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历史文学论文（汇总2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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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学论文

嘉祥一中是我的母校，我和我的很多同事曾在这里走过了三年高中生涯。如今在县委县政府“三校合一”的大背景下，她走到了改革的十字路口，因为学生的成分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不同层次的学生进入一个集体学习，各种问题凸显出来。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告诉我们：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很大。依据苏联巴班斯基的“可接受原则”，要求我们的教育要符合学生实际，承认学生的差异性，并根据差异性的原则组织教学，就是我们所说的分层次教学。

一、分层教学是解决教育史上由来已久矛盾的有效方式。

分层教学本质上体现了因材施教的原则，是依据学生不同个性而进行的教育。公元前五世纪，万世师表孔子就实践了分层教学，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第六》）。在教育发展的最初阶段，东西方都是个别教育，但是随着西方文艺复兴的兴起，班级授课制和因材施教存在着矛盾，新课程改革的精神要求我们实事求是地分析学生的个性特征，围绕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有差别的教学，使学生的不同能力得到有效提高，使其素质得到发展，打破原来班级授课制的一次备课一劳永逸的局面。

二、分层教学是解决嘉祥一中大融合后的必由之路。

山东嘉祥一中建于曾子书院旧址，文化底蕴丰富，人文积淀厚重，儒风浸润深远，是一所传统的县域普通高中名校，建校六十余年来，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已发展成为全省同类学校中的佼佼者，是当地教育的一面旗帜。2011年9月，新校区正式启用，原二中、三中并入嘉祥一中，实现了县委县政府“高中进城”“三校归一”的`宏大目标，并为全县普通高中发展均衡教育扫清了障碍。目前，学校一校两区，每个校区一级两部，层层竞争，12个教育科，教职工近千人，204个班，学生12000人，规模极其庞大。但是，新的起点总是机遇和挑战并存。高中进城，嘉祥一中一统嘉祥普通高中教育，这种近乎理想的做法是一把双刃剑，在实现了校舍、设施、生源、师资大均衡的同时，也衍生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学科教师优劣搭配，一个班级的各学科任课教师极不均衡；学生优劣搭配，每个班内学生成绩参差不齐，有的班级第一名和第二名的中考录取分差达到28分，54名学生成绩呈陡立阶梯排列。这种状况令教师感到上课无所适从，讲深一点中后进生因不理解睡一大片，讲浅一点优等生早已厌倦，课堂效率低，家长意见大，很多教师感到异常困惑。与此同时，每个班内师资和优质生源被稀释，难以出清华、北大这样的名牌高校学生，优等生被学困生所困扰，同时给班主任的管理带来极大的困难，庞大的学校规模面临着复杂的问题和严峻的考验。面对这些情况，如果我们正确运用分层教学，可以使学生在学习目标上、具体落实上、评价机制上都得到客观落实，达到稳定优秀生，提高学困生，缩小两极分化，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三、高中文科历史的分层教学是一个系统工程。

（一）学生分层坚持宏观分层与微观分层的有效结合。

1.宏观分层原则依据学部的现在分班编制，所有的文科班大面上分三个层次：科技班、普文班、特长班。科技班侧重于拓展广度，提升高度，加快进度，多给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挖掘出学生个性的、有创造性的见解和观点，在优化基础知识的前提下开拓学生思维，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和创新能力。普文班侧重于落实“双基”，讲练结合，少讲多练，以练促学，强化技能。特长班重在抓实课本知识，抓好正常进度。重点难点内容要反复讲，反复练，达到熟练自动化，使大部分学生能做好低档题。2.微观分层原则把学生高一、高二两次期末考试、高三入学考试五次考试的历史成绩相加后取平均数，排好顺序，然后按3：4：3的比例分为甲（上）、乙（中）、丙（下）三个小组。丙组是智力和非智力因素相对较弱的“学困生”，即能在教师和甲组同学的帮助下掌握课文内容，完成练习及部分简单习题；乙组是智力因素好，非智力因素差，缺乏刻苦向上的精神，成绩忽起忽落不稳定，但潜力较大的中游学生，在教师的引领启发下能独立完成部分练习题；甲组是智力和非智力素质均好，学习兴趣浓，求知欲望高，基础知识扎实，整体素质较高的优等生，既能够独立学习新的知识，完成作业以及老师的补充题，又可以通过协作帮助后两组同学解决疑难问题。

（二）教学目标分层。

根据布鲁姆的教学目标分类学结合学生的分层情况，可将教学目标分为识记、理解、掌握、运用四个层次，不同层次的目标对应不同层次的学生，“掌握”是甲乙两组同学需要达到的中级目标，而“运用”则是甲组同学所达到的高层次目标。

（三）教学内容分层。

四个层次，基础、方法、能力、情感。其中，“基础”层次是甲、乙、丙三组同学均要熟练掌握；“方法”“能力”是乙组、甲组要求达到的目标；“情感”虽然是高级目标，但不受智力因素的影响，要求甲、乙、丙三组同学都要达成。

（四）辅导分层。

辅导具体的基础知识只是最基本的要求，要想达到授人以渔的目的，就必须从精神理念、方法、动力上进行全方位的培养，这样不仅可以把教师解放出来，而且可以使学生更加牢固地掌握知识。另外，还可以动员优等生去辅导学困生，让二者达到双赢的效果。

（五）考试类型分层。

题型层次分为选择题和材料选择题；能力层次分为基础题目和能力题目；考查类型分为背景类、概括类、评价类、认识类、变化类、比较类、特点类、开放类八大类。总之，分层教学可有效解决班级授课制和因材施教之间的矛盾问题，可以清晰地梳理出嘉祥一中实现大融合之后面临问题的各种思路。落实这种先进的教学模式，可以使学生在自然和谐的环境中成长，使学生的素质得以全面、和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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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性质从史学与文学比较的角度论文

当前对贸易协定理论的经济学研究均与博弈论的方法结合，主要有两个分支，其中一个分支是以外部性理论为基础，认为一国贸易政策制定是为了改善其贸易的外部条件，而根据贸易条件的外部性理论，一国贸易条件的改善通常会使得他国的贸易条件变差。因此，各国在制定单边贸易政策的过程中，会陷入囚徒困境的。贸易协定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各国摆脱这样的一种囚徒困境，主要有经济学方法和政治-经济的方法。另一个分支则是从合约的性质出发，认为无论是政府之间的博弈和政府与国内的私人部门博弈的过程中，双方均无从得知对方对于贸易政策的执行，以及之后贸易协定可能的改变等有关的信息，主要有承诺的方法和不完全合约理论。

一、承诺的方法。

承诺的方法认为贸易协定是一种增强信誉的途径，主要研究政府与国内部门之间的博弈。在博弈过程中，政府选择贸易政策，国内各部门则做出相应的生产或投资决策，而政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如果随意性太大，就会出现信誉问题。政府是在生产者的决策做出之后才制定其贸易政策，而此时政府会认为其关税选择只会影响消费者决策，这就造成了政府事前和事后关税选择偏好的区别。而当生产者理解政府的刺激意图而改变其原来的生产政策后，会改变其原来的生产政策，这种生产决策的扭曲就是贸易政策随意性的真实成本。承诺的方法实际上的区分了政府的事前偏好和均衡的事后偏好，此时，用承诺的方法来研究贸易协定的基本观点就是，政府根据事后偏好所作出的最优关税决策如果用事前的偏好来衡量，是次优的。因此，贸易协定能帮助一国政府承诺一种能更好的服从其事前真实偏好的关税选择。

麦格吉和诺德瑞古兹对承诺的方法，用效果模型做了解释。把关于贸易协定动机来源于贸易条件改善的理由剔除掉，并且允许两个部门中有一个部门能形成院外活动集团。此时，政府对国民福利和来自院外集团活动集团的捐助进行评估，而出于政治的目的组织起来的那个部门会比其在自由贸易时要大，以至于产生投资于该部门是为了获得他们的捐助所带来的保护。这就造成了对资源配置均衡的扭曲。而反过来，这种扭曲会带给政府一种承诺实施自由贸易的内在动力。因为，对于政府来说，承诺的利益在于投资的扭曲可以被事先遏制，成本是政治租金的损失。因此，政治作用的特殊成果关系到是否决定选择自由贸易的承诺，只有贸易在政府对院外活动集团而言处于谈判的弱势地位时是具有价值的。承诺的理论还可以用松山（matsuyama）模型得到进一步的解释。如果一个行业的投资高于足以降低其成本的时候，政府就可能会设法消除对这一行业的保护。当时，私人部门此时往往会以不投资的手段，以此确保政府刺激政策的维持。而其贸易伙伴在政府不撤销保护政策时，往往会采取报复手段。因此，政府基于此种考虑，往往会在投资没有开始时偏向于自由化，而这种选择也会使得私人部门投资决策的合理性。

二、不完全合约理论在贸易协定中的应用。

贸易协定作为一种合约形式的存在，具有合约的一般性质，因此一些学者从合约的角度展开了对贸易协定的研究。首先，wto/gatt作为当前国际贸易体系的核心，其本身就是不完全合约（在贸易协定中既包括许多固定不变的贸易自由化承诺，又存在一些部分受限制或根本没有限制的灵活性政策工具），认为在许多领域的贸易协定，必然均有不完全合约的性质。这是由于成员国政府都是以本国利益为核心，在没有第三方强制执行的情况下，只有在违约成本大于立约成本时，贸易协定才能得到履约。因此，他们认为wto协议在制定中，实际上成为了一种鼓励效率违约，并阻止非效率违约的制度。不完全合约理论认为，贸易协定从结构上看，有对合约国有刚性约定的部分，也给合约国留有一定的自主选择的权利。而政府在设定国际贸易协定时，也面临着两个困难，一方面要调整当前国内的政策，使本国在国际贸易协定中占据有利位置；另一方面要使国际贸易协定能应对未来可能现在的变化。此时，合约制定的越完美，其成本越大。这是因为完美的贸易协定需要涉及太多的细节，这就使得相关的费用，如由于合约拖延的时间造成的机会成本的增加，律师费用以及多个国家及其相关产业部门和政策制定部门对争议以及突发时间的处理等。因此，在应对贸易条件外部性的问题时，为控制成本，国家往往不会选择签订一个最优的贸易协定来解决问题，而是会退而求其次，签订一个次优的贸易协定。此时贸易协定或者更具有刚性的，或者是给合约国留有更多自主决策权。

三、fta与wto/gatt。

fta之于wto/gatt是一个次优的选择，两者均是以签订贸易协定的方式解决贸易条件外部性的问题，帮助各国走出单边贸易体制下的“囚徒困境”。从承诺的方法来看，政府在签订贸易政策主要考虑与国内部门的博弈。一国加入wto在享受相关出口的优惠条件的同时，也必须开放国内的市场，使得国内的一些产业会面临国际上的相关产业的冲击。在这个开放的过程中（尤其是小国），会最大限度的利用例外条款，对国内的一些部门提供优惠的政策，以保护和支持国内经济的发展。

这些措施在开放的初级阶段，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十分必要的，这些受到保护的产业通常也会得到迅速的发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这些受到保护的产业发展到不需要保护政策到时候，这些产业却已经形成了足够强大的场外利益集团，干预政府的政策，使得政府无法取消对其的优惠政策。显然，此时就会对国内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例如垄断造成的国内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性），同时也会对国际贸易的平衡产生不良影响（贸易失衡的出现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贸易纠纷）。因此，从承诺的方法可以得出，政府是偏向于选择自由贸易政策，以避免上述出现的情况。而当政府决定参与区域自由贸易组织时，政府可以选择与本国产业结构互补或者不相冲同的国家或者地区签订贸易协定，那么政府就可以尽量减少本国的贸易保护政策，而且可以利用加入fta的契机，推动国内经济政策的改革，改善国内经济的运行状况。以上论述说明了为什么当前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发展迅速而多哈会谈进展缓慢的一个原因原因。那么从不完全合约理论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

不完全合约理论从贸易协定签订的成本以及违约成本的角度来解读贸易协定。从这个角度来看，wto/gatt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下，为节约谈判成本，达成的协定均给予协定签订国很大的自主权（例外条款），这种形式的贸易协定的特点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贸易条件均发生较大的改变的情况以至于政府违约收益高于遵守约定时的收益，参与国会越来越多的使用例外条款甚至违约，这就使得最初达成的协定逐渐失去约束性，为了使得多边贸易体制继续有效，必须进行第二轮的谈判，达成一个新的贸易协定。但是随着参与wto的国家逐渐增多，以及贸易量以及贸易的方式日渐丰富，贸易协定所需要涉及到了内容越来越多，这就使得为达成一个有效的贸易协定的成本是巨大的。当前多哈会谈进展缓慢，其原因就在由此。

