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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新时代儿童戏剧的创作论文
戏剧表演在实践中与影视表演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均属于表演的主要形式。其中戏剧表演相对于影视表演来说历史更为悠久，影视表演主要就是基于戏剧表演衍生发展而来的，对此二者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区别。
一、戏剧表演和影视表演之间的创作共同点。
影视表演以及戏剧表演都是通过角色的塑造彰显内在的价值，在表演活动的开展过程中，都是通过自身的演绎模式塑造出不同的鲜活的人物形象，提升观众的视觉感受。在本质上来说，二者并没有较大的差异，都是基于人们生活开展的艺术创作模式，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中：
（一）戏剧表演和影视表演创作艺术上具有一定综合性。
戏剧表演以及影视表演在创作过程中都是要通过不同的艺术部门开展集体创作。戏剧表演在实践中要通过表演人员、化妆人员、服装道具人员、灯光以及音响等相关部门的系统协调才可以开展工作，只有这些部门的协同开展才可以充分地呈现其内涵。而影视表演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之上还要进行后期的剪辑以及洗印等相关操作，才可以像观众呈现作为优质的影视座屏。也就是说在创作艺术上来说，二者均具有一定的综合性。
（二）演员自身的艺术创作能力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在影视表演和戏剧表演中，对于表演人员的实际需求是大致相同的。演员在进行艺术创作过程中，不仅仅要通过自身的创作将其人物形象m行演绎，同时也要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身体以及情感等相关内容作为主要的创作角色，只有这样才可以充分地诠释角色内容，对此在相关影视以及戏剧表演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其对于演员的实际训练需求是大致相同的：首先，就是要解放表演者的天性，充分的释放其内心，通过各种方式与途径使演员可以在舞台中充分的释放自己，进而快速地投入到各种特定的表演情景之中，全身心的开展表演活动；其次，就是通过各种元素训练的方式提升其综合素质能力，在实践中主要就是让演员充分的集中注意力，通过想象能力、信念以及自身的真情实感对其创作的情景进行感受，进而使演员可以充分地融入到表演之中；最后就是通过演员的观察，通过生活以及自身的亲身经历提升其内在的素养，然后在通过各种独幕戏、大戏的实际排练以及演出，提升演员的实践能力。
（三）戏剧表演和影视表演艺术创作上的互通性。
在电影演员以及舞台演员的培育过程中，都是通过各种行动练习、自我行动等方式开展，基于此基础在组织到相关角色以及任务的行动之中。在这整个过程中，戏剧表演以及影视表演都具有一定的互通性，其都是通过剧本中要表达的相关情感内容，通过自己的理解以及诠释对其进行表演。
二、戏剧表演和影视表演艺术的差异性。
在相关戏剧以及影视表演过程中，二者对于作品的诠释的相同之处就是具有一定的融合性，在其融合中充分的彰显其艺术价值。但是，戏剧表演和影视表演艺术之间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其主要就体现在不同艺术之间的个性差异，通过系统融合，互相弥补可以在根本上提升戏剧表演以及影视表演的.同步发展。
（一）戏剧表演以及影视表演中艺术观赏过程中的同步性差异。
在实践中因为戏剧表演形式存在一定的限制性，其具体的表演以及观众的实际欣赏是同步开展的，也就是说在戏剧表演过程中观众是全程观看的，表演着自身的真实情绪状况、相关场景的实际呈现等相关因素都是基于观众的观赏状况之下直接呈现的，这也就是说观众对于戏剧表演的欣赏具有异性的直观性，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演员的实际情绪变化，其与演员之间的交流也相对较多。
但是在影视表演之中，观众以及演员是存在空间差异的，影视表演并不是现场的，观众与演员并不处于相同的空间范围内，演员自身的情绪表达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的模式彰显的，同时，一部影视作品的拍摄以及播放是不具备连贯性的，在实践中一部影视作品可以是在其完成之后的多年之后才播出的，这种表演模式以及因素在影视以及戏剧两种表演模式中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二）戏剧表演以及影视艺术表演的特性差异性因素。
戏剧表演是一种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在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夸张性，这种具有变异性的表演形式就决定了戏剧表演是源于生活的一种艺术形式。戏剧表演可以说是对人们生活实际状况的有效拓展以及放大，通过艺术的形式对生活进行深入地演绎。演员在进行戏剧表演过程中要提升对观众的重视，根据观众的实际感受，不断地调整自身的表演技巧以及模式，进而加强与观众的感情共鸣。
相对于戏剧表演形式来说，影视表演的演员的在进行表演过程中，对于观众的感受无需进行重视，因为其实际环境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对此其对于演员的表演有着严格的要求。也就是在实践的影视表演过程中，其对于演员表演的真实性以及生活化有着严格的要求。
结束语：
在表演艺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专业院校以及相关演艺事业工作人员要充分的了解戏剧表演以及影视表演创作的异同性，对于二者的内涵进行充分的了解，进而在根本上促进其长足发展。
参考文献：
[1]龚佳丽。从游戏训练到表演创作――基础训练课程在戏剧影视表演教学中的应用与研究[j]。戏剧之家，，（20）：203。
[2]瞿继伟。探究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的差异[j]。戏剧之家，，（11）：46。
[3]杨立霞。影视动画表演艺术创作研究[d]。浙江师范大学，。
戏曲电视剧的中和美学研究论文
戏曲电视剧是在戏曲与电视这两种独立的艺术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新的艺术品种,尽管有着自己的独立特性,但在更多层面上还是这两种艺术形式的整合和融合,还是受到戏曲文化和电视文化的双重影响。
(一)戏曲文化的影响。
中国的戏曲艺术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文化生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表现范围非常广阔,举凡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宗教、伦理、道德、习俗等各个领域,几乎都是它的艺术再现的对象,有着非常丰富的表现内容。而且,戏曲艺术还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形式,文学、音乐、舞蹈、曲艺等各个艺术门类,都被其融入自身,因此戏曲艺术还具有非常充分的表现形式。这样一种有着强烈的开放性和吸引性的文化形态,是处于经常性的变化和发展之中的。这些特点使得戏曲的社会影响力远大于其他艺术种类,具有更高的艺术地位,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它总是能通过自我机制的调整实现艺术的更新,从而找到发展的契机。这种可变性和适应性对于戏曲电视剧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戏曲文化具有全民性,它以不同的方式或方法满足社会各阶层的审美需要。”[3]戏曲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通俗艺术,是以全社会为欣赏对象、以通俗化为标志的大众艺术,具有极其广泛的群众性。戏曲艺术的这一特点也决定了戏曲电视剧的艺术基调,即群众性和通俗性,而这也正是电视这一大众传播媒介的突出特点。除此之外,由于各地区存在方言也即语言差异,不同地区观众的审美需求也必然各有特色,中国戏曲现在仍存留有三百多个剧种就是最好的证明。这种以剧种方式而存在的戏曲文化的多样性,使得戏曲电视剧成为了一种带有鲜明地域文化色彩的电视艺术,也使得它的丰富和多样成为可能。
(二)电视文化的影响。
孟繁树先生认为,“所谓电视文化,可以概括为伴随着电视这种新的社会传播媒介而出现的一种现代的文化生活方式。这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其浸润所及,几乎遍布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3](40)电视文化的普及性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电视文化具有极其广泛的内容,任何社会文化进入这一传播媒介体系内,都要按照电视运行也即视听的规律和要求来进行加工、改造和创造等电视化处理。而在电视化的过程中,综合性是需要遵循的一条重要的原则和途径。在电视艺术领域的各种艺术样式中,都可以看到综合性特点的体现。戏曲电视剧作为电视艺术综合性的表现,其创作也必然要自觉地顺应这种艺术的自身规律。
“戏曲电视剧是由戏曲与电视剧进行联姻而产生的,既不同于戏曲又有别于电视剧的一种电视艺术的新样式或新品种,它具有独特的审美品格和作为一种新艺术的质的规定性。”[3](28)戏曲电视剧既没有因成为电视艺术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而完全丧失戏曲艺术的审美品格,也没有将戏曲表演的种种艺术模式完全搬上电视荧屏,而是将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表现出对于“中和”之美的审美追求。这不但是戏曲电视剧的审美价值的核心,也是它区别于其他艺术的根本标志。
(一)中和戏曲舞台的虚拟性与电视荧屏的真实性。
传统戏曲的一个重要美学原则就是舞台时空的流动性,或说是虚拟性―――戏曲舞台的时空特点是假定性大,舞台的时空并不需要借助景物造型来表现,而是依靠演员的表演,通过唱词和适当的动作来交代周围的景物和环境,即所谓景随人走和景在人身上。这种程式化的表演具有写意性,它可以以桨代船、以鞭代马、以演员生景。舞台的变幻,环境的迁转,时间的流变都依靠演员的表演来实现,以唤起观众对时空的联想,产生艺术感受。这是戏曲舞台艺术的主要特点之一。应该说,这种表演方式,在舞台风格的总体范畴中是合适的,是能为人们的审美情趣所接受的。观众在观看舞台上的戏曲表演时,心中明确知道这种虚拟化的种种表现特点,演员的演和唱相得益彰,与观众的审美诉求完全一致,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戏曲电视剧的制作需要借助电视手段来实现,需要将舞台表演转化为荧屏再现,往往是选用实景(或是搭景)的,是立体的,有很强的真实感。这样的环境设置与传统戏曲的程式化表演―――虚拟、假定性极强的表现形式就出现了矛盾和冲突。这时,如果再完全采用舞台表演的虚拟化的技巧和方式,就显得不合适了。比如,当演员在宽阔的大河前以桨代船,在蜿蜒的山道上以鞭代马,在真实的房屋前假装扣门,或是仅仅走一个“圆场”,就代表地理位置的变化,而身后的背景始终未变,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在审美意识上是不能接受的,只能产生一种不伦不类的滑稽感。受电视剧制作技术手段的影响,戏曲电视剧表现时空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因此,为将戏曲舞台上时空的虚拟表演与电视剧表现的实景相统一,戏曲电视剧中的具体表演方式必须做相应的变化,以求通过表现力丰富的电视化手段,结合戏曲的艺术特点,使戏曲电视剧成为富于生命活力的新样式,使观众在欣赏过程中不产生阻隔和障碍,进而达到良好的审美诉求。
(二)中和表演艺术的程式化和电视剧的生活化。
