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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参的生平事迹材料
岑参的作品及其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气势恢宏，想象及其丰富，雄奇瑰丽，奔放热情，满怀报国之情。
岑参生平研究在本世纪内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岑参旧无年谱，《新旧唐书》本传及历代传记类典籍对其生平事迹的记载亦甚疏略，1930年赖义辉撰《岑参年谱》，是为岑参第一个年谱，筚路蓝缕，功不可没。此后不久，闻一多先生《岑嘉州系年考证》、《岑嘉州交游事辑》又相继问世，使得岑参生平研究顿时豁然。此后，李嘉言在其师闻一多的指导下，又撰《岑诗系年》。到五六十年代，新的一批学者又将岑参生平研究推向深入了，曹济平的《岑参生年的推测》、陈铁民《岑嘉州系年商榷》，对三十年代岑参生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检讨。经过十多年的沉寂与冷落，从七十年代后期起，岑参生平研究又重新繁荣起来了，且至今而不衰。此中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陈铁民、侯宗义合著的《岑参集校注·岑参年谱》、孙映逵《岑参生年考辨》、胡大浚《岑参“西征”诗本事质疑――读岑参诗札记之一》、柴剑虹《岑参边塞诗系年补订》、廖立《岑嘉州编年考补》、孙映逵《岑参游河朔考辨》、孙映逵《岑参“西征”诗及有关边塞地名――与胡大浚先生商榷》、胡大浚《再论岑参“西征”本事――答孙映逵同志》、孙映逵《岑参边塞经历考》、张春山《岑参首次赴安西的时间及其背景》、廖立《唐代户籍制与岑参籍贯》、王刘纯《岑参交游考辨――阎防、杜位与严维》、廖立《岑参评传》、任晓润《岑参生年、籍贯考》、王勋成《岑参去世年月考辨》、廖立《岑参师友考》、刘开扬《岑参诗集编年笺注·岑参年谱》等。
综合以上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出，本世纪岑参生平研究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
岑参的籍贯关于岑参的籍贯，学界有两说：一谓江陵人，一谓南阳人。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谓岑参唐江陵(即今湖北省江陵县)人，其先世本世居南阳棘阳，梁时长宁公善方始徙江陵。诸书称岑为南阳人，盖从其郡望。此后陈铁民等撰《岑参年谱》亦同意闻说之考证。但此后学者中亦有人坚持“南阳”说，如任晓润《岑参生年籍贯考》就认为，岑参的籍贯应是唐代棘阳(今河南南阳)人;廖立《唐代户籍制与岑参籍贯》则从唐代户籍制的考察入手，论证岑参的籍贯当为“南阳”;刘开扬《岑参诗集编年笺注·岑参年谱》也认为，岑参“祖籍南阳棘阳，今河南新野县，梁时徙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县，”似亦倾向于南阳说。
岑参的生卒年岑参的生卒年史无明文，长期以来亦无确考，本世纪学界颇多异说：
1、赖义辉《岑参年谱》考证岑参当生于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卒于大历四年(公元769年)。
2、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则不同意赖说，通过详细考证认为，岑参生于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卒于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享年五十六岁;后来陈铁民《岑嘉州系年商榷》也同意此说。
3、曹济平《岑参生年的推测》也认为，赖说的错误较明显，但闻一多先生的证说亦有不足之处，他认为，岑参生于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更为确切。任晓润《岑参生年、籍贯考》也持此说。
4、刘开扬《略谈岑参和他的诗》以为岑参生年最少应该比闻氏所定的后一年，即公元716年，至公元770年死去时为五十五岁。
5、孙映逵《岑参生年考辨》通过对岑参及第授官之年的考证，认为岑参应生于公元717年(开元五年)。
对于岑参的卒年、月，学界有三说：一为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所考的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正月说;一为赖义辉《岑参年谱》提出的大历四年说，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则认为，闻一多的考虑还欠周到，经过他的推测，岑参应当死于大历四年十二月下旬。一为王勋成《岑参去世年月考辨》所云，疑参于大历十月左右即病逝于东归途中之船上，其地可能在嘉、戎一带，而非成都之旅舍。
岑参游河朔的时间关于岑参游河朔的时间，闻一多在其《岑嘉州系年考证》中有较详细的考证，他认为，岑参于开元二十九年游河朔，春自长安至邯郸，历井陉，抵冀州。八月由匡城经铁丘，至滑州，遂归颍阳。陈铁民等《岑参年谱》则不同意闻说，认为岑参于开元二十七年游河朔。春自长安经古邺城至邯郸，复由邯郸抵贝丘。暮春自贝丘至冀州。四月由冀州抵定州。后到井陉。冬抵黎阳、新乡。
岑参“西征”本事及其他边塞经历《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是岑参两首著名的边塞诗，对于此两诗的背景，闻一多认为是“天宝十三载冬破播仙之作”，此说为李嘉言《岑诗系年》、马茂元《唐诗选》、林庚、冯沅君《中国历代诗歌选》及其他一些选注本所沿用，影响较大。
陈铁民《岑嘉州系年商榷》提出此两诗与《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章》同指一事，似不妥当，然未作辨析。胡大浚《岑参“西征”诗本事质疑》从边疆历史地理的实际出发，对上述两家说法细加考察，认为闻一多将两诗系于天宝十三载封常清摄御史大夫之后固然是正确的，但把它同《凯歌六章》并列为征播仙之作，则显然不妥。胡文认为，常清之破播仙，当在天宝十三年冬末至次年初春，岑参乃作《凯歌六章》以颂之;而《轮台歌》、《走马川》所叙西征事，当在十三载九月，或十四载九月常清返京之前。在胡文发表后不久，孙映逵撰《岑参“西征”诗本事及有关边塞地名》与胡文商榷，孙文认为西征与破播仙是一役，闻说是确当的，岑诗中的“西征”即是征讨入寇吐蕃(而不是征回纥)，同时也是征讨吐蕃支持下的叛镇播仙;而且三诗所写地理位置亦合，在行军路线和地点上也无矛盾。胡大浚《再论“西征”本事――答孙映逵同志》再次强调“西征”与“破播仙”并非一役，且就二诗诗意的理解提出了一些与孙文不同的看法。
此外，孙映逵《岑参边塞经历考》一文将岑参两次赴西北边塞的经历作了考证，其中与闻一多《考证》、李嘉言《系年》及陈铁民等《年谱》多有不同。
岑参的隐居问题岑参一生曾有几次隐居，对于其《感旧赋序》中所说的“十五隐于嵩阳”一句所指，闻一多认为，此乃指开元十七年(岑参十五岁)移居河南府登封县(太室别业)事，嵩阳乃是太室。陈铁民《岑嘉州系年商榷》则认为此句主要应指作者十五岁至二十岁左右隐于少室的一段经历。刘开扬《岑参诗集编年笺注·岑参年谱》则认为，当指其十五岁至二十岁隐于太室、少室两山事，不一定专指一处。另外，陈铁民此文还认为，岑参至晚于开元二十九年时已隐居终南，但这种隐居，乃是一面隐居，一面不断寻求出仕的道路。
岑参的交游此类文章首推闻一多的《岑嘉州交游事辑》，后来诸年谱也都涉及到一些。八十年代后又产生了几篇考述岑参交游的论文，如王刘纯的《岑参交游考辨》、廖立的《岑参师友考》等。
二、岑参诗歌研究。
岑参边塞诗综合研究岑参的诗歌成就主要在边塞诗方面，故自本世纪初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就相当多。
1927年，徐嘉瑞发表了《岑参》，此系本世纪第一篇专门探讨岑参诗歌的论文。文章认为，“岑参所表现的人物事实，都是最伟大的、最雄壮的、最愉快的”，“岑参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他终生不会说儿女沾巾的话，越是危险越是痛苦的时候，他越发得意”，“他感受到大沙漠雄壮的印象，由恐怖到了同情，这伟大的沙漠即是他的诗境”，“沙漠的伟大生命，即是这一个’宏壮的诗人‘的生命了”。1935年又产生了两篇专论，，一篇是孙仲周的《边塞诗人岑参》，另一篇是叶鼎彝的《唐代民族诗人――岑参》。其中叶文对杜确在《岑嘉州集序》中将岑参比估吴均何逊的说法不满，认为“岑参的诗实在另有他自己的一种特殊风格，不得属于任何一种家派。”他同意徐嘉瑞在《岑参》一文中对岑参诗风的评价，也认为“他诗中所表现的人物和事实，都是最伟大的，最雄壮的，最愉快的'，好像万马奔驰，金鼓齐奏，十分震动人的耳鼓。”但是，他对岑参诗歌艺术和内容的分析，则远比徐文细致，他说：“岑参的诗，就形式方面而论，他是长于七言古诗的，这并不是说他其他的诗体做不好，实在是因为他那种热烈豪壮的情绪，不用那苍苍莽莽的一气呵成的七言古诗，是表达不出来的。”在谈到岑参诗歌的内容时，他又说：“他是用全付的精力来描写战争的。但是，他所写战争不是杜甫的兵车行和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等诗，专门诅咒战争的残酷，而是歌颂战争的伟大的。”“除了歌颂战争而外，还充分表现出许多异国的情调，所取的题材，如大雪，大热，大风，大将，名马，雄壮的音乐，雄壮的舞蹈。他所取这些题材，都是取战争为背景，风格境界都是一致的，他是取动不取静，取雄放而不取澹远。”“总之，他的诗境是动的，是阳刚的，是sublime的!”
