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路遥与《延安文学》篇一
;路遥与《延安文学》关系密切，把延安文学杂志社当作自己的半个家，而延安文学杂志社的同仁也把路遥当作自己的家里人。
1973年路遥进入延安大学，就陆续结识了延安文艺界的人士。1976年延大毕业以后，被分配到《陕西文艺》担任编辑。
“延安地区文艺创作研究室”成立于1978年，1979年创办了《山丹丹》文学期刊，1980年改为《延安文学》。“延安地区文艺创作研究室”后来改称为“文联”。延安文学杂志社和“文联”，虽有工作上的分工和侧重，但基本上是两个牌子，一套人马。
“延安地区文艺创作研究室”是由延安时期的老文艺工作者、老作家白龙筹备成立的。白龙是路遥延大中文系同学白正明的父亲。因此，路遥在延大上学时，就常随白正明到白龙家作客。（白老对路遥很赏识，想叫路遥毕业后留在他们单位搞创作）
1978年，“延安地区文艺创作研究室”由白龙倡议并坐阵指挥，由创研室副主任杨明春和高其国具体操办。这时白老已身患重病，但他性格刚强，不说半句怂话，非要办一个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不行。在一番紧张的联络作家、组织稿件、办理批准手续后，1979年《山丹丹》出刊了。《山丹丹》聚集了延安绝大多数文艺爱好者，这里成了文艺爱好者的家。就当时“延安地区文艺创作研究室”和后来延安文学杂志社中的人来说，有老领导白龙、杨明春，有高其国、陈泽顺、史小溪、曹谷溪，有北京知青作家臧若华、梅绍静，有延安作家高远、姜国宪、李世江、裴积荣、王武直、刘文超、高延塞、李天芳，美术编辑张永革，办公室人员有侯党生、程少清、李成军、程延瑞等。由于有这么多熟人，路遥又常来常往，不仅创作人员，就是单位的行政工作人员也和路遥很熟悉。只要路遥一来，不管碰到谁，都会很热情地把他迎接到我那个宿办合一的办公室，问这问那，天南地北地拉上一阵，看他有什么事情要办不？特别是路遥的《人生》发表以后，许多人开始崇拜路遥了，所以只要他一来，单位的人就会凑过来和他拉这拉那。我那时是负责单位办公室和刊物办公室的，还兼顾刊物“评论及其他栏目”。因是延大同学，现在又成了同行，自然与路遥联系多一些，成了半个家里的半个家人。路遥与人交往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所以大家都愿意和他交往，因此交友广泛，不局限于文艺圈。
1982年路遥的《人生》发表以后引起轰动，1984年《人生》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影响更大，1984年秋天改编的电影《人生》在全国放映以后再次引起轰动。《延安文学》刊登了些有关的评论、争鸣文章。路遥也不时地回到延安，了解延安文艺界的反映，特别想知道普通陕北老乡中的反映。文艺界的评论真真假假，遮遮掩掩，只有争鸣文章还比较直率，这些路遥都能通过文章或会议了解到，但民间反映直截了当，一针见血。路遥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他写家乡的这些事，家乡人是什么看法，特别是不好的看法。而单位年轻人和来单位的文艺爱好者也想知道路遥是怎么写的，小说和电影里的人和事是不是真的？所以双方都想拉拉，拉得很热闹。有人会问，你小说和电影里的人和事是不是真的？路遥会说有真的有假的。有年轻人会问，刘巧珍真的像小说和电影里那么俊？路遥会说比那还俊，听得年轻人越发兴奋了，但路遥不多说，他想引逗的让其他人说。有人说小说，特别是电影《人生》我们那道沟的人都看了，议论纷纷;有人说电影院里有人偷偷哭鼻子，有人偷偷擦眼泪;有个女的电影完了，还哭得站不起来，原来那个女的原先和同村的一个男青年很要好，后来男的当兵转业没回来，另找对象了。有人开玩笑说，你这电影闹不好会出人命呀，路遥听得有些惊讶。有人说，你的小说和电影把陕北人的脸丢了，刘巧珍怎能明说看见高加林比她爸她妈还亲。路遥听得笑起来，笑得很开心。有人说，你的小说电影老年人看了不满意，认为你应该把巧珍和高加林写成一对;有的老年人把高加林叫晃脑小子，认为他滚回农村活该，谁家的女子也不要给他，让他打上一辈子光棍;有人说，马拴做美了，拾了个便宜……有人就问路遥你说高加林回去怎办呀？路遥会说，你看呢？那人说我说不来。旁边有人说，我看谁也不得美气。总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东拉西扯，谈不到正题上。但路遥很高兴，他的作品能和家乡的人融合到一起，他作品中的人和事触动了家乡人老实憨厚的感情，这正是路遥希望达到的艺术效果。
路遥是一个有超强适应能力的人，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回到延安文学杂志社这半个家，是他放松自己，调整心态的地方，成了大名人也没必要在家里拿架子，他还是以往那个路遥，还是那么有亲和力，其他人自然也就没有隔阂了。
路遥把延安文学杂志社看作自己的半个家，从参加工作以后，他来杂志社的次数，要比回清涧老家和延川老家合起来还要多。于是他的几个弟弟也把杂志社作为寻找路遥、联系路遥的一个点。路遥的大弟弟王卫军从部队转业回来，分配到延安工商所工作。路遥给我写条子，叫给他弟弟借上一副床板和凳子，一副炉子和烟筒。杂志社办公室的同志用架子车拉到工商所，又帮他支好床，安好炉子。我们单位办公室的几位年轻同志对路遥都有好感，也很崇拜，只要和路遥有关的事，都很积极热情地帮助办理。
路遥的二弟弟叫王天云，也有时来杂志社找路遥。王天云比路遥瘦小，身体显得单薄，但说话声音很像路遥，笑起来也有点像。有一次他来找路遥，路遥不在，就和大家说起来。天云比较健谈，记得他给我们说，他以后有条件了，要把他们村庄按《红楼梦》大观园的样子建造。他当时说的一套一套的，把在坐的人都听迷糊了。我当时感觉路遥的这些兄弟都了不得，都有气魄，都谋望很大。路遥的那个小弟弟叫王天笑，不爱多说话，不很了解。
路遥的三弟弟王天乐在延安打工期间，路遥把他带到杂志社与大家认识，从此天乐一有空就会到《延安文学》来。因为天乐是路遥的弟弟，到杂志社来，单位的人都很热情、友好。天乐的个性比路遥活泼，有见面熟的优点，加上人勤快、口又甜，把比他大点的叫哥，比他大多的叫叔，叫的那么自然、亲切，单位的人很快就和他熟悉了。天樂到《延安文学》来，遇到饭时，单位的几个年轻人就会凑到一起做饭吃。那时的人，不太讲求吃喝，很少下馆子。开始做饭时，天乐是积极的帮手，但做着做着，他就成了主角，说你们拉话去，我来做。吃过饭，也不要我们收拾碗筷，他很麻利地就拾掇了，而且井井有条，生活能力很强。所以只要天乐在场，大家就想在一起做着吃饭。但路遥不同，路遥从不插手别人做饭的事，这可能与路遥小时候生活环境和忌俗有关。在陕北男人是不管家务的，特别是对期望很高的小男孩，不让他们做女人们做的事，恐怕影响他们以后做大事情。在大伯家，有两个最疼路遥的女人，一个是养母，一个是奶奶。她们两个人做家务，供一个下苦的，一个上学的。路遥很可能属于那种穷人家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幸子”。家务活也许不是路遥不想做，而是不让做。这导致路遥的自主生活能力差，在后来创作《平凡的世界》的艰难时期全靠天乐照顾。
路遥不参与做饭行列，但也不挑剔饭食的好坏，他的兴趣不在吃穿上。他很随和，在杂志社所有同志家中吃过饭，人们也不把他当生客对待。这正是路遥愿意的，他不想叫人家为自己的吃飯忙活，浪费时间。那时，人们的饮食是比较单调的，陕北人的习惯更是喜欢把几样菜烩在一块吃，炒上几个菜那是外地人的方式。而我们那时稍有变化的是把几样菜凉拌到一块吃，莲花白、西红柿、粉条拌到一起，变个花样招待客人。调料也很简单，盐、醋是主要的，如果有点好酱油、油泼辣子或豆瓣酱，那就明显上档次了。主食是馍、两面馍或钢丝饸饹。就这些大家吃得津津有味，有说有笑，心情舒畅。那个时候，人们的主要心思还在工作上，生活上很容易满足。路遥也很乐意这种环境这种吃法。
