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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精神》读后感字
太适合香港和台湾的年轻人好好读一读了！先生如果活到今天看到这种乱象，大概会气死。感谢能读到这本书，让我从文化的角度理解了中国的社会和很多现象。同时，作为亲身经历了中国教育的一个人，反思中国教育。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倒不是填鸭式教育或者说升学压力大，最大的问题在于只摆事实，不讲为什么，或者说没有启发学生去思考这背后的为什么。所以现实就是，很多东西你强调太多，反而可能引起厌烦感。要知道，一个人的觉醒，一个民族的觉醒，只能靠个人自己开悟，这个没有人能教会你。
艰难耐着性子读完了这本难啃的书。为什么难啃呢？首先，这其实是演讲，是钱穆先生给军人的演讲，一共分了十三讲，较文章来说可读性要差一些。再次，先生逻辑性很强，且知识储备丰富，说一个点可以牵涉到许多分点，从分点又再拓展，但总是绕着绕着又回了主旨，可我就在这绕中被绕晕了。于是费了不少神读这本书。但是真的值得！当然一本书也可以有不同的读法，这本书倒是很适合随手抓来看几页又搁下这种。因为短短几页就能例证先生的一个观点，所以倒很适合碎片式阅读。
说说从先生书里面读到的干货吧。
第一，先生说的中国，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整体，所以先生不说中华文化精神，而说中国。所以先生从文化的角度谈了台湾为什么不应该独立。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大一统，而西方国家则是冲突和分裂。很多人受了西方教育，思维也变成西式的，殊不知西方那一套东西根本不适用于中国。西方往回看，历史是断断续续的，且不断在变，而中国五千年来是一脉相传，”始终如一“的。要是台湾独立了，台湾要不要有历史，该使用何种文字呢？如果还是中国历史接在后面，使用中国文字，那不还是中国吗？若把历史抛了，可以把文化也一并抛了吗？人可以突然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吗？“人各如此，年龄大了，说要调换我另作别一人，岂非天下奇谈。”
第二，中国文化有三大传统，一是中国人，一是中国的家，又一是中国的国。“中国人理想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中国文化最主要的，乃在教人怎样做一个人。中国人最喜爱讲的就是，做人的道理和理想。可见，中国文化先教你”做一个人“，才有后面的齐家、治国。先生书中说道：“失掉机会，没有进大学，没有到外国去留学，怎么做一像样人？诸位当知，中国人讲做人是无条件的，无这许多困难。不贤者，小人物，无知无识，都能教他做个人。所以中国文化才能到今天。”如陆象山所说：“使我不识一字，也将堂堂地做个人。”这即是“士”，“士”怀抱的精神即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怀抱此同一理想，同一抱负的人就是士。复兴”士“的精神即复兴我们的文化传统。
而是看是不变总在变。这就是中国文化里面的”化“，总在常态中求进步，而究竟是哪一天变了呢，又不知道。如夏天化为秋天，秋天化为冬天，总是没有哪一天明确的就由夏变秋，由秋变冬的。这百年来变化太快，太剧烈，而无等待，就生了这场病。看到外国先进，便什么都想学外国，越看中国的越不好，以至于全部都想抛弃。当知，西方文化是”短命的“文化，中国文化是”长命的“文化。能够长命，自是中国文化重调和的原因。抛掉这”长命的“文化结果反而要去学”短命的“文化？科学技术不属于文化，是无国界的，学科学技术自是没有问题。但抛掉过去后面接上西方文化，岂不是四不像？要追上新时代，也要回头看一看自己，认识昨日的自己，昨日的中国人，昨日的中国。
第四，大家都可做一性情中人。我们中国人，讲某人是一性情中人，是一句夸奖话，讲这人有血有肉，性格率性。每一个生命，都应由性情来规定它的活动，而不应由活动规定它的性情。所以我们的事业、工作也该都由我们的性情决定。事业是外在的，而性情是内在的。外在必有一限制，内在则可无限制，如物质必有一限制，精神则可无限制。“有其内必有其外，则是内外双得。若使外张而内虚，则内需自会影响到你外张，给你一限度。”内向求之于各人之性情，不该太看重人生外露的表现，而应看重“内蕴的享受”。如中国人常称的“自得”，无所谓失败，是一种内在感受。
从先生文中看到了对未来的忧虑：中国人去国外留学，留居国外不回来，留父母在家中，父母反而高兴，觉得孩子过得好即可；或是回来国内，却喊着要改变，要自由，要独立，或者觉得待不下去，再回去国外。中国旧家庭被打破，涌现了无数的新家庭，令人惋惜的是旧式家庭的逝去。
最赞同的是先生关于教育的观点：“我们的教育宗旨，主要在能教我们后代如何还能是一个中国人。”教育问题到现在仍存在这个问题：只教别人家的新的，自己家旧的东西教的并不多。
复兴中国文化，该从每一个人下决心做起。每一个人的影响力虽小，但总归是有影响力。做父母的也不应只关心儿女将来的生活与职业，还应该关心到国家民族所需要的各方面的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每个人都有可尽的一份职责，这是现在很多中国人所欠缺的。
《中国文化精神》读后感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然而，20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一些国家政策内顾倾向加重，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特别是今年以来，美国罔顾国际规则，违背世界贸易组织基本精神和原则，采取单边主义做法，发起针对中国等国家的贸易战，破坏了国际贸易关系和经济秩序，是一种逆全球化举动。自由贸易是世界经济发展和各国合作共赢的必然要求，以其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符合世界各国共同利益。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有责任也有能力应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战，坚决捍卫自由贸易和多边体制，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
自由贸易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
在现代经济学开山之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亚当·斯密提出专业化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终极源泉，并研究了专业化分工与自由贸易的关系。之后，大卫·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原理，奠定了现代贸易理论的基础。当代经济学家则把要素禀赋纳入其中，不断完善基于比较优势原理的贸易理论，形成了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贸易理论，并已载入经济学教科书，成为各国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倡导自由贸易的学理依据。
在漫长的世界经济发展史上，虽然自由贸易理念被广泛接受并转化为具体措施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国际贸易发展也经历了起伏，但毋庸置疑的是，当代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无一例外得益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发展。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促成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在经济全球化的带动下，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快速发展，货物和信息在国际范围的流通成本大幅降低;金融的深入发展使国际范围的融资更加便利，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日趋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大对外开放力度，选择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与面向国际市场发展经济，大大拓展了国际分工的深度和广度。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发展迎来了新高潮，全球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以更快速度增长，直到20年国际金融危机前，世界贸易增长速度都稳定地快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成为这一轮经济全球化高潮的积极参与者，贸易依存度迅速提升，并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分享了经济全球化红利。经济全球化帮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取得减贫的突出成效，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伟大征程。1986年，中国向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提出恢复创始缔约方地位的申请，并于20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面参与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逐步发展成为全球供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世界工厂”。1978—20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和进口总额分别以19.33%和18.12%的年均增速快速增长。1983—20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名义上增长了近136倍，成为举世公认的开放大国。
40年来，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严格遵循世界贸易组织原则和相关国际规则，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人口红利，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劳动力供给、较高储蓄率和投资回报率，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产品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为全球经济稳定增长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中国同一大批国家联动发展，使全球经济发展更加平衡。中国减贫事业取得巨大成就，使全球经济增长更加包容。中国改革开放持续推进，为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
美国大范围挑起贸易战使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
美国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长期自诩为自由贸易最重要的推动者。但近年来特别是去年以来，它转而不承认自己从自由贸易中获益，而是大讲美国面对着不公平的国际贸易;不再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而是日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破坏者。今年，美国对多国加征关税，大范围挑起贸易战，其做法危害世界经济发展。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经济全球化曾经的主导者，美国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使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
其实在历史上，美国并非一直崇尚自由贸易，而是以长期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著称。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工业具备了全球竞争力，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才意识到自己有必要也有能力通过自由贸易获益，因而摇身一变成为世人所知的自由贸易倡导者和经济全球化主导者。今天，美国对于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态度又发生了逆转，其原因无外乎这三点：一是以打贸易战为威胁获取更大利益，二是为了转嫁其国内矛盾，三是为了维护其经济霸主地位，遏制其他国家发展。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一轮经济全球化高潮之前，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和许多工业化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参与到国际贸易体系之中，国际贸易主要发生在工业化国家之间。国际贸易的各参与方在发展水平及资源禀赋上没有明显差异，因而这个时期的国际贸易并不是典型的依据比较优势原理而是依据规模经济差异进行的，贸易的结果通常也不改变参与国家的生产要素相对回报水平。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贸易则更多地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本质上是前者以充裕的资本要素与后者丰富的劳动力要素进行交换。于是，发达国家资本回报率得到提高而劳动报酬有所降低，发展中国家劳动报酬显著提高而资本回报率有所降低。在美国，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资本所有者从经济全球化中赚得盆满钵满，但同时也出现了劳动力市场两极化和中产阶级规模缩小、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所占比重大幅上升，推动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这些情况令美国一些人陷入深深的紧张和焦虑。
实际上，美国国内面临的问题原本可以从经济学中找到答案，通过实施政府再分配政策可以有效解决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中劳动报酬降低问题。但由于新自由主义传统作祟，美国执政者不仅没有采取必要的政府再分配措施，反而打算放弃自由贸易原则。在他们看来，通过打贸易战或以打贸易战相威胁逼迫对方作出让步，可以起到榨取更多利益和遏制其他国家发展的双重作用。
20年前，正是由于美国国内政策失误，才导致美国次贷危机并演变成为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了世界经济，损害了各国利益。如今，美国又单方面挑起针对多国的贸易战，也会导致许多国家宏观经济波动，加剧市场不稳定预期，诱发货币市场异常反应，伤害各国经济。所以说，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霸凌做法贻害全球。
