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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刑事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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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司法改革的进程不断深入，司法观念有了重大的变化，从把打击犯罪作为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价值定位的一元片面的价值观转向加强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的保护的多元平衡的价值观，从偏重实体的公正观转向重视程序的公正观，从侦查中心的司法观转向审判中心的司法观，从查明事实的办案观转向证明事实的办案观，从偏重证明力的自然证据观转向强调可采性的社会证据观。上述这些转变必然带来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一些变化，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下列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1、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
所谓违法证据就是以暴力、胁迫、利诱、欺诈、违法羁押等不正当方法取得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和以违反法定程序的方法取得实物证据。所谓违法证据排除，主要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应当排除上述那些通过非法途径获取的证据。
现代任何国家的刑事诉讼法都禁止以违反法律的方式获取证据，然而对非法获得的证据能否获得证据能力，成为定案根据，却既有共识，又有不同的意见和相异的处置。
美国是实行非法物证排除规则的主要国家。它通过一系列判例确定通过违法的、无根据的搜查和没收所获得的证据，以及通过违法收集的证据发现、收集的证据（派生证据）均应排除。
英国、德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与美国的态度有区别，这些国家并不一般地排斥违法取得的物证。而是注意违法的严重程度以及排除违法证据对国家利益的损害程度，进行利益权衡，同时赋予法官一定程度的对于证据取舍的自由裁量权。
在我。
国学。
术界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主张把“非法取证行为”与“非法取得的证据”相区别，对于非法取证行为，可以采取行政手段进行处理，情节恶劣后果严重触犯刑法的，可以依照刑法追究刑事责任，但不能仅因手段非法而否定“客观事实”的证据价值。
第二，主张将非法获取的证据加以排除，认为凡是以违反诉讼程序的方法获得的证据，即使查证属实，也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三，主张排除非法取证行为直接获得的证据，但可以以这些证据为线索，根据这一线索依合法的程序重新取证，即允许采纳所谓“毒树上的果实”为定案的根据。
我们认为，排除非法证据规则的意义在于在刑事诉讼中遏止非法取证的行为，而非法取证行为的动机是获取证据，只有针对这一动机消除非法取证行为的利益性，才能有效地消除非法取证行为。因此，第一和第三种观点不能取消非法取证的动机，也就难以遏制非法取证的行为。
2、瑕疵证据的完善问题。
这里所说的瑕疵证据是指存在残缺因素可以通过补证弥补缺陷的证据，如证明被告人身份的证据，只有其身份证而没有其户籍地公安机关的证明，或者价格鉴定结论的依据不充分，没有被害人提供的物品购买发票等。身份证本身是公安机关核发给公民的证明其身份的合法有效的证件，但是现在社会上伪造身份证的情况大量存在，有些人为了违法犯罪，有些人因为年龄不到而想提前领取身份证，有些人为了一定的目的，都存在使用伪造的身份证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对被告人的身份证做一个鉴定，认定它系公安机关核发的真实有效证件，这样才能作为确定其身份的依据。有些盗窃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对失窃物品的描述是一致的，但是被害人提供不出原始的购买发票，价格鉴定结论仅依据被害人陈述提供的购买时间、品种、型号等而作出，这样的证据存在瑕疵，应当对被害人的陈述补充相应的证据，证实其陈述的真实性（如同事的证言、有关部门登记资料等），使之形成证据锁链，才能采信。对于被告人和被害人都认可，但确实无法提供鉴定详细依据的，可以只认定其犯罪事实而不计盗窃金额。
1、证人出庭作证问题。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证人证言是最普遍、最大量、非常重要的一种证据，法院判决往往就是建立在这些证言的基础上，刑诉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书面的证人证言是不可或缺的，也是比较容易取得的。同样在庭审阶段，证人也应当到庭作证，特别是被告人对证人证言提出异议，或者辩护人取得的证人证言与公诉方提供的证人证言有矛盾之处时。但是在目前的刑事审判中，证人出庭率很低，绝大多数证人都不到法庭作证，即使法院发出出庭通知也弃之不顾，在出现矛盾时，往往考法官的“自由心证”来决定取舍。
笔者认为造成证人不出庭的原因有：
（一）、我国法律中没有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证人是否出庭作证完全可以自由决定，如果接到法院的传票而不出庭的，也没有什么处罚措施。在以往还可以通过单位等途径“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但是在如今市场经济的形势下，人口的流动性大，很多证人并没有一个单位或组织可以约束，更增加了其作证的自由度。
（二）、与案件有关的证人，往往与被告人有某种联系，特别是在经济犯罪案件中，这些证人慑于侦查和公诉机关的威力，作出了相关的证言。在辩护人取证时，碍于情面他可能会作出完全相反的证言。当到达庭审阶段，在“当面对质”的情况下，证人明显“得罪”哪一方对他来说都是不利的，因此他选择“逃避”，不愿出庭。
证人不出庭的情况下，要有效定罪，必然就会大量采用庭前尤其是侦查阶段警察制作的书面证言，这种不加限制地使用书面证言的情况，违背了现代诉讼制度最基本的要求。现代审判制度要求对证言“真实性的情况保障”，即证言笔录本身不能证明自己的可靠性，而必须以其他方式对其可靠性作出证明。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对这种“真实性的情况保障”未作任何规定。不仅重大和特别严重的案件可以凭一般的书面证言定案，而且双方有原则分歧，内容很不确定的证人笔录，也可以交由法官自由取舍，使其作为定案根据。应当看到，依靠没有真实性保障的书面证言，十分容易形成错误的判定，因为书面证词的可靠性没有被交叉询问所检验，不能排除书面证词和证言笔录伪造或变造的可能，或者取证人断章取义，证人出于对取证人的信任没有阅读就签而造成证言不真实的情况。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有必要制定相关的法律规定来强制和保障证人出庭作证。
2、警察出庭作证问题。
我国的警察一般不到法庭作证，尤其是他们不会应辩护方的要求到庭作证，即使警察出具书面证言，常常也不是警察的证词，而是以办案单位的名义出具的证明材料，有单位印章而无证人落款。例如“关于被告人某某投案情况的证明”、“关于审讯情况的证明”等。但是对作为证明对象的案件中的某些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需要警察来证明，在有些情况下，他们的证人作用是必不可少和不可替代的。例如，关于被告人投案的情况，以及关于侦查过程中的有关情况，如物证搜集、口供获得的过程与方法等。特别是被告人辩解存在“刑讯逼供”现象的情况下，为了排除非法证据的需要，警察应当到庭作证，而不是由办案单位出具一份“不存在刑讯逼供情况”的证明材料。警察在侦查阶段调查取证和在法庭上作证，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此时他没有了作为警察的强制性力量和国家机器的威慑力，是与被告人同等地位的证人，当他面对庄严的法庭宣誓后，他必须依法如实作证，此时的他仅以个人名义向法庭作证。只有经过法庭质证，排除了存在非法取证行为和非法取得的证据，法庭才能采信。
3、鉴定人员出庭作证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鉴定人的权利义务规定不够合理，其出庭作证、公开鉴定过程的义务因受人身保护权利而被忽略。在实践中，鉴定人几乎不出庭接受质证，只是由公诉机关在法庭上宣读鉴定结论，而且由于司法鉴定是一项涉及多门科学的专门工作，属于以科学技术手段核实证据的一种诉讼活动，其涉及到案件事实中的很多信息，不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难以提出辩驳意见，加上从事司法工作人员往往缺乏此方面知识，若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辩护人和被害人、代理人提出反对意见，经常因无证据而不被法院采纳。这就需要具有相关专门知识的人员来对鉴定结论提出见解，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无明确案件当事人可聘请具备鉴定知识的人出庭对鉴定结论质询，法院也不能强制要求鉴定人员出庭对其作出的鉴定结论予以解释,给予法官在审理案件时综合意见，这样辩方和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得不到充分保护。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明确鉴定人的权利义务，理顺鉴定程序。必须明确鉴定人要出庭作证，在法庭上公布自己的鉴定过程及结论，接受法官和控辩双方对其陈述质询。同时规定鉴定人享有独立鉴定权、了解案情权、参与诉讼权、人身受保护权、获得报酬权等权利，承担拒绝鉴定、超期鉴定、错误鉴定、拒绝出庭作证等应接受不利法律后果的义务。
刑事诉讼不仅要打击犯罪，同时要注意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观念的转变最终要落实到行动上，只有解决好上述问题，才能更好地实现刑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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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未成年人犯罪也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问题，做好未成年人犯罪的审判工作，对教育和挽救失足未成年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新建县人民法院长堎地区法庭对涉少刑事案件进行大胆探索，建章立制，规范管理，在少年审判方式和帮教方面作出了可喜的成绩，先后被评为市级和省级“优秀青少年维权岗”，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不容忽视。笔者结合xx年以来新建县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工作开展的情况，对受理的案件及工作做法进行了调查分析，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对策提出自己的粗浅见解。
基本情况。xx年至今，该院共审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145件238人，判处非监禁刑133人，判处非监禁刑率56%。
主要特点。一是暴力倾向突出。从xx县人民法院近四年审结的145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来看，具有明显暴力胁迫犯罪的特点，主要为抢劫和故意伤害案件，在这些案件中，匕首、弹簧刀、三棱刀等管制刀具成为主要作案工具，暴力倾向突出。二是团伙性、偶发性犯罪明显。团伙作案数量较多，新建县人民法院近四年审结的145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团伙作案所占比例约为62%。在近四年所审理案件中，无论是抢劫、盗窃、故意伤害还是等都表现为一时冲动，没有明显的预谋，偶发性明显。
因小事发生口角、争执引发的报复性犯罪突出。通过对新建县人民法院审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调研分析，近四年我县未成年人犯罪涉及抢劫、盗窃、故意伤害、抢夺、寻衅滋事、诈骗、破坏电力设施、妨碍公务、容留他人吸毒罪等罪名，以报复泄愤为动机的犯罪均不同程度存在，特别是在一些故意伤害案件中大多是因同学之间小事发生纠纷，事后一方觉得自己吃亏太没有面子，找另一方算帐而引发伤害行为导致犯罪。四是未成年人犯罪文化程度不高，多集中在初中文化，近四年受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初中文化的有86人，约占全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72.3%。
在校学生犯罪比较突出。新建县人民法院近四年受理的未成年人134人犯罪案件中有31人为在校学生，所占比例约为26%。
未成年人犯罪以留守学生和单亲孩子居多。
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上升趋势明显。新建县人民法院近四年受理的未成年人119人犯罪案件中，14-16周岁的未成年人数为53人，约占44.5%，16-18周岁的未成年人数为66人，约占55.5%。
判处缓刑的少年犯再次犯罪率呈上升趋势。近年来，未成年人被判处缓刑的再次犯罪或者被行政处罚被撤销缓刑的概率上升。
建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理机构。新建县人民法院长堎地区法庭担负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理任务，选配了政治素质优秀、审判业务精通的5名法官从事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五位法官学历均为本科及以上学历，受过良好的法学教育，这为少年审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坚强的队伍保障。同时，新建县人民法院还从县妇联、学校等单位聘请了3名人民陪审员，参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理工作，有效保障了未成年犯罪人的合法权益。
挖掘审判资源，突出庭审效果。探索惩教结合新路子，把维权活动贯穿于刑事审判全过程，全方位的开展维权工作。
一是注重庭前调查。开展庭前走访被告人的学校、家长、亲友或住所地派出所民警、居委会主任，了解情况，做到了“三查明”，既查明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征、平时表现、社会交往、成长经历;查明未成年被告人家庭及周围生活环境;查明未成年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犯罪的认识和态度。并把这些内容均固定到《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表》中，作为第一手资料，从中把握少年犯思想脉络，摸清其犯罪的症结，确保在庭审中有的放矢地对少年犯进行教育和挽救。
二是有的放矢，搞好开庭审理。针对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和个别法定代理人自我保护意识差，无钱请律师做辩护人或无视其子女的辩护权益的青少年，均为未成年被告人指定了辩护人，保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
三是大胆适用非监禁刑，重视回访。在审判工作中，对主观恶性不深、社会危害不大，一时失足的被告人，积极退赃，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有监管条件的，大胆适用非监禁刑。xx年5月，新建县人民法院对西山文武学校的5名参与抢劫四次的未成年人学生均适用了缓刑。该5名学生脱离父母管教，法律意识淡薄，其犯罪具有偶发性，且该五名学生均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判处缓刑后继续回学校接受教育，达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四是着眼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罪犯，加大法制宣传力度，重视判后延伸。为了达到审判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四年来，先后共选派法律知识过硬、司法业务能力强的3名法官担任辖区学校兼职法制副校长，具体负责所任学校的法制宣传教育。组织巡回教育，就地以案讲法。
均出庭率低于60%。
回访帮教工作受到经费等因素的制约。由于财政保障机制的缺乏，当前的回访帮教工作仅局限在判处缓刑的未成年罪犯范围，并且也不能做到对全部未成年罪犯的跟踪回访;同时对少数判处监禁刑的未成年罪犯的回访工作未能开展，对这些未成年罪犯在监禁场所的改造情况无法掌握。
与外地公安机关协调难。对被判处缓刑的外地未成年罪犯按法律规定应由罪犯住所地公安机关执行，但执行。
通知书。
送达后，一般外地公安机关很少回执新建县人民法院。
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挽救难。新建县人民法院在审判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经常遇到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主观恶性大，社会危险性大的暴力型犯罪，但是因其未满14周岁，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放纵了犯罪。
进一步加强缓刑适用和回访工作。加大适用缓刑的力度，便于失足青少年尽快融入社会、适应社会;强化回访帮教工作，扩大回访对象的范围。
加强司法建议工作。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发现普遍性或需提请注意的问题，有针对地向有关单位提出司法建议，促进未成年人保护及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工作的开展。
拓展司法保护范围。增加对法律援助的投入，合理设置关押场所和少年法庭，对未成年人最大限度地减少使用羁押强制措施，探索实行“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制度”。
改进现有未成年人犯罪审判庭的设置，使审判环境更具人性化。借鉴“圆桌审判”方式，最大限度减轻未成年被告人的恐惧和抵触心理，使之更符合未成年人心理、生理特点，充分体现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教育、感化和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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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国家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深入开展，一大批危害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得到了有效查处，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正得以逐步建立和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因此而得到了有效保障。但整规工作的形势仍不容乐观，究其原因，都与法制不健全和执法不严有直接关系，特别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问题比较突出，需要着力加以解决。为此，近期总理对全国整规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关键在建立健全法制，严格执法。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笔者结合长期从事基层质监行政执法工作实践，就整规工作中质监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现状及对策作以初浅的分析，以期对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工作能有所借鉴和帮助。
衔接的主要工作。
在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中，质量技监部门主要承担依法查处生产、经销假冒伪劣产品违法行为的行政执法工作任务。具体来讲，主要是关乎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的食品、农资、建材、棉花、计量执法和特种设备等重点产品和重点领域的执法打假工作。在这些执法打假工作中，需要移送公安司法机关的主要案件，也就是需要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的犯罪案件主要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件、诈骗案件、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案件、假冒注册商标案件（该案件实际主要由工商部门予以移交，但有时会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件相竟合）及非法经营案件等。从近几年笔者所在质量技监部门的执法打假工作实践来看，符合上述移送标准，需要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的案件基本没有，主要原因是案件不符合刑事犯罪的立案标准和条件。
存在的主要问题。
就笔者近年来的质监行政执法工作实践来看，当前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亟需明确和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需移送公安司法机关的行政执法案件的标准和条件（即何种行政执法案件需移送公安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还不够完善和明确。
当前，涉及质监行政执法需要移送公安司法机关的主要案件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件、诈骗案件、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案件、假冒注册商标案件及非法经营案件等。根据现行《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诈骗罪、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刑事立案标准和条件基本上还比较清楚，或者说质监部门对此还有所了解。但非法经营罪的刑事立案标准和条件则极为复杂，目前质监部门对此的了解和掌握还远有差距。而长期以来由于打假的呼声持续高涨、打假的力度不断加强，涉及犯罪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诈骗、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假冒注册商标等行为因易于辨别、判断且公愤极大而被违法犯罪分子所摒弃或转入更为隐蔽的状态，所以此类行为在当前质监行政执法实践中的查处比例渐趋下降。而由于国家“从源头抓质量”指导思想的确立和相应措施的实施，尤其是《行政许可法》、《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认证认可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关乎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的食品、农资、建材等产品的经营活动必须首先获得相关资质认可（生产许可、强制性认证等）方能从事，所以对这些领域的质监行政执法重点就是审验生产、销售者的相关资质或其经营的产品的相关资质，即审验其是否获取了生产许可证、强制性认证等证照，而并不需要对相关产品的内在质量情况作进一步的判定，实际上大多产品的内在质量并非存在问题，关键是未获得国家的生产许可、强制性认证等相关手续。正是上述原因的存在，质监行政执法所查处的无生产许可证、强制性认证等案件在确定是否属移送公安司法机关范围时就产生了标准和条件较为复杂而无法明确的问题。因为，与之相连的可能是非法经营罪，但非法经营罪的刑事立案标准和条件极为复杂，就目前质监部门的判断能力来讲对此还无法予以明确。所以，亟需对需移送公安司法机关的行政执法案件的标准和条件予以完善和明确。
（二）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还不能适应及时准确判断所办案件是否需移送公安司法机关的形势要求。
