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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社会保障伦理启示论文
慎独儒家的一个重要概念，慎独讲究个人道德水平的修养，看重个人品行的操守，是个人风范的最高境界。出于《大学》、《中庸》对于其含义，东汉郑玄注《中庸》“慎独”云：“慎其家居之所为。”人们一般理解为“在独处无人注意时，自己的行为也要谨慎不苟”《辞海》，或“在独处时能谨慎不苟”《辞源》。说白了，慎独就是说你在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也不可有其他不应有的心思。
摘要：“慎独”乃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我们有必要在解析慎独的词义基础上从主体性、人性本善、修养功夫、道德境界四个方面阐发慎独的伦理意蕴。
关键词：慎独，伦理意蕴，现代价值。
“慎独”作为儒家“入德之方”，是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历代儒家从心性、功夫、本体等不同角度对这一范畴进行了诠释，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慎独”学说，至今依然浸淫于我国人文精神之中，尤其对国人的个体道德修养思想影响深远。我们有必要重温原典，返本开新，充分挖掘“慎独”学说的现代价值。“慎独”在历史沿革中，词义多有变化，但大体可以这样理解：“慎独”意指以敬天诚意为本，不自欺，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向内保持发挥内心的善念，通达天人合一，向外表现为独处而不欺暗室、不愧屋漏。
一、道德主体性。
何以要“慎独”?“慎独”思想根源于西周初年的忧患意识。小邦周取代殷商之后，周人需要对其政权合法性进行理论上的论证。“殷人尚鬼”，这由商纣“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可见一般。殷人因缺乏对天命的自觉而为周人取代。而周人则认识到“天命不于常”(《尚书·康诰》)、“天命靡常”(《诗·大雅·文王》)、“天惟时求民主”(《尚书·多方》)。周人已认识到上帝选择自己在于以德配天，能“克明德慎罚”(《尚书·康诰》)，由此，这种理性的自觉为周人继承扩大，形成了一个包含“敬德”、“明德”等观点的忧患意识。德从直从心，指直心而行的行为，所以有凶德，也有吉德，“敬德”、“明德”则演化为好的德行之义，进而指内化于心的德性。敬德指道德行为的认真，而明德则指道德选择的明智。这种忧患意识不同于原始宗教对鬼神的敬畏。在原始宗教信仰中，人由于恐惧、绝望而舍弃自我意志，任凭神的摆布，还谈不上行为的道德性。而周人正是在对殷革夏命，凶吉成败等现象中产生的洞见。这种洞见自觉到这些现象与周人的行为密切相关，以及自身在行为上的`应负的责任。而这种试图以自己的力量来突破天命的责任感或担当意识促使周人具有了忧患意识，而这种忧患意识则显示了原初的自觉，亦即“人文精神的跃动”[1]。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诸子百家基于自觉的人文精神而提出各种学说，试图重建大同世界。尤其是儒家创始人孔子，奔走于各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是这种自觉自为的忧患精神的体现。儒家后学在《大学》、《中庸》中正式阐述了“慎独”范畴，并把“慎独”作为正心诚意的重要方法。这种忧患意识不仅促使“慎独”思想的形成，而且贯穿整个中华人文史，警诫人们谨小慎微，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
二、人性本善。
何以能“慎独”?显然要追溯到中国的传统人性论。西周初，人文精神的自觉导引周人开始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某种程度的自主性，主体性出现了。但周人依然将自己的行为根源与归宿指向天命，远没有达到在人自身求其根源的程度。这一任务将由儒家的思孟学派来完成。一般认为孔子没有直接言明性善性恶，但他以“仁”沟通天命和人道，提出“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穧述而》)实际暗含了人具有向善、为善的潜能。《中庸》则为这种能力奠定了形而上的根据。《中庸穧天命》开宗明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朱熹注云：“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跡虽未形而己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而于此尤加紧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2]。”
三、修养工夫。
如何“慎独”?慎独从两个维度展开，向内则诚心正意，向外则慎隐慎微。诚心正意即“诚于中”。道乃内在于人的生命之中，故不可须臾离。不可离，必然会见于日常生活之中。但事实上，于日常生活之中率性而为总是会挣扎于道德与欲望之间。天命之性，常常会为生理欲望所遮蔽，所以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中庸穧天命》)。当然，这里并不否定人的生理欲望，而是通过诚心正意来去蔽，扩充人的天命之性，即孟子所谓“养浩然之气”。这样，天命之性就能主导人的生理欲望，真正实现“率性之谓道”(《中庸穧天命》)。慎独成为保证率性而为是否真的是顺道而行，即“由仁义行”(《孟子穧离娄(下)》)的关键环节。这种向内求天命之性的理路也见于简帛《五行》篇：“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宜一兮。”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君子慎其独[也]。“[婴]婴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能差池共羽，然[后能]至哀，君子慎其独也。
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初探论文
近年来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有了较大的发展，如在农村推行医疗保健制度、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和计划生育保险等等，而根据社会保障的基本特征，目前我国在农村实施的任何一种“社会保障”项目都不完全符合社会保障的基本特征，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们都不应该归属为社会保障，而是社区保障。无论是农村医疗保健制度、或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或是农村计划生育保险都是在一定社区范围内，以本社区居民为保障对象的一种福利制度，与社区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联，因为它们都不是一种由国家强制实行的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的保障制度，也没有国家财政的支持，更不属于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的一种形式。这种城乡有别的“社会保障”体制是有违社会公平的，因此，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就势在必行。
（一）中国社会保障的前提：城乡二元分割。
我国80%的人口在农村，但农业所创造的国民收入仅占国民收入总额的30%，而20%的城市人口却创造国民收入的70%。发达的城市经济与欠发达的农村经济同时并存，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同时并存，这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
由经济二元结构决定，我国过大的城乡差别制约着社会保障总体水平的提高。占人口20%的城镇居民享受89%的社会保障经费，而占人口80%的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仅占全国保障费的11%。城镇已初步建立了较高水平且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养老保险金已基本实现了社会统筹，建立了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的基金模式，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以及女职工生育保险，都在原有的制度上进行了改革和逐步完善。而在广大的农村，仍然是以国家救济和乡村集体办福利事业为重点、以家庭保障为主体的社会保障，除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进行了改革试点以外，其他保险项目基本上没有建立起来，城镇的社会保险覆盖率已达90%以上，而农村覆盖率不足2.4%。这种城乡社会保障发展水平的客观差距，具有深刻的经济和社会背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无法改变的。
（二）中国社会保障的基础：“土地保障”
广大乡村农民的经济收入无一定保障，主要依当年的农业收成好坏而定，农业收入几乎成为农民的唯一经济来源，土地亦成为农民赖以维持生计的最后依托。而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土地资源有限的农业大国，“靠天吃饭，靠土地为生”是农民数千年来世代相袭的传统，从这个意义而言，土地就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命根子”。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在农村的全面贯彻落实，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大二公”的农村经济格局，使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感。改革开放以来，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为龙头的改革为农民铺就一条通向富裕的大道，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多元化生产经营方式构筑了农村经济的基础，但农业收入仍然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据有关资料的统计显示，我国农户生产性纯收入的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非农业收入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由1980年的17.0%上升到1992年的43.2%，农业收入则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由1980年的83.0%降至1992年的56.8%。1可见，尽管农民的非农收入增长较快，但是，农业收入目前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靠土地谋生仍是绝大多数农民的理性选择。
（三）中国社会保障的实现机制：农村青壮年的城市化。
改革开放后，大量的农村青壮年或通过特定的社会流动渠道定居城市或进城打工，城市化的进程明显加快。青壮年的城市化带来了两个方面的效应：一方面，农村青壮年的城市化使城市的扶养者与被扶养者比例减小，城市社会保障中的大量空账也因此而变得充实起来，从而保证了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可以说，农村青壮年人口的城市化时刻在优化或者说在延缓城市人口结构上的老龄化速度，正如外来人员对超级村庄经济的发展造成负担轻于国有企业形成优势一样。2另一方面，由于农村人口有土地作最后的保障，加之农村基本保障水平极低，城市化后的农村青壮年，只需少量的经济扶助就可以实现自己农村亲属的基本保障，一般情况下，城市化后的农村青壮年对农村亲属的扶助主要在于他们加强了这部分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
正是借助于这种城乡保障水平上的差别与农村广泛存在的“土地保障”，城市化后的青壮年，支持或者说延缓着城市老龄化进程，即通过城市统一的群体或者说集体的转移支付方式——城市社会保障系统，为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非正式的个体间的亲友馈赠方式支持着部分农村人口的基本保障运行。显然，这种方式的运行，是由城乡社会保障二元化、农村社会保障的低水平共同决定的。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从总体上来看，农村为其城市化的青壮年提供了抚养、教育等相关费用，即在这些城市化的青壮年的身上积累了大量的人力资本，显然，这并不是一个小数字，而这些人在城市化以后，借助于城乡差别，实际上给农村所做出的是不对称的回报。换一个角度来说，实际上是由农村投资，而同时由城市和农村共同来收益，甚至是城市收益大于农村。所以，从社会保障体系的资源上来说，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农村资源凝结成人力资本的形式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城市化这一机制，使城市化的青壮年在支持城市社会保障运行的同时，也支持了农村基本保障的运行。
