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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生平事迹材料
李瓒：“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
鲍信：“夫略不世出，能总英雄以拨乱反正者，君也。”
凉茂：“曹公忧国家之危败，愍百姓之苦毒，率义兵为天下诛残贼，功高而德广，可谓无二矣。”
孙权：“其惟杀伐小为过差，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御将自古少有。”
孙楚：“太祖承运，神武应期，征讨**，克宁区夏;协建灵符，天命既集，遂廓弘基，奄有魏域。”
陆机：“接皇汉之末绪，值王途之多违，伫重渊以育鳞，抚庆云而遐飞。运神道以载德，乘灵风而扇威。摧群雄而电击，举勍敌其如遗。指八极以远略，必翦焉而后绥。釐三才之缺典，启天地之禁闱。举修网之绝纪，纽大音之解徽。扫云物以贞观，要万途而来归。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齐辉。济元功于九有，固举世之所推。”
潘安：“魏武赫以霆震，奉义辞以伐叛，彼虽众其焉用，故制胜于庙算。”
刘渊：“大丈夫当为汉高、魏武，呼韩邪何足效哉!”
王导：“昔魏武，达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
裴松之：“魏太祖机变无方，略不世出。”
垣荣祖：“昔曹操、曹丕上马横槊，下马谈论，此于天下可不负饮矣!”
钟嵘：“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
李世民：“帝以雄武之姿，常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乎往代。”
王勃：“魏武用兵，仿佛孙吴。临敌制奇，鲜有丧败，故能东禽狡布，北走强袁，破黄巾于寿张，斩眭固于射犬。援戈北指，蹋顿悬颅;拥旆南临，刘琮束手。振威烈而清中夏，挟天子以令诸侯，信超然之雄杰矣。”
魏元忠：“魏武之纲神冠绝，犹依法孙、吴，假有项籍之气，袁绍之基，而皆泯智任情，终以破灭，何况复出其下哉!”
朱敬则：“观曹公明锐权略，神变不穷，兵折而意不衰，在危而听不惑，临事决机，举无遗悔，近古以来，未之有也。”“昔魏太祖兵锋无敌，神机独行，大战五十六，九州静七八，百姓与能，天下慕德，犹且翼戴弱主，尊奖汉室。”
赵蕤：“运筹演谋，鞭挞宇内，北破袁绍，南虏刘琮，东举公孙康，西夷张鲁，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志绩未究，中世而殒。”
张说：“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眦相驰逐。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城郭为墟人代改，但有西园明月在。邺傍高冢多贵臣，娥眉曼睩共灰尘。试上铜台歌舞处，唯有秋风愁杀人。”
张鼎：“君不见汉家失统三灵变，魏武争雄六龙战。荡海吞江制中国，回天运斗应南面。隐隐都城紫陌开，迢迢分野黄星见。流年不驻漳河水，明月俄终邺国宴。文章犹入管弦新，帷座空销狐兔尘。可惜望陵歌舞处，松风四面暮愁人。”
穆修：“惟帝之雄，使天济其勇尚延数年之位，岂强吴、庸蜀之不平!”
司马光：“王知人善察，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与敌对陈，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豪不与。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对之流涕，然终无所赦。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故能芟刈群雄，几平海内。”
何去非：“曹公逡巡独以其智起而应之，奋盈万之旅，北摧袁绍而定燕、冀;合三县之众，东擒吕布而收济衮;蹙袁术于淮左，彷徨无归，遂以奔死。而曹公智画之出，常若有余，而不少困。彼之所谓势与勇者，一旦溃败，皆不胜支。然后天下始服曹公之为无敌，而以袁、吕为不足恃也。至于彼之任势与力，及夫各挟智勇之不全者，亦皆知曹公之独以智强而未易敌也，故常内惮而共蹙之。”“言兵无若孙武，用兵无若韩信、曹公。”
苏洵：“项籍有取天下之才，而无取天下之虑;曹操有取天下之虑，而无取天下之量;玄德有取天下之量，而无取天下之才。”王安石：“青山如浪入漳州，铜雀台西八九丘。蝼蚁往还空垄亩，骐驎埋没几春秋。功名盖世知谁是，气力回天到此休。何必地中余故物，魏公诸子分衣裘。”
洪皓：“长笑袁本初，妄意清君侧。垂头返官渡，奇祸怜幕客。曹公走熙尚，气欲陵韩白。欺取计已成，军容漫辉赫。跨漳筑大城，劳民屈群策，北虽破乌丸，南亦困赤壁。八荒思并吞，二国尽勍敌。四陵寄遗恨，讲武存陈迹。雉堞逐尘飞，浊流深莫测。回首铜雀台，鼓吹喧黾蝈。”
钟惺：“邺则邺城水漳水，定有异人从此起。雄谋韵事与文心，君臣兄弟而父子。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没岂随人眼底?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横流筑台距太行，气与理势相低昂。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为霸大不王?霸王降作儿女鸣，无可奈何中不平。向帐明知非有益，分香未可谓无情。呜呼!古人作事无巨细，寂寞豪华皆有意。书生轻议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
张溥：“孟德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兼草书亚崔张，音乐比桓蔡，围棋埒王郭，复好养性，解方药，周公所谓多材多艺，孟德诚有之。”“汉末名人，文有孔融，武有吕布，孟德实兼其长。”
《三国志通俗演义》：“雄哉魏太祖，天下扫狼烟。动静皆存智，高低善用贤。长驱百万众，亲注《十三篇》。豪杰同时起，谁人敢赠鞭?”
陈祚明：“孟德天分甚高，因缘所至，成此功业。”
黄摩西：“魏武雄才大略，草创英雄中，亦当占上座;虽好用权谋，然从古英雄，岂有全不用权谋而成事者?”
