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是一种对自己的理解和触动进行表达的方式，可以提高自己的思考能力和文学素养。随着阅读的深入，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真切的情感融入到作品中，以下是一些读者的真实感受，和大家共勉。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以前对《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印象最深的是关于中国缺乏数字化管理的论述。当黄仁宇描述着一场杂乱无章的古代战争时，难以置信的统计和控制之劣，近乎荒谬，远远偏离了我对智勇双全的先民的恭敬想象。黄把中国形容成一个庞大的以礼仪统治的国家，由天子和官僚作道德楷模，指引小民的生活，而管理则是模糊和杂乱的。具体到基层州县，政务中充满了模糊的统计数字和含糊夸大的文字报告。
再读时，这个论断的真实性在我的头脑里大打折扣。黄无疑夸大了道德规训(抄一个福柯的词哈)的力量，并低估了地方官对地方的控制——很难想象这个由庞大税收养活的王朝没有潜质进行严格的税收，并把军事等方面的动员力深植到地方。
再读的亮点是关于官僚体制。根据黄的描述，庞大的文官集团并不象理想中的士大夫集团一样和衷共济、人人都是道德楷模。由于个人的力量相对整个体制(以及天子)的力量而言过于微小，为了寻求安全感，他们务必结成一些集团，谋取共同利益。讲到张居正时，黄说张的任人唯亲几乎是无从选取的，正因他应对数万人的官僚队伍，没办法考核和选取，只能选用自己了解的人。
联想到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实际上是政治谋生手段，是自保和发展的必然要求。综观中国的选官制度，从汉朝的“举孝廉”，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的门阀世族子弟作官，再到隋唐的科举取士，只有加强了中央在体制中的权威，使每个人拥有同样的机会，在选官过程中才不会出现力量的聚合现象，即一个个体不需要投靠一有力实体以在竞争中获得机会。但这只是选官阶段，只是仕途的门槛。
既已成为进士，有了公务员资格(当然，在考取公务员资格过程中，古往今来，作弊一向是屡见不鲜的超体制行动)，今后在仕途上的发展、能否得到肥缺和升迁机会，其评价途径就不得而知了。在明朝，每六年进行一次全国大考核，不任事的官员会被斥退或强迫退休。然而正面的褒奖从何而出?升迁的名单如何确定?想必不是件十分公开的事。就象这天的选民们并不知道也无从预测人大开过后有哪些新官上任。新闻联播里念名单的时候，我每每觉得他们是刚从哪个石头缝蹦出来的大圣。
没有简明可操作(如科举一般)的程序，单个的官员永远是最弱势的群体。在混沌而充满风险和竞争的体制中寻求自保的最好方式，便是结党。虽然圣人说“君子不党”，但君子要想实现“治平”和“升官发财”的理想，不党恐怕是不成的。
中国历史奇妙就奇妙在，它是由无数轮回组成。惊人的相似性是最富戏剧性的资料。于是在中国的官僚体制中，党同伐异、相互攻击和权谋妥协，一其始终。台上投票握手，台下踢脚，表面上看波澜不惊，小民仍颂之为人民公仆，斗争是永远无从与闻的。
黄认为中国官僚体制中，所依靠的道德缺乏约束，又没有良好的数字化管理，作为帝国真正主人的官僚集团内部存在无数利害冲突，构成了“一个带有爆炸性的团体”。有明一代，在万历后期，官员便已看透了中枢势微，只需敷衍应付。那时候的皇帝也不懂搞整风或者三讲，于是官场不良风气如瘟疫般泛滥，贪污腐败风行，并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其因此能勉强维持，实在是替代的办法尚未找到”，而且庞大、历史悠久如我们的帝国，仅靠“惯性的作用”也可继续存活若干年月。
对这个关于危机和崩溃的故事，我存在深深的怀疑。据我的印象，没有哪个王朝的崩溃是由吏制腐败直接、或有极大相关性间接导致的。想来想去都是地方武装势力坐大和外族入侵的结果。即使是苏式唯物史观高唱赞歌的农民起义，也但是是起到了较大的助力而已。也没有听说哪个王朝的诞生，是因了清明高尚的吏治，谁都知道中国的开国皇帝，基本都是立刻得天下，怎样也要打赢一场解放战争才能坐稳江山。而为了打仗而积蓄力量时，不可能广施仁政而不横征暴敛。
记得十几年前，天真的学长们走上大街，到处张贴标语如：“卖掉奔驰，还我钞票!”历史于是又一次证明，使中国社会持续稳定(或破坏它)的，不是百姓，而是控制着铁和血的“仕大夫”。
黄显然把帝国的体制看得过于单薄了，更需要思考到的是，体制的对立面是零散势单的无数愚民。除了以宣教方式起作用的一面，这个体制已经自发构成了某些游戏规则。这些规则产生于制度的罅隙，是基于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无政府状态，用吴思的词，这些就是“潜规则”。
古往今来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坚信中国是礼仪之邦，人人事事都尊制循礼。这种错觉掩住了无数双有穿透力的眼睛。
吴思把中国还原成一个暴力左右的社会，由一个个、一层层暴力集团统治。我认为，他用人类学的方法发现了“潜规则”，这一重大发现的好处对中国而言肯定超过了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发现(况且好象这个剩余价值也不是马克思最早发现的)。鲁迅以前讲他一个朋友看史书，从字缝里只看出“吃人”两字，他和他的朋友都狂得很帅很有穿透力，偶很是心仪。
在以德治国的背后，是无数制度的缺乏和失去控制的现实，在那些空白的地方，滋生出基于达尔文理论的潜规则，实则这些潜规则才是支配中国社会结构运作的真正幕后老大。因此即使如黄氏笔下所描述的，万历皇帝正因立储问题与群臣交恶，消极怠工而使官僚机体败坏。整个帝国的真正规则，并没有受到任何损害(从善恶性质讲，以前也好不到哪儿去)。万历的行为可能只会给规则的运行带给更好的生存环境。
结党依旧，贪暴依旧，买官卖官依旧，上京开会上供跑官依旧，只是外部环境更宽松了而已。何况那时候交通不便，跑跑官也不会出车祸死在路上，想搞性贿赂也不用非得自己献身，成本实在低多了。形势一片大好。
(完全植根于西方土壤的资本主义，在中国是不存在对应物的。资本主义从西欧产生，然后铺展到全世界。而所谓“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绝对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是苏联五种社会模式的蹩脚注脚，围绕它的时刻地点的争论，是一场多么搞笑的学术闹剧!它唯一的贡献就是养活了中国那么多历史学家，又是出书又是评职称又是开学术研讨会，开心得不亦乐乎!)。
如果用中国根本不可能产生的所谓“数字化管理”来解释中国的朝代更替、帝国的崩溃过程，其荒谬程度能够与“关公战秦琼”比肩。更没法解释同样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清，又怎样存活数百年。(md，封建又是个我不能容忍的伪命题。)。
不是用历史去发现、质疑理论，而是将历史活生生地yan割后去注解理论。这么不历史主义的观点，竟然出自一个大历史学家的手笔，而大一时的我还以前那么崇信他。。。毕竟是个丫头片子啊。。。
吴思能发现潜规则，必须是从他对中国土匪，以及小民在乱世的生存选取的研究中获得的灵感。中国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大都认为“历史，就是制度的历史”，继而把制度局限在上层建筑范围，再缩小到对官制的研究，因此估计是没法象他这样独辟蹊径了。中国人的学术创新潜质是怎样被束缚的，能够想象一下。
最近也在重读王小波的杂文，发现他也写过一篇关于〈万历十五年〉的书评。关于这本书，王没什么高深见解，只是朴素地举了个反例。他说，中国要真用数目字管理，只能更糟——大跃进时，卫星上了天，经济和生产但是下了地。
不真正改变中国的机体运行环境和模式，生搬硬套来的东西全都靠不住。钱锺书说，西方什么东西到了中国都会走样，呵呵，是之谓也。
不管怎样说，〈万历十五年〉还是一部好书，正因我读的时候强烈愉悦，它带给我的启发层出不穷。作者读史的视角和纵横摆阖史料的潜质真是太强了!批评他，我多少有点黄口小儿的感觉。但是关注经济时代，批评也是增长点啊——以此乱糟糟的文字向黄先生致敬。
搞笑的是，20xx年曾与中华书局此书的责编@西丰客人兄一齐吃海底捞，饭中并未聊到此书。此刻看到此文和老兄的评论同在此书主页下，还真有点意思。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彼时的四十八年，恐怕会熬老几代人。然而四十八年的孤独，或许会熬空一个人，大明有这样一位皇帝，便是这样一个孤独患者。公元1620年，万历皇帝朱翊钧长眠定陵，安详而孤独地结束了他马拉松式的四十八年统治。
昏黄的背景之中，万历皇帝着朝服端居高座。脸型微胖而方，眉宇挺拔，显得慈善稳重，目微下视显得慵懒颓废，似乎正映衬了他执政后期的生活状态，但是每每当我仔细端详时，总被那深邃得不可测的目光所深深吸引——这不禁引起我深深的思考，一幅明末宫廷百态的历史轴卷徐徐在眼前展开。
当一位位如低贱的戏子一样的历史人物浮出历史长河时，便可以被台下的人任意涂鸦，肆意戏谑了。东施的小眼睛或许被涂抹得别有风韵，西施嘴角的微痣可能被放大得不堪入目。看客们早已忘却原本的角儿的真面目，只会人云亦云，他们拍手嘲讽那个以荒诞不经著称的演员——万历。然而，万历似乎是一个不太会生气的皇帝，因为它被气惯了。
我们的故事从一位郁郁不得志的s官员开始，有一天他想出了一招火箭式的升官之路，做法便是用死谏强迫皇帝接收其未必高明的建议，从而给其他人种错觉——s忠君爱国。而真实的s，却是在极其阴损地谋取名利。因为如果s因为直谏被处死，便会留名青史，这是古代文人最高的荣誉了，同时皇帝便会被认定成一个昏君，这是所有帝王所忌讳的；可皇帝如果采纳了s的建议，造成的后期效应亦只有皇帝一人买单。总之，这是一项稳赚的生意，重点是不违读书人所谓的“道义”，何乐而不为？于是，大小官员争先恐后地“触龙须”找死，犹如那恐怖的伪道德的洪水，万历被包围了！