二、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实现障碍之一：不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
“社会保障，是社会（国家）通过立法，采取强制手段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形成社会消费基金，对基本生活发生困难的社会成员给予物质上等帮助，以保证社会安定的一系列有组织的措施、制度和事业的总称。社会保障是社会成员应享有的基本权利，是国家应履行的确保社会成员生活权利的一种法律制度”3。而社会保险在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中居于核心层次，一般由疾病、生育、工伤、残障、失业、老年和死亡等保险项目组成，其中老年、疾病及失业等项目居于最重要的位置，并成为各国发展社会保障事业的重点。但不论社会保障的项目与内容有多在的差异，社会保障的对象主要是社会的弱者及潜在的弱者。
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从社会阶层结构上来看，主要是一个从金字塔型向纺锤型转变的过程。所谓金字塔型社会阶层结构是指社会的上、中、下三个阶层的成员从上至下逐渐增多的一种结构类似于金字塔的形状，而纺锤型的社会阶层结构是指社会的同样三个阶层的成员中，中层的成员多，而其它两个阶层的成员比较少的一种阶层结构。目前，单从城市或农村内部的阶层结构上看，二者都呈现出一种纺锤型的结构，但从整个社会即城乡一体的角度来看，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还是一种金字塔型的结构，因为我们还存在一个巨大的农业劳动者阶层。在理想情况下，我们将金字塔型社会的上、中、下阶层的比例定为1﹕2﹕3，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推进得很快，但社会的下层阶层（主要是农业劳动者）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到我国人口的城市化率仍然只28％左右，也就是说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被城乡壁垒人为地向后拖着，4这也就意味着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的下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果运用理想类型法，将金字塔型阶层结构与纺锤型阶层结构作为社会阶层结构两极上的两种极端类型，我国目前的社会阶层结构仍然是更靠近金字塔型结构这样一种状态。
从上面对社会保障的定义及其基本特征可以看出，既存的与潜在的社会弱者是社会保障的核心，而社会的下层成员由于其比较低的抵御风险的能力而成为社会弱者的主要来源。一般来说，社会保障所依靠的是全体社会成员在物质方面以转移支付为手段实现的社会成员间的再分配，简单地说就是上、中层社会成员对下层社会成员在经济上的一种扶助。显然，在金字塔型的社会阶层结构社会中，有能力提供扶助的社会成员是社会的上、中阶层，接受扶助的成员是社会的下层成员，这样，社会的扶助比率为3（1+2）﹕3，即1﹕1的比例，显然，这样的扶助比例过高，不可能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一体化保障，即使勉强实现，其保障的水平也不可能很高，起不到保障的作用。
因此，如果我们加快城市化的进程，使社会的阶层结构转化为类似于高福利国家的纺锤型结构，即中间大、两头小的服从正态分布的结构，我们将其上、中、下三个阶层的比例理想化为1﹕2﹕1（一般情况下，这些国家的中间阶层的比例远远大于2），显然，这种社会结构的社会扶助比例为3（1+2）﹕1或更大，所以这种扶助比例是社会的上、中层成员可以接受的。
社会保障水平比较高的国家的实践无不证明了这一点。发达国家是一种存在一个巨大的中等阶层的社会阶层结构，这是学术界不争的事实。如果说发达国家的保障水平较高是因为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话，即将经济发展水平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进行考察的话，那么与我国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智利，其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但其社会保障建设得非常完善，社会成员接受政府救济的贫困线的水平比较高，是每天收少于4美元就可以领取政府救济金，即一个人如果1个月的收入少于120美元，就可以领取政府救济金。5在如此高的保障水平下，墨西哥、智利政府却没有感到有多么的吃力，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阶层结构的影响。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阶层结构已呈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型结构已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仍以墨西哥、智利为例，这些国家的农业人口仅为总人口的20%，而且农村的城镇化建设比较快。6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只有改善我们的社会阶层结构，加快城市化的进程，才能真正实现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
三、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的障碍之二：不合理的城乡人口比例。
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工业国，农民（farmer）明显比城市普通居民（普通雇员、工人）拥有更多的财产。一般来说，农户不但拥有他们耕种的全部或部分土地，而且拥有相当可观的牲畜和农业机械，并且这些财产是可以随时变现的。
而在现阶段的中国，由于城乡居民收入上的差距导致的城乡居民在缴纳保费上的差别是实现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的真正障碍已是学术界和社会各实际工作部门不言的共识，只有农民的收入实实在在地得到不断提高，并和城市居民达到真正的平等，农民才有实力参与现代社会保障事业，所享受的保障待遇也才能和城市居民达到公平，可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之间的巨大差距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保障的城乡一体化，而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农产品收入，因此，实现社会保障的城乡一体化最终落实于能否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农产品的价格提高了，农民就能真正提高收入，从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上的差异，社会保障的城乡一体化才能真正实现，否则就只能是空谈。如何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有些学者建议借鉴日本的经验，宜采取继续提高农产品价格以保护农民的收入得到不断的提高。8笔者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单方面提高农产品的价格，除了人为地增加了计划性排斥市场以外（这对于一个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的国家来说，其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只能增加政府的负担，其可行性非常低，即便可行，由于广大农民群体的存在，这也就决定了农产品的保护价格不可能与市场价格有太大的差距，因而达不到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目的，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决定农产品价格高低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人为的计划性，因此我们需要从市场本身中去寻找其根本原因，下面我们从市场机制本身，即农产品的市场供求状况来分析决定农产品价格偏低的原因。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产品的市场供给大于其社会需求的话，该产品的市场价格就不可能非常理想，这是因为由于存在多家生产者，且相互之间处于一种竞争状态，这就决定了购买者的主动权，其有充分的讨价还价的余地，而卖方则明显处于一种被动状态，也即市场中的交换双方并不是处于对等的地位上，因此，农产品价格的相对偏低就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
同样根据市场原理，这多家生产者中必然有些生产者由于利润的下降甚至亏损而不得不退出市场之外，从而调节供求状况，使之达到供求的平衡而不至于使某一产品的价格长期偏低。但是，我国农产品的生产却并没有完全按照市场的这一规则来运行，因为农业生产是农民唯一的生产手段和生产目的，农民们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商品可以生产，因而市场对其作出生产决定并不起多大的作用，即使是亏损也要生产，这一状况是普遍的，这就更加剧了买方的心理预期和压低农产品价格的把握，在这种情况下，农产品的价格不可能达到一个合理的状态，即使人为地提高了其价格，在这种市场的作用下也不可能持久，最终还是会被压低下来，更何况我们的城乡人口比例相差悬殊。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知道，决定农民不能增收的决定因素是农产品价格偏低，而农产品价格偏低又是由不合理的农业、非农业从业人口结构决定的，这一不合理的结构主要表现在城乡人口的比例上，因此，不改变城乡人口的比例，要实现农民增收进而实现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只能是不现实的，只有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达到一个适当的比例，从根本上改善农产品的供求状况，才能实现农民收入的绝对、相对上的提高。这种决定关系我们可简单概括成如下表格：
城市化的阶段与农产品供求比例。
城市化阶段城乡人口比例农产品供求比例。
早期小大。
中期中中。
晚期大小。
显然，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上表中的早期或者是早期与中期的交接处，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我们离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实现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同样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所能做的也只能是调整城乡人口的不合理比例，从根本上改变农产品的供求状况，进而改变城乡收入上的巨大差距而实现社会保障的城乡一体化，而要调整城乡人口的不合理比例也只有城市化这一条道路，至此，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知道，不是城乡居民收入上的差距而是城市化人口比例不高在真正阻碍着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实现。
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初探论文
摘要：本文从分析中国城乡社会保障的现状出发，认为中国城乡社会保障体系运作的基础是农村的“土地保障”，并以农村的“土地保障”及社会保障的城乡差别为后盾，通过农村青壮年的城市化不断优化城市的人口结构（或者说在延缓城市人口结构上的老龄化速度），使城市的社会保障得以实现，而不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与不合理的城乡人口比例是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主要障碍。因此，文章进一步认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真正实现，只能通过加快城市化、改善整个社会的阶层结构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扶养比，同时改善城乡人口的比例，使农民在市场中与市民处于平等的竞争地位，才能真正增加其收入，从而实现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一体化。
儒家社会保障伦理启示论文
儒家伦理是本于一种对日常生活伦理与公共生活伦理这两者间的直通（等同）性的理解的思想与观念。传统儒家伦理包含心性儒学、制度儒学、日用儒学三个层面（参见郑家栋，第184-187页），是一个打通天（宇宙）、地（自然）、人（社会）的总体的道德的世界观：心性儒学是其义理，制度儒学是其原则，日用儒学是其日常观念（意见）。