鲁迅：“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毛泽东：“曹操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后又在词作《浪淘沙·北戴河》称及曹操：“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范文澜：“他是拨乱世的英雄，所以表现在文学上，悲凉慷慨，气魄雄豪。”
《剑桥中国秦汉史》：“给予汉王朝的致命一击却留给了中国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的曹操。曹操出身微贱，是大诗人、大战略家，也是现实主义的政治思想家;他反对儒家的礼仪和道德束缚。”
安禄山生平事迹材料
泰戈尔(1861―1941)，印度著名诗人、作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19获诺贝尔文学奖。生于加尔各答市，1878年赴英国留学，1880年回国专门从事文学活动。泰戈尔是具有巨大世界影响的作家。他共写了50多部诗集，12部中长篇小说，100多篇短篇小说，20多部剧本及大量文学、哲学、政治论著，并创作了1500多幅画，以及难以统计的众多歌曲。他的作品充满了鲜明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同时又富有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其重要诗作有诗集《故事诗集》、《吉檀迦利》、《新月集》、《飞鸟集》等。
泰戈尔不仅是印度的伟大诗人，还是一位天才的作曲家、画家。泰戈尔成长为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的诗人，完全得力于他父亲从小对他的熏陶和培育。他因为受不了当时学校教育的机械与贫乏，14岁就休学在家，虽然家里人对他感到失望，但诗人自己日后提起这个变动，却颇感欣慰。
泰戈尔的父亲为教育好儿子，就以自己的示范作用来影响儿子。每天早晨，父亲把泰戈尔叫醒，父子俩一起背诵古诗。早点之后，父亲让泰戈尔坐下来，静静地听自己颂唱经文，然后一块儿去散步，散步时讲各种知识。回到屋里，教孩子读英文。晚上，爷俩又一块学习，还以天为书，讲初级天文知识。泰戈尔的求知欲望越来越浓，父亲把家里的藏书展示给孩子，泰戈尔饱览名著，写出了第一部诗剧。
泰戈尔说，童年印象最深的是他父亲对他的教育――潜移默化和身体力行。他父亲为研究印度宗教圣典和西方哲学著作付出了毕生精力。除了潜心研究之外，旅行是他父亲的业余爱好，尤其喜欢前往喜马拉雅山旅游。当面对潺潺奔流的山泉，溪水发源于高山而滋润大地、奔流入海的追求给了他父亲深深的启示。他父亲不再向往隐遁，而开始致力于宗教改革活动，把自己认识的真理带到人类社会中去。
1873年初，父亲亲自主持成人仪式，让当时年仅12岁的泰戈尔和一个哥哥、一个侄子把头发剃光，戴上盒耳环，在三楼进行三天祈祷，冥想人生与宇宙的秘密。当时诵读的《吠陀》(印度最古老的宗教文献和文学作品总集)赞歌，在泰戈尔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优美的韵律和抑扬的音调，使他终生难忘。
由于泰戈尔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大家庭中，他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家仆看管下度过的`，泰戈尔被关闭在高墙大院之内，不敢越雷池一步。正因为这样，他对围墙外广阔而又神秘的世界越加好奇和憧憬。泰戈尔12岁那年，父亲第一次带他去喜马拉雅山旅游，他高兴得无法形容。他们到达的第一站宿营地是桑地尼克坦，那里空旷无涯，广阔的原野，坦露的荒地，还有那错落有致的沟沟壑壑，在蓝天白云之下，像是一幅浓笔重彩的大油画。壮丽的景色深深感染了泰戈尔，他第一次获得了在空旷的大自然里自由遨游的乐趣。他们继续向喜马拉雅山进发，沿途游览了许多地方，还特地参观了阿默尔特萨尔的金庙，和那些虔诚的信徒在一起，吟唱锡克人的颂神曲。抵达喜马拉雅山山麓时已是阳春三月，但山区的春天却是姗姗来迟。他们稍作休息之后，便向海拔7000英尺的德尔豪杰峰攀登。
途中要经过几个宿营地，他们或步行，或骑马，或坐轿。山路两旁，古松参天，春花初绽，云飞雾绕，鸟语声声，皑皑白雪在峰岭熠熠闪烁，山路自下盘旋而上，沟壑万丈，层林迭翠。这一切，对泰戈尔来说都宛如天堂，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一颗好奇和探索的童心完全陶醉在这山区的美景之中了。他们到达德尔豪杰峰后，住在自己早已购置的小屋里。每当太阳从东方的峰岭喷射出万道金光时，泰戈尔和父亲早已在户外散步了，然后回到屋里读一小时英文，读毕就到冰凉的水里沐浴。下午仍是读书，讨论宗教问题，晚上则是坐在星空下，听父亲讲天文知识，欣赏高原美丽迷人的夜色。父子俩在那里整整度过四个月这样的旅游生活。
这次旅游，使泰戈尔和喜马拉雅山结下了不解之缘，留给他许多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他后来称喜马拉雅山是”蛰居在心灵上的情人".成人以后，怀着深深的眷恋，他曾多次攀登喜马拉雅山。19出版的诗集《飞鹤》，就真实地记录了他这些游览活动的感受，被评论家称为出类拔萃的诗，达到了抒情诗的最高水平。以后，泰戈尔和他的父亲又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桑地尼克坦买了一块地，建了一幢住宅和一座花园，他们常去那里游览休假。他还在那里创立了植树节和开犁节，使当地植树造林蔚然成风。泰戈尔的生活已经与桑地尼克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通过在那里的许多实验活动，扩大和增进了对自己所酷爱的大自然的亲近感，饱览了美丽的自然风光，熟悉了普通人民的生活情形，这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安禄山生平事迹材料
刘长卿是由盛唐向中唐过渡时期的一位杰出诗人。关于刘长卿的生平一直没有确考，《旧唐书》和《新唐书》都没有他的传记，闻一多先生认为其生年为公元7，傅璇琮先生认为是7左右或725年左右，还有其它的说法。卒年一般认为是在789至791年之间;也就是说，刘长卿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四朝。
刘长卿因官至随州刺史，也称刘随州。宣城(今属安徽)人，郡望河间(今属河北)。唐玄宗天宝进士。肃宗至德间任监察御史、长洲县尉，贬岭南南巴尉，后返，旅居江浙。代宗时历任转运使判官，知淮西、鄂岳转运留后，被诬再贬睦州司马。德宗建中二年(781)，任随州(今属湖北)刺史，世称刘随州。他生平坎坷，有一部分感伤身世之作，但也反映了安史之乱后中原一带荒凉凋敝的景象。如《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疲兵篇》、《新息道中作》等，笔调苍凉沉郁。刘长卿诗以五七言近体为主，尤工五言。五律简练浑括，于深密中见清秀。如《新年作》、《岳阳馆中望洞庭湖》、《碧涧别墅喜皇甫侍御相访》、《海盐官舍早春》等。七律也多秀句，如“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别严士元》)、“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长沙过贾谊宅》)。五绝如《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江中对月》、《送灵澈上人》，以白描取胜，饶有韵致。但他的大部分诗内容单薄，境界狭窄，缺少变化，有字句雷同之感。