但是对于fta，参与国家的数量较少，而且签订国可以有选择行的与特定国家和区域签订fta，这就使得签订有效的贸易协定的成本较低，因此能相对容易的达成贸易协定，并且在日后对贸易协定再谈判时，面对的困难也较小。

上述的两种理论从不同的角度解析了国际贸易多变体制进展缓慢而区域自由贸易发展迅速的原因。用一个不是很恰当的对比，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制就相当于计划经济体制，而fta就类似与市场经济体制。以这样的角度来解读国际多边贸易体制与区域自由贸易，就能较为清晰的理解这类问题。

历史教学论文

历史教学是关于历史学的教育，而社会科与历史学有密切的关系，由此，便可知历史教学与社会科可以发生联系。全美社会科协会对社会科课程的解释为:“社会科是一门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各学科领域进行整合研究的课程，旨在促进公民能力的发展。在学校课程中，社会科运用人类学、考古学、经济学、地理学、历史学、法学、哲学、政治学、心理学、宗教和社会学等学科材料，以及人文科学，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恰当内容，为学生提供了相互联系的，而且又是非常系统的社会研究机会。”［2］从社会科定义的角度可知，历史学可以作为材料为社会科所用，进行综合的研究。在韦斯里的社会科课程“六型说”(包括各科目独立型、非系统相关型、系统相关型、统合型、中心统合型和融合型)中，“中心统合型”便是以历史学为中心的。反之，社会科作为一门综合性质的课程，当然也可以为历史学所用。这体现在如果运用社会科的研究视野，当我们学习和研究历史时，思路就会更加宽广些，研究的角度会更加灵活多变，同时更能够较容易地去理解历史、感悟历史。

现代文学与历史论文

广西地方历史文化教育与高校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论文

历史学的性质从史学与文学比较的角度论文

由于我国高等学校的产权不明晰,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治理结构,导致高等学校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混乱,违纪违法现象时有发生,一些高等学校甚至出现财务危机。要想解决此类问题,就必须从明晰高等学校的产权入手,建立起完善的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本文从股权结构和治理机制关系的角度,分析我国公立高等学校在产权改革的过程中应合理安排股权结构,以建立起有效的治理机制,确保我国高等学校的改革健康有序进行。

一、治理结构的约束机制和我国高等学校的治理效率分析。

股份制自产生之后就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中都得到了推广并日益成熟,并被证明是最成功的和最具效率的组织形式,我们应当对规范的治理约束和运行机制进行系统的分析,找出我国公立高等学校治理效率低下的原因。

(一)股权集中度对治理效率的影响。

在我国公立高等学校,国有产权一股独大的现象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共识,国有产权带有社团产权或集体产权的色彩,但事实上任何公民都不能行使对国有资产的产权权项,国家产权的特性导致高等学校管理者“越位”和“错位”的现象并存,委托代理成本增高,甚至导致内部人控制现象,从而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治理机制。

(二)投资者的性质对治理效率的影响。

高等学校的投资者可以是个人、公司和金融机构,投资者的性质是对股权结构质的体现,在研究中多用国有股比例和法人股比例反映各类投资者的影响。guercio和hawkins通过实证研究后认为机构投资者提交的议案在治理机制中发挥了有效的作用。曹廷求和孙文祥认为,如果国有股比重大,出资人并未真正到位,就会形成实际上的内部人控制,同时,由于国有股股东的绝对控制地位,市场潜在竞争者对国有股东形不成威胁,使得治理约束机制中的竞争者约束链条发生断裂,从而影响治理效率。

(三)管理股权对治理机制效率的影响。

从国内外的研究看,管理股权与组织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管理股权使得管理层和股东利益趋于一致(即利益趋同),管理股权比例越高,组织的治理效率就越高,绩效就越好,但在我国国家产权占主导地位的高等学校,没有管理者股权或高层管理人员持股的比例非常低,对高层管理者存在严重的激励不足。在精神激励效用日益下降的情况下,有效合理的物质激励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对高层管理人员的激励严重不足,亦会导致治理机制效率的低下。

二、对我国公立高等学校产权改革问题的思考。

建立现代高等教育的关键是实现产权明晰化。在我国产权模糊虽然表现在民办高等学校上,但重点是在公立高等学校上。这正如企业产权明晰问题不仅存在于私人企业中,而且更主要是存在于国有企业中一样。研究高等教育产权明晰问题更应关注的是公立高等学校,只有这个领域的产权问题取得了突破,才能真正说我们开始建立现代高等教育产权制度了。只有将高等学校置身于市场经济的潮流中,高等学校才能健康发展。因此,按照国有企业改革模式来建立和完善高等学校的治理结构,使高等学校政企分开,成为一个真正的企业,才能使高等学校资源得以合理配置,使高等学校能够良性发展。

(一)逐步建立多元化的股权结构。

从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主体由单一向多元化的转变来看,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的结果,是促进并推动了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实践表明,高等教育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是解决高等教育资源短缺的有效途径,也是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1、国家绝对控股的股权结构。

我国目前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转轨期,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还不能完全实现以价格为信号的资源配置。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初期,考虑到我国经济所处的阶段、市场经济的完善程度、公立高等教育在我国教育中所处的非常重要的位置以及其他制度安排的相容性,其股权结构应采用国家绝对控股的方式,这种股权结构是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最优制度安排。

2、国家相对控股的股权结构。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公立高等教育真正转化为现代教育体制,国家绝对控股的制度安排将逐步暴露出其制度设计上的缺陷,此时,应当通过国有股减持的方式逐步向国家相对控股的股权结构转化。

3、多元化的股权结构。

公立高等教育的产权制度改革要兼顾中国整体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性特征和制度突破的最终目标,在中长期改革目标的选择上,可逐步推行多元化的股权结构。

(二)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

在实现公立高等教育股权结构多元化的过程中,应按照一定的标准选择战略投资者,选择时应考虑其投资的稳定性、独立性、实力和信誉,目的在于保持治理结构的稳定。在引进国内外的战略投资者的选择上,非国有法人优于国有法人,境外的法人优于境内的法人。通过引进国际化人才,提高高级管理层的国际化程度,以吸引更多的国外战略投资者。

(三)加大高层管理人员的持股比例。

管理股权使得管理层和股东利益趋于一致(即利益趋同),管理股权比例越高,治理效率就越高,高等学校绩效就越好。我国公立高等学校在激励机制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一是物质激励的手段过于单一,主要以短期激励如工资和福利激励为主,缺乏长期激励手段;二是对高层管理者存在严重的激励不足;三是公立高等学校中存在严重的“官本位”激励现象。对于公立高等学校的高层管理人员,其收益以合同性收益为辅,而以控制权收益为主,控制权收益占有很大的比例。这样的不合理的收入结构是公立高等学校无法摆脱政府干预的主要原因。而管理人员尤其是高层管理人员持股,可以使管理层和股东利益趋于一致(即利益趋同),减少道德风险,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对于提高高等学校的治理效率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结语。

股权结构主要包括股权集中度、管理股权和各类投资者性质。本文在对治理约束的运行机制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后,从股权结构的构成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公立高等学校治理效率低下的原因所在,在此基础上,对今后我国高等学校基于股权结构的改革方向进行了探讨,得出我国公立高等学校的股份制改革应遵循演进主义的方法论,由国有产权绝对控股逐渐向多元化、社会化的股权结构转变,同时按照一定的标准选择战略投资者。管理股权使得管理层和股东利益趋于一致,提高高层管理人员的持股比例,可以有效地提高高等学校的治理效率,对于公立高等学校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历史学的性质从史学与文学比较的角度论文

摘要：新时期素质教育的提出和终身体育发展的需要，给我国的体育教育在教学组织形式上，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通过马斯洛的理论原理，分析体育教育从低到高的发展历程中，以学生为参照物，当学生在体育活动中各种社会需要得到了满足后，社会需要激起学生对体育学习的兴趣和参加体育活动自觉性，并能进行有效学习，使学生真正懂得，运用体育理论知识来科学的进行体育锻炼，为终身体育的形成奠定基础。

关键词：教学创新体育教学终身体育。

putforwordnewrequestinourschoolphysicaleducationinsuchrespectsasteachingorganizationform,teachingcontentandteachingmethodetc.

thearticletriestoanalyzetheschoolp.e.coursegoalandteachingarrangementundernewsituationthroughthedevelopmentofphysicaleducation,andhowtopromotethestudentstobeengagedintheactivityoflifetimephysicaleducation.

1前言。

教师的自我反思是“教学创新”的动力，教学创新的基点，在于教会学生如何学习，教师应当扮演引导者、启发者、咨询者的角色，“教学创新”意味着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变，依据素质教育的基本观念在学校体育课程教学安排中，应建立以“强身育人”为中心的新的课程体系，打破以传授竞技运动技术为主的传统教育模式，适应学校体育教育发展理念，建立以传授体育健身知识和体育锻炼方法为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的教学模式，一切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论，使学生在校形成终生从事体育健身的意识和能力。

2分析传统学校教育模式。

近几年来，随着全民“健身计划”的推广与实施，“终身体育”思想的普及，学校体育作出了重大改革，但从总体上还没有突破性进展。有些学校的体育教师尝试在体育课堂教学中选择一些新颖的教学内容，例如在体育课理论基础上适当增加加人文知识，在教学模式上采用快乐体育和成功体育，但回到教学中，教学方法仍以竞技运动训练为依据，新的理论、新的模式的实施仍存在一定的距离，教学目的'仍旧回到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和运动技能，仍是以授课为主，培养学生的体育健康意识淡薄，体育健身知识匮乏，这种教学模式的局限性已日渐显露。

2.1培养的学生体育健身意识差，学生健身知识匮乏。

现在有很多地区初中升高中，必须进行体育加试。其中有一项是排球，学生在考试时可以在一分钟内轻松垫七八十个，体育课不用想象，一切围绕排球中的垫球。考入高中，教师在排球中仍以垫球为主要内容，甚至到了大学还把垫球作为考核标准。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就很少再去练排球，偶尔碰一下排球也只是作为“工作小插曲”。这仅仅只是一个小例子，但反映出如果再不适应新形势下的学校体育课程教学安排，朝传授体育健身知识、方法和方向发展的话，将来的终身体育将引人深思。

2.2以技术为中心忽视体育健身教育，严重影响了学生的体质发展。

现在体育教师队伍中，约有90%以上是“正途出身”也就是说从体育学院毕业后专门从事体育教育的。而这些教师在大学的学习中实际学的也是竞技运动的一套理论和方法，即传统教学方法。教师一拿到教材，想的是自己怎样去教给学生，而不是考虑学生想要学什么；教师之间主要谈技术问题，生怕别人认为自己是“外行”；在一些学校引成开口训练，闭口打比赛的习惯。所以新的教学安排无法正常实施，也严重影响了学生的体质发展，更不用谈终身体育。

2.3教育的创新意识差，引不起学生学习兴趣。

在学校教育中，体育教师会毫不费力地去使用传统教学方式，因为这样可以不必动脑筋去创造新的教学方法，从而不担任何风险，再说我们许多老师自己也没有学过，就很少考虑增加新的教学方法，传授给学生。为了使我们培养的学生终身从事体育锻炼，必须改变现有的教学模式建立以传授体育健身、文化知识、体育实践相结合的新的教学模式。孔子曾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学生有了体育学习的兴趣，才会经常参加锻炼，才能养成坚持体育锻炼的习惯，树立终身体育的意识，才能将体育活动作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3更新观念，树立新的“体育观”

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并通过人来为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需要服务。教育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人发展的需要，人要求接受教育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教育活动的中心，也是素质教育的最终目标。

体育是教育的一部分，配合德育、智育、美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健康体魄是青少年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基本前提，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切实加强体育工作。”这就明确提出学校体育教学改革的依据和目标。