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大势。
虽然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给经济全球化带来严峻挑战，但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依然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大势。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既是全球范围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当今时代各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有力推动者。20年，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36.2%，对当年全球gdp增量的贡献率高达54.2%;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额占世界的比重为30.0%，对世界商品和服务出口增量的贡献率为36.2%。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全球化具有强烈需求，而且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贡献者，必然会有力推动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持续深入发展。
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不得人心。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金特指出，对于美国来说，贸易政策的最高决定权在于人民，即厂商、进出口商和消费者等。虽然一些热衷于实行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政策的政治家，以制造业回归、扩大就业、打赢贸易战等说辞短期内可能博取一些民众的支持，但贸易保护主义终究是没有赢家的零和博弈，会造成全球贸易萎缩、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遭到破坏，在伤害贸易伙伴的同时也必然伤害到本国企业和劳动者。因此，那些一时被蒙蔽的选民，最终会明白“没有自由贸易就没有共赢，没有共赢也不会有单一赢家”的道理。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今天要解决的问题是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从国际角度看，既需要建立健全有效治理机制，也需要树立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从各国内部角度看，需要出台更具包容、普惠、平衡性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尤其是完善社会保障政策，以更好融入经济全球化。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刻反映时代潮流，代表人类文明进步方向，有利于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这一理念已被写入联合国多项决议文件，得到世界广泛认同。
坚守底线、保持定力，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
经济全球化大势和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决定了中国日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和重要建设者。当前，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直接面对美国单方面挑起的贸易战，二是作为大型经济体和开放型经济体身处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的国际环境。面对这些外部挑战，我们既要牢牢守住底线、积极有效应对，又要保持耐心和定力，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
妥善应对贸易摩擦。贸易战没有赢家。我们不主动挑起贸易战，也不热衷于贸易战，但深知一味退让并不能阻止贸易战。面对美国单方面挑起的贸易战，我国的应对策略是符合理论逻辑和国际惯例的，即在始终保持协商与合作大门敞开的同时，针对对方的无理行动予以针锋相对的反制，并将美国单边主义行为诉诸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我们应保持战略定力，继续按照既定部署和节奏，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与世界各国一道，坚定不移地维护自由贸易原则和多边贸易体制。
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指出：“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今年4月，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了扩大对外开放的一系列新的重大举措，表明了中国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中国持续推进对外合作多边化与贸易多元化，在继续从对外开放中获得发展动力的同时，也在为维护自由贸易、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努力做好自己的事。在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实现趋利避害，关键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下做好自己的事。要按照党的十九大的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决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确保中国经济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与此同时，还要积极应对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过程中遇到的成长烦恼，着力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面对贸易战的直接和间接冲击，我们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织牢社会保障网，发挥好社会政策的托底功能。只要我们阵脚不乱、坚定做好自己的事，就能从容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大势就无可动摇。
《中国文化精神》读后感
党的作风是指在党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是党的性质、宗旨和世界观在党的活动中的具体表现。党的作风建设就是要端正党员领导干部和党的各级组织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干部生活作风和学风、文风、会风，树立与党的性质、宗旨相适应的良好风尚。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的重要体现，是党的创造力、战斗力和凝聚力的重要内容。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永恒主题，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和成就的经验中都贯穿着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实践，都把建设党的事业与建设良好的作风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政治、组织、工作、生活等方面一贯表现出来的科学态度和模范行为，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坚强党性的外在体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作风问题抓和不抓大不一样，小抓大抓也大不一样，只有动真格打硬仗，才能扫除顽瘴痼疾，取得人民满意的实效。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加强作风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把出发点和落脚点归结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上来，归结到为民务实清廉上来，使改进作风的过程成为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成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过程。
20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即“中央八项规定”;20年3月9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提出“三严三实”的要求，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党委(党组)要充分认识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对于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保持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大意义，着力解决党员队伍在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党的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解决全面从严治党的难题，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以崭新的实践凸显了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时代意义。
《中国文化精神》读后感
多次强调，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关于“两种革命”的重要论述，是对我们党奋斗历程主题主线的深刻总结，是对我们党永葆先进纯洁、实现新时代历史使命制胜机理的深刻揭示，对于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我们要结合党的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进行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取得的重大成果，深刻理解、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关于“两种革命”的重要论述精神，不断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
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同时，还号召全党要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这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党的建设规律和执政规律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基础上作出的重大论断，深刻揭示了“两种革命”的内在关联，体现了我们党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意志和决心。
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经验。
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近代以来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两大历史任务，也是最伟大的社会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根据所处的环境、所担负的任务以及党组织的状况，提出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开启了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坚决纠正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导致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左”倾错误路线，成功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度、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以及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特殊环境中建设完全巩固的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艰巨任务，把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引向胜利。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根据社会特点和党的自身状况，适时向全党提出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对党的攻击，大力开展反腐蚀斗争，继续加强执政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和监督，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根本保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正确总结国内外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开启了改革开放这场新的革命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把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紧密联系起来，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建设，要以党的建设保障党的领导坚强有力，并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作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既保证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又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历史证明，坚持加强党的建设与党的领导同步推进是实现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不断发展的根本保障，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一条成功经验。
