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是我们通过深入阅读和思考，将所读内容与自身经历和感受相结合的一种文学表达形式。下面是一些网络上流传的读后感分享，或许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和灵感。
乡土中国读后感
本书收集的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费孝通先生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十四篇文章。此书略薄，正所谓浓缩的精华，先生用通俗易懂、高度概括、简洁明快的语言，为我们透彻地讲解了“乡村社会学”的内容。通览全书，可以感受到一股浓浓的、亲和力极强的“乡土气息”。跟随作者的脚步，可以一窥中国的基层社会。虽然事过境迁，但作者透视社会的眼光、观察社会的方法，对现代社会仍然具有珍贵的价值，值得我们去学习借鉴。
在本书中，费孝通先生围绕“中国基层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的问题展开，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与西方现代社会进行对比，叙述中国乡土社会的特点。费老说：“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究竟什么是乡土社会？它是中国基层社会中“一种特具的体系”，这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费老在文中并没有没有明确指出乡土社会的概念，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出，“生于斯、死于斯”，“终老是乡”的一种固定的“熟人”社会，并且具有强调血缘关系和伦理观念的特征就是乡土社会。费老讲了乡土社会的特征，其核心特征可以归纳为两点，潜在规则的礼治原则和作为外在形态的差序格局。这是中西方基层社会的最大区别。
在《乡土本色》中，费孝通先生开篇提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由此可见，“乡土性”是针对中国社会而言的，不单指乡村社会，还应包括中国传统的城镇。费老首先从人地关系的角度，把传统基层社会的“乡土本色”概括为“乡土性”。何为乡土性？乡土就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土的本意是泥土，乡下人离不开泥土，因为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长期以往，增大了人对土地的粘附性。由于受到土地的束缚，人们安土重迁，过着生于斯，长与斯，死于斯的社会生活。接着作者指出人地关系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人与人在空间排序关系上的“孤立和隔膜”以及在时间上的“熟悉”，而人与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缔结的生存状态，又直接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独特的习俗和生活方式的规定性。随着社会的发展，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交流方式、交往方式也发生了巨变。但是乡土社会的特征没有完全褪去，而是将“乡土性”的特点适应性的保留了下来。
《文字下乡》中主要讲在交流方式上，受西方社会影响下的现代社会和乡土社会的不同之处。文字和语言，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并非唯一的工具，而这工具本身是有缺陷的，能传的情、能达的意是有限的。比如说“眉目传情”、“指石相证”，就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追求直接的会意。中国社会基层，有语言而无文字。在一个乡土社会中生活的人所需要记忆的范围和生活在现在都市的人是不同的。乡土社会的特点就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落叶归根”就可以解释乡土社会中生于斯死于斯的世代黏着性。不论在空间和时间得到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乡土社会是一个面对面的社会，有些话可以当面说明白，并不需要借助于文字，但并意味着不必推行文字下乡。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作为现代化工具的文字使得我们开始逐渐远离乡土社会。费孝通先生认为，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也必须下乡。
费孝通先生的这一观点，可以拓展至文字下乡背后的乡村教育。时至今日，尽管乡村教育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教育资源不均衡的城乡空间分布，形塑起来的社会格局深刻影响着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社会。而作为交流媒介的语言、文字，在信息技术的深刻影响下，业已引起社会交往的巨大变迁。这一变迁对城乡的影响深度存在何种差异？这一差异又将如何影响城乡间的社会结构？费孝通先生健在的话，也许也会思考这一问题。
《差序格局》讲的是中西方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不同之处。费老以西方现代社会为参照，把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方社会在基本结构及各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比较，提出的“差序格局”这一本土概念。西方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可以被归纳为一种“团体格局”，就像“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在中国传统社会，“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关于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中费老所用的两个比喻，揭示出中国传统社会特点是一种规范特殊性、公私界限不明、社会关系等级化的伦理型交往。在西方现代社会中，每个人的人格是独立的、平等的、互惠的。团体格局中讲契约、法理，以契约信用和法律来判断行为的正当性，以法理保护社会公平公正。社会格局的差别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在“团体格局”中，道德的基本观念建筑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上。
而差序格局中的道德体系出发点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从己外推以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每一根绳子都被一种道德要素维持着。中国的法律和道德，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在现代社会中，差序格局依然存在，但也或多或少发生了变化。血缘、地缘关系弱化了，体现的更多是业缘关系。人们为了生计，一部分年轻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加大了人口流动性，固定的“熟人”社会由于交流、联系的减少渐渐疏远。从乡村向大城市发展，造成了中国乡村的“空心化”，弱化了血缘和地缘的联系，业缘成为影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整个社会呈现一种松散的状态。
《礼法秩序》讲的是中、西方管理方式的区别。人们总是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人治”，而西方社会是“法治”。其实不然，中国传统的社会并不是“无法无天”的，乡土社会是一种“礼治”的社会。费老说：“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西方社会的“法治”并不是指法律本身能统治，能维持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依靠国家的权利来推行的。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
礼不同于“从外限制人”的法律，也不同于以舆论话语限制人的道德，而是一种由主动服膺于传统的行为构成的秩序；礼从内作用，但同时是外在于个体的社会秩序，也作为社会秩序从外作用于人，目的在于“克己”；礼治秩序在规模较小的乡土社会里可以满足人们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的需要，但现在社会要求规模更大的团体合作，此时，“礼治秩序”要过渡到“法治”。现代社会中，由于“熟人”社会渐渐过渡到“陌生人”社会，人们交往范围的扩大，交往复杂程度增大，导致人们之间的信任感弱化，必须依靠社会契约来作为和交往、合作的保障，所以法律制度也凸显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尊法、守法成为人们交往的准则，对人们也产生必不可少的制约。随着“依法治国”观念的深入，人们的法律意识也逐渐提高，“法治”社会将更有利于现代社会的发展。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距今已是70多年了，当今的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都与费老那个年代大相径庭。重拾费老的《乡土中国》，深刻理解中国传统社会本质，才能更好地应对当今社会的变革与发展。
