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体会是探索和发现的过程，通过总结和反思，我们能更好地发现自己的优点和不足之处。以下是小编为大家精选的一些心得体会范文，供大家欣赏和参考。
中国近代道路探索心得体会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和探索，寻求着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我们在探索这条道路的过程中，得出了一些心得体会。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从五个方面谈谈这些心得体会。
第一段：认识国情，了解历史背景。
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庞大的人口，同时经济和社会结构也在不断发展。对于中国来说，探索适合自己的道路的前提是要认识自己的现状和历史背景。我们需要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地域差异和历史演变过程，从而基于这些认识，寻求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同其他国家的差异和相似点，尊重彼此的文化传统，汲取有益的经验，加强合作互利。
第二段：融合中西方文明，推进文化进步。
中国拥有丰富的文化积淀和资源，同时也对外文化和先进思想产生了持续的关注。在中国近代道路的探索中，我们需要注重融合中西方文明，吸取各方优点，促进文化进步。我们需要在同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推动文化交流，走出一条融入世界，又彰显中国特色的文化道路。同时也要关注传统文化的承续和传承，发扬优秀文化，保护和继承文化经典，弘扬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价值。
第三段：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发展。
经济发展是中国近代探索的重要方面。在中国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转型是必要的。中国近代探索道路中，我们需要创新，提高科技水平，优化产业，构建创新生态，实现传统产业的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我们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第四段：构建和谐社会，重视人民利益。
中国近代探索道路中，人民利益的保障和和谐社会的构建是关键问题。我们需要着眼于人民的需求，关注社会公正和民生事务，增强民生保障，保障人权和个人自由，增强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推进社会公正和和谐。同时，还需要注重教育和文化，提升人民的素质和文化水平，增强国民认同和凝聚力。
第五段：保障国家安全，建设综合国力。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和灿烂的历史给中国带来了不同国家的关注。在国际舞台上，中国需要保障自身安全。中国近代探索道路中，我们需要注重保障国家安全，积极进行国防现代化，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发展。同时，我们也要注重建设综合国力，打造重要经济和文化中心，建设互联网强国，提高国际合作和谐度，发挥中国在地球村中的重要作用。
总之，中国近代道路探索是一次充满挑战和机遇的历史进程。我们需要坚持中国化与世界化并重，树立信心，求真务实，持之以恒，不断探索适合自己的道路，开辟出自己的发展之路，成就光辉的新时代。
中国革命道路探索心得体会
中国的革命道路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程，从积极探索民主革命到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革命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和试验。作为中国人，我们应当对这一道路的探索心得有深入的认识和体会。在我看来，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心得体会主要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总结：坚定的决心、与时俱进、团结一心、实事求是和探索创新。
首先，坚定的决心是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第一要素。无论是发起辛亥革命还是抗日战争，中国的革命者都展现出了坚定的决心。他们不怕困难和牺牲，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福祉而前仆后继地奋斗。正是这种坚定的决心，铸就了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
其次，与时俱进是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关键之一。中国革命者在不同历史时期，针对社会发展变革的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和改进革命策略和道路。从新文化运动到土地革命战争，再到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的革命者始终与时俱进，积极应对时代的要求。
第三，团结一心是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重要保证。革命的事业是一个团结的事业，没有团结就没有力量。中国革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经历了内外困难和艰险，但是始终保持着团结一致的态势。无论是国共合作还是统一战线，中国的革命道路探索始终凝聚着各方力量，实现共同的目标。
第四，实事求是是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他们从实际出发，分析具体情况，制定正确的政策和战略。正是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使得中国的革命道路探索充满了创造力和发展性。
最后，探索创新是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必由之路。面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挑战，中国的革命者始终保持着探索创新的精神。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到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国的革命进程中不断涌现出新的思想和理论，不断寻找克服困难的新途径。
总之，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心得体会是多样的，但这五个方面的总结可以说是最为核心和基本的要素。只有坚定的决心、与时俱进、团结一心、实事求是和探索创新，中国的革命之路才能越走越宽广，中国的革命事业才能蓬勃发展，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应当深入思考和体会这些探索的心得，从而更好地应对当今社会的挑战和发展需求。革命是一代人的事情，也是一代人的责任。我们有信心和决心，继续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为实现社会进步和人民福祉不断努力奋斗。
党史讲稿《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我要谈的话题是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这个题目要谈的是从1956年到1976年这20年的历史，讲的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过程。这一段的探索应该说很曲折，几十年之后，我们再来回顾这段历史是有意义的，能够使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由来有更深入的理解。
探索是从1956年开始的，探索的任务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这篇讲话中提出来的。他这样讲，最近苏联暴露了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问题，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很清楚，毛泽东想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走一条自己的路。那么，为什么这个任务这时候才提出？新中国成立到这时候已经快七年时间了，为什么这中间没有提出？当然，这是有原因的。我认为，这个时候提出探索任务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打破了过去对苏联模式的迷信。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搞的社会主义跟马克思的设想是一致的，实践过程中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共产党人都对苏联模式有着迷信，那就可以理解了。似乎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跟它不一样就是离经叛道。这个迷信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毛泽东都造成了压力。毛泽东后来讲过，建国初，我们是照抄照搬苏联的，懵懵懂懂不满意，但是没办法。没办法，就是这个迷信的压力。
但是，这个迷信让苏共二十大打破了，让赫鲁晓夫所谓的“秘密报告”打破了。所谓“秘密报告”，其实题目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为什么说是“秘密报告”呢？因为事先没有正式列入苏共二十大的议程，苏共二十大2月25日结束，24日晚上临时通知开全体会议，赫鲁晓夫作了一个报告。作这个报告的时候，各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团长只让波兰、匈牙利的两位团长去听，我们的团长是朱德，副团长是邓小平，都没让听。所以被称为秘密报告。当然，这个秘密维持很短时间，美国中央情报局搞到报告的本子，6月上旬干脆在纽约时报上登了出来。
报告的核心内容是揭露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斯大林1953年去世，1956年2月，苏共中央把他的错误讲出来，讲得很充分，讲得淋漓尽致，甚至讲得让人触目惊心。比如在民族问题的错误，强迫包括车臣印古什人在内的一些少数民族从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大规模地长距离地迁徙；比如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动不动就抓人，甚至动不动就杀人。斯大林晚年连苏共中央领导层的成员都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
这个报告出来之后，举世震惊。西方有的政治家利用这个报告攻击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所以报告引发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这个报告对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主要的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那就是促使他们警醒，促使他们反思之前从苏联学过来的这一套东西。还有一点，就是苏联模式的迷信也打破了。当报告内容传到中国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欢欣鼓舞，说了这样的话，这是一场解放战争，揭开了盖子，打破了迷信，使人敢于讲话、敢于思考了。苏共二十大召开两个月之后，毛泽东就提出要走自己的路，这两者之间绝对有内在的联系。
探索之初，我们取得了多方面的积极成果，特别是反映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决策中。比如八大提出要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八大认为我们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斗争了，而是人们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这个矛盾，尽快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在这里虽然没有工作重点转移这个说法，但思想是明确的。还比如八大强调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还有八大提出在经济建设方面，要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还有在文化方面，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八大前后，一些领导人个人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重要方面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思想和观点。所以，我们认为探索的开端是良好的。
可惜，在此后不久我们就发生了一些失误。先是1957年发生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今天对于1957年的整风反右，众说纷纭，甚至有人认为，当年中共中央发动整风运动，一开始就是一个阴谋，不是为了整风，而是为了整人。我觉得这个说法是立不住的。中国共产党发动整风的目的、愿望无可置疑。整风，为什么会发动？出于什么考虑？我们看一看当年国内外背景就清楚了。国际背景是苏共二十大，还有在此之后波兰、匈牙利发生老百姓闹事的情况，这些事情都促使毛泽东这些党的领导人反思、警醒，怎样避免在中国出现类似的事情。再一个我们国内也出现一些事，当年有人罢工，有人罢课，还有合作社的社员闹退社。领导人高度关注，深入调研，得出非常好的结论，认为我们党内有一些工作人员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把本来可以和缓解决的人民内部矛盾激化了。毛泽东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讲，你要修飞机场，要占农民的地，要拆人家的房子，前提是必须安置好，没有安置好就拆了房子，怎么不闹呢？别说是人，就是鸟，你掏了它的窝，起码也会叫唤几声。在这里很清楚，毛泽东把出这些问题的原因归到领导干部头上，没有怪老百姓。由此认定我们党内有不正之风，有官僚主义，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三风都得整，整了才能密切党群关系。我觉得整风运动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发动的，所以主观愿望动机，无可置疑。
整风，用的是开门整风的方式。毛泽东1957年4月30日亲自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党外人士座谈会，动员他们给共产党提意见。说你们整风不整风，以后再说，起码短期内不要整，短期内你们的任务就是给我们提意见。特别是在文教卫生领域，你们专家多，内行多。从5月上旬到6月上旬，各级党组织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邀请党外人士提意见。党外人士提出的绝大部分意见是对的，毛泽东也给予了肯定，说反映出来的这些问题过去我们不清楚，甚至有的完全不知道，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又发展下去，我们这个党有可能毁了的。
但是，整风过程中也确实有极少数人，主要是极少数的民主党派负责人提出了中央不能接受的意见。有人讲了这样的意思，我欢迎你整风，但是如果真想整风，得从风源、根源上解决问题。什么是风源、根源？那就是一党领导的政治制度。有人要改变基本的政治制度，中央当然不会答应，把这种意见视为右派言论，作出反击，我认为完全可以理解。问题在于用了政治运动的方式，导致了严重的扩大化。据后来统计，当年总共划了55万多右派分子，最终，经过复查没有改正的不到三千人，大部分人被冤枉了。所以，1981年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反右是必要的，问题是严重扩大化了，伤害一些不该伤害的人。今天，中央也是这个基本结论。
1958年开始又发生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这个失误，持续时间更长，持续三年之久。
“大跃进”的失误为什么会发生？我认为有两个基本原因。一个是领导人在发展经济问题上太急了，毛泽东这一代人都很急。当然现在回头想一想，他们急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这一代人都经历过旧中国落后挨打的屈辱历史，建国初又遭受西方国家的包围封锁，5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和苏联的关系又出现严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压力很大，不可能不急。1954年毛泽东说过这样的意思，我们的工业很落后，落后到什么程度呢？飞机、汽车、拖拉机、坦克这些东西造不了，我们只能造桌椅板凳、能造茶碗茶壶，还能够把麦子磨成面，就这个水平。毛泽东后来更加尖锐的提出，如果我们不迅速改变落后面貌，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地球的球籍。我认为他们这些领导人的心态完全可以理解。我们应该搞快一点，如果方法得当，也不是不可以搞快一点。
问题还有第二条，就是缺乏经验。我们打仗的经验很丰富；搞政治斗争，经验也丰富；发展农业生产，也可以说有一定的经验。但是，就是搞现代化工业没经验，过去基本上没有搞过。以为靠打仗冲锋的办法，就能把工业搞好，现在看来显然没那么简单。当年，“大跃进”的目标是要超英赶美，我们着急，要在钢产量方面迅速地赶上超过英国。确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先确定钢的产量指标，然后其他方面服从保证。农业、轻工业受了冲击，在所不惜，这个思路绝对有问题。后来钢产量确实是上去了，但是农业、轻工业遭受严重的损失，再加上有的地方出现严重灾害，还有1960年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我们的经济一度非常的困难。“大跃进”是典型的欲速则不达的教训。我们出于这样的愿望犯下“大跃进”的错误。
还有第三个失误，急于过渡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个失误发生在“大跃进”过程中，甚至可以说“大跃进”引起的。