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是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鲜明特点。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这是历史的启示录，也是时代的宣言书。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党没有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没有因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产生丝毫懈怠，而是以执政党的高度清醒和自觉积极应对和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抓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过去五年多来，我们党把抓党的建设作为最大政绩，坚持问题导向，勇于自我革命，保持战略定力，打出了一套当下改、长久立的组合拳，不仅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确保我们党保持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而且促进了党的建设与党领导的事业双轮驱动、阔步前进，为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提供了坚强保证。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重大命题，这是对党的建设与党领导的事业内在关联的精辟总结，是我们党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鲜明特点，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勇于进行自我革命的巨大勇气和坚定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使命担当。
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是开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局面的必然要求。
历史启示我们，把党建设成为坚强领导核心是党的自我革命的目的，也是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前提，党的自我革命和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历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一方面，党的自我革命是领导伟大社会革命的基础和保证。另一方面，党的自我革命必须适应伟大社会革命需要来进行，接受伟大社会革命的检验。
党的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党的面貌和气象发生了全面深刻、影响深远、鼓舞人心的变化。但是，也必须看到，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尖锐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全面从严治党依然任重道远，还远未到大功告成的时候。同时，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涵盖领域的广泛性、触及利益格局调整的深刻性、涉及矛盾和问题的尖锐性、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艰巨性、进行伟大斗争形势的复杂性都是前所未有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对我们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新要求。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要求全党必须不忘初心使命，大力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按照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要求，自觉砥砺自我革命意志、增强自我革命定力、提高自我革命能力，不断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增强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
《中国文化精神》读后感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文化自信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昂扬奋进的民族闪烁着文化自信的光芒。近代中国一度衰弱落后、被动挨打，导致了某些缺乏文化自信的现象。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我们越来越认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与急迫性，要使“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要让世界感受到中华民族的文化魅力，首先就必须拥有坚定的文化自信。只有坚定的文化自信，才能彰显中华文化的魅力与影响力。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文化自信尤为重要。我们应如何认知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的底气从何而来?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深思。我以为，坚定的文化自信有三大支撑。
博大精深、灿烂辉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深厚基础。中国拥有浩如烟海的文字文献经典。中国先民在夏商时代发明、创造出完整的文字系统，拥有了在大自然中生存并代代传承文明的重要力量，“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的传说，是文字发明重要性的传神写照。中国的文字发明，直接铸造了中国文化的经典文献传统，国史、方志、家谱等重要史料为中华文化的保存与传承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从甲骨卜辞的“有典有册”，到先秦两汉的“十三经”，再到唐宋元明清的《通典》《通志》《文献通考》《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中华文化的精神观念、社会文明都熔铸在这些传世文字文献中，浩瀚的文献成为中华文明的标志，让我们拥有强大的历史根脉力量。
中国拥有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土壤，在这一土壤中孕育了丰富多彩的口头叙事传统，历史悠久又兼具文化感染力。世代相传的口头叙事传统包括神话、史诗、传说、故事、谚语、歌谣、曲艺等类别，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结合，成为熏陶中国人精神气质与生活态度、培育中国人历史意识与价值观念、传承中国人情感与智慧的重要文化载体。众多的民族也使得中华文化内涵丰富、积淀丰厚。以口头叙事传统为代表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构成了中华文化强大的现实基础。因此，强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系统而深刻的中华文化理念具有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天地人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上古先民选择了农耕的生产方式，也就选择了“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的生存理念。“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的理念让中国人形成了顺应自然时序、节制使用物力的礼天敬地优良传统，这种传统让中国人安居乐业、生生不息。
民胞物与、天下一家，是以儒家思想为重要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情怀理念，它强调天下大同的情怀，从古到今，无数仁人志士秉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坚定信念，自强不息。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四海一家”“天下大同”等文化情感与文化理想，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包容性和亲和意识，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历史文化基础。
守正开新、刚健坚韧的实践理念，是中华文化攻坚克难，不断发展的精神动力。中华文化中“日新”“时变”的意识，使其永远焕发生机与活力。既守文化大道之正，也依据时世变化与时俱进，真正实现了“旧邦新命”“返本开新”“日新之谓盛德”。这也是“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思想的传统文化源头。中华文化历久弥新，除了因应时世不断变化发展外，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向来具有刚健坚韧的精神品格。无论怎样的困难与挑战，都只会激发中华民族的刚健与坚韧，使中华文化数千年历经无数风暴洗礼，仍能“历久弥坚，不坠青云之志”。正是这样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理念、文化情怀与文化品格，塑造了中华文化在全球的独特魅力。
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文化自信的坚强基石。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伟大的革命历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的文化支撑和精神标识。中国革命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和清醒剂，是最好的教科书，革命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为实现革命理想不懈奋斗历程的文化写照。只有从革命文化中重温历史、感悟初心、接受洗礼，才能真正明白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清醒认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精神特质和政治本色。只有用具有丰厚历史底蕴和精神内涵的革命文化熏陶思想、滋养心灵，使红色基因融入党员干部的精神血脉，才能使当代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变得更加深沉而执着，更加坚定文化自信。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的积累和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现了当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政治理念，是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精神力量的重要源泉。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如果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今天我们强调的文化自信，不仅有对作为国家发展根基与底蕴的传统文化的自信，更有对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伟大实践过程中逐步孕育出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中国拥有深厚的文化根基、深刻的文化理念、影响深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未来世界文化发展的道路上，中华文化的贡献不言而喻。
中国文化精神读后感
在这个发展迅速的社会中，经济发达与物欲横流同在。然而，更美好的人生，并不能和富足的物质生活划等号。
《双城记》中有言，这是最繁华的时代，也是最萧条的时代。诚然，丰富的物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便利，却不能带给我们强大的精神力量。
看看街头行色匆匆的人群，还有密集的住宅楼里几乎老死不相往来的邻居，我们都觉得心里空空的，很迷茫，缺少温情，忍不住怀念从前慢的生活。
这种精神上的空虚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可以说是现代文明病的一种表现，就像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中国文化的精神》中所说，“人失去了方向，也失去了归属”。
在许先生看来，西方文明强调个人主义、提倡积极进取的精神特点，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同时，过度强调个人主义和追求物质利益，也为个体的孤立、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疏远、甚至社会关系的瓦解埋下了伏笔，引起了现代文明病。
因此，在《中国文化的精神》中，许先生尝试着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现代文明病的解药。
从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国人的精神通过不断地多元互动逐渐形成的圆融境界，有着独特的社会价值，或可弥补现代文明的不足。
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重视人与自然的关联，认为天、地、人有着无法割裂的内在联系。在农业社会，民间的日常生活和农业活动，都依据自然环境的四时变化来安排。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论，也强调天和人之间会在变化中互相影响。
古代老百姓追求公道和正义，民间创造出的神鬼世界也都与世俗世界的追求相关联。对老百姓影响深远、做出特别贡献的真实人物，死后可能被奉为神灵。
因此，百姓会祈求神灵保佑自己，拿出一定的供奉来侍奉神灵。这种人与神的交流，跟人们日常的交易很类似，“有承诺，也有还愿；有祈求，也有报酬”，徐先生总结道，“如果以圣和俗为区分，中国人的民间信仰系统，毋宁是以圣从俗”。
书中还有许多徐先生关于古代中华文化的独特见解，包括八卦，四大名著，古人的'民俗，信仰，等等。这些与只强调个人自由和物质利益的西方文化相去甚远。中国古人对自然世界的总结，至今仍可以补充西方文化的某些不足之处，这也正是许先生在这本书当中想要表达出的良药。