曾有过这样的臆想，或许来自于悬疑电影的影响，觉得有一天我所熟识的所有人，都把我当作一个陌生人看待，我的意志在死寂中崩溃，崩溃，崩溃，即使臆想结束还心有余悸。而万历的生活并非臆想，而是面对天下的精英的日日攻心。面对孤立无援的处境，万历恐怕也只有选择退避了，而这一退就是三十年。因为他太善良了，善良得让所有人都以为软弱可欺，甚至遭受官员侮辱，作为天子至尊也只给了那个s官员廷杖和降级；因为他太无奈了，无奈的是无力改变文官制度千百年来造成文官的畸形而矛盾的性格——被歪曲的“杀身成仁”，俸禄的低下造成深重的结党营私的“非礼”行为，但依然以儒家传统道义为他们的精神支柱，从中给予恶行以通用的合理性；因为他太有智慧，深知只有退避方可保留他外强中干的皇帝的权威，深知皇权纵然高贵，却是必须建立在以承认文官道德及信仰的基础之上的，可那明明丑恶！因为他太“民主”，太尊重那些不该尊重的人，视那些人为“爱卿”而非“奴才”。
他即使是三十年未上朝，依然亲自主持了“三大征”，平定了杨应龙之乱、平宁了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其内心的剧烈矛盾在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样的矛盾也带给他悲观的心态，甚至在去世前写下了“七十老翁何所求”的诗句，或许这样悲观的心态也是导致他在狱中自杀的原因。
李贽内心自相矛盾的一个体现是在1587年他完成了一切对于家族的义务之后，次年即落发为僧。李贽是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之下长大成人的，因此他一直是儒家的信徒。而儒家思想要求人们五德，即仁义礼智信，因此李贽一直肩负着家族的重任。而人们的家族观念之所以如此之重，是因为一个家族世代务农，单指望着能有一个走上仕途的能够光耀门楣，有这样一个念想，这个家族在几代之前就开始苦心经营，争取创造出一个好的经济条件。还是马克思老爷子看得清楚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后才能供孩子读书，科考，中榜，做官。
所以我们看到红榜上的一个名字，其背后往往是一个家族几代人的努力，那么你不肩负起家族重任，对得起谁呢？然而做官，就一定有他们想的那么光鲜吗？之前已经提到过多次，本朝的官员们被限制在严格的道德框架中，可以说是被简朴了。就李贽那点俸禄养家都困难，他还得教书补贴家用，可以说做这个官就只是有一个虚名而已，就这个虚名，也足以使他陷入无数的纠缠中无法自拔。
而李贽，这个哲学家，追求的是独立之人格，又怎会甘愿被世俗纠缠呢？于是，在姚安府任期到达之后，正值官运亨通之际的他毅然退休，在履行完对家族的义务之后，李贽便落发为僧。家族的反对声越大，他的反抗就越激烈。
不过李贽自相矛盾就在于他既然已经遁入空门，却并没有看破红尘。他的妻子去世后，李贽为此颇为神伤，写了很多诗来悼念亡妻，他还告诫别人，家里如果有亲人，千万不要落发为僧。忽然想起在一期《爸爸去哪儿》中，陈小春听到儿子jasper说“我不要爸爸变老”之后的潸然泪下，梁咏琪当妈妈之后搁下了自己对于极限运动的热爱，我也想起了中兴程序员被裁跳楼后妻子的撕心裂肺。我们每个人都不是一个人，我们的身后有许多人需要我们来遮风挡雨。
所以才会有很多中年人感叹不敢生病，活着如此之累却依然咬牙前行，因为我们从来就不是为自己而活，即使看起来已经山穷水尽，想想家人，为了他们，也请砥砺前行。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万历十五年是公元1587年，平平常常的一年，作者黄仁宇开篇即说道"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既然如此，作者又是为何执意将此年份用作书名？作者指出，该年份发生的一些不为史学家注意的小事，虽是"末端小节"，但实质上确是"前事之节症、后事之机缘，期间因果，恰为历史之节点"。从这些小事上，也许更能看清楚历史的真面目，还原一个本来的神宗，和神宗统治下的明王朝。
作者开篇即为读者介绍了皇帝的繁重工作，每日早朝、祭天祀祖、庆节封赏、见宾阅军等等活动都是由皇帝亲为，并按照严苛的礼仪行事。皇帝贵为天子，即为天命所选之人，是全国臣民无上权威的象征，也是全国臣民行动的指南。因而，皇帝的许多行动也带有象征性，不可过分随性，以乱礼法。
事实上，作为庞大的帝国，要想井而有序地运行，包括皇帝在内的整个文人官僚阶层都明白，仅依严刑峻法是不够的，甚至是错误的。有效的统治必须以"礼"治人，儒家的礼教已实行千年，"礼"之所以能被有效地贯彻并非强大行政力量的强制，也不是严酷惩罚性后果的威慑，而是自上而下"穿透式"的实行和"上行下效"的学习、模仿。这一系列活动的关键人物即是皇帝，这位天选之子、人之楷模要"事必躬亲"地践行礼教规范，再由文官记录并撰文，传颂天下以为范。
尽管皇帝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掌有至上权利，但皇帝在维持统治的礼教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文中以早朝为例，从朱元璋时起就确立的早朝制度意在督促皇帝主动了解国情，行使权力。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工作狂，自朱元璋后，早朝制度逐渐成为皇帝的包袱，想甩也甩不掉，这种百官受累、皇帝厌倦的制度却又不得不实行，原因即在"礼"。早朝制度是先帝所定，不仅百官要遵守，当朝皇帝也不能避免，不上早朝即是不守祖训。
弘治皇帝因宫中失火彻夜未眠，精神恍惚之余用央求的语气要求免朝一日，经过大学士们的商议才同意辍朝一日，足见皇帝为"礼"所累。若皇帝有不符合礼教之态，整个文官集团，包括皇太后等皇室成员会群起而攻之，进而矫正，以复规矩，达到合"礼"。十七岁的万历皇帝因一场纵酒狂欢、恣意而为的游园闹剧被认为是有失礼教，皇太后自责督育不足，众百官齐奏何为之过，甚至皇太后以废失德之君以立新主为要挟迫使万历悔改。
成年以前的神宗处处受张居正和皇太后的管教，不得胡作非为，更不得恣意妄为，有板有眼地遵守着"礼"的规制。但在其成年后，张居正去世时，神宗尽管已经大权在握，却绝望地发现纵使再无喋喋不休的张严师和皇太后，他依然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获得突破"礼"的自由，这一点充分暴露在立皇子时。
"立长不立幼"的固化观念使得整个文官阶层不惧严刑、前赴后继地反对神宗，使得他连立皇子都不能自己决定，因为不守祖训即是违背礼教，而不守礼教将会被推向道德的反对面，除非神宗想做昏君，否则就必须被文官集团牵着走。此时的文官集团已经成为礼教的象征，而在强大的礼教面前，即便贵为天子，也不得不屈服，成为礼教的代言人。
皇帝从礼教中受益，统治全国，同时也为礼教所虏，成为礼教的代言人。没有礼教，就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而没有皇帝，礼教就不可能有效地实施。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使得皇帝逐步沦为统治帝国的工具，借助这个工具，文官集团可以尽享鱼肉百姓之乐，而免受严苛礼教之苦。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黄仁宇先生并非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而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我不是学历史的，所谓“门内看行道，门外看热闹”，在热闹之余，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一时感慨万分，以求一吐为快。
一历史。
历史本无所谓错与对，但人们在讨论历史的时候总爱如此评论：“如果当年韩信在汉中自立为王……”，“假如元朝大军向日本进发不遇到海难……”，这些言论无法改变已过去的事实，有意义的在于总结经验，以改造未来。昆德拉所言“永远隆起的硬块”意亦如此。
历史是欲望推动的，众多的欲望组成之合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力量之源。人类开始住在树上，想到地面生活更好，就到了地面。先是打猎为生，后觉得植物也不错，于是开始了种植。当然，这其中固然有很多冲突和矛盾，比如在有的人想从树上跑下来的时候，其他的强烈反对，“野兽来了怎么办?”“在地上怎么睡啊?……，这些反对和赞成冲突融合，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最初的人类公社，是人类最团结的时刻，因为那时人常常挨饿，用马斯洛的理论来说，就是人的需求还处于最低层——生理需求。要吃饱饭这统一的欲望就是团结的基石，同一团队的人必须要相互配合才能猎取到食物。但通常这仅局限于内部，在部落与部落之间，如何获得更多的食物就不再是能靠协作解决的问题，资源争斗(抢地盘)则成了更能解决问题的手段，战争和掠夺由此而生。
在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更高层次需求相应而生。得到尊重变成了理所当然的追求。由于得到尊重的主体必然是个人的，这种欲望彻底破坏了团结，成员之间相互冲突，出现了社会等级。
二道德。
等级制度的确立并没有彻底解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欲望的冲突，这种用暴力或者其他强制性力量对冲突进行缓冲，这种冲突急迫地需要解决，同时胜利者希望自己的地位能够长久保持，因而道德呼之而出。
道德实际上就是对欲望的抑制，是对欲望冲突最有效的协调中和。
道德是神秘主义的法律，法律则意味着工具性，这种神秘主义色彩和工具性相互矛盾的两大特性同存。神秘主义是人类思维的黑洞，是超越人类理性思维之外的东西，中间蕴涵着最强大的能量，这就是道德这个工具难以控制的根源。希特勒从这个黑洞里舀了一点能量出来便世界大乱，拉登沾了一点就能制造“9.11“。