刑事责任是最为严厉的一种法律责任，是否给予某种行为以刑事处罚是极为严肃、极为专业的法律工作，需要包含法律素质在内的较高的综合素质才能胜任。而目前，质监行政执法人员大多非法律专业出身，且素质参差不齐，加之长期从事质监某一类型的单一的执法工作致使知识面窄、思维模式定型，要求其及时准确地判断所办案件是否需移送公安司法机关显然是力不能及的。具体办案的执法人员如此，作为是否移送的审批人，有关负责人也存在这方面的不足和缺陷。当然，由于缺乏对刑事司法工作的了解和相应的实践经历，具体办案的质监行政执法人员也无法全面、准确落实符合刑事司法要求的有关调查取证工作，从而可能使在真正面临移送案件时因能力问题而丧失追诉最佳时机的顾虑无法消除。所以，移送诸多环节存在的不足和缺陷显然制约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有效开展，而这当中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是最为关键的制约因素。
（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还缺乏明确有效的的工作机制。
从先前的质监与司法机关的工作联系实践看，大多情况下，质监部门在行政执法工作遇到极大阻力时应请求公安部门予以协助配合，或遇到专项整治工作任务时，双方各司其职、协同配合。而检察机关则往往是以查办贪污贿赂案为目标主动突击检察，指导帮助行政执法机关提高移送案件的判断鉴别能力和水平的服务性工作则极为薄弱，甚至缺失。至于法院，在发生行政诉讼案件时才可能与行政执法机关发生联系，平时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业务往来。总之，可以说，目前行政执法机关与刑事司法机关在有关业务工作的往来上是少量的、即时性的，相互间的工作联系机制是松散的、不稳定的、模糊的。就具体细节而言，行政执法机关在发现有涉嫌移送案件时，向刑事司法机关的哪一具体部门予以移送，移送案件最终审核结果又如何予以反馈等问题不一定行政执法机关就十分清楚明白，刑事司法机关也未必就此类问题向行政执法机关予以告之。所以，工作联系机制方面的缺陷也是制约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有效开展的重要因素。
几点意见和建议。
针对上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解决：
（一）行政执法机关应进一步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刑事法律知识的培训教育。在这方面，主要是加强《刑法》、《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及有关司法解释等法律、法规、规章的培训教育，使其强化在行政执法过程当中会发生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情况和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是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确保执法有效性、维护法制统一和法制权威必然要求的认识。同时，也进一步明确移送的基本标准和基本程序等涉及具体操作的有关知识，从而促进行政执法机关的移送工作。
（二）刑事司法机关应进一步加强对行政执法机关有关移送业务工作的培训指导。在这方面，主要是对涉嫌犯罪案件的标准和条件以及移送的具体要求和程序等有关内容予以培训指导。因为，不论是从业务工作范围、业务知识和技能，还是从实践经验等诸多方面来讲，对犯罪案件的侦查、审核、认定等工作，行政执法机关都远远无法与刑事司法机关相媲美。所以，这是做好行政执法机关移送工作的前提和保障。
（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应尽快完善和明确。在这方面，主要是由有关机构作为牵头或负责单位，商行政执法机关、刑事司法机关讨论、论证，制定行之有效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建立和形成长期、稳定、明确的衔接工作模式，克服先前即时、松散、模糊的衔接工作缺陷，以有利于行政执法机关移送工作的顺利有效开展。这是做好行政执法机关移送工作的关键，也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所要解决问题中的当务之急。
总之，做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工作对于严格依法行政，严格依法司法，有效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法制统一和法制权威，促进依法治国具有重大意义。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调研和探讨理应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政府和司法部门的重视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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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立案监督是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侦查机关的刑事立案活动实行的监督，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新的法律监督职能。由于该项工作起步较晚，在司法实践中又缺乏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因此实践中该项工作开展起来难度较大，需要加强研究与探索。下面结合检察机关的工作实践，谈一些看法与体会：
一、案件线索来源少，阻碍了刑事立案监督工作的开展。
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案件线索来源的常规途径不多，缺乏这类案件线索来源的广泛渠道。从实践中看，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案件线索主要来源于被害人控告、申诉及审查公安机关案卷材料中的发现。由于检察机关并不掌握发案、立案的第一手资料，对侦查机关的立案活动缺乏知晓权，不能掌握侦查机关的立案情况，只能依赖被害人或当事人的控告与申诉，但就这一线索来源的途径，在实践中也常常因各种原因而显得不够通畅。特别是有些案件缺乏被害人或被害人有过错的案件，单靠该途径就更难掌握侦查机关立案的情况，也无从谈立案监督的问题。而有些案件即使有被害人，但多数被害人也只知道向公安机关报案，在公安机关不受理，自己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时，根本不知有向检察机关控告的权利。
通过审查公安机关案卷材料，从中发现立案监督案件线索的情况几乎为零。一方面因为案卷材料是以一案为单位，将与该案有关的情况装订成册，实践中作为追捕线索可能会有所发现，但要寻找立案监督线索，其价值不大；另一方面因为审查批捕工作是在审阅案卷、核实证据基础上作出决定，与立案监督需要发现、分析线索和调查取证有很大差别，很难兼容。
从我院的情况来看，近几年来受理的被害人控告、申诉立案监督线索只有几件，而在审查案卷材料中挖掘到的立案监督案件线索均没有成案的价值。因此，立案监督案件线索来源少，信息渠道严重不畅通，成为制约该项工作顺利开展的瓶颈。
二、把立案条件等同于追究刑事责任条件，限制了刑事立案监督工作开展的范围与效果。
公诉案件的立案，是指公安、检察机关对报案、控告、自首等线索材料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而决定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并交付侦查的活动。据此不难理解，只要认为有犯罪嫌疑存在，需要通过侦查手段搞清事实真相的，都应该立案。因此，从程序法角度看，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立案的证明要求是最低的，立案的后果是，在查明有相应的证据证明犯罪事实，依法应当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应经过刑事诉讼程序，逮捕、起诉、交付审判以惩罚犯罪。如果犯罪情节显著轻微或没有犯罪事实存在的，应当依法撤销立案。因此，依据刑诉法规定提出立案监督的条件应该是只要有犯罪嫌疑即可，即使案发时还未明确犯罪嫌疑人，也可以针对已发生的犯罪事实立案，即所谓的以事立案，从而通过侦查查明犯罪嫌疑人。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却没有严格按照刑诉法的要求来做，往往把立案监督条件等同于追究刑事责任条件，要求立案监督的案件最终要作出有罪判决的结果，并把它作为考核的标准，现有的考核机制作出的要求显然束缚了检察机关的手脚，客观上使检察机关人为地拔高立案监督的条件，即以逮捕的三项条件，甚至以能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来代替立案监督条件，立案监督案件成功的标准变成所谓的“捕得掉、诉得出、判得了”，这样对不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实践中不敢轻易提起立案监督程序，这就出现了一部分应当予以立案侦查的犯罪嫌疑人因无法进入刑事诉讼程序而逃避法律制裁的现象，这种状况有违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
三、立法不完善，无相应配套措施，影响了刑事立案监督工作的执行力度与成效。
尽管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确认了人民检察院刑事立案监督权，但并未赋予其实质上的强制纠错措施，也没有具体可遵循的实施细则，缺乏具体的监督办法、手段、操作程序，执行起来难度很大。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发出了“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通知立案书”后，公安机关既不说明不立案理由，又不立案怎么办？检察机关无有效的措施予以保障，又从何谈监督。即使侦查机关在接到通知书后立即立案，但他们对立案监督不理解，在行动上不配合，或者消极侦查或者即使侦查收集的证据尚未到位就直接报捕，使检察机关对报捕的案件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该案系由检察机关通知立案的，代表了检察机关的倾向性意见，要保证其严肃性；而另一方面，根据公安的报捕材料，证据不完全符合逮捕条件，又难以作出决定。同时，目前侦监部门没有直接侦查的权力，无法通过侦查措施搜集证据，从案件事实的轮廓上看又很像案件，形成了所谓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因此对这类案件检察机关很难监督，实践中往往采取干脆不提起立案监督为妥的做法。另外还有对不应当立案的案件而公安机关予以立案了，又应如何监督的问题，在实践中也是一个盲区，如何操作，法律缺乏规定。此外，公安机关认为系一般的违法案件并作出了行政处罚的，而实际上可能构成刑事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实践中应该如何发现并进行监督，同样缺乏操作规程，实践中根本进入不到检察机关的监督视线，造成了监督中的空白，形成了监督中的盲区。这些立法上的漏洞和缺陷，已严重影响了立案监督的广度和力度，制约了立案监督工作的开展。
针对以上立案监督工作存在的难点问题，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一些方法和策略来开展这项工作：
一、采取各种措施，拓宽线索渠道。
1、要加强立案监督工作的宣传。结合检务公开，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使有关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熟悉和了解，从而懂得如何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做到告状有门，鼓励群众大胆检举、控告，扩大立案监督线索来源。特别是在侦查机关受理报案场所应该张贴有关立案监督的法律规定，并要求侦查人员在向当事人宣布不予立案的时候，告知其有向检察机关申诉的权利，使侦查机关的立案活动纳入检察机关的监督之下。
3、加强与本院有关科室的联系，及时发现有价值的线索。与本院控申、起诉、自侦等部门经常沟通，并要求这些部门一旦发现属于立案监督范围内的线索及时与侦监部门联系，以便及时掌握，及时作出反应。同样，也应加强与法院、司法局、工商、税务等部门的联系，形成外单位移送立案监督线索的网络，拓展立案监督案件的线索，履行好法律监督的职责。
4、善于从新闻热点中挖掘案件线索。关注报刊、杂志、电台、电视等新闻媒体或一些单位（如纪检、工商、税务）的有关信息。如果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就及时介入调查。这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信息源，值得检察机关从中挖掘立案监督的线索。
二、转变立案监督观念，加大立案监督的力度。
立案监督主要针对公安机关工作，而侦监部门又常常与公安机关打交道，配合多于制约，协作多于监督，很怕影响了两家的关系，伤了和气，不利于今后工作开展。对此，首先应改变观念，要主动与公安机关联系，讲究立案监督的方法和技巧，指出立案监督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充分保障被害人的权利，从而取得侦查机关理解与支持。此外，要敢于监督、大胆监督，降低立案监督的标准，对掌握到的线索，如果符合立案条件的，就应当向公安机关发出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或运用立案。
建议书。
来督促其立案，而不应以逮捕条件甚至于起诉条件、判决条件为标准来衡量是否能提出立案监督，并应允许有部分立案监督案件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作撤案处理。当然立案监督的案件作撤案处理的，也应符合刑事诉讼的精神，以保证刑事侦查活动的严肃性，双方对此应该达成共识。这样一方面能够更好地履行侦查机关的职责，加强打击犯罪的力度，另一方面也能使立案监督活动处于主动地位，达到真正的监督目的，起到一定的效果，使立案监督工作不留盲区。另外，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案件，也应实行立案监督，督促其依法及时撤案，以利于法律的正确实施，从而在保证打击犯罪的同时，依法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这也是立案监督工作应加强的一个方面。只有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是完整意义上的立案监督，才能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依法进行。
三、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完善立案监督机制。
人民检察院应在不违反立法本意的情况下，依法制定进行立案监督的具体办法及细则，增加可操作内容。具体来说应该规定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发案、受案、立案情况的知晓权、对行政处罚的监督权及对立案监督案件的调查权、建议立案权。针对刑事立案监督案件周期长的特点，对案件的受理、审查、移送、反馈、答复等各种环节都应制定明确的时效规定，防止侦查机关消极拖延的现象。另外，在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后，应监督其执行情况，如不执行，则提出纠正意见。必要时，应赋予检察机关对立案监督案件的侦查权，并补充相应的配套法规，以防止立而不侦、侦而不细的情况，使立案监督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可循，并落实贯彻到实处。而现有的立案监督与侦查监督相脱节的现象，也大大制约了立案监督的发展。因此，还应完善法律监督体系，形成立案监督与侦查监督紧密结合的机制，并以侦查监督作为后盾，加强立案监督工作，使立案监督工作纳入正常运行的轨道。
立案监督工作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虽然目前存在的问题较多，但只要加强调查研究，将上述对策真正落实贯彻，做到多管齐下，必将推动立案监督工作再上新台阶，立案监督工作的道路也会越走越宽。
少年刑事审判工作开展情况调研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对于由于自身缺陷在诉讼中处于弱势的盲、聋、哑人，我们采取各项措施积极保障其合法诉讼权益，为其消除诉讼障碍。如在刚刚审结的聋哑人张某盗窃案中，针对张某不太懂手语、但达到初中文化水平的特点，我院刑庭审判人员推陈出新，首次引入了高科技的多媒体示证系统，采用了幻灯投影成像出示证据与被告人自行书写意见相结合的“笔审”方式，既充分保证被告人顺利的行使陈述、申辩的权利，又实现了对特殊庭审方式的一次成功尝试。
一、狠抓司法规范化建设，高度重视审判质效，努力提高案件审理质量。
近年来，在刑事审判工作中，我们摆脱过去就案办案的固定模式，更多的关注各项审判质效指标、审判发展态势，提高审判质量，打造“精品工程”、“铁案工程”。针对过去我院刑事案件审限指标在全市法院排名偏后的状况，我们将缩短审限作为一项重点工程来抓，认真学习兄弟法院先进经验，结合实际，制定新的审判流程；深挖潜力，完善工作方法，提高审、书人员工作效率，健全合议和通案制度；加强与检察机关沟通工作，尽可能的得到公诉机关在诉讼程序、移送时间、审限扣除等方面的大力协作。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总结，在缩短审限上取得显著成果。从20xx年2月份开始，刑事案件审理天数逐月下降，从2月份的13.57天下降到8月份的5.94天，8月份平均审理天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幅度达56.64％，今年一到八月份的平均审理天数比去年同期下降14.47％。为保证刑事审判工作沿着合法、规范、有序、严谨的轨道前行，结合缩短审限的工作，我们对审判活动进行了全面规范化整顿，在不断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保持优良传统，抛弃不规范、不合理的“瑕疵”，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提高审判效率、缩短审限、确保质量的案件审理新流程：刑事案件立案当天即时送达文书，普通程序送达后第十一天、简易程序送达后第四天安排开庭，杜绝人为因素拖延审限；开庭时审判人员、书记员提前到庭，庭审中科学掌控审判节奏，所有合议庭成员认真参与庭审，杜绝开庭迟到、审判人员不认真听庭，各行其事的作法；提高当庭宣判率；宣判后审判人员及时制作判决书，书记员按时送达，案件审结后卷宗及时移送，杜绝不符合规定的超期送达、移送现象。
在建立健全各项制度的同时，我院坚持以人为本，通过派员到省高院、中院学习，开展集体学习，鼓励自学等多种方式，提高干警的业务素质和专业技能。为充分发挥集体智慧，我院建立了刑事案件庭内定期通案制度、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庭前讨论制度，审判人员之间经常对审判经验、法学理论、疑难问题进行交流探讨。另一方面，我们鼓励审、书人员将思想付诸笔端，通过工作信息形式在法院系统内宣传我院刑事审判工作中的先进做法和重大举措；通过案例报道形式加大法制宣传，扩大刑事审判的社会影响；通过理论调研的`形式，思考问题，探讨出路。近年来，我院刑事审判信息、报道、调研工作成绩突出，先后有100多篇高质量的文章被国家和省、市级报纸、期刊、网站选用。
二、切实关注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不断完善少年法庭各项工作,充分发挥刑事审判“预防犯罪，治病救人”的功能。
20xx年至20xx年，我院共审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47件，对68人判处刑罚。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现低龄化、犯罪手段恶劣、后果严重、结伙作案增多的新特点，我院指派业务精通的骨干专人负责审理青少年犯罪案件，从港闸区妇联等单位聘请专职陪审员,组成了固定的少年合议庭，建立工作台帐，对未成年被告人一人一档案，为少年庭审判工作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硬件环境。为了尽可能的消除未成年被告人的抵触情绪，更好地帮助其悔过自新，重新做人，我们合理借鉴了兄弟法院少年法庭的先进做法，同时结合本区实际情况，开拓思路，形成了“庭前、庭中、庭后三步走”的独特工作方式：庭前，与被告人及其父母耐心交谈，详细了解未成年人的生活环境、家庭状况、一贯表现，从而掌握犯罪原因，对症下葯；庭审中，我们尝试了圆桌审判这一更为宽松、和谐的庭审形式，法官、检察官与被告人拉近距离，结合多方的法庭教育，给予亲情式关怀，在减轻未成年人心理压力，防止抵触情绪的同时，促使被告人正视错误、痛改前非；庭后，重视对青少年缓刑、管制犯的回访工作，与罪犯所在的学校、单位、厂企保持经常性联系，密切关注其发展状况，预防再次犯罪的发生。我们一系列耐心细致的青少年罪犯教育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通过一次次的回访工作，我们了解到的信息是绝大部分的少年犯都在其工作、学习岗位上积极改造，重塑新生，其所在的学校、工作单位也主动给予充分的帮助和监督，为其提供良好的改造环境。
各位领导，近两年来，我院在刑事审判工作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党和人民的要求，还有不少距离。由于思想认识、工作分配和组织机构等各方面的原因，我院的刑事审判工作还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方面：
1、审判人员和书记员忙于个案的审理，未能静下心来对案件进行总结，对审判态势进行分析的时间不够，法学理论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2、少年法庭的工作进展缓慢，还没有形成健全、完整的制度和体系，创建青少年维权岗、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的工作一直尚未完全落实，对青少年犯罪的预防、社会教育等各项工作的范围还需要进一步扩大。
3、面对新形势，创新意识不够，在审判工作中遇到新问题时，不能及时转变思路，寻找新出路、新方法，局限于传统和惯例。
针对这些存在问题，我院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充分发扬优良传统，加大改革创新步伐，不断改进刑事审判工作：
1、为适应新形势下刑事审判工作的需要，建立起定期的有序的集体业务学习制度，加强庭内法律理论知识，特别是新刑法理论知识的学习，树立起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科学的刑事司法理念。在案件审理的同时，加强对每一阶段审判工作的总结、梳理，关注审判态势，从中发现新的问题。庭内同志之间加强交流、讨论，共同进步。
2、进一步细化未成年人犯罪档案，加快青少年维权岗、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的创建步伐，将计划落实到紧锣密鼓的筹建工作中。一方面加强与犯罪率较高的学校、学院、工厂、单位的双向联系，开设法制教育课堂，预防犯罪的发生；另一方面对已判决的青少年罪犯加强回访，严密关注其动向，立足于预防二次犯罪的发生，力争将我区的青少年犯罪率降到最低。
3、树立良好的学风，不断更新知识，熟练掌握法律业务知识和司法技能，在提高审判能力和水平的基础上，增强创新意识，积极转变思路，结合本院实际，开拓出新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思路，要摒弃原有的思维惯性，积极思考，发现并解决存在的问题。
各位领导，刑事审判工作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推进各项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区委、区人大对我院的刑事审判工作给予了高度的关心和支持。我们相信，在区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区人大的支持和监督下，在我院全体干警的共同努力下，我院的刑事审判工作一定能再上新台阶，为依法治区，建设“法治合格区”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少年刑事审判工作开展情况调研报告
人民法院切实把尊重和保证当事人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抓好双语审判作为开展好审判工作的重点，发挥民族地区法院特点，推出一系列措施方便少数民族当事人参与诉讼，使双语审判工作有序开展。
我院设有职能部门14个，派出人民法庭3个，全院共有干警64人，其中少数民族干警46人，审判员28人，其中蒙汉兼通的有20人，占审判员总数的71.4%，书记员共14人，蒙汉兼通书记员的有9人，占书记员总数的64%。我院年均受理各类一审及执行案件千余件，其中全部使用蒙语的案件为400件左右，约占受理案件总数的39%。针对地域文化特点及我院民族语言审判资源优势，我院以落实诉讼原则体现党的民族政策为突破口，从方便蒙古族当事人进行诉讼着手，深入开展并探索双语审判的模式。
（一）开展双语司法服务。立案庭是法院的窗口也是整个诉讼程序的入口，为体现司法为民的宗旨，我院选配了法律知识较为丰富、通晓蒙汉双语的法官担任庭长、副庭长，开展双语接待和立案工作，对于不通晓汉语的蒙族当事人进行法律咨询、诉前调解、登记立案等相关工作，并相应配套印制了蒙汉双语诉讼指南，同时，将诉讼费收费办法以双语方式上墙。在蒙古族聚居的苏木乡镇设立特色法庭—额勒顺法庭，法官和书记员全部是通晓蒙汉两种语言文字的干警，年均审理近百起的蒙文案件，当地农牧民大多不懂汉语，双语法官的合理配置不仅为当事人在法律咨询、案件信访、起诉、出庭等方面提供了方便，也充分保障了当地百姓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诉讼的权利。在其他审判庭人员配置中，必须有一名通晓蒙汉双语的法官，保证每个业务部门都有能和蒙古族当事人进行交流指导的法官。我院还不断加强蒙文巡回审判工作，在苏木所在地设立审判点，在嘎查村设立巡回审判联系点，聘请当地威望高、责任心强的蒙古族农牧民为调解员，将法律送到蒙古族农牧民的家中。这些做法受到了广大蒙古族当事人特别是不懂汉语的蒙古族农牧民的欢迎。