我觉得公社化运动有两个起因，一个是适应所谓“大跃进”的需要。“大跃进”在一开始表现为大办水利。大办水利的时候，有些地方感觉到小规模的合作社不方便。比如说一个社，平均二十来户人家，要想干一个稍微有点规模的工程，干不了。还有如果你修水渠，要从别的社的工地上过，如果人家不受益，也干不成。为了解决这样的矛盾，有些地方自发并大社，把若干个小规模的合作社并成一个大的。1958年上半年，不少地方就并起来。有的叫大社，有的叫公社，叫公社的名字也各不相同，有叫共产主义公社的，有叫人民公社的。1958年8月，毛泽东在山东、河南、河北视察的时候，就见到形形色色的一些大社。地方干部问毛泽东叫什么好？他说，还是人民公社好。随行的记者报道出去，结果在中央做决议之前，很多地方就纷纷仿效，公社就已经办了很多了。
再一条具体原因，那就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在此之前，包括我们在内，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急着这方面的过渡，有些比我们还急。自发办起来的人民公社，被认为有几个优点、特点便于过渡，一是所谓的’一大二公”，大是规模大，平均一个公社相当于过去的26个合作社，规模扩大了20多倍。公有化程度当然就高了，小集体变成了大集体。第二个特点是”政社合一”，过去的高级社只是一个经济组织。而人民公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地方政权，取代了原来的乡镇政权。第三个特点是“工农商学兵结合”，一个大公社里面，工农商学兵全都有。当年认为有这样特点的农村人民公社便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所以1958年8月，北戴河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明确提出我们应该大胆利用人民公社这种形式，探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公社化运动，时间很短，就一个月的时间，9月1日报纸登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国庆节以前，公社化就基本实现。时间虽然短，但问题很严重。一个问题是办社过程中的“共产风”，几十个社并在一起，全部拉平，穷的沾光，富的就吃亏了。第二，分配上的严重平均主义。公社化初期，分配的基本核算单位是公社，大锅饭，吃饭不要钱，有些地方甚至搞点别的不要钱。明摆着当年的农村生产力水平支撑不了那么多的不要钱。连吃饭不要钱这一项，1959年的春天以后，就普遍难以为继，但是1958年夏秋还是维持了一段时间。因为这两季大多数地方都是大丰收，而且秋收和夏收中间隔的时间很短，夏收粮食还没有吃完，秋收的粮食又来了。这一段时间内给了人们一种假象、错觉，似乎梦寐以求的共产主义就要实现。当年，还有人提出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的一些做法庸俗化了。
公社化的一些极端问题，比如“共产风”，后来毛泽东反复批评、反复要求纠正，也纠正了一些。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从公社最终下放到生产队，规模大体上相当于过去的高级社。但是人民公社的根本弊端，大锅饭的这种体制始终没能得到解决。后来农村生产力长期发展缓慢，相当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所以，公社化的负面影响是不小的。
从1961年初开始，到1966年5月“文革”爆发之前，这五年多的时间内，党的工作呈现出了比较复杂的情况。在经济上这一段时间我们搞调整，把“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关系给调整为正常。这一段做得相当不容易，有些举措今天想来，似乎都不可思议。比如说1961、1962年这两年，为了减轻国家对城镇居民粮食供应的负担，曾经大批地动员城镇人口到农村去。动员什么人？动员此前从农村招工招来的工人和他们的亲属，两年时间我们动员了将近三千万人回农村。毛泽东、周恩来当年感慨万千，说我们的老百姓真好，三千万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像欧洲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搬迁。确实，我们的老百姓很好，体谅国家的困难。但是，这件事我认为当年能干成，光老百姓好是不够的，我们干部队伍也好，干部队伍跟老百姓是同甘共苦的，没有多少腐败，也没有多少特权。包括毛泽东在内，当年我们的一些领导人也都是一同克服困难。我们很多网友知道，毛泽东曾经八个多月红烧肉都不吃，就是这个时期。
另外，这段时间包括毛泽东在内，也包括别的领导人，大家都努力总结此前犯错误的教训，特别是“大跃进”的教训。毛泽东发奋读书，读苏联人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边读边思考，提出了很多深刻的观点。比如说，他认为社会主义是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比较不发达的，一个是比较发达的。中国显然处于前一个阶段。在这之后，向共产主义过渡，毛泽东再也不提了。还比如，他认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至少要上百年的时间，超英赶美，在此之后也不提了。还比如，他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不要怕资本主义，他认为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认为这些观点都是有意义的，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过去别的人没有提出过。所以总体上来讲，党这段时间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我认为是好的，是正确的。
但是可惜，这一段政治上我们又发生了失误，从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开始，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扩大化错误迅速发展起来。起点是八届十中全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次全会，毛泽东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左”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且被全会所接受，写入了全会的公报。里面是什么内容呢？核心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个理论在当年之所以能够提出，之所以会被全会所接受，我认为客观、主观两方面都有原因。
客观上的原因，就是阶级斗争存在，而且可以说，在一定范围内尖锐化。突出的表现是台湾当局图谋反攻大陆的行动。1962年，蒋介石派了一股又一股的武装特务在东南沿海地区登陆骚扰，叫嚣反攻大陆，这毫无疑问是阶级斗争。另一方面，他提出这个理论与他错误看待和一线领导人的分歧有关。这个时期，毛泽东退出二线，一线让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毛泽东在二线除了读书之外，还在观察一线领导人，观察到1962年，不满意了，而且很不满意。他在讲话中就批评一些领导人。在什么问题上批？最集中的是“三自一包”的问题。包是包产到户，这个时期安徽搞了包产到户的试验，效果非常的好，有些领导人了解情况后热情地肯定和支持。刘少奇曾经讲过，应该起草一个文件，全国推开。陈云曾专门面见毛泽东建议推广。毛泽东听了陈云的话，当时没作表态，第二天传出来，认为陈云的意见是完全错的。还有邓小平，曾经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和共青团中央的会议上讲过这样的话，不管黄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所谓猫论就是这个时候针对这个问题讲出来的。还有当年主管农村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态度更积极。除了给中央写报告要求推广以外，还在中央国家机关、部队、包括中央党校五个大单位作报告，论证这是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形式，不是单干。后来毛泽东批所谓“单干风”，批得很厉害。说现在党内刮起一股“单干风”，越到上层越大，包产到户不出半年就可以看出阶级分化，主张包产到户的人是站在地主、富农的立场上，替他们打主意。
三个“自”呢？一个“自”，自留地，人民公社时期，除了大部分地集体统一耕种之外，社员家庭有少量的自留地，种种蔬菜什么的，在大锅饭的体制之下，自留地种的就是比集体的地种得好。所以当年有的地方，虽然没搞包产到户，但是增加社员自留地的面积，一样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第二个“自”，自负盈亏，强调企业利润核算，不能像“大跃进”时期那样算政治帐，经济帐可算可不算。第三个“自”，自由市场，活跃城乡经济交流。这个所谓“三自一包”，都是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提出的政策主张，克服困难的措施，但是在毛泽东眼里头成了修正主义的纲领。这些领导人自然而然成为毛泽东心目当中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
毛泽东这个理论被八届十中全会接受了，毛泽东个人的兴奋点、关注点从此也就转向了阶级斗争。1962年冬天，他离开北京到南方走了一趟，发现多数省份的负责人忙着克服困难，只有两个省的负责人有政治头脑，开始抓阶级斗争了。一个是湖南省，一个是河北省。1963年春天，开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表扬了这两个省的负责人。一表扬，其他省委书记就明白该干什么了，于是有越来越多的省委书记去抓所谓阶级斗争。这时候有什么阶级斗争可抓呢？农村有的基层干部有点多吃、多占行为，工分帐目不是那么清楚，这是阶级斗争。出身好的，说他们是阶级蜕化变质分子。出身本来就不好的呢，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还有农民搞点长途贩运，赚点辛苦钱，投机倒把，也是阶级斗争，结果不少省份就给中央写报告反映这样所谓的阶级斗争。这些报告使毛泽东误以为，原来农村实际存在的阶级斗争比他估计的还要严重。这就发生了一个“左”的理论指导“左”的实践，“左”的实践反过来又推动了“左”的理论发展的一个恶性循环。循环到1964年底、1965年初，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四清运动。他就在自己主持起草的文件当中作出了这样的判断，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层层有，从公社一直到中央。讨论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觉得中央也有走资派，这个判断很可怕，不管是谁，肯定是大块头的。他就提出来，能不能加几个字限定一下，中央的部门也有，充其量就是部长了。加了，毛泽东也认可了，但无济于事，这个时候毛泽东心目中的中央的走资派起码有两个已经明朗化了。头号刘少奇，二号邓小平。1970年美国记者斯诺问毛泽东，你是什么时候下决心打倒刘少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脱口而出，1964年底1965年初，就是这个时候。所以我们看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左”的错误可以说是直线发展、恶性发展，一直发展出个“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整整持续了十年。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的时间里，党和人民的主要精力没有放在建设上，而是不断开展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
当年毛泽东为什么会发动“文化大革命”？出于什么意图、什么考虑？这个问题可以说极端复杂。现在海内外对“文革”起因的说法很不相同。诸多说法当中，大概有一种说法是比较有市场，那就是“权力斗争说”。有人用权力斗争来解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解释“文革”的起因。他们这样讲，“文革”是中共高层特别是毛刘之间争权夺利的结果。“大跃进”失败，毛泽东退居二线，威望空前低落，而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收拾残局，威望日益提升。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感觉到大权旁落了，刘少奇越来越不听招呼了，于是下决心把他打倒，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个解释似乎顺理成章，因为毛泽东也不讳言，他发动“文革”的直接目的就是打倒刘少奇，夺他的权。
但是，我认为这是直接的原因，表面的现象，光看这个或者说用这个来解释“文革”，解释不清楚。比如说如果毛泽东发动“文革”仅仅是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为什么还要打倒一大批老干部？为什么老干部“文革’初期就被打倒了，”文革”还要持续十年之久?为什么持续十年毛泽东都不罢休，后期又讲这样的政治大革命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我认为这都讲不通。另外我们还有材料证明，毛泽东在1962年之前对刘少奇、邓小平是非常欣赏，甚至把他们是当接班人对待的。1957年的时候，毛泽东访问苏联，赫鲁晓夫问过这个问题。1961年，英国访华的元帅蒙哥马利也问过这个问题。毛泽东都很明确，他之后是刘少奇，刘少奇之后是邓小平。人家再问，邓小平之后是谁？毛泽东讲那就不知道了，管不了那么多。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不满，是从1962年以后才开始的，不满的原因就是刚才提到的所谓”三自一包”的问题。所以，是有分歧，但是在我看来，这个分歧决不是所谓的权力斗争，可以说是政见之争，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我们今天看，毛泽东当年的判断当然是不对的。刘少奇、邓小平为了克服困难、调整经济所采取的措施，不是所谓修正主义的东西，他们也决不是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什么毛泽东会作出这样的判断？我想根源就在于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他的社会主义观出现了一些问题。我根据他在“文革”当中包括“文革”前夕对社会主义的若干论述，概括出来两个基本方面：一个固守苏联模式的基本特征。什么基本特征呢？我概括为四个“单一”，单一公有制，单一计划经济，单一按劳分配，单一农业集体经营。这四个“单一”，我们今天肯定是当苏联模式的特征看，而当年毛泽东把它当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去固守、坚持。在他看来，苏联管得死的毛病可以解决，但这四条不能动，动了就是修正主义。那么好了，拿了这所谓四个“单一”去衡量刘少奇、邓小平搞的一套东西，他当然就认为是修正主义。衡量赫鲁晓夫、铁托，也是修正主义，或者说更是修正主义。当年满眼都是修正主义，现在来看标准出了问题。
再一个，毛泽东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追求。我觉得毛泽东特别强调三点，一点是，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不能大。为了缩小差距，甚至他带头降低自己的工资。第二条，政治上完全平等，主要是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他批评有些地方干群关系像猫鼠关系，老百姓见了领导就跟老鼠见了猫一样。毛泽东特别怀念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那时候没有工资制，也没有军衔，顶多是干部、战士吃饭，有大灶、小灶之分。小灶也好不到那里去，但是大家的干劲就是高。而进入和平时期，执政以后，毛泽东对有些现象不满意。比如说把供给制改为工资制，要评定每一个人的工资标准，有人嫌定低了。还比如评军衔，也有人认为应该给自己评高一点。毛泽东对这些现象深恶痛绝，后来干脆把军衔制取消。还有第三点，毛泽东强调意识形态的高度纯洁，一出戏、一本书、一部电影，他都关注，都怕弄出所谓“封、资、修”的东西。为什么叫“文化大革命”？那就是先从文化领域搞的革命，或者先革的文化的命。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合起来就是毛泽东心目当中的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毛泽东的失误不在于有这三方面的理想。这三方面的理想，如果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在非常漫长的将来实现，我认为不能说它有多少问题。我觉得毛泽东的失误在于，不具备实现这个理想的条件下楞要去推行这个理想，那必然有阻力，行不通。比如说收入差距过于小，小到平均主义的地步，还能调动得起积极性吗？还有效率吗？我认为不可能。还比如政治上完全平等，那是对的。毛泽东强调干部要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将军要下连当兵，短时间内去体验一下，我认为也不困难。当年我们有些将军就拿掉将军的肩章，戴上士兵的船型帽当兵去了。长期这样做可能吗？当然不可能。还有精神上高度纯洁，是需要纯洁一些，但有没有必要那么纯洁呢？比如说“文革”之前，曾经批那个鬼戏《李慧娘》，李慧娘冤死之后化作鬼向贪官讨公道，政治上有什么害处？曾经没完没了的批。所以，这样一些东西在推行过程中必然有阻力。干部这儿遇到阻力，开始强调教育，但教育来教育去，发现老干部好象是变修了，把他们打倒，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再提拔王洪文这样的一些所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但后来毛泽东对王洪文很失望，因为这些人能力比不上老干部不说，享乐腐化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农民开始也重视教育，每到冬春农闲时节，发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但是教育来教育去，发现农民老想着多养几只鸡、下点鸡蛋，到集市上卖掉，买点别的生活用品。后来毛泽东得出这样的结论，列宁讲个体农民的结论，小生产者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后来提出要割所谓资本主义的尾巴，要限制每家每户养鸡的数量，甚至一度关闭集市贸易。