体育应该刻在人的心中，给学生应施以终身体育教育的思想，促进他们的身体，朝正常的健康的方向发展。无论是学校领导，还是体育教师，都要树立“终身体育”、“健康第一”的新观念，不能只着眼于上好一节体育课，而忽视学生毕业后进入社会的体育健身能力。除了培养学生必要的运动技能外，应考虑“终身体育”的要求，将体育教学内容与未来的社会生活结合在一起，着重培养学生的健身意识和参与意识，能够使体育成为学生人生价值观的一部分，并逐步内化为一种品格。

3.1丰富学习内容，加强理论学习。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曾说过人有七个不同需要，从低到高分别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求知与理解的需要，审美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较高级的需要，至少必须先部分满足比较低的需要之后才能出现。所以可以看出体育活动不仅能满足学生强身健体的基本需要，还能满足学生社会交往，人格尊重，愉悦身心，实现自我价值等各种更高级的社会性需要。

教师就应该有目的地培养学生对体育运动的认识与爱好，引导学生明确体育学习的目的和意义，加强体育学习和体育活动的能力；教师应努力提高自己的教学艺术和教学水平，通过丰富的教学内容，变化教学形式和方法等，尽量满足学生的各种正当需求。当学生在体育活动中各种社会需要得到了满足后，社会需要激起学生对体育学习的兴趣和参加体育活动自觉性，并能进行有效学习，使学生真正懂得，运用体育理论知识来科学的进行体育锻炼，为终身体育的形成奠定基础。

3.2认真贯彻新的教学目标，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由于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动机往往是在认识学习目的和意义的基础上产生的。作为一个教育，首先让学生明确为什么而学，学习体育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今后对自身及社会的意义是什么？同时为了激发学生学习体育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教师不仅要帮助学生明确总的学习目标，如整个中学或大学期间的学习目标，某一学年的学习目标，还要结合学生实际，帮助他们设置和明确符合他们自身的、切实可行的具体目标，真正把对学生的客观要求转化为学生的学习需要。例如，在排球课让一个无法扣球的学生确定一个月后能够扣球的学习目标，第一周进行教师抛球，学生原地起跳扣球的小目标，然后降低网高，来进行扣球，再逐渐上升网高的目标，随着一个个阶段性小步子目标的实现而达到最终目标，这将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调动学生的身心能量，使学生从学习的过程和结果中体验到学习的乐趣和成功感，增强自尊和自信，从而不断提高参加体育活动的动机强度和持续性，为终身体育打下基础。

3.3提高教师教学的艺术性，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兴趣是学习的先导，快乐体育也好，成功体育也好，都是激发学生学习和喜爱体育的内驱力，个体一旦对某种活动产生了兴趣，就能提高这种活动的效率，体育学习活动亦是如此，对体育活动的浓厚兴趣会使学生产生积极的学习态度，促进他们愉快地进行学习，教学活动中师生双方都是以活动为主体。根据“能者为师”及“三人行必有吾师”，完全可以设计一个角色互换，提高教学艺术性的教学方式，以新的知识、新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创造性的思维学习。同时教法的生动、变化、营造了轻松愉快，积极向上的课堂氛围，鼓励学生自编体育游戏、体育舞蹈，适当使用音乐伴奏，投影、录像、计算机多媒体等多种现代化教学手段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只有这样，学生对体育的学习和活动，才能慢慢提高兴趣，学生有了体育学习的兴趣，才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才能养成坚持体育锻炼的习惯，最后才能树立终身体育的意识，才能将体育活动作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4参考文献。

[1]季浏.体育与健康课程与教学论[m].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2版。

[2]钟启泉.体育教育展望[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1版。

[3]白凤瑞.新形势的高校体育课程设计与教学安排[j].

体育与科学，2001年5月第3期。

历史学的性质从史学与文学比较的角度论文

【内容摘要】国家行政与公共行政是不同的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行政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同时，国家行政的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也在变化。传统的命令服从型管理方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代行政的需要，行政指导是在行政管理事务日趋专业化、复杂化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的行政行为。

行政指导（administrativeguidance）是行政机关在其职能、职责或管辖事务范围内，为适应复杂多样化的经济和社会管理需要，基于国家的法律精神、原则、规则或政策，适时灵活地采取指导、劝告、建议等非强制性方法，谋求相对人同意或协力，以有效地实现一定行政目的之行为。简言之，行政指导就是行政机关在其职责范围内为实现一定行政目的而采取的符合法律精神、原则、规则或政策的指导、劝告、建议等行为。

第二次大战以来，特别是6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实践和理论的不断发展，行政指导作为一种灵活、有效的行政管理方式越来越多地被市场经济国家采用，成为现代行政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我国法学界对行政指导的研究远远不够，对于行政指导的性质，一直是众说纷纭。有的学者认为行政指导是“权力性的事实行为”；有的学者将其界定为“非权力行为”；也有学者称行政指导是“不属处分的行为”。笔者认为，行政指导之所以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运用，是因为行政指导制度是“对独立、平等、民主、宽容、责任等最具实质意义的人文精神因素的认同”，充分体现了现代行政的发展趋势。简言之，现代行政的发展决定了行政指导的产生和发展。因此，探讨作为现代行政重要管理手段的行政指导的性质，应该首先明确国家行政在现阶段的发展特点。

本文尝试从国家行政的演变角度，对行政指导的性质作界定，认为行政指导是行政主体为适应行政管理的需要，在其职权范围内作出的一种“新型行政行为”。

一、国家行政与公共行政。

行政是组织的一种职能，任何组织（包括国家），其要生存和发展，都必须有相应的机构和人员执行和行使管理职能（行政职能）。行政是指社会组织对一定范围内的事务进行组织与管理的活动，它存在于所有的社会组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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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我国历史上影响人口的文化文学论文参考

历史学的性质从史学与文学比较的角度论文

在我们迎来麦克卢汉诞辰100周年之际，又送走了苹果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麦克卢汉当然不可能见过乔布斯，而从乔布斯的言行来看，对麦克卢汉想必也很陌生。然而，时或空都没有交集的学术重镇和商界领袖之间，却出现了惊人的一致性。

“媒体即信息”又一参考个案：手机。

虽然麦克卢汉有着“媒介即信息”之类的断语，但国内媒介环境学当仁不让的译介大师、深圳大学的何道宽教授坚持认为麦克卢汉不是“技术决定论者”。不过，曾经给莱文森留言否认自己是“媒介决定论”的麦克卢汉应该自己都会承认的是：他的确认为，技术对文明和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手机的出现，无疑是其中之一。国内有论者甚至给手机加上了“第五媒介”的称谓（印刷、广播、电视、互联网之后），虽然这种称谓在学术上未必能完全成立，但它所代表的那种“重要性”是确然的。

乔布斯不是手机的发明者，但正如他在iphone第一代上市时所宣称的：“我们将重新发明手机”，乔布斯和他的苹果，让手机这样本来仅仅是一个通讯工具的东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上面这张图来自美国最大的风险投资基金kpcb（凯鹏华盈）于今年1月份发布的报告，根据它的调研发现，人们今天在手机上只有32%的时间是用于所谓“传统的”功能的：打电话和发短信（图中的skype是一种通话软件，本质上也是打电话），而有9%的时间用在收发电子邮件上，12%的时间用于web式应用，47%的时间则在其他各种原来想都不会想到的功能上：地图、游戏、社交网络、各种工具，等等。

虽然这张图所描绘的时间分配是泛指所有手机，但很显然，几乎所有的移动互联网从业者都同意，正是因为iphone的横空出世，才推动了整个智能手机产业的前行――从谷歌的安卓系统，到微软的wp7，甚至逼迫诺基亚放弃了自己的塞班系统。iphone已经俨然成了“智能手机”的代名词。同时，也让手机不能再被简单地称为“移动的电话”，而真的成了“手上的机器”――也是人们最重要的几乎片刻不离身的数码设备。

但是，苹果的辉煌，乔布斯的巨大成功，和早已故去的`麦克卢汉，又有什么关系呢？

以“冷热媒介说”看手机。

让我们从麦克卢汉本人受批评最为强烈的“冷热媒介说”开始吧。

麦克卢汉认为，所有需要人们高度参与才能完成信息接收的，都属于冷媒介；而相对的，无需人们花费太多额外的注意力就能完成的，则属于热媒介。按照他的说法，电视是一种冷媒介，因为电视能够提供的形象不够鲜明和清晰，看电视的人需要尽可能地去深入参与，才能重构一闪而过但又略显模糊的图像。而电影则是一种热媒介，它的图像很完整，以每秒24格画面的速度播放，使得看电影的人远比看电视的人“省力气”。

这个说法后来受到很大的抨击，因为电视作为一种设备而言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随着今天客厅电视越来越像一个“家庭影院”，抨击者认为“冷热媒介”的区分，显得十分怪异和不合时宜。但事实上，麦克卢汉与其说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不如说他是一个预言家（他的预言倒是有那么点十中八九的意味）。冷热媒介并不是一种结论，而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索过程。电视和电影究竟是冷还是热的，其实压根不重要。重要之处在于：如果一个媒介且属于人们惯常使用不可或缺的媒介，不需要人们深度参与，它会如何影响人类的行为从而影响社会？而一旦不可或缺的媒介需要人们深度参与了，它又将发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才是麦克卢汉及其身后的媒介环境学所关切的重点。

麦克卢汉的“冷热媒介”说，根本上是要引出这样四个问题，也就是他的“媒介四元律”：1.这个媒介使什么得到提升或强化；2.它使什么东西过时或取代了什么东西；3.它使什么过时的东西得到再现；4.它被极端挤压之后产生了什么东西或变成了什么东西。正因为人和媒介之间的互动多寡，才会使得这个四元律变得有其意义。而当我们将智能手机放到这个四元律中，就会出现一大堆有趣的思索和探究。

在乔布斯的iphone之前，智能手机虽然存在，但并不是一个吸引大众眼球的东西。诺基亚是智能手机的第一代王者，但这种王者是建立在本来领域就不大的基础上的。大街小巷的诺基亚手机，基本上还是以“功能手机”为主。它被人们常用的功能只有两项：通话（听说）和短信（阅读）。

音乐手机事实上让我们的参与度更高（虽然听音乐总的来说是一件参与度不高的事，即便麦克卢汉还把爵士乐分为了冷热两种），因为它需要我们动手将音乐复制进去。音乐手机使得每个人的手机或多或少有了些差别：我的手机里放着周杰伦的乐曲，而你的手机则吟唱着帕瓦罗蒂高亢的歌声。

我们现在可以这么说：智能手机是一种冷得不能再冷的媒介了，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它去再创造。这类创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有一大批人不断地为智能手机增加新的功能点，这些人被称为“应用开发者（商）”，iphone上今天有40万种五花八门的应用。第二个部分则是大量的使用者去下载这些应用，目前苹果设备上的应用下载已经超过了百亿次的规模。

媒体发展中的两个节点。

在整个媒介史的发展中，在我看来，有两个重要的节点。第一个节点是“介质和内容的分离”。无论是书本、报刊，还是石碑，都是无法分离的东西。而随后出现的电视机、收音机，乃至mp3播放器、电子阅读器，都使得内容得以脱离介质而存在。所谓的“无字天书”只存在于神话中，但“无纸之书”却存在于现实中。

介质和内容的分离，使得内容的传输更有效率。想象一下，把一本书从一个上海人手中转移到北京人手中，势必要发生物体（也就是原子）的位移。而一份电子文档的传输，则是比特式的，无需任何介质的位移。传输效率的巨大提升，伴随而来的，就是信息复制的轻而易举。

而第二个节点就是介质和应用的分离。电视机作为一种介质，虽然里面播放的内容不同，但都是电视机。两户人家的电视机除了大小、色彩有差异外，主要功能是没有差别的。但以电脑为代表的介质和应用分离，使得两台电脑的功能都会出现显著的差异。一个程序员的电脑，显然和一个专业文字作者的电脑，是完全不同的。

介质和应用一旦分离，使得大量的数码设备成为“冷媒介”――但这个冷媒介的意思，和麦克卢汉笔下的，已经有些不同，或者说，延展了麦氏的意思。大量的开发者让媒介设备呈现出五花八门的功能，而更大量的人蜂拥而至，成为这些设备的使用者。而在这个趋势中，手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可以随身携带的一部智能手机，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手机的功用，它和3g网络一起，推动了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是对互联网一次根本性的提升和拓展。它也让社交这个古老的行为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无数人通过使用智能手机在各种sns、微博上流连忘返，甚至业界还发明出了“弹性社交”的概念。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更加频繁，整个互联网越来越将“没有人知道你是条狗”抛弃。以iphone和ipad为两款重要移动设备为前驱的appstore（苹果应用商店）重新定义了产业界的法则，迫使wintel联盟解体。