乡土中国读后感
这一类书籍不在我的阅读舒适区，读前不免忐忑，但这一本确实很好看，深入浅出，足见费老功力。我想重点谈谈《乡土中国》给我的一些感受和启发。
一、规矩在乡土社会中是人们自然而然地去遵守的定式。
最近沸沸扬扬的metoo事件、强东事件、霸座事件等等，其实归根结底都是权利和权力的边界在哪里的问题。而权力和权利的边界在中国有个比较属地化的词儿，规矩。《荀子·礼论》：“规矩诚设矣，则不可欺以方圆”。《礼记·经解》：“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圜。”孔颖达疏：“规所以正圆，矩所以正方。”可见对于规矩，从古人开始就有非常明确的定义了，简单说来就是用来衡量边界的规则。
费孝通在乡土社会中直接指出：“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这一点与以契约作为关系维系基础的西方社会区别非常大。
我记得小时候回农村老家过年，最头疼的就是大年初一的早晨，因为晚上守岁过了十二点才能睡觉，早晨天还没亮就要早早起来并吃完早饭，因为天亮之前就有人径直登堂入室来拜年了，如果还没起床会被人大声嘲笑。但头晕眼花的我又最记得这个时候，因为爷爷家辈分很大，会有四五十岁来拜年的陌生成年人喊不到十岁的我为“姑姑”，在炕沿就势屈个膝且作揖来问我新年好。在更趋近于契约社会的城市里，这种半夜直接闯进别人家，以及喊个小孩子为姑姑真是很难见到的光景。但当地全村都是这么做地，反倒是我的惊讶显得格格不入。天亮前一定要径直登堂入室别人家并拜完年，并且一定按照辈分不按照年龄来行拜礼这种行为，并没有人质疑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在当地人看来这就是天经地义的，年年如是，这样才是不失礼。
所以费老得出结论：乡土社会是阿波罗式的，靠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配合各个人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成的，是熟习的，到某种程度使人感觉到是自动的。
二、乡土社会维持秩序的力量所在是人治。
契约社会有暴力机关可以帮助维系契约的有效性，那么对于以口口相传的经验形式流传下来的道德约束作为规矩，怎么维系其有效性呢?费老指出：“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我们的社会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想见，在某个波纹中的秩序，一定程度上这块石头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细细品来颇有点谁发起、谁负责的意思在。
费老归纳出三种权力方式：
第一种是在社会冲突中发生的横暴权力。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纷争，老子提出的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其实就是避免纷争的一种手段。就像水滴，当互相融合时，可能一滴不干净的水就会污染一大杯水。但冲突是不可避免地。那么一旦有冲突发生，乡土社会的横暴权力就要发挥其作用了。
最能体现横暴权力的横暴二字的一个例子，是妇女一旦被发现不忠会被浸猪笼、沉塘。而这种惩罚自己家人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实施了。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乡土社会中，家庭一定要维持稳定，并且要生育和繁衍劳动力，多多益善。所以对于导致家庭不稳定的因素，要使用横暴权力去干涉，就像人体的免疫细胞自主发挥作用一样。暴力导致的悲剧非常之多，这也是乡土社会为现代社会所诟病和不可想象的大多数现象所在。
第二种权力是社会合作中所发生的同意权力。这种权力模式大家最不陌生，少数服从多数、投票等等都是同意权力的具体工具形式。同意权力对于乡土社会的重要性在于，一旦达成共识，就可以形成一股合力，更加促进乡土社会水源获取、土地分配、耕牛等物资共用这类争端事项圆满完成。典型的例子是，大家都同意去买媳妇，所以通过买卖获得的媳妇在本地人看来就是正当手段完成的家庭构建。农村被绑妇女解救十分困难就在于此。
第三种权力是社会继替中所发生的长老权力。提到长老这两个字，感觉莫名回到了篝火面具的洞穴文明。但实际上随着乡土社会的发展，长老是一直存在并有其非常崇高的地位的，现在也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形式和名头上稍微整了整容。
长老长老，顾名思义，首先要长，这个长可以理解为长辈，这是身份和地位上的限制;其次要老，毛头小伙子肯定做不来长老，这是经验和眼界上的限制。这两个条件摆的明明白白，长老的作用呼之欲出了：经验的传承。
南方这一点更加明显，对于祠堂、族谱等文化的重视，起名字时大家族一定要按照家谱来确定辈分，有些大宗族都是有族长的。就是没有明显宗族的地方，有红白大事的时候一定要请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坐镇，遇到不懂的礼节要去请问老人应该怎么办。
我参加过农村的婚礼，一定有一位大知宾负责总调度，通常是年纪四五十开外，有丰富的筹办经验，那时候他的指令就是最高意志，包括各种亲戚、贵宾都要听他的调度安排，颇有点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意思在。所以，怎么安排一场婚礼，全在大知宾的一张嘴上，并没有我们熟知的计划书、wbs任务分解、各种公告、条文、时间表来告诉各色人等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所有人都等着大知宾口头通知。有些多才多艺的大知宾，话说的十分之漂亮，一套一套的半文半白，甚至有些还会唱着押韵的歌词来安排事项，令人叹服。这就是典型的人治。
第四种权力是发生在激烈的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时势权力。费老用的这两个字非常传神，时势造英雄，这种权力的产生和实现方式大家都懂得，是彼可取而代之的自信，是我花开后百花杀的霸气，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大胆。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时势权力还是在乡土社会的框架内产生的，一旦取得了权力，不会跳出乡土社会的特性去重建一个世界，如果真有哪怕一点征兆，那么就会有人怀疑对方可能是穿越者了，比如王莽同学。
那么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打土豪分田地，这是框架内还是框架外呢?嗯嗯嗯，我感觉我这篇读后感想到这个问题后就可以结束了，那么，就结束吧。
《乡土中国》读后感
当我看到这本书的书名时，第一反应是——作为一个由五千年文明的国家孕育的子女，费孝通先生写的这本书，值得我们去读。
文章开篇即提到“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说明中国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农业大国，而作为农民，自然而然的被视为“乡下人”，因为“乡下人”这个称呼，从褒义上来讲，它表示的是农民淳朴，忠厚，本心做人的性格：从贬义上讲，则带着几分蔑视，意味着农民的愚昧、木讷、迟钝、没见识、没文化、落后的常态。
中国封建社会时期，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是经济基础，农耕文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其实早就奠定了中国社会“乡土性”的文化基础。农民的生活离不开土地，自古以来，农业的发展是在土地的基础上。农民播种、耕田都要依靠土地。所有的农业都离不开土地，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乡下人对于农业的无土栽培。同时也说明了土地对中国社会有重要意义。
在“文字下乡”一文中，作者说明并阐述了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乡民生活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人们在生活上社会作业都是与一些熟人。这就意味着人与人是直接接触的。而作为文字，字是人与人之间间接接触的工具，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所以，在乡土社会这一熟人社会中，“文字”处于一种非必要状态。人们喜于用语言表达和交流，所以文字下乡必定会受到一定阻碍。文字作为一种知识和经验的传播媒介，要在乡土社会中得到广泛使用，就必须要使文字渗透到乡土社会中。也就是现只有中国社会的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文字才能下乡。
《乡土中国》这本著作反映了中国的实际状况，又是具有很强的理论深度的著作。在中国学术界，具有较大的影响。成为许多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必读书目。
回顾宋朝时著名的《清明上河图》，还原出来的中国乡土社会特有的“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祥和、安定的社会。而今，在党的领导下，老百姓的日子期盼更富足、祥和的社会生活更让人期待。全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主义价值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成为新一代中国社会的必然发展方向！