（二）强化双语司法实践建院以来，我院就一直使用民族语言进行庭审，尤其近年来，我院将此项工作作为一个亮点工程，不断加大蒙文庭审的比重，在刑事、民事、行政三大审判中，全面开展蒙文庭审活动。
一是运用蒙语进行庭前指导。包括庭前用蒙语送达举证须知及传票等相关法律文书，在当事人及时了解案由、开庭时间及地点的基础上进行举证指导。
二是用蒙语驾御庭审。运用蒙语告之当事人诉讼权利和义务，并进行举证、质证、答辩和陈述，运用蒙语归纳争议焦点。对当事人双方都是蒙古族的，推行全程蒙文审理。
三是针对当事人双方有一方是蒙古族的'情况下，我们充分告之当事人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尊重当事人的选择，为当事人聘请翻译等，并保证做到整个庭审过程的透明。
四是在庭审中尊重蒙古族的风俗习惯，并以此为法官和当事人的亲和点，做好调解工作。
（三）加强双语裁判文书的制作我院坚持运用蒙汉两种语言进行裁判文书的制作，专门聘用了兼通蒙汉双语打字的工作人员，并首先保证蒙语裁判文书的核稿、发文，并专职一名党组成员签字把关，提高了裁判文书的质量和效率。定期对蒙古族文字法律文书进行抽查、评比，不断提高法官运用蒙语进行裁判和制作法律文书的积极性。不定期的开展蒙文裁判文书的评比活动，利用各种方式，提高蒙文裁判文书的质量。
（四）抓好双语人员的培训和养成我院深刻认识双语审判工作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蒙语法官的培训工作，鼓励蒙语审判人员的学历教育，组织并参加自治区的双语培训班，定期开展蒙文审判的工作交流会，倡导法官和工作人员学习和使用蒙语。要求审判庭通晓蒙语的法官帮助本庭其他人员学习和使用蒙语，并专门购买了蒙文打字软件，安装到各庭室的电脑中，进行蒙文打字的培训。目前就有八名书记员已经能够在庭审中熟练操作蒙文打字，保证了蒙文案件公正高效的审理。
（五）开拓双语信息化平台。我院开通了内蒙古法院系统首家蒙文网站。这个蒙文版管理系统的版面共分为法院概况、工作动态、信息简报、优秀裁判文书和法律法规五个区域，各区域文字全部为蒙文。点击蒙文网站可以及时了解法院各类案件的审判动态，查询各种审理和执行案件的公告，还可查阅部分生效裁判文书，加强蒙文审判的业务交流，特别是可以查阅蒙文法律法规，蒙文法官可以迅捷地查阅相关法律条文，极大地方便了蒙文案件的审理，同时，也为蒙古族法官的教育、学习和成长构筑了一个崭新的平台，促进了双语法官的培养。
二、双语审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双语干警队伍司法水平较低。我院双语法官及书记员的人数比重较大，但缺乏统一准确的翻译用语，导致裁判文书的术语表达不准确。审判人员的翻译能力和组织语言的能力参差不齐。虽然立案送达的法律文书如传票、权利义务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已经印制了蒙文翻译，但从措辞和词语搭配还不是非常规范，特别是缺少全国或者民族自治地方统一的尺度。
（二）、翻译人员短缺。目前，我院没有专职翻译人员，只能由懂得蒙汉双语的法官开展双语审判，但是法官水平参差不齐，有的还不能足以胜任。对于当事人双方为不懂汉语的蒙古族，或当事人一方为汉族，另一方为不懂汉语的蒙古族当事人时，因为没有翻译进行庭审翻译，案件审理非常困难。这既不符合法律要求，同时延长了审判时间，降低了审判效率，从审判工作需要上看，我们急需专职的翻译人员。法院专职翻译是否能设立专项编制，法院内部能否设立兼职翻译人员，如何设立值得探讨。
（三）、法院经费紧张。我院受理的蒙文案件较多，从立案到执行各种相关文书都是蒙汉双语制作，这导致诉讼成本过大、办公办案艰难。尤其在刑事案件中，公诉机关提供的都是汉文法律文书，如果当事人是蒙古族看不懂不接收，由检察院还是法院提供翻译权责不明。蒙文裁判文书送达后，执行机关不予接收，导致罪犯无法交付执行，我们现在的做法是翻译和制作两种文字的裁判文书，这样就会增加诉讼成本，上级机关能否在开展蒙文审判上，给予经费上的倾斜和照顾。
（四）、缺少标准工具书。在审判实践中缺少法律法规的标准蒙文翻译版本，缺少蒙文工具用书，这很容易造成文字歧义，虽然我院坚持使用蒙汉双语制作裁判文书，但是如果能够确定蒙古语的规范用语和翻译标准，将大大提升司法工作的效率。
三、解决措施。
针对上述困难和问题，需要上级机关的支持和我院的努力才能克服。在下一步工作中，我院要充分认识双语审判工作的重要性，加大工作力度，保证审判执行和其他工作的顺利开展。
(一)进一步提高对双语审判工作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我国汉语已成为各民族共同交往的通用语言，汉语文成为最新、最快、容量最大的信息载体，成为知识和科技情报的最丰富的信息库。任何一种少数民族语文都还不能超越汉语文所起的作用。汉语文掌握的程度已成为少数民族发展生产力以及科学文化的重要因素。同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民族语言文字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结合我院实际，只有抓好双语审判工作，才能更加充分保障宪法规定的当事人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才能使司法更加便民利民，才能使人民法院更能高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当前，在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下，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正在面临着深刻的转型与变革。这一宏伟战略的实施，为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富裕、共同繁荣，创造了空前的历史机遇。我院审判工作也要适应这一新形势的发展，为民族地区的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就必须与时俱进，适应时代的发展潮流，以双语审判工作为突破口和着力点，全面推进审工作公正高效发展。
(二)坚持“分类指导、双语并进、优势发展”的原则双语审判工作不仅涉及到案件审判程序、实体等一系列的审判问题，还包括法官队伍编制、法院经费配备、科学管理考核等一系列政务问题，是一个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比较敏感的原则问题。我们认为确立本地区双语审判体制既要考虑到确保蒙古族当事人使用民族语言文字权利和依法公正审判这两层基本因素，也要考虑民族地区语言环境的现实应用情况。既着眼于双语审判的特点和地区实际，又要着眼于民族的未来发展。可采取如下措施加强双语审判队伍建设：比如选拔优秀的、熟练掌握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有志于服务当地的高中毕业生，通过免试、降低高考分数线等方式使其进入民族大学专项学习法律专业知识；对毕业后自愿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双语法律大学生，给予学费减免、子女到省会城市读书就业等优惠政策。比如在民族地区政法各类选拔和考录中，设法增加少数民族双语法律人才。在司法考试中，定向给予少数民族地区更大幅度的降低分数线的招考政策；对长期在法院、检察院工作，并且有一定经验的人员，在司法考试中进一步放宽条件；应着力培养双语法律翻译人员。在部分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构设立翻译处，聘请专业人员，最大限度地满足当事人的需要，维护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做好普法宣传工作；吸引汉族法律人才到这些地区工作并为其提供民族语言的培训机会，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应继续通过培训、交流、挂职等形式提高这些地区法律职业队伍素质等等。
（三）建立统一的双语审判考核和评估体系随着审判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民族地区采用双语审判进行绩效考评作为评价审判工作效果的手段还是十分必要的，这有助于通过科学有效的双语审判工作，有效地督促双语案件审理达到合法化、规范化，同时对审判工作产生积极的导向作用。我们建议有关部门应积极进行双语审判工作绩效考评，不断提高民族法官司法工作的积极性。
（四）加强双语审判工作调研和总结双语审判是理论性、实践性很强的审判活动。审判过程中有许多方面的问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开展调查研究和及时总结。目前，我们认为应着重进行以下三方面的研究。
一是在总结现今双语审判工作的基础上，结合新编《汉语词典》统一编制蒙古文法律法规翻译规范。同时针对双语法官及其他工作人员加强培训，把个人自学、上级培训有机地结合起来，不断提升干警队伍司法能力。
二是要健全完善双语审判的管理机构和研究机构。可以尝试设立双语审判庭，统一规范，统一管理。
三是加强调研，针对审判用语进行两种语言的对比,理顺母语和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制定影响和干扰问题的解决方法。
少年刑事审判工作开展情况调研报告
根据xx县人大常委会20**年工作要点的安排，10月12日，县人大内务司法工委在分管主任秦贤斌同志的带领下，对县人民法院20**年以来刑事审判工作情况进行专题调研。调研组先后在县法院听取相关庭、室、处、队对刑事审判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在县司法局召开由县委政法委、县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信访局等部门负责人、人大代表、律师参加的座谈会，采取听取汇报、交流座谈、查阅案件资料等方法，对我县的刑事审判工作有了较为全面的掌握。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近几年来，xx县人民法院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指导方针和“公正与效率”的工作主题，在打击犯罪、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审判方式改革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大成绩，为我县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07、该院刑庭荣获全市法院系统先进集体并立集体三等功，体现了该院刑事审判工作的综合素质和整体水平。
1、从严把握，较好地发挥了刑事审判职能。法院领导班子历来非常重视刑事审判工作，定期听取刑事审判工作专题汇报，对刑事审判工作的重大问题、重要情况进行分析研究。他们坚持“严打”方针，突出重点，充分发挥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作用，依法严厉打击抢劫、故意伤害等严重暴力犯罪和多发性侵财、涉农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依法惩处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依法惩处一些职务犯罪，加大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力度，以推动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
07年以来，县法院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480件，审结460件，依法判处刑罚的被告人中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105件155人，缓刑132件170人，免于刑事处罚的14件17人，单处罚金刑的22件29人。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的案件共26件，经中院审理，24件予以维持，2件被部分改判为适用缓刑；县检察院抗诉的案件2件，均作部分改判。
2、标本兼治，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一是认真贯彻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对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不大的初犯、偶犯的犯罪分子依法从轻判处有期徒刑、缓刑、管制、拘役、罚金，并协助有关单位做好监管工作。二是灵活公诉庭审方式，选择典型案例，通过公开审判、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安、烟草系统人员、社会各界群众参与庭审旁听以及新闻报道等形式，深入开展法制宣传，达到办理一案、警示一片、教育一方的目的，扩大审判工作的社会效果。三是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充分发挥少年法庭预防青少年犯罪的职能作用，做到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适度、罚当其罪，全力预防和减少犯罪。以来，县法院共审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40件70人，并不定期到学校、社区和犯人家中跟踪回访，了解他们的改造情况，切实做到了审判一件、挽救一个、教育一批，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07年至今，已审结的少年犯无一人重新犯罪。
3、积极探索，不断创新刑事审判工作方法。县法院高度重视刑事审判工作，不断完善刑事审判管理机制，严格考核案件的调解率、当庭宣判率、服判率、上诉率和发改率等质量指标。07年以来，该院的刑事案件当庭宣判率达75%；全面落实公开审判制度，能公开审判的案件，100%地做到审判程序公开，裁判理由公开，审判结果公开，使公正司法真正贯穿刑事审判的全过程；他们树立司法为民、司法便民意识，积极开展法制宣传，增强群众法制观念，收到较好的社会效果。
4、强化意识，自觉接受县人大的监督。一是经常联系县人大相关工委，虚心听取和征求人大常委会委员及人大代表对刑事审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二是在日常工作中，认真落实司法报告制度，凡刑事审判工作中的重大事项、重大活动、重大案件，都及时向人大常委会报告；三是积极主动邀请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人大代表旁听案件审理、视察、检查刑事审判工作。07年以来，刑庭共6次邀请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人大代表26人旁听刑事审判庭审，深受好评；四是认真办理人大代表的批评、意见、建议和人大信访交办的刑事涉诉案件，做到“高度重视，精心办理，件件有答复，事事有回音”，所办理案件均按要求及时结案上报，做到了当事人比较满意，上级部门比较满意。
二、存在问题。
一是少数案件在准确量刑、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方面出现了尺度把握不严的现象。如：07年以来，市中院对我县刑事上诉案件直接改判的2件中，均适用了缓刑。在检察院提起抗诉的2件案件中，认为不适用缓刑被改判的1件，认为量刑畸轻的被改判1件。另外，部分案件在罚金刑运用上有一定的偏差，存在有判前商议的现象。二是少年合议庭审判工作机制和制度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对未成年人的审判工作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对少年犯罪的预防和社会教育等经常性工作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大和探索，对青少年犯罪的延伸教育有待进一步加强，对已判决的青少年犯罪的回访工作有待进一步提高。三是部分法官的司法理念还不能适应新形势需要，就案办案、孤立办案，只注重法律效果，忽视社会效果的问题仍然存在。如：少数因民事纠纷引起的刑事案件，量刑时没有充分考虑案发的原因和案件执行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被告人或被害人的权利，引起一些不同看法。
三、几点建议。
1、要进一步转变刑事司法观念，更好地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刑事审判工作中，要树立正确的司法理念，强化刑事司法领域人权的保护。既要坚持“稳、准、狠”的原则，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行为和犯罪分子，又要贯彻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在坚持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和适用法律一律平等的刑法原则基础上，从有利于减少犯罪、增强群众安全感、促进社会和谐出发，准确把握和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审时度势，区别对待，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2、要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确保刑事审判的质量和效率。要认真落实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原则和制度，依法公正审理好每一起刑事案件，切实保证作出的裁定、判决经得起法律衡量、经得起社会评价、经得起历史检验，实现实体和程序公正的有机统一。要依法保障律师充分履行辩护职责，依法保障被告人的人权，依法保障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的权利，推进落实被害人权益的各项措施。要切实贯彻证据裁判原则，坚持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标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确保裁判质量。尤其要认真研究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注重将心理辅导引入少年法庭工作中，针对未成年人的心理障碍和人格缺陷，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正确面对成长过程中遭遇的曲折和失败，提高社会适应能力。要坚持公正第一、注重效率原则，在确保审判质量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办案效率。要做好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依法规范刑罚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维护法制统一。
3、要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队伍建设，提高审判人员整体素质。要全面加强刑事审判队伍建设，确保刑事法官队伍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司法公正。一是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确保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二是加强司法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刑事法官掌握法律政策精神和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增强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释法说理和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争取更好的社会效果。三是加强审判作风建设，牢固树立群众观念，更加注重保障民生，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四是加强廉政司法教育，不断完善规范刑事审判活动制度建设，健全监督管理，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确保司法公正廉洁。
4、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审判的社会效果。在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旁听一些社会影响大、群众普遍关注的案件的基础上，尝试对一些重大、复杂案件采取召开新闻发布会、听证会等形式，争取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要加强与新闻媒体和有关宣传单位的联系，依法对大案、要案进行公开审理、公开宣判和深入剖析、广泛宣传，使其真正起到宣判一案教育一片的作用，巩固和扩大审判工作的社会效果。要注重总结、推广和宣传在刑事审判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和好典型，树立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及刑事法官队伍的良好形象。
双语审判工作的调研报告
随着新年的钟声，一个崭新的时代来到了我们面前。这是一个飞速发展和深刻变化着的世界，和平和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世界格局正在向多极化趋势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扩大，科技进步一日千里，综合国力的竞争日益激烈。作为一个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战略问题，__的重要性显得更加突出。回首历史，__为我党的建立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新的历史时期，各级海关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加强新形势下__的决定》，先后制定了多项规章制度，全员保密意识不断提高，__走向经常化、法制化，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对海关的各项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我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将进一步扩大，现代通讯技术、信息传播方式将在海关广泛运用，这就给海关__提出了新的任务，__面临着新的机遇，新的挑战，如何才能适应新形势，再创新辉煌，这是每一个海关工作人员都极为关心的问题。我认为，新时期海关__面临的挑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我国即将加入wto使海关__的环境更加复杂，难度明显加大。改革开放给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同时，__的难度也比计划经济时期大多了，因为窗子开大了，苍蝇蚊子也会乘虚而入，所以保密与窃密的斗争更为尖锐复杂。而海关作为进出境管理机关，肩负着维护进出口秩序，打击走私，对进出境人员、物品实施监管等重任，是国家防范经济入侵，保护民族工业，抵御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袭的第一道防线，海关工作涉及和产生大量的国家秘密，比如内部掌握的价格资料，监管信息，又比如打私情报、行动方案，这些往往都极易成为不法分子的目标，如果泄露，将给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然而我们中的一些人，往往容易放松警惕，极少数意志薄弱者甚至经不起诱惑，被窃密分子，出卖国家秘密。所以说，海关__面临严重威胁。
二、加入wto会对海关保密范围、保密重点产生重大影响。按照传统的定密规定、原则，有关税收、价格资料在海关保密范围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由我国长期实行的高税率关税政策决定的。然而，加入wto以后，关税水平将逐步降低，贸易将更为自由，相应的，有关税收、价格资料的密级亦会有所降低。随着海关监管重点转向打击盗版、查禁毒品等方面，随着商业秘密的保护问题不断突出，与之相关的工作、信息的重要程度将不断上升，所以，如何因应入世给海关职能带来的转变，适时调整定密范围、定密重点，是海关__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科技的迅猛发展，尤其是现代信息传播手段在海关的广泛运用，使得海关__突破传统的概念，走向崭新的领域，传统的保密观念、保密防范手段将面临严峻挑战。高科技的发展和运用给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革，近年来，中国海关也加快了新技术的应用步伐，edi远程报关系统、口岸电子执法系统的建成给海关工作带来了革命性的转变。未来几年，海关将逐步建立政务信息系统，引入电子手册，实现真正的电子口岸，这些都建筑在电子计算机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基础上，所以，对海关而言，保密与窃密的斗争愈来愈有高技术抗衡的特点。过去，国家秘密公务员之家主要以纸介质的形式存在，用三铁一柜就锁住了，而现在，越来越多的秘密信息储存在磁介质里，传输在网络和各种通讯设施上。海关如何在应用高新技术的同时，确保计算机、网络的保密安全，需进一步深入研究。面临着上述挑战，我认为，海关__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突破传统的工作思路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改革创新。从当前情况看，我认为应在夯实基础的同时，努力实现两个转变：