有一次路遥来了，大约是在小说《人生》发表以后，电影《人生》公开放映以后，路遥到《延安文学》和几位同志在一起又吃那老三样饭菜，吃到中间，路遥说，他还是爱吃家乡的饭菜，宴会上的饭菜他不爱吃，也吃不饱，说得大家有些愣住了。那时路遥已是大名人了，他说的话当时没人反对，也没人提出异议，但半信半疑。整体感觉路遥已不是个普通人了，也不是普通人的生活了。
后来创作研究室升格为文联，《延安文学》也在全国公开发行，全国各地的文艺界领导、著名作家、艺术家来延安的不少，设宴招待的事也不少。我那时作为文联的副秘书长，《延安文学》副主编，这来人接待等杂事就成了我的工作，免不了要操办宴会，也参加一些宴会。这时候我才发现许多宴会实际是一种仪式，那酒菜饮料等好像道具，在有些场合，重点不是吃饭，而是展示身份地位、名气影响的场合。陕北人把这种宴会叫“摆文”。
参加这种场合的主要人物，需按主、次、陪、服的不同，展示适合自己的身份，不能错乱。在这种氛围下，那饭怎吃呢？这种宴会与陕北“过事”吃喝，大不相同。陕北过事吃喝，那是真吃喝，而这种仪式性的宴会，就像是假吃喝。对于路遥这种仪式感极强，又很自尊的人，绝不会在这种场合失态，显出那怕是一丁点的不雅吃相来。因此，路遥说“吃不饱，不爱参与”的话，是说给自家人的实话。
金科、明春、谷溪、其国：
若冰的孩子李泳到延安实习、学习，请你们给予适当的关照。
谢谢。
路 遥
1985.7.20
其国哥：
我已顺达目的地，因学习了一个阶段，推迟给你写信了，请你原谅！
分别数日，实在想念，有几回还梦见我们在一起，内心感到有一股说不出的味道。我在延安时你对我各方面的宽待，在此表示内心感谢。
离开了你这样好的大哥，精神上感到无限空虚。再说刚来此地，人生地不熟，所以特盼你来函给予精神上的弥补。
如我一稳定下来，一定不会安生的。虽说这个社会人鬼混在一起，同时出现在人类的窗口，要我们辨认，但只要细心一下，这好气候一定会适应的，这一点请哥哥放心。
我现在所急需的是学习资料，请你给我寄一两本刊物，一来我比较适用，二来（也就是主要的）是轰动一下场面。这个你会理解的，无论做什么声势还比较重要，特别是我处的这种低级的环境，更适用。这就特别麻烦你了。（捎问一下路遥，看他何时回西安。我因上次给他写去信了，不另写了，没“大”情况，就不烦他了，待他回西安再写。）
祝哥
丰收！握手
盼你回音 弟王天乐 14/11
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人们信息交往的方式主要还是书信。路遥的家人、弟弟们对路遥的行踪掌握的还不如杂志社里的人多，所以才有他弟弟们常到杂志社来打问路遥，打探路遥行踪的事。也可看出早先路遥和弟弟们的联系比较少，在帮助天乐找到工作之初，都是各忙各的，各奔前程，不像后来写《平凡的世界》时，兄弟俩达到寸步不离的状况。这对研究路遥、研究路遥兄弟间关系有些参考作用。
再看天乐写给延安文联、延安文学杂志社领导的另一封信：
金科叔：
您好！
近来一切还顺利吗？
今有一事想求您帮办，就是我们西大作家班的十几个同学来延安采风，一切都是自费，您能否考虑让他们住在“创作之家”，房费和伙食费给予适当照顾，我们当学生的太穷了。本来我可以给其国直接写信，但还是考虑给您打个招呼更合适，争取以组织出面办这号事可能好一些。
我6月份开始实习，回不回延安暂时没定，感情上还是想回来的。
不多言语，面谢！
握手
天乐
13/4
路遥曾有把天乐安排在《延安文学》的想法，天乐也曾有此想法，但不知为什么，后来安排在《延安日报》社，又调到《陕西日报》驻铜川记者站。
当然说这些生活、工作上的小事，是想说明路遥把延安文学杂志社当作半个家，是路遥兄弟们的一个联络点、办事处，闭门拉话的场所，交换信息的驿站，杂志社也把路遥当作自己人是真的，不是信口开河的。
但是路遥与延安文联、延安文学杂志社的主要关系还是因为文学创作的关系。路遥是陕北人，陕北的文艺活动他特别关心，也都积极参加。1981年8月21日，延安地区文艺创作研究室、《延安文学》编辑部召开短篇小说讨论会，邀请路遥、贾平凹、和谷三位青年作家、诗人到会指导。他们都先后在会上发了言。《延安文学》按发言先后刊登了发言稿。路遥的发言比较长，他对发言又作了修改，在《延安文学》只登了一部分，那句常被人们引用的名言“像牛一样的劳动，像土地一样的奉献”，就是在这次讨论会上讲的。他说：“总之，文学艺术创作这个劳动，要求作家具备多方面的优秀品质。在塑造艺术形象的过程中，同时也塑造自己。艺术创作这种劳动的崇高绝不是因为它比其他人所从事的劳动高贵。他和其他任何劳动一样，需要一种实实在在的精神。我们应该具备普通劳动人民的品质，永远也不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像牛一样的劳动，像土地一样的奉献。”路遥把创作讲的很实在，也很深刻，今天看来可以作为认识路遥、研究路遥的一把钥匙，一个重要途径。
1982年《延安文学》还刊登了路遥的“答《鸭绿江》函授创作中心问”的文章。
可以说，路遥的文学观念，创作思想，最先都是在《延安文学》上发表的，是在他成名以前早就形成了，只是因为他当时小小年纪，人微言轻，在浮躁的社会变动时期，未被人们所认识。
1986年，路遥已是全国的著名作家，《延安文学》也积极筹备在全国公开发行。那年夏天，路遥、天乐南下广州体验生活，回来后又一同去了一趟柳青墓地，7月份去吴起，在吴起武装部的一孔窑洞里开始了《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的创作。下午三、四点开始写作，一直到第二天早晨才睡下，中午一点以后起床，很是劳累。他感到自已的身体有些不适，秋天还在延安宾馆写作了一段时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延安文学》想在公开发行的第一期上选发《平凡的世界》里一、两章。当时《平凡的世界》还没有在任何刊物上露过面，所以选哪一章亮相，路遥考虑得很多。因为这是他第一部重要的长篇著作，发表其中的一两章，对整个长篇影响很大。在他多方考虑、认真选定后交给我，就又匆匆赶往吴起写《平凡的世界》第二部了。
其国：
我整理了一下延安所谈的问题，把前半部弄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后半部分意思不大，干脆不要了。稿件所谈的问题看来还集中一些。如你们觉得可在《延安文学》发表，请按原样发出，如觉不合适，请不要发了，等我回西安后退给我。这样的文章一个字的改动都可能不符合作者的原意。
致礼
路遥5/9
路遥对自己的作品要求很严格，一丝不苟，这是杂志社知道的，所以《延安文学》同意一个字不改，一切照原样发表，也给他作了回复。他放心了。
另外，还想请他担任《延安文学》公开发行后的编委，不知他愿意不愿意。一个省作协的副主席和著名大作家，担任一个地方刊物的编委，有点不合适。只能担任名誉上的职务，比如顾问。但当时《延安文学》请的几个顾问都是革命老前辈延泽民、李若冰、贺敬之、胡采、肖军。路遥年龄太小，放在一起不太合适，但担任个虚职编委，是不是合适呢？《延安文学》当时的编委，连同有实职的正、副主编共9人，其中5人是本单位的，3人是延安外单位的，只有路遥是省作协的副主席。就当时路遥的名气、影响，放在一个地方刊物上的编委不合适，路遥愿意不愿意？是个问题。当时路遥与《延安文学》的关系很好，《延安文学》把路遥当自己人看待。征求他的意见，路遥完全同意，他不计较在《延安文学》的名分，他乐意成为《延安文学》的一份子。
1986年11月，《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在《花城》第六期全文刊发。12月，《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第一版的精装与平装两种版本。