王国维曾将戏曲定义为“以歌舞演故事”。这一方面说明了传统戏曲中,故事性也即情节的重要,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戏曲存在的主要方式―――以歌舞来表演。中国戏曲在漫长的发展演变中,在不断的继承和创新中,逐渐确定了一套比较固定的'程式化的表演方式。“所谓程式化,是说传统戏曲的表演语汇都是经过规范的,而且这种被规范了的表演语汇还具有普遍意义,即是说同一个动作既可以在同一出戏中重复使用,而且也可以在不同演出乃至不同剧种中重复全长,因为它已经不再是一个个别的动作问题,而成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语汇。”[3](62)这种表演方式的程式化和舞台时空的虚拟化是相辅相成的,正是由于虚拟化的舞台时空的需要,才产生了程式化的表演方式;也正是由于表演方式的程式化,才使得舞台时空的虚拟化成为可能。戏曲表演的程式可以表达感情、表现景物,甚至可以推动情节的发展,是丰富的戏曲文化遗产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表演艺术的程式化不仅要求演员对于固定的程式要烂熟于心并能运用自如,如起霸、云手、跪步、圆场、走边、蹉步、抖髯、甩发等,而且对服装、化妆、道具等其他方面也有比较具体的要求。传统戏曲的服装、化妆、道具等也往往是类型化的,如服装上往往要按照人物的身份、年龄和性格的特点进行分类和规范,为符合人物性格、身份,戏曲界有“宁穿破、不穿错”的格言;戏曲的脸谱、髯口,也都是按照人物性格、年龄特征设计的,而且各个剧种还有理解不一的差异;舞台道具的虚拟、假定性都较大,真实感较差。这些造型元素都具有假定性和夸张性的特点,这和舞台表演的程式化是相适应的。正是这些方面彼此配合,才共同造就了戏曲这一最重要的写意化的特点。而相对于戏曲表演的程式化,电视剧的美学原则却是要求生活化。“生活化是在电视这种大众传媒基础上形成的电视剧的基本艺术特征之一,是一种艺术样式(类型)对反映生活的美学要求。即通过电子技术传播给观众的‘屏幕视像’―――电视剧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已经不是什么大众性的通俗性的问题,而是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与民众生活融为一体的生活艺术。”[4]由此可知,对于电视剧而言,生活化这一艺术特征,并不是一种题材内容的要求,而是艺术上的特征规定。这样的一种艺术特征和戏曲表演中的程式化,那种明确的假设性的表演方式是存在矛盾的。戏曲电视剧就是要将戏曲舞台表演的程式化与电视剧的生活化结合起来。为了符合戏曲电视剧的美学原则,为了更好地刻画、塑造性格各异的形象,一些固定的程式化表演方式,夸张的脸谱、定式的服装和假设性的道具等与戏曲电视剧这一新的艺术形式不太和谐的部分,也都需要做适当的调整和改变,以达到最佳的观赏效果。然而,如何才能对其做准确把握,既保持戏曲艺术的传统美,又将其与电视技巧相融合,这个问题对于戏曲电视剧的创作者们来说,无疑是有难度的。一方面,传统戏曲的程式化和虚拟性,是展示戏曲独特之美的重要特性,正是由于那极具象征意义的一招一式,才使得观众生发出难以明状的美感享受,这也是传统戏曲长期发展而来的文化累积。另一方面,电视剧的表现手段又要求不得不舍弃或改变某些传统戏曲的表演方式,否则便仅仅是两种艺术形式的粗浅整合,既不能使传统戏曲经由电视传媒发扬光大,也没能为电视领域增加新的表现方式,这种结合便无价值可言了。
(三)中和戏曲音乐的连贯与电视音乐的节奏。
由戏曲的发展史可知,戏曲在近千年形成和发展中,不断吸收和综合各种音乐的营养,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体系。“以歌舞演故事”,充分说明了戏曲与音乐的密切关系。“从美学原则的角度看,戏曲艺术对戏曲电视剧的最主要、最深刻的影响,表现为它使戏曲音乐成为戏曲电视剧的美学结构的核心和灵魂,并最终赋予这种屏幕艺术以电视歌剧的艺术品格。”[3](67)对于戏曲电视剧来说,戏曲音乐是它之所以成为戏曲电视剧而非普通电视剧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戏曲舞台的音乐是烘托剧情、刻画人物的主要手段。原有的戏曲音乐受到表演方式上虚拟性和程式化的限制,总的来说是比较拖沓缓慢的。观众坐在剧场里欣赏一场戏,除了看演员的形体表演之外,更重要的是唱戏的部分,因此过去有“听戏”的说法,这充分说明了戏曲音乐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大段唱段的出现就无可非议了。观众需要在这样的大篇幅的唱段中体会这一唱腔的妙处,了解角色的心理活动,探求剧情的进一步发展。但是,电视剧拍摄手段的多样性决定了它丰富多变的节奏,戏曲电视剧的表现方式与场上传统的戏曲表演方式存在很大区别,如果不加变革地完全套用,两者的节奏不合,就会使人产生疲惫和厌倦之感。比如,作为戏曲艺术的灵魂和特有的主要表现手段,戏曲的唱腔是戏曲区别于其他艺术样式的最主要的标志之一,而且最能体现戏曲艺术自身的特征和审美价值。它的连贯性极强,如果和镜头“分切”过多,往往会破坏它一气呵成的连续情绪。对此,戏曲电视剧在创作时就需要特别注意如何将传统唱腔与电视化的处理方式相统一,既保持唱腔的连贯性,又突出戏曲电视剧的电视特点,增强对观众的情绪感染力,以达到更好的艺术效果。因此,可以根据剧情的实际需要,灵活采用不同的方式,兼顾传统戏曲音乐的抒情性和电视剧节奏的多变性,充分考虑保留戏曲艺术的特性,并通过电视的手段和技巧发挥它的特长,使观众能全方位、多角度地感受情绪和欣赏表演,展现艺术表达的最佳效果。
总而言之,对于戏曲电视剧这一产生于传统戏曲和现代电视的基础上的艺术形式来说,如何使自身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使这两种看似完全没有联系,实际上又存在颇多共通之处的艺术形式,能更好地融合,表现出独具特色的艺术特征和价值,中华民族所独有的中和美学精神是它的美学依据。因此,认真把握中和美学,在具体的拍摄制作中综合两方面的重要内容,使戏曲电视剧能够以富于现代气息的电视艺术,使中国传统戏曲得到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的弘扬。(本文作者:李晓一单位:渤海大学国际交流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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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是一门综合艺术，它由音乐、表演、舞美、剧本相互交织而成。通过塑造、加工、提炼多种角色才能演绎出一幕幕动人画面，而旦行就是京剧元素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部分。本文从京剧旦行的分类出发，分析了京剧旦行的基本功，探究了中国民族文化中京剧旦行的继承与发展问题。
京剧舞台将角色分为“生、旦、净、丑”这四种类型，在创造人物个性的过程中会运用独特的表演手段，将不同性别、性格、年龄、身份的角色划分为不同的行当。“旦行”是戏曲舞台中女生角色的总称，按照女性角色的特点、年龄以及社会地位的不同分类成不同的角色。因此，在戏曲舞台中，旦角主要分为正旦、花旦、花衫、武旦、刀马旦、老旦、彩旦等七大角色。
正旦。
“正旦”又被人们称为青衣，在京剧戏曲中扮演端庄典雅、毓秀名门的正派人物形象，泛指戏曲舞台中的贤妻良母或是一些具有贞烈气节的女子，青衣以优美典雅的古装扮像著称，年龄多为青年到中年跨度不等，以长衫青褶子为主要服饰，故又称青衫。在戏曲演绎方面，正旦以唱功为主，动作幅度较小，步伐稳重、端庄，台词主以念韵白为主，这需要正旦具备较强的唱功能力才能将念白功、水袖功、台步圆场功倾情演绎出来。另外，正旦还要训练其形体身姿，只有具备了扎实的演绎功底，才能将妩媚大方，秀丽婉约，身姿优美的正旦形象展露无遗。在唱腔方面，正旦还要具备优雅细腻、甜美可人的流畅嗓音。
花旦。
花旦指在京戏舞台中扮演活泼开朗、可爱天真且受过严格封建礼教约束的年轻女子形象，扮相俊美大方，唱腔清朗爽脆，表演风格自如洒落。例如，《西厢记》中活泼伶俐的红娘，《春草闯堂》中善解人意的春草，《拾玉镯》中的敢于追求幸福人生的孙玉娇，《金玉奴》中的具有强烈主观意识的金玉奴等正派花旦形象。[1]花旦以短衣裤袄为主要服饰，部分角色也会穿戴长袖，在演绎戏曲方面，花旦以念京白为主，同时兼并唱、念、做等多个动作，在表演风格中大多数花旦都蕴含着活泼开朗、动作敏捷伶俐的特色。
花衫。
花衫是京剧旦行中较为重要的一种角色，她不仅要集唱、念、做、打、表于一身，还要在演绎风格上有所突破。也就是说，她们既要有正旦的端庄婉约，也要有花旦的活泼开朗，聪明敏捷，还要兼备武旦的武打特性。早期的京剧戏曲只有正旦和花旦这两种角色，但随着京戏的不断拓展，花衫的鼻祖创始人王瑶卿老先生，逐渐发觉京剧之中应该要出现“花衫”这一类型的角色，表演时兼备唱、念、做、打等全套肢体语言病使其同步进行。[2]在往后的岁月中，花衫得到了“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的发扬，他们为京剧花衫的角色演绎拓展了一个新的空间，塑造出一种文武兼备，“唱跳同步”的功力角色。例如，京剧大师梅兰芳在《霸王别姬》中所饰演的爱恨交织的虞姬，《天女散花》中的身姿轻盈、隽秀灵巧的嫦娥，《花木兰》中机智勇敢的花木兰等经典花衫角色。
武旦。
武旦与刀马旦跟生行中的武生相类似，但从所属内容上划分她们又都属于旦行。武旦泛指武艺高强的青壮年妇女，她们在剧目中多扮演侠女、名将、仙女、女妖等形象。武旦与刀马旦的出场、表演都伴随有热闹、强烈的武场节奏，以此烘托强烈的表演气氛。与其他角色不同的是，武旦在戏曲舞台中以“武打”为主，表演为辅，一身短打衣衫，轻盈干练，重在扎实的功夫技巧和铿锵有力的唱白，以及一种特殊的技术——扔出手。另一方面，短打武戏不会太注重人物的表演与唱功。例如，《打焦赞》中武功不凡的杨排风，《虹桥赠珠》中威风凌凌的水母娘娘，以及《武松打店》中剽悍的孙二娘等“短打武旦”角色。
刀马旦。
在戏曲舞台中，刀马旦的扮演者需要头顶盔甲、身穿大靠、武艺高强、提刀、跨马，这类角色通常都由女元帅、女将军或巾帼英雄所扮演。为了能最大限度地还原故事情节，刀马旦在一般情况下都要骑着马，手持长枪或大刀，因此称之为刀马旦。例如，《杨门女将》中武艺超群、机智勇敢的穆桂英，《樊江关》中的英勇不屈、身手不凡的樊梨花，以及《扈家莊》中美丽勇敢、聪明机智的扈三娘等一系列刀马旦女性形象。[3]刀马旦在戏曲演艺方面，需要将唱、念、做、打同步进行，因此功架很重要。另外，在演绎过程中刀马旦必须要将人物气质、神韵以及威武的个性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在观众眼中展现出勇敢机智的巾帼女英雄形象，这对女性而言有一定的难度。
老旦。
在京剧故事中老旦既包含了贫穷的老妇人，也囊括了富有的国太，甚至是迟暮老去的女英雄。因此，老旦是京戏舞台中老年妇女的总称。在演绎唱腔方面，老旦需要展现自己的真实嗓音，也被称为大嗓，但又不能像老生的嗓音一样平直、刚劲。这需要老旦演员具备坚固的唱念基础，将“音”与“衰音”相互结合，既要表现出老年妇女独有的声韵特色，同时又要与青年女性细润的嗓音有所分区。在表演风格上，老旦的肢体动作也与青年妇女略有不同，为了突出老年人的体态特点，老旦在行走表演的过程中，需要跨出“横八字步”的稳重步伐。
彩旦。
彩旦属于丑行角色，在京戏中专门扮演滑稽、丑陋、风趣的女性角色，年纪稍大的妇女被称为“丑婆”，年轻姑娘被称为“丑小姐”“丑丫头”。在唱腔方面，彩旦需要运用自己的本嗓——大嗓，声音要洪亮、豪迈，不拘一格。在表演套路方面，彩旦以说白为主，以念京白为标准。在肢体动作上，彩旦必须要显露出自然、滑稽、洒脱，不融于形势的风格特点。在服饰妆容方面，彩旦一般以夸张的妆容和艳丽的服饰出现，表现出诙谐幽默与滑稽搞笑的特点。
京剧演员在舞台上的一招一式，唱、念、做、打，全都要依靠扎实的基本功，只有基本功才能将漂亮大方的闺中小姐，或英勇机智的女将军演绎得活灵活现。京剧旦角演员的基本功主要是练习旦行身体各部位的基本运动能力。训练身体各关节、肌肉的运动状态和对基本功动作技巧的驾驭能力、表现能力。基本功包括从头部到脚部，从手腕部到颈部，从肩部到腰部，进行全面的力量、开合、柔韧性和关节灵活性重点训练。基本功包括腰腿功、翻打功、顶功等一系列基础功夫。
腿功。
京剧旦行演员的所有形体动作和表演技术都需要有腿的深厚功底。不仅武旦需要腿功力量，就是文戏旦行演员同样离不开腿功的练习。武戏对腿功的功底要求更加严格，以使腿部运动有足够的力度、速度和软度。既能掌握抬、踢、跨、控、转、砍身、探海、飞燕、铁门坎等快速敏捷的肢体动作，也可以在亮相跺泥时具有雕塑性的展现。[4]例如，武旦的“走边”表现夜建行走，秘密勘察等动作。常常多用腿部功夫，如旁腿、正腿、十字腿、片腿、盖腿等。在《八腊庙》中张桂兰的“走边”，《棋盘山》的“女起霸”，《挡马》中杨八姐表演的“马趟子”“扔出手”“圆场”和武旦的“控朝天橙”以及旦行的所有技术和技巧，这些都需要深厚的腿部功底的支持才得以完成，从而使角色姿态矫健，造型富有感染力。因此，腿功是基本功练习中最为重要的一门专业课程。
腰功。
戏曲旦行基本功中的“腰功”在训练中有着尤为重要的地位。腰是人体上下身的中枢枢纽。舞台上形体表演的各种姿态都需要腰来控制和支撑，它在人物表演中起着与各种角色和身段相互配合、相互衔接的作用。任何武戏翻腾扑打动作都是以腰为中心进行跳跃翻转。“腰功”分软度练习、力量训练两种类型。在训练的过程中，为了提高旦行演员的柔韧性，教师一般都会把初学者的学生关节从自然状态解放出来，加强形体运动的幅度，增强腰部训练的灵活性和腰部韧性力量，从而进一步掌握腰部这个身体的轴心，在力量和力度上收到良好的效果。“腰功”在京剧旦行的“武戏”“翻打”和“表演”中运用广泛。例如，《昭君出塞》中，王昭君表演的“马趟子”，《双阳公主》的“大漠盘鹰”俯冲式的台步，靠功戏《战金山》《刘金定》《大破天门阵》《破洪州》《杀四门》《竹林记》等戏中的旦角均离不开“腰功”的积极参与。