年轻时在嵩山读书，玄宗天宝中登进士第。在天宝十四载(755年)他可能登进士第，但是还没有揭榜，安史之乱就爆发了。756年，肃宗即位，刘长卿被任命到苏州下属的长洲县当县尉。不久被诬入狱，遇大赦获释，至德三载(758年)正月摄(代理)海盐令，上元元年(760年)春，被贬为潘州南巴(今广东电白)尉，离开苏州到洪州待命。
在赴洪州途中，逗留馀干，与大诗人李白相遇，“谁怜此别悲欢异，万里青山送逐臣。”(《将赴南巴至馀干别李十二》)李白当时在流放夜郎途中遇赦放还，而自己将远行岭外。其实，刘长卿终于没有到南巴任职。
次年(761年)秋天，他又奉命回到苏州接受“重推”。后来数年宦海浮沉，终不得志，元人辛文房的'《唐才子传》卷二这样说:“长卿清才冠世，颇凌浮俗，性刚多忤权门，故两逢迁斥，人悉冤之。”
上元二年(761年)从南巴返回，旅居江浙。这时江南刚经历过刘展之乱，本来繁华富庶的吴郡一带变得破败萧条。刘长卿有诗纪其事：“空庭客至逢摇落，旧邑人稀经乱离。”(《自江西归至旧任官舍》)代宗大历五年(770年)以后，历任转运使判官，知淮西、鄂岳转运留后。因为性格刚强，得罪了鄂岳观察使吴仲孺，被诬为贪赃，再次贬为睦州(今浙江淳安)司马。在睦州时期，与当时居处浙江的诗人有广泛的接触，如皇甫冉、秦系、严维、章八元等都有诗酬答。
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又受任随州(今湖北随县)刺史。世称“刘随州”。兴元元年(784年)和贞元元年(785年)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割据称王，与唐王朝军队在湖北一带激战，刘长卿即在此时离开随州。
刘长卿曾两次遭到贬谪，旅居各地期间多次遭到战乱，因此他有一部分感伤身世之作，也反映了安史之乱以后中原一带荒凉凋敝的景象。如“城池百战后，耆旧几家残”(《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鸟雀空城在，榛芜旧路迁”(《送河南元判官赴河南勾当苗税充百官俸禄》)，以及《疲兵篇》、《新息道中作》等，笔调苍凉沉郁，内容具有时代特征。
刘长卿诗以五七言近体为主，尤工五言，自诩为“五言长城”(权德舆《秦征君校书与刘随州唱和集序》)。《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他的集子10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同。据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著录有《唐刘随州诗集》11卷，为明翻宋本，诗10卷，文1卷。现在通行的如《畿辅丛书》本的《刘随州集》，《四部丛刊》本的《刘随州文集》，都为这种11卷本。《全唐诗》编录其诗为5卷。事迹见《唐诗纪事》、《唐才子传》。
安禄山生平事迹材料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二月，在唐平安史之乱的战争中，安禄山率军击败唐范阳、平卢节度使封常清部，攻占东都洛阳的作战。
安禄山于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在范阳(今北京城西南)起兵反唐之后，率军长驱南下，直指东都洛阳。为阻安军攻占洛阳，唐玄宗于十一月十五日派特进毕思琛往洛阳募兵防守。十七日，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赶赴洛阳，开府库，招募新兵，准备迎击安军。封常清昼夜兼程赶至洛阳，10日之内，招募新兵6万人；又下令拆毁洛阳北边黄河之上的河阳桥，以阻止安军从北面进攻洛阳。当得知安军已过黄河，便率所募新兵进屯武牢(即虎牢关，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西)，阻击叛军。安禄山率军渡过黄河之后，迅速攻占陈留(今河南开封)，随即挥师西向，于十二月初八攻陷荥阳。安禄山留其部将武令殉守荥阳，命田承嗣、安忠志、张孝忠为前锋，进袭洛阳。途中与封常清部战于武牢。封常清所率皆为没有经过训练的新兵，而安军却是训练有素的劲旅，尤其是田承嗣、安忠志所率的前锋部队，多是骁勇善战的骑兵。唐军刚刚列好阵势，就被安军铁骑所冲垮，大败西逃。封常清收集余众拒战于洛阳城东的葵园，又遭惨败。再收兵与叛军战于洛阳上东门内，又败。十二月十二日，安禄山攻馅东都洛阳，叛军自四门入城，纵兵烧杀抢掠。封常清率残部与安军战于都亭驿，再败。退守宣阳门，又败。最后只好率领败兵，自苑西破墙西走，退往陕郡(治今河南三门峡市西)。河南尹达奚珣投降叛军，东京留守李憕、御史中丞卢奕等拒不投降，遭杀害。
点评:安禄山乘中原兵力空虚，迅速发兵南下，并采取步、骑协同作战，以骑兵为主要突击力量，快速猛烈地予唐军以突然打击，从而迅速攻占洛阳。
安禄山生平事迹材料
叔父：曹鼎，曹炽。
妻妾：
曹操正妻及侧室，据《魏志·后妃传》及《武文世王公传》，可考者有15位：
丁夫人，曹操的原配正室夫人，因曹昂之死而与曹操反目，曹操曾欲迎回而不可得。
刘夫人，曹操之妾，早年病亡，生有曹昂、曹铄两子，女儿清河公主。
环夫人，曹操之妾，生有三个儿子曹冲、曹据、曹宇。一说还和前夫边让生有女儿曹宪。
杜夫人，曹操之妾。和前夫秦宜禄生有儿子秦朗。和曹操生有儿子曹林、曹衮，女儿金乡公主。
秦夫人，曹操之妾，生有曹玹、曹峻二子。
尹夫人，曹操之妾。和前夫何威生有儿子何晏，和曹操生有曹矩一子。
王昭仪，曹操之妾，曹干生母早卒，曹操命其抚养。
孙姬，曹操之妾，生有曹上、曹彪、曹勤三子。
李姬，曹操之妾，生有曹乘、曹整、曹京三子。
周姬，曹操之妾，生有曹均一子。
刘姬，曹操之妾，生有曹棘一子。
宋姬，曹操之妾，生有曹徽一子。
赵姬，曹操之妾，生有曹茂一子。
陈妾，曹操之妾，生有曹干一子。
野史记载有一位：
来莺儿，东汉洛阳之名妓，后爱上曹操的侍卫王图。
侄子：曹安民。
子女：
据《魏志·文帝纪》、《任城陈萧王传》、《武文世王公传》，曹操的儿子有25位：
曹熊(?-?)，魏萧怀王。文帝同母弟也，早薨。
曹干(2-261)，太和六年(232)封为赵王。
曹彪(195年-251)，太和六年(232)封为楚王。嘉平三年(251)与太尉王凌谋反事泄，被赐死。
曹操的女儿，可考证者6位，及其相关史书：
曹操的养子，可考证者3位：
曹真。
何晏。
秦朗。
安禄山生平事迹材料
自古以来，牺牲在战场上，一直是爱国军人引以自豪的志向。特别是那些明知死在眼前仍勇敢赴难的人，更令人崇敬。在中日甲午海战中牺牲的邓世昌就是这样的人。
邓世昌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海军军官中的一个，是清朝北洋舰队中“致远”号的舰长。他有强烈的爱国心，常对士兵们说:：“人谁无死?但愿我们死得其所，死得值!”1894年，中国和日本之间爆发了甲午战争。邓世昌多次表示：如果在海上和日舰相遇，遇到危险，我就和它同沉大海!