本世纪上半叶出版的一些文学史、诗歌史及一些唐诗论著中也有关于岑参诗歌的论述，如，胡适《白话文学史》认为，“岑参的诗往往有尝试的态度。如《走马川行》每三句一转韵，是一种创体。《敦煌太守后庭歌》也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并对古人把岑参比作吴均、何逊不以为然：“他们只赏识他的律诗”，“律诗固不足称道;然即以他的律诗来说，也远非吴均、何逊所能比”，如他诗中的一些白话句子“岂是吴均、何逊做得出来的吗”?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中册)云：“岑参诗辞意清切，回拔孤秀，悲壮豪慨，新奇挺拔。”“岑参诗句之新，不特记边塞异域为然，即如歌咏内地风物，也较其他诗人有不同的笔力。”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也认为“岑参是开、天时代最富于异国情调的诗人”，“他一边具有高适的慷慨壮烈的风格，一边却较之更为深刻隽削，富于奇趣新情。”。苏雪林《唐诗概论》则认为“岑参在同时一群诗人中可以说更能充分表现男性的一个”，“他有一种热烈豪迈的性格和瑰奇雄怪的思想，最爱欣赏宇宙间的’壮美‘，以及人间一切可惊、可怖、可喜、可乐的事物。而环境恰恰又成全了他。”
顾准的生平事迹材料
对顾准和顾准思想，大家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研究，只要这些角度是不虚妄、有意义的。就本人而言，最感兴趣的还是顾准的思想历程，他“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心路历程，随个人遭遇变化而发生的具体的思想和情感的发展过程。顾准不是单纯的书生，不是一个行践所谓人文关怀的纯粹知识分子，现在年轻一辈学人动辄将他与陈寅恪甚至胡适放在一起论列，这实在是不懂得顾准这一类人。顾准自己不会想到、也决不会同意这种比附的。
顾准是一个老革命，是以低级知识分子身份投身于“理想”且有过多年实际经历的老革命，像他这样经历的，在共产党领导层内是具典型意义的。这我们只要看看新中国建立以后，担任党内和政府各级部门负责人的出身，就可明了。从第一代到第二代，除了极少数农工出身的，可说大多是这些小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干部在各级领导的位置上。顾准在资历上属于第二代，地位上属第二层级，新中国建立之初，他即出任中国最大经济金融中心——上海市的财政税务局局长，地位不可谓不高，权势不可谓不重，如其在这条道上顺利走下去，日后拔擢为中央政府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应是可待之事。然而，由于政策见解与上不合，顾准不久就被排除出权力岗位，几经转折，最终以戴罪之身走上了“下野即读书”的求学求真之路。
革命革了几十年，最后却遭贬黜被逐出权要部门继而再逐出革命队伍，自然是令人丧气的事，这成了顾准“从理想走向经验”的现实人生条件。不过，身份发生变化，还只是条件和可能性之一，有如此遭遇的人很多，有过一些想法的人也不在少数，但却不曾达到顾准思想那样的清晰、深刻。这里还需要有其他条件。这些条件还可以举出一些，比如刻苦研究、独立探索等等，但认为必得加上的一条是：顾准对自己，及自己所信奉、所从事之事的反思和重新判断，而且表现出清醒、沉毅果敢甚至决绝！
个人仕途发生变故，个人遭遇不幸或者说不公正，因而多少有所反思和省悟，这并不稀罕；但既已认识，就再不回头，拿起冰冷的手术刀解剖各种迷思，同时也解剖自我，但凭理性指引，由大智而大勇，从而作出独立的判断——唯独顾准达到了如此境界！这一思想进程，所需要的勇气和毅力，非外人所能想象。顾准不同于哈耶克、殷海光，只凭理智不涉及感情问题。顾准也不同于陈寅恪甚至巴金，他们是较单纯的学者文人，可以从理念到理念，谈不上有激情牵绊在其中。而对顾准，则不然。顾准是事业中人，事业于他这一类知识革命者来说，不仅是信仰，更是生活实践和生命的全部，是生死以之、为之死而无悔、终身崇奉的人生最高理想。
如早年顾准者，他们不但顺势，且是造势者、弄潮儿，他们不惟受理想感召，而且将其作为“舍我其谁”的勇敢担当起的为民族为国家的神圣使命，他们在革命之中是浑然忘我、全身心投入的。
曾巩的生平事迹材料
19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县新市渡高村。早在青少年时代，他就追求真理，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
19，曾三在益阳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即箴言书院)读书时，就因学校收取了学生取暖费而不给烤火，带领全班同学罢课，提出不得使学生挨冻，不得体罚学生的要求，震动了全县教育界。
1922年，曾三考入长沙长郡中学，深受熊亨瀚等进步教师的影响，开始接受马列主义，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
1924年1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长郡中学成立支部时，他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此期间，他和同班同学宋希濂(后任国民党陆军中将)一起创办《雷声》报，抨击时弊，宣传爱国思想。宋希濂去广州后，他将《雷声》报改名《新雷声》报，并当选为社长。
1925年3月，曾三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卅惨案”发生后，他被选为“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和“长沙青沪惨案雪耻会”执行委员。他组织同学积极参加罢工、罢课、罢市活动，举行游行示威，查抄日货，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7月，受党组织派遣，曾三和夏曦、熊亨瀚等8人组成代表团，到李宗仁的第七军做军队组织工作，随军北伐。1926年春节，曾三回县城，参加了以高文华为首组织的耍“诉苦灯”游行，还为游行活动撰写了“诉苦歌”。
1927年初，曾三任中共湖南区执委秘书。马日事变发生后，受命潜回益阳隐蔽。
1930年他在武汉找到高文华，与党组织接上了头，并被派往上海中央特科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从事地下无线电工作。经周恩来筹划，他与李强和张沈川等创办无线电训练班。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环境下，曾三辗转到汉口。
1931年被派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报务员，实现了中央红军与在上海的党中央的第一次无线电联系。从此，在毛泽东、朱德等的领导下，曾三及其战友开创中国工农红军的无线电通信事业。曾三先后任苏区中央局电台政委、台长，并兼任红军通信学校政委。参加了第二、三、四、五次反“围剿”和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6年西安事变后，曾三赴西安，任红军联络处电台台长。
从左至右依次为周恩来、曾三、林伯渠。
从左至右依次为周恩来、曾三、林伯渠。
1937年3月回到延安。曾三是中共及红军早期电台的报务员和领导者，为开创中共的无线电通信事业，培养机要人员，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初期，曾三担任与友军联络的工作。
1938年，赴新疆任西路军“新兵营”政治委员、党委宣传委员、政治处副主任。
1940年3月到西安做秘密情报工作，同年11月返回延安。在延安，曾三先后任中共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秘书处处长、第二室副主任兼政治处主任，中央办公厅机要科政治协理员、中央秘书处处长，并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和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
1946年冬，中共中央机关开始疏散转移。曾三和中央秘书处部分人员带着一大批核心机密档案，东渡黄河到晋绥，于1948年5月到达河北平山西柏坡，历经千辛万苦，胜利的完成了中共中央档案的安全转移任务，为保存宝贵历史资料立下功勋。在西柏坡，曾三参加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记录工作。
新中国建立后，曾三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秘书局局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新中国第一任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中共“八大”代表。