过去有一种说法，一个人出门，必须带上手机、钱包、钥匙。但对于智能手机而言，这三样东西似乎一样就够了。智能手机和信用卡捆绑，能够起到钱包的作用，在机场用手机登机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而随着物联网的诞生，用手机开门也不会是什么神话。一部小小的手机，已经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媒介”功用。它已经不再是游离于我们身外的一个配置，有时候，它就是我们自己。

不要忽略麦氏诊断的警告意味。

在媒介环境学的诸位大家中，从极度悲观的芒福德一翼，到极其乐观的莱文森一翼，麦克卢汉其实是位居中间（但稍稍偏于乐观）的。他的很多探索，被误解为热情洋溢的电子媒介鼓吹者，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一个有趣的花边信息是，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告诫自己的儿子，少让自己的孙女看电视）。他的名言“媒介即信息”如雷贯耳，但同样我们需要注意到，他还说过“媒介即按摩”（mediaismassage）。用按摩这一词，已经清晰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在电子媒介的按摩中，我们必须警惕迷失自己。

他对冷热媒介的分析，正如前文所说，其实是一种分析媒介对社会影响的“方法论”，本身并不蕴含多少价值判断。他真正的价值判断在于“地球村”三个字。

在麦克卢汉的理论体系里，“地球村”指代着一种重归部落化的人类。机械量产时代所造成的面容模糊分裂切割的非部落人，需要重新向部落化回归：一个整体的人。电子媒介能够起到这个作用么？麦克卢汉并没有直接解答（正如他一贯喜欢用警句格言而不做直接判断那样）。虽然电子媒介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而非大家都在沉默地阅读着长得一样的报纸，但他自始至终是一名技术环境保护主义者。他深刻地意识到：媒介对我们的作用，远远超过信息对我们的作用，故而，我们需要像保护环境一样地去保护日益技术化的媒介。换而言之，技术，绝不可被滥用。

很难讲。比如，用手机上微博。这件事今天已经非常流行，我们经常可以看见，在饭店中，几个人坐下来并不是交谈或者开始吃饭，而是各自在那里发微博、看微博。我们可以用手机微博填充我们的碎片化时间，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发现，也正是因为移动微博，让我们的时间变得碎片化了：动不动就想去看看微博上有什么新东西。

智能手机更是存在着一些很暧昧的应用，比如“弹性社交”这个类别。这种应用可以让你和周围不认识的人搭讪、社交。听上去不错，可以拓展我们的人脉圈，加强我们和社会的联系而不是一头扎进数字海洋中不能自拔。但事实却是：lbs（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现在被解读成另外一种lbs（locationbasedsex）。我几乎可以断言的是，这绝不是乔布斯自己想看到的。

乔布斯有助于我们咀嚼麦克卢汉。

麦克卢汉曾经说“媒介是人的延伸”，而他那位自称是“麦克卢汉不乖的孩子”尼尔?波兹曼则写道，“机器曾经被认为是人的延伸，可是如今人却成了机器的延伸”。自麦克卢汉以降，一位又一位的媒介环境学学者在呼吁对“媒介这个环境”的人文关怀和保护。同时，媒介技术，也在数字英雄们的努力下，一步步地向前推进。技术的最终走向，不是技术发明者所能掌控的。技术的善恶，取决于我们人类自身的利用。从这个意义出发，媒介环境学，恰恰不是“技术决定论”。

互联网诞生之初，就有所谓的“数字鸿沟”学说。但在摩尔定律（用一个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每隔18个月翻两番）、吉尔德定律（主干网的带宽每6个月增长一倍）、梅特卡夫原则（网络价值等于节点平方）的效用下，数字鸿沟正在慢慢弥合，越来越多的人接入了数字世界，享受信息社会给他们带来的快感。不过，我这里必须要说的是，数字鸿沟的宽度可能的确在缩小，但它的深度很有可能在增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技术对我们的利弊，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我们的掌控能力。从ipod到iphone再到ipad，乔布斯这一路走来，给我们带来了不断的惊喜，他的成功，正如他一贯念念不忘的，的确在改变着世界。然而，确切地说，他提供了我们改变世界的工具，至于这个世界，究竟如何改变，已然不取决于他。

今天，我们纪念乔布斯，不仅仅是因为他创造了一个真正意义上富可敌国的商业组织，更重要的是，他给了我们一个延伸的工具。而至于究竟是工具是我们的延伸，还是我们是工具的延伸，则需要我们更加去缅怀和反复咀嚼麦克卢汉，不仅仅是因为他那些已经成真的预言，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需要看到的是，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他一手开创的媒介环境学学派，弥足珍贵的地方。

历史学的性质从史学与文学比较的角度论文

论文摘要:后现代主义中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混同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对史学的自律性构成了挑战;其实，史学与文学无论在文本上还是逻样上都有重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同时蕴涵着历史学的性质问题，时此问题的回答是且只能是矛质的: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

论文关键词:远程开放教育教育质量质量评价质量控制。

一、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

为什么从后现代主义起笔?原因在于，20世纪后期以来，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学术和社会思潮，在文学与史学的关系上提出了一些新见解，推进了对历史理论、史学理论的研究，同时构成了对历史学独立性、自足性的挑战。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单一的流派，而是一种内部包含不同思想重心和价值取向的思想潮流。本文不想去涉及后现代主义的复杂背景及其内部主张，只是试图从一个特殊的批评视野，即史学与文学相比较的层面作出分析，尤其是从史学与文学各自的特异性分析，回应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所提出的挑战。

大体说来，后现代主义的这一挑战主要通过20世纪中后期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显示出来。在对历史及史学的认识上，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承认历史事件的存在，但由于他们认为这样的事实即使存在，对现在、对今人也没有什么意义，因而他们的主要关注点不是历史实在或“客体”，而是对“客体”的解释和叙述，认为历史的意义取决于对历史的解释，而历史解释不能不依托于历史叙事。总之，其目光聚焦于历史的书写，即历史叙事。

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以海登・怀特为代表，将叙事作为历史学思考的重心，认为历史学家不可能在叙述之外把握历史，而叙述中对结构形式的选择有不同的情节效果。值得肯定的是，怀特对历史叙事的探讨.面向和注重的是整个的文本，因而提出了一些理论创建与洞识。

问题在于，由于史学与文学都离不开“叙事”，怀特的思想立足于史学与文学都依托于“叙事”的基点，并无不当，但又站在文学的立场上分析和看待历史写作，把历史写作文学化了，由此提出了史学等于文学的极端性主张。客观上，怀特以其对历史叙事的自由性阐释，对历史与文学的融合作了有力的发挥。但在一定程度上，这不仅贬抑了历史学的科学性，弱化了历史实在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关联，而且混同了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由此，构成了对史学的客观性、自律性的挑战。

然而，史学与文学的根本差异本来就不存在吗?还是现代学科与学术的演进导致了这种分野的消失?抑或分野虽然存在，但不再具有什么理论与实践意义呢?皆非也!在后现代话语流行的当下，史学与文学的差别依然存在。只是在时下，这种差别及意义被种种话语所遮蔽，以致于在人们的视野中湮没不彰，因此需要理清。

二、史学与文学:同中之异。

在考察史学与文学时，往往首先要涉及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在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分类中，文学作为艺术门类，与神学、哲学、美学等一样，被列入了社会意识形态，并认为意识形态具有自由构造性。关于文学的自由构造性，韦勒克、沃伦有这样的说明:“小说、诗歌或戏剧中陈述的，从字面上都是不真实的，它们不是逻辑上的命题。”

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相当的意义上，尽管有自由构造性，文学也能反映历史。年鉴学派的开创者之一布洛赫曾发出断言:“在我们的艺术，在不朽的文学名著中，都激荡着历史的回声”。这就是说，历史“进人”了文学。由此，产生了“历史文学”这一特殊的文学类型。在反映现实上，历史文学的价值可能是难以估量的。恩格斯曾在一封信中说，他从《人间喜剧》中学到的东西甚至比他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李到的东西还要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恩格斯会认为巴尔扎克所叙述的表层故事为历史所实有，而应该是指巴尔扎克之作所象征的史实是真实的。顺着这一思路，可以认为，优秀的历史文学，其历史真实性往往高于普通的历史著作。

一方面，文学与史学共享一些相同的再现与表现手段。中国自古以来“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表征着二者在历史上有不解之缘。如果把历史视为由权力支撑的“话语”，文本作为话语的产物，可以发现历史学与文学的一个相同点，就是它们都不免借助于人的想象。对于历史写作而言，想象对历史的建构未免就是不真实的。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在谈到如何写作历史时，尽管主张将“想象”限制在所发现的史料上，以免损害其真实性，但还是肯定了想象对历史写作的意义所在:“一个完美的历史学家必须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能使他的叙述既生动又感人。后来，20世纪符号学的代表人物巴特对历史学中想象的强调更进一步了，指出:“历史的话语，不按内容只按结构来看，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或更准确些说，是想象的产物。

对于文学写作而言，想象就显得更为重要，甚至于更为根本。在现代，基于符号学、信息学的观点及对文学本体的分析，有人认为写作是作者“内省的符号化过程，亦即指示自身的一种信息”。这种内省，更凸显了想象对写作的意义。

另一方面，遵循黑格尔不仅要认识事物“异中之同”，更要认识“同中之异”的要求，我们看到，尽管文学与史学共用一些基本的表现手段，但二者仍有原则性差别。它们都既可指向一种写作活动，也会产生一种活动的成果:文本，所以可从两个层面剖析这种差别。

首先，从写作看，史学与文学遵循的逻辑明显不同。历史写作是从“特殊”到“一般”。这种逻辑的含义在于:对历史中普遍的东西，所谓本质、规律等等原理性的知识，是在总结特殊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后才被发现的。按照现代历史解释学的观点，史家的思考角度、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等构成“前理解”的东西、背景性的东西，会对他认识历史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怀特把同一史实纳人不同的布局中，明显是受文学叙事模式的影响。但是，这些因素并不能称为这里所说的“一般”。这是因为，历史学家在对其处理的历史资料进行叙述之前.的确如怀特所认为的.那样.必须在心中预先形成一种叙事情节和修辞结构，用这种结构去梳理组合纷繁复杂的事实，这就是所谓“诗性预构”。但是，“诗性预构”是一种写作中的行为，并不是历史中的基础事实，更非历史自身的本质与规律(“一般”)。

与史学不同，文学写作是从“一般”到“特殊”。即写作者先有一个普遍模式、一般观念，如某种善恶观念，爱情观念、人与自然观念等等，然后再随机地赋予一定文学形式，如诗歌、小说、戏剧等。它遵循的是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对文学写作而言，难点并不在于形成某种观念，因为一般人都可能随机产生某种观念，而在于为这种观念找到一种独特的形式，这就是文学的创造性问题。

其次，从文本看，二者的对象有所不同。即史学描述个别事件，文学描述一般事件。关于这一点，亚里斯多德的经典之语依然有效:“诗人的职责不在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是可能的事。诗人与历史家的差别不在诗人用韵文而历史家用散文……真正的差别在于历史家描述已发生的事，而诗人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史学面向“己经发生的事”，“已经发生的事”不能不是真实的“个别事件”，尽管事件的意义可以是多重的、甚至是变化的，但事件本身却不能虚构，所得出的蕴涵也受制于事件的制约。文学，因为它属于艺术，具有各类艺术所共有的本质:象征。在具体特征上，文学是根据‘一类事实’来想象、虚构特殊事实。在深层意义上，这种特殊事实正是一般事件的“象征”，正是“象征”这一本质反映出文学描述的是“一般事件”。正因如此，文学甚至可以不拘泥于真实对象，即纯粹出自虚构。毕加索说:艺术不过就是说真话的谎言。因此，表层的虚构完全可以象征真实的现实与历史，艺术的谎言中包涵着真实。当亚里斯多德说“诗比历史更近于哲学”时，实际上已深刻地揭示了史学与文学的这种细微然而又相当重要的区别。顺便说明，在亚氏时代，还没有“文学”的概念，因而他所谓“诗学”实际是广义的文学。