一、抓好保密基础工作。继续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加强新形势下__的《决定》和江关于__的重要批示精神，紧紧围绕中央和海关的中心工作，加强领导，密切联系实际，深入开展保密宣传教育，强化保密管理，加强保密检查，认真做好建章立制工作，抓紧研究制定急需的规章制度，使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条不紊，同时加强涉密人员特别是重点涉密人员的教育和管理，从多方面提高他们的待遇，稳定__队伍。扎实的__基础是__能适应新形势的前提条件，目前，海关保密基础工作方面尤需注意两点，一是加强对机要人员、兼职保密员的业务培训，提高广大保密干部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二是加大检查力度，搞好重点监控，力促各项规定落到实处。
二、__的思路要从单纯的保转到保放结合，确保重点上来。这突出表现在定密工作上，海关传统的定密工作主要在保上作文章，定密范围过宽过泛，对放的问题考虑不够，致使有些该放的没放开，该保的也没保住。目前，海关正大力推进政务公开，阳光作业，这就要求__既要研究保，还要研究放，不要把__神秘化，海关工作要加大透明度，要扩大企业的知情范围，勇于接受各界监督。保的过多、过死，既影响信息的交流利用，与社会发背道而驰，也不利于__职能的发挥。同时，加入wto也要求海关定密方向随之而调整，只有把握重点，把该保的坚决保住，该交流的充分交流，才能真正体现缩小范围，缩短战线;突出重点的指导思想，更好的为海关各项工作服务。
三、__的重点要逐步从抓常规载体保密管理转抓信息安全保密上来。当前，以计算机网络为重点的信息系统已广泛应用于海关工作各个方面，信息化建设的发展要求我们加快发展保密技术，尽快改变保密技术手段薄弱的状况，要求我们要重点加强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技术防范和管理，把信息安全保密作为__的重点。当然，这并不是说传统的纸质载体不重要了，传统载体的__仍需加强，但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信息安全保密上来，这是大势所趋。我认为，现阶段海关急需做好两件工作，一是加强学习研究，更新设备，采用先进技术手段，提高技术防范能力;二是要抓紧研究制定适合本单位实际的计算机、信息网使用管理规定。只有一手抓技术、一手抓管理，才能建立安全可靠的保密防护体系。江泽民同志指出，革命战争年代，保密就是生存，保胜利;和平建设时期，保密就是保安全，保发展。海关__作为国家保密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我国国家利益、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息息相关，对新时期海关__作一粗浅分析，旨在抛砖引玉。我相信，只要我们以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态度，不断加大理论研究力度，锐意进取，大胆创新，我们就一定能把海关__推向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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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调研报告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该条规定目的是通过惩罚侵权者，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规范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双倍赔偿制度起源于英美法系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近20年来,惩罚性赔偿有了较大的发展,其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赔偿数额的惊人攀升。但我国的审判践中，关于双倍赔偿制度的具体应用较少。在买卖合同纠纷中，关于双倍赔偿的诉讼请求并不多见，仅占到买卖合同纠纷的1%左右。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对双倍赔偿制度进行深入研究仍有其积极的意义。
在传统的大陆法系理论中，无论是侵权损害赔偿，还是违约损害赔偿，遵循的都是补偿性原则，也就是损失多少赔多少。在我国《消法》制定以前，关于损害赔偿，一直奉行的是补偿性原则。如《民法通则》112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的赔偿责任，应当相当于另一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但在实践中，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还不完善，大量的假冒伪劣产品一度充斥着市场，严重地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了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立法者在《消法》中建立了双倍赔偿制度，以此来制裁假冒伪劣产品的制造者和销售者以及提供欺诈性服务的经营者，其立法目的是要动员一切受欺诈的消费者同经营者的欺诈行为作斗争，这对于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具有重大、积极的作用。
1、主体是消费者和经营者。我国《消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是指为了满足个人生活消费的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自然人。此处的消费者，是与制造者、批发商和零售商相区别的人，它泛指购买、使用、保存和处分商品和服务的个人或最终产品的使用者。理解“消费者”概念的关键是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不是为了交易，而是为了日常生活而进行的利用,至于消费者购买后是自用还是他用,则在所不问。
经营者则是指向消费者出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市场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一个自然人，即使是领有营业执照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如果他是为生活消费的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他就是消费者，他的权益就受消法保护，他在订立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合同时受欺诈，就应当适用《消法》四十九条。反之，即使是下岗工人或家庭主妇，如果他不是为生活消费的需要而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他就不是消费者，他的权益就不受消法保护，而应当受其他法律如合同法保护。
2、调整范围为消费领域中的经济关系。即一方为生活需要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而另一方则为对方提供商品或服务，双方在这种过程中形成一种消费合同关系。所以说没有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的消费合同关系，就不存在双倍赔偿制度的适用。
3、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这是适用双倍赔偿制度的核心要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所谓“欺诈行为”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据此可知，欺诈行为须以“故意”为构成要件，认定经营者的欺诈行为时，应当通过客观行为分析行为人实施行为时的主观心理状态。如经营者提供的是假冒货品、伪劣产品、欺骗性服务等欺骗消费者的行为，都属于欺诈行为。
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如何判断是欺诈行为还是瑕疵行为？笔者认为，在审判实践中，应以消费者向法院提交的相应的证据作为判断的依据；如果消费者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经营者销售或提供服务时存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所规定的欺诈故意，对其要求的双倍赔偿就不应当支持。如果经营者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仅仅存在过错，法院则应依据双方提交的证据，依据其他法律法规作出相应的判定。须注意的是，《消法》第四十九条只是要求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服务时有欺诈行为，但并未要求消费者有实际损失。此规定可以体现出立法对欺骗消费者的行为有了进一步的规制和惩罚。
笔者认为，在消费过程中只要经营者有欺诈行为，消费者即使未受损失也可主张双倍赔偿。如果欺诈者存在欺诈的过错及行为，但由于对方当事人没有陷于错误认识而认定该行为不是欺诈。那么，就会纵容欺诈行为，交易安全就无从谈起。因此，只要有欺诈的过错及行为，欺诈者就应当承担欺诈的后果，消费者就应获得双倍赔偿，而不应以欺诈相对方的主观态度作为认定欺诈行为的根据。如在审判实践中，原告为被告加工安装塑窗后，诉求主张被告给付塑窗款，庭审中，原、被告对双方事先约定加工安装的是大连实德的塑窗均无异议，但被告认为原告实际安装的不是大连实德的塑窗，认为原告存在在欺诈行为。针对本案中原告承认双方约定安装大连实德塑窗的情况，双方可申请鉴定，如果鉴定结论为安装的不是大连实德塑窗，即使原告也是被他人欺骗，或是在原告安装塑窗过程中已知晓塑窗不是大连实德，那么，原告作为有经验的生产加工塑窗的厂家，也不能排除他的主观放任态度，所以，可以认定原告存在欺诈的故意，鉴于此，对原告的欺诈行为，被告可反诉或另案诉讼，主张双倍赔偿。
《消法》第49条虽然对双倍赔偿有了规定，但因立法的不完善，地区的发展程度不同、法官的个人价值观存在差异等，如对“为生活消费的需要”的认识、商品房买卖是否适用《消法》的规定等的主观认识不同，往往使得不同省份、不同地区的法院，针对相似案件常会有截然不同的判决结论，从而折射出当前审判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1.“知假买假”案件是否适用双倍赔偿。在实践中，《消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提高了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向良性方向发展。有的经营者就利用部分消费者不会因为很小的利益受损，而费时费力的去维权的心理，从而作出很多欺诈消费者的行为。相反，目前出现一批以诉讼的形式主张双倍赔偿，从而获得收益的`专业的“知假买假者”，比如大家熟知的“王海”，此种现象在社会上引起广泛讨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他们是否属于消费者，实践中争议颇多，各地法院对知假买假是否适用双倍赔偿的观点也不尽一致。一种声音是反对“知假买假者”获得双倍赔偿。他们认为“知假买假者”不是消费者，因为其不是以生活消费为目的，而是以营利为目的，不符合《消法》第2条的规定。他们还认为，《消法》所保护的消费者常常处在弱者的地位，而“知假买假者”则不同，他们在购买商品前已经知悉或了解经营者所出售的商品的真实信息，他们在某些方面认知的事物有时比经营者还要多，在此种买卖关系中的“知假买假者”并不处于弱者的地位，而且对打假者来说，如果将其认定为消费者来适用双倍赔偿条款，可能会使其获得与其劳动付出不相符的收益，且认为此种“不劳而获”有悖公平原则，所以知假买假者不应认定为消费者。
笔者认为，判定“知假买假者”是否“为生活消费的需要”购买商品，不能以购买商品的数量多少作为认定是或者不是“为生活消费的需要”的根据。另外，是否“为生活消费的需要”购买商品的目的仅仅存在于当事人心中，如果他没有公开表示出来，法官不能因为打假者曾经一次或数次要求过双倍赔偿而凭空判断“是”或者“不是”“为生活消费的需要”。换个角度，如将“知假买假”者认定为非消费者，在逻辑上存在着一个悖论。知假买假”者若不是消费者，他就没有资格依《消法》要求退货，那么他就只能使用它，而这样一来，他又成了纯粹的消费者。《消法》本着对弱者进行特殊保护的立法宗旨，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在整体上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群体，而不是某些个别的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笔者以为，消费是由需求引起的，而需求本身就体现着消费者对一定经济利益的追求。对于知假买假者，只要他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不是专门用来做商品交易，他就是消费者。至于他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动机，则可能涉及道德问题，但目前不在法律调整之中。由于惩罚性赔偿金给予受害人的补偿超过其损失，它不可避免地鼓励着一些人去“知假买假”，从中牟利。但正所谓“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害相衡取其轻”。从立法价值和现实实践考量，它的积极作用更为重要。
2.商品房可否作为《消法》调整的对象。司法实践中，多数法院在商品房交易上不适用《消法》第四十九条，其主要的原因是，商品房买卖合同金额巨大，判决双倍赔偿会导致双方利害关系失衡。另外，有的学者认为，消法制定时，所针对的是普通商品交易市场存在严重的假冒伪劣和缺斤短两的社会问题，也就是说，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存在假冒伪劣，使用价值较小时，方能认定为欺诈，但商品房这种特殊的消费品，其中可能存在工程质量不合格，笔者认为，这种工程质量不合格可类比《消法》中的“缺斤短两”现象，商品房和普通商品都存在在流通领域，所以商品房与普通商品并无实质上的不同。如果将《消法》第四十九条中消费者“受到的损失”严格认定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的服务的费用”，则几乎没有任何商品可以适用《消法》第四十九条，因为任何商品即便全部为“假冒伪劣”，也有其在实际中的利用价值，只不过是利用价值大小不同而已。《消法》没有将建筑工程明文排除在外，就应当适用《消法》调整，除非国家出台相应的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商品房买卖不适用《消法》，否则就没有任何理由将商品房买卖排除在《消法》之外。笔者认为，在商品房买卖中，被骗几十万、上百万的消费者大有人在，他们可能将一生的积蓄用来买一套房子，或许还会举债，如果出卖人在出售商品房时存在欺诈行为，其目的就是以欺诈来赚取其不应取得的利益，如果一个欺诈行为不被制止，则会有更多的欺诈行为不停的生长，如果不适用《消法》第四十九条，就会导致更多的利益失衡。所以，《消法》第四十九条原则上应是适用于商品房交易的，仅是适用的原则及具体的适用范围在审判实践中还有待廓清。
在具体案件中，经常出现经营者或生产者在进行产品宣传时使用一些绝对化语言，如“极品”、“佳品”等语言，在此情况下，法院也不应当不考虑其他情况就一律判决双倍赔偿，而应当以产品知名度及产品质量作为参照进行判定。审判实践中如应考量商标中产品说明的字体大小、位置是否显著等。
1.在互联网上建立自然人或企业诚信档案，增加欺诈成本。当前部分经营者在经营中的欺诈行为，使得我国的市场经济关系出现了或大或小的混乱。而现有的法律法规对经营者的欺诈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仍未建立相关有效的惩罚机制，部分经营者今天可能被罚款，或吊销营业执照，但明天又在其他城市再行注册其他名称的公司继续他的欺诈行为，相比之下，这种简单罚款或吊销营业执照的惩罚措施远不及他们因欺诈而获得的利益，面对巨大的经济利益，他们仍不会停下欺诈的却步。笔者认为，应在互联网上建立诚信体系，将自然人与公司诚信直接挂勾，如公司一旦被认定为欺诈消费者，哪怕是一次欺诈，也采取“零容忍”的态度，由它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应负全责，对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在全国实行终身禁止设立任何公司或企业，罚款数额增加，增加到这些经营者对欺诈消费者望而却步，从而有效规制经营者的欺诈行为。
2.媒体应充分发挥其舆论导向作用。相关媒体应定期定时批漏相关不诚信企业或个人，使得普通大众能提前认知不诚信企业或个人，以便避免一些被欺诈事件的发生。
3.国家机关可制定相关有奖举报机制。有行政处罚权的国家机关可在罚没款中设立专项奖励基金，从而促使有志于打假的公民把明察暗访了解到的经营者的欺诈行为向相关部门举报，由国家专门机关对有欺诈行为的经营者予以惩罚，使得有欺诈，就有举报，如举报属实，就应相应给予奖励，如此往复，形成良性循环，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法律秩序将会被建立。
4.法官应当采用举证责任转换的法技术来判断经营者是否具有欺诈的“故意”。依据《消法》对消费者特殊保护的立法目的及参考发达国家法院的经验，应当采用举证责任转换的法技术。即不要求消费者举证证明经营者具有欺诈“故意”，而是要求经营者就自己不具有欺诈“故意”来举证。须说明的是，笔者讨论的仅是对是否具有欺诈的故意这个要件的认定，可以采用举证责任转换，而对其他要件或事实还是应根据谁主张谁举证进行认定。如对商品质量是否合格、是否属于假冒伪劣产品，原告有举证责任，被告也有举证责任，难以判断时应当委托产品质量检验机构鉴定。关于原告是或不是“为生活消费的需要”的认定，应由法官依据经验法则进行判断。
5.由相关部门出台立法或司法解释。《消法》第四十九条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利用不当，容易导致交易双方利益失衡。为保证裁判的公正，相关部门应及时制定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确定《消法》第四十九条在日益变化的商品交易中的适用原则及范围，为更好的适用双倍赔偿打下坚实的基础。
6.增强公民打假意识，促使全民动员参与打假。在我国当前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欺诈消费者的行为时有发生的情况下，单靠政府等部门的力量打假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如果说“知假买假”者带有“营利”性质，那谁也不能否定经营者“知假作假”、“知假卖假”不是“营利”行为。经营者既然敢冒“知假卖假”的风险，追求“知假卖假”之利，巨大的利润就是最初根源。如果对经营者“知假卖假”的巨大利润置之不顾，反而对“知假买假者”一味的指责和打压，这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评价标准。笔者认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引入利益吸引机制，从而吸引全民参与到打假中来。所以对“消费者”的概念应作出广义的理解，从而将“知假买假者”作为消费者适用双倍赔偿条款，利用利益吸引机制促进全民打假的积极性，对于杜绝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净化市场，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综上，在审判实践中，对涉及消费者权益、要求双倍赔偿的案件，一定要慎重分析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是否存在欺诈故意，不能为维护一方权益而使另一方权益受到侵害；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也要考虑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不考虑欺诈故意是否成立而一律适用双倍赔偿，则不符合法律的精神与目的。虽然部分人通过“知假买假”行为而获利的情况存在，但是如果没有经营者的欺诈行为，这部分人也没有通过“知假买假”的行为而获利的机会，这未尝不可看作是对经营者欺诈行为的另一种规制。仅仅凭借一部分人“知假买假”，或借助于新闻媒体和舆论的压力还是不够的，这都不能成为谒制经营者欺诈行为的关键，如何制止经营者欺诈行为，作为法律人的我们应作出深深的思考与付出实际的行动。
刑事调研报告
本文目录。
xx年10月31日，**省人民检察院印发了《关于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的规定（试行）》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作为全省检察机关运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的规范性正式文件。对此规定，我院认真组织了学习、研究，在具体的办案工作中结合个案情况予以正确把握执行。
一、办理刑事和解案件的现状。
二、开展刑事和解的做法。
省院的《规定》对刑事和解的涵义、原则以及运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的条件、审查内容、处理方式、审批程序等均作出了明确规定，我院在认真学习《规定》的基础上，着重采取以下举措，确保刑事和解工作顺利开展。
（一）提高认识，准确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我院要求干警认真学习领会省院的《规定》，准确把握刑事和解的丰富内涵，更新执法理念，更主要的是通过轻缓化、人性化地适用法律，立足促进社会和谐来办理刑事和解案件，化解社会矛盾，从而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最大程度地满足社会大众对公平与正义的期望。
（二）掌握原则，正确适用刑事和解。
我院严格按照《规定》，掌握适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的原则，真正做到“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相济、宽严有度”。
一是可捕可不捕的则不捕。主要是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可以不批准逮捕。已批准逮捕的，如果不妨碍诉讼的顺利进行，可以改变强制措施。如赵故意伤害案：xx年3月5日零时许，赵听到其胞兄被人打后，怪罪于事发现场的夜宵摊老板张贻权，并对张贻权拳打脚踢，将张贻权殴打成轻伤。案后双方达成和解协议，我们依法对赵不批准逮捕。
二是可诉可不诉的则不诉。如对于主观恶性不大、犯罪情节较轻的初犯、偶犯、未成年人犯罪、轻伤害案件、双方当事人自愿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协议并已执行且被害人要求或者同意不再继续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等案件，要按照严格依法、区别对待、注重效果的原则，积极适用刑事和解机制处理，依法决定不起诉。如周交通肇事案：xx年10月21日晚9时30分，未取得驾驶证的周驾驶不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湘n11860号跃进牌货车从前后停有车辆的**县江口镇彭红辉饭店门口一侧的公路上起步左拐驶出，恰遇未取得驾驶证的谢壹樟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嘉爵125型二轮摩托车搭乘2人迎面驶来，周避让不当，往左行驶，横占道路，而谢壹樟技术生疏，惊慌失措，导致两辆车相撞，从而造成驾驶、乘坐二轮摩托车的3人受伤，经法医鉴定谢壹樟属重伤，舒孝冲属轻伤，石泡属轻微伤，经**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书认定，周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案发后，周对伤者送往医院治疗，并赔偿相关经济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我们依法对其做出相对不诉处理。
三是对犯罪情节较重，需要提起公诉的，将刑事和解的有关材料移送人民法院，并向法院提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量刑建议。如张故意伤害案：xx年1月的一天，被害人谢、谢×等人到张家问其要帐，因张不肯还帐，双方发生争执，谢等人将张打伤。同月31日19时许，张纠集其弟弟张×（已判刑）及本县桥江镇青年奠等7人持持砍刀、柴刀等凶器来到本县谭家湾镇深子湖村,发现被害人谢、谢×在一起看录像，张一伙听后即对谢、谢×一伙乱砍，直到二人被砍倒后才罢手。谢被砍伤头部、左肩部、左手腕、左小腿，经法医鉴定为重伤。案发后，张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108000元，取得被害人谅解，双方达成刑事和解协议。我们审查认为，该案犯罪嫌情节较重，应依法提起公诉。我们将双方刑事和解协议移送县法院，依法提起从轻处理的量刑建议。后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三）区别方式，确定刑事和解的启动。