道德自然而然地成为抑制人的欲望的工具，道德本身的神秘主义特点就意味着对道德的理解的多样性。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如何吃面包都做了严格的规定，这让今天的我们感到好笑;伊斯兰教的妇女们个个是蒙面大侠，让汉人望而生畏;纵欲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争论今天依然激烈，这说明了道德由于其神秘主义特性，无力完成对欲望的彻底控制，道德只是神秘主义的法律，而不是单纯的法律，有时相反成了欲望冲突中的武器工具。
事实上中华帝国从古到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美丽的梦想，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对追求自己的私欲。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政界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中国古代的德治，毕竟是种境界，全民景仰，只因无法实现而不去要求自己的生活，然而现在的情况是，以国家的名义公然撒谎，在大家都知道是谎言的情况下，搞政治教育，三个代表，事实上连统治者自己也知道是个谎言，公然推行与所言不符之政策，此实为世界奇观之最。
总结：当道德变成谎言的时候，对欲望的抑制无能为力的时候，何不撕掉这层厚厚的包袱，以获新生?欲望是动力，过分地抑制欲望，也让一切都变得死气沉沉，自春秋战国之后，中国从此败落，盖为此。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首辅申时行，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写张居正时代的改革、做法、措施，以及张居正和文官集团这个群体的矛盾来源和结果，以给申时行和事佬的做法做解释。申时行下定决心做和事佬，是在吸取前人教训和仔细分析各个利益集团的基础上所做的决定。
作为申时行的前辈和推荐人，张居正一心想要改革，想要以法治国，然而他只能做到强推政令、利用他的门人和私人勉强在部分地区推行。不仅如此，他深知“为官之道”，自己不做表率，却只想动他人的“馒头”，改革难以推行也是自然的。况且，一切归根究底是官员的俸禄过低，没有改变这个基本事实，就想要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没有错，但改革前的分析做的不够。这就好比没有奠基就像盖摩天大厦、没有铁轨就像要火车跑起来。
申时行深知张居正错在何处和改革行不通的原因，为了与文官集团和解或者向其示好，在上台后就将仅施行一年的改革制度取消了。
作者还花了较大的篇幅来论述文官集团的形成，和伦理道德与行政效率的关系。文官集团具有双重人格，他们既遵从四书五经的伦理道德，也同样不会放弃吞没百姓的钱财、收受他人的贿赂以维持自己相当标准的生活。正直，是一件商品，用来在皇帝面前展示的。
在那个普通百姓人微言轻的时代，大多数人将做官看做发财致富的道路，而张居正的改革触动了多数官员的利益，所以行不通。制度好与不好，没有客观的评判标准，它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是好的；反之则不好。既得利益者没有评论的权利。而张居正作为既得利益者，不仅说旧有的制度不好，改了它，还不加遵守。制定了规矩，只来约束旁人，而不约束自己的，当然就群起而激愤了。
申时行懂这些，他尽量避免惹怒这些个人，尽力做好皇帝和大臣们的传话筒，从不惹是生非，用力维护着平衡，没有出大错，也没有出彩的地方。
同张居正比，申时行可能过于平和了，但他参透了社会运行的规则，知道自己无能与它对抗，所以他选择了适应，不做那个出头人。从他本人做和事佬的决心来看，他尽力了，做的不错。
历史告诉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无力改变的情况下，适应不失为一种选择。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是一部非常好的人文作品，我也不是第一次读了。可是正如其他好书一样，每次读都会有收获。这次我联系他的另一部作品《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来读，发现一些有趣的问题以及自己的一些愚见。
我的答案是尽管进程会很慢，中国很可能仍然会走向商业化的社会而不是维持农耕文明。
原因是：人口压力。
讨论历史上的社会民族变迁很容易陷入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即究竟是文化的影响为主还是地理的影响为主，还是其二者混合的影响等等等等。。但是无论还是有一个比较量化的而且也是前提性的原因是比较少争议的，那就是人口压力。
两千年来中国经济中心逐渐南迁，从河洛到苏杭，这个其实应该是结果，原因是人口的逐渐南迁，以前瘴疠之地的湖南，福建，广东，因为北方土地几千年的耕作和人口繁衍而负担不起那么多的人口，到明清已经是帝国的重要省份了。倘若没有外敌的入侵，继续多出来的人口无处吃饭，而科技的水平又不能飞速的发展，必定导致往外洋移民。因为倘若科技水平进步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人口则空间扩张。
当然，这个过程绝对是残酷的。宗中国土地的历代帝国，其运行的纲领都是保护落后经济扼杀商业苗头，维持均衡。其最重要的原因是持续的人口压力，故而百姓只要能温饱就可以了，其他一概免谈。这也是儒家思想为什么需要被封为至高标准，崇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否则，在低技术条件下，无法靠极端低效率的法律程序来管理社会。可是当帝国最边缘的省份也人口辐轴的时候，因经济破产而不但爆发的全面战争，会迫使沿海的居民不断移居海外，而中央政权也将没有能力进行约束。华夏民族会因为生活所迫而象现在一样在泛太平洋地区扎根，从而逐渐形成一个稳定贸易圈。
那么这个结论跟现在事实上的中国有何关系呢，结论是，发展科学技术以缓和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是中国最重要的事情。因为现在地球已经太小了。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王国己，男，1971年出生于甘肃省民勤县。现任教于一省级示范高中。
读书，正在为一家杂志英译论语供连载。有多篇教学论文发表。
“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这一段可谓是为《万历十五年》整本书定下了基调。后面的内容恰是围绕它逐次展开，让我们看到明朝历史错综复杂的局面，那种表面上平静而其实暗流涌动，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者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然而并非是帝国的发展和强盛，而是走向式微和衰败。此书在以后的叙述中则让人深刻地感受到历史并非总是在辩证中展开，也不是黑格尔所谓绝对理念的最终胜利。
正如作者所言，这本书对“中国以道德替代法律”“已经批评得很透彻”。皇帝，无非是象征，是抽象的道德和智慧的代表。而所谓德行大部分就体现于各种礼仪之中。“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规范”“任何个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责为逾越道德规范”。所谓“有德者居之。”正是圣贤的训诫。皇帝即是以自己的德性为国家做出贡献。然而道德规范的解释却属于文官。从此书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九五之尊的皇帝实在是在臣僚们以道德的名义为要挟而牢牢地被控制在文官集团之下。然而“四书”中的原则，在有些人无非是具文，拿来做职业上的口头禅。从皇帝亲手安排皇太后入殓时的一切细节，却又以偶患湿毒、敷药未愈、行走不便作为理由，免除自己应该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的繁文缛节就可以看出文官制度对皇帝本人的要挟与节制已经超出了皇帝本人所能接受的程度。这正是文与质的矛盾。在此种较量中，万历皇帝遭受了越来越多的挫败感，最后以“罢工”作为对抗的武器，帝国的衰亡也就是迟早的事了。
从前边的叙述可以看出，伦理道德无非是拿来作为维护帝国统治的工具而已。这正是儒家伦理道德的虚伪性，对此，邓晓芒写有一篇长文《从康德的道德哲学看儒家的`“乡愿”》对此加以了批判，令人信服。
“表面看来皇帝具有传统赋予的权威，他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而其实皇帝是在臣僚们以道德的名义为要挟下按照文官集团所确定的规范来行动。任何超越和违背此种规范的行为将被加以“昏庸无道”之罪名，万历皇帝就曾受到臣下如此的指斥。原来，“百官之所以绝对服从皇帝，即使不是有条件的，但也决不是无目的的。君主专制本来与文官制度是相辅相成的。”皇帝越过这个界限行事的不是没有譬如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就曾经“毫不费力地作弄了他的臣僚”正德皇帝有“超人的胆量、充分的好奇心、丰富的。”他曾亲自训练老虎，差点就此死于非命;亲自操练兵马;率军作战，得胜回朝;自己给自己加封“威武大将军”称号……诸如此类自然引起了文臣们的惶惑以至愤慨，而其中真正的原因就在于“皇帝挖空了他们苦心构筑的政治体系”。万历皇帝“缺乏他叔祖的勇气、积极性和寻找快乐的情趣”，那就只能当“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那就是参加代表着道德的各种礼仪。苦闷之余，只有“用一些更为无聊的消磨时光”。一个喜欢活动的人物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作出积极的创造。”自此埋下历史悲剧的祸根。