京剧讲究唱、念、做、打四种基本模式的同步进行，但这四种艺术手法中，以唱为核心，只有唱才能将京剧的奥妙和精髓传播出来，也只有唱才能将温润细腻的京戏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唱腔是京戏演员陈述故事情节和内心感受的“白皮书”，因此古人将看戏称之为听戏。此外，京剧艺术家往往也是通过把握呈现不同的唱腔艺术，从而衍生出众多的京剧流派。
王瑶卿的继承与发展。
京剧旦角是京剧各行中最引人瞩目、最为绚烂的角色之一，随着京剧的不断发展，旦角中的女性角色逐渐成为京戏中的美丽代表。因此京剧旦角的唱腔也逐渐显露出华丽多姿、流派纷呈的情景。王瑶卿不仅是一位出色的京剧表演家、教育家，更是京剧戏曲的鼻祖代表，其培育了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张君秋等多位著名旦角表演大师，为我国京戏发展铺平了前进的道路，同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5]在戏曲唱腔方面，王瑶卿继承与改革戏剧也是非常出色的，他师从谢双寿、陈德霖、田宝琳三位优秀的京戏教师，但又不拘于传统的唱腔表达，而是博采众长，在吸收京戏名家胡喜禄腔调的基础上又融合了其他人的唱腔特点。王瑶卿创立的王派唱腔艺术，具有以声带情，深情并茂的艺术特点，他极力反对大幅度的翻高嗓音和无限制的拖腔，要求京戏唱腔应该符合人物内心和情节的发展变化，并通过来唱腔的节奏处理和强弱处理贴合故事情节，使听众觉得一切流于自然毫无违和感。除了继承王瑶卿老先生在创新改革方面的成就，还创造了大量的新腔，被京戏界誉为“创腔能手”。他擅长研究人物情感，观察人物情绪的细微变化。例如，在白蛇传《祭塔》一戏中有大量的“反二黄”，如果不能温顺处理，曲调就会变味。因此，王瑶卿认为如果主角白素质只是一味地哭泣傻唱，自然不会得到观众的认同，若在唱腔中深切地融入白娘子的情感，那就能打动观众的心。
梅兰芳的继承与发展。
京剧大师梅兰芳在我国京剧行业的突出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在京戏演绎方面，梅兰芳先生既吸收了众多前辈的腔调精华，又在其教师王瑶卿的腔调基础上做了诸多的创新和改进，为了将自己设计的旦角新腔推向台面，梅兰芳先生总是要反复试唱、练习，力求新腔唯美圆润。
以《穆桂英挂帅》为例，梅兰芳先生在剧中饰演“花衫”穆桂英，在《挂帅》一场中以[西皮慢板]唱道：小儿女探军情尚无音信，画堂内独自个暗地沉吟;怕得是奸佞臣又来寻衅，损折我杨家将历代英名。梅兰芳在戏曲中运用了慢板，营造出低缓沉郁的凝重氛围，加重了人物内心的情感表达，将穆桂英忧虑一双小儿女的心情和奸佞挑衅的忧国之情表现的淋漓尽致。在唱腔方面，梅兰芳运用了若有若无、断断续续的“慢腔”和诸多华丽的高音以及细腻多变的小腔，既升华了深沉的意味，又能使朴素的腔调瞬间迸发出强烈的感染力。在京戏的继承与发展方面，梅兰芳在前人基础上，将唱腔特点集中在人物身份、性格、剧情表达上，并将多种戏曲元素融入梅派唱腔中，创造出诸多丰富的新段子和新腔调。
张君秋的继承与发展。
在京剧旦行的继承与发展之中，当代京戏表演大师张君秋为了能更好地诠释张派唱腔的优势特点，张君秋不仅在前辈的唱腔技巧中溶了自己的戏曲特色，还吸取了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等各派旦行的优秀传统。从丰富的舞台艺术中寻找新的灵感，经过多方面的创作与加工最终形成了华丽多彩，独具特色的张派唱腔艺术。例如，张君秋在演唱《宇宙锋》《霸王别姬》《奇双会》《生死恨》等一系列京戏时明显地吸收了梅派唱腔中华丽大方的抒情特点。随着张君秋京戏事业的不断发展，他在之后的京戏《望江亭》的[南梆子][原板]诗文会的[四平调]中也同样吸收了梅派唱腔雍容华贵的风格，但此时的张君秋已经熟练掌握了各种演唱技法，构成了张派唱腔的雏形。除了兼容梅派唱腔的风格，张君秋又对程派唱腔那腔婉转迂回、细腻唯美的腔调做了大量的调整。例如，在京戏《楚宫恨》的[二黄慢板]中，张君秋在自己的演绎风格中，恰当地融入了程派唱腔中一唱三叹。若有若无，声断情不断，韵味深长的腔调特色，似伤情，似感怀，使听众在沉郁顿挫的节奏中，不知不觉地进入变幻多端、情感细腻的演唱中。刚劲爽脆，直截了当，明快清晰、节奏灵活是张派唱腔艺术的一大特点，为了全面拓展张派唱腔的表演技法，张君秋也适当融入了荀派唱腔的艺术特性，增添其唱腔中感性柔媚的成分，使唱腔音色极富荡气回肠的魅力与韵味。例如，在京剧《西厢记》哭宴中，“斟满酒不由我离情百倍”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其中蕴含了诸多荀派唱腔的感性特点;再如在《状元媒》的[二黄原板]中“自从那日与六郎阵前相见后”无论是[原板]还是[四平调]的运用手法都合理地发挥了荀派唱腔的优势。张派唱腔往往能在原有的风格基础上进行二次加工创作，从而形成新颖别致、博采众长的旋律特点。
综上所述，京剧旦行是技与艺的结合，是京剧中特有的女性角色的总称，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行当之一。旦行各个角色的第一任务就是在剧目中演绎鲜活的舞台人物形象，好的舞台人物角色与形象能够为剧本带来更好的艺术效果，而剧目角色除了唱、念等要素之外，表演也是剧目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京剧旦角行旦，通过自身的表现变化来调动情绪变化，以恰当的情绪变化来调动外在表现形式，所以想要表现得完美，这需要练习扮演的角色。因此，京剧旦行是在一出剧目中起重要的作用，她的人物形象是否有韵味关系到整部剧目的艺术效果。此外，需要将其反复渗透与琢磨，抓住精髓，掌握规律。同时还要不断地提升自身的艺术修养，这样才能将京剧艺术更好地体现出来，并传承下去。
论盖茨比悲剧的必然性英语论文
莫泊桑的短篇小说《羊脂球》虽然篇幅短，但一直是人们心目中的外国经典名著。不仅因为故事的情节让读者深入到羊脂球所在的环境当中，还因为当时社会的腐败造就了它悲剧的必然性。
“羊脂球”是本书的主人公。她身处社会的最底层，是个有着与流浪汉、乞丐同等境遇的妓女。在很多人眼中，妓女是不被人认可，不被人重视的。甚至很多人会觉得妓女很脏，让人嗤之以鼻。故事中与羊脂球一同逃亡的一行人也不例外。她们侮辱、讽刺，甚至咒骂羊脂球。但羊脂球始终一声不吭。她在想什么，是什么给了她坚持下去的力量?当一个人面对诋毁与侮辱，以直报怨成了最大的涵养，更何况羊脂球不但没有去报复同路人，而且还以德报怨，不计前嫌的将自己的食物分给她们。这让这些自命清高的贵妇、财主们对羊脂球有了改观。他们不再像之前那样辱骂羊脂球，反而因为羊脂球给她们的食物而对她感激涕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普鲁士士兵想要让羊脂球陪他过夜。羊脂球是个有原则的人，她不希望自己和欺占自己国家土地的敌人过夜。但同行的人却为了自己能够顺利通行，而不惜牺牲曾被她们视为“救命恩人”的羊脂球。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羊脂球始终选择了服从。而服从的结果就是，羊脂球背叛了自己的原则，同行者背叛了自己的良心。同行人没因羊脂球的再次付出而对她心怀感激，反而又一次的鄙视她、侮辱她。羊脂球的故事就在这样的聒噪声中落了幕。
故此，可以说，羊脂球的悲惨遭遇是必然的。为了逃离普鲁士欺压，她只得流窜逃亡。善良的她分享了食物，却依旧被人当作是社会的底层渣子。那些自视高贵的“贵族们”拿着鄙夷的眼光看待羊脂球，所以无论羊脂球多么努力，对他们而言，羊脂球不过是个靠下三滥手段讨生活的下等人罢了。所以在当时时代背景下，不论羊脂球再怎么努力，她的境遇也只会越来越糟。凡是知道她职业的人也都认为离她越远会越好。因为其他人的那些卑贱的求生欲、让这些本来开始稍有良心的“贵族”，再一次失去了“人之初”的善。从众心理在此又起到了作用，一个人的想法不足以为惧，一群人的逼迫才让人心寒。这样看来，是多数人的推动才是让羊脂球走向悲剧的主要原因，而这种原因却是必然的。羊脂球的悲惨故事结局也绝对是必然的。
当我读完这本书，深深同情着羊脂球，也深深的同情着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所有的可怜人。
作者：何瑞奇。
公众号：青春碎笔。
中国电视剧的跨文化传播论文
电视剧是集多种艺术表现形式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虽然不同地区的电视剧往往存在着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但通过字幕翻译就能够建立起文化交流的桥梁。在如今全球化浪潮席卷之下，电视剧作为文化交流的直接且有效的形式，可以通过翻译外国电视剧字幕，再根据观众容易接受和理解的思维习惯重新构建语言，使观众的观看过程更加顺畅，同时也使电视剧作品得到更好的传播。目前，随着我国海外电视剧引进数量的不断提升，对电视剧字幕的翻译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总体来说，在口碑和商业上都取得不错成绩的海外电视剧作品，除了电视剧本身的故事内容和视觉效果之外，字幕翻译对其传播效果的助力作用不容小觑。海外电视剧作为跨文化传播的一种艺术样式，其字幕的翻译越来越注重互动性，且大多采用本土化的方式使语言简单有趣、通俗易懂、特色十足，以此达到吸引观众的目的。
一、文化差异对海外电视剧字幕翻译的影响。
电视剧作品背后承载着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及价值观，不同国度不同语言的电视剧各具特色。在传播过程中如何消除语言的隔阂，对于海外电视剧的传播是至关重要的，而字幕翻译是解决此问题的重要手段。对于电视剧字幕的翻译，国内外的很多学者都从语言和文化的角度进行了探讨。海外电视剧和国内受众之间的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站在发展的角度上看，字幕的翻译显得尤为重要。只有洞察了文化差异的因素，才能让使用不同语言的观众获得相同的审美感受和体验。海外电视剧字幕翻译的文化差异因素主要表现在地理文化差异、历史文化差异、风俗文化差异及宗教文化差异等方面。首先是地理文化差异。文化本身的意识形态，会受到物质环境的影响，不同的自然环境对于人的性格、生活和习惯等都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中国地大物博，广阔的`地势地貌也相对比较复杂，人口众多、气候多样，生活方式也因地区和民族的差异而多种多样。复杂地理环境下生存的中国人相对求稳好静，较为关注事件表象背后的内容。而西方国家地理情况多为紧邻海洋或被大海围绕，动荡的环境让西方人注重航海探秘，向外拓展，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如在美剧《越狱》中，“preparationcanonlytakeyousofar”没有被翻译者译为是“有准备让你走的更远”，而是被译成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相较字面上的直译，翻译后的字幕更为本土化，不仅容易被观众接受和理解，也更加突出了剧中角色所强调的主观能动性。原句在英语中有着广泛的应用，被西方人广泛接受，而翻译后的句子也是中国人朗朗上口的俗语，谋事和成事的背后有着极强的哲学思维，既强调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又有尊重自然法则的意味，不仅贴近电视剧的剧情走向，也使对话显得饶有意味、引人入胜。这种语境中归化翻译策略能够让观众更好地理解剧中人物性格，也在心理上拉近了与剧中人物之间的距离。其次是历史文化差异。地理环境、民族生活习惯及历史发展渊源等种种差异，让东西方的历史文化存在很大差异，电视剧作品中也有很多以东西方历史文化和生活差异来开展的剧情。从语言上看，英语作为印欧语系的语言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在民族文化的演进中积累了很多带有鲜明特色的语言风格。而汉语的使用历史更为悠久，且汉语的使用者为数众多。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其中东方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积累，讲究语言的美感和结构顺序；而英语受到航海文化的影响，结构灵活、语言简洁。不同的语言承载了不同地区、民族的历史文化信息，语言的使用者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之中，对语言背后的信息有着深刻的理解。电视剧除了表现剧情故事的变化起伏外，往往也承载着较多的历史文化内容，其所面向的观众对语言的理解能力也千差万别，只有恰当的翻译才能准确地表现出电视剧原有的内涵，更好地实现电视剧作品的传播。最后是风俗及宗教文化的差异。风俗文化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自古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崇尚顺应自然，自守、邻睦的观念深入人心，因此国产电视剧中质朴感人的生活题材、武侠题材等都备受观众喜爱。此外，我国宗教信仰也较为多样。在西方国家，宗教信仰对个人生活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影视剧里经常弥漫着强烈的宗教文化气息。不同宗教文化的语言表达习惯不同，在翻译时需要注意观众对宗教文化的接受度。如介于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电视剧《神探夏洛克》中第一季第二集几乎都在伦敦唐人街拍摄，中国元素遍地都是。在电视剧中，华生和朋友迈克初次见面时聊起租公寓的事情，迈克说“you’rethesecondpersontosaythattometoday。”这句话的本意是说“今天你是第二个给我说这件事的人”，但是字幕却将“secondperson”翻译成“有个人”,这样的翻译使观众理解起来更加容易，减轻了观众的认知负担。再如，福尔摩斯的哥哥麦考夫第一次见到华生的时候说了依据“trustissues”，翻译成中文为“是信任问题”，但字幕却被翻译成了“信任危机”，更能体现出麦考夫与华生谈话间的凝重氛围。在福尔摩斯和华生讨论特殊符号的案情时，华生说“i’msherlockholmesandialwaysworkalone”,“workalone”表示“一个人工作”，但这样翻译不符合剧情的文化语境，因此，字幕翻译为“单枪匹马”，这四字成语为中国观众所熟知，更容易被理解。
