主权利，使社会管理和法回归社会，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趋势。
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群众作为是社会的主人，社会管理必然是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主要途径。所以，当前的社会管理实质上是让人民群众成为社会管理的主体，实现人本化管理，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如胡锦涛同志强调的：“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切实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三、规范政府的社会管理活动。
“在民主制中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在这里人的存在就是法律，而在国家制度的其他形式中，人却是法律规定的存在。”可以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民主制中法的本质的揭示，说明了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人民的民主愿望和法制的民主精神在内涵上是相通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占统治地位，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法反映的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在这里，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由历来的体现少数剥削者意志的法，变成了体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的法。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法同以往一切剥削阶级的法的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社会主义的法是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对少数人实行统治的工具，从而实现了最大多数人的民主。
所以在法律的社会治理问题中，社会管理工作人员特别是行政干部，必须遵守法律规则，严格遵循法律程序，充分避免了政府社会管理过程的随意性，保障了其他社会组织对社会管理的参与，保障了他们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开创了新的共治型的社会管理格局。对于社会公众来说，法治一方面以法的权威力量保证人民充分地行使社会管理的民主权利，另一方面也使社会管理的民主原则转化为一种规范化和秩序化的运作机制，确保了人民进行社会管理的真实性、平等性和可行性。可以看出，社会管理法治化是保障民主原则在社会管理中的贯彻和落实、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最有效的手段，也是马克思法学中国化的根本任务。
浅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的毛概论文字【】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叫卖文化随商品种类的多样化和现代化发生变化。
叫卖形式从最初的走街串巷到如今的商业广告，叫卖的传播渠道也从纯粹的吆喝到如今通过电视、广播、新闻进行宣传；叫卖内涵由单一走向多元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商业发展迅猛，商贩的身影遍布大街小巷，商场、百货的叫卖各式各样，叫卖文化有了新的内涵。
本文以永川区的叫卖文化和商业发展为例，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叫卖文化的发展变化分析商业的发展趋势，得出叫卖文化与商业发展的关联性，进而预测商业未来的发展新趋势。
叫卖，指从事商业服务性行业人员为推销商品或开展商务而使用的一种特殊的口头语言表达形式。
叫卖本是商业行为，但随着城市发展，走街串巷的叫卖声越来越普遍，并且在中国历史上存在极为长久的时间，渐渐也沾上了文化气息，发展成一种商俗文化、民俗文化、口头文化。
（一）叫卖文化的特点。
历史悠久，从西周时期持续发展到现代社会；实用性强，与商业发展相辅相成；内涵丰富，不同的行业、地区具有其特色；口语化表达，风趣幽默，朗朗上口；语调旋律婉转，声调悠扬，节奏感强。
（二）叫卖文化的发展历程。
明清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推动叫卖文化进入繁盛期。据记载：明代北京叫卖已成规模，清末民初，北京叫卖发展至高峰。十九世纪后期，叫卖文化濒临灭绝，由于人们对传统文化重视程度提高，叫卖文化得到恢复。
改革开放后，蓬勃发展的经济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变化，永川区的叫卖文化随着经济发展而改变，主要体现在传播载体与内涵的变化。
（一）叫卖文化传播载体的变化。
最初，商贩在大街上用吆喝声招徕顾客，后来，他们唱起编好的内容新奇的歌谣来吸引顾客。永川方言风趣幽默，叫卖充分发挥其方言优势。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经济发展，商贩的摊位趋于固定，常使用录音机播放提前录好的叫卖声。如今，更多商家在荧屏上播放宣传视频。纸质宣传单、电视广告等，叫卖已经从口头文化发展成为以现代科技为载体的语音、文字文化。