1987年1月7月，由《花城》和《小说评论》两家编辑部共同主办，在北京朝内大街166号的人民出版社会议室召开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座谈会。这是一个高规格的会，文艺界的名家到会的比较多，比较齐整。但对《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持否定态度的多，肯定的少。朱寨、蔡葵给予肯定，李国平以一评的笔名整理的《一部具有内在魅力的现实主义力作——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座谈会纪要》给予肯定。
这时路遥心情不太好，加上创作的劳累和琐事的干扰，还有准备去德国访问等，可以说，整个身心都比较疲惫。但路遥对《延安文学》公开发行首发式的事，还是很热心，很积极，他不仅自已积极参加，并准备了发言，还帮我在西安请省上文艺界的领导和名家。记得在李若冰家时，耽误的时间比较长，因为路遥说我是米脂人，贺抒玉一听很高兴，很热情，她爱打听家乡的事，爱说家乡的事，而我对家乡的事又知之甚少，又怕耽误路遥的时间，干扰李若冰和贺抒玉的工作，在他们答应参加《延安文学》公开发行首发的会后，就离开了。
接下来，肖云儒、修军、韩望愈、李习勤、王愚、贺抒玉、贾平凹等同志结合路遥同志提出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讲了各自的看法。
文艺处长秦天行、副部长李沙铃也讲了话。最后，李若冰、胡采讲话给《延安文学》以指导和鼓励。
以后一段时间，路遥进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创作的攻坚阶段，身体也出了毛病，来延安的时间少了，但只要来延安或路过延安，总要和《延安文学》的同仁们见上一面，拉上几句。
1992年，路遥把自已亲手编定的《路遥文集》后记在文集未出版前，放在《延安文学》1992年第三期发表，前面还加了一段编者按。后记不长，兹录于后。这是路遥在《延安文学》上发表的最后一篇稿子。
《路遥文集》后记
这五卷文集可以说是我四十岁之前文学活动的一个基本总结。其间包含着青春的激情、痛苦和失误，包含着劳动的汗水、人生的辛酸和对这个冷暖世界的复杂体验。更重要的是，它也包含了我对生活从未淡薄的挚爱与深情。至此，我也就可以对我的青年时代投去最后一瞥，从而和它永远告别了。
这五卷文集的出版，得益于陕西人民出版社与两位编选者陈泽顺和邢良俊，没有他们的全力支持和热情相助，这件事是不可能做成的。
我庆幸降生于这个伟大而值得自豪的国度。它深厚的历史文化，辽阔的疆土和占地球五分之一的人口，使得其间任何人的劳动都能得到广大的支持，同时也发生广大的影响。无论我们曾经历了多少痛苦的磨难，并且还将要面对多少严酷考验;也不论我们处于何种位置何种境地，我们都会为能服务于伟大祖国和如此众多的同胞而心甘情愿地献出自己毕生的精力和才智。
我感谢我所生活的这个充满戏剧性的时代，也感谢与我生活在这同一时代的人们。所有这一切历史构成，都给我提供了一种人生的契机，使我意外地有可能如愿从事自己钟爱的文学事业，将自己的心灵和人世间无数的心灵沟通。正是千千万万我的同时代读者一次又一次促使我投入也许并不是我完全能胜任的艰巨工作。现在，我总算能将自己的一点微不足道的收获献给我的读者朋友。
那么，对于一个原本一无所有的农民的儿子，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是的，不满足。我应该把一切进行得比现在更好。历史，社会环境，尤其是个人的素养，都在局限人——不仅局限艺术作品中的人，首先局限它的创造者。所有人的生命历程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都是一个小小的段落，因此，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命中注定的遗憾。遗憾。深深的遗憾。
唯一能自慰的是，我们曾真诚而充满激情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竭尽全力地劳动过，并不计代价地将自己的血汗献给了不死的人类之树。
在我们的世界发生骤烈演变的大潮中，人类社会将以全然不同于以往的面貌进入另一个世纪。我们生而逢时，不仅可以目睹一幕紧接一幕的大剧，也将不可避免地要在其间扮演某种属于自己的角色。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逃避自己历史性的责任。无疑，在未来的年月里，生活和艺术都会向作家提出更为繁难而严厉的要求。如果沉醉满足于自己以往的历史就无异于生命大限的终临。人生旅程时刻处于“零公里”处。那么，要旨仍然应该是首先战胜自己，并将精神提升到不断发展着的生活所要求的那种高度，才有可能使自己重新走出洼地，亦步亦趋跟着生活进入新的境界。
不管实际结果如何，这个起码的觉悟应当具备。
结论一目了然：只能永远把艰辛的劳动看作是生命的必要;即使没有收获的指望，也心平气静地继续耕种。
1992年春天于西安。
1992年8月6日，路遥心急火燎地带病坐火车赶到延安，准备找母校延大的申沛昌校长帮忙，想办法解决文集出版问题。不料一到延安就病倒了，他不想让人们知道他的文集是因为征订数少而不能开印，也不想让人们知道他病倒在延安，于是就把找申校长的事委托给我。事情办完了，他就回西安。可申校长出差在外，一时回不来，他又病得不轻，医生建议他住院检查。于是，他只好先住下了。
起先，延安文学杂志社的人都不知道路遥回延安，后来地委宣传部长白崇贵不知怎么知道了，就去医院看望路遥，并以地委宣传部名义找医院座谈了解病情，随后又和省作协联系，和省委宣传部联系，通报路遥的病情。白部长看过路遥后就给文联领导打电话，也给我打电话，要正式抽我去医院照顾路遥，把手头工作交给别人。这时《延安文学》的同志们才知道路遥在延安住院，纷纷到医院看望路遥。因为杂志社和地区医院是隔街对门，只有几十米远，所以不少同志帮路遥楼上楼下检查、取药、熬药、送饭、送水，都很热心，只要对路遥治病有好处的事，大家都很积极，只要对路遥治病有好处的食物都愿意精心地给他做。省作协8月15日派专人看护路遥以后，《延安文学》的同志仍然不断地到医院帮助看护人员照顾路遥。可以说，杂志社天天都有人去看望路遥，像对待家里的病人一样，希望他早日康复。谁也没有想到路遥的病会治不好，直到路遥离开延安的那天早晨，在他拉开火车窗门告别送行人时，我才发现他的脸色黄里透黑，心里一沉，感觉路遥这次确实病得不轻，很有危险。
路遙这次回延安，主要是找申校长解决出版文集的经费问题，因申校长在日本访问，虽然在电话里申校长已答应，一定想办法解决，但直到路遥离开延安时，申校长还没有回来。经费还没有最后落实。他想等申校长回来，他跟申校长面谈，这也许是路遥当时不想离开延安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省上主要领导从路遥的病情出发，认为西安的医疗条件比延安好，延安治疗设备差，也没有好的医疗效果，不能再耽误，希望西安安排最好的医院治疗。这样，路遥才勉强同意转院回西安治疗。9月5日早晨，延安的乡亲们把路遥送上了火车，下午到达西安。
文学评论家肖云儒去看望路遥，还带去剖析路遥意识世界的长篇论文《路遥的意识世界》复印件。此文是给畅广元主编的《神秘黑箱的窥视》文论集的评论文章，路遥很是高兴。这篇文章除了书中使用外，还有几家文学刊物与学报想刊发。肖云儒征求路遥意见，路遥沉吟片刻，用一种近乎神圣的口气说，放在《延安文学》吧，向家乡的父老乡亲也算是一个交代，我一向很看重这个刊物。他用恳求的、又是不容改变的眼光看着肖云儒说：你给谷溪（时任《延安文学》常务副主编）他们吧，怎样？肖云儒一口同意。