1894年9月17日，日本舰队突然袭击中国舰队，一场海战打响了，这就是黄海大战。战中，担任指挥的旗舰被击伤，大旗被击落，邓世昌立即下令在自己的舰上升起旗帜，吸引住敌舰。他指挥的致远号在战斗中最英勇，前后火炮一齐开火，连连击中日舰。日舰包围过来，致远号受了重伤，开始倾斜，炮弹也打光了。邓世昌感到最后时刻到了，对部下说：“我们就是死，也要死出中国海军的威风，报国的时刻到了!”他下令开足马力向日舰吉野号冲过去，要和它同归于尽，这大无畏的气概把日本人吓呆了。
这时，一发炮弹不幸击中“致远”舰的鱼雷发射管，使管内鱼雷发生爆炸导致“致远”舰沉没。200多名官兵大部分牺牲。邓世昌坠身入海，随从抛给他救生圈，他执意不接，爱犬“太阳”飞速游来，衔住他的衣服，使他无法下沉。可他见部下都没有生还，狠了狠心，将爱犬按入水中，一起沉入碧波，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享年45岁。
安禄山生平事迹材料
安禄山（703―757）营州（今辽宁朝阳）人，其父可能是康姓胡人，母阿史德氏是个突厥巫婆。相传，其母多年不生育，便去祈祷扎荦山（突厥尊扎荦山为战斗之神），遂于长安三年（703）正月初一感应生子，故名扎荦山。其父死得早，他从小随母在突厥部族生活。后其母改嫁于突厥将军安波注之兄延偃。开元初年，其族破落离散，他与将军安道买之子孝节，安波注子思顺、文贞一起逃离突厥，遂与安思顺等约为兄弟，从此即冒姓安氏，名禄山。安禄山是唐代藩镇割据势力之一的最初建立者，也是安史之乱的祸首之一，并建立燕政权，年号圣武。
目录简明传记安禄山的家世和得宠简明传记。
安禄山本姓康，名阿荦山（一作轧荦山），即战斗的意思。姓氏本应读作亚历山大，母亲阿史德氏为突厥族女巫，安禄山年幼时父亲就死了，一直随母亲住在突厥族里。他母亲后来嫁给了突厥将军安波注的哥哥安延偃，安禄山也就冒姓安氏，名叫禄山。他在30岁前一直混迹在边疆地区，是一个很不安分的商人。30岁那年步入军旅，在不到4年的时间就做到平卢将军。天宝元年（741）正月初一，他刚刚40岁时，一跃成为驻守边疆的藩镇安禄山家乡朝阳古城一级的最高军事统帅――平卢军节度使。在此后的`十几年中，他飞黄腾达，在唐朝严格按照任职年限资格任官的体制下，创造了和平年代边疆军帅仕途腾达的神话。天宝十载二月，也就是他49岁的时候，已是身兼三镇节度使，同时兼领平卢、河北转运使、管内度支、营田、采访处置使。从40岁到49岁，安禄山从一方节帅到身兼三镇，荣耀君宠达到顶峰。天宝十四年狡黠奸诈，骁勇善战的他拥有重兵，以清君侧为由发动叛乱，使强大的大唐帝国开始走下坡路。叛乱后称帝，做了二年瞎眼皇帝，被其子谋杀。安禄山长得痴肥，眼盲后，长期靠心腹小宦官为其穿衣。因其宠爱幼子，长子安庆绪见安禄山对自己不加宠幸，心中怨愤，使安禄山宠幸的宦官在替安穿衣时，以刀刺其腹而死。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御史中丞张利贞为河北采访使，安禄山“百计谀媚”，又多出金钱贿赂其手下人，以结私恩。于是，张利贞入朝后极力为他美言，因授任营州都督、平卢军使、顺化州刺史。对过往的使者，安禄山暗中都加以贿赂，使者回朝后一再称赞他，逐渐受到了玄宗的青睐。天宝元年（742），分平卢为节度，遂以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兼柳城太守、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
天宝二载正月，安禄山入朝，玄宗倍加宠待，“谒见无时”。为了讨得玄宗的欢心，他谎奏说：去年七月，营州境内出现了害虫，蚕食禾苗，臣焚香祝天说：“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愿使虫食臣心；若不负神o，愿使虫散。”忽然来了一大群红头黑鸟，霎时把虫吃得精光。安禄山讲得绘声绘色，煞有介事，玄宗以为他对己忠诚无二，于翌年三月，命安禄山代替裴宽兼任范阳节度使。礼部尚书席建侯为河北黜陟使，大概也受了贿赂，在玄宗面前大力称道安禄山公正无私，裴宽与宰相李林甫也随声附和。三人又都是玄宗所信任的人，“由是禄山之宠益固不摇矣”。在安禄山离京还范阳时，玄宗特命中书门下三品以下正员外郎长官、诸司侍郎、御史中丞等群官于鸿胪寺亭子为他饯行，给以殊遇。
天宝四载（745），安禄山欲以边功邀宠，屡次侵犯北方的奚与契丹。以前，唐分别把公主嫁与奚与契丹，双方关系友好和睦，至此，各杀公主叛唐。
安禄山进击契丹回军后上奏：称梦见先朝名将李靖、李绩“向臣求食，乃于北郡建祠堂，灵芝又生于祠堂之梁”，以此取悦玄宗。时李林甫恐怕儒臣出将入相，会动摇自己的权位，而蕃人目不识丁，难以入相。为了专宠固位，他奏称儒臣怯弱，不胜武力，而蕃将雄武，多立战功，请求任用蕃将为边帅。
玄宗正有吞并四夷之志，李林甫的奏请正合他的心意，“故帝宠禄山益牢”。天宝六载，安禄山入朝。曾因内宴承欢时，上奏玄宗说：“臣蕃戎贱臣，受主宠荣过甚，臣无异才为陛下用，愿以此身为陛下死。”玄宗命杨、杨、杨贵妃与禄山以兄弟相称，而禄山见贵妃宠冠六宫，与她搞好关系对自己十分有利，尽管他比杨贵妃大十八岁，却甘心做她的养儿。从此，安禄山侍奉杨贵妃如母，因而得以随意出入禁中，有时与贵妃对面而食，有时在宫中通宵达旦，外面流传着不少丑闻。安禄山媚事杨贵妃，对太子却另眼相看。
一次玄宗命太子会见安禄山，他见了太子却不肯下拜，左右感到奇怪，问他为何不拜，他说：“臣蕃人，不识朝仪，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解释说：太子是储君，朕百岁后要传位于太子。禄山说，“臣愚，比者只知陛下，不知太子，臣今当万死。”左右令他下拜，他这才下拜。
安禄山每次入见时，常常先拜贵妃，后拜玄宗，玄宗感到奇怪，问他为何先拜贵妃，他回答说：“胡人先母而后父。”安禄山身体特别肥胖，腹垂过膝，自称腹重为三百斤。他每次走路，由左右抬挽其身才能迈步。他乘驿马入朝，每驿中专筑一台为他换马用，称为“大夫换马台”，不然，驿马往往要累死。驿站还专门为他选用骏马，凡驮得五石土袋的马才能使用。鞍前特装一小鞍，以承其腹。玄宗见他如此肥胖，问他的肚子里有什么，他诙谐地回答说：“更无余物，正有赤心耳！”逗得玄宗哈哈大笑。尽管他身体肥胖蠢笨，但是在玄宗面前跳起胡旋舞来，却旋转自如，“其疾如风”。
安禄山生平事迹材料
雷锋，这个熟悉的名字，在我们的心中闪烁着不灭的光辉。他把自己旺盛的青春全部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以下就是由编为您提供的雷锋生平事迹。
参加人民解放军。
参军。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初,新一年的征兵工作已经开始,雷锋迫切要求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但鉴于焦化厂的征兵名额有限,且雷锋在工地的表现十分突出,领导也舍不得放他走,就不同意他报名.这可急坏了雷锋,他跑了几十里路,来到辽阳市人民武装部向余政委讲起自己的经历,表明他参军的志愿和决心.
武装部的余政委和工程兵派来的接兵的领导专门研究了雷锋的入伍问题,认为他是苦孩子出身,经过实际工作的锻炼,政治素质好,入伍动机明确,虽然身高1.54米,体重不足55公斤,身体条件差些,但他在农场开过拖拉机,在工厂开过推土机,多次被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和先进工作者.相信他入伍会成长得更快.最后决定批准雷锋入伍.