在理论的意义上，儒家伦理不包含公民、公民社会以及公民伦理的概念因子，但是它隐含着某些关于公共生活关系的推论。儒家的心性学说含着一个根本的原理――“仁”。“仁”的原理是宇宙、自然的原理在人的世界中的继续：阴与阳是宇宙的根本原理，柔与刚是自然的根本原理，仁与义是人类社会的根本原理（“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荀悦《申鉴・政体》］）。宇宙、自然、社会的原理原本是一个（“理一”），阴阳、柔刚、仁义是其展开的表现（“分殊”）。每个人作为宇宙、自然与人类的一分子，都分有它的普遍原理。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反求于己而通达“仁”。通达“仁”使得一个人“成为人”。“仁”便是一个大写的人（“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这个人可以把他的感情推广到他原来不爱的人与事物上（“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同上］）。对于这样一个人，万民皆为同胞，万物皆为友朋（“民胞物与”［张载《西铭》］）。所以，一个人只要反求内心而获得了仁的品质，就会不仅爱其父母（“亲亲”），而且在公共的生活中爱一般的人。
儒家社会保障伦理启示论文
自近代以来，儒家伦理的反思，成为中国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一道学术文化景观。翻检一下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主要文献，可以发现在儒家伦理的构成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相关性分析主题下面，浩如烟海般的研究成果。但是，就这种研究的结构分类来讲，则并不是令人满意的二元对诘式的论述：要么儒家伦理因为其道德理想主义有益于现代化，因此值得为之辩护。要么儒家伦理因为其伦理中心主义有碍于现代化，因此必须批判。辩护是捍卫性的，批判是拒斥性的。但是，从儒家伦理的历史构成与现实的可能影响而言，这种研究进路都是值得再检讨的。本文正是在意图突破这种二元对诘思维的基础上，对于儒家伦理的双旋式结构［1］－－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在贯通的基点上进行分别的分析。从而将儒家伦理的内涵作适当的分割，将其具有现代性的道德理想主义加以张扬，而对其从消极的一面影响古典中国历史进程的伦理中心主义加以摒弃。
一、两种倾向。
这种分解，当然需要建立在对于儒家伦理的近代分析加以清理的基础上。这是因为，近代以来对于儒家伦理的分析，已经形成了某种支配人们对待儒家思想的惯性思维。不清理这种惯性思维，就不足以促使人们形成合理看待儒家伦理的理性眼光。而且，不进行这种清理，我们也无法走出以二元对诘的方法对待儒家伦理的方法困境，将儒家伦理的历史内容完整地还给儒家。进而，在提供一个儒家伦理思想的完整图象的基础之上，来讨论儒家的“现代”处境问题。
这里所说的双面受敌，则是指儒家既要对付来自单纯的夸奖带给它的不实之誉，所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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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字：社会保障制度
古典文学中常见论文这个词，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为论文。以下就是由编为您提供的。
社会保障制度，是指由国家依据一定的法律和法规，为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而提供救助和补贴的一种制度。它的主要功能在于，通过建立社会化为标志的生活安全网，来消除市场过程中产生的社会不安定因素，防止社会动荡。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是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产物，是公共选择的结果，也是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产业的转型升级、健全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创新社会管理等方面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19世纪80年代，世界上第一个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德国建立，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它已成为现代国家一项不可或缺的社会经济制度。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它是我国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社会不断取得进步的重要标志。社保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和谐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各项社会保险覆盖范围继续扩大，参保人数和基金规模持续增长。202017年末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合计比上年末增加8600万人以上，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2亿人以上，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4亿人以上。2017年全年五项社会保险(不含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合计18823亿元，比上年增长2707亿元，增长了16.8%。基金支出合计14819亿元，比上年增长2516亿元，增长了20.5%。
从纵向来看，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从横向来看，不管是从参保的人数比例上看，还是从社会保障基金的规模、应用、管理上看，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和发达国家相比都还存在不小的差距。随着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成为世界第二，gdp规模越来越大，国家的综合实力越来越强，加强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建设势在必行。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2017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儒家社会保障伦理启示论文
作为说明这些问题的起点，我以为需要首先确定，在人们的日常生活角色与作为公民的政治社会角色之间有何种关系。人们都会同意，一个人的种种日常生活的角色是他／她生来就自然地承担着的：一般地，一个人先是一个儿子／女儿，进而是一个男人／女人，一个丈夫／妻子，最后又可能是一个父亲／母亲；此外，他／她还可能是一个兄弟／姐妹，一个朋友、同事或邻居，等等。这些角色在一个人身上彼此交叠，其中每一种角色都处于一种特殊的关系之中，都确定着他／她的一种特别的身份。这些关系发生根源上的这种自然性质向来在法律中受到尊重，所以在东方与西方都普遍地被视为伦理的关系。这种自然性质一则在于这些关系是基于血缘或地缘关系的，二则在于它们包含着生命过程中自然的抚育与互助关系。由于这些关系而结成的是最为自然的生活共同体，其成员享有最多的共同生活，并且由于这种共同生活而具有最密切的感情联系。
另一方面，一个人的公民地位以及人们作为公民的相互关系则是通过社会的法律体系确定的。在一个法律的社会，家庭的成员之间同时存在着两种基本的关系：血缘关系与作为公民的关系。不过在家庭中，由血缘关系确定的相互关系是基本的关系。法律总是首先肯定这些关系，并把这些关系所产生的自然义务变为法律。尽管与家庭财产的析分和继承密切相关的事务也是立法的对象，但是立法总是朝着巩固正常的家庭关系的方向，并且使法律的干预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一旦家庭成员之间作为公民的关系成为第一位的关系，这通常表明家庭作为生活共同体的实际解体，这时成员间的相互关系只能依照关于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法律来解决。
公民关系的自然基础，是由兄弟关系引申与扩展的同邦人关系。在古代城市国家，同邦人也像家族的关系那样是一种感情的关系。但是由于它远不及家族关系的感情那样强烈，公民的关系从它在古代社会产生起就是一种建立于法律基础上的关系。近代以来，随着个人主体地位的提升和民族国家的共同生活日渐发达并衍生出许多新的平等自由的形式，同邦人的感情成为被抽象了的对陌生人的关系，稀薄得几不存在，公民间的关系更是渐渐成了无感情的政治与法律。所以公民是一个人在一法律的政治社会中的成员资格。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界是一个法律的政治社会同其他社会相互分隔的界限。在今天的多数国家，一个人仅因出生而具有的国籍便使得他在法律上具有公民的资格。
二
交往关系在这两个水平上会显示很大区别。伦理的关系都是个别的、独特的关系。在每种关系中，关系对象都是一个同我们处于特殊关系中的单数的他者。每种关系都与其他关系不同：父子关系同母子关系不同，同兄弟／姐妹关系更不同。每种关系中这一方同另一方的关系也与另一方同这一方的关系不同，例如父亲同子女的关系与子女同父亲的关系不同，每一方可以向另一方要求的也相互不同。同时，每种伦理的关系都是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直接的关系，并且要求个别的、直接的相互回应。由于这些性质，人们常常把这种交往关系视为私人事务。法律对于这类事务的干预必须小心地限制在非常有限的范围之内：仅当一方的合法利益违反意愿地受到另一方的非法侵害时，法律才能作出必要干预。另一方面，人们作为公民的相互关系则是一般的无差别的关系。在公共生活中，典型的交往关系是一个人同陌生人的关系：他／她面对的是同他／她没有感情关系、不具有直接的个别的相互回应性、因而对他／她而言没有差别的陌生人。所谓没有差别，是说他／她同这一个陌生人的关系和同那一个陌生人的关系没有差别。这种无差别性，使一个具体的交往对象失去个别性而显现为无差别的对象整体，即一般的、复数的他者。（参见廖申白、孙春晨主编，第82-83页）。
将这两种交往关系相混淆会引起交往方式上的冲突。公民间的交往，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观察的，主要是自愿的交易，需要以法律为基础；如若一项交易是以伦理的即以交朋友的方式开始而交易中的一方又希望以法律的方式终结，就势必引起纷争与抱怨。（参见《尼各马可伦理学》第8卷第13章）有许多常识的观念支持这种看法。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一方面，在常识意识中，“做人”问题基本上是一个只同日常生活而不同公共生活相关的问题。国人常说的“做人”的实质内容就是指做一个父亲／母亲、丈夫／妻子、儿子／女儿、兄弟／姐妹、朋友／同事等等，即在各种独特的关系中尽自己的各种不同的责任或义务的问题。同陌生人的关系通常同“做人”问题无关。“做人”问题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产生，原因就在于在这个私人交往的领域，由于每种关系都是个别的，需要特殊而适当的感情回应，并且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就会相应地产生回报公正的问题，它经常呈现为一个困难的任务或责任。另一方面，“不相识的陌生人”也通常在常识意识中被当作日常交往与公共生活即有差别的交往与无差别的交往之间的界限。在这个界限之外，即在同陌生人的关系中，人们感觉到摆脱了“做人”的重负与困难的轻松，因为在这种交往中，一个人无须对同这一个人的关系与同另一个人的关系给予特别的注意。这两种交往关系间的区别似乎是一种生活常识。日常交往关系的本性在于感情联系，公共生活关系的本性则在于交换。（注：黑格尔写道，“作为精神的直接实体性的家庭，以爱为其规定”，爱“就是意识到我和别一个人的统一，使我不专为自己而孤立起来”；“但爱是感觉，即具有自然形式的伦理。在国家中就不再有这种感觉了，在其中人们所意识到的统一是法律”。（第175页））在公共生活中，做一个公民对每个人都意味着相同的内容；在私人生活中，“做人”对一个人的含义则可能与对另一个人的非常不同。所以，不言而喻，公共生活的准则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而日常生活中则没有适合所有关系的准则。
社会保障税的论文
为社会成员提供社会保障，是现代社会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而充足的社会保障资金是社会保障制度存在、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基础，因此，确立合理的社会保障筹资方式是一国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中的核心问题。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虽然已初具规模，但在运营和管理方面还很不完善，其中，因筹资方式而导致的问题尤显突出。开征社会保障税，完善社会保障筹资方式，应成为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完善的突破口。