海外电视剧字幕的翻译存在一定的特殊性。电视剧作品的翻译与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有所不同，在翻译过程中不仅需要注意语言表达方面的“信”、“达”、“雅”标准，还需要注重语言的戏剧性，而且电视剧往往受到时空条件限制，译者要更加注重前后语境、观众所处的文化背景和接受程度，营造出良好的戏剧效果，才能实现原作品内容信息传播最大化。因此，在对海外电视剧作品进行字幕翻译时，不仅需要注意口语化表达的特点，还要注重语言与角色性格匹配，考虑场景环境和人物情感起伏，尽可能多地采用大众易懂的通俗语言。第一，海外电视剧字幕的翻译受到剧中人物对白、场景变化及观众字幕阅读速度等因素制约，所以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电视剧是声画同步的艺术形式，画面和人物对白的时间要做到契合，而字幕的翻译也要与画面及声音统一。同时，每个场景的画面都有一定的信息量，受到屏幕空间的限制，在对电视剧进行字幕翻译时，不仅需要考虑与角色对白同步，还需要考虑画面容量，如果翻译语言过多，会占据较大的画面面积，使观众很难兼顾画面与对白信息。虽然不同观众的理解接受能力不同，对字幕阅读的速度不尽一致，但从时间上来说，一般屏幕上字幕往往会停留2-7秒，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译者若想通过字幕语言达成跨文化传播的目的，必须尽可能地避免过长语句的出现，必要时还可以简化翻译的方式适当修改原句内容，尽可能解决时空限制的问题，让字幕长短尽可能保持一致，方便观众观看和理解。第二，电视剧字幕的翻译内容多是人物对白，翻译的时候需要考虑内容与演员口型的吻合度，这也是区别于文学作品翻译的特殊之处。电视剧字幕翻译需要与角色口型变化、对白时间等尽可能一致，这样才能保证电视剧的真实感。译者在保证电视剧文化信息传递的基础上，需要配合角色对白，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简化和补偿翻译的方法，在保证字幕语言通顺的情况下使语境、语感尽可能与原片相同。第三，由于电视剧基本是以演员的口语对白及演绎来完成的，所以字幕翻译十分注重口语化。字幕翻译应区别于文学作品的翻译。相对文学作品翻译语言的多样化，电视剧的字幕翻译需要注重观众的视听感受，作为一种大众传播方式，电视剧具有通俗化的特点，因此电视剧的翻译语言也要尽可能口语化，与电视剧题材、语言、风格相符。有时可以根据剧情背景、角色性格以及语境进行口语化翻译，口语化翻译能让观众更好地理解电视剧的内容。
在跨文化电视剧传播的背景下，受众的语言及文化背景都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应当灵活运用异化和归化两种策略，照顾传播对象的接受和理解能力。归化法是当下电视剧字幕翻译中采用较多的策略，其将原作文化转化为传播目的地的语言文化，通过简化归化、语境归化、意向归化、诙谐归化等方法重塑语句结构。如在生活化的语境中考虑观众的语言习惯，以本土化语言为基准，翻译过程中更多地以符合观众文化和价值观的内容来处理翻译语言，方便受众接受。在电视剧《神探夏洛克》中，一语双关的英语谐音语言较多，也有很多惯用的俚语，但是翻译过程中如果直接翻译会很难让观众理解透彻，只有按照中国人习惯理解的方式归化为好理解的语言才能被受众更好地接受，如“sheisenglishwithaspine”被恰当地译为“她是个有骨气的英国人”，让中国观众可以一看翻译就明白当时的情景，非常契合当时的语境和剧情背景。但在需要表现海外电视剧所处地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环境时，应注重海外文化的特色，尽可能保留影视剧内容的原汁原味。
四、结语。
电视剧进行跨文化传播并非易事，曾经因为文化差异因素和语言使用习惯使海外电视剧的传播受到制约，但随着字幕翻译的作用逐渐被重视，以及理论分析和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在跨文化电视剧传播过程中，字幕翻译通过编码解码辅助画面表达信息，让电视剧的传播效果大大提升，为观众带来了更多的文化信息和精神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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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鹃山》是现代京剧的经典之作，深受广大观众喜爱。该作品以传统京剧器乐为基础，运用西洋管弦乐队，在增强作品的层次感和立体感的同时，也提高了作品的舞台艺术表现力，有着自身特有的作曲技法，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下面将以唱段“家住安源”为例，分析《杜鹃山》的音乐作曲技法。
（1）唱腔结构。第一小节、第一拍两个音拆分。第二、三、四拍为强拍，与传统反二黄相比而言，“家住安源”在结构和节奏上出现变化，拉宽传统骨干音乐1―2倍。第三小节和传统秦香莲唱腔第二小节完全相同，第三小节节奏后移一拍，加入一拍主音，引起了节奏变化，使之形成新的旋律唱腔结构，具有自己的显着特点，有利于增强演奏效果。
（2）旋律分析与乐句划分。第一句是反二黄中三眼，并分为两个小句逗，每个句逗分为不同的小节，其功能和音阶略有差异。第二句共五小节，每个小节都没有句逗，中间不存在停顿，演奏连续进行。第三句结构简单，一共四小节，演奏也是连续完成，旋律线上扬。第四句为联体句形式，分为四个小句逗，强调的是主功能。
（1）反二黄原板。节奏从快开始，然后逐渐变慢，旋律最先为高音区，然后迅速下降，停顿在主音上，高音区由弦乐全奏式密集和声振音、小提、中提、大提低音提琴组成。正是这些多种音的混合及组成，从而形成鲜明特色，音色较浓，形成紧张、急促的特征。并且在演唱时有琵琶和键笙的加入，使音色变硬，旋律更加清晰，形成独特的演奏风格。前奏展示主题，大乐队伴奏为主，运用散板式过门。主和弦长音引入反二黄中三眼唱腔，增强音乐演奏的清晰度。第二小节改为长和声，具有轻快感和层次感。第六小节开始音色软化，旋律清晰，第九小节由三大件独立伴奏。14小节第二句是落音，与之前过门形成对比，为第三句唱腔做好准备。16、17小节音色尖锐、紧张，26小节为最后一节，为三拍弦乐长音和声，演奏简单，并且容易控制旋律节奏。
（2）二黄摇板。摇板一共26节，演奏过程中，由于在三大件、唱腔的支持下，起到辅助和烘托作用，也确保了演奏顺利进行。二黄摇板2/4节拍，中速稍快，第一句61―77小节，第二句79―86小节，并各分为四个句逗。四个不同句逗旋律不一样，与前面句逗形成对比，因而运用反二黄原板旋律动机，从而有利于演唱顺利进行，确保演奏完整性和统一性。
（1）反二黄原板。27―29小节后板式转为二黄原板，2/4节拍，中速。在剧情变化影响下，速度出现变化，伴奏织体转为密繁，采用全奏式，有利于促进演奏顺利进行。内声部节奏根据旋律进行，旋律较宽松，变化时快时慢，具有节奏感，从而有利于提高演奏效果。
（2）二黄摇板。61小节过门音和唱词强拍形成交替，62小节变化紧缩，有四拍拖腔，与过门呼应。63小节弦乐组加琵琶、和声节奏。64小节节奏前八后十六，强拍音不断变化，增强流动性。71小节木管组闯入，76小节铜管组进入，78小节乐队全奏，81小节主题音乐出现，86小节过门后过渡到原板。
（1）调性结构与落音。流水转到a大调，板式存在西皮风格。104小节转为流水，1/4节拍，快速。从117小节开始，节奏、速度出现变慢趋势，并过渡到散板。到119节为散板。
（2）旋律分析。在摇板两大句中，与前面的结构存在不同，具有自身显着特征，板式结构出现变化，与前面反二黄明显不同，存在较大差异。为确保唱段完整和统一，二黄摇板开始段采用反二黄原板旋律动机。乐队三大件与弦乐伴奏，119小节转为散板，120―121转为流水半终止，至125全句结束。
（3）乐器使用。119小节用木管、三大件、琵琶、键笙等；120用小节管铜；旋律用三大件、琵琶等；和声用键笙等。该组合方式考虑演奏需要，对乐器使用先后有合理安排，确保演奏效果。122小节独唱，123小节长音和声。结束句主要为键笙，音量高，音色尖锐，紧张。
（1）前奏。第一个音无限延长，弦乐声部和弦双音振弓十琵琶，十键笙，旋律声部与和声声部略有差异，形成不同的演奏效果。乐队运用弦乐和两件民族乐器，演奏时没有使用其它乐器，音量较小。该段采用键笙与和声，增强弦乐音色，同时琵琶具有刚硬的音色，使得乐队音色具有颗粒性。第三小节演奏和弦长音，最高音在小字组e上。
（2）中段。唱腔从中部55小节开始，乐队全奏式。旋律声部主要为三大件和琵琶，使用较多乐器演奏，音量较大，音色坚硬透明。和声声部以低声部弦乐为主。两小节后进入念白过门，接着再次主题反复，62小节进入摇板，间奏、唱腔、过门融为一体。
（3）尾声。125―130全曲结束，主题音乐完整再现，该部分采用大齐奏方式，与前两次主题音乐不同，相互形成鲜明对比。由于尾声采用完全式大齐奏，音域很宽，高音区到极限，音色尖噪，音响刚劲、丰满、厚实。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同时也有利于增强结尾部分的感染力。
综上所述，唱段“家住安源”既有传统京剧艺术风格，也运用现代西方作曲技术。通过采用这种创作方式，不仅保持传统京剧艺术特征，还融入了现代西方音乐特色，增强作品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也形成了《杜鹃山》特有的风格和艺术特征，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
社区群众戏剧的进展思索的论文
在当前，我国戏剧的脚本有很多很多，其中不乏为人们所熟知的，比如说豫剧中的《穆桂英挂帅》、《花木兰》；京剧的中的《智取威虎山》、《西厢记》、《红娘》、《红灯记》；越剧中的《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碧玉簪》；婺剧中的《僧尼会》、《断桥》、《送米记》、黄梅戏中的《女驸马》、《天仙配》；等等，这些曲目都被人们所熟知，其中，不仅仅是因为演员们的精彩表演和优美的唱腔，更是因为曲目中的歌词令人或喜或忧，让人听后有余音绕梁之感，并随之和唱，这就是戏剧中脚本的魅力所在。可以说，如果说戏剧中演员的表演是整个戏剧的主导，那么，戏剧的脚本就是戏剧得以流传的基础，它是戏剧的生命之源。再之，从戏剧的组成形势来看，更是多种多样，从古至今形成了各种特色的地方性戏剧，其鲜明的特点无疑是凝聚了各个地方的风土和人情，比如说京剧、昆剧、越剧、黄梅戏、婺剧、川剧、豫剧、等等，还有很多还不为人知的戏剧种类。这些戏剧无论是在其组织形式上，还是在其艺术价值上，都是人们所认可的，很容易在生活中找到艺术的原型。
随着我国对社区文化的日益重视，社区文化的发展已经成为人们所关注的一个重点内容，那么戏剧一起独特的形式，在社区文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就像一个精灵般活跃在社区文化大舞台中。但是，从我国目前喜剧的组成形式和表演形式来看，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加以关注，并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努力：
（一）以人才为依托发展社区群众戏剧。