一九六零年一月八日,雷锋领到了入伍通知书,随新兵一同由辽阳来到驻地营口市.他做为新兵代表在欢迎战友入伍大会上讲话.
后来居上。
新兵训练结束后,雷锋被分到运输连当汽车兵,“服从革命需要,革命需要我去烧木炭,我就去做张思德;革命需要我去堵枪眼,我就去做黄继光”.这是雷锋向组织上表明的态度.
雷锋性格开朗,平时很活跃,教唱歌,办墙报,说快板样样都行,上级领导安排他参加战士演出队,他就起早贪黑地背台词,后来考虑到雷锋的湖南口音与大家的普通话不协调,影响演出效果,他就主动提出换下自己,而集中精力为演出做好后勤工作,大家虽没有看到雷锋的表演,但台上的每一个节目都包含着雷锋的辛勤劳动,和他那处处关心集体,一切服从工作需要的精神.
雷锋回到运输连后,便投入到紧张的学习驾驶技术之中去,针对缺少教练车的现状,他带领大家做了一个汽车驾驶台.雷锋废寝忘食地学习技术,被大家一致推举为技术学习小组长.五月份,雷锋成为了一名合格的驾驶员,被分到二排四班,交给一台13号车上了建设工地.
钉子精神。
一次义务劳动。
一九六零年初夏的一个星期天,雷锋肚子疼得很厉害,他来到团部卫生连开了些药回来,见一个建筑工地上正热火朝天地进行施工,原来是给本溪路小学盖大楼,雷锋情不自禁地推起一辆小车,加入到运砖的行列中去,直到中午休息,雷锋被一群工人围住了,面对大家他说:”我们都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我和大家一样,只要尽了自己的一点义务,也算是有一份光发一份光吧!“这天下午,打听到雷锋名字及部队驻地的市二建公司组织工人敲锣打鼓送来感谢信,大家才知道病中的雷锋做了一件好事,过了个特殊的星期天.
可敬的”傻子“。
一九六零年八月,驻地抚顺发洪水,运输连接到了抗洪抢险命令.雷锋忍着刚刚参加救火被烧伤的手的疼痛又和战友们在上寺水库大坝连续奋战了七天七夜,被记了一次二等功.
望花区召开了大生产号召动员大会,声势很大,雷锋上街办事正好看到这个场面,他取出存折上在工厂和部队攒的200元钱(存折上203元)跑到望花区党委办公室要捐献出来,为建设祖国做点贡献,接侍他的同志实在无法拒绝他的这份情谊,只好收下一半.另100元在辽阳遭受百年不遇洪水的时候捐献给了辽阳人民.在我国受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他为国家建设,为灾区捐献出自已的全部积蓄,却舍不得喝一瓶汽水.
安禄山生平事迹材料
在去美国的杰克逊总统号邮轮上，冰心与吴文藻相识。冰心在波士顿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研究院攻读文学学位，吴文藻在达特茅斯学院攻读社会学，他们从相互的通信中，逐渐加深了解。1925年夏天，冰心和吴文藻到康耐尔大学补习法语。1926年冰心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回国，而吴文藻则继续留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1929年6月15日，冰心与学成归国的吴文藻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举行婚礼，司徒雷登主持了他们的婚礼。
冰心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也是比较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尤其是在建国以后，她总是以爱祖国、人民、关心儿童且投入非常多的一些社会活动中去。一生有很多的代表作，算的上是一位奇女子。直到在她99岁的时候在北京病逝!
安禄山生平事迹材料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子。嘉祐二年(1057)与弟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迁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移知徐州。元丰二年(1079)，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哲宗立，高太后临朝，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元祐四年(1089)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元祐八年(1093)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于常州(今属江苏)，年六十五，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
高宗朝，赠太师，谥文忠。《宋史》、《东都事略》有传。诗、词、文、书、画均卓然大家，著有《东坡全集》一百十五卷、《东坡乐府》三卷。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词学上，为北宋词坛豪放派主要作家之一。
安禄山生平事迹材料
冰心是从五四时期开始写作的，先是作为女学生联合会宣传股之一员，些写宣传文章，发表宣传文章，这时奔腾澎湃的中国青年爱国运动，文化革新运动这些时代思潮，把她卷进了狭小的家庭和学校的门槛，使她慢慢地看出了她周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处处都有使人窒息的社会问题。她开始写了一些问题小说，用“冰心”的笔名发表了。后来写得滑了一手，就一直写作下去，理科的功课拉下了很多，她就索性转了系，改了文科。
她热爱生活、热爱写作、热爱身边的每一个人，她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她对社会的关心。她坚持不懈的、兢兢业业的、勤奋努力的高尚品质，感动着我们每一个人，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在祖国的文学宝库中永远保留着冰心老人留下的深深的足迹，她给我们留下的真谛是永远无法抹煞的事实。
冰心小说集:。
《超人》、《斯人独憔悴》、《空巢》、《女侦探》、《**。
岑参的生平事迹材料
岑参10岁左右,父亲去世，家境日趋困顿。他从兄属学，九岁属文。十五岁山居嵩颖，刻苦学习，遍读经史，奠定学业基础。20岁至长安，献书求仕无成，奔走京洛，漫游河朔。天宝三载(744)，登进士第，授右内率府兵曹参军。及第前曾作《感旧赋》，叙述家世沦替和个人坎坷。天宝八载，充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幕府掌书记，初次出塞，满怀报国壮志,想在戎马中开拓前程，但未得意。
天宝十载,回长安，与杜甫、高适等游，深受启迪。十三载，又充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判官，再次出塞，报国立功之情更切，边塞诗名作大多成于此时。安史乱起，岑参东归勤王，杜甫等推荐他为右补阙。由于“频上封章，指述权佞”(杜确《岑嘉州诗集序》)，乾元二年(759)改任起居舍人。不满一月，贬谪虢州长史。后又任太子中允、虞部、库部郎中，出为嘉州刺史,因此人称“岑嘉州“。罢官后，东归不成，作《招北客文》自悼。客死成都舍。享年56岁。
曾巩的生平事迹材料