用这样的方法想去实现理想社会，当然不可能实现。所以在毛泽东晚年，在他看来不是离理想社会更近了，而是更远了，所以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之中。1975年，这时候毛泽东身体已经不好了，他回顾总结自己的一生，说一辈子做了两件大事。一件事把蒋介石这些人赶到几个岛子上去了。这件事他很自信，说有不同意见的人不多，顶多有人唧唧喳喳希望早点把这些岛子收回来。这件事确实是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是建立新中国。而第二件事就不自信了，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他认为有不同意见的人不少，甚至在他身后交接班有可能在血雨腥风当中交接。他知道“文革”当中不少现象是不能肯定的。比如他多次批评过武斗，批评过列车不正点，甚至铁路不通车，也批评过外国的轮船到我们码头上没有人卸货，码头工人闹革命，误了人家的船期，得赔人家的钱这些现象。在毛泽东看来，都是不能肯定的，要纠正的。所以1975年他给邓小平提了一个要求，要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做一个关于“文革”评价的决议。他定的调子是七三开，七分肯定“文革”就够，不要求全面肯定。但他没有想到，邓小平拒绝了，不做这个决议。邓小平讲出这个理由，自己是桃花源中人，“文革”打倒的对象，不适合做这件事。这个理由也是站得住的，但明摆着，邓小平内心深处就是不愿意肯定“文革”。不要说肯定七分、五分了，三分、一分他都不愿意肯定。后来看得明白，“文革”结束后，他再复出的时候，强调彻底否定“文革’。邓小平为了这个拒绝，付出了代价，再次被打倒。但是对毛泽东来讲，那就更加失落了。
1976年春节，毛泽东在病中看了一场电影，工作人员回忆，电影的名字叫《难忘的战斗》，我记得我小时候也看过这部电影。当毛泽东看到电影当中解放军进城，受到老百姓自发热诚欢迎镜头的时候，他放声大哭。他哭什么？我认为是触景生情，联想到他努力追求的理想状态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不光没实现，反而不如建国初，更不如建国前。他眼前的现实跟他的理想巨大的反差，让他伤感，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无力回天了。毛泽东在“文革”初曾经很自信，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乱了敌人，教育了人民。后来他发现，乱的不是自己吗？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招了，所以只有伤感而已。
这反映了什么？反映1981年中央的历史决议所作的一个判断。“文革”对毛泽东个人来讲是个悲剧，他愿望是好的，方法错了。他始终认为是在反修、防修，是为了保证党不变修、国不变色。“文革”之前他看到了党内的一些阴暗面，比如说有些领导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甚至有的人鱼肉百姓。毛泽东容不下这个，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方法错了。这些问题是要解决，但主要不是靠大批的所谓打倒、换人，而主要靠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制约。如果监督制约跟不上，光靠换人，我想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新换上一波人可能比较收敛一些，但时间久了照样会出问题。所以我们看毛泽东的失误，恐怕就失误在这里。“文革”对毛泽东个人来讲是一个悲剧，对我们党、国家、老百姓来讲也是一个悲剧，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以上，我粗线条地勾勒了我们这20年探索的过程。这段走得很艰辛、很曲折。为什么我们中间出现那么多的问题？刚才，具体的原因讲到了，包括毛泽东主观上的原因也讲到了，在这我想有必要讲几条客观的原因。我想，都讲到，可能会更周全一点，看问题看得更明白一些。
第一条，搞社会主义建设没经验。我们打仗的经验很丰富，政治斗争经验也很丰富，但是搞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是不足的。开始我们跟着苏联学，学到1956年意识到不能学了，必须走自己的路。自己的路是什么样的路？谁在短时间内能说得清楚！邓小平曾经讲过，“大跃进”时期，毛主席头脑发热，难道我们没有发热？都发热。有些错误是大家一同犯的，我想这就是缺乏经验的问题。
第二条，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这一点刚才实际上讲到了，所谓四个“单一”就是这个问题。在这里我想从别的角度再作一点补充。我们看当年发生过的事情，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哪一个没有发生？其实都发生了，有的甚至比我们还厉害。什么原因？就在于当年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搞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根源，病根是一样的。
第三条，长期封建主义的影响。这一点上，我们所受的影响更多一些，更深一些。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特别的长，虽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又铲除了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它的经济根基，但是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决不是短时间内能消除的。应该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失误就跟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有关系。比如说个人专断家长制，当然是封建残余的影响。还有个人崇拜也跟这有关系，我们有个人崇拜的土壤，所以当年才会搞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第四条，两大阵营尖锐对抗的环境。我们这20年的探索，始终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的，这样的环境就容易使我们产生两个方面的偏差。一个是容易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反映过度。美国要演变我们，苏联要颠覆我们，我们当然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但是当年只要有风吹草动，就容易用政治运动的办法来对付，结果一搞就扩大化了。还有，容易发生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截然对立开来的偏差，我们老要警惕资本主义复辟，但是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我们没搞得很清楚。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批的很多所谓资本主义的东西，其实是今天眼光当中的资本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
第五条，普遍低下的科学文化水平。当年我们对现代化工业了解甚少，对现代技术革命更是不清楚。所以，才犯了很多低级错误。比如当年的土法炼铁，跟眼界、素质有关系。
我讲这几方面客观原因，就是想说明当年我们的失误决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甚至也不仅仅是党中央领导集体的，而是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在那个特定阶段里头，因为各方面的原因所难以完全避免的失误。我觉得这么看，问题可能看得更周全一些，也看得更清楚一些。
这段的探索肯定是没有成功，但是，没有成功的探索也有重要成就，也有积极意义。
实践中的成就，在我看来主要是建立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基础，具体说来，可以表现为这么四点：
第一点，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毛泽东当年特别强调要建立这样的体系，因为在他看来，我们是大国，大国就得有自己的重工业、装备工业。否则，你靠谁都靠不了，有钱也买不到。美国人不会卖给你。应该说，在毛泽东有生之年，我们这样的体系基本建立起来，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布局也相对比较合理。1954年毛泽东说不能造的东西，很快从1956年开始就都能造了。
第二点，“两弹一星”的突破。特别是原子弹，我们当年是在困难时期起步，独立自主地发展我们的尖端武器。陈毅元帅曾经讲过，哪怕我们穷得把裤子脱下来当掉，也得搞自己的原子弹。北京的一些顶尖科学家离开了家，到了西北戈壁滩，连家里人都不知道干什么去了。1964年，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这是了不起的成功。后来邓小平讲，没有“两弹一星”，就不会有中国真正的大国地位。
第三点，培养了很多人才。各方面的人才都有，有的至今还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四点，还有外交上的成功。主要是中美关系的突破所导致的整个西方世界跟我们关系的改善。中美两国从抗美援朝开始激烈对抗，对抗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毛泽东意识到事情有了转机。这个时候美苏争霸，而中苏到了爆发大规模战争的边缘。中美两国在对付苏联问题上有了共同利益、共同语言。所以，毛泽东抓住时机，导演了乒乓外交，小球转动大球，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没有同我们建交的情况下，居然跑来访问。这件事震惊世界，很多西方大国纷纷跟我们建交，整个西方世界跟我们的关系根本上改善。这就为后来的对外开放创造了前提。这些成就我认为都是实实在在的。
还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和人民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笔精神财富。这个时期涌现出了很多至今我们耳熟能详的英模人物的名字。比如说王进喜，比如说焦裕禄，比如说雷锋，还比如钱学森、邓稼先等等。这些人为我们国家民族的强盛复兴，付出了自己的努力，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几年我经常有机会去大庆，大庆的铁人纪念馆去了好几次，我对王进喜的事迹可以说很熟悉，但是每次去都受感动。王进喜为了拿下大油田，为了把中国贫油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他讲宁愿少活20年。王进喜仅活了40几岁，应该说少活的不只20几年。对这段成就，我们应该给予肯定，否则不光有违历史的真实，而且也对不住当年的这一代人，对他们也不公道。
另外，这个时期的探索，在理论上也有积极意义。这一段探索当中取得的一些积极的理论成果，为邓小平这些领导人所继承，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成了邓小平理论。再一个，邓小平等领导人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纠正，成了创立新理论、开辟新道路的契机。还有第三条更重要，那就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育了党和人民，包括教育了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现在想一想，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走出一条改革开放的新路？我认为很重要的一条就在于他们总结了过去犯错误的教训，特别是“文革”的教训。大家知道，邓小平的经历很特殊，“文革“当中被打倒了两次。这样的特殊经历，在党内使他对“文革”教训的思考比谁都多，也比谁都深，我认为是大彻大悟。他后来讲过，没有对“文化大革命”教训的正确总结，就不会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如果有时间翻一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我想很容易发现这个现象。那就是邓小平爱谈历史，他的很多重要的基本的论断就是这个过程中谈出来的。比如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法制也不是社会主义，这都是他的基本论断。而且这些论断用的都是否定的句式结构。针对当年的教训，说这些东西不是社会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不应该是这个样的。再后来，又总结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再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是怎么样。我觉得邓小平理论可以说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谈出来的。几年前一位越南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起步最早？我们是1978年，越南是1986年，苏联是1985年。我就回答，就因为我们发生过一场“文化大革命”，这个所谓的大革命，使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头撞了南墙，撞得头破血流，把很多人撞醒了。所以，我们率先觉醒，率先纠正过去的错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走出一条新路来。所以，“文革”这个错误，我们看没有白犯，这个代价没有白付，换来了巨大的历史进步。
所以，综合来说，这一段探索虽然我们走得很不容易，走得很艰难，犯过错误，付出过代价，但是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国家的历史上、民族的历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段落，这中间有成就，有教训。但是，我想无论是成就还是教训，对后来我们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重要的影响。我们应该全面地、理性地、公正地来看待这段历史，这才不会发生苛求于前人的问题，才不会发生割断历史的问题。
这是我对这段探索的一些理解、感悟。
中国革命道路探索心得体会
中国的革命道路源远流长，从辛亥革命到现代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人民经历了一系列的探索与实践。这个道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近两千年前的秦汉时期，但在现代的中国，特别是20世纪初，中国革命真正走上了探索之路。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伟大尝试，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这次革命以推翻满清政权为目标，成为中国人民寻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开始。
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充满了曲折和磨难。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革命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只有通过推翻封建统治，实现土地革命，并团结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才能实现彻底的民主革命。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村为纲”和“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遵循。然而，这个革命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国共内战、对外侵略、内部分裂等一系列问题使革命的道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1949年的新中国的诞生是中国革命道路的新起点，也是中国革命实践取得巨大成就的标志。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成为新中国的新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一过程中，人民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境和挑战，取得了许多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革命道路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康庄大道。
中国的革命道路一直备受国内外争议，特别是与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存在差异时更是如此。一些西方学者批评中国的革命道路是“非民主”的，认为中国缺乏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参与。然而，我们不能忽视中国的历史背景和国情。中国革命不仅仅是为了争取国家独立，更是为了摆脱千年封建压迫和贫穷落后。因此，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现实情况下，中国走出了一条适应自身国情和民族特点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虽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它的正确性和可持续性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将继续，中国的革命事业也将不断发展。回首过去，我们深感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常伟大的，同时也要清醒地意识到，我们仍面临着许多的挑战。在国际环境的变化下，中国需要继续加强自身的改革与创新，进一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是一个不断推动、不断反思的过程，我们需要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找到适应时代需求的新路径。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国革命必然取得胜利，中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伟大事业也必然取得胜利！”