按省院的《规定》，刑事和解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启动。
第一种方式是当事人双方自行达成的和解，包括当事人双方自行和解或者双方近亲属、代理人、辩护人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对于通过这一方式达成和解的，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提请我院对案件从宽处理时，我院在他们提交刑事和解。
协议书。
后，原则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从轻处理。如xx年4月23日上午，向×在没有取得正式驾驶执照的情况下，驾驶无牌轮式拖拉机由本县桐木溪乡南村驶往水东镇，上午10时30分左右驶至本乡寅角四村地段时，向×为避开路上行人而使用紧急制动，由于下雨路面湿滑导致车辆失去控制半悬空驶向道路左侧，将正在道路左侧行走的被害人贺林芝撞倒，被害人贺林芝因伤势过重而死亡。案发后，向×于xx年4月27日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且与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就赔偿问题达成了协议，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以书面形式请求不再追究被不起诉人向月的刑事责任。我们审查后，依法对其做出相对不诉处理。
第二种方式是双方当事人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其他基层组织主持调解达成和解，或者双方当事人在单位派员进行调解达成的和解以及其他机关和单位在职权内进行调解达成和解，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提请我院对案件从宽处理时，我院在当事人提交刑事和解调解书后，亦予以从轻处理。如xx年8月25日，龙潭镇村民陈×在该镇旭日酒店门口因小事被害人李余星发生争吵，李余星随陈×来到其家中，双方再次发生争吵，陈×顺手从厨房台板上操起一把菜刀把李余星的头部剁伤，经鉴定，李余星伤情为轻伤。案发后，双方当事人通过县龙腾法律服务所调解，由陈×赔偿李余星8千元，双方达成和解。该案由公安机关提请我院审查批准逮捕，我们依法对陈俊作出不捕决定。
三、适用刑事和解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固然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虽然省院有了明确《规定》，但与其他新制度的创设一样，具体适用过程中难免存在一些问题：
（一）传统刑事司法理念的制约。我国传统刑事司法理念是一种国家本位的价值观。在这种刑事司法理念下，犯罪是个人与国家的冲突，所侵犯的不是个人利益，而是国家利益；刑罚作为公权的组成部分，要求对犯罪嫌疑人的追诉只能由国家进行，而不允许和解。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公众出于对社会安全的期望，对犯罪人一般深恶痛绝，希望严厉处罚犯罪，维护社会安全，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对犯罪嫌疑人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社会公众能否接受是一个重要问题。另外，当前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在政法部门少数人的思想中亦存在观念性障碍。特别是侦查机关对一起刑事案件的侦破，不可否认的要投入一定的司法成本，如果检察机关建议撤案或不捕、不诉，在一定程度上侦查机关难以接受。
（二）刑事和解法律效力不明确。现行刑事立法对刑事和解规定的不明确，使刑事和解的法律效力缺少依据。刑事和解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的协议，不能像其他刑事裁判一样具有国家强制力的保证，一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自觉履行，不会被强制履行。此外，真实自愿的和解协议因时间、情况的变化，在履行中可能会出与无力履行、消极履行、恶意不履行等情况。现行法律对履行刑事和解协议的保障不足，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刑事和解的适用。
（三）现行一些制度制约了刑事和解的适用。一是检察工作考核指标之一的不起诉率制约了刑事和解的适用。实践中，检察机关对不起诉率作出了控制，使得办案单位不得不考虑指标问题，致使许多刑事和解后符合不起诉条件的刑事案件不得不进入公诉、审判程序。并且，《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公诉案件不适用和解程序，这就将刑事案件和解的可能性排除在公诉案件之外，成为刑事和解制度引人实践操作的一大制约因素。二是刑事和解缺乏相应的评价标准和监督机制。在刑事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还遇到一个技术性难题，即如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再犯罪的可能性作出科学的评估，也缺乏相应的对其监督机制。
（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经济状况亦制约了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刑事和解制度从实施情况来看，有无赔偿能力已成为是否适用和解制度的重要决定因素。从我院所办理的刑事和解案件看，均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履行了经济赔偿后，才容易得到被害人的谅解，从而获得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处理结果，且由于缺乏明确的赔偿标准和赔偿范围，被害人可能利用这一有利地位获得超出其损失的赔偿。而那些家庭经济条件差、没有条件赔偿的，则难以达成和解协议。这可导致刑事和解只对有钱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而将贫穷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排除在外的情形。从某种意义上说，刑事和解可能会成为有钱人逃避罪责的“捷径”，也会因此使人对司法公正产生怀疑。
（五）个案中适用《刑事诉讼法》与《规定》的条件放宽。省院的《规定》第10条第二款规定：“对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法定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具有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可能判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二款作出不起诉决定”；而《刑法》第142条第二款：“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我国刑法没有轻罪、重罪之分，轻微犯罪是指社会危害不大，法定最高刑较低的行为。根据《刑法》第72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可以适用缓刑。因此，可以把法院最高刑为三年的犯罪视为轻微犯罪。但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犯罪行在三年以上且具有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则应考虑处罚放宽的问题。
四、适用刑事和解的对策。
刑事和解作为对刑罚制度的重要探索，在节约诉讼资源、有效化解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的敌对情绪，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问题，应在严格依法的前提下，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解决。
（一）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转变传统刑事司法理念。传统刑事司法理念认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以刑罚是基于报应和赎罪，其后果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监禁在监狱里。而社会主义理念认为，刑罚是为了改造罪犯、保护被害人、维护社会稳定，其结果是被害人得到补偿、犯罪嫌疑人悔罪认错、社会关系得到恢复。由于刑事和解的核心价值理念是被害人保护思想，体现了对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司法保障的理念。因此，要切实转变执法人员崇尚重刑的思想观念，树立正确的刑罚观，消除刑事和解制度在司法环节适用中的观念性问题。
（二）完善刑事和解的立法进程。我国刑法典对于刑罚种类和非监禁刑的有关规定与目前国际上刑罚轻缓化的趋势严重脱节，对刑事和解没有从立法上予以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事法律体系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它不但要求“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还禁止适用法无法律规定的刑罚和完全不定期刑。而我国非监禁刑的有限性，导致了刑事和解最终确定的解决方式于法无据。我们应积极总结经验，适时修改现行刑法典，增加非监禁刑的种类和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把刑事和解纳入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
（三）规定刑事和解协议的法律效果。立法应明确规定刑事和解协议对双方当事人的约束力。如果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双方在规定期限内不能达成和解协议，那么案件马上重新转入司法程序，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去处。如果双方能够达成和解协议，在司法机关对刑事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确认的前提下，司法机关对其予以认可，并且在履行后，和解协议可以作为案件终结的依据。如果达成和解协议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自觉履行，那么也不会如其他判决一样被强制履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无需承担违约责任，唯一的法律后果是刑事和解程序终止，进入司法程序。
（四）合理设计刑事和解制度，增强对被害人的保护，杜绝司法不公现象的发生。一是合理进行制度设计，防止不同犯罪嫌疑人因赔偿能力不同而导致的司法不公。在制度设计时应规定，经济赔偿是通常结果而不是必须结果。在涉及及经济赔偿时，检察人员应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和犯罪嫌疑人的具体经济条件，向被害人提出多种选择方案；如果被害人执意要求赔偿超过犯罪嫌疑人支付能力的金钱数额，应向其阐明利害关系，反复劝说；如果被害人仍固执己见，则不适用刑事和解，但审查未成人犯罪案件时，应着重贯彻保护原则。并且，对和解协议中的赔偿期限应适度放宽，不必一律规定在达成和解协议时全部付清赔偿款，应允许当事人设定一定的赔偿期限，这样可以给经济上一时有困难的犯罪嫌疑人和解的机会。二是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引诱或胁迫被害人进行刑事和解。检察人员应加强对和解的监督，审查被害人的和解申请是否出于自愿，如果加害方采取不正当甚至违法的措施影响被害人，迫使其“自愿”进行刑事和解，一经发现或者由被害人提出，将撤销和解，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并在量刑时作为酌定从重处罚的情节，以此加大加害方的违法成本。三是加强刑事和解过程的公正性、公开性，防止和解过程中司法不公现象的发生。如刑事和解采取类似于听证的方式，由检察人员主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代理人、监护人和亲属，被害人及其代理人或监护人、亲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生活社区就读学校人员以及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部门）人员参与，通过听取被害人陈述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错与道歉以及侦查部门的相关意见，然后进行协商，并制作和解协议书，实现和解程序的公正；引入人民监督员等社会监督制度，对和解过程的公正、公开、透时进行监督。
（五）进一步落实量刑建议权。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一部分，但如何使量刑建议权落到实处，仍是困扰司法实践的一个难题。如果在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并已实际履行，检察机关在公诉时提出从轻、减轻处罚的量刑建议，但审判机关未予充分考虑，也会使这一制度的实际效果落空。因此，检、法两家应联合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履行刑事和解协议作为法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在量刑时给予充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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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国家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深入开展，一大批危害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得到了有效查处，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正得以逐步建立和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因此而得到了有效保障。但整规工作的形势仍不容乐观，究其原因，都与法制不健全和执法不严有直接关系，特别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问题比较突出，需要着力加以解决。为此，近期总理对全国整规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关键在建立健全法制，严格执法。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笔者结合长期从事基层质监行政执法工作实践，就整规工作中质监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现状及对策作以初浅的分析，以期对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工作能有所借鉴和帮助。
衔接的主要工作。
在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中，质量技监部门主要承担依法查处生产、经销假冒伪劣产品违法行为的行政执法工作任务。具体来讲，主要是关乎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的食品、农资、建材、棉花、计量执法和特种设备等重点产品和重点领域的执法打假工作。在这些执法打假工作中，需要移送公安司法机关的主要案件，也就是需要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的犯罪案件主要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件、诈骗案件、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案件、假冒注册商标案件（该案件实际主要由工商部门予以移交，但有时会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件相竟合）及非法经营案件等。从近几年笔者所在质量技监部门的执法打假工作实践来看，符合上述移送标准，需要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的案件基本没有，主要原因是案件不符合刑事犯罪的立案标准和条件。
存在的主要问题。
就笔者近年来的质监行政执法工作实践来看，当前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亟需明确和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需移送公安司法机关的行政执法案件的标准和条件（即何种行政执法案件需移送公安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还不够完善和明确。
当前，涉及质监行政执法需要移送公安司法机关的主要案件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件、诈骗案件、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案件、假冒注册商标案件及非法经营案件等。根据现行《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诈骗罪、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刑事立案标准和条件基本上还比较清楚，或者说质监部门对此还有所了解。但非法经营罪的刑事立案标准和条件则极为复杂，目前质监部门对此的了解和掌握还远有差距。而长期以来由于打假的呼声持续高涨、打假的力度不断加强，涉及犯罪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诈骗、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假冒注册商标等行为因易于辨别、判断且公愤极大而被违法犯罪分子所摒弃或转入更为隐蔽的状态，所以此类行为在当前质监行政执法实践中的查处比例渐趋下降。而由于国家“从源头抓质量”指导思想的确立和相应措施的实施，尤其是《行政许可法》、《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认证认可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关乎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的食品、农资、建材等产品的经营活动必须首先获得相关资质认可（生产许可、强制性认证等）方能从事，所以对这些领域的质监行政执法重点就是审验生产、销售者的相关资质或其经营的产品的相关资质，即审验其是否获取了生产许可证、强制性认证等证照，而并不需要对相关产品的内在质量情况作进一步的判定，实际上大多产品的内在质量并非存在问题，关键是未获得国家的生产许可、强制性认证等相关手续。正是上述原因的存在，质监行政执法所查处的无生产许可证、强制性认证等案件在确定是否属移送公安司法机关范围时就产生了标准和条件较为复杂而无法明确的问题。因为，与之相连的可能是非法经营罪，但非法经营罪的刑事立案标准和条件极为复杂，就目前质监部门的判断能力来讲对此还无法予以明确。所以，亟需对需移送公安司法机关的行政执法案件的标准和条件予以完善和明确。
（二）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还不能适应及时准确判断所办案件是否需移送公安司法机关的形势要求。
刑事责任是最为严厉的一种法律责任，是否给予某种行为以刑事处罚是极为严肃、极为专业的法律工作，需要包含法律素质在内的较高的综合素质才能胜任。而目前，质监行政执法人员大多非法律专业出身，且素质参差不齐，加之长期从事质监某一类型的单一的执法工作致使知识面窄、思维模式定型，要求其及时准确地判断所办案件是否需移送公安司法机关显然是力不能及的。具体办案的执法人员如此，作为是否移送的审批人，有关负责人也存在这方面的不足和缺陷。当然，由于缺乏对刑事司法工作的了解和相应的实践经历，具体办案的质监行政执法人员也无法全面、准确落实符合刑事司法要求的有关调查取证工作，从而可能使在真正面临移送案件时因能力问题而丧失追诉最佳时机的顾虑无法消除。所以，移送诸多环节存在的不足和缺陷显然制约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有效开展，而这当中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是最为关键的制约因素。
（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还缺乏明确有效的的工作机制。
从先前的质监与司法机关的工作联系实践看，大多情况下，质监部门在行政执法工作遇到极大阻力时应请求公安部门予以协助配合，或遇到专项整治工作任务时，双方各司其职、协同配合。而检察机关则往往是以查办贪污贿赂案为目标主动突击检察，指导帮助行政执法机关提高移送案件的判断鉴别能力和水平的服务性工作则极为薄弱，甚至缺失。至于法院，在发生行政诉讼案件时才可能与行政执法机关发生联系，平时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业务往来。总之，可以说，目前行政执法机关与刑事司法机关在有关业务工作的往来上是少量的、即时性的，相互间的工作联系机制是松散的、不稳定的、模糊的。就具体细节而言，行政执法机关在发现有涉嫌移送案件时，向刑事司法机关的哪一具体部门予以移送，移送案件最终审核结果又如何予以反馈等问题不一定行政执法机关就十分清楚明白，刑事司法机关也未必就此类问题向行政执法机关予以告之。所以，工作联系机制方面的缺陷也是制约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有效开展的重要因素。
几点意见和建议。
针对上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解决：
（一）行政执法机关应进一步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刑事法律知识的培训教育。在这方面，主要是加强《刑法》、《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及有关司法解释等法律、法规、规章的培训教育，使其强化在行政执法过程当中会发生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情况和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是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确保执法有效性、维护法制统一和法制权威必然要求的认识。同时，也进一步明确移送的基本标准和基本程序等涉及具体操作的有关知识，从而促进行政执法机关的移送工作。
（二）刑事司法机关应进一步加强对行政执法机关有关移送业务工作的培训指导。在这方面，主要是对涉嫌犯罪案件的标准和条件以及移送的具体要求和程序等有关内容予以培训指导。因为，不论是从业务工作范围、业务知识和技能，还是从实践经验等诸多方面来讲，对犯罪案件的侦查、审核、认定等工作，行政执法机关都远远无法与刑事司法机关相媲美。所以，这是做好行政执法机关移送工作的前提和保障。
（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应尽快完善和明确。在这方面，主要是由有关机构作为牵头或负责单位，商行政执法机关、刑事司法机关讨论、论证，制定行之有效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建立和形成长期、稳定、明确的衔接工作模式，克服先前即时、松散、模糊的衔接工作缺陷，以有利于行政执法机关移送工作的顺利有效开展。这是做好行政执法机关移送工作的关键，也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所要解决问题中的当务之急。