巩启：巩多难而贫且贱，学与众违，而言行少合于世，公卿大臣之门，无可藉以进，而亦不敢辄有意于求闻。阁下致位于天子而归，始独得望舄履于门下。阁下以旧相之重，元老之尊，而猥自抑损，加礼于草茅之中，孤茕之际。然去门下以来，九岁于此，初不敢为书以进，比至近岁，岁不过得以一书之问荐于左右，以伺侍御者之作止。又辄拜教之辱，是以滋不敢有意以干省察，以烦贶施，而自以得不韪之诛，顾未尝一日而忘拜赐也。
伏以阁下朴厚清明谠直之行，乐善好义远大之心，施于朝廷而博见于天下，锐于强力而不懈于耄期。当今内自京师，外至岩野，宿师硕士，杰立相望，必将惫精疲思，写之册书，磊磊明明，宣布万世，固非浅陋小生所能道说而有益毫发也。巩年齿益长，血气益衰，疾病人事，不得以休，然用心于载籍之文，以求古人之绪言余旨，以自乐于环堵之内，而不乱于贫贱之中，虽不足希盛德之万一，亦庶几不负其意。非自以谓能也，怀区区之心于数千里，因尺书之好，而惟所以报大君子之谊，不知所以裁，而恐欲知其趋，故辄及之也。春暄不审尊用如何，伏惟以时善保尊重，不胜鄙劣之望。不宣。巩再拜。
【答范资政书】。
巩启：王寺丞至，蒙赐手书及绢等。伏以阁下贤德之盛，而所施为在于天下。巩虽不熟于门，然于阁下之事，或可以知。
若巩之鄙，窃伏草茅，阁下于羁旅之中，一见而已。令巩有所自得者，尚未可以致阁下之知。况巩学不足以明先圣之意，识古今之变，材不足以任中人之事，行不足以无愧悔于心。而流落寄寓，无田畴屋庐匹夫之业，有奉养嫁送百事之役，非可责思虑之精，诏道德之进也。是皆无以致阁下之知者。而拜别期年之间，相去数千里之远，不意阁下犹记其人，而不为年辈爵德之间，有以存之。此盖阁下乐得天下之英材，异于世俗之常见。而如巩者，亦不欲弃之，故以及此，幸甚幸甚。
夫古之人，以王公之势而下贫贱之士者，盖惟其常。而今之布衣之交，及其穷达毫发之殊，然相弃者有之。则士之愚且贱，无积素之义，而为当世有大贤德大名位君子先之以礼，是岂不于衰薄之中，为有激于天下哉!则其感服，固宜如何?仰望门下，不任区区之至。
【谢杜相公书】。
伏念昔者，方巩之得祸罚于河滨，去其家四千里之远。南向而望，迅河大淮，埭堰湖江，天下之险，为其阻厄。而以孤独之身，抱不测之疾，茕茕路隅，无攀缘之亲、一见之旧，以为之托。又无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势，下之可以动俗。惟先人之医药，与凡丧之所急，不知所以为赖，而旅榇之重大，惧无以归者。明公独于此时，闵闵勤勤，营救护视，亲屈车骑，临于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得一意于左右，而医药之有与谋。至其既孤，无外事之夺其哀，而毫发之私，无有不如其欲;莫大之丧，得以卒致而南。其为存全之恩，过越之义如此。
窃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吟颂推说者穷万世，非如曲士汲汲一节之善。而位之极，年之高，天子不敢烦以政，岂乡闾新学危苦之情、丛细之事，宜以彻于视听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尽于巩之德如此。盖明公虽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爱育天下之人材，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出于自然，推而行之，不以进退。而巩独幸遭明公于此时也。在丧之日，不敢以世俗浅意越礼进谢。丧除，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陈，徘徊迄今，一书之未进。顾其惭生于心，无须臾废也。伏惟明公终赐亮察。夫明公存天下之义而无有所私，则巩之所以报于明公者，亦惟天下之义而已。誓心则然，未敢谓能也。
【寄欧阳舍人书】。
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幸甚，不宣。巩再拜。
【与王介甫第一书】。
巩启：近托彦弼、黄九各奉书，当致矣。巩至金陵后，自宣化渡江来滁上，见欧阳先生，住且二十日。今从泗上出，及舟船侍从以西。欧公悉见足下之文，爱叹诵写，不胜其勤。间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书来，言此人文字可惊，世所无有。盖古之学者有或气力不足动人，使如此文字，不光耀于世，吾徒可?心也。其重之如此。又尝编《文林》者，悉时人之文佳者，此文与足下文多编入矣。至此论人事甚众，恨不与足下共讲评之，其恨无量，虽欧公亦然也。欧公甚欲一见足下，能作一来计否?胸中事万万，非面不可道。巩此行至春，方应得至京师也。时乞寓书慰区区，疾病尚如黄九见时，未知竟何如也。心中有与足下论者，想虽未相见，足下之心潜有同者矣。欧公更欲足下少开廓其文，勿用造语及摸拟前人，请相度示及。欧云：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余俟到京作书去，不宣。巩再拜。
【与王介甫第二书】。
巩顿首介甫足下：比辱书，以谓时时小有案举，而谤议已纷然矣。足下无怪其如此也。夫我之得行其志而有为于世，则必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然后乃可以为治，此不易之道也。盖先之以教化，则人不知其所以然，而至于迁善而远罪，虽有不肖，不能违也。待之以久，则人之功罪善恶之实自见，虽有幽隐，不能掩也。故有渐磨陶冶之易，而无按致操切之难;有恺悌忠笃之纯，而无偏听摘抉之苛。己之用力也简，而人之从化也博。虽有不从而俟之以刑者，固少矣。古之人有行此者，人皆悦而恐不得归之。其政已熄而人皆思，而恨不得见之，而岂至于谤且怒哉!
今为吏于此，欲遵古人之治，守不易之道，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诚有所不得为也。以吾之无所于归，而不得不有负冒于此，则姑汲汲乎于其厚者，徐徐乎于其薄者，其亦庶几乎其可也。顾反不然，不先之以教化，而遽欲责善于人;不待之以久，而遽欲人之功罪善恶之必见。故按致操切之法用，而怨忿违倍之情生;偏听摘抉之势行，而谮诉告讦之害集。己之用力也愈烦，而人之违己也愈甚。况今之士非有素厉之行，而为吏者又非素择之材也。一日卒然除去，遂欲齐之以法，岂非左右者之误而不为无害也哉?则谤怒之来，诚有以召之。故曰足下无怪其如此也。
虽然，致此者岂有他哉，思之不审而已矣。顾吾之职而急于奉法，则志在于去恶，务于达人言而广视听，以谓为治者当如此。故事至于已察，曾不思夫志于去恶者，俟之之道已尽矣，则为恶者不得不去也。务于达人言而广视听者，己之治乱得失，则吾将于此而观之，人之短长之私，则吾无所任意于此也。故曰思之不审而已矣。
足下于今最能取于人以为善，而比闻有相晓者，足下皆不受之，必其理未有以夺足下之见也。巩比懒作书，既离南康，相见尚远，故因书及此，足下以为如何?不宣。巩顿首。
【与王介甫第三书】。
巩启：八月中，承太夫人大祥，于邮中寓书奉慰。十月梅厚秀才行，又寓书，不审皆到否?昨日忽被来问，良慰积日之思。
深父殂背，痛毒同之，前书已具道矣。示及志铭，反复不能去手。所云“令深父而有合乎彼，则不能同乎此矣”，是道也，过千岁以来，至于吾徒，其智始能及之，欲相与守之。然今天下同志者，不过三数人尔，则于深父之殁，尤为可痛。而介甫于此，独能发明其志，读之满足人心，可谓能言人之所不能言者矣。顾犹见使商榷所未安，观介甫此作，大抵哀斯人之不寿，不得成其材，使或可以泽今，或可以觉后，是介甫之意也。而其首则云：“深父书足以致其言”，是乃称深父以未成之材而著书，与夫本意违矣，愿更详之。《孟子》之书，韩愈以谓非轲自作，理恐当然。则所云“幸能著书者”，亦惟更详之也。如何?幸复见谕。所云“读《礼》，因欲有所论著”，顷尝为介甫言，亦有此意，顾不能自强，又无所考质，故莫能就。今介甫既意及于此，愿遂成之，就令未可为书，亦可因得商榷矣。相别数年，巩在此全纯愚以静俟，庶无大悔。顾苟禄以弃时日，为可怅惜，未知何日得相从讲学，以勖其所未及，尽其所可乐于衰莫之岁乎?此日夜所??往来于心也。