总之，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是一条曲折但充满希望的道路，中国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取得的成就无疑是中国革命探索的最好见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际格局的变化，中国的革命道路将不断演进，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路径将始终是我们前行的指引。
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的心得
根据支部学习计划，由我领学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曲折发展，通过阅读大量的历史资料，个人党性修养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与曲折的历史，我个人觉得有如下的宝贵经验供我们学习：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毛泽东就向全党提出，要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出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既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一劳永逸。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发展道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指引党和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新中国开始步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大门的时候，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开始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直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初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以苏联经验为鉴戒、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思想。我们要打破对苏联模式的迷信，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寻找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1955年底至1956年间，党的领导人，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刘少奇在听取汇报时明确提出，对苏联的经验应该有所学、有所不学。毛泽东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作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在面对如何对待斯大林、如何对待苏联经验的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系统地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讨论这两篇文章期间，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他阐释了国际共产主运动中的共同道路和民族特点的关系问题，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反对否定十月革命的基本原则，同时要以苏联经验为鉴戒，走自己的路；强调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必须要注意本国的具体情况，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各自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
党和国家领导人充分吸取了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教训，最突出的是反对个人崇拜，维护集体领导原则，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等。避免执政党犯严重错误，从局部、暂时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使之不致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和长期性的错误。在1955年下半年和1956年上半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在如何对待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经验问题上形成了共识。从1956年起，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始了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曲折的历程。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提出了“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阐述了如何正确处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在经济、政治、外交和社会生活等十个方面关系的问题。《论十大关系》成为全党探索中国自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声。
斯大林在政治中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许多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采取严厉的手段进行了处理，犯了肃反扩大化等严重错误。1956年9月，中共八大举行，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党在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总结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这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着重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和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说；并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所有这些，都是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它们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许多新鲜内容。
早在“*****”当中，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斗争。1975年，邓小平同志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拉开了纠正“*****”错误的序幕。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抓住历史机遇，对“*****”的错误进行全面彻底的纠正。一是恢复并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扫清否定“*****”的思想理论障碍。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8年6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他强调要学习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根本观点和态度”。同年9月，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他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并特别强调：“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二是贯彻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为刘少奇等一大批被迫害的同志平反，这不仅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热情，而且为否定“*****”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三是坚决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决策合乎时世、顺乎潮流，深得民心、深孚众望。
正是因为总结了“*****”和“左”的危害及教训，才有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正是因为要在总结历史中排除右的干扰，我们党才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一定意义上说，党的基本路线形成于正确总结历史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于正确总结历史之中，邓小平理论孕育于正确总结历史之中，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发轫于正确总结历史之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对现阶段纲领的概括，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通过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必须历史地看待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实现中国梦的重大意义，明确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直气壮地反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或“左”或“右”两种错误思潮，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党史党课讲稿&#;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大家好，今天我要谈的话题是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这个题目要谈的是从1956年到1976年这20年的历史，讲的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过程。这一段的探索应该说很曲折，几十年之后，我们再来回顾这段历史是有意义的，能够使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由来有更深入的理解。
探索是从1956年开始的，探索的任务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这篇讲话中提出来的。他这样讲，最近苏联暴露了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问题，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很清楚，毛泽东想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走一条自己的路。那么，为什么这个任务这时候才提出新中国成立到这时候已经快七年时间了，为什么这中间没有提出当然，这是有原因的。我认为，这个时候提出探索任务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打破了过去对苏联模式的迷信。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搞的社会主义跟马克思的设想是一致的，实践过程中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各国******人都对苏联模式有着迷信，那就可以理解了。似乎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跟它不一样就是离经叛道。这个迷信对于我们中国******人，对于毛泽东都造成了压力。毛泽东后来讲过，建国初，我们是照抄照搬苏联的，懵懵懂懂不满意，但是没办法。没办法，就是这个迷信的压力。
但是，这个迷信让苏共二十大打破了，让赫鲁晓夫所谓的“秘密报告”打破了。所谓“秘密报告”，其实题目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为什么说是“秘密报告”呢？因为事先没有正式列入苏共二十大的议程，苏共二十大2月25日结束，24日晚上临时通知开全体会议，赫鲁晓夫作了一个报告。作这个报告的时候，各国******代表团的团长只让波兰、匈牙利的两位团长去听，我们的团长是朱德，副团长是邓小平，都没让听。所以被称为秘密报告。当然，这个秘密维持很短时间，美国***情报局搞到报告的本子，6月上旬干脆在纽约时报上登了出来。
报告的核心内容是揭露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斯大林1953年去世，1956年2月，苏共***把他的错误讲出来，讲得很充分，讲得淋漓尽致，甚至讲得让人触目惊心。比如在民族问题的错误，强迫包括车臣印古什人在内的一些少数民族从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大规模地长距离地迁徙；比如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动不动就抓人，甚至动不动就杀人。斯大林晚年连苏共***领导层的成员都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
这个报告出来之后，举世震惊。西方有的政治家利用这个报告攻击******，攻击社会主义，所以报告引发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这个报告对中国******人、对毛泽东主要的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那就是促使他们警醒，促使他们反思之前从苏联学过来的这一套东西。还有一点，就是苏联模式的迷信也打破了。当报告内容传到中国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欢欣鼓舞，说了这样的话，这是一场解放战争，揭开了盖子，打破了迷信，使人敢于讲话、敢于思考了。苏共二十大召开两个月之后，毛泽东就提出要走自己的路，这两者之间绝对有内在的联系。
探索之初，我们取得了多方面的积极成果，特别是反映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决策中。比如八大提出要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八大认为我们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斗争了，而是人们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这个矛盾，尽快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在这里虽然没有工作重点转移这个说法，但思想是明确的。还比如八大强调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还有八大提出在经济建设方面，要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还有在文化方面，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八大前后，一些领导人个人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重要方面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思想和观点。所以，我们认为探索的开端是良好的。
可惜，在此后不久我们就发生了一些失误。先是1957年发生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今天对于1957年的整风反右，众说纷纭，甚至有人认为，当年*********发动整风运动，一开始就是一个阴谋，不是为了整风，而是为了整人。我觉得这个说法是立不住的。中国******发动整风的目的、愿望无可置疑。整风，为什么会发动出于什么考虑我们看一看当年国内外背景就清楚了。国际背景是苏共二十大，还有在此之后波兰、匈牙利发生老百姓闹事的情况，这些事情都促使毛泽东这些党的领导人反思、警醒，怎样避免在中国出现类似的事情。再一个我们国内也出现一些事，当年有人罢工，有人罢课，还有合作社的社员闹退社。领导人高度关注，深入调研，得出非常好的结论，认为我们党内有一些工作人员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把本来可以和缓解决的人民内部矛盾激化了。毛泽东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讲，你要修飞机场，要占农民的地，要拆人家的房子，前提是必须安置好，没有安置好就拆了房子，怎么不闹呢别说是人，就是鸟，你掏了它的窝，起码也会叫唤几声。在这里很清楚，毛泽东把出这些问题的原因归到领导干部头上，没有怪老百姓。由此认定我们党内有不正之风，有官僚主义，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三风都得整，整了才能密切党群关系。我觉得整风运动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发动的，所以主观愿望动机，无可置疑。
整风，用的是开门整风的方式。毛泽东1957年4月30日亲自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党外人士座谈会，动员他们给******提意见。说你们整风不整风，以后再说，起码短期内不要整，短期内你们的任务就是给我们提意见。特别是在文教卫生领域，你们专家多，内行多。从5月上旬到6月上旬，各级党组织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邀请党外人士提意见。党外人士提出的绝大部分意见是对的，毛泽东也给予了肯定，说反映出来的这些问题过去我们不清楚，甚至有的完全不知道，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又发展下去，我们这个党有可能毁了的。