现代社会生活中，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三个层次的保障同时并存，为社会成员提供了三层安全网。一般来说，受财力的制约，在不发达国家，政府只能为社会成员提供较低层次的社会保障。但是，不论保障层次高低、范围宽窄，都只有政府才有能力提供，即提供社会保障应该是一种政府行为。而我国原有的社会保障办法全盘复制前苏联模式，实行与就业高度重合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就是某种程度上的以企业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显然，企业作为微观经济实体；不可能长期承担社会职能，也不应担负为本企业职工提供社会保障的责任，况且，由于企业时时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所带来的风险，也往往负不起这一责任。因此，政府是社会保障的当然主体，社会保障是现代政府的内在职能。
2．我国当前亟需巨额的`社会保障资金。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化，以及工业化、城市化、科技现代化、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我国面临巨大的社会保障资金需求。
在公有制企业转变为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转变为征纳税关系后，客观上必然要求社会保障资金。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将产生1500万人的下岗大军，加上现有的失业人口，共计3000余万职工将失去工作岗位；“九五”期间，农村新增劳动力加剩余劳动力为2．14亿人，但市场只能消化7700万人。如何在不引发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解决失业问题，将成为新世纪对我国经济的最大挑战。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保险制度、再就业制度，使其成为社会安定的”稳压器”，在目前的中国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另外，中国即将步入老龄化社会，，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达1．2亿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0％，而20以后，我国将大步跨入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期，退休职工将剧增，现实的老人赡养压力或“养老”问题，对每个人来说，都已不再是遥远的话题。而且，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真正落实，也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社会老年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
我国现行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主要采用由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自行制定具体筹资办法和比率的方式。其弊端是：由于筹资的方式、制度多以部门、行业规章的形式出现。缺乏应有的法律保障，因此，在征收力量不足，手段缺乏刚性的情况下，拖欠、不缴或少缴统筹金的现象比较普遍。受企业自身利益的影响，社会保障的扩面工作十分艰难。而且，在实际执行中，这种筹资方式造成了不同地区、行业、企业之间的负担水平悬殊，不仅不利于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而且阻碍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正是由于我国现行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方式存在的缺陷，使得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缺乏应有的保障，其资金管理和收支平衡也存在巨大的困难。而开征社会保障税将在如下方面显示较大的优越性。
第一，有利于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的征收力度。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采用税收的形式进行，而税收的强制性和规范性特征将克服资金筹集过程中的种种阻力，杜绝拖欠、不缴和少缴的现象，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资金的筹措提供强有力的手段。
第二，有利于对社会保险基金实行收支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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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社会保障伦理启示论文
从道德的理想主义的视角看儒家伦理，儒家伦理确实不仅具有着现代性的义涵、甚至具有永恒存在的价值。这是因为，其一，道德的理想主义乃是一种基于“道德心”的理想主义。之所以说基于道德心的理想主义具有现代性价值，就是因为“一切言论与行动，个人的，或社会的，如要成为有价值的或具有理想意义的，皆必须依据此原意的理想而成为有价值的，成为具有理想意义的。”［14］人的尊严与价值皆依托于他的一颗活泼泼的道德心－－一颗“生动活泼沭惕恻隐的仁心”。它是好善恶恶、为善去恶的根据。这对于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人来说都是没有例外的。其二，道德的理想主义还是一种“理性的理想主义”。所谓理性的`理想主义，不是指的与非理性相对而言的理性，也不是指的理论理性或逻辑理性，而指的是能够“抒发理性指导吾人之现实生活”的来自仁心而又超克习性的、具有自然去私为公、客观正义特点的普遍律则。［15］在此，理想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相互对应性特点凸显无遗。无疑，这对于总是处在人－－己、义－－利关系结构的人类来讲，具有着指导人们处理人际关系与义利关系的作用。只要人类没有脱离这种关系结构，那么，道德理想主义具有的某种指导意义就不会淹没。其三，这种道德的理想主义，还是一种直指实践的理想主义。道德心既是形上的、又是形下的。它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即它对于实践具有一种理论提升的状态。并且它既是实践的、又是理论的，即它对于理论具有一种透入实践的定位。因此，它将形上与形下、理论与实践有效地统一于尽伦尽性的践履仁的过程之中。［16］就此而言，道德理想主义意图将理论与实践统合起来，提供给人们一个完善的道德生活指南。这对于遭遇道德实践源自理论原则、还是源自实践需要的难题的人类社会来讲，也是具有某种明显的导引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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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税的论文
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我们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而现有的社会保险统筹制度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所以应当加快建立社会保障税制的步伐，从我国实际出发，借鉴国外经验，不失时机地开征社会保障税。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可行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成熟的社会基础。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推行，企业破产、倒闭现象不断出现，企业用人自主权不断加强，加之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使职工的生活风险增加。对未来社会老龄化高峰严峻形势的预期，使职工的风险意识普遍有所增强，迫切需要国家通过社会保障制度为其生存提供起码的物质保障。社会保障税的专项返还性特征是纳税人受益的保证，使其易于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因此，开征社会保障税具有成熟的.社会基础。
2.2可靠的税源保证。
社会保障税属于所得税类，其征税额的多少与居民的收入水平有直接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人民收入水平有大幅度增长。有资料显示：1978～1993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3元上升到921元，增长了近6倍。城镇居民家庭的人均收入由1981年的500元上升到1993年的2583元，增长了4倍多。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1979年的不足300亿元上升到9月底的50000亿元(金融时报1911月29日周日特刊)。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为开征社会保障税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税源基础。
2.3完备的税收征管体系。
目前，国家税务机关遍布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机构广泛分布于各地，从街道到乡镇均有税务分支机构，更有数十万业务熟练、素质高的税务干部，在长期的税收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在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中，由于采用源泉扣缴办法，各单位的财务人员作为扣缴义务人也有着相当丰富的经验，对社会保障税的开征也是极有帮助的。这就为社会保障税的开征提供了征管体系的保证。
2.4可供借鉴的国内及国外经验。
我国有十几年的社会统筹经验可供借鉴，国外已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征了社会保障税，有较完备的社会保障税体系及其经验可资借鉴。从现实情况看，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就越成熟与完善，也越重视用税收手段进行宏观调控与收入调节。其社会保障税通常以工薪收入为计税依据，税款由雇员及雇主共同承担，税款专用于养老金、失业救济和国家津贴。这些都为我国社会保障税的开征提供了宝贵经验。
以各类企事业单位、行政单位和职工个人为纳税人，具体应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户、行政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及其职工。根据国外社会保障税由雇主和雇员分别负担的惯例，我国的社会保障税亦应分别以企业、单位(雇主)和职工个人(雇员)为纳税人。
3.2征税对象和计税依据。
社会保障税应以纳税人支付或取得的工资总额收入为征税对象。根据惯例，征税对象扣除规定的减免项目后的余额，构成社会保障税的计税依据。
鉴于社会保障税是一种特定的目的税，具有专款专用的性质，原则上不允许减免税。但由于自然条件等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纳税确有困难的纳税人，可根据具体情况给予适当的减免税优惠。
3.3税目和税率。
社会保障税的税率形式，世界各国不尽一致，有的采用比例税率，有的采用全额累进税率等。就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本着易于操作、简便适用、降低征收费用的原则，我国应采用以比例税率为主、定额税率为辅的税率结构。定额税率适用于那些收入不稳定、不易计算的纳税人，其他纳税人适用比例税率。税目的范围包括老年退休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三个税目，其它税目待条件具备后再开征。
3.4征收管理。
社会保障税应实行属地管理原则列入地方税体系。由当地税务部门按月计征，年终清缴，以满足经常性支出需要。采取支付单位源泉扣缴和纳税人自行申报相结合的征纳方法，即职工个人应纳税金在本单位发放工资、薪金时由单位代扣代缴;自营人员自行申报纳税;企业的税金自行申报缴纳，与所得税的缴纳同步进行;行政事业单位的税金由财政部门负责划转。
「参考文献」。
1陶继侃，张志超，当代西方国家税收，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
2陈庆海，关于开征社会保障税问题的探讨，现代财经，1994(12)：56～59。
社会保障基金监管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社保基金范畴的逐步增加，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压力加大及保证其需求的持续提升，社保基金监管中的不足和要面对的挑战也更加明显。所以，一定要依法加强社保资金的征收处置，规范社保基金专户理财，开拓和完善资金投入来达成社保基金盈余的目的。
关键词：社保基金投资收益投资运营。
社保基金是国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战略的要求，为社保制度的实行而设立的、财政收支管理中以特定来源资金用于指定用途的办法的资金，是社保制度的物资根本。合理地支配社保基金的经营和投入，促成社保基金和期限在一年以上各种资金借贷和证券交易场所的有效整合，是健康完备社保制度，创建和谐社会尤为重要的措施。