例如，《史记》描述的是个别事件，其中的每一篇文本都有很强的艺术性，因此鲁迅赞之曰“无韵之《离骚》”。但从异质性看，《离骚》是文学，《史记》的“无韵”之说，道出了《史记》的弱文学性。金圣叹在比较了《史记》与《水浒》后说:《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这一表述，正是从创作的角度对历史和文学所作的区分。

因此，史学与文学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借用钱钟书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史学与文学“不尽同而可相通”。差别的存在体现出它们各有不同的学科规范。英国当代历史哲学家沃尔什也坚持历史学的独特性和自身的规范，他在《历史哲学导论》中写道:“我们应该把历史学想象为一种特殊的游戏，如果我们要想好好的玩它，我们就必须按规则来玩。……真正的与假的相反历史学家是会承认某些客观规则的(尊重证据就是一个例子)，那是他进行论证所必须遵守的，而且他就可以由于坚持这些规则而被人所识别。

三、史学的双孟品格。

对史学与文学关系的分析，实际上也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在盛行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反中心主义的今天，这个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常常被提出来。围绕着这一问题，人们提出了不同的回答。

其实，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前者来源于历史客体的先在性、既定性、客观性，后者源自历史认识、历史写作的自由性、创造性，受制于史学主体的意识形态。从对客体的反映看，史学要以基本的历史事实为前提。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曾说:“历史包括一个确定了的事实的主体。历史学家可以从文献、碑文等等获得事实，就像获得鱼贩案板上的鱼一样。历史学家搜集它们，把它们拿回家，按他们所喜欢的方式加以烹调，摆上餐桌。这种观点指明了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加工，但并未否认历史事实的存在，在史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之间保持了一种张力。

正是基于史学的科学性立场，黑格尔认为历史学不外乎是“以外在形象反映概念自身发展过程的科学”。在具体表达上，历史学尤其是历史写作可以通过文学的一些手段获得表现，从而可以在历史文本与读者之间建立一种审美关系，但历史学并不能归结为文学。

峥世纪的马克思史学和20世纪年鉴学派也都认同一点:人们对历史可以进行科学的分析。由于年鉴学派对马克思史学有一定继承关系，我们不妨着重审视马克思的历史和史学的观念。尽管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歧见纷呈，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伟大的社会历史哲学。受18,19世纪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马克思在多次场合下把历史看成一种科学。就研究对象看，马克思一生大部分精力用于探索资本的现象与规律，作为探索成果的《资本论》同时也是对资本的历史学分析，其科学性不仅为19世纪的历史事实，也为20世纪的历史事实所证实。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因而其品格是矛盾的。由于这一矛盾性，沃尔什把史学比作数学函数。而从历史的角度看，史学这种矛盾的品格似乎是永恒的。优秀的史家在运用科学理性的同时又富有一种人文主义的情怀，将科学性与艺术性融人一体。后现代主义的一大问题在于:对史学的分析，更多地指向了史学的艺术维度和艺术品格，由此使历史与内在于历史的人的思维之间的分裂扩大化了。至于它对历史学之影响的利弊，我们不妨引用一位当代西方学者的一个看法，以供我们借鉴―当代史学史研究的权威学者伊格尔斯明确指出，虽然后现代主义有助于批判地审视启蒙运动的历史哲学，但如果而因此放弃理性主义，则会流向“野蛮主义”。

文学名著对学生英语学习的影响人文历史论文

历史

记得在儿时的梦里，我每每想像着兵马俑那支曾经深埋地下秦王卫队，又每每盼望着它在重见天光后的壮丽。

在梦里，我抓起一缕时代的光，打上兵马俑的印记……。

说起兵马俑，大家都会想起那神秘的秦陵地宫——在八千强秦兵马俑的守卫下，当年叱咤风云的秦王嬴政就在这里静静的躺着，等待着时代将它唤醒。

在俑坑中，一种扑面而来的豪气与壮丽将你的五官折服，你仿佛游弋在历史的长河中，随处可感受秦帝国的强盛与秦王的霸气。现世的武功让秦王有了超越生死的妄念，于是，一对集豪迈与勇猛于一身的强秦兵马俑，就这样屹立在那个时代的高峰。

在这里，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兵马俑脸型、发型、体态、神韵均有差异，陶马有的双耳竖立，有的张嘴嘶鸣，有的闭嘴静立。所有这些秦兵马俑都富有动人的艺术魅力。

身处这个历史的奇迹中，你仿佛摇身一变，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员，你可以身临其境的感受着兵马俑粗犷的气息与豪迈的.脉搏，那秦时生命的繁华与喧嚣都深锁在这一排排整齐而各异的秦俑中。充斥在这地宫里的鲜活的秦俑，带着它时代的使命，与泥土瓦砾一同守候着千年的寂寞，在无数个薄雾氤氲的夜晚，仰望着明月孤云，向大地诉说着一个王朝的命运。

望着这些宁静而生动的陶俑，战场的喧哗仿佛在耳边呼啸，战士的勇猛仿佛在眼前重现。而现在，却只剩下坑前无数的闪光，与坑中凌乱的碎瓦。

我仿佛在这里，乘着历史的光荣，在无边的大地上，驰骋，前进。

而历史，终究被大地湮没，徒留下一片无助地哀叹……。

历史

在《双百人物》中，记载着一百多名为新中国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他们为后代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虽然他们现在好多都已离去，但他们的名字会深深地刻在人们心中，永远都不会消失。

在千万人中，他们也许再平凡不过，在千万年中他们也许微不足道，可是野百合也有属于它们自己的春天，谁都有生活的权利，谁都可以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缤纷世界，他们用双手和芬芳装扮着祖国的春天，他们的点点滴滴感动着世人的灵魂。

在这些双百人物中，有的身残，志不残；有的为人民无私地付出，不求一丁点儿的回报；有的人理想智勇拼搏。在这些英雄模范中，令我最佩服的是黄继光，在战场上，黄继光不顾自己的安危，保家卫国。其中有一次，黄继光为了夺一个山头，自己肩上腿上都负了伤，但他并没有放弃，站起来重新战斗，黄继光倒下了，敌人一步步逼近了，黄继光居然又站了起来，实在不可思议。

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因为他们具有优良的`品质、可贵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双百人物是时代的坐标，历史的灯塔，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

历史教学论文

（1）笔者在学案的使用过程中也注意到如果使用不当，就会出现学案“问题化”、“知识化”、“大众化”等问题，把学案设计成一本“练习册”，或简单地把答案直接呈现给学生；只强调知识技能，而忽视情感价值观的培养；思考题设计不能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这样做效果会大打折扣。

（2）课堂操作不当。由于学生的基础相差比较大，预习的程度也不一样，导致课堂上具体的环节很难把握，从而不能完成正常的教学任务。

（3）学习小组效果不明显。在有的班级，学生的探讨和交流是很少的。以前没有上课交流的机会，现在给了这个机会，很多学生，不知道怎么用。还有一些学生在思想深处就打上了偏科的烙印，从而对于小科采取放弃或者不重视的.态度。同时，小组评价机制仅仅适合本学科，不少学生对此根本不在乎，导致小组评价如同虚设，这些都会影响到学习小组的课堂讨论效果。

（4）课堂驾驭能力不够。有时候，我们的课堂是不放就死，一放就活，一活就乱。小组的讨论很难展开，又很难收住。有的放不开，导致课堂沉闷，根本就不像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课堂。有些课堂过于活跃，影响到正常的课堂秩序。

二、思考与对策。

（1）学案教学的使用并不是完成学案就可以了，教师要善于创设历史情境，合理利用多媒体手段辅助教学，把学生关注的问题引入课堂，把学生的思维引入新知识中。鼓励学生积极学习，主动参与，只有当学生对所学内容感到很好奇，做他们感觉是有意义的事情，并获得成功的喜悦，才会是真正有效的学习。

（2）在使用学案前做好每个板块问题的优化和课堂时间的预设等，设计出更符合自己授课风格的学案教学。可以找个别同学看看，做一做，根据其反映做调整，使学案更贴近学生实际，符合学情。

（3）在教学中应以学生为本，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把课堂还给学生，把平等自由交给学生，做学生学习的促进者、主导者，采取学生感兴趣的鼓励措施，比如小组长轮流坐庄，小组竞赛，评选最佳主持人或表现奖等方式，激励学生积极投入到学习中来。

三、结语。

笔者认为要根本上转变学生学习方式，就要大胆尝试探索出能有效地促进学生发展的教学模式，而学案则会成为学生学习的好帮手。它会让他们乐学、会学、学会，让他们在自主学习基础上进行各种形式的合作学习，通过互相启发，共同探究达到学习目的，从而使历史课成为学生长知识，长见识，长才干，立思想，塑人格的好课程。

历史故事历史教学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我国领导人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奠定了思想基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下简称“核心价值观”），对于当今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提升个人的精神道德修养，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国家竞争力。

作为“京津冀”三核文化中一核的重要组成部分，保定在新时期抓住历史机遇，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促进发展，肩负起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使命。保定拥有悠久的人文历史底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保定人民发挥聪明才智，多元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悠”、“义”、“教”、“善”、“趣”的特点。这些对于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区域发展提供了借鉴。

一、保定人文历史的内涵。

保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多样化的文化相互交融，积淀了悠久的人文历史底蕴，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形成了“崇信、重义、尚和、争先”的新时期保定人文精神。笔者将保定的人文历史归纳为“悠”、“义”、“教”、“善”、“趣”这五个特点，有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保定的人文历史内涵。

（一）“悠”

“悠”取悠久长远之意，又有闲适自得之感，而保定的`历史文化便给人这样的感觉。保定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文物古迹众多，1986年被选为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涞源阁院寺、易县燕下都遗址、清西陵、曲阳北岳庙等众多文物古迹，年代久远，造型精美，气势磅礴，见证了古城保定悠久的历史文化。多样化的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彰显着保定历史文化的魅力。

（二）“义”

“义”是古往今来君子所追求的高尚品格，即正义、义气。保定人文历史悠久，是“燕赵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刺秦王报国家的荆轲，桃园结义的刘备等，都体现着保定人文历史中的侠义之气。在抗日战争时期，保定更是“红色之都”，作为革命的主要阵地，有着悠久的革命历史和优良的革命传统。红二师“七六”**等革命斗争和工人运动体现着保定人民的勇敢无畏，正义凛然。而狼牙山精神、白求恩精神、双拥精神等红色精神更是新时期保定人追求发展的精神支柱。

（三）“教”

“教”指因材施教，指导教导的含义。保定拥有丰富的学府文化，更是著名的体育冠军之城。莲池书院、保定陆军学校等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而现今的保定更是堪称“大学之城”，河北大学、华北电力大学、河北农业大学等高校，为学生打造优良的学习环境。不仅如此，保定还培育出大批的优秀体育人才，涌现出多位世界冠军，在世界大赛中为国家争得了无数荣誉。

（四）“善”

“善”有善良、美好之意。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保定人民热情好客，道德诚信，涌现了无数的全国道德楷模。“油条哥”坚持不用“复炸油”，为商家做出了榜样；“河北农大9301班”的事迹更是感动了无数人，将真情传递，这些事例都彰显着保定人民的精神风貌。保定人民积极建设现代化开放城市以迎接四方游客，始终保持坚定的政治立场和觉悟，拥护国家的政策、方针，以迎接新时期的机遇与挑战。

（五）“趣”

“趣”取其美学艺术上的概念，指文学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志趣、情趣和意趣等。保定拥有特色鲜明的地域民俗文化，河北梆子、北昆、老调、评剧、京剧等多种曲艺剧种深受人们的喜爱；曲阳石雕、白沟泥塑、徐水狮子舞等民俗文化在全国享誉盛名，“保定府三宗宝，铁球面酱春不老”的民谣更是让人民津津乐道，体现着保定人民生活的志趣。

二、保定人文历史在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

核心价值观是各地区思想精华的总结与凝练，来源于地方而又高于地方。保定的人文历史精神是保定人民长期奋斗所凝结的思想动力。保定的人文历史精神以核心价值观为思想统领，同时又为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奠定政治、群众、地域文化等基础，是促进其发展的重要载体。