这就是路遥，家乡父老给他鼓励，他重病之时也用自己的方式回报家乡！
西安几个月的精心医治，也未能挽回路遥的生命。路遥在西安看病期间，《延安文学》杂志社的同志还想到西安看望他，但听说叶锦玉为看望路遥翻墙翻窗被医院保安抓住训斥的消息，也就打消了看望的念头。
当延安文学杂志社的几位同志最后见到路遥时，已是遗容了。
《延安文学》的几个同志是在黄陵出差时，得知路遥病逝的消息，当时十分震惊，回到单位后就商量路遥病逝后，我们《延安文学》需要做些什么：在《延安文学》发一条比较长的消息，对路遥作一个简要的介绍和评价;决定参加路遥葬礼的人员和发唁电等。
为便于研究路遥者参考，兹将当时刊载于《延安文学》的原文录于后：
著名作家、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当代著名作家、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延安文学》杂志顾问路遥同志，因患肝硬化腹水，于1992年11月17日8时20分在西安猝然离世，享年42岁。
路遥，原名王卫国，陕西清涧人，1949年12月3日出生在清涧县石咀驿乡王家堡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路遥7岁的时候，家里实在没有办法养活他，父亲把他送给了他伯父。伯父家里也很穷困，费尽力气供他读书。1969年11月，路遥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9月，路遥进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1976年8月，分配到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陕西文艺》编辑部小说、散文组任编辑，后任《延河》小说组副组长;1982年任陕西作协专业作家;1985年1月25日，任省作协党组成员;1985年4月，任省作协副主席。
70年代初，路遥即开始文学创作，在《陕西文艺》创刊号，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优胜红旗》。从那时起到1989年7月《平凡的世界》三卷本出版，歷时17年，留下了近300万字的作品。1982年，他的第一个中篇小说单行本《人生》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分别译为英文、俄文、法文;1983年，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当代纪事》;1985年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姐姐的爱情》;1985年，《路遥小说选》先后出版。他历时6年完成的长篇三部曲《平凡的世界》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他的《路遥文集》（五卷本）也即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推出。
10多年来，路遥的作品数获殊荣。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荣获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他的《人生》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并于1983年荣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4年，由路遥改编的电影《人生》获第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1991年3月，《平凡的世界》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此外路遥还多次获得全国和省级文学期刊及省级文学团体的奖励。
当路遥在文学创作道路上艰辛跋涉的时候，党和政府始终关注着他。1985年3月5日，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召开优秀文艺创作表彰大会，对他予以表彰，给予晋升两级工资的奖励。1987年，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路遥“陕西省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1991年4月15日，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省作协、省文联联合召开表彰大会，宣布了“关于表彰《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同志的决定。”1991年12月，中共陕西省委、省政府有关机构，评审通过路遥为“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作家”，并享受国务院规定的特殊津贴。
路遥不仅创作业绩卓著，还关注我区文学创作和《延安文学》的发展，为陕北文学创作的繁荣和培养人才做出了积极贡献。
他对党、对祖国、对人民无比深沉的爱，已化为他的社会实践和文学创作实践。
延安地区文联副主席、《延安文学》主编高建群，副主编裴积荣同志分别发了唁电。
1993年初，《延安文学》为了集中发一些有关路遥的文章，把第一期和第二期合刊，刊发了30来篇文章，其中就有路遥要求肖云儒发在《延安文学》上的那篇稿件。
1996——1997年，延安文学杂志社还曾与省作协、《女友》杂志联合在《延安文学》上开辟了一个“路遥青年文学奖大赛”的栏目。
此后，《延安文学》还不断刊发一些有关路遥的文章信息，但是，这已是《延安文学》对路遥的单方面思念了，路遥却再也不会以任何形式给予回应互动了。
责任编辑：张天煜
相关热词搜索：;路遥与《延安文学》篇二
走过厚实的陕北高原，在沟塬起伏的黄土地貌里，我想起了一个人：路遥。
路遥，名如其人。不过这个名字倒不是他的本名，他的本名是王卫国。路遥，而只不过是他的笔名罢了。也许是源于格言“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吧。我想路遥取此笔名之意无非就是在于鞭策自己，征途遥远，须得坚守理想，方才是英雄好汉，有如鲁迅取笔名的用意一样，有时时警策勉励之意。一般地说，一个人如果树立了一个遥远的目标，一个宏伟的理想，那么就只有坚定的走下去；如果半途而废，引来的就不仅仅是别人的讥笑，而且更多的是日后志气的颓丧。
路遥可以说是文学征途上的成功者。从他的日后文学成就就可看出这一点，他是陕西作家里第一个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在第三届（1985年——1988年）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名单里，《平凡的世界》居于榜首。这位朴实忠厚的陕北汉子，以他顽强不屈的写作毅力和写作精神为陕西这块厚土增添了一份殊荣，也鼓舞和激励了无数做着文学梦的青年。在路遥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日子里，而我，还是一位徘徊在文学殿堂之外的爱好者，年轻的日子对于文学理解的较为肤浅，一个个做着文学之梦的青年也许都把他作为自己的偶像。