一、我国社保的现状和社保基本运营存在的问题。
社保基金是社保制度的物资根本，包含了多种领域。从机能来说，可以分为用于救灾，济贫，扶贫的资金;为保障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待遇，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由缴费单位和缴费个人分别按缴费基数的一定比例缴纳以及通过其他合法方式筹集的专项资金;国家立法或政策所规定的为公民普遍提供维持其一定的生活质量，满足其物质和精神的基本需要而采取的社会保障政策以及所提供的设置和相应的服务所筹集和建立的专项资金;还有社会优抚基金。其中，社会保险基金在我国的社保制度中处于主要位置。国家的社保制度是否健康，表现在很多层面，尤其国家为了预防和强制社会多数成员参加的，具有所得重分配功能的非营利性的社会安全制度的覆盖状况是一个尤为重要的基准。最近些年，随着社会保险体系改良的持续深化和完备，各种基础社会保险覆盖人群数量呈增长的势头。但全面看来，社保覆盖面狭小，社会化情况不高依然是要面对的突出问题。
我国已经进入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达到或超过一定的比例的人口结构模式。但养老金缴纳依然不足，亏欠缴纳的资金数目连年上升，养老金的支拨愈来愈困难。失业保险基金、职工医疗花费等都是我国社保基金的支拨名目。基金收缴和支付的严重不平衡，对我国社保基金的经营管理影响巨大。
社保基金的资本保值增值率是社保基金经营的根本标准。可在我国，因为期限在一年以上各种资金借贷和证券交易的场所缺乏和相关法律法规的限制，社保基金大多数用以购入国债或者存进银行，算上偶尔发生的通货膨胀，社保基金的投资回报率极低。
地方上用于支付退休收入的基金分散在全国近两千个社保部门。从中央到省级再到地市及县级的各个级别社保局，每个部分都存在自己管制方式的社保基金，造就了许多具有共同利益的人们为了共同的目的而集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的社会集团。这种不集中的`管理，很大程度加大了资金管制和资金的调度的难度。
(1)筹措资金，补足社保基金豁口。
我国社保基金的亏损豁口，中央政府要担负主要责任。解决从横向平衡原则为依据，以同一时期正在工作的所有人的缴费来支付现在保险收益人开支的制度向社会保险基金在大范围内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法统一征收、统一管理、在属地范围内统一调剂使用与个人账户相整合的部分基金制中养老保险资金个人账户空置问题是政府急需要做的事情之一。此外，同一时间增大参加社保人数，吸收市镇大量私企的员工，个人经营、个人合伙经营或家庭经营等形式，依法从事营利性活动的人员，灵活就业人员以及农民工人;更要完备农村社保体制的建立，才能筹措到更多的社保资金，并且完备就业相关政策。我国就业当前的现状，失业人员与应届毕业生待业人数较高。提升这类人的就业、创业水平，是社保部门工作的必然要求。最后就是增大社保基金的回报率。把资金投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利润高的国企之中。支持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能够从其中收获高的回报率。同时发展大陆以外地区证券市场的资金投入。
(2)有效配合投资限日。
不同的投资途径所造就的投资限日是不同的，相同投资途径造成的不同的资产也有不相同限日。社保基金投入的限期组合应综合考量。在社保基金投资经营的时候，要采用时间分散化策略。资金投入买进多种时限的资产，让不同时限的资产有机结合，收获较高回报率的同时，达到流动性需求的标准。
(3)完备投资区域连合。
不同地域和不同国家的投资存在不同的回报率和风险系数。利用不同地域和国家投资连合的方法能够减少投资风险，并且增加投资的回报率。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域的经济水平相差较大，这种经济水平差距为社保基金投资的区域连合提供了便利。另外，也该注意，部分经济水平较高的国家常常将他们的社会保障基金的一部分投入到外国资本市场，但我国在这些地方还还有一段路要走。因为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需要改善，社会保障基金的市场化、专业化管控制度的创立也不是短期可以完成的。所以，社会保障基金的海外投资应该循规蹈矩，稳定的进行推进。
想要建立更好健全的监督管理体制，就要持续加大监督管理强度，保证资金安全。并要确定监督管理的方向，创立社保资金投资监督管理系统，加强外部的监督管理。这是在体系的建立，财政和经济工作中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预算管理及资金收入支出存储等等方面都要加强监督，确保社会保障资金投资的稳定运转，推进社保工作的稳健前行。
创立完备合理的社保信息化管理系统，对社保基金的收缴、支拨、稽查、账户经管以及每项数据都做到信息化管理。创建了具备合理的监督管理方法、覆盖地域广、分析方式进步的信息化网络管理平面。经过逐渐的完善，从根源上改变社保老旧管理的方法和方式，对解决反复支拨社会保障资金、私吞社保基金现象有极大遏制，保障社保基金的运用具有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邓大松.年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3]郑功成.社会保障学[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
社会保障论文范文【】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的绩效审计还处于不断探索阶段，暂时在政策制度、制度运行效益、违法违纪和道德标准等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存在着重要性认识不够、缺乏科学统一的评价标准、范围和积累的经验不足、绩效审计手段落后等问题。为完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我国应采取树立独立性和权威性、加强运营公示和监督管理、提高审计人员素质、加强信息化建设等对策。
[关键词]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
一、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的现状。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的绩效审计还处于不断探索阶段，近几年，我国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绩效审计进行了有益尝试，形成了目前暂时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现状，主要包括：一是政策制度方面。具体包括基金管理、机构建立、实物管理、经费管理、会计核算等，这些政策与制度的执行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着社会保障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效益；二是制度运行效益方面。具体包括与制度相关的资金运行效益和受益人群的受益效益两个方面。前者可分为资金有无沉淀和收支能否相适应两个方面，后者可分为资金支付的金额效益和资金支付的及时性效益两个方面；三是违法违纪方面。据审计署统计数据显示，2010-2014年间，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涉及违规违纪资金352亿元，一些单位将社保基金用于基层经办机构等单位工作经费5.95亿元；用于购买汽车等295.74万元；用于平衡市级、县级财政预算1.14亿元；乱报销费用或发放待遇共18.52亿元等问题；四是道德标准方面。有些行为不能看作是违纪违法行为，但是从道德上来看是不可行的，道德标准特别适合于对效益审计中的经济事项的评价，它可以用来从道德层面帮助人们看待不按客观规律、忽视人类生存问题的后果。对于某些事项不能用法律法规限制时，用道德标准加以限制无疑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二、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存在的问题。
(一)重要性认识不够。
政府部门对社保基金管理绩效审计不够重视，这里的政府部门主要指的是审计机关，审计机关的不重视使我国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难以建立和健全。作为一项公共的专项资金，社会保障基金主要是企事业单位及个人向政府相关部门上缴的社保费用，政府相关部门利用这些社保费用筹集资金，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如果不足够注重这些社保基金的使用和管理，而审计部门又对此基金的绩效审计也不重视，这将必然导致社保基金的管理混乱，其管理绩效也就无从谈起。社会公众作为委托人的角色把通过劳动获取的资金投资于社会保障，以保障其日后生活所需，而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者则不够重视，没有使社会基金进行安全、完整地运行，没有使社保基金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得到有效提高。我国审计部门没有意识到社会保障基金缴上来之后被乱占用、乱截留的现象，信息披露制度严重缺失。
(二)缺乏科学统一的评价标准。
社保基金管理绩效审计的经济性和效果性要求其有统一、规范和科学的评价标准，该评价标准也是作为评价审计经济活动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为出具审计报告和审计意见提供既定的标准。但是目前在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的审计评价中，还没有统一、规范和科学的评价标准。而在国外，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在绩效的审计中建立了统一、规范和科学的评价标准，如美国审计总署早在1981年就制定了严谨和详实的绩效审计评价标准；澳大利亚在绩效审计评价方面也对审计相关人员制定了细致的评价标准。我国财政部在1995年出台的绩效指标体系仅对企业绩效审计评价有用。而从1999年开始出台的《业绩效评价标准》、《企业绩效评价操作细则》等文件只是对企业经济活动的效果性进行评估，对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毫无作用。
(三)范围和积累的经验不足。
目前，我国对社保基金管理绩效审计评价的经验严重不足，因此我国社保基金管理的绩效审计评价缺乏严重的经验，这就要求我们要立足于现实，借鉴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目前我国对社会保障基金开展的真实合法性审计主要采用的是财务审计，而绩效审计被引进我国的时间比较短，绩效审计评价没有足够的实践工作检验。对于我国社会保障基金及其政府部门项目繁多的情况下，仍用财务审计的方法对其审计，势必造成对社保基金管理的不准确和不真实。而且，我国政府部门的绩效审计仅针对大型政府投资项目和财政专项资金审计，在社保基金管理绩效中的审计经验不足，将影响我国社保基金管理合理有效应用绩效审计工作的开展。
(四)绩效审计手段落后。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工作非常复杂，主要表现在社保设计的人数众多、基金金额庞大、管理周期较长等，这就要求对我国社保基金管理的绩效评价所采用的技术高，所应用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健全和完善。绩效审计没有很好的技术支持，很难应对当前我国社保基金信息量的逐渐增加。虽然我国社保基金信息量的增加，需要更快、更精准的技术手段给予支持。但是我国目前计算机相关软件的会计信息处理能力还比较低，很难有效审计我国的社保基金管理信息。还有很多工作人员仍然采用的是手工查账的方法进行绩效审计。目前我国还没有开发出适用性的绩效审计软件，对社保基金管理的绩效审计存在严重的局限性。另外，我国对社保基金管理审计的相关计算机软件也存在很大问题，譬如软件中个个流程相互独立，设计缺陷导致附表与主表之间相互脱节，信息严重失真。
三、完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的对策建议。
(一)树立独立性和权威性。
相关政府部门及其审计人员要有正确的认识，把社保基金审计看作是维护国家社会安定、关乎社会深化改革的头等大事。针对目前社保基金范围小、负担失衡、覆盖面小等问题，必须转变观念，树立主人翁意识和高度责任感，建立有效科学的统一管理体制，规范社保基金的管理模式，从宏观层面统一支付方法和征收比例，通过综合分析，认真调研，有问题及时反馈于领导。以专题报告的形式，切合实际地、有理有据地做出汇报，逐步推进我国社保基金绩效审计评价体系的建立。同时尽早制定并出台《社会保障基金绩效审计法》，使之与《审计法》和《会计法》有效结合，把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工作推向法制化。
(二)加强运营公示和监督管理。