《乡土中国》读后感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主要收集了40年代后期先生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任教时所讲的关于“乡土社会学”的14篇文章。近日学有余闲，我又一次拿起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细细品读，竟另有一番收获，于是草拟成文，和众位学子齐分享。
第一篇《乡土本色》中有两句话，一句是“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练出来的结果。”另一句是“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它们凝练而充满意蕴，引发了我的深思。
这两句话说明了什么呢？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徙是变态。在中国，农民长久以来聚村而居，因此乡土社会人口的流动率相当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十分稀疏，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为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具备了微妙的特点：每一个孩子都是被长辈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的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了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在熟悉的乡土社会里，乡民之间在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频繁地、长时期地接触，天长日久生出亲密的感觉，并且，这份亲密的感觉会使人和人之间获得天然的信任。在熟悉的乡土社会，彼此间无条件的信任来得似乎没有根据，但却是最可靠的，它已经成为了深入乡民骨髓的规矩。比如，我们今天依然常常在农村听到这样的话：“我们大家都是熟人，打个招呼就行了，还用得着多说么？”万一多说甚至像现代社会一样怕口说无凭，必须得签个字、画个押，那乡民恐怕就要说：“这不是见外了么？”
熟悉尔后亲密、信任，这和“自由”有什么关系？
这就要提到费孝通先生《男女有别》一文中的观点：“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所谓了解，是指接受着同一的意义体系。同样的刺激会引起同样的反应。”“亲密感觉和激动性的感情不相同的。它是契洽，发生持续作用；它是无言的，不像感情奔放时铿然有声，歌哭哀号是激动时不缺的配合。”这两句话说明——了解是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亲密感觉是一种“了解”，熟悉也是一种“了解”。乡土社会中，各个人之间有着高度的了解，知根知底了，熟悉的、亲密的、信任感觉便产生了，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稳定的社会联系，并且，这种社会联系到某种程度会使人感觉到是自动的`，即乡民之间无条件的信任已经内化为乡土社会的礼俗之一，成为乡民自然而然的行为了。
礼是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而传统正是维持礼的这种规范。《礼治秩序》有言：“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行为规范的目的是在配合人们的行为想到这里，乡土社会中“熟悉——亲密——信任——自由”的发展规律已然明晰，但是我们不妨进一步思考此种社会学规律和当代大学生的关系。
我思考的结果是——乡土社会中“熟悉——亲密——信任——自由”的发展规律与“学而时习之”的古训有共通之处。
《论语·学而》有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在这里，“学”是学习，“时”指的是时间，“习”即温习、实习，“说（悦）”就是内心高兴、喜悦的意思。与上文所讲的社会学的理论相对应，“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时习”是经常性的、无数次的陶练，“说（悦）”是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
乡土中国读后感
中国正在崛起，从传统走向现代。众所周知，这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探索历程。如同树木要长的高大就必须有坚实而健康的根系一样，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也得立足于自己的传统，或对其批判改造或对其继承发扬。我们要忠于中国的现代化，就要忠于中国的过去。忠于过去我们才知道我们是什么，我们应该走向何方，应该如何走。
《乡土中国》就是一本既忠于中国过去又忠于中国将来的书。首先，它面对的是中国的农业社会，通过社区调查追究中国农业社会的特点。在一个靠农业起家的国家，农村占据绝大部分的领土，直到现在这依旧是中国的一个现实。回到以前，按费孝通老前辈的意思说，中国乡土社会就是一个生于泥土、长于家族、教于礼教的社会。虽然那里有现代人看来尚未开化的“愚”和“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私”，然而这的确是一个无为政治下的太平这会。其次，它对中国的发展趋势以及如何发展做了一些暗示，如随着社会的发展，地缘会冲破血缘、传统教化会名实分离、人们的欲望会向需求发展等。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北方人的相对剽悍、豪放，南方人的相对柔弱、婉约，这与北方平原的旷荡和南方山水的缠绵是分布开的。土地养活着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国的乡土社会也和土地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情节。土地之于乡土社会就如同水之于鱼，离开了它就不能生存，土地与人的完美结合也培育出了五千余年古国古的农业文明，如此互利双赢的买卖，又有谁舍得丢弃了呢。在在物质生产能力极不发达，靠天吃饭的年代，拥有土地的心情，我不知该如何去描述，我想那就和今天处于小康社会的心情差不多吧。于是，与其说乡土社会的人不舍得土地，不如说土地束缚住了乡土社会的人。于此同时，乡土社会有了另外一个特征，那就是土地的固定性征服了人口的流动性，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造成了一个环境内人们彼此熟悉的社会。我想正是这种惯于熟悉的环境而形成的惰性让乡土社会与现代充满着陌生人的社会格格不入，阻碍了中过的现代化。
在两篇论文字下乡中，费老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上阐述了文字下乡在乡土社会中的不必要性，而这不必要性正是建要立在一个对外相对封闭而内部非常熟悉的乡土社会。
文字与语言比较，依费老当时所言，文字适于间接传播并且有产生歧义的毛病，而语言则适于间接传播。我们就当代来看，语言在现代可以通过语音设备进行长距离的传播部分取代文字长途传播的功能。乡土社会在空间上因土地的限制而不会太大，并没有使用文字传播的必要，又因为彼此之间以及彼此对环境尤其是生产方式和生产方式的熟悉，语言传播减少了相当部分的歧义；再从时间上来看，我认为语言更有适应环境小范围变化的可变性，因此用语言比用文字在同代和代际之间传播更具时效性。在乡土社会语言是优于文字的。
关于乡土社会中人“愚”的问题，肥老的解释是，乡下人并不愚，愚是学习能力问题，而乡下人不识字只是知识积累问题，乡里人也有城里人不知道的知识。由此我的感想是：在社会发展，乡土的封闭性被打破的必然趋势下，文字下乡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并不是一个急于求成的是，而是当局如何抓住时机，提高文字下乡效率的问题。
“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在我看来并不是指社会的冷漠，而是指乡土社会中合作的状况，在左邻右舍关门不见开门见，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小天地里，怎么可能“老死不相往来”呢？乡土社会确实是一个“私”当头的社会，人们都以“我”中心，考虑与人交往营建生活圈子，赚取社会资本。这一切的根源我认为在于封建自然经济的封闭性，自然是因为自给自足，虽然交换在小范围内存在，但人们的生活大多依赖于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实体，合作则多在自家土地上自家人之间产生。要强调的是，在物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年代，一心忙于自家的生产而无暇顾及他人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费老把差序格局和传统格局对比，突出了西方社会的合作分工细致、权利义务分明与中国乡土社会“老死不相往来”的鲜明对比。
麻雀虽小，肝胆具全。乡土社会虽然范围小，但它毕竟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有着它独特的价值体系。就私人而言，有维系私人的道德，就社会而言，有礼治秩序、男女有别、无讼等观念。