（一）政治保障，优先发展。

保定自古以来便是政治军事要地，为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奠定了政治基础。一方面，保定为核心价值观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前提。悠久古老的保定城池有着三千多年的历史，一直是河北省重要的政治中心。抗日战争时期，作为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爆发了黄土岭战役、平原游击战、地道战等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役；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保定成为我国最早的一批现代工业城市，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因此保定地区有着坚定的政治立场，保定人民有着极高的政治素养与觉悟，形成了忠义的品格，这与核心价值观的“爱国”、“诚信”等内涵相得益彰，为其发展提供了政治前提。

另一方面，保定作为“京津冀一体化”重要战略中的组成部分，为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政策支撑。“京津冀一体化”的提出旨在探索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道路，保定依托悠久的人文历史，努力打造特色文化产业，提升文化软实力，有利于核心价值观的融入与发展。

（二）群众支持，加快推进。

人民群众是价值创造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人杰地灵的保定在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中提供了人的因素。一方面，保定是著名的“名人之乡”，赵国将相廉颇和蔺相如，精密计算圆周率的祖冲之等，都彰显着保定人民的聪明智慧，能够更好地挖掘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另一方面，保定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保定人民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的指导思想，有着极高的政治觉悟与素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艰苦奋斗、团结奋进、不断争先的民族精神深深扎根于保定人民的心中，与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一脉相承，为其发展提供广大的人民支持。依托保定的人文精神，保定人民将会更加热情，更加积极地推进核心价值观的发展。

（三）文化支撑，提供借鉴。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曾提出“软实力”的概念，指出文化在构建软实力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一座城市发展的活力源泉。保定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重视城市文化品牌的培育，近年来注重打造“红色文化之城”、“旅游文化名城”等品牌优势，形成了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同时保定又位于京畿地带，有着地域优势，为核心价值观提供地域文化支撑。丰富的文化资源构成了培育核心价值观的大环境，使得核心价值观更加大众化，有利于为核心价值观在其他区域文化的培育和践行提供借鉴。

（四）增强认同，便于理解。

核心价值观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凝练与升华，它来源于地方又高于地方，因此只有将区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的内涵相结合才能促进更好的发展。保定人文历史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作用。核心价值观是对保定的人文历史有着“悠”、“义”、“教”、“善”、“趣”等特点，这些都与核心价值观赋予的内涵相契合，将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融入到保定人文历史中，有利于保定人民更好地理解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增强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更好地实现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指导功能。

（五）实践平台，开拓空间。

保定地区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更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先锋，这些实践经验的总结为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提供了借鉴，搭建了实践平台，开拓了广阔的空间。抗日战争时期，保定人民伟大的革命实践铸就了他们艰苦奋斗，勇于实践的优良品格。

新中国建设时期，保定成为首批工业城市，促进经济的发展。新时期保定人民开发利用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走在了国家的前列；努力建设“低碳城市”，打造“中国电谷”；巩固发展文化产业，提升文化软实力，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实践。新时期的保定紧抓历史机遇，努力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将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拉回到实践的层面，而积极的实践又为核心价值观的指导引领作用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总之，保定的人文历史精神与核心价值观赋予的内涵是一脉相承的，依托保定的人文历史，将核心价值观融入到保定的人文历史中去，有利于增强核心价值观的区域认同感，将理论付诸实践，更好地发挥其指导引领的作用，促进区域更好更快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刘京花.依托保定人文精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j].保定学院学报,2013,26(3):123―127.

[2]约瑟夫奈.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m].吴晓辉,钱程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历史

历史滚滚，如长江东逝水。时光历历，际会风云，星河璀璨。

这是中国，我是历史。

历史是一部人类进化史，从茹毛饮血到人工取火;从采集野果到吃上熟食;从石器到青铜器、到铁器;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封建社会。经历了多少腥风血雨、艰难困苦，用筚路蓝缕创造、铸就了永恒。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在历史的长河中，数不清令人叹为观止的文明创造陆续被记住。从最早的元谋人、蓝天人，到名震世界的北京人，再到后来的山顶洞人、河姆渡人和半坡人，他们的秘密正在被我们慢慢地揭开。

文明中外，到现在还让外国人羡慕，吃惊不已的三星堆遗址，是我国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涵最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

历史也是一部吃瓜史，各种滑稽人物轮番上场。周厉王在位时，觉得什么都是他的，于是直接控制了山林湖泊，还下令国人“不许说我!”最后，周厉王惨死在异乡。

周幽王为了博取宠妃褒姒一笑，点燃烽火，诸侯们到后却发现没有敌人，褒姒看到这场面，哈哈大笑。此后，周幽王多次点火，诸侯们渐渐都不再相信他。最终被犬戎杀死。这就是著名的“烽火戏诸侯”。

夏桀日夜与宠妃妹嬉饮酒作乐，残杀百姓，还说人民和他是月亮和太阳的关系，月亮不能灭亡，太阳当然也不会灭亡。后来，商国国王汤战胜了桀，灭掉了夏朝。

历史诠释了什么叫“忠”，介子推为了让重耳活命，割下了自己的肉煮给重耳吃。即便后来他没有被封赏，但当重耳火烧绵山时，为了让重耳好好治国，带着自己的母亲被大火活活烧死。

秦国的.改革家商鞅，在生前一心为秦国主持变法，可死后却遭到车裂，但秦始皇还是征用了变法。

吴起率军攻打秦国时，作战期间他与士兵们同甘共苦，但吴起的改革触动了许多人的利益，最后被贵族们乱箭射死。

历史也诠释了什么叫“贪”与“奸”。西周初年，齐国大夫田和将齐康公流放到海岛上，自立为国君，史称“田齐太公”。此后齐国在历史上被称为“田齐”。

时光匆匆，唯有历史永恒。这是中国，我在这里，我是历史。

历史

一、无文字社会的历史书写。

不过，马林诺斯基仍然把所研究的对象看成是一个均质、结构不变的社会，个人的生命史也就是群体的发展史，对个人生命史的把握也就足以理解一个群体的大致历史。在《伊隆戈人的猎头》这本书中，罗萨尔多宣称要对伊隆戈人的社会与历史进行研究。伊隆戈社会没有文字，同样是一个人口很少的边缘性群体，罗萨尔多会如何走出前辈学者的困境，书写伊隆戈人的历史？1565年，西班牙在菲律宾建立殖民统治，直到1898年菲律宾因美西战争易手，成为美国的殖民地。至少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伊隆戈人的生活就和外界环境联系在了一起，西班牙人、美国人、日本人轮番登场，伊隆戈人的生活世界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罗萨尔多引入了代际分析的研究方法书写伊隆戈人的历史。伊隆戈社会并没有文字记录其历史，也就缺乏社会制度发展的相关文献资料，即使有也是他者带有偏见的记录。故罗萨尔多认为以往人类学中的历史研究多半出自臆测，形成所谓“伪历史的推测”。

罗萨尔多认为：“马林诺斯基的传记方法强调个人能力、个体能动性，克服了人类学田野工作时间较短的问题；从而展现个人生命周期与其他社会机制的互动，并且增加了社会系统研究的时间长度和维度。不过马林诺斯基的生命史研究方法还算不上民族志写作的终极指南，要将历史过程进一步加入民族志当中……将使用包括生命周期、年龄与性别角色、代际交往，以及家庭周期在内的一系列核心概念，作为个人史研究中社会结构方面的参数。”[1]103通过代际分析能把对整个时代的撰述变为一系列个人传记的集合，并将其与这些个人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背景结合起来分析。罗萨尔多在书中写道：首先，这群人通过某一历史运动，获得了集体认同；其次，他们作为一个有着自我意识的群体，在社会中长期存在。这群一同成长的人们，随后也一同慢慢变老。通过代际分析，使我们可以了解群体繁衍、延续、变动以及完全改变社会结构的各种发展过程。借助这一分析方法，我们可以看到上一代人正逐渐离开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而下一代人正逐渐上升取代他们的全部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我们可以注意到产生世代延续，以及每代人独特特征的社会机制。[1]104—106代际分析把当地文化认可的生命周期过程、个体生活的生命史、历史事件对某一历史时段的巨大影响，以及一代又一代的社会更替过程，整合在一个复杂的叙事框架当中。

样本量的大小及其样本的`代表性仍然是个问题，个体—群体—整体之间的关系不仅表现在“量”的方面，还表现在如何通过“量”的累积提高“质”的方面。以研究一个群体的历史来洞察整体的历史的逻辑基础在于“用代表性样本方法来代替全面调查”。[10]对“代表性样本”的选取过程永远只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客位分类，也就无法做到所谓的“洞察”整体的历史。当民族志文本形成之后，读者所看到的仅是作者对“代表性样本”的表述，没有进入样本的其他个体因研究者的“文字暴力”被排挤出对整体的历史呈现过程当中，他们从此销声匿迹。[11]在全书中，读者看不到罗萨尔多任何关于伊隆戈妇女生命史的完整记录。即使出现对妇女的描述，也只是穿插在对男人的描述之中，成为一种注脚。已经形成的民族志文本中缺失了妇女的声音，仅此一点就能成为女性主义人类学者攻击的口实。

二、田野工作时间的“长”与“短”。

罗萨尔多认为，人类学者常常错误地假设他们研究对象的文化是永恒、静止的，这种错误假设的根源在于短时期的田野工作。人类学者过分局限于自己在短暂田野中所获的观察，对他们来说，见到的就可以相信。[1]埃德蒙·利奇也认为：“这种爱好‘均衡’诠释的偏见，源于人类学家所获资料的性质和从事田野工作的条件。”[3]20经过30个月的共时民族志田野工作之后，罗萨尔多摒弃了依靠一段事件的观察构建复杂社会发现模型的做法，而是通过对个案的研究揭示更为久远的历史、探寻社会过程发展的轨迹。基于此，罗萨尔多认为：“实际田野工作的短暂对民族志研究造成限制这一点并不属实，只是一种幻觉；或者说，这种局限的确存在于某种类型的民族志调查之中。”[1]通过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就可以克服田野工作短暂的不足。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田野工作，并非与人类学同时诞生，而是在人类学学科发展过程中才成为一种不可缺失的研究方法，并逐渐被其他学科所借用，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种十分重要的研究方法。在人类学的发展史中，直到19世纪末，大多数人类学家的研究都是出自于“安乐椅”上的玄想，所采用研究资料依靠探险家、传教士、旅行者或是殖民者的记录。20世纪以来，人类学家对“安乐椅”上的人类学家所作所为加以批判，认为人类学家依靠二手甚至转手多次的文献与文字所作的研究不过是对历史的臆测。于是，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走进研究对象的现实生活中，在与研究对象的接触中目睹其生活方式、聆听其故事。在田野工作成为一种研究方法的过程中，马林诺斯基无疑起了关键的作用。马林诺斯基的田野工作使人们理解了田野工作之于人类学者的重要意义。像马林诺斯基这样卓越的田野工作者，他所做田野工作的时间累计约两年半长，超过了他之前所有的人类学家。[12]马林诺斯基的田野工作时间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调查的时间少于一年，就不可能对研究对象有深入的了解。

世界历史论文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应构建一个与现有体系有所不同的新的世界近代史体系。钱乘旦提出的“现代化体系”具有很多优长之处。但是在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时，需要注意世界通史的整体性、内容与主题的联系性、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在其内涵的提法和表述上具有一致性，并且应有明确的时间概念和重大历史事件作为世界近代史起始和结束的标志。

关键词：世界近代史;世界近现代史;世界现代史;现代化体系。

世界近代史的体系问题，是国内史学界，特别是世界近代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者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简而言之，就是按照什么样的思路来编写世界近代史，或者说以什么作为世界近代史的主题、主线或中心思想，并按这个中心思想将近代时期的世界历史系统地、有机地组合起来。到目前为止，国内已先后出版了多种《世界近代史》。这些著作大多作为高校教材使用，内容大同小异，由于主导思想和史实编排的差异，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认为是不同的体系。

就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最具代表性的世界近代史著作，主要有三种。一是杨生茂等主编、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的《世界通史・近代部分》，该书是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的组成部分。这部著作按照社会形态(社会制度)来确定近代时期，即近代是人类历史的资本主义时代，起自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止于19俄国十月革命和19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二是刘祚昌等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世界通史》近代卷。该书是崔连仲、刘明翰等主编的六卷本《世界通史》的组成部分。这部著作也是将世界近代史确定为资本主义的历史，起自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下限原来定为1917年十月革命，后来改为19。三是刘祚昌、王觉非主编，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史》近代史编。