在当前，许多艺术形式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他们其中不乏有迅速的，也有缓慢的，而其中，制约这些不同社区艺术发展的首要因素就是人才，艺术人才的引入和纳新是艺术得以发展的基础，更是艺术得以流传的动力。从目前来看，我国社区戏剧的发展就存在着这样一个艺术人才缺乏和老化的现象，许多组织社区戏剧表的还是一些老艺术人，他们对艺术的领悟还局限在他们所属的那个年代，和许多新事物还有一些格格不入，无法引进新鲜的血液，艺术人才老龄化是制约社区戏剧艺术发展的一个瓶颈。因此，随着我国对社区文化的日益重视，需要引进更多、更优秀的`戏剧人才，融入到社区群众的戏剧中来，成为社区戏剧艺术不断发展的一个推动力量。同时，在引进的基础上要对原有的艺术人才进行相应的培训，使艺术人才能够在有限的空间内吸取到更多的新鲜事物，并把这些新鲜事物融入到社区戏剧中来。那么，只有将引进人才和人才培养结合起来，才能够从根源上促进社区戏剧艺术的发展和进步。
（二）以丰富多彩的社区戏剧活动为基础。
不可否认的是，现在的社区活动可谓是丰富多彩，社区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更是多种多样，从不同的方面进行着愉悦身心，放松身体的活动，那么，与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性对比，社区戏剧活动的类型就显得有些单一。许多社区戏剧的表演形式还是过去的表演形式，表演内容还局限在《花木兰》、《女驸马》、《回十八》、《哭灵》；等这样一些精彩的选段，无疑，这些精彩的选段一直被流传至今必然有其存在的价值性，但是，仅仅停留在这样的一些相对古老的唱段上不仅仅是使人们对戏剧的认识停留在了一个阶段，更是阻碍了戏剧本身的发展，更不利于社区戏剧的进步。因此，戏剧原有的技术形式和表演方式上增添更多的活动形式，调动全民参与性。社区可以通过休息日来组织各种各样的社区戏剧活动，举办文艺节目等等，并将现实中存在的，有一定教育意义的生活元素融入到社区戏剧中来，促进人们业余生活的多彩性和教育性。
（三）以良好的社区环境培养为动力。
无论是任何一种戏剧的表现形式，在其表现的过程中都需要一定的艺术环境，需要有人去欣赏它，去懂得欣赏，就如一个孩子需要良好的成长环境一样，戏剧也需要良好的发展环境，营造良好的社区戏剧发展环境将是促进社区戏剧艺术发展的动力。在整个社区中，要定期的开展各种形式的戏剧表演，进行与时俱进的艺术创作，通过对戏剧艺术在社区内部的不断推进促进本社区内部形成良好的戏剧生长环境，从而促进社区人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同时，要适时的进行社区戏剧文化的交流，和不同的社区进行交流，使社区戏剧在带有本社区自身特点的同时容纳百川，成为社区文化的一个亮点。可以说，无论是在社区内部还是在社区外部，为社区戏剧营造良好的发展化境都是必须且必要的。
（四）以继承为基础、以创新为方向。
社区戏剧随着时代的不同必然需要发生一些变化，但是，这些变化无论是处于什么样的原因，都必须保持社区戏剧原有的风范，不能够随意的进行改编，需要在尊重传统社区艺术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发展。在当前，有的社区戏剧似乎已经脱离了戏剧原有的定义，将各种不同的形式融入到戏剧中来，使人感到不伦不类。因此，在进行社区戏剧艺术发展时候，要在尊重和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比如说现在被人们所熟知的京歌，其实质上就是对于戏剧的一种改良和创新，比如说京歌中的《兰花赋》就是一种在人们对京剧的创新下而产生的。这才是在不断的引进新鲜血液，促进社区戏剧的不断发展的一种表现。
总之，社区戏剧艺术以一种极为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出现在社区文化活动中，为社区文化活动增添了一种另类的色彩，发展社区群众戏剧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是促进社区文化发展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但是，随着社区群众戏剧的不断发展，要勿忘在继承传统、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将传统与进步结合起来，才是社区戏剧艺术发展的真谛。
戏曲电视剧的中和美学研究论文
戏曲电视剧是在戏曲与电视这两种独立的艺术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新的艺术品种,尽管有着自己的独立特性,但在更多层面上还是这两种艺术形式的整合和融合,还是受到戏曲文化和电视文化的双重影响。
(一)戏曲文化的影响。
中国的戏曲艺术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文化生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表现范围非常广阔,举凡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宗教、伦理、道德、习俗等各个领域,几乎都是它的艺术再现的对象,有着非常丰富的表现内容。而且,戏曲艺术还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形式,文学、音乐、舞蹈、曲艺等各个艺术门类,都被其融入自身,因此戏曲艺术还具有非常充分的表现形式。这样一种有着强烈的开放性和吸引性的文化形态,是处于经常性的变化和发展之中的。这些特点使得戏曲的社会影响力远大于其他艺术种类,具有更高的艺术地位,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它总是能通过自我机制的调整实现艺术的更新,从而找到发展的契机。这种可变性和适应性对于戏曲电视剧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戏曲文化具有全民性,它以不同的方式或方法满足社会各阶层的审美需要。”[3]戏曲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通俗艺术,是以全社会为欣赏对象、以通俗化为标志的大众艺术,具有极其广泛的群众性。戏曲艺术的这一特点也决定了戏曲电视剧的艺术基调,即群众性和通俗性,而这也正是电视这一大众传播媒介的突出特点。除此之外,由于各地区存在方言也即语言差异,不同地区观众的审美需求也必然各有特色,中国戏曲现在仍存留有三百多个剧种就是最好的证明。这种以剧种方式而存在的戏曲文化的多样性,使得戏曲电视剧成为了一种带有鲜明地域文化色彩的电视艺术,也使得它的丰富和多样成为可能。
(二)电视文化的影响。
孟繁树先生认为,“所谓电视文化,可以概括为伴随着电视这种新的社会传播媒介而出现的一种现代的文化生活方式。这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其浸润所及,几乎遍布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3](40)电视文化的普及性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电视文化具有极其广泛的内容,任何社会文化进入这一传播媒介体系内,都要按照电视运行也即视听的规律和要求来进行加工、改造和创造等电视化处理。而在电视化的过程中,综合性是需要遵循的一条重要的原则和途径。在电视艺术领域的各种艺术样式中,都可以看到综合性特点的体现。戏曲电视剧作为电视艺术综合性的表现,其创作也必然要自觉地顺应这种艺术的自身规律。
“戏曲电视剧是由戏曲与电视剧进行联姻而产生的,既不同于戏曲又有别于电视剧的一种电视艺术的新样式或新品种,它具有独特的审美品格和作为一种新艺术的质的规定性。”[3](28)戏曲电视剧既没有因成为电视艺术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而完全丧失戏曲艺术的审美品格,也没有将戏曲表演的种种艺术模式完全搬上电视荧屏,而是将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表现出对于“中和”之美的审美追求。这不但是戏曲电视剧的审美价值的核心,也是它区别于其他艺术的根本标志。
(一)中和戏曲舞台的虚拟性与电视荧屏的真实性。
传统戏曲的一个重要美学原则就是舞台时空的'流动性,或说是虚拟性―――戏曲舞台的时空特点是假定性大,舞台的时空并不需要借助景物造型来表现,而是依靠演员的表演,通过唱词和适当的动作来交代周围的景物和环境,即所谓景随人走和景在人身上。这种程式化的表演具有写意性,它可以以桨代船、以鞭代马、以演员生景。舞台的变幻,环境的迁转,时间的流变都依靠演员的表演来实现,以唤起观众对时空的联想,产生艺术感受。这是戏曲舞台艺术的主要特点之一。应该说,这种表演方式,在舞台风格的总体范畴中是合适的,是能为人们的审美情趣所接受的。观众在观看舞台上的戏曲表演时,心中明确知道这种虚拟化的种种表现特点,演员的演和唱相得益彰,与观众的审美诉求完全一致,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戏曲电视剧的制作需要借助电视手段来实现,需要将舞台表演转化为荧屏再现,往往是选用实景(或是搭景)的,是立体的,有很强的真实感。这样的环境设置与传统戏曲的程式化表演―――虚拟、假定性极强的表现形式就出现了矛盾和冲突。这时,如果再完全采用舞台表演的虚拟化的技巧和方式,就显得不合适了。比如,当演员在宽阔的大河前以桨代船,在蜿蜒的山道上以鞭代马,在真实的房屋前假装扣门,或是仅仅走一个“圆场”,就代表地理位置的变化,而身后的背景始终未变,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在审美意识上是不能接受的,只能产生一种不伦不类的滑稽感。受电视剧制作技术手段的影响,戏曲电视剧表现时空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因此,为将戏曲舞台上时空的虚拟表演与电视剧表现的实景相统一,戏曲电视剧中的具体表演方式必须做相应的变化,以求通过表现力丰富的电视化手段,结合戏曲的艺术特点,使戏曲电视剧成为富于生命活力的新样式,使观众在欣赏过程中不产生阻隔和障碍,进而达到良好的审美诉求。
(二)中和表演艺术的程式化和电视剧的生活化。
王国维曾将戏曲定义为“以歌舞演故事”。这一方面说明了传统戏曲中,故事性也即情节的重要,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戏曲存在的主要方式―――以歌舞来表演。中国戏曲在漫长的发展演变中,在不断的继承和创新中,逐渐确定了一套比较固定的程式化的表演方式。“所谓程式化,是说传统戏曲的表演语汇都是经过规范的,而且这种被规范了的表演语汇还具有普遍意义,即是说同一个动作既可以在同一出戏中重复使用,而且也可以在不同演出乃至不同剧种中重复全长,因为它已经不再是一个个别的动作问题,而成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语汇。”[3](62)这种表演方式的程式化和舞台时空的虚拟化是相辅相成的,正是由于虚拟化的舞台时空的需要,才产生了程式化的表演方式;也正是由于表演方式的程式化,才使得舞台时空的虚拟化成为可能。戏曲表演的程式可以表达感情、表现景物,甚至可以推动情节的发展,是丰富的戏曲文化遗产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表演艺术的程式化不仅要求演员对于固定的程式要烂熟于心并能运用自如,如起霸、云手、跪步、圆场、走边、蹉步、抖髯、甩发等,而且对服装、化妆、道具等其他方面也有比较具体的要求。传统戏曲的服装、化妆、道具等也往往是类型化的,如服装上往往要按照人物的身份、年龄和性格的特点进行分类和规范,为符合人物性格、身份,戏曲界有“宁穿破、不穿错”的格言;戏曲的脸谱、髯口,也都是按照人物性格、年龄特征设计的,而且各个剧种还有理解不一的差异;舞台道具的虚拟、假定性都较大,真实感较差。
要将戏曲舞台表演的程式化与电视剧的生活化结合起来。为了符合戏曲电视剧的美学原则,为了更好地刻画、塑造性格各异的形象,一些固定的程式化表演方式,夸张的脸谱、定式的服装和假设性的道具等与戏曲电视剧这一新的艺术形式不太和谐的部分,也都需要做适当的调整和改变,以达到最佳的观赏效果。然而,如何才能对其做准确把握,既保持戏曲艺术的传统美,又将其与电视技巧相融合,这个问题对于戏曲电视剧的创作者们来说,无疑是有难度的。一方面,传统戏曲的程式化和虚拟性,是展示戏曲独特之美的重要特性,正是由于那极具象征意义的一招一式,才使得观众生发出难以明状的美感享受,这也是传统戏曲长期发展而来的文化累积。另一方面,电视剧的表现手段又要求不得不舍弃或改变某些传统戏曲的表演方式,否则便仅仅是两种艺术形式的粗浅整合,既不能使传统戏曲经由电视传媒发扬光大,也没能为电视领域增加新的表现方式,这种结合便无价值可言了。
小说与电视剧的对位与错位论文
现在的电视剧有很多都是由小说改编的，比如：《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等。这些都是有小说改编成的电视剧。而正因为这些电视剧的存在，有很多人已经不需看书，直接看电视剧就可以了。
但是电视剧是一定不能代替书的。