维系着私人的道德，费老在《乡土中国》中将其归纳为孝与伦常。具体的说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克己复礼”，“恭、宽、信、敏、惠，仁、义、礼、智、贤”等一系列儒家思想。中国素来有礼仪之邦的头衔，并且这不是自封的，相必着与占中国绝大部分领土的乡土社会在私人道德上的教化有很大关系。人们总是力求在对自己的克制上化解矛盾和纠纷，并用自己的真诚去打动和感化人以此来实现“和”的目的。令人欣慰的是这确实创造了一个稳定和谐的乡土社会，但它也有不足。在《从传统到先代》一书中，金耀基先生曾说，中国人对礼的过分注重即对人事的注重，使中国人对自然的探索仅限于美的欣赏，而阻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这是科学方面，中国人也曾为礼付出过生命的代价。用一部电视剧来说，《中国兄弟连》中就有这样悲惨的一幕，全唐庄的人对“皇军”以礼相待，因为他们从祖先那里学来的永远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然而，结果却是全庄人藏生火海。私人道德对人际关系一定时候是有用的，但不是时时有用，尤其是涉及民族利益之时，这是历史留下的教训。
礼治秩序、无讼的观念、男女有别主要对社会整体而言。鲁迅在他的第一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就说礼教统治下的社会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它不单吃祥林嫂、吴妈之类的女流，其实对处于统治地位的男性也实残忍无比。与方饭社会的法治不同，中国社会实礼治，虽然同样都是人在操作，但操作的规则却是截然不同的。法有赖于国家权力执行，而礼却是任何拥护它的人都可以执行，法比较明晰而礼却很模糊，这两者结合中国社会如何用礼来治也就无一定之规了。人们对礼教的敬畏也就油然而生，因而在行为上处处注意、不不小心，生怕一失足成万古恨，怕违反礼就处处去维护礼。可以说中国的礼治是在人们的敬畏中一步步加强的。对礼的敬畏也是“无讼”的观念的来源，用“讼”来解决矛盾，双方都会招致很严重的礼与法的惩戒，而采取“无讼”的方式，用礼来教化，代价就会小很多。在人治向法治转化的过程中，“无讼”的观念严重影响了法律地位的提升，阻碍了法制化进程。
“男女授受不亲”是用礼来解释吴妈为何会在阿q的“毒害”下自杀的最好答案。男女有别当然不止于此，费老在这本书中说，中国乡土社会形成了同性相吸的奇异现象，男女只有在生产和生育上是一致的，在心理上却不要求一致。这当然是一种畸形变态的社会，它使得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长期底下，但社会又离不开女性实现人类的延续。不过这种社会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它使社会多了一个安定的因素。
这里的家指家族，费老将其定义为家庭单系扩展的.产物，它是以男性为对项的扩展。“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都说名女性不在扩展的范围之内。乡土中国知家而不知有社会，对他们来说，家就是归宿，出则为飘蓬，为游子。中国有一套家族制度，它由族中长老控制，长老们拥有教化的权力，“孝”就是他们实现权力的工具。“孝”在中国是一种高尚的品德，“百善孝为先”就可以印证，但它却含有相当分量的“顺从”的意思，顺从于父母、顺从于长老、顺从于传统。长老统治下的家族是个人生活的核心，它担当着政治、经济、教育等各类事业，其秩序也交于长老来维持。同样是《中国兄弟连》中的唐庄，如果不是长老的迂腐和坚持，那几百条活生生的生命也须不会有如此下场。
费老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了四种权力：横暴权力、同意权力、教化权力和时势权力。无为政治关乎前三种权力。乡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资料极度缺乏，人们没有更多的富余产品去养活一个能控制他们的权力中心。中国有句古语“庙小容不下大佛”，乡土社会就是一个“小庙”，是不适宜横暴权力这样的“大佛”的。乡土社会是一个松散的家庭集合，以家庭为单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使人们之间没有权利和义务可言，是没同意权力的。一代代的教化使人们都克己复礼，乡土社会呈现出一片“和谐安宁”的景象。虽说中国古代专制独裁，然而乡土社会因其封闭性确是一个国中之国，是一个“小国寡民”的世外桃源。
费老明显提出的发展趋势有地缘冲破血缘、传统教化会名实分离以及人们的欲望会向需求发展。地缘冲破血缘，我的理解就是，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的联系的日益紧密，家族在社会中的作用会被削弱，而家族所担当的事业也会被众多专门的社会机构所代替。就拿教育来说吧，乡土社会中的人所受的教育来自家长，而现代社会则很多来自学校。传统教化的名实分离是随着社会的变迁产生的，是时势权力的结果，也是人们面对社会变迁的现实不得不承认而又不愿意承认的心是口非的现象。需要代替欲望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知识的积累，人们对自身的需求有了科学的认识并开始探索自己生存的条件用主动选择代替了顺从巧合和本能的结果。
时间仓促，对《乡土中国》我只用了很短的时间来阅读，这篇感想多是用自己的话重复费老先生的观点，甚至其中也会有许多理解错误的地方。但读了它，我更加忠于中国的过去，我也更加忠于中国的未来，因为几十年前就有人能清醒地面对中国的过去，中国的崛起指日可待。
《乡土中国》读后感
我觉得我是一个异常幸运的人，本来是以戏谑的心理拿起这本《乡土中国》，想着我在湘潭看这本书真的是十分应景。可是没想到这是一本异常专业严肃认真的书，我断断续续地看了一个月，很多地方都还是不是很懂，可是还是感觉受益颇多。
这本书年代久远，作者是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的乡村社会学，经过了十多年的研究才定稿出版。总之在那个年代，有一个学者专心致志地去做这样的一个研究，是一件让我异常感动钦佩的事情。
乡土社会是相对静止，稳定的，所以它的发展进程就相比较较缓慢，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很多突然迅速涌入的东西无法用乡土社会的根生于土地的习俗来应对，所以土气就成了骂人的词汇，乡再也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并且我觉得作者说的很对，不一样的社会环境不能用同一种标准去衡量，什么是愚什么是聪明，这是一种相对的关系。并且愚是一种智力缺陷，这样去描述乡村孩子是十分侮辱的。如果同样是连学习和理解教育的机会都没有，那这种嘲笑才显得相对公正，可是并不见得绝对的知识是衡量的标准，还有身体素质和动手本事。
农村与土地的关系密切相关，溶于骨子里，血缘决定地缘，地缘就有排斥性，人口不流动，所以新客想要融入一个村子是十分难的事情，除非他有土地，可是土地又是氏族的受着保护。
作者对于乡土社会的不成文的秩序异常推崇，他认为这是一种出乎与道德上的礼制，现代社会的法律会破坏会误解，是一种被动和强制。可是我觉得传统固然可贵，稳定的社会结构不代表不发展，在剧烈的时代大冲击上看，新问题的涌出会加剧，那么按照原有的进程，相关秩序的出现是会落后的，法治是必然的趋势和进程，这是需要协调和认可的。
他过于否认农村中夫妇两性之间的作用，乡土社会固然是一个大的团体，可是也是以一个个男耕女织的小家庭组成，我觉得这种两性之间的联系不是淡漠的，而是牢固的，以这种联系作为轴才能促进宗族和谐。
总之社会学社会现象是十分深奥的东西，是一种综合的学科。
《乡土中国》读后感
近日，读了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受益良多。不仅对当时的农村生活，“差序格局”、“礼制秩序”、“长老统治”等方面有了更多了解，同时领略了社会学的魅力所在，对社会学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费孝通先生曾说过：“社会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它把社会作为—个整体，综合研究社会现象各方面的关系和其发展变化，包括人们对人际关系的知识和理论。它最根本的任务是解决一个生在社会里的人，怎样学会做人的问题。这是对社会学高度和本质的概括。
首先费孝通先生从普通乡下人的土气入笔，一反常人对土气这个词的藐视，称赞“土”字用的精当，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依靠的正是土地。曾听人说过，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也正是因为有了土的滋养，才有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才有了聚村而居、与世无争的传统生活，才有了中国人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根源。中国的问题说到底还是需要回到乡村里去理解，毕竟中国是农业大国。在“乡土本色”中，费老说中国乡土的特色是不流动的熟人社会，由此产生的是符合这种社会的习惯，与现代社会截然不同。对“熟人社会”的说法，我思考良多。
费先生认为，在乡土社会这样的“熟人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因为“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只有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变迁，人们在较大的环境中活动，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都是陌生人，所以要讲个明白，也才需要画个押、签个字，也由此，法律才有产生的必要。在此基础上，费先生概括了熟人社会的一些特点和要素，诸如：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政治、血缘和地缘等等。同时，费孝通又认为，乡土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社会，“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乡土中国的“礼”靠社会传统来维系和传承。礼制不同于法律，亦有别于道德。法律凭借权力机构强加于个人，道德靠社会舆论维持，按照费孝通的意思，做事合乎“礼”则更像“凭良心办事”的意思。