主要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建立社会保障基金公示制度。该制度可以有效发挥社会舆论的作用，监督社保相关管理部门收缴和发放社保基金的各项工作，并且及时向社会公众公示其收缴和发放情况，广泛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二是及时向社会公众公示最新出台的政策法规。向社会公众详细解析最新的政策法规条文，使广大社会公众第一时间了解政策的变化，尤其是收缴金额、收缴比例的变动，可以利用新闻媒体及时公布新的政策法规；三是建立参与审理案件及检举揭发制度。吸引广大社会公众和企事业单位参与，让他们关心和了解社保基本状况，强烈要求社保相关管理部门定期向企事业单位及公众公布社保基金的各项收支状况及其管理情况，使整个社会营造舆论监督的良好气氛。
(三)提高审计人员素质。
主要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一是建立审计人员的培训机制。把培训当做对审计人员的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引导审计人员参与高效培训，甚至出国培训；二是鼓励审计人员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由于我国社会保障的相关政策制定还很不完善，其政策制度的变动较为频繁，因此审计人员应当时刻关注社会保障相关的最新法律法规，及时将最新法律法规应用于社保审计的实际工作中，必要时可以组建培训班；三是建立审计人员的工作激励机制。对工作能力突出，工作态度认真的审计人员给予奖励，这种奖励可以使口头表达，也可以是实物或现金奖励。只有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绩效的审计人员素质提高了，才能有效保障我国社保基金绩效审计的顺利开展。
(四)加强信息化建设。
我国对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绩效审计应当不断加强信息化建设，对其进行现代化管理，加强信息化、网络化，实现专业化。建设一个健全完善的绩效审计信息处理系统，不断完善各项制度。充分开发和利用社会保障基金的电算化审计，利用先进的科技管理手段，组建一套完善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且注重信息的分工协作，建立完善的数据库系统。同时要完善我国社保基金审计的技术流程：一是控制社保基金账户的收入与支出关；二是重视社保基金征集环节的严格审计；三是重视对基金拨付环节的审计；四是重视对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审计。严格清点涉及的定期存单和相应国债，仔细检查存单的登记建账情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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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霞。提升社会保障基金绩效审计的对策相关思考[j].现代商业，2015(23)。
[5]史安玲。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绩效审计的现状及发展思路探讨[j].企业研究，2014(2)。
社会保障税的论文
摘要：由于我国土地面积辽阔，人口密集，这使得我国用水面积广，用水量大，然而我国的水资源分布却是南多北少，极不均匀，而且常出现南涝北旱问题。对于我国的水资源分布严重不均匀现象，我国自建国以来就相当重视水利工程的建设，而大量的水利工程中又以水库建设为主。建设水库一方面解决了冬涸夏涨，极大地方便了周围住户的生活水问题，另一方面也科学地利用了夏季涨水中巨大的能量，我国每年巨大的电利资源消耗大部分都来自我国各水库的水利发电。
关键词:水库移民；社会保障；改进。
1前言。
自建国以来，我国的水库建设数量已达8万之多，而每一座的水库的建成至少会造成200万居民的搬离，由此可以想象水库移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是多么浩大的一个工程，不仅要保障移民后的住房，工作以及孩子的上学问题，和退伍伤残军人和孤寡老人的安置问题，还有后期的心理辅导工作，这些难题都是琐碎又复杂的。不过从目前我国各水库移民的社会保障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在水库移民的社会保障处理已经形成一定的机制，但不可避免的还存在一些欠缺。本研究将基于我国在水库移民及各水利移民社会保障实际情况中的欠缺进行探讨，寻找出切实有效的改进措施，以便为我国进行水利移民社会保障改革做铺垫。
2我国目前水利移民社会保障实际情况中的欠缺。
2.1水利移民补偿标准低。
水库等水利工程的建设造成的经济损失的绝大多数受害者都是农民，而农民本就因为知识文化水平不高，技术能力不强，在社会上能分享到的资源也本就不多，水利工程建设一方面毁掉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又使他们被迫搬离家园，使得他们经济，心理多方面受到打击，而国家对水利移民的补偿大多仅是资金赔偿，根据占用的土地面积按照规定进行赔偿，虽然赔偿时考虑到了时间问题，但是规定的赔偿标准太低，对实际住房，上学，工作等各情况也没有考虑全面。在水利移民居住问题上，由于国家土地面积的缺少，国家对水利移民可搬迁的地区没有太多选择，住房的实际条件有限，有些地区甚至只给予了住房补贴，却没有实际考虑到这些农民本就收入不高，在没有了土地的情况下如何购买房子【1】。
2.2水利移民的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
虽然这么多年来的水利移民的社会保障机制一直在完善，但却仍存在不小的弊端，现今的水利移民的社会保障机制中管理还不够科学，在后期心理辅导，实际情况反馈的环节还比较薄弱。水利移民的社会保障本就是个庞大艰难的工程，往往一个工作人员却负责多个问题，解决突变情况流程多，耗时长，而且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也不足，后期检查审核工作也不到位，不能及时检查出各环节的隐患，而且问题一旦产生，不仅解决起来麻烦也落实不到相应的负责人员，这保障机制中各环节管理的不科学，使得这个本就复杂水利移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变得更为棘手。
2.3当前水利移民社会保障时间不长。
由于水利施工导致的居民搬迁本就是个极为复杂的难题，物资和金钱的双重损失，还要适应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这种种艰难的条件给移民带来的苦恼不是短期内就能完全解决的，而且还会因为各种因素使问题一直被潜埋，长期积留，而我国现在的对水利移民的社会保障时间却还不够长，明显不能保障居民因水利建筑造成损失后的.生活，尤其是移民的医疗，与搬迁地区的融合，优抚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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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税的论文
对于水利移民仅补偿金钱的方法，不仅补偿的程度有限，而且也严重不能保障移民后的正常生活。所以为了实现充分的保障水利移民的生活，最首要的是改变补偿方式，因人制宜。由于我国现有的可利用的土地资源十分有限，不能够完全保障水利移民人人有土地，而且即使保障了移民拥有土地，这又会减损当地原居住人民的利益，增大两者的矛盾，也是非常不可取的方式。因此，国家应该将保障重点从对移民划分土地改成对有劳动能力的移民提供专业的技术辅导，低劳动能力的划分土地，无劳动能力的经济补偿。尤其是技术辅导，应尽量的多元化，简单化，合理化，保证移民的选择范围和专业技术能力，也应该加大鼓励移民自主创业，国家也应给予一定的资金保障和技术支持，这样充分保证了移民的正常的资金收入，也为能保证水利移民以后正常的生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2注重科学管理，完善水利移民社会保障制度。
虽然我国在面对水利移民问题解决时可以通过党中央财务组织以及各省，市，县，乡镇的公务工作人员开展，不需要额外增加专门的水利移民问题解决工作人员，但是我国切实需要一套完善的水利移民的社会保障管理制度，不能在遇到水利移民问题时相互推诿，由非专业人员处理。我国相关部门应该在招录相关人员时就应该着重考察水利移民问题解决的专业能力，在水利工程建筑施工开始前就应该确定相关负责人，并进行水利移民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能力的相关培训，在确定负责人的同时也要安排相应专业能力高的助手进行辅助，应对突发情况，整个水利移民的社会保障机制要尽量简单化，确保相关问题解决时科学迅速。加大责任制度，保证一旦有问题产生立刻落实到人。
水利移民的生活本就是个复杂而漫长的社会问题，相应的，水利移民的各种社会保障也应该切合实际的加长有效期，而这各种需要加长有效期的社会保障中最需要明显提升的就是移民的就诊医疗保障和与原居住人民的融合问题。由于搬离长期居住熟悉的地区，由于水土不服，各种生活压力增加，忧思过重等各种因素导致移民的身体健康问题频出，而移民的就诊医疗保障时效短，制度不完善使得移民看病难，看病贵，所以国家应大力倾斜对水利移民就诊医疗的补助力度，根据移民的适应情况相对增加医疗补助时间，切实保障水利移民看病治疗的价格与方便。
4结语。
水库等水利工程建设的初衷就是利国利民，不能被水利移民社会保障中的不完美影响，我们必须要将目前水利移民社会保障中的欠缺及时加以修正，通过水库移民社会保障中的问题以小见大，保证水利移民的社会保障机制的科学管理，不断完善我国的水利移民社会保障制度，加快水利移民社会保障中的医疗保障的改革力度，提高补偿标准，多元化补偿方式，从授之以渔到授之以渔，制定科学合理的水利移民的医疗，就业等的保险系统，注重后期情况的调查反馈，结合实际情况调整相应社会保障的时间。通过从各社会保障的细节不断加以改进，为水利移民的幸福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周亮单位:贵州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参考文献:。
[1]孙中艮，杨文建，建立水库移民社会保障制度的探讨[j].人民长江，
[2]刘慧敏，关于水利移民补偿问题的思考[j].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
社会保障基金监管论文
摘要：
社会保障基金是社会保障制度实施的核心内容,社会保障基金安全运行和保值增值直接关系广大参保人员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因此,社会保障基金监管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先是介绍了社会保障基金的相关概念，然后有介绍了社会保障基金运营的基本原则和对基金进行监管的具体内容，最后对社会保障基金运营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及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来一系列的建议。
社会保障基金是国家按照法律法规设立,通过国家收入再分配、为劳动者提供的用于社会保障目的的转向货币基金。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保障基金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手段。社会保障基金是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其宏观目标的物质基础,社保基金的特点是由社会保障制度的性质所决定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指的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负责管理的由国有股减持划入资金及股权资产、中央财政拨入资金、经国务院批准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收益形成的由中央政府集中的社会保障基金。社保基金是不向个人投资者开放的,社保基金是国家把企事业职工交的养老保险费中的一部分资金交给专业的机构管理,实现保值增值。
社会保障基金根据筹资模式划分可分为社会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基金；根据基金功能划分可分为社会保险基金、社会福利基金、社会优抚基金、社会救济基金；根据所有权划分可分为个人基金、公共基金、机构基金；根据运营管理方式划分可分为财政性基金、市场信托基金、公共公积金。
1.强制性与法律规范性。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投资、监管和给付等过程，国家有严格的法律法规规定，做到制度化、规范化。任何个人和企业都必须无条件地遵守履行各自的义务。
2.储备性。
社会保障基金是在劳动者具有劳动能力和收入能力的时候,国家按照一定标准,将其所创造价值的一部分强行扣除,经过长期储存积累、投资、管理营运,在其丧失劳动能力或劳动机会、收入减少或中断时,从这部分己经储备的基金中为其提供补偿。而且，当劳动者出现疾病、伤残、失业等情况时，可以为其提供一定的经济保障。有着显而易见的储备性质。
3.基础保障性。
社会保障基金为社会成员提供基金的经济保障，而不是高水平的生活保障，这一点与商业保险不同，商业保险根据缴费的不同，可以提供各种层次的经济保障。
4.互助共济性。
我们知道，在履行缴费义务时收入较高的社会成员对社会保障基金的贡献相对较多,而收入较低的社会成员对社会保障基金的贡献相对较少。但是，在享受社会保障基金给付待遇时却是统一的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公平性，因为在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不平等，而通过社会保障这种再分配的形式，可以调节和缓解这种不公平。
5.非营利性。