《中国文化精神》读后感
明确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我们只有构筑好新时代的中国精神，才能更好地为广大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强大的中国精神。
我们可以将“中国精神”这一概念理解为一个自觉的主体性存在，它是中国文明的精髓体现及由此展开的各种思想、理想和价值观;它是自我规定、自我扬弃、自我创造的主体性过程;也是中国人自己的本质力量、创造能力和独特的价值观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集中体现。曾多次指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中国正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征程中，这不但意味着中国出现了重大的“历史性跃迁”，而且也意味着需要有新的时代精神来把握“我们的时代”。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精神支撑。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曾经有过显赫的辉煌，但近代以来却遭受百年困境，陷入历史低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结束了任人宰割的历史，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如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本身就是一部追求民族独立富强的宏大的精神史，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发展史的崭新阶段。集中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特殊意蕴，为中华文化的历史承续提供精神保障，为中华民族的生息与自强提供精神保障。
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需要精神驱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虽然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遭受了一定的挫折，但当代社会主义运动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是创新的实践，创新无止境，实践也无止境。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大大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本身就是人类文明与中国精神相结合的产物。
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需要精神内核。随着各项事业的向前推进，中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已经接近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之所以能获得今天的世界地位并成为影响世界发展进程的发展中国家，主要得益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与实践，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绝不是单一的经济或技术层面的，思想和精神层面也很重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而时代精神又是那个时代共同的价值追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国家价值目标、社会价值理念和个人价值规范来实现国家精神、社会精神和个人精神的有机统一，从而构筑了民族、社会、人民三者有机结合的价值设定所内生的中国精神。
国家价值目标是立足国家层面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这与我国特有的文化传统、悠久的历史、现阶段特定的基本国情密不可分，也是形成国家精神的核心要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来已久，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儒家所提倡的“天下大同”等，是我国人民追求理想国家制度的愿景;《易·系辞上》中记载的“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等话语则是我国人民对于国家富强这一美好愿望的诉求。可以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一国家价值目标凝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兼收并蓄与创新发展，从根本上体现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中国精神的核心内容。
社会价值理念是相对于个体价值而言的，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对公共利益或公共事务的深刻认知，是实现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旨趣。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社会价值从表现形态上可以表现为制度化、知识化及精神生活化三种存在形式。社会价值的制度化，即通过制度化的方式约束或规范全体社会成员，成为其行动的指南。社会价值作为中国价值的建构维度之一，具有鲜明的实际性与公共性，表达了我们对于理想社会和美好生活的追求。社会价值的知识化必须以深厚的人文历史与广大民众为基础，只有作为一种系统知识，透过社会大众的情感认同与价值参与，社会价值才能真正历代相循从而生生不息。社会价值的精神生活化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行为取向与风俗习惯所表现出的原生态价值观，是一种精神需要。
个人价值规范是社会生活中个人的价值行为选择及其所反映的品德素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规范，也是公民道德规范的核心内容。“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同样，个人不立则国不能强。所以，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强国梦，首先要强民，培育公民良好的精神状态和精神品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就是中国精神具体形态的体现。爱国是对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历史文化等的尊重与维护，爱国精神是何时何地都无法割舍的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沉的爱，也是一个国家强大的精神之基;敬业就是一种视事业如生命的执着情感和奋斗精神，是一种敢于克服困难、敢于拼搏的创新精神;诚信是个体道德规范的基础，是和谐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元素，诚信在维护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体现了一种现代契约精神;友善是对他人的友好与善良，是构建社会成员之间和谐相处、美好生活的道德纽带，是自爱与他爱的完美结合，体现的是一种和美精神。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共同构成中国精神大厦的基座。
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使中国力量充分彰显。
通过培育和践行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构筑好中国精神，目的是彰显中国力量，为人们的精神生活提供有效指引。中国精神是中国力量之源，而中国力量又是中国精神的彰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需要凝聚磅礴之力，才能实现质的飞跃。党的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统揽全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了强大的“中国力量”。中国力量就是人民的力量、团结的力量、战胜困难的力量、为世界担当的力量。
理想的力量是无穷的。个人无理想与动物无异，社会无理想就是一盘散沙，国家无理想就纯粹是没有灵魂的机器。理想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和精神追求，是人之为人的一种超越能力，具有改变现实、克服万难、提振人心、升华人格等作用。理想是灯塔，是风帆，是引领社会进步的航船。理想不仅仅是个人事业成功的坚实基础，也是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够不断振兴腾飞的精神基底。对理想信念的坚守集中体现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遍遵循，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力量在于其广度和深度的渗透力。一方面，我们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等各个领域之中，不留任何“空白”地带;另一方面，我们要致力于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实际、融入生活、融入人们的内心，在感情上认同它，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接受它，才能达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效果。同时，价值观转化为行为习惯需要充足的前提条件，即人们对其充分认识并产生情感认同，而落脚点在于将其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使之得到普遍的施行应用，内化为社会成员们自觉主动的行为，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中国文化精神》读后感
牢固树立文化自信，必须坚持“守正创新”。
守正，最核心的内容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文化政策。我们的各级意识形态主管部门都要坚定贯彻落实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自觉认识到自己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肩负的守正创新的责任，反对任何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只管发文件而不管检查落实的官僚主义，只管热热闹闹做表面文章而不管实效的形式主义，都有百害而无一利。
守正，既要求各级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领导要有守正的坚定性，也要求要有政策观念和领导艺术。意识形态领域是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领域。知识分子由于职业和工作方式的特点，最看重的是“自我创造”，最倾心的追求是“学术自由”“创作自由”和人格的“独立和尊严”。我们应该理解这种要求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但又不能任凭错误思潮在这种正当要求掩盖下沉渣泛起。“左”掩盖下的右，和右掩盖下的“左”，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在意识形态领域并不罕见。这要考验领导者的水平和领导艺术。意识形态部门的工作不是一种单纯的行政工作，而是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既要尊重知识分子，满足知识分子的合理要求，充分调动其积极性，繁荣发展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又要正确引领，对错误思潮开展严肃的批评教育和斗争。“宽”与“严”、“紧”与“松”，这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个多种矛盾结成的“扣”，要使这个“扣”不变成“死结”，必须讲究领导艺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缺乏灵活性，则妨碍发挥思想创造性，无助于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的发展;放任自流，让各种错误思潮自由传播，就会危及文化安全，从而危及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要区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学术观点应该提倡“双百”方针。对在课堂上挑战“四项基本原则”的观点应该进行批评、教育和坚决斗争。现在高校“告密”和“告密者”成为少数人炒作的热词。面对几十、几百人的课堂本无密可言。课堂本不是教员的私人领地，而是面对学生教书育人的公共空间。如果有的学生对教员的讲课内容有不同看法，可以向老师提出，或者以不同的方式向院系或学校反应。教师有教师的权利，学生也有学生的权利。如果说，不管大是大非，学生只有一律照单全收保持沉默，不能有不同的看法，这种要求极不合理。“告密”“告密者”历来为人所不齿，这个称号最容易丑化学生，并最容易激发对所谓纵容学生告密制度的痛恨。我想起了黑格尔的哲学短文《谁在抽象思维》，说贩卖臭鸡蛋的小贩完全不提臭鸡蛋而从头到脚编排顾客的不是。用“告密”“告密者”称呼反映问题的学生，而有些评论者也以谴责学生和学校来凸显自己占领道德制高点。甚至有人危言耸听，说高校教师是“高危职业”“人人自危”，给人一种唯恐天下不乱的感觉，实在令人生疑。我真诚希望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培养风清气正的教风和学风。老师认真传道授业解惑，学生尊师重教，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既要守正，还要创新。关于文化创新的规律，毛泽东提出了六字箴言：继承、借鉴、创造。“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能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毛泽东讲的是文学艺术，但它对人文社会科学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文化创新必须基于继承和传承。在空地上可以建筑大楼，在文化废墟上不可能创新和发展文化。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说，“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固本培元，则根深叶茂;浚源疏河，则源远流长。我们只要懂得中国的文化发展史，就会信心百倍。因为我们的祖先确实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而且在历代传承中得到创新发展。