1962年起先后担任全国地方志小组组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名誉会长等职，在坚持马列主任、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组织编纂全国新的地方志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
1951年至1961年连续担任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职务，十分重视对干部的培养、教育，关心青年成长，为加强中央机关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做出了贡献。
““””中，曾三遭受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坚贞不渝，与林彪、“_”一伙进行坚决斗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原职务，仍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档案馆馆长。党的十二大当选为中顾委委员，并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出席党的十三大。
1990年11月28日曾三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顾准的生平事迹材料
1952年的三反运动，他受到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1953年后，曾先后担任中央建筑工程部财物司司长，洛阳工程局副局长。1956年入经济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后，开始研究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问题，最早提出并论证了计划体制根本不可能完全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并写成《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成为我国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
1957年担任中国科学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1962年下放劳动回到经济研究所，受孙冶方委托研究会计和经济，相继翻译了熊彼特和琼·罗宾逊的经济学著作；1965年，因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外甥宋德楠与几个同学建立“现代马列主义研究会”，被视为组织“反动小团体”，顾准受到牵连，再次被划为右派，并在随后的“”中，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受到更加残酷的迫害。
出于来自社会的强大压力以及对顾准的不理解，与顾准患难与共30多年的妻子汪璧被迫提出与顾准离婚，1968年4月更因不堪迫害而含恨自杀；五个子女宣布与顾准断绝关系，并断绝一切来往。
尽管遭受种种非人的迫害，并承受与亲人分离的痛苦，顾准仍坚持独立思考，特别关注民主问题，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追问“娜拉走后怎样”(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样)的问题，写成《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1974年12月3日，顾准因肺癌在北京病逝。临去世前，他留给病床前的学生吴敬琏最后一句话，“中国的神武景气终将到来”，并要他“待时守机”。顾准的骨灰，一半遵照他的遗嘱，抛撒在他生前曾工作过的三里河路中科院大楼前面的小河里，另一半根据经济所的意见，安放在八宝山公墓后的老山骨灰堂。
1980年2月9日，顾准被“恢复名誉，彻底平反”，当日，中科院为他和妻子汪璧召开追悼会，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正局级墓室里。
1994年9月，《顾准文集》出版，9月，《顾准日记》出版。顾准的书籍出版后，在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刮起了“顾准旋风”。学者李慎之说，顾准其实是拆下自己肋骨当作火把，用以照亮黑暗。
曾巩的生平事迹材料
197月21日生于湖南省益阳县新市渡。
19入私塾读书。
19考入益阳县立第二高小(原箴言书院)学习。
1922年考入长沙长郡中学学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
1924年上半年，将宋希濂等人创办的进步刊物“雷声社”改名为“新雷声社”，任社长，并办《新雷声》。
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担任湖南青沪惨案后援会理事。
春加入中国共产党。
11月，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南区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的战斗生涯。
1926年1月，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农委秘书。
1928年化名曾攻玉赴武汉。
1930年5月，赴上海参加中央特科第一期无线电培训班，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
11月，任中共中央秘密电台报务员。
1931年受中共中央委派，赴江西瑞金建立红军第一个无线电台，任苏区中央局电台报务员、政治委员、台长，实现了中央红军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第一次无线电联系。
参加中央苏区第二、第三次反“围剿”。
参加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
1934年参加中央红军长征。
1936年西安事变后，赴西安任红军联络处电台台长。
12月，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信局副局长。
1937年3月，回到延安，入抗大、马列学院学习。
9月，任第二战区战动总会晋西北特派员。
1938年2月，赴新疆任西路军“新兵营”政治教员、党委宣传委员、政治处副主任。
1940年3月，赴西安做秘密情报工作。11月，奉调回延安先后任中共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委员、秘书处处长、中央社会部第二室副主任兼政治处主任。
1945年调任中央机要科政治协理员。
8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秘书处处长，当选为“七大”代表。
9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行政委员会主任。
1947年组织领导中央档案材料的疏散和转移工作。
1948年5月，率中央材料委员会携带档案到达西柏坡，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
6月，任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
1949年2月，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并负责记录。
顾准的生平事迹材料
做学者研究点问题是自己的夙愿，但是事物的发展又往往是不以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虽然身处公务员岗位，但工作之余还是愿意读点书。
上个世纪90年代，耳闻有一本好书在悄悄流传，这本书叫《顾准文集》。由于当时改革开放尺度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这本书还仅在香港出版发行。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没有见到此书，就没有具体感悟。直至十年前一个偶然机会，朋友说借我一本书看看，这本书就是《顾准文集》。