以我的.角度来讲：首先，书给了读者很大的想象空间，而电视剧没有。每次读小说时，我总会想这个小说里说的真实环境是什么样的？主人公究竟长什么样？脑海里总会浮现一片一片的的画面。而在电视剧中就不能开发自己的想象力，一切都是编剧凭借小说再依靠他自己的理解而呈现出来的画面。
其次，书是用文字来表达感情的，但电视剧是用人来表达感情的。在看书的过程中，我会因为故事的内容和情节而使自己感动落泪，而在电视剧中，会使我觉得很平淡没有太大的感受。
因此我认为电视剧是一定不能代替书的。
其实任何东西都不能被代替，每个东西都有自己的优缺点，书有优点，电视剧也有优点，但是我不认为哪个可以取代哪个。
浅谈新时代儿童戏剧的创作论文
一天中午，天气炎热。火辣辣的太阳挂在天空照射着大地。“热死了!热死了!”小花狗走出家门决定去池塘游泳。
池塘里的水清澈见底，水凉凉的。只见一只小白鹅一会儿游上水面，一会儿又潜下水去。一会儿钻上水面。嘎嘎地叫着。
小花狗。
浅谈新时代儿童戏剧的创作论文
1、把多媒体引入舞台。
儿童戏剧创作除了内容儿童化以外与普通的戏剧并无差别，虽然演员表演真实感人，但由于时空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儿童对戏剧的欣赏。新媒介时代主张将多媒体引入舞台设计，将图像、文字、声音加入舞台背景设计中，从而更加生动形象地表现戏剧内容，增加剧情容量，吸引孩子们的目光，锻炼儿童的想象力和发散思维能力。儿童滑稽戏《一二三，起步走》，是一台以儿童为中心的心理剧，主要讲述山村女孩安小花为给班主任王老师治病打工的故事，以安小花与同龄人之间、师生之间、父母之间的问题为主线，情节跌宕，情感充沛，故事环环相扣，引人入胜。倘若将这部剧中主要人物讲述的趣闻，通过视频图像展示在舞台上，更为清晰真实地表现故事情节，更能吸引少年儿童的注意力。
2、把影视手段引入戏剧创作和表演中。
随着网络的普及，传统的儿童戏剧表演已经无法吸引儿童的目光，此时多媒体手段的运用在戏剧创作和表演中十分必要。影视作品之所以引人入胜主要由于其虚幻宏大的场景、惊险刺激的动作、恰逢其时的音效，儿童戏剧同样可以将这些手段引入舞台表演中。如儿童歌舞剧《狮子王》在美国纽约上演，演出时将影视剧中常用的手段运用于舞台表演中，如三维虚拟布景、计算机绘图、数字影音等，营造了栩栩如生的动物世界。儿童戏剧主要以童话、科幻为体裁，仅借助传统的道具式表演有很大的局限性，需要借助影视手段使戏剧更为生动形象、活灵活现，为孩子们营造色彩缤纷的戏剧天地。
二、造成我国儿童戏剧发展缓慢的原因分析。
1、不能很快适应新媒介时代特征。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网络、电影、电视的普及让孩子们足不出户便可观看儿童剧，体会色彩斑斓的戏剧世界。孩子们对新鲜事物具有较强的领会力，他们崇尚科学，向往奇幻、神奇的科技空间。西方国家的儿童戏剧和非儿童戏剧能吸引孩子们的目光，他们借助科幻的剧情、惊险的画面、丰富的特技、宏大的场面将西方文化与高科技相结合，给孩子们带来心灵冲击。如《超人》、《蜘蛛侠》、《蝙蝠侠》等。西方文化的传播使我国本土文化收到强烈冲击，我国儿童戏剧的创作能力不够，多数模仿和照搬西方国家的作品，将科技与文化结合发展的能力较为薄弱，作品制作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抗衡，呈现出来的儿童戏剧作品比较生硬、刻板，不能很好地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不适应新媒介时代的发展。
2、远离艺术和儿童。
中国戏剧从整体来看，以参照西方戏剧为主，独创性较弱。儿童戏剧更是如此，独属于中国题材的故事多数被西方创作而风靡全球，如《花木兰》、《功夫熊猫》等。中国的儿童戏剧过于注重教育和道德培养，沦为教育工具，引发儿童的厌烦心理。如很多儿童剧都是课本剧、英语教育剧，与儿童内心的要求背道而驰。这些儿童剧已经远离戏剧艺术之流，成为成人的教育手段。具体来讲，一是倾向于成人化，一些做作的、假儿童化的场面充斥着儿童戏剧舞台；二是倾向于幼儿化，儿童戏剧过于幼稚、肤浅，没有从儿童的兴趣和接受程度出发，根本不能满足儿童的内心需求，无法走进儿童的心灵。
1、赋予戏剧游戏精神，拓展儿童审美空间。
要仔细研究儿童的审美特征，深刻理解儿童的心理变化，如感知、情感、想象力等，力求创作出的儿童戏剧能够给予儿童不同的愉悦感。事实表明，儿童戏剧多数是以动作、语言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这就是感知。要想使儿童分享审美感受，必须营造特殊的观赏氛围。而这种氛围的实现，正是源自戏剧、儿童共有的游戏精神。因此，在儿童戏剧创作中，我们必须要彻底改变传统的、商业化的操作规则，赋予剧本更多的游戏特征。在剧本内容、舞台设计、灯光道具等的设计、选择上，要注重实用性、游戏性，而不应过于追求华丽。否则，不仅会给儿童戏剧带来经济负担，而且会限制戏剧的游戏性。如丹麦儿童剧团，堪称世界一流的儿童剧团，正是以“游戏精神”而享誉全球，其写意性的道具、表演，赢得了儿童的一致认可和好评。
2、优化舞台美术设计，更加注重情趣性和互动性。
在舞台美设计上，要以儿童心理、剧情作为依据，更加重视色彩的鲜明，注重塑造可爱的形象，让儿童有想象的空间。新媒介时代下，互联网迅猛发展，信息大量涌现，儿童戏剧的视觉效果，要立足剧情找寻恰当的形象、舞台情境，力求搭建新奇魔幻的舞台，营造脚色融入、置换的想象空间，而不能局限于鲜花、山石、小溪等的堆砌，单个剧情、旁白的枯燥展示。另一方面，在舞美设计上，注重儿童戏剧的互动性，树立“以适合儿童参与为核心”的新理念，鼓励儿童通过观赏儿童戏剧，锻炼思考能力，丰富感情经历。要让作品能够激发儿童现场参与的积极性、创造性，使儿童不受任何限制，随时随地参与戏剧表演或者给予演员意见。在这个过程中，儿童戏剧的创作、表演、舞台设计，皆会因儿童的积极参与和意见，而更能贴近儿童的实际需要，表达儿童的内心世界，让儿童体验到快乐幸福，分享他人的认知，提升自身的判断力。
3、借鉴先进经验，汲取西方优秀儿童戏剧作品的精华。
我们创作儿童戏剧作品，不能闭门造车，盲目排外，必须要认真学习西方优秀儿童戏剧，从中提取精华，努力提升自己的创作水平。要以营造情趣为核心，把故事内容作为创作的出发点，促使作品传递美的愉悦，让儿童在身心愉悦的欣赏中，提升品位、获得真知。而不是板着面孔的“教育”，这样反而会引发儿童的抵触情绪。试想，一部无人观看的戏剧作品，谈何“教育”人？结语：儿童戏剧是关系戏剧事业繁荣发展、儿童健康成长的大事。进一步反思我国儿童戏剧创作，找出造成儿童戏剧发展滞后的原因，并且加以妥善解决，对于提升儿童戏剧作品质量、促进儿童成长成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家庭伦理剧的人文关系论文
戏剧开篇引入布朗德的牧师身份，以及他作为一个牧师所该做的事情:冒死去为峡湾一个有罪的男人举行临终圣礼。布朗德的信仰充分体现了被“被选中”、“被拣选”的荣幸及其伦理职责。布朗德自幼立志成为上帝的代言人，做一个圣神的牧师。在布朗德看来，他的牧师身份是上帝赋予的，是上帝早已安排的使命。布朗德自己声称:“伟大的主宰赋予我一项圣神的使命”(易卜生，1995:215)①。在布朗德心里，他建构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上帝:性格温和、公正严明、普度众生、高大伟岸、年轻有为，他对上帝的奇迹赞誉不已。布朗德深深地痴迷上帝以及上帝的伟大事业。因此，在布朗德心中，也希望自己做出种种不凡的事迹来，以此完成上帝交给他的圣神使命。与此同时，作为一个牧师的布朗德却对宗教的教义不屑一顾。在布朗德心里，有着自己的教条:“全有或全无”(allornothing)。尽管如此，人们也从未怀疑过布朗德作为一个牧师所履行的伦理职责，因为布朗德尽心尽责，从无怨言。布朗德和耶稣基督一样，无怨无悔，忍住痛苦、忍住悲伤，履行着上帝所安排的职责，哪怕会为之付出生命，因为在他看来，死亡并不等于毁灭。
布朗德对自己立志从事的牧师职业信心满满、志在天下，但却对自己面对的亲人、教民的信仰目标甚为忧虑。教民们关心的是世俗生活，在他们看来牧师传播的思想填不饱他们的肚子，也解决不了他们的疾苦。无论布朗德自己是如何做好了思想准备，他所工作的峡湾教民却没有做好准备。布朗德指责他的教民，左眼望着上苍，右眼盯着尘世，信仰问题不彻底。为此，布朗德曾一度沮丧、灰心。在布朗德的眼里，峡湾的人们活在一种自我构筑的痛苦之中，每个人都像猫头鹰和鱼:猫头鹰害怕在黑夜里生活却终生不得不如此生活，鱼儿患上了恐水症却不得不终生和水生活在一起。每个人都惧怕失去性命，每个人都把性命看成是最为珍贵的，而布朗德，却随时准备好了为上帝献身。布朗德主要对三类人的信仰不满:一类是整天无忧无虑、嬉戏打闹，不考虑未来，不考虑现实处境的乐天派;二类是杞人忧天、顾虑重重、坚守成规旧习的悲天派;三类是野性难训、无法无天、是非不分的盲目派。因此，布朗德清楚自己的使命:与由这三类人组成的世俗世界做斗争，把他们从病怏怏的世界解救出来。布朗德认为峡湾的教民们信仰不彻底，因此需要彻底改变，使得他们能完完全全听从上帝的旨意，服从上帝的安排。尽管布朗德眼中的“罪孽之山”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但是布朗德在“上帝之光”的照耀下，努力构建自己的理想事业。布朗德给自己描绘了一幅盛世图景，他犹如上帝之光普照大地，人们礼赞他的丰功伟业，犹如人们礼赞耶稣的神迹一样。此时的布朗德在信仰问题上毫无半点犹豫、徘徊和怀疑之心，虔诚地唱着上帝的圣歌。
为了成就自己的宗教事业，作为牧师的布朗德先是压抑住自己的感情，无视母亲临终祈祷的要求;紧接着为了上帝的事业，布朗德坚守在峡湾最艰苦的环境里生活，导致自己的幼儿因为饥寒交迫而夭折，以及妻子因此而绝望自杀。“亚伯拉罕因为信仰而获得了以撒，但是布朗德，因为没有信仰，或至少说因为信仰他自己的意志而失去他的儿子沃尔夫”［3］。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布朗德为了上帝的事业，完成了向上帝“献祭”(immolated)的使命。最后，布朗德把他自己的生命向上帝做出了“献祭”，某种程度上也实现了他赎罪的心理诉求以及经受其妻子绝望自杀的惩罚。布朗德制定的“全有或全无”的教义首先就从他的亲人施行，从而面向广大教民。因此，为了彻底颠覆峡湾教民们愚钝的信仰和麻木的灵魂，布朗德在集会上带领着民众走向“生活的大教堂”。所谓生活的大教堂也是布朗德一厢情愿的梦想，这座教堂无边无际，以苍穹作顶，底下是绿色的大地、高原、草场、大海和峡湾。在那里，人们安居乐业，把劳动号子当成唱诗班的歌声，没有日常劳作与教规教义的冲突，把生命与信仰融为一体，这是一幅美好的盛世太平图景。布朗德所提倡的深入生活，就是把世俗的生活作为教堂，把广袤的大地作为战场，与人性的软弱和无知进行拼死奋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布朗德提出“生活的大教堂”作为完成上帝使命的最高境界:即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成为真正的自我，每个人都是主宰自己的牧师。
由此可见，作为一个牧师，布朗德对上帝的信仰及其使命任务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听从“伟大的人的差遣”，遵从上帝的意志，甚至不惜冒着牺牲自己的生命的危险去实践耶稣海上行走的伟迹，布朗德在冰湖上行走，追寻接近上帝的真理。那时候的布朗德对自己从事的牧师职业颇为自信，对未来充满着憧憬，对自己的使命也尽心尽责。由于自己积极向上、全心全意为上帝服务，上帝为此派了一个美丽的女子跟随着布朗德，使布朗德不孤独、不寂寞。阿格奈斯的勇敢、无私的爱情，让布朗德称心如意，顺风顺水，远近闻名，好不惬意。布朗德也克服了峡湾艰难的生活条件，努力去改变峡湾人们几乎愚钝的信仰状况，布朗德成为人人称赞的好牧师。第二个阶段是布朗德与阿格奈斯有了自己的爱情结晶之后，直到阿格奈斯死去。这期间，布朗德对上帝的信仰是坚定的，是公平的。无论是对自己的家人，还是对广大的教民，布朗德奉行一条标准:即全有或全无。之后，布朗德的母亲、儿子和妻子相继离开人世，留下布朗德一个人继续为他的宗教事业奋斗。第三个阶段就是布朗德失去了自己所有亲人之后，用母亲的遗产为峡湾修建教堂，最后完成一个殉道者的所有的赎罪历程。由此可见，布朗德肩负着的神圣使命，是布朗德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布朗德爱恨情仇的所有焦点。布朗德给自己建构了一个自我认知:他是上帝的化身，他是上帝在他所在的环境里的代言人，他以他自己坚强而刚毅的意志和“上帝之光”履行着他制定的教义(doctrine):“全有或全无”。
宗教伦理与禁忌:举着伪善的道德旗帜。