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往往会碰到拦路虎说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是封建的，不能继承。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有过回答，封建社会的东西并不等于都是封建的东西，其中有不少包含人民性的东西，即使是封建的东西也要分析。我们只要读读屈原的《离骚》中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柳宗元在《送薛存义之任序》中，痛斥官吏，为百姓鸣不平;黄宗羲在《原君》中直指皇帝为“独夫”，矛头直指君主专制。这些思想，其深度至今仍然闪闪发光。
在哲学的创新中，这种误解更多。有些学者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会冲淡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和合理性，特别在中国哲学领域最忌讳最厌烦的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区分。例如，它们不愿意承认王阳明“心学本体论”中包含某些唯心主义成分。因为它们有个传统看法，如果承认唯心主义成分就是对它的否定。王阳明的“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所不该”，致良知就是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回复本心。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致良知”，是回归本心的途径。冯友兰先生也说，宋明理学中有三派：气学是唯物主义，理学和心学是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不能简单等同于错误，按列宁的标准阳明心学属于聪明的唯心主义。它继承中国儒学道德伦理特性，强调“除私去蔽”“回归本心”，反对私欲窒心，失去做人的本分。这对道德培养、道德自律有积极意义。现在的“阳明心学热”，从道德修养角度来说有可取之处，因为当代人的物欲和功利主义太重，轻视道德修养，宣传“阳明心学”有正心诚意补错纠偏之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称之为“共产党人的心学”，强调“知行合一”。但与王阳明强调的回归本心，向内用力不同，共产党人的知行合一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与自己行为的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不能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是回归本心发现固有的良知，而是要接受理想和信念的教育与培养，并且在实践中经受考验。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在常学常新中加强理论修养，在真学真信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学思践悟中不忘初心使命，在细照笃行中不断修炼自我，在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为，保持对党的忠诚心、对人民的感恩心、对事业的进取心、对法纪的敬畏心，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在我看来这是对“阳明心学”的合理吸取和改造，也可以看作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一个范例。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是在继承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不是简单附会和类比。这是一项重要而极具学术性的工作。
要创新，必须反对文化民粹主义。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我们不主张“东方文化优秀”论，更不会搞“中国中心”论。我们不会重复明清曾经发生过拒绝西方文明的无奈和错误。事实上，改革开放40年，中国介绍西方的文化远远超过西方介绍中国的文化。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也远远超过西方一些人对中国的了解。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我们还将通过文化交流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我们派遣的留学生之多也是世界上少有的。我们主张世界文化多样性，提倡文化交流互鉴，反对“文明冲突”论。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就不仅是经济合作共同发展，而且也是一种文化交流的最好渠道。我们相信，在文化交流互鉴中批判借鉴世界其他文化的有益成果对于我们的创新是有价值的。
当然，在处理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关系上不可能是简单的拿来主义。我们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传播，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外来文化优秀性，一个是我们社会的需要和可接受性。社会文化需求与人的营养需要一样，都是吸取有利于自身健康的因素。当中国儒家文化处于主导地位时，在汉代开始印度佛教传入并在唐代达到高潮。儒学入世情结深，佛教的传入有其社会需要，尤其是对那些功名失意的士大夫和官海浮沉的官僚阶层，比较有吸引力，也最易被他们所接纳。到近代，中国最缺少的是科学技术，西学为用的思想最易接受，但科学与民主的思想与中国封建制度难以契合。在中国解决道路和根本制度问题之前，中国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推翻旧的制度，寻找一条新道路，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比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民主，对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更具有吸引力的原因。尽管别的什么主义也曾在中国传播，但都是雨打梨花，好景不长。社会需要是文化吸收的过滤器，不经过社会这个过滤器，文化的传播只能是暂时的，更不用说生根发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生根发芽，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原因正在于此。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才有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才使科学技术得到迅猛发展，才使社会主义民主在新的制度下得以生根发芽，并且随着中国道路和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得到新的更大发展。
要守正创新必须坚决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守正，因为人民是历史创造者，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背离这个原则，守正无从谈起。同时，以人民为中心又是创新的动力和源泉。中国文化的创新，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脱离人民，自拉自唱，终究走不出房门，至多是自己的小圈子里，或者微信群里相互点赞。
文化上无知、无助，这是一些人对人民群众在文化领域中作用的看法。这种看法当然是错误的。无论古今中外，伟大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对文化的个人贡献值得我们尊敬。但是人民生活是一切思想文化的源泉，没有人民的实践和他们在实践中积累的智慧，也就不可能有伟大的文化产品。马克思说：“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马克思关于哲学所说的话适用于作为观念形态的思想文化。“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就存在于人民的普通的日常生活或激烈的斗争生活中，存在于生活中的真善美与假丑恶的斗争中。只是这个“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并非人人可见、人人能见。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之所以是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正在于他们有善于思维的哲学头脑，有善于捕捉生活之美的审美眼光。他们越是深入人民生活，越是能发现别人看不到体会不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看到人民的伟大才能成就他自身的伟大，人民性可以说是一切思想文学艺术的通灵宝玉，得之者生，失之者死。
在文化领域，人民大众不只是生活的源泉，不只是从根本立场和价值观上决定文化产品的优劣高低，事实上，人民同样是文化创造的参与者。他们虽然不是传世的文化典籍的作者，但在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领域，普通的人民群众往往占有最突出的主导地位。精美的石雕、木塑、泥塑，各种传统的工艺、手艺，给人类文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瑰宝。他们是没有留下姓名的木匠、石匠、泥瓦匠、裱匠，绣工、织工手艺人。我们引以为豪的敦煌石窟、龙门石窟，以及隐藏于天下名山中的许多寺庙建筑、江南园林，其建造者大多是普通的劳动者。我们不仅要牢记那些著名思想家和他们留下的经典，我们同样要记住那些生活在底层对人类文化作出贡献的无名无姓的普通百工技艺人。我们的故宫博物院中，除了名人字画外，还有作为国宝的青铜和各种名窑瓷器，一般没有人知道制作者是谁。在人类文化领域，如果我们排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不可能构成人类的文化。而在这一领域中大多是民间的高手名匠，只要读读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都能明白这个道理。“高手在民间”，这是在研究文化自信时决不应该忘记的。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守正创新当然包括传播渠道和方式的创新。在当代，传播方式的快捷、便利，受众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如果主流意识形态不能掌握新媒体，而是拱手让出这个重要阵地，将会使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中国文化精神》读后感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这一重要论断，与我们党长期形成的新闻思想一脉相承，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科学指南。我们要深刻领悟、努力践行，特别是要善于从政治上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注重政治站位，强化“四个意识”，提高政治能力，切实履行新使命实现新作为。
注重政治站位，坚持把正确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是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要肩负起这个使命任务，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坚持把政治方向放在首位。
坚持党性原则不动摇。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党的新闻舆论媒体的所有工作，都要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做到爱党、护党、为党。要旗帜鲜明地把党性原则贯彻到新闻舆论全过程，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落实政治家办报方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大力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突出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之成为时代最强音。
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动摇。新闻观是新闻舆论工作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新闻舆论工作中的根本体现，是党的新闻思想之源和根，是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定盘星”。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有机统一，做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不动摇。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我们必须站稳政治立场、增强政治定力，始终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以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为己任，深入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宣传经济社会各领域的重大发展和先进典型，营造崇尚英雄、学习英雄、捍卫英雄、关爱英雄的浓厚氛围，更好地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
增强“四个意识”，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学习贯彻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最关键的是要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作为新闻队伍的基本要求，从严落实。
增强“四个意识”，要求新闻工作者在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作出更大贡献。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保持敏锐的政治观察力和鉴别力。要坚守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自觉站在党和国家大局上想问题、看问题。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把全党全国人民士气鼓起来、精神振奋起来，朝着党中央确定的宏伟目标团结一心向前进。