总之，做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工作对于严格依法行政，严格依法司法，有效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法制统一和法制权威，促进依法治国具有重大意义。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调研和探讨理应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政府和司法部门的重视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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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县人大常委会xx年工作要点及主任会议安排，10月13日，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安斌带领法工委两名同志，对县人民法院xx年以来的刑事审判工作进行了调研。调研中，召开了法院领导及刑庭全体干警参加的座谈会，听取法院领导的工作汇报及参会人员的意见建议，全面了解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相关情况。总体认为，县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工作中，严格依法办案，突出打击重点，提升案件质量，参与综合治理，有力打击刑事犯罪，为维护思南的社会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有法官3名，其中庭长1名，审判员1名，助理审判员(兼书记员)1名，均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其中：四级高级法官、副科级审判员1名，科员2名，平均年龄35岁。
xx年以来，全院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462件712人，其中公诉案件454件，自诉案件8件。在受理的462件案件中，从案件数量上看：盗窃107件占23.2%，抢劫51件占11.0%，故意伤害48件占10.4%，性侵犯42件占9.1%。从犯罪人数上看：盗窃194人占27.2%，抢劫92人占12.9%，故意伤害48人占7.8%。
审结442件，结案率95.7%，作有罪判决655人。其中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25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175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423人、拘役的32人(其中判缓刑的167人)，免于刑事处罚16人。在审结的案件中，未成年人154人，占总人数的21.6%，其中判七年以上有期徒刑3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17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129人(其中宣告缓刑62人)，管制1人，免于刑事处罚3人，不负刑事责任1人。
近年来，刑事案件的特点：一是侵财案件居高不下，并呈逐年上升趋势;二是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犯罪增多，特别是留守少年犯罪，在盗窃、抢劫犯罪中，未成年人占到50%以上;三是性侵害案件有所抬头;四是毒品犯罪有增无减;五是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恶势力团伙犯罪案件明显上升。
xx年以来，县人民法院紧紧围绕“公正与效率”的工作主题和“公正司法，执法为民”的指导方针，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在案件多、类型杂、任务重、人员少、审限短的情况下，扎实开展工作，全面理解和正确执行党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依法惩治犯罪，保障人权，着重围绕以下五个方面作出了应有的努力。
(一)严格依法办案，着力提高办案质量。
案件质量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生命线。为了确保每个案件都符合“不错不漏、不枉不纵、程序合法、实体公正”的要求，县人民法院严格把好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努力把案件办成“铁案”。
一是充分发挥合议庭功能。发挥审判长、主审人在合议庭中的主导作用，按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认真核实证据，正确运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确保案件质量。
二是依法保护被告人的辩护权。一方面，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被告人未请辩护律师的，为他们实施法律援助，指定辩护人出庭辩护;另一方面，在庭审过程中，耐心听取被告人的辩解。对控辩双方关于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方面的不同意见，认真加以鉴别，查明事实，做到证据充分，力求判决公正。
三是完善案件质量管理机制，层层审核把关，规范量刑制度。按照《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和《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要求，将案件质量纳入考核工作业绩的重要内容之一，并细化案件质量的责任;对办结的刑事案件，首先庭长审核，其次，分管院长审核签发，再次重大复杂疑难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集体讨论研究决定，层层把关确保案件质量。通过以上措施，刑事案件审判质量有了显著提高，xx年来，上诉17件，地区中级法院维持原判13件，发回重审只有1件，中院正在审理的3件。检察机关抗诉4件，其中检察院撤诉1件，3件正在中院审理中。发回重审率仅为0.22%，抗诉率也只有0.88%。
(二)突出打击重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县人民法院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刑事审判工作的首要任务，依法严厉惩处各类危害社会的刑事犯罪，对有组织带黑恶势力性质的团伙犯罪，对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对盗窃、抢劫、抢夺等多发性侵犯财产犯罪，依法从重从快处罚，有力地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保障社会安定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三)全面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审判政策。坚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的裁判原则，保证罪轻的不重判，无罪的不追究，着重抓好四个环节。
一是抓好附带民事案件的调处工作。附带民事赔偿调解结案率高达70%以上，当即兑现达50%。这类案件双方当事人矛盾较深，对立情绪大，如果处理不当，极有可能导致矛盾激化，甚至酿成新的刑事案件。人民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中尽力了解原被告家庭状况、心理状态及经济状况，尽量做双方当事人工作，减少仇恨心理，缓解对立情绪，劝导被告人家庭积极赔偿受害人经济损失，以取得受害人的谅解，化解双方矛盾，调解结案。
二是认真做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理工作。未成年人犯罪有其一定的特殊性，在对未成年人犯罪量刑时，充分考虑到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等因素，从有利于教育、感化、挽救的角度出发，尽量适用非监禁刑。
三是对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悔罪表现好的过失犯、未遂犯、初犯、偶犯等，本着教育挽救的目的，以宽缓为主，依法从轻减轻处罚。
四是落实公开审判制度，加强法制宣传。在刑事审判中，县人民法院除按法律规定不得公开审理的案件外，其余一律公开审理，允许公民旁听，使刑事审判成为教育公民增强法律观念的重要形式。此外，县人民法院还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干部职工旁听案件审理，派刑事法官为中小学生上法制宣传课，担任法制副校长，开展法制宣传。
(四)是狠抓审判方式创新，努力提升办案效率。
近年来，我县刑事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刑事法官数量却没有得到相应增加，案多人少矛盾十分突出。去年，我县刑事法官人均办案量在50件以上，任务重、压力大。开庭前的阅卷、开庭后的裁判书制作多是依靠加班完成，一线法官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对此，县人民法院为了保质保量完成办案任务，在依法公正的前提下，着重围绕提高诉讼效率，积极采取以下举措：
二是适用简易程序，提高办案效率。对于事实清楚，情节简单，犯罪轻微的刑事案件，果断适用简易程序或简化审理。在审结的案件中，适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的案件达309件，占刑事审判总数的70%。这一举措，节约了诉讼成本，有效利用了司法资源，使法院人少案多的矛盾得到一定的缓解。刑诉法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二十日以内审结”。
(五)深化岗位练兵，全面提高刑事法官队伍的业务素质。
坚持以法官职业化建设为主线，利用各种平台，提高法官业务水平。
一是强化业务培训。本着边学边干的原则，刑事法官在办案任务十分艰巨的情况下，一方面县法院自身经常组织业务培训，另一方面参加省高院及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的业务培训，多措并举，强化训练，提高法官的审判技能与业务能力。
二是培养法官后备力量，积极参加司法考试。
三是全面实行岗位目标管理。将各项。
规章制度。
贯彻落实情况与法官工作业绩、廉政建设有机结合，严格考核，记入法官考核档案，作为任用干部的一个重要依据。
xx年以来，县人民法院抓队伍，促业务，全院刑事法官不但没有一人因违法违纪而受处分，而是个个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无私奉献。
虽然县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
(一)刑事法官的综合素质有待提高，刑事法官的办案能力与刑事审判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之间存在差距。近几年来，新的刑事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层出不穷，由于办案任务繁重，法官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学习充电，法官法律专业知识不能及时更新，工学矛盾严重影响了法官办案能力的提高。
(二)刑事案件数量逐年增加与审判力量不足的矛盾比较突出。近年来，重大、疑难、新类型案件不断出现，案件数量逐年增多，而审判人员相对较少，刑事审判任务日益艰巨。刑事审判法官人均年办案数达50件以上。
(三)与公安、检察院的联系配合有待进一步加强。法律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分工负责、互相制约、互相配合”。但我们了解，我县公检法三部门互相制约做得比较好，但互相配合就有待加强，时常为一些案件的定性、证据的补充侦查、捕与不捕及量刑幅度产生分歧，在这方面，需加强沟通，达成共识，确保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维护司法权威。
(四)案件当庭宣判率不高，对普通程序简化审和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这几年来，刑事案件的当庭宣判数只有2件，当庭宣判率只有0.45%。
县法院对上述问题应予高度重视，认真分析，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以克服和解决。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继续保持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依法从重从快打击杀人、抢劫、黑恶势力等严重刑事犯罪，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危害社会安定、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各类犯罪，加大惩治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的力度，为我县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二)进一步转变刑事司法理念，更好地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注重人权保护，在坚持罪刑法定、适用刑法平等和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的同时，充分考虑被告人在积极履行民事责任情况下的量刑处罚，在审判环节加大追赃力度，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从有利于减少犯罪、增强群众安全感、促进社会和谐出发，准确把握和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努力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三)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着力提高刑事审判效率。针对当前刑事审判工作中案多人少的情况，适当充实刑事审判力量，充分调动法官工作积极性、创造性，在已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刑事审判方式改革，加强法官素质培训，加大新类型犯罪和经济犯罪法律适用的研究，不断提高法官庭审技能，并尽力提高当庭宣判率。
(四)进一步加强与公安、检察院的配合，健全工作联系机制，及时通报相关情况，共同研究解决刑事案件中的疑难问题。
(五)进一步提高法律文书制作水平。努力提高审判人员综合分析能力和裁判文书制作能力，做到定性及适用法律准确，事实叙述清楚，裁判说理充分，对律师辩护意见采纳与否予以说明，尽力提高裁判文书的制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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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立案监督是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侦查机关的刑事立案活动实行的监督，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新的法律监督职能。由于该项工作起步较晚，在司法实践中又缺乏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因此实践中该项工作开展起来难度较大，需要加强研究与探索。下面结合检察机关的工作实践，谈一些看法与体会：
一、案件线索来源少，阻碍了刑事立案监督工作的开展。
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案件线索来源的常规途径不多，缺乏这类案件线索来源的广泛渠道。从实践中看，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案件线索主要来源于被害人控告、申诉及审查公安机关案卷材料中的发现。由于检察机关并不掌握发案、立案的第一手资料，对侦查机关的立案活动缺乏知晓权，不能掌握侦查机关的立案情况，只能依赖被害人或当事人的控告与申诉，但就这一线索来源的途径，在实践中也常常因各种原因而显得不够通畅。特别是有些案件缺乏被害人或被害人有过错的案件，单靠该途径就更难掌握侦查机关立案的情况，也无从谈立案监督的问题。而有些案件即使有被害人，但多数被害人也只知道向公安机关报案，在公安机关不受理，自己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时，根本不知有向检察机关控告的权利。
通过审查公安机关案卷材料，从中发现立案监督案件线索的情况几乎为零。一方面因为案卷材料是以一案为单位，将与该案有关的情况装订成册，实践中作为追捕线索可能会有所发现，但要寻找立案监督线索，其价值不大；另一方面因为审查批捕工作是在审阅案卷、核实证据基础上作出决定，与立案监督需要发现、分析线索和调查取证有很大差别，很难兼容。
从我院的情况来看，近几年来受理的被害人控告、申诉立案监督线索只有几件，而在审查案卷材料中挖掘到的立案监督案件线索均没有成案的价值。因此，立案监督案件线索来源少，信息渠道严重不畅通，成为制约该项工作顺利开展的瓶颈。
二、把立案条件等同于追究刑事责任条件，限制了刑事立案监督工作开展的范围与效果。
公诉案件的立案，是指公安、检察机关对报案、控告、自首等线索材料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而决定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并交付侦查的活动。据此不难理解，只要认为有犯罪嫌疑存在，需要通过侦查手段搞清事实真相的，都应该立案。因此，从程序法角度看，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立案的证明要求是最低的，立案的后果是，在查明有相应的证据证明犯罪事实，依法应当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应经过刑事诉讼程序，逮捕、起诉、交付审判以惩罚犯罪。如果犯罪情节显著轻微或没有犯罪事实存在的，应当依法撤销立案。因此，依据刑诉法规定提出立案监督的条件应该是只要有犯罪嫌疑即可，即使案发时还未明确犯罪嫌疑人，也可以针对已发生的犯罪事实立案，即所谓的以事立案，从而通过侦查查明犯罪嫌疑人。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却没有严格按照刑诉法的要求来做，往往把立案监督条件等同于追究刑事责任条件，要求立案监督的案件最终要作出有罪判决的结果，并把它作为考核的标准，现有的考核机制作出的要求显然束缚了检察机关的手脚，客观上使检察机关人为地拔高立案监督的条件，即以逮捕的三项条件，甚至以能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来代替立案监督条件，立案监督案件成功的标准变成所谓的“捕得掉、诉得出、判得了”，这样对不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实践中不敢轻易提起立案监督程序，这就出现了一部分应当予以立案侦查的犯罪嫌疑人因无法进入刑事诉讼程序而逃避法律制裁的现象，这种状况有违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
三、立法不完善，无相应配套措施，影响了刑事立案监督工作的执行力度与成效。
尽管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确认了人民检察院刑事立案监督权，但并未赋予其实质上的强制纠错措施，也没有具体可遵循的实施细则，缺乏具体的监督办法、手段、操作程序，执行起来难度很大。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发出了“说明不立案理由。
通知书。
”、“通知立案书”后，公安机关既不说明不立案理由，又不立案怎么办？检察机关无有效的措施予以保障，又从何谈监督。即使侦查机关在接到通知书后立即立案，但他们对立案监督不理解，在行动上不配合，或者消极侦查或者即使侦查收集的证据尚未到位就直接报捕，使检察机关对报捕的案件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该案系由检察机关通知立案的，代表了检察机关的倾向性意见，要保证其严肃性；而另一方面，根据公安的报捕材料，证据不完全符合逮捕条件，又难以作出决定。同时，目前侦监部门没有直接侦查的权力，无法通过侦查措施搜集证据，从案件事实的轮廓上看又很像案件，形成了所谓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因此对这类案件检察机关很难监督，实践中往往采取干脆不提起立案监督为妥的做法。另外还有对不应当立案的案件而公安机关予以立案了，又应如何监督的问题，在实践中也是一个盲区，如何操作，法律缺乏规定。此外，公安机关认为系一般的违法案件并作出了行政处罚的，而实际上可能构成刑事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实践中应该如何发现并进行监督，同样缺乏操作规程，实践中根本进入不到检察机关的监督视线，造成了监督中的空白，形成了监督中的盲区。这些立法上的漏洞和缺陷，已严重影响了立案监督的广度和力度，制约了立案监督工作的开展。
针对以上立案监督工作存在的难点问题，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一些方法和策略来开展这项工作：
一、采取各种措施，拓宽线索渠道。
1、要加强立案监督工作的宣传。结合检务公开，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使有关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熟悉和了解，从而懂得如何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做到告状有门，鼓励群众大胆检举、控告，扩大立案监督线索来源。特别是在侦查机关受理报案场所应该张贴有关立案监督的法律规定，并要求侦查人员在向当事人宣布不予立案的时候，告知其有向检察机关申诉的权利，使侦查机关的立案活动纳入检察机关的监督之下。
3、加强与本院有关科室的联系，及时发现有价值的线索。与本院控申、起诉、自侦等部门经常沟通，并要求这些部门一旦发现属于立案监督范围内的线索及时与侦监部门联系，以便及时掌握，及时作出反应。同样，也应加强与法院、司法局、工商、税务等部门的联系，形成外单位移送立案监督线索的网络，拓展立案监督案件的线索，履行好法律监督的职责。
4、善于从新闻热点中挖掘案件线索。关注报刊、杂志、电台、电视等新闻媒体或一些单位（如纪检、工商、税务）的有关信息。如果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就及时介入调查。这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信息源，值得检察机关从中挖掘立案监督的线索。
二、转变立案监督观念，加大立案监督的力度。
立案监督主要针对公安机关工作，而侦监部门又常常与公安机关打交道，配合多于制约，协作多于监督，很怕影响了两家的关系，伤了和气，不利于今后工作开展。对此，首先应改变观念，要主动与公安机关联系，讲究立案监督的方法和技巧，指出立案监督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充分保障被害人的权利，从而取得侦查机关理解与支持。此外，要敢于监督、大胆监督，降低立案监督的标准，对掌握到的线索，如果符合立案条件的，就应当向公安机关发出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或运用立案。
建议书。
来督促其立案，而不应以逮捕条件甚至于起诉条件、判决条件为标准来衡量是否能提出立案监督，并应允许有部分立案监督案件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作撤案处理。当然立案监督的案件作撤案处理的，也应符合刑事诉讼的精神，以保证刑事侦查活动的严肃性，双方对此应该达成共识。这样一方面能够更好地履行侦查机关的职责，加强打击犯罪的力度，另一方面也能使立案监督活动处于主动地位，达到真正的监督目的，起到一定的效果，使立案监督工作不留盲区。另外，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案件，也应实行立案监督，督促其依法及时撤案，以利于法律的正确实施，从而在保证打击犯罪的同时，依法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这也是立案监督工作应加强的一个方面。只有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是完整意义上的立案监督，才能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依法进行。
三、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完善立案监督机制。
人民检察院应在不违反立法本意的情况下，依法制定进行立案监督的具体办法及细则，增加可操作内容。具体来说应该规定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发案、受案、立案情况的知晓权、对行政处罚的监督权及对立案监督案件的调查权、建议立案权。针对刑事立案监督案件周期长的特点，对案件的受理、审查、移送、反馈、答复等各种环节都应制定明确的时效规定，防止侦查机关消极拖延的现象。另外，在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后，应监督其执行情况，如不执行，则提出纠正意见。必要时，应赋予检察机关对立案监督案件的侦查权，并补充相应的配套法规，以防止立而不侦、侦而不细的情况，使立案监督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可循，并落实贯彻到实处。而现有的立案监督与侦查监督相脱节的现象，也大大制约了立案监督的发展。因此，还应完善法律监督体系，形成立案监督与侦查监督紧密结合的机制，并以侦查监督作为后盾，加强立案监督工作，使立案监督工作纳入正常运行的轨道。