示谕溲血，比良已否?即日不审寝食如何?上奏当称前某官，十数日前，见刘琮言已报去，承见问，故更此及之尔。今介甫果以何时此来乎?不惜见谕。
子进弟奄丧，已易三时矣，悲苦何可以堪!二侄年可教者，近已随老亲到此。二尤小者，六舍弟尚且留在怀仁，视此痛割，何可以言?承介甫有女弟之悲，亦已屡更时序，窃计哀戚何以自胜，余惟强食自爱，不惜时以一二字见及。不宣。巩启上。
【答李沿书】。
巩顿首李君足下：辱示书及所为文，意向甚大。且曰“足下以文章名天下，师其职也”，顾巩也何以任此!足下无乃盈其礼而不情乎?不然，不宜若是云也。
足下自称有悯时病俗之心，信如是，是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爱且畏者也。末曰“其发愤而为词章，则自谓浅俗而不明，不若其始思之锐也”，乃欲以是质于予。夫足下之书，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质者则辞也，无乃务其浅，忘其深，当急者反徐之欤!夫道之大归非他，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国家天下而已，非汲汲乎辞也。其所以不已乎辞者，非得已也。孟子曰：“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此其所以为孟子也。今足下其自谓已得诸心、充诸身欤?扩而被之国家天下而有不得已欤?不然，何遽急于辞也?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足下其得无己病乎?虽然，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爱且畏者不疑也。姑思其本而勉充之，则予将后足下，其奚师之敢!不宣。巩再拜。
【谢章学士书】。
巩启：巩不佞，以身得察于下执事，明公过恩，召而见之，所以矜嗟奖宠、开慰拊循之者甚备，虽至亲笃友之爱，不隆于此已。又收其弟兄之不肖，不谋宾客，任而举之。明公之所以畜幸巩者，可谓厚矣。巩窃自惟，求所以堪明公之意者，未知所出也。
巩愚无知，不适于世用，不能收身于世俗之外，力耕于大山长谷之中，以共饣?粥之养，鱼菽之祭，以其余日考先王之遗文，窃六艺之微旨，以求其志意之所存，而足其自乐于己者。顾反去士君子之林，而夷于皂隶之间，舍自肆之安，而践乎迫制之地，欲比于古之为贫而仕者，可谓妄矣。固有志者之所叹嗟，天下之所贱，而至亲笃友之所弃而违之也。复安敢自通于大人之门，望知于侍御者之侧乎!明公怀使者之印，为福于东南。以地计其广狭，则数十百城之人，待明公之畜养，以材计其多寡，则文武之士以百千数，待明公之推察。而收拊之，任而举之者，乃独在于巩与巩之少弟。此巩之所以自惟，求堪明公之意者，而未知所出也。
抑巩闻之，广听博观，不遗污贱厄辱之士者，此所以无弃士也;兼收并采，不遗偏材一曲之人者，此所以无弃材也。故明公之意傥在于此，而古之士出污贱厄辱之中，能成功名以报知己者，亦不可胜数。彼皆豪杰之人，故有以自致也。若巩之鄙，则安敢望此乎?故忧不能堪明公之意，误左右之知者，此巩之所大惧也。竭固陋之分，庶几不愧于偏材一曲之人者，此巩之所可至也。敢献其情而以为进谢之资，惟明公之垂察焉。
问题补充：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后面题。
陈公神道碑铭。
岑参的生平事迹材料
岑参的作品及其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气势恢宏，想象及其丰富，雄奇瑰丽，奔放热情，满怀报国之情。
岑参生平研究在本世纪内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岑参旧无年谱，《新旧唐书》本传及历代传记类典籍对其生平事迹的记载亦甚疏略，1930年赖义辉撰《岑参年谱》，是为岑参第一个年谱，筚路蓝缕，功不可没。此后不久，闻一多先生《岑嘉州系年考证》、《岑嘉州交游事辑》又相继问世，使得岑参生平研究顿时豁然。此后，李嘉言在其师闻一多的指导下，又撰《岑诗系年》。到五六十年代，新的一批学者又将岑参生平研究推向深入了，曹济平的《岑参生年的推测》、陈铁民《岑嘉州系年商榷》，对三十年代岑参生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检讨。经过十多年的沉寂与冷落，从七十年代后期起，岑参生平研究又重新繁荣起来了，且至今而不衰。此中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陈铁民、侯宗义合著的《岑参集校注·岑参年谱》、孙映逵《岑参生年考辨》、胡大浚《岑参“西征”诗本事质疑――读岑参诗札记之一》、柴剑虹《岑参边塞诗系年补订》、廖立《岑嘉州编年考补》、孙映逵《岑参游河朔考辨》、孙映逵《岑参“西征”诗及有关边塞地名――与胡大浚先生商榷》、胡大浚《再论岑参“西征”本事――答孙映逵同志》、孙映逵《岑参边塞经历考》、张春山《岑参首次赴安西的时间及其背景》、廖立《唐代户籍制与岑参籍贯》、王刘纯《岑参交游考辨――阎防、杜位与严维》、廖立《岑参评传》、任晓润《岑参生年、籍贯考》、王勋成《岑参去世年月考辨》、廖立《岑参师友考》、刘开扬《岑参诗集编年笺注·岑参年谱》等。
综合以上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出，本世纪岑参生平研究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
岑参的籍贯关于岑参的籍贯，学界有两说：一谓江陵人，一谓南阳人。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谓岑参唐江陵(即今湖北省江陵县)人，其先世本世居南阳棘阳，梁时长宁公善方始徙江陵。诸书称岑为南阳人，盖从其郡望。此后陈铁民等撰《岑参年谱》亦同意闻说之考证。但此后学者中亦有人坚持“南阳”说，如任晓润《岑参生年籍贯考》就认为，岑参的籍贯应是唐代棘阳(今河南南阳)人;廖立《唐代户籍制与岑参籍贯》则从唐代户籍制的考察入手，论证岑参的籍贯当为“南阳”;刘开扬《岑参诗集编年笺注·岑参年谱》也认为，岑参“祖籍南阳棘阳，今河南新野县，梁时徙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县，”似亦倾向于南阳说。
岑参的生卒年岑参的生卒年史无明文，长期以来亦无确考，本世纪学界颇多异说：
1、赖义辉《岑参年谱》考证岑参当生于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卒于大历四年(公元769年)。
2、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则不同意赖说，通过详细考证认为，岑参生于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卒于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享年五十六岁;后来陈铁民《岑嘉州系年商榷》也同意此说。