该书是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的组成部分。这部著作虽说是按照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的观点来编写世界近代史，但仍将世界近代史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只是在文字表述上有所不同)，并将世界近代史的起点定在1500年，终点则定在1900年。综合起来看，第一种与第二种起点相同，终点不同;第二种和第三种终点相同，起点则不同。三种体系的共同点是将世界近代史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只是第三种体系强调世界历史是在近代时期(即资本主义时期)由分散而发展成为整体的。

以上三种世界近代史体系，从上个世纪60年代直至今天，在我国史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于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来说，这三种体系无疑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对于这三种世界近代史体系，我们不拟详加评论，但是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本文提出与之不同的世界近代史体系新看法。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有必要构建一个新的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而在这个方面，我国著名学者钱乘旦提出了一个设想，可以称之为“现代化体系”。钱乘旦在《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一文中认为，自世界进入近代以来，几乎一切事件、一切变化都围绕着现代化这个主题。因此，他主张“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钱乘旦根据现代化这个主题或主线，将世界近现代史划分为五个阶段。他所划分的第一个阶段到第四个阶段(从离现在约六七百年的中世纪晚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也就是世界历史的近代时期。虽然这个体系目前只是一种设想，还没有出版按照这个体系编写的世界近代史(以及世界现代史)，但是这个新体系的提出，很有新意和创见。从总的方面来说，我们赞同钱乘旦的意见，认为世界近现代史的确是世界各国走向和实现现代化过程，可以将现代化作为世界近现代史的主题、主线或中心思想。但是，就“现代化体系”涉及的诸多方面的问题，我们还想谈点补充意见。

我们认为，世界近现代史是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两个时期：近代和现代。第一个时期的历史是世界近代史，第二个时期的历史是世界现代史。在我们看来，所谓近代，就是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第一个时期。

现代化过程的第一个时期(世界近代史)开始于工业革命。这是因为，工业革命使人类开始进入工业社会(或工业经济时代)。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是划分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的一个界标。我们认为，世界近代史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世界历史，或者说是工业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因此，我们主张以工业革命作为世界近代史的起点。

世界近代史的上限是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其下限是20世纪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年)。这是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的第一个时期。但是，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因此现代化道路呈现出多样性。现代化不仅没有同一模式，而且也不是同步进行的。因此，在近代时期(即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第一个时期)，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现代化(俄国的现代化是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实现的)，亚非拉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虽然(以另一种地位和方式)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可是它们在近代时期并没有实现现代化，以致其现代化任务还要留到现代时期(即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第二个时期)去完成。

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第二个时期(即钱乘旦所提出的新体系的第五个阶段)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工业社会发展到20世纪40年代，第三次技术革命兴起。第三次技术革命使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均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使人类开始走向知识经济时代，进入信息社会。虽然亚非拉国家尚未实现现代化(个别国家例外)，就整个世界范围来说，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并没有结束，因此也可以将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时代)看成是工业社会(工业经济时代)的继续、发展和延伸，但是，由于20世纪40年代以后世界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已经使世界历史具有了不同于现代化第一个时期(近代时期)的特点和规律，因此，我们将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第二个时期的历史，称之为世界现代史。为什么赞同“以现代化为主题”?我们认为，“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具有很多优长之处：

首先，从指导思想来说，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而这个观点正是构建世界近代史新体系的理论根据。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社会历史主要是社会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社会生产方式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社会上层建筑。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从而引起社会生产方式的演进。因此，从古至今，才会出现不同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世界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也就是社会生产方式演进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主题或主线，就是现代化。

其次，这个主题抓住了世界近代时期历史发展的核心和实质。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经历了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直到今天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也可以看成是工业经济时代的继续、发展和延伸(有学者称之为“后现代”、“后工业”社会)。从古至今的历史，也就是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开始于近代时期，如果将世界近现代史视为一个整体的话，那么，近代时期的历史则是它的上部。因此，将现代化作为世界近代史的主题或主线，正是体现了世界近代时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质，也就是世界近代史的核心问题之所在。

在这里，我们想对老一辈世界史学者提出的“从分散到整体”的观点谈点看法。“从分散到整体”的观点把世界历史形成为整体看成是“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相互交叉发展的结果。这一具有独创性的观点，在我国世界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历史发展事实表明，世界的确是从分散走向整体的，世界近代史的新体系也必须包含“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的内容。但是，我们认为，“从分散到整体”的观点，如果从字面上来看，容易使人感到这个提法只是着眼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表面现象，而没有反映出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实质。“从分散到整体”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如提出这一观点的吴于廑先生所说过的：“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发展，是决定历史纵向和横向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它把历史的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个统一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之中。”(《总序》)因此，世界近代历史发展的实质，应该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就是现代化。

再次，“以现代化为主题”的新体系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新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在建立过程中曾受到“苏联体系”的影响。包括世界史在内的苏联历史著作强调阶级斗争，把历史写成了阶级斗争史。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我国的史学无不突出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在以往的世界近代史著作中有着多方面的表现。例如，对于世界近代史的界定，过去就曾表述为它是“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走向衰亡的历史”。后来编写的世界近代史著作，则将“走向衰亡”去掉了。这表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史学工作者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化。去掉“走向衰亡”的提法，已初步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而今天“以现代化为主题”的提法，则可以说是完全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再如，过去的世界近代史著作强调革命斗争，对改革则颇多微词，甚至斥之日“改良主义”而进行批判。其实，革命和改革都是解放生产力，都是为了实现现代化，只不过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已。革命的作用和改革的作用，同样都应该受到重视。在世界近代时期，英国、美国、法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走上现代化道路，德国、俄国通过改革走上了现代化道路，日本通过革命加改革的方式也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在中国近代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孙中山的革命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其目的都是为了中国实现现代化。可见，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就不会单纯强调革命而忽视或者贬低改革的作用。

复次，新体系有助于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本来，历史发展过程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某些历史著作往往不能实事求是地叙述和解释历史发展过程。就世界近代史来说，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学者总是把欧洲资本主义势力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侵略、掠夺说成是“白种人的负担”，把自己打扮成历史的主角，从而形成史学中的“欧洲中心论”。“欧洲中心论”漠视东方各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当然是错误的，理应予以摈弃。但是，重视东方各国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没有必要反其道而行之，来一个“东方中心论”。应当承认，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东方各国，到近代时期的确是落后了。正是认识不到这种落后，近代东方各国人民虽然进行了英勇的反抗斗争，但其结果大多归于失败或者造成走向现代化的道路的某种曲折。因此，无论是“欧洲中心论”，或者是“东方中心论”，都不符合世界近代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双重使命”，以及在造成东方国家的“社会革命”(指自然经济的崩溃)时西方资本主义“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的观点，虽然并不是直接论述世界近代时期的现代化问题，但是却为我们正确认识世界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西方和东方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因此，围绕着“现代化”这个主题或主线来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就能够防止片面性，避免产生“欧洲中心论”或者“东方中心论”，按照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叙述世界近代时期的历史。

最后，以现代化为主题的新体系具有涵盖宽广的优点。世界近代史有着十分丰富而生动的内容。以往的世界近代史著作，大多偏重在政治史方面，社会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内容很少，使读者感到历史著作非常单调和枯燥，以致阅读兴趣不大。尽管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作了一些改进，但是似乎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并在这一体系框架下编写出的世界近代史，我们相信将是一部内容充实、观点新颖、文字生动、富有特色的著作。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原因就在于现代化这个主题。我们认为，所谓“现代化”，实质上是一个经济概念，或者说首先是一个经济概念。它指的是人类历史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的转变，即从旧的生产方式向新的生产方式的转变。

“现代化”首先体现于经济领域，即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它的核心是工业化。由于工业化(或工业现代化)的完成，就为现代社会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于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必然要随之而发生变化。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思想观念、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等等)都要适应现代社会而发生改变，或者说它们本身也都需要实现现代化。因此，现代化涉及世界近代历史的全部内容。正如钱乘旦所说的：“事实上，近代以来，世界上几乎一切事关全局的大事或体现着大方向的进展都以现代化为中心，而不论这些进展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还是社会生活的。”由此可见，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既有着学术上的深度，同时也具有内容上的广度。按照这个新体系来进行编写，肯定能够将一部丰富多彩的世界近代史著作呈现在广大读者的面前。

构建世界近代史的新体系，是一个重大课题。作为一个体系，它不仅是本门学科的“主心骨”，而且涉及方方面面。因此，在构建世界近代史新体系的时候，需要进行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做到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我们在思索这个课题的过程中，联系已有的多种世界近代史体系，避免可能产生的缺陷，想到了若干要求(也可以视为“原则”或“规则”)。至于这些要求是否合适和恰当，谨提出和同行学者商讨，并望共勉。

我们认为，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时，需要考虑到以下一些要求：

首先，应注意世界通史的整体性。世界近代史是世界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即近代时期的世界历史。作为世界通史组成部分的世界近代史，应该从世界通史的整体结构来考虑。也就是说，必须考虑到它在整个世界通史中所处的位置。世界近代史上接世界古代史，下联世界现代史;它的起点即世界古代史的终点，它的终点即世界现代史的起点。因此，在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的时候，就不能孤立地只着眼于近代，同时也需要看到古代和现代。正是出于对这种整体性的考虑，我们将从古至今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时代。也就是说，将世界通史划分为三个部分：世界古代史是农业经济时代(或者称为农业社会)的历史;世界近代史是工业经济时代(或者称为工业社会)的历史;世界现代史是知识经济时代(或者称为信息社会)的历史。这种划分，不仅反映出人类历史由传统农业社会发展为现代工业社会的过程，而且也体现了世界近代史的主题，并说明了世界近代史是现代化第一个时期的世界历史。

其次，应注意内容与主题的联系性。世界近代史虽然不是地区史和国别史的拼凑，但它必然要涉及世界各国的历史，因此其内容是十分纷繁复杂的。不过，无论多么纷繁复杂，无论是纵向或横向的叙述，无论是经济发展、政治变革、科技进步、教育兴盛等等，都应该围绕着世界近代史的主题或主线。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体系，必须考虑到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如果没有这种内在联系，那就只能看到历史知识的堆集和罗列了。那么，怎样才能使历史发展(无论纵向或横向)具有内在联系呢?这就关系到主题或主线。世界近代史的主题或主线的作用，就在于围绕着它，就能使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具有内在联系，因而才能使世界近代史形成一个体系、一个整体。用主题或主线将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历史知识)联系起来，这种做法好有一比：“以线穿珠不见线。”就是说，诸多的历史事件(历史知识)好象一颗一颗的珠子，只有用一根线将它们串联起来，才会形成一个整体(体系)。当然，在叙述诸多历史事件(历史知识)的时候，这个主题或主线并非显露于外，而是隐藏于内的，这不正表明了它们之间具有的内在联系吗?!