立案监督工作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虽然目前存在的问题较多，但只要加强调查研究，将上述对策真正落实贯彻，做到多管齐下，必将推动立案监督工作再上新台阶，立案监督工作的道路也会越走越宽。
少年刑事审判工作开展情况调研报告
根据区人大常委会工作计划安排，日前，法工委在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方兴的带领下，对我区刑事审判工作进行了调研。调研组听取了区人民法院的工作汇报，查阅有关案卷和资料，并与区政法委、区检察院、区公安分局、区司法局等有关单位负责人以及律师代表进行了座谈，征求了对刑事审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法工委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分析。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近年来，区人民法院以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严打方针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断创新刑事审判工作机制，积极发挥刑事审判的职能作用，依法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以来，区法院共审结刑事案件2443件，判处罪犯4163人，每年结案率均达99%，为维护我区社会和谐稳定、保障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突出打击重点。区法院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重点打击有组织犯罪、黑恶势力犯罪，故意伤害、抢劫、聚众斗殴等严重暴力犯罪，盗窃、抢夺等多发性侵财犯罪，三年来依法共审结严重刑事案件387件594人，其中被判处五年以上徒刑的377人，切实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加大对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三年来依法审结此类案件30件，判处36人，有力地推动了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维护了公务人员的廉洁性。加大对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的打击力度，有效地净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
2、落实宽严相济。区法院在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的同时，对于社会危害不大、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悔罪表现好的过失犯、未遂犯、初犯、偶犯、未成年人犯、老年犯以及具有自首、立功等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被告人等，依法从轻、减轻处罚，符合非监禁刑条件的适用非监禁刑，逐步实现审判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三年来共对956名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拘役的被告人宣告缓刑；对25名被告人单处罚金；对379名被告人判处管制；对7名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被告人免予刑事处罚。
3、注重审判质效。一是开展量刑规范化工作，规范刑事法官自由裁量权。根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等规定，针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及危害结果等进行分析，并对照规范量刑简表中列出的被告人的基准刑及从重、从轻、减轻的事由和比率进行计算，依法判处被告人的刑期，促使不同法官对同类型案件的量刑上达到均衡，体现同罪同罚、罪刑相适应的均衡量刑理念。二是全面启用数字化法庭。目前所有刑事案件庭审活动已全程录音录像，并按“一案一光盘”原则进行刻录保存，法官司法行为得到进一步约束和规范。三是坚持审判公开制度，除依法不应公开审理的`外，一律进行公开审判。四是坚持审限管理制度，建立刑事审判流程管理，积极推行普通程序简化审理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简单刑事案件的做法，提高当庭宣判率。
二、存在问题。
刑事审判是国家依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重要司法工作，事关公民权利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国家长治久安。虽然区法院的刑事审判工作在依法惩罚犯罪，严格执行法律法规，提高审判质量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和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和问题。
1、刑事司法观念有待转变。长期以来刑事审判工作过于强调打击犯罪的一面，而忽略对人权的保障功能，重刑主义无论是在审判人员还是在一般社会民众中都有很深的社会根基，认为对犯罪行为不严惩不足以起到震慑作用，不足以给予人民群众安全感。而现代法治理念要求以人权保障为核心，强调和谐地调和各方权益关系，重刑主义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趋势。但由于受传统刑事司法观念影响，加之目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社会认知度不高，宽严标准又无明确等情况下，部分法官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宁严勿宽”的情况，特别是在外来人口犯罪及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审理上。
2、案件审理质量有待提高。近年来，我区刑事案件总量呈逐年上升趋势，案件数量居高不下，刑事审判法官每年人均办案超过130件，案多人少的矛盾，影响了法院的办案质量。个别法官有的为赶进度，庭审时间过短，有走过场的倾向。有的则驾驭庭审能力不足，先定后审现象依然存在，没有完全达到控辩式庭审所预期的效果，庭审质量不高。此外，有的裁判文书说理不充分，对被告人的犯罪构成及量刑的从重、从轻理由没有进行充分的分析和阐明，而造成被告人或者被害人对法院的判决不理解，极易导致案件上诉和抗诉。
3、刑事审判制度尚有不足。首先，控辩双方地位不能真正平等。刑事诉讼法虽然赋予了被告人广泛的诉讼权利，但是真正的与控方相比的时候，则达不到控辩双方平等的度。在法庭上，公诉人既要出庭支持公诉，同时还要进行法律监督，其诉讼地位明显优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甚至处于压倒辩方的地位，这也是导致很多律师不愿意涉足刑事案件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庭审中未能严格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是在实际的司法活动中，刑事案件证人多数未出庭作证，鉴定人也不出庭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难以确保刑事审判程序的公正。再次，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对量刑的影响不明确。审判实践中，一般将附带民事赔偿达成调解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之一，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处罚。但当“赔偿”与“被判轻刑或缓刑”并列在一起的时候，群众容易把调解与量刑视为一种交易，同时法官作为调解者和量刑者的双重身份进行调解时，法官的意见对当事人会产生潜在的压力，可能有违调解自愿原则，从而损害法律的尊严与公正，也影响了人民法院的权威与形象。
三、几点建议。
1、进一步强化宣传教育，扩大刑事审判社会效果。要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群众代表旁听一些社会影响大、群众普遍关注的刑事案件，争取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加强与新闻媒体和有关宣传单位的联系，对大案、要案进行公开审理、深入剖析、广泛宣传，使其真正起到宣判一案教育一片的作用。针对诱发犯罪的社会管理方面的问题，适时提出司法建议，促进有关部门改进、创新管理，堵塞漏洞，提升社会管理水平，有效预防犯罪。要深入基层开展法制宣传，积极配合司法行政部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引导群众妥善解决各种利益冲突，提高群众法制意识。
2、进一步强化审判职能，不断提高案件审判质量。要准确把握和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坚决防止片面、机械地理解和适用法律，确保不枉不纵。要积极推进量刑规范化工作，依法规范刑罚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确保作出的判决、裁定经得起法律衡量、经得起社会评价、经得起历史检验。要切实落实证据裁判制度，规范庭审举证、质证，推进关键证人和鉴定人出庭作证，依法排除非法证据，依法定罪量刑。要完善裁判文书的审核制度，强化对裁判文书的法理、情理、事理的论述，确保裁判文书质量。同时要建立健全刑事案件错案报告和违法审判追究制度，防止错案的发生。
3、进一步强化创新意识，推进刑事审判方式改革。要积极探索刑事和解方式的运用，结合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发挥好刑事审判在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方面的作用，确保案结事了，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要认真执行人民陪审员制度，严格人民陪审员从任用到管理的各项程序，保障其依法履行职责。加强与公、检、司等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健全工作机制，交流通报情况，共同研究解决疑难复杂问题。积极推动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机制，依法保障被害人合法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4、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提升刑事审判司法水平。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司法为民意识，培养敬业献身精神。加强业务能力建设，强化审判业务培训，组织开展庭审观摩、法律文书评比等活动，取长补短，逐步提升刑事审判人员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释法说理和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合理司法资源配置，调整充实刑事审判队伍，妥善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加强廉政建设，强化权力运行监控，增强拒腐防变能力，确保司法廉洁、执法公正。
少年刑事审判工作开展情况调研报告
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未成年人犯罪也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问题，做好未成年人犯罪的审判工作，对教育和挽救失足未成年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新建县人民法院长俚厍法庭对涉少刑事案件进行大胆探索，建章立制，规范管理，在少年审判方式和帮教方面作出了可喜的成绩，先后被评为市级和省级“优秀青少年维权岗”，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不容忽视。笔者结合以来新建县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工作开展的情况，对受理的案件及工作做法进行了调查分析，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对策提出自己的粗浅见解。
基本情况。20至今，该院共审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145件238人，判处非监禁刑133人，判处非监禁刑率56%。
主要特点。一是暴力倾向突出。从xx县人民法院近四年审结的145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来看，具有明显暴力胁迫犯罪的特点，主要为抢劫和故意伤害案件，在这些案件中，匕首、弹簧刀、三棱刀等管制刀具成为主要作案工具，暴力倾向突出。二是团伙性、偶发性犯罪明显。团伙作案数量较多，新建县人民法院近四年审结的145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团伙作案所占比例约为62%。在近四年所审理案件中，无论是抢劫、盗窃、故意伤害还是等都表现为一时冲动，没有明显的预谋，偶发性明显。
因小事发生口角、争执引发的报复性犯罪突出。通过对新建县人民法院审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调研分析，近四年我县未成年人犯罪涉及抢劫、盗窃、故意伤害、、抢夺、寻衅滋事、诈骗、破坏电力设施、妨碍公务、容留他人吸毒罪等罪名，以报复泄愤为动机的犯罪均不同程度存在，特别是在一些故意伤害案件中大多是因同学之间小事发生纠纷，事后一方觉得自己吃亏太没有面子，找另一方算帐而引发伤害行为导致犯罪。四是未成年人犯罪文化程度不高，多集中在初中文化，近四年受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初中文化的有86人，约占全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72.3%。
在校学生犯罪比较突出。新建县人民法院近四年受理的未成年人134人犯罪案件中有31人为在校学生，所占比例约为26%。
未成年人犯罪以留守学生和单亲孩子居多。
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上升趋势明显。新建县人民法院近四年受理的未成年人119人犯罪案件中，14-16周岁的未成年人数为53人，约占44.5%，16-18周岁的未成年人数为66人，约占55.5%。
判处缓刑的少年犯再次犯罪率呈上升趋势。近年来，未成年人被判处缓刑的再次犯罪或者被行政处罚被撤销缓刑的概率上升。
建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理机构。新建县人民法院长俚厍法庭担负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理任务，选配了政治素质优秀、审判业务精通的5名法官从事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五位法官学历均为本科及以上学历，受过良好的法学教育，这为少年审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坚强的队伍保障。同时，新建县人民法院还从县妇联、学校等单位聘请了3名人民陪审员，参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理工作，有效保障了未成年犯罪人的合法权益。
挖掘审判资源，突出庭审效果。探索惩教结合新路子，把维权活动贯穿于刑事审判全过程，全方位的开展维权工作。
并把这些内容均固定到《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表》中，作为第一手资料，从中把握少年犯思想脉络，摸清其犯罪的症结，确保在庭审中有的放矢地对少年犯进行教育和挽救。
二是有的放矢，搞好开庭审理。针对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和个别法定代理人自我保护意识差，无钱请律师做辩护人或无视其子女的辩护权益的青少年，均为未成年被告人指定了辩护人，保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
三是大胆适用非监禁刑，重视回访。在审判工作中，对主观恶性不深、社会危害不大，一时失足的被告人，积极退赃，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有监管条件的，大胆适用非监禁刑。5月，新建县人民法院对西山文武学校的5名参与抢劫四次的未成年人学生均适用了缓刑。该5名学生脱离父母管教，法律意识淡薄，其犯罪具有偶发性，且该五名学生均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判处缓刑后继续回学校接受教育，达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四是着眼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罪犯，加大法制宣传力度，重视判后延伸。为了达到审判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四年来，先后共选派法律知识过硬、司法业务能力强的3名法官担任辖区学校兼职法制副校长，具体负责所任学校的法制宣传教育。组织巡回教育，就地以案讲法。
少年审判存在的主要难题。
均出庭率低于60%。
回访帮教工作受到经费等因素的制约。由于财政保障机制的缺乏，当前的回访帮教工作仅局限在判处缓刑的未成年罪犯范围，并且也不能做到对全部未成年罪犯的跟踪回访;同时对少数判处监禁刑的未成年罪犯的回访工作未能开展，对这些未成年罪犯在监禁场所的改造情况无法掌握。
与外地公安机关协调难。对被判处缓刑的外地未成年罪犯按法律规定应由罪犯住所地公安机关执行，但执行通知书送达后，一般外地公安机关很少回执新建县人民法院。
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挽救难。新建县人民法院在审判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经常遇到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主观恶性大，社会危险性大的暴力型犯罪，但是因其未满14周岁，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放纵了犯罪。
意见和建议。
进一步加强缓刑适用和回访工作。加大适用缓刑的力度，便于失足青少年尽快融入社会、适应社会;强化回访帮教工作，扩大回访对象的范围。
加强司法建议工作。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发现普遍性或需提请注意的问题，有针对地向有关单位提出司法建议，促进未成年人保护及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工作的开展。
拓展司法保护范围。增加对法律援助的投入，合理设置关押场所和少年法庭，对未成年人最大限度地减少使用羁押强制措施，探索实行“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制度”。
改进现有未成年人犯罪审判庭的设置，使审判环境更具人性化。借鉴“圆桌审判”方式，最大限度减轻未成年被告人的恐惧和抵触心理，使之更符合未成年人心理、生理特点，充分体现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教育、感化和挽救。
刑事审判参考心得体会
刑事审判是指依法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进行公正、公平、公开的审理过程，是维护社会秩序和人民权益的重要手段。参与刑事审判的当事人应该尊重法律，遵守程序，秉持公正的原则进行审理，本文将从理性思考、客观公正、正当程序、法治精神和司法公信五个方面来探讨我的参考心得体会。
首先，理性思考是进行刑事审判的前提。作为一个参与刑事审判的当事人，我们应该理性思考案件的各个方面，包括案件事实、证据链条以及法律适用等。刑事审判需要依法定罪、定刑，而法律是理性的产物，因此我们在进行审理过程中应该遵循法律的条文，客观公正地判断证据材料，不能被个人情感或意识形态左右判断，只有以理性思考为基础，才能确保判决的公正性和合法性。
其次，客观公正是刑事审判的核心价值。刑事审判事关公民权益和社会公正，因此要求参与刑事审判的当事人具有客观公正的态度。无论是法官还是陪审员，都应该摆脱个人偏见和误解，从事实出发，根据法律规定对案件进行判断和定性。在审理案件时，我们要慎重对待各方的陈述和证言，严格审查、鉴别证据，确保事实清楚，权威准确地查明事实，给予被告人公正的审判。只有做到客观公正，才能担负起司法责任，保证刑事审判的正当性和公正性。
第三，正当程序是刑事审判的重要保障。正当程序是刑事审判的基石，是限制司法乱纪、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获得正当程序保护意味着公民受到了法律的保护，案件审理过程得到了严格监督。作为当事人，我们要切实维护正当程序，尊重当事人的权利和法律程序，确保每个案件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下进行审理。同时，相关部门也应该完善相关制度，确保法律精神得到贯彻执行，从而保障每个人的合法权益。
第四，法治精神是刑事审判的核心原则。法治精神是一种基于法律的政治文化理念，强调以法律为准绳，依法行政，使法律得到尊重和认同。在刑事审判中，法治精神意味着法律平等适用，犯罪和刑罚的限定，以及司法权力的行使等。要维护法治精神，首先要保证法律的公正公平，将法律权力用于懲罚犯罪和保护公众安全。其次，要加强司法监督，确保司法权力的行使符合法律规定，确保司法决策和执法效果的合理性。只有坚持法治精神，才能确保刑事审判的公正性和公信力。
最后，司法公信是刑事审判的最终目标。司法公信是指公众对司法系统及其工作人员在法律领域内的信任和尊重。在刑事审判中，司法公信是成功的标志，也是推动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在参与刑事审判过程中，我们应该注重维护司法公信，坚持公正、廉洁、透明的原则，通过深入整改，加强自身的职业道德修养，增强公众的信任感，使司法公信成为推动法治社会建设的坚实基础。只有在司法公信的不断增强中，我们才能进一步推进刑事审判的公正效果，并维护广大公民的合法权益。
总之，作为一个参与刑事审判的当事人，我们应该在理性思考、客观公正、正当程序、法治精神和司法公信等方面不断深化并不断完善自己的参考心得体会，以确保刑事审判的公正有效，维护社会的法律秩序并保护公众权益。
刑事审判心得体会
刑事审判是法律的一项重要职能，是保护社会公正和人民权益的重要手段。作为一名普通公民，就曾目睹和参与了很多刑事审判案件，我在此与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于刑事审判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认识到刑事审判的复杂性。
刑事审判涉及很多方面，一般来说，处理一个刑事案件需要考虑律师、法官、检察官、被告、证人、证据等多方面，其中每个方面都必须有必要的程序、合法的证据和必要的法律依据。并且刑事审判与其他审判不同，它的结果关系到赔偿、监禁、死亡等人的权益，所以一定要非常慎重。
我经常听到一些人抱怨司法不公，往往会将所有的事情归咎于司法体系本身，然而，我认为，刑事审判是可操作的，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公正、公平的。法律文件规定了一系列的程序、规范和标准，这些程序、规范和标准能有效约束法官、律师和检察官的行为，确保刑事审判的公正和公平。
虽然刑事审判是在宪法和法律的保障下进行的，但却难以做到完美。现实中，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证据确凿却不被依法采信的情况。这些问题的产生往往有多方面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人的问题。审判机关需要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重新审视自己在刑事审判中的定位。
第五段：希望刑事审判更加公正公平。
综合以上的心得体会，我希望刑事审判更加公正、公平、透明，更加符合人们对于正义的期望。要做到这一点，审判机关需要不断学习进步，增强自身的专业性，拒绝任何形式的权力滥用和腐败，加强沟通、合作与互信，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最终为人民服务，并回归到法律规定的轨道上。
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审判情况调研报告
疫情防控是一场持久战，“低风险”不是“无风险”，“常态化”不是“正常化”，针对调研结果中发现的问题，现提出以下建议：
（一）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
相关职能部门要克服懈怠心理，认真领会、贯彻落实每日全省疫情防控调度视频会议精神以及省防控办、县防控办印发的关于秋冬季疫情防控的政策要求，持续坚持现行疫情防控指挥体系，做到工作不断、力度不减；更加严格落实从中高风险及发现本土疫情地区来返我县人员排查和核酸检测工作，对纳入社区管理人员，逐一监测健康状况，逐一落实管控措施。
（二）加强医疗机构防控，不断推动严格管理常态化。