最早认识路遥的作品是他的成名作《人生》，记得在我上初中的一个星期天，村子里放映电影，我自己因为从学校里回来，疲惫不堪，早早就睡下了，虽然那个时候村子里放映一场电影是多么大的一件喜讯，也许用“精神的盛宴”来形容也不为过。然而对于急切面临升学压力的我，还没有对此产生极大的兴趣，睡了一觉，朦朦胧胧中听到母亲和姐姐回来，我问：“电影怎么样？演什么呢？”母亲说：“演高加林，刘巧珍。”这是我最早听到的路遥的作品《人生》的情况。后来，记得母亲还大致给我讲了《人生》的故事情节。听到有趣的故事，复杂的情节，我为自己贪睡而错过看《人生》电影而懊悔。不过，《人生》自此却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又趁着兴趣从收音机里听完了《人生》的整个故事。可以想见路遥在那个时候都已经名誉天下了，而当时，自己还只不过是一个毛头小伙子，根本就不知道写《人生》的这位大作家还是俺们陕西人。较为清醒的去关注作家的事情，是考取了师范学校以后的事情，因为师范学校的学风活跃的缘故吧，班级里爱好文学的学生比较多，这样在大家的谈论中就更为熟悉了路遥的一些作品。
而真正认真拜读路遥的作品的时间应该是在上大学中文系的日子里，也许是中学时期里留下的一些深刻印象吧，我特别买了一部《路遥文集》来读，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从《在困难的日子里》到《早晨从中午开始》等，我一部一部扎扎实实的读着，也扎扎实实的接受着作品的`感染，树立了不畏艰苦的拼搏精神。记得在一次体育课后，自己不小心碰肿了一只眼睛，就只好请了假呆在宿舍休息，同舍的好友小范给我拿来了一只眼镜，让我戴上，以便养伤。谁知自己一个人呆在宿舍里却怎么也躺不住，就只好戴着眼镜啃读，下课回来后，小范为此特别劝我多休息，不要看书，其他有的舍友也开着玩笑说：“那才是一目了然！”有的说：“吆，真刻苦！”在大家嘻嘻哈哈的说笑中，我也笑了。其实，我这样做，还是经不住路遥作品的的诱惑，在品读路遥的作品中，我感到路遥赋予的笔下的那些人物身上充满的坚强的性格，敢于和困难和命运作斗争的精神品格，而这些都像一条默默流淌的小溪滋润着我。是的，我佩服路遥的那一种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敬佩他为了神圣的写作事业，为了写好《平凡的世界》里的人物，下煤矿，睡矿铺，在黑暗的隧道里体验生活的场景；在路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里，让我感到了一位伟大作家的崇高的文学追求和对于文学的神圣的热爱。
路遥是在1992年11月17日因肝病在西安去世的，而我在西安求学时都已经是94年以后了，对于人们敬仰的作家，中文系里有些老师讲课说是路遥是劳累过度，积劳成疾而逝世的。而在后来我读到的贾平娃的《怀念路遥》的文章里却有另一种说法，孰是孰非，也许都有道理。不过，人们遗憾的是这样一位才华卓著，成就非凡的作家不该就这样很快离我们而去，因为路遥逝世的时候，正是四十二岁，这个年龄正是他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说的：“是的，我刚跨过40岁，从人生的历程来看，生命还可以说处于“正午”时光，完全应该重新唤起青春的激情，再一次投入到这庄严的劳动之中”。
读路遥的作品，走近路遥，我们仍可以深切的感到路遥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文学的热爱，对于家乡黄土地的热爱，而这一种热爱之情永远值得我们敬仰，遥读和回味。
路遥与《延安文学》篇三
要了解一个作家，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读他的作品，我陆续读了《路遥文集》(1-5卷)，真是膜拜万分，真的被你严肃的创作态度和深厚的社会责任感和作家的良知所感动，被你那‘’钉在文学十字架上的灵魂”和忘我的精神所折服。特别是后来我们单位的扶贫点安排在在陕西清涧县，我到那里后去得知你的父母在那里，我们专程前去看望了两位老人。看到在那样贫瘠的地方培育出来你这样的大作家，真为你的成长喊声：真不容易!记得当时我就建议当地政府，应该在这里好好建立一个路遥纪念馆。
在我心中，你永远镶嵌到了心底。看了你的创作手记，特别是为《平凡的世界》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时，你几乎不受思想的支配，决绝地把那支功勋卓著的圆珠笔从窗口扔了出去。还有你在孤独的创作时将一只老鼠当成朋友，每天为它预留着面包屑……我流泪了。
我们知道写这部书你足足准备了三年，写下了好多万字的资料。我们知道你在创作时一边啃着干馍，一边喝着现代的咖啡，还抽着高档的香烟，为了写好开头，‘’你像一头驴一样在磨道里转了三天‘’。你是平凡的世界里不平凡的人，甘心做文学的奴隶，你的骨子里早就抹去了“平凡”。你甘愿让命运磨盘把你套在文学上，三更灯火五更鸡的为一字字一句句一段段一篇篇文字而绞尽脑汁，让你痛苦而幸福的的享受了‘’爬格子‘’的“为伊消得人憔悴”的荣光与苦难，要说这是什么精神的话，那就是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啊。
记得你逝世二十周年之际，我读了申晓主编的纪念你的文集《守望路遥》，里面收录的60位国内著名作家的怀念文章，其中有不少著名作家与我有过交往。我聆听过他们讲述你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记得与你特熟悉的著名的老诗人闻频，讲过当年在陕北的你，有许多故事令人感叹。有年过年我与一批老作家聚会，他还给我反复说起你，送我他的画集。
赵熙老师是我1996年加入省作家协会的介绍人之一，他做过省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他们都很熟悉你，讲起你也话题多多。在我和陕西的文人或外来的文坛朋友一起时，大家说到文学自然都会说起你的。贾平凹当年写文章说，陕西能被记载的两个个人物就有石鲁和路遥。
最感动我的文字还是高建群写的诗歌《扶路遥上山》，在路遥逝世十周年纪念日那天，他还未朗读泪流满面，让在场的人无不感动，我每次读，也都心灵颇受震撼，他们太熟悉了，和你一样，骨子里燃烧着文学的火焰。
路遥，你是我们的朋友，你一直和我们同行着。你那孤独的眼光，特立独行的风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平凡的'没光环罩身的你。你是凡人，有血有肉，你有富有个性的鼾声 嗜烟如命爱好，但你为文学殉道的在所不惜的拼劲真是令人敬仰。
路遥，你一直和我们同行着，你那孤独的眼光 ，特立独行的风范，嗜烟如命的爱好，鼾声如雷的特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平凡的没有任何光环罩体的你。但是，就是你，这个共和国的同龄人，经历了和共和国一样的贫穷和苦难的你，在自己的《人生》里诠释了生命的意义，尽管你英年就消失在《平凡的世界》中，但你无限真诚而富有激情地生活过，你爱过恨过勤劳过奉献过，这样的人生已远离了‘’平凡‘’，也永远不会平凡。
【本文作者： 郭勇。(公众号：落鱼儿文学)】
路遥与《延安文学》篇四
小时候，我有很多梦想。那时，我以为，只要我努力学习，梦想都会实现。
长大后，我耳边经常有人感叹道：“梦想太美好，现实太骨感”，我惊恐地发现，这个社会可以磨掉人的一切棱角，让你屈服于他。梦想已经成为这个时代非常奢侈的东西了，因为人生的路途上有太多的无奈与诱惑，只靠着梦想过活显得太不现实。当然，除了不谙世事的天真可爱的小孩子，比如，儿时的我。现在，已经没多少人敢高谈阔论地谈梦想了，那会被人笑话的。为此，我感到非常苦闷，也时常会有一种抑郁的情绪游遍全身，无法自拔。