无论是摩西十戒，还是保罗书信，基督教伦理价值核心之一就是重视道德情操与大爱之心，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圣经加拉太书》归纳着基督教九种伦理核心价值:仁爱、喜乐、和平、忍耐、仁慈、善良、温柔、节制等，体现着基督教教义对伦理道德的重视。布朗德肩负着上帝的神圣使命，全心全意地履行自己的牧师职责。然而，峡湾的教民们对于布朗德“全有或全无”的教规不领情，甚至对布朗德个人的道德行为给予了沉痛的一击。那么，布朗德是否遵循着基督教伦理规范呢?布朗德所作所为是否有违作为一个牧师所应该履行的'道德法则?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任务是“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寻找文学产生的客观伦理原因并解释其何以成立，分析作品中导致社会事件和影响人物命运的伦理因素，用伦理的观点对事件、人物、文学问题等给以解释，并从历史的角度做出道德评价”［4］。易卜生塑造布朗德可谓用心良苦，一方面让布朗德履行自己的伦理职责，另一方面却让布朗德陷入自己的“道德沼泽地”。布朗德奉行“全有或全无”的人生信条，克己律人，以超人般的坚强意志完成上帝的使命。“布朗德追求真理的热情为超强的意志而服务，导致了理性的丧失，无可救药的狂妄的蔓延”［5］77。
从布朗德对待他母亲的财产和母亲的要求来看，布朗德无疑是一个“不孝的儿子”。由于布朗德的母亲病危，先后两次送口信要求身兼牧师和儿子的布朗德回去为临终的母亲行圣礼。两次送口信的人都极力劝说布朗德前往看望临终的老人，连布朗德的妻子阿格奈斯也表达出了忧虑，建议他前去为母亲行圣礼，后来乡长特地前来游说，要求他不仅要履行牧师的伦理职责，也要履行儿子孝顺母亲的伦理职责。然而由于布朗德的母亲不愿意完全放弃财产，哪怕他的母亲已答应放弃十分之九的财产，布朗德却只有一个条件:“全有或者全无”。尽管他母亲苦苦哀求，希望得到原谅，得到救赎，布朗德依旧无动于衷，最后，布朗德的母亲抱憾归西。布朗德曾经冒死前去为一个有罪的人举行临终圣礼，聆听临时的人的忏悔，却不能为自己的母亲举行临终圣礼。无论布朗德基于何种宗教伦理的义务与责任，劝说他的母亲放弃财产才能得到救赎，只有他母亲完全放弃财产他才同意为其母亲做临终圣礼;然而布朗德的伦理选择却有悖于他个人作为一个儿子应该孝顺母亲的基本道德行为，何况他是一个牧师，为每一个人举行临终圣礼是他的基本伦理职责。从布朗德对待他的幼儿及其妻子的行为和态度来看，布朗德无疑又是一个“不慈”的父亲和一个“无情”的丈夫。在遇到布朗德之前，阿格奈斯不信仰上帝。由于被布朗德冒死前去为一个有罪的人举行临终圣礼所感动。阿格奈斯决定与布朗德一起冒死前往，为布朗德掌帆，做布朗德的助手，为布朗德的圣神使命唱赞美诗。此时，阿格奈斯和布朗德一样坚信，上帝将与他们同在，之后当阿格奈斯舍弃自己的恋人、亲人，心甘情愿地与布朗德过着清贫的生活，承受着峡湾教民对她的微词和议论。后来阿格奈斯为布朗德生下一个可爱的儿子，依旧住在峡湾最艰苦的房子里。这里常年见不到阳光，条件极其艰苦，为了与布朗德一起承担着上帝的使命，阿格奈斯忍受着身心的痛楚，以极大的勇气和承受能力接受着上帝的安排。当医生警告如果继续居住在峡湾洞穴里，他们将失去他们的爱子。阿格奈斯举起自己的孩子向上帝说道:“上帝啊!你敢于要求这件祭品，我就敢于举起他来献给天国!引导我度过生命的劫火吧。”(易卜生，1995:212)此时的阿格奈斯，依旧陪同着布朗德选择继续在峡湾居住，以便完成上帝的差遣;很快，他们的儿子便夭折。
之后，布朗德以极其残忍而粗暴的方式对待阿格奈斯的丧子之痛，对阿格奈斯敏感的神经一再刺激，对她的感受置之不理，对她憔悴的身心不予关怀。每当阿格奈斯思念自己的儿子，布朗德就粗暴地阻止，要求阿格奈斯忘掉悲痛，毫无保留地奉献她全部的爱。布朗德要求阿格奈斯供献她的悲伤、她的记忆、她的渴望，甚至是她有罪的叹息，以及她那颗破碎的心。由于布朗德听了吉普赛女孩说的一席话就动摇了去南方生活的打算，继续留在冰窟窿里生活，导致自己的儿子病死在冬季里。当一个吉普赛女人抱着饥寒交迫的儿子来乞讨时，布朗德却心怀上帝仁慈之心，给对方衣服和食物，同时逼迫阿格奈斯舍弃她与自己孩子之间的一点点相思，把所有的衣服甚至最后一顶童帽都给了吉普赛女人。阿格奈斯就是在布朗德的道德说教中一步一步陷入泥潭不能自拔，她忍住内心的伤痛，甚至对从儿子坟墓上取回的树枝也视若珍宝。阿格奈斯擦拭着心灵上的血液，用生命最后的力量陪伴着布朗德，尽到作为妻子最后伦理义务。最后阿格奈斯怀着满心的悲伤，对儿子的思念，对生活的绝望，选择了自杀离开了布朗德，离开了布朗德心中的上帝所管辖的人世。“布朗德为追求他的理想到达了一个又一个献祭的高度，却陷入一个又一个谋杀般的深渊”［6］47－48。
由于布朗德过于苛刻的教义，教民们对布朗德给予理性的审判:“一个不孝的儿子，一个不慈的父亲，一个无情的丈夫!你们能找到一个比他更坏的基督徒么?”(易卜生，1995:274)。由此，从布朗德的个人道德行为上来看，布朗德被评价为“不孝”、“不慈”和“无情”。这正好体现了布朗德处理母子、父子和夫妻之间的伦理关系的态度，布朗德以耶稣的名义履行着他的牧师职责，却没有履行他身为人子、人父和人夫的伦理责任。基督教的伦理责任要求布朗德履行牧师责任，然而这一切的一切却与最基本的生命伦理责任相冲突。因此，布朗德个人的道德准则与峡湾教民的集体道德准则相冲突，即“全有或全无”与“行人道”相冲突。布朗德所奉行的基督教伦理过于强化“恨”，与耶稣所提倡的“爱人如己”相背离，布朗德可谓是“爱之不足、恨之有余”。布朗德举着上帝的道德旗帜，以他自己的道德准则要求他身边的人，履行他所理解的上帝的职责，而这种道德力量却是缺乏最基本的人伦之爱。因此，布朗德的道德游说实际上与道德的本质相背离。
灵魂毁灭与救赎:践行自我赎罪的诺言。
布朗德多次声称，童年的悲惨记忆充斥着他的全部心思，让他不堪回首。布朗德的学校生活也是不尽人意。在老师的眼里，他的想法近乎疯狂。布朗德小时候总是坐立不安，渴望着离家出走。在布朗德缺乏父爱的童年里，同样缺乏母爱。童年的不堪回忆为布朗德心里留下了仇恨的种子。由于布朗德的母亲本有自己的心上人，然而父母之命使得她嫁给了布朗德的父亲。在布朗德很小的时候，亲眼目睹了父亲去世的时候，他的母亲不管父亲的死活只是寻找着他父亲留下的财产。这给幼小的布朗德留下了痛苦的心灵阴影。从此，布朗德离家出走，游走四方。对于布朗德的母亲来说，她牺牲自己的爱情换来这一场无爱的婚姻。婚后更是忍辱负重，吃尽各种苦头，用自己的双手使得自己的家产翻一番，过上了不愁吃穿的日子。但是她心知自己没有完成自己的伦理义务。因此，布朗德认为他的母亲不顾他父亲的死活，只是关心他父亲的财产，因而认为她的母亲是有罪的;同时布朗德因为不肯原谅母亲拒绝为其母亲举行临终圣礼，对他母亲抱憾归西心怀内疚，加之自己的妻儿因为他而相继去世。因此，布朗德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罪的殉道者(martyr)。按理说，布朗德作为他母亲的唯一继承人，拥有大量的田产、大量的山林，继承遗产的布朗德，原本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甚至成为当地颇有家产的财主。可布朗德却过着贫寒的生活，长期居住在峡湾的洞穴搬的小房子里，直接导致了他自己儿子的夭折，进而间接导致了其妻子的自杀。与此同时，布朗德在继承了母亲巨额财产之后却不去享用，而是选择全部捐献修建一所教堂。
为此，布朗德开始了艰辛的赎罪历程，一方面布朗德由于内心的愧疚，为死去的妻儿哀鸣，通过自我惩罚来进行自我赎罪;另一方面，布朗德要为其母亲赎罪。布朗德的自我赎罪之路，充满着殉难(martyrdom)的历程。布朗德的自我赎罪之路是一条充满着艰辛、痛苦之路。布朗德声称，意志必须满足法律对正义的渴求。凭据意志不仅要做会带来痛苦和麻烦的事，还须仗着意志坚决而愉快地历尽种种恐惧的考验。被钉上十字架痛楚并愉快地死去才算殉道，即使在肉体极度疼痛，精神受到极大煎熬也不改初衷。唯有这样才能救赎世人。布朗德动用母亲的遗产修建了一座崭新的教堂，原本他以为修建教堂之后，人们的信仰问题得到解决，布朗德自己的罪孽能得到洗刷。然而，布朗德对新建的教堂不满意，因为人们的信仰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改善;布朗德自己的失落也使得他自己毫无成就感，内疚、痛苦和迷茫依旧侵蚀着他的灵魂。他母亲死前的怨恨、他幼儿死前的无辜和他妻子死前的绝望无不使得他的内心充满着复杂的愧疚之情。在教堂修建好之后的捐赠仪式开始之前，布朗德对乡长、副主教、广大教民进行逐一的批判，同时自我否定使他的捐赠变成了他的反叛。最后，布朗德把新教堂的钥匙扔进河里，带领盲目的民众开始了所谓的战斗，从而使他丢掉了被封为贵族的机会和做主教的前程。
作为一个意志坚定的牧师，布朗德的自我救赎之路却最终以失败告终。布朗德带领着众人冲上山坡，随着路越来越陡峭，人们饥寒交迫，众人开始呼唤他们跟随着的上帝的代言人，期望布朗德像耶稣行迹一样来一个奇迹，让众人不再饥饿，不再疲倦。然而，布朗德毕竟不是上帝，行不了神迹，做不了主。布朗德要求众人破除种种疑虑，遵从“全有或全无”的戒律。当众人问及这么做有何回报的时候，布朗德强调只有完整无缺的意志，昂扬的信仰，和谐的灵魂，乐于牺牲的精神境界，这本身就会给你们带来欢乐，直到人们进入坟墓才得到救赎。最终，乡长、副主教等人用海湾来了数百万条鱼的谎言引导着众人下山了，众人背弃了布朗德。最后剩下布朗德一个人继续前行，以“完整无缺的意志”，追寻他心中圣神的上帝之光。布朗德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向战场，他一个人的战场，也是他的审判场，也是他最后的刑场。布朗德失去了一切，无论是他的妻儿、他母亲遗留给他的巨额财产和他终生为之奋斗的宗教事业，乃至最后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充当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殉道者。正如布朗德自己所说:“我盲目地以为我是为了我的使命，上帝的召唤，牺牲了所有的一切。”(布朗德，1995:258)布朗德最后被钉在高山的“十字架”上，他葬身悬崖雪山的时候，山上传来一声“上帝是仁慈的”。布朗德最后成了心甘情愿走向十字架的殉道者，按照他的意志和斗志，完成了他最后悲剧搬的殉道。“布朗德凭借着他坚韧的毅力实现了他不可妥协的完整性，然而，他对于生活的概念却是不完整的，以及因他冷酷的个人主义而付出生命的代价。”［7］在通往天堂之路上，他幼小的儿子、较弱的妻子和年老的母亲，成为他殉道历程的陪伴者。正如布朗德所声称那样:“我是以殉道者的精神接受我的使命”(易卜生，1995:191)。叙述者一方面关注布朗德的道德行为及其布朗德周边人们对布朗德的道德评价，一方面以内视聚焦关注着布朗德充满着自我牺牲的赎罪的心路历程。
结语。
综上所述，布朗德在追求所谓的“全有或全无”的宗教事业过程中，由于布朗德伦理意识的淡薄，先后背离了自己作为“人子”、“人父”和“人夫”的伦理责任与伦理义务，以过于偏执的狂妄和不切实际，追求着上“上帝之光”，逐渐丧失了作为人的最基本的理性，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最终酿成家破人亡的悲剧。换句话说，由于布朗德的伦理意识比较薄弱，专注于自己的牧师使命，坚信“全有或全无”的教条主义人生法则，成为布朗德悲剧的主要原因;此外，布朗德童年的不堪回忆造成了他孤僻、冷漠、狭隘、自负和自私的性格，对亲情伦理不予重视，他伪善的道德观念也是造成他以及他的亲人毁灭的间接原因;同时布朗德过于偏执和狂妄，对他的教民的生存和感情不关心，一味进行空乏的道德说教，最终由于他伪善的道德行为使他失去了人心;最后，布朗德苦苦为之奋斗和战斗的事业与其道德说教一样空泛，斗争对象和斗争目标不明确，行动上缺乏策略，以空想主义观念成使得他为之奋斗的事业成为海市蜃楼与空中楼阁。结合易卜生所创作的其他戏剧中的牧师形象，比如《罗斯莫庄》里的罗斯莫，《群鬼》里的曼德牧师，《玩偶之家》里的幕后牧师教导者，易卜生对于牧师形象是持批评态度的，尽管易卜生作为一个虔诚的信徒，以及一个有着强烈的道德责任感的诗人与剧作家。然而，易卜生所说布朗德是“最幸福时刻的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剧作家怀着十分虔诚和崇敬的态度，极力塑造一个全心全意为上帝而奉献的“布朗德”，正如易卜生自己在十九世纪孤军奋战，用自己的笔触揭示挪威社会的种种弊端和矛盾;另一方面却对在社会变迁、道德沉沦的社会现实生活中，布朗德的思想和行为又显得不合时宜，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易卜生深怀同情之感书写布朗德的悲剧以及布朗德给他人带来的伤害，体现着剧作家对人类理想的道德法则的追求和向往。
民生剧的地方色彩论文
从媒介形态演变的角度来看，在媒介机构之中，最为引人注目并且最为重要的媒体无疑就是电视。一般来说，电视新闻可以分为国际新闻、国内新闻、地方新闻这样三大类，与此同时，电视剧也可以分为连续剧、系列剧、短剧这样的三大类。只不过必须看到的是――长期以来，无论是电视新闻的播出，还是电视剧的播演，在通常情况下是没有任何关联的，因而电视新闻与电视剧的联姻仅仅是一个电视传播之梦。然而问题在于，随着民生新闻成为地方新闻之中的主要构成之一，在电视新闻传播过程之中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势必影响到电视剧的创作，以至于与民生新闻结下难解之缘，从而出现一种以短剧为主要形式的电视剧新门类――民生剧。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民生剧与民生新闻之间相辅相成，因为毕竟是先有民生新闻，而后才有民生剧；与此同时，民生剧与民生新闻之问相反相成，因为民生剧较之民生新闻更能显现出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地方色彩。