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乃人性、社会责任、道德伦常、体系的文化语法规定等等交织而成。其间的复杂很难用一个维度讲得清楚。而且只有拉伸前后的历史岁月，方能看清楚一部分的历史走向。这也正是黄仁宇提出大历史观的一个原因。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我对明史感兴趣，要从《明朝那些事儿》说起，这是我高中历史老师经常挂在嘴边的一本书，受其鼓励，我用攒下来的钱买回了这一宝藏书。这套书开启了我探索明朝历史的大门，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则是我对明朝历史隐秘之处的窥探。
万历十五年，即公元xxxx年，这是中国历史长河中普通的一年，但是作者却以这年前后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在发现存在的种种问题之后，探讨了那个时代应该吸取的教训和经验。全书选取了七个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均，大明内阁臣子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特立独行的思想家李贽，他们或遗臭万年，或抑郁而终，或家破人亡，没有一个人脱离了这段历史的影响。书中也还提到一些人物，如内阁大臣高拱、万历大伴冯保、福王常洵等，也难逃当时历史的漩涡。
结合以往的读史感想，我来谈谈对本书的几点看法。
万历皇帝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一方面，人们诟病他沉醉在深宫，连续30年不上朝，另一方面，人们好奇他这么久不上朝，统治下的国家竟然可以正常运转。要知晓这些，我们从万历的童年说起，万历九岁登上宝座，一直到他18岁亲政，在这长达十多年里，他就像一个傀儡一样，被他的两位母亲和内阁首辅张先生控制和束缚着，朝廷内外的一切事物大多是由能干的张先生打理，而他就只需要做一个听话的木偶和道具。刚上朝的时候还不懂得处理朝廷政务，能有一个贤能的张先生辅助，什么也不用干，万历当然是很高兴的，可是时间一长，就没意思了，万历会想我已经18岁了，我才是这个帝国的皇帝，凭什么管这么多，凭什么抢夺我的权利?万历八年发生的一件事，足以激化了师生二人间的矛盾。在这一天，万历喝醉了，在宫里闲逛上，突然冒出一个想法，让刚遇到的太监唱首歌，可这太监站在原地半天没唱歌，这可惹恼了皇帝，特别是已经喝醉了的皇帝，于是万历下令把那个太监打了一顿。这事被万历的小伙伴冯保知道了，冯保立即报告给李太后，李太后大怒，数落了万历一顿，并拿出了《汉书》，打开霍光那篇，万历熟读史书，当然知道其中的含义:如果不听话，就像霍光一样，废了你。而万历知道，这个明朝的霍光就是张先生，一个可以威胁到自己皇位的人。这一件事情让万历印象深刻，也成了后来张居正死后被清算的.根源。再加上后来长达30多年的国本之争和僵持许久的立储事件，万历伤透了心，他像一片落叶一样，遭受风风雨雨的残酷冲击，于是万历选择了一种最消极的反抗方式——“罢工”，即《明史》里面所说:“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可以说，这是万历性格的悲剧，被压抑太久，解脱之后又容易走极端，所有这些应激事件让性格内向孤僻乃至很可能罹患抑郁症的万历皇帝更加消极萎靡，心灰意冷，不以为意了，而这些只能让这个伤痕累累的大明帝国和无辜的百姓臣民来买单。而此时，运转了两百多年的大明帝国，封建管理体制已趋近完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顶峰，科举制为帝国的运转提供了源源不竭的活力，其后的张居正的十年改革也让明朝能够苟延残喘近半个世纪。
结尾黄仁宇老先生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军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都无法扭转时局”。这是一个朝代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无论是天子还是普通百姓，都未能够力挽狂澜。当西方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时，昔日雄赳赳下西洋的帝国却已经走下了下坡路，弊端长久，积重难返，政治生态亦为人所，谁之过错，历史给了我们答复。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先生在这本书的末尾写到：“由明朝可以向后倒推到其它各朝，主要原因还是受亚洲大陆天候地理关系的影响。”这就是作者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得出了的历史结论。
当历史的问题牵扯到地理环境时，似乎一切已经注定。气候天决定，文化随之产生，历史的大环境也就矗立在那里了。那么，在既定的环境中，历史人物又该如何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实现时代赋予的伟大使命呢?在《万历十五年》中，作者通过几个不同人物的故事串联起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比如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
写到张居正这一章的时候，作者拟定的章标题是——世间已无张居正，也就是说书中阐述更多的是他的落寞和跌入谷底之后朝局的变化。何以一代内阁首辅身前地位显赫风光无限，死后被鞭尸，被抄家?也许，从他的一生，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理解社么叫物极必反。活着的张居正总是幻想凭借一己之力来改变一个国家的发展，他的威严、权利和智慧不仅在小皇帝身上展现出来，也笼罩在整个朝野。他想当皇帝吗?其实不见得，从他不遗余力的改革赋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来看，他也许真的希望这个国家能在他的努力之下蒸蒸日上。只可惜他太相信自己的力量，而忽视了一个事实，推动历史的发展不是一个人的事。他自身就处于明朝这样一个文官体系当中，当他把所有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者贬黜的时候，就打破了整个体系的平衡。
在当时明朝的大环境中，张居正站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度，心中可能有这样的独白：“万人阻挡又怎样，权利会帮我达成所愿。”他不顾整个历史环境的力量，不考虑文官系统里其它人的想法，一意孤行，希望通过明确而坚定的态度处理公务，最终的结果历史给出了答案。当他孤独前行的时候少有人真心实意的成为他的同伴，当他死后大部分人对他群起而攻之，表达不满。
申时行同样作为明朝首辅，并不如张居正那样“有名”。他深知自己处于怎样的一个环境中，没有锋芒，更谈不上毕露。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他更愿意成为和事佬，不触动谁就会相安无事。作为张居正首辅之位的下一任，他看到了前任处事风格之后的下场，因此他不会去重蹈覆辙。
除了厉害关系让他没有做烈士的决心外，他对环境有着更深刻的理解。他认为，在既定的系统中，身为首辅也只能按照整个系统中的共同意志办事，能够恰如其分的调和其中的矛盾，并对大家起到感化和领导的作用才是首辅的角色需求。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任职期间他努力的穿行在百官和皇帝之间，尽量的平和政治波澜，希望凭借“诚意”建立起信赖，通过恕道期望事情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从当时的大环境来看，申时行的做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历史并没有给他太多的时间，大明更不会。对待一个岌岌可危的病人，张居正的猛药行不通，申时行的小米粥同样没有用。
除了通过两位明朝首辅来阐述自己的大历史观，《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先生还煞费笔墨的写了这位一代名将戚继光，很明显他是偏爱戚将军的。在书中作者写到：“我们的帝国不允许也没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寻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来作部分的修补。戚继光的天才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可避免，而他的成功在于他善于运用技术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戚继光没有像张居正一样超脱于环境之外，自负的以为自己可以搞定一切，而是灵活的适应环境，斡旋在各种关系中。也没有像申时行一样“看透”了环境，将希望寄托在所谓的“诚意”上，而是依据环境采取了必要而可行的措施。他严格练兵，创造的各种战术虽不先进也多有弊端，但是符合当时的军队人员构成和经济技术水平的。
从明朝整个大的历史环境来看，似乎戚继光对环境采取的措施更值得推崇。其实，未定。除了由于地理环境所造就的历史环境之外，每个单纯的个体也处于自己的小环境中。试想一下，如果戚继光处在张居正的位置难道就不会通过权利铁血施政吗?如果申时行只是一方将领他是否会摒弃犹豫不决胆小怕事呢?如果张居正处于首辅之位时和申时行一样看到了前任的不幸，说不定也会小心翼翼，忐忑前行。再往前推，除了职位环境的不同外，每个人生活成长的环境也不同，形成的观念和理念也不同，所以就算历史倒退，试图去寻找一种周全的做法改变明朝的的结局也是不可能的。