我无法避免地随俗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再愿意谈梦想，“梦想”二字似乎成了我心上的一根刺，一碰就痛彻心扉。
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小学那会我写了一篇作文——我的梦想，那篇作文在当时还获得了市上小学生作文大赛一等奖，校长甚至还在大会上用扩音器把它读给全校师生听。那时，是南方的梅雨天，我抬头仰望天空，感觉太阳在偷偷对我微笑。初中，我有了上大学的念头，也在老师的诱惑下对清华北大充满了向往，我常在到底是读清华大学还是北京大学的选择中痛苦又快乐地徘徊着。有一次，我在经历了艰难地抉择后选择了以后读清华大学，出来工作做名像电视里开豪车住洋房的大企业白领。然后，我兴奋地跑到老师办公室，当着许多老师的面激动地把我这个决定告诉了班主任。当时班主任是什么表情我已经忘了，不过，善良的班主任慈祥的笑了笑（当然，我现在不排除他是笑我天真），然后也很激动地对我说：“恭喜你，终于选好以后去哪个大学读了，努力学习，只要你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就等于一只脚迈进清华大学了！”后来，在我每天废寝忘食、悬梁刺股地学习后，我顺利考上了重点高中，为学校的升学率作了一大贡献。
最近读了一位名不见传的当代诗人的一句诗——当我发现酒吧是一艘船的时候，这城市早已是汪洋大海。我一读到这句诗就马上想起我的高中时光，那段磨人意志，笑人梦想，损人壮志的青春岁月。我怀着十几年积累起来的豪情壮志，在短短的三年时光里，在高考的鞭子下，被消磨殆尽。在那三年里，我清醒地认识到我只是鱼缸里的大鱼，去到了大河里，就成了小鱼。在拼了命学习分数也达不到清华线后，我的清华梦一降再降，对自己的要求也一低再低。我很苦恼，同时也常常感到无助，感觉自己像个泄气的皮球，再嚣张不起来。于是，我不敢再谈梦想，甚至不敢与以前的老师同学见面聊天，因为一想起曾经那个远大的理想，我就觉得羞耻，更不愿别人提起，那会让我觉得自己成了一个笑话。梦想沦落到如此地步，我很是悲哀慌张。是的，我曾经是个井底之蛙，当我终于看到了天空的蔚蓝壮阔时，我忽略了它还有乌云压天、电闪雷鸣的时刻。当我见识到这世界并非像我世界里呈现的那样时，梦想前进的步伐颤抖了。
经历了三年的挣扎沉浮，清华梦还是无情地被现实捏碎了，而且是被虐得粉身碎骨，让我毫无招架之力。在这场梦想与现实的搏斗中，我输得一塌糊涂，在现实面前，我逼我自己接受了这个事实，实际上，我早有心理准备。
然而，如果说初中以前我是鱼缸里的大鱼，高中时是大河里的小鱼，那么，在大学里，我就是大海里没长开的卵子，连一朵浪花都敌不过。很多人都说，大学是个小型的社会。是的，这里人才济济，来到这里，让我感觉自己根本就连根草都不算。学生干部就那么几个，你如何脱颖而出？奖学金就那么点儿，你如何傲视群雄？老师记忆就那么有限，你如何闪闪发光？在大学里，还有多少人会谈梦想？如果说毕业后找份好工作，赚大钱，娶娇妻，嫁好老公是梦想的话，其实大学里头还是充满着追求梦想的火热因子的。好吧，我才疏学浅，不敢妄自评价这些在现在中国大学生潜意识里普遍存在的关于成功的概念不是梦想。我暂且论它们为梦想吧，毕竟，人要革命首先要生存，钱与名是当今世界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外在物质条件，所以，这些东西是人们奋斗拼搏的重要动力不是？可是，既然那么多的大学生都有这么“远大”的梦想，又为什么那么多的大学生会虚度光阴无所事事度日？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大学生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无尽的迷惘与彷徨呢？有梦想的人是充满激情的，是越挫越勇的，是永不停止前进的脚步的，更不会感到前途的迷茫无措，不会觉得通往梦想的路是遥遥无期的。
我经常遭受挫折与失败，在前往梦想的路上碰了很多钉子，我的人生还没有一丝成功的迹象。我的大学梦在成人那年夏天被击碎，进入大学，我也是一个泛泛之辈。然而，我却在某一天意识到我好像有些东西和别人是不同的——我身上藏着许多倔强的细胞，它们无时无刻不在我体内叫嚣。
是的，我是头倔强的牛，只要是我认定了的事情，就不会惧怕它有可能给我带来的洪水猛兽的打击，我只知道要风雨无阻、勇往直前。所以，即使我经历了名校梦破灭的无奈，也在经历着过普通大学生生活的挣扎，我苦恼，我愤慨，我痛苦，但我从不迷惘，我从不畏惧于完梦的路途遥远与艰辛。我的名校梦破碎了，我告诉自己我只是无法在一个漂亮的繁荣的地方实现梦想而已，只要梦想还在，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一如既往地追求。
路遥与《延安文学》篇五
朋友是气味相投的，况且他同我一样属于相貌丑陋一类，见面少不了要互相戏谑。“呀，才从花果山来的，去哪儿呀这么急的?”“你说巧不巧，才要上你的高老庄找你的`，却就碰上了!”老鸦笑猪黑，猪也笑老鸦黑，两个人就拥抱了，哈哈大笑。
是蛇才想着吞象，是蛤螟才想吃天鹅肉，丑人最讲究美好。所以，他要办事就要办成功，要写文章就要写得华丽，甚至连要择偶就要漂亮。他竟能样样实现了!正如此，他有他的魁力，走到哪儿都有听从者，有拥护者，有热爱者，真是瞎人有瞎福。
丑陋的皮囊裹着一颗很高贵的精神，这就是路小路。
路小路本名叫王路遥，他开始弄文学的时候，另一个作家路遥声名震远，于是他就改名了。我说应该改叫大道，他说，伏低伏小着好。但他并不是平地肯卧的角色，凭着写作，从油田上一名小工人变成了干部，由干部变成了专职文化人。没任何人肯抬举他，相貌又时时阻碍他，他真是在荆棘中硬走出了一条小路。
路细而乱如绳索，缠着山却往山上走，这是我曾经写给他的诗。
我是在油田上认识他的，那一年我去油田采风，他作向导，我们翻大山，跑沙漠，上井架，钻帐篷，他一双小眼睛红得如烂桃一般，那一张嘴却除了吃饭和睡着以外就不停地说，说正经的，也说不正经的，都说得蛮有趣，让你像吃老家饭一样，肚子已经不要了口里还想要。天下的事没有他不知道的，说出来水能点着灯，牛皮可以吹破。自那以后，我再去别的油田都找他联系，并约他同行。他精力过人，思维超前，善于社交，处事果断，其之长正是我之短，我笑着对他说，如果你相貌好，可以去竞选总理的。
不，他说，文学正是丑人的事业。
他写下了相当数量的文学作品，早年我在油田上就读过他许多小说稿，其意境的深远，构思的奇特，让我十分惊羡，后来又读过他一批随笔，更觉见解新颖，文笔洒脱。这是一个人与文都有趣，趣味很高的人，又是做人做文志向都豪华的人。
面对了这册作品集，我在祝愿，这个朋友与我友好的交往下去，他的不断的新作能让我继续读到。
路遥与《延安文学》篇六
时间像飞驰的列车，总是流星般从眼前一晃而过，2016年新春的气息似乎还在，时令却到了清明。淅淅沥沥的春雨把繁华似锦的大明宫遗址公园装点得图画般的美丽，欣赏着眼前的景色，感受着生命的活力，内心滋生无限的畅想。这时，一位游客手机里播放的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的主题曲梦幻般飘了过来，那曲子苍凉而富有生命的律动，给这个美丽如画的世界带来了一股温热而粗矿的气息，不觉勾起我对电视剧情节的回忆，慢慢地---路遥！那个文学巨子的形象再次浮现于我的脑际。
在中国灿若星河的作家群里，我对路遥有着特殊而深沉的感情。1984年还是懵懂少年的我，带着梦想来到延安，第一次去延安大学看电影，就碰巧参加了电影《人生》的首映仪式，见到了导演吴天明、演员吴玉芳等一批影视名人，自然也见到了那位壮壮实实富有才情的陕北汉子----路遥。他用鼻音浓重的陕北口音介绍了《人生》创作的过程，声音不高，但是非常富有磁性，有黄土地的厚重和温和，从此我便对他有了更多的关切和敬慕。他的作品伴随和影响我度过求学就业成家立业的几十年人生历程。当时我们班有个插班生年长我几岁，他也喜欢文学，社会上认识的朋友多，特别是跟路遥的几位作家朋友很熟悉，此后，有关《平凡的世界》创作和路遥的一些情况多从他那里获悉。