中国的熟人社会这种基层社会结构，是与其独特的聚族而居的聚落形态密切相关。而这种聚落形态恰恰是小国寡民的政治学主张的理想模式，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种聚落形态，是自然和政治因素的双重影响。在南方，确实是过一山而语言风俗就不同，所以聚族而居是很自然的选择。但在北方，好像自然因素就没这么强烈，非自然因素才是根本。这里的非自然因素可能就跟政治有关了。在中国，重农抑商是主流，不是皇帝们不爱钱，他们是爱权胜过爱钱，不患寡而患不均。寡，好管，不均，一个容易乱，一个不均，就有富可敌国的素封，就可能挑战皇帝的力量。所以，历代皇帝，都在作打击豪强的事情，比农民起义还彻底。农民起义不过是个催化剂的作用。而安土重迁，就是一项基本国策，其现代版本就是离土不离乡。
另外，功能主义系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手段，简言之，即需要导致文化的产生，文化又反过来满足需要。法治的功能令其无法在熟人社会中产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多人认证了，熟人社会为什么不能产生法治，是因为不需要！而陌生人社会需要法治，所以法治产生于陌生人社会中。这虽然是一个循环认证，但不妨碍其解释的合理性。以中国目前为例，通说为我们正在建设法治国家，但有些现象，很难解释：比如刑讯逼供的减少，是来自文明国家的压力？还是对外来文明成果的汲取？还是本身技术的进步，已经不需要刑讯逼供？正是在这种难以解释中，社会已经开始变迁了。费老的《江村经济》中，探讨了技术变革对社会变迁的影响，较《乡土中国》更进了一步。而“社会变迁”无疑是中国近百年来的一个宏大的话题，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已经成了所有爱国、有志知识分子都想探究与解决的大问题。所以，可以理解，当人们突然发现这个理论可以解释社会变迁的时候，他们的兴奋是可以预计的！功能主义在中国的流行也就可以理解了！
但是，熟人社会被人诟病的地方，是相当多的社会活动缺乏成文规则。但并不是说这个社会就没有规则。这其间根本没有任何逻辑关系。将这些不成文规则成文化，将这些不成文规则中的不合理的、落后的因素剔除掉，引导到所谓的先进道路上去，就真的.是不可行的吗？任何社会，不管是熟人社会还是陌生人社会，都需要法治。这是不证自明的公理。现代法治，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规则的存在，还关心它的存在形式、稳定性、适用性等一系列微观的、技术的内容。但这并不脱离于规则和律令已然存在这个基础。
所以，我认为，社会的结构形态特征，对法治的形成与否并非有如此决定性的影响。换言之，是否在东方这种所谓的“熟人社会”，就形成不了法治，或者说，形成不了真正意义上、纯粹意义上、真正纯粹西方意义上的“法治”，答案很明显，是否定的！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香港（尤其香港的新界地区很有标本意义），都是不胜枚举的例子。
《乡土中国》读后感
近日，因为旁听课程的要求，又重读了《乡土中国》一书。本书是费孝通先生对于理解中国基层社会的基本性质所作的一个尝试，由14篇短文所组成，文章篇幅不长但蕴含着对传统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探索与思考，语言简洁，通俗易懂，归根结底，是费孝通先生在书中所阐释的基本观点与中国社会的诸多方面是十分贴切、适宜的。
费先生在开篇即提出“这里所说的乡土社会，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传统基层社会所特具的一种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并不排斥其它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会，那些影响同样可以在中国的社会里发生作用”，可见，“乡土社会“是费先生所提出的一个理想概念，即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但概念源自于实际经验的归纳与总结，通过”乡土社会“这样一个理想类型型的概念，可以看到许多中国基层社会所具有的特性。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先生在开篇提出即提出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的属性，“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在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环境都是熟悉相通的，就如作者所说“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做庄稼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进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来说的，从人和人的空间排列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块的集团为单位的”。作者也分析了乡土社会以村落为集团的四个原因：每家所耕种的土地的有限性；水利等需要合作的需求；安全保护的需求；多子家庭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可以看出，在乡土社会中，以村落为集团的社会是完全可行的了。“靠着土地生活，自然也受到土的束缚”，不过随着乡土性的逝去，“在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以文字下乡为例，在推崇文字下乡的人看来，乡下人是“愚”不可及的，但实际上在乡土社会这样一个面对面的熟人社会，文字不是必需的，甚至是多余的。文字也好、语言也罢，不过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需要记忆的东西增多而出现的象征体系，它们的使用需要人们共知这些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在乡土社会，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轻一代都是大人们看着长大的，在乡土社会中所生活的人，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大抵是一致的，所不同的不过是经历的前后区别，在他们之中，同样会产生一套他们所熟知的符号，相比文字，在乡土社会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中，语言，表情，动作等无疑是更为直接形象的，因为文字是一个间接的象征体系，文字的用语讲究文法、排列等，实际上在两个不同的情境中理解相同的文字往往是会产生偏差的，因之，乡土社会中文字是多余的，倘若强行推进文字下乡可能好处未得，坏处却已显现，这与在后文提及的法律下乡是一致的。
在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后，费先生在之后分析了乡土社会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他以“差序格局”这一概念来指代乡土社会的社会结构，以区别于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我们的社会，不像是西方社会那样大家建立在同一个平面上，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波纹，被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完全相同的”，“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像水面上泛开的涟漪一般，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这个圈子是富于伸缩的，圈子的大小要根据中心势力的厚薄而定，也因之中国人对世态炎凉特别有感触”。在差序格局中，一圈圈波纹的差序称为人伦，对于乡土社会中的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以己为中心，也因之而产生了公私不分的问题，这个人向内可以说是“公”，向外则是私了，维系着私人的道德也因之是以己来展开了，在书中，费先生引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关系很好的阐释了这一点。乡土社会是个偏重父子、婆媳纵轴的单系原则的社会，因此用家族来称谓每个家会更为恰当，实际上最简单的家族就是家庭，但家族比家庭更显示出结构的复杂，也涵盖了政治、经济、宗教等复杂的功能。在偏重父系原则的乡土社会中，实则除了生育外，政治、宗教甚至经济等是以家族为核心的，因而男女之间也仅是因生育和必要的社会分工而相联系的，但乡土社会是个自给自足、分工不发达的社会，这样说来，生育事业可谓男女之间唯一需要联系的了。因而乡土社会是男女有别的社会，是阿波罗式的社会，是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安土重迁的社会，这和西方浮士德式的社会是截然不同的。