3、曹济平《岑参生年的推测》也认为，赖说的错误较明显，但闻一多先生的证说亦有不足之处，他认为，岑参生于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更为确切。任晓润《岑参生年、籍贯考》也持此说。
4、刘开扬《略谈岑参和他的诗》以为岑参生年最少应该比闻氏所定的后一年，即公元716年，至公元770年死去时为五十五岁。
5、孙映逵《岑参生年考辨》通过对岑参及第授官之年的考证，认为岑参应生于公元717年(开元五年)。
对于岑参的卒年、月，学界有三说：一为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所考的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正月说;一为赖义辉《岑参年谱》提出的大历四年说，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则认为，闻一多的考虑还欠周到，经过他的推测，岑参应当死于大历四年十二月下旬。一为王勋成《岑参去世年月考辨》所云，疑参于大历十月左右即病逝于东归途中之船上，其地可能在嘉、戎一带，而非成都之旅舍。
岑参游河朔的时间关于岑参游河朔的时间，闻一多在其《岑嘉州系年考证》中有较详细的考证，他认为，岑参于开元二十九年游河朔，春自长安至邯郸，历井陉，抵冀州。八月由匡城经铁丘，至滑州，遂归颍阳。陈铁民等《岑参年谱》则不同意闻说，认为岑参于开元二十七年游河朔。春自长安经古邺城至邯郸，复由邯郸抵贝丘。暮春自贝丘至冀州。四月由冀州抵定州。后到井陉。冬抵黎阳、新乡。
岑参“西征”本事及其他边塞经历《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是岑参两首著名的边塞诗，对于此两诗的背景，闻一多认为是“天宝十三载冬破播仙之作”，此说为李嘉言《岑诗系年》、马茂元《唐诗选》、林庚、冯沅君《中国历代诗歌选》及其他一些选注本所沿用，影响较大。
陈铁民《岑嘉州系年商榷》提出此两诗与《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章》同指一事，似不妥当，然未作辨析。胡大浚《岑参“西征”诗本事质疑》从边疆历史地理的实际出发，对上述两家说法细加考察，认为闻一多将两诗系于天宝十三载封常清摄御史大夫之后固然是正确的，但把它同《凯歌六章》并列为征播仙之作，则显然不妥。胡文认为，常清之破播仙，当在天宝十三年冬末至次年初春，岑参乃作《凯歌六章》以颂之;而《轮台歌》、《走马川》所叙西征事，当在十三载九月，或十四载九月常清返京之前。在胡文发表后不久，孙映逵撰《岑参“西征”诗本事及有关边塞地名》与胡文商榷，孙文认为西征与破播仙是一役，闻说是确当的，岑诗中的“西征”即是征讨入寇吐蕃(而不是征回纥)，同时也是征讨吐蕃支持下的叛镇播仙;而且三诗所写地理位置亦合，在行军路线和地点上也无矛盾。胡大浚《再论“西征”本事――答孙映逵同志》再次强调“西征”与“破播仙”并非一役，且就二诗诗意的理解提出了一些与孙文不同的看法。
此外，孙映逵《岑参边塞经历考》一文将岑参两次赴西北边塞的经历作了考证，其中与闻一多《考证》、李嘉言《系年》及陈铁民等《年谱》多有不同。
岑参的隐居问题岑参一生曾有几次隐居，对于其《感旧赋序》中所说的“十五隐于嵩阳”一句所指，闻一多认为，此乃指开元十七年(岑参十五岁)移居河南府登封县(太室别业)事，嵩阳乃是太室。陈铁民《岑嘉州系年商榷》则认为此句主要应指作者十五岁至二十岁左右隐于少室的一段经历。刘开扬《岑参诗集编年笺注·岑参年谱》则认为，当指其十五岁至二十岁隐于太室、少室两山事，不一定专指一处。另外，陈铁民此文还认为，岑参至晚于开元二十九年时已隐居终南，但这种隐居，乃是一面隐居，一面不断寻求出仕的道路。
岑参的交游此类文章首推闻一多的《岑嘉州交游事辑》，后来诸年谱也都涉及到一些。八十年代后又产生了几篇考述岑参交游的论文，如王刘纯的《岑参交游考辨》、廖立的《岑参师友考》等。
二、岑参诗歌研究。
岑参边塞诗综合研究岑参的诗歌成就主要在边塞诗方面，故自本世纪初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就相当多。
1927年，徐嘉瑞发表了《岑参》，此系本世纪第一篇专门探讨岑参诗歌的论文。文章认为，“岑参所表现的人物事实，都是最伟大的、最雄壮的、最愉快的”，“岑参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他终生不会说儿女沾巾的话，越是危险越是痛苦的时候，他越发得意”，“他感受到大沙漠雄壮的印象，由恐怖到了同情，这伟大的沙漠即是他的诗境”，“沙漠的伟大生命，即是这一个’宏壮的诗人‘的生命了”。1935年又产生了两篇专论，，一篇是孙仲周的《边塞诗人岑参》，另一篇是叶鼎彝的《唐代民族诗人――岑参》。其中叶文对杜确在《岑嘉州集序》中将岑参比估吴均何逊的说法不满，认为“岑参的诗实在另有他自己的一种特殊风格，不得属于任何一种家派。”他同意徐嘉瑞在《岑参》一文中对岑参诗风的评价，也认为“他诗中所表现的人物和事实，都是最伟大的，最雄壮的，最愉快的'，好像万马奔驰，金鼓齐奏，十分震动人的耳鼓。”但是，他对岑参诗歌艺术和内容的分析，则远比徐文细致，他说：“岑参的诗，就形式方面而论，他是长于七言古诗的，这并不是说他其他的诗体做不好，实在是因为他那种热烈豪壮的情绪，不用那苍苍莽莽的一气呵成的七言古诗，是表达不出来的。”在谈到岑参诗歌的内容时，他又说：“他是用全付的精力来描写战争的。但是，他所写战争不是杜甫的兵车行和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等诗，专门诅咒战争的残酷，而是歌颂战争的伟大的。”“除了歌颂战争而外，还充分表现出许多异国的情调，所取的题材，如大雪，大热，大风，大将，名马，雄壮的音乐，雄壮的舞蹈。他所取这些题材，都是取战争为背景，风格境界都是一致的，他是取动不取静，取雄放而不取澹远。”“总之，他的诗境是动的，是阳刚的，是sublime的!”
本世纪上半叶出版的一些文学史、诗歌史及一些唐诗论著中也有关于岑参诗歌的论述，如，胡适《白话文学史》认为，“岑参的诗往往有尝试的态度。如《走马川行》每三句一转韵，是一种创体。《敦煌太守后庭歌》也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并对古人把岑参比作吴均、何逊不以为然：“他们只赏识他的律诗”，“律诗固不足称道;然即以他的律诗来说，也远非吴均、何逊所能比”，如他诗中的一些白话句子“岂是吴均、何逊做得出来的吗”?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中册)云：“岑参诗辞意清切，回拔孤秀，悲壮豪慨，新奇挺拔。”“岑参诗句之新，不特记边塞异域为然，即如歌咏内地风物，也较其他诗人有不同的笔力。”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也认为“岑参是开、天时代最富于异国情调的诗人”，“他一边具有高适的慷慨壮烈的风格，一边却较之更为深刻隽削，富于奇趣新情。”。苏雪林《唐诗概论》则认为“岑参在同时一群诗人中可以说更能充分表现男性的一个”，“他有一种热烈豪迈的性格和瑰奇雄怪的思想，最爱欣赏宇宙间的’壮美‘，以及人间一切可惊、可怖、可喜、可乐的事物。而环境恰恰又成全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