但是，整风过程中也确实有极少数人，主要是极少数的民主党派负责人提出了***不能接受的意见。有人讲了这样的意思，我欢迎你整风，但是如果真想整风，得从风源、根源上解决问题。什么是风源、根源？那就是一党领导的政治制度。有人要改变基本的政治制度，***当然不会答应，把这种意见视为右派言论，作出反击，我认为完全可以理解。问题在于用了政治运动的方式，导致了严重的扩大化。据后来统计，当年总共划了55万多右派分子，最终，经过复查没有改正的不到三千人，大部分人被冤枉了。所以，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反右是必要的，问题是严重扩大化了，伤害一些不该伤害的人。今天，***也是这个基本结论。
1958年开始又发生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这个失误，持续时间更长，持续三年之久。
“大跃进”的失误为什么会发生？我认为有两个基本原因。一个是领导人在发展经济问题上太急了，毛泽东这一代人都很急。当然现在回头想一想，他们急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这一代人都经历过旧中国落后挨打的屈辱历史，建国初又遭受西方国家的包围封锁，5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和苏联的关系又出现严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压力很大，不可能不急。1954年毛泽东说过这样的意思，我们的工业很落后，落后到什么程度呢？飞机、汽车、拖拉机、坦克这些东西造不了，我们只能造桌椅板凳、能造茶碗茶壶，还能够把麦子磨成面，就这个水平。毛泽东后来更加尖锐的提出，如果我们不迅速改变落后面貌，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地球的球籍。我认为他们这些领导人的心态完全可以理解。我们应该搞快一点，如果方法得当，也不是不可以搞快一点。
问题还有第二条，就是缺乏经验。我们打仗的经验很丰富；搞政治斗争，经验也丰富；发展农业生产，也可以说有一定的经验。但是，就是搞现代化工业没经验，过去基本上没有搞过。以为靠打仗冲锋的办法，就能把工业搞好，现在看来显然没那么简单。当年，“大跃进”的目标是要超英赶美，我们着急，要在钢产量方面迅速地赶上超过英国。确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先确定钢的产量指标，然后其他方面服从保证。农业、轻工业受了冲击，在所不惜，这个思路绝对有问题。后来钢产量确实是上去了，但是农业、轻工业遭受严重的损失，再加上有的地方出现严重灾害，还有1960年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我们的经济一度非常的困难。“大跃进”是典型的欲速则不达的教训。我们出于这样的愿望犯下“大跃进”的错误。
还有第三个失误，急于过渡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个失误发生在“大跃进”过程中，甚至可以说“大跃进”引起的。
我觉得公社化运动有两个起因，一个是适应所谓“大跃进”的需要。“大跃进”在一开始表现为大办水利。大办水利的时候，有些地方感觉到小规模的合作社不方便。比如说一个社，平均二十来户人家，要想干一个稍微有点规模的工程，干不了。还有如果你修水渠，要从别的社的工地上过，如果人家不受益，也干不成。为了解决这样的矛盾，有些地方自发并大社，把若干个小规模的合作社并成一个大的。1958年上半年，不少地方就并起来。有的叫大社，有的叫公社，叫公社的名字也各不相同，有叫共产主义公社的，有叫人民公社的。1958年8月，毛泽东在山东、河南、河北视察的时候，就见到形形色色的一些大社。地方干部问毛泽东叫什么好？他说，还是人民公社好。随行的记者报道出去，结果在***做决议之前，很多地方就纷纷仿效，公社就已经办了很多了。
再一条具体原因，那就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在此之前，包括我们在内，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急着这方面的过渡，有些比我们还急。自发办起来的人民公社，被认为有几个优点、特点便于过渡，一是所谓的’一大二公”，大是规模大，平均一个公社相当于过去的26个合作社，规模扩大了20多倍。公有化程度当然就高了，小集体变成了大集体。第二个特点是”政社合一”，过去的高级社只是一个经济组织。而人民公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地方政权，取代了原来的乡镇政权。第三个特点是“工农商学兵结合”，一个大公社里面，工农商学兵全都有。当年认为有这样特点的农村人民公社便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所以1958年8月，北戴河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明确提出我们应该大胆利用人民公社这种形式，探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公社化运动，时间很短，就一个月的时间，9月1日报纸登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国庆节以前，公社化就基本实现。时间虽然短，但问题很严重。一个问题是办社过程中的“共产风”，几十个社并在一起，全部拉平，穷的沾光，富的就吃亏了。第二，分配上的严重平均主义。公社化初期，分配的基本核算单位是公社，大锅饭，吃饭不要钱，有些地方甚至搞点别的不要钱。明摆着当年的农村生产力水平支撑不了那么多的不要钱。连吃饭不要钱这一项，1959年的春天以后，就普遍难以为继，但是1958年夏秋还是维持了一段时间。因为这两季大多数地方都是大丰收，而且秋收和夏收中间隔的时间很短，夏收粮食还没有吃完，秋收的粮食又来了。这一段时间内给了人们一种假象、错觉，似乎梦寐以求的共产主义就要实现。当年，还有人提出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的一些做法庸俗化了。
公社化的一些极端问题，比如“共产风”，后来毛泽东反复批评、反复要求纠正，也纠正了一些。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从公社最终下放到生产队，规模大体上相当于过去的高级社。但是人民公社的根本弊端，大锅饭的这种体制始终没能得到解决。后来农村生产力长期发展缓慢，相当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所以，公社化的负面影响是不小的。
从1961年初开始，到1966年5月“文革”爆发之前，这五年多的时间内，党的工作呈现出了比较复杂的情况。在经济上这一段时间我们搞调整，把“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关系给调整为正常。这一段做得相当不容易，有些举措今天想来，似乎都不可思议。比如说1961、1962年这两年，为了减轻国家对城镇居民粮食供应的负担，曾经大批地动员城镇人口到农村去。动员什么人？动员此前从农村招工招来的工人和他们的亲属，两年时间我们动员了将近三千万人回农村。毛泽东、周恩来当年感慨万千，说我们的老百姓真好，三千万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像欧洲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搬迁。确实，我们的老百姓很好，体谅国家的困难。但是，这件事我认为当年能干成，光老百姓好是不够的，我们干部队伍也好，干部队伍跟老百姓是同甘共苦的，没有多少腐败，也没有多少特权。包括毛泽东在内，当年我们的一些领导人也都是一同克服困难。我们很多网友知道，毛泽东曾经八个多月红烧肉都不吃，就是这个时期。
另外，这段时间包括毛泽东在内，也包括别的领导人，大家都努力总结此前犯错误的教训，特别是“大跃进”的教训。毛泽东发奋读书，读苏联人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边读边思考，提出了很多深刻的观点。比如说，他认为社会主义是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比较不发达的，一个是比较发达的。中国显然处于前一个阶段。在这之后，向共产主义过渡，毛泽东再也不提了。还比如，他认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至少要上百年的时间，超英赶美，在此之后也不提了。还比如，他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不要怕资本主义，他认为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认为这些观点都是有意义的，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过去别的人没有提出过。所以总体上来讲，党这段时间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我认为是好的，是正确的。
但是可惜，这一段政治上我们又发生了失误，从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开始，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扩大化错误迅速发展起来。起点是八届十中***，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次***，毛泽东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左”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且被***所接受，写入了***的公报。里面是什么内容呢？核心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个理论在当年之所以能够提出，之所以会被***所接受，我认为客观、主观两方面都有原因。
客观上的原因，就是阶级斗争存在，而且可以说，在一定范围内尖锐化。突出的表现是台湾当局图谋反攻大陆的行动。1962年，蒋介石派了一股又一股的武装特务在东南沿海地区登陆骚扰，叫嚣反攻大陆，这毫无疑问是阶级斗争。另一方面，他提出这个理论与他错误看待和一线领导人的分歧有关。这个时期，毛泽东退出二线，一线让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毛泽东在二线除了读书之外，还在观察一线领导人，观察到1962年，不满意了，而且很不满意。他在讲话中就批评一些领导人。在什么问题上批？最集中的是“三自一包”的问题。包是包产到户，这个时期安徽搞了包产到户的试验，效果非常的好，有些领导人了解情况后热情地肯定和支持。刘少奇曾经讲过，应该起草一个文件，全国推开。陈云曾专门面见毛泽东建议推广。毛泽东听了陈云的话，当时没作表态，第二天传出来，认为陈云的意见是完全错的。还有邓小平，曾经在***书记处的会议上和共青团***的会议上讲过这样的话，不管黄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所谓猫论就是这个时候针对这个问题讲出来的。还有当年主管农村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态度更积极。除了给***写报告要求推广以外，还在***国家机关、部队、包括***党校五个大单位作报告，论证这是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形式，不是单干。后来毛泽东批所谓“单干风”，批得很厉害。说现在党内刮起一股“单干风”，越到上层越大，包产到户不出半年就可以看出阶级分化，主张包产到户的人是站在地主、富农的立场上，替他们打主意。
三个“自”呢？一个“自”，自留地，人民公社时期，除了大部分地集体统一耕种之外，社员家庭有少量的自留地，种种蔬菜什么的，在大锅饭的体制之下，自留地种的就是比集体的地种得好。所以当年有的地方，虽然没搞包产到户，但是增加社员自留地的面积，一样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第二个“自”，自负盈亏，强调企业利润核算，不能像“大跃进”时期那样算政治帐，经济帐可算可不算。第三个“自”，自由市场，活跃城乡经济交流。这个所谓“三自一包”，都是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提出的政策主张，克服困难的措施，但是在毛泽东眼里头成了修正主义的纲领。这些领导人自然而然成为毛泽东心目当中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
毛泽东这个理论被八届十中***接受了，毛泽东个人的兴奋点、关注点从此也就转向了阶级斗争。1962年冬天，他离开北京到南方走了一趟，发现多数省份的负责人忙着克服困难，只有两个省的负责人有政治头脑，开始抓阶级斗争了。一个是湖南省，一个是河北省。1963年春天，开***工作会议，毛泽东表扬了这两个省的负责人。一表扬，其他省委书记就明白该干什么了，于是有越来越多的省委书记去抓所谓阶级斗争。这时候有什么阶级斗争可抓呢？农村有的基层干部有点多吃、多占行为，工分帐目不是那么清楚，这是阶级斗争。出身好的，说他们是阶级蜕化变质分子。出身本来就不好的呢，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还有农民搞点长途贩运，赚点辛苦钱，投机倒把，也是阶级斗争，结果不少省份就给***写报告反映这样所谓的阶级斗争。这些报告使毛泽东误以为，原来农村实际存在的阶级斗争比他估计的还要严重。这就发生了一个“左”的理论指导“左”的实践，“左”的实践反过来又推动了“左”的理论发展的一个恶性循环。循环到1964年底、1965年初，毛泽东主持***工作会议，研究四清运动。他就在自己主持起草的文件当中作出了这样的判断，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层层有，从公社一直到***。讨论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觉得***也有走资派，这个判断很可怕，不管是谁，肯定是大块头的。他就提出来，能不能加几个字限定一下，***的部门也有，充其量就是部长了。加了，毛泽东也认可了，但无济于事，这个时候毛泽东心目中的***的走资派起码有两个已经明朗化了。头号刘少奇，二号邓小平。1970年美国记者斯诺问毛泽东，你是什么时候下决心打倒刘少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脱口而出，1964年底1965年初，就是这个时候。所以我们看八届十中***之后，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左”的错误可以说是直线发展、恶性发展，一直发展出个“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整整持续了十年。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的时间里，党和人民的主要精力没有放在建设上，而是不断开展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
当年毛泽东为什么会发动“文化大革命”出于什么意图、什么考虑这个问题可以说极端复杂。现在海内外对“文革”起因的说法很不相同。诸多说法当中，大概有一种说法是比较有市场，那就是“权力斗争说”。有人用权力斗争来解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解释“文革”的起因。他们这样讲，“文革”是******高层特别是毛刘之间争权夺利的结果。“大跃进”失败，毛泽东退居二线，威望空前低落，而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收拾残局，威望日益提升。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感觉到大权旁落了，刘少奇越来越不听招呼了，于是下决心把他打倒，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个解释似乎顺理成章，因为毛泽东也不讳言，他发动“文革”的直接目的就是打倒刘少奇，夺他的权。
但是，我认为这是直接的原因，表面的现象，光看这个或者说用这个来解释“文革”，解释不清楚。比如说如果毛泽东发动“文革”仅仅是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为什么还要打倒一大批老干部？为什么老干部“文革’初期就被打倒了，”文革”还要持续十年之久为什么持续十年毛泽东都不罢休，后期又讲这样的政治大革命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我认为这都讲不通。另外我们还有材料证明，毛泽东在1962年之前对刘少奇、邓小平是非常欣赏，甚至把他们是当接班人对待的。1957年的时候，毛泽东访问苏联，赫鲁晓夫问过这个问题。1961年，英国访华的元帅蒙哥马利也问过这个问题。毛泽东都很明确，他之后是刘少奇，刘少奇之后是邓小平。人家再问，邓小平之后是谁？毛泽东讲那就不知道了，管不了那么多。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不满，是从1962年以后才开始的，不满的原因就是刚才提到的所谓”三自一包”的问题。所以，是有分歧，但是在我看来，这个分歧决不是所谓的权力斗争，可以说是政见之争，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我们今天看，毛泽东当年的判断当然是不对的。刘少奇、邓小平为了克服困难、调整经济所采取的措施，不是所谓修正主义的东西，他们也决不是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什么毛泽东会作出这样的判断？我想根源就在于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他的社会主义观出现了一些问题。我根据他在“文革”当中包括“文革”前夕对社会主义的若干论述，概括出来两个基本方面：一个固守苏联模式的基本特征。什么基本特征呢？我概括为四个“单一”，单一公有制，单一计划经济，单一按劳分配，单一农业集体经营。这四个“单一”，我们今天肯定是当苏联模式的特征看，而当年毛泽东把它当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去固守、坚持。在他看来，苏联管得死的毛病可。
当前隐藏内容免费查看以解决，但这四条不能动，动了就是修正主义。那么好了，拿了这所谓四个“单一”去衡量刘少奇、邓小平搞的一套东西，他当然就认为是修正主义。衡量赫鲁晓夫、铁托，也是修正主义，或者说更是修正主义。当年满眼都是修正主义，现在来看标准出了问题。