增强“四个意识”，要求新闻工作者在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上更加自觉。“万山磅礴有主峰”。具有非凡的政治智慧、高超的领导能力、强大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赢得了国际社会高度赞誉。新闻工作者要始终做到坚决拥护核心、坚决听从核心、坚决维护核心，确保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
增强“四个意识”，要求新闻工作者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更大功夫。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新闻工作者一方面要带着信念学、带着感情学、带着使命学，真正做到学深悟透、融会贯通、真信笃行。另一方面，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适应对象化、差异化、分众化的特点，加强传播方式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讲清楚、讲明白，让老百姓听得懂、能领会、可落实。要紧密联系百姓身边发生的变化，联系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以小见大，寓事于理，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构筑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
提高政治能力，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千万不能天真、不能大意、不能退缩。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强调，新闻媒体是各种势力争夺的重要阵地，新闻舆论工作处在意识形态斗争最前沿。要坚持从党的工作全局出发把握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做到思想上高度重视、工作上精准发力。
领导权不能放。加强和改善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是新闻舆论工作顺利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其实质是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必须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巩固意识形态阵地。各级党委要增强阵地意识、管理意识，把所有媒体都置于党的领导之下，都在党的管理之中。要牢固树立人才意识，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让在理论上、笔头上、口才上或其他专长上有“几把刷子”的人才大批涌现出来。
亮剑精神不能丢。当前，思想舆论领域存在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决不能丢失;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坚决管控，大大压缩其地盘，逐步推动其改变颜色;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加快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防止其向黑色地带蜕变。要以战士的姿态、战士的担当，坚守阵地敢于出击，与否定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错误言行作不懈斗争，决不允许一些人造谣生事、浑水摸鱼、煽风点火、信口雌黄。要正确区分和处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无论处理什么问题，要防止简单化、片面化。要打好网络意识形态攻坚战，推动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纠“四风”改文风不能松。文风体现作风、反映党风。“要转作风、改文风，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的重要论述为广大新闻工作者加强作风建设指明了努力方向。要牢记“我是谁、为了谁”，忧患着人民的忧患，欢乐着人民的欢乐，感动着人民的感动。要坚决纠正“四风”，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深入调查研究，练就过硬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多采写内涵深刻、贴近群众、感人至深、影响广泛的优秀新闻作品。近年来，新闻战线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为新闻工作者锤炼“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提供了良好平台。要持续运用和落实这一长效机制，防止一阵风、走过场。
党的大以来，在各种场合的重要讲话都朴素深刻、平实亲切、充满力量，为全党改进文风带了好头。我们要到火热的生活一线去，用亲身经历讲述感动社会的中国故事。新闻报道要落实时、度、效要求，力求短、实、新，反对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穿鞋戴帽那一套八股腔调。特别是要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力戒做表面文章、搞上下一般粗、空泛表态、照搬照抄。要多报道老百姓的事，多说老百姓听得懂的话，多写“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作品。要遵守新闻职业道德，按要求的那样，争当政治坚定、引领时代、业务精湛、作风优良的新闻工作者。
《中国文化精神》读后感
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中国，也深刻影响世界。在改革开放走到第40个年头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以及从什么样的角度、态度、力度来认识和推进改革开放，是一个重大课题。
尽管是有风险的事但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
邓小平同志最早把改革称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在1985年3月28日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他指出：“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
说到“革命”，我们并不陌生。曾经一个时期，“革命”是中国最流行的政治话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革命是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统治的运动。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革命是国家内部剧烈的、根本性的、暴力性的变迁。相对来讲，改革是国家领导层主动推动的、通常是渐进式的社会政治革新。
但应当看到，革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狭义上看，革命主要是指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如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从广义上看，革命泛指某种事物发生的根本变革，从量变产生质变，进而引起质的飞跃，如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
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改革开放是第二次革命，是相对于第一次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及与之相连的社会主义革命)而言的，亦即一次新的伟大革命。
这一论断是邓小平同志对改革开放性质的精辟概括。重温这一重要思想，对于我们继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不仅是政策选择而且是制度上的革命。
有观点认为，第一次革命属于制度选择，改革开放作为第二次革命则属于政策选择。这种观点并不完全正确。
诚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完全不同于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它是对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进、变革和巩固。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改革开放是在过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社会革命取得成功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就基础上进行的，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础上的自我调整、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但是，改革不仅仅是对原有体制作细枝末节的修补，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革命性变化。例如，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就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事实上，自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命题后，我们党往往会把一些极具重大意义的事情称为“革命”。党的大报告提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党的届四中全会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界定为“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从全面深化改革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是有机联系、层层递进的。其根本目的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
改革开放作为第二次革命，是量变中有质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体现的是量变，“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则意味着量变基础上的部分质变。
特别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等，是当代中国已经面临并将继续进行的极为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制度变迁。它不仅是政策选择，而且是制度上的一场革命。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强调的，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
啃下硬骨头必须勇于自我革命。
改革开放作为第二次革命，也包含着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正如所指出的，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必须把执政党的自我革命提到议事日程上，并以此来推动社会革命。
勇于自我革命，本质上是一种自我牺牲，对象不是剥削阶级及其代理人，而是执政党和执政者自身。一些人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外在压力上，认为执政者不会自我革命，只能以压促变。但马克思主义认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起决定性作用。中国共产党的优势和长处，就在于能够主动进行自我更新和自我革命。改革开放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动抉择。面向新时代，我们党反复强调要勇于自我革命，体现了不变的责任担当。
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关键在于执政者要有自我革命和自我牺牲的勇气。这当然很不容易，但舍此就没有出路。必须正视的是，改革开放40年了，全面深化改革也近5年了，如果在一些关键领域依然不能取得突破、不能啃下硬骨头，就会动摇民众对改革的信心。信心一旦动摇，各种混乱思想、错误认识、模糊观点就会大行其道、扰乱视听。
有些人之所以对改革开放不满，其中固然有利益失衡的因素，甚至不乏别有用心者，但有一些也是因为问题和弊端没有通过改革加以有效解决，甚至有些积弊还愈演愈烈、利益固化不断加剧。简言之，就是改革还不够全面、深化。因此，必须勇于自我革命，必须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将改革进行到底。
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就是要进行刀刃向内的革命。正像所指出的，要敢于涉深水区、啃硬骨头，要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气魄、坚忍不拔的毅力推进改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坚决冲破思想观念束缚，坚决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坚决清除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总之，我们不能仅仅作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要站在改革开放是第二次革命的高度上，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要敢于拿自己开刀、勇于割自己的肉，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将改革进行到底。
中国文化精神读后感
前段时间在知乎看到了对许倬云先生《中国文化的精神》一书的批评。答主认为书实在写得太散、太杂、太软、太乱，没有提炼出属于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特质的东西，顶多只能算是一个中国文化现象大杂烩，读来难以令人尽兴。而我却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中国文化最大的精神特质就是融入与和谐，而这两种特质在书中都得到了全面的展示。
书中《时空中的生活美学》及《多元互动的秩序》，讲的就是“融入”与“和谐”。许先生想要描述的中国文化精神特质之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说的就是融入与和谐。在中国文化中，两者最浅层的表现是融入父子、兄弟、夫妻、君臣、朋友等等一组一组的人际关系，彼此不相冲突；进而融入家庭、融入单位、融入社会、融入环境、融入自然，和谐舒适；如若我们换一个尺度，融入与和谐实则是建立在尊重之上的兼容。任何文化都是人类精神的产物，沉淀着最深层的情绪感受和最能引发共鸣的意义。b站跨年晚会之所以能够一骑绝尘，正是因为他将广大观众的文化需求放在心间，将文化的思考与传播放在首位。这一场晚会使每一种热爱、兴趣和文化都得到了最大的尊重与包容，每一个参与者得到了平等的待遇，从而真正做到了尊重舞台，尊重嘉宾和尊重观众。