所谓“读史使人明智”，如果非要问我《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看完之后有哪些启示和借鉴，我想说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比以上人物平凡很多的普通人，成长的时代也不同，处事之道是借鉴不来的。但是，看待事情的宽容度可以更高一些，不要总拿中国和外国比较，历史都说了，地理环境决定了很多的不一样。不要看到某种行为之后就说三道四，你不是别人，你看不到别人的小环境。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万历十五年》很有名，我也已经读过好几遍了。近来再重读一遍，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
中国古代政治的最鲜明特点是观念治国。
早在国人历史早期，古人便凭借想象将世界和自身进行描述和理解。这倒也不稀奇，几乎所有文明的早期都有这个特点。但将想象充分赋予到政治中的，中国却是为数不多的。最好的例子是周公旦分封诸侯国。周公同几乎所有的古人一样，不能科学地理解天下的构成;他同时认为周王贵为天子，万民理应万世顺从，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并非如此。周朝人力图使政治体制顺应自然，但由于知识的局限，实际是让自然顺应了他们的意志，这便造成了政府行为自上而下的惯例，而中国人的性格在周朝初年最终形成，后世之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观念，改都改不了。
再到后来，观念由对天的感性过渡到对儒家思想的理性。历朝历代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治国，莫不如说是对儒家思想的推广和执行;皇帝及中央政府的最重要责任与其说是推布政令，莫不如说是身先士卒，践行儒家礼仪，与万民做表率。至此，儒家思想也可以称之为儒教了。
造成这一现象的是中国的自然环境和政治传统。中国地域太大，自古而然，技术发展的限制迫使从周公起的统治者以观念规划全国，形成一套独有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端细致入微，下端粗糙肥大。上端的统治者一是看不清下端复杂多变的实情，二是实在没有能力去处理数以千万计的分散在各地的小自耕农集团。为了统治的便利，只有靠观念，即后来的儒家道德。这种道德一来可以统一文官观念，让他们即使分散在各地，与中央隔绝，也能力解当地的疑难;二来可以规范百姓，使他们各自安分守己，少为国家制造麻烦。道德的产生是因技术的无奈，而实战的结果表明，道德的力量远远超过行政和司法，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以德治国”的原因。
这种德治方式在起初是有利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秦汉、隋唐创造的盛世王朝。然而时代在发展，我们永远也找不到放诸四海而皆准道理，永远也找不到一劳永逸的创造。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到了明清时期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中国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开始走下坡路，这也许就是黄仁宇先生创作《万历十五年》的缘故。
《万历十五年》并非只写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故事，也并非只写万历年间的故事，他写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优越的终结，是对“以德治国”的深刻剖析。取名“万历十五年”也许只是个象征，也许只是因为音韵的和谐。
深扎根在现代人的心灵深处，因为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几千年，而进入现代社会还不到一百年。这种扎根的结果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劣根性，这就是现代中国人还存在的诸多毛病。即便是年轻人，任你穿的很“哈韩”，吃的很“欧美”，唱的很“港台”，但骨子仍未脱离中国人的“奴性”以及其他任何“恶劣性”!儒教讲究“仁”，二“人”即为“仁”，中国人是研究人的人，最擅长“玩人”、“治人”、“整人”，因而任何朝代的任何一级组织的任何一次改革与反改革、革命与反革命，始终绕不开人事的问题，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对人的整肃。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不同于断代史或大事记的传统历史写作手法，黄仁宇先生所著的《万历十五年》(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选取了明朝万历年间一个普通的年份进行了社会和人文层面的分析，诚如开篇所言：“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万历十五年……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然而隐藏在平静的社会生活后面，潜伏着明朝由盛转衰的必然趋势。
有鉴于唐朝藩镇制造成的动乱和宋朝管理的松懈，明朝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皇权甚至取消了丞相设置转而依靠原来仅为文学侍从的“大学士”作为统治中枢，组织机构的失衡日渐形成。文官的地位在明朝达到了历史的顶点，武将们出生入死、屡建奇功，但其社会影响，却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文章。明朝任用文官作为总督巡抚来指挥各级武官，在总督巡抚之下还有“兵备使”或“海防道”，名为监察，实际拥有调度攻防的权力，在军政方面，人事的任免以及补给、交通各项也统统由文官主持。这种军事组织，一方面打击了武官的积极性，更造成决策和军事行动的迟缓。在经济上明朝的财政、税收政策打击新兴的工商业，维持单一的农业经济;在文化上僵化科举制度，采用“八股取士”;而对外贸易上实行“海禁”，重回闭国锁关的政策。明朝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200万的军队，却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军事供给和作战能力，“土木之役”中一国之君竟被瓦刺俘虏，而后来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景山，然后是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努尔哈赤率领清兵入关取而代之，留下了历史的遗憾。
中国封建社会在唐宋达到顶峰，明朝的皇帝从太祖朱元璋起未尝不是雄心壮志，延续一个强盛的帝国梦想。从家教和制度约束的角度来讲，明朝的皇帝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如万历皇帝年青时一次与后宫歌女把酒言欢，慈圣太后得知后竟在宗庙祖先牌前痛哭流涕，自责未尽教导之职，并罚皇帝长跪，与朝臣商议差一点废了万历皇帝，虽贵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帝，但小日子也不好过。与其政治抱负不相称的是明朝单一、低效的国家管理机制。明朝强化封建的伦理道德和政治思想，万历年间的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一位封建社会模范官僚：海瑞，他的一席治国话语很有代表性：“两汉力田孝弟并科之意，隆礼相爱，惟上意向，唯民趋之，一归本业，力返真纯”，希望领导社会回复到历史上和理想中的单纯。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发展的潮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滚滚向前，生产技术和经济文化在明朝快速发展，复杂的社会发展挑战着政治管理层的智慧，然而明朝的统治者未与时俱进，死守着封建传统的治国理念，单一、低效的官僚管理制度与经济发展的要求形成强烈的反差，虽然明朝经济发达，但当大敌当前竟无法组织有效的军事供给制度和作战战略。明朝的政治家们也未尝不在反思“土木之役”、正规军打不过倭寇此类现象的制度根源，张居正、戚继光等有识之士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终因触动既得利益者而遇到强大阻力而无力回天。传统史学家将明朝的灭亡与宋朝一样归于外族入侵这样的外部因素，然而《万历十五年》揭示的制度性缺陷说明明朝的衰败已是历史的必然，而这种衰败，也代表着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中国大历史的转折点，而其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深远。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记得上大学时“国学”兴盛，有一次在图书馆无意中翻到《万历十五年》时就被它深深吸引。作者借万历十五年这发生的看似琐碎的事情作为线索展开叙述，全面展示了明代万历年间从皇帝到官员国家暗藏的症结，显示了在落后的制度里无论怎样的个人，身处何等位置，做出怎样的努力，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他所想改变和摆脱的社会环境，都被沉重的制度牢牢禁锢着，让个人成为了这制度的牺牲品。个人已无法做出任何改变，这制度让中国几乎停滞不前，甚至无法跟上白山黑水边上一个游牧民族的节奏，明王朝已走到沉没的边缘，落日余辉，败落已经是无可逆转的事了。