再一个，毛泽东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追求。我觉得毛泽东特别强调三点，一点是，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不能大。为了缩小差距，甚至他带头降低自己的工资。第二条，政治上完全平等，主要是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他批评有些地方干群关系像猫鼠关系，老百姓见了领导就跟老鼠见了猫一样。毛泽东特别怀念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那时候没有工资制，也没有军衔，顶多是干部、战士吃饭，有大灶、小灶之分。小灶也好不到那里去，但是大家的干劲就是高。而进入和平时期，执政以后，毛泽东对有些现象不满意。比如说把供给制改为工资制，要评定每一个人的工资标准，有人嫌定低了。还比如评军衔，也有人认为应该给自己评高一点。毛泽东对这些现象深恶痛绝，后来干脆把军衔制取消。还有第三点，毛泽东强调意识形态的高度纯洁，一出戏、一本书、一部电影，他都关注，都怕弄出所谓“封、资、修”的东西。为什么叫“文化大革命”那就是先从文化领域搞的革命，或者先革的文化的命。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合起来就是毛泽东心目当中的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毛泽东的失误不在于有这三方面的理想。这三方面的理想，如果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在非常漫长的将来实现，我认为不能说它有多少问题。我觉得毛泽东的失误在于，不具备实现这个理想的条件下楞要去推行这个理想，那必然有阻力，行不通。比如说收入差距过于小，小到平均主义的地步，还能调动得起积极性吗还有效率吗我认为不可能。还比如政治上完全平等，那是对的。毛泽东强调干部要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将军要下连当兵，短时间内去体验一下，我认为也不困难。当年我们有些将军就拿掉将军的肩章，戴上士兵的船型帽当兵去了。长期这样做可能吗当然不可能。还有精神上高度纯洁，是需要纯洁一些，但有没有必要那么纯洁呢比如说“文革”之前，曾经批那个鬼戏《李慧娘》，李慧娘冤死之后化作鬼向贪官讨公道，政治上有什么害处？曾经没完没了的批。所以，这样一些东西在推行过程中必然有阻力。干部这儿遇到阻力，开始强调教育，但教育来教育去，发现老干部好象是变修了，把他们打倒，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再提拔王洪文这样的一些所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但后来毛泽东对王洪文很失望，因为这些人能力比不上老干部不说，享乐腐化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农民开始也重视教育，每到冬春农闲时节，发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但是教育来教育去，发现农民老想着多养几只鸡、下点鸡蛋，到集市上卖掉，买点别的生活用品。后来毛泽东得出这样的结论，列宁讲个体农民的结论，小生产者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后来提出要割所谓资本主义的尾巴，要限制每家每户养鸡的数量，甚至一度关闭集市贸易。
用这样的方法想去实现理想社会，当然不可能实现。所以在毛泽东晚年，在他看来不是离理想社会更近了，而是更远了，所以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之中。1975年，这时候毛泽东身体已经不好了，他回顾总结自己的一生，说一辈子做了两件大事。一件事把蒋介石这些人赶到几个岛子上去了。这件事他很自信，说有不同意见的人不多，顶多有人唧唧喳喳希望早点把这些岛子收回来。这件事确实是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是建立新中国。而第二件事就不自信了，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他认为有不同意见的人不少，甚至在他身后交接班有可能在血雨腥风当中交接。他知道“文革”当中不少现象是不能肯定的。比如他多次批评过武斗，批评过列车不正点，甚至铁路不通车，也批评过外国的轮船到我们码头上没有人卸货，码头工人闹革命，误了人家的船期，得赔人家的钱这些现象。在毛泽东看来，都是不能肯定的，要纠正的。所以1975年他给邓小平提了一个要求，要邓小平主持***政治局做一个关于“文革”评价的决议。他定的调子是七三开，七分肯定“文革”就够，不要求全面肯定。但他没有想到，邓小平拒绝了，不做这个决议。邓小平讲出这个理由，自己是桃花源中人，“文革”打倒的对象，不适合做这件事。这个理由也是站得住的，但明摆着，邓小平内心深处就是不愿意肯定“文革”。不要说肯定七分、五分了，三分、一分他都不愿意肯定。后来看得明白，“文革”结束后，他再复出的时候，强调彻底否定“文革’。邓小平为了这个拒绝，付出了代价，再次被打倒。但是对毛泽东来讲，那就更加失落了。
1976年春节，毛泽东在病中看了一场电影，工作人员回忆，电影的名字叫《难忘的战斗》，我记得我小时候也看过这部电影。当毛泽东看到电影当中解放军进城，受到老百姓自发热诚欢迎镜头的时候，他放声大哭。他哭什么？我认为是触景生情，联想到他努力追求的理想状态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不光没实现，反而不如建国初，更不如建国前。他眼前的现实跟他的理想巨大的反差，让他伤感，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无力回天了。毛泽东在“文革”初曾经很自信，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乱了敌人，教育了人民。后来他发现，乱的不是自己吗？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招了，所以只有伤感而已。
这反映了什么？反映1981年***的历史决议所作的一个判断。“文革”对毛泽东个人来讲是个悲剧，他愿望是好的，方法错了。他始终认为是在反修、防修，是为了保证党不变修、国不变色。“文革”之前他看到了党内的一些阴暗面，比如说有些领导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甚至有的人鱼肉百姓。毛泽东容不下这个，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方法错了。这些问题是要解决，但主要不是靠大批的所谓打倒、换人，而主要靠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制约。如果监督制约跟不上，光靠换人，我想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新换上一波人可能比较收敛一些，但时间久了照样会出问题。所以我们看毛泽东的失误，恐怕就失误在这里。“文革”对毛泽东个人来讲是一个悲剧，对我们党、国家、老百姓来讲也是一个悲剧，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以上，我粗线条地勾勒了我们这20年探索的过程。这段走得很艰辛、很曲折。为什么我们中间出现那么多的问题？刚才，具体的原因讲到了，包括毛泽东主观上的原因也讲到了，在这我想有必要讲几条客观的原因。我想，都讲到，可能会更周全一点，看问题看得更明白一些。
第一条，搞社会主义建设没经验。我们打仗的经验很丰富，政治斗争经验也很丰富，但是搞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是不足的。开始我们跟着苏联学，学到1956年意识到不能学了，必须走自己的路。自己的路是什么样的路？谁在短时间内能说得清楚！邓小平曾经讲过，“大跃进”时期，毛主席头脑发热，难道我们没有发热？都发热。有些错误是大家一同犯的，我想这就是缺乏经验的问题。
第二条，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这一点刚才实际上讲到了，所谓四个“单一”就是这个问题。在这里我想从别的角度再作一点补充。我们看当年发生过的事情，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哪一个没有发生其实都发生了，有的甚至比我们还厉害。什么原因就在于当年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搞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根源，病根是一样的。
第三条，长期封建主义的影响。这一点上，我们所受的影响更多一些，更深一些。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特别的长，虽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又铲除了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它的经济根基，但是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决不是短时间内能消除的。应该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失误就跟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有关系。比如说个人专断家长制，当然是封建残余的影响。还有个人崇拜也跟这有关系，我们有个人崇拜的土壤，所以当年才会搞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第四条，两大阵营尖锐对抗的环境。我们这20年的探索，始终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的，这样的环境就容易使我们产生两个方面的偏差。一个是容易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反映过度。美国要演变我们，苏联要颠覆我们，我们当然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但是当年只要有风吹草动，就容易用政治运动的办法来对付，结果一搞就扩大化了。还有，容易发生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截然对立开来的偏差，我们老要警惕资本主义复辟，但是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我们没搞得很清楚。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批的很多所谓资本主义的东西，其实是今天眼光当中的资本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
第五条，普遍低下的科学文化水平。当年我们对现代化工业了解甚少，对现代技术革命更是不清楚。所以，才犯了很多低级错误。比如当年的土法炼铁，跟眼界、素质有关系。
我讲这几方面客观原因，就是想说明当年我们的失误决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甚至也不仅仅是党***领导集体的，而是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在那个特定阶段里头，因为各方面的原因所难以完全避免的失误。我觉得这么看，问题可能看得更周全一些，也看得更清楚一些。
这段的探索肯定是没有成功，但是，没有成功的探索也有重要成就，也有积极意义。
实践中的成就，在我看来主要是建立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基础，具体说来，可以表现为这么四点：
第一点，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毛泽东当年特别强调要建立这样的体系，因为在他看来，我们是大国，大国就得有自己的重工业、装备工业。否则，你靠谁都靠不了，有钱也买不到。美国人不会卖给你。应该说，在毛泽东有生之年，我们这样的体系基本建立起来，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布局也相对比较合理。1954年毛泽东说不能造的东西，很快从1956年开始就都能造了。
第二点，“两弹一星”的突破。特别是原子弹，我们当年是在困难时期起步，独立自主地发展我们的尖端武器。陈毅元帅曾经讲过，哪怕我们穷得把裤子脱下来当掉，也得搞自己的原子弹。北京的一些顶尖科学家离开了家，到了西北戈壁滩，连家里人都不知道干什么去了。1964年，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这是了不起的成功。后来邓小平讲，没有“两弹一星”，就不会有中国真正的大国地位。
第三点，培养了很多人才。各方面的人才都有，有的至今还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四点，还有外交上的成功。主要是中美关系的突破所导致的整个西方世界跟我们关系的改善。中美两国从抗美援朝开始激烈对抗，对抗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毛泽东意识到事情有了转机。这个时候美苏争霸，而中苏到了爆发大规模战争的边缘。中美两国在对付苏联问题上有了共同利益、共同语言。所以，毛泽东抓住时机，导演了乒乓外交，小球转动大球，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没有同我们建交的情况下，居然跑来访问。这件事震惊世界，很多西方大国纷纷跟我们建交，整个西方世界跟我们的关系根本上改善。这就为后来的对外开放创造了前提。这些成就我认为都是实实在在的。
还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和人民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笔精神财富。这个时期涌现出了很多至今我们耳熟能详的英模人物的名字。比如说王进喜，比如说焦裕禄，比如说雷锋，还比如钱学森、邓稼先等等。这些人为我们国家民族的强盛复兴，付出了自己的努力，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几年我经常有机会去大庆，大庆的铁人纪念馆去了好几次，我对王进喜的事迹可以说很熟悉，但是每次去都受感动。王进喜为了拿下大油田，为了把中国贫油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他讲宁愿少活20年。王进喜仅活了40几岁，应该说少活的不只20几年。对这段成就，我们应该给予肯定，否则不光有违历史的真实，而且也对不住当年的这一代人，对他们也不公道。
另外，这个时期的探索，在理论上也有积极意义。这一段探索当中取得的一些积极的理论成果，为邓小平这些领导人所继承，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成了邓小平理论。再一个，邓小平等领导人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纠正，成了创立新理论、开辟新道路的契机。还有第三条更重要，那就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育了党和人民，包括教育了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现在想一想，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人能够走出一条改革开放的新路？我认为很重要的一条就在于他们总结了过去犯错误的教训，特别是“文革”的教训。大家知道，邓小平的经历很特殊，“文革“当中被打倒了两次。这样的特殊经历，在党内使他对“文革”教训的思考比谁都多，也比谁都深，我认为是大彻大悟。他后来讲过，没有对“文化大革命”教训的正确总结，就不会有十一届三中***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如果有时间翻一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我想很容易发现这个现象。那就是邓小平爱谈历史，他的很多重要的基本的论断就是这个过程中谈出来的。比如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法制也不是社会主义，这都是他的基本论断。而且这些论断用的都是否定的句式结构。针对当年的教训，说这些东西不是社会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不应该是这个样的。再后来，又总结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再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是怎么样。我觉得邓小平理论可以说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谈出来的。几年前一位越南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起步最早？我们是1978年，越南是1986年，苏联是1985年。我就回答，就因为我们发生过一场“文化大革命”，这个所谓的大革命，使我们中国******人头撞了南墙，撞得头破血流，把很多人撞醒了。所以，我们率先觉醒，率先纠正过去的错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走出一条新路来。所以，“文革”这个错误，我们看没有白犯，这个代价没有白付，换来了巨大的历史进步。
所以，综合来说，这一段探索虽然我们走得很不容易，走得很艰难，犯过错误，付出过代价，但是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国家的历史上、民族的历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段落，这中间有成就，有教训。但是，我想无论是成就还是教训，对后来我们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重要的影响。我们应该全面地、理性地、公正地来看待这段历史，这才不会发生苛求于前人的问题，才不会发生割断历史的问题。
这是我对这段探索的一些理解、感悟。
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的心得
根据支部学习计划，由我领学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曲折发展，通过阅读大量的历史资料，个人党性修养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与曲折的历史，我个人觉得有如下的宝贵经验供我们学习：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毛泽东就向全党提出，要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出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既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一劳永逸。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发展道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指引党和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新中国开始步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大门的时候，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开始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直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初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以苏联经验为鉴戒、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思想。我们要打破对苏联模式的迷信，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寻找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1955年底至1956年间，党的领导人，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刘少奇在听取汇报时明确提出，对苏联的经验应该有所学、有所不学。毛泽东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作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在面对如何对待斯大林、如何对待苏联经验的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系统地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讨论这两篇文章期间，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他阐释了国际共产主运动中的共同道路和民族特点的关系问题，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反对否定十月革命的基本原则，同时要以苏联经验为鉴戒，走自己的路；强调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必须要注意本国的具体情况，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各自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