许先生想要描述的中国文化精神特质，是认识到万事万物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因而形成一种十分开放、包容的心态，在开放和融入中去实现动态和谐，各得其宜。对于中国文化，我们既要看到其所长，又要看到其所短，不能简简单单地生起文化自悲或者文化自信的念头；只有融入整个现代文明，再来思考自己的文化特质，才有现实意义。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看到自己文化的长处，承前启后，将其发扬光大；另一方面更要明确自己文化的短板，将其补上。
书中的最后，许先生说：“这本书陈述的理念不是文字和词句，而是父母一代以自己寄生托命的文化资源，交托给我们这一代，留给我们，再转移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希望未来的中国人吸取遗产，发扬光大，使中国文化的精神，不断更新，充实延续，俾得现代文明在中国茁壮，融合过去和现代，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成分，全体人类，有此依托，共同戮力，跻于大同。”对于新时代的我们而言，九万里风鹏正举，文化的发展与传承之责由我们承担！
中国文化精神读后感
文化无疑是一个高频率使用词语。但究竟何为文化，少有人能说得清楚。再进一步讲，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什么，更是很难说清。张岱年先生与弟子程宜山博士的《中国文化精神》一书，则试图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出发，将这些文化问题讲个明白。
在世界文化研究史上，曾发生过一场文化（culture）与文明（civilization）的词义之争。英美学者在指称文化时，常常用文明这个词，但是德国学者则常常使用文化这个词。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咬文嚼字的争论，实则体现了西方文化研究中两种对立的传统：即英美的实证社会学传统和德国的历史哲学传统。在实证社会学传统的研究者看来，文化就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而历史哲学传统的研究者认为，文化是一种以生命或生活为本位的活的东西，或者说是生活的样态，他们认为文化的形态化、制度化、模式化正意味着文化的死亡，因此也就有“文化是活着的文明，文明是死了的文化”的观点。
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是“文治与教化”之意，西汉的刘向曰：“凡武之光，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束皙说：“文化内辑，武功外悠。”不难看出，文化不仅是一种在人本身和身外自然的基础上不断创造的过程，而且是人不断从动物状态中提升出来的过程。通俗地讲，文化是“文”与“化”的合称，如果“文”不能影响、教化、感化人类的心灵，给人精神性的启迪，那就不能成为“文化”。比如，自然界中的一座山，本身是没有文化的，可文人对山进行赞美写成优美的诗句，并给人带来美的感受与启迪，那么自然中的这座山，就赋予了文化的意蕴。
此书对文化如此定义：“文化是人类在处理人和世界关系中，所采取的精神生活与实践活动的方式及其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活动方式与活动成果的辩证统一。”书中探讨中国文化精神时，基本上也是在这个定义的基础之上拓展开来。也许，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赞同这个定义，可是对此定义中提到的物质、精神等关键要素，想必不会提出强烈的质疑。
任何一种文化能持续发展，必然有着特定的精神作为支撑。文化失去了精神，就如同失去了灵魂。何为中国文化精神？这又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此书中，张岱年和他的弟子把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归纳为四点。一是刚健有为，这涵盖了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两个方面。二是和与中，其思想主要是解决人与人的'关系，包括民族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人伦关系。三是崇德利用，主要是解决人自身的关系，即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四是天人协调，其精神是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对这四种基本精神进行重要性的排序，那么天人协调的精神，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今天，唯有进行横向比较，才能更清晰地认识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书中认为，中西文化精神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方面。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
中国传统文化曾经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自15世纪以后逐渐衰微，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严重阻碍了中国步入现代化的历程。这种论调虽然偏激，可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是客观存在的。至于最主要的缺陷，张岱年在书中认为：那就是缺乏实证科学的文化传统。
它具体表现在人们重整体轻分析、重直觉轻知解、重关系轻实体、重实用轻理论。这对于以分析、知解、实体和公理化体系为特点的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显然是不利的。另外，中国古代强调“天地一体”“变化日新”，其许多结论与支配近代自然科学的“理学自然观”格格不入。
这里要指出，中国人缺少实证科学的传统，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没有科学技术。比如，当前很多人都套用西方科学的标准，认为中医药学不是科学，原因是中医药学不能把病理说清楚，中医药学中的“穴位”“脉象”“养气”“食补”等学说，在西医科学中根本就不存在，也没有“科学”根据。然而，中医药学在治疗各种疾病方面，发挥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我们不能因为中国缺少实证科学的文化传统，就彻底否认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盲从或者贬损中国传统文化的两种极端，必须引起警惕。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该何去何从？笔者认为，一方面要充分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去其糟粕，另一方面要将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为我所用，正可谓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真正做到美美与共。中国传统文化之探索，是一条没有止境的道路，无论世界变化的节奏有多快，作为中国人，永远都可以从中汲取力量。
中国文化读后感
“低劣的吐槽段子只适合湮没在历史的滚滚潮流中。”
01。
本书的书名是很“诱人的”，“中国文化”本身意味着广度和深度，至于“深层结构”，作者解释为“中国历史上由古至今比较稳定的某些规律，它们是使中国在历经变化后仍保持自身特殊认同的因素”。如此看来，本书着重要阐述的是中国文化外在表现形式背后规律性、本质性的“东西”。这“东西”理应是明心见性、直指人心的。
02。
通读全书，作者耗字40余万，主旨为两点，一是中国人的“良知系统”。作者引用“仁者，人也”，“仁”即“二人”，“二人”才能称之为“人”的拆字新解读来解释中国的人情社会，作者认为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对任何一方下定义，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二是由此引申出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一句话，个人的`“压抑”，集体的“权威”。全书围绕“二人与一人”的关系列举了种种社会现象来佐证上述观点。
对于作者提出的各种中国社会现象，如“对外客‘尊而不亲’，对自己人‘亲而不尊’”、“理性思考和道德判断容易被感情化，对持有不同见解者视为‘不友好’”、“一个人‘做好人’仍比‘有个性’更受人欣赏”、“存在‘亲民’姿势，而不是‘亲民’制度的情况”等等，不一而足，都值得深思。
03。
然而本书也存在诸多问题。一则，未见规律性、本质性的“东西”。用“仁者，人也”的拆字解读及众多自古有之的俗语来论证国人如何“抑制个性、臣服权威”有穿凿附会之嫌;再则，作者序言写“本书特点并非泛泛地罗列几项或十来项国民的‘劣根性’然后提出老生常谈的补救之道，而是近乎千刀万剐式的切割”，看似要彻头彻尾的“解剖”，读来却更像是一箩筐吐槽，不成系统，更遑论明心见性。如此吐槽需洋洋洒洒40余万字?最后，作者的佐例存在不少为吐槽而吐槽的情况。举一例如“笔者在美国看到一幕，一位来自香港上层社会的女留学生，当其友人的外籍妻子在抽烟之时，就当众用手在前面狂扇，驱散烟雾。她的原意可能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妈妈的乖女儿’，不过真正证明了的却是不懂礼貌、‘土’与‘大乡俚’的心态”。如此臆测的逻辑，不值一驳。
04。
作者在导论中写道“不存在人的认知意向对客观事物‘兼容并蓄’的可能性”，以此表明本书的观点仅是万千分析构架中一套，并不能“看到”全部的现象。
这种说法是中肯的，正如马云说“你相信什么才会看到什么”，任何一种分析框架必然受到主观意向的影响而变得不那么“客观”。尽管如此，本书四面出击，不成系统、缺乏有力论证的“对国民‘劣根性’近乎千刀万剐式的切割”，更像是一本厚厚的吐槽集，没有“老生常谈”的解决方案，也不存在“推成出新”的观点，只能落入“沽名卖直”的行伍中去，辜负了这么“诱人的”书名，而低劣的吐槽段子只适合湮没在历史的滚滚潮流中。
中国文化读后感
完。《从书法看中国文化》一书，是韩家鳌老师编写的旨在向青少年及外国朋友通过书法这扇窗了解中国文化的一本捷径之作，中国书法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瑰宝，在中国悠久的文化历史长河中，它独树一帜，异彩纷呈，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书开篇就铲述书法是奇妙的艺术，从书法最基础的汉字开始进行说明，首先汉字是方块字，虽然人类文明起初都由象形文字开始记录信息，但后来如古埃及文，巴比伦文都走向拼音化，只作为纯粹的符号，而汉字固定在了形体上面成为方块字，线条比拼音要丰富得多，而且单一汉字就能表达丰富的意思；其次汉字用软笔（毛笔）书写，毛笔富有弹性，使得字体线条极富变化；接下来讲了汉字的形体构造，主要有六种，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然后讲了汉字的演进，篆、隶、草、楷、行。讲了构成书法艺术基础的汉字后，开始介绍相应的辅助方面，主要是文房四宝，接下来讲了如何执笔运笔的.方法，讲究笔势，即在运笔的过程中要把握将速度、力度、圆度完美的结后，之后提到结构和章法，写字之前要考虑全局“意在笔前，然后作字”，首字要统领全篇，行气贯通，字距行距协调，突出主笔，不能轻视最后一行或一字，讲究题款，印章。
在对书法艺术了解后，作者开始为大家打开这扇窗，开始向大家铲述书法是如何与中国文化相倚相进，主要通过书法与中国园林（举了苏州园林，绍兴兰亭、沈园），书法与古建文化（浙江乌镇、名人雅十给店面题匾），书法瑟佛教文化，书法与儒道精神（“中立而不倚”的中庸思想滋养每一个书家，中国的美学思想总是把人品放在第一位，这里的人品也就是儒家所倡导的道德修养和行为规范；道家讲究“清净无为，独善其身”，就是遵循万物自身的规律而治之，无为是为了有为，这样也为那些归隐者和不得志者有了恬淡，豁达的精神归宿），书法与民俗文化（涉及内容，春节春联，福禄寿字，对联，挽联、挽词，干支，纪年，纪月，纪日，纪时），书法与帝王文化（古代众多帝王本身也是酷爱书法艺术，有很多是有名的书家，所在书法首先就被帝王极力推崇，作者辨证的的说明了帝王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影响），书法与古代教育（涉及到科学，学院、国家、私学等内容，古代书法成为应试的基础，在很多朝代里，甚至出现写好书便成为仕的现象），书法与诗词文赋（对诗，词，曲，赋，文进行了介绍，历代书家都与词词文赋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如李白其书法造谐就极高），书法与绘画篆刻（中国画的笔法都取于书法笔画，所以有习画先习书的说法，），书法与装裱鉴藏（简单介绍装裱知识，装裱使得精妙的书法更好得以展现）。
读完全书，让人在书法方面的知识面大大拓展，虽然全书对于某些方面并无具体深入的讲解，但其提供了广泛的信息源，为初学者领略书法艺术提供了捷径。
中国文化读后感
熙熙攘攘的人海中，小情绪太多太多：职位、权利、名声、利益、潮流、情感，在历史与现实中比比皆是，但值得我们驻足、仰慕、思索的应该是古往今来的那些大情怀、大孤独。
听到余秋雨的真人的声音，还是让我很是意外的，一代文豪的声音居然如此质朴，语速不快，没有华丽的辞藻很少引经据古，就像一个平凡的长辈向你谆谆教导。认真听下去，就如同一股清澈的甘泉流入心头，让烦躁的心平静下来。
我们在路上，摆脱了固定的环境，陷入了广阔无比的陌生和未知，但是生命的缆绳还紧紧地握在自己手上，这就会比我们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感到生命的脆弱和生命的强大！
谈到文化，余老师首先否定了我们天天被灌输的职场规则、心灵鸡汤、厚黑学、权谋论等等，不能让这些文化牵着我们走，我们才是文化的主体，文化应该朝着简单的方向走下去，人与人的都勾心斗角不该成为文化的主旨。当我们醉心于职场的争锋夺利、一争高下、甚至不择手段把别人踩到脚下的时候，就真的快乐充实吗？当算计了别人，天天睡觉都要想着会不会别人算计，这样也不知道是痛苦还是幸福。
我的感觉就是，我们确实是在从我们古代的文化中汲取着糟粕，所谓职场文化就好比春秋战国，每个诸侯国都是满无仁义道德，干的大多是背信弃义的勾当，昨天还歃血为盟，今天就生死相向，从中原因说来也简单就是一个“利”字，这才是糟粕文化的核心。唯利是图成为文化的主流时，将会成为一个多么可怕的事情。
这些文化巨人几乎同时出现在世界上，他们很像是一起同时接到了同一个指令，而且手拉着手并肩下凡，只不过他们互相在云端告别，去了世界上不同的地方罢了。余秋雨先生提道背诵古诗、古文、古代名人的生平事迹，张口就是引经据古，说些个大多人听不懂的古诗文，古代名人的生卒年月也是一清二楚，这些在当今这个网络如此发达时代，随便找个智能手机、随便一个搜索工具，一下就一清二楚的事情，何须再耗费时间和经历做这些事情。当代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就是一种文化，文化不是复古，而是这个时代前沿的东西。
就像古巴比伦文明残留的沥青路、古埃及文明遗留的法老村、古印度文明毫无底线的消逝；就像古中国文明里函谷关外远去的白发老子、离世前吟唱中的`孔子、雨中被逐出屋檐的墨子、稷下学宫中不合群的屈原；就像遥远的历史中被坑杀的百家学子、被焚烧的百家著作、被整个王朝侮辱的司马迁；就像曹操的江山与星河、阮籍的长啸与痛哭、嵇康的打铁声与绝响的琴声......