作者选择的人物很具代表性，他们看起来都认识到了帝国前进与滞后的碰撞中出现的问题，也曾满腔热情试图扭转帝国的命运。但无论是坚持道德的力量维持传统，亦或是某种程度追求自由和变革，结果对于个人命运或者追求来说都是失败的。因为单凭一己之力无法对抗制度，每个人都是制度链条中的一分子，当他想改变这链条时，他无疑会被链条上的其他人所残酷打压，维持守旧平衡的集体力量是强大的，而想阻挡时代的前进也是个人办不到的.。因此即使某个人意识到了现实与社会制度的格格不入，他也无法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际，只能感受着社会的暗流涌动而束手无策。
全书第一章从皇帝自小被安排好的成长环境和聪颖好学写起，他却最终清算了自己的老师和首辅张居正，想获得自主的权力，最后发现皇帝只不过是一切祖训和旧制度的执行者而已，并不能决定国家的方向。第二章，继任首辅申时行努力在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折中劝和，小心谨慎地维持文官集团内部的平衡，使国家机构能够正常运转，这种过于保守的施政策略使国家发展陷于停滞。第三章，皇帝为立储一事与群臣互不相让，在认识到无法实现个人意志后，对朝廷官员采取疏远、消极应付的态度，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百官失去了效忠的意义，也采取消极敷衍的做事态度。第四章进一步借内外政的大事表明了皇帝不能以个人意志做出决定而实际决定于群臣，活着的皇帝个人和他已死去的祖宗没什么区别。第五章清官海瑞希望恢复洪武皇帝时的制度和风气，然而这样做无疑与社会时代相悖离，虽然道德值得敬佩但无法真正施行。第六章从一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角度叙述了明朝武官处于被文官压制的境地，而无法有所作为。第六章社会名人李贽的思想与社会的冲突，其实是儒家内部思想派生出的心学与传统朱熹理学的对立，然而李贽的思想虽然批判时弊，但并不能建立新的思想体系，故而本质上无法改变社会反而显得自相矛盾。
作者认为，封建王朝以道德代替法制，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作者在书中末段指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作者一语点出明朝晚期的症结所在，这正是大明王朝乃至所有的封建王朝晚期需要改革的地方。制度已然极为落后，财政与官僚组织松散，导致国家实力空虚，而微薄的薪水又导致文官阳为道德，阴为私利，实际主导国家的文官集团都处在此种阴阳冲突之中不能自拔，任何企图的改变都遭到了强烈的攻击和反对。皇帝、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文官海瑞、武官戚继光、思想家李贽从个人的角度面对混乱的现状希望有所突破和改变，或者凭借道德的力量恢复平衡，但种种努力在对抗现实的庞大群体时都显得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因为他们既然无法改变制度，就无法避免的遭到来安于此制度的文官的攻击，所以即使是小的改良也无法推行，小心谨慎地保持平衡也不可能，国家此时的衰落已不可避免，唯一的问题只是时间而已。
读完全书，有种深深的压抑感，我唯一得到的结论是：精神解放重于一切，革新才能引导潮流，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今天，国家依然存在很多的问题，政治改革、医疗教育、廉政建设等等，有人得过且过，有人按部就班，有人在扯淡，正如xxx说“改革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十八大号召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学习国内外先进的科技和管理理念，求真务实，勤俭节约，不说空话，励志创新，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下，重塑一种既不同于传统又不是西方简单照搬，而是一个自信自强开放创新的新文化。这文化，产生于对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不断改革中，产生于对民生问题的不断解决中，或许，这就是实现“中国梦”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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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黄仁宇先生选取了最平淡的一年，去除了一切突发事件的可能性，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帝国的运作面貌，从而归纳出中国是一个依靠道德而不是技术在运转的社会，这种社会的缺陷是，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崩溃。
对万历皇帝更多的是同情。因为万历同样是一个失去技术手段皇朝的牺牲品。
黄仁宇先生以六个典型的人物、七篇文章来解释这一观点。
七篇即是万历年间的七面镜子，黄仁宇用它照出了明朝，照出了中国的二千年。
黄仁宇说：中国的症结无非是用道德代替技术。而要进行这样的改造，皇帝、首辅、军将、地方官员、哲学家、乡绅等等各个层面，都需要一场大的改变，而非局部的改造可以完成。
黄仁宇先生也指出，道德不是解决问题的先头兵，而应该充当社会的最后防线。当技术，比如行政手段、法律能够解决时，我们不要动用道德。
因为法律诚可贵，道德价更高。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书中第一章是从《万历皇帝》开始的，从京官接到不实消息而开始，一直讲到万历皇帝下令清查张居正而结束。这里面的故事都是从历史的故纸堆里检出来的，大部分都是熟知的.，但是里面蕴含的却是意味深长的东西，慢慢咀嚼很有意思。关于万历皇帝和张居正，两人之间的关系是关系历史的关键性因素，张居正生前颇受皇帝信任，从小就在这位老师的教导下成长，登基之后成为元辅的张居正更是皇帝处理朝政不可或缺的倚重之人，尤其是1578年前后张居正离京前，万历皇帝表明心迹称张先生忠诚上薄云天，讲完后君臣感极而泣。如此的信任与被信任，应该是君臣之间十分美妙的关系，可在6年之后皇帝亲自下令抄了这位忠诚上博云天的张先生的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截然相反的结果，这里面的原因诸多，但是有几点是我想要说的：少年时期的影响，在皇帝心中种下了反抗的种子。我先举个例子。有个父亲特别喜欢教育孩子，教育孩子的唯一方式就是拳头，不管是生活还是学习中出了问题，没有劝说和引导，有的只有对孩子的打骂。孩子迫于这种威严，看见父亲总是显得胆小如鼠而且十分听话，可就是这个乖巧听话的孩子，私下里却说等到他拳头够硬的时候，一定会打回去的。这是一种让人惊愕的回答，难以置信却又无可奈何，在孩子心中已经种下了恨的种子。万历皇帝小时候在张先生的教育下读书学习，稍有不足，便会在先生和母后的威严教育下被处罚长跪，有时的这种处罚会长达几个小时之久。皇帝年方十岁，就在书法上取得不小的成绩，当他写完字赏赐给大臣的第二天，张先生就进谏让他不要再在书法这样的末节小技上花费时间了，皇帝的日课就取消了书法而只剩经史。皇帝面对这样的进谏，只能听从，因为为国大计。从小就被张先生控制着，等到登基以后还是如此，因此那颗种子在皇帝“决心破除他带给别人优柔寡断的柔弱印象”的激发下，开始慢慢地生根发芽了。
历史的因果关系，恰恰是历史的关键。我们如果抛开历史这个重大的课题不谈，仅仅谈自己这个层面，你发现其实还是一样的，个人的因果关系也是个人的关键。张先生教导皇帝满口节俭，以至于皇帝没有钱赏赐宫女，而他自己却乘坐一顶32人抬着的大轿子，轿子中内分卧室及客室。这样的言行不一、生活奢华确实让皇帝动怒不小。所以，事情总有前因后果，看到结果顺着往前走总能查出原因，不可能无缘无故就变得物是人非了，在抱怨、不解的同时，静下心来认真找找，你总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原因的。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这是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写的一本好书，1979年首先在美国出版，并多次重印。我是在阅读了王小波的“不新的《万历十五年》”一文后，才上网购得此书阅读的。在读书中，经过书里提到的文章和人，再去找自我有兴趣的书来读，这种是我自称为“顺藤摸瓜”读书法。由于这个读书法，我最近重点购买了一些“读书笔记”类的书籍来阅读。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历史学范畴的书。在我的读书目录里，应当是文（文学）、史（历史）、哲（哲学）三类为主。在阅读一个人的著作前，最好先阅读他的传记或者简介，这样，才会对作者写作的立场、背景、动因等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有利于自我对作品的理解。这个也是我自称为“摸清背景”的第二个读书法。由于这第二个读书法，我也购买了比较多的人物传记来阅读。
经过读书，我要建立起自我的读书方法和阅读书目体系。
再来谈谈《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吧。全书以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为历史时间的横断面，然后讲述了与这个横断面有关的六个人物――一个皇帝（万历）、两任元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一个模范官僚（海瑞）、一个杰出孤独的将领（戚继光）、一个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最终，从作者的大历史观得出结论：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表面上无事可记，然而四海升平的表面之下，千年帝国崩溃的隐患早已埋下，所以，书中所述的人物都是杯具性结局（皇帝也不例外），故万历十五年的历史，也是失败的历史！