党和国家领导人充分吸取了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教训，最突出的是反对个人崇拜，维护集体领导原则，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等。避免执政党犯严重错误，从局部、暂时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使之不致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和长期性的错误。在1955年下半年和1956年上半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在如何对待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经验问题上形成了共识。从1956年起，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始了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曲折的历程。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提出了“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阐述了如何正确处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在经济、政治、外交和社会生活等十个方面关系的问题。《论十大关系》成为全党探索中国自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声。
斯大林在政治中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许多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采取严厉的手段进行了处理，犯了肃反扩大化等严重错误。1956年9月，中共八大举行，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党在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总结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这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着重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和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说；并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所有这些，都是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它们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许多新鲜内容。
早在“*****”当中，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斗争。1975年，邓小平同志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拉开了纠正“*****”错误的序幕。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抓住历史机遇，对“*****”的错误进行全面彻底的纠正。一是恢复并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扫清否定“*****”的思想理论障碍。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8年6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他强调要学习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根本观点和态度”。同年9月，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他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并特别强调：“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二是贯彻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为刘少奇等一大批被迫害的同志平反，这不仅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热情，而且为否定“*****”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三是坚决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决策合乎时世、顺乎潮流，深得民心、深孚众望。
正是因为总结了“*****”和“左”的危害及教训，才有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正是因为要在总结历史中排除右的干扰，我们党才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一定意义上说，党的基本路线形成于正确总结历史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于正确总结历史之中，邓小平理论孕育于正确总结历史之中，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发轫于正确总结历史之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对现阶段纲领的概括，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通过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必须历史地看待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实现中国梦的重大意义，明确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直气壮地反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或“左”或“右”两种错误思潮，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能力作风建设心得体会
变化是最扎实的答卷，事实是最有力的证明。通过一年多的教育实践活动，广大党员、干部精神上补了“钙”，“四风”得到有力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影响群众切身利益的症结难点得到突破，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探索出了有效途径，以转作风改作风为重点的.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为之一新。这些实实在在的成绩，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进一步树立，党心民心进一步凝聚，形成了推动改革发展的强大正能量。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党的形象和威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仅直接关系党的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600多万党员的大党，在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必须坚持从严治党，才能使党始终成为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坚强领导核心。从严治党必须具体而不是抽象、认真而不是敷衍地落实到位，这是这次活动给我们提供的最深刻的启示。这些启示和经验，其重大意义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显现出来。
在充分肯定这次活动取得的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全党改进作风有了一个良好开端，但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基础还不稳固。作风有所好转，“四风”问题有所收敛，但树倒根存。现在，广大干部群众最担心的是问题反弹、雨过地皮湿、活动一阵风，最盼望的是形成常态化、常抓不懈、保持长效。我们要增强忧患意识，以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决心和毅力，把作风建设不断引向深入，把目前作风转变的好势头保持下去，使作风建设要求真正落地生根。
逆水行舟，一篙不可放缓;滴水穿石，一滴不可弃滞。作风建设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这次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新形势下如何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总结了“六个必须”的经验;就新形势下坚持从严治党，提出了八个方面的要求。这是我们深入推进作风建设、加强党的建设的行动指南。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讲话精神落到实处，才能开创党的作风全面纯洁的新局面，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不断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执政环境越复杂，我们就越要增强忧患意识，越要从严治党，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一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基本结束了，但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历史进程永远不会结束。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抓党建，继续打好党风建设这场硬仗，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我们必定能以好的作风保障党和国家各项工作顺利开展，赢得更加光明灿烂的未来。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学习心得
党的xx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对于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一些人喜欢用西方宪政等概念术语来解读和引导，例如将“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套改为“宪政”。这种概念的混用，导致了对一些重大原则问题认识的干扰和误导。排除这种干扰和误导，对树立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至关重要，对学术研究和中国理论体系建构也很重要。
用西方的“名”(价值和概念等)将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套到西方话语体系中，是西方学术和意识形态同化战略的一部分。我国古人对“名”格外慎重，有“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讲法。当然，西方学术对自己的“名”也很重视，不轻易接受外来的带有价值含义的概念。要摆脱西方“名”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替代、覆盖和干扰，正名、顺言、成事工作就格外重要。简单套用西方宪政等概念，不利于我们包括法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理论创新，束缚住了我们的思维，丢了自己好的东西不说，生产的知识最后充其量是在为别人打工，是别人体系的一部分和附庸。在中国制度已经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时候，还有人总爱拿西方制度标准来套中国制度，认识上早已落伍了。
关于西方宪政，经常与西式自由、民主、法治等概念纠缠在一起，同义反复很多，这就像古人司马谈论名家时所说的，“使人苛察缴绕不得其意”，把人给绕糊涂了。至于“宪政”究竟是什么，是不明就里的。有说没有民主就没有宪政，有说没有宪政就没有民主;有说没有法治就没有民主，有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有说要分权制衡，有说要保障民权;成功了是因为实行宪政，失败了是因为拒绝宪政;更有甚者，还有说要精心设计出一个完美宪法，就可长治久安。找来国内新出版的四卷本《世界各国宪法大全》一书一看，宪法蔚为大观，各种宪法不可谓不多，朝令夕修的不可谓不少，但是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绩效，各国则又相去甚远。中国人常说，“徒法不足以自行”。宪法为公器，贵在有坚强的领导力量保证实施，按照宪法来治国理政，同时每个公民对宪法要有敬畏，这是政治学的一般道理。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的最根本标准，中国共产党依据党章党规管党治党，依据宪法领导人民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治国，有序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坚持用自己制度模式中的“名”，容易将自己制度价值、制度原理、制度实践讲清楚，从而在制度教育中逐步形成自己制度的思维基因;相反，用西方宪政的“名”言说中国制度，说不通，甚至对政治发展有很大的误导效应。
反对用西方宪政概念和标准来对照和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民主政治建设，并不是说我们要全盘否定西方国家在自己的历史中积累起来的政治文明，每个国家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每个国家都不应该看着别人的制度文明不舒服。这符合我国在国际关系中倡导的和平共处的精神。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反对用西方的“宪政”来套中国的民主法治，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重视法治建设，也不意味着我们的法治就已经很成熟了，更不意味着我们就关起门来，不学习和借鉴人类在法律文明上已经形成的许多合理且对我们也有用的内容。但是在借鉴过程中一定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将别人好的东西转化到自己法律体系中，而不是把自己转化到别人体系中去，照搬照抄别人的东西。
制度自信并不仅仅表现在实践中，也体现在我们的思维中。坚持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要有对自己法系的自信。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过程中，要减少这种简单化、片面的认识的干扰，从西方宪政思维中走出来，核心是培育、践行中国制度以及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思维。
第一，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思维。中国制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制度的一个核心精神，或者中国实行法治的一个核心思维，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这种思维应该深深植根在治国理政、依法治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全过程中，成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因。按照这个思维，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依法治国领域，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依靠社会主义法治。所谓西方的宪政思维，恰恰与中国制度思维是矛盾的。在中国制度思维下，我们遇见问题难题会坚持在中国制度框架下去认识并加以解决，而在西方宪政思维下，人们一遇见问题难题就会总想到在西方制度中去开药方，这种思维在实践中不会巩固中国制度，只会慢慢削弱中国制度。