在慢慢咀嚼路遥《人生》等作品的间隙，我总是期盼着路遥那部史诗般作品的问世。1987年学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陕北一个偏远的乡镇工作，那里工作生活条件比较艰苦，读书成了我业余生活的主要内容。第一次出差到县城，我便去县新华书店买书，见到了期盼已久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回到乡上，在那个四野飘香的初秋，我有空就搬出一把舒适的藤椅，在院子的树荫下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扣人心弦的情节，诗化的语言，总使我情不自禁地大声朗读起来。我的心随着故事情节起起伏伏，孙少安、孙少平的经历感染着我、激励着我，从他们的故事里我仿佛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以他们为榜样，阅读的过程我痴迷在小说的情节中，思绪在平凡的世界里放飞着思想，设计着自己的人生。吸足了作品的养分，我满腔热情投入到工作中，业余时间参加了人民大学函授学习。第二年因工作成绩突出调县上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县统计局一位副局长那里，借到了《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和第三部，又是茶饭不思、专心致志地用了十多天时间看完了整部作品，感觉像吃了一顿风味十足的大餐，更像经历了一次酣畅淋漓的人生旅程。从此，陕北那片神奇的土地，成了我一生眷恋和关注的热土，2010年跟朋友旧地重游，回来后一口气创作了散文《品味陕北》，获得很多朋友的认可和称赞，还获得了陕西省首届网络文学优秀作品奖，只有我明白自己创作的主要源泉就是路遥和他的作品。《平凡的世界》里的人物和那些现实生活中的陕北人，成了我一生的朋友和榜样，无时无刻不激励着我、鞭策着我。但是，令我难以置信和接受的是，不久便听到路遥患有严重肝病的消息。
得知路遥患病的时候我已经调回老家工作，但难以割舍的文学情节，使我对路遥保持着兄弟般的关切和热爱。我在电视和报刊上获知他的救治情况，也从此后他的作品《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得知他那一段时间身体和情感的痛苦和煎熬。路遥于1992年11月17日因病英年早逝，年仅42岁。他的过早离世，使陕西乃至中国文坛遭受沉重打击，当时和此后的多年里，人们怀念他，为他痛哭，为他流泪，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自然也是其中的一位。
我哭路遥，哭他像流星一般划过天宇，给中国文学的天空闪过一道炫目而永恒的光彩，但是时间显得过于短暂，短暂得让人回不过神。那段时间陕西作家群的天空是阴霾密布的，先是路遥，接着是邹志安，在全国闻名的陕军东征号角刚刚吹响之际，几位旗手相继累倒，悲怆和伤感像泛滥的黄河水难以阻拦，伤透了文学艺术界同僚的心。中国先哲司马迁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如鸿毛。历史上帝王将相黎民百姓千千万万，那些能青史留名的必然是给这个世界带来光亮的人，路遥便是给这个世界投来永恒光亮的人。他以富有激情的咏叹、大气磅礴而又催人奋进的作品，鼓舞了几代人投身于中国当代这场波澜壮阔的改革之中，使这个时代成为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太平盛世，也使他本人成为亿万人敬仰和追忆的作家，他的作品翻印册数之多，读者之众，在中国近现代作家群里是少有的。可惜他走的太过匆忙，走得太早，没有把他积储于心的万千作品和人物留下来。我们时常猜想，以路遥的才气和抱负，假如他在世，《平凡的世界》只能是一个起点，属于他的文学高峰将是无法预见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扼腕疼惜的悲剧。
我哭路遥，哭他苦难的人生，哭他像一盏为故土为亲人过早燃尽的油灯。陕北是一个深情而又温暖的地方，陕北又是一方贫瘠而干涸的土地。路遥生活的上世纪50-70年代，饥饿像贪婪的虫子咬噬着人们，在获得巨大抗争精神的同时，衣食的窘迫境遇以及由此而衍生的人际之间的情感，成了路遥日后用之不尽的精神源泉，也成了他成名之后的精神和物质包袱。因为在《人生》获奖和路遥调到省作协工作之后，故乡的亲人把他看成神通广大的人物，他的家人接二连三地带那些曾经在困难时期接济过的他们家的亲戚乡邻，或为小孩上学求职，或为打官司找门路，找路遥解决这些问题。一时间，把刚刚融入这座古城，还在构思鸿篇巨制的路遥应对得焦头烂额。一个月的工资刚发完没几天就支出完了，整日为那些小事大事奔波求人，日渐成为曾经是他患难夫妻的林达无法接受，终于导致两个人情感破裂，使路遥经历了生活和情感的巨大伤痛，一包又一包香烟成了他缓解内心痛苦的唯一，多重的压力成了病魔的催化剂，加快了他迈向另一个世界的步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但是作为一个有血性的陕北汉子，他又那里愿意逃脱呢？在西安这座古城，我时常能碰见一些和路遥有相同境遇和尴尬的人们，那些来自农村在古城刚打拼小有所成，便被沉重的情感困扰得难以安宁的农家子弟。前几天跟一位同学聊天，他也是陕北人，毕业后不满现状创办企业挣了点钱，可是姊妹几个和一帮亲戚，有出车祸、有患病，还有欠人赌债的，都得他来买单，由此他索性给父母说想出家当和尚。这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贫瘠的土地，这就是我们不可逃脱的现实生活，滋养你成为一棵参天大树，就必然要你去回报，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伤痛，这更是一个民族匍匐前行中不可推卸的衍生品。
我哭路遥，哭他执着而不姑息个人身体的奉献精神，哭他文化基因的单纯和无奈。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其核心是儒释道思想相互交融、相得益彰，造就了中国社会几千年虽有波折坎坷，但总是螺旋式上升的精神支柱。智慧的人总能在不同环境、不同时期找到自己赖以参照的思想坐标，但是这样的智者太少，少得可怜，多数人总是在现实生活中碰得头破血流将要进棺材时候才悟到其中的奥秘。路遥的一生是奋进的一生，是为理想不懈追求的一生，更是为故土和乡亲奉献的一生。即就是在患病住院生命垂危的时刻，还在追求、还在奉献，以至于让弱小的生命之灯过早燃尽，是国家和家庭的损失，更是他自己的悲哀！我不禁想起庄子《逍遥游》的理想境界和庄子击盆而歌的那种洒脱和自在，假如路遥和我们现在沉迷于俗世中的人们能够有老庄之学的那种境界，社会历史乃至我们自己的人生都可以重新来书写，可惜在路遥血脉里流淌的只是儒家不懈追求的基因，由此导致了他辉煌而悲壮的人生。由此，我想到了我们的文化，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给我们留下了用之不竭的巨大财富，现代社会精彩纷呈，如何以传统文化为经，现代文化为纬，吸收借鉴世界各国优秀文化成果，形成我们可以借鉴和遵循的文化价值观，我想，在哭路遥这个文化先驱的同时，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和探索。
路遥与《延安文学》篇七
散文是一种作者写自己经历见闻中的真情实感、灵活的文学体裁。以下是小编分享的路遥散文，欢迎大家阅读!