当第一次读到此书，犹如醍醐灌顶，惊叹不已。以前自己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什么是市场经济、什么是民主等问题也思考，也研究过，但是肤浅的很，甚至是错误的。匆匆将此书看一遍，但是借来的书还是要还的。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顾准文集》在大陆（贵州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我得知喜讯马上买到五本，推荐给理论界几位好友分享。多年来自己收藏了一些书，也看过许多书，但这些书无法比拟《顾准文集》在我生活中的分量！当有了属于自己的书，有更多时间反复研读，越发深受其影响。在重要章节书眉自己随时写下自己学习体会，感悟。读了顾准的书，我有几点深刻之感叹：一是自己以前的学习是那样浅薄，那样的滞后，自己没有尽早接触顾准的书籍多么遗憾的事情；二是早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顾准就有如此深邃的思想，远见卓识的研究，我们现行的政策走向不正是按照他在几十年前的思想在发展吗！三是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最早提出了“娜拉出走以后怎样？”问题。客观理性的提出了革命成功以后发展方向的问题，这是多么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啊！四是顾准所取得的重要思想成果，所达到的思想高度，是在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和政治环境之下的所取得的。这使人马上想到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所说“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此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也。”
作者研究涉猎之广，叫人惊叹！希腊城邦民主、__文化、僭主政治、科学与民主、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作者研究之深，令人钦佩！他所达到的深度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著名学者王元化评价顾准：“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他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作者研究之前瞻性，更是叫人扼腕叫绝！顾准1974年逝世到今年已经过去42年。我惊讶的发现，进入21世纪，我国思想界、知识界、理论界仍然在孜孜不倦的解读顾准。人们再次惊讶地发现，顾准数十年前研究的课题，早已准确触及中国历史变化的核心奥秘。作者当年所研究的成果和对真理的求证，恰恰是当下中国改革家所关注的系列焦点。顾准其实初建了一座属于21世纪中国的理论灯塔。
多年来自己结合工作，有了对《顾准文集》的研读，更加清醒的认识到中共中央所制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是我国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有人受西化影响，极力主张西方普选式民主、议会制、普选制，看看《顾准文集》（第309页—314页），看看作者几十年前的论述“人民直接统治”的民主是不可能的，直接民主行不通；当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终极目的”认识还不清楚，看看《顾准文集》（第323页），作者说“民主不是目的……问题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实现了，或者共产主义实现了怎么办？按照辩证法，回答是，实现了，连民主也不存在了”，“这个答复暗含着革命的目的，要是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我国思想界王元化、李慎之、吴敬琏、王蒙等大家都对顾准的思想成就极力推崇。吴敬琏在《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中说：“学识渊博、言辞犀利只是顾准的外部特征，作为思想家，顾准的内在特征是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言人所未言……。”据说有一次理论界人士探讨我国二十世纪下半期就再也产生不出独创的、批判的思想大家了。李慎之马上纠正说：不尽然，我们有顾准。顾准是唯一一个在中国代表精神独立的人，唯一一个能与西方学者如葛兰西、卢卡斯、哈耶克等大家对话的人。
在这本日记体著作《顾准文集》之后，1990年代又相继出版了《顾准日记》《顾准传》《顾准全传》《顾准文稿》《顾准自述》等书。顾准的思想成果是我国思想界、理论界的一块瑰宝，《顾准文集》是我人生中分量最重的一本书！
岑参的生平事迹材料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
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此诗描写西域八月飞雪的壮丽景色，抒写塞外送别、雪中送客之情，表现离愁和乡思，却充满奇思异想，并不令人感到伤感。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浪漫理想和壮逸情怀使人觉得塞外风雪变成了可玩味欣赏的对象。全诗内涵丰富宽广，色彩瑰丽浪漫，气势浑然磅礴，意境鲜明独特，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堪称盛世大唐边塞诗的压卷之作。其中“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等诗句已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
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
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
岸旁青草长不歇，空中白雪遥旋灭。
蒸沙烁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
阴火潜烧天地炉，何事偏烘西一隅?
势吞月窟侵太白，气连赤坂通单于。
送君一醉天山郭，正见夕阳海边落。
柏台霜威寒逼人，热海炎气为之薄。
这是一首送别诗，也是一首独具特色的边塞诗。诗人巧妙地将写景与送别相结合，运用大胆而奇特的想象，运用比喻、夸张的手法描写出热海的奇异风光，并在极写“热”之后拈出一“寒”字，以上文所有对“热”的描绘有力烘托崔侍御为官清正严明。
寄左省杜拾遗。
联步趋丹陛，分曹限紫微。
晓随天仗入，暮惹御香归。
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
圣朝无阙事，自觉谏书稀。
这是一首委婉而含讽的诗，采用曲折隐晦的手法，感慨身世遭遇和发泄对朝廷不满的愤懑之情，名为赞朝廷无讽谏之事，实含深隐的讽刺之意。此诗辞藻华丽，雍容华贵，寓贬于褒，绵里藏针，有寻思不尽之妙。
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
火山六月应更热，赤亭道口行人绝。
知君惯度祁连城，岂能愁见轮台月。
脱鞍暂入酒家垆，送君万里西击胡。
功名祗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
这首送别诗既不写惜别的深情，也不写边塞的艰苦，而是热情鼓励友人赴军中参战。全诗熔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语言通俗，声调悠扬，韵律活泼，节奏有致，字里行间使人感到一股激情在荡漾，显示出一种豪迈的气势。
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浮图。
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
登临出世界，蹬道盘虚空。
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
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
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
连山若波涛，奔走似朝东。
青槐夹驰道，宫馆何玲珑。
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
五陵北原上，万古青蒙蒙。
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
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
唐玄宗天宝十一年(752年)秋，岑参自安西回京述职，相邀高适、薛据、杜甫、储光羲等同僚诗友，出城郊游，来到慈恩寺，见宝塔巍峨俊逸，拾级而上，触景生情，遂吟诗唱和以助兴。高适首唱，作《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其余人相和，岑参此诗就是当时的和诗之一。
玉门关盖将军歌。
盖将军，真丈夫。
行年三十执金吾，身长七尺颇有须。
玉门关城迥且孤，黄沙万里白草枯。
南邻犬戎北接胡，将军到来备不虞。
五千甲兵胆力粗，军中无事但欢娱。
暖屋绣帘红地炉，织成壁衣花氍毹。