第二，人民主体思维。人民主体是中国制度的基本特征。坚持人民主体思维，就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民享受的权利与其承担的义务是统一的;坚持法治建设必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坚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第三，法纪思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不会有秩序。古人说：“法行则人从法，法败则法从人。”法要行，首先是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和法律权威，敬畏宪法和法律。在中国制度下，法纪思维有两个含义，一是全社会形成对宪法和法律崇高性、权威性的认识，二是对党员干部来说，要有对党章崇高性和党规党纪严明性的认识。党规党纪不凌驾于法律之上，但是党规党纪严于法律，保证党从严治党、长期执政。
第四，法律文化思维。制度与文化总是不可分割的。具体到中国的法治文明，就是强调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的思维。古人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说的就是德法兼治的治国理政思维。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进程中，我们一定要避免西方法律形式主义和程序主义的弊端，重视汲取我国古代传统法律文明资源。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曾说：“夫法制繁，则巧滑之徒皆得以法为市，而虽有贤者，不能自用，此国事之所以日非也。”这段经典的话用来批判当前西方法律形式主义和程序主义，是很贴切的，中国的法治建设应该避免其弊端。再比如，中国法治文明思维中重视调解，这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法治领域的表现，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西方对抗性法律程序过度的弊端。调解不仅体现在我国国内法治体系中，而且在对外关系处理中也很重视调解的使用。
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自成一体的独立法律体系，中华律令文明对周边地带不乏影响，被借鉴的也不少，中华法系在人类法律文明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有西方学者在20世纪初统计，在人类有史以来的xx大法系中，有6个已经彻底消亡，5个经过融合后得以存续，3个基本未经融合而生存下来(中华法系、印度法系、伊斯兰法系)，两个经过大规模融合更新和再造，但已面目全非(指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其中，历经3000多年未经融合而存续下来的就有中华法系。纵观法律体系演变史，凡是自成体系并具有一定辐射意义的法律体系，都是在自己社会土壤中生长壮大的，照搬和拿来主义的国家从来不会在世界多极法系和法律文明中拥有一席之地。
中国的制度体系正在走向定型，其中一个标志，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逐步建成，即最终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以及与法律法规衔接、自洽并相互支持的党内法规体系，这个体系的形成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系的确立。因此，中国的政治学人和法律学人始终要有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法治体系道路，矢志不渝建成中国法系的自信，唯有这样，才能在推动知识体系发展和国际学术对话中拥有自尊。而按照西方宪政思维来指导，今天搬欧洲大陆法系，明天学英美法系，搬来学去，最后无非是别人法系的一个分支，断不可能建成自己的法系，更不可能在人类政法文明独树一帜、自成一格。我国唯一担任过国际法院院长的史久镛法官，在论述中国国际法理论体系发展时曾说：“这些年里，中国法学界在强调借鉴、接轨的同时，对中国法律人自己独创的一些理论和实践淡漠了，乃至不大提及了。”这段话是个警示，提醒我们无论是在发展国内法治体系还是建设国际法治体系的进程中，始终要有建成中国法系的自信。
因此，一旦我们拉长历史的视野，拓宽比较的空间，就会从国际比较和历史纵深中认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法治体系建设的世界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法治体系规范着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我们理应将其作为人类一大法系去认识和发展。要充满自信地把中国法系视为人类一大法系，摆在世界多元法系中。只有站在这样的高度，才能在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法治体系建设中，拥有强烈的事业感和巨大的成就感。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能力作风建设心得体会
我单位就加强基层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组织基层干部学习了一系列有关作风建设方面的文件，并结合基层实际召开了各种形式的作风建设座谈会。作为一名基层党群工作者，结合自己所从事的基层党群工作，谈一谈自己的体会。
一、树立高度的政治意识，增强政治责任感。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精神，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本单位的贯彻落实是基层政治上负责任的重要体现。作为基层党群工作的一员，就必须培养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成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落实者，成为党委和领导决策的执行者和维护者，要自觉增强服从意识，对党组织和领导作出的决策要原原本本的执行，把上级的精神和领导的要求贯彻好，落实好。
二、增强学习意识，强化立身之本。学习是提高自身素质的前提，是做好工作的基础。作为新时期的基层领导干部，应该强化对学习重要性的认识，把学习作为精神需求和政治任务。要端正学习态度，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正确处理工学矛盾，深入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增强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注重学习本职工作范围内的专业知识和企业经营管理知识、法律等知识，不断拓宽知识面，全方位充实自己;要始终保持高昂的学习热情，通过理论联系实践学、带着问题学、深入持久学，达到学以立德、学以增智、学以致用的目的。
三、提高工作效能，加大执行之力。一要尽职尽责。在其位，就要谋其政。作为党的基层干部，如果碌碌无为、无所事事，名声扫地。要强化干事创业意识，找准自己的位子，明确自身所肩负的责任。二要狠抓落实。抓工作，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不抓落实，就会落空。干工作就要发扬稳、准、狠的精神，勇往直前、与时俱进、跨越发展。在落实工作中，无论任务多重、难度多大，干部都要矢志不渝地抓、锲而不舍地抓，不达目的不罢休。三要争创一流。高目标激发强动力。强动力引领快发展。只有定位上的高起点、高效能，才会落实在高速度、高效能。因此，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争创一流”的工作理念，把争创一流作为工作的目标。四要营造氛围。作为基层单位，要营造良好的宽松愉快的工作氛围。领导作风会形成一种导向，影响民风;与之相对应，民风也会形成一种导向，影响领导作风。因此，在领导干部和群众之间要形成一种正确的舆论导向，形成合力。
四、严谨的工作作风，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作为企业基层党群工作人员来说，就需要培养一种严谨的工作作风和良好的生活作风。在日常工作中，要保持谨慎的工作态度，任何工作要细致入微，做任何事情要反复斟酌，仔细考虑，特别是对领导交待的任务，要认认真真地完成。工作上如果不注意摆正自己的位置，就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因此，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要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接人待物要讲和气，为人处事要真诚，说话办事要三思而行，时时处处保持一颗平常心，用自己的良好行为树立基层领导的良好形象。
我们每一位基层干部都应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对自己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进行认真的对照检查，以良好的个人形象在职工中作出表率，始终牢记党的宗旨，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始终牢记党纪国法，爱岗敬业干实事。处顺境时不张扬，处逆境时不气馁。要淡泊名利，要清正廉洁。人与人相互交往是人之常情，关键是要把握好分寸，守得住“底线”，这条“底线”就是不违法、不乱纪。要追求名节，不要追逐名利;要以权谋事，不要以权谋私。要用《廉政准则》约束自己，用“四大纪律八项要求”规范言行，管好自己的嘴，不该说的话不说;管好自己的脚，不该去的地方不去;管好自己的手，不该拿的东西不拿。自警自重，防微杜渐，自觉抵制。
总之，作风建设的关键是领导干部，领导干部的言行一致，表率作用直接关乎企业和谐、科学健康发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能力作风建设心得体会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事务系统的党员干部，我将以“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为契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服务退役军人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尺，高效务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
坚持理论学习，做创先争优的模范。始终坚持把加强学习作为提高自身素质的关键措施，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退役军人相关政策，以“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为契机，通过参加线上“省级和市级服务中心业务骨干培训班”，进一步掌握退役军人权益维护等方面知识，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为业务工作的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坚持服务群众，做干好工作的先锋。身为党员，始终牢记党的宗旨，以公仆之心，做到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紧紧围绕“退役军人大走访”、“我为群众办实事”等活动，不断推进退役军人服务体系建设。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全面完成了筹备和组建“橄榄绿”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建立伊春市退役军人关爱扶助基金、组织全市退役军人“蓝卡”申领和办理工作等工作。
坚持严于律己，做廉洁自律的表率。俗话说，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我将在工作中、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遇到难事冲到前头，干到前头。堂堂正正做人，实实在在做事，清清白白履职。在党的领导下，以责任之心、公仆之心、律己之心，成为一名政治坚定、身体力行、尽职尽责的工作者。
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的心得
翻开近百年的历史可以看见，我党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一路走来!近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残酷压迫的白色恐怖中创立，从诞生之日起即历经磨难、饱经风霜。千千万万革命前辈抛头颅撒鲜血，奋不顾身地喚起灾难深重的积弱民众，带领全国人民，始终坚守为人民的宗旨，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坚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协商制度。这些新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标志着我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我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顺利地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始终站在革命和建设的前列，在不断纠正党内右的和“左”的错误路线以及同西方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复杂斗争中，带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曲折的道路上前进并不断取得了巨大成绩!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也把我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推进党的先进性、创新性建设和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尤其是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更加注重教育全党，不断从实践中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使我党更好的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初级阶段的新时期、新特点、新任务，先后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专题教育和今年开始的“学习党史、国史”等活动，都是为了使全党更加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提高广大党员的党性觉悟，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更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政党，现在我党已经是有99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
就在今年，我党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第一个建党百年奔向小康目标的关键时刻，“新冠肺炎疫情”的到来及其迅猛的蔓延，向我们党，向我们国家，也向全世界提出了挑战。措手不及中，***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统揽全局、果断决策，为全国人民抗击疫情坚定了信心、凝聚了力量、指明了方向。面对“疫情”，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迅速科学做出决策，实行高效有力的应对，把初心落在行动上，把使命担在肩膀上。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充分展现，党心民心空前凝聚。在疫情危及人民生命安全的关键时刻，党中央一声令下，广大党员干部挺身而出，从重症病房争分夺秒的救治，到社区挨家挨户的排查、生产、攻关，3900多万党员干部，夜以继日的奋战在抗疫前线，460多万党组织高效运转。实践再一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愈挫愈奋战的政党，具有脱离险境的神奇力量，能创造出让人难以置信的传奇业绩，带领全国14亿人民，严防死守，用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阻断疫情的传播。各级党的组织和广大党员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在复工复产战斗中，党员仍然起到带头作用，在全世界“疫情”还在急速大面积扩散的情况下，使我国的经济、生产，逐渐走向了轨道。
中国共产党历经磨难挫折，通过对党史的学习，让我更加了解过去，更加清楚未来前进的方向。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警察，我将秉承光荣传统，不忘初心，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
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的心得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虽然经历了严重挫折,但仍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建立起比较完率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独立研制出两弹单一星,有效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安全,成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积累起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留下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直到今天还在支持和励着我们前进的步伐。通过字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历史,我有以下四点感悟：
学习党史要佳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这是必须循的党性原则,我们要认识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备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后漫成就,深刻认识党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光传统和优良作风,巩国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执政便命,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