显而易见的是，民生剧的命名显然是脱胎于民生新闻，只不过，仅仅看到这一点相关性表象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因为，更应该看到的是――民生新闻是地方新闻之中与当地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电视新闻，而民生剧是短剧之中与当地老百姓日常生活不可分离的电视剧，正是具有地方色彩的老百姓衣食住行这样的日常生活，才将民生新闻与民生剧紧紧地联系到一块。当然，无论是民生新闻，还是民生剧。这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非常鲜明的传播界限的。这一传播界限自然是与它们所要传播的信息特点直接相关的：如果说民生新闻是报道居住于不同地方的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新鲜事，那么，民生剧则是述说居住于不同地方的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故事。
也许，在民生新闻所报道的新鲜事与民生剧所述说的故事之问，从表面上看，也许民生新闻不过是在为民生剧提供故事的素材，而实际上，不仅从民生新闻之中可以每天看见具有地方色彩的新鲜事，并且还可以从民生剧之中对这样的地方色彩，在温故而知新之中深化对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感受与了解，从而更加有利于受众去把握来自不同地方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得以见出天南海北的中圆老百姓的真实生活样态来。地方色彩总是具体的，因而无论是民生新闻的传播，还是民生剧的创作，都离不开老百姓日常生活所在的具体地方。这一具体地方，不仅主要与老百姓生活的地理空间密切相关，而且也与电视台所在的行政区划直接有关，因此，从民生新闻到民生剧，都受到地理空间与行政区划的双重限制，具体而言，也就是受限制于电视台的所辖地。当然，从整个中国来看。对于现有的各级电视台来说，除了中央电视台之外，从省级电视台到县级电视台，都有可能会播出与其所辖地所需要的民生新闻与民生剧，与此同时，这些民生新闻与民生剧的播出也相应地受到所辖地的限制。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可以说对民生剧的地方色彩怎样进行认识，还得从民生剧的诞生之地如何区分这一基点来开始。
从地理空间如何进行中国区分的这一角度来看，一般都会率先进行南北之分，故而最早出现的是中国的南方与北方这样的地方之分。这一南方与北方之分，从古至今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初。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不断向前延伸，中国的现代化高歌猛进而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曾经的南北之分开始转变为当下的东西之分，于是乎，中国的地理空间进入了西部与东部这样地方之分的新时代，西部大开发这一事关中国现代化的国策的提出，无疑表明传统的南北之分已经为当下的东西之分所取代。中国的西部这一巨大的地理空间，实际上也包括了所谓西部十二省市区这样的行政区划，尽管其中有的行政区划纯粹从地理空间上来看，更偏于东部而不是西部。
在此，仅就中国西部而言，其地理空间还可以进一步分为西南与西北，而在西南这一地理空间之内，各级地方电视台自然又与各自的行政区划相对应。由于受到从人力到财力的诸多资源的条件限制，一般来说，能够同时播出民生新闻与播演民生剧的地方电视台，主要是省级电视台。所以，对民生剧的地方色彩进行具体讨论的这第二步，当以重庆电视台播出的倾向于同一话题的民生新闻与民生剧，来作为具体的个案以展开对比性的探讨。
民生剧的地方色彩，从与民生新闻相关联处来看，主要是通过再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来加以较为充分的体现的。就各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而言，首先，民生新闻报道所展示的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状况，而民生剧所再现的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姿态，因而只有通过从电视新闻报道的新鲜事，到电视剧播演的故事这样的传播转换，才能够见出各地老百姓的真性情；其次，民生新闻报道所描写的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习惯，而民生剧所再现的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风貌，因而只有通过从电视新闻报道的`新鲜事，到电视剧播演的故事这样的传播转换，才能够知晓各地老百姓的真情趣；其三，民生新闻报道所采用的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用语，而民生剧再现的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话语，因而从电视新闻报道的新鲜事，到电视剧播演的故事，通过两者之问的传播转换之中，才能听到各地老百姓的真心话。
然而，正是所有这些在各地老百姓日常生活之中所显露出来的真性情、真情趣、真心话，通过艺术地再现于民生剧之中，从而最大限度地体现出了各地独具的地方色彩。必须加以探讨的核心问题――从民生新闻到民生剧的传播转换过程之中，老百姓的新鲜事这一事实真实，是如何转化成为老百姓的故事这样的艺术真实，来显现出各地老百姓的真性情、真情趣、真心话。从而最终赋予民生剧以浓郁的地方色彩。首先，由于民生新闻对于老百姓日常生活状况的展示，主要着眼点是每一日常生活事件的发生、发展、结束，而日常生活事件之中的人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构成要素，因而在注重日常生活事件展示的客观准确性的前提下，所谓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状况实际上由众多日常生活事件累积而成的，呈现出散点展示的特点。然而，民生剧是以日常生活事件中的人来作为主要再现对象，并且以这样的再现对象为日常生活事件的焦点，因而在追求剧中人物的形象生动性的基础上，所谓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姿态实际上是通过日常生活事件中的人来进行再现的，呈现出聚焦再现的特点。这样，从散点展示到聚焦再现的传播转换促成了老百姓的真性情的最终显现。以重庆电视台有关“重庆好心人”的电视传播为例，在民生新闻之中，主要是通过报道好事来表明重庆有好心人，而这样的好心人本身则被众多好事所遮蔽，难以见出“重庆好心人”的真性情。不过，在民生剧之中，通过好心人的形象塑造，在做好事之中显现出“重庆好心人”的真性情――乐于助人的爽快与热忱，从而也就在一个侧面上体现出重庆人所能拥有的真性情。
其次，由于民生新闻对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习惯的描写，主要着力处是每一日常生活过程的某种生活习惯，至于日常生活过程中人是如何受到某种生活习惯的支配则仅仅是略有涉及，因而在强调日常生活过程描写的明快简洁性的前提下，所谓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习惯事实上是通过诸多日常生活过程叠加而成的，呈现出单色素描的特点。不过，民生剧是以日常生活过程之中人的惯常举止来作为主要再现日标之一，并且以这样的再现目标为日常生活过程的重点，因而在要求刻画剧中人物的行为举止应该达到细腻鲜明性这一条件下，所谓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风貌事实上是借助日常生活过程之中人的行为举止而得以再现的，呈现出浓墨重彩的特点。于是，从单色素描到浓墨重彩的传播转换促成了老百姓的真情趣的最终显现。同样以重庆电视台有关“重庆风情”的电视传播为例，在民生新闻之中。大多是描写重庆的各种风物风俗的非同一般来吸引人的眼球，而与这些风物风俗相伴始终的重庆人反而被人忽略，令人一时间难以捉摸出重庆人的真情趣。显然，在在民生剧之中，通过重庆人日常生活细节的渲染，在有意与无意的两可之间，来显现出“重庆风情”之中重庆人的真性情――在山水天地之间的惬意与悠闲，从而也就在一个侧面体现出重庆人所能滋生的真情趣。
其三，由于民生新闻对于日常生活用语的选择，通常是针对日常生活中的采访对象而言的，是根据日常生活事件展示或日常生活过程描写的相关需要，来截取采访对象的部分回答，并且所有这些回答用语一般都是地方方言。然而，关于整个日常生活事件或日常生活过程的报道用语则是选择标准语的普通话。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所谓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用语在有意识的选择之中不过仅仅是方言的断片，呈现出驳杂混响的特点。而在民生剧之中，方言作为日常生活话语贯穿其始终，无论是剧中的人物对白，还是剧中的剧情旁白。都离不开方言，呈现出整一明晰的特点。因此，从驳杂混响到整一明晰的传播转换促成了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真心话的最终说出。仍然以重庆电视台使用“重庆话”的电视传播为例，在民生新闻之中，虽然无论是较为简短的采访提问用语，还是较为增长的采访回答用语，基本上都选择使用重庆，话，在插入整个新闻的普通话报道之中失去了被采访者说出真心话的机会。相比之下，只有在民生剧之中，无论是对白，还是旁白，都是通过重庆话来说出老百姓心中的真心话――在诚挚交流中的率真而诙谐，从而也就在一个侧面上体现出重庆人所能倾诉的真心话。
通过上述讨论，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各地的老百姓在日常生活所能显现出来的真性情，真情趣、真心话，其所体现的地方色彩无疑是十分丰富与颇为复杂的，即使是在民生剧中得到了具有一定深度的再现，但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如果想在短短时阃内企图完成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重任，很可能是一厢情愿的。尽管如此，这反而有可能促进民生剧从省级电视台到县级电视台的全面开花，从而预示着民生剧的未来将前程似锦。
于是，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对于日常生生活之中的中国各地老百姓来说，只要每一个人都忠实于自个所置身于其中的现实生活，在面对生活时要始终保持着那么一种乐观向上的生活姿态，总有一天就会拥有真性情；在进入生活时要一直保持着那么一种悠游世间的生活风貌，总有一天就会滋生真情趣；在感受生活时要不断保持着那么一种言为心声的生活话语，总有一天就会倾诉真心话。一旦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在民生剧之中能够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民生剧的地方色彩将会更加多姿多彩。
小说与电视剧的对位与错位论文
作为园长，身在现场，我很清楚，晓宇老师想要帮助儿童获得的认知是：大米磨出来的是大米粉。而晓宇老师的实验是让儿童比较两种白色粉末的不同。即使儿童知道大米磨出来的粉末是与面粉不同的，也无法获得大米磨出来的是大米粉的认知。
因为对于大米粉的认知属于陈述性知识，陈述性知识是关于“是什么”的知识，不是通过探究就能够获得的。就像如果我们不知道“杯子”叫“杯子”，“杯子”这个知识的获得是不可能通过探究获得的。最简单的直接获得认知的方式就是有人直接告诉我们，它叫“杯子”。
通过比较两个东西的不同来获得概念是不行的。儿童的认知过程应该是先知道这两个东西的概念，然后再比较区分两者的不同，建构对两者概念的深入理解。
另外，儿童通过直接操作、感知获得的是经验不是知识。知识是被概括、总结、普遍化和反复验证的经验。经验又分为物理经验和逻辑经验。
案例中，儿童把大米磨成粉末的过程，获得的是物理经验：大米经过研磨可以变成粉末。而知道大米磨出来的是大米粉、黄豆磨出来的是黄豆粉，什么东西磨出来的是什么粉，这是逻辑经验。
案例中，孩子的兴趣其实还停留在物理经验上。孩子此时就是对磨的动作、过程感兴趣，至于磨出来的是什么，孩子其实并不太关心。
孩子根据经验，认为白色的`粉末就是面粉，于是在磨出粉末后，非常激动、愉快地说磨出“面粉”了。他们只是用“面粉”这么一个词，表达当时激动的心情，并不关心磨出来的东西叫什么。此时，孩子的兴趣还没有发展到逻辑经验上面去，而老师的目标是让孩子获得逻辑经验。
因此，教师的目标与儿童的兴趣之间错位了，教师的目标与比较实验之间也是脱节的，没能帮助儿童建构起新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