再次，应考虑到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在其内涵的提法和表述上具有一致性。如前所述，世界近现代史是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过程。近代是这个现代化过程的第一个时期，现代是这个现代化过程的第二个时期。因此，世界近代史与世界现代史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我们把世界近代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来构建它的体系的时候，不仅需要考虑它在内容上与主题或主线的内在联系，而且在解释什么是世界近代史的时候，还需要考虑到它同世界现代史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要使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在内涵的提法和表述上保持某种一致性。之所以提出这一点，是因为现有的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在这方面存在着不一致之处。我们看到，当前国内有代表性的两种世界通史著作，一种是崔连仲等主编的六卷本《世界通史》(人民出版社出版)，一种是吴于廑等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两种版本的世界通史近代部分都将世界近代史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人民版《世界通史》近代卷称“世界近代史……主要是一部资本主义上升发展的历史”;高教版《世界史》近代史编则称“世界近代史就是一部资本主义在西方上升、发展、向全世界扩张并由之在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和反响的历史”。而关于世界现代史，人民版《世界通史》现代卷表述得比较含糊，没有明确地说什么是世界现代史;高教版《世界史》现代史编则笼统地说“世界现代史大体上相当于20世纪的历史”。显然，对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的上述界定，在提法和表述上不具有连续性。这种提法和表述的不一致，使人们看不到世界近代史与世界现代史之间的有机联系。

最后，应有明确的时间概念和重大历史事件作为世界近代史起始和结束的标志。世界近代史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应该有一个时间范围;作为世界通史的组成部分或一个时期，也需要有它的上限和下限。不管世界近代时期之内如何具体分期或分段，但是世界近代史的上限和下限却是构建体系所不可缺少的。因此，时间断限也是构建体系的一个要素。这个时间断限，应当同重大历史事件结合起来，作为起始和结束的明显标志，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关于世界近代史的上限，人民版《世界通史》近代卷定在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教版《世界史》近代史编定在1500年(“地理大发现”在此前后)。关于世界近代史的下限，这两种版本的世界近代史都定在1900年。之所以定在这一年，其理由是“1900年可以视为已在支配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发生巨大变化的标志”。这个“巨大变化”，指的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帝国主义在这时(1900年)最终形成了。作为帝国主义最终形成的标志性事件，的确发生在1900年前后，即：18的美西战争，1899―19的英布战争和1904―19的日俄战争。虽然我们对这两种版本的世界近代史关于世界近代史的上限和下限的具体时间有着不同的看法(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这两种断限都有明确的时间概念和重大历史事件作为标志，因此应该说，这是符合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的要求的。

综上所述，我们对现有世界近代史体系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赞同“现代化体系”的设想。但是，构建世界近代史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还需要史学工作者下大力气才能完成，我们就此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和讨论。

第一，现有的几种世界近代史体系(包括定义、分期、断限等)各有千秋，可以诸说并存。这些体系，代表了众多学者对世界近代历史的各种观点，都有他们的依据和理由。这些不同的学术见解，很难说谁对谁错。我们虽然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现有体系的否定。同其他学术见解一样，对世界近代史体系的主张也不一定要强求一致。希望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相互尊重对方的意见，不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

第二，在相互尊重、诸说并存的基础上，开展各抒己见的学术讨论。在讨论中充分阐述自己的看法和理由。有学者提出，为了构建新的世界史体系，现在应该从“百花齐放”的状态进入“百家争鸣”的阶段，并在成熟的条件下实现相对而言的“大一统”。这个意见很好。希望对世界近代史的体系(包括定义、分期、断限等)问题展开讨论，通过讨论达成基本共识。

第三，目前，我国高校历史院系使用的世界近代史教材，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和要求。除了正式出版的《世界近代史》之外，也可能还有各高校教师自己编撰的教材。教材虽然不同，但是世界近代时期的历史事实却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改变的。因此，关于世界近代史体系的学术讨论，并不会对高校历史院系的世界近代史教学工作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作为高等学校历史院系的学生，应该对有关世界近代史体系的不同学术观点有所了解。因此，我们建议，无论使用哪一种世界近代史教材，都应该将其他体系的不同观点加以简要介绍，从而启发学生的思考，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甚至也可能促使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这种做法，不仅有助于师生互动和提高教学质量，而且也有利于推动世界近代史体系的讨论。

第四，积极启动按照新体系编撰世界近代史著作的工作。如前所述，世界近代史不同体系的著作已有多种。“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代史新体系的主张虽然提出来了，但是还没有按照这个主题编撰的世界近代史著作。看来，从新体系的提出到最后完成著作，还有一段路程要走。我们建议，高校历史院系和科研机构应组织人力对新体系及其框架的设想继续进行探讨，使“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的世界近代史新体系日臻完善。然后，结合具体史实，编撰成书。我们盼望着新体系的世界近代史著作早日问世。

参考文献。

[1]钱乘旦.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j].世界历史，，(3).

历史

历史的尘埃滚滚而来，掩埋了无数的辉煌与奢华。

面对那浩瀚的历史长河，数风流人物发出了自己的感慨。他们知道，从炎黄帝到现在，在整个人类历史面前他们有如历史尘埃中的一叶孤舟。但他们都渴望触摸那历史的脊梁。他们的生命不是永恒的`，但他们的精神是永恒的。正如那首诗一样，神龟虽寿，犹有尽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仰望星空，感叹历史沧桑；俯视大地，感受岁月痕迹；环视四周，感慨时光流逝。历史是伟大的，也是渺小的。

历史是美好的，也是遗憾的。历史是善良的，也是残酷的。这不正如那大自然一样吗？伟大而渺小，充满着美好又充满着遗憾，善良而又残酷。

初中历史论文

摘要：

诠释学是一个理解和解释文本的哲学理论，是西方哲学、宗教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文艺理论中有关作用、理解和解释等理由的哲学体系、策略论或技术性规则的统称。

而中国的民族文献学研究，是一门正在发展中的新兴学科，其理论体系还处于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中。

因而，从诠释学的视野去讨论图书馆民族文献研究的作用和作用，是对中华民族文献研究理论体系建设的有益探索。

关键词：

诠释学；图书馆；民族文献。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且文化形式多样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在这块富饶、瑰丽的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并共同缔造出璀璨夺目、浩如烟海的中华民族文化宝库，这其中就包括了在时间长河中所凝聚、保存和流传下来的各民族文献。

但是，随着各族人民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的不断进步与增长，虽然中国的学科体系建设与学术研究成果有了较大的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与严谨。

但由于学术界学科界定和相关策略论研究不够清晰所造成的认识和其他方面的理由，作为反映中国各民族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各种民族文献，目前仍就处于一个尚未完全被开发和解读的尴尬状态，这就使得民族文献学的研究还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弱势的境地，而一些曾经在历史上大放异彩的文献由于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推广和保护传承，已沦入濒临散佚消亡的命运。

究其理由，就是没有一套能够较好地正确指导解释和解读民族文献，特别是中华民族古籍文献的策略论。

1、诠释学是一门指导文本理解和解释的规则的学科。

诠释学（hermeneutics）一词来源于古希腊神话中一位往返于神界与人界之间，为人与神传递消息的信使赫尔默斯（hermes），因为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的语言与人间的语言不同，作为信使的赫尔默斯就需要将传递的信息进行翻译和解释，从而使得人类能正确理解神的旨意。

正是基于这种最初的含义，古代语文学家都用“翻译”和“解释”来定义诠释学。

由于从赫尔默斯发展而来的诠释学有传达诸神的旨意的含义，而这种旨意带有一种无条件服从的“神授意味”，使得诠释学在某种作用上被看作是一门我们必须把它的要求当做真理和命令一般加以服从的艺术，因为它能理解和解释那种对我们封闭的东西——陌生的话语或他人未曾说出的信念。

因此，诠释学也被看作是一种需要特殊精神所造就的能力或实践。

诠释学经历了类似于修辞学、语法学、逻辑学、从属于语文学的历程，到了20世纪已把自身从一种理解和解释的策略论发展成为一种哲学理论。

一些人文科学甚至也把它看成一种最新的视角或策略论，如近年出现的文学诠释学、历史诠释学、艺术诠释学等，我国有些学者甚至还提出要建立我们中国的诠释学。

而关于中国诠释学的概念，最早是由台湾历史学家黄俊杰教授在其《孟子思想史论》中提出来的，所指的是“中国学术史上源远流长的经典注疏传统中所呈现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诠释学”。

由此，我们可以先把经典的归属理解为文献的范畴，这应该是没有任何疑义的，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理解，“注”，是对经书字句的注解，又称传、笺、解、章句等；“疏”，是对“注”的注解，又称义疏、正义、疏义等。

注与疏的内容关乎经籍中文字正假、语词作用、音读正讹、语法修辞，以及名物、典制、史实等。

因此，运用诠释学在图书馆进行民族文献研究，特别是民族古籍文献的研究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具有深远作用的。

不仅可以逐渐丰富和完善“中国诠释学”的理论概念体系，还能把目前理论界相对比较杂乱的“古典解释学”、“古代阐释学”以及以古代经典命名的一切解释学、诠释学，统一归并称为“文献诠释学”。

因为，文献学的范畴很广泛，包括了一切与人类文明传承有关的知识、技术与文化及各种载体的总和。

而图书馆是各类文献最大的集藏地，也是各类民族经典的最大收藏者，用诠释学对图书馆中的经典民族文献进行注疏，是对图书馆馆藏古籍文献进行开发利用及科学管理工作的有益尝试和积极探索。

2、理解是联结诠释学与民族文献研究的纽带。

民族文献的研究首先是对民族文字符号的理解与认识，但民族文字符号的理解与认识，又不是简单地求其字义的解释，而是以“理解”的态度去揭示古代的普遍精神。

文字符号的研究不是考据，而是需要研究者进入到整个文本符号的内在去“感受”那个时代的精神世界。

中国古代民族文献的发现极为久远，早期的甲骨文、金石文献被发现时，对于研究者而言只是一种暂时无法解读的文字符号。

这种文字符号与所组成的文本在当时所体现的就是远古时期的普遍精神和生命，而对这些文字符号和文本的解释，就要研究者通过“理解”的途径进入到整个文本的内在精神世界和内在生命中去解读其中的含义。

最终，才能解释出这些文字符号所代表的含义。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体会理解与解释的不同，理解是解释的.基础和前提，解释则是理解的发展和说明。

理解包含两个要素，即领悟个别和综合个别成一整体。

同样，解释也建立在特殊或个别的说明和综合特殊成一统一体的基础上。

因此，一些学者认为，解释是作者精神的重构，对作品的理解和解释乃是对已经被形成的东西的真实的再生产或再创造。

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字文献是我国文献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领域。

但是，由于认识和正确解读等方面的理由，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研究还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例如，我国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文献源于公元2世纪传入中国于阗地区的佉卢文，又名犍陀罗文，是一种古代文字，由252个不同的符号表示各种辅音和元音的组合，从右向左横向书写，大约和印度的婆罗米系文字的出现时间相近，通用于印度西北部、巴基斯坦、阿富汗一带，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通商语文和佛教语文，在历史上总共存在了7以上，被用于铸币、书写契约及翻译佛教文献。

在东汉末年，伴随着贵霜王朝的日趋瓦解，贵霜难民迁入塔里木盆地，佉卢文开始在于阗、鄯善等地传播。

公元4世纪中叶随着贵霜王朝的灭亡，佉卢文也随之消失了。

18世纪末佉卢文早已经成了一种无人可识的死文字，直至837年才被英国学者普林谢普探明了佉卢文的奥秘。

但是理由在于公元3世纪时，佉卢文在产生它的印度消失了，怎么突然又在异国他乡流行了起来？这着实让人无法理解。

如果现在有一本这样的文献放在我们的手中，我们是否可以运用诠释学去“理解”并最终解释呢？目前，我国虽然收集保存了一批藏文、蒙古文、彝文、傣文、东巴文、水书等少数民族文字的古籍文献，但真正能理解和读懂这些文字的人大多早已故去，使得这些珍贵的民族文献变成了难解之谜。

如果能把诠释学的“理解”策略，引入到图书馆民族文献的开发利用与研究上去，那隐藏于这些民族古籍中的神秘大门，一定会被诠释学这把理解和解释文本的钥匙逐一打开。

历史

一块块铜版上，清晰地浇铸着位大屠杀幸存者的脚印，或深或浅，或大或小，它们忠实地记录着历史上令人揪心的一刻，让我们沉重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

双脚印中，有朝夕相处的夫妻，有情同手足的兄弟，有拖着一条残腿的孤寡老人，也有赫赫有名的大律师大法官。每一双脚印中间都刻下了他们的名字和年龄，每一双脚印逼真而精细，看锝见每条细微的纹路……哦，这是历史证人的脚印啊！

路的两边，醒目地竖立着两座铜像：一座是9岁时被鬼子的子弹打穿左肩的倪翠萍奶奶，瞧她袒露的肩头上，罪恶的弹痕深深地抠进了骨肉；另一座是0岁时被子弹打穿右腿的彭玉珍奶奶，她正拄着拐杖向人们痛诉鬼子的灭绝人性的暴行！

是的，双脚印记录了个血泪斑斑的悲情故事，浓缩了30万遇难同胞的弥天苦难啊！这些历史证人的脚印告诉我，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轻轻地，走在这永不磨灭的青铜道路上，我年少的灵魂在经受历史风雨的庄严洗礼……。

然而，我悲痛地知道，这一切不可能再现了！当年的血雨腥风早已化着今天无声的誓言，而这些记载历史的青铜脚印，将永远守望着岁月的变迁，将把杀人的侩子手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将铭记住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最残暴的一页！

轻轻地，我随着潮水般汹涌的人流，迈步在每一双铜版脚印上，一步一个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