历史滔滔不绝，他们是圣者而终究不是仙人，但逝去的是他们的形体，而长存的是他们的文人风情。这些风情是大江大海里不灭的汹涌波涛，而我们在乎的不能只是那些“枯藤老树昏鸦”。
我看着听着余先生舒缓的讲述中不止一次落泪，这种感动，定然不是那些看似繁华簇锦的“枯藤老树昏鸦”能带给我的。感谢余先生数十年如一日的万里考察，数十年如一日的深刻研究与思索，感谢余先生带给我们，带给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与精神的盛宴。
中国文化读后感
纵览全书能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渊博，能看到中华文化的缩影，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文化是一个国家文明的象征，浓缩着民族的智慧。中华文化其浩瀚的典籍记录了悠久的历史，铸就了中华民族知书达礼的品德，其传统伦理延续了几千年，奠定了中华的凝聚力和向心性。一、品《论语》，学治学柳诒徵先生说：“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可见，孔子乃中国文化之中心也。孔子的教育思路是四个字——仁、义、礼、德。他要把人塑造成集智慧、人品、胆识、才艺于一身的完美人格。这一点与我们现在所强调的素质教育是不谋而合的。
强调的'是一种谦虚、严谨、实事求是，锲而不舍的治学态度。孔子被后人尊崇为“万师之表”，的确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学与思，是人类精神成长的互相制约的两个因素，是学习知识的两把钥匙。进入知识宝库的每一扇门，都需要这两把钥匙，否则你只能窥一斑，而难以见全豹。
这句话包含着一个广泛的道理：能者为师。
一、就像我们这个班集体一样，42位成员各有千秋，有的是上晓天文，有的是下通地理；有的是满脑子的数字；有的能歌善舞……多向我们身边的这些平凡的人学习，就像置身于万绿丛中的小苗吸收着丰富的养分。高山，是那样地雄伟，绵延；大海是那样地壮丽无边，山之所以高，是因为它从不排斥每一块小石；海之所以阔，是因为它积极地聚集好一点一滴，不起眼的水。若想具有高山的情怀和大海的渊博，就必须善于从平凡的人身上汲取他们点滴之长。
二、读《大学》，学修身《大学》这本经典就是一本教育我们如何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从而为他人、为家庭、为社会、为国家做事的书，简称“齐家、治国、平天下”。书中提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正其意；欲正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我们今天依然能看到有些有文化传承的学校会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来作为学校的核心思想，其实这都源于曾子的这本书。
三、学《中庸》，知进退千百年来，中国人始终推崇“中庸之道”。看来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有多么大了。而我们有很多时候都误解了它真正的含义。它所传达给我们的思想并不是缩首畏尾、胆小怕事，而是不偏不倚、恰到好处。无论从官场，还是从做人、处事，这简直就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一个道理，真的由衷的佩服子思这个人物。还有《孟子》《荀子》《道德经》，包括儿童们耳熟能详的《弟子规》、《千字文》轻叩中华传统的大门，这本书让我们共享经典，引导我们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让我们懂得“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让我们学会孔子的教思路“仁义礼德”……这样一种积极的向上的思想境界应成为我们的人生态度。
中国文化读后感
语言是区别人和动物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作为社会性的人所特有的。语言是在人类社会交往活动中形成的，所以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无疑要融进当时人们社会生活所特有的文化、风俗和思维方式。同时还要受当时地理环境、生活方式、物质条件等诸多因素的限制。由此可以看出无论哪一个民族的语言都与其本民族的文化息息相关。反过来，语言作为人类交际的最重要工具，还担负着传承文化和创造文化的重任。
随着社会的发展，交流的需要，文字的出现成为必然，众多古文明的文字都是以象形的形态出现的，汉字也是由象形发展而来，从今天发现的最早的汉字甲骨文到现在我们使用的简体字，是一脉相承的，都是表意文字，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汉语蕴含了厚重的中国文化，首先表意的汉字其本身就具有明显的人文性，从象形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对生活中各事物的观察能力及其活动所涉猎的范围。指示、会意、形声字更体现出古人丰富的想象、高度发达的思维以及对事物现象的分类等。如汉字中“示”部字之多，可以看出先辈对祭礼的重视，这是当时独特的历史文化风俗的见证。
汉字这种独特的结构和中国特有的书写工具毛笔，还造就了中国的书法艺术，或者说是书法文化。书法的背后是中国人特有的审美文化心理和高远空灵的意境美。不单书法，包括绘画艺术，诗歌都追求这样的境界。中国的诗歌对语言运用发挥到了极致，打破了现代的汉语语法规则，或者说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语法体系不适合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的土壤。如汉语中的成语、典故是完全不讲求语法中的构词规则的，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下形成的，通过逻辑分析是不能理解其本意的，不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就很难完整地理解成语、典故、俗语等。如“足下”、“染指”背后是一定的历史事件，不了解这些故事，就不能理解这些词语。西方的“不和的金苹果”、“阿基琉斯的脚踵”背后是古希腊神话，单通过字面分析是不能达到目的的。
中国的语言重神不重形，这与中国的`表意文字，中国人的悟性思维、重语感不重逻辑分析是分不开的。在当代的国语教育中，西方的语法体系占据了话语霸权，对语句进行解剖式的语法分析，使具有浓郁人文精神的语文传统丧失了其生存的价值。在母语教育中应根据汉语的特点，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感，以及学生对语言的感悟能力，尤其是在诗歌教学中，朗读感悟应重于语言分析。理性的分析会丧失诗歌的语言美、意境美。
各民族的语言不应该有优劣之分，不同的是它们背后的文化、思维方式等。我们不要把西方的语言语法套用在汉语中，这样只会导致汉语的混乱及其活力的消减。
中国文化读后感
疫情期间通过读程裕祯先生的《中国文化要略》，感觉里面的内容极其丰富，对于中国文化分析也较为全面，从地理、历史、政治等方面的关系讲述中国文化，简明而又富有逻辑，给人以一目了然、恍然大悟之感。
以前从来都不敢对文化妄自评论，觉得那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觉得自己不敢望其项背，连皮毛都不敢沾染。但是通过阅读和了解，反而觉得文化离我们很近很近，甚至可以说文化就是我们本身。作者用通俗的语言，简明的文字，把中国文化概述出来。在书中提到，中国文化有这样三个特征：1、中国文化突出人文主义精神；2、中国文化注重和谐中庸；3、中国文化富于安土乐天的情趣。
文艺复兴以前西方人民基本上都视神为天物，顶礼膜拜，虽然中国古代也信神，但是中国人信得程度远远不及西方人那般虔诚。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政权从来都没有和宗教结合在一起，这也是中国宗教和西方宗教的一大不同之处。再者，在中国对人的'作用的强调也是古已有之的，甚至有“人定胜天”之说，即使是骂天者也不乏其人。由此可见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还是相当突出的。
中国文化的和谐和中庸则无需多论，孔子以来的儒学让中国文化保留了这一独特的特征。从古自今的中国人都是如此，不仅是儒学时代，就是当代和现代，中国人一直都在追求和谐和中庸，如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口号，即使是冠上了社会主义的头衔也还是“和谐”的。而中庸却是中国人民一直以来追求的一种境界，适可而止、恰到好处等词深刻的体现了这一特征。在中国几千年的史书中都有告诫人民做人要适可而止，恰到好处。
畅游在华夏文明的海洋，感受历史跳动的脉搏，寄托了每一个炎黄子孙的美好愿望，汇集成一条有生命、有温度的历史长河。我们应该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去看待、继承中国文化，身体力行地弘扬和传承华夏文明。
《中国文化概论》读后感
这次要说的是《中国文化概论》这本书，这本书也是我们专业的专业书籍之一，如果作为同等学力的考生，这本书是加试科目之一。此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中国文化的总体，它的总体特征、基本精神等。首先要澄清和说明的就是本书的“文化”概念，这个词是我们人类学和最重要概念了，内涵非常丰富，现如今以有一两百种关于文化的定义了，所以首先要明晰的就是此书关于文化的定义是如何。广义来说文化是人类在生产、生活中传承和实践着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组织方式及其产品。从这个定义来看，文化包括物质产品和精神文化，此书也将文化分为三个方面：物质生产文化、制度行为文化和精神心理文化。但是从本书的论述结构来看，本书的内容其实采用的是更狭义的文化概念，更偏向与泰勒的经典定义：“文化是一个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的总和。”所以本书诠释的中国文化是偏向于一种思维方式、价值观、世界观、信仰、道德观念等这类精神心理层面。首先说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是：农业自然经济和血缘宗法制度。然后引申出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是：
1、重伦理、倡导道德之上；
2、重和谐与融合；
3、重实际、追求稳定；
4、重理性与人文教养。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人本主义精神、天人合一的精神以及礼制精神。需要解释或者说是和我原来观念不一样的是这里说的中国的人本主义精神，看此书之前我从未将此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中国文化其实更重视集体观念，但是这里说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始终围绕着人，重人事而轻鬼神，不像西方有个上帝高高在上，也有民贵君轻的政治思想，关注百姓的人伦生活，从这几方面来看还是说得通的。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偏重辩证思维、直觉思维和中和思维，价值取向偏向：
1、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积极进取；
2、以伦理道德为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的纽带；
3、物质和精神关系中的重义轻利；
4、尚古倾向和平均主义。
说完总体特征，第二部分是为分论，为本书的主要环节，介绍了中国文化的主要源泉：儒、墨、道、法、兵以及佛家，还有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史学、审美教育、科技，内容广泛，其中儒佛道三教合流的精髓也说得不错。呈各流派相互吸收借鉴的趋势，古人处不同的境遇或者不同性格的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归宿，这代表了不同的人生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追求功名利禄，需要积极进取的时候有儒家，遭遇失败或者需要退隐山林的时候有道家的清静无为；思考死亡、望及来生的时候有佛家。
第三部分算是从纵向论述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趋势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与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其中要说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杨朱“不拔一毛”的个人主义，也有主张听从内心感觉的人文主义，无鬼神的唯物主义等，其实中国文化中各种观点和见解很多，只是以儒释道为代表的观念成为了中国文化的总体特征了而已。然后中西文化的比较中也有很多精彩的地方，如自然观方面：中国文化主张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好了，顺应自然，但这也导致了人与自然主客部分混为一体，从而缺乏探索自然、改造自然的动力；西方文化更偏向对自然的征服，自然与人类，主体与客体的区别，所以更容易发展起来科学精神。但在过度利用和改造自然的今天，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又散发出了它的价值，这也是中西文化相互借鉴的价值。然后在思维方式上，中国文化更为强调“执两用中”的中庸思想，这给中国人带来了人与物、人与自然交融和谐的境界，但也由于缺乏两极对立的思想，不走极端，导致了对罪恶感与灾难的感悟认识不如西方深切，对美、善、光明的追求不如欧洲人执着。中国文学也悲情不深，寂寞感不强，悲剧都常以“大团圆”式结尾，诗歌乐章也少有突破平衡、悲喜双用的结局。西方两极对立带给我们的是无穷进展、执着追求的精神，但也有其弊端，所以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也更显其价值。
看教材书籍就是内容丰富，观点非常繁多，因为它本来就是浓缩的文章和观点了，确实也不能在这区区一两千字就能详尽其妙处，只能尽量着其精彩之处以及新观点而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