灯前侍婢泻玉壶，金铛乱点野酡酥。
紫绂金章左右趋，问著只是苍头奴。
美人一双闲且都，朱唇翠眉映明矑。
清歌一曲世所无，今日喜闻凤将雏。
可怜绝胜秦罗敷，使君五马谩踟蹰。
野草绣窠紫罗襦，红牙缕马对樗蒱。
玉盘纤手撒作卢，众中夸道不曾输。
枥上昂昂皆骏驹，桃花叱拨价最殊。
骑将猎向城南隅，腊日射杀千年狐。
我来塞外按边储，为君取醉酒剩沽。
醉争酒盏相喧呼，忽忆咸阳旧酒徒。
《岑嘉州系年考证》以盖将军即至德二载正月杀节皮健周供之河西兵马健盖庭伦。《新唐书·肃宗纪》作盖庭抡，《通鉴》卷二一九则作盖庭伦，“聚众六万……有七日干之”。从此诗已可见其骄纵。题作玉门关盖将军者，以其奉命守关防吐蕃、回纥。诗云：“我来塞外按迫储。”又云：“腊日射杀千年孤。”诗当作于至德元载十二月。
暮秋山行。
疲马卧长坂，夕阳下通津。
山风吹空林，飒飒如有人。
苍旻霁凉雨，石路无飞尘。
千念集暮节，万籁悲萧辰。
鶗鴂昨夜鸣，蕙草色已陈。
况在远行客，自然多苦辛。
此诗描写了暮秋时节，诗人独步山林时的所见所感。诗中运用比喻、衬托等手法，描绘了暮秋的景色，突出了山林的空寂，也映衬了作者倦于仕途奔波的空虚惆怅的心境。语言清新自然，描绘生动传神，构思新奇巧妙，意境幽远凄清。
至大梁却寄匡城主人。
一从弃鱼钓，十载干明王。
无由谒天阶，却欲归沧浪。
仲秋至东郡，遂见天雨霜。
昨夜梦故山，蕙草色已黄。
平明辞铁丘，薄暮游大梁。
仲秋萧条景，拔剌飞鹅鶬。
四郊阴气闭，万里无晶光。
长风吹白茅，野火烧枯桑。
故人南燕吏，籍籍名更香。
聊以玉壶赠，置之君子堂。
这是一首赠诗，表达的是仕途失意后的低沉郁闷之情。诗歌前四句回顾了自己十余年来坎坷的仕途经历及内心的苦闷彷徨;次四句承上文“归沧浪”写归程中的苦闷心情;中间八句承上继续写归程，写到大梁后所见;最后四句称赞故友声名，慰勉朋友要像玉壶之冰为官清正廉洁。
安禄山生平事迹材料
生于富裕人家。少时随父移居上海，从西方人学习算术、英语。
少年时期，目睹清政府腐败，任帝国主义瓜分、掠夺中国的土地、财富，逐渐萌发了反侵略的爱国思想。在随父飘泊上海的日子里，又亲眼看到外国兵舰在黄埔江上横冲直撞，胡作非为，更使他感到国家要有强大的海军，才能不受外人欺凌。
1867年6月，沈葆桢(林则徐女婿)到福州马尾船政学堂任职。以制造轮船须培养造船人才，开办制造学堂(前学堂);因法国长于制造，故应用法文教学。以驾驶轮船须培养驾驶人才，开办驾驶管轮学堂(后学堂);因英国长于驾驶，故应用英文教学。这两个学堂与船厂同时兴办，所招学生，都是福建省本地人罗丰禄、何心川、蒋超英、刘步蟾、叶伯鋆、方伯谦、林同书、郑文成、林泰曾、李达璋、严复、沈有恒、邱宝仁、陈毓淞、林永升、叶祖珪、陈锦荣、黄煊、许寿山、林承谟、柴卓群、郑溥泉、黄建勋。船政第一次招考学生后，又从广东招来已学过英语，并且基础较好的学生邓世昌、叶富、吕瀚、李和、张成、李田、黎家本、林国祥、梁梓芳、卓关略等十余人。他少年时就聪颖好学，“有干略”。1868年，他怀着救国的志愿，以各门课程考核皆优的成绩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航海，成为该学堂驾驶班第一届学生。他在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1871年被派到“建威”练习驾驶，随船巡历南洋各岛。1874年被任命为“琛海”兵船大副，以后历任“海东云舰”、“振威舰”、“飞霆舰”等兵船管带。1879年，李鸿章筹办北洋海军，他被调到北洋海军，任“镇南”炮船的管带。1867年入马尾船政学堂驾驶班第一期学习，1871年，被派至“建威”舰练习航海。187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被船政大臣沈葆桢奖以五品军功任命为“琛航”运船管带，次年任“海东云”炮舰管带，时值日军侵台，邓世昌奉命扼守澎湖、基隆等要塞，得补千总。又调任振威炮舰管带，代理“扬武”快船管驾，升守备，加都司衔。
1880年调入北洋水师，先后担任“飞霆”、“镇南”蚊炮船管带和“扬威舰”、“致远”舰管带。1894年9月17日在中日甲午黄海海战中壮烈牺牲。
1880年李鸿章为建设北洋水师而搜集人才，因邓世昌“熟悉管驾事宜，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而将其调至北洋属下，先后担任“飞霆”、“镇南”蚊炮船管带。同年冬天北洋在英国定购的“扬威”、“超勇”两艘巡洋舰完工，丁汝昌水师官兵200余人赴英国接舰，邓世昌随往。1881年11月安然抵达大沽口，这是中国海军首次完成北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西太平洋航线，大大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邓世昌因驾舰有功被清廷授予“勃勇巴图鲁”勇名，并被任命为“扬威”舰管带。
1887年春，邓世昌率队赴英国接收清政府向英、德订造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艘巡洋舰，是年底回国。归途中，邓世昌沿途安排舰队操演练习。因接舰有功，升副将，获加总兵衔，任“致远”舰管带。1888年，邓世昌以总兵记名简放，并加提督衔。是年10月，北洋海军正式组建成军，邓世昌升至中军中营副将，1891年，李鸿章检阅北洋海军，邓世昌因训练有功，获“葛尔萨巴图鲁”勇名。
1894年9月17日在大东沟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奋勇作战，后在日舰围攻下，“致远”多处受伤，全舰燃起大火，于是邓世昌决心放手一搏，指挥战舰全力撞向日舰“吉野号”之右舷(据日方纪录其冲撞的是浪速号)。倭舰官兵见状大惊失色，集中炮火向“致远”射击，不幸一发炮弹击中“致远”舰的鱼雷发射管，管内鱼雷发生爆炸导致“致远”舰沉没。邓世昌坠落海中后，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所养的爱犬“太阳”亦游至其旁，口衔其臂以救，邓世昌誓与军舰共存亡，毅然按犬首入水，自己亦同沉没于波涛之中，全舰官兵只有7人获救。
世昌训练舰。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世昌舰”，此舰为纪念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壮烈殉国的中国海军将领邓世昌而特别命名。世昌号训练舰服役，舷号82，可载200名学员和40名教官，货舱总容量6000立方米、可装载300个标准集装箱，该舰可快速改装成医院船、直升机母舰、运输船。
打捞致远舰。
甲午战争留给中华民族的创痛是刻骨铭心的，因为它是一道中国近代史的分界线，一道令炎黄子孙心头流血并隐隐作痛的鞭痕。正因为如此，即使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仍然不能忘却，大鹿岛海域曾留下北洋舰队四艘战舰和600多名将士的忠骨，怀念那伴随大潮起落、惊涛昭示的壮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教育后人，慰藉英灵，国家有关部门先后三次试图打捞“致远舰”(注：点击“致远舰”了解打捞致远舰详细内容)，但都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而没有实现。
19月12月18日社会各界人士召开座谈会，会后中共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纷纷致函中日甲午黄海海战“致远”舰打捞筹备办公室，支持打捞“致远”舰，兴建“中国甲午黄海海战纪念馆”。
以全国人大、原海军副司令、军事科学院政委张序三中将为总指挥的领导小组，组长由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担任，副组长有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交通部海上救助打捞局副局长尹干洪等人，柴勇军任秘书长并兼办公室主任。
安禄山生平事迹材料
在去美国的杰克逊总统号邮轮上，冰心与吴文藻相识。冰心在波士顿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研究院攻读文学学位，吴文藻在达特茅斯学院攻读社会学，他们从相互的通信中，逐渐加深了解。1925年夏天，冰心和吴文藻到康耐尔大学补习法语。1926年冰心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回国，而吴文藻则继续留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1929年6月15日，冰心与学成归国的吴文藻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举行婚礼，司徒雷登主持了他们的婚礼。
冰心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也是比较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尤其是在建国以后，她总是以爱祖国、人民、关心儿童且投入非常多的一些社会活动中去。一生有很多的代表作，算的上是一位奇女子。直到在她99岁的时候在北京病逝!