期望经过阅读更多的历史书籍和做历史的思考，能对以上问题做出解答。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万历十五年》英文直译为“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这本书是黄仁宇透过不一样的人物从不一样的侧面来看当时的社会。其中各个阶级、各种性格，上至皇帝，下至百姓，无不成为当时制度的牺牲品。作者以1587为基点，从小事着眼，辅以当时人物，描述了藏在表面和平下的制度危机。
首先提到的是万历皇帝。万历十五年时，皇帝已心灰意懒，多年没有上朝了。万历以前也是一个野心勃勃，期望透过励精图治到达”万历中兴”的有为的皇帝。而文官集团只期望皇帝做一个象征，一个毫无主见的傀儡，在各种繁琐的近宗教式的仪式中扮演一种道德上的楷模，以之教化百姓、团结官僚集团。我过去以为皇帝无所不能，什么事都能够按自己的想法去办，但历史告诉我不是这样的。万历是一只囚禁笼内的鸟，而这只笼子是成熟的文官集团。万历在笼中失去有天性之爱的正常人的生活，母亲的感激不能慈爱地表达，妻子妃嫔对万历仅是畏惧，儿子在争储中疏远，连唯一有心灵交流的郑妃也无法使她的儿子立储，来讨心爱的人的欢心和保证她的未来。他应对的是“讪君卖直”的口是心非的官员，这些人只是把正直当商品。用诽谤和所谓“敢谏”来获取名声，他们所的也不只是名节，还有伴随道德楷模所带来的还乡后的权威。万历的不作为是对官僚集团的反抗，高级官员不增补，以致六部部长都有多位空缺。
首辅张居正是向现实妥协的人，但是他不是随波逐流，而是个认清潜规则、利用潜规则的现实主义者，如果说当时的文官大多是阴阳的两面派、阴谋家，那么张居正毫无疑问是其中玩弄阴阳的佼佼者。张居正当上首辅也是一次次玩弄阴谋权术的结果。就方法上看张居正的手法肮脏，但是张居正做的事又是为了百姓和国家，一条鞭法的大胆改革旨在将繁琐的税赋简化，以减少其中猫腻，对官员的考察法提高了行政效率，尽管这提高效率的方法仍是上级向下级施压而没有从体制上解决根本问题。张居正的改革充实了国库为万历三大征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在我看来张居正要获得成就，在朝中扶植亲信，是无法避免的，没有那些亲信的支持，没有把握到方方面面的实际权力，没有下级办事官员的执行，张居正位置再高，帽子再大，也只能是万历第二。张居正是个改革家，但他应对的社会积重难返，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张居正苦心十年后操劳而死，其改革方案也被一一废除。
申时行是个与张居正不一样的首辅。他是深谙文官心里者，懂得在皇帝与文官间调和。申时行是文官制度下楷模，看似没有什么功绩却办成了很多大事，只是他能够为治黄河选取正确人选却无法保证正确的人选一向被选取。最后他也无法逃脱个人的杯具命运，被百官弹劾驱逐。他期望透过当时的官僚政治推动仁政建立和谐社会，也是失败告终。
制度上的杯具也就在此，正规经营得利者因其潜质积累财富成为地主往往代表先进生产力，而这部分人一向是被历史舆论打压丑化的。兼并为何不能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英国工业化前也有圈地户外，可能是当时没有没有解决失业农民生计的方法，比如工场或工业化的工厂，因此失业农民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然后发起席卷帝国的风暴，最后简单打败复杂，一切又回复单元的均匀的状态，开始新一轮的帝国兴衰。总的来看，海瑞个人道德之长，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以上三人或是要改革，或是要持续现状，或是要回到洪武年代的吏治，但都失败了。包括万历皇帝在内他们应对的是深刻的制度问题。
读完这本书最大的收获是看到历史的复杂性。张居正、戚继光、海瑞都不是单纯能用善恶评价的。其行为的复杂是正因其背后历史环境的复杂，要妥当评价一个人不能脱离他所处的环境。除了善恶之外，还有很多事不是想当然的，例如万历皇帝的权力范围不大，不能随心所欲，没有金融机构做中间调节造成的社会经济畸形(如全民高利贷)，此刻不合理的东西在当时可能就是合理的，甚至是必然出现或者必需的。
读完这本书仍稍感不足，虽然《万历十五年》从小事着眼，其中有部分民间经济的叙述，但对明白作者的大历史观仍感不足，当然也可能是我本人读书不足。我感觉中国历史对于上流人士给予了过多关心，而忽略了下层百姓如何求生存求发展，对农民常常一个小农经济的印象贯穿始终，但各时各地的小农经济定有不一样，富裕的土地和贫瘠的土地，山地和平原水乡，北方还要应对游牧民族的抢掠，南方要和少数民族融合，各地状况不一样，经济发展形式也应当不一样，数字管理是否有其需要，又是发展到何时需要，为何不能自行产生，都是问题。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不了解农村就是不了解这个国家。但从《万历十五年》中窥见的民间经济无正规银行而不得不借高利贷，甚至稍富裕者都可能是高利贷者;无法宏观调节的货币流通及后果;通货紧缩;科举制与平民获得财富地位的紧密结合等等经济状况仍是我不菲的收获。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黄仁宇先生写史手法特别，《万历十五年》截取了历史的一个剖面，让时间停留在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以该年前后的史事为中心，从描写一个皇帝和五位官员入手，即万历皇帝、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模范官僚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自相矛盾的哲学家李贽，抽丝剥茧，梳理了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体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史为鉴，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汲取的经验和教训。在此，我只想谈谈让我感触较多的两位人物，万历皇帝和戚继光。
万历皇帝朱翊钧。聪明敏感，早熟，初欲励精图治，后日形消极。1572年9岁登基，1620年御宇48年后离开人间。
万历即位的前十年，在首辅张居正的辅佐下，明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荣，承平日久，府库随之日见充实，实现回光返照式的“万历中兴”。1582年7月，张居正病逝，万历18岁，他决心破除对外的柔弱印象，励精图治，但恰在此时，他观看了宫廷内戏班演出的《华岳赐环记》，戏里的国君慨叹地唱着“政由宁氏，祭则寡人”时，聪明敏感的他似乎意识到即位十年，自己只是首辅张居正的傀儡，而并非大权独揽的君主，于是从否定张居正提倡的全国耕地丈量开始，揭开反张运动序幕。经张居正事件后，万历对一切都持怀疑的态度。
倒张之后，万历发现自己的自主之权仍然受到种种约束，自己贵为天子，只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身为皇帝，万历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他可以把不喜欢的官员革职查办，但是很难升迁拔擢他所喜欢的官员，以致没有一个人足以成为他的心腹。万历以自己的聪明，意识到自己名义上是天子，实际上受制于廷臣，文官集团才是这一大帝国的实际主人，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在即位的日子，不断的应付许多重复事件和不变的礼仪。
在与文官集团抗衡的过程中，万历是孤立无援的，幸而在感情生活中有心心相印的郑氏陪伴，但因文官们不容许他废长立幼，以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长子常洛为太子，遂使他心爱的女人郑贵妃悒郁寡欢，出于一种报复的意念，万历竟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且长达三十年之久。他再也不愿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不再出席法定礼仪；不派人递补出缺的高级职位；派遣和升迁中下级文官，用抽签的方法决定，一个官员出任什么官职，竟出于与事实无关的一根竹签。
万历，这个孤独的君主，在认清现实后，无意于做积极有为的君主，又不甘心充当臣僚的工具，他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性格，以老子所谓的“无为”消极抵抗。
——孤独的将领戚继光。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将领，却生逢重文轻武的朝代，在不能改变环境的情况下适应环境，最大限度的发挥才能，一酬壮志，在清算张居正运动中作为前首辅党羽被参劾，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坠入寂寞和凄凉，后在贫病交迫中死去。
明朝历史上除洪武永乐两朝外，文官凌驾于武官之上，已成为绝对趋势，将领们即使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其社会影响，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在这种制度和风气影响下，“军户”征兵、军事补给制度严重落后，兵源不足、补给不足、装备落后，“野战军的战斗力几乎与农村的民兵相去无几”；对于将领的选拔，则认为应该具备的素质是勇敢粗豪而不在于头脑清晰，后虽有武试，但又重在刀枪弓马是否娴熟，笔试只求粗通文字而从未涉及军事科学，武备继续废驰，军事组织不断衰退。直至16世纪中叶，倭寇以战术的优势和武器的精良屡次入侵且长驱直入，文官集团才惊觉这低能的军事制度将要危及整个帝国以及他们个人的安全，但思变的结果仍只在于选择战略上深谋远虑而又精通各种战术的高级将领，而非改革落后的军事制度。