在乡土社会中，维持社会秩序的是礼治，是对传统的恪守，对文化的传承。文化源于经验上的积累，在乡土社会这样一个比较稳定不太变动的社会来说，前人的经验对后人是有益的，后人只需搬动前人经验积累下来的文化常识，便足以应付社会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了，这样一代一代积累下来，接受这样一种教化，克己以复礼，乡土社会的秩序也便维持了。在乡土社会，诉讼是可耻的，法律是靠外在的权力执行的，道德则是教化而来的，是由内向外的，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是无讼的，如文字下乡一样，现代化过程中，法律知识的下乡是必要的，但若不考虑实际社会的道德观念、思想意识等，强行推行，难免会使某些略知一些法律而道德低下的人在面对不知法律的实诚的乡下人时钻了空间。
随后，费先生在无为政治和长老统治两篇文章中分析了乡土社会的政治结构与政治权力，分别是与社会合作、社会冲突、社会继替、社会变迁角度所对应的同意权力、横暴权力、长老权力和时势权力。社会合作的角度看，社会分工使得每个人有合作的需求，由此产生了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每个人也由此有了对应的权利和所需要承担的义务，可以说同意权力是一种妥协性的权力；与之相对，横暴权力则是占有优势的一方对相对弱势一方的压制，是一种强制性的权力。乡土社会是一个不富有抵抗性的社会，容易成为皇权的发祥地，但分工体系不发达的乡土社会又难以为皇权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与之对应的必要的经济基础，传统社会的统治者为了维持皇权的维持，对在“天高皇帝远”的乡土社会里，采取了“无为统治”的统治方法。乡土社会对外，是无为社会；在其内部，实际是长老统治，与之对应便是长老权力。如前文所述，乡土社会的乡土性、稳定性使得年老一代对年轻一代有了更多的经验积累，因之对年轻一代在诠释传统、教化晚辈方面具有无可非议的权力与资格。德高望重的年长者们，就是礼的象征，是正确的行为范式，是道德标准。乡土社会注重礼治，注重传统，相对稳定，变迁不快，这也为长老权力的存在与发展提供条件。乡土社会虽变迁得慢，但还是有的，与之对应便是时势权力，但也因为乡土社会变迁的缓慢而相对较弱。乡土社会的社会变迁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变迁，伴随着变迁，“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结果，位与权，名与实，言与行，话与事，理论与现实，全趋向于分离了”。
在“学缘和地缘”与“从欲望到需要”两篇短文中，费先生以此来指代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社会性质的转变。乡土社会中，血缘和地缘的分离，是相当难的，作者在书中以“客边”、“新客”为例进行了说明。
无疑，《乡土中国》一书中所提出的“差序格局”、“无为政治”、“长老统治”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概念，有助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品质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本书以“文字下乡”、“法律下乡”等为例，给予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以某些启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与现代因素铆合的、后发赶超性的超大社会里，怎样渐进式推进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让改革的红利惠及更多人无疑是值得思考的。《乡土中国》是常读常新的，在14篇短文中，费孝通先生对传统基层中国社会的性质做了思考，其蕴含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值得深究的问题。
此外，本书中能感受到费孝通先生的大同思想，特别是第一次读“文字下乡”部分时作者对乡下人“愚”的解读，可以说是这本书把我领进了社会学的大门。在面对当今文化各异的社会中，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实现多元文化的共存与发展，彼此汲取进步的一面、摒弃落后的一面，是需要全世界人们共同努力的。我想用费孝通先生曾说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在恰当不过了，这与今天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是一致的，希望有朝一日能有天下大同的一天。
《乡土中国》读后感
这本小册子我先前已经读过一遍，但当我爱人问起我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内容时，我竟一时语塞，不知从哪里说起，便问她怎么突然问我这本书的内容？她说是她同事的孩子，一个高中生，被要求读这本书，这个学生读了两页便读不下去了，她同事和她讨论这件事，她想起我读过这本书，于是问我读的感受。
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写的，正是20世纪40年代，他能比较完整地描述传统中国的乡土特色，而21世纪的中国已经是现代化的中国，书中很多传统的礼治、长老权力等现象已经难以找寻，但是作者用了大量笔墨对传统与现代、中国和西洋进行对比，这给了我很大启发。
文中提到，在传统中国，家庭的主轴是父子还有婆媳。父子很好理解，毕竟子承父业在中国是传统，那么婆媳怎么理解？所谓男主外、女主内，男是父子相继，女则是婆媳相传，要不然也不会有那句话“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一句话道出了家庭地位的更替。在这个家庭中，主轴的关系是纵向的，要求孝顺，“二十四孝”的精神始终是传统礼治的宣传要点。而如今的现代社会，则是以夫妻为主轴。
在二十世纪初期，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书中提出“婚姻关系是家庭关系中最重要的”，这不仅仅是女权运动的胜利，也是家庭结构在现代社会中的展现。
我想到一个例子，一次我和同事在队部门口炒菜，遇到一位老农，目测年龄六十有余，他短短的个头、瘦削的身材，手里夹着点着的香烟，他上来与我们攀谈。他先是啐了一口痰，感慨了一声，说“世道变了！”我和同事大为惊诧，不知他有何冤屈，不方便接他的话。哪知他说了一句“你们两个大老爷们吭哧吭哧地撅着腚在这炒菜，在俺家，这活儿我从来不屑地干，这都是老娘们儿的活”，我同事倒是极幽默地回了一句“社会越发展，男人地位越下降，城市不如农村啊，农村的老爷们儿地位高”，那老农猛地吸了一口烟，发出爽朗的笑声。
我倒没觉得这有多好笑，联想到我家里爷爷奶奶的地位关系，我每次回家都要帮着奶奶“顶撞”爷爷，但是奶奶好像丝毫没觉得她受爷爷欺负有什么问题，虽然偶尔发两句怨言，却也没什么过激的反应，但是我在城里见到的确是另外一番景象，大男子主义十分少见，男女争吵也基本上多以女性胜利、男性沉默结束。这似乎无关个人品格，这也许就是乡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变化。当然，不可否认的，孝顺等优秀传统文化将继续在现代社会存续并发展，但这些文化的表现形式一定是现代化的，“吃人的礼教”是不可能再回归了的，就如同那作古的帝制一般。
费先生在对乡土社会治理力量的解构上，使用了各种权力来说明，有横暴权力、同意权力、长老权力以及时势权力，后面两种权力名词为费先生所独创。后来，年高的费先生谈到自己写这本书，做这些讲演的年轻岁月时，他说那是一股子闯劲，虽不成熟却也可爱。我觉得这几种权力的解释太过学术化，我倒不敢说人家不成熟，只不过是因为我是社会学的彻彻底底的门外汉，长老权力、时势权力的解释让我在与实际印证方面犯了难，而我对这些需要体验的社会现象几乎触及极少。
另外，文中提到西方将社会可以分成安稳的阿波罗模式和求变的浮士德模式。乡土特色类似于阿波罗社会，“言必称古”的文化塑造了一个稳定可靠的社会结构，在社会变迁缓慢的传统中国里，人们最常采用的是用注释的方式来弥补过去的不足，所以那个年代的改革尤其是激进式的改革多半夭折。而现代社会则类似浮士德社会，崇尚个人价值、鼓励积极探索，相信创新创造产生的问题必将也必能由新的创新创造来解决。
《乡土中国》读后感
在刚开始拿起《乡土中国》这本书时，我有些部分没有读懂，从而对它有了抵触。但是渐渐地，我发现这本书写的十分有趣，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了许多晦涩难懂的专业名词，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坐下来，安安静静的把这本书读完。当我读完之后，我才意识到，原来我一开始没有读懂的部分——第一章“乡土本色”，是全书的重点核心部分。
在章节开头部分，作者首先提出了他的观点“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紧接着，在一个又一个小故事的串联下，费老提出了乡土性的三个表现：基层社会的人离不开泥土，基层社会的不流动性以及基层社会是熟人社会。我们的生活习惯和对土地的信仰决定了我们离不开泥土。
费老用中国人在内蒙古、西伯利亚种植物的例子生动形象的为我们证明了撒种子、种东西，好像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标签，不管适不适合，都想种点东西，而这只能说是一种流淌在血液里的习惯，或者说是一种文化了。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有土地信仰呢？当我们离开家乡时，总要带上一捧故乡的土，那样才会让我们有安全感。中国古代总说“社稷”，其中“社”是谷神，“稷”是土神，这有力证明了在中国古代时人们对土地的敬仰之情，支持以农业立国。所以在中国古代，泥土就已经占有了如此之高的地位。直到现在，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就对土地有莫名的依恋。