戴安娜生平事迹材料
1961年7月1日，傍晚时分出生于英国诺福克，重7磅12盎司，是第八代斯宾塞伯爵的小女儿。
1981年2月24日，与查尔斯王子正式宣布订婚。
1981年7月29日，与威尔士亲王查尔斯结婚。
1983年，戴安娜首次出访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
1982年6月21日，长子威廉王子出生。
1984年9月15日，次子哈里王子出生。
1992年12月9日，查尔斯王储和戴安娜王妃正式分居。
1993年12月，戴安娜部分退出公众生活。
8月28日，戴安娜与查尔斯解除婚约，戴安娜获准保留“威尔斯王妃”头衔。
8月31日，因车祸死于法国巴黎。
199月6日，戴安娜的葬礼在伦敦举行，其遗体被安葬在她父亲的家族墓地，北安普敦郡的奥尔索普。
7月22日下午，她的长子——英国威廉王子的妻子——凯特王妃产下一名男婴——她的这位孙子成为英国王室第三顺位继承人。
安禄山生平事迹材料
刘长卿是由盛唐向中唐过渡时期的一位杰出诗人。关于刘长卿的生平一直没有确考，《旧唐书》和《新唐书》都没有他的传记，闻一多先生认为其生年为公元7，傅璇琮先生认为是7左右或725年左右，还有其它的说法。卒年一般认为是在789至791年之间;也就是说，刘长卿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四朝。
刘长卿因官至随州刺史，也称刘随州。宣城(今属安徽)人，郡望河间(今属河北)。唐玄宗天宝进士。肃宗至德间任监察御史、长洲县尉，贬岭南南巴尉，后返，旅居江浙。代宗时历任转运使判官，知淮西、鄂岳转运留后，被诬再贬睦州司马。德宗建中二年(781)，任随州(今属湖北)刺史，世称刘随州。他生平坎坷，有一部分感伤身世之作，但也反映了安史之乱后中原一带荒凉凋敝的景象。如《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疲兵篇》、《新息道中作》等，笔调苍凉沉郁。刘长卿诗以五七言近体为主，尤工五言。五律简练浑括，于深密中见清秀。如《新年作》、《岳阳馆中望洞庭湖》、《碧涧别墅喜皇甫侍御相访》、《海盐官舍早春》等。七律也多秀句，如“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别严士元》)、“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长沙过贾谊宅》)。五绝如《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江中对月》、《送灵澈上人》，以白描取胜，饶有韵致。但他的大部分诗内容单薄，境界狭窄，缺少变化，有字句雷同之感。
年轻时在嵩山读书，玄宗天宝中登进士第。在天宝十四载(755年)他可能登进士第，但是还没有揭榜，安史之乱就爆发了。756年，肃宗即位，刘长卿被任命到苏州下属的长洲县当县尉。不久被诬入狱，遇大赦获释，至德三载(758年)正月摄(代理)海盐令，上元元年(760年)春，被贬为潘州南巴(今广东电白)尉，离开苏州到洪州待命。
在赴洪州途中，逗留馀干，与大诗人李白相遇，“谁怜此别悲欢异，万里青山送逐臣。”(《将赴南巴至馀干别李十二》)李白当时在流放夜郎途中遇赦放还，而自己将远行岭外。其实，刘长卿终于没有到南巴任职。
次年(761年)秋天，他又奉命回到苏州接受“重推”。后来数年宦海浮沉，终不得志，元人辛文房的'《唐才子传》卷二这样说:“长卿清才冠世，颇凌浮俗，性刚多忤权门，故两逢迁斥，人悉冤之。”
上元二年(761年)从南巴返回，旅居江浙。这时江南刚经历过刘展之乱，本来繁华富庶的吴郡一带变得破败萧条。刘长卿有诗纪其事：“空庭客至逢摇落，旧邑人稀经乱离。”(《自江西归至旧任官舍》)代宗大历五年(770年)以后，历任转运使判官，知淮西、鄂岳转运留后。因为性格刚强，得罪了鄂岳观察使吴仲孺，被诬为贪赃，再次贬为睦州(今浙江淳安)司马。在睦州时期，与当时居处浙江的诗人有广泛的接触，如皇甫冉、秦系、严维、章八元等都有诗酬答。
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又受任随州(今湖北随县)刺史。世称“刘随州”。兴元元年(784年)和贞元元年(785年)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割据称王，与唐王朝军队在湖北一带激战，刘长卿即在此时离开随州。
刘长卿曾两次遭到贬谪，旅居各地期间多次遭到战乱，因此他有一部分感伤身世之作，也反映了安史之乱以后中原一带荒凉凋敝的景象。如“城池百战后，耆旧几家残”(《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鸟雀空城在，榛芜旧路迁”(《送河南元判官赴河南勾当苗税充百官俸禄》)，以及《疲兵篇》、《新息道中作》等，笔调苍凉沉郁，内容具有时代特征。
刘长卿诗以五七言近体为主，尤工五言，自诩为“五言长城”(权德舆《秦征君校书与刘随州唱和集序》)。《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他的集子10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同。据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著录有《唐刘随州诗集》11卷，为明翻宋本，诗10卷，文1卷。现在通行的如《畿辅丛书》本的《刘随州集》，《四部丛刊》本的《刘随州文集》，都为这种11卷本。《全唐诗》编录其诗为5卷。事迹见《唐诗纪事》、《唐才子传》。
安禄山生平事迹材料
安禄山（7—757年）营州（今辽宁朝阳）人，安禄山在30岁前一向混迹在边疆地区，是一个不很安分的商人。30岁那年步入军旅，在不到4年的时间就做到平卢将军。天宝元年（741年）正月初一，他刚刚40岁时，一跃成为驻守边疆的藩镇安禄山家乡朝阳古城一级的最高军事统帅——平卢军节度使。在此后的十几年中，他飞黄腾达，在唐朝严格按照任职年限资格任官的体制下，创造了和平年代边疆军帅仕途腾达的神话。天宝十年二月，也就是他49岁的时候，已是身兼三镇节度使，同时兼领平卢、河北转运使、管内度支、营田、采访处置使。从40岁到49岁，安禄山从一方节帅到身兼三镇，荣耀君宠到达顶峰。天宝十四年，狡黠奸诈，骁勇善战的他拥有重兵，以清君侧为由发动叛乱，使强大的大唐帝国开始走下坡路。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一日，安禄山叛乱成功后于洛阳自称雄武皇帝，国号大燕，改元圣武元年，设置丞相等朝官，封其子安庆绪为晋王，安庆和为郑王，达奚为左相，张通儒为右相，严庄为御史大夫。定洛阳为都，以范阳为东都。做了二年皇帝，被其子谋杀。
据史书记载，安禄山原患有眼疾，自起兵以来，视力渐渐减退，至此又双目失明，看不见任何物体。同时又患有疽病，性情变得格外暴躁，对左右侍从稍不如意，非打即骂。稍有过失，便行杀戮。他称帝后，常居深宫，诸将很少能面见他议事，都透过严庄转达。严庄虽受亲重，也时而遭安禄山鞭挞。宦官李猪儿常为安禄山穿衣解带，服侍左右，挨打最多，怨气也大。安禄山宠幸的段氏，生下一子名庆恩，也受禄山宠爱，常想以庆恩代庆绪。安庆绪时常担心被废，严庄也恐怕宫中事变与己不利，于是，严庄与安庆绪、李猪儿（安禄山的侍从太监）串通一气，谋害安禄山。
至德二载（757年）正月五日（1月29日）夜，三人悄悄进入安禄山住所。侍卫见是严庄和安庆绪，谁也不敢动。于是严庄、安庆绪持刀站立在帐外，李猪儿手持大刀直入帐内，对躺在床上的安禄山腹部猛砍一刀。安禄山平时总把佩刀放在床头防身，事前已被李猪儿偷偷拿走，这时他挨了一刀，知大事不好，急忙去摸刀，哪里还摸得着？他气急败坏地摇着帐竿大声喝叫：“贼臣严庄。”
在喊叫声中，血和肠从腹部流出数斗，很快死于非命。卒年五十五岁。安庆绪当即在其床下挖了一个数尺深坑，用毡子裹着安禄山的尸体，连夜埋在坑中。并诫令宫中严加保密。
第二天早晨，严庄对部下宣告说：安禄山病危，诏立安庆绪为太子，军国大事皆由太子处理。随即即帝位，尊禄山为太上皇，然后发丧。
安禄山生平事迹材料
安禄山（703―757）营州（今辽宁朝阳）人，其父可能是康姓胡人，母阿史德氏是个突厥巫婆。相传，其母多年不生育，便去祈祷扎荦山（突厥尊扎荦山为战斗之神），遂于长安三年（703）正月初一感应生子，故名扎荦山。其父死得早，他从小随母在突厥部族生活。后其母改嫁于突厥将军安波注之兄延偃。开元初年，其族破落离散，他与将军安道买之子孝节，安波注子思顺、文贞一起逃离突厥，遂与安思顺等约为兄弟，从此即冒姓安氏，名禄山。安禄山是唐代藩镇割据势力之一的最初建立者，也是安史之乱的祸首之一，并建立燕政权，年号圣武。
目录简明传记安禄山的家世和得宠简明传记。
安禄山本姓康，名阿荦山（一作轧荦山），即战斗的意思。姓氏本应读作亚历山大，母亲阿史德氏为突厥族女巫，安禄山年幼时父亲就死了，一直随母亲住在突厥族里。他母亲后来嫁给了突厥将军安波注的哥哥安延偃，安禄山也就冒姓安氏，名叫禄山。他在30岁前一直混迹在边疆地区，是一个很不安分的商人。30岁那年步入军旅，在不到4年的时间就做到平卢将军。天宝元年（741）正月初一，他刚刚40岁时，一跃成为驻守边疆的藩镇安禄山家乡朝阳古城一级的最高军事统帅――平卢军节度使。在此后的`十几年中，他飞黄腾达，在唐朝严格按照任职年限资格任官的体制下，创造了和平年代边疆军帅仕途腾达的神话。天宝十载二月，也就是他49岁的时候，已是身兼三镇节度使，同时兼领平卢、河北转运使、管内度支、营田、采访处置使。从40岁到49岁，安禄山从一方节帅到身兼三镇，荣耀君宠达到顶峰。天宝十四年狡黠奸诈，骁勇善战的他拥有重兵，以清君侧为由发动叛乱，使强大的大唐帝国开始走下坡路。叛乱后称帝，做了二年瞎眼皇帝，被其子谋杀。安禄山长得痴肥，眼盲后，长期靠心腹小宦官为其穿衣。因其宠爱幼子，长子安庆绪见安禄山对自己不加宠幸，心中怨愤，使安禄山宠幸的宦官在替安穿衣时，以刀刺其腹而死。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御史中丞张利贞为河北采访使，安禄山“百计谀媚”，又多出金钱贿赂其手下人，以结私恩。于是，张利贞入朝后极力为他美言，因授任营州都督、平卢军使、顺化州刺史。对过往的使者，安禄山暗中都加以贿赂，使者回朝后一再称赞他，逐渐受到了玄宗的青睐。天宝元年（742），分平卢为节度，遂以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兼柳城太守、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
天宝二载正月，安禄山入朝，玄宗倍加宠待，“谒见无时”。为了讨得玄宗的欢心，他谎奏说：去年七月，营州境内出现了害虫，蚕食禾苗，臣焚香祝天说：“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愿使虫食臣心；若不负神o，愿使虫散。”忽然来了一大群红头黑鸟，霎时把虫吃得精光。安禄山讲得绘声绘色，煞有介事，玄宗以为他对己忠诚无二，于翌年三月，命安禄山代替裴宽兼任范阳节度使。礼部尚书席建侯为河北黜陟使，大概也受了贿赂，在玄宗面前大力称道安禄山公正无私，裴宽与宰相李林甫也随声附和。三人又都是玄宗所信任的人，“由是禄山之宠益固不摇矣”。在安禄山离京还范阳时，玄宗特命中书门下三品以下正员外郎长官、诸司侍郎、御史中丞等群官于鸿胪寺亭子为他饯行，给以殊遇。
天宝四载（745），安禄山欲以边功邀宠，屡次侵犯北方的奚与契丹。以前，唐分别把公主嫁与奚与契丹，双方关系友好和睦，至此，各杀公主叛唐。
安禄山进击契丹回军后上奏：称梦见先朝名将李靖、李绩“向臣求食，乃于北郡建祠堂，灵芝又生于祠堂之梁”，以此取悦玄宗。时李林甫恐怕儒臣出将入相，会动摇自己的权位，而蕃人目不识丁，难以入相。为了专宠固位，他奏称儒臣怯弱，不胜武力，而蕃将雄武，多立战功，请求任用蕃将为边帅。
玄宗正有吞并四夷之志，李林甫的奏请正合他的心意，“故帝宠禄山益牢”。天宝六载，安禄山入朝。曾因内宴承欢时，上奏玄宗说：“臣蕃戎贱臣，受主宠荣过甚，臣无异才为陛下用，愿以此身为陛下死。”玄宗命杨、杨、杨贵妃与禄山以兄弟相称，而禄山见贵妃宠冠六宫，与她搞好关系对自己十分有利，尽管他比杨贵妃大十八岁，却甘心做她的养儿。从此，安禄山侍奉杨贵妃如母，因而得以随意出入禁中，有时与贵妃对面而食，有时在宫中通宵达旦，外面流传着不少丑闻。安禄山媚事杨贵妃，对太子却另眼相看。
一次玄宗命太子会见安禄山，他见了太子却不肯下拜，左右感到奇怪，问他为何不拜，他说：“臣蕃人，不识朝仪，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解释说：太子是储君，朕百岁后要传位于太子。禄山说，“臣愚，比者只知陛下，不知太子，臣今当万死。”左右令他下拜，他这才下拜。
安禄山每次入见时，常常先拜贵妃，后拜玄宗，玄宗感到奇怪，问他为何先拜贵妃，他回答说：“胡人先母而后父。”安禄山身体特别肥胖，腹垂过膝，自称腹重为三百斤。他每次走路，由左右抬挽其身才能迈步。他乘驿马入朝，每驿中专筑一台为他换马用，称为“大夫换马台”，不然，驿马往往要累死。驿站还专门为他选用骏马，凡驮得五石土袋的马才能使用。鞍前特装一小鞍，以承其腹。玄宗见他如此肥胖，问他的肚子里有什么，他诙谐地回答说：“更无余物，正有赤心耳！”逗得玄宗哈哈大笑。尽管他身体肥胖蠢笨，但是在玄宗面前跳起胡旋舞来，却旋转自如，“其疾如风”。
安禄山生平事迹材料
冰心是从五四时期开始写作的，先是作为女学生联合会宣传股之一员，些写宣传文章，发表宣传文章，这时奔腾澎湃的中国青年爱国运动，文化革新运动这些时代思潮，把她卷进了狭小的家庭和学校的门槛，使她慢慢地看出了她周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处处都有使人窒息的社会问题。她开始写了一些问题小说，用“冰心”的笔名发表了。后来写得滑了一手，就一直写作下去，理科的功课拉下了很多，她就索性转了系，改了文科。
她热爱生活、热爱写作、热爱身边的每一个人，她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她对社会的关心。她坚持不懈的、兢兢业业的、勤奋努力的高尚品质，感动着我们每一个人，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在祖国的文学宝库中永远保留着冰心老人留下的深深的足迹，她给我们留下的真谛是永远无法抹煞的事实。
冰心小说集:。
《超人》、《斯人独憔悴》、《空巢》、《女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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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是世纪同龄人，一生都伴随着世纪风云变幻，一直跟上时代的脚步，坚持写作了七十五年。她是新文学运动的元老。她的写作历程，显示了从“五四”文学革命到新时期文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伟大轨迹。她开创了多种“冰心体”的文学样式，进行了文学现代化的扎扎实实的实践。她的译作如的《先知》《沙与沫》，印度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园丁集》及戏剧集多种，都是公认的文学翻译精品，1995年曾因此经黎巴嫩共和国总统签署授予国家级雪松勋章。她的文学影响超越国界，作品被翻译成各国文字，得到海内外读者的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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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修完课程，北京大学哲学系提前毕业。毕业后，先在杭州第一师范，后回到母校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今扬州中学)教授国文、哲学，并任教学主任。继续参加新文学运动，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早期会员。还参与发起新文学史上第一个诗歌团体“中国新诗社”和创办第一个诗歌杂志《诗》月刊等工作，支持由青年学生组成的湖畔诗社及晨光文学社的活动，为开拓新诗的道路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19参加文学研究会，是“五四”时期重要的作家之一。
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文学研究会8位诗人的《雪朝》第一集，内收朱自清的诗作19首。1923年朱自清发表了近300行的抒情长诗《毁灭》，表明自己对生活的严肃思考和“一步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脚印”，这种进取不懈的人生态度，在当时有较大影响。
1924年，诗和散文集《踪迹》出版。
1925年，朱自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开始从事文学研究，创作方面则转为以散文为主。1928年第一本散文集《背影》出版，集中所作，均为个人真切的见闻和独到的感受，并以平淡朴素而又清新秀丽的优美文笔独树一帜。1931年8月，朱自清留学英国，进修语言学和英国文学;后又漫游欧洲五国。
1932年7月回国，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与闻一多同事一起论学。
1932年8月20日，朱自清携陈竹隐回扬州省亲。朱自清和他的妻子在上海举办婚礼。
1932年8月底，朱自清赴欧洲游学。
1934年，出版《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是用印象的笔法写成的两部游记。
1935年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并撰写《导言》。翌年出版散文集《你我》，其中，《给亡妇》娓娓追忆亡妻武钟谦生前种种往事，情意真挚，凄婉动人。这一时期，朱自清散文的情致虽稍逊于早期，但构思的'精巧、态度的诚恳仍一如既往，文学的口语化则更为自然、洗练。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自清随清华大学南下长沙，1938年3月到昆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的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他以认真严谨的态度从事教学和文学研究，曾与叶圣陶合著《国文教学》等书。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x党政府发动内战，镇压民主运动。特别是1946年7月，朱自清的好友李公朴、闻一多的先后遇害，都使他震动和悲愤。于是他出席成都各界举行的李、闻惨案追悼大会，并报告闻一多生平事迹。
1946年10月，经过漫长曲折的道路，在黑暗现实的教育和爱国民主运动的推动下，他成为革命民主主义战士。在反饥饿、反内战的实际斗争中，他身患重病，签名于《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并嘱告家人不买配售面粉，始终保持着一个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的气节和情操。[2]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因患严重的胃病(严重的胃溃疡导致的胃穿孔)，不幸逝世，享年5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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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二月，在唐平安史之乱的战争中，安禄山率军击败唐范阳、平卢节度使封常清部，攻占东都洛阳的作战。
安禄山于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在范阳(今北京城西南)起兵反唐之后，率军长驱南下，直指东都洛阳。为阻安军攻占洛阳，唐玄宗于十一月十五日派特进毕思琛往洛阳募兵防守。十七日，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赶赴洛阳，开府库，招募新兵，准备迎击安军。封常清昼夜兼程赶至洛阳，10日之内，招募新兵6万人；又下令拆毁洛阳北边黄河之上的河阳桥，以阻止安军从北面进攻洛阳。当得知安军已过黄河，便率所募新兵进屯武牢(即虎牢关，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西)，阻击叛军。安禄山率军渡过黄河之后，迅速攻占陈留(今河南开封)，随即挥师西向，于十二月初八攻陷荥阳。安禄山留其部将武令殉守荥阳，命田承嗣、安忠志、张孝忠为前锋，进袭洛阳。途中与封常清部战于武牢。封常清所率皆为没有经过训练的新兵，而安军却是训练有素的劲旅，尤其是田承嗣、安忠志所率的前锋部队，多是骁勇善战的骑兵。唐军刚刚列好阵势，就被安军铁骑所冲垮，大败西逃。封常清收集余众拒战于洛阳城东的葵园，又遭惨败。再收兵与叛军战于洛阳上东门内，又败。十二月十二日，安禄山攻馅东都洛阳，叛军自四门入城，纵兵烧杀抢掠。封常清率残部与安军战于都亭驿，再败。退守宣阳门，又败。最后只好率领败兵，自苑西破墙西走，退往陕郡(治今河南三门峡市西)。河南尹达奚珣投降叛军，东京留守李憕、御史中丞卢奕等拒不投降，遭杀害。
点评:安禄山乘中原兵力空虚，迅速发兵南下，并采取步、骑协同作战，以骑兵为主要突击力量，快速猛烈地予唐军以突然打击，从而迅速攻占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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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牺牲在战场上，一直是爱国军人引以自豪的志向。特别是那些明知死在眼前仍勇敢赴难的人，更令人崇敬。在中日甲午海战中牺牲的邓世昌就是这样的人。
邓世昌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海军军官中的一个，是清朝北洋舰队中“致远”号的舰长。他有强烈的爱国心，常对士兵们说:：“人谁无死?但愿我们死得其所，死得值!”1894年，中国和日本之间爆发了甲午战争。邓世昌多次表示：如果在海上和日舰相遇，遇到危险，我就和它同沉大海!
1894年9月17日，日本舰队突然袭击中国舰队，一场海战打响了，这就是黄海大战。战中，担任指挥的旗舰被击伤，大旗被击落，邓世昌立即下令在自己的舰上升起旗帜，吸引住敌舰。他指挥的致远号在战斗中最英勇，前后火炮一齐开火，连连击中日舰。日舰包围过来，致远号受了重伤，开始倾斜，炮弹也打光了。邓世昌感到最后时刻到了，对部下说：“我们就是死，也要死出中国海军的威风，报国的时刻到了!”他下令开足马力向日舰吉野号冲过去，要和它同归于尽，这大无畏的气概把日本人吓呆了。
这时，一发炮弹不幸击中“致远”舰的鱼雷发射管，使管内鱼雷发生爆炸导致“致远”舰沉没。200多名官兵大部分牺牲。邓世昌坠身入海，随从抛给他救生圈，他执意不接，爱犬“太阳”飞速游来，衔住他的衣服，使他无法下沉。可他见部下都没有生还，狠了狠心，将爱犬按入水中，一起沉入碧波，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享年4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