要规范设置预检分诊点、发热筛查门诊、隔离留观室等场所，对进入医疗机构人员，严格落实体温检测、扫码登记等措施，确保不打折扣；对发热门诊患者、新住院患者及陪护人员必须进行核酸检测，严格执行“一人一诊一室”、“一患一陪护”、“非必要不陪护、不探视”等工作制度。
（三）落实落细防控措施，坚决防止制度落实走形式。
疫情防控职能部门要不定期对社区、学校、商场超市、宾馆餐馆等重点场所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开展自查自纠，坚持测温扫码、佩戴口罩、通风消毒等措施；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纠正，做到立行立改，对于防控措施执行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宣传条幅、大喇叭广播等方式进行宣传，不断提高群众疫情防控和秋冬季流感防控的能力。
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审判情况调研报告
纵观人类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演进和变革。生态环境问题，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重要问题。从xx世纪xx年代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实现了人类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蒸汽机、煤、铁和钢是促成工业革命技术加速发展的主要因素。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建立纺织、煤炭、能源、化工、冶金等产业，这些作为工业革命的主导产业具有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资源型等特点，不仅迅速提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而且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扩张与殖民，建立此后几百年主导现代世界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工业革命不仅是人类生产力的分水岭，同时也是生态环境分水岭。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由于资本增殖与扩张本性的驱动，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使得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凸显，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特别是进入xx世纪以后，西方国家频频发生环境公害问题。xxxx年xx月英国发生的“伦敦毒雾事件”是一起极其严重的大气污染事件，短短x天的时间伦敦因呼吸道疾病而死亡的人数有xxxx多人，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又有xxxx人陆续死亡，这次事件造成了多达xxxxx人因为空气污染而丧生。此外还有xx世纪xx年代初期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xx世纪xx年代的北美“五大湖污染事件”，xx世纪中叶以后欧洲“莱茵河污染事件”，xxxx年日本“水俣病”事件和四日市“哮喘病”和富山县“痛痛病”等。这些重大环境污染事件，不仅对人类生命安全造成巨大危害，而且造成大面积环境污染。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全球性严峻问题。反思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建设生态文明，已是大势所趋，逐渐成为世界潮流。
中国是发展中大国，现代化进程比西方国家晚了将近两百年时间，是在西方国家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完成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背景下展开的。西方列强通过鸦片战争与武装侵略强行打开中国国门，在中国倾销工业产品，掠夺生产资料和矿产资源，中国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主义先天发育不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艰难生存，从而导致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化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处于“压缩型”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继承的是一个一穷二白、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三大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后，面对国内外复杂严峻的政治环境，特别是反苏修和反美帝的双重压力，xxx在xxxx年提出要大炼钢铁，努力提高钢铁产量以保证最基本的国防需求，满足实现基本工业化的现实诉求。中国大炼钢铁运动开始于xxxx年，结束于xxxx年，因当时炼钢技术落后，许多地方采用土办法炼钢，导致巨大的煤炭、木材等资源浪费，国民经济严重失调，自然资源也遭到严重破坏。此后中国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但粗放式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一直未得到根本转变，资源环境承载力已接近上限，生态系统退化，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
进入xx世纪xx年代，在中国经济高速粗放增长、经济规模越来越大的形势下，可持续发展问题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xxxx年中国发表《中国xx世纪议程———中国xx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对策和行动方案。党的十五大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我国跨世纪发展的重要任务，坚持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国务院颁布《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和《中国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纲要》，逐年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此后党中央面对生态环境恶化和发展不可持续问题，又进一步提出循环经济、科学发展、两型社会、低碳经济、生态文明建设等理念。党的十六大把“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把生态文明写入党代会报告，并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写入新修改的党章。中央和地方采取措施，推动我国环境保护工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制定或修订了清洁生产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并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规定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xx%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xx%，森林覆盖率提高xx%等约束性指标。党和政府重视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着重开展水污染治理工程建设，坚持不懈推进退耕还林工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把绿色发展作为全社会应当确立的新发展理念，把污染防治作为必须全力完成的攻坚战，推进长江经济带、xx流域生态保护等重大国家战略，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污染治理力度之大，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先导，20xx年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关于加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纵深推进，荒漠化沙化呈整体遏制、重点治理区域明显改善的态势，全国江河湖泊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推动生态保护补偿对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全覆盖，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已经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专门有关于“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详细论述，明确指出中国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国家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加快水污染防治，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开展国土绿化行动，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强化湿地保护和恢复，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健全耕地草原森林河流湖泊休养生息制度，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框架下，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作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明确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总体任务和总体要求。由于经过多年快速发展，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生态文明建设正处在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生态文明建设以更加开放、更加科学的思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刑事审判事务心得体会
刑事审判事务是法律系统中重要的环节之一，我有幸有机会参与其中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感悟。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我的心得体会，以便能够更好地对刑事审判事务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理解。
首先，刑事审判事务需要严谨与公正。作为一名法官或律师，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遵循法律法规的规定，以严谨的态度来对待每一个案件。刑事审判是在处理犯罪行为和维护社会正义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必须要做到公正、客观和平衡，不能因为个人情感或偏见而对案件进行歧视或偏袒。同时，我们还要对证据的收集、审查和质证过程严谨细致，确保相关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做到公正公平地对待每一方当事人。
其次，刑事审判事务需要维护当事人的权益。无论是被告人还是原告人，都有权利获得公正的审判和辩护。作为法律工作者，我们应该秉持平等的原则，保证被告人的辩护权和诉讼权利，以确保审判结果的准确性和公正性。在审判过程中，我们需要倾听并理解当事人的诉求，保证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考虑案件背后的社会因素，尽量避免对当事人进行不必要的伤害。
第三，刑事审判事务需要高度的专业素养。刑事审判涉及的法律知识和案件相关事实都非常复杂，要做好这项工作，我们需要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判断力。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我们才能获得更好的专业素养，提高我们的专业技能和能力。在实际工作中，我们需要准确评估证据，正确解读法律规定，合理运用法律规则，以确保判决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同时，我们也需要时刻保持学习的态度，不断更新知识，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
第四，刑事审判事务需要注重人文关怀。刑事审判是对犯罪行为的惩罚，但我们也要关注犯罪背后的社会问题和个人原因，尽可能地给予被告人重新做人的机会。在刑事审判中，我们需要注重心理辅导和矫正措施的有效性，尽量使被告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在得到惩罚的同时有机会改过自新。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权和尊严，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在维护正义的同时为犯罪分子的后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最后，刑事审判事务需要加强团队合作。一个案件的审判往往涉及多个参与方，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法警等多个职业领域的人员。要在刑事审判事务中取得良好的效果，需要各个环节之间密切协作，形成高效的团队合作。只有通过相互配合、信息流通和优势互补，我们才能做到有效地处理每一个案件，保证审判结果的准确性和合法性。
总之，刑事审判事务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责任的工作。通过对这一领域的深入探索和实践，我明白了刑事审判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也体会到了刑事审判工作中的困难和挑战。希望未来能够继续不断地学习和成长，为维护社会正义和人权尽一份力量。
刑事审判旁听心得体会
刑事审判旁听是公民履行宪法赋予的监督司法权利的具体方式之一。通过关注法庭审判，公民可以了解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促进司法公正和司法透明。我有幸参与了一次刑事审判旁听，深切感受到了旁听刑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我的心得感悟，希望能对广大公民参与刑事审判旁听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刑事审判旁听是公民了解司法实践和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径之一。它可以让公民亲身经历法庭审判过程，了解刑事案件的具体情况，掌握法律知识和司法程序。同时，刑事审判旁听还可以促进公民对司法制度的信任，提高司法透明度和公信力。在刑事审判旁听中，公民可以参与对法官的评价和监督，通过公开的审判程序监督法官的行为，推动司法公正和行政透明。
在刑事审判旁听中，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法庭审判的庄严和严谨。法庭内法官和律师面对的都是生命和自由等重大利益，为了维护公正和权益，他们进行了激烈而严谨的辩论和探讨。同时，旁听者也要严格遵守法庭规则和礼仪，保持安静和独立的立场。在旁听刑庭的过程中，我也了解到了刑事案件的复杂性和里程碑性，更加理解了法律的重要性和法治的必要性。
刑事审判旁听虽然只是公民参与司法的一种方式，但是它却能启发公民对法律和司法的认识和理解。在旁听刑庭的过程中，我还注意到了一些问题和现象，如法官会问被告拒不认罪的理由、辩护律师如何为被告最大限度保障权益等等。这些问题和现象提示我们，虽然法律是一种理性的规范，但是它也需要人性化和公正维护，这也是公民参与司法和监督司法的重要原因。
第五段：结论。
刑事审判旁听是公民了解司法实践和监督司法的重要途径之一。它可以让公民亲身经历法庭审判过程，了解刑事案件的具体情况和司法程序。在刑事审判旁听中，通过公开的审判程序监督法官的行为，推动司法公正和行政透明。这些都需要我们公民的参与和监督，完善我们的法治建设。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刑事审判旁听，促进司法透明和司法公正的建设。
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审判情况调研报告
根据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要求，我委于11月底至12月在全市范围内围绕粮食经纪人在粮食购销领域的地位、作用、存在的风险隐患，以及应对和治理措施等有关情况开展了深入调研，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下面是星星阅读网小编为您推荐关于粮食经纪人在粮食购销情况调研报告。
一、粮食经纪人的概念。
粮食经纪人，是指活跃在农村市场，以盈利为目的，用自有资金和工具直接从种粮农民、其他粮食生产者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对象手中收购粮食，转手销售给粮食收储、加工、转化等各类用粮企业，通过收低卖高获取购销差价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
其人员构成的主要来源有：一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存在的所谓“粮贩子”和粮食购销专业户；二是有一定经营经验，头脑灵活，平时务农，粮食收获后走村串户收粮卖粮的农民或种粮大户，多由夫妻、父子、兄弟或亲朋好友搭伙而成；三是原国有粮食企业下岗职工，他们熟悉粮食工作，有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也有从事粮食经营的经验和人脉资源；四是具备一定收储条件和资金实力，能设点收购的个体粮商。
二、我市粮食经纪人的基本概况及发展趋势。
2021年，本市粮食经纪人总数大约在1950个（户）左右，年购销总量在20万吨上下，已经成为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和粮食加工企业粮食收购的主要渠道，其中在市中心城区的中央储备粮郴州直属库和湖南郴州国家粮食储备库90%以上的粮源来自于粮食经纪人，各县市区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和粮食加工企业50-60%左右粮源来源于粮食经纪人，其余部分为种粮农民、种粮大户等直接送售。
从粮食购销总量来看，xx县安国水稻专业合作社每年在3万吨左右、xx县阳慧军每年在2万吨左右，是本市粮食经纪人队伍中购销规模较大的少数部分，大部分粮食经纪人每年购销总量为1000-3000吨左右，还有少部分粮食经纪人购销总量较少，从几吨到几百吨不等。
从经纪人分布情况看，xx、xx、xx等产粮大县（市）经纪人较多，其中xx县约650个，xx县约520个（户）、永兴、xx、xx、xx约为200个（户），其他各地因粮食产量不高、收储需求不大，粮食经纪人只有1-10个左右，xx区、xx城和xx县等地粮食产量较低，农民仍然保留直接送售习惯，本地很少见到粮食经纪人。
从经纪人群体变化趋势看，从2004年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后至2019年，粮食经纪人群体数量总体呈增长趋势，特别是在2013年-2018年期间，由于连续启动最低价预案，收低卖高有利可图，经纪人队伍迅速扩大，本市较为活跃的经纪人超过400人。从2019年至今，随着国有粮食企业和粮食加工企业逐步规范入库必检、严格把关重金属质量指标、分级定价等收购流程，相当一部分没有质量检测设备和检测能力的中小型经纪人顶不住购销风险，逐步退出市场，经纪人队伍迅速缩减，以湖南郴州国家粮食储备库为例，2019年以前与该库有购销业务往来的经纪人多达60余人，至2021年只剩5-6人左右。预计未来几年，经纪人队伍还将进一步缩减，具备粮食产后服务能力、质量检测能力和粮食仓储能力的烘干场、合作社和少数经纪人将成为经纪人主体，小散户将被淘汰。
三、粮食经纪人在粮食购销领域的地位和作用。
随着粮食购销市场化的不断发展，政府鼓励多元主体进入粮食购销市场，粮食经纪人在促进粮食市场有序流通过程中，成为种粮农民和收粮企业中间的桥梁和纽带，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
一是为农民售粮提供了便利。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留守农村的劳动力减少，年龄偏大，要把余粮整晒、打包、运输和售卖到粮食收储企业和加工企业，费时费力，多有不便，而粮食经纪人大部分都是本地人，与当地农民关系融洽，他们直接在田间地头完成粮食收购，大大地减轻了农民负担，农民愿意便宜一点将粮食在家门口卖给粮食经纪人，双方各得其利。因此，粮食经纪人的出现，有效化解了农民售粮难题，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二是减轻了国有粮食企业收购压力。粮食经纪人走村串户将分散的粮食集中运到粮库交售，缓解了企业人手不够、网点不足的矛盾，减少了收购费用，加快了收购进度，使企业能够掌握较充足的粮源，有利于国有粮食企业提高收购效率，完成收购任务。随着近几年各县市区建成中心库、减少乡镇收购网点，更需要依托经纪人完成粮源快速集聚。
三是促进了政策信息传递和粮食产业引导。每年粮食收购期间，虽然各级政府和粮食企业都会宣传粮食收购政策，公布收购价格、质价标准等，但仍然有较多农民对政策关注不够、理解不透，而粮食经纪人在收粮过程中，以口口相传的直白解释，可以更好地帮助农民理解政策、了解市场变化，告诉农民种什么粮能挣钱，引导他们形成优粮优价概念，促进粮食生产结构调整。
四是提供了部分就业岗位。粮食经纪人职业的出现，一方面缓解了农忙期间农户人手不够的矛盾，同时也为农民和粮食企业下岗职工提供了就业机会。
四、粮食经纪人参与购销活动存在的风险和隐患。
粮食经纪人因利而生，活动范围广泛难以监管，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是整体素质参差不齐。现有粮食经纪人绝大多数本身就是农民，文化水平较低，50%只有初中以下文化，只有很少一部分经纪人具有大专以上文化。一些经纪人除了购销价差概念外，既不熟悉国家政策，公.文.思.享.文.库.出.品，也不具备粮食专业知识，不了解水分、出糙、重金属等指标，凭经验收购；相当一部分经纪人只有手持式水分测量仪，没有配备必要的检化验设备，无法把好粮食收购质量第一关。
二是缺乏诚信职业道德。部分粮食经纪人在收购活动中唯利是图、不讲诚信，利用自身信息优势散布粮食虚假信息，使用没有经过检定的计量器具，在收购活动中有压级压价、短斤少两、弄虚作假、骗买骗卖现象，损害了农民利益。
三是缺乏公平竞争观念。粮食经纪人未形成行业组织，未建立行业规范，存在无序竞争情况，为争夺粮源而哄抬价格、降低粮食收购质量等现象时有发生。
四是监管执法难度较大。粮食经纪人主要活跃在农村，四处游走流动收购，数量小，无固定场所，直接给予处罚难度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开展行政执法受到经费、车辆、人员等制约，难以落实有效监管。
五是为滋生购销腐败提供了土壤。部分经纪人长期与国有粮食企业接触，与企业的检斤、验质、保管等关键岗位人员十分熟悉，容易形成内外勾结，出现隐蔽的利益输送，损害国家和企业的利益。
五、加强粮食经纪人队伍监管的措施建议。
一是完善制度强化管理。建议在省级层面出台《粮食经纪人管理办法》，将粮食经纪人纳入粮食行政管理对象，实行备案管理，提高准入门槛，规范行为约束，更好地发挥粮食经纪人在活跃粮食流通中的积极作用。
二是加强引导促进自律。依托规模较大的经纪人，以县为区域组建粮食经纪人行业协会，建立协会章程，引导形成摆正买卖关系，坚持合法守信经营的良好风气，促进有序竞争和公平竞争。
三是加强培训提高素质。由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牵头，组织辖区内经纪人集中培训，加强政策法规、职业道德、业务技能的培训，全面提高粮食经纪人依法从业意识和粮食收购业务技能。
四是强化监管查处非法。由粮食、市场监督等部门采取先准入、后培训、再规范的发展思路，在积极开展为经纪人服务活动的同时，严厉打击未备案而从事粮食经纪业务的“地下”粮食经纪人，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加强国有粮食企业管理，形成各岗位互相监督、有序轮换的用人机制，加大监督检查力度，防止出现企业内部人员与经纪人内外勾结情况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