我和俗溪最初相识在文化革命这幕戏剧的尾声部分。而在幕社会戏剧中，我伙扮演的角色原来是属于两个相互敌视的“营垒”，漫长而无谓的争斗，耗尽了所有人的热情，带来的是精神上的死一般的寂寥。文化革命作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结束了，但可悲的是，失败者之间的对产情绪仍然十分强烈，意外的是，我和谷溪却在这个时候成了朋友。把我们联系起来的是文学(这是一个久违了的字眼)。在那时之前，谷溪已经是省内有些名气的青年诗人，早在一九六五年就出席过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共同的爱好使我抛弃了派别的偏见，一起热心地投入到一个清风习习的新天地里，忘却了那场多年做不完的恶梦。尽管那时候的作品甚至连一篇也不能编入现在的结集里，但它在人生的篇章中永远占有不可磨灭的一面——那是在干枯的精神土地上长出的几棵稀有的绿草，至今仍然在记忆中保持着鲜活。在此期间，谷溪和朋友们编辑出版了诗集《延安山花》。当时在国内外行销几十万册，可以说这是文化革命后期中国大陆上第一本有泥土气息和文学意识的诗歌集子，不能不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后来，谷溪又和大家奔波着出了一张文艺小报《山花》(一九九二年将庆祝它诞生二十周年)。今国内许多有影响的作家和诗人当年都在这张小报上发表过他们最初的作品，有的甚至是处女作。一时间，我们所在的陕北延川县文艺创作为全国所瞩目，几乎成了个“典型”。所有这一切，都和谷溪分不开，他热情组织了这些有意义的活动。以后，我感到诗歌这碗诱人的汤水不适合我的脾胃，就改行涂抹起了小说，但谷溪一直痴心不改，始终热恋着他的缪斯，以至今天有了这本凝聚着他几十年心血的诗集。
诗人谷溪最初的职业是位火夫。那时他刚刚告别了少年。
贫困的家境使他勉强读完高中后，便开始自谋生路;和油盐酱醋打起了交道，无论在此之前还是之后，他都饱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作为陕北农民的儿子，他继承了劳动者那种顽强不息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几十年里，一边应付着生存的窘迫与尴尬，同时以音稚般的执拗在他心爱的黄土地上寻觅和采摘诗歌的花朵。
谷溪前期诗歌创作的风格，几乎完全是在学习陕北民歌(主要是信天游)的基础上形成的。他对陕北民歌的迷恋甚至到了有意或无意排斥其它诗歌形式的程度。他是吸吮着陕北民歌丰富的奶汁长大的。在运用这一形式方面，谷溪达到了很不一般的境界，有些诗作给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只是在内容方面受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局限，影响了作品的深度，因此编入这本集子中的寥寥无几，不能不使人感到一种历史性的缺憾。
读谷溪最初的诗作，你常常感到，那些诗不是用笔在纸上写出来的，而是用老镢头从地坦克挖出来的。有人就称他的诗是“老镢头诗”。当然，如果硬要把绣花针在绸缎上绣出来的诗和这种老镢头诗作比较，这种诗可能认为粗俗了一些，似难登大雅之堂。但我认为，面包和窝窝头各有各的味道，正如一句陕北乡谚所说：清油调苦菜，各取心里爱。
一副知识分子派头的谷溪，血管里流的是农民的血液，即使西装革履加上宽边眼镜也掩饰不住这种本质。他的劳动状态首先就像个陕北的庄稼汉，而且每有收获，第一个大受感到的常常是诗人自己。每逢有新作出笼，总要醉心地不厌其烦地给亲朋好友朗诵。在外人看来，他甚至有点过分地珍视自己的劳动果实，知情得当然是理解他的，因为他的每首得意之作，都几乎是洒尽汁水以至绞尽脑汁的产物。这个人没有上过大学，写作不可能凭空厚的学识功底，他也不属于那种脑瓜灵得不弹也响的才子，诗情经常能像自来水一样流个没完，谷溪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靠天赋写诗，有时甚至要等到诗神明白无误的暗示后，似乎才“恍然大悟”，而且农民式的拙朴常常造成逮一只蜻蜓，也用了捕捉飞鹰的大网，其艰难困苦，就不是雅兴计人们所能知晓的了，即使如此费尽心机，他也不是每次都能逮住那只美丽的蜻蜓。从诗人几十年的作品来看，他收获的数量并不是很多。但毋容置疑，在他所有的这些收获中，的确有许多掷地有声的货色，足以使我们对诗人的`劳动产生警意，我们可以猜想他在两次收获之间，常常面对的是大片的空白。他又是一个天性不安生的人，没有守株待兔的耐心，一旦失去诗的灵性，就忙乱而狂热地将自己投身于各种社会性的文学活动之中，指导初学写作者的创作直至其它的琐碎事务，即使出力不讨好也从不回心转意，这种热忱的付出也影响了他自己的创作。当然，他从未中断过对诗的执著追求，有时甚至毫无收获的指望，他也在辛勤耕种。这一点上，再一次体现出了他的农民本色，对一个农民来说，即使面对一个纯粹没有收获的秋天，他也绝不会为春播夏耘所付出的艰辛而生出丝毫的悔意来。
由此而论，我们觉得，谷溪在人生奋斗方面的收获可能要大于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收获。我们又很难评判其间的哪一种收获于人更为宝贵，也许人生奋斗过程中所得到的欢乐，要远比所得到的那个具体结果更为美好。这不仅对谷溪而言，大概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如此。
谷溪后期的诗作变化很大，进步也很大，他显然不满足于初期的山歌野调，试图用自由度现大的歌喉唱出对生活更丰富的感受，溪水奔涌出狭小的山谷，开始在较为宽阔的河床上流淌。我们甚至有一种河流突然改道的感觉，听见某种宏大的声势在他诗歌的河流中喧响。尽管某些地方显出了一种生硬或勉强，就总体而言，他后期的诗作表露出明显成熟的人生态度。对谷溪来说，这是一个飞跃，尽管这飞跃带着实验和探索的性质，这本诗集主要收编的是诗人这一时期的作品。可以看出，他显然在刻意追求一种深度，追求一种哲理意识，在展示现实生活的多棱镜面时，他尽量用冷静的手指拨亮历史的烛光给予其旷远的观照。而笼罩在这一切之上的，是诗人对陕北这块厚土的深深挚爱和杜鹃啼血般的眷恋，并以此唤起我们所共有的那种乡恋之情。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诗人在技巧方面的缺陷。另外，我们还觉得，在追求一种新形式、新表现的时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以牺牲和抛弃原有的东西作为代价。谷溪深厚的民歌素养应该在创作追求中得到体现——当然应该是一种升华的体现。