乡土社会的第二个表现是基层社会的不流动性。为什么乡土社会总不流动呢？其实，它是有历史原因的。因为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费老在此用了“游牧的人”、“做工业的人”和“种地的人”三种人的实例说明了我们中国人对土地的黏性很重，外来文化不会轻易的改变我们现有的文化。而即使中国人迁移了，也改变不了定居的常态。一方面，中国人自古形成固定的居所很难改变；另一方面，即使从这块土地上出去了，他们也会像种子一样，在新的地方扎根，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根据地，继续“繁衍”。虽然中国人在历史版图上迁移了一次又一次，但中国人定居的的本性一直没有变过。由此可见，中国基层的不流动性是有历史渊源的，是农业文明造就了这种不流动。
乡土性的第三个表现是熟人社会。在这里，作者引入了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两个概念。前者因为长时间地在一起生活，彼此熟悉，从而自然生长成一种社会。比如中国；后者则是为了完成一项任务而结合的社会，比如欧美。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差距立现。因为大家都生长在同一片土地上，所以大家都是熟悉的，因此中国是一个熟悉人的社会。因为彼此经常接触，陌生感越来越少，熟悉感越来越多，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信任和默契。这样的社会形成的人际关系是熟人社会。这样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中国人总是自来熟？因为我们生在熟人社会，对于我们而言“四海之内皆兄弟”，即使我们真的不熟，喝完这杯酒，也就熟了。
由此可见，中国的社会确实是乡土性的。虽然这种社会在一定方面之下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因素，但同时也正因为这种所谓“土”的依恋与凝聚，使得我们自己的文化不容易被外来文化同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特色。
《乡土中国》读后感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对中国进行社会结构分析的尝试，是最知名的社会学著作之一。该书是作者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写成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作者描述的乡土中国的形成过程是这样的：农耕生活——封闭自足——熟人社会——差序格局——偏重私德——伦理生活——礼俗社会——教化权力——血缘地缘——强化封闭。通过该分析，可以一窥中国的基层社会。
顾名思义，乡土就是充满了泥土气息的意思，作者说“中国是一个和泥土分不开的民族。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也受到土的束缚”。这个古老的、有5千年历史的民族，而在此之前的岁月，生存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农业。研究乡土中国，也就是在研究这几千年来，世世代代在土地上生存的农民，以一种怎样的姿态存立于世。
5千年到底离我们有多远，假设50岁为一代的话，则传了100代。也就是在这5千年里，我们的文化传承了100次，在这100次的演化中，不断积累、淘汰、脱胎换骨、沉淀，最终形成了当前我们看到的样子。
费孝通则通过他的知灼见识、鞭辟入里为我们进行了底描刻画。在《乡土中国》这本书中，为我们揭开了中国人骨子里掩藏的那些文化特质，差序格局、道德观、名实的分离等等，影响着我们言行举止、为人处事。
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
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现象，往水面扔一块石头，会发生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石头大小不同，则砸出来的大小不同，而作者正是采用该隐喻来说明乡土社会的基本结构。我们是以个人为中心，以血缘和其他亲密关系为波纹的一个个波心圆。同时波心圆有大小之别，有权势的人可能大到像一个国，穷苦人家则门可罗雀。关系随着波纹向外拓展而渐次弱化，形成序列差序的格局。当然也最容易出现这样的现象：有权势时车水马龙，无权势时人走茶凉。
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相信有过国外经历的人，很容易感知到这一点，在中国办事最常被提及的就是私人关系。公开的流程和制度往往成了摆设的存在，在私下的链接才是人们常常想走的手段。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攀关系怎么攀，亲戚、同乡、同学、同事、朋友等。七大姑八大姨能往上扯点缘分也会拼命扯，为着后续好办事。
导致差序格局形成的原因，也正是这样在封闭自足的农耕社会、自己自足的熟人社会中形成的一个逻辑自洽的行为模式。差序的背后是伦理，是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等不同的这套思想体系下，中国儒家文化的落地生根。靠血缘及其他亲密关系，像水波纹的涟漪一样扩散开去。牵一发动全身，水倒猢狲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也是差序格局格局关系最好的注解了。
乡土人的道德观。
道德一词是形容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乡土人的道德观是直接朴素的，如果是自己人犯了法，则包庇隐藏，安之若素。如他人犯了法，则大公无私，大义凌然。一旦知道他人是自己人，则马上开始包庇起来，原本的道德、法律、规则统统视而不见。圈内圈外是利益的分割线，为了个人可以损失国家利益，为了家族可以损害他人。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公德和私德没有清晰的界限。在这种含混中，磨平了规则的界线。回看现实，大家拼命要融入圈子，获得庇护，也是原来本乡本色的道德观念延续。
由于差序格局是由己及人，由内向外。自己总是中心，像四季不移的北斗星，所有其他的人，随着他转动。同时将群己的界限弄成了相对性。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在这种公式里，你如果说他私么？他是不能承认的，因为当他牺牲族时，他可以为了家，家在他看来是公的。
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别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
何为名实的分离。
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故事，天子是名，诸侯是实。注重名正言顺，即便名正，面子对，里子是虚的，也在所不惜。注重表面无违，这种对名的注重，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思想。
回顾我们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环境固定，最容易安定的社会。在这样的环境中，儒家所注重的“孝”道，是维持社会安定的手段，孝的解释就是“无违”也就是承认长老权利。长老代表传统，遵守传统也就可以无违于父之教。保持他们的权力，子弟们在无违的标准中接受传统的统治。费孝通写到“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结果不免是口是心非。在中国旧式家庭中生长的人都明白家长的意志怎样在表面的无违下，事实上被歪曲的。虚伪在这种情境中不但是无可避免而且是必需的。”
在慢速发展的社会中面子是一套，里子是一套，名和实分离。由于这种文化的影响和传承，虽然时代变化的速度加快了，但是名和实分离的现象仍然随处可见。但当变化快之后，父不父子不子的现象就会不断发生，长老的权利也会逐渐缩小。
写在最后。
全书由14篇文章组成，涉及乡土社会人文环境、传统社会结构、权力分配、道德体系、法礼、血缘地缘等各方面。除了差序格局、道德观、名实分离等。本书的其他章节，“家族”告诉我们乡土社会中国的家庭并非以夫妻为主轴，而是以父系亲属原则所组成的社群。“男女有别”则指出传统社会的婚姻和爱情关系不大，两性结合更多是为了分工协作，为社群制造安稳。等等，每一种耳熟但是不能清楚说明的现象，都能在书中找到深刻的解读。
这是一本读来颇为生拗，但是一旦读顺就惊为天人的书籍，是对乡土中国的一次完整清晰的梳理。后续陆续有很多和中国乡土相关的研究，但是都没有这本书带来的震撼让人震惊。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乡土中国》是讲述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治理结构的代表作，为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性提供了重要参考。"。
人性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在乡土社会中人可以靠欲望来行事，但在现代社会中欲望并不能作为人们行为的指导，于是产生“需要”，因而有了“计划”。
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我们的城镇化率从10。64%~64。72。58%，越来越多的人从乡土来到了城镇。无论我们现在如何说明自己的现代化，乡土的文化已经融入了我们的骨血，流淌在我们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行为中。当我们对自己困惑时，可以翻翻《乡土中国》，回到一切的起点。
《乡土中国》读后感
《乡土中国》整本书阅读从20xx年1月23日开始，历时十多天终于在2月9日下午成功结束，我们圆满完成任务。《乡土中国》这部著作，思想超凡，字句严谨，具有极大的极珍贵的探索精神，让我感受到作者费孝通先生不折不扣的学术品格并为之折服。在阅读这部著作的过程中，我收获了语言、思维，审美，文化的滋养，更是对乡土社会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让我感受颇深。