在种种落后的情况下，戚继光着手组织他的新军，世人称为“戚家军”；确立了铁一般的军法，即集体负责的“连坐法”；战术上注重协同配合，研习“鸳鸯阵”。终其一生，戚继光以鸳鸯阵法作为主要战术，这并非由于他因循守旧，而是他深知以一己之力难以触动整个国家体制。戚继光的朋友，另一位名将俞大猷，曾经提出让战术全面现代化的建议，但这些有益的建议因涉及军事制度改革而及于政治未被采纳，因而壮志未酬，赍恨以殁。戚继光选择脚踏实地，做他职责范围内力所能及的事，戚家军的胜利记录无出其右，从未在战斗中被倭寇击溃。戚继光的军事天才囿于现实并未得到完全发挥，但他接受现实，在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一切只为使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在现实生活里发挥作用保家卫国。“在抗倭战争中功绩最为卓著的戚继光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将领，而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他的天才的将领。他所以获得成功的要点，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
人的一生，理想和现实总有差距。理想的实现，除个人的努力外，还须具备天时地利人和诸多外因，就算贵为帝王将相，胸中宏愿也有得不到现实回应的时候。在无力改变现实的情况下，退一步不失为一种良策，与其抱怨，不如尽其所能做到最好，不断向自己的目标靠近。
不是所有的出行都是行装齐备，不是所有的坚持都值得称颂，有的妥协同样值得敬仰，当然这得看动机和目的，譬如万历皇帝的妥协，可悲可叹！戚继光的妥协，可敬可佩！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读《万历十五年》，让我这个本没有历史观的人耳目一新，脑洞大开。作为“一本老的好书”，成功地帮我释放了仇恨，对那些刻板乏味的“新的烂书”——历史教科书的仇恨。恰好前几天还和朋友发牢sao：我们学习历史的过程其实并没有帮助我们形成历史观，历史课本用千篇一律的套路式手法麻痹了我们的神经，遮蔽了我们的视野，当然也怪自己不求甚解。
黄仁宇的《万》的开篇和叙述方式在我看来具有《百年孤独》之于小说写法的'魅力。将历史抽丝剥茧，娓娓道来，活生生的一个个历史人物跃然纸上。没有读过类似的书，会让人产生时空错觉，那些细致入微的描写：万历皇帝的无奈和任性；海瑞、戚继光从政治军的理念；张居政的成与败……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人物的距离，阅读感觉上像小说一样容易上手。
可惜黄先生的大历史观：历史上表面看来极易忽视的事件（这正是我们的教科书所干的事），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由于我知识的匮乏和认识的片断性，所以无法融会贯通。甚至还有一些不同与作者的看法。
他写作本书的落脚点是，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无法补助技术之不及。我反倒认为，在我们没有更加系统、科学、完善和有效的制度之前，不妨放低身段，用好这几千年的精华。当今的很多组织追求的高、大、上，实际上是空中楼阁，远远没有中庸的申时行来的实在。当然，这一点都不会影响我对这本书的好感和认同。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在上高中的时候就常听老师说起《万历十五年》，读完《万历十五年》，你会发现在近代中国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是可以预见的，中国近代的衰败与腐朽，懦弱与自大，无疑可以从《万历十五年》中品味出来。
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平淡无奇，和历史上绝大多数的一年一样平淡，但就在这平淡无奇的一年中，发生了很多细枝末叶的且极容易被忽略的事。这些事，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发生大事的症结所在，也是将在得以掀起波澜的机缘。在这一年中发生的事为将来孕育了祸根。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记得上大学时“国学”兴盛，有一次在图书馆无意中翻到《万历十五年》时就被它深深吸引。作者借万历十五年这发生的看似琐碎的事情作为线索展开叙述，全面展示了明代万历年间从皇帝到官员国家暗藏的症结，显示了在落后的制度里无论怎样的个人，身处何等位置，做出怎样的努力，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他所想改变和摆脱的社会环境，都被沉重的制度牢牢禁锢着，让个人成为了这制度的牺牲品。个人已无法做出任何改变，这制度让中国几乎停滞不前，甚至无法跟上白山黑水边上一个游牧民族的节奏，明王朝已走到沉没的边缘，落日余辉，败落已经是无可逆转的事了。
作者选择的人物很具代表性，他们看起来都认识到了帝国前进与滞后的碰撞中出现的问题，也曾满腔热情试图扭转帝国的命运。但无论是坚持道德的力量维持传统，亦或是某种程度追求自由和变革，结果对于个人命运或者追求来说都是失败的。因为单凭一己之力无法对抗制度，每个人都是制度链条中的一分子，当他想改变这链条时，他无疑会被链条上的其他人所残酷打压，维持守旧平衡的集体力量是强大的，而想阻挡时代的前进也是个人办不到的。因此即使某个人意识到了现实与社会制度的格格不入，他也无法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际，只能感受着社会的暗流涌动而束手无策。
全书第一章从皇帝自小被安排好的成长环境和聪颖好学写起，他却最终清算了自己的老师和首辅张居正，想获得自主的权力，最后发现皇帝只不过是一切祖训和旧制度的执行者而已，并不能决定国家的方向。第二章，继任首辅申时行努力在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折中劝和，小心谨慎地维持文官集团内部的平衡，使国家机构能够正常运转，这种过于保守的施政策略使国家发展陷于停滞。第三章，皇帝为立储一事与群臣互不相让，在认识到无法实现个人意志后，对朝廷官员采取疏远、消极应付的态度，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百官失去了效忠的意义，也采取消极敷衍的做事态度。第四章进一步借内外政的大事表明了皇帝不能以个人意志做出决定而实际决定于群臣，活着的皇帝个人和他已死去的祖宗没什么区别。第五章清官海瑞希望恢复洪武皇帝时的制度和风气，然而这样做无疑与社会时代相悖离，虽然道德值得敬佩但无法真正施行。第六章从一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角度叙述了明朝武官处于被文官压制的境地，而无法有所作为。第六章社会名人李贽的思想与社会的冲突，其实是儒家内部思想派生出的心学与传统朱熹理学的对立，然而李贽的思想虽然批判时弊，但并不能建立新的思想体系，故而本质上无法改变社会反而显得自相矛盾。
作者认为，封建王朝以道德代替法制，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作者在书中末段指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作者一语点出明朝晚期的症结所在，这正是大明王朝乃至所有的封建王朝晚期需要改革的地方。制度已然极为落后，财政与官僚组织松散，导致国家实力空虚，而微薄的薪水又导致文官阳为道德，阴为私利，实际主导国家的文官集团都处在此种阴阳冲突之中不能自拔，任何企图的改变都遭到了强烈的攻击和反对。皇帝、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文官海瑞、武官戚继光、思想家李贽从个人的角度面对混乱的现状希望有所突破和改变，或者凭借道德的力量恢复平衡，但种种努力在对抗现实的庞大群体时都显得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因为他们既然无法改变制度，就无法避免的遭到来安于此制度的文官的攻击，所以即使是小的改良也无法推行，小心谨慎地保持平衡也不可能，国家此时的衰落已不可避免，唯一的问题只是时间而已。
读完全书，有种深深的压抑感，我唯一得到的结论是：精神解放重于一切，革新才能引导潮流，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今天，国家依然存在很多的问题，政治改革、医疗教育、廉政建设等等，有人得过且过，有人按部就班，有人在扯淡，正如xxx说“改革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十八大号召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学习国内外先进的科技和管理理念，求真务实，勤俭节约，不说空话，励志创新，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下，重塑一种既不同于传统又不是西方简单照搬，而是一个自信自强开放创新的新文化。这文化，产生于对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不断改革中，产生于对民生问题的不断解决中，或许，这就是实现“中国梦”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