叫卖文化的四种形式：一是定点叫卖，商贩在街道上摆摊叫卖；二是不定点叫卖，游商携带货品走街串巷进行叫卖；三是将叫卖声编成曲调，通过人们的传唱进行叫卖；四是通过拍摄广告，投放到大众传媒上进行宣传。
（二）叫卖文化内涵的变化。
叫卖的目的是推销商品。随着时代变迁，叫卖文化成了一种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它宣扬了地域特色，文化内涵不断丰富。如今，叫卖声渐失传，靠民间艺人进行叫卖表演或穿插进影视作品等，展现地方特色民俗文化，叫卖文化成为了一种地域文化标志。改革开放以来，叫卖文化从单一的口头吆喝，融入了视、听的感受，从单纯地“叫”变为具体、形象的“演”。
改革开放以来，永川区的商业贸易量急剧增加，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商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商业的形式不断更新，商品种类的不断丰富，促进了永川区经济的发展。
近6年来，永川区经济一直呈高速发展的趋势，也一直保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商品销售总额、对外辐射交易额、人均消费等四个“渝西第一”。
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种类不断丰富，品种向高科技化、信息化、集约化发展。由改革开放初期单一的日常生活品、食物等生活必需品，增加了高科技电子类高档耐用品。从改革开放前的国内自产到如今的国外进口，极大地突破了地域的限制。
传统叫卖文化是在近40年发生变化的，也就是改革开放后的这几年，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叫卖文化的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消费开始从生活必需品走向高档耐用品，体现了城市居民的生活状态和经济水平的变化，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永川区经济发展良好，居民对商品消费支出的增加、各类商品价格的上升都反映了居民对不同商品需求的变化，居民在衣着食品和个人娱乐保健等服务业的消费增加较多，在交通、维修服务的消费降低。
如今商业迅速发展，商业竞争激烈，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叫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以前的口头吆喝比的是嗓音和叫卖词，如今的叫卖靠的是迅速发展的传媒。
叫卖文化变化的背后是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从以前的小规模个体经营户到如今的多种私有经济的存在，许多股份有限公司这种较大的经济体开始存在，走街窜巷的叫卖形式已经不再适应现在的时代环境。商业经济的发展对叫卖文化的影响是必然的、巨大的。
由此，叫卖文化与商业发展两者紧密关联：叫卖文化的变化反映商业经济的发展，商业经济的发展影响叫卖文化的变化。
商业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人们在商品上的消费支出逐年上升，商业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因此想要在競争中生存下来就必须在质量和价格方面占优势，而随着商店租金的日渐提高，大多数小型商业户开始选择在网络上销售物品。近几年来的淘宝、天猫等一系列的网上交易平台的出现使商业开始向网络发展。
在网络上开店的成本低、销售范围广、交易方便，更多人加入到网络经商行业，由于资金有限，他们更多选择低成本的网络宣传来提高商品知名度，比如利用微信、微博、腾讯qq等更多社交软件、代理商扩大宣传。
因此，我们推测：商业叫卖在今后的发展将会从电视广告、网页广告和传单转向网络社交平台，微商将会成为商业用户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叫卖将会以网络的形式走进我们的生活，将会在无形中影响我们。
本文从改革开放以来叫卖文化的变化和商业经济的发展这两个方面出发，从叫卖文化的变化中看商业的发展，为改革开放以来商业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视野。从而得出叫卖文化与商业发展的关联性：叫卖文化的变化反映商业发展，商业发展影响叫卖文化的变化。结合现在商业的发展趋势，进而对叫卖文化未来的变化方向做出预测。但由于我们组成员调查区域局限性和对材料掌握的有限性，科研能力有限，对这一项目论述和研究还较为肤浅，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我们组成员会继续关注这一课题，以期望能对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我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家经济的发展，商业经济将会继续发展，而叫卖文化则会随着商业的发展继续丰富其内涵和形式，叫卖文化在我国商业文化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1]《重庆市永川区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叫卖声中说变化》，
[3]《叫卖:逐渐远去的声音文化》，
[4]《中国广告正尝试转变从叫卖式到人文式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