建立社会保障基金的目的在于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地发展，和保障广大民众的生活水平，与一般以盈利行为经营目标的投资基金不同。
社会保障基金的运营监管是指国家行政监管机构、专职监管部门以及利害关系者对社保基金经办机构、运营机构或其他有关中介机构的投资管理过程及投资结果进行监督、评定，以保证社保基金的投资符合一国的有关政策、法规，并最大限度地保障被保险人的利益。
1.安全性原则。
由于社会保障基金是一种储备性基金，是保障人们基本生活水平的专项基金，所以，在任何情况下，社会保障基金的运营都应该以安全性为首要原则。
2.盈利性原则。
社会保障基金虽然不以盈利性为目的，但是为了使社会保障计划、项目能够稳定持续的进行下去，在以安全性为首要前提下，还要尽可能获得更多的收益，达到保值增值的目标。
3.流动性原则。
由于一些突发状况，可能需要社会保障基金支付的及时性，因此，要求社会保障基金在投资营运时必须注意适当保持基金的流动性,即保证有足够的资金在需要支付时可以随时变现。以保证一旦急需，能够维持社会保障的正常运行。
监管)、社会舆论监督。
1.对基金运营准入标准的监管：
2.对基金运营过程中的风险监管。
为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基金的功能,必须严格实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监管制度,强制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服务机构的资格审定,执行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原则和投资规则,注重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的总量控制和结构限制,限定基金投资的最低收益水平,注重一般规则监管和对管理人监管相结合的监管原则,在确保社会保障基金投资安全性的基础上使社会保障基金达到一定的投资收益水平。
3.对基金运营退出制度的监管。
除了对基金运营准入制和运营过程中的风险进行控制之外，对于运营机构的退出制度也应加强监督。如果基金运营机构本身没有办法履行委托管理的合同，达不到预期的要求或基金运营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时，监管部门应该立即按照法律法规对其运营资格予以剥夺取消，以保证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
（一）没有健全的法律法规。
法律是一切保障的基础，立法的缺失，使得社会保障基金经办机构职责权力不明确，影响监管效率，也使得道德风险因素增加。
（二）监管机构职责不清。
我国的社会保障基金监管机构包括众多政府部门，例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证监会、审计部、保监会、财政部、银监会、社保基金理事会等。这种多头监管的管理模式使得监管权力分散，机构权责不明确或重叠，互相协调成本加大，监管效率不高。而有的机构既是监管者又是投资管理者，使得其对自身的角色模糊，影响社保基金的日常监管。
起来还是基金监管的透明度低，没有健全的信息披露制度。
（四）监管信息化水平低。
我国社会保障的信息化建设相对落后，软硬件设施不健全，监管部门的信息建设缺乏强有力的财政支持，导致了大量的社会保险数据无法及时传送，各级行政部门之间资源无法共享，尤其是省级区域之间信息闭塞。而且也没有一套统一完善健全的信息操作系统，对社会保障基金运营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管，对相关的信息资源进行整合。
（一）社保基金运营的内部控制制度不严。
内部控制制度不严主要表现在内部控制重视度不够，风险预测、防范意识比较差，内部控制制度也不太规范，体系不健全可能会使不法分子有空可钻，而且即使有各种规范基金运营监管的条例、办法等执行也不是很严，缺乏刚性。
外部监管主要有法律法规的监管，完善的法律体系是社保基金得以安全运行的最强有力的保障，而且对基金监管部门的监管工作也能起到规范作用，如果缺少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与规范，基金的.运营就可能出现重大的纰漏，对于整个国家的发展极为不利。另外，由于社会保障基金的运营涉及的方面非常广泛，仅仅靠行政部门还远远不够，社会上各个部门都可以对社保基金的运营进行监督，一旦发现有什么问题要及时反映，对基金进行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管。当然，如果要很好地了解社保基金的运营走向，信息化管理是必不可少的，信息的交流，资源的共享，各个部门的协助，不仅可以提高经办机构人员的工作效率，而且对社保基金的安全运营监管更是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首先要先建立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尽可能让其做到规范化，做到有法可依，另外，在确保有法律保障的基础上，必须要严格依法执行，加大执法力度，对违法行为要严厉惩处。
要加强体系内部的监管，体系内部要有独立的审计部门，对基金的运营随时进行监管，一旦发现有不符的，要立即向相应的机构部门进行反馈，及时纠正。当然，除了体系内部的监管，社会各部门和个人都应该积极参与监管。
随着社会的发展，信息化是必然的趋势，相关信息要强制地披露，给予群众必要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而且，信息透明化和公开化，也有利于工作人员进行自我控制和约束，以避免不当行为的发生。
对投资运营部门要进行高标准的核查，看他们的投资运营资格是否能得到保证，一旦不可以，要及时对其全力进行限制，必要时取消。
参考文献：
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论文参考
摘要:社会保障是人们能够保障自身利益的一条重要途径。我国近年来对于社会保障方面不断进行建设，尤其在进行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方面，其所带给人们的方便和便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说，在进行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中依然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成为其发展的障碍。本文对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策略。
信息化的发展已经开始呈现出非常明朗的趋势，其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方面所产生的作用有目共睹，信息化的发展可以说已经成为社会未来发展的重要特征。信息化的发展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行各业，在社会保障方面也同样需要进行信息化的建设，需要运用信息化的手段推动人们的利益得到维护与发展。社会保障是指国家通过立法，积极动员社会各方面资源，保证无收入、低收入以及遭受各种意外灾害的公民能够维持生存，保障劳动者在年老、失业、患病、工伤、生育时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同时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逐步增进公共福利水平，提高国民生活质量。将其进行信息化的建设，能够让人们在享受社会保障的时候更加方便、快捷，能够让人们的相关信息获得更加准确的定位和完善，能够在为人们提供保障的时候进行更加明晰化的服务。因此，对社会保障进行信息化建设是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更加是人们利益得到保护的重要措施和手段，加强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是社会发展、时代进步所提出的必然要求。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在进行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中依然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让其难以获得更高层次的发展，只有对这些问题予以有效解决，才能让社会保障深入人心，获得所有人的认可。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能够让人们的生活获得更高质量的提升。就我国当前的现状来看，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将实现全面覆盖，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将活得更加完善的建设。加强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是社会进步的发展，是社会及群众迫切的要求。
(一)我国社会制度发展的要求。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其所覆盖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城镇到农村，从在岗职工到农民商户都被纳入到了社会保障制度的范围内。可以说，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所容纳的人数之多、范围之广是其他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对于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有效的信息化建设就显得非常重要。国家对于社会保障的信息化建设也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指示，要求建立全面性的，具有高新技术的社会保障体制，将所有公民信息进行统一有效管理，实现资源共享。
(二)经办管理的必然要求。
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同样是各个地区进行社会保障服务的要求。就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各个地区的社会保障服务都有了大规模的提升，经济发达地区因为其人口密度较大，参保人数众多，相关部门在提供社会保障服务的时候所面对的压力较大。在经济较不发达地区，其所面对的则是城乡人群，在提供服务的时候所需要提供的相关信息和讲解则更为详尽，同样需要服务人员提供周到而细致的服务。进行社会保障的信息化建设能够让经办部门在提供服务的时候简化相应流程，提供服务效率和质量，在进行业务处理和管理模式构建的时候能够更加便捷、高效。
（三）国家宏观政策的要求。
现有的社会保障信息系统在满足政府监管和调控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国家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方面所面对的.阻力不断加大，对其进行的补贴也不断提高，这无形之中给国家造成了非常巨大的负担。建设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能够让国家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管理更加系统化，能够在进行预算的时候对社会保障方面的计算更加准确，有效提高国家宏观政策的制定效率和质量。同时，国家的社会保障情况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对其进行信息化建设能够让国家的经济发展得到有力推动。
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是进行社会保障的重要发展趋势，国家和相关部门也对此给予了很大的重视，在技术和资金方面给予了很大力度的支持。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依然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让其建设放慢了脚步。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需要问题的解决，只有对问题进行解决，才能让其发展更加迅速。
(一)信息管理与系统构建不匹配。
资源数据库是社会保障业务中非常重要的基础和依托，在进行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对资源数据库进行完善和不断的更新，以使数据资源库能够符合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的需要。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资源数据库与系统构建的需要还有不匹配之处。比如，资源数据库建设在底层，即市县级别，那么其数据就会较为分散，那么在进行数据应用时候所需要投入的人力和物力就会较大；如果将其建立在高层，也就是省部级别，在技术实现上则会有一定的难度。
(二)“三证合一”问题。
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需要将新版社保卡、第二代身份证、芯片银行卡进行统一，将其全部纳入到系统管理范围内，为百姓的生活和服务提供便利。这样所进行的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其功能非常强大，并且其所囊括的信息内容也更加丰富。但是，其所存在的问题也随之显现出来，那就是如何保证社保卡持有人信息的安全性。网络带给人们方便的同时，也给人们的信息安全性带来了隐患，社保卡其所具有的强大功能，以及其账号中的费用也将会成为很多不法分子所想要犯罪的领域。目前相关部门对于社会卡安全性建设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三)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流程规范性不强。