初得到这本书时，别人都说他苦涩难懂，我略翻开几页，满是文字，让我更是全无阅读兴趣。从小看惯了故事性的书籍，以至于对叙述性文章情有独钟。直到这次。在需完成任务的前提下，我尝试着去阅读，这一路上从未放弃。
记得阅读第一篇文章时，在老师的鼓励下克服了畏难情绪，我慢慢地在每一字上扫下目光，在读的同时去深入思考，在旁边写下自己的理解。第一次难免思考不够深刻，但我也并不气馁，而且还很高兴。渐渐地，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透过现象去深入思考其本质，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越来越觉得自己已经置身于这部书中了。在阅读的过程中早已不是为了完成任务，而是一个享受的过程，同时在费先生严谨思维的熏陶下，我的思维能力和见解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不得不说，这部著作在我的阅读生涯中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让我的阅读有了质的飞跃。不仅如此，我对乡土社会有了清晰的认识，让我看清了他的本质，看清了历史。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其最大的特点是稳定，乡土社会是农业社会，乡下人依土而生，土地是他们生存的必要条件，而土地是固定的，因而乡土社会是不流动的，他们世代生活在一处“生于斯，死于斯”，每个人都是从小生活在一起就熟悉得很，其实这在我们现在的乡村中也有体现。例如一个村子里要细论起亲属是极多的。
乡土社会的特点即是此，故也是“熟悉的社会”，人们眉目传情，用声气辨，连语言都用处不多，就更不用说文字了，这也是为什么文字下乡成效不大的原因。可见，“改革”并不是易事，要等到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文字才能下乡。
围绕着乡土社会的特点，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就诞生了。每个人的亲属关系如丢石头所形成的同心圆波纹的性质又如同蜘蛛网般错综复杂，在此道德层面，乡土社会的伸缩性也使得公私之辨模糊不清，家庭层面上加的职能是生育，家是绵续的。感情在社会关系上就有创造作用，而乡土社会并不允许有较大变化，因此男女分工维持着家的稳定。“男女有别”，使他们在生活上加以隔离，男女有别的界限致使了中国感情向变态方向的发展，也许这并不是什么好方向吧。
乡土社会也是“礼治”的，法律在这里并不需要，“长幼原则，教化作用”才是首要。
乡土社会的变化速率相对于现代社会可以说是禁止的，但社会终究是变迁的，但长老权力在形式上不容违逆，于是有了“名与实”的分离。乡土社会的传统不变，经验可以解决一切困难，但现代社会适应变化的他们需依着生存的条件去计划。
乡土社会的不流动性，使其变化十分缓慢，不难想象其变革为发展的现代社会是多么不易。前辈们说，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做出的努力不容忽视，我们理应牢记，同时传承前辈的优秀品格、实现人生的价值是我们的目标。我相信在我们的努力下，现代社会会愈加繁荣。
《乡土中国》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希望有时间我能再次阅读，感谢《乡土中国》，让我在文学和能力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乡土中国》读后感
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主要看到两条线索，一是定位中华本土文化，二是看待外来文化。在世界全球化的今天，《乡土中国》无疑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既要反对崇洋媚外，又要反对盲目排外，立足本土文化，正确看待外来文化的影响，之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我为本，为我所用”。此书包括：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系私人关系的道德、家族、礼制等方面，由表至里，浅至深层层剖析中国乡土社会。此书的精华所在，及影响我最深的，无疑是一个“土”字。中国社会未完全意义上摆脱自己的乡土性，本人也觉得无需改变，乡土一次或许与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些许有些相悖，但是“乡土”，是我国如此本色。全书有目录十一，我选下对我影响深刻的内容做出自己的见解，详如下：
“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中国是农业大国，大河文明的滋养下，中国的农业很早以前便领先于世界。而农业的根基在于土，中国人离不开土，就像孩子离不开母亲的道理一样，正是这片神州大地，孕育着代代炎黄子孙。家立于土之上，国也立于土之上，土为我们所居，是一个大概念的家，由此而生“生于斯，死于斯”中国自古有“落叶归根”一说，人死后，总要把尸骨带回出生地安葬，“一生取给于这块泥土，死了，骨肉还得回入这块泥土。”此观念一直影响着我们，当代，四面八方的农民放下锄头，来到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谋生，成为农民工，赚的钱不是为了在城市买套房子安居在此，更多的是吧钱寄回老家建房子，就算在城里有什么不测，家人也要千方百计把在外打工的人送回老家。
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以村与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出于农业原因，乡下有大大小小的聚居地，说也奇怪，中国习于聚居，但是孤立和隔阂是明显存在的，大家在同一个村子里，生活在彼此熟悉的环境中，把信任和深度交往局限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放眼到都市中这样的生活圈子由一村缩小到一家，在高楼大厦中，门对门的两户家庭可以说是几乎“老死不相往来的”。再者，中国虽然地大，但是人口都集中在个发达地区，形成人口的过于集中，人就不得不聚而居了，此情况多为都市所有。而美国乡下则很少出现聚居现象，美国人少地多，个人家庭自成单位，独来独往。我想美国等西方国家国民的冒险，个别负责精神也是由此而来的吧。
“土”也成了骂人的名词。乡里人到了城市不会看红路灯和城里人到乡下分辨不出包谷和麦子的道理是一样的，是知识问题，而不是智力问题。国家处于各种原因，人为性的把人们划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除了户口上的区别，农民和城市人世无差别的。只是因为硬件软件上的差异导致农村人接受知识的机会比城里人弱，导致他们知识不及人。习惯性地把乡下人称为“文盲”，不能是“愚”的表现，而是乡土社会的本质。乡土社会不用文字，“用另一句话来说，他们生活上互相合作的人都是天天见面的。在社会学上我们称之作facetofacegroup，直译起来是面对面的社群。”于是他们不习惯用“间接地说话—文字”。就算如此理解，乡人还是被戴上愚的帽子。，乡下人和城里人总会受到不同的待遇，前者总充当弱势群体角色，如上海“11.·15”特别重大火灾责任事故发生后政府“全力调查”后找出相关“责任人员”—8名无牌烧焊的农民工！因为所谓的“愚”，没有足够的维权意识，这八名农民工被“光荣”推上负责人的位置，成为民符其实的代罪羔羊。而相关的工程负责人，那些批准无牌作业的领导班子，责任人在？他们当然是聪明的，把责任推卸地一干二净，但这聪明明显是道德败坏恶心的产物。在孩子身上，这种不公平也是明显存在的，有些城里，政府会建立农民工子女学校，此做法有利也有弊。特意建立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可以方便管理，也有利于孩子的安全问题，这是对待留守儿童问题的较好做法。由于城乡孩子受教育的起点不同，分开学校有利于安排学习进度，但是这人为地分割会使孩子从小形成“我很城里人不同”的思维。其实大家都是平等的，认为乡里孩子“愚”学习能力不如城里孩子，人为地分割在某种程度来说，是一种危害。
在中国这个乡土社会里，教化总是取代折狱，打官司在村人眼里是一件不光彩的事，除非非不得已，否则都不会对簿公堂。中国传统崇尚“礼制”非“法制”，以礼为先，法制传播受传统中国社会的文化影响。像在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中，秋菊为“讨个说法”把村长告上市的法院，在村里人看来，秋菊是可鄙的，根本无人理解秋菊的做法，最后秋菊赢得了官司，却输掉了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人情世故文化。中国传统文法与现代法制形成的矛盾，非一日之时可以解决。“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的建立起法治秩序。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行为，于是司法处在乡下人的眼光中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了。”由此可见，要让法制深入人心，并非要盲目照搬国外法律条文，而要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人情世故，灵活变通，“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让法律被人们所服膺。通过对《乡土中国》的阅读，让我了解到中国乡土社会的方方面面，更好地认识到我们所处的位置，定位于中国本土趋势，更好地展视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