当前阶段，我国在进行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过程中，需要对其流程进行相应的规范。一方面可以让工作人员对于自身的工作性质和工作内容有所了解，便于工作的顺利开展，能够最大化的提升工作效率；另一方面，通过对流程的规范，也能够让社会保障人受到国家法律法规范围内的合法、安全保障，能够让相关权利人的权利得到有效实现，从而能够让人们切实享受到国家的各种福利政策。但是，目前我国对于其信息化工作流程还没有予以规范，其中所存在的漏洞还比较大。
任何事情找到存在的问题之后就需要寻找相应的对策予以解决，只有真正对问题进行解决，才能让其获得更好的发展。对于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而言，同样如此。问题的存在是社会保障信息化此一新生事物发展所不可避免的现象，对其进行解决，则能够促进其更好的发展，让其更好的惠及民生。
(一)建设高质量资源信息库。
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首先需要对资源信息库进行构建，只有保障资源信息库的强大、完备，才能让其更好的提供水保障服务。因此，相关部门要进行数据库资源的重建和建设。首先，相关部门应当要求社会保障所涉及的部门进行部门信息汇总，将所涉及的信息进行提取，对信息进行收集。其次，相关部门要对信息进行分门别类的划分，对于信息的重建和导入形成成型的思路。第三，要对社会保障信息系统进行升级和扩容，能够实现数据显示和数据交换功能。同时，此系统还要能够实现跨地区之间的信息沟通和交换，在信息技术上实现联网化。
(二)构建网络化的基础上保证信息安全。
在建立社会保障信息化之后，人员的所有信息通过社会保障系统都可以进行查询。也就是说，社会保障系统其所具有的强大信息储备功能。但是在当前的网络信息化时代，强大的信息储备功能必然也将会面临更大的信息被盗的风险，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需要加强相应的网络安全建设。首先，相关部门要对该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收集和整理，并对信息所进行的安全保护进行等级划分。其次，网络构建信息部门要对其信息建设提供技术化支持，从网络安全性角度考虑，进行相应的信息加密功能建设，保证其信息的安全性。第三，国家安全部门要对社保系统进行随时监管，将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扼杀在摇篮里。并且，监管过程中一旦发现问题要进行严肃处理，杜绝任何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
(三)规范业务流程。
进行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应当对其业务流程进行规范，以便能够让相应的部门和人员提供更好的服务，让群众享受到国家的福利政策。首先，规范义务流程要对相关的环节进行优化处理，将不必要的劳动进行整合，保证其工作效率的提升。其次，各个部门要对自己部门中的工作进行规范，制定规范化的制度进行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的约束。各部门要对自身的工作予以明确，运用相应的程序进行秩序的标准化建立。第三，要对相关部门的权利进行限制，保证所有的相对人都能够获得平等的对待。第四，部门要对员工进行培训和操作，让员工为群众提供专业化的服务。第五，相关人员和部门要对国家政策进行仔细研究，保证国家政策能够得到切实的执行和延续。
四、结语。
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是社会保障系统建立的重要发展趋势，尽管当前阶段其在运行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其未来的发展前景已经呈现出一片光明之景。我们相信，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其中所有存在的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并未人们提供更好的服务。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需要全体人员的参与，需要大家的同心协力，只有所有人都对此建设引起高度关注，才能让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进行统一规划，建立统一标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化管理。
参考文献:。
[4]方恒军,范伟,陈宇.强化五种意识全力推进“十二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j].劳动保障世界(理论版),2013,05:125-126.
社会保障税的论文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要求愈来愈强烈。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伴生的职工下岗、再就业及人才流动、人口老龄化等问题都要求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现状，尤其是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现状已不能适应上述需要，亟待改进。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始建于建国初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较为齐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1986年开始实行的养老、失业项目的社会统筹，使城镇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迅速。但从目前社会保障筹资制度看，其对经济发展的不适应性正日益暴露出来。
其一：现行社会保障筹资制度具有不规范性。目前，社会保障基金的征集管理政出多门，财政、劳动人事、民政、城建等部门都参与社会保障业务。国务院还允许铁路、邮电等部门自行实施社会保障。这种资金筹集制度由于没有统一的综合协调部门，往往会出现部门之间的相互推诿。尤其是在对待下岗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上，经常出现无法及时归口解决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保障功能的发挥。
其二：现行社会保障筹资制度具有不均衡性。由于社会统筹政策不统一，造成了负担不均的现状。目前，行政分工方式的社会统筹机制造成了不同部门、地区之间各行其是，彼此之间缺少横向联系。这种条块分割的收缴方式，造成了不同所有制企业、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身份的职工之间在缴纳社会保障基金方面的差别。有资料显示，上海市规定的养老保险统筹比例是25.5%，北京市、天津市规定的比例是18%，河北省的比例是16%;铁路邮电行业养老保险的统筹比例是17%。而北京市对不同经济性质的企业规定的统筹比例也不同，对三资企业按16%统筹，对集体企业则按27%统筹。这种缺乏公平性的社会保障统筹制度不利于社会劳动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流动，对经济的发展有阻碍作用。
其三：现行社会保障筹资制度缺乏刚性，征收乏力。由于社会统筹基金的收缴办法是由各地政府制订，并依靠行政手段进行征收，因此缺乏严格的法律依据和强制手段，对企业也就缺乏相应的约束力。社会统筹基金往往不能保证按时征集到位，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拖欠养老保险金的现象。
1.2以征收社会保障税取代现行社会统筹制度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效方式。
社会保障基金采用行政收费方式常常会遭到交费对象的抵制，这是由行政收费的“软性”决定的。并且现行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一体化管理体制容易引起资金挪用，使职工交费的积极性受到影响。如果开征社会保障税，则可以彻底改变上述状况。
其一：税法的刚性使税收形式具有强制性特征，这有利于增强社会保障基金征收的刚性。在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比较低，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都不富裕的情况下，依靠自愿方式筹集社会保障基金是无法保证的。开征社会保障税，依靠法律的强制手段征收社会保障基金，易于为社会成员所承认和接受，与一般的商业保险、行政性收缴有明显区别。
其二：采用税收形式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可以使全国范围内的征收率统一起来，以改变目前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企业之间、职工之间负担不均、待遇有别的政出多门现象。社会保险待遇水平可由此得到统一，以便为劳动力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合理流动创造社会保障条件，打破地区及单位对人力资源的封锁，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其三：税收的形式标志着社会保障的法制化：税务部门负责征收社会保障基金;管理部门依法使用社会保障基金;纳税人依法交纳社会保障税，并有享受相应社会保障的权利。这不仅有利于稳定社会保障金的来源，使社会保障保持相对的稳定性、连续性，而且有利于克服社会保障金支出管理的混乱，降低社会保障基金运作的成本，有助于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和完善一整套科学的社会保障体制。
现行社会保障体制下，企业是社会保障事业的具体实施者，依然执行计划体制下的运作方式。如社会统筹退休保障金的拨付，仍然是由劳动部门返还给企业，再以企业为单位，由企业支付给享受社会保障的职工，离退休职工仍由企业包管。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就成了规模不同的社会保障机构，或者说本应由社会统一实施的社会保障被企业化了。这种企业办社会的社会保障模式必然造成资源的浪费。同时，这种体制还易造成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新老企业之间负担的不均衡，不利于形成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影响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
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用工制度必然有较大变动，职工下岗逐渐成为困扰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解决下岗职工的临时生活保障问题、安置职工再就业必须依靠一套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国有企业的职工在其他所有制的企业实现再就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有企业改革顺利进行。下述资料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一问题。
上述资料显示，国有企业职工再就业的渠道已经向非公有制企业倾斜。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将促进这一进程，开征社会保障税正是加速这一进程的强有力的制度保证。
目前，国有企业职工的医疗费基本由企业负担，这是典型的企业办社会模式。国有企业对此常常显得力不从心，尤其是离退休职工较多的国有企业，由于这一压力而经常处于市场竞争的不利地位。国外没有一个政府敢于把职工医疗风险完全交给企业。因此，开征社会保障税是解决国有企业目前困境的必由之路。
1.4开征社会保障税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
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已由1990年的5.56%上升至1995年的6.68%。根据国际通用标准，当65岁以上人口占一国人口总数的7%以上时，该国即属于老年型国家。人口的老龄化对养老保险提出了新要求。尽快开征社会保障税是稳定社会秩序、加速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手段。
目前我国税制结构的特点是间接税偏重，直接税畸轻，间接税占税收总额的67.1%，直接税仅占税收总额的16.8%。完善现行直接税体系，充分发挥所得税在经济运行中的“内在稳定器”作用，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是我国税制改革的方向，符